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研究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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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研究例2

2008年以来，面对 国际经济 的一系列不稳定因素和雪灾、地震等两大自然灾害，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快速发展的势头，增长速度与去年同期相比仅略有放缓：2008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30619亿元，同比增长10.4%，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了7.9%，其中，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7.1%，较上月回落了0.6个百分点（国家 统计 局）。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的得力，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局面，一些积极因素的显现也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但是，在一系列数据面前，我们还应看到，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都超过以往任何一年，我们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措施，确保排除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和阻碍。

1. 经济发展方式处在关键的转变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这种增长模式主要以出口带动增长，以低 成本 、高污染、高消耗为代价。当前，我国 社会 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就是原有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由增长到发展的转变势在必行。2008年是实现十七大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由增长向发展的转变，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中就包含诸多要素的重新的整合。在整合的过程中，许多矛盾暴露了出来，需要我们在经济运行中逐渐缓解和改善。节能减排，构建资源节约、 环境 友好型社会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先发展步骤。

2. 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元实行了弱势政策，国际原油、黄金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美欧日的经济衰退迹象明显，国际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世界经济的波动将不可避免的波及我国，导致我国出口衰退、原 材料 价格上涨，进而引发全面的通货膨胀。最近一段时间，美元有了小范围的升值，原油、黄金和粮食价格有所下降。但这一波段能够持续多久，仍有待观察。特别是如果美元在第四季度反转迹象明显，则人民币存在由快速升值到贬值的风险，这是我国当前潜伏的最大 金融 风险。因此，涉及到的相关部门应对此有所防范。

3. 出口模式的效用下降催生新经济增长点

投资 、出口、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在当前通货膨胀率仍在高位运行的情况下，利用过渡投资来拉动经济发展显然是不适宜的。同时，当前部分资金在以“投资”做掩护的名义下，进行各种投机活动，增加了区域和 行业经济 发展的不确定性。对此，必要的 行政 干预是值得肯定的，但更应该充分利用 税收 调控机制来控抑制投机和投资，通过差别征税法和惩罚性征税来减少投机的比例。

我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用出口带动增长。在世界经济良好运行的时期，这一模式极大了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腾飞。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发展，我国的出口在逐步下降，沿海中小型外贸出口企业大量倒闭，出口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失去了原有的效用。这就迫切需要我们找到经济发展的另一增长点，维持经济良好发展的势头。

4. 防范热钱对 中国经济 的冲击

热钱是指短期的投机性游资，中国社科院研究表明，当前已有1.75万亿热钱流入我国。如此巨额的资金，对我国股市、房市形成反复的冲击，是股市、房市暴涨暴跌的重要因素。央行数据表明奥运开赛后的一个星期热钱已开始撤离中国。但热钱撤离的结果是使我国的奥运经济无法拉升，股市大跌。国家对此提出的策略是靠市场经济办法来应对，而不是提前推出救市措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

防范短期热钱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我国对热钱的流入和流出，不仅要形成有效的监控和预警机制，还要形成对热钱流动的有效制约机制。如严格限制境外个人购房、放缓美元汇率等方法都可以有效阻止热钱流动。近段时间美元汇率的微升也有助于缓解我国热钱的流入，为央行的货币政策松绑提供了一定的机遇。但对热钱的处理要注意时间段的把握。如果都集中在奥运后的某一特定时段，与其他经济措施的重叠将会导致极高的金融和经济风险，因此对热钱的反击战要打一个“时间差”。

5. 房地产市场处在整合调整时期

房地产价格要平稳，不能有太大波动，暴涨和暴跌都将直接损害经济的稳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33.5%，房地产业的景气指数仍然维持在100点以上的高位。这表明房地产开发的繁荣景气格局尚未改变，或者说房地产开发存在时滞效应，累积的繁荣具有延续性。今年上半年出现的房地产价格环比下降，一方面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国内需求下降的必然：市场观望氛围较重，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房价的增长速度，房价的高位运行必然不具持久性。

对房地产企业的调控和金融支持，要继续把握好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实施对房产企业从紧的货币政策，收缩银根；另一方面要对房产企业实施区别对待，对竞争力强、信誉高、开发及时的企业，在符合国家政策的基础上优先提供贷款，保证其平稳过渡。以此加强土地监督，整顿开发商囤地行为，加快开发进度，淘汰部分竞争力弱的中小房产企业。

6. 平抑物价

2008年7月份，CPI和PPI出现了一升一降的局面，CPI同比上涨了6.3％，这是自5月份以来的第三个涨幅回落月；同期PPI上涨了10.0％，涨幅持续扩大，达到了自1996年以来的新高。“一升一降”表明，今年以来我国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已初步见效，但未来物价仍存在上行压力，抑制通货膨胀依然不能放松。当前，我国的首要任务是防止物价过快增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这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而不再是防止经济过热。对于通货膨胀的防治，不仅要在国内严格控制物价，还应采取对外统一定价策略，提高我国在国际原 材料 定价中的话语权。

我们既要正确面对当前的困难和问题，又要对今后的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能力充满信心。在科学发展观 指导 下，相信我们能妥善地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中国下一个30年发展的大战略奠定基础，实现 社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宏观经济研究例3

【中图分类号】G648.6【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326-3587（2011）07-0088-03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宏观经济研究例4

2008年以来，面对国际经济的一系列不稳定因素和雪灾、地震等两大自然灾害，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快速发展的势头，增长速度与去年同期相比仅略有放缓：2008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30619亿元，同比增长10.4%，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了7.9%，其中，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7.1%，较上月回落了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的得力，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局面，一些积极因素的显现也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但是，在一系列数据面前，我们还应看到，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都超过以往任何一年，我们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措施，确保排除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和阻碍。

1. 经济发展方式处在关键的转变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这种增长模式主要以出口带动增长，以低成本、高污染、高消耗为代价。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就是原有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由增长到发展的转变势在必行。2008年是实现十七大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由增长向发展的转变，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中就包含诸多要素的重新的整合。在整合的过程中，许多矛盾暴露了出来，需要我们在经济运行中逐渐缓解和改善。节能减排，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先发展步骤。

2. 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元实行了弱势政策，国际原油、黄金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美欧日的经济衰退迹象明显，国际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世界经济的波动将不可避免的波及我国，导致我国出口衰退、原材料价格上涨，进而引发全面的通货膨胀。最近一段时间，美元有了小范围的升值，原油、黄金和粮食价格有所下降。但这一波段能够持续多久，仍有待观察。特别是如果美元在第四季度反转迹象明显，则人民币存在由快速升值到贬值的风险，这是我国当前潜伏的最大金融风险。因此，涉及到的相关部门应对此有所防范。

3. 出口模式的效用下降催生新经济增长点

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在当前通货膨胀率仍在高位运行的情况下，利用过渡投资来拉动经济发展显然是不适宜的。同时，当前部分资金在以“投资”做掩护的名义下，进行各种投机活动，增加了区域和行业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对此，必要的行政干预是值得肯定的，但更应该充分利用税收调控机制来控抑制投机和投资，通过差别征税法和惩罚性征税来减少投机的比例。

我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用出口带动增长。在世界经济良好运行的时期，这一模式极大了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腾飞。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发展，我国的出口在逐步下降，沿海中小型外贸出口企业大量倒闭，出口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失去了原有的效用。这就迫切需要我们找到经济发展的另一增长点，维持经济良好发展的势头。

在投资和出口都受到抑制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开发度还不到一半。随着今年以来股市和楼市的走低，居民存款回流银行，并由此带动了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的大幅上扬。据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4.9649万亿元，同比多增1.5774万亿元。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上半年共增加2.2070万亿元，同比多增1.3798万亿元。统计显示，在1-6月份的新增存款中，有超过44％的存款是由居民储蓄存款贡献的。如何将居民存款转化为消费的动力，值得深思。据投资银行摩根大通报道，我国正在考虑一项总金额至少达2000亿~400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其资金规模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1.5%。这一利好消息极大的刺激了股市、楼市，若股民、基民能够在后续发展中解套出来，居民的观望心理得到改善，则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将大大增加。

4. 防范热钱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热钱是指短期的投机性游资，中国社科院研究表明，当前已有1.75万亿热钱流入我国。如此巨额的资金，对我国股市、房市形成反复的冲击，是股市、房市暴涨暴跌的重要因素。央行数据表明奥运开赛后的一个星期热钱已开始撤离中国。但热钱撤离的结果是使我国的奥运经济无法拉升，股市大跌。国家对此提出的策略是靠市场经济办法来应对，而不是提前推出救市措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

防范短期热钱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我国对热钱的流入和流出，不仅要形成有效的监控和预警机制，还要形成对热钱流动的有效制约机制。如严格限制境外个人购房、放缓美元汇率等方法都可以有效阻止热钱流动。近段时间美元汇率的微升也有助于缓解我国热钱的流入，为央行的货币政策松绑提供了一定的机遇。但对热钱的处理要注意时间段的把握。如果都集中在奥运后的某一特定时段，与其他经济措施的重叠将会导致极高的金融和经济风险，因此对热钱的反击战要打一个“时间差”。

5. 房地产市场处在整合调整时期

房地产价格要平稳，不能有太大波动，暴涨和暴跌都将直接损害经济的稳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33.5%，房地产业的景气指数仍然维持在100点以上的高位。这表明房地产开发的繁荣景气格局尚未改变，或者说房地产开发存在时滞效应，累积的繁荣具有延续性。今年上半年出现的房地产价格环比下降，一方面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国内需求下降的必然：市场观望氛围较重，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房价的增长速度，房价的高位运行必然不具持久性。

对房地产企业的调控和金融支持，要继续把握好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实施对房产企业从紧的货币政策，收缩银根；另一方面要对房产企业实施区别对待，对竞争力强、信誉高、开发及时的企业，在符合国家政策的基础上优先提供贷款，保证其平稳过渡。以此加强土地监督，整顿开发商囤地行为，加快开发进度，淘汰部分竞争力弱的中小房产企业。

6. 平抑物价

2008年7月份，CPI和PPI出现了一升一降的局面，CPI同比上涨了6.3％，这是自5月份以来的第三个涨幅回落月；同期PPI上涨了10.0％，涨幅持续扩大，达到了自1996年以来的新高。“一升一降”表明，今年以来我国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已初步见效，但未来物价仍存在上行压力，抑制通货膨胀依然不能放松。当前，我国的首要任务是防止物价过快增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这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而不再是防止经济过热。对于通货膨胀的防治，不仅要在国内严格控制物价，还应采取对外统一定价策略，提高我国在国际原材料定价中的话语权。

我们既要正确面对当前的困难和问题，又要对今后的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能力充满信心。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相信我们能妥善地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中国下一个30年发展的大战略奠定基础，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宏观经济研究例5

一、引言

2008年山寨制造以铺天盖地之势闯入生活的每个角落,成为最为流行的话题;如今山寨经济也已经遍布大江南北,已经在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山寨经济最初兴起于深圳市的手机行业,之后又不断地往其他行业领域渗透,特别是最近两年山寨经济的发展异常迅猛。目前,深圳山寨制造已经从手机行业蔓延到各个消费电子行业领域,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山寨电子产品,以及山寨服装鞋帽、山寨玩具等生活消费品也大量出现,并且这些山寨产品在市场上很受中低端消费群体的欢迎。本文将从深圳宏观经济出发探析应该如何对待深圳山寨制造。

二、深圳经济的实证研究

(一)深圳市消费和GDP的回归分析

1、模型的设定与数据的收集整理

本文选取深圳市1990-2008年的GDP为响应变量并以各年的消费总量为回归变量两个经济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分析。建立简单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Y=a+b*c,以此模型为基础,用GDP代表总产出,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代表消费。用y表示GDP,以x表示消费,假定两者存在线性关系,设回归函数为y=a+bx+ε,利用Eviews5.0分析并检验。

2、OLS参数估计及结果分析

利用Eviews5.0对相关数据统计,得到模型的估计函数式为:

=76.42001+3.530735X

(1)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

判定系数R2值非常接近于1,表明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优度很高,这意味着深圳市的GDP和消费的关系可以通过模型99%的解释,两者具有高度的线性相关性。也即假设成立,深圳GDP与消费是线性相关的。

(2)模型及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F检验

取显著水平а=0.01,由F分布表查得临界值F0.01(1,19)=8.18,1193.83>8.18即F>F0.01拒绝原假设,F检验通过。

t检验

取显著水平а为0.05,查t分布表得临界值为t(17,0.025)=2.0930,而x的t统计量值为34.55184,34.55184>2.0930,所以拒绝原假设H0,即x对y的预测作用具有统计显著性。

(3)自相关性检验――德宾-沃森(Durbin-Watson)检验

由上文知DW=1.724367,趋近于2,所以不存在一阶自相关性,因此OLS估计是有效估计,t检验的可靠性和模型的预测精度没有受到影响。

(4)总结

根据以上检验分析,可知解释变量(消费)能很好地线性表示回归变量(GDP),整体的显著性检验以及系数的t检验均通过,而且方程的拟合度很高。但是不能就此认为该方程可以解释变量间的关系,因为时间序列中的平稳性还没有检验,如果时间序列不平稳,所做的工作就没有意义,方程存在“伪回归”的可能。两者有共同增长的趋势,所以应该运用协整检验在加以验证。

(二)深圳市消费与GDP的协整分析与格兰杰(Granger)检验

1、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协整检验分析之前要先对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对GDP和消费序列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麦金农(Mackinnon)临界值来判断时间序列变量是否具有单位根,并运用AIC信息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数。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GDP和C(消费)两组数据取对数,通过Eviews5.0进行数据处理来,得到lny、lnx序列即GDP和C(消费)序列都是非平稳的,经过一阶差分后变为平稳序列,就是说lny、lnx均为I(1)序列即一阶单整序列,说明深圳市GDP和C(消费)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所以要继续进行协整检验进一步分析。

2、协整检验

这里采用EG检验法即Engle-Granger协整检验对方程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对残差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若残差是平稳的,则响应变量与回归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反之,则不存在。从残差的散点图来看,残差围绕0波动,而且没有时间趋势,所以,对残差的单位根进行检验时,设定回归式中不含截距项和时间趋势。按照AIC定阶准则确定滞后阶数。利用Eviews5.0得到的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这也就证明了lny和lnx是协整的即深圳市的GDP和C(消费)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上文分析结论和检验结果可知,lny、lnx均为I(1)序列即一阶单整序列,而且两序列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但这仅仅是表明了深圳经济和消费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还不能确定两者具体的因果关系,即究竟是总体经济引起消费增长还是消费拉动总体经济的增长或者还有可能两者互相因果关系。通过对lny、lnx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知虚拟假设Lny不能格兰杰引起lnx发生的概率为0.87175,即lny能够格兰杰引起lnx的概率值为0.12825,根据小概率事件原理拒绝该假设。即深圳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深圳消费的增长。而虚拟假设lnx不能格兰杰引起lny的概率趋近于0,相对应的是lnx能够格兰杰引起lny的概率值趋近于1,近似的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必然事件。所以,二者是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4、小结

根据以上分析和检验,深圳经济和消费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二者是协整的;此外深圳市的总体消费和总体经济是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即消费促进总体经济的增长。可以认为深圳消费的增长以几乎100%的可能性拉动其GDP的增长,而其GDP的增长对其消费的增长的促进作用却很微弱。所以深圳市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应该把扩大消费需求放在主要地位,积极寻求消费动力以确保和实现其总体经济在长期中稳定持续地增长。

三、深圳山寨经济――弥补消费空白,促进宏观经济发展

(一)深圳市社会的消费现状

1、消费率

分析可知深圳市的消费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具体说是呈现波动性的阶梯下降的趋势。1990-1997年为第一阶梯,1998-2001年为第二阶梯,2002-2004年是第三阶梯,近四年在28.5%上下波动。其中1990年最高为38.9%,在一阶梯下降到1997年的25.2%,1998年虽然有所回升为27.3%,但是在二阶梯又持续下降至2001年的24.5%;2002年又从31.0%下降,至近四年徘徊在28%以上。总体上,消费率比较低,消费的作用在弱化。

2、消费对GDP的贡献率

如果以C表示消费,ΔC表示消费需求增加量,则我们可以把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的公式表示为:

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ΔC/ΔGDP×100%(ΔC为消费增量、ΔGDP为经济增量)

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度=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GDP增长率

由对数据的计算可发现,消费的贡献率呈现波动起伏的状态,但整体上,消费对经济的增长贡献率多集中在20%-30%上下,总体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较强较稳定。相应地,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度集中在4%-14%上下及之间波动,也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和很强的拉动作用。深圳消费对经济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所以,如果发挥消费的拉动作用,深圳的经济会得到很有效的增长。

3、居民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消费潜力尚未得到完全释放

分析可知,消费性支出随着可支配性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居民消费性支出增长的幅度始终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幅度,平均消费倾向呈现平稳下降的态势,由1990年和1995年的0.89和0.90下降到2000年的0.78,截至2005年为0.74,2007年为0.75。全市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说明居民增加的收入,并不是同比例的去增加消费,而是有一部分钱存入银行或进行各种投资,说明居民对未来的期望持观望态度,因此居民的消费潜力并未完全释放。

(二)深圳山寨经济生存空间广阔

1、山寨经济弥补消费空白改变消费现状并能挖掘新的消费空间

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数量约在1.2亿,而据2006年公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主要集中在500元-800元。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元-500元的占29.26%,500元-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年度统计公报》显示,2007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但人均仅有6751元;统计公报同时还显示,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对于消费,一直以来,中国46%的城市人口消费80%的产品,54%的农村人口消费20%的产品。所以对于广大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即使有对品牌产品需求也没有足够的收入去消费,除去基本生活开支,他们几乎没有剩余的可支配收入甚至生活也得不到保障。同时说明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产品消费结构决定了山寨产品有其存在的基础和市场需求空间。

2、山寨制造能够创造就业拉动深圳GDP,稳定深圳社会消费的基础

根据奥肯定律(Okun’s law),失业与实际GDP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实际GDP的增长一般减少2%;实际GDP的百分比变动=3%-2×失业率的变动。

深圳从2004-2008年五年的平均从业人数为601.17万人,平均失业率为2.36%,以深圳山寨制造所覆盖的所有人数以25万计算(实际上远超过这个数),如果没有山寨制造,那么将增加25万失业人数,此时,失业率为6.51%,下降4.15%。运用奥肯定律,实际GDP百分比的变动=3%-2×(6.51%-2.36%)=-5.30%,表明实际GDP将受到很大影响,并将下降5个百分点左右。说明,山寨制造对深圳经济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深圳市宏观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结束语

深圳应该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扶持山寨经济发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山寨”行业制定行业准则,对产品质量、产品销售、产品售后服务等方面做出规范,保护消费者权利,严厉打击披着“山寨”外衣的假冒伪劣产品。

参考文献:

1、尚颖.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技术与市场,2007(12).

宏观经济研究例6

众所周知，浙江经济的一大特色就是民营经济发达，许多的小微企业创造了过去的“经济奇迹”，而小微企业的特点就决定了整个浙江经济是对外依存度大，且处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端，属于高度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产业。随着国外经济的不稳定和国内劳动力和资源的成本提高，使得整个浙江经济发展的动力略显不足，增幅开始下滑。

通过认真的研究分析，浙江省各政府已认识到这个问题，且学术界也证实了这一产业结构特点是导致如今浙江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虽然浙江省各级政府采取了许多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如“腾笼换鸟”、“电商换市”。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这些政策的作用可见一斑。既然制约浙江经济发展的原因已经找到，在一系列的政策出台之后为何整个浙江经济增长还是如此乏力呢？浙江政府如此焦急的出台大量的刺激政策是否适宜呢？这其中可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一、浙江省产业结构现状

三次产业分类法可以从宏观上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状况，对于浙江这么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而言，其三次产业结构也应在快速的变化。因此，全面认识浙江省三次产业结构现状对于了解浙江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下表是浙江省近十年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浙江省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不论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总产值都在不断的增长，并且增长速度都很快。从2002年到2013年，第一产业产值从680亿元增加到1785亿元，增加了2.63倍；第二产业产值从3925亿元增加到18447亿元，增加了4.7倍；第三产业产值从3065亿元增加到17337亿元，增加了5.7倍。且浙江经济主要是靠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拉动，又由于第二产业总产值一直大于第三产业，所以第二产业对浙江经济发展的推动是最大的。从上表显示，浙江省的三次产业结构仍然是“二、三、一”的结构，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局势，虽然浙江省大力推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效果并不明显。截止2013年第二产业比重在整个产业中的比重仍然占到一半。

二、产业转型升级中政府与企业之间博弈分析

（一）博弈模型的构建。

1.博弈的假设前提

任何一个理论模型的建立不可能完全与现实情况相符，所以为了模型建立的可能性和分析的简便性，在任何理论模型建立以前都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假设，为此本文也进行了如下的假设：

①假设信息是完全的且博弈是静态的；

②企业转型升级给企业带来额外的收益A，给政府带来额外收益B；

③企业目前运营所得收益为C，政府从企业目前运营中所得收益为D；

④企业进行转型升级所耗费的成本为E，政府对企业进行扶持所耗费的成本为F；

⑤企业从政府处所得的收益即为政府对企业的扶持成本；

⑥政府以概率α进行扶持，以概率1-α不进行扶持，企业以概率β进行转型升级，以概率1-β不进行转型升级。

⑦EX代表企业转型升级的期望收益，EY代表企业不进行转型升级的期望收益。

本文将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建立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对浙江省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进行分析。

2.博弈的支付矩阵

根据以上的假设我们可以得出：如果政府对企业进行扶持，政府会从企业的转型升级中得到一定的收益。例如企业转型升级后所创造的价值增加从而政府的税收增加，那么总体来说政府支付为D+B-F，企业的支付为C+F+A-E；若政府对企业进行了扶持，但企业只拿了政府的好处却没有进行转型升级，那么此情况下政府支付为D-F，而企业的支付为F+C；如果政府没有进行扶持，而企业进行了转型升级，那么政府的支付为D+B，企业的支付为C+A-E；如果政府没有进行扶持，企业也没有进行转型升级，都保持原状，即支付分别为D和C。将以上的分析结果具体化，所得到的支付矩阵如下图。

（二）博弈模型结果分析。

对于政府和企业来说，对经济环境和自身利益的判断标准不同，其所采取的策略就可能不同。就是说政府可能扶持也可能不扶持，而企业可能选择转型升级也可能选择维持现状，故需要进行定性分析。对于企业而言，选择转型还是选择维持现状主要取决于两种情况下的收益情况，在混合策略博弈模型中即为期望效益的大小。由博弈矩阵可以分别计算出企业选择转型升级的期望效益和维持现状的期望效益，如下：

其中，g为企业进行转型升级和维持现状的期望收益之差，只有 时企业才会进行转型升级，并且g越大，企业越可能转型升级。从上面的式（3）可以初步的判断，长期来看，α、β、F和C可以看做是固定的，那么企业选择转型升级还是维持现状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企业转型升级后的额外收益A和进行转型升级成本E，而政府的扶持力度对企业的转型升级没有太多的影响。因此，政府没有必要着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但是，政府的扶持对企业转型升级是否没有任何影响仍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为此，对（3）式进行求导可得：

三、结论

从目前浙江省的具体情况来看，2012年浙江省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为5%左右，这说明浙江省大部分工业企业还是有较强的盈利水平，这种情况下很多企业没有动力去进行转型升级。且对于浙江省大多的小微企业来说，进行转型升级后所得的收益虽然会有所提高，但进行转型升级的成本将是无限大，还可能会面临倒闭，所以即使这些企业看到了一些好处也不会轻易的进行转型升级，即使有政府短期的支持。

综上所述可得：在浙江省现在的情况下，各级政府不因采取过多的扶持政策，要放开管制，让市场来决定企业的生存。内因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当浙江省整个工业企业的盈利水平大幅下滑而让很多企业无法生存的时候，这些企业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进行转型升级，当这一时刻来临的时候各级政府再对转型企业进行扶持，效果将会很好。当然说政府要放开管制并不是说政府什么都不做，政府应该做的是：首先要做好经济增速下滑的准备，因为转型期必然会淘汰一些企业，新企业发展也需要一个过渡时间，这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其次，政府完善自身服务职能，创造良好的转型环境，让企业转型后的利润变到最大而转型的风险降到最小。只有这样，浙江省才能顺利的推进企业转型升级，从而达到推动整个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罗光华，政府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用研究[J].法制与社会，2008 （12）.

[2]杨佐飞.宁波企业转型升级的经营模式研究经济研究导刊[J].2011.

宏观经济研究例7

一、前言

在宏观经济关于统计分析不断得到广泛应用的状况下，市场经济得到稳定的发展，但是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弊端，这样的状况严重的影响了其发展。在经济发展新时期，对存在的问题进行适当的分析和研究，并制定出合适解决方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领域学者重点的研究对象。基于这样的状况，为了有效的保证问题的有效解决和对策的制定具有时效性，在实际的工作中，需要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进行深入的了解与掌握，才能够给予行之有效的、与时俱进的、对国家和大众都有益处的对策。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简介

（一）内涵分析

在本课题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之前，需要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相应概念进行了解。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要是对整体经济关于同一方面的总称，在其发展的不断阶段，经济学和统计学两种知识的融合，为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详尽的信息。宏观经济方面的统计分析主要分为两个发展系统：一是统计学知识为基础的发展系统；二是和经济学知识为中心的发展系y。两种不同知识所形成的系统，在实际应用中产生的价值自然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是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宏观经济方面的统计分析主要注重关于经济学方面的理论和知识多一些，主要表现在计量经济学上面[1]。鉴于计量经济学具有理论形式的计量经济学和经济形式的计量学，将其应用到实际当中，能实现对数据的统计和管理，进而达到探索经济当中潜在规律的目标。宏观经济的统计部分所要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宏观经济实际运行过程相应结果，在此过程中主要把宏观经济的相应理论作为依据，而将统计分析方法和方法作为工具，充分的利用统计的资料，来实现对宏观经济实际当中运行的规律予以深度的认识与分析。

（二）常用的方法

宏观经济方面的统计分析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其方法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1）静态分析。该种分析方法主要是把经济变动的整个过程和时间的因素进行排除，进而使经济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2）边际分析。该种分析方法主要是边际概念当中的数量分析法，在使用的过程中对经济行为和相应的经济变量进行详细，进而凸显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的关系；（3）均衡分析。该种分析法是对经济实际均衡状态下变动条件和形成条件进行详细分析；（4）比较动态分析。该种分析法主要是对两个不同的经济予以比较对比，进而获得变量的关系[2]。

三、推动宏观经济状态下的统计分析发展策略

（一）“与时俱进”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具有实践性与科学性，能实现对信息予以合理分析，对现今市场经济的稳定经营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信息化技术的支持下，宏观经济方面统计分析的信息的主要来源和相应的分析方法呈现出迥异的特征，宏观经济方面的统计分析在实际应用中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特征，将多样化的分析方法应用到该项分析当中，能使数据终端使用人员提供的重要的信息保障。大数据时代为我国超越追赶经济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我国在经济发展新时期当中，注重从政府采集和分析得到的信息数据着手，进而为经济的稳定经营和长远发展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

为了能贯彻和落实新经济时期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要在经济发展趋势不断变化后，对不适应经济长远的项目进行改进，在关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注重经济研究的前瞻性，并对互联网中的信息进行充分的利用，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宏观经济分析体系，为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中提供科学依据与良好的服务。在大数据时代迅速发展下，我国可以对当地各个社会基础单位作为的数据作为依据，对顺应现今大数据时代信息发展的平台进行建立。强化物流网络自身统计与各个行业之间相关联的机构进行建设建设，进而为各个行业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当地政府同时也要对资源环境和电网供求提供的信息数据作为重要的依据，实现对我国各项能源的全面发展。此外，大数据相关平台网站要进行科学的建设，这样才能为我国能源基础建设和管理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从上文的论述得知，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我国各个地方的政府要注重自身发展的创新性，能实现对数据的合理分析，通过采用多元化的经济统计方式，才能对统计和分析方法提出个更好的方法，进而实现合理科学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目的。

（二）完善相关体系

经济体制的改革是我国促进经济发展采取的重要措施。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我国现存的经济发展结构很难为经济的实际发展提供满意的服务，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无法适应新时展的趋势。基于这样的状况，在实际的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更好的改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机制，应注重要宏观经济方面统计分析工作能在现阶段得到健康的发展。政府机关单位中的从业人员在实际的工作中应研究出适应现今经济发展的体系，进而能科学的指导现今市场经济中企业自身的经营和长远的发展。同时还要对参与工作的相应人员，对自身的专业技能进行不断的提升，让其拥有更加专业的职业技能，保障新建指标体系能顺利有效的实施，发挥其调节指导作用[3]。

（三）加强宏观控制力

由于经济具有较强的流动性，易产生很多种类型风险。因此，要加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稳健发展，增强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将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与政治外交结合，与国际宏观调控接轨，并且在宏观调控基础上，贯穿落实国家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具有针对性的调控政策，使宏观调控能力与市场机制调节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将宏观调控目标分为若干个小目标，逐一的进行宏观调控，使宏观调控成果巩固，以实现经济宏观调控最终目标。

四、结论

通过本文的论述得知，虽然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存在着较多样化的问题。但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与时俱进符合时展与国家的宏观调控加强，相关体系不断完善，政府与各方力量的大力支持。能够实现对所有经济数据统筹管理与精确分析，使国家经济发展加快，促进整体经济效益优化，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也能够得到一个长期有效发展的契机，为人们谋取更多的福祉。

参考文献

宏观经济研究例8

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内外需结构性平衡、经济周期波动、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问题上，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性平衡问题

后危机时期，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刘伟等通过国民资金流量表核算资料，对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国内总需求结构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有密切关系。他们分析了这种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认为改善这种失衡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宏观效率的重要保证。[1]

王晋斌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路径是要平衡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而不能采取简单的替代关系。在改革内需结构的同时，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规避高新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以挖掘专业化的潜力，并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以形成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2]

文贯中认为，面对外需增长的下降,中国急需提振内需，然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中国必须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内需，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3]

杨圣明针对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面临升值，而在国内又面临贬值的双重压力矛盾对立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悬殊、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低悬殊、中国国内价格水平过低等。指出，提高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减缓压力的根本；推进新一轮的价格改革是减缓压力的关键；改善中美贸易结构是减缓压力的重要举措；人民币国际化是减缓压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从经济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关经济政策与制度建设等方面，对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研究认为，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与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需要创新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环境与体制保障。[5]

二、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

王成勇等运用star模型理论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以及经济在各个波动阶段之间转换的内在演化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把经济周期阶段划分为紧缩、恢复和扩张三个机制已经能够较好地刻画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结构，但是划分为紧缩、恢复、扩张和衰退四个机制，在整体拟合效果和对经济增长结构的解释能力方面都有显著提高；经济在各机制之间的平滑转换速度和机制状态是否平稳，阐释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较强的非对称性及其内在演化机理。[6]

张成思运用随机波动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特征的动态变化。实证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趋向平稳化的分水岭。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增强了实体经济抗冲击的能力，推动了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化转变。[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表现出某些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幅度大于产出波动；另一方面，我国的就业波动较为平滑而投资和资本波动过大。陈晓光等建立了一个rbc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模型引入了异质性消费者和异质性厂商以及部分消费者和部分厂商在金融市场上所面临的信贷约束；鉴于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影响力，模型还引入了政府消费，以反映政府支出对消费者和厂商的外生冲击。研究发现：信贷约束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而政府消费冲击则是一个重要的波动源。[8]

高士成运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长期识别条件，通过引入贸易依存度等外生变量，采用svar方法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进行分解，并讨论了中国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斜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短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需求冲击，同时，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也与理论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谜”。[9]

中国经济波动可能是由多种冲击因素共同引发。李猛等沿着“条条块块”思路对中国经济波动冲击源进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有大约30%的部分来源于地方政府冲击。研究发现，官员腐败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性，而现有文献所强调的财税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10]

三、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课题组通过经验分析，对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进行了国际比较，突出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通过省际分析揭示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及其与主流经济学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别是“结构性”调控作为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思维：①把握宏观调控主线：突出供给管理，加快结构调整；②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弱政府性驱动；③转移宏观调控的重心：从工业化到城市化；④拓宽宏观调控的视野：关注世界发展中的中国因素，加强国际政策协调。[11]

李连发认为，当前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通胀预期逐渐形成。在跨期转移购买力方面，人民币作为跨期价值储存载体的吸引力下降，而房产等有价资产的吸引力上升，这是推动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结构性政策可能仍然会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将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这些措施可能难以缓解中长期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确保我国经济中长期平稳发展是硬道理，短期内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利率在管理通胀预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既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引发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过早退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好政策调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理论完全不同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滞胀”的危险，提出以16%的名义gdp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13]

    刘伟等回顾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认为，2006年～2010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但同时也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就要求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应该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指出了现阶段加强供给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黄益平等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他们分别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环比数据。研究表明，过剩流动性、产出缺口、房价和股价对通胀会产生正向影响。结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冲击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前5个月，10个月后基本消失。研究发现，过剩流动性和产出缺口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考虑到资产价格对通胀的溢出效应，中央银行应密切关注资产价格走势。同时，管理流动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胀的主要手段，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进程至关重要。[15]

张晓慧等通过构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基于“两部门悖论”的简单模型框架，对全球通胀变化及其机理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 近年来全球通胀呈现几个突出特征：一是“结构性”价格上涨已经并很可能在未来成为通胀的主要表现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机引发的初级产品价格暴涨成为导致 cpi 、ppi大涨的重要原因；三是cpi 、ppi明显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变化上cpi特别是核心cpi会相对滞后。研究认为，鉴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运行和通胀机理所发生的变化，在宏观调控中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格变动，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地衡量整体价格水平的途径和方法。[16]

四、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2010年，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张延运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对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 1992年~ 2009 年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有两期滞后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两期滞后的“通货膨胀效应”。[17]

王立勇利用hp 滤波方法估计了我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测算出我国通胀缺口，进而从目标实现角度定量分析了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996 年后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方面的绩效明显改善，财政政策调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处于不断提高进程中。研究认为，在稳定物价方面，财政政策绩效不容乐观，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而非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主要还是一种货币现象，应该主要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控。[18]

闫坤等认为，在良好复苏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经济中的扩张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货膨胀的压力骤然增大。总体上我国主要税种的收入呈增长趋势，财政收入体系的自动调节功能得到完善，财政支出重点逐步向社会事务转移，形成了由经济外延性扩张向社会外延性扩张的转变。为防范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快速复苏，应采用带有内部收敛性的政策协同，在推动经济复苏增长的同时，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19]

郭杰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入手，实证研究了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与货币供给、工业品销售率以及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制度方面的识别条件，构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私人部门投资对总需求变动敏感，政府投资通过影响总需求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影响，从而揭示了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路径。[20]

王智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个权衡了经济稳定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两大目标的整体目标变量，然后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对整体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更高，采用财政政策实现经济目标更有效，而货币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较小，对其使用要更为谨慎。面对经济危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合理和有效，而货币政策更多情况下应该配合财政政策，起到稳定和辅助性的作用。[21]

五、非均衡运行中的货币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万晓莉等利用对数据稳定性没有要求的bounds testing方法，系统地考察了我国货币需求在 1987年~2008年20年间的特征。结果发现，在考虑汇率（预期）和外部因素的条件下，我国在长期里才有稳定的货币需求。虽然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未完全放开，但是货币替代和资本流动效应表现明显。人民币贬值（升值）预期将显著减少（增加）居民和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这意味着央行在对汇率进行控制的条件下要进一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难度将越来越大。[22]

李成等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多个非有效资产市场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推演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即最优利率规则。研究显示，利率调控不仅需要对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动向做出反应，还要对资产价格及汇率变动有相应的调整。利用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整体上遵循了最优利率规则，该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一定的参照尺度，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变化；我国利率调控主要针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资产市场价格及汇率变化的反应系数相对较小或不显著，说明中央银行没有对资产价格等因素给予过多的关注。[23]

王立勇等对开放条件下的var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应用lstvar模型分析发现，低增长状态下，信贷正负冲击的产出效应和利率正负冲击的价格效应都具有显著非对称性；高增长状态下，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产出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货币、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价格皆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在正向冲击方面，货币和信贷的产出效应以及利率和信贷的价格效应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具有显著非对称性；在负向冲击方面，信贷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都具有较明显非对称性。而且，低增长状态下，信贷的产出扩张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扩张效应较强；高增长状态下，货币的产出紧缩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紧缩效应较强。[24]

彭方平等应用非线性平滑转换面板模型，从微观层面对我国货币政策成本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成本效应，即在短期内加息可能引起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成本效应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相比经济过热时期，经济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成本效应更显著。上述结论所蕴含的货币政策建议在于：在宏观经济复苏基础尚未稳固、通货膨胀较为敏感的背景下，对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经济滞胀。[25]

黄武俊通过修正后的karras产出与价格模型，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动机在开放经济下受到制约，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中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起着积极作用；②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和影响工资—价格调整速度两个渠道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两个渠道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机制不同；③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减弱，对价格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强。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逐渐由数量性指标向价格性指标过渡，最终应确定为以稳定物价为单一目标。[26]

范从来考察了实践中货币政策目标由多目标向单一目标收敛的现象，指出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重新定位问题，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目标，但是中国失业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涵盖充分就业的目标。[27]

张雪兰等利用1996年～2009 年的经济金融季度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经验探查。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并不存在很明显的时滞，但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政策目标间的相关性不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通畅，继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认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从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着手，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宏观和微观基础，并加强其与其他经济政策的搭配与协调。[28]

六、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资本化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新世纪以来，资本化则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等要素价格重估而推进。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赶超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技术创新却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中国的tfp增长率在低水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只有对现行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激励内生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29]

汤向俊等运用 1970年～2008 年间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低于劳动力的边际贡献，gdp中资本形成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特征。1978年～2008 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政府生产性倾向以及国有部门较低的融资成本，使中国较高的资本形成率得以持续。研究认为，我国应继续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和金融业的改革，改变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为实现高投资增长模式转变提供微观基础。[30]

陈彦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国tfp增长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资本投入，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完成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型，在 2000 年以后突出表现出来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很可能在未来难以为继，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增长所需要依赖的主要动力。[31]

钟水映等利用 1990年～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显著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从区域来看，人口红利对东、中、西的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应不显著；从区际来看，东、中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区域之间均不显著。同时还发现，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32]

宏观经济研究例9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1)07-0001-05

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内外需结构性平衡、经济周期波动、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问题上，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性平衡问题

后危机时期，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刘伟等通过国民资金流量表核算资料，对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国内总需求结构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有密切关系。他们分析了这种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认为改善这种失衡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宏观效率的重要保证。[1]

王晋斌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路径是要平衡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而不能采取简单的替代关系。在改革内需结构的同时，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规避高新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以挖掘专业化的潜力，并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以形成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2]

文贯中认为，面对外需增长的下降,中国急需提振内需，然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中国必须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内需，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3]

杨圣明针对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面临升值，而在国内又面临贬值的双重压力矛盾对立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悬殊、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低悬殊、中国国内价格水平过低等。指出，提高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减缓压力的根本；推进新一轮的价格改革是减缓压力的关键；改善中美贸易结构是减缓压力的重要举措；人民币国际化是减缓压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从经济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关经济政策与制度建设等方面，对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研究认为，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与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需要创新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环境与体制保障。[5]

二、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

王成勇等运用STAR模型理论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以及经济在各个波动阶段之间转换的内在演化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把经济周期阶段划分为紧缩、恢复和扩张三个机制已经能够较好地刻画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结构，但是划分为紧缩、恢复、扩张和衰退四个机制，在整体拟合效果和对经济增长结构的解释能力方面都有显著提高；经济在各机制之间的平滑转换速度和机制状态是否平稳，阐释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较强的非对称性及其内在演化机理。[6]

张成思运用随机波动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特征的动态变化。实证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趋向平稳化的分水岭。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增强了实体经济抗冲击的能力，推动了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化转变。[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表现出某些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幅度大于产出波动；另一方面，我国的就业波动较为平滑而投资和资本波动过大。陈晓光等建立了一个RBC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模型引入了异质性消费者和异质性厂商以及部分消费者和部分厂商在金融市场上所面临的信贷约束；鉴于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影响力，模型还引入了政府消费，以反映政府支出对消费者和厂商的外生冲击。研究发现：信贷约束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而政府消费冲击则是一个重要的波动源。[8]

高士成运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长期识别条件，通过引入贸易依存度等外生变量，采用SVAR方法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进行分解，并讨论了中国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斜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短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需求冲击，同时，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也与理论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谜”。[9]

中国经济波动可能是由多种冲击因素共同引发。李猛等沿着“条条块块”思路对中国经济波动冲击源进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有大约30%的部分来源于地方政府冲击。研究发现，官员腐败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性，而现有文献所强调的财税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10]

三、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课题组通过经验分析，对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进行了国际比较，突出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通过省际分析揭示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及其与主流经济学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别是“结构性”调控作为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思维：①把握宏观调控主线：突出供给管理，加快结构调整；②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弱政府性驱动；③转移宏观调控的重心：从工业化到城市化；④拓宽宏观调控的视野：关注世界发展中的中国因素，加强国际政策协调。[11]

李连发认为，当前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通胀预期逐渐形成。在跨期转移购买力方面，人民币作为跨期价值储存载体的吸引力下降，而房产等有价资产的吸引力上升，这是推动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结构性政策可能仍然会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将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这些措施可能难以缓解中长期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确保我国经济中长期平稳发展是硬道理，短期内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利率在管理通胀预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既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引发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过早退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好政策调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理论完全不同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滞胀”的危险，提出以16%的名义GDP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13]

刘伟等回顾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认为，2006年～2010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但同时也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矛盾，这就要求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应该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结合，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指出了现阶段加强供给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应该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黄益平等研究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他们分别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环比数据。研究表明，过剩流动性、产出缺口、房价和股价对通胀会产生正向影响。结构脉冲响应分析表明冲击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前5个月，10个月后基本消失。研究发现，过剩流动性和产出缺口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考虑到资产价格对通胀的溢出效应，中央银行应密切关注资产价格走势。同时，管理流动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胀的主要手段，进一步推进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进程至关重要。[15]

张晓慧等通过构建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基于“两部门悖论”的简单模型框架，对全球通胀变化及其机理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 近年来全球通胀呈现几个突出特征：一是“结构性”价格上涨已经并很可能在未来成为通胀的主要表现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机引发的初级产品价格暴涨成为导致 CPI 、PPI大涨的重要原因；三是CPI 、PPI明显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变化上CPI特别是核心CPI会相对滞后。研究认为，鉴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运行和通胀机理所发生的变化，在宏观调控中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价格变动，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地衡量整体价格水平的途径和方法。[16]

四、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2010年，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张延运用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对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 1992年~ 2009 年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购买支出与物价水平有两期滞后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两期滞后的“通货膨胀效应”。[17]

王立勇利用HP 滤波方法估计了我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并测算出我国通胀缺口，进而从目标实现角度定量分析了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996 年后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方面的绩效明显改善，财政政策调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处于不断提高进程中。研究认为，在稳定物价方面，财政政策绩效不容乐观，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而非物价稳定，通货膨胀主要还是一种货币现象，应该主要利用货币政策来调控。[18]

闫坤等认为，在良好复苏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经济中的扩张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货膨胀的压力骤然增大。总体上我国主要税种的收入呈增长趋势，财政收入体系的自动调节功能得到完善，财政支出重点逐步向社会事务转移，形成了由经济外延性扩张向社会外延性扩张的转变。为防范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快速复苏，应采用带有内部收敛性的政策协同，在推动经济复苏增长的同时，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19]

郭杰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入手，实证研究了国家财政预算内资金、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与货币供给、工业品销售率以及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制度方面的识别条件，构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私人部门投资对总需求变动敏感，政府投资通过影响总需求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影响，从而揭示了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路径。[20]

王智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个权衡了经济稳定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两大目标的整体目标变量，然后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对整体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更高，采用财政政策实现经济目标更有效，而货币政策的效率边界水平较小，对其使用要更为谨慎。面对经济危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为合理和有效，而货币政策更多情况下应该配合财政政策，起到稳定和辅的作用。[21]

五、非均衡运行中的货币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

万晓莉等利用对数据稳定性没有要求的Bounds Testing方法，系统地考察了我国货币需求在 1987年~2008年20年间的特征。结果发现，在考虑汇率（预期）和外部因素的条件下，我国在长期里才有稳定的货币需求。虽然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未完全放开，但是货币替代和资本流动效应表现明显。人民币贬值（升值）预期将显著减少（增加）居民和企业对人民币的需求，这意味着央行在对汇率进行控制的条件下要进一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难度将越来越大。[22]

李成等通过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多个非有效资产市场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推演得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即最优利率规则。研究显示，利率调控不仅需要对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动向做出反应，还要对资产价格及汇率变动有相应的调整。利用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显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整体上遵循了最优利率规则，该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一定的参照尺度，衡量货币政策的松紧变化；我国利率调控主要针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资产市场价格及汇率变化的反应系数相对较小或不显著，说明中央银行没有对资产价格等因素给予过多的关注。[23]

王立勇等对开放条件下的VAR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应用LSTVAR模型分析发现，低增长状态下，信贷正负冲击的产出效应和利率正负冲击的价格效应都具有显著非对称性；高增长状态下，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产出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货币、利率和信贷的正负冲击对价格皆具有显著非对称效应；在正向冲击方面，货币和信贷的产出效应以及利率和信贷的价格效应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具有显著非对称性；在负向冲击方面，信贷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都具有较明显非对称性。而且，低增长状态下，信贷的产出扩张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扩张效应较强；高增长状态下，货币的产出紧缩效应和货币、信贷的价格紧缩效应较强。[24]

彭方平等应用非线性平滑转换面板模型，从微观层面对我国货币政策成本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成本效应，即在短期内加息可能引起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成本效应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相比经济过热时期，经济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成本效应更显著。上述结论所蕴含的货币政策建议在于：在宏观经济复苏基础尚未稳固、通货膨胀较为敏感的背景下，对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经济滞胀。[25]

黄武俊通过修正后的Karras产出与价格模型，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动机在开放经济下受到制约，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中国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起着积极作用；②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和影响工资―价格调整速度两个渠道影响货币政策效果，两个渠道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机制不同；③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减弱，对价格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强。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逐渐由数量性指标向价格性指标过渡，最终应确定为以稳定物价为单一目标。[26]

范从来考察了实践中货币政策目标由多目标向单一目标收敛的现象，指出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重新定位问题，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不应该包括经济增长目标，但是中国失业问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涵盖充分就业的目标。[27]

张雪兰等利用1996年～2009 年的经济金融季度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经验探查。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并不存在很明显的时滞，但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政策目标间的相关性不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通畅，继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认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从建立良好的政策实施环境着手，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宏观和微观基础，并加强其与其他经济政策的搭配与协调。[28]

六、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从经济资本化的角度，对中国资本积累、技术选择行为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经历着一个渐次推进的经济资源存量快速资本化过程。在20世纪80、90年代，经济资本化表现为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形成。新世纪以来，资本化则伴随人民币升值，资本市场向国际接轨，土地等要素价格重估而推进。经济资本化对于经济赶超和效率改进有正面激励效应，但对于技术创新却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导致中国的TFP增长率在低水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当前经济资本化出现偏移，资源向资产部门过快集中，出现了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等问题。只有对现行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激励内生技术进步，转变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29]

汤向俊等运用 1970年～2008 年间跨国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低于劳动力的边际贡献，GDP中资本形成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特征。1978年～2008 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政府生产性倾向以及国有部门较低的融资成本，使中国较高的资本形成率得以持续。研究认为，我国应继续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和金融业的改革，改变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为实现高投资增长模式转变提供微观基础。[30]

陈彦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国TFP增长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资本投入，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完成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型，在 2000 年以后突出表现出来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很可能在未来难以为继，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和制度改革应该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健康持续增长所需要依赖的主要动力。[31]

钟水映等利用 1990年～200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认为，人口红利的显著增加促进了省域经济增长；从区域来看，人口红利对东、中、西的省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彼此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存在显著的人口红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应不显著；从区际来看，东、中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区域之间均不显著。同时还发现，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32]

宏观经济研究例10

[DOI]10.13939/ki.zgsc.2016.42.028

2015年9月份，国务院与工信部联合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要求在“十三五”规划中重点推动大数据的发展和应用，建立运行平稳、安全高效的经济运行新机制，这也为在大数据时代下更加精准、更加高效地开展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政策保障。

1 大数据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

1.1 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丰富的数据支持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要想保证宏观经济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就必须以大量的数据信息做样本，对数据样本进行客观、专业的处理和评估。传统的宏观经济数据获取方式存在诸多弊端：一方面是数据样本数量有限，难以反映出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整体因素；另一方面是数据获取途径少，时效性低，往往与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现状不相符合。而大数据技术借助于计算机、互联网和电子信息技术，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取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经济发展数据，例如全国旅游消费总额、全国商品房年销售总量等。可以说，只要数据分析部门获取了相应的数据调查权限，就可以随时调用管辖范围内与宏^经济分析相关的数据内容，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宏观经济分析所需的样本容量和样本种类，确保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1.2 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更多的方法

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手段，由于受技术条件和工作理念的影响，往往采用统计分析和随机抽样分析的方式，近似地反映或推断出宏观经济的分析结果。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和我国经济体制结构的转变，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手段难以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云时代的到来和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更多种类、更加简便的分析方法。例如，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由于获取数据困难，因此采用“随机抽样反映整体”的分析方法，其分析结果与实际情况必然会存在较大误差；而大数据的分析是以海量的数据样本为基础，并且样本种类丰富，基本上涵盖了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所有行业，在此基础上得出的分析结论无限趋近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高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可靠性。

1.3 优化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技术

大数据分析与单纯的计算机数据统计的不同之处在于：计算机数据统计只能进行初步的数据分类和整理，并以数字、图标等形式展示出来，虽然具有较强的直观性，但是不能深层次地反映宏观经济内容。而大数据分析融合了计算机、电子信息和数学建模等多个专业技术，以海量数据为基础，建立数学分析和统计模型，利用分析模型对数据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处理和加工，并结合了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技术，提高了数据分析技术的专业化水平。

2 大数据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机遇与挑战

2.1 大数据时代宏观经济分析具有的机遇

大数据技术融合了多种现代化数据获取和分析技术，为宏观经济的精确分析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从当前的发展形式看，大数据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主要机遇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大数据技术使“在短时间内获取海量数据”成为了可能，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保障。无论是进行宏观经济分析还是其他各类专业统计，数据获取都是最基础也最为关键的环节。数据样本的丰富度和样本容量，直接决定了后期分析结果能否反映实际情况，而数据样本越多，则最终分析结果越趋近于实际。除此之外，宏观经济是一个动态发展、不断变化的过程，这就要求数据样本在“获取-分析-得出结论”这一过程中占用尽可能少的时间。因此，数据分析师历来重视数据样本数量和样本获取速度，大数据技术兼具上述两种分析要素，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占据较大优势。其次，大数据扩充了宏观经济分析的空间广度，使数据价值得以体现。通过计算机互联网获取基础的数据信息，不仅能够有效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且在数据价值上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并且利用专业数据分析软件和数学模型，拓展了数据所包含信息的深度与广度，为新时期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有力支持。

2.2 大数据时代宏观经济分析面临的挑战

大数据技术在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其自身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主要表现为：首先，大数据所采集的数据量大，但是缺乏有效的数据筛选标准，导致数据中夹杂着部分无用或不相干的信息。例如我们在采集“全国旅游消费总额”相关的数据时，可能会搜索到与旅游相关的“交通运输量”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并不会对宏观经济分析起到影响，反而增加了样本总容量。因此，如何加强信息甄别和筛选，是下一步大数据技术优化的重要内容；其次，数据的安全性仍然有待提高。由于前期采集数据量非常大，但是进行宏观分析是一些相对漫长的过程，这些数据在保存期间如何确保安全性，关系到后期宏观经济分析的最终结果。虽然部分数据库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防火墙和病毒查杀系统，但是也很难彻底根除非法访问的风险；最后，大数据时代的宏观经济分析需要大量专业化人才，但是从现阶段相关从业人员的整体情况看，大数据分析人才数量难以满足行业发展需要。

3 提升大数据对宏观经济分析作用的对策

3.1 构建良好的大数据获取环境

政府应当主导建立一个大数据的收集体系，在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领域制订大数据的收集计划，从而保证大数据的获取。为此政府部门应当做好以下具体的工作：首先，政府部门要从思想认识上提高对大数据的重视程度，对于大数据在宏观经济研究中的价值予以认可。从而在实际的工作中能够形成稳定的资金投入并在政策法规上为大数据的应用提供便利条件。其次，政府应当加大高校或者是相关研究机构在大数据应用上的研究投入力度，支持研究机构在大数据应用上的深度挖掘，从而更好地发挥大数据的作用。最后，政府应当支持企业采用现代化的信息管理手段，从而为大数据的获取提供基础性的条件。利用企业的信息化系统可以快速地获取企业的相关发展数据信息，从而为宏观经济的大数据分析提供基础材料。

3.2 提升大数据的采集与管理工作水平

制定规范化的大数据采集与管理体系，保障用于宏观经济发展的大数据均能够得到有效的采集，并且还要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在利用大数据进行宏观经济的分析中大数据是基础的分析材料，所以有效地采集到大数据是十分重要的。首先，要规范大数据的采集工作流程，制定科学的大数据采集体系，从而促进大数据采集工作的有序开展。其次，对于在大数据采集过程中因小集体利益而不配合采集的个人或者是单位，应对其进行一定的处罚，从而威慑这些干扰大数据采集工作的不良情况。最后，要对大数据采集人员进行培养和提升，从而使其掌握较为熟练的大数据管理技能，为大数据的更好地应用提供条件。

3.3 培养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人才

在大数据的应用中人才是其中的关键性组成部分，高素质的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人才能够为宏观经济的分析提供有力支撑。为此，就必须在大数据人才培养上进行改进和提升。为此，应当做好以下内容：首先，政府部门应当重视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人才的培养，出台各类支持性的培养政策。其次，高校应当根据现实的需求而开始相关的专业和课程，从而发挥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人才培养的基地作用，以便为社会输送大量的大数据专业应用人才。最后，企业也应当在大数据人才培养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对于企业内部的数据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能提升的培训，从而帮助他们掌握更多的大数据分析与应用的实际技能。

4 大数据与宏观经济政策制定

大数据革命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了机会。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系统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增加服务种类，并为公共服务提供更好的政策指导。同时，在大数据分析的运用、提高效率与其他政策和技术协同以及为公共服务领域带来变革等方面，政府可以加大重视和投入力度，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持。

大数据给政府的经济统计工作带来了巨大影响。首先，面对大数据带来的技术变革，政府应该将其纳入政府统计之中。经济统计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提供的技术和条件，促进政府统计工作的变革。例如“10亿价格项目”便是政府应对大数据变革的成功典范。其次，面对大数据带来的统计对象扩充，政府不但应当重视结构化数据，更应当重视挖掘非结构化数据，以期找寻出恰当的经济统计指标。大数据时代，非结构化数据包含更多信息，而且利用互联网进行的数据挖掘，不仅可以得到数字资源，文本数据也可以通过挖掘获得。最后，面对大数据带来的统计资源的拓展，政府应该将其统计资源拓展到政府以外，重视拓宽其他数据资源。在过去，政府靠自己的力量收集数据，但在大数据时代，人人都是数据的制造者。例如，谷歌和百度等数据巨头拥有大量政府无法获取的数据资源。政府要想办法让数据巨头将数据放到统计中来，而不能仅靠自己调查统计。

5 结论与展望

大数据时代极大地拓宽了信息来源、提高了获取信息的时效性，同时，新信息的非结构化对宏观经济分析的技术和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大数据背景下，由于数据噪声的存在，宏观经济数据挖掘变得十分重要，这就要改进技术，加强对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的挖掘。实时、快速、海量的数据为更加准确的宏观经济预测提供了可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也有待于进一步更新。在大数据时代，可以将机器学习算法引入宏观经济分析，改进宏观经济分析技术，解决“维数灾难”，提高宏观经济分析的准确性。大数据时代也将促进政府经济政策制定的变革，提升政策的时效性，提高政府服务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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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崔光N.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互动关系实证研究――基于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1）：157-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