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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阶段模板(10篇)

时间:2023-11-20 10:09:56

经济增长的阶段

篇1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11. 050

[中图分类号] F2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7)11- 0104- 02

0 前 言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是反映国家经济运行状态的两个重要指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有效解决就业难已经成为各级政府部门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而想要解决这一问题,首要任务就是明确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新时期经济市场发展的背景下,只有对宏观经济与就业二者之间的关系形成新的认识,才能够制定出科学、完善的经济发展对策,实现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1 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概况

1.1 第一产业发展特点

在我国社会经济产业结构中,农林牧渔业属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

我国属农业大国,所以国家对于农业发展的扶持力度也相对较大,期望通过扶持农民、提高农民、富裕农民来实现农业的长足发展。但是,随着近几年城镇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第一产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正在逐步下降。据统计,与1996年相比,2016年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下降了近40%,而且还有持续下降的趋势。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产业总产值却在逐年递增。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应用于农业生产的先进设备越来越多,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劳动效率,而且ε┮挡量的增加也具有推动作用。虽然我国农业机械化程度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与过去相比,农业产业结构却呈现出了明显的变化。其次,国家财政部门对农业发展支持力度的增加也是农业总产值提升的重要原因。正因为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从而使得第一产业在劳动力持续减少的同时,其产量还能保持一定的增长。

1.2 第二产业发展特点

第二产业主要指的是加工产业,主要包括制造业、采矿业以及材料生产与供应行业等。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时代,所以,第二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具有重要意义。纵观我国第二产业发展的现状来看,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所以产业的发展会产生周期性的波动,进而对劳动要素流动、投资和国际间的贸易往来造成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稳定第二产业发展,国家相关部门分别从就业结构、投资结构、产业布局和国家资源配置政策等多方面着手进行了积极调整,以期更好、更高效的创造产业生产总值,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

相关数据表明,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不同,在不同经济发展背景下,产业生产总量与就业增长率的关系也有所变化。比如说,从1993年至2013年,经济总量增长率不断上升的同时,就业增长率也在逐年递增。但从2013年至今,就业增长率上升的同时,经济总量增长率却出现了缓慢下降的趋势;反之,当就业增长率下降时,经济总量增长率却有所上升。由此可见,我国第二产业的发展相对而言存在较多影响因素,需要国家经济部门对其给予高度重视,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对产业结构进行适当调整与优化。

1.3 第三产业发展特点

第三产业在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中同样占据着重要位置。就当前第三产业发展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第三产业在一国经济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发展程度越高,第三产业的地位也就越高。另一方面,各类型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都在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而逐步增加。换句话说,第三产业在未来的经济市场中将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就我国目前第三产业发展的现状来看,对劳动力的吸纳空间不大,如果第三产业在服务需求方面不能有所增长,那么就业比重的上升也就无从谈起。

2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研究

2.1 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循环关系

无论是哪一种产业下所呈现出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致性,即经济增长既能够促进就业的增加,同时也依赖于就业的增加。在过去的时间里,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就业增加在西方经济学家的眼中是必然的。他们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生产效率和劳动力数量是决定国民财富的两个重要因素,生产效率高、劳动力数量多,国民财富就会增加,而国民财富的增加会进一步刺激消费,促使多种新兴产业的兴起,继而促进就业率的提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这些经济学家眼中,经济增长与就业是正相关的,其中经济增长中的投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巨大。因此,为了降低失业率,保持一定的就业率,就一定要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而大规模的国家投资是保持增长的必要手段。

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研究,需要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有效结合起来。就我国当前经济产业结构发展的现状来看,第一产业中蕴藏了大量失业人员,这就意味着第二、三产业可以获得近乎无限供应的劳动力,但前提是需要保证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此外,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还面临着新的问题,即城市发展的对劳动力的需求。无论哪一地区,其经济发展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都是有限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之后,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而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出路是对农村进行综合开发,政府要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工业化程度,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农业部门的生产条件,提高农业部门从业者的收入水平。这样,使得农村与城市预期收入差距减小,城市就业压力减小。

2.2 经济增长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

对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而言,若想长期实现经济增长,首要任务就是实现结构变化,这里所说的结构变化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和就业结构变化。可以说,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改善和转变的过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初期,大部分发展重点都放在了农业方面,之后逐渐向工业方面转变,最后从工业方面转为服务方面。

通过上文的介绍能够看出,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那么,产业结构的变动势必会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就业结构的相应调整。如果就业结构不调整,结果就是就业率持续降低,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在经济发展初期,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是经济中的最大比例部门,社会劳动资源都积聚于此。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劳动者的能够逐步超过了农业部门,致使农业部门的就业逐渐减少。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提升,一方面,技术进步使得工业的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工业所需的劳动力减少,从而出现了”排挤就业”的效益;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为商业、金融业等技术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使得第三产业吸纳更多的就业。库兹涅茨认为,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是人类走向工业化道路的必然趋势。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结构的变化会直接带动就业结构的变化,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3 结 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增长率与就业率之间所呈现出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面对这种情况,国家相关部门必须重新认识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对就业政策与经济增长政策进行持续优化与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够切实提高我国社会经济在国际经济市场中的地位,促使我国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

主要参考文献

篇2

一、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分析

一个国家的总需求由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构成,其中国内需求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政府购买需求构成,国外需求即出口额减去进口额。长期以来投资、消费、进出口被称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大,消费的贡献作用小,它们分别可以通过投资贡献率和消费贡献率来反映,其中投资贡献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增量与GDP增量的比例,消费贡献率等于最终消费增量与GDP增量的比例(见表1)。

表1 投资、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情况

注:数据根据《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而得

从表1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投资和消费绝对额的增加还是它们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比例来说,投资对GDP的贡献从总体上超过了消费对GDP的贡献,在2009年,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甚至超过了80﹪,同期消费贡献率竟然还不到50﹪,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超过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接近40个百分点,国民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拉动,造成经济增长方式畸形。

二、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下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

1.农村居民消费不足

居民消费支出从消费主体上来划分,可以分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2001年至2010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额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额分别从15791.0亿元增加到30897.0亿元,33644.9亿元增加到102393.9亿元,农村居民消费支出额虽然逐年递增,但增加的幅度比不上城镇居民消费支出额增加的幅度。与此同时,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总额的比例由2001年的31.9﹪下降到2010年的23.2﹪,不足三成,与此同时,城镇居民消费支出额占居民消费支出额的比例由2001年的68.1﹪增加到2010年的76.8﹪。综上所述,农村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是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2.居民消费能力不足,阻碍需求增长

2001年到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由6859.6元增加到19109.4元,2366.4元增加到5919.0元,虽然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纯收入不断的增长,但收入的大部分花费在食品支出当中,这可以从恩格尔系数看出,这十年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保持在35﹪和45﹪左右,这意味着城乡居民的生活还不是很富裕,即使有消费的欲望,但缺乏购买能力,潜在的消费需求不能转化为实际的消费需求。

3.未来预期不确定,储蓄动机强烈

无论是弗朗科·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还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他们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当期消费不只同现期收入相关,而是以一生或永久的收入作为消费决策的一个依据。随着教育、医疗、住房等各项改革的逐步展开,居民对未来的支出预期明显增强,表现为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不断降低和储蓄动机不断加强,从2001年到2010年这十年间,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均增长15.4﹪。由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可知,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的和等于1 ,平均消费倾向和平均储蓄倾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人们倾向储蓄,用于消费的收入自然就会减少,从而造成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足。

4.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收入分配的差距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表示,它是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吉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等于1,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实际的吉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吉尼系数越大,则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吉尼系数越小,则收入分配越接均。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据联合国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突破0.52;201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将突破0.55,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①。中国百万美元富翁家庭达111万户,世界第三超过1亿美元的家庭达393户,世界第八。但按世界银行每天2美元的标准,中国贫困人口依然有1亿多。再加之目前物价水平偏高、高房价,我国的两极分化现象比较严重。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穷人的边际倾向较高,但社会中富裕阶层的普通消费已经饱和,而下层人们虽然有消费的欲望,却没有消费的能力,从而难以转化为有效需求。

三、拉动国内消费需求的对策建议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确保"三农"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确保农副产品最低收购价格不折不扣的实施,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发展优质、高效的新型农业,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实施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完善土地征用方法和补偿标准,保障农民的收入水平不低于征地之前;进一步完善农村新型医疗合作保险制度,进一步扩大和增加医疗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和报销;积极探索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农村养老保险市场。

2.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城乡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使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变为实际有效的社会消费需求。

3.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调节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城乡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进一步完善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在当前财政状况允许的前提下,提高对城乡低保家庭的补助水平,从而提高全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变潜在的消费需求为有效的社会消费需求。

注释:

①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1]白暴力.总消费需求不足的核心机制与解决对策[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8,(1):17-20.

[2]刘兵.影响内需的原因及对策分析[J].特区经济,2008,(3):213-215.

[3]卢有红.中国内需拉动的关键点与破解新思路[J].现代经济探讨,2009,(7):34-38.

[4]魏凤娟.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缓慢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J].经济师,2007,(9):51-52.

篇3

一、文献综述

FDI作为外资流入的最主要手段,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在国际资本对于东道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方面,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Borenztein等人(1998)对近7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FDI对于发展中国家除了有资本集聚作用以外,更是东道国引进新技术的重要渠道。中国学者魏后凯(2002)《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定性定量的解释了,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差异有90%是来源于FDI的分布差异;同年,中国学者张立,龚玉池(2002)《FDI在中国省际的分布因素》中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FDI持续发展,但在各个省份的发展极不平衡,其加剧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中国学者崔建军,吕亚萍(2014)《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得出FDI对我国东部地区经济起促进作用,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不强,对西部地区经济区促进作用的结论。

已有的关于FDI及我国经济增长差异的研究,主要是研究FDI的不均衡分布,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但是由于不同经济时期经济增长的特征不同,故本文将不同经济阶段与FDI不均衡分布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研究相结合,运用最新的数据,实证的分析了不同阶段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

二、FDI业绩对比分析

考虑到不同地区行政单位的数量差以及规模大小的差异,衡量FDI的发展状况单用FDI的绝对数量是不够科学的,所以我们引入FDI业绩指数(IND)这个概念,来衡量一个地区吸收FDI的状况。

FDI业绩指数是指,在某段时间该国的FDI流入量占全球的FDI流入量的比例,其公式表达为:

INDi=(FDIi/FDIw)/(GDPi/GDPw)[1]

其中下标i是指一国的指数,下标w是指全球的指数。

为了更好的衡量一国内部的FDI业绩指数,我们可以将该式变型为:

INDi =(FDIi/GDPi)/(FDIw/GDPw)[2]

其中,下标i可以理解为各个地区的指数,下标w可以理解为一国的指数。

虽然后面的公式是由前面的公式变型得到的,其计算的结果一致,但是经济含义却不同。后面的公式能更好的引入一个国家内部来计算FDI业绩指数。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为例,通过公式[2]来计算我国三个阶段各自的平均FDI业绩指数,所得结果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区域FDI业绩指数是不平衡的,主要表现是,东部地区的FDI业绩值是一直大于1,而中西部地区小于1,表明我国GDP吸引FDI的量呈现自东向西逐步递减的趋势。这是由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的投资环境造成的,东部的投资环境相较于中部部而言更为优越一些。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东部地区FDI业绩指数呈现逐步递减的规律,而中,西部地区则一直呈现逐步递增的规律,特别地,在2015年,中部地区的IND指数突破了1。说明各地区的FDI差异在逐步缩小。

三、模型构建

假定各地区经济增长具有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特性,各区域的投入包括劳动L和资本K,则区域的生产函数可以表达为式[3]:

Q = F(L,K) or Q = ALaKb [3]

其中,产量Q可以由各个区域的GDP来表示,又因为资本K可以分为国内投资DK和国际投资FDI,所以公式[3]可以转化成以下形式

GDP = ALaDKcFDId [4]

与此同时,为了消除时间序列可能引起的异方差现象,我们将公式[4]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得到式[5]

LnGDP = C + aLnL +cLnDK +dLnFDI +u [5]

其中u是误差项,C是截距,a是L对于GDP的弹性,c是DK对于GDP的弹性,d是FDI对于GDP的弹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

LnGDPit = C + aLnLit +cLnDKit +dLnFDit +u [6]

其中i是时间的下标,t是时间的下标,GDPit表示各区域各个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DKit表示各区域各个时期的国内投资,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FDI得到;FDIit表示各区域各个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采用各省实际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衡量,用各阶段历年平均汇率进行折算得到;Lit用各省历年的就业人数衡量。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处理

本文选用截面单位为30个省,市,自治区(自治区除外),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地区(采用国家统计局的划分口径),选用1978-2015年的最新数据作为观测值,在不同阶段划分⑤的选择上,将1978-1991年作为第一阶段(T1),1992-2001年作为第二阶段(T2),2002-2015年作为第三阶段(T3)。

1、数据平稳性检验

使用变量单位根检验法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得到的结果如下表:

由表二的检验结果可知,LnGDP和LnFDI均为非平稳的一阶单整过程,协整检验的条件可以满足,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常用的协整检验方法有Johansen协整检验和EG两步法,本文采用的是Johansen协整检验法,检验结果如下表:

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稳定的关系

(二)实证结果

根据假设及选定的数据,使用软件eviews对数据进行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T1阶段回归结果表示,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模型调整的R2分别为94.9%,96.4%,95.7%,说明其拟合优度是比较高的,同时三者均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下的F检验,东部地区的LnFDI系数为0.135,且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下的t检验, 中部地区的LnFDI系数为0.024,其t检验值为0.632,未通过检验,说明中部地区的FDI在整体上并没有对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西部地区的LnFDI系数为0.047,其t检验值为-0.0229,也就是说西部地区的FDI在整体上不仅对经济发展没有推动作用,反而起到了副作用。

1978-1991年,探索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各地的开放程度不同。东部地区沿海,交通便利,独特的优势使其能够更早的接触到外国市场。而中,西部地区相对封闭,所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相对较少;同时这一时期,国外的投资者对于我国的投资都比较谨慎,导致资金量较少;再者,借贷外资的主导形式导致资金规模较小。

表5:T2阶段东、中、西部地区LnGDP回归结果

[变量\&\&东部\&中部\&西部\&C\&\&1.359(0.442)\&11.750

(-3.707)\&1.482 (0.525)\&LnL\&\&0.231(0.686)\&1.351(4.329)\&0.124 (0.426)\&LnDK\&\&1.311(8.094)\&1.379(11.624)\&0.841(8.663)\&LnFDI\&\&0.291(2.031)\&0.114 (3.342)\&0.004 (-0.058)\&AD-R2\&\&0.995\&0.996\&0.988\&F值\&\&562.306\&883.031\&153.165\&F的显著性\&\&0.000 \&0.000 \&0.000 \&]

T2阶段回归结果表示,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模型调整的R2分别为99.5%,99.6%,99.7%,同时三者均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下的F检验。东部地区的LnFDI系数为0.291,且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下的t检验。中部地区的LnFDI系数为0.114,其t检验值为3.342,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t检验,说明在1992-2001年这个阶段,中部地区的FDI在整体上开始对区域经济起到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的LnFDI系数为0.004,其t检验值为-0.058,同样说明西部地区的FDI在整体上不仅对经济发展没有推动作用,反而起到了副作用。1992-2001年,加速发展阶段。从1992年开始,我国FDI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我国国内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同时全球化的过程也使得我国成为国外资本的经济好去处。仍旧是由于环境及配套设施限制等原因,我国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受到限制。

T3阶段回归结果表示,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模型调整的R2分别为99.7%,99.7%,99.8%,说明其拟合优度是很高的,同时三者均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下的F检验。东部地区的LnFDI系数为0.183,且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下的t检验;中部地区的LnFDI系数为0.299,其t检验值为3.200,通过检验显著性水平为5%下的t检验;西部地区的LnFDI系数为0.086,其t检验值为1.818,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0%下的t检验。2002-2015年,创新发展阶段。2 001年我国加入WTO,这为我国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同时我国实施了许多政策,例如十一五计划,强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其中具体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强西部地区硬件设施。十一五计划还提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还有十二五计划和十三五计划的陆续实施,为这一阶段中西部地区的FDI的增长助力。所以,基于以上政策以及环境的改变,FDI对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五、 结论及对策建议

通过比较不同时期和经济发展阶段,FDI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正确有效的政策指导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资本总是投向于利润较高的地区,这必然会致使FDI的分布不均衡,并且由于各种效率原因,FDI更有可能会加剧这种不均衡。但是从改善区域经济失衡的角度来看,我国的首要工作是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不单是提高FDI的投资总量,更是提高FDI在中西部地区的使用效率。所以,提高中西部地区的软硬件设施来加强中西部地区的FDI吸收率是十分重要。故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其硬件设施,增进FDI的吸收率

中、西部地区位于中国的内陆地区,交通没有东部沿海地区便利,但是可以通过加强中,西部地区的道路运输来改善其相对劣势,改善落后边远地区对外通行条件。吸收民间资本和外资的进入,运用各种融资模式解决资金缺乏的问题。发展产业集群来吸引外资。加大门户城市开放力度,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提高教育医疗建设,加快城市化建设。

(二)提高中、西部地区软环境建设,吸引更多外资投入

社会大力发展金融,物流,咨询,法律等服务业,为经济发展提供配套设施,便利的环境更容易吸引外资的流入,同时也能够增加FDI的吸收率。同时政府也应该加快其职能转变,也应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和人才的培养,逐步将劳动力优势转变为技术性人才优势。

(三)适应全球化的趋势,提高中、西部地区开放程度

把握全球化的发展时机,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加工贸易产业结构,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沿海地区要充分利用资源,增加自主创新的能力;中、西部地区要积极承接国外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加速当地经济的发展。要推动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协调发展。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提高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增强金融业国际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

篇4

大量可以观察的事实表明,城乡居民之间存在着收入差距,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这种收入差距会持续扩张,这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同样的观察也可以发现,平抑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除去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发展运行的自身规律,可以在漫长的时期内自动弥合这种差距外,政府作用更为明显。政府的行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缩短或延续这个过程的周期。依据这个判断,按照中国政府在新世纪推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在2020年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实现全面小康的总体目标要求下,希冀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平抑城乡居民之间日益扩张的收入差距,同样取决于政府的行为选择。因此,必须在目标取向、发展思路、制度创新、分配格局以及转变职能等方面规范政府行为,逐步构建政府支持农民收入增长完整的政策框架,最终形成中国农民可持续的收入增长机制。

一、工业化的阶段性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长期存在,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农业禀赋资源丰裕的欧美,抑或是农业资源禀赋稀缺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只要存在工业和农业两大产业部门,其收入就一定存在差距。日本经济学家土屋圭造提供的20世纪60年代的资料表明,以工业就业者的收入为100,农业就业者收入在美国为56,西德为44,法国为36,丹麦为77,新西兰为88.而一般认为,上述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开始进入工业化的成熟阶段。

为什么在工业化的成长阶段,世界各国城乡居民之间普遍存在收入差距。对此,早在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著作中就有过深刻说明。他列举了工业和农业部门生产方式和产品需求方式导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源。其一是农业部门存在着收益递减规律,城市工业不仅不存在收益效率递减规律,反而呈收益递增趋势。其二是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低。由于工业和农业的不同生产效率,城乡居民收入存在差距是必然的。20世纪中叶柯林·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则明确用3次产业的概念和理论,说明城乡居民存在差距的必然性。他指出由于在工业化过程中,第一产业(农业)的产业地位有相对下降趋势,且产值比例下降速度要大大超过其就业比例下降速度,这种产值比例与就业比例下降的不同步,造成城乡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工资水平,必然是农业部门劳动力收入水平低于城市部门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并最终形成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决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原因,霍利斯·钱纳里解释为,劳动力在经济部门之间的配置,主要是受收入水平的影响。通常趋势是随收入水平提高,初级产业部门就业减少,而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就业增加。劳动力转移受预期收入、就业、政府支出的分配、生产结构及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和原因,可以归结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致,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工业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农业则意味着落后的生产力;也可以认为是两大部门的生产方式不同。工业是可以重复,连续不断地机械生产,农业则必须与自然生产交织,增加了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和问题的复杂性;还可以认为是工业产品和农产品需求决定的收入弹性不同。工业产品需求弹性高,而农产品需求弹性低。但最本质的是工农收入差距产生并扩大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经济结构。在二元经济结构中,传统农业生产的基础——土地是不可再生的基本生产资料,随着人口的增长,对土地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加上传统农业技术进步缓慢,不断增加的劳动力供给的边际生产率会逐渐趋于零。而现代工业使用的资本、技术和设备可以再生,规模可以扩大,技术进步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增长。总之,现代部门比传统部门的技术进步快,投资回报和就业者的工资收入相对较高,解释了不同产业部门的就业者收入水平存在差距的本源。

而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工业化过程中往往会持续相当长时期。日本从明治维新至20世纪60年代,处于工业化的前期和前期向中期过渡阶段,二元经济特征十分明显,表现的工农收入差距一直维持在1.3∶1~3.1∶1之间。直到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工农收入差距才开始缩小,1980年工农收入差距为1∶1.15,农民收入超过非农家庭收入,这个过程持续了差不多100年。美国农民拥有的资源禀赋和生产条件远远优于日本,生产的平均规模也远远大于日本。但从农民收入看,仍然长期低于非农业人口收入。农民收入与非农业人口相比,20世纪30年代大约为其40%,50~60年代为50%~70%,80年代为80%,现阶段才基本持平。如果以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台农业调整法,政府致力于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行为为标志,差不多经历了70年努力,工农收入差距才由2.5∶1缩小到1∶1左右。

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工业化发展自身的规律。西蒙·库兹涅茨倒U 曲线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在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期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步缩小。其原因是一些产业部门的迅速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这些增长又主要集中于快速发展的工业部门,并使这些部门的从业者收入快速提高,从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但随着劳动力更多地从低收入的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部门的转移,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水平又会缩小。郭熙保曾根据世界银行1991年和联合国粮农组织1990年的有关资料,将人口在4000万以上的20个大国按人均GDP 水平346美元为低收入、990美元为中下收入、2642美元为中上收入和20038美元为高收入4个级别。分析了不同级别人均收入与农业份额变动的情况,发现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农业人均产值在低收入组为0.47,在中下收入组为0.38,在中上收入组为0.36,在高收入组为0.67.意味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社会平均劳动力生产率,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相对应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是先扩大,并在工业化后期开始缩小。城乡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明显。

即使是在封闭经济中的二元结构模式下,经济运行的结果也可以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长时期内自行弥合。威廉·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由于工业部门的劳动产出大于工资总量,因而形成剩余产出。如果工业资本家将利润再投资,则该部门资本存量及其对劳动的需求将由此而提高。只要农业部门尚有过剩劳动力存在,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下去,一直到农业过剩劳动力全部被吸吮尽为止。这时劳动力供给曲线及工资水平将由水平直线变为具有正斜率的曲线,工业劳动者工资和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将随投资增加而逐步增加,工农业趋于均衡发展,国民经济结构逐步转变。上述分析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这种阶段性的收入差距扩大,是可以通过经济发展自身加以修正和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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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消耗。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实现的。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偏高。从主要产品的单位能耗来看,火电供电煤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2l%,水泥综合能耗高45%,乙烯综合能耗高31%。从主要耗能设备的能源效率来看,机动车百公里油耗比欧洲高*%,比日本高20%,比美国高10%;载货汽车百吨公里油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l倍以上。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的2~3倍。

从水资源利用来看,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且时空分布不均,但水资源浪费严重,利用效率低下。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为0.4,是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100立方米,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多数城市供水管网跑冒滴漏损失率超过20%。从矿产资源的消耗强度看,在现行汇率下,我国每万美元GDP消耗的钢材、铜、铝、铅、锌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6、4.8、4.9、4.9和4.4倍,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高出许多。

(三)高排放。高消耗换来的高增长,必然是高排放和高污染。小机组发电比例高,耗煤就多,粉煤灰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就多;立窑水泥比重高,矿山利用率就低,废石和粉尘排放量就多;草浆造纸比例高,耗水量就大,废水排放量就多;低效磷肥比例大,磷矿利用率就低,废渣和废石就多。我国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年我国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总量453亿吨,其中化学需氧量排放1348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2120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目前,我国每年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近10亿吨。

(四)不协调。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木桶定律”,是说木桶的实际容量,不是取决于桶壁上最长的那条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条板,那些高出最短木条的部分是无效部分。同样的道理,经济结构不协调状态下的增长,会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效增长。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无论是三次产业结构、产业内部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还是城乡结构、地区结构、重大生产力布局等都存在不合理的问题,有些方面还比较突出,严重制约着经济的整体增长和总体效益的提高。

从农业来看,我国农业基础依然薄弱,“三农”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农业的“短板”,直接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农民的消费水平和农村市场的开拓,并进一步制约其他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从服务业来看,目前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2.3%,不仅低于全世界平均64%的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45%的水平。服务业不发达,就不能为其他产业提供便捷、高效的物流服务,质优、价廉的信息服务,以及高效的融资、市场中介等服务,就难以促进其他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和技术创新,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服务业的“短板”,影响其他产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水平,并最终降低经济增长的效益。据估算,我国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的比重高达20%,比发达国家高出近1倍。

从工业来看,虽然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工业的整体水平已有了很大提高,但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装备制造业的水平不高。许多关键设备都要依赖进口。据统计,我国光纤制造设备和60万千瓦发电站控制设备的几乎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的85%,石油化工制造装备的80%,轿车工业装备和数控机床等的70%都被进口产品占据。装备制造业基础性强、关联度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生产消耗水平和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技术装备水平落后,能源、原材料消耗就高,产品的层次和附加值就低,产业的竞争力就差,增长的代价就大。这些行业的“短板”,特别是关键技术设备受制于人,必然会减缓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进度,增加结构升级的成本,削弱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从而制约增长质量和竞争力的提高。

从企业组织结构看,我国企业组织结构相对落后,“大而全”、“小而全”在某些行业依然突出,专业化分工不够发达,行业集中度不高。不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影响劳动力、技术、资金等资源的优化组合,会造成人力与物力资源的浪费,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加企业的成本,削弱整个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竞争力。

(五)难循环。从资源流程和对环境影响的角度考察,增长方式存在着两种模式:一种是传统模式,即“资源一产品_废弃物”的单向线性过程,创造的财富越多,消耗的资源就越多,产生的废弃物也就越多,对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另一种是循环经济模式,即“资源_产品_废弃物_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模式,在一些发达国家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全世界钢产量的1/3、铜产量的1/2、纸制品的1/3来自于循环使用。水的循环利用更为普遍,一些发达国家在17个产业部类的生产中,水资源的消耗速率已达到“零”增长,有的已实现负增长。国外钢铁企业采用高炉喷废塑料、余热余压发电等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不仅减少了污染,还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美国用铝废料生产的再生铝占其铝产量的50%以上。巴西铝饮料罐的回收率高达85%,日本为82.5%,美国为55.4%。

目前,我国资源回收率还比较低,综合利用率不高,许多可以利用或再利用的资源却成了废弃物。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为33%,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55%,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分别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个、*个和20个百分点。煤炭资源综合回收率为30%左右,其中大中型煤矿为40%~50%,小型煤矿只有10%一15%。我国每年产生上亿吨的粉煤灰,历年积存量已有30多亿吨,目前的综合利用仅限于生产水泥、墙体材料或者铺路、建坝等,大量高附加值的物质没有开发利用。我国每年约有500万吨废钢铁、20多万吨废有色金属、1400万吨的废纸及大量的废塑料、废玻璃等没有回收利用。

(六)低效率。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的增长,必然是低效率。我国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46、日本的1/41、法国的1/34、德国的l/32。剔除农业人口多的因素,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也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

16、德国的1/12和韩国的1/7。我国水泥企业的人均年产量不到500吨,世界先进水平一般在8000吨以上。我国重点煤矿原煤生产效率是每人每天3.4吨,而美国为44吨,德国为11吨,俄罗斯为9吨。

篇6

一、1978年~2010年三次产业分析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加到401202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15%,同时,三次产业所占比重也在不断变化中,其具体比重情况如下图所示: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三十多年来第一产业在我国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则一直保持稳定,一直在我国全国总产值中达到40%~50%的水平。因此,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可以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有一半是依赖于第二产业的。而在第二产业中,各细分产业的产值情况发展如何,就是本文重点分析的。

二、第二产业各产业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工业产业集中度情况

对于产业集中度,采用CR4、CR8来进行衡量,在本文中,这两个指标分别表示第二产业中细分产业中产值所占比重前四、前八的产业在第二产业产值中所占比重情况。

通过计算2004年~2010年7年的CR4、CR8,得到如下表的结果:

分析可以发现,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在七年中所占比重一直都很高,尤其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所有行业中的排名一直都处于前两名的位置,其他的包括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在CR4中都有排名,从总体的CR8来看,可以发现,除了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外,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在全国的排名也占据了前八位,而通过CR4、CR8在7年的数据来看,可以发现工业行业的集中度的走势是比较稳定的,前八个行业的产值在第二产业的产值贡献率在7年中均超过了一半,当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还是存在一定的变化,也在不断的出现轻微的波动。

(二)经济增长情况

本段分析中,为了上段与产业集中度的相关情况相对应,仅研究2004~2010年7年的增长率进行分析。

观察可以看出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最高,之后有所减缓。这从整体经济情况来看,与2007年所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有重大的关系,之后由于受此次危机的影响波及,我国经济情况一度受到压制,但是2010年我国的经济又有所回升,增长率达到17%,尽管不能说我国已经摆脱这次危机的影响,但是我国的经济也开始显示出回暖的势头。

(三)产业集中度与经济增长率

在本部分分析中,均采用变化率来进行研究,以使得分析结果更加符合我国目前实践情况,其变化情况如下: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明显看出经济增长率与产业集中度变化率呈现出负相关,即产业集中度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慢,甚至可能是负增长。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是因为集中度越高,那么垄断程度就越高,这样不利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会影响总体的经济运行。

三、对实践的意义

本文通过对2004~2010年间数据的处理分析发现如下几点:

第一,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我国所占比重一直很高,其原因有多个方面,本文主要分析经济学方面的因素,具体而言有如下:首先,该产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我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成本低,因此,该产业在我国发展迅速,并且在近年来呈现出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其次,由于我国现代化趋势加强,我们正在积极的运用先进技术来改善我国的现实情况,这就要求我们有足够的人员、技术、资金投入这个产业,因此产业在全国所占比重高也是必然的。

第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这三个产业在我国排名均在前8位,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贡献。

第三,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在全国比重也在前8位,其原因为该产业对我们而言是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因此对其的依赖性很强,在我国的比重很高,对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四,对经济增长率和产业集中度变化率之间的分析,可以明显的看出,两者之间存在负的关系,即经济增长越快,产业集中度应下降,反之亦然,而这一点也与我们在经济学中所学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这是因为,产业集中度越高,那么表明这个国家的垄断程度越高,这样就不利于市场竞争,会造成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导致消费者剩余遭受很大损失,从根本上来说是占有了消费者的权益。从理想状态下,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是最优的,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制约,不可能存在完全竞争的环境我们只能希望市场环境向着完全竞争的情况发展,以使得各种资源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最大限度的引导市场向着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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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2-0044-10

一、引 言

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是诸多国家经济发展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开放条件下,从需求的角度而言,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和政府支出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需求结构指的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例及变化关系,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来表示。需求结构演进相应指的是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趋势。

1978―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获得了较好的增长绩效,名义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5.2%①。但与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需求增长滞后致使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强的投资和出口依赖,相应形成了“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波动中不断上升,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的需求结构演进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政府决策层面和学界的高度关注与担忧。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使我国出口面临的外部环境恶化,“投资―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外生性”和“非常态性”特征充分显现:2003―2007年,我国GDP增长率稳步提升,但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使出口需求锐减,造成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和一定程度的增长速度下滑(见表1)。因而,如何通过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成为我国政府宏观调控追求目标的必然选择。

毋容置疑的是,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反映经济增长需求动力演进逻辑,明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是进行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前提和基础。基于此,本文关心的问题主要有:(1)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具有何种逻辑性?(2)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关系?(3)中国应该如何对需求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

二、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事实

为了考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我们利用多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经验事实,从两个维度进行统计性描述:一是基于对经济发展工业化不同阶段7个国家的考察;二是基于37个国家2006年横截面数据的考察。

(一)基于7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工业化阶段的考察

依据钱纳里(Chenery)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阶段界定的相关研究结论H・钱纳里、S・鲁宾逊、M・塞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王松宝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114页。,本文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一般说来,反映工业化阶段的指标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均收入水平;二是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三是工业内部结构。本文主要以产业结构变动为依据,同时参考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来反映工业化阶段。这种判定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但并不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第Ⅰ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第Ⅱ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第Ⅲ阶段,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即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达工业化阶段。

本文分别对印度、巴西、新加坡、韩国、美国、德国和英国共7个国家在1970―2008年间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以考察工业化不同阶段需求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依据1970―2008年间7个国家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及人均GDP的变化情况等经济运行特征因篇幅原因,本文未列出7个国家产业结构和人均产出的相关数据。感兴趣的读者可来信索取或查询《国际统计年鉴(1995-2010年)》的相关数据。。本文的基本判断是:1970―2008年,印度和巴西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新加坡和韩国则由经济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过渡到后工业化阶段,而美国、德国和英国则处于经济发展的后工业化阶段。

由表2和图1、图2、图3可见,1970―2008年,7国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事实说明:(1)不同国家的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均值水平差异较大,这一事实说明,不同国家需求结构水平由各自经济运行条件和外部环境等因素所决定,如生产技术水平、收入水平、资本存量、劳动力、收入分配、经济制度、产业结构、消费习惯及经济增长速度及目标等,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影响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及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工业化阶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可能并不存在所谓需求结构的“标准模式”,即如果仅仅依靠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水平高低去判断一个国家的需求结构是否合理可能有失偏颇;(2)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不同国家的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存在共同的变化规律: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下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3)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过渡至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幅度上升,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中期阶段过渡至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幅度下降,这说明经济增长率上升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相伴随。

(二)基于37个不同国家2006年横截面数据的考察

为减少其它非正常因素的影响,进而探索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需求结构演进一般规律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综合考虑了5个不同大洲的37个国家用以统计分析。

表3和图4、图5、图6、图7分别描述了2006年37个国家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与收入水平及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如果以收入水平程度来衡量经济发展的不同工业化阶段:低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高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后工业化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阶段不同,37个不同国家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出如下特点:

1、消费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国家2006年的消费率水平差异较大,消费率的最大值出现在柬埔寨,达到86.9%,最小值出现在新加坡,只有49.7%。从收入水平与消费率之间的静态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高,多保持在80%左右,如美国、英国、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等国家,而中低等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低,多保持在70%以下水平。从收入水平与消费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消费率水平相应较高,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率会不断下降,在人均GDP约20000美元左右时达到低点,随后消费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断上升,即消费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消费率趋势线)。

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见: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水平中等,经济增长率水平较高,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水平较高,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高收入国家消费率水平较高,经济增长率水平也相对较低;虽然有些高消费率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低,但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反向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消费率提高而下降(详见图5中拟合的消费率趋势线)。

2、投资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不同国家2006年的投资率水平差异较大,并无较强的收敛趋势。从收入水平与投资率之间的静态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的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家的投资率水平相对较低,多保持在20%左右;中等收入水平的捷克、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泰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投资率水平相对较高,多保持在30%左右水平;低等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虽差异较大,但相比较而言,大多数国家如巴基斯坦、埃及、南非和菲律宾等国家投资率水平较低,多在20%以下。从收入水平与投资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投资率水平相应较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投资率会不断上升,在人均GDP约20000美元左右时达到高点,随后投资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即投资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投资率趋势线)。

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投资率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见: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较高,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次之,而高收入国家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则最低;虽然有些高投资率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高,但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正向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投资率提高而上升(详见图6中拟合的投资率趋势线)。

3、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国家2006年的净出口率水平差异较大,其中最大值达到30.2%,最小值只有-11.1%,平均值为1.8%,标准差为8.4%,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差值为41.3%。从净出口率与收入水平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净出口率一般接近于零,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净出口率水平相对较高;净出口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净出口率趋势线)。

从净出口率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净出口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U型”曲线关系,即净出口率接近于零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而净出口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和净出口率为负且相对较低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水平均相对较高(详见图7中拟合的净出口率趋势线)。

三、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一)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基于7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工业化阶段和基于37个不同收入水平国家2006年横截面资料的实证分析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中收入水平提高,不同国家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水平差异较大,并无明显的收敛现象,但所有国家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均呈现出相同的演进逻辑(详见图8):(1)随着工业化进程中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即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消费率在波动中不断下降,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波动中不断上升,而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在波动中不断上升,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波动中不断下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2)经济增长率上升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相伴随,即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高,而在后工业化阶段和工业化初期阶段,经济增长率水平会相对较低;(3)需求结构短期剧烈变动时期,经济波动相对较大,即需求结构短期剧烈变动会影响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

(二)需求结构演进逻辑与经济增长需求动力演进逻辑的关系

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虽然都是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力,但由于其性质不同,在经济发展不同的阶段,何种需求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有所不同。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反映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的演进逻辑: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由于生产和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收入仅仅能够用于消费,产品较少剩余,用于积累及出口的产品相对较少,消费需求相应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投资需求次之,净出口需求水平较低且一般为负,因而,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高,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相对较低,但在这一阶段,由于积累较少,资本相对匮乏,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低;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迅速发展促进了投资需求迅速扩张,投资需求相应取代消费需求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投资需求迅速扩张形成的强大生产能力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某些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部门存在产能过剩,因而必须依靠产品出口(这一阶段主要是制造业产品出口)进行化解,即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消费率水平会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会不断上升,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应较高;在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典型特征是第二产业增长变缓、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由于第三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资本需求相对较低,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相应变弱,消费需求会重新取资需求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产品出口也相应变缓,相应地消费率有所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有所下降纪明:《经济增长的需求启动、需求约束及再启动》,《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说明,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来说: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都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相比较而言,不同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所不同,本文相应概括为:“消费需求是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稳定器,投资需求是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启动器和加速器,净出口需求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有效补充,是经济增长的辅助器。”

(三)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的政策含义

明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的政策含义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实际需求结构变动符合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是其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重要因素,应依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适时适度切换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同时避免需求结构在短期内剧烈变动。即为了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增长,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重点不应是关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的高低,而应是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依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适时适度调整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以达到相应的政策目标: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快速增长以跨越“低水平收入陷阱”,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相应地应依靠投资需求扩张来完成,消费需求次之;在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使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高经济增长率持续,相应地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应依靠消费需求扩张保持增长的持续性,同时依靠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的结构调整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必须注意的是,需求结构短期内剧烈变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因而,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又一重点是避免需求结构短期内变动幅度过大。

四、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求结构演进特征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197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图9和表4分别描述了1978―201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及与经济增长率关系。

从需求结构总体变化趋势来看:197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率波动中阶梯式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阶梯式上升。分阶段来看,1978―1992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下降,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上升,净出口率接近于零且变化趋势不大;1993―2000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上升,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下降,净出口率小幅上升但变化趋势不大;2001-2010年,消费率快速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快速上升。

基于Chenery等人对工业化进程中一般特征的描述,国内一些学者如:郭克莎、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金碚、简新华等对中国工业化进程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1978―201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1993年左右中国总体工业化进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00年左右进入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因而,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1978―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动趋势符合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的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趋势也相应反映了经济增长需求动力的演进趋势:伴随着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下降,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上升(详见表4)。

从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详见图9):1978―1992年,受各种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率波动幅度相对较大,经济增长率与需求结构演进并无较强的相关性;1993年以后,经济增长率与需求结构演进呈现较强的镜像关系,1993―2000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上升,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下降,经济增长速度相应有所下降,2001年以来,消费率波动中大幅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大幅上升,经济增长速度相应不断提高。

从需求结构演进与GDP年均增长率关系来看(详见表4):1978―1992年阶段和2001―2010年阶段,即消费率波动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上升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相对较高,分别达到14.8%和14.9%;而在1993―2000年阶段,即消费率波动中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下降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相对较低,只有12.9%。

上述情况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符合工业化初中期阶段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增长绩效较好此处经济增长绩效较好指的是:与前文中1970―2008年7个国家经济增长率和37个国家2006年经济增长率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率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但值得重点关注的是,2001年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以来,需求结构变动过于剧烈,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的变化幅度明显加快,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波动,同时使经济易受外部冲击,进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常态性”,对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构成一定威胁。

五、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现实战略选择

1、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

关于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Kaldor、Kuznets和Hansen等经济学家认为,消费需求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经济增长需求动力中最稳定的部分任碧云、王留之:《中国消费与投资关系的调整及其机制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Rostow和Chenery&Syrquin指出,在经济发展的起飞和成熟阶段,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而在经济发展的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Moshe Syrquin and Hollis Chenery,“Three Decades of Industrialization,”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89, 3(2), pp. 145-181.。从这些经济学家关于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论述来看:一般说来,当经济发展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依赖提高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提高消费率不仅可以达到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而且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及稳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需求结构演进较好地遵循了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对较高。但国内诸多学者通过国际比较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率水平明显偏低,这对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形成不利影响。从经济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因而,提高消费率、扩大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刻不容缓。依据消费函数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居民收入水平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消费需求扩张。有鉴于此,努力提高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政策设计机制应主要包括:加强政策引导,形成居民健康、持续的消费理念;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城乡间、区域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居民消费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高居民的现期消费和消费支出预期。

2、以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投资扩张以维持适度的投资水平,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

需求结构演进逻辑说明:经济的高速增长总是与投资需求的快速扩张联系在一起的,投资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和启动器,保持一定程度的投资水平对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非常必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3年以来,投资需求迅速扩张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相应地,长期高投资率、依赖投资需求扩张驱动经济增长致使当前某些制造业产能过剩及成本上升导致的通货膨胀预期并存,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形成负面影响。

简单地说,在中国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际,保持适度的投资水平对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非常必要,但投资的进一步扩大一定要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导向。当前,在中国城镇化正处于提速阶段和居民消费结构正向服务业消费品主导型升级之际,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投资结构升级是化解当前部分产业产能过剩进而减轻资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的关键。政府投资政策导向的重点应从促进投资规模扩张转化为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率,应特别加大先进制造业和以金融业、旅游业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投资力度,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制造业的投资效率,促进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服务业相对快速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3、适度控制出口规模,提高出口工业制成品技术密集程度,扩大服务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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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9-0001-02

经济的周期性运动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也不例外。在中国六十年经济建设的历程中,经济发展有时发展得十分顺利,有时又会出现比较大的滑坡。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市场机制逐渐增强,产业结构加快转变,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受世界经济发展变化影响日益加深。研究中国经济周期运行的特点,认清中国经济周期运行的规律,对于我们做好宏观调控工作和促进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对经济周期的描述

经济周期来源于对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研究。在1825年,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生产过剩性的经济危机,自那时起,类似的危机大约每隔十年就会爆发一次,这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关注。1977年,卢卡斯在《对经济周期的理解》一文中对经济周期作了如下描述:“经济周期是经济变量对长期平稳增长趋势的偏离”。

在二战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经济周期主要体现的是国民经济总产量绝对值的变动过程,古典经济学家一般认为经济周期是经济总量的上升和下降的交替过程,强调的是经济总量绝对值的扩张与收缩。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经济总产量绝对值下降的情况已经较少出现,现代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的描述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一般认为,经济周期是经济总量对长期均衡值偏离情况的周期性变化,对经济周期的考察主要体现为对年度经济增长率周期变化的研究。

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其中,经济的复苏和繁荣阶段构成了一个经济周期中的扩张期,而经济的衰退和萧条阶段则构成了经济周期中的收缩期。

根据经济周期中波谷经济增长率的数值特征,可以将经济周期划分为古典型周期和增长型周期。古典型周期的波谷时,会出现国民生产总值绝对量的下降,表现为经济增长率出现负增长。增长型周期的波谷时,国民生产总值仅出现相对下降,经济增长率虽然减少但仍大于零,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量并没有下降。

二、中国经济周期的运行阶段划分

中国的经济运行了六十年,中间跨越了三个不同的时期,据此将中国的经济周期运行划分了三个阶段,包括八个周期。划分经济周期的标准主要是根据依据形态的标准。按照经济增长率的波峰与波谷交替变化的情况,每个周期均以经济增长率的波谷回升点为周期的起点,经过逐步提高达到高峰点之后,回落到波谷,每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图形都呈现明显的上凸形态,波谷值与波峰值有明显的差别。

其中,从1953―1976年为第一个阶段,为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阶段的经济运行包括三个比较明显的周期;从1977―1990年为第二个阶段,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体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严格的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转变,经济运行表现为明显的三个周期。这三个周期的波谷经济增长率均大于零,属于增长性周期,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体制刚刚确立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波动幅度开始减小,经济增长质量逐渐提高;从1991年至今为第三个阶段,是中国深化改革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一个阶段,这个时期的经济运行可以明显划分为两个周期。

进入新的世纪,中国经济运行在了第八个周期中,这轮周期已经运行在了第十个年头,周期的扩张期大幅延长,经济增长率连续八年处于8%~13%的上升通道内。同时,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强,世界经济周期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强。2000年以后,中国和美国以及世界范围的经济周期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同步性。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危机使美国经济进入了衰退和调整,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又迅速演变为世界范围的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开始进入调整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中国的经济运行也开始进入收缩期,2008年中国GDP增长率下降至9.6%,比上一年下降了3.4个百分点,这种情况在中国1990年以后的经济运行中还是第一次出现。2009年经济增长率为8.7%,仍然处于这轮经济周期的收缩期内。从目前情况看,经济已经有转好的迹象,但能否结束本轮经济周期的收缩期并进入下一个经济周期的扩张期,还需要我们更长时期内的观察。

三、中国经济周期运行的特征分析

中国的经济周期运行大致表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1.经济周期的波峰高度理性下降。经济周期波峰时的经济增长率从第一个阶段的20%左右,回落到第二阶段的11%~15%的区间,阶段高峰经济增长率最高数值从第一阶段中1958年的21.3%下降到第二阶段中1984年的15.2%,在进入第三阶段后,两个周期的波峰数值分别为1992年的14.2%和2007年的13%。说明随着中国经济周期的运行,经济的扩张力度得到了控制,减少了盲目扩张带来的资源浪费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经济发展造成的损害。

2.经济周期的波谷位置在明显提高。各个经济周期波谷的经济增长率,在第一阶段的三个周期中均为负值,属于古典型周期。改革开放以后,每次经济周期调整时,波谷的经济增长率均为正值,没有出现负增长的情况,国民经济的绝对值没有下降。第二阶段的最低点为1990年的3.8%,第三阶段的最低点为2001年的8.3%,经济周期的波谷底部在逐渐提高。这种情况说明中国的经济周期类型已经由古典型周期转变为增长型周期,经济抗衰退能力不断增强,经济增长的质量得到了提高。

3.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趋于缩小。第一阶段计划经济时期的三个周期中,经济增长率呈现典型的“大起大落”的特征,最大峰谷落差接近50个百分点,且经济上下波动频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大致表现为“高位平稳”的特征,峰谷落差保持在6~7个百分点左右,在第八个经济周期中,峰谷落差进一步缩小,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逐步增强。

4.经济周期的长度正在逐渐延长,周期的上升阶段有延长的趋势。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的三个周期长度都为四至五年。而第三阶段中第七个经济周期的长度为九年,目前正在运行的第八个周期,也已经运行在了第十个年头。说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周期正渐渐从短周期向中周期转变,经济周期运行的时间长度正在逐渐增加。同时,中国前七个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均只维持了二至三年,而从第八个周期开始,周期的上升阶段开始延长,一共持续了八年,这成为了中国经济周期运行中出现的一个新特点。

5.世界经济周期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在逐渐增强,中国的经济周期运行与世界经济周期运行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同步性。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程度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增长与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步性日趋明显。200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正处于收缩期之中,形成了与中国第八个经济周期收缩阶段叠加的状态,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止降转升拐点的时间相对延长,中国的经济周期运行具有了国际同步性的特点。

四、结论

通过对1953年以来,中国经济周期运行情况和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周期已经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古典型周期转变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增长型周期,经济增长率波动呈现高位平稳的特点。同时,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在不断延长,波动幅度缩小,波峰位置在逐渐下降,波谷位置在逐渐升高。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逐渐增强,抗衰退能力不断增加,经济增长的质量得到了提高。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与世界经济周期运行同步性增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周期的扩张期呈现出有所延长的趋势,这对我们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当通过合理的宏观政策搭配,使经济早日进入下一个周期扩张期的上升通道,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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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贺强.中国经济周期、政策周期、股市周期互动关系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5]刘树成.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篇9

从经济学理论来说,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投资、消费和出口,他们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在现实生活中,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但是不同的动力因素又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有所区别,不同的结构比例,表明了一国或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差异。我国属于典型的投资拉动型国家,消费和出口对我国经济的作用尚待挖掘。本文结合现实,将我国经济增长分阶段分析,从中找出经济增长变化轨迹,对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优化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一、文献综述

蒲晓晔,赵守国(2010)对我国经济发展动力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三驾马车的需求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动力结构的阻碍。因此,需要对我国经济发展动力结构进行调整,协调三者的比例。李玉华(2010)认为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协调拉动我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两个坚持三个转变”。

Geoff Dyer(2010)对中国经济变化进行了分析,尤其是金融危机影响下出口下降,财政刺激政策会带来坏账风险。经济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增长来源,这就是消费。并且认为我国经济重点已经由投资转向消费,并必须进行一些改革。Paresh Kumar Narayan和 Russell Smyth(2009)对中东国家在电力消费、出口和经济总量之间进行了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电力消费1%会增加GDP的0.04%,增加1%出口会增加GDP量的0.17%,但是GDP增加会更多的消耗电量,因此国家应该加强电力基础设施投资以避免电力消费对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可见,对于消费是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结论还是存在争议的。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Hooi Hooi Lean和Russell Smyth(2010)。同时也有学者对经济增长因素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如Perry Sadorsky(2011)对于出口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和解释。

二、理论模型

(一)经济动力机制模型

从经济核算的角度,GDP代表经济总量,组成经济总量的计算方法有两种,收入法与支出法。与本文相关的GDP核算模型就是GDP核算支出法。

GDP支出法就是一国或一个区域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量和其各自的价格组成的总价值,这其中包括家庭和组织的支出。其各自购买的商品有所差异,家庭主要是消费品,组织包括机器设备、原材料等支出。假设不考虑政府采购和税收因素,GDP核算公式应该为:

GDP = C + I +EX

其中,C表示总消费,包括居民和厂商消费;I表示总投资,包括外商投资;EX表示净出口,净出口等于出口减去进口。本文就是以该三种因素作为动力机制,核算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模式。

(二)C-D模型

本文将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变形,得到适用于本文研究内容的“泛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又称为生产函数,主要用来计算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生产情况。模型的基本公式为:

Y = A(t) Lα Kβ μ

其中,Y是总产值,A(t)是综合技术水平,L是劳动力投入,K是固定资产净值,也代表资本的投入,α 和β代表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μ代表随机干扰项,并且不大于1。

模型表示经济产出是由劳动力、资本和社会技术水平决定的,而不同的弹性系数取值,产出水平存在差异。α +β=1表示规模报酬不变,α +β>1表示规模报酬递增,α +β

泛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则是将消费、投资、出口和GDP之间的关系代入柯布—道格拉斯模型的变形,此模型变为:

Y = A Cα Iβ NEγ e u

其中,Y表示GDP,C表示消费,I表示投资,NE表示净出口,A表示常数,e表示自然对数的底,u表示随机误差项,α、β、γ表示各变量对GDP的弹性。假设α + β + γ = 1,对模型两边求导可得:

LnY = LnA + αLnC + βLnI + γLnNE + u

其中,LnY,LnC ,LnI 和LnNE表示变量的对数形式。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说明

为了更好地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情况,本文利用历年统计年鉴、中经数据库、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媒介,采用1978年以来的经济数据,变量主要包括消费、投资、净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投资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净出口为对外贸易出口减进口净值。由于通货膨胀、时间趋势等原因,会导致变量出现变动惯性,为消除惯性还原变量本身的关系,本文用GDP平减指数、固定资产投资指数等对数据以1978年为基年进行了去趋势化处理。

(二)数据处理

1. 阶段性动力分析

我国经济领域自1978年以来除了沿着自身运行规律发展以外,也进行了多次宏观调控管理,国民经济出现了几次转变。本文为了更好说明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借鉴陈宗胜,任重和周云波(2009)年的观点,将社会经济结构转换分为四个阶段:1978年—1984年,1985年—1991年;1992年—1999年;2000年—今。这四个阶段的总趋势是:从要素投入型增长逐渐转向效率改进型增长。

本文将这四阶段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统计,其结果为:

(1) 第一阶段(1978年-1984年):

LnGDP = 5.33 + -0.11LnC + 0.57LnI

(1.81) (-1.97) (4.86)

Adjusted R-squared=0.98 Durbin-Watson stat= 2.30 F-statistic = 148.16

此模型表示,消费每增加1%,经济增长就会减少0.11%,投资每增加1%,经济相应就会增加0.57%。第一阶段的特征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占经济总量绝对多份额,农业经济增速快于其他部门。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我国还属于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净出口为-45.9亿元,进口大于出口,对外贸易的份额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较小,尚未显现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此阶段也是经济建设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占据经济总量过半。由于人民购买力、国家经济调控等原因,人民消费对于国家的经济增长变动是相反方向的。

(2) 第二阶段(1985年-1991年):

LnGDP = 1.61 +0.62LnC +0.34LnI

(2.92) (10.74) (3.82)

Adjusted R-squared=0.98 Durbin-Watson stat= 1.46 F-statistic = 143.77

由于DW检验不过关,因此模型修正为:

LnGDP = 1.39 +0.62LnC +0.37LnI + (AR(1)=0.19)

(1.75) (3.89) (1.65) (1.11)

Adjusted R-squared=0.94 Durbin-Watson stat= 1.84 F-statistic = 83.97

此模型表示,消费每增加1%,经济增长就会增加0.62%,投资每增加1%,经济相应就会增加0.37%。这一阶段是我国的城市化改革阶段,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社会阶层逐渐丰富,国家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机制改革,经济活力得到释放。该阶段的消费贡献力超过投资贡献力,净出口在这个阶段也由贸易逆差转为贸易顺差,但由于占比较小,起作用还暂时无法体现。

(3) 第三阶段(1992年-1999年):

LnGDP = 3.36 - 0.02LnC + 0.72LnI + 0.07LnNE

(2.60) (-1.86) (3.97) (1.52)

Adjusted R-squared=0.96 Durbin-Watson stat= 1.89 F-statistic = 52.04

此模型表示,消费每增加1%,经济增长就会减少0.02%,投资每增加1%,经济相应就会增加0.72%,净出口每增加1%,经济相应就会增加0.07%。这一阶段是我国的改革步伐较大的阶段,该阶段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社会投资蓬勃发展,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该阶段的消费贡献力对经济影响为负,但是影响较小基本视为无影响。由于国家政策的明确,外商投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等民营经济投资热情高涨,因此投资成为该阶段的主导经济力量。该阶段的又一重大变化就是净出口也成为经济的拉动力之一,并首次超过消费,这表明我国开放水平大大提高。

(4) 第四阶段(2000年-2011年):

LnGDP = -0.26 + 0.68LnC + 0.50LnI + 0.02LnNE

(-0.13) (2.57) (14.10) (1.76)

Adjusted R-squared=1.00 Durbin-Watson stat= 1.55 F-statistic = 933.54

由于DW检验不过关,因此模型修正为:

LnGDP = -3.55+1.13LnC+0.43LnI+0.02LnNE +(AR(1)=0.26)

(-1.61) (3.82) (9.79) (1.63) (0.92)

Adjusted R-squared=1.00 Durbin-Watson stat= 1.89 F-statistic =784.43

此模型表示,消费每增加1%,经济增长就会增加1.13%,投资每增加1%,经济相应就会增加0.43%,净出口每增加1%,经济相应就会增加0.02%。这一阶段是我国的转型阶段,国际经历了金融危机波动,国内进行了工业化、信息化改革,三次产业的结构得到转变,我国已经实现了经济增长质的变化。在经济规律和国家宏观调控的管理下,实现了投资与消费较合理的经济结构比重,我国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转移到消费上来,投资也成为重要的经济力量。由于人口红利的结束,我国出现了“刘易斯拐点”,外贸的力量在经济总量的作用有所下降。

2. 整体动力分析

以上四阶段鉴于时间跨度短,不适于数理模型展开,故采用最小二乘法表示出结构与总量之间的变动关系,为了从长短期说明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特从1978-2011年的经济数据进行整体关系的分析。

(1)平稳性检验

本文时间跨度34年,为了消除时间变动趋势,先对变量进行处理。

(2)协整性检验

变量同阶平稳,构成协整检验前提。协整检验采用Johansen检验方法,根据AIC准则确定滞后期。本文对LnGDP、lnI 、lnNE和lnC的长期关系进行检验的结果见表2。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增长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1%的净出口、投资和消费的变动,能分别带来0.03%,0.6%和0.25%的贡献率。

从贡献率来看,总的来看我国还是属于投资拉动型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中占重要地位,投资量占比重过大,会带来经济的无序与粗放性增长;在政府拉动内需的背景下,我国消费动力逐渐显现力量,已经能够成为第二大驱动力,在政府政策导向下,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会继续发挥强劲动力,超过投资,成为国家第一驱动力;正如上文分析的,由于人口红利和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到位,“新市民”观念正在变化,以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渐淘汰,单纯贸易加工业务也逐渐转移到印度、菲律宾等成本更低的国家,我国外贸优势逐渐减弱,今后必须提高贸易档次,以加强贸易动力。

以上分析一方面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实现转变,消费和投资结构逐渐趋于合理;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经济结构还没有完善,对外开放程度还没有到位,对外贸易总量规模小,同时还存在东中西部地区外贸差距化。

四、结论与建议

(一)本文结论

本文参考前人研究结论,将我国经济35年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动力有所差异,第一阶段的动力特点是投资为主,消费与经济变动呈现反方向变动;第二阶段动力特点是消费为主要动力,投资贡献约为消费贡献的一半;第三阶段,三驾马车动力显现作用不一致,消费萎缩并相反变动,投资为主要增长力量,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微弱;第四阶段,实现了消费拉动经济的目标,投资比重较为合理,但是净出口的作用越来越小。总体来看,我国这三驾马车在经济发展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不同因素的拉动力不同,消费正作为新的力量成为经济的拉动力,投资份额占比有所减少,经济总的发展方向更倾向于质量而不是增长率。

(二)政策建议

从结论来看,我国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在不同历史阶段出现了较大波动,不同时期的作用有所差异。但总的来看,三驾马车对于经济的作用并不均衡,我国经济还是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下一阶段,在降低对经济增长率关注的同时,要通过调整三驾马车的增长质量,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优化。

1.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居民消费分为商品消费和服务性消费两大类,服务消费水平的高低是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服务性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同时也对第三产业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必须加快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升级。优化升级的重点应主要围绕在完善社区服务、推进信息化建设、教育普及化以及文化旅游行业等方面,这样才能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2. 优化投资结构,保证经济增长质量

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消费对经济的带动力量还很不稳定,作为经济的稳定器,投资对经济的作用举足轻重。未来应该在保持投资规模的基础上,将传统的投资领域升级优化,重点集中在信息业、新兴工业、低碳环保业等领域。助推经济转型升级。

3. 提高进出口贸易档次,推进经济升级转型

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存在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进出口贸易档次低、进出口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应该加快贸易企业发展高附加值产品,这就要求我们引进高质量的技术并消化吸收的集成创新,也就是“二次创新”环节。在对外贸易的对象上,也要尽量避免范围过于狭窄,防止过度依赖产生的不必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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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我国的合意增长率与结构变化

合意增长率对应着自然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是在产出、资本与储蓄比率已知的情况下,将全部储蓄转变为所需投资增长率,等于是合意资本产出率与合意储蓄率的比值。随着不断进步的计量方式,已经能够在理论层面对合意增长率进行度量。本文主要利用合意增长率对经济结构领域进行理解,认为合意增长率是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结构相一致或是对经济结构优化有利。合意增长率就是在经济结构变化较快的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也较快,反之,缓慢变化的经济结构,相对应的合意增长率也会较低。前工业化时期,由于缓慢的经济结构变化,其合意增长率一直无法提高;工业化时期经济结构变化逐渐迅速,合意增长率也逐渐提高;而在后工业化阶段的不同时期,合意增长率的表现也将各有差异。本文主要结合我国从“一五”开始到“十二五”的近60年经济发展,对我国的合意增长率、红利释放及结构变化的规律进行探讨。依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可以看出我国从1953年至2012年的劳均GDP增长率、人均GDP以及GDP增长率均出现基本相同的变化趋势及规律。以经济波动及增长速度为主,同时全面考虑到这一期间我国经济的制约条件、因素以及实际情况,对经济发展速度以及经济结构特征进行分段描述。在计划经济时期(1953-1978年),该阶段我国主要发展战略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战略违背了比较优势原理,由国家强制力作为启动工业化进程的依靠。1953年的人均GDP仅为121元,到了1976年,人均GDP为318元,在24年中,劳均GDP增长率为3.6%,人均GDP增长率为4.2%,GDP的增长率为6.3%。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情况,按照钱纳里等就业份额与农业产值的标准来看,其水平极低,远远低于起步阶段的人均GDP100美元,到1976年,其人均GDP依然没有超过200美元的水平。但是,我国的工业模式主要由政府主导,重工业投资作为导向驱动,加之城乡日益分离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及计划体制中的资源配置,逐渐促进了我国工业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缓慢发展。在转轨时期(1978-2000年),也就是我国进入了由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替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也可以说是迅速变化的经济结构,转变工业化战略,迅猛发展经济的工业化推进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逐渐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变为在轻重工业之间,以比较优势原理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并在三次产业之间协调发展。在转轨时期逐渐引入市场因素,成为计划与市场并行资源优化配置的方法之一。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当中,政府投资是核心,忽视了需求、城乡差异过大等许多不协调的经济结构而进行的工业化模式。但在转轨时期,这样的传统模式正逐渐被私人投资与政府投资兼顾,需求与供给并重,逐渐缩小城乡差距,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结构优化的工业化模式所替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转轨时期的经济结构也随之快速变化,并且符合了经济结构的演变规律,促进了合意增长率。随着转轨时期市场因素的不断作用,逐渐增加的私人投资,促进了农村适度开放,逐渐缩小城乡二元经济差距。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国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逐渐增多了物质文化生活等多样化需求。这样迅速且良性的经济结构优化与经济结构调整,极大程度地推进了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转轨时期的20多年里,劳均GDP增长率为20.1%,人均GDP增长率为14.1%,GDP增长率为15.8%,较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当属奇迹。在持续稳定增长期(2001年以后),这也是我国加入WTO以来,进入了全新工业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逐步走入成熟,甚至迈向了高级工业化的持续稳定增长阶段。2000年时,我国人均GDP为7858元,到2012年已经高达38354元,也就是由800美元提高至6000美元。依据钱纳里标准,中级工业化向高级工业化过渡的加速发展时期,也是经济结构巨变的阶段,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自从我国进入持续稳定增长期,伴随着空前增长的外需,随之而来的是相对不足的内需,由于我国各地逐步开展重型制造业,以及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政府投资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在持续稳定增长期,由经济增速层面看,我国具有相对较小的经济波动,并且呈现迅速增长且平稳的态势。这一时期的劳均GDP增长率为14.6%,人均GDP增长率为10.1%,GDP增长率为11.7%。人均GDP增长率比转轨时期更高,而GDP增长率则与转轨时期相同,劳均GDP增长率较低于转轨时期。由产业结构层面看,第三产业份额正在不断提高,第二产业份额没有太大变化,而第一产业份额正在不断下降。另外,在持续稳定增长期,我国的第三产业就业份额持续超过第二产业,且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主导型产业。由此可以看出,我国60年的工业化发展进程,符合结构优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计划经济发展时期,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前工业化进程起步时期,带着强烈的随意性与主观性的战略计划,在配置资源中发挥着绝对的作用,形成了重视供给轻视需求,重视城市轻视农村,重视投资轻视消费,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重视工业化轻视服务化,重视政府投资轻视私人投资,重视国内市场而轻视国际市场等问题,存在许多非优化经济结构,但这一时期的非优化经济结构,仍旧起到了优化结构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增长。在转轨时期,是体制转型及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时期,在配置资源中,计划逐渐被市场所替代,并且起到了主导作用。不断优化城乡结构,轻重工业化结构也逐渐合理。该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是符合工业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且迅猛的结构变化,释放出了庞大的结构红利效益,有效推动了国民经济可持续且迅速的提升。在持续稳定增长期,是我国后工业化进程走入成熟与高级阶段的发展时期,强劲的外需与低人力资本有效结合,让全世界关注焦点落在“中国制造”上。在该时期中,经济结构的改变,既体现出优化趋势,同时也存在些许恶化因素,从根本上说,一方面持续推动经济呈现高速增长趋势,另一方面,增速的放缓以及对结构进一步调整又意味着巨大的结构红利还未释放。

红利释放、合意增长率同结构优化

以事后的观点层面来看,若是将合意增长率看作与经济结构优化一致的实际经济发展速度,则可以看出,在前工业化时期,由于缓慢变化的经济结构,其合意增长率也极低,人均GDP增长率基本等于零。在工业化时期,由于整个过程中,如区域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以及需求结构等经济结构快速的优化,其结构红利效应由于结构变化的释放极其明显,大幅度增加了合意增长率。在后工业化时期,由于时间较短,所经历的国家也较少,该时期逐渐趋于稳定合理的传统经济结构,在与层次逐渐提高的需求之间,所形成的高供给能力水平与高层次需求相对不足,这样的不断调试以及不匹配的供求关系,极可能降低合意增长率。就我国现阶段来说,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以“一五”计划为开始,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能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到1978年,扭曲的结构变化虽然提高了合意增长率,但是,却对国民经济原有的发展潜力造成了阻碍,降低了红利释放与结构优化的潜力。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到2000年,该阶段结构优化持续且健康,将结构红利效应充分发挥出来,大幅度的促进了合意增长率提高。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至今,该阶段的工业化逐渐成熟,并且呈现高级化发展趋势,在不断优化区域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城乡结构的同时,却对投资结构与需求结构造成了恶化。一方面促进了合意增长率的提高,有利于红利释放和结构优化。而另一方面又对结构红利效益的有效发挥造成了阻碍。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性建议:首先,应该积极促进劳动力进行跨区域与跨产业的流动,充分促进劳动力将应有的结构红利效应发挥出来。建立起全国一体化、进退自由、规范有序以及鼓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以促进劳动力由效率低下的第一、二产业,向效率较高的第三产业移动,将劳动力的结构红利效应最大化释放出来。其次,应该引导合理消费,促进我国内需消费逐渐替代外需消费,释放需求结构红利效应。引导合理消费的宗旨在于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发展,以提高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同时需要对社会保障系统不断健全完善,引导公民进行适度合理的消费行为,以提升合意资本产出率与合意储蓄率。最后,应该将政府投资规范化,鼓励私人投资,最大限度地激发投资结构的红利效应。政府的投资领域以及规模需要规范化,对民间投资门槛逐步降低,增加民间投资的领域,使市场为主导逐渐替代目前的政府投资为主导,提高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作者:高玉莲 单位:广州工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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