经济增长的阶段模板(10篇)

导言：作为写作爱好者，不可错过为您精心挑选的10篇经济增长的阶段，它们将为您的写作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们衷心期待您的阅读，并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您提供灵感和参考。

篇1

一、1978年～2010年三次产业分析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加到401202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15%，同时，三次产业所占比重也在不断变化中，其具体比重情况如下图所示：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三十多年来第一产业在我国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则一直保持稳定，一直在我国全国总产值中达到40%～50%的水平。因此，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可以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有一半是依赖于第二产业的。而在第二产业中，各细分产业的产值情况发展如何，就是本文重点分析的。

二、第二产业各产业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工业产业集中度情况

对于产业集中度，采用CR4、CR8来进行衡量，在本文中，这两个指标分别表示第二产业中细分产业中产值所占比重前四、前八的产业在第二产业产值中所占比重情况。

通过计算2004年～2010年7年的CR4、CR8，得到如下表的结果：

分析可以发现，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在七年中所占比重一直都很高，尤其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所有行业中的排名一直都处于前两名的位置，其他的包括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在CR4中都有排名，从总体的CR8来看，可以发现，除了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外，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在全国的排名也占据了前八位，而通过CR4、CR8在7年的数据来看，可以发现工业行业的集中度的走势是比较稳定的，前八个行业的产值在第二产业的产值贡献率在7年中均超过了一半，当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还是存在一定的变化，也在不断的出现轻微的波动。

（二）经济增长情况

本段分析中，为了上段与产业集中度的相关情况相对应，仅研究2004～2010年7年的增长率进行分析。

观察可以看出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最高，之后有所减缓。这从整体经济情况来看，与2007年所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有重大的关系，之后由于受此次危机的影响波及，我国经济情况一度受到压制，但是2010年我国的经济又有所回升，增长率达到17%，尽管不能说我国已经摆脱这次危机的影响，但是我国的经济也开始显示出回暖的势头。

（三）产业集中度与经济增长率

在本部分分析中，均采用变化率来进行研究，以使得分析结果更加符合我国目前实践情况，其变化情况如下：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明显看出经济增长率与产业集中度变化率呈现出负相关，即产业集中度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慢，甚至可能是负增长。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是因为集中度越高，那么垄断程度就越高，这样不利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会影响总体的经济运行。

三、对实践的意义

本文通过对2004～2010年间数据的处理分析发现如下几点：

第一，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我国所占比重一直很高，其原因有多个方面，本文主要分析经济学方面的因素，具体而言有如下：首先，该产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我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成本低，因此，该产业在我国发展迅速，并且在近年来呈现出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其次，由于我国现代化趋势加强，我们正在积极的运用先进技术来改善我国的现实情况，这就要求我们有足够的人员、技术、资金投入这个产业，因此产业在全国所占比重高也是必然的。

第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这三个产业在我国排名均在前8位，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贡献。

第三，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在全国比重也在前8位，其原因为该产业对我们而言是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因此对其的依赖性很强，在我国的比重很高，对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四，对经济增长率和产业集中度变化率之间的分析，可以明显的看出，两者之间存在负的关系，即经济增长越快，产业集中度应下降，反之亦然，而这一点也与我们在经济学中所学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这是因为，产业集中度越高，那么表明这个国家的垄断程度越高，这样就不利于市场竞争，会造成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导致消费者剩余遭受很大损失，从根本上来说是占有了消费者的权益。从理想状态下，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是最优的，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制约，不可能存在完全竞争的环境我们只能希望市场环境向着完全竞争的情况发展，以使得各种资源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最大限度的引导市场向着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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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志广.是垄断还是效率——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04，（12）.

篇2

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高速增长阶段对城镇化意味着什么？

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开始由过去长达三十多年接近10%的经济高速增长转为7%以上、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由于发展基数越来越大，维持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已不现实。从需求条件看，靠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型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我国经济高增长过分依赖政府高强度投资的负面效果日益明显，投资效率下降，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产能过剩严重，长期下去不可能持续。而外需受到国际需求市场需求低迷的影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从供给条件看，随着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提高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以及以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为表现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再加上技术、管理等其他要素供给不足和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增强，经济潜在增长率也不断下降。此外，多年积累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如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严重等，也对经济高速增长形成制约。特别是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将面临转型陷阱、拉美陷阱、福利陷阱、城市化陷阱、资产泡沫陷阱、金融陷阱、捧杀陷阱等复杂问题。在中等收入阶段保持中高速增长，不仅需要形成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高品质制度体系，而且需要摆脱增长机制锁定，寻找增长与跨越的内在驱动。因此，在中高速增长阶段，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相互交织，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相互影响，使经济社会环境日趋复杂化，从而对城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经济增长换挡调速，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需要城镇化释放需求和创造供给的能量。在增长速度换挡阶段，由于市场需求和供给因素的变化需要一定的时间，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发展惯性，往往高时愈高、低时愈低，因此高速增长阶段重点要防止经济过热、增速冲破上限，而增速放缓时重点要防止经济失去活力、增速跌破下限，这就需要加强宏观调控，使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范围内。而且，在增长速度换挡阶段，依靠国家大规模投资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由投资拉动向需求拉动转变尚需时日，对外贸易状况短期内也难有根本好转，因此国家宏观调控难度增加，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迫切需要对经济的需求面和供给面进行深度调整，寻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城镇化既能释放需求，也能创造供给，如果能够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就可能有效担负起时代的重任。

二是经济结构问题突出，转型升级迫在眉睫，需要城镇化推动重大结构性问题的解决。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以后，我国目前经济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转型升级压力依然较大。从内需结构看，经济增长对政府投资、外贸出口的依赖程度依然较高，居民消费、投资所占比重严重偏低，通过刺激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带动经济增长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从三次产业比重看，二产独大、三产比重偏低，2011年底我国三产比重约为43.3%，不仅远低于高收入国家74.3%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5.6%的平均水平；从收入分配结构看，我国劳动报酬所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不及40%，而世界通常比重是劳动报酬所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二，贫富差距依然较大。

三是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生态保护要求强烈，需要城镇化与生态文明耦合推进。近年来我国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显著增大，是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发展方式以及体制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许多重要资源、矿产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发展受到的资源环境约束相对较大，三十多年比较粗放的发展方式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破坏，而体制机制的不顺和制度的缺失也导致了唯GDP主义的盛行，不少地方发展经济是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做代价的。一些城市“十面霾伏”、“水漫金山”、“垃圾围城”，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迫切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城镇化与生态文明深度耦合，处理好城镇化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关系。

四是“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尚存，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务繁重，要求城镇化发展中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但长期以来，不少城市更多的是购买他们的劳动力，仅仅把他们看成是劳动者，而不是城市里平等的一员。如果城镇化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城镇化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在城镇化的发展中，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以后，城乡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在某些领域矛盾还比较尖锐、迫切需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在城镇化进程中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五是国际关系深度调整，亟需扩大迂回空间，城镇化应当成为我们手中的大牌。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进入新一轮调整转型期，发达国家提出了再工业化的口号，纷纷制定优惠政策将先进制造业留在国内，同时贸易保护主义也重新抬头，并试图通过 TTIP和TPP绕过WTO建立国际贸易新规则，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面临深度调整。我国科技投入、创新能力不足，科技进步贡献率40%，与发达国家 70%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大量出口产品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少数高端产品出口受到打压，与发达国家竞争处于明显劣势；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成本提高、汇率上升，后起发展中国家以较低的成本和价格参与国际分工，我国在一些传统领域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这种“前堵后追”局面使我国拓展国际市场的空间缩小。为了增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我们要打好城镇化这张牌，增大回旋余地。

在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对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内涵有什么要求？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发展，为经济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作出了重大贡献，推动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动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一点要充分肯定。但是，以往的城镇化为了服务于经济快速发展，将注意力集中在土地开发利用上，在为经济提供发展空间、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收入的同时，对普通居民的利益保障、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视不够，也存在着“见地不见人”、半城镇化、被城镇化、贵族化城镇化、“式”城镇化等诸多问题，也受到了社会舆论的不少批评。在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以后，增速放缓使城镇化发展中的矛盾更加凸显出来，特别是强制拆迁、环境污染、农民工权益、棚户区、零就业家庭等问题饱受诟病，并成为引发社会矛盾和的重要根源，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不公问题反映越来越强烈，迫切需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不同于过去的城镇化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城镇化道路。这里讲的中国特色，主要有三点：其一，中国是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要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应该说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情。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其二，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比较严重的国家，如何破解城乡二元，是我们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要有耐心和定力。城镇化目标正确、方向对头，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其三，工业化、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三件事情一个也不能少，属于同步进行、叠加进行，这个难度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难度要大得多，与先行现代化国家的历程不一样。走出一条新路，而且世界经济和生态环境也将从中受益。我们理解，所说的中国特色，更多的是要考虑中国这三个特殊的国情，在考虑这个国情的基础上推进我们新型城镇化建设。我们推测，如果到2050年，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基本保持在平稳线上，城镇化历史任务能够真正稳妥完成，就是了不起的世界级水平的成就。

那么，什么是新型城镇化？简言之是以人为核心、以质量为关键、以改革为动力。如果再具体一些怎样讲？以往我也做过归纳，曾提出过四条和六条，根据中央城镇化会议的精神，我重新归纳为七条，就是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城乡互动、科学布局、绿色低碳、传承文化、体制创新的道路。

第一，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公平共享、包容发展的城镇化。要合理引导人口流动，重点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城镇化科学发展的根本保证。以往的城镇化，一些地方热衷于“盖高楼”、“造新城”，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倾向。而一些地方因城镇建设和管理滞后，“城市病”已经显现，影响了城镇居民工作和生活质量。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是要努力破解城乡二元体制和城镇内部的二元结构，使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过上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第二，新型城镇化，是坚持四化同步，体现产业支撑、就业优先的城镇化。城镇化要有产业支撑，要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信息化和城镇化深度融合、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有了四化并举，产业（包括金融和技术）发展起来了，城镇就能够集聚人气，有了吸纳就业的能力，实现产城人三方面的融合，并能够向智慧城市前进。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难以提供就业岗位，就是“唱空城计”，就会出现“空城”或“鬼城”。一些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较好地协调了四化同步，实现了现代化。而一些拉美国家由于四化不协调，就业问题突出，城市里出现了大量贫民窟，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在城镇化发展中，我们要补上服务业的短板。服务业是城镇就业最大的容纳器，多为中小微企业，有的甚至是夫妻店，铺天盖地，潜力很大，要大力扶持，加快发展。

第三，新型城镇化，是坚持城乡互动，体现以城带乡、工农互惠的城镇化。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的主要障碍，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推动新型城镇化要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严防死守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要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规模经营，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鼓励发展、大力扶持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主体。要探索农民变市民，进城不离乡，“就地就近”城镇化的路子。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健全体制机制，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城镇化进程、共同分享城镇化成果。

第四，新型城镇化，是坚持科学布局，体现因地制宜、协调有序的城镇化。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城镇化总体布局做了安排，提出“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格局，要一张蓝图干到底。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和潜力，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东中西地区因地制宜、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城镇规模结构。目前，我国人口过度向少数特大城市集中，城市过度向东部集中的势头越来越明显，造成大城市规模过大、小城市规模太小、地区差距日益扩大，城市布局不够合理。这不仅产生大量的经济问题，而且带来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生态问题。由于中西部地区城市发育明显不足，这导致了人口长距离大规模流动、资源大跨度调运，极大增加了经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成本，不仅不利于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也不利于维护民族团结、保障国家安全。要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基础上，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第五，新型城镇化，是坚持绿色低碳，体现承载力强、和谐宜居的城镇化。要根据城镇人口增长趋势和资源环境变化态势，着力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将生态文明融入城镇化全过程。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及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倍受考验，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路子不能再走下去了，必须坚持绿色低碳发展。要按照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减少工业用地，适当增加生活用地特别是居住用地，切实保护耕地、园地、菜地等农业空间，划定生态红线。科学设置开发强度，尽快把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

第六，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传承文化，体现历史文脉、民族特色的城镇化。城市建设水平是城市生命力所在，也是城市的软实力。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既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邯郸学步，避免走弯路；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要融入让群众生活更舒适的理念，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体现民族文化的自信；要加强建筑质量管理制度建设，把文化和文明体现在有生命力的建筑中。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既要提升和传播城镇文明，也要保护和尊重乡村文明，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

第七，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体制创新，体现两手结合、改革配套的城镇化。要更加重视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两手结合，两手都硬。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实践证明，成功的城镇化，既是市场调节、自然发展的过程，又是政府调控、规划引导的结果。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与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没有发挥好、没有协调好密切相关。虽然市场存在着外部性等缺陷，但总体上看，我国过去曾经走过由政府包办、排斥市场作用、忽视民间力量的城镇化道路，政府过分干预是造成市场信号扭曲、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同时，政府越位与缺位并存还影响了政府作用的发挥，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却没有管好。今后，一方面要坚持微观交给市场，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城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又要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土地用途管理、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

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有哪些红利释放？

在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中国将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二是如何发掘和用好新的增长点。 201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2.57%，距离65-70%的城镇化率还有很大的空间。考虑到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29%，城镇化的发展空间更大。而且，我国城镇化地区差距也很大。从三大地区看，2011年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为61.07%，中部为46.99%，西部为42.99%，东部比中部高14.08个百分点，比西部高18.08个百分点。从各省份看，城镇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市与最低的贵州之间相差58个百分点。这说明城镇化在增加供给、刺激需求、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等方面还有很大的作用空间，能够在较长时期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首先，新型城镇化是经济运行稳定在合理区间的重要保证。中高速增长阶段，我们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经济增长的下行惯性，同时避免在刺激经济时引起物价的大幅上涨，就需要充分利用城镇化自身具有的巨量市场需求、供给能力，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调控阀”，保证国民经济维持一个合理、稳定、较快的发展速度。城镇化将产生巨量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需求，改变农民原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和民间投资、消费的蓬勃发展；城镇化将大量农民转变成市民，有利于增加劳动力市场供给、促进耕地和建设用地有序流转，对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大有裨益。一言以蔽之，城镇化巨大的内需空间和强大的要素供给能力增强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是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的重要保证。

其次，新型城镇化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推动力。在中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在保证经济总量持续增加的同时，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城镇化是我国内需最大潜力之所在，搞好城镇化有利于减轻经济增长对出口、投资的依赖，城镇化的聚集效应也有利于普通居民服务业及科技、金融、信息、物流、文化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城镇化能够为科技创新的产生和应用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为我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中占据主动位置提供了良好条件；城镇化通过人口非农化、社会保障体系和财政转移支付措施，可以为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等突出问题的解决提供契机；另外城镇化通过人口聚集实现资源能源的集约利用和生产生活废弃物的集中处理，能够切实减轻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资源造成的 破坏。

第三，新型城镇化是推动改革释放红利的重要突破口。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最关键的还是要靠体制机制的完善，靠改革红利的充分释放。在中高速增长阶段，各种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出来，目前社会利益格局基本形成，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要形成共识推进改革并非易事。而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棚户区改造、城市环境质量等问题，社会比较关注，认识也比较统一，可以先行一步，通过城镇化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推动改革，为收入分配、土地制度、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行政体制等整体配套改革的全面推进创造有力的条件。

第四，新型城镇化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平台。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是城镇化的起点而非终点，城镇化建设过程是解决好城乡居民生产生活、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全过程。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实现城镇化和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各地在实际推动过程中也将产城融合、耕地和建设用地有序流转作为城镇化发展的基本条件，这有利于保障城乡就业这一“民生之本”；新型城镇化将农民工市民化和棚户区改造作为城镇化推进的重点工作，有利于改变农民工和棚户区居民居住条件差、家庭收入少、保障水平低的现状，改善底层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城镇化需要加强城市交通、地下管网、废弃物处理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加大对城市水源、空气质量的检测和保护力度，这有利于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克服城镇化粗放式发展带来的各种弊端。

第五，新型城镇化为赢得国际合作主动权提供了战略迂回空间。“入世”使中国享受了十年扩大开放带来的红利，但目前这种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劳动力原材料成本上升、新兴市场崛起、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歧视性贸易摩擦增多等诸多因素叠加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城镇化将立足点放在内需上，可以有效减轻外贸增长乏力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和个别国家对我国和平发展的遏制；城镇化的集聚效应和绿色低碳发展方向能够有效减少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消耗，降低我国对外资源能源依赖程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我国城镇化搞得好，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为国外的产品、资金、技术等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这为我国赢得国际交往的主动权和国际话语权提供广阔的战略迂回空间。

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有 哪些？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一个自然历史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推进城镇化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正确处理若干重大关系，这里重点讨论三个问题：

（一）正确处理速度与质量的关系。

按照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揭示的城市化发展三发展阶段论，我国在30%～70%之间都将处于城镇化加速阶段，这是城镇化发展的规律。根据城市病发展的四阶段论，城市化率在50%～70%是城市病的发作阶段，城镇化是不健康的。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应该说进入了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和城市病发作阶段的叠加期。从中国城镇化过程的特征看，在中国城镇化刚刚进入快速发展和城市病发作阶段的叠加期，虽然还没有出现诸如拉美和印度那样严重的“城市病”，但也存在诸如“半城镇化”、“隐性城镇化”、“被城镇化”、“过度城镇化”和一定程度上的“病态城镇化”等现象和问题，而且各种问题和矛盾日渐积聚、突出。此外，由于缺乏有效措施和调控机制，在城镇化宏观整体布局上，还存在着大城市过度集聚、小城镇发展无序，地区发展失衡、城市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未雨绸缪、及早诊治，势必演化为日益严重和难以治疗的“城市病”，甚至陷于“拉美陷阱”，严重影响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因此，在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周期和城市病显性化和发作阶段的叠加期，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速度太慢的问题，而是城镇化质量方面存在缺陷，我们必须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关键，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否则，城镇化就走不下去。从当前的情况看，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积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逐步解决半城镇化问题。要按照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坚持两手抓，一手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一手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二是要以人为本，妥善解决城市病问题。要提供与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的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优先解决城镇人口的就业、安居、教育、医疗、交通等问题，提高城镇居民生活质量。三是要转变城镇发展模式，提升城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要加强城乡不同类别的空间管制，大力推进低碳生态城市建设，促进城镇集约紧凑发展；围绕提升城镇发展软实力，加快城镇服务功能建设和综合管理，提高城镇管理服务水平。四是要建立城镇化发展评价体系，确保城镇化健康发展。科学制定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将城镇化质量纳入政绩考核、重大事项督查范围。

（二）正确处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 关系。

篇3

一、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分析

一个国家的总需求由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构成，其中国内需求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政府购买需求构成，国外需求即出口额减去进口额。长期以来投资、消费、进出口被称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大，消费的贡献作用小，它们分别可以通过投资贡献率和消费贡献率来反映，其中投资贡献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增量与GDP增量的比例，消费贡献率等于最终消费增量与GDP增量的比例（见表1）。

表1　投资、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情况

注：数据根据《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而得

从表1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投资和消费绝对额的增加还是它们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比例来说，投资对GDP的贡献从总体上超过了消费对GDP的贡献，在2009年，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甚至超过了80﹪，同期消费贡献率竟然还不到50﹪，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超过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接近40个百分点，国民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拉动，造成经济增长方式畸形。

二、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下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

1．农村居民消费不足

居民消费支出从消费主体上来划分，可以分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2001年至2010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额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额分别从15791.0亿元增加到30897.0亿元，33644.9亿元增加到102393.9亿元，农村居民消费支出额虽然逐年递增，但增加的幅度比不上城镇居民消费支出额增加的幅度。与此同时，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总额的比例由2001年的31.9﹪下降到2010年的23.2﹪，不足三成，与此同时，城镇居民消费支出额占居民消费支出额的比例由2001年的68.1﹪增加到2010年的76.8﹪。综上所述，农村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是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2．居民消费能力不足，阻碍需求增长

2001年到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由6859.6元增加到19109.4元，2366.4元增加到5919.0元，虽然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纯收入不断的增长，但收入的大部分花费在食品支出当中，这可以从恩格尔系数看出，这十年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保持在35﹪和45﹪左右，这意味着城乡居民的生活还不是很富裕，即使有消费的欲望，但缺乏购买能力，潜在的消费需求不能转化为实际的消费需求。

3．未来预期不确定，储蓄动机强烈

无论是弗朗科·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还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他们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当期消费不只同现期收入相关，而是以一生或永久的收入作为消费决策的一个依据。随着教育、医疗、住房等各项改革的逐步展开，居民对未来的支出预期明显增强，表现为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不断降低和储蓄动机不断加强，从2001年到2010年这十年间，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均增长15.4﹪。由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可知，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的和等于1　，平均消费倾向和平均储蓄倾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人们倾向储蓄，用于消费的收入自然就会减少，从而造成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足。

4．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收入分配的差距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表示，它是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吉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等于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实际的吉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吉尼系数越大，则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吉尼系数越小，则收入分配越接均。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据联合国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突破0.52；201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将突破0.55，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①。中国百万美元富翁家庭达111万户，世界第三超过1亿美元的家庭达393户，世界第八。但按世界银行每天2美元的标准，中国贫困人口依然有1亿多。再加之目前物价水平偏高、高房价，我国的两极分化现象比较严重。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穷人的边际倾向较高，但社会中富裕阶层的普通消费已经饱和，而下层人们虽然有消费的欲望，却没有消费的能力，从而难以转化为有效需求。

三、拉动国内消费需求的对策建议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确保"三农"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确保农副产品最低收购价格不折不扣的实施，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发展优质、高效的新型农业，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实施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完善土地征用方法和补偿标准，保障农民的收入水平不低于征地之前；进一步完善农村新型医疗合作保险制度，进一步扩大和增加医疗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和报销；积极探索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农村养老保险市场。

2．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城乡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使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变为实际有效的社会消费需求。

3．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调节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城乡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进一步完善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在当前财政状况允许的前提下，提高对城乡低保家庭的补助水平，从而提高全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变潜在的消费需求为有效的社会消费需求。

注释：

①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1]白暴力．总消费需求不足的核心机制与解决对策[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8，（1）：17-20．

[2]刘兵．影响内需的原因及对策分析[J]．特区经济，2008，（3）：213-215．

[3]卢有红．中国内需拉动的关键点与破解新思路[J]．现代经济探讨，2009，（7）：34-38．

[4]魏凤娟．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缓慢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J]．经济师，2007，（9）：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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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消耗。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实现的。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偏高。从主要产品的单位能耗来看，火电供电煤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2l％，水泥综合能耗高45％，乙烯综合能耗高31％。从主要耗能设备的能源效率来看，机动车百公里油耗比欧洲高*％，比日本高20％，比美国高10％；载货汽车百吨公里油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l倍以上。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的2～3倍。

从水资源利用来看，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且时空分布不均，但水资源浪费严重，利用效率低下。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为0．4，是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100立方米，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多数城市供水管网跑冒滴漏损失率超过20％。从矿产资源的消耗强度看，在现行汇率下，我国每万美元GDP消耗的钢材、铜、铝、铅、锌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6、4．8、4．9、4．9和4．4倍，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高出许多。

(三)高排放。高消耗换来的高增长，必然是高排放和高污染。小机组发电比例高，耗煤就多，粉煤灰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就多；立窑水泥比重高，矿山利用率就低，废石和粉尘排放量就多；草浆造纸比例高，耗水量就大，废水排放量就多；低效磷肥比例大，磷矿利用率就低，废渣和废石就多。我国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年我国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总量453亿吨，其中化学需氧量排放1348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2120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目前，我国每年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近10亿吨。

(四)不协调。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木桶定律”，是说木桶的实际容量，不是取决于桶壁上最长的那条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条板，那些高出最短木条的部分是无效部分。同样的道理，经济结构不协调状态下的增长，会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效增长。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无论是三次产业结构、产业内部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还是城乡结构、地区结构、重大生产力布局等都存在不合理的问题，有些方面还比较突出，严重制约着经济的整体增长和总体效益的提高。

从农业来看，我国农业基础依然薄弱，“三农”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农业的“短板”，直接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农民的消费水平和农村市场的开拓，并进一步制约其他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从服务业来看，目前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2．3％，不仅低于全世界平均64％的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45％的水平。服务业不发达，就不能为其他产业提供便捷、高效的物流服务，质优、价廉的信息服务，以及高效的融资、市场中介等服务，就难以促进其他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和技术创新，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服务业的“短板”，影响其他产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水平，并最终降低经济增长的效益。据估算，我国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的比重高达20％，比发达国家高出近1倍。

从工业来看，虽然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工业的整体水平已有了很大提高，但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装备制造业的水平不高。许多关键设备都要依赖进口。据统计，我国光纤制造设备和60万千瓦发电站控制设备的几乎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的85％，石油化工制造装备的80％，轿车工业装备和数控机床等的70％都被进口产品占据。装备制造业基础性强、关联度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生产消耗水平和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技术装备水平落后，能源、原材料消耗就高，产品的层次和附加值就低，产业的竞争力就差，增长的代价就大。这些行业的“短板”，特别是关键技术设备受制于人，必然会减缓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进度，增加结构升级的成本，削弱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从而制约增长质量和竞争力的提高。

从企业组织结构看，我国企业组织结构相对落后，“大而全”、“小而全”在某些行业依然突出，专业化分工不够发达，行业集中度不高。不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影响劳动力、技术、资金等资源的优化组合，会造成人力与物力资源的浪费，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加企业的成本，削弱整个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竞争力。

(五)难循环。从资源流程和对环境影响的角度考察，增长方式存在着两种模式：一种是传统模式，即“资源一产品_废弃物”的单向线性过程，创造的财富越多，消耗的资源就越多，产生的废弃物也就越多，对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另一种是循环经济模式，即“资源_产品_废弃物_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模式，在一些发达国家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全世界钢产量的1／3、铜产量的1／2、纸制品的1／3来自于循环使用。水的循环利用更为普遍，一些发达国家在17个产业部类的生产中，水资源的消耗速率已达到“零”增长，有的已实现负增长。国外钢铁企业采用高炉喷废塑料、余热余压发电等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不仅减少了污染，还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美国用铝废料生产的再生铝占其铝产量的50％以上。巴西铝饮料罐的回收率高达85％，日本为82．5％，美国为55．4％。

目前，我国资源回收率还比较低，综合利用率不高，许多可以利用或再利用的资源却成了废弃物。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为33％，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55％，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分别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个、*个和20个百分点。煤炭资源综合回收率为30％左右，其中大中型煤矿为40％～50％，小型煤矿只有10％一15％。我国每年产生上亿吨的粉煤灰，历年积存量已有30多亿吨，目前的综合利用仅限于生产水泥、墙体材料或者铺路、建坝等，大量高附加值的物质没有开发利用。我国每年约有500万吨废钢铁、20多万吨废有色金属、1400万吨的废纸及大量的废塑料、废玻璃等没有回收利用。

(六)低效率。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的增长，必然是低效率。我国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46、日本的1／41、法国的1／34、德国的l／32。剔除农业人口多的因素，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也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

16、德国的1／12和韩国的1／7。我国水泥企业的人均年产量不到500吨，世界先进水平一般在8000吨以上。我国重点煤矿原煤生产效率是每人每天3．4吨，而美国为44吨，德国为11吨，俄罗斯为9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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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展经济增长理论,更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笔者曾构造了一个新古典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综合体(《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中国积极增长路径转换》,刊载于《中国软科学》2009第3期)。其中,市场的活动主体为逐利的厂商,可以选择模仿或者自主创新来推动技术进步,同时也考虑了资本投入的异质性,以中间产品种类的差别体现资本异质性,其中的扩展模型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展开分析,当条件满足时,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赶超;当条件不具备时,这些国家就只能陷于模仿陷阱,增长停滞。在发展中国家应以模仿为主的发展阶段,创新型企业无法在竞争中战胜直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模仿型企业,因而研发投入并不会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更多的促进作用。而且,由于研发活动还要占用一定的生产资源,可能反而会表现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性。所以,在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处于较低阶段时,技术进步主要靠模仿来实现是有效率的,此时研发活动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小,甚至会阻碍增长,投资特别是物化了更先进技术的设备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应有显著的推进作用;当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发达国家出于保护本国技术领先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会停止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继续模仿的成本上升至自主创新开始有利可图时,发展中国家的自主研发才会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此时,设备投资不再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让位于研发活动了。在由以模仿主导的技术进步向以独立自主创新为主导的技术进步转变的过渡阶段中,逐利企业也会发挥主体作用,同时政府干预,向下扭曲要素价格,高估企业价值对于经济快速实现赶超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相比,不同之处在于,笔者的“模仿通向创新之路”的模型之中,融合进了内生的技术进步;而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相比,最为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推动技术进步的主导形式具有阶段性。

这样,我们得出如下基于理论分析对于中国及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的几点判断:

1.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进步路径具有内生的演化机制。逐利的微观主体为引导全社会推进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发生变化,由以模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为主要形式推动技术进步的阶段,过渡到以自主研发为主要形式实现技术进步的阶段。所以,后发国家要建立起市场环境,特别是培育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这种创新精神有助于推动全社会的技术进步。

2.模仿的先进技术多数物化在机器设备当中,因而对于处在模仿阶段的国家,高投资率是更多引入先进设备,推动技术进步,从而实现经济更快增长的保障。如果国内的储蓄率过低,不足以支撑高投资率,可以借助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弥补国内投资不足。国际经验表明,相对于向国外借款,外国直接投资因无需还本付息,对于经济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更为稳妥。但是,当一国技术水平发展到以自主创新为主要形式推动技术进步的阶段以后,外国直接投资对于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就会下降,所以不能盲目迷信引进外资来促进增长的作用,FDI加速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

3.由于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顺利实现由模仿到创新的转换,有的国家陷于模仿陷阱,经济停滞。陷于模仿陷阱的因素有很多,相应地也为政策选择留有很大余地。依靠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能够得到较快的增长速度,但并不能使得陷入模仿陷阱的国家避免经济最终停滞在较低水平的均衡处。此时,需要选取的政策措施包括提高模仿效率和降低资本使用成本,增强企业的获利能力,提高企业价值,借此摆脱模仿陷阱。

4.对于能够自发实现技术进步形式提升的国家,在本国技术进步处于模仿阶段时,可以通过高估企业价值的政策手段加速经济增长过程,缩短该国经济处于模仿阶段的时间。高估企业价值可以通过向下扭曲要素价格和本币贬值得以实现。这样的政策手段在依次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中国的增长路径中,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

5.中国30年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处在模仿阶段中,低价工业化的加速效应,这在改革初期的制度变化带来的效率提升消耗殆尽后更为明显。所以,截至本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增长都在最优增长路径上或在其附近运行。伴随着经济增长,中国实现了大幅度的技术进步,而非毫无意义的粗放式增长。

6.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路径,基本处于由模仿向创新的过渡阶段,对外模仿、吸引外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出现下降,而自主研发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显著上升。要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地增长,必须处理好模仿阶段和自主创新阶段的衔接,不同阶段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极为不同。模仿阶段政府可以有较大的活动空间,甚至可以主导经济的发展,通过向下扭曲要素价格和超贬本国汇率等手段,直接干预经济,提高企业的获利能力来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在自主创新阶段,政府的活动空间相对减小,因为任何违背市场的定价机制从长期来看都是难以为继的,如果厂商和消费者具有完全理性,那么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在短期内也是无效的。在由模仿阶段向创新阶段的过渡期间,最优状态应该是政府逐渐减少对经济的扭曲,将生产资源的定价权逐步交还给市场。

7.由模仿阶段向创新阶段的过渡绝不是瞬间能够实现的跳跃式过渡,而是渐进式的过渡。起先是整个国家处于模仿阶段,生产中间产品的所有厂商完全向发达国家模仿;随着本国技术水平的提升,小部分能力最强的厂商开始创新,而大部分厂商仍然处于模仿阶段,此时模仿企业可能会将模仿对象转移为国内的技术领先者,特别是在国内市场需求超过领先厂商生产能力时,更为显著;当国内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大部分厂商开始转向研发活动,只有小部分能力极差的厂商模仿,直至最后所有技术领先者均自主研发来推动技术进步。在过渡阶段中,国家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也要相应地作出调整与变动,以适应经济增长路径的顺利过渡。这就包括在模仿阶段被扭曲的要素价格和被贬低的本国币值的调整。理论与实践都告诉我们,这种调整应该谨慎对待,否则极易引起整个经济的大幅度震荡。如日元升值过于激烈,相应配套政策推出不利,致使日本的整体经济陷于停滞达十年之久。

向下扭曲要素价格,高估企业的获利能力,确实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只限于模仿阶段,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当企业进入创新阶段以后,被扭曲的要素价格也包括被低估的汇率都要回升至正常值。如果中国真的已经进入了创新阶段,或者是进入由模仿到创新的过渡阶段,那么这种价格重估就是常态,而非短期冲击。要做到两个接受:一是接受模仿企业获利能力逐渐下降的事实,二是接受经济增长率开始放缓的事实。

劳动力的价格增添了社会保障性的支出;资金价格的重新估值是恢复了资本的市场价格,或者,至少是资本价格向其自身的市场价格回归;资源价格和土地出让也不再为招商引资服务,开始体现它们应有的价值;这一切都在压缩企业的获利能力,进而降低了企业的价值。企业价值的降低宏观上相应表现在经济增长率上,就是经济增速的减缓。

当然,生产要素价格的回归幅度与速度要有优化选择,与所处的技术进步路径的状态(即模仿实现技术进步与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的相对比重)相适应。特别是对劳动力的价格回归更要平稳,如果分配给消费的资源过多,就极易形成未富先老的社会状态,追求过多的社会福利将使得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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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2-0010-06

当经济增长接近“自然增长率”水平时，经济运行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因此，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存在大量“自然率”命题，例如“自然增长率”、“自然失业率”和“自然利率”等 (Blanchard,et al，1989)。同时，当经济运行与“自然率”水平出现显著偏离时，不仅产生经济周期波动，造成社会资源配置的变形，还会导致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干预 (Ginsburgh,et al，1998)。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显著的周期性波动，例如出现了1990年至1992年的经济低谷、1996年实现的经济“软着陆”、2003年开始的经济“软扩张”(刘金全，2003年)。步入2008年后，中国经济又开始出现了名义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双重膨胀，在通货膨胀加剧的同时经济再次进入快速增长阶段。这段已经30年的快速增长和迄今仍然存在的持续增长预期，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轮增长型长波的主体区域，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过程的“自然率水平”形成并稳固起来。为此，我们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自然率”属性和经济长波特征进行描述和检验，并对相应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给出重要的对策建议。

一、接近和保持“自然增长率”是实现增长型长波的基础条件

“自然增长率”水平一定对应着经济增长的某种“自然”状态。在此“自然状态”下，经济增长过程的某些动态属性具有和谐与稳定的特征 (Apel，et al，1999)。中国经济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由此进入了经济转轨时期的快速发展轨道。在大量投资和无弹性劳动供给条件下，中国经济开始了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快速形成和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过程。显然，无论是总需求还是总供给的膨胀，都将带来产出和价格水平的波动。但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长达30年之久的快速和持续增长，其间至少经历了六个增长型经济周期的转换，这必然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机制具备了形成经济长波的内在机制和经济基础，这也预示着中国经济正在接近或达到“自然增长率”的增长途经。

显然，在不同的参照标准下，经济系统存在多种“自然率”状态，这些经济状态都与“自然增长率”有关。在物质资源得到有效使用的“自然”状态下，经济中的某些资源应该能够得到充分和可持续的利用，社会福利水平也应该得到最大的改进，经济效率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等；在劳动力资源得到有效使用的“自然”状态下，劳动力市场应该在没有“非自愿失业”下达到“出清”，劳动力市场所存在的“摩擦”或者“障碍”被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以内；金融资本以合理的利率水平进行租赁和出租，资本市场供需处于基本平衡状态，此时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协调一致，呈现出“自然利率”特征。显然，经济系统中的一些“自然”状态是彼此相容或者不相容的，相容时可以同时出现或者彼此促进，不相容时则彼此冲突或者制约。因此，当稳定性的经济增长长波出现时，这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然属性基本上达到整体上的协同和匹配，这样经济系统才会在接近均衡状态下具有长期稳定性和持续性。

经济长波与“自然增长率”的内在关联主要出自于“自然增长率”的属性。新古典宏观模型中总供给曲线中出现的“自然率”是指实际产出的“自然率”水平或者“自然增长率水平”。新古典宏观经济模型的供给函数经常采用下述菲利普斯曲线方程或者Lucas供给函数形式 (Phelps，1967)：

πt=α(yt-y)+πet(1)

这里πt和πet分别是实际和预期通货膨胀率，yt是实际经济增长率，y是“自然率水平”。菲利普斯曲线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假设短期内无法及时调整资本要素，则劳动力投入是实际产出的主要要素，此时的“自然率”水平也对应着劳动力充分就业的“自然率”水平；当经济个体能够形成通货膨胀率的理性预期，并且该预期在短期内是完全可预见的，即πt=πet，则此时经济能够达到“自然率”水平。“自然率”假说与理性预期假说的结合是必然的，因为经济接近“自然率”水平被认为是理性预期的一种必然结果。

如果理性预期条件满足，则上述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可以表示为：

yt=β0+β1yt+εt(2)

其中εt=πt-πet是通货膨胀率预期中的“惊异成分”，yt是某个时期内的增长率“均值”，表示一个阶段内的“自然增长率”水平。上述菲利普斯曲线机制表明，在经济长波轨迹上，经济增长将围绕着“自然增长率”进行，此时非预期通货膨胀率，即通货膨胀率“惊异成分”对经济增长产生妨碍作用，如果一旦出现通货膨胀率预期高于真实通货膨胀率，则提前采取的紧缩性政策将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导致宏观调控的社会福利损失。这意味着政府在对通货膨胀进行预期诱导时，绝不能夸大通货膨胀预期，应该尽量降低通货膨胀“惊异”的作用。

显然，上述菲利普斯曲线机制所蕴涵的“自然增长率”水平与经济稳态路径要求的“自然增长率”水平密切相关。正是由于围绕“自然增长率”水平，宏观经济总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这才形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基础，也为经济政策干预提供了工具选择依据。

如果经济没有接近或者达到“自然增长率”水平，那么在长时间内将会出现经济增长的收敛或者趋同现象，即初始人均产出较低的国家将出现快速经济增长，并最终向人均资本―产出水平收敛，这种经济增长规律被称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假说”(Barro，et al，1995)。虽然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收敛性假说”的成立需要满足一定的经济制度和资源初始条件，但是一旦经济增长的收敛性成立，那么经济增长的收敛过程将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因而这种收敛轨迹也将形成追赶型的经济长波轨迹。因此，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假说”也揭示了收敛过程中“自然增长率”与经济长波之间的内在关系。经济增长的收敛性保证了经济增长速度向“自然率”水平接近，而向“自然率”水平的接近则必然导致经济长波的出现。

显然，即使经济增长速度在某个时间区域内接近或者达到“自然增长率”，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出现稳定趋势，也随着形成增长型长波轨迹。这是因为经济周期是在不断变化的，同时“自然增长率”也具有时变性。不同的制度条件、资源条件和技术条件下，经济系统能够达到的“自然增长率”水平是不同的。因此，只要较长时间地保持在“自然增长率”附近，这样的经济增长才能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经济长波轨迹。在经济周期波动中不断地向“自然增长率”靠拢，并且不断地增强“自然增长”的惯性，这样才能为经济长波主体区位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于是，当经济处于稳定性增长阶段时，该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更清楚地揭示“自然增长率”的属性。

二、中国经济持续和稳定增长的“自然增长率”水平

由于经济周期波动的存在，经济增长在收缩期和扩张期之间进行转换，这种经济增长率的周期性变化，为判断和估计“自然率”水平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是，由于在长期持续快速增长阶段，“自然率”的出现也意味着均衡经济增长的实现，此时的经济增长也对应着经济的均衡增长路径 (刘金全 等，2005)。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具有马尔可夫区制转移的均值―方差模型 (Krolzig，1997)，描述出经济波动性较低的区制状态，然后计算这些区制中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并将其当作“自然率”水平。

此时，我们假设经济增长率满足下述回归方程：

yt-μ(Ct)=∑pi=1i［yt-i-μ(Ct-i)］+εt(3)

其中，Ct=1表示经济处于“快速增长阶段”，Ct=2表示经济处于“适速增长阶段”，参数约束为：μ(1)＞μ(2)。假设随机误差εt的方差也具有区制状态，即εt~N（0，σ2(Vt))，Vt=1表示经济处于“较高波动性阶段”，Vt=2表示经济处于“较低波动性阶段”，参数约束条件为：σ2(1)＞σ2(2)。可以计算上述增长率过程相应的均值与波动性之间的取值概率和转移概率，并且据此判断和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态势。

图1 1992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2季度

实际增长率轨迹

图1给出了中国1992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2季度的实际GDP增长率轨迹，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并进行了整理，其中光滑曲线是利用H-P滤波获得的趋势曲线，而柱形图表示对应的波动成分。从增长率轨迹来看，整体上呈现一种“U型”特征，既有1992年至1996年的显著波动和快速增长，也有1997年至2002年的缓慢增长的“蛰伏”阶段，还有2003年至今开始的“软扩张”。虽然这三个周期中的平均增长率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平均增长速度仍然达到了10.55%，改革开放30年来的后半程构成了中国建国以来第一轮增长型经济长波的主体区位。

利用上述实际产出的季度增长率数据，我们可以估计上述具有均值和波动性双区制转移的回归模型，得到“低波动率”区制对应的估计结果（见表1）。从估计结果中可知，在经济周期“低波动率阶段”，经济出现快速增长的可能性(72.4%)大于经济出现适速增长的可能性(27.6%)。在保持稳定性的前提下，快速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为11.2%，而适速增长的平均速度为7.7%。

这意味着即使在经济波动性比较稳定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出现比较大的落差，这种落差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软着陆”后出现了两个波动性平稳的经济周期，一个是1997年至2002年的经济“蛰伏”周期，

此间平均经济增长率

表1 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自然率”水平估计

波动性增长速度估计值出现概率“自然率”水平低波动阶段适速增长快速增长

0.0770.1120.2760.7240.083

为8.6%，波动率为0.8%；而进入2003年至2007年的经济“软扩张”周期后，平均增长率提高到11%，而波动率仍然保持为0.8%。同样是波动率稳定的两个经济周期，平均增长率上却存有2.4个百分点的差距。

我们计算所有属于“低波动性”阶段内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平均值，则可以得到经济稳态路径所要求的“自然率”估计，该估计数值为8.3%，这是中国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并能够形成经济长波轨迹的“自然增长率”水平。

图2 1993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2季度

的波动率轨迹

为了进一步说明“自然增长率”、经济波动的稳定性与经济长波主体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我们利用时间序列的滚动标准差来获得中国实际产出序列中的条件波动率。选取滚动时窗为12个季度，即三年的时间间隔。我们可以得到图2给出的波动率轨迹。

从图2给出的波动率轨迹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中国经济在“自然增长率”附近徘徊和经济长波主置的延伸，中国经济波动率呈现出明显的平稳迹象，已经由1991年的2.5%逐渐降低到2008年的0.3%，这是经济增长稳定性最为明确的体现。

三、中国第一轮增长型经济长波的期限结构和可持续性

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波动的“自然”状态和“自然率”水平，是一个国家稳定快速增长时期必然出现或者接近的“理想”状态。接近并保持经济增长的“自然率”水平，不仅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目标，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功能的基础。在经济增长稳定性和持续性要求下，我们初步估计出中国经济长波主体区域的“自然增长率”为8.3%，我们暂且假设这个自然率水平在短期内是不变的。为了描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轮增长型长波的期限结构和持续性，图3给出了1978―2007年的年度增长率轨迹，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在图3中，我们利用水平线标示出“自然增长率”水平，于是柱形图表示经济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的偏离。为了划分经济长波轨迹中不同区位的特征，我们利用阴影将30年的期限结构划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对应着具体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阶段。

图3 中国第一轮增长型长波的初始和主置

第一，从图3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开始的前13年，即1978年至1991年，构成了这轮增长型长波的初始阶段。这期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十分明显，经济增长速度数次穿过“自然率增长率”直线，并且曾经在1989年和1990年分别降低到4.1%和3.8%的最低水平。由于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面对总供给的“瓶颈”制约，经济总量的形成主要来自总供给的拉动，因此我们称这个阶段为经济增长的“总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该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市场处于供给短边状态，宏观调控以总供给管理为主。由于该阶段也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初期，供求关系的市场调节机能尚不完善，因此宏观经济波动比较明显，经济周期分界清晰。但是，正是在经济长波初始阶段总供给能力的提高和改善，彻底解脱了社会总供给瓶颈的桎梏，为后来经济长波的延伸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从1992年开始，中国经济长波开始进入快速增长的主体区位。从图3中可以看出，1992年到1996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自然增长率”水平，并且一直处于“自然增长率”之上。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第二个快速增长的经济周期，而第一个快速增长周期则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经济周期的结束便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导致的经济“软着陆”。在此期间，无论是总供给还是总需求都十分活跃，为此我们称这个阶段为“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阶段。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双重扩张，不仅促使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同时也导致了显著的通货膨胀。正是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导致政府采取紧缩性宏观调控，致使经济实现了“软着陆”(刘国光 等，1997)。这个阶段应该是中国经济长波过程中的一个“黄金周期”，此后中国经济开始步入卖方市场为主的总需求管理时代。

第三，从1997年开始，中国经济中开始陆续出现总需求不足的现象，从而经济长波开始进入“总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经济增长在此阶段持续的能力是经济长波延续的重要基础。从已经完成的经济增长过程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在此阶段具有相当强的持续能力，这主要得益于中国众多的人口、后工业化进程和深广的市场等重要特征。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在这个区位完成了两个特点迥异的经济周期：第一个周期是从1997年至2002年的经济“蛰伏”周期。从图3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个经济周期内，经济增长率几乎贴近或者稳定在“自然增长率”水平上。虽然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的惰性十足，但是这个阶段却开始凝聚了经济增长在自然率水平上的稳定性，由于总需求管理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体现出政策效应，因此这个阶段采取了短期期限结构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则来自于“自然增长率”所具有的抗跌性和惯性。第二个周期则是从2003年开始至今的经济“软扩张”周期。从图3中可以看出，2003年起，中国经济开始持续加速，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轻微上扬，再次稳定在两位数水平上，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个快速增长周期，并形成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端倪 (刘树成，2007年)。这个经济周期与前面的快速增长周期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稳定性显著提高。任何快速经济增长都是由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双重作用实现，因此伴随着实际产出的快速增长，在这轮经济周期内又出现了显著的通货膨胀，同时受到了石油价格急剧动荡、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这很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在2008年结束这轮具有“软扩张”特点的经济周期。

综合上述经济增长过程的描述和分析，我们基本勾画出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增长型经济长波的期限结构和相应的持续能力。中国经济长波的初始阶段大约持续了13年，经济长波的主体区间已经持续了17年，按照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规律、长期趋势和长波对称性等标准来观测，经济长波的尾部阶段至少还有13年至15年的过程。这意味着在2020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仍然处于经济长波的期限之内，这也意味着这个期限内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会维持在“自然增长率”上，这样的预期增长轨迹完全能够符合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刘金全 等，2003)。因此，2008年和2009年都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年份，只有尽量延伸经济长波的主体区位，才能够为经济长波尾部的拖长和稳定提供支持，才能够为宏观经济调控寻求更为宽松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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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全,佟新华. 2005. 中国经济增长的“自然率”水平与可持续增长路径的识别与检验 ［J］. 经济学动态 (10):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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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Natural Rates of Growth

and the Main Period of Long Growth Waves

LIU Jin quan1 ZHANG Yin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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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2

一、引言

产业结构转变是理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区别的一种核心变量，也是一国加快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给予了广泛关注。Fabricant（1942）曾用偏离-份额法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从而研究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Chenery et al.（1986）利用多国模型研究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模型对控制变量的选择标准比较模糊，容易产生变量遗失，其产业结构的衡量方式也较为复杂。Peneder（2002）分别以产业进口和出口份额比重代表产业结构，并引入投资额和经济景气指标等控制变量研究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吕铁（2002）指出偏离-份额法由于没有考虑规模递增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将最终造成产业结构效应的低估，并且他认为有必要针对不同发展阶段制造业结构变化的宏观效应进行差别研究。孙广生（2006）研究发现第二产业与经济波动的相关性最强，其次依次是第三和第一产业，但他对产业结构的度量同样过于简单，对金融时间序列的处理也不够精确。刘伟、张辉（2008）利用偏离-份额法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正不断减弱，但文中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分析并不够细致。干春晖等（2011）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时，一定程度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能够维持经济的增长，但当经济增长较快时，产业结构不合理则明显地抑制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为力求弥补现有研究中的上述不足，本文对时间序列和模型的处理更加谨慎，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使模型结论更加精确，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度量指标进行了合理补充，引入虚拟变量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在不同阶段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具体量化和对比，以期重点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视角探讨产业结构的宏观效应影响。

二、模型构建

（一）指标

1.产业结构合理化

该指标反映了产业间的聚合质量，刻画了产业间的协调程度，体现了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是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耦合程度的一种衡量。干春晖等（2011）建议用泰尔指数TL测度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

（1）

其中，Y表示产值，L表示就业，i表示产业，n表示产业部门数，Y/L即表示生产率。TL为各产业加权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权数为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自然对数，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各产业部门的生产率水平相同，，TL=0，TL越大，表示经济越偏离均衡状态，产业结构越不合理。

2.产业结构高级化

鉴于产业结构形式由低到高的演变路径为劳动密集产业—资本密集产业—技术密集产业—知识密集产业，本文从两方面入手衡量了产业高级化，一是采用传统的高级化比率即非农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TN，集中反映前三种产业形式的发展程度；二是考虑到信息化推动下的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已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特征，采用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产值之比TS指标用来集中反映知识密集产业的发展程度。TN与TS上升时，产业结构即在升级。

（二）模型

1.为研究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我们建立如下模型（2），因变量分别为以GDP增长率表示的经济增长和以增长率的滚动标准差表示的经济波动。

（2）

2.汪海波（2008）将中国经济发展分为市场取向改革起步阶段和全面展开阶段、市场取向改革制度初步确立阶段和完善阶段。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具体研究后两个阶段（1992-2000与2000-2012）产业结构的宏观效应差异，并引入虚拟变量D1建立模型（3），经计算，2000Q4lnTN和lnTS值分别为1.6742和0.3339，由式（3）各系数的显著性便可判断截距和斜率效应的结构差异。

（3）

其中， 。

三、实证分析

（一）整体阶段

1.协整检验

对模型（2）中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原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E-G法和Johansen法检验均表明该模型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1992-2012年间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

2.经济增长

式（2）中经济增长模型结果如式（4），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式（5）：

T （-9.4194） （7.5206）

R2=0.6330 （4）

T （-20.6292） （14.3331） （-19.1144） （5）

式（5）中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短期内系统存在误差调节机制防止长期关系的偏差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大，式（4）中非农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为-0.4235，第三产值与第二产值之比对经济增长率的弹性为0.6092，二者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6330。这表明第一，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可以在63%的程度上对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做出解释，其他控制变量有37%的解释力，促进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归根结底还是实体产业经济的发展，其中产业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中，非农产值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负，而服务信息业等知识密集产业的升级则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高速的促进作用。在产业结构的路径发展中，前三阶段的发展对经济贡献不大，知识密集产业已经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的主导产业，我国必须加快经济发展转变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在最后一个阶段的升级，才能真正有效的提高经济发展。

3.经济波动

式（2）中经济波动模型结果如式（6），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式（7）：

T （5.9215） （-3.8930）

R2=0.3776 （6）

T （12.4428） （-2.0618） （-3.0356） （7）

式（7）中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短期误差调整机制存在，长期存在均衡关系。由式（6）可知，第一，产业波动只能在38%的程度上对经济波动作出解释，经济波动不仅受到产业经济波动的影响，还更多受到如宏观政策、国际形势、消费信心等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第二，TN的提高会增加经济的波动性，TS的提高会减少经济的波动性，也就是说，第二产业在历史发展时期已经积累了较多的问题，存聚了较大风险，但第三产业的发展有益于防止经济波动的产生，它对经济波动的缓释程度甚至高于TN的引发作用。综上所述，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已经不适宜作为社会主导产业来促进经济增长，1992年起我国就应该把知识密集产业作为大力发展的产业。

（二）分阶段模型

1.经济增长

T （-5.5945） （7.7564） （-0.7700） （-2.4779）

R2=0.66 （8）

由（8）可知，不显著，均显著，因此，TN的提升在第一阶段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第二阶段不显著。TN截距效应差异不显著；两个阶段TS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在第一阶段市场机制初步确立阶段， TS对经济增长的弹性达0.6747，在第二阶段中TS的弹性下降到0.4919，TS斜率差异显著。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过了起初高速发展阶段，效率有所下降，知识性密集产业作为社会应大力发展的产业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程度却变得缓慢，这对我国目前产业结构服务化和信息化的升级提出了迫切要求。

2.经济波动

（5.9953） （-4.2923） （-1.3612） （3.7610）

R2=0.51 （9）

式（9）中不显著，均显著，因此，TN的提升在第一阶段加剧了经济波动，第二阶段影响不显著。TN截距差异不显著；两个阶段TS的提升均有助于缓解经济波动，但在第二阶段TS对经济波动的缓释作用较第一阶段呈现下降趋势，缓释弹性从0.3527下降到0.0897，TS截距差异显著。我国第三产业的波动性风险提升。综上所述，可以看出，2000-2012第二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较1992-2000第一阶段存在着结构突变，尤其是截距差异效应显著。其中，TS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弹性降低，对经济波动的缓释弹性也下降，TN则不显著。

四、结论

本文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促进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归根结底还是实体产业经济的发展，其中产业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则比较复杂，经济波动更多的受到了其他经济变量和宏观形势的影响。第二，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和波动间存在长期均衡，非农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负，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率低下，并能引发经济波动，而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则对经济增长有高速促进作用，并能明显缓释经济波动。第三，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已经不宜作为社会主导产业来促进经济增长，我国已经到了把知识密集产业作为主导产业经济部门的时代。我们应理性看待产业结构高级化，不同社会需不同的产业形式去促进经济发展。第四，市场取向改革制度以来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和对经济风险的缓释作用明显降低，这也是产业周期效应的必然体现，我国应继续加大发展第三产业的力度，改善风险管理，促进效率提升，促进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参考文献：

[1]孙广生.经济波动与产业波动（1986-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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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05）.

篇8

一、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选择

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贯穿于经济运行的全过程，但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经济运行的周期性特征，在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初中期阶段，资本积累必须达到较大的规模和较高的增长速度，从而依靠投资启动经济快速增长，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后期阶段，资本积累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应适度降低以避免生产能力过剩，必须进行投资结构的调整提高投资效率以促进技术进步，增强投资启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在经济发展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时机选择应特别注重经济周期性影响。

投资启动扩大的是生产性需求，而消费启动扩大的是消费性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消费成为启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应当在工业化后期阶段，而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由于资本相对匮乏，可以考虑选择消费或同时选择消费和投资作为启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但如果过分强调消费的启动作用可能会导致经济处于低收入水平的恶性循环。

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和多个国家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净出口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对扩大总需求或弥补国内需求不足起到重要作用，对于小国而言，净出口需求可以是启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性机制，但对于经济大国而言，净出口需求只能是一种辅机制。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现状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1979至2014年，中国CDP年平均增长率接近10%，人均CDP由改革开放前不到300美元增加到当前的7485美元左右，一跃成为当今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7485美元，第三产业从2004年以来快速发展，到2013年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了46.8%，与第二产业基本持平，第一产业比重由2004年的7.8%下降了2.9个百分点。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不断下降，至2013年占就业总人数比重的31.4%，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3.73%。因此中国经济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变化，意味着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将发生改变，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投入，而后期阶段就转变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上来。换句话说，源自经济系统的、依靠技术进步驱动经济发展的内生倒逼机制正在形成过程中。

三、经济增长的动力

投资、消费和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宏观调控的目标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整理得出2001年-2013年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百分点。（1）2001年的时候消费对于我国GDP的贡献更大一些，之后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在2011年和2012年再度超过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2013年又有所下降，投资的动力作用增强。（2）到了2002年之后，投资拉动GDP的百分点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在2009年达到了最高值为8.06个百分点，贡献率为87.6%，这主要来自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出台的四万万亿投资计划。（3）净投资的波动幅度很大，2008年之前，我国经济发展一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出口严重受阻，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出现了负值。在大部分年份投资拉动GDP百分点比消费拉动百分比高。综上所述，我们得到一个基本结论，2000年以后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以投资和消费为主，投资的动力作用更强。

四、投资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自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虽然己经有所复苏，但是，欧洲、美国、日本都尚未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以恢复经济正常增长的活力，所以，很可能陷入长时间的低增长、高失业、高赤字的新常态，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长不容乐观。笔者不认为中国应该从投资拉动型的增长转向消费拉动型的增长。消费固然重要，但以消费来推动增长，就意味着每一年都必须要增加消费。唯一能够保证每年增加消费的只有增加收入，也就是说每年都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手段如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以及改善基础设施等都离不开投资。

经过35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仍然存在很多经济和社会回报高的投资机会。第一是产业升级，第二是基础设施。这些投资都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高回报。要依赖投资拉动经济，除了要拥有良好的投资机会外，还需要有投资资源。第一，中国政府积累的债务只占GDP的40 %，第二，中国的储蓄率将近50%，政府的投资可以撬动私营领域的投资。第三，投资需要进口技术、设备及原材料，中国的外汇储备有4万亿关元，居世界首位。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可喜的发展，但是由于人均GDP、城市化率、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水平较低，中国正在向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现在不仅拥有难得的投资机会，还拥有丰富的投资资源，所以中国应该继续主导依靠投资的增长的模式，但是要注意投资结构的调整，同时兼顾消费的动力作用。

参考文献：

[1]2013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2013.

篇9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8-0014-06

一、引言

有学者研究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都下降了。很多人据此认为，2002年以来中国新一轮高速经济增长的质量低下，是资本积累型经济增长，是粗放型增长，不可持续。这种观点在2006年以前相当盛行。之后，很多学者根据中国2004年经济普查的数据发现，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我国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很高，企业盈利水平超过日本企业，逼近美国企业。换句话说，新一轮高速经济增长的质量其实很高，有其微观基础。

那么，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质量到底是高还是低呢?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与良好的企业资本回报率是否可以共存?中国最近一些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比率的相对下降，是有其历史阶段必然性，还是表明经济增长质量的下降?经济增长质量的判断标准，是全要素生产率，还是企业资本回报率呢?

二、无形资本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克鲁格曼在1994年发表的《亚洲奇迹的神话》中，以当代东亚四小龙经济发展中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比率低下而断定这些经济体经济增长质量低下，不可持续。随后的亚洲金融危机似乎验证了克鲁格曼的说法。对此，郑玉歆(1999，2007)以及易纲、樊纲、李岩(2003)和林毅夫、任若恩(2006)等国内著名学者，对于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的不合理性作出了深入的探讨。他们明确指出，不考虑各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使用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本身就是不合适的。

通常而言，全要素生产率是通过计算索洛剩余的方法求出来的。在最简单的经济增长核算中，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率-资本产出弹性×资本增长率-劳动产出弹性×劳动增长率。从表面上看来，索洛剩余似乎是产出减去所有要素投入后的剩余。

但实际上，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索洛剩余本质上是那些无形投入生产要素的贡献，需要企业、个人与全社会付出成本。当索洛等人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候，他们往往只是计算了有形生产要素的投入，也即有形的劳动投入与有形资本的投入，其索洛剩余中包含了大量无形资本投入的贡献，例如研发投入、教育投入(人力资本)、工人在岗培训投入、广告投入等。对整个经济体来说，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比率的提高，主要是表明教育、研发、卫生、制度变革等方面无形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比率的上升。约根森和格里利歇(1967)指出，作为索洛剩余的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只是一种计算上的误差，这个误差来自于对投入要素衡量的不准确，或者是因为某些对生产有贡献的要素没有被包括在生产函数中，如果把各种投入要素都包括在内并准确衡量，全要素生产率就会变为零。

根据刘遵义等(2004)的一项研究，由于1980年代以来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迅速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在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与新加坡三个经济体增长中的贡献比率大为上升，但是如果在增长核算中考虑研发投入的贡献，1995年之前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比率就会接近于零。而西方发达国家在扣除研发投入的贡献后还有剩余，存在全要素生产率所表示的“技术进步”，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无形投入除了研发支出外，还包括品牌建设、商业方法研究、软件研究、管理研究等方面的无形资本投资。正是这些研发投入之外的无形资本投资产生了西方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所表示的“技术进步”。

三、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与全要素生产率

由于索洛剩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无形资本投入生产要素的贡献，因此并不能够主要根据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无形的投入仍然是投入，仍然需要付出成本。对于企业来说，衡量投资效率的指标是资金回报率，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衡量一个经济体的总体运行，从宏观上来说主要就是经济平稳、快速地增长，从微观上来说主要就是企业盈利状况良好。一个国家在其经济增长的较早阶段，把有限的资金大量投入到研发当中，无疑会提高该国无形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但是这种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必然会降低该国的资金使用效率，降低经济增长率，降低企业的盈利水平，最终反而会降低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质量。

根据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布拉莫维茨(1993)和速水佑次郎等人(1999)对美国和日本经济史的研究，两国在其现代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都经历了一个主要依靠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有形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不大。只有等到经济进入了成熟阶段，教育、研发等无形资本投入取代有形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在实现这种转变之前，在资本一劳动比率急剧上升的快速工业化时期，由于资本收入份额的增加，两国甚至都还经历过一个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均产出增长贡献比率下降的快速经济增长阶段。

一般而言，一国快速工业化时期，往往也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占GDP比例相当高的时期，这些建设需要大量的有形资本积累。由于这一部分有形资本积累对于产出增加的影响是长期的，其短期产出增长效应不大，造成产出一资本比例的下降，这必然也会导致短期内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比率的下降。美国在19世纪后半叶全要素生产率对人均产出增长贡献比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美国大量投资于铁路等资本密集型基础设施的建设紧密相关。这一阶段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为下一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在以后的时期，美国就可以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教育、研发、卫生等无形资本的积累方面，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从1890年以后，学校教育、研发等无形投入就取代了有形资本积累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对于人均产出增长的贡献比率超过了三分之二。

四、借用技术与全要素生产率

类似的历史经历在作为工业化后来者的日本表现得更加明显。当日本开始工业化的时候，人均资本非常低，有形资本积累对于日本的经济增长显得更为重要。劳均资本占有的快速增长对劳均产出增长的贡献比率超过了80％。在工业化快速进行、劳均资本快速增长的20世纪最初的20年，日本同样也经历了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均产出增长贡献比率相对下降的时期。

当美国在19世纪进行工业化的时候，美国与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国家差距不大，有很多技术是美国自己研发出来的，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在美国早期工业化时期劳均产出增加中的贡献比率仍然较高。而当日本快速进行工业化的时候，日本与欧美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差距相当大，日本的技术进步主要依靠体现技术的机器设备的进口，其技术进步主要依靠有形资本的积累来获得，自主创新的成分相当稀少。尽管日本的技术水平在快速进步，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十分低下。

从1920年到1937年，日本快速的工业化渐进尾声，日本与欧美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差距大为缩短，本国技术创新能力逐步培养起来，依靠体现技术进步的机器设备的进口来获得技术进步的重要性降低。到了这个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劳均产出增长的贡献就达到了一半左右。

在自主创新获得技术进步的情况下，研发活动的无形资本投入的贡献不被计算到资本的贡献当中，而是被划归到全要素生产率所代表的技术进步当中，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在依靠进口技术获得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尤其是在通过进口体现技术的机器设备的条件下，为获得技术进步的设备购买投入被划归到资本生产要素的贡献，导致了追赶型工业化国家实际的快速技术进步与衡量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份额低下并存的情形。正因为这样，当代东亚四小龙在其快速经济追赶的时候，全要素生产率对人均产出增长的贡献比率大大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从而被克鲁格曼看作是依靠要素积累的经济增长和没有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

对于那些依靠引进技术来获得技术进步的追赶型经济体来说，他们从发达国家所引进的机器设备往往是根据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所创造设计的，往往是高度资本密集型而劳动节约型的，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难以完全发挥这些机器设备的效能，并且造成劳均资本占有的过快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就必然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均产出增长的贡献。㈣

对于曾经的日本、东亚四小龙与当前中国这样的追赶型高速发展经济体来说，快速的资本设备更新也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低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这些东亚经济体追求快速的技术进步，很多机器设备在尚未完全发挥其经济作用的情况下就被淘汰了，通过边干边学熟悉机器设备运行导致生产效率提高的作用远未得到有效利用，资本设备的利用不足，必然会造成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下降。这种情况在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地区这两个城市经济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艾尔文・扬(1992)的一项研究，由于新加坡政府追求技术的快速升级，很多先进设备尚未完全发挥作用就被淘汰，结果导致技术升级更为迅速的新加坡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十分低下，接近于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不如中国香港地区。

根据林毅夫和苏剑的研究，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考察该国经济增长的期初阶段的人均GDP成正比。按照购买力平价换算成1990年美元，人均GDP每增加1000美元，平均而言，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就增加2个百分点。

不过这个回归主要是考虑了横向对比。事实上，对于那些追赶型现代化国家来说，即便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由于存在更加富有的技术领先国家，他们仍然是技术进口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比较低下。例如，日本在1958-1970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按收入水平来说已经进入到成熟经济的阶段，但由于日本与美国之间存在很大技术差距，日本需要大量进口外国先进技术，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对日本经济的贡献仍然不是很高，TFP对于劳均产出增长的贡献比率为54％，远低于1855―1915年英国的73％。

综上所述，速水佑次郎认为，对于那些主要依靠借用技术获得快速技术进步的追赶型后进国家来说，资本积累型的经济增长表现得更加典型，也更加持久。只有等到这些国家的技术水平逐渐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依靠借用技术获得技术进步的收益下降，这些国家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己研发来获得技术进步，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会成为最主要的部分。

五、当前关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争论

如前所述，很多研究认为，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相对下降了，低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尽管最近几年有所回升。因而很多人据此认为2002年以来新一轮快速经济增长质量不高，是粗放型增长。随着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的公布，微观上发现我国企业盈利状况大幅度改善，宏观上GDP总量不仅没有如外界所猜测的被高估，反而是被低估，学术界的导向开始改变。王小鲁等人最近根据调整以后的数据重新进行了研究，认为1989-2007年扣除了人力资本改善后的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没有低于1978-1988年水平(平均为2.66％)，反而更高。即便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资本积累的贡献比率有不小的上升，导致1999-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有所下降(平均为3.63％)，也仍然与1989-1998年水平(平均为3.74％)相差无几。

这些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假定资本的收入份额不变。这与我国的现实情况有很大差距。根据我们现在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在改革开放初期，劳动者收入的份额有所上升，进入19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劳动者收入的份额不断下降，资本的份额不断上升，表现为企业留存利润的比例不断上升。改革开放初期资本实际收入份额相对较低，采用统一的资本收入份额，例如说50％，就会导致资本增长贡献比率的高估，全要素生产率的低估。而进入1990年代后期以来，资本收入份额大幅度上升，仍然采用原来的资本收入份额，就会造成资本增长贡献比率的低估及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估。

这一点很容易根据最简单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公式推导出来。TFP=产出增长比率一资本收入份额×资本增长比率-人力资本收入份额×人力资本增长率，由于资本增长率在我国总是大幅度地高于人力资本增长率，资本收入份额的上升，造成“资本收入份额×资本增长比率”这一项的扩大幅度，超过“人力资本收入份额×人力资本增长率”这一部分的下降幅度，从而造成TFP的下降。

事实上，在美国19世纪后期、日本20世纪早期快速资本积累加速工业化的时期，两国资本收入份额都上升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上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了。考虑到我国转轨经济的特殊情形，这一点就会更加明显。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制度变革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会造成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随着制度改革红利的逐步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会逐步降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不断下降。加上前述资本收入份额上升、资本积累速度加快的影响，当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下降，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是属于正常的，完全可以和同一时期企业微观经营效率上升并存。

六、对下一阶段我国TFP发展变化的展望

很多人认为，当前资本积累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我国压低资本价格实施低利率政策的结果，造

成企业大量使用资本，而不是追求由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所代表的技术进步。正如林毅夫和苏剑所指出的，资金价格的下降，造成的主要是劳动与资金相对价格的改变，导致企业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其后果主要是导致劳动使用型经济增长被资本使用型经济增长所取代，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增长被资本积累型经济增长所取代。

当前中国依靠有形资本积累来获得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当前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基础设施建设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很高，并且由于这些基础设施的效益是长期的，短期内产出效益相对于资本投入的比率较低，必然会导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

当然，导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偏低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主要通过引进技术而不是通过自主研发来获得技术进步。这就导致我国快速技术进步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却较低，被人们认为是缺少技术进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

篇10

作为比较制度理论的大家，青木昌彦对中国经济学家有深刻的影响。他在公司治理理论方面也贡献卓越，全球所熟知的“内部人控制”概念就是由他发明的。近日，青木昌彦在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期间，接受了《财经》记者近两个小时的专访。76岁的老人侃侃而谈，思维缜密。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转折期：一方面经济增速不断下降，持续多年的高增长成为过去;另一方面中国试图通过新一轮市场化改革，使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获得一个稳定的基础。由于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人们对于经济改革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在青木昌彦看来，“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长阶段的转型，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青木昌彦用国际经济学界的新理论――“统一增长理论”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指出中国经济正在从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增长阶段转型。“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来拉升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他说。

青木昌彦提醒道：“中国不可能再维持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中国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直面新挑战。”

“我更倾向于‘新阶段’这一术语”

《财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引起许多人士的焦虑。2008年为了应对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中国政府进行海量投资，成功拉升了经济增长速度。现在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再次使用这种刺激办法。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为什么？

青木昌彦：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拉升经济增长速度，因为它是不可持续的。要看到，中国经济正在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阶段，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会放缓，我认为可能至少下降2%。

《财经》：你所说的“完全不同的新阶段”，就是“新常态”吧？

青木昌彦：中国学者和政府都在谈论“新常态”，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更倾向于“新阶段”这一术语，因为中国正在从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向另一个经济增长阶段转型。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许多人仍然习惯于用所谓的“三驾马车”理论框架来分析。其实，中国经济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是“三驾马车”理论框架能够解释的。在我看来，特别适用的一个分析框架是“统一增长理论”。根据“统一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会从一个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一个经济体的现代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从农业为主的增长阶段，发展到以现代制造业、服务业为主的增长阶段，再过渡到基于人力资本的增长阶段。

《财经》：那么，从统一增长理论来看，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是什么？

青木昌彦：影响经济增长的，不是人们经常说的“三驾马车”，而是五个重要变量。首先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行业流动到高生产率行业，特别是从传统农业经济过渡到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直接提升了经济增长速度，我们可称之为“库兹涅茨过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通过研究经济发展历史发现，一个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经济发展速度呈反比。你看战后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从50年代到70年代，韩国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大量就业人口从农业进入工业和服务业。不过，当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降到20%时，经济增长速度就开始下降了。日本在70年代，韩国在80年代中期，都达到了20%的转折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财经》：中国是否达到了这个拐点呢？似乎很难确定，因为流动人口的大量存在，所以中国的农业就业人口数据很不统一。

青木昌彦：我研究了中国的一些数据，发现农业就业人口已经低于总劳动人口的20%。这意味着，中国的上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结束了，开始了另一个增长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因素是“人口红利”。日本在“二战”以后，韩国在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在“”之后，动荡结束，这些国家相继进入了人口生育的高峰。当高峰出生的人口成为劳动力的时候，就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当人口红利减少的时候，经济增长减速也就不可避免。

《财经》：研究表明，从2013年开始，中国劳动力供给开始绝对地减少，而劳动力新增需求依然稳定在每年1000万以上，中国未来的就业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

青木昌彦：当人口红利减少的时候，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来自人均生产率。而人均生产率由两个因素构成：一个是对机器、工厂等的资本投资，另外一个是对人力资本投资。

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三个、第四个因素。中国过去30多年有大量的资本投资，大量资金流入提高了工人生产率，中国资本回报率一度很高，但是近年来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如果人力资本没有相应提高，会导致资本回报率进一步降低。

人力资本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有益，但也有成本，如教育、时间以及父母对孩子的照顾。人力资本越宝贵，成本越高，所以现在人们要孩子的数量少了。

《财经》：中国生育率长期偏低，这和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直接关系。

青木昌彦：当人力资本重要性增加，女性的生育率就会下降。这是统一增长理论强调的一个普遍规律。即使现在开放计划生育政策，我预测中国人口也不会有太大的增长。

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第五大因素。过去十年中国的实际劳动参与率在降低。一方面劳动人口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医疗、营养水平等提高，人民的平均寿命不断提高，老龄化社会给经济增长带来非常大的挑战。

《财经》：中国已经“未富先老”，步入了“老龄化社会”。研究表明，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青木昌彦：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孩子数量的减少，劳动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任何经济体迟早都会面临老龄化社会的严峻挑战。由于独特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加速到来，给中国带来的挑战似乎更为严峻。

总之，按照“统一增长理论”，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因素，中国已经发了巨大变化，因此中国经济正在经历重要转折期。中国经济不是进入“新常态”，而是进入一个“新阶段”。“新常态”并不包含变化的因素，特别是数量的变化。

“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财经》：“新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日本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人们担心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风险。自2012年以来，安倍政府推出“安倍经济学”，实施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效果如何，你怎么评价“安倍经济学”？

青木昌彦：我认为，“失去的十年”实际上更多是心理层面的。考虑到老龄化和日本经济发展的新阶段，GDP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心理因素是“失去的十年”的重要因素，因为人们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对于过去的辉煌和高速增长的消失感到失落。

安倍经济学也许不是非常有效的经济政策，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解决了人们的心理问题，人们会说“情况也许没那么糟”。人们的心理也很重要。

《财经》：现在世界经济正在复苏，有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出口会逐渐好转，如果政府继续进行海量投资，还能够维持经济高速增长10年或者20年，你怎么评论这种观点？

青木昌彦：中国不可能再维持像以前那样的高速增长了。中国正在进入新阶段，中国应该直面新挑战，而不是维持现状，回避挑战。那些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西欧各国，都在致力于应对一些巨大挑战，比如财政预算、社保体系、人口老龄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也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

《财经》：在你看来，为了顺利转入经济增长新阶段，中国应该做什么？

青木昌彦：为了完成经济阶段的转型，中国应增强教育。教育对人力资本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将来随着孩子越来越少，必须要加强人口的质量，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从数量增长到质量增长的转换。此外，要增加社会投资，比如说城镇化过程中要提高交通、自然环境、垃圾处理等这样的一些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使城市更适合人们来居住，更利于吸引人才流入。

《财经》：中国确实要转向人力投资，但中国经济正处于下降过程，而人力投资代价大、时间长，人们担心的是，在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经济会不会突然出现崩溃式下降？尤其中国现在地方政府债务庞大，当人力资本还没发挥作用的时候，会不会从“断崖”上摔下去？

青木昌彦：我相信，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长阶段的转型，中国能够避免经济硬着陆。

新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人力资本投资的领域，首先应该是学校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也非常重要，它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政府应该加大投资。我注意到，中国学校的招生数量在增长了，尽管它在短期减少了劳动者数量，但是长期来看，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未来的生产率会提高，这样才能实现“第二次人口转型”。

另外，现在很多40多岁的农民工回到户口所在地，原因是他们对于未来缺乏安全感和对孩子教育的考虑，这会造成人力资本的流失。从某种角度说，这是“逆库兹涅茨过程”，因为他们从生产率较高的岗位又回到乡下。尽管这可能平衡一下城市和农村的生产率水平，但是无论如何，应该取消户口制度等限制人口流动的措施，提高农民工待遇，妥善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问题。总之，要拆除壁垒，让农民工不用担心未来或者孩子教育等问题，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这将有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

《财经》：中国在2012年达到了劳动力的高峰，日本早在90年达到了劳动力数量的峰值。据我所知，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上世纪70年代设计的，它是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呢？

青木昌彦：如何用过去的社保体系来应对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日本现在站在挑战的最前沿。日本已经有很大的制度变革。20年前日本人的退休年龄是60岁，现在有很多公司延长退休年龄，或者给老人提供第二次工作机会。所以，日本现在有10%的就业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而美国是5%，欧洲仅有1.02%。

我提出，为了提高劳动参与率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日本应该推迟退休年龄，提倡男女就业机会平等，提高女性在高生产率岗位上的参与度。日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要开放移民，吸引有更高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办法之一是日本的大学吸引外国留学生，特别是亚洲留学生。所以，将来日本和中国有可能争夺人力资本阶段，我们称其为“第二库兹涅茨过程”或“全球化的库兹涅茨过程”。

《财经》：中国老龄化人口的劳动技能不高，所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不一定会提高经济增长。

青木昌彦：但是我认为，随着退休人口越来越多，他们的劳动技能越来越高。中国退休年龄提高是一种趋势。

《财经》：法国经济学家皮克迪在新书《21世纪资本论》里提出，如果退休率的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那么收入差距将会增大。

青木昌彦：这个观点也得到了经济数据的支持，但这些数据只研究了最富有的1%人口。皮克迪的理论区分了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但如果劳动者能够通过政府或雇主投资养老或社保基金，他们就能从将来的资本回报中受益。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区分资本家和劳动者。

为了防止出现不断加大的收入差距，中国应该是对养老退休体系进行改革，覆盖所有的人口。 “让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财经》：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是世界经济体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现象，政府政策应该作出相应的改变，但是中国作为转型经济体，和这些国家还是有一些明显不同。

青木昌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正在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新阶段，这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但是出于各种历史原因，各个经济体转型的时间、长度都不一样，也有可能是一个阶段和另一个阶段相重合，这就需要制度的介入，让制度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对于统一增长理论而言，除了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制度变量，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才可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财经》：中国转型需要制度建设，你一直研究比较制度，从制度角度看，你对中国现在进行的改革如何评价？

青木昌彦：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中国是“一个国家，两种经济”，农村和城市二元经济结构。只有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国才能进入到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所以，户口制度要取消，因为它只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另外，社会保障制度要覆盖所有人口，而不是区分农村和城市户口。

《财经》中国除了城乡二元经济之外，还有一个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二元存在。

青木昌彦：中国的国有经济早在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也就是在的时代就开始发展，主要是把农村的农业产出剩余转移到工业领域，而没有经历人口流动的“库兹涅茨过程”。没有人口流动，所有的农业剩余被投入工业中去。

中国应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可以把国有资本变为社保基金，更多地回馈全体人民。其实，这是90年代国企改革时就应该进行的。现在看来，国企改革的难度很大。

《财经》：你对中国经济问题了解非常深刻，多年来一直追踪研究中国改革的进程。2013年底中国制定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一年以来，你对中国改革的进展有何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