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利率例1

一、背景介绍：

利率市场化是指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利率，包括利率决定、利率传导、利率结构和利率管理的市场化。实际上，它就是将利率的决策权交给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自己根据资金状况和对金融市场动向的判断来自主调节利率水平，最终形成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将着力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也预示着利率市场化进程在未来会进一步加快。

二、利率市场化释放内需潜力的机制：

利率市场化通过对金融市场的影响，通过经济的传导机制，间接的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深化经济转型：

消费者方面：利率市场化能够增加实际存款和投资收益率，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促进经济增长向内需为主导的方式转变。

企业行业方面：同时利率市场化将引导资金流向具有可持续发展和新兴科技行业和企业，遏制粗放型投资增长模式，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促进结构调整的深入加速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

国家宏观经济层面：利率市场化能够促进投资效率的提高，根据金融深化理论和发展中国家利率市场化的经验可以看出，利率市场化可以使实际存款利率保持在一个合适的正数水平，这样有利于促进一个国家储蓄、投资及经济增长。

三、利率市场化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

（一）短期内存款利率呈现上升趋势，利息差缩窄：利率市场化以后金融机构将获得更大的金融产品自主定价权，这在一个方面给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同时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更加严酷的竞争以及存款利率上升所带来的整体资金成本的上升，加上利息差的缩小都让将银行推向了风口浪尖。银行将通过对于客户个性化的服务和差异化营销来为获取更多的客户资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将得到有效的解决，消费者将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息收益。

（二）金融产品和工具的创新运用加速：由于存款利率水平上升，带来短期内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投资市场的资金供给不足，为了吸引资金流入，各种投资渠道赢利性会随着利率上升而水涨船高。同时伴随着利率市场化，与稳定利率相比各金融机构的风险系数也会上升，这也将促进了各种理财产品的创新和发展。金融产品的增加能够使消费者投资渠道增加，更高的收益率也意味着消费者将拥有更高的投资热情和财富，这都会对消费者的消费和投资决策造成影响。

（三）直接融资市场将得到大力发展。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利率趋升的预期，将冲击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市场，而以债券股票信托、票据为主的直接融资市场将得到大力发展。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完善也将同步进行，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构失衡正在逐步改善，这将有效的配置市场资金和需求，引导资金从不同的渠道流向实体经济主体，为中国实体经济注入活力。企业能够更有效的获得资金资本，消费者则能够更直接的参与到实体资本的投资当中，分享企业发展的蛋糕获得投资收益。

四、金融市场变化对于内需变化的影响：

（一）消费者：根据宏观经济学消费者跨期均衡模型，根据中国高储蓄率的现状，将典型消费者假设成一个资金借出者，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当利率水平上升的时候，典型消费者面临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由于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水平预期不明显，所以没有办法确定哪一种效应比较大，但是通过模型可以肯定的是，消费者在未来的消费一定会增加，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的增加有效拉动了国内需求水平，有效促进经济转型。

1、金融市场的变化影响消费水平的原因：存款利率上升和金融产品的创新和丰富都使消费者面对的投资渠道大大增加，这也意味着消费者手中的剩余资金能够更多的投向实体经济，增加消费者投资总额。这不仅能够有效的拉动内需，同时还能间接刺激消费达到一个乘数效果，有效的促进中国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

居民财富增加，消费水平增加：根据宏观经济学消费者跨期均衡模型，由于消费函数是居民财富总额的一个增函数，当居民财富增加的时候，消费者的消费量将会增加。高投资收益和存款利息让中国消费者的鼓起来，收入和财富总额的增加必将会刺激消费者在消费方面的需求。

（二）企业：

1、直接融资比重逐步提高，有助于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扩大实体经济投资：由于直接融资渠道日益畅通，根据相关研究，在中国直接融资的实际成本是低于间接融资的，虽然说理论上并非如此。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较长时间内间接融资一家独大，造成融资结构不均衡银行垄断现象严重，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使得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会使得企业拥有多样化的资金来源，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扩大投资总额。根据宏观经济学当中企业生产的产出模型：Y=zF（K，Nd），更多的融资渠道能够让企业更多地获得货币资本，不仅能够提高当期产出，也可以进行更广泛的投资从而有效获得投资回报。

2、投资效率上升，投资回报率增加：融资渠道的多样化能够帮助企业获得融资，但是由于在利率市场化的环境下面临的高风险，投资者对于投资项目的考察也越来越严格，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下，更多地公开和透明将使那些真正有潜力和实力的项目轻松获得融资，而淘汰粗制滥造的项目，提高了投资质量，是企业和投资人都能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

（四）总结：通过上面对于中国利率市场化的相关理论的介绍，以及根据宏观经济学模型对于消费者和企业行为的分析，可以得到利率市场化可以说对于中国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显著的影响，所以中国在未来的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利率市场化还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宏观经济利率例2

一、近些年我国所采取的利率政策与宏观经济效果分析

（一）利率变动对我国GDP的影响

根据支出法来表示可知GDP=C+I+G+X-M，G代表政府支出，C代表最终消费，I代表投资，X-M代表进出口贸易差额。由于贸易进出口在GDP当中所占份额较小，故在宏观经济学中，利率变动对GDP的作用主要通过对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实现的，即利率的投资和消费效应。下面我们分析我国的利率变动对GDP影响效果。

2007年我国连续六次调高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而从GDP的同比增长比率来看，GDP的浮动与利率没有明显的相关性。2007年是为了抑制经济过热，而2008年连续调低基准利率是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从2007-2008年GDP每季度同比增长比率来看，2007年保持在14%以上的高比率，而2008年却相反维持在11.3%以下，这反映了央行利率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2010年至2011年多次调高利率，GDP季度数据出现一定下滑，短期看到利率调控的作用效果。2012年6月，由于GDP增长率持续下跌，为促进经济增长，央行下调基准利率，三季度经济增长稍有回转。综上分析可见，央行的利率政策的效果对GDP的影响还不是很显著。

（二）利率变动对我国通货膨胀率的影响

稳定价格总水平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之一，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避免通货紧缩。近几年，我国的通货膨胀现象较为严重，因此，通过利率变动来调节我国的物价水平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手段。

为了应对通货膨胀，提高利率也是我国采取的主要手段之一。高利率会使人们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也会导致资产价格下降，个人财富减少，制约了消费，同时，也提高企业的资本成本，减少了可投资项目。最终，消费需求减少和投资受到抑制共同使消费物价下降，从而缓解了通货膨胀。

（三）利率变动对我国就业增长率的影响

低失业率是我国政府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而利率的变化又是货币政策的重要中间目标之一。在其他情况不变和非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利率与失业率是成正方向变动的，即利率提高会使失业率上升。这主要是通过利率的变动引起投资与消费的相应变动，然后，投资与消费的变动又通过乘数效应使得社会总需求发生变化，总需求的变动导致总支出与总收入的变动，最后导致了就业率的变动。

二、利率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作用的制约因素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利率变动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的影响并不明显，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我国利率尚未市场化，管制严重

我国在市场经济转型期，利率并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利率的确定及调整是由中央银行外生决定的，并不完全随货币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动，即实行利率管制。而管制利率多为事后行为，效果难免滞后。

（二）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完善，影响利率政策效果

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市场基础，同时金融市场特别是货币市场的发达程度决定着利率政策发挥宏观效应的市场基础。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利率可以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间迅速传导，只有这样，利率才能对不同市场的资金供求进行有效的调节。然而我国的金融市场不完善，利率传导受到阻碍，资金也不能够在各市场间合理的流动，造成利率传导机制效率低下。

（三）利率对居民储蓄和消费的引导有限

利率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效应的大小，归根结底要通过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得到反映的。然而我国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不高，预防性储蓄占较高比例，此外，我国的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居民为以后的养老、子女教育等问题，有很多的收入用于预防性储蓄，而这部分储蓄是刚性需求，基本无利率弹性。

（四）投资的利率敏感性不强

在传导利率的作用效果中，企业是重要的微观主体，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反映程度，直接影响到利率的宏观调控效果。而我国企业的投资需求缺乏足够的敏感性，直接导致了利率变动对于投资影响的不足。国有银行货款的主要对象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其他企业得到的贷款有限，然而国企尚未完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缺乏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预算软约束现象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直接影响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管理状况。导致对央行利率变化敏感性不高。

三、增强利率政策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的措施

面对我国利率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甚微，以及种种制约利率政策传导效果因素的情况，我将进一步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针对增强利率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的问题，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一）渐进式的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虽然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是利率机制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利率的变动不能体现资金供求的变化，没有完全发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作用。因此要具体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渐进式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在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时，也要重视其可能产生的风险，如金融机构为争夺存款和贷款资源而导致道德风险的增加，以及金融机构因资金成本的增加而加大高风险资产的投产以求收益的平衡而导致金融风险增加，这些都会削弱利率政策的效应。

（二）逐步完善金融市场

完善的金融市场必须具备品种齐全、结构合理的融资体系、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以法律和经济为特色的监管体制等。这就要求在完善金融市场时，把以央行货币政策实施基础的，同时作为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企业联系纽带的货币市场放在突出的地位，会起到增强利率政策效果的目的。同时，疏通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动机制，发展跨市场产品，逐步放宽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间资金流通的管制等措施，也会推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连通，增强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效果。

（三）提高我国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率敏感性

我国制定和实施利率政策时，都是先要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产生影响，通过微观传导到宏观，才能实现诸如促进经济增长，缓解通胀等等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因此，提高我国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率敏感性。

1.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逐步实施与医疗、住房、教育、养老、失业等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解除了居民的后顾之忧后，才能正确引导公众的预期。使我国部分预防性储蓄存款必然减少，转化为以收益为目的的储蓄投资，从而提高居民储蓄投资和消费行为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

2.拓宽居民的投融资渠道

我国可以通过金融创新，使居民传统的投资渠道不局限于存款、保险、股票，发展多种金融产品，以逐步实现储蓄分流，扩大居民参与金融活动的深度，调整其资产结构，从而起到改善居民储蓄低利率弹性的状况，推动消费者信贷的发展。

3.进一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首先，建立多元化的信贷配给途径，建立地方性的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弥补国有金融服务空缺。其次，让更多的中小企业进入货币市场，拓宽融资渠道。最后，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这在保证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和收益的前提下，充分满足有实力的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从而增强其投资行为对于市场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

参考文献

[1]黄宪，王静然，王栋.中国利率政策效果分析[J].经济评论， 2000（02）.

[2]潘晓燕.利率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J].新疆金融，2000（05）.

[3]孙勇.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利率效应[J].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09.

宏观经济利率例3

Abstract:The yield curve contains abundant information about future economic growth and future rate of inflation. Using the spread with different maturities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this paper established three models and found that the spread between the ten-year and the three-year Treasury bond was the most useful predictor of economic growth with a horizon of four months in the future,and the spread between the ten-year and the seven-year Treasury bond had the most significant predictive power for the inflation up to future three months,by comparing with the benchmark model. In addition,the increase of the term spread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raise of future economic grow and the inflation rate.

Key Words: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inflation,economic growth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9-0012-05

一、引言

利率期限结构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含义,从二十世纪90年代开始,已有大量学者开始从事利率期限结构对未来经济活动预测的研究。通常认为利率期限结构与货币政策联系相当紧密,并因此包含了未来利率变动趋势、经济增长的变化以及通货膨胀率变化等信息。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债市场的不断扩充,国债的发行量和交易量的不断增加,完整的利率期限结构正在形成。近期,次贷危机的爆发引发宏观经济的波动幅度加大,如何准确把握宏观经济的走向,是企业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关心的课题,研究我国的利率期限结构是否能对未来宏观经济进行预测显得很有必要。

利率期限结构对宏观经济的预测较早地引起了大量学者的关注,对宏观经济的预测主要包括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预测。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多。Stock和Watson (1989)将一系列指数组合形成经济先行指标,最后筛选挑出7个最重要的变量,其中一个就是10年期和1年期的美国国债利率差。Estrell和Hardouvelis(1991)选取了美国1955年到1988年期间10年期和3个月期国债收益率差,将其与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其各组成部分做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该利率差可以预测未来4年累积经济增长,而边际经济增长的预测步长是7个季度。Plosser 和Rouwenhorst(1994)、Estrella和Mishkin(1997)、Bernard 和Gerlach (1998),以及Berk和VanBergeijk(2000)还对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做了相关实证,尤其是欧洲国家,其检验结果也较显著,他们均得出如果利率曲线斜率为正,未来宏观经济是增长的;反之,未来经济将衰退。

也有一些研究结果与之不相一致。这些研究发现,利率期限结构从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已经失去了这种预测能力。例如,Dotsey(1998)、Haubrich 和Dombrosky(1996)、Stock 和Watson(2003)发现利率差未能预测出美国在1990-1991年的经济衰退。Davis和Fagan (1997)在对欧洲国家进行研究时发现,尽管样本内预测效果比较显著,但仅三个国家(比利时、丹麦和英国)在样本外预测表现较好。因此,近几年学者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利率期限结构对宏观经济活动是否有预测作用,他们还研究这种预测效果的稳定性问题。

此外,Estrella使用了一个动态的理性预期模型来研究收益率曲线对宏观经济有预测作用的条件,发现该预测力的有效程度部分取决于政策制定者是更偏重于达到防通胀目标还是更偏重于满足经济产出目标。如果货币当局更关心产出目标,那么利率差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作用就更强。

收益率曲线预测未来通货膨胀的研究在国外已有较长历史,最早提出此问题的是Fama (1975)。Fama (1975)使用美国1年和5年期国债数据对通货膨胀做预测,发现不同期限利率差包含未来通胀变化的信息。Mishkin(1988)等证明了利率期限结构包含未来通货膨胀的信息。

然而,国内在利率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含义方面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对利率期限结构的研究大多主要针对其相关理论、模型实证以及其与货币政策关系方面的研究。真正与利率期限结构对宏观经济增长预测比较相关的文献有王媛、管锡展、王勇(2004),他们检验了收益率曲线与宏观经济的预测关系,并得出了存在较显著的预测效力的结论;刘金全、王勇、张鹤(2007)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此外,于鑫(2008)对我国利率期限结构与未来经济变化之间的关联性也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长短期利差与宏观经济增长为负相关的结论。而朱世武(2005)分析了在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效用,结论为这种预测作用并不明显,用收益率曲线来帮助预测通胀的思路是行不通的。

本文试图选取几个关键期限的利率差,选取银行间国债市场上规定的做市商必须进行做市的3年期、7年期、10年期,以及其他短期利率1年期和半年期利率。使用三类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并使用样本外预测方法,比较与基准模型的预测能力。

二、利率期限结构对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预测

(一)利率期限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预测

为什么利率期限结构拥有预测经济波动(增长)的能力?

第一种解释是利率期限结构反映当前货币政策,从而在利率期限结构中反映未来经济形势。Estrella (1991)指出,一些学者认为利率期限结构的斜率反映了当前的货币政策的大量信息,当前短期的货币紧缩政策将会增加短期的实际和名义利率水平,由于价格存在刚性,长期利率水平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以致利率曲线的整体变化趋势变平,收益率曲线斜率变小。短期名义和实际利率水平的增加也会打击当前投资者的积极性,因为投资成本跟随上升,致使当前投资机会减少,将来的经济增长也会变缓,减少未来的产出水平。利率曲线的斜率和未来经济增长的这种相同方向的变化,就使得这两个变量之间呈正向相关关系。

但是,另外一种解释是,利率期限结构反映的是预期未来货币政策信息,而非当前货币政策信息的反馈,因此,收益率曲线是通过未来货币政策反馈的信息来预测将来产出的变化。短期内,价格存在刚性,而未来长期的价格是可变的。如果人们预期未来货币供应量扩张,那么未来实际利率会下降,并且未来的经济产出会增加。但同时如果人们预期通货膨胀升水增加的幅度超过将来实际利率下降的绝对值,那么长期名义利率仍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利率期限结构曲线也会变陡,即长短期利差变大,而之前已经说明将来经济产出会增加,这样通过预期的未来货币政策作用的渠道,也可以解释利率期限结构和未来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了。

Estrella (1991)还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这种预测能力的IS-LM模型。其认为IS和LM两条曲线的相交点就代表着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达到的均衡点,如果人们预期未来宏观经济上的冲击主要来自于实体部门,IS曲线移动的幅度就会大于LM曲线移动的幅度,并导致宏观经济产出的变化与利率水平同向变化,而纵轴的利率水平正好体现的就是人们现在对将来长期利率水平的预期(所以它的变化趋势也体现了长短期利差的变化方向),因此,上述逻辑就可以简单概括成利率期限结构的长短期利率差和宏观经济增长的变动方向是一致的。

第四个可供解释这种预测作用的理论,涉及到研究投资者跨期的债券购买选择问题。该理论认为大多数投资者偏好稳定的收入,如果预期将来经济即将面临衰退,所得收入减少,那么他们将会购买长期债券并持有到期以增加未来收入,这样的做法加大了对长期债券的需求,价格上涨,进而使其收益率下降,收益率曲线变平坦。此外,一些投资者为平均各期收入,甚至出售手中短期债券来购买长期债券,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收益率曲线变平的力度。

最后,解释理论中还有一种涉及到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模型,该理论中,预期未来经济高速增长就意味着未来实际利率的增加,也就是当前的长短期利率差变大,收益率曲线变陡;如果预期将来经济放缓,那么未来实际利率预期将会下降,收益率曲线变平。这也意味着长短期利率差是可以先行预测到非货币冲击因素引致的宏观经济变化。

(二)利率期限结构对通货膨胀的预测

对于利率期限结构对通货膨胀预测能力的解释,也有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说明。其中最基本的解释就是Mishkin (1990a,1990b,1991)从Fisher方程的角度展开,通过实证检验方法来说明是否收益率曲线包含通胀的信息。该模型将m期的名义利率分为两个部分,一个为m期的实际利率 ,一个为接下来m期的预期通胀率 ,于是就得到

如果预期是理性的,那么现实的通胀率 可以写成预期的通胀率加上一个误差项 ,而且

将等式(1)中的代入到等式(2)后,

得

因此,接下来m年和n年(m>n)的预期通胀率之差可以写成:

其中,而

是误差项。现在要分析利率期限结构包含的信息,就要通过检验是否 。如果可以拒绝这个假设,那么利率差就显然可以预测通胀情况。可决系数R2越大,那么利率期限结构所包含的通胀信息就越多。

此外,站在预期的角度,我们也可以解释这种预测效力。当短期通胀异常低(当前短期利率也相对较低)的时候,人们就会预期长期通胀会增加,并要求长期债券具有更高的收益率;同样地,当短期通胀异常高的时候,市场参与者会预期通胀将会降低,便愿意以低于短期债券的收益率来持有长期债券。因此,通过这样的渠道,利率差也包含了人们对未来通胀的预期。但是这种关系从理论上来讲也不是完全没有缺陷,因为长期限的收益水平高或低,也可能是因为蕴含了未来实际利率(或回报)的信息,一个上扬的利率曲线亦有可能说明未来实际利率的增加,它并不一定代表未来通胀的增加。

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也被用于利率期限结构对通胀预测作用的解释。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是失业率和通胀之间的关系,也被称作“失业-物价”菲利普斯曲线。而且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显现出来的曲线是斜率向下的曲线。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失业率降低,通胀通常会随之增加;而经济下行时,失业率上升,经济收缩伴随通胀率随之下降。在菲利普斯理论的不断发展中,许多学者开始将经济增长率来替代失业率,并形成了另外一种衍生的“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这个替换最早是由美国的经济学家奥肯提出,他认为经济增长率在长期的经济周期波动中与失业率之间表现出一种相反变动方向的关系,而失业率与通胀也是呈现出反向的关系,因此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便显现出同向的相关关系。

三、实证研究

为了研究我国利率期限结构,特别是长短期利差对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由于银行间国债市场交易量远远大于交易所市场的国债交易,所以我们选取银行间市场的利率期限结构来度量长短期利差,数据来源于中国货币网。使用月度的消费物价指数(CPI)作为通货膨胀指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一般使用GDP增长率代表经济增长,但是我国没有经济增长的月度数据,所以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月度经济景气指数中的一致性指数,定义有关变量如下:

累计经济增长率:

通货膨胀率变化:

长短期利差:

其中: 表示t时期的一致指数, 表示月度环比消费指数, 表示t时刻的长期利率, 表示t时刻的短期利率,n表示预测时间的长度(月),l和s分别表示长、短期利率的期限长度。

(一)模型构建

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模型1:

考虑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持续性,在解释变量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于是有:

模型2:

作为衡量预测的基准,我们建立一个没有利差因子的预测模型,简单地使用滞后期变量来预测。

模型3:

考虑到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于是在原来简单模型的自变量中加入当前的货币政策,这里选择使用M1。

模型4:

(二)实证结果

实证中一个重要的变量选择就是预测时间长度(n)和长短利差的期限(l,s)选择,按照惯例,我们选择:

为了比较模型的预测能力,我们使用样本外预测的方法,将数据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用于估计参数,第二部分用于样本外预测,使用均方误差(RMSE)来衡量样本外预测效果。为了保证数据的充分,我们以2007年7月作为分界点,这样样本内有60个观测值,样本外有20个观测值。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期限间的利率差变化不尽相同,但总体趋势基本一致,从2002年到2005年期间,多数利率差都呈现上升的趋势,到2007年又重新回到初始的水平。

首先对基准模型(即模型3)进行参数估计和宏观经济预测(见表1)。

从实证结果来看,随着预测步长的增加,拟合优度上升,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样本外预测误差总体下降,但是通货膨胀的样本外预测误差呈现上升趋势。

为了检验加入利率差后对宏观经济的预测效力,我们分别使用模型1和模型2进行估计①。

在模型1下,不同的长短期利差预测能力差别较大,10年利率与7年利率的差、10年与3年以及7年与3年的利率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预测能力。对经济增长的预测中,预测步长在1到4个月时,样本外预测误差小于基准预测模型的样本外预测误差,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4个月和3个月情形。而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测普遍不佳,仅在12月步长时比基准模型预测效果稍好。其他期限的利率差并未表现出较好的预测能力。从变动方向上看,利率差增加意味着未来出现经济增长,这与经典理论相一致。

在加入预测变量的滞后项之后,10年期和3年期的利率差依然能较好地预测未来1到4个月的经济表现,且预测能力明显强于模型1。另外加入滞后项之后,10年期和7年期利率差在2、3、4及6个月的经济预测能力要强于基准模型。同时3、4个月的通货膨胀预测能力也突显出来。我们看到这些具有预测能力的情况下,利差与经济增长、利差与未来的通货膨胀都具有正向关系。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0年期利率与3年期利率的利差在对4个月后的经济增长的预测能力最强,而通货膨胀则应该由10年期与7年期的利率差来预测,该利差对3个月后的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最强。

在加入政策变量之后的模型4中,10年期与3年期利率差对1到4个月的经济增长依然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且预测能力进一步提高,7年期与3年期的利率差同样具有该预测能力。

四、结论

通过建立三类模型,简单的利率差单因子预测模型,加入预测变量的滞后项的预测模型和加入政策变量的预测模型,同时建立基准预测模型即仅使用预测变量的滞后项来预测经济增长,并使用样本外预测误差作为模型预测能力的判别标准,得出结论认为,利率差对经济增长以及通货膨胀有一定的预测能力,10年期与3年期利差对经济增长的预测能力最强,且预测步长为未来4个月、10年期与7年期利率差对未来3个月的通货膨胀预测能力最强。在加入预测变量的滞后项或者货币政策之后,预测能力有所提高,但并不影响预测的方向。利差的扩大意味着未来经济增长加速,也意味着未来通货膨胀加大。

通过对未来经济增长情况的预测,企业可以提前预计未来生产的产量,政府通过这样的预测也可以估计出未来预算盈余或者赤字规模;此外,央行根据此情况也可以更好地制定当前货币政策;最后,还可以为金融市场参与者提供对未来经济走势预期的依据。

注:

①为了节省篇幅,这里省略了估计结果。

参考文献:

[1]James H. Stock,Mark W. Watson. New Indexes of Coincident and Leading Economic Indicators[R],NBER Chapters,in: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989,Volume 4, pages 351-40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Arturo Estrella,Gikas A.Hardouvelis. The Term Structure as a Predictor of Real Economic Activity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1. 46(2): 555-576.

[3]Plosser,Charles I.,Geert Rouwenhorst, K., International term structures and real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4.33(1): 133-155.

[4]Estrella,A. ,Mishkin, F.S.,The predictive power of the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mplications for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7(41):1375-1401.

[5]Henri Bernard,Stefan Gerlach. Does The Term Structure Predict Recessions? The International Evidence[R].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Monetary and Economic Department,working paper.1996,9.

[6]王媛,管锡展,王勇. 利率的期限结构与经济增长预期[J].系统工程学报.2004,(2).

宏观经济利率例4

现代经济中利率是联系金融领域与实际经济活动的纽带，是货币传递过程中的枢纽，因而历来被各国政府作为宏观经济调节的重要工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快，利率逐渐成为影响经济主体决策的重要参数，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率政策也日益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6年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正式启动，发展的10年中我国利率基于不同时期宏观经济背景进行了特点鲜明的两轮利率大调整。1996－2002年，通过连续八次降息，以及随后新的加息通道的形成，其背后的宏观经济背景和政策含义值得研究。以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代表，两轮波动如图1所示：

一、1996年至2002年八次利率下调及其宏观经济背景分析

从1996年5月1日至2002年2月21日，人民币利率连续8次下调，平均约每8个月即下调一次，幅度之大，史无前例。通过连续降息，利率水平从高位一直调至低位，达到建国五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一年期存款从年息10.98%降至1.98%，降幅达82%；一年期贷款从12.24%降至5.31%，降幅为57%。存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5.98个百分比，贷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6.92个百分点。且总体来看，期限越长降幅越大。五年期存款比一年期存款降低多2.07个百分比，贷款多2.43个百分比。这八次降息幅度大、密度高，分析其背后的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及政策含义，进行逐次观察。

（一）1996年两次降息：反通货膨胀的尾声

1993年，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通货膨胀，成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针对这一动向，中央银行1993年5月和7月连续两次调高利率，并且决定从7月开始再次开办保值储蓄业务，以保护广大储户的利益。为了进一步抑制通货膨胀，稳定市场和经济，1995年1月和7月又两次调高了存款利率。经过三年的努力，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基本达到预期的目标，金融运行基本保持了平稳发展的态势。

1996年是实施“九五”计划的第一年，就总体宏观经济状况来看良好，但微观层面上却存在较多的问题，这一年的宏观调控依然定位在反通货膨胀和实现“软着陆”上。然而，此时历时三年的适度从紧的大环境使我国经济出现新变化，物价涨幅已经出现大幅回落，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减缓，银行存款增量出现了大于贷款增量的现象，这种情况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并不多见。据统计，1995年的上半年，金融机构新增各项存款已大于贷款达4000亿元以上。这就为中央银行5月1日下调存贷款利率创造了条件和空间。第一次利率下调十分有限，利率总水平仍然偏高。从物价变动情况来看，1996年上半年全国物价上涨幅度已低于7%，并呈现继续回落的势头。而相当多的企业不仅未能摆脱亏损的局面，有些企业的效益还在不断的滑落。鉴于此，在上次利率下调之后仅三个月，再次降低了存贷款利率。

1996年的这两次利率下调仍然是前期反通货膨胀的延续与微调，主要目的在于适当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国民经济的秩序健康发展。它是我国利率调整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二）1997－2002年的连续降息：稳健货币政策的逐步推进

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1997年继续呈现“低通胀，高增长”的良好态势。随着国家各项宏观调控措施的逐步落实，国家经济形势继续保持稳步健康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买方市场基本形成；二是虽然经过96年利率的两次调整，物价的跌势有所趋缓，但仍以下跌的惯性不断回落；三是企业经济效益虽有所好转，但仍未走出困境；四是国内需求出现不振的迹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趋缓。因此，央行决定在10月23日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

1998年时，我国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逐步显现，周边国家货币不断贬值，给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和扩大国外需求带来很大的压力。同时，国内需求回升力不够大，消费品市场依然维持买方市场格局，商品零售物价涨幅从1997年9月开始，逐月都是负增长。此外，自1998年9月9日日本率先降低利率以来，美国、英国、加拿大、欧元区国家及多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紧随其后，使全球利率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在这种国际国内环境下，1998年3月25日、7月1日、12月7日的三次高频降息成为我国经济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要求的一部分。三次下调使得人民币存款利率平均累计降低1.15个百分点，贷款利率平均累计降低2.22个百分点，存贷款利差同时缩小。

到1999年，尽管第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达到8.3%，固定资产投资有所加快，但前期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仍未能获得根本解决，还不能断定经济是否已整体步入回升。主要依据是：第一，我国出口仍继续下降。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其货币贬值使它们在出口方面具有的价格优势，对我国出口产生的不利影响已经显现出来。第二，在居民消费仍然不振的同时，居民储蓄仍进一步增强。1999年第一季度居民储蓄存款新增4446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1551亿元。第三，在投资方面，一季度的投资增长无法形成持续之势，其原因是上年财政政策的效力逐月递减，企业的盈利能力还继续保持在低水平。为此，又发生了1999年6月10日的降息。

其后美国、日本和欧盟三大“经济体”自2001年以来经济增长持续下滑，带动世界经济增长步伐持续放缓。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较明显的影响，尤其是外贸增幅下滑，致使外贸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下降。国内经济增长中也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如投资需求虽有积极财政政策大力拉动，但民间和社会投资需求没有充分的激活；消费需求增长尚不稳定，增加农民收入还需要下大力气。2001年我国GDP增长呈现逐季下降的趋势，消费物价指数也是连续数月下降。在分析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基础上，央行在2002年初进行了自1996年以来的第八次降息。

总的来说，这一轮大幅的降息是针对我国在国内经济发展微观结构尚有问题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下经济增长放慢，投资和消费趋缓，出口大幅回落，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物价连续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趋势等状况，及时采取扩大内需的稳健货币政策的重要举措。

二、2004年至2007年的四次利率上调及其宏观经济背景分析

连续8次利率下调之后我国经济在低利率环境中稳定发展，然而也出现了经济过热和流动性过剩等新的问题，由此引发了新一轮利率调整。

（一）2002－2005利率首次微调：加息通道的形成

“非典”过后，2003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情况：物价水平结束低迷状态，在粮食和食品价格的带动下开始上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加快；能源、电力等供应开始紧张；实际利率连续达9个月为负，造成居民储蓄存款增幅持续下降、房地产业虚假繁荣、大量资金脱离银行体系“体外循环”等诸多问题。同时，国际市场美元利率不断上调。从2003年7月至2004年9月，随着国家一系列降低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措施出台，而在央行采取的诸多货币政策操作中，调整法定存贷款这一传统的工具却迟迟不用，使人们对加息的预期逐渐形成。

2004年10月29日，央行终于决定调整银行存贷款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一年期存款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中长期存款利率上调幅度大于短期，体现了利率杠杆作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政策意图。这一次的调整幅度虽然不大，但却是我国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信号。也是自1995年以来的首次升息。

（二）2006－2007利率小幅上升：流动性管理时代

首次加息以后，2005年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经济增长的重工业化特征明显，并带来了环境污染、能源浪费等负面影响；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势头得到了暂时的遏制；三是消费市场走出“非典”的影响，恢复性增长，结构也趋于合理。在进一步巩固宏观调控成果，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进一步发挥经济手段在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中的作用的目的下，2006年利率进行了两次适当的微调。分别在4月28日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和8月19日同时上调存贷款利率。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经历了历史上最为强劲的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加剧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部分，信贷增长过快、资本市场价格井喷等流动性泛滥造成的问题成为中国经济主要矛盾，从而流动性管理成为央行最重要的目标。2006年至今已经5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且每个月以高利率定向发行票据来收紧市场上过剩的货币流动。然而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明显，专家估计，市场上仍有将近6千亿的资金在寻找出口。在存款准备金调整的空间逐渐缩小的被动局面下，权衡加息可能带来的更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央行在2007年3月18日仍选择了加息这一手段以促进内部平衡。小幅度的加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依然不大，主要起着警示的作用。流动性过剩仍然是央行面对的首要问题。

三、驱动我国两轮利率大调整的基本因素综述

通过上文对我国近两轮利率大调整的经济背景和政策含义分析，不可否认利率是有力的货币政策工具，我国利率调整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里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发展过程中的时代特点和时代矛盾。利率水平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正在不断加强。

理论上决定利率水平的因素主要有银行成本、平均利润率、借贷期限和借贷风险，而经验表明，借贷资金市场上的利率水平是在一定的水平基础上波动的，影响其波动的主要因素有借贷资金供求状况、社会经济运行周期、预期价格变动率、税率、历史利率水平、国际利率水平、汇率、国家经济政策等。我国存贷款利率的高低，由中央银行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来决定的，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从这两轮利率调整来看，驱动我国利率调整的基本因素主要有如下几点：1、利率政策随着宏观经济状况和目标的调整而变化着，宏观调控的重心决定利率调整的方向。其中，低利率政策为刺激经济增长，市场恢复活力发挥了积极作用；高利率政策旨在抑制经济过热，治理通货膨胀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中国的利率调整正努力与市场相适应，自由化市场化是引导利率政策特点的趋势。3、利率政策与其他货币政策相协调，政策组合决定利率的微调特点。4、经济环境的外在冲击需要利率调整以熨平其影响。5、宏观调控部门借利率调整来表明决心与调控意向，向社会传递“宣誓效应”。

影响利率变动的因素很多，抓住利率政策的动因为分析利率变动趋势提供了依据。从现阶段特点来看，我国已经进入了标示着流动性管理新时代的加息通道。

参考文献：

1、江其务.中国宏观调控转变中的利率政策[J].财贸经济,1999(10).

2、胡维熊.利率理论与政策[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3、边维刚.当前利率政策特点、效应和存在问题分析[J].南方金融，2002(10).

4、柳松.央行九年首次加息：调控效应与政策含义[J].南方经济，2005(2).

宏观经济利率例5

经济管制是指具有经济管制权的政府管制部门依照政府制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进行的（主要是）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宏观经济调控则是指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相关法规的约束下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的调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宏观经济调控一词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的色彩，“宏观经济调控”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准确地说，这里探讨的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节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宏观经济只能是进行调节，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并不是对经济进行控制，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的结果是管制经济。但根据习惯或传统，这里笔者仍称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同之处的，以下将分别予以说明。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市场缺陷，都是由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但两者产生的具体原因是存在差别的。经济管制主要是由经济的外部性、垄断、信息的不对称、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非市场品、有害物品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产权保护问题、市场不完善问题等所引起的，宏观经济调控则是由宏观经济失衡（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总投资、总消费的波动，总就业的波动，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等）所引起的。两者产生原因的差别导致了政府干预部门、干预目标、干预手段等等的不同。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

虽然总的来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弥补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市场的优长（包括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技术创新，促进积累的增长等），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两者的具体目标是存在着差别的。经济管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主要是：（1  ）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即限制、减少具有负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鼓励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2  ）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垄断问题，即政府在避减垄断的总原则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垄断分别采取禁止、限制以及数量管制、价格管制和促进竞争的政策，以维持或者促进形成有效竞争的行业市场结构，促进企业和产业经济效率的提高；（3）通过政府的干预增加市场信息的供应量，  减轻由信息不对称对经济效率带来的危害；（4）通过政府的干预约束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如禁止非市场品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等；（5  ）通过政府的干预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增进生产性活动；（6）通过政府的干预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宏观经济调控则旨在通过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1）通过对总供求的调节，  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2）通过对投资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投资的波动；（3）通过对消费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消费的波动；（4）通过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5）通过调节宏观经济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6）通过调节国内经济和汇率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7）通过逆向的经济调节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不同

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原因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出现时间的不同。虽然经济管制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但由于经济管制主要导源于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始终存在，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经济管制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而宏观经济调控导源于宏观经济失衡，在市场经济足够成熟，宏观经济失衡对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损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并危及社会稳定，而且社会充分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设施”以后，才会出现宏观经济调控。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演变历史来看，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市场经济出现之时，经济管制也随之出现了，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有经济管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自然也有经济管制（注：实际上，如果不限于市场经济，经济管制在国家或政府出现之后，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说，经济管制是随国家或政府的出现而出现的。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垄断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居民的非理性行为等等，在市场经济产生以前就存在，只不过其规模、影响等小一些而已。），而宏观经济调控是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才出现的，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前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也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国家，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出现宏观经济调控，如果从16世纪算起，在市场经济阶段，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要比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晚了400多年。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不同

经济管制涉及的具体领域很多，政府部门中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既包括司法机构，也包括行政机构，既包括中央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行政机构中既包括纯粹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如中央银行、财政部等），也包括其他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如证券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等）、非经济管理机构（如文化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机构、药品管理机构等）以及综合性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依照颁行的法规在各自管理的领域对被管制者依法进行管制。经济管制具有很强的行业性，即依照行业性质，由设立的政府主管机构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如商业银行一般主要由中央银行进行管理和监督，投资银行主要由证券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保险公司主要由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但经济管制的行业性并不排斥政府其他管理机构依法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也有许多行业同时受多个管理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这些管理机构拥有非重复的，但对被管制对象的活动的影响几乎具有同等的制约力和管制权。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则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并且主要是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中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在宏观经济管理机构中主要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的数量远远少于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

5.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实施手段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管制或者调控对象的特征与行为的变化、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演进等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两者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主要是行政、司法手段，因此具有强制性，虽然经济管制肯定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但政府主要并不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来达到管制的目的，而主要是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管制而达到管制目的的。政府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处罚直接减少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是来自于市场，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奖励会直接增加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获得的利益同样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机构或者司法机构，这种直接来自于政府的经济处罚或者经济奖励在这里仍应归于行政或司法手段，因为它们是行政管理和监督、司法管理和监督的工具。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主要是“裁判”。需要说明的是，经济管制本身并不排斥经济手段的运用，有的领域也需要政府当“运动员”，最近一二十年来，无论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领域，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取得了过去运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进行管制所没有取得的效果，经济手段的运用范围也有扩大的趋势，但基于经济管制的基本性质，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以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为主的格局并不会发生变化。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则主要是经济手段，因此具有非强制性。宏观经济调控是通过政府参与市场（充当“运动员”的角色），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使经济总量发生变化，来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经济手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这些政策的运用，会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继而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其调整其行为，最终重新恢复市场平衡。在市场经济中，除非是在战争时期，政府是没有理由普遍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因为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从根本上是与市场机制相排斥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市场优长的丧失，造成社会福利的根本性下降。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撇开特殊的战争背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有的时候也是可以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的，例如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控制收入增长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但这类政策的采用除非迫不得已，应该禁止政府使用，并且政府要使用这类手段，也必须获得政府立法机构的授权。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由于经济管制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多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管制者直接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与监督，而且管制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经济管制主要是直接干预；而宏观经济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并不与调控对象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影响或者引导微观经济单位的调节方式，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对调控对象的行政管理和监督（注：否则，就属于经济管制范畴，因为如果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即主要采取直接干预的手段，那么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会受到破坏，这样的经济也就不再是市场经济了，而是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了。因此，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与直接干预是相冲突的，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只能主要采取间接干预手段。近20年来，中国国内经济学文献中大量提到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以间接干预为主（或者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应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理论应该说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是正确的，而且只是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才是准确的。），而且宏观经济调控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间接干预。（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经有过还要不要经济管制的疑义。应该说，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经济管制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经济管制的问题。195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与市场经济是相背的，必须对这种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比较缓慢，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过慢，市场化改革过程从实质上来说也就是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过程，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也意味着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要以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根本改革为前提。但是市场经济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并不表明市场经济与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市场缺陷要求建立经济管制制度，政府的经济管制是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要求，是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必须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弥补市场缺陷的、有着明确的管制边界的经济管制制度。从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宏观经济调控制度方面的差异远较在经济管制制度方面的差异小，借鉴各国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管制的经验时，选择更困难的是在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各国的经济管制制度相当复杂，而且合理性差异也很大，因此在研究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调控经济的经验教训时，虽然研究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而研究各国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教训更为迫切，应该避免（也是在实践中最容易出现错误）的是将别国特殊的经济管制制度，并且是不合理的经济管制制度当作市场经济的具有共性的一般经济管制制度。对各国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比较、甄别、判断、改造对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6.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方法不同

这里所谓的实施方法是就政府干预的力度而言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依宏观经济失衡程度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宏观经济失衡越严重，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大，失衡程度越轻，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小。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失衡具有周期性，因此国民经济无法避免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这样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的选择直接与经济的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有关。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会经常性处于失衡状态中，为了防止宏观经济出现严重失衡，一般来说，政府应该逆对经济风向采取经常性的调节政策，这种调节属于微调。相对于有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这种调节属于预防性质的调节。微调是经常性的，大调则不是经常性的，而是周期性的（有时间周期，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才应该进行大调）。相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的选择性，针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管制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微调与大调问题，因为经济管制是依律行事，按照法规应该受到什么处罚就给予什么处罚，应该受到什么奖励就给予什么奖励，同业者间的区别会相当大。当然对于一些经济活动，政府是加大管制力度，还是减轻管制力度，也需要政府做出选择，但这种选择与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选择不同，它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无关，与经济周期性运动无关，而是取决于公众的认识、技术水平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等方面的因素，力度加大或减轻一般会表现为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性的周期性的变化。

因此，我们就能发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运用具有典型的逆经济运行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则不具有这一特点，无论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只要经济管制制度未变，管制政策就不会有变。

7.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相对价格，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改变了相对价格，那就会改变产业的比较利益，从而会引起经济资源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就其性质而言，可能产生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也有可能产生出不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不过就宏观经济调控本身而言，其性质、目的等等都与产业政策无关，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为了产业政策的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

经济管制则不同，经济管制虽然并不是只服务于产业政策，但是它是产业政策的必备工具，要实施产业政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否则，产业政策就是无效的。例如政府要支持幼稚产业的发展，政府就要对外实施进入管制政策和其他相关管制政策；政府要促进一个行业的竞争，政府就要实行反垄断、鼓励进入和促进公平竞争的管制政策；政府要压缩有较大污染的行业生产规模，扶持污染小的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就要采取抑制前者、鼓励后者的进入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管制标准与排放数量的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税政策等。

8.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是无选择性的，它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宏观经济调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虽然市场的影响程度对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会有所差别，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改变的是宏观经济变量，因此任何微观经济单位都难以避免地要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实际上是针对所有的经济主体。就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的性质来看，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益，也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损，也可能使一部分经济主体受益，而同时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受损。从社会整体而言，一项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将会增进社会福利。

经济管制的对象则是有选择性的，它所管制的是具体的微观经济单位。例如基于保护环境而实施的污染排放管制的管制对象只是污染排放单位，其他单位则不在管制之列。微观经济单位如果违规，将会受到管制机构的处罚。任何经济单位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如果不在经济管制的范围之列，它就不会受到经济管制机构的约束。虽然经济管制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全局性的，不过一般来说，其影响的局部性更强。

9.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影响。不过两者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影响的时间长短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原因在于：第一，微调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较小，大调才会明显地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而大调所具有的周期性的特点，使得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第二，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改变经济制度，即不会改变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生变化，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就会消失。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因为：第一，经济管制总是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一项管制制度确定以后，往往会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有的持续几十年，有的持续上百年，有的经济管制制度一经确定，几乎就成为永恒性的了，这样就使得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第二，经济管制制度的变化改变的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经济管制制度发生变化，新的制度会在长时期内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持续的影响。

（2）影响的途径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市场环境，或者说宏观市场结构，从而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来影响经济效率。经济管制既通过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动力机制和能力，还通过对相对价格或者成本、利润率的影响而影响经济效率。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单方位性，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全方位性。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的全方位性预示着经济管制会通过渗入到经济机体的内部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经济效率，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经济管制制度，低效率社会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应该主要从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入手。

（3）影响的结构不同。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影响最大，而对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则比较小。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这是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最主要的积极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政府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下降，也会增加微观经济单位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这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增强微观经济单位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和能力，因此并不一定能够使微观经济单位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能性，但一方面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不利的变化，从而出现恶化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素的流动性等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并不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能改变的，因此即使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因为其他条件不具备而不能改变资源配置，从而不能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而要具备这些条件恰恰需要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

宏观经济利率例6

一、引 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全球有93个国家先后爆发了112次系统性银行危机。尤其90年代以来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如1987年美国股市崩盘、1994年美国利率风暴及中南美洲比索风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政府违约事件，特别是2007年春季开始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大，史无前例。它们不仅使一国多年的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还危机到一国的经济稳定，对全球经济也产生了强大的冲击。［1］

收稿日期：2008-07-05

项目资助：本文受到西安交通大学“985工程”二期资助（项目编号：072007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8djy156）资助。

作者简介： 李江（1962-），湖南省湘潭市人，金融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金融风险管理；刘丽平（1982-）,女，河北省承德市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预警。

金融系统的宏观压力测试是一类前瞻性分析的工具，用于模拟“异常但合理” 宏观经济冲击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可以帮助中央银行识别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有助于各方理解金融部门与宏观经济之间的联系，同时提高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能力。因此，受到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重视，逐渐成为检验一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维护金融稳定的首选工具。在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下，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全开放，我国金融业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逐步融合，是否拥有一个稳定和富有竞争力的银行体系对于

世界各地的学者，运用上述模型框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vlieghe g［15］对英国银行体系累加的企业违约概率进行建模估计，发现gdp、实际利率和真实工资水平具有较显著的解释能力。bunn p,cunningham a和drehmann m［16］曾使用probit模型来测算英国企业部门的贷款违约风险。boss m［17］针对加总的企业违约概率估计出宏观经济信贷模型来分析澳大利亚银行部门的压力情境，结论说明工业产值，通货膨胀率，股票指数，名义短期利率和油价都是违约概率的决定因素。marco m 、sorge、kimmovirolainen［18］利用wilson模型框架对芬兰银行系统的信贷违约概率进行了宏观压力测试分析。结果证明在压力情境下，违约概率（pd, portability of default）的蒙特卡罗模拟分布明显异于常态分布，其var值远高于基期的测算值。jim wong,ka-fai choi和 tom fong［19］建立了香港零售银行面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信贷风险宏观压力测试框架。模型框架中引入的宏观经济变量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利率（hibor），房地产价格（re）和大陆的gdp。同时用宏观压力测试评估了香港银行体系的贷款资产和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暴露。压力情境的设定模拟了亚洲金融危机时发生的宏观经济波动，并分别引入了测试模型。结果表明在置信水平90%时，在所有压力情境下有些银行仍然能够盈利。这意味着目前银行系统的信用风险较稳和。当var取99%的置信水平这一极端情况时，一些银行出现了巨额损失，但这类事件发生的概率极低。

hoggarth g和whitley j［20］与drehmann m hoggarth， g logan a， zecchino l［21］在他们的研究中引入了英国在fsap框架指引下宏观压力测试的执行结果和方法，在压力情境的设定方面采用在险价值框架下的蒙特卡罗模拟法。jones m t, hilbers p和slack g［22-23］提供了宏观压力测试的更一般的非线性的方法。worrell d［24-25］ 讨论了一个将早期预警系统，金融健全性指标和宏观压力测试整合的方法。

一些学者研究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整合测量，例如 allen l 和 saunders a［26］尝试将宏观经济因素整合进信用风险的测量模型。而最近的一些文献如pain d、vesala j［27］和gropp等人［28-29］则是引用wilson 的宏观信用模型分析了宏观要素对银行的债务人的信用质量的影响。而wilson 的模型的一个替代选择则是merton 的公司层面的结构模型. gray d、merton 和bodie［30］将这一框架扩展至研究主权违约风险。derviz a 和kadlcakova n ［31］将商业周期的影响整合进一个具有结构模型和简化模型特征的复合模型。drehmann m、manning m［32］和pesaran m h等［33］在利用merton模型框架的宏观压力测试中研究了违约概率和宏观经济变量的非线性关系。benito a,whitley j和young g ［34］将基于衡量违约概率的merton模型融入针对模拟个别企业违约的probit模型。他们发现merton模型方法比仅仅依靠企业的财务数据的模型效果更优。

还有一些文献使用不良贷款，贷款损失额或者复合指标与宏观经济因素整合成矩阵向量来测算金融体系的稳定性。hanschel e和monnin p［35］针对瑞士银行系统构建了一个复合压力指标，该指标综合了金融不稳定的市场指标和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衍生变形指标。kalirai h 和 scheicher m［36］针对对澳大利亚银行体系累加的贷款损失，通过涉及广泛的宏观经济变量的模型进行了时间序列的回归估计。这些宏观经济变量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缺口、消费者价格指数、货币供给增速、利息率、股票市场指数、汇率、出口额和油价。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目前国外开展的关于银行稳定性评估的实证研究十分丰富，其中挪威和芬兰中央银行的研究对金融系统的评估最具综合性。稳定性评估的目的在于，对银行体系的健全状况和抵御系统性金融危机的能力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客观评价。为此采用了金融稳健指标分析（financial sound indi cators)和压力测试的方法，对宏观经济环境中例外但有可能发生的冲击（shock）情境进行模拟，来量度和评估银行体系在遇到冲击甚至遇到金融危机时，保持稳定（即银行保持基本运营不会发生突变）的能力。

而国内对于银行体系的稳定评估的实证研究都偏重于评价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对在抵御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评估并未涉及。目前我国关于宏观压力测试的研究才刚刚涉及，孙连友［37］，高同裕、陈元富［38］等学者对宏观压力测试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但多为国外文献的整理或综述，未能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入。尤其在模型研究方面，仅仅停留在介绍早期国外学者的模型框架和较为成熟的各国宏观压力测试手册指引中的操作流程。其内容多为宏观压力测试的必要性、目的作用、所用方法、国内外的具体实践等，未能有很系统和深入的介绍，而对多种宏观压力测试模型的介绍和分析尚无涉及。

在实证方面，熊波［39］通过建立宏观经济因素的多元logit回归分析，并对结果进行假设情境的压力测试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国内生产总值和通货膨胀率这样的宏观经济变量的确是影响

图1 压力测试流程图

（二）模型的设定

本文将在wilson、boss和virolainen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建立适合我国银行系统信用风险评估的宏观压力测试模型。首先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中关于宏观经济因素和贷款违约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设定。在此基础上使用logit方程将贷款违约率转化为宏观综合指标，以指标作为因变量与宏观经济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使得这一指标能够很好地利用各宏观经济指标所提供的信息。在模型中宏观经济因素的选择方面，参考国内外学者实证研究中模型的自变量，结合我国数据统计和披露特点等制约因素选取适合的宏观经济变量来构建模型。

yt=ln1-pdt[]pdt（t=1, 2…, n）（2）

yt=α0+α1xt+…α1+mx1-m+β1yt-1+…+βny1-n+μt（3）

xt=0+1xt-1+…+px1-p+φ1yt-1+…+φqyt-q+εt（4）

pdt代表t年度的贷款的平均违约率，y是一个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综合性指标，也可以将它理解为是反映银行体系违约概率和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的“中介指标”，x代表宏观经济变量。在利用历史数据进行模型估计时，通过处理的违约概率值代入（2）就可以得到估计的综合指标的估计值。将其带入（3）就可以估计出宏观方程的系数，并以此估计出的方程作为进行宏观压力测试的基础。而在执行压力测试的时候，通过压力情境的设定，用不同方法得到的各相关宏观经济变量值代入估计出的（3）就可以得到压力情境下的y，再通过（2）就估计出了压力情境下的银行系统的违约概率。

公式（2）就是对贷款违约率进行logit回归分析，pdt表示t年度的贷款的平均违约率，yt表示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的综合指标。

公式（3）是反映各宏观经济变量与综合性指标yt的关系的方程，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来模拟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xt=(x1,t,x2,t…xl,t)′是l×1阶列向量，代表l个宏观经济因素构成的列向量；μt是方程的随机扰动项。截距α0是一个l×1阶列向量；系数α1,α2…α1+m分别代表l×1阶向量，系数β1…βn是l×n阶矩阵向量。

公式（4）是关于各宏观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模型。考虑到宏观经济因素采取的时间序列数据，可能存在变量的滞后性，因此对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p阶自回归分析，剔除模型中的序列相关性。在（4）中，0是l×1阶的列向量, 1,…,p都是l×1阶矩阵向量，φ1,…φq是l×q阶矩阵向量，随机误差εt都是l×1阶列向量。

在这个模型中，假设μt和εt是序列不相关的，并且分别服从方差协方差为矩阵∑μ和∑ε的正态分布。其中μt和εt相关的方差协方差矩阵为∑μ,ε。

在 wilson（1997）和virolainen（2004）提出的框架中，yt仅仅与xt有关，而本文模型的设定更符合实际情况，yt不仅与xt相关，考虑到宏观冲击的时滞效应，yt还与其滞后期的值yt-1,…,yt-n有关。

从（4）可以看出，模型不仅考虑到了宏观经济变量值之间的相互影响，模型的设定考虑到了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回馈效应。将银行的表现对经济的反馈影响通过在宏观因素变量的自回归方程中引入综合变量来实现。通过各行业综合指标y的前期值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设定来反映现实世界中的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关系。

（三）变量选取

1.解释变量

根据各国的实证研究经验和我国银行体系业务发展特点，本文模型的变量选取1990～2006年的年度数据，主要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宏观经济统计的特征以及经济冲击发生的持续时间来决定的。鉴于研究的宏观层面，从数据的可得性及计算量考虑，本文的宏观模型是基于整个经济体系的，因此各宏观经济变量将不采用各经济部门的统计值，而是采用本国的整体水平的统计值。

本文选取八个宏观经济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ngdp—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年增长率；

rgdp—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年增长率；

nr—一年期存款的名义基准利率；

rr—一年期存款的实际基准利率；

nlr—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的名义平均利率；

rlr—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的实际平均利率；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re—房地产价格指数；

2.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违约概率作为评估信用风险的指标，银行系统的信用风险主要表现为贷款资产的违约风险。违约率水平是评估银行贷款质量的最直接的指标，违约风险可以用借款人在规定期限内的违约概率度量。virolainen k对芬兰银行系统的违约概率进行的宏观压力测试分析中，对违约概率指标采取如下方式赋值：在研究时段内，某行业的破产机构数量与总的机构数量的比率为银行体系面对的违约率。jim wong、ka-fai choi和tom fong［19］建立的香港零售银行面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信贷风险压力测试框架中，违约概率是逾期3个月以上的贷款额与总贷款额的比率。本文选取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数据作为样本，以平均的逾期贷款率代表贷款违约率，即以年末样本银行的总逾期贷款额与总贷款余额的比率。其中，1990、1991、1992三年的各样本银行的详细数据欠缺，因此本文根据各类媒体披露的总的逾期贷款的变动率和贷款额的变动率计算出了这三年的逾期贷款率，其他各年份的详细数据均来自

（二）宏观压力情境的设定及其结果

本文选择情境分析作为执行压力测试的方法。针对模型所选取的宏观经济变量，我们设定两个压力情境：一种是gdp增长突然放缓的情境；一种是cpi上升到较高的水平（5%以上）。对于各种压力情境下，反映压力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幅度，可以通过以往的历史相似情境数据或历史经验直接进行人为的设定。而本文在对银行体系遇到极端情境进行构建之前，利用时间序列模型对解释变量ngdp、cpi进行了2008～2010年的简单arma模型预测，作为我们构建的参考基准情境（baseline scenario）。

从表2可以看出，在设定的两种压力情境下，我国的银行体系的信贷风险明显增加，从模型预测估计出的贷款违约率都有不同幅度的增加。随着国民生产总值增速的大幅降低，贷款违约概率增大，但幅度较缓。而随着通货膨胀率的骤增，违约概率出现大幅度的激增。这充分说明在压力情境下，宏观经济变量对银行系统信贷违约概率的冲击效应非常显著。从而判断，通货膨胀率的同等幅度波动对银行体系信贷违约率值的影响更大。

五、结论及建议

宏观经济利率例7

经济管制是指具有经济管制权的政府管制部门依照政府制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进行的（主要是）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宏观经济调控则是指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相关法规的约束下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的调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宏观经济调控一词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的色彩，“宏观经济调控”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准确地说，这里探讨的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节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宏观经济只能是进行调节，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并不是对经济进行控制，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的结果是管制经济。但根据习惯或传统，这里笔者仍称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同之处的，以下将分别予以说明。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市场缺陷，都是由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但两者产生的具体原因是存在差别的。经济管制主要是由经济的外部性、垄断、信息的不对称、经济人的非理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非市场品、有害物品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产权保护问题、市场不完善问题等所引起的，宏观经济调控则是由宏观经济失衡（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总投资、总消费的波动，总就业的波动，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等）所引起的。两者产生原因的差别导致了政府干预部门、干预目标、干预手段等等的不同。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

虽然总的来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弥补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市场的优长（包括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技术创新，促进积累的增长等），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两者的具体目标是存在着差别的。经济管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主要是：（1）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即限制、减少具有负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鼓励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2）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垄断问题，即政府在避减垄断的总原则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垄断分别采取禁止、限制以及数量管制、价格管制和促进竞争的政策，以维持或者促进形成有效竞争的行业市场结构，促进企业和产业经济效率的提高；（3）通过政府的干预增加市场信息的供应量，减轻由信息不对称对经济效率带来的危害；（4）通过政府的干预约束经济人的非理，如禁止非市场品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等；（5）通过政府的干预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增进生产性活动；（6）通过政府的干预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宏观经济调控则旨在通过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1）通过对总供求的调节，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2）通过对投资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投资的波动；（3）通过对消费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消费的波动；（4）通过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5）通过调节宏观经济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6）通过调节国内经济和汇率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7）通过逆向的经济调节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不同

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原因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出现时间的不同。虽然经济管制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但由于经济管制主要导源于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始终存在，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经济管制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而宏观经济调控导源于宏观经济失衡，在市场经济足够成熟，宏观经济失衡对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损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并危及社会稳定，而且社会充分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设施”以后，才会出现宏观经济调控。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演变历史来看，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市场经济出现之时，经济管制也随之出现了，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有经济管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自然也有经济管制（注：实际上，如果不限于市场经济，经济管制在国家或政府出现之后，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说，经济管制是随国家或政府的出现而出现的。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垄断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居民的非理等等，在市场经济产生以前就存在，只不过其规模、影响等小一些而已。），而宏观经济调控是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才出现的，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前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也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国家，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出现宏观经济调控，如果从16世纪算起，在市场经济阶段，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要比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晚了400多年。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不同

学金经济管制涉及的具体领域很多，政府部门中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既包括司法机构，也包括行政机构，既包括中央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行政机构中既包括纯粹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如中央银行、财政部等），也包括其他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如证券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等）、非经济管理机构（如文化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机构、药品管理机构等）以及综合性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依照颁行的法规在各自管理的领域对被管制者依法进行管制。经济管制具有很强的行业性，即依照行业性质，由设立的政府主管机构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如商业银行一般主要由中央银行进行管理和监督，投资银行主要由证券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保险公司主要由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但经济管制的行业性并不排斥政府其他管理机构依法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也有许多行业同时受多个管理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这些管理机构拥有非重复的，但对被管制对象的活动的影响几乎具有同等的制约力和管制权。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则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并且主要是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中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在宏观经济管理机构中主要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的数量远远少于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

5.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实施手段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管制或者调控对象的特征与行为的变化、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演进等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两者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主要是行政、司法手段，因此具有强制性，虽然经济管制肯定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但政府主要并不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来达到管制的目的，而主要是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管制而达到管制目的的。政府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处罚直接减少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是来自于市场，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奖励会直接增加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获得的利益同样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机构或者司法机构，这种直接来自于政府的经济处罚或者经济奖励在这里仍应归于行政或司法手段，因为它们是行政管理和监督、司法管理和监督的工具。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主要是“裁判”。需要说明的是，经济管制本身并不排斥经济手段的运用，有的领域也需要政府当“运动员”，最近一二十年来，无论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领域，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取得了过去运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进行管制所没有取得的效果，经济手段的运用范围也有扩大的趋势，但基于经济管制的基本性质，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以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为主的格局并不会发生变化。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则主要是经济手段，因此具有非强制性。宏观经济调控是通过政府参与市场（充当“运动员”的角色），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使经济总量发生变化，来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经济手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这些政策的运用，会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继而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其调整其行为，最终重新恢复市场平衡。在市场经济中，除非是在战争时期，政府是没有理由普遍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因为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从根本上是与市场机制相排斥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市场优长的丧失，造成社会福利的根本性下降。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撇开特殊的战争背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有的时候也是可以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的，例如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控制收入增长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但这类政策的采用除非迫不得已，应该禁止政府使用，并且政府要使用这类手段，也必须获得政府立法机构的授权。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由于经济管制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多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管制者直接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与监督，而且管制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经济管制主要是直接干预；而宏观经济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并不与调控对象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影响或者引导微观经济单位的调节方式，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对调控对象的行政管理和监督（注：否则，就属于经济管制范畴，因为如果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即主要采取直接干预的手段，那么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会受到破坏，这样的经济也就不再是市场经济了，而是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了。因此，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与直接干预是相冲突的，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只能主要采取间接干预手段。近20年来，中国国内经济学文献中大量提到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以间接干预为主（或者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应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理论应该说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是正确的，而且只是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才是准确的。），而且宏观经济调控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间接干预。（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经有过还要不要经济管制的疑义。应该说，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经济管制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经济管制的问题。195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与市场经济是相背的，必须对这种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比较缓慢，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过慢，市场化改革过程从实质上来说也就是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过程，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也意味着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要以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根本改革为前提。但是市场经济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并不表明市场经济与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市场缺陷要求建立经济管制制度，政府的经济管制是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要求，是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必须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弥补市场缺陷的、有着明确的管制边界的经济管制制度。从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宏观经济调控制度方面的差异远较在经济管制制度方面的差异小，借鉴各国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管制的经验时，选择更困难的是在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各国的经济管制制度相当复杂，而且合理性差异也很大，因此在研究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调控经济的经验教训时，虽然研究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而研究各国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教训更为迫切，应该避免（也是在实践中最容易出现错误）的是将别国特殊的经济管制制度，并且是不合理的经济管制制度当作市场经济的具有共性的一般经济管制制度。对各国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比较、甄别、判断、改造对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6.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方法不同

这里所谓的实施方法是就政府干预的力度而言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依宏观经济失衡程度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宏观经济失衡越严重，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大，失衡程度越轻，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小。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失衡具有周期性，因此国民经济无法避免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这样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的选择直接与经济的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有关。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会经常性处于失衡状态中，为了防止宏观经济出现严重失衡，一般来说，政府应该逆对经济风向采取经常性的调节政策，这种调节属于微调。相对于有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这种调节属于预防性质的调节。微调是经常性的，大调则不是经常性的，而是周期性的（有时间周期，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才应该进行大调）。相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的选择性，针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管制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微调与大调问题，因为经济管制是依律行事，按照法规应该受到什么处罚就给予什么处罚，应该受到什么奖励就给予什么奖励，同业者间的区别会相当大。当然对于一些经济活动，政府是加大管制力度，还是减轻管制力度，也需要政府做出选择，但这种选择与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选择不同，它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无关，与经济周期性运动无关，而是取决于公众的认识、技术水平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等方面的因素，力度加大或减轻一般会表现为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性的周期性的变化。

因此，我们就能发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运用具有典型的逆经济运行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则不具有这一特点，无论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只要经济管制制度未变，管制政策就不会有变。

7.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相对价格，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改变了相对价格，那就会改变产业的比较利益，从而会引起经济资源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就其性质而言，可能产生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也有可能产生出不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不过就宏观经济调控本身而言，其性质、目的等等都与产业政策无关，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为了产业政策的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

经济管制则不同，经济管制虽然并不是只服务于产业政策，但是它是产业政策的必备工具，要实施产业政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否则，产业政策就是无效的。例如政府要支持幼稚产业的发展，政府就要对外实施进入管制政策和其他相关管制政策；政府要促进一个行业的竞争，政府就要实行反垄断、鼓励进入和促进公平竞争的管制政策；政府要压缩有较大污染的行业生产规模，扶持污染小的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就要采取抑制前者、鼓励后者的进入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管制标准与排放数量的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税政策等。

8.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是无选择性的，它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宏观经济调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虽然市场的影响程度对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会有所差别，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改变的是宏观经济变量，因此任何微观经济单位都难以避免地要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实际上是针对所有的经济主体。就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的性质来看，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益，也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损，也可能使一部分经济主体受益，而同时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受损。从社会整体而言，一项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将会增进社会福利。

经济管制的对象则是有选择性的，它所管制的是具体的微观经济单位。例如基于保护环境而实施的污染排放管制的管制对象只是污染排放单位，其他单位则不在管制之列。微观经济单位如果违规，将会受到管制机构的处罚。任何经济单位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如果不在经济管制的范围之列，它就不会受到经济管制机构的约束。虽然经济管制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全局性的，不过一般来说，其影响的局部性更强。

9.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影响。不过两者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影响的时间长短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原因在于：第一，微调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较小，大调才会明显地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而大调所具有的周期性的特点，使得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第二，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改变经济制度，即不会改变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生变化，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就会消失。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因为：第一，经济管制总是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一项管制制度确定以后，往往会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有的持续几十年，有的持续上百年，有的经济管制制度一经确定，几乎就成为永恒性的了，这样就使得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第二，经济管制制度的变化改变的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经济管制制度发生变化，新的制度会在长时期内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持续的影响。

（2）影响的途径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市场环境，或者说宏观市场结构，从而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来影响经济效率。经济管制既通过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动力机制和能力，还通过对相对价格或者成本、利润率的影响而影响经济效率。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单方位性，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全方位性。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的全方位性预示着经济管制会通过渗入到经济机体的内部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经济效率，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经济管制制度，低效率社会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应该主要从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入手。

（3）影响的结构不同。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影响最大，而对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则比较小。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这是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最主要的积极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政府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下降，也会增加微观经济单位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这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增强微观经济单位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和能力，因此并不一定能够使微观经济单位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能性，但一方面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不利的变化，从而出现恶化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素的流动性等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并不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能改变的，因此即使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因为其他条件不具备而不能改变资源配置，从而不能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而要具备这些条件恰恰需要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

与宏观经济调控一样，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与宏观经济调控不同的是，经济管制不只是主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产生影响，而是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利用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进入管制、过程管制等都会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例如，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进入管制政策就造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大量闲置，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非国有经济进入金融、汽车等现代产业部门的产业进入管制政策也造成了金融发展能力、汽车发展能力的闲置。一般来说，进入管制的领域越广，管制越严厉，经济资源的利用率越低。其次，经济管制对生产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生产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有无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经济管制对这几个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可以削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减轻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也可以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的制度。其三，经济管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既会影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影响产品生产的成本，影响不同产品生产的利润率，还会影响资源的流动性，因此就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经济管制可以促进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可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促进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制度。

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具有局部性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则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4）影响的程度不同。由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时间长短、途径、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因此两者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差别。由于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时间所具有的持续性、影响途径所具有的全方位性、影响结构的全面性，而这些是宏观经济调控所不具有的，因此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自然要超过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经济管制制度，如果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要改革经济管制制度。

10.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失效的原因存在着差别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存在着共同的原因，但是也存在着差别。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两者在被调控对象俘虏的可能性上存在着差别。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不是因为被调控对象俘虏了调控机构，因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政府机构并不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具有非排他性，因此不存在政府机构设租和被调控对象向政府机构寻租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主要在于政府能力不足，而一般主要不在于政府权力的滥用。而管制者被被管制者俘虏却是经济管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管制机构要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管制的利益是可以排他的，而且管制机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每一级管制机构、管制机构的每一个职能机构都有其独享的管制权，并且这些管制权又是被分配给一个一个的作为管制者的自然人手中，管制权都是人格化了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得管制具有了一对一的“交易”的性质，这样就存在着管制者设租和被管制者寻租的条件，从而也就出现了管制者被俘虏的可能性，一旦管制者被俘虏，就会出现管制失效。在经济管制中，不仅管制的执行者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而且管制规则的制定者也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在管制规则的制定中，所谓政治上的“看不见的手”（特殊的利益集团等等）发挥的作用往往相当大，这样就使得管制规则本身与管制应该实现的目标相背，即管制规则背离效率和公正而出现的管制规则的扭曲。由于管制规则的制定者被被管制者俘虏而导致的管制规则的扭曲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比由管制者被俘虏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更大。

11.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经济自由是指微观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做出经济决策的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重要的性质和特征，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使得市场经济具有多方面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不可能具有的优越性，但同时无约束的经济自由也会使市场经济难以避免地产生多方面的缺陷。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它们都会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都是市场以外的力量——政府对经济自由施加的约束，但是两者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方式、影响程度是存在着差别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是间接的，它并不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它是通过改变宏观市场环境而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的，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除非宏观经济调控采取直接的经济管制的手段，否则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因此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程度也要小一些。经济管制则不同，它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直接的，因为它要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因此经济管制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差别性的。例如进入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自由，价格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卖方和买方的价格决策自由，出口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出口商的出口决策自由。不过管制也会对经济自由产生间接影响，因为管制会影响产业环境。由此，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要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大。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尤其要对经济管制的边界给予明确的界定，对政府的经济管制权予以明确的规定，否则就会导致经济管制的无限延伸，就会不正当地侵害经济自由，从而损害经济效率。

由上可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都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但是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多方面的。

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相互联系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着明显的、多方面的差异，但是两者也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两者的联系并没有为将两者混同提供依据，但是明确两者的相互联系也是经济理论研究应该关注的，并且两者的联系也是两者关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两者的联系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产生的，虽然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相联系的市场缺陷存在着差别，但都导源于市场缺陷。如果不存在市场缺陷，那就不需要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缺陷是市场经济内生的，市场经济内生的缺陷使得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遭到破坏，或者市场经济本身不能保证满足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或者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或者低下，从而使得仅仅有市场力量并不能使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不能实现社会在已经拥有的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的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某些市场缺陷可以由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得到或多或少的弥补，但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并不能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因此只能由政府充当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政府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根据市场缺陷的不同领域分别通过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来实现。虽然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一定能够弥补全部的市场缺陷，但它却是一个社会弥补市场缺陷的最终依靠力量，而且只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就可以与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道不断增进社会福利。（注：无论是市场缺陷，还是第三种力量的缺陷，抑或政府缺陷，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人类的生产能力的有限性所决定的，因为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以及政府都是人类社会的事情，没有人，便无所谓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和政府。虽然人类的生产能力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简而言之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但相对于人类的需要，相对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即便是进入到所谓的知识经济社会，人类所掌握的知识仍然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如何使经济资源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挑战。）

市场缺陷导致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也同时规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因此，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不能渗入到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而只能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从根本上规定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边界。虽然两者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起作用的“领地”有不同，但从它们都只能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这一点来看是相同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主体都是政府，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最终目标都在于提高经济效率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引起的，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尽管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的政府职能机构有不同，但都是政府机构。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既不是企业、居民，也不是第三种力量，而是政府。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履行多方面的具体的经济职能，主要包括：维护产权；抑制、限制或消除垄断，促进市场竞争；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提供和鼓励提供公共物品；提供信息和促进市场信息供应量的增加；补充市场的不完善，提供或鼓励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私人物品；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限制非市场品的生产和消费，禁止有害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护宏观经济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调节经济结构，促进结构平衡等。任何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履行上述经济职能。而这些经济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即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充分弥补市场缺陷，使社会的经济效率达至最优，既需要实行经济管制，也需要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只有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于市场缺陷内生于市场经济本身，因而具有长期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离开了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的经济效率都会无法达到最优水平，所以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目标不同，两者的干预对象、方式、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别，影响经济效率的时间长短、途径、结构、程度也存在着差别，但是不管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从它们的最终目标来看，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增进社会福利。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相互补充的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由于两者导源于市场缺陷的不同方面，由两者的性质决定了两者功能上的差别，决定了各自适于弥补不同类型的市场缺陷，也就是说，应该实行经济管制的就不适于采取宏观经济调控，归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就不应该采取经济管制，经济管制不能代替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也不能代替经济管制，两者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两者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决定了只有既能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又能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府才能实现有效地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经济职能的目标，市场缺陷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都需要不断地发展

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能够进入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领域政府就一定要无条件地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这里涉及到政府的能力。如果政府进入这些领域不仅不能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完全浪费，反而因为政府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而损害了市场机制在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作用的充分发挥，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因为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不是增进社会福利，而是减少了社会福利。政府能力是人类生产能力的组成部分，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包含着政府能力的增长。政府能力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中的更多的领域，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也因此要相应地发展。市场力量作为人类生产能力的一部分，也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这就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与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手段等都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随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发展，人类会发现和掌握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更有效的方法，更有效的具体的手段，更恰当的干预力度和时机，更好的决策制度，更好的机构设置，更好的机构协调机制等等，人类自然就应该利用这些新的知识来改进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不断发展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有效的必要条件，也只有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能够得到不断发展，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

5.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与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1）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会影响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如果经济管制的范围、程度等超越了其应该有的边界，宏观经济调控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例如如果存在着普遍的市场进入管制、普遍的价格管制、普遍的投资管制、普遍的分配管制，那么无论政府如何努力，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都不可能有效。（注：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一直在努力从改革开放前的直接干预过渡到间接干预，在出现宏观经济失衡时，力图依靠间接干预矫正宏观经济失衡，政府的这种意愿是好的，是正确的，但每次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以致于每次都要通过直接干预来最终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出现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市场信号是扭曲的，资源不能自由地流动，微观经济单位应该享有的经济决策权和经济利益都被经济管制所侵蚀或者说被剥夺，应该承担的经济风险也因为经济管制而无法通过新的经济安排而转移或者被经济管制自动地转移到其他的经济主体，这就使微观经济单位对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所传达的信号缺乏反映，因此使得间接干预失效。在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宏观经济调控只有采取直接干预才能达到预期目标，间接干预的宏观经济调控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是相背的，因此只有根本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可以作为判断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改革进程的一项指标。）经济管制制度所影响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微观基础。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要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微观经济单位享有独立的经济决策权，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自己承担经济风险，需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经济资源能够自由地流动，需要有发达的高度竞争性的市场，这些条件在存在普遍的严格的经济管制的经济中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经济管制既可以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提供有利的条件，也可以成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障碍。

（2）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会影响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例如如果国民经济处于总需求严重超过总供给，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政府的反垄断管制政策就难以奏效。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够为经济管制的有效性提供有利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则会使失衡的宏观经济成为经济管制有效性的不利因素。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本身导致了宏观经济失衡或者加剧了宏观经济失衡，这样的宏观经济调控就成了经济管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

6.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

与实现宏观经济调控调控目标相关的经济管制可以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例如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对汇率进行管制，为解决通货膨胀而对利率、银行的贷款规模、企业的投资规模和薪酬进行管制，为提高就业率而对雇主辞退在业者进行限制等。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实际上是说为了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管制手段，而不是说这些管制是正常的经济管制的现成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管制本身是不应该存在的。因此经济管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是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的，只有在间接干预无法矫正业已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而宏观经济失衡对于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就是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政府才可采取管制手段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因此经济管制只能作为市场经济殊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临时性手段，而不能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常用手段。经济管制手段的运用应该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有严格的范围限制和时限，一俟危机缓和，政府就应该撤消管制，而完全采用常规性的间接干预手段。

三、关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几点思考

基于上述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的讨论，考虑到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在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方面，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1.不能混同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有相互联系的地方，但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政府在制定经济调控政策时，应该考虑两者的差别，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都应该有相应的差别。如果将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混同起来，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就会出现错误的选择，导致的结果要么是经济管制的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无法实现，要么是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不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会强化市场缺陷，而且会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为导致效率下降的因素，总的来说会导致政府失效。如果政府失效由此引起，这样的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糟。

2.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对经济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也应该成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但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呢？这取决于多种因素，除了受政府政策性质的影响外，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政府实施政策的能力等都会影响政策的效力。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可避免地会在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等方面出现或多或少的错误，甚至政府制定的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减少错误才能提高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力。政府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规律，不断改进和完善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不断提高政府制定和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从而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不断提高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力。

3.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应该法治化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通过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但与企业、居民、民间组织等不同，政府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是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它享有立法权、司法权，它是唯一合法享有暴力的机构，它能够动用强制力贯彻它的意志，这为政府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来弥补市场缺陷提供了前提，也是它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的根本原因。但它作为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也同时造成了它不作为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无论是它不作为，还是它滥用权力，都会造成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失效。要防止政府不作为和滥用权力，不断提高政府有效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就应该为此提供制度保障，根本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保障就是法治化。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从性质上来说是受托行为，即它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公众赋予其公共权力，它运用这种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贯彻公共意志，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因此，首先应该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无论是政府的行政机构，还是政府的司法机构，其履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政府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权力和应该履行的职责，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从立法上防止政府缺位和越位；其次，应该通过立法和司法对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进行监督，并进行相应的激励和惩处制度，一方面防止政府不履行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出现政府滥用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权，就及时予以纠正；其三，应该通过法律对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程序予以明确，保障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一方面防止政治中的看不见的手起作用，另一方面防止政府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而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范围的行为和政府随意制定政策而扰乱经济正常运行的行为。只有将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纳入法治化轨道，方能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被限制在弥补市场缺陷的范围内，才能促使政府切实履行它所应该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才能成为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有益的手段。

【参考文献】

1.斯蒂格里兹：《政府经济学》，中文版，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2.斯蒂格里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文版，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3.吴易风、王健、方松英：《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宏观经济利率例8

宏观策略对冲基金能够在全球范围各个商品品种上进行投资。其具体投资策略多变：时而单向多头，时而单向空头，有时还会选择对冲操作。在投资组合分散性上，宏观对冲基金既可做分散性投资，也可做风险较高的集中投资。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汇率动荡，石油危机的爆发使得发达国家普遍陷入衰退。动荡的世界经济环境为宏观策略对冲基金的发展提供了沃土，宏观策略对冲基金如雨后春笋般成立。20世纪90年代初是宏观策略对冲基金的黄金发展期。1990年年末，其规模占对冲基金总规模的比例达到39.30%。

虽然利润潜力巨大，但由于这一时期宏观策略对冲基金的交易组合过于集中，且大量运用高杠杆交易，一旦出现政策逆转（如1994年美联储提高利率）、政策干预（1997年香港金融管理局入市干预股票、期货、外汇等市场）或债务违约（1997年俄罗斯推迟偿还外债并暂停国债券交易）等情况，其利润极易大幅回挫。随着宏观策略对冲基金在20世纪末遭遇一系列失利，以及各方监管的加强，宏观策略对冲基金无论在规模还是占比上都出现了下降趋势，规模占比一度下降至10%左右。

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宏观策略对冲基金分散风险、平衡配置等方面的作用逐渐被重新重视起来，规模和占比都出现了较大回升，见下图。至2012年年末，宏观策略对冲基金规模占对冲基金总规模的比例为21.66%，虽然较鼎盛时期有大幅下降，但仍然是对冲基金重要的组成部分。

收益和风险特征

从波动性的角度看，宏观策略对冲基金的年化波动率仅1.72%，远好于对冲基金7.48%和标普500指数16.09%的年化波动率。宏观策略对冲基金3.39的Sharpe比率，更是远远超越对冲基金平均水平的0.93和标普500指数的0.16。

从回撤的角度看，宏观策略对冲基金的最大回撤仅为6.21%，好于对冲基金平均水平的21.30%和标普500指数的52.56%。宏观策略对冲基金1.34的Calmar比率，也远好于对冲基金平均水平的0.45和标普500指数的0.10，见下表。

如何获利

宏观经济周期的波动具有很强的持续性，完成完整的经济周期往往需要数年。宏观经济周期的持续性会带来市场价格波动的持续性。在较长时间段，股票、债券、外汇等市场一般会跟随经济形势发生长时间、大幅度的趋势性运动，这形成了宏观对冲基金获取盈利的理论基础。

较之一国之内的资产配置，宏观策略更多被应用于全球市场中，故也常被称为全球宏观策略。在全球市场中，宏观策略主要通过两种方法获利。一种是在世界范围内寻找经济形势更好、收益水平更高的经济体，并投资于其金融市场。很多基金、养老基金利用这一方法寻求高收益，并规避本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另一种是发现经济体的经济结构缺陷或相对变化趋势，通过投资汇率、互换等产品，在该经济体相对外界的变化中获利。如果某经济体发生重大事件，这更是宏观策略对冲基金投资的绝好题材：事件引起该经济体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往往导致了相关的汇率、股票、债券价格的重估，在市场的剧烈波动下，押注正确的宏观策略对冲基金往往会获取惊人回报。

除上述策略外，基金的信息搜集、加工能力，管理人的知识、经验、洞察力和胆识都会对宏观策略对冲基金有重大影响。宏观策略对冲基金对信息获取的要求极高，需要获取各主要经济体的宏、微观数据，并进行加工整理，以做出合理有效地推测。其管理人需要对宏观经济、政治和市场的非理性因素有深刻的理解和洞察力，并敢于在关键时刻，博取潜在的超额利润。管理量子基金的索罗斯，是基金管理人勇气和洞察力的极佳注脚，其认为对于确定性较高的投资，要勇于下重注，尽可能扩大杠杆的运用，博取高额收益。量子基金在其存续的31年间，累计收益为4000倍，平均年复合收益率达31%。

未来将焕发出光彩

宏观策略在我国还处于萌芽阶段。一方面，使用该策略的对冲基金较少；另一方面国内的宏观策略对冲基金可投资的品种还较少，且局限于国内市场，较之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产配置的海外宏观策略对冲基金，还有较大差距。宏观策略对于基金管理人的要求较高。通过调研等渠道获取大量信息的能力，对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宏观经济和重大经济政治事件的洞察力，是优秀的宏观策略对冲基金经理应该具备的，而目前国内此类人才还相对欠缺。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市面上仅有拉芳舍、梵基、泓湖和鹰影4家对冲基金公司经营着5只宏观策略对冲基金。其主要是利用宏观经济的基本原理，识别金融资产价格的失衡错配现象，配置于国内市场的投资品种。

宏观经济利率例9

一、引言

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大型商业银行跨国活动增加、信贷衍生产品迅猛发展,新形势下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2007年底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各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严重恶化,大量银行纷纷破产,虽然我国的商业银行因为种种政策性原因,在这次危机中损失较小,但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我国商业银行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完全融合,将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水平提出挑战。

目前,宏观压力测试由于能模拟潜在金融危机等极端事件对商业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已经引起了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政策当局广泛的重视,并在实践中得到迅速推广。本文运用宏观压力测试法,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的特性,对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这对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具有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宏观压力测试是用于评估一国金融体系在受到“异常但合理”宏观经济冲击时的稳定程度,其通过情景设定或历史事件,来衡量宏观经济冲击对整个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外对宏观压力测试的研究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都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Wilson(1997a,1997b)用各工业部门违约概率与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的敏感度直接建模,通过模拟将来违约概率分布的路径,得到了资产组合的预期异常损失,进而模拟出在宏观经济波动冲击下的违约概率值。Boss M(2002)和Virolainen (2004)利用Wilson提出的模型,根据加总的企业违约概率估计出宏观经济信贷模型来分析澳大利亚和芬兰银行部门的压力情境。

而在国内对宏观压力测试的研究还尚在起步阶段。在理论研究方面,徐明东、刘晓星(2008)通过对国际上流行的几种宏观压力测试方法的比较,阐述了如何运用宏观压力测试方法去评估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模型研究和实证方面,任宇航、孙啸坤等(2007)利用Logit回归测试的方法,通过收集我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和金融机构的数据,对我国银行业信用风险损失作出了合理估计。但国内的这些研究只是借鉴了压力测试的思想,使用传统的方法,通过模拟情境下宏观经济因素异动,由Logit模型最终得出稳定性指标期望值的点估计来评价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不能有效地反映出宏观变动冲击对银行体系的影响,不能具体看出压力情境下哪些宏观经济变量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最大,这就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三、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

宏观压力测试是对微观层面压力测试的有益补充,它是将各宏观经济冲击变量整合量化为一个宏观因子,将宏观波动因素整合到评估银行信用风险的模型中,通过压力情境的构建,预测在极端情形下宏观经济变动对银行系统信用风险的影响。

(一)模型构建

本文在研究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水平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时借鉴了Wilson(1997a, 1997b),Boss(2002),and Virolainen(2004)所提出的模型。该模型主要包括:建立了一个信用风险水平和宏观经济变量间的联立方程;用蒙特卡洛法模拟了违约损失的分布。

具体来说,假定商业银行将贷款贷给了J个经济部门,其中j部门在t时刻违约的概率为pj,t,在这里j=1,2,…,J,pj,t介于0和1之间,用它的Logit转换值yj,t作为回归值,即:

进而,设定yt=(y1,t,……,yj,t)*,yt为转换指标。本文所采用的模型是基于M个宏观经济变量的现在值和滞后期的值所构成的一个线性方程:

yt=m+A1xt+…+A1+sxt-sη1yt-1+…+ηkyt-k+vt (2)

式(2)中明确表示了各宏观经济变量与违约转换指标yt之间的关系。其中,xt=(x1,t,x2,t…xm,t)表示宏观经济变量,其为M×1阶向量;m为截距项,其为J×1阶向量;A1……A1+s和η1……ηk为系数,它们分别为J×M阶和J×J阶矩阵;vt为随机误差项,其为J×1阶向量。

同时为了考虑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根据Wilson模型中关于宏观经济变量的等式系统,本文采用了下列的描述:

xt=n+δ1xt-1+…+δpxt-p+μ1yt-1+…+μqyt-q+ξt (3)

其中,n为M×1阶列向量,系数δ1,…δp和μ1,…μq分别为M×M和M×J阶矩阵向量,随机误差项ξt为M×1阶向量。

本文所考虑的模型在Wilson(1997a,1997b),Boss (2002)和Virolainen(2004)基础上,进行了两点改进:一是考虑了宏观经济变量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影响的时滞效应;二是模型的设定还考虑了商业银行体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回馈效应。考虑到我国商业银行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该模型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而用其来研究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水平与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二)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描述

为了建立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水平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实证关系,本文收集了2003年1季度到2009年2季度共26个季度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和相关宏观经济数据,并通过参考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宏观压力测试时的变量选择,考虑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以及宏观经济发展的特点,对相关变量做了如下选择。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综合考虑了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特殊性和相关数据的可得性,选用了商业银行体系的信用风险为被解释变量,以不良贷款率为其衡量指标,即:商业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越高,其信用风险水平就越高。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银监会网站和国研网的统计数据库,其中,商业银行的样本包括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根据《贷款质量评估指导原则》,中国的贷款按照五级分类法进行分类,不良贷款率=(次级+可疑+损失)/贷款总额。

2.解释变量

在解释变量方面,鉴于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以及相关数据的获取难度,选取了GDP增长率、CPI指数(用以表示通货膨胀率)、广义货币增长率M2、进口额同比增长率M、三至五年期贷款利率R、房地产价格指数RE、失业率U七个宏观变量,数据来源于锐思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

3.数据描述

从表1可以看出:(1)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经过Logit模型转换为yt后,其波动率仍然较大。(2)从选取的宏观经济变量来看,我国的宏观经济进入了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繁荣时期,但房价指数RE和进口额增长率M的波动较大。

(三)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1.实证研究

根据上述的模型设定,首先对Pj,t运用Logit模型进行转换,得到转换指标yt,再将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构成冲击的各宏观经济变量及其yt的一阶滞后变量(考虑到宏观经济冲击的滞后性往往为一年)的数据代入,利用Eviews5.0与yt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GDP增长率ZGDP、通货膨胀率CPI、房价指数RE、贷款利率R、进口总额同比增长率M以及yt的一阶滞后变量这六个变量显著,而失业率U和广义货币增长率M2不显著,被剔除。然后再利用式(3)进行各宏观经济变量的自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1)在1%到10%的显著性水平上,CPI指数、GDP增长率、进口额增长率M、贷款利率R以及房价指数RE均显著影响到了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且信用风险的转换指标受其滞后一期值的显著影响;(2)各宏观经济变量均受到其滞后项的显著影响,且除商品房销售价格指数RE外其余宏观经济变量还受到了转换指标滞后一期值的影响。

2.结果分析

从上述模型中,可以看出在宏观经济变量中贷款利率R对转换指标的影响最大,R的上升代表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为了按期还本付息,企业就必须拿出更多的利润交给银行,如果融资成本大于企业盈利能力,那企业就有违约的冲动,使得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加大。而CPI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与R则恰恰相反,其上升预示着国家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企业的盈利大幅上升,减少银行的信用风险。GDP增长预示着整个社会的宏观经济比较景气,经济处于上升繁荣期,企业平均盈利能力较好,不良贷款率也将随之下降。进口总额增长率M上升,对我国的出口企业造成负面影响,致使其业绩下降,进而会增加银行的信用风险。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的上升,会使得大量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产生泡沫经济,鉴于目前我国房屋贷款在银行贷款中的比重,将会使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显著提高,进而增大银行的信用风险。同时,也可以发现转换指标的滞后一期对当期影响显著。显然,模型的回归结果符合经济学上的解释。

四、宏观压力情景的设定及其风险分析

压力测试主要是通过情境设定,根据情境假设下可能的风险因子变动情形,重新评估金融商品或投资组合的价值。通常重新评估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但是情境设定的方式却有很多种选择。情境分析是目前应用的主流,即利用一组风险因子定义为某种情境,分析在个别情境下的压力损失。情境分析的事件设计方法有两种:历史情境分析和假设情境分析。整个程序通常分为两大步:一是情境设定;二是重新评估。

(一)情境设定

分析上述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贷款利率R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最大,而GDP增长率则是判定一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指标,同时考虑到大多数危机的冲击期会持续四个季度,因而假定2009年2季度为基期,模拟从2009年3季度到2010年2季度共4个时间点涵盖了一年期的未来路径。本文设定了两个压力情境:一是GDP指数突然大幅下降的情境。假定我国GDP季度增长率自2009年2季度起在未来的4个季度里每季度均会同比下降一个百分点。二是贷款利率R大幅上升的情境。设定我国的贷款利率自2009年2季度起在未来的4个季度里,每季度均会同比上升一个百分点。为了便于计算,假定这两个冲击是相互独立的,即当一个宏观解释变量受到冲击,其它解释变量仍然保持不变。

(二)重新评估

设定情景下的冲击结果如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设定的两种压力情境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明显增加,其不良贷款率显著提高。同时,还可以发现,贷款利率R的大幅升高比GDP增长率的降低对商业银行体系信用风险的冲击幅度更大,这也充分说明了货币政策在调控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及其对商业银行的显著影响。

为了更清晰地表现两种压力情境下银行体系信用风险的变化,将上述结果绘在图1中。

图1中P1代表了GDP增长率突然下降情境下的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P2代表了贷款利率R上升时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从图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P2一直在P1的上方,即贷款利率R的大幅上升比GDP增长率的大幅降低对商业银行体系信用风险的冲击幅度更大。

五、结论

本文采用我国2003年1季度到2009年2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和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数据,基于Wilson (1997a, 1997b),Boss(2002)及Virolainen(2004)所提出的模型,通过Eviews5.0软件建立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转换指标 与各宏观经济变量及转换指标滞后一阶的回归方程,结果表明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房价指数、贷款利率、进口总额同比增长率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影响显著。进而利用得出的回归方程,依据假设情景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进行了压力测验,在宏观压力测试的情境分析中,得出了贷款利率R的大幅上升比GDP增长率的大幅降低对商业银行体系信用风险的冲击幅度更大的结论。

鉴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变量和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本轮的次贷危机中我国的商业银行虽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但应该吸取欧美大银行在这次危机中的教训,防患于未然,提高自身的风险意识,继续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另外,政府在遇到宏观经济问题时,货币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国货币当局在面对危机时,应该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确保经济的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 Wilson T C. Portfolio credit risk I [ J ]. Risk, 1997, 9(10) : 111 - 170.

[2] Wilson T C. Portfolio credit risk II [ J ]. Risk, 1997, 10(10) : 56 - 61.

宏观经济利率例10

企业的投资活动既是公司权益价值创造的驱动力（Modigliani & Miller，1958），也是我国经济整体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其投资效率的高低既关乎企业的成败，也关乎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企业的投资效率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目前的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内部环境。例如公司治理水平、公司特征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跨越式的巨大发展，对于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宏观经济政策是国民经济的“调节器”，尤其是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政策更是发挥着巨大的导向作用。然而目前对于宏观经济政策是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不是很多，出现了一定的割裂现象。本文基于国内外的文献，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文献进行了综述。

一、宏观经济政策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义

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国家采取的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手段，是政府为了协调和发展整个国民经济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有经济周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税收政策、汇率政策、产业政策、监管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等。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国家实行宏观经济政策就是为了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稳定物价水平、平衡国际收支以及实现充分就业。为应对2008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巨大冲击，缓和惨淡的经济局面，我国当局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并取得了预期效果，我国经济逐渐实现复苏。自2010年以来我国GDP增速逐渐回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战略时期，宏观经济政策正逐渐引领中国经济向集约型、质量型转变，不断刺激需求，调整经济结构。

二、企业投资效率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的投资取决于投资项目的边际价值，只有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企业的投资活动才是有效率的。在Modigliani等的完美市场假设中，投资机会是企业投资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抓住好的投资机会可以使企业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但是我国并不存在完美的市场机制，现实中的投资并不完全取决于投资机会，企业中的非效率投资即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现象也广泛存在，影响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实现，从长远利益上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根据资本成本的锚定效应，企业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应以资本成本为取舍率，只有企业的投资项目的预期报酬率大于企业的资本成本，投资才是有效率的，才应被管理层采纳。改善投资效率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主要目标，所以投资效率问题至关重要，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一）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

投资效率的衡量是投资决策的核心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运用数学、计量经济学等原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的衡量方法和测度模型进行了不断地探索，主要有：（1）Fazzari等（1988）从融资约束角度提出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测量模型，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外源融资成本大于内源融资成本。模型中的敏感性程度可以反映企业所受的外部融资约束情况。（2）Vogt（1994）在Fazzari等的测量模型基础上提出了现金流与投资机会交互项测量模型，通过该模型中交互项的符号可以判断企业是受融资约束出现了投资不足还是由于问题出现了过度投资情况。（3）Richardson（2006）基于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的关系提出的残差项度量模型，通过模型中残差项的符号可以判断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类型。（4）Biddle等（2009）提出的无条件测试模型，首先通过模型测度企业的预期投资水平，然后分行业逐年进行回归，再把残差项按照小到大的顺序分成四组，第一组是投资不足，中间两组为正常的基准组，最后一组为投资多度，再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来测度企业投资出现在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组的概率，以此来衡量企业的投资效率。

（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分为公司内部因素和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两部分。

对于内部环境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有公司信息披露状况、会计稳健性、董事会以及管理者特征、公司治理水平、公司异质性等方面。国内外学者比较注重企业内部对于其投资效率的研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割裂现象，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颁布，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越来越得到理论界以及实务界的重视。外部宏观环境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主要有环境不确定性、外部治理水平、经济周期、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等因素。

三、宏观经济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

（一）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传导路径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传导路径主要有两条：（1）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导向作用改变企业对国家经济、行业经济的整体判断和预期进而影响投资机会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2）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对利率等的影响进而改变企业的资本成本来以及融资约束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为了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采取了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实施调控，但是这对企业的投资效率的影响效果到底如何，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该部分依据划分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两条传导路径分别进行了梳理。

1.路径一：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改变企业对国家经济、行业经济的整体判断和预期进而影响投资机会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会加大企业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机会的发现，加大企业对未来经济活动状况以及信息的判断的难度，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支出。经济周期反映了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发展的波动状况，一般我们可把它划分为扩张和紧缩两个阶段。在经济危机阶段，一般来说企业对经济前景预期会比较差，国家就会相应实施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和需求，缓解投资不足。在经济繁荣阶段，一般来说企业对国家的经济前景预期会比较乐观，国家也会相应实施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抑制盲目以及过度投资来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此外宏观经济政策也会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和融资能力等因素来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机会。

Bloom 等（2007）研究认为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管理层对企业信息的判断能力，会更加保守和谨慎，从而影响投资。应惟伟（2008）通过研究证实了经济周期与企业投资的相关关系，不同阶段不同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融资环境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陈艳（20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投资机会和投资支出与经济危机负相关，而宽松的宏观货币政策会增加企业投资机会以及投资支出从而起到正的调节作用。邱静（2014）实证研究证实了当货币政策比较宽松时，会有较好的投资机会，进而企业投资效率也会比较高。张超等（2015）研究了经济增长平稳时期，货币供给和信贷供给与非效率投资的相关关系，货币政策会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刘放等（2015）实证检验了投资效率的顺周期效应，并且国有企业和处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企业的投资效率的顺周期效应更强。

2.路径二：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对利率等的影响进而改变企业的资本成本来以及融资约束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资本成本是企业在投资时所考虑的必须要达到的最低报酬率，也是企业通过有效的管理必须应该达到的价值创造能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来影响投资。而且企业投资与其外部融资能力密切相关，宏观经济政策也会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影响投资效率，其中我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企业的货币渠道（又称利率渠道或资本成本渠道）和信用渠道来发挥作用，这两种渠道都是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以及融资规模来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影响。

Mojon 等（2002）通过对欧盟中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研究发现利率政策会通过影响资本成本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我国的彭方平等（2007）研究发现宏观经济政策通过改变政策利率和国债到期收益率等来影响企业的资本使用成本来影响投资，进而说明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微观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但是对于我国的资本成本与投资行为敏感性的问题却一直存在着争议，其投资行为与资本成本的敏感性关系并不十分明显，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中。徐明东等（2012）研究发现货币政策通过资本成本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的作用比较微弱，而国有企业对资本成本不敏感。喻坤等（2014）揭示了我国的投资效率之谜，认为我国货币政策加大了国有与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不同，从而非国有企业的信贷资源被国有企业挤出，我国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因此而降低。贺京同等（2015）通过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得出，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有抑制作用要取决于企业的产权性质和投资机会。

四、评述与展望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目前国内外研究大多还是基于微观层面，从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割裂现象，但是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效应也逐渐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与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对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路径内分为两条分别进行了梳理。未来对企业行为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宏观政策的调控作用，并且应该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具体传导路径方面应该更加明确与深化。

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模型方面，目前大多采用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测量模型，投资-投资机会敏感度模型以及Richardson的残差项模型，但是这些模型都各有利弊，能否真正测度企业的投资效率，其合理性和准确性都有待于探讨，期待能够建立更加科学的测量模型。

对于企业来说，资本成本是其投资决策时必定要考虑的与其将担负的风险相对应的必要报酬率率，其投资支出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可以检验货币政策的资本成本传导路径是否顺畅。资本成本在公司财务决策中具有锚定作用，但是在我国尤其是国有企业中，资本成本敏感性并不高。因此要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并且加强我国宏观政策传导的通畅性和落实的有效性。

宏观经济政策要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的同时要提高投资效率而不是投资率。在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同时，企业的投资效率也会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所以在研究时也应注意投资效率的反作用机制。

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或刺激企业的投资支出，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特殊阶段，针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不同类型的行业、不同的市场化程度的地区以及不同的现实宏观环境，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应出现“一刀切”的现象，而是应更加细化。同时中央和地方更应该有效的协调和配合，更好的建设服务型政府，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的宏观调控作用，以促进我国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实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更好融合以及协调运转。

参考文献：

[1]Steven M.Fazzari，R.G.Hubbard and B.C.Petersen.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88，19（1）：141-206.

[2]Stephen C. Vogt.The Cash Flow /Investment Relationship：Evidence from U.S.Manufacturing Firms[J].Financial Management，1994，23（2）：3-20.

[3]Scott Richardson.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 [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06，11（2）：159-189.

[4]Gary C. Biddle，Gilles Hilary and Rodrigo S. Verdi.How Does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Relate to Investment Efficiency？[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es，2009，48（2）：112-131.

[5]姜国华，饶品贵.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拓展会计与财务研究新领域[J].会计研究，2011（3）：9-18.

[6]应惟伟.经济周期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视角[J].财政研究，2008（5）：30-34.

[7]陈艳.宏观经济环境、投资机会与公司投资效率[J].宏观经济研究，2013（8）：66-72.

[8]邱静.货币政策与我国上市企业投资效率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4 （5）：34-39.

[9]张超，刘星，田梦可.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宏观经济增长与企业投资效率[J].当代财经，2015（8）：108-119.

[10]刘放，杨峥，杨曦.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与公司投资效率-基于金融危机的自然实验[J].财会通讯，2014（7）：85-88.

[11]彭方平，王少平.我国利率政策的微观效应-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J].管理世界，2007（1）：24-29.

[12]徐明东，陈学彬.中国工业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分析[J].经济研究，2012（3）：4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