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地位例1

作者简介：李晨（1986-），女，陕西西安人，西安文理学院艺术学院助教，建筑环境艺术专业研究生，主要从事设计艺术学、民俗建筑文化、园林景观文化、数字媒体艺术研究

中国建筑是中国文化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贯穿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随着不同地域的传统文化形成了迥然不同、又紧密联系的建筑形制和文化。可以说，是文化创造了建筑，而建筑承载了文化，并用一种集群式的永久的形式空间实体将不同特色的文化精华得以保存，让后世能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拾起文化的碎片，将其拼合并传承下去。建筑用它独特的方式，为人类历史的沿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建筑及其文化不仅仅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作为世界三大文明之一，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文化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以自己独具特色、多变统一、一脉相承的传统技术及建筑文化屹立于世界建筑之林。因而，博大精深的中国建筑，与古代的伊斯兰建筑和欧洲建筑并称为“世界三大建筑体系”，为世界建筑大家族写下了灿烂的一笔。中国建筑中最为世人熟知记载并着重研究的是宫廷官式建筑及达官贵人、商贾贸易的建筑居所。纵观中国建筑在中国历史长河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虽然从史前萌芽开始，中国建筑文化就有了自己的一笔，但最终能为世人记录并重点保护集中留存下来的，往往是那些用材坚固、耗时花钱的宫廷及院落。

一、史前及夏商周

在史前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发现了一处距今七千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部落建筑遗址，在没有建筑意识及保留意识的史前，先人们就建造出了最早的干栏式木结构房屋，建筑的使用功能是其存在的最初和最终意义。在这里，它为原始人避风遮雨、聚集人群，而人们以建筑为地标，作息繁衍。而最早的中轴线平面布局建筑发现于红山文化遗存中，在辽宁喀左县东山嘴，发现了整体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整齐的大型祭坛，左中右对称主次分明。原始人类的建筑其功能性被无限利用，却不被人们有意识的留存记录。这些发现的史前人类所修建的聚落及祭祀建筑群，是中国最早的有形制的框架式木结构房屋和中轴线建筑布局，为中国建筑的起源开创了先河。到了夏、商、周时期，国家的建立与发展进入了初创时期，中国建筑，尤其是宫廷祭祀建筑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重大进步。王权的建立，必须依赖于自上而下的统治，而这种无形的统治必须要有实体来向被统治者张扬显露其权威性和地位的不可动摇性，此时，大体量群体的建筑就为其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选择。建筑开始成为统治阶级的国家武器。这个时期突出进步的建筑形制主要有以台基式建筑为标志的官式建筑、以夯土和版筑技术为主的都城城邑，而建筑材料则以此时期最新发明的陶制器物为主。夏、商、周时期建造了大量的宫殿建筑、作坊、居住房屋、墓葬、陶窑等，并修筑了以镐京、洛邑为代表的天子都城。这些都城为今后中国皇家建筑的建造奠定了基础，为王权的巩固与体现找到了实体付载物。建筑从史前单纯实用功能的意义向统治阶层的权力表现意义逐步转型。虽然这个时期的民居建筑规模较大，但处于底层的劳动者其屋舍大都只为避风挡雨、一家团聚，从形制及记载上都不为当时人们看重，而建筑所用技术、建材都相对落后与简易。自此，中国建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建筑的意识功能逐渐替代了其实用功能。

二、秦汉唐宋明清

秦汉时期，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出现了。秦朝皇帝将统一后的各国都城宗庙摧毁，令建筑设计人员绘制所毁都城、宫庙图纸，在咸阳塬上将其统一修建，其规模之大绵延达二百余里。在修建过程中，广泛吸纳了不同国家建筑的精湛技艺，并运用到工程中。由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系列规模宏大的壮丽工程。然而能绘制记录并建造下来的依然是权力者的居住处。到了汉代，中国开始盛行佛教文化，通过佛教与印度、西亚和中亚有了更多的交流与模仿。此时期就在装饰纹样中流行出了卷草纹、须弥座等，琉璃瓦也运用颇多，而佛寺建筑也在这个时期大规模、井喷式的在各地涌现。秦汉以后，直至明清时代，中国建筑以自己独特的的形制与传承方式发展到了巅峰时期，唐代达到了高峰。在砖、瓦、建筑技术、建筑构件、色彩及装饰上，创造了高度统一和谐的建筑风格。并且建筑体量相较过去气势恢宏，有着严格的建筑规范制度。王权的利用价值在建筑中的体现达到历史的新高度，也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唐都长安城，并留存至今。唐代以后的各朝各代的建筑成就都没能达到其高度。

宋代作为中国建筑发展的成熟时期，从“小”的方面为建筑发展史留下了自己的空间。宋代建筑多变秀丽、纤巧细腻，与唐代建筑的宏大气势截然不同。而最可贵的是，在宋代颁布了《营造法式》，此书标志着中国建筑建造的成熟与传承，它规定和记录了在建筑中的各种规范和准绳，并对预算及设计施工用料做了明确严格的规定。但书中的大规模篇幅记录与规范的还是服务于王权的建筑形制。元朝在前人基础上继承并发扬了中国传统建筑，并将藏传佛教文化及伊斯兰文化中的建筑风格运用到了建筑中。明清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群就是北京故宫，此时各种制度及建制已相当成熟与完善，并颁布了《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以法律的形式统一了官式建筑的各项规范，明确了模数及用料标准，对构造方法进行了简化与升华。以上不难看出，出于王权的统治地位，能被记录和规范保留下来的大多为官式建筑，它们有了自己的规模、规范和地位，并随着王权的更迭建造、焚毁、扩建、发展，它们身上更多的是奴役的色彩，被赋予独一无二的功能，永远处于“被利用”的一面。与此同时，各地劳动人民，有着浓厚被奴役心理的中国人民，他们的民居屋舍的建筑数量也是空前的。民居建筑文化凝结了中国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所总结的智慧和经验。它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受统治阶级的束缚，在中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上，以功能至上为主要建造目的，口口相传，在长时间里遵循大自然优胜劣汰的法则，发展至今，为后人留下了不亚于官式建筑的民居建筑文化遗存。

三、民居

民居建筑在中国整体建筑文化中是数量最为庞大的，其分布之广泛，北到内蒙古，南到海南岛，西到新疆，东到台湾，以及内陆陕西，都有其独具一格的代表建筑文化。根据功能用途，包括戏台、庙宇、佛塔、园林、牌楼、廊桥、祠堂、书院、民居等。民居建筑因其不受官式建筑建制的影响与限制，可以按照建造者及当地民风民俗自由设计和施工，没有明确记载的规范、成套印刷的规章制约，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劳动人民的智慧才能。而且建筑本身所具有的功能性、经济性、设计多变性、朴实实用性在民居建筑中被发挥的淋漓尽致。但是民居建筑在古代大多受政治、经济、自然资源等多方面条件的影响，在体量及规模上都不如官式建筑，建筑材料也较简易，不易长久保留，也没有文字上的过多记载，对后世研究造成了一定限制。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国土上，有着众多不同民族，各民族所居住的生态环境、气候气象和民风民俗各不相同，这些不同决定了各族民居在建筑的内外空间、平面布局、建造结构等方面的处理上呈现出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的民族特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蒙古包、徽居苏居、岭南民居及黄河流域的四合院和窑洞，而这之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不同形制的窑洞民居建筑。

窑洞民居分布在黄河流经的各省市黄土高坡之上，其中以陕西省发现的数量最多、形制最丰富、使用时间最长、保护研究传承和利用开发最完善。窑洞是古代穴居最早出现的是竖穴形式，但因不易防雨，所以后来发展的都是横穴。在世界民居建筑体系中，窑洞民居也叫作“生土建筑”，是现在研究和保护开发的一大热点。所谓生土建筑，主要用未焙烧而仅作简单加工的原状土为材料营造主体结构的建筑。分布在陕西的窑洞民居从其建造的形式上分为三大类：一是锢窑，二是崖窑，三是地坑窑。锢窑，指在平地上以土胚和麦草黄泥浆砌成基墙，以砖石或土砖为材料拱圈窑顶而成，搭配屋舍，围合成院落；崖窑，指在崖壁或土沟边挖窑，利用自然形成的土塬，挖掘空间；地坑窑多位于黄土高原比较干旱的地区，沟壑陡峭深邃，人们没有山沟可以利用挖掘横穴的条件，所以人们利用坚固稳定的黄土直立边坡，创造出另一种窑洞形式。四合院是由四面房屋围拢起来的民居形式。四面房屋或者围墙，围合成中间一个或多个院落，较大的四合院民居会有两个到三个院落组成，最小的也会有一个院落，以南北中轴线对称来布局或增加院落进数，坐南朝北。

四合院最具代表的是北京四合院，大都建筑于明清时期。徽居主要形成于安徽休宁、黔县一带，也称徽州古民居，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保存完整的明清两代徽居，其数量之多可见一斑。徽居其主要特点是建筑上木雕、石雕、砖雕和彩绘。苏居主要是以江浙为代表的水乡民居建筑。大多为文人骚客、富商官僚所建，他们争相在风景如画物产丰富的苏州修建园林，置办家财。苏居大院一般由多个单体院落组合构成，排列分布在整体住宅的主轴线上，而位于主轴线上的院落称作“正落”，旁边的为“边落”。岭南民居中最为独特的是五岭以南的客家土楼民居形式。从形状上客家土楼可以分为圆形土楼、方形土楼和“围龙屋”土楼三种；岭南民居中还有干栏居和吊脚楼，干栏居是利用木质或竹制材料将屋舍架离地面的建筑形式，多为少数民族采用和居住，历史悠久。吊脚楼是干栏式民居的一种变形，主要为苗、布依、水等民族使用居住。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建筑文化主要依附于人们对权力和功能的要求，每一种建筑形制的产生都紧紧围绕着对事物规律的总结与运用。建筑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文化、宗教文化、教育文化、文学艺术文化、史学文化、民俗文化、科学技术文化等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它们环环相扣，相辅相成。每一栋建筑的每一方寸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个方面，建筑以它默默无声、亘古不变、承载历史的“品德”屹立于中国大地上。

参考文献

[1]中国民居三十讲[G].王其钧.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2]民居建筑[M].王其钧,谢燕.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

传统文化的地位例2

在我国古代，“律师”一词原本为佛家用语，《涅般木经金刚身品》中说：“能否佛法所作，善能解说，是名律师。”即熟知戒律，并能向人们解说的人。但是佛学里所谓的律师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二者之间差距巨大。

《左传纪事末本》记载：公元前632年，卫侯和卫国大夫发生诉讼，自己却不愿意其自己的臣下同堂对峙，所以派出了大夫士荣出庭，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士荣败诉，被杀。《周公・秋官》中明确记载：凡命夫命妇，不躬做狱讼。即为了不让奴隶主贵族在别人面前受侮辱，大夫以上的贵族涉及诉讼，可以派自己的子弟或者下属出席，这种方式有点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诉讼人制度，该制度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普通老百姓不可能享受这样的特权，不具有任何的普及和推广的价值，这与现代意义上的诉讼人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宗旨是截然不同。而到了明朝也规定，“凡年老及笃疾之人，除告谋反、叛逆及子孙不孝者，听自赴官陈告外，其余公事，许令同居亲属，通知所告事理之实之人代告”。可见，除了老废、笃疾者等以外，历朝基本上都是禁止诉讼的。如有违反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比如《唐律・斗讼》规定：“诸为人作辞牒，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从以上的史料分析中国古代的诉讼人制度没有形成大的趋势，历代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制定苛刻的法律要求自己的子民，不参与别人的诉讼活动，当然更加不会允许出现律师这样专门帮人打官司的阶层出现。

中国古代历史记载未曾发现真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但出现中国特有的讼师制度，是颇具律师属性的社会角色。何谓讼师，就是私下帮人写诉状，打官司的人，又被称为刀笔先生，活动形式类似于现代律师的咨询和代书，公元前6世纪，春秋时期的郑国大夫邓析被誉为是讼师的鼻祖，他广招弟子，到处讲学，传授法律知识和法律诉讼方法，帮人写诉状，在法庭内帮助新兴地主和平民进行诉讼，但成为统治阶级的眼中钉，最终难以逃脱宿命，被当权者杀害。在《列子》认为他：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而邓析的形象也成了讼师形象的代表――一群追蝇逐臭巧舌如簧的奸诈之徒。邓析之后的各朝统治者也大都禁止讼师劝人兴讼、教人为讼，以保证皇权的权威和百姓的遵从。由于缺乏合法生存的条件，讼师无法形成强有力影响力的社会群体，活动仅限于在私下里帮助民众提讼，不能参与诉讼过程。所以，讼师的法律意识不能对法律的运作与生成产生有效的影响。而讼师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制度。

可见，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律师阶层，甚至没有出现律师这个职业。

二、中国传统法文化观

1、法律的儒家化。一个国家的法制必然是为了阶级的统治而服务的，中国自古代起就是一个极为重视宗法伦理道德的国家，在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文化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强调以孝，仁，爱来治天下，但是真正的法制却需要绝对的公平和原则，但在古代社会儒家的基本思想支配和规范着法律的发展，在具体的法律条文都有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如亲亲父为首，尊尊君为首，亲亲得相首匿，准五服制罪等等这些带有深厚的儒家色彩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原则，都说明我们的法律带有强烈的儒家化色彩。儒家思想一直是五千年文化的正统思想，在一个遵从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臣为君纲这样观念的国家里，你如何要求一个律师帮你离婚诉讼，你如何要求一个律师帮你进行行政诉讼，你如何要求一个律师帮你追讨赡养费，在一个亲情义务要凌驾于法律义务之上的国家里，是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法制，也不可能诞生职业的律师阶层。

2、人治是法的精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不存在体现大众利益的法律，其存在的法律也完全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存在，是为了拥有皇权的个人意志而存在。皇权支配着法权，但不必对于法律负责，法律被认为是权利的限制，而不是权利的基础。作为皇权的拥有者的皇帝手握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三权为一体，怎么可能允许自己的臣民对自己叫板，怎么可能允许律师和自己分享司法权，怎么可能允许行政诉讼之类的法律出现来挑战自己的行政权，质疑自己的决策能力。在人治精神之下，讼师在古代社会的地位可想而知，被古代典籍描绘成一群面目可憎小人，为一己之利不惜挑拨他人争诉。

传统文化的地位例3

2传统文化在我省高校大学生思想中的缺失

2.1整体素质较高，但信仰缺失!伴随着我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学生的生活环境比过去更加优越，其家长的文化程度也都有所提高，对教育方面的投资相对也会加大，因而，大学生从小受教育的机会和时间较以前有了较大的提升!比如：文艺"旅游"社交"计算机等方面都有优异的表现，整体素质相对较高，同时表现欲望强烈，急于求成!不过，他们从小生活在家人的溺爱之中，不能很好的继承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把个人的追求作为崇尚的目标，因而，很多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匮乏，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混沌不堪，更不要提及远大的理想和追求!他们注重现实和具体的表明现象，而忽略事物自身所包含的哲理以及信仰!

2.2极易接受新事物，但缺乏是非判断能力!经济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丰富的物质环境，他们的成长中，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知识时代的大爆炸，新观念"新思潮的不断涌现，他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接触到世界上的任何知识"任何地方!强烈的求知欲和便利的信息平台，促使他们成为了当代网民中的重要组成群体!但他们毕竟遇见的挫折较少，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缺乏社会实践经验，缺乏判断是非的能力，所以当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和事物时，观点单纯"片面"极端，极其容易上当受骗，误入歧途!

2.3个性张扬，但依赖心理严重!当代大学生思想上独立，观点独特，不会轻易认同他人的看法，在任何事情上，都希望独树一帜，主张$个性至上%，同时在生活上和学习过程中，自信独立，并有较强的创新意识!但是，由于他们在家庭中，一直被格外的关心与重视，当脱离了家人的管制和高考的压力之后，复苏的自我意识极强，然而，在长期的教育弊端之下，当他们生活中和学习上遇见棘手的问题时，普遍缺少生活自理能力的他们，不具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心里准备，不会自强不息，迎难而上，而是采取逃避"抱怨的态度，同时，更多的会去寻求家庭的帮助，表现出较大的心里依赖!

3提升传统文化在我省高校教育价值的主要途径

3.1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传统文化传播渠道单调，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是其不被大学生所认同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对于这种情况，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渗透，将是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措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一直是高校中大学生获得思想知识方面最主要的渠道!在中国当前的教育背景下，应当把传统文化的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结合起来，当前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主要教授的课程内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社会主流思想为主，这方面知识的学习对于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是必须的，如果可以将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通过与政治理论课相结合，把其融入到相关的教学内容中，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都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对于接受理解程度相对高一些的大学生，可以有针对性的开设一些思想政治教育中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知识讲座，还可以开设一些专业课程以外的与传统文化相关的选修课程；这样既能更直观"更形象的进行文化教育，又能对学生起到更好的引导作用!

传统文化的地位例4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蕴育积淀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但长期以来传统教师的职业地位却一直处于尊卑相悖、德福背离、重心失落和关系错位的二律背反境地。一方面教师作为正礼兴邦之要，得以与天地君亲并为读书几家尊奉，另一方面又落得一介寒儒、名列行九的社会定位。造成传统教师这种充满矛盾和失调的双重地位，既有其深刻、夏杂的政治、经济原因，更有其深层、内在的文化致因。它是以儒家教育价值取向为内核的传统尊师观的外化与投射，是中国传统文化沉重负累的结果。概而言之，尊师观是社会对于教师职业价值的不同取向进而形成的一种稳定、普遍的认识，涉及到为什么尊师、尊重教师何种价值以及怎样尊师这样一些根本性问题。它影响和引导着社会公众、学生及教师自身对于教师职业的基本态度和价值标准。尊师观的形成一方面受到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而表现出鲜明的阶级陛、民族性和时代性，司时又深受社会文化传统的裹挟与涵摄而表现出很强的凝固性、深刻性和保守性。传统尊师观作为传统教育最具民族特点和惯性力量的组成要件．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对于教师职业价值取向的产物。它无论是在主流价值导向抑或社会心理习俗层面，都以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左右着传统教师在特定社会参考系内的职业定位。虽然，传统文化曾经历近现代多次社会变迁和思想变革的冲击与洗礼，但其固有的巨大历史惯性和惰性使传统尊师观得以存续，并严重桎梏着现时代教师地位的实质性提高和教育革新的根本性实现。如何对传统尊师观进行科学的反思与审度．继承和弘扬其优良、有益的成分，并进行合理的、必要的扬弃和超越。尤其是要清除和消解传统文化的“遗传基因”对于教师地位的牵累，进而生成一种与现代大生产、大科学、大教育、大文化相适应的新型尊师观，实现教师角色的现代跨越，这将是教师职业走出历史怪圈、步入良性轨道的思想根基和文化依托。

一、尊师乎?重道乎?道统化价值取向使传统教师地位尊卑相悖

在中国历史上，教师职业地位一向是与儒家道统的地位互为因果、互为表里、一起浮沉的。作为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儒家教育始终把道德教育作为根本，“成人”、“做人”是其道德教育的归旨。这当中，“道系指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存封建社会即封建伦理纲常；“德”是指主体对“道”的获得与掌握。以传道授业为己任的师者，是“道”的直接代表者、传承者、体现者，便与“道”一同被奉为至高至尊的地位。孟子与齐宣王对话时就曾引《尚书》语：“天降于民，作之君，作之师”．把师与君相提并论。苟子在论述伦理道德教育时特别提出要以“礼义”为中心。“礼”作为“道德之极”、“人伦尽矣”是最高的道德规范旨在“正礼的教师因此被提到紧系国运兴衰的崇高地位。在他看来：“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苟子·礼论》)图此．“将必，必贵师重博；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博；贱师而轻傅，则凡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苟子，大略》)这是因为：“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何以正身?无师，吾妄礼之为是也?”(《苟子，修身》)由此他把教师纳入天、地、君、亲的序列而倍加尊崇。《学记》在结孟、苟以来尊师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遭尊然后民知敬学”从而将教师抬作封建道德伦理的代表、范型和象征由此可见，懦家尊师是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和动困的，旨在维护封建道统，推行德治教化，维护遘统地位的真正代表者——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实现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这种带有浓厚政治功利色彩的尊师观显然将教师作为传道卫道的工具、象征和载体。它使教师的地位境遇一方面取决于“道”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取决于教师自身传道授业的能力与水平。魏晋前尤其是在汉代，儒家思想占据绝对统治乃至独尊地位，师与道是至高无上的，甚至连君主也要俯首：“君子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非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礼记·学记》)魏晋以后．儒家的礼教和道统地位再也不如汉代那样至尊至贵了，与儒家道统地位互为表里的教师地位从此一落干史。正如柳宗元说：“由魏晋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悔，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然而教师再也无法回复到汉代那般尊贵了。到了元代，教师职业更是落到行九的惨境——所谓一官二吏……九儒十丐是也。

另一方面，可算是影响教师地位的一种主观固素，即教师传道授业的能力和水平。儒家在尊师隆师的同时提出择师不可不慎”，“凡学之道，严师为难”，“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如果师者无道，也就不能为师，更谈不上什么尊严了。在懦家看来，只有那些既有渊博学识又有高远志向和良好道德的天子之师、名师鸿儒才能担此大任，获此殊荣而那些只懂“记问之学”、“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童子之师是不配传道授业，不值得尊重和推崇的。因此，同为教师，君师官师与蒙师、塾师其地位有天壤之别。《吕氏春秋·盂夏纪》即称：“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对于天子之师，不少君主皆能“屈万乘之重”，“厚师臣之遇，执弟子之礼，或不名以示恩，或乞言以敦教。”同时，历代名师大儒困其饱学博识，才气纵横，四方之士慕名而来拜师求教、谨敬有加。然而，正如清唐彪所述：“人仅知尊敬经师而不尊敬蒙师经师束修有加厚，蒙师则甚薄，更有薄之又薄者”

总之．这种傲傍于“道”的尊师观是以“遭”的地位柬确定教师职业地位之尊卑贵贱，而不是对教师职业本身及其劳动价值的承认与尊重尊师旨在重道，道存方能师存。它陵传统教师地位缺少制度保障，随着道统的地位和教师传遭授业的能力浮沉变化而时尊时卑、或高或低。教师始终依附于统治阶级而未能取得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清除传统教师对于教师地位的负累，就要摆脱教师地位对于遭”说到底是对于统治阶级的依附性、依赖性．恢复和确立教师职业独立的文化职能和政治地位。这一点在传统社会里无法实现。而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广大教师早已由过去那种脱离生产劳动和劳动人民充当统治阶级传遭卫遘的工具而成为现代社会两个文明建设的骨干成员。现代教师在继续发挥其道德教育和文化传递等功能的基础上，其职业功能得到了空前的扩展。这就是通过自己的教育劳动，传播和创新科学技术知识，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从而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巨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教师由此纳入现代职业体系之中，成为对整个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和不可忽缺作用的具有专业性的职业类别。教师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以工资形式取得相应的劳动报酬，当然应该成为我国工人阶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教师职业才能在独立定位的基础上充分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本体价值，并随着社会价值取向的转换和国家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法律形式尊师措施的持续实施而实现地位的根本提升。

二、殉道乎?祈福乎’伦理化价值取向使传统教师德地位德福背离

如同前述，中国古代教育是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教师是礼的化身、道的代表、德的典范。为捍卫和确保封建道德伦理的绝对权威地位，政治家、教育家们总是赋予教师至高至尊的社会地位。苟子说：“故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贼，云能，则必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在殃也。”(《苟子·儒效)《学记》提出：“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教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然而，这种超出一般教育意义上的至尊的政治伦理地位对于那些由官吏充当的教师自不待言，而一旦泛化为对整个教师职业的普遍要求，势必造成大部分教师志功与物欲、道德追求与物质需要、社会责任与个性发展诸多层面的矛盾和冲突。

首先，在社会的角色期待上，教师如同《礼记·中庸》所谓：“修道之谓教”。杨雄<法言·学行》所谓：“多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也”这种伦理本位的角色期待通过社会风尚、外部舆论和心理习俗等外部机制对教师产生行为上的约束规范，使教师“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张载(正蒙·有德犄》)它一方面强化了教师的师德、师表意识，铸塑起传统教师美好的师表形象；另一方面又过份加强了社会对教师的角色期待，引起对教师评价标准的偏差，即社会总是以礼的标准、德的典则来衡量教师，要求教师“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进而成为仁人、君子。唯其如此，才能“不令而行”，堪为人师。由此，教师职业精神上的崇高势必带来物质上的清贫。似乎教师职业的经济报偿本该不能优厚，清贫、清苦是教师职业的固有标志。这无异于在给教师罩了神圣、崇高光环的同时又披上一件清贫、清苦的衣衫。造成教师拘谨、保守、严肃、恭顺的职业性格．内心深藏着重重的角色冲突。

其次，在对自身的角色认同上，传统教师十分注重对其固守和继承的“道”的内化和“礼”的践行。孔子说过：“君子忧道不忧贫。”他十分赞赏颜回的君子人格：“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这种道德追求高于物欲追求的崇高价值理想，体现了中国文化积极有为、奋发向上、崇真向善的民族精神，使传统教师形成了敬业乐群、安贫乐道、清廉守节、无私奉献的君子人格．值得我们永远颂扬和继承。但这种“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吕氏春秋))”的崇高价值追求与社会普遍践行的“以货财为宝，以养生为己道”(苟子语)的世俗价值观形成严重背离和对立．使教师作为普通的社会成员由此陷入理想主义和禁欲主义的误置。

又次．从角色的自我实践看，中国教师将“身”纳入教育过程，突出以身立教、正人正己的垂范、表率作用。孔子提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荀子也提出为人师者要“以善先人”．“以身为正仪”。((荀子·修身))这种注重言行一致、力倡身教的教育传统使传统教师发挥着充分的榜样作用，焕发出巨大的人格魅力。但过多的自省、自责、自讼、自律也使教师产生一种不公正感和压抑感．行为刻板、自我封闭、情趣单一．掩饰了自身的个性活力，失缺教育感染力和职业吸引力。

这种角色期待——角色认同——角色实践的高度契台与统一模塑了传统教师重道德修养，追求社会价值的殉道者角色。相反，传统尊师观在无限夸扬教师伦理至上的社会价值的同时又对教师主体地位亦即个体幸福和个性发展进行了太多的束压，固而带有很大的历史和文化的局限性。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个人都追求幸福”是一种“无须加以论证的”、“颠扑不破的原则。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应当是越来越多的几获得越来越多的幸福。现实中，“教师的职业选择以及职业道德修养都是与人类的幸福和自我完善亦即个人的幸福密切相关的。”否则．教师道德只是要求教师像祥林嫂那样去片面遵守冰冷的道德规范，这样的道德本身就不可取。提高现代教师的地位，应当努力消解教师作为伦理人、社会人与作为经济人、主体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确立以实现德福一致的人生价值，获得崇高而实在的教育幸福作为教师职业道德建构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为此，应当在继承弘扬传统教师追求道德理想、以身立教、垂范群伦．重视社会价值和奉献精神的优秀美德同时．勇于冲破传统教师职业价值体系中对道德境界的无限追求而对物质生活的过份贬低和对社会责任的无限追求而对个体利益的过多束缚进而限制甚至抹杀教师主体价值的德福相悖的樊篱，使教师在现代社会价值体系中正确定位。在现阶段．应当凸显教师作为职业人、法律人的社会角色。即教师作为现代社会公共事业中普遍而又肩负特殊使命的一员．应当模范践行社会公德和法律义务，成为模范公民．以获得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所必须的主体资格。在其职业活动中，教师应当恪守职业道德规范．以职业良心为支柱．以职业人格为内核．服务学生、服务社会为宗旨，以法律规章为准绳。以此来协调教师与学生、教师同行之间、教师与社会公众、教师与学生家长以及教师劳动投入与劳动效益、义务与权利、道德理想与利益获求诸层面关系。教师劳动的社会价值与个体幸福、德行修养与幸福追求、稚福(精神性报偿)与俗福(物质性快乐)由此得以契台和统一，教师职业崇高社会地位与个体的职业满意度才能得到同步提高。

三、出仕乎?为师乎?功名化价值取向使传统教师地位重心失落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由君、臣、吏、绅、士、民构成的相对凝固的大一统的层级结构。其中士阶层舟乎统治阶层与民众阶层之间。通过读书求学，士得以进身而加入统治阶层、官僚集团。由此形成了“读书做官”、“官为本位”的价值导向和社会升迁机制。从孔子开始，就确立了为统治阶级培养治国兴邦人才的教育宗旨，即所谓“学而优则仕。”孔子曾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孔子自己虽为师而自傲，但主观愿望和抱负还是殴法从政，退而为师非他本愿，且为师仍是他宣传、推行其政治抱负的另一种积极的参政途径。由此形成一种政学相通的儒家教育传统，心怀政治抱负的“士”把关心政治、从政求官作为人生至高的价值理想，官场得意则进而为官，官场失意时退则为师。在这种情形下，教师困其政治待遇优厚而使整个职业地位显赫。况且许多教师本身就是一身两任，既从政又为师，享受着比一般官吏更优厚的待遇。隋唐以后，科举制度的实行在制度促使教师政治地位与其职业地位的分离。科举取士，读书求学旨在中举做官、修成正果。即所谓：“男儿欲遂平生志，文经勤向窗前读”一旦仕途得志，即能飞黄腾达、荣宗耀祖。至于科场落第，仕途不通者，设馆授徒教书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选择。这使传统教师多被排挤在社会的主流阶层之外，政治地位旁落、社会地位之寒酸不言而偷(当然那些仕途畅通拿着俸禄的官学教师白是另一般风光)。这种功名化的价值取向和取士制度，导致自隋唐以后一种“学而优则仕、仕不第则师”的人才分流机制的形成。教师的政治、经济和学术地位皆在官员和及第文人之下。与此同时，科举选拔人才的内容、方式和标准又极大地影响着学校育人模式和教师的角色行为模式。教师所谓“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能使命由此确立。为师者只是囿限于与科举考试相关的儒学经典的记诵讲授，单一地发挥着文化的继承传递功能，从而抑制和扼杀了教师的创造性和文化创新功能，注定一种“教书匠”的生命归宿。教师们虽然获得“红烛”、“春蚕”、“园丁”等诸多精神褒奖和慰籍，但总也摆脱不了为别人追求富贵功名而做铺路石、作嫁衣裳的自我牺牲的生存状态。这些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到过去和现时一些教师稍有机会就想跳槽从政和人们对于教师职业高评价与低选择强烈反差的文化内源吧。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价值取向逐渐由“官本位”向“学本位”、“能本位”进化和转向，尊重知识、崇尚科学、重视人才已成为社会的潮流。教育事业正在成为个体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财富的源泉．并被置于社会的核心地位。作为教育成败之关键的教师也自然成了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中坚力量。相应的，现代教师必须从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窠臼中挣脱出来，努力提升专业地位和专业水平．以主动适应时展和社会变革提出的崭新要求。首先应确立“学而优则师”的观念，努力提高教师的专业化地位。传统的“学而优则仕”官为本位，降低教师的专业地位，造成教师素质之不良。随着教师专业化的世界潮流的迫近，提高教师工作的专业化水平正在成为各国改善教师地位和工作条件的普遍策略。为此，我们也应制订和采用多种有救策略，如提升教师专业在学制体系中的层次地位，优化师范教育生源素质，提高教师队伍的学历层次，实行教师岗位的专业准人制度，优厚教师的物质待遇，扩大教师的专业权力。以此来增强教师职业吸引力，吸引更多有志于从事教育事业的优秀人才矢志教师职业，使“学而优则师”成为现实。其次，树立“教师即研究者”观念，努力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传统的传道授业式的教书匠型教师被禁锢在狭小、封闭的事业空间内发挥着文化继承传递功能，自身的创造潜质和个性光芒得不到充分释放和发挥，精神寂寞、压抑。为此应当设法扩大教师成才成就的事业空间，将教师的文化传递功能与文化创新功能并重．教育教学与研究创新结台起来，努力成为“集教者”、“研究者”、“学者”于一身的“教育工作者”。成为一名开发人力资源的科学家、专门家．以此实现由教书匠向教育家的跨越。:

四、师长乎?师友乎?权威化价值取向使传统教师地位关系错位

传统文化的地位例5

对戏曲文化遗产的传承，我们的先人做过许多工作。明清以来，刊印了许多戏曲的选本和曲谱，比较著名的如《元曲选》、《六十种曲》、《缀白裘》、《九宫大成》、《纳书楹曲谱》、《审音鉴古录》等，使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人能看到元代、明清时期戏曲的演出剧本和演唱声腔。但这种对戏曲的传承还属于文本传承，戏曲作为一种综合性很强的舞台艺术，还谈不上活态传承。民国年间，以齐如山为首的一批既热爱中国传承戏曲，又接触过西方戏剧的学者与一些有志于戏曲传承发展的艺术家，如梅兰芳、程砚秋、余叔岩等，成立了国剧学会，全方位地搜集、记录、整理戏曲艺术，特别是作为戏曲艺术重要部分的表演身段、服饰道具、乐器等，为我们积累了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录音录像设备的落后和不足，艺术家们的舞台表演艺术还是没有能完整地保存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对戏曲艺术做过三次大规模的抢救、发掘、搜集、整理工作。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对各地各民族戏曲遗产的发掘、抢救、整理，记录整理的传统剧目有数万种，还有大量的戏曲音乐曲谱，初步摸清了我国戏曲遗产的家底。第二次是80年代至90年代编纂出版《中国戏曲志》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这是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主持下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戏曲遗产的调查、整理和研究工程，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投入数千万元，参与的戏曲工作者五千多人，搜集的文字资料3亿多字，图片5万多张，音像资料数千小时，戏曲文物数千件，将中国戏曲五千多年孕育、形成、发展的历史用志书和集成的形式记录下来，被学术界誉为世界戏剧史上最宏伟的工程。第三次是近年来在文化部的部署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戏曲又有新发现，如山西翼城发现的唱故事、襄汾发现的花鼓腔，在编纂《中国戏曲志·山西卷》时没有记载，是流传范围很小，现只有少数老艺人会唱的民间戏曲。新发现的剧种虽然不多，但各地民间戏班、业余剧团活动的情况有了比较详细的记载。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发展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外来文化艺术的冲击，中国戏曲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戏曲统领城乡舞台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戏曲不仅退出了城市舞台，而且在乡村的演出市场也日益萎缩。一些剧种已经消亡或濒临灭绝，如戏曲大省山西，1983年编纂《中国戏曲志》时调查统计，有49个戏曲剧种。2003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和山西戏剧研究所联合调查组经过调查统计，当时存活在戏曲舞台上的剧种有28个，有21个已经消亡。2012年5月下旬，本人作为文化部非遗司督导组成员到山西调研非遗保护工作，据山西省文化厅非遗处介绍，近几年又有13个剧种消亡，目前山西省能在舞台上演出的剧种仅有15个。30年的时间，仅山西一省就有34个剧种消亡，平均每年有一个以上的剧种在消亡。全国呢？真是触目惊心！在消亡的剧种中，不乏历史悠久、有文化价值的剧种，如形成于宋金时期，流传于山西、河北、内蒙、陕西的赛戏；形成于宋代，流传于山西上党地区的队戏、流传于晋南的锣鼓杂剧；形成于明末清初，流行于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的罗戏、卷戏等等。

中国传统戏剧的衰落，引起了国内外文化界的关注和我国政府的重视。在文化部支持下，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申报，号称百戏之祖的昆曲被联合国列入首批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后又在各地政府支持下，藏戏、粤剧、京剧、皮影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除通过文华奖、艺术精品工程等促进戏曲创作外，还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制度。在国务院公布的两批1082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传统戏剧有126项，保护的剧种有210个。

二、传统戏剧的传承保护

我国传统戏剧的多样性、地域经济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戏曲剧种保护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下，保护我国的民族、民间戏曲文化遗产，已成为文化艺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现存传统戏剧有三种基本情况:

一是具有悠久历史、丰富艺术遗产，有很高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剧种，比如昆曲、京剧、梨园戏、莆仙戏、秦腔、蒲剧、川剧、藏戏、皮影戏、木偶戏等，国家和各级政府应该作为重点剧种来保护，建立舞台演出、培养人才、搜集整理研究为一体的剧院，使之成为继承和发展本剧种艺术的主要阵地。在经费上要实行全额拨款，所需经费主要由当地从财政上支出，国家和省里要予以重点资助。

二是历史虽然悠久，有一定的艺术特点，但演出剧目不多，观众很少的剧种，如赛戏、队戏、傩戏、目连戏等。这些剧种的内容和演出形式很难被现在的观众接受，被自然淘汰已在所难免。但其中有一些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的东西，国家和当地政府应尽快拨出专款，将这些剧种的经典剧目和有特点的剧目、音乐、表演用现代化的手段记录下来，收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传统戏剧》之中，供公众研究，并在需要的时候恢复演出，向公众展示。

三是观众较多，演出比较繁荣，处于进一步发展中或新兴的剧种，如越剧、黄梅戏、评剧、高甲戏、歌仔戏、豫剧、晋剧等，国家和当地政府要鼓励和创造条件让他们走进演出市场，经费主要靠演出收入，政府给予适当的补贴。但要选择条件较好的院团作为艺术传承、艺术创作实验和示范单位。这些实验剧团的主要任务是传承本剧种的传统艺术、创作上演精品剧目和进行艺术上探索实验，推广优秀的剧目，为民营剧团起示范作用，完成政府的宣传、慰问演出任务，其经费主要由当地政府拨款。

我国现存的戏曲剧种，有三分之一的没有专业表演团体，有三分之一的剧种仅有一个专业剧团，而且多数是县以下基层剧团。这些剧团，多数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创办的。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受外来文化和电视等新兴传媒冲击，出现生存困难，实行差额工资后更是雪上加霜，有百分之八十的县级剧团因生存困难陆续解体。当前艺术表演团体转企改制，只允许一个省保留一个剧团的事业编制，其他都要改为企业，走向市场，自主经营。这一政策的出台，对传统戏剧传承保护冲击很大。因为失去国家在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在演出市场没有建立起来或不健全的情况下，多数戏曲剧团没有能力生存下去。一个剧种，如果没有演出团体，就不可能传承，更谈不上发展。保护传统戏剧，不保护剧团，那只是一句空话！

戏曲是以演员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其艺术的传承主要靠艺人的口传心授。许多名艺人，既是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又是杰出的教育家。他们掌握并承载着戏曲文化遗产的丰富知识和精湛的表演技艺，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源泉，又是其代代相传的代表性传承人。如元杂剧演员朱帘秀，《青楼集》说她“杂剧为当今独步，驾头、花旦、软末泥等,悉造其妙”，她培养出赛帘秀、燕山秀等著名演员,被后人尊为“朱娘娘”；昆曲的奠基人魏良辅,清代秦腔演员魏长生，近代京剧演员谭鑫培、王瑶卿、梅兰芳等，他们承前启后，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艺术流派，为戏曲的传承、发展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流动的，而不是僵死的、凝固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的传承和延续，不像物质文化遗产那样有形可依，有据可查，而是像彩云一般，飘忽不定。在一些领域，如戏曲等民间艺术，往往因传承人的逝世而消亡。因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戏曲，其传承和保护的核心是传承人。所谓“人在艺在，人死艺亡”，就是这个道理。

传承人在传统戏剧保护中的重要性，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国务院公布的两批777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中，传统戏剧的代表性传承人就有304名。其中既有昆曲、京剧、秦腔、豫剧、评剧、越剧这样影响广泛的大剧种的传承人，也有花鼓、花灯、秧歌、道情这样一些地域性的民间小戏的传承人，还有藏剧、白剧、傣剧、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剧种的传承人。

戏曲传承的方式，既有师傅带徒弟的个体传承方式，又有父传子、母带女等家庭传承方式，还有科班和学校集体传承的方式。根据戏曲艺术的特点和传承的多样性，现在部级传统戏剧代表性传承人的代表性还是很有限的。在这些代表性传承人中，绝大部分是演员，从事音乐设计的仅有两人，编剧、导演、舞台美术一个都没有；在演员中又以生脚和旦脚演员为主，净脚、丑脚演员很少。

戏曲是高度综合的表演艺术，它的创作和演出，需要一个演出表演团体。在这个表演团体中，除了演员之外，还要有编剧、导演、音乐设计、舞美设计、乐师等。就演员而言，亦有生、旦、净、丑不同脚色行当的分工和不同的艺术流派。一个剧目要搬上戏曲舞台并将其完整地传承下去，需要各方面的艺术人才；一个剧种的传承更离不开集体的传承。人才的缺失,是制约戏曲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戏曲剧种的保护和艺术的传承最终要体现在经典剧目的排演上。一个剧种，如果其上演的剧目越来越少，经典剧目不能保留，那说明这个剧种的传承是不成功的。传统戏剧的传承保护单位多数是剧团，担负本剧种传承保护的剧团要把传承保护工作的重心放在经典剧目的排演上，通过恢复上演本剧种的经典剧目发挥传承人的作用，锻炼艺术人才，培养观众兴趣，扩大艺术影响。一出经典剧目的恢复上演，是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的，所需经费不是一般非遗项目可比的。因此，上级主管部门在经费的下拨上一定要考虑传统戏剧传承保护的实际需要，起码要够恢复排演一出戏以上的费用，除中央下拨一定经费外，地方政府也要有一定的配套资金。恢复上演的经典剧目，除了供当地观众欣赏外，还要及时拍摄成影像资料，加以妥善保管。

综上所述，戏曲遗产的保护，重要的是剧种的保护，核心是传承人的保护，最终要落实在经典剧目的演出上。

传统文化的地位例6

摘 要：为探讨少数民族妇女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以黔东南地区苗侗族妇女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田野调查法研究发现：黔东南苗侗族妇女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妇女参与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起到了教育、凝聚、调适等社会作用，对于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黔东南；苗侗族妇女；民族传统体育；体育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8X(2015)04-0045-04

基金项目：2014年度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4ZC296)，2014年度凯里学院校级社会科学类重点项目( S1402)，2014年度凯里学院民族传统体育学专项课题研究项目(ZX1405)。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简称黔东南州，聚居着33个民族，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苗族和近一半的侗族。黔东南苗族侗族传统体育资源丰富，大多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宗教祭祀、节庆习俗、娱乐休闲紧密相联，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情趣。妇女作为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主体之一，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保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为了研究少数民族妇女在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中的角色作用，本文在田野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分析苗侗族妇女在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中的优势地位和价值作用，以更好地促进黔东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和谐发展。

1 黔东南苗侗族妇女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中的地位

黔东南苗侗族妇女大多生活在信息比较闭塞偏远的村寨里，她们文化程度较低，思想比较保守，对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认可度较高，无论是在生产劳动、休闲娱乐还是在祭祀庆典上，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举足轻重的角色作用，她们是传承民族文化的中坚力量。

1.1参与生产劳动中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妇女们积极参与各种民俗体育活动，或是提高技艺，或是交流情感，或是缔结姻缘，或是自娱自乐。侗族勾林是清水江流域天柱县北部侗族地区一种独特的传统体育舞蹈项目，集武术、舞蹈为一体。“勾”即钩刀，呈“勾状”，多为男性用；“林”为镰刀，呈“月牙”形，多为女性用，勾林是侗族人们用于疏通山路、排除荆棘、上山打柴和守家护寨的工具。男女青年利用上山砍材、割草的机会，双方会歌比赛，勾林相会，交流感情，勾林成为了青年男女寻找意中人的“红娘”，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勾林舞的娱乐健身性逐渐取代了功利性，已经演变为侗族妇女喜闻乐见的一项趣味活动。苗族的武术起源于人们对抗毒虫猛兽和险恶自然环境的需要，因此练习武术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部分。在著名的武术之乡镇远县和凯里市，不仅男的练、少的练，连妇女们个个都怀有一身勾、搬、冲的真本领。每逢农闲时节，打谷场上或庭院里常聚集着一群人，翻杆子，练石锁，使枪绲、舞刀剑，各种武艺样样齐全。2014年“中国·凯里苗族武术演武大会”上代表天柱队的高龄选手李娩香参加了拳术、棍术的比赛，两项都荣获一等奖。她1958年曾在镇远（当时的黔东南州府）训练，代表黔东南州到贵阳参加贵州省武术比赛，赛后又被选拔代表贵州省参加全国武术比赛，受到贺龙元帅的接见。可见民族妇女因生产生活需要参与的民俗体育活动，不仅仅是为了提高技艺、交流情感、缔结姻缘，更是为了自娱自乐和提升自我，对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2参与节庆习俗中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黔东南素有“百节之乡”的美称，一年中节日集会有200多个。节日活动丰富多彩，有唱歌跳舞、斗牛赛马、吹芦笙、踩铜鼓、赛龙舟、玩龙灯等等。在这些重要的日子里离不开妇女们辛勤的汗水，更离不开妇女们积极的参与：她们优美的舞姿、动听的歌喉、亮丽的服饰，成为节日里一道美丽的风景，没有她们的参与，节日是没有活力、不完整的。

吃新是侗族古老的传统节日，盛行于广大侗乡，从江侗族吃新节多在七月上旬或中旬举行，节日前一天由妇女们集体到河边将竹筒、水桶及粽巴叶、干蕨菜洗净，回家以糯米、高梁和盐巴拌匀，腌人坛中备用，并用刚从井里担来的“新水”泡糯米，酿制甜酒。接下来是祭祖祈祷丰收和对歌、踩鼓、跳芦笙、斗牛、赛马、斗雀、跳芦笙、游方等文体活动，妇女们除不能直接参与斗牛外，其他活动都可以参加。芦笙节历来是苗族地区最普遍的节日，其中又以凯里市郊的舟溪乡和黄平县的谷陇大寨两地的芦笙节最为盛大。届时苗家姑娘身穿银衣，头戴银冠、银角翩翩起舞，场面异常壮观，是整个芦笙会上不可或缺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盛行于黔东南台江县的苗族姊妹节，是青年女子们的一个隆重节日，是“最古老的东方情人节”。届时全村在德高望重的女首领主持下，以青年女子为中心，邀约情人们相聚同吃姊妹饭、跳踩鼓舞、游方对歌、互赠信物、订立婚约。在节日来临前夕，苗家姑娘们都会上山去采摘多种树叶，将糯米饭染成五颜六色、香软可口的五彩饭。下田捉鱼捞虾是姊妹饭活动之一，一个寨子的姑娘与另一个寨子的小伙子借捉鱼捞虾之际谈情说爱。吃罢姐妹饭，姑娘们身着节日盛装参加文体活动，如游方唱山歌、跳踩鼓舞、鸣锣击鼓、划船等。尤以踩鼓舞为主，苗族历来有传女不传男、母传女承的习俗，利用肩部的抖动，手臂的甩摆，身体的律动和旋转体现女性身体和服饰的美。爬坡节是雷山县一带苗族青年的节日，每年清明节后，苗族青年男女在这春暖花开的日子去爬山踏青、寻伴交友、游方谈情，观看斗鸟斗鸡斗牛、赛歌赛跑赛马等。

从黔东南苗侗族节日期间的民俗活动中我们不难看出，苗侗族妇女是活动的积极组织者、参与者，承担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参与的主要是一些娱乐性强、运动量不大、以集体性舞蹈为主的传统体育活动，给节日增添了无数的欢声和笑语。

1.3参与宗教祭祀中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黔东南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多与自然崇拜、动物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有关。如苗族族民们在祭神时要跳芦笙舞；侗族在祭拜女性祖先“萨玛节”时，要跳多耶舞等。在祭祀活动中，通过人体的肢体运动达到娱悦自然、安慰祖先亡灵、驱鬼降魔的目的，因而许多宗教祭祀中的民族舞蹈与体育活动密不可分，它既是一种舞蹈表演又是一种增强体质的体育活动。在宗教祭祀活动中妇女既是受崇拜者又是祝福祈祥者，因此少数民族妇女与宗教祭祀的传统体育活动紧密相连。

侗族萨玛节流传于黔东南榕江县、黎平县、从江县及周边的侗族地区，萨玛节保留着浓郁的母系氏族社会遗风。祭坛一般由村里一名德高望重的老妇管理，而祭萨仪式通常只有中老年妇女和年长的男性才可以参加。节日期间，所有侗族女性都放假，参加祭祀和游乐活动，多数侗族男性心甘情愿地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所以当地人说，萨玛节也是侗族的妇女节。祭萨玛的规模十分庞大，女性身着盛装，祭萨玛时，先由管萨老妇人烧好茶水，给萨玛敬香献茶，然后身着盛装的女人排着队祭祀。她们每人喝上一口祖母茶，摘一根常青树树枝插于发髻上，然后以村寨为单位跟随手持半开雨伞的老妇人踩路。游行队伍沿着田间，绕寨一周从江边的古道走向鼓楼广场，几十路客寨的萨玛队会到固定的耶坪（广场）上集合。耶坪上全部由妇女组成的各寨萨玛队等主寨队一到，便手拉手围成圆圈跳起舞来，齐声高唱赞颂萨玛的“耶歌”，其意为与萨同乐，这种边唱边舞的形式，称为“多耶”。晚上女人们把一张张方桌连接起来，在村街摆起长长的宴席，欢宴村民和亲戚，宴毕，大家就在萨玛祠前面的鼓楼坪上唱琵琶歌和多耶歌，跳踩塘舞，尽情欢娱，并祈求家庭幸福，村寨丰收、安宁。

另外在许多祭祀活动中妇女主要参与祭祀前的准备工作和仪式后的娱乐活动。祭尤节是苗族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日，盛行于黔东南丹寨县长青乡的腊尧、扬颂。节日的头一天，妇女们要蒸糯米饭打粑粑，祭祀完毕后参与唱歌、跳芦笙、板凳舞等民俗活动。反排苗族木鼓舞是黔东南台江县苗族群众所喜爱的一种以敲击木鼓起舞的祭祀性舞蹈。每逢丑年，十二年一次的祭鼓节到来，反排木鼓舞便要大跳一次，与宰牛祭祀和盛大的节庆活动相融合。在《苗防备览．风俗考》中记有：“刳木空其中，冒皮其端以为鼓，使妇人之美者而击之，择男女善歌者…左右旋绕而歌，迭相和唱，举手顿足，徐疾应节，名日跳舞藏。”反排木鼓舞舞蹈风格热烈豪迈，动作粗犷豪放，洒脱优美，潇洒刚劲，激越豪迈，热情奔放，蕴含大量体育动作，是一项适合全身运动的体育活动。如今木鼓舞已演变为人们用于健身的民族性体育舞蹈。

1.4参与休闲娱乐中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黔东南的丹寨等地区的苗族男女青年，在春节期间都要进行传统的打手毽娱乐活动，苗语叫”麻古”，其目的是为青年男女求偶提供方便。心灵手巧的苗家姑娘把手毽视为传情之物，编扎手毽如同编织美丽的爱情。毽以铜板为中心，美丽的苗家姑娘用五颜六色的布包裹做成球状，在其上端插上八、九片色彩艳丽的山鸡尾羽，再用彩色毛线绑扎，每一道工序都浸透着姑娘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玩毽有专门的毽场，各村寨毽场的东道主由未婚姑娘把持，是本寨姑娘接待外村小伙子玩毽娱乐、谈情说爱的场所，本寨的小伙子不准入内，只准外寨的小伙子进场打毽。毽场上，姑娘和小伙们相对成行，姑娘择自己相中的小伙抛出手毽，若小伙有意则打回给姑娘，一来一回纵情打玩。配合默契的姑娘小伙们一边玩毽一边对唱情歌，许多素不相识的姑娘小伙子通过打手毽而互相结识结缘。这种风俗习惯有利于苗家世代实行远缘结亲，一直深受苗家人的重视和称赞。苗族板凳舞，是苗族妇女酒后即兴的一种舞蹈，盛行于凯里市及周边地区，此舞与酒相存，无酒无舞。由于动作粗犷、激越，表情热情奔放，吸引远乡近邻亲朋好友或酒或舞，使人们的情感得到释放，亲情更加融洽，有利于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

2黔东南苗侗族妇女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苗侗族妇女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地位，使其真正具有了教育、传承、凝聚、调节、审美、调适及经济等社会作用，对构建和谐黔东南有着重要的意义。

2.1教育作用

人类最原始、最初的教育是从家庭开始的，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妇女的角色地位决定了她们更多的是以家庭为主，因此在子女的教育中母亲的角色作用至关重要，正所谓“母授子承，代代相传”，母亲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言行举止。苗侗族妇女由于在民族服饰制作、民俗风情的手工艺品制作、传统饮食的制作以及多姿多彩的民族歌舞等方面有着突出的能力和表现，因此她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无形中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教育着孩子，并通过孩子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如被誉为“苗族歌后”的阿幼朵从小就在妈妈的歌声中长大，又如苗族的女孩一般从6、7岁开始或从母亲那里或从女性长辈那里学习挑花、刺绣、编织，随着年龄的增大，便学习纺纱织布、制作服装。可见民族妇女在传承本民族文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

2.2凝聚作用

在一些大型祭祀庆典活动中，妇女通过自己操作、传承民俗文化来统一群体的行为与思想，使社会生活保持稳定，使群体内所有成员保持向心力与凝聚力。如侗族萨玛节，盛大的祭典由德高望重的老妇举行，带领本族所有女性参加祭祀和游乐活动，以祈祷村寨安乐、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妇女们通过节日祝祭活动来表达对祖先的缅怀，对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家庭幸福的祈祷，长此以往、周而复始不断地强化巩固着血缘亲情和族群意识，从而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2.3调适作用

由于黔东南苗侗族很多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形式、内容与一系列婚俗活动如生殖崇拜、护种、优先交配权、母权制、为婚恋提供自由交往场所等密不可分，所以苗侗族妇女参与民族传统体育具有了重要的调适作用。如苗族的打手毽，特别是舞蹈如勾林舞、芦笙舞等娱乐性、集体性比较强的活动，为青年男女提供了彼此表达爱恋、自由社交及最终获得爱情的平台。这些妇女不可或缺的民俗体育活动的开展，让大量的外族成员聚集在一起，大大增加了人们选择称心如意伴侣的机率。不仅如此，而且对族群人员严格要求，使他们的择偶在不损害族群生活及社会秩序的前提下进行，对社会群体生活中的两性关系及社会稳定，都起到了重要的调适作用。

2.4审美作用

苗侗族节日庆典里大多有歌舞表演，妇女们穿着精美绝伦的盛装，戴着闪闪发光的银饰，以婀娜的身姿，伴着优美的节奏翩翩起舞，赏心悦目，给人们以美的享受。如姊妹节，姑娘们在父母的精心打扮下，头戴银钗、银角、银帽，颈戴银锁、银项链、银项圈，身披银片、银铃、银泡，还戴有银耳环、银手镯手圈等，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富有和才艺，表现自己美丽的容貌和身姿。踩鼓舞是利用肩部的抖动、手臂的甩摆、身体的律动和旋转以体现女性身体和服饰的美。踩鼓舞时姑娘们左右“钟摆式”的特点最突出，大大增强了系于女性髋骨上的百褶裙的美感。这不仅向世人表达着苗族人们的审美情趣，也向人们展示着苗族妇女的精巧技艺。

2.5调节作用

黔东南享有“歌舞海洋”的美誉，尤以苗侗族能歌善舞著称。苗侗民族舞蹈多姿多彩，融体育、舞蹈、音乐、艺术和服饰文化于一体，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如有被称为“东方迪斯科”的苗族木鼓舞，动作刚劲有力、豪放潇洒。庄重的踩鼓舞，纯朴活泼的芦笙舞等，因其独特的魅力、浓郁的民族风情以及较强的观赏性吸引着各路旅游爱好者的纷至沓来。人们不由自主合着音乐舞动着，不良情绪得到了宣泄，愉快的情感油然而生，又引发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见少数民族妇女通过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的音乐、舞蹈等元素，对他们的社会生活、心理和精神起到了良好的调节作用。

2.6经济作用

传统文化的地位例7

欧洲传统的声乐文化的发展与宗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绻的联系。欧洲传统声乐艺术的发展是从中世纪时期的圣乐开始的，这一时期以宗教题材的声乐艺术作品对欧洲传统声乐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方面对欧洲的传统声乐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另一方面对宗教文化的传播有一定的影响，这样双向的文化发展模式对于欧洲的艺术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要。有很多的学者认为宗教题材的声乐作品对于欧洲传统声乐来说是艺术灵魂的体现，宗教文化对于欧洲传统声乐的发展不仅仅是表面的再现，更是一种内在精神的追求。

一、欧洲传统声乐文化对宗教题材声乐作品的发展

欧洲传统声乐文化对宗教题材声乐作品的发展共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在欧洲的中世纪，这个时期的宗教题材声乐的发展主要是以圣乐为主，就是我们常说的葛丽果圣歌。这一时期的欧洲处于封建社会初级阶段，因此在声乐作品的表现上是有一定的局限的，但是对宗教传统的文化继承发展是非常的成功，当时的欧洲传统声乐的发展没有太多绚丽的表面文化，更重要的是追求内在的契合。随着宗教势力的不断发展，欧洲的圣乐发展也开始逐渐追求一些复调的发展，这对于欧洲传统的文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第二个时期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时期的宗教圣乐的发展主要是以朴素的文化为主的，体现的仍然是清晰的文化色彩，当时的欧洲传统宗教声乐的发展主要有：弥撒、经文歌以及牧歌。特别是在基督教堂的音乐形式中复调的文化逐渐地被认可，在旋律上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主要是在文化的追求上的体现。同时复音的手法对于欧洲声乐文化的发展非常重要，对于作品色彩的画面感上的发展也非常重要。但是这一时期的欧洲传统宗教声乐的发展依然是一个比较散的过程，并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同时对于形式的发展也是相对比较分散的。主要的体现就是神韵上的追求。

第三个时期也是欧洲声乐文化作品发展的高潮时期，对于这个时期的欧洲声乐发展主要归功于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的努力，这些艺术家对欧洲声乐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这一个时期的声乐艺术发展中他们不但结合文艺复兴时期的优秀文化，同时结合了时展的步伐，对欧洲声乐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旅程。巴洛克时期的声乐种类也出现了很多的变化，例如歌剧声乐、神剧声乐、清唱声乐等等。这三个时期最大的联系就是对于宗教传统题材的联系发展，这也是欧洲传统声乐文化发展的重点体现。

二、宗教题材声乐作品在欧洲传统声乐文化中历史地位的考究

1.宗教声乐是欧洲传统声乐文化艺术的灵魂体现

欧洲的宗教音乐的发展历程中，对于声乐的要求一直都非常注重。同时，宗教文化早期声乐艺术中的发展也是一种艺术灵魂的体现，特别是在文化的归属上的体现。对于文化艺术的追求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对于情感内涵的追求。因此，我们从欧洲声乐文化的发展中所认识到的就是对于心灵上的追求。欧洲传统声乐文化中宗教思想在美学艺术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体现，主要是对于画面色彩的追求，声乐是一个有声音有画面的艺术存在，因此对于“色彩感”的追求上也是一种深刻的体现。宗教的观念是欧洲声乐文化发展的根基，宗教情感在欧洲声乐中的发展是一种情感的体现，也是情感唯一的载体，宗教精神就是欧洲声乐艺术精神的再现，是一种信仰的体现，人们在对于情感的追求上最注重的就是关于情感的信仰。除此之外，宗教的形式化表现对于欧洲声乐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宗教的形式是非常神圣的代表，因此对于声乐的审美价值的体现也是一种神圣的体现。

2.宗教声乐是欧洲传统声乐文化艺术创作的动力

（1）创作体裁的驱动体现

宗教音乐作品的发展经历着体裁从简单到复杂的一种蜕变，特别是对于单一文化的追求到多变的体现，这一种体裁驱动的表现，在欧洲传统的声乐文化中主要体现在：简单的圣乐发展到复调的圣乐发展，特别是在巴洛克时期的声乐对于体裁的追求更加丰富，人们将这一时期的体裁驱动表现归结于宗教情感的影响。同时宗教题材的影响对于体裁的变化影响是必然的表现，因为当时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限制。因此，对于宗教声乐作品的追求是欧洲传统声乐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唯一的途径。

（2）声乐素材的驱动体现

首先声乐的素材是声乐形成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宗教体现的影响下声乐的体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在不同的体裁中对于声乐素材的发展也起着关键的作用。在欧洲当时的声乐素材的发展中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例如诗人、作曲家马肖，作曲家迪费，音乐大师拉萨斯、帕莱斯特里纳等等，他们在宗教音乐作品的影响下对于欧洲声乐素材的驱动发展非常著名。也正是这样，他们在宗教声乐作品的影响下研究了丰富的声乐素材。

（3）情感的驱动体现

宗教声乐作品的影响在声乐艺术情感中的表达要具体到每一种唱法的体现上，其中在欧洲的美声唱法以及民族唱法中，需要具有一定的钢琴功底，其他则没有过高的要求。至于在声乐艺术表演中，是否能够把演唱技巧和情感融合在一起，则是一个比较深层次的美学追求，更是对声乐表演艺术家水平进行衡量的重要标准。宗教情感的表达对于声乐艺术表演的影响不仅要自然通畅，并且要具有一定的整体共鸣感，并不仅仅是寡淡无味的漂亮声音。因为宗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的体现，更是心灵上的追求。关于情感的表达则主要就应该从作品的内容出发，不管是从歌曲本身的情感，还是从其风格出发，均应该对声音的原则进行轻松自如的运用，只有这样在每次演唱的时候，才能够声情并茂，曲趣盎然。作为一名演唱者则需要在了解作品内容之后，运用自己的想象，将自己引入到需要进行情感表达的情境之中，在演绎过程中犹如身临其境的对作品进行完成，这样才能够得到观众的情感共鸣，取得良好的演绎效果。

宗教题材的声乐作品对于欧洲传统声乐文化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宗教声乐的影响让欧洲传统声乐的发展有了一定的成就，特别是对于欧洲声乐体裁、素材、情感上的影响。因此我们在今后的声乐文化艺术的发展中应该不断地去学习传统文化中的亮点和重点，这些对于我们研究声乐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能够在这些优秀的传统声乐文化中发现更多的文化内涵，对于我们情感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1]王冬弘.宗教题材声乐作品在欧洲传统声乐文化中的历史地位[J].大舞台，2012（09）.

[2]李保霞.审美心理维度下的中西方声乐文化审美观之刍议[J].作家，2011（18）.

[3]徐敦广.弘扬民族声乐文化重构高师声乐教学体系[J].艺术教育，2008（2）.

传统文化的地位例8

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在经济区位上的边缘化特征，首先表现为在现代区域经济格局中的边缘化地位。在农耕经济时代，区域分工协作程度低，对现代交通的依赖性小。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生产自给自足，与外界经济发展差异不大，并充分利用当地自然地理条件，聚族而居，创建了其独特的聚落空间，而且其中一些传统村落，甚至因为处于茶、盐、粮、棉等关键生活物资输运线上而盛极一时。但在现代区域经济格局中，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由于位处偏远，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又受制于地理位置与现代交通不足的阻隔作用，难以有效地参与区域分工协作、接受发达经济体的辐射作用弱，长期被置于一体化区域经济格局之外，而逐渐被边缘化。再者表现为，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在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中的弱势、边缘化地位。由于历史、资源配置与控制的原因，政府对农村的要素投入和政策支持长期不足，农村经济水平、生活水平和公共产品供给严重滞后。这种二元化结构在民族地区的表现尤甚，民族地区经济落后，城市对农村的带动能力弱，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出严重不足，投入来源主要依赖于国家财政政策性扶持，而这种政策性扶持散落到广大的农村地区时，早已杯水车薪。

1．2农业生产模式更新的动力不足

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现行农业生产模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秉承了传统的自给自足式农耕经济特性，表现为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农业机械使用度低，市场参入度严重不足，产品单一，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村落经济体远离当代市场经济体系，所获得的现代农业科技支撑少。由于农业生产的更新动力主要源于自发式改进，农业生产进步迟缓，失去了与先进农业生产模式的竞争机会，农村经济落后，农民收入水平低。无论是从发达国家的先进农业生产模式，还是从国内一些农业示范区（点）和特色农区的成功经验来看，农业生产的不断更新离不开3个方面的推动力：政府扶持、稳定有效的投入和农业科技，而且往往是这3种动力的联合驱动使之在农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在上述3种推动力上都极度缺乏，农业生产发展更新的动力严重不足。

1．3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对现代生产模式的囿限性

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非常大，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大多位于自然环境条件相对恶劣的地区，如我国西南地形复杂的山地，西北干旱气候区。这些地区往往土地贫瘠，农业用地面积少，地块小而分散，水资源匮乏或农业灌溉困难，自然生产潜力小，农业气象与地质灾害多。这些因素大大地限制了现代农业机械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大面积推广使用，农业科技的推广和转化效率低，而且转化效用迟滞。需要因地制宜地找到其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特色农区，克服自然环境条件的囿限性。

1．4人口发展的退化趋势

首先表现为在数量上的人口空心化。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尽管在现行户籍制度下，账面上的人口数量大，但在打工潮驱动下，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务工，常住人口少，传统家庭成了驿站式空巢，而且一部分农村精英在城市取得成功后，举家迁往城市。在当代社会经济背景下，交通上的便利性成为居民新住址选址的主要考虑因子，居民向主要交通沿线迁移，交通不便区的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消退，交通沿线村落扩张。再者是人口结构老年化、妇幼化。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富余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和农村精英长期在城镇务工，由于收入有限、子女就学和医疗赡抚的问题，大量老年人、妇女儿童不得不留守农村，家庭结构残缺。最后是人口素质成长机制的严重缺失。当前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农民的文化素质偏低，缺乏现代农业知识，无力参与到当代农业竞争。传统村落的农民素质成长机制一片空白，农业生产技能仍然源于传统农耕模式下的朴素认识，几乎没有农民职业培训与教育。即使在基础教育上，传统村落学龄儿童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困难重重，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医疗卫生条件的欠缺甚至威胁到人口健康，社会生活公共设施更是极少。

1．5现代科技文明冲击下民族传统社会文化的传承间

断文化的传承是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发展的重要生命力所在。在历史上，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其自身演进动力，如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宗族、民族内部紧密的生产协作、社会交往，表现出显著的内聚性。在当代社会文化背景下，民族传统文化往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面临严重的传承间断风险，所受到的冲击力主要来自于3个方面。首先，现代交通、信息技术和经济一体化极大地压缩了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文明的时空距离，在经济、文化和社会交往中，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俗被不断吸纳，传统文化符号和形式由于在村民的生产、生活中的象征意义和内涵被不断弱化，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在基础被削弱，内外动力的失衡使得传统文化日益消退。再者，在我国多元文化格局中，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受到汉文化的同化作用，特别是在一些大聚居、小杂聚的地区，日常生活中的民族语言、文字和服饰等往往被汉语言、大众化服饰所取代。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一统国家，在长期社会经济交往中，多民族文化之间不断相互交流融合，汉文化区在经济上的相对发达、在社会发展上的相对先进，使得其他民族传统文化在文化交融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最后，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人断代和经济基础消失。文化传承的主体是人，在以往，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依赖于“文化继承人”制度，包括家庭式、宗族式或师徒式等模式，以人缘或血缘为纽带代代相传，并不断发展演进。在现代科技文明的冲击下，传统文化形式对年轻人失去了吸引力，文化继承后继乏人。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经济基础，往往与农耕、狩猎或游牧等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有关，传统村落在融入现代工商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传统生产模式的地位越来越弱，村民商品化农业生产意识日益增强，传统文化原有的经济基础地位逐渐消退。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传统文化传承问题，既有其自身演化的特性，亦有外部利用的干扰和驱动作用，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须兼容并蓄，既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又要合理吸纳现代先进文化，实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更新。

2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路径

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由于在发展能力上的机能缺失和在自然环境与经济环境上的局限性，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新农村建设中，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找到实现其发展更新的可持续路径，避免“运动式”突击建设，重塑其发展能力。

2．1构建有效驱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发展的动力系统

民族地区传统村落自我发展更新的内部动力严重缺乏，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观点看，传统村落的发展急需持续稳定的、有效的外部驱动力支持，在新农村建设中，有必要通过凝聚政府、市场、投资和农业科技等多方面力量，构建起推动传统村落持续发展的动力系统。正确认识各动力因子在推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发展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配合关系，对提升传统村落新农村建设的驱动效应有重要意义。适应现代农业的新型农民，应当成为传承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村落持续发展的内部动力源。无论是从推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发展更新，还是从推进新农村建设来看，其主体是当地居民，即农民。新农村建设在于提升当地农民参与现代农业市场竞争的能力，使其承担起传统村落更新的任务。农业科技是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持续发展的智慧动力源，包括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当前传统村落的居民对现代农业科技的掌握和应用程度都很低，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应当采取恰当的帮扶协助形式，协调科技部门、现代农区和先进农业企业等多方力量，引进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方式，与农产品市场接轨，促使现代农业科技成为趋使传统村落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和持续动力。稳定有效的资金投入是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持续发展的资本动力。传统村落自身的农业投入能力极为有限，难以满足现代农业要求，要转变农业生产模式和经营方式，增加对资金投入的需求。甚至有学者认为新农村的建设核心就是钱的问题，对于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发展而言更是如此。农村资金问题是学界和决策部门甚为关心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已明确指出了方向。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新农村建设中，需要拓宽传统村落的融资渠道，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增加财政资金和财政补贴的扶持，增加农村信贷力度，为传统村落发展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政府的扶持、协调和引导应成为推进传统村落持续发展的核心外部动力。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新农村建设，在市场不完善、当地农民参与市场竞争能力不足的条件下，政府于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承担的任务已为人们所关注。民族地区由于自身力量和组织生产要素能力所限，在公共资源分配、引进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建立现代农业经营管理模式、引导外部资金投入农村和培养新型农民等各个方面，更是离不开政府的推动和引导作用。

2．2确立基于农业产业化与特色生态农庄的生产模式

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实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一项关键任务就是促使其建立起适应现代农业的生产模式，走农业产业化道路，实现农村经济专业化、规模化、一体化和市场化。在农业生产方向的选择上，应强调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利用民族地区在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上的优势，在现代农业科技的支持下，建设具有地方特色和生态友好的现代化农庄。由于民族地区传统村落自我发展能力的羸弱，在此过程中，当地政府在资源调控、科技力量组织和引导市场要素上的优势和能力，使得其理应承担推进传统村落生产模式更新的重任。促进传统村落与农业教育科研单位的密切结合，开展专业生产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培养新型农民，推进农村合作经营与农工协作经营，开拓农产品销售渠道，促使传统村落融入现代农业市场。

2．3培养适应现代农业的新型农民实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更新的根本动力

在于当地居民的发展能力，而这种能力严重地依赖于适应现代农业的新型农民的培养。自新农村建设政策提出以来，人们已经注意到了“新型农民”培养问题的重要性，国家也推动了多项旨在提升农民素质的实践措施和培训工程，如农业部的《2003～2010年全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规划》。由于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教育基础薄弱，科教力量不足，农民现代科技文化素养极为欠缺，农民素质提升的有效培养模式尚待探索，迫切需要形成培养传统村落新型农民的长效机制，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考虑。其一，建立专门的农民培训管理机构，形成农民素质成长的组织依靠。在民族地区普遍缺乏专业培训机构的条件下，培训管理机构应长期定向服务于农民培训工作，结合传统村落在农业生产和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实际需要，组织相关科技力量和专业人才，开展职业与文化素养培训及生产指导。其二，完善农民培训投入机制。通过国家和地方财政、社会资金及农民自身出资等多渠道、多形式的投入源，解决农民培训资金问题，特别是前者应有长期、稳定的投入支持。科技、农业、林业和教育等主管部门，可以利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科教力量，以农业科教项目的形式实施新型农民培训的投入。其三，统筹城乡基础教育。民族地区城乡基础教育发展严重不均衡，在教育资源配置、投入和政策制定上应向传统村落倾斜，切实提升传统村落村民基本文化素质。应支持民族教育，包括民族语言、民族文化与习俗。其四，建设民族文化设施，实现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与更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有着宝贵的物质与非物质传统文化，亦是传统村落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不仅要采取恰当措施保护这些传统文化内容，更要建设文化设施、场所，通过开展传统文化活动、项目等形式，并借助现代信息设施传承、推广传统文化。

2．4建立基于传统村落保护与更新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

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是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更新的重要制度保障。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和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城乡一体化规划问题的重要性。由于民族地区更严重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更紧迫，在规划措施上，应重视以下4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城乡一体化并不是均质化和片面的城镇化，相反地，还要努力维护城乡的异质空间特性，特别是对传统村落在空间布局、建筑形制、传统文化符号等方面呈现的历史、民族和传统特质，应予以重点保护、适应。其二，应注重资源配置和公共服务在城乡的统筹布置，并适当向传统村落倾斜，以协助、培育其发展。其三，应强调城乡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上的协同化发展，生产要素市场的融合与一体化发展。其四，应重视传统村落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更新规划。

传统文化的地位例9

关键词：

档案文化；传统文化；历史地位；研究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物质财富越来越丰盈，进而人们对于自身的发展提出严格要求。当代群众不断的参加各类的艺术培训活动，看不同的技能书籍、掌握不同的语言交流技能等等，来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可以依据于档案的形式，进行传统文化的学习，感受传统文化的知识魅力，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一、档案文化的意义

档案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其主要特点包括档案的主要理念、行为活动、物化的整合效果等等。档案把不同的环节进行整合的构建，进而产生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在这一文化体系中，我国的传统文化精髓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档案文化可以充分体现我国传统文化，对于我国的文化的传播和精神文明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档案文化可以展现我国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对于不同时期的文化和、民族风俗的有效展现，充分体现了我国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背景，和当时时期的文化形式和内容。具体来说，档案文化体系是社会文化的主要体现，对于促进不同时期的发展和文明进程具有重要作用。对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档案文化的传播，利于不同时期群众自身的良好发展，极大的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进程，满足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目标[1]。

二、档案文化在传统历史文化的地位研究

1、奴隶和封建体系的地位展现

在传统的封建和奴隶社会环境下，其对于社会文化的主要体现，是在价值理念方面。当时社会发展形势下，档案文化的建立主要是基于当时的管理人员对于文化的关注程度，依据于当时管理者的社会位置，强制的进行档案文化的构建进行文化的传承活动。因此，在当下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对于不同形式的社会文化体系，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极大的阻碍，降低了档案文化在社会中的位置。传统形势中的档案文化，是在唐宋阶段渐渐离开管理者，脱离了档案文化单一性特性，规避档案文化专制现象的发生，被合理化的记载和传播。清朝时期，我国的档案文化对于社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推动作用，包括促进了编辑史体系的形成，极大的促进了档案文化的发展[2]。

2、从近代到现代，单一价值向多样价值理念的过渡

档案文化，对于社会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近现代时期，其作为社会文明的重要载体，极大的促进了以往的文化发展，向现代化的过渡，从单一的文化价值理念，过渡到多元化的文化价值体现，促进了当时社会环境下新型的档案文化载体的形成，对当时的文化进行良好的记载。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国外的文化体系不断流入我国，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相应的影响。但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我国的传统文化在当时并没有受到过大冲击，仅仅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了西方文化体系的优势，弥补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不足和发展弊端。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传播，我国的思想解放活动不断展开，当时的档案不断在社会广为流传，当时的管理人员也开始极为重视。这一时期，我国的档案文化处于高速的发展阶段，其在社会活动中不断的被管理者和百姓认可，形成了具有当时特色传统文化体系，对于档案的发展具重要推动作用[3]。

3、双元理念和当代的发展

我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其是在整个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活动中，逐渐的积累而形成，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精神财富，极大的促进了当今特色社会主义的建立。从传统文化的发展形势来看，我国的传统文化在改革初期，面临了极大的弊端[4]。其主要是对于当下文化体系和传统文化体系的发展矛盾，在当今社会不断变革和发展的形势下，面对传统文化和当下的矛盾，我国对于传统的文化进行了传承和创新，在吸取了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又赋予传统文化新的元素和内涵，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文化体系。例如我国的十七届会议的展开，确立了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的作用，明确了双元理念的重要性，把当下文化体系和传统文化进行极大的融合，把档案文化载入我国文化战略的重要位置，增加了档案的多样性和管理灵活性。我国的档案运作人员，也继承了传统良好的管理理念，基于传统良好的管理体系下，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和发展，增加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元素。从运作形式上来看，我国当代的档案文化和以往的档案体系，更具人性化和智能化。丰富了档案的获取形式，增加了档案查阅的灵活性，极大的促进了不同时期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的传播，其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也逐渐走进教育教学活动中。传统文化走进教学活动中，是档案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也进一步展现了传统文化体系，在当代社会的重要性[5]。

三、结论

档案文化和传统文化在其产生以来，对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价值的传承具有重要作用。尽管我国的档案文化和传统文化，在以往时期有过发展局限，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管理人员的重视，我国的传统文化传播至今，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满足当下人们群众对不同文化的需求，促进了社会文明的进程。

作者：包蕊 单位：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人才流动人事考试中心

参考文献

[1]陈莉萍,张琴.档案文化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历史地位[J].兰台世界,2015,20:15-16.

[2]张艳华,张伟夫.地名档案传承传统文化的方式和应用研究[J].中国地名,2015,05:9-12.

传统文化的地位例10

一、传统文化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意义

传统文化作为我国语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文化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语文教学作为文化的传播途径，其教育内容是我国教育体系中十分值得考量的一部分。传统文化在当下语文教学中的渗透，对文化传承有着重要作用。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现代文明涌现对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我们只有通过语文教育，实现对中国人从底部的塑造，才能将传统文化彻底地重拾。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更有助于提升传统文化在学生心中的分量，让学生逐渐成为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传播者，更有助于稳固我国传统文化的地位。

和生硬的口号相比，以有趣的故事这种教育方式呈现，显然学生更容易接受。在我们对主人公的命运慨叹之余，也会激发一定的人文情怀，更有助于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从而进一步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播、学习。

不仅如此，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有助于帮助当下的帮助青少年扭正思想，在他们接触优秀文化作品的同时，提升个人文化底蕴的积累，让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与个人底蕴。

二、如何利用传统文化优化高中语文教学

（一）加强文言文的学习。高中语文中文言文、古诗文的学习，通常都蕴含了优秀的传统文化，一般情况下的伦理道德、饮食文化以及古人的价值取向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品质。所以，在语文教学中应更进一步地挖掘文化底蕴，寻找作品中的文化内涵，思想内涵，以此来丰富传统文化的教育。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关注作品中的语言文字，以此来挖掘作品的价值，让其中的传统文化内涵更加立体。

（二）感悟文化精神。如果一个课堂教学质量较低，那么我们需要反思教师的主导作用是否真的有效。所以，在这方面，教师要从教学目标的制定做起。制定一个恰当的教学目标，为学生明确学习方向，从而有序地准备课堂内容。高中的语文教学，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对知识的传授这个层面上，同时也要提升对学生语感的培养，提升学生的文化水平。在课堂上，教师为学生构建一个良好的语文学习氛围，搭建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平台，让学生可以充分地感悟、体味传统文化精神。实现学习模式的多元化构建，营造良好的语文学习氛围，让学生进一步感悟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所在。

（三）加强课外诵读。在以往的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总是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学习上感到十分枯燥，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教师的教育方法单一。加强课外诵读，丰富学生的课堂生活，是实现高中语文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个良好途径，也是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这需要教师积极引导学生完成经典阅读，在日常的生活中积累经典的诗文，实现传统文化与道德的结合，在传统文化教育中，要积极联系学生的生活，对学生的日常行为及时给予纠正，实现理论、实践的结合，让我国的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

（四）教师的教育方法完善策略。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在我国经历了多次变革，在政治批判、意识形态的强力结构下，最终保留至今的传统文化，都有着一定的人文价值。但是到现在，受到现代化的冲击，很多传统文化都退居边缘，甚至成为了非主流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所以，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清晰地认识到，传统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端正传统文化的位置。只有这样，教育工作者才能够为学生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以此来督促学生完成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与继承。

汉语作为我们的母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打下了坚实的根基。母语的教育好坏直接影响到我们国家的人口素质，其作用可见一斑。但是从当下的教育情况来看，我国的汉语教育并没有被摆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上，所以，提升汉语的母语地位，加强语文教学，以此来实现高中语文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递。

在具体的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不再是单纯的教学组织者、引导者。同时，教师也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在教学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困扰，学生究竟能不能掌握相关内容，这些都需要教师进行换位思考。教师有时候可以试着与学生进行换位教学，试试看会取得怎样的效果。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文化水平，这对于学生的教育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所以，高中语文教学要想更好地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渗透，需要进一步提升教师的自我修养与文化认知水平。

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教学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高中语文教学作为中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学生语言运用能力和进行文化熏陶的教育，关系到学生的基础素质培养，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教育工作者需要不断革新自己的教育方式，以此来完善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发扬与继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