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美学研究综述例1

一、接受美学概述

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令人瞩目的“语言学转向”，对文学理论产生极大的影响。在这百年中，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先后经历了三次重大的理论转折：19世纪风行的社会历史批评之后，它经历了以作者的创新为理解作品的根本依据的作者中心论范式时期，以文本自身的语言结构为理解文学意义的根本依据的文本中心论范式时期，和以读者的阅读、反映、创造性理解为文学意义生成的主要依据的读者中心论范式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产生于德国的接受美学就是读者中心范式的一种理论观点，本文就主其主要观点概述如下：

首先，读者阅读的主体性。20世纪60年代，聚集德国康士坦茨的五位年轻学者鉴于对社会现实与传统的文艺理论和方法的不满，开始探寻文学研究的新突破口。几经寻觅，最终他们选择“走向读者”这一道路。走向读者，意味着文学研究在文学与社会、美学与历史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了一座桥梁。接受美学强调读者的能动作用、阅读的创造性，强调接受的主体性。读者作为接受主体，其接受过程又是如何？认为离开了读者，就没有了文学。文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读者的接受。姚斯认为，文学文本的接受是一种解释活动，作品的意义是读者从文本中发掘出来的。意义的实现要靠读者通过感觉和知觉经验将作品中的许多“空白”或“未定点”加以填充，从而使文学作品得以实现。伊瑟尔则关注研究文学阅读的具体过程。他认为文本和读者的会聚使文学作品真正进入存在。文学作品不是作者独家生产的，而是读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读者的积极参与是解读文本潜在意义的重要因素。接受美学还十分重视读者接受过程中的审美教育，认为培养读者的知解力和想象力尤为重要，读者的期待视野提高了，才能促使作者创造出更好的文学文本。所谓“真正意义上的读者”，是指参与了作品存在甚至决定作品存在的接受美学意义上的读者。“文学作品赖以出现的历史情境，并不是一种把观赏者排除在外的，事实上独立存在的事件系列。”文学作品“仅仅为它的读者才成为文学事件。”读者阅读作品的过程并非被动的接受过程，而是能动的参与过程，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与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等于读者。姚斯主张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只有在读者的创造性阅读中才获得现实的存在与生命，否则，只是一堆死的文学符号的纸张而已。

其次，文学的历史性。文本时历史的文本，所以研究文学理论也就是研究文学史。把文学史看成是文学效果的历史。姚斯说：“文学的历史性并不取决于post festum（过去神圣的）“文学事实”的组织整理，而毋宁说取决于由读者原先对文学作品的经验，具体说，它是靠读者的审美期待视界及其改变这个中心概念来描述作为接受和效果的历史的文学史，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能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期待视野。”文学作品在历史中的连续性正是连接文学的产生、再现与接受维度的桥梁，即文学史研究中连接历史和美学的桥梁。姚斯提出，文学作品只能作为连续几代读者的集体阐释而存在。每一代观众或读者都是通过特殊的期待视野的透镜对文学作品做出反应。对姚斯发生深刻影响的是哲学解释系统，尤其是伽达默尔的著作，伽达默尔认为，阅读是试图在过去与现在的空隙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我们当下的阅读无法避免我们的文化成见，但可以在这个历史局限性之内达到一种理解，这种理解终究会对旧的文本新的解释。文学的历史发展并非完全由它本身决定，而是由作家、作品、读者之间，主客体之间的多重交互作用决定的。读者每阅读一部文学作品，必须与他以前读过的作品相对比，调节现时的接受。每一次具体的阅读都是对历史与现实的有意识的调节。

再次，文本意义的未定性。接受美学反拨以“新批评”、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本中心论，强调读者研究的重要性。在接受美学中，文学作品并不等同于文学文本。文学作品的概念包含两级：一是具有未定性的文学文本；一是经由读者阅读后的具体化文本。作品本身既不等于本文，也不同于本文的实现，它必须被确定为两者之间的中途点上。（Iser，1978：274）。姚斯（1982）则提出本文的历史本质，即本文存在与文学视野中，存在于时间系列中视野的不断交替演化中；文本不过是文学效应中永无止境的显现。只有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本视野相融合，才能谈得上接受和理解。

翻译美学研究综述例2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红楼梦》；服饰颜色词；整合性研究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著，不仅思想内涵深邃，而且语言艺术精湛，堪称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对《红楼梦》作品的研究与评述逐渐形成一门显学，研究视角呈多元化趋势，而对于该作品的译介研究也逐渐向跨学科领域延伸，形成多元维度交叉渗透的研究趋势。

一、研究现状综述

通过对主流文献数据库的检索发现，近年来，学界主要从叙事学、跨文化交际、功能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目的论、比较文学、解构主义、接受美学等视角探究《红楼梦》作品的译介，而从跨学科的生态学视角开展的相关研究为数不多，尤其是将生态翻译学与红楼人物服饰颜色词的翻译相结合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本文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从生态翻译理论的整合性研究视角探究《红楼梦》中人物服饰颜色词在语言、文化与交际三元维度的整合性翻译研究，以期为中国文学典籍的海外译介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新的参考维度与研究

视角。

二、核心概念界定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清华大学著名学者胡庚申教授提出的全新翻译理念，是“运用生态理性，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的整体性研究，是一个‘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生态范式和研究领域” [1]，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基础上，关注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间的相互关联并进行整体性研究，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重维度对翻译现象进行全新的阐释和描述。（胡庚申，2003）

三、生态翻译维度下《红楼梦》人物服饰颜色词的英译

曹雪芹笔下的红楼人物不仅形象丰富，其服饰描写更是绚丽多彩，与自然景物相得益彰，展现了极高的艺术美感和文化底蕴。据统计，《红楼梦》中梳理出的服饰颜色词达228条之多，分属红、黄、蓝、绿、紫、褐、黑、白、灰、杂等10种颜色范畴，[2]例如海棠红、碧玉红、杨妃色、蜜合色、松花绿、鱼肚白、秋香色等；这些缤纷的服饰色彩，不仅烘托出红楼人物鲜明的个性特点，而且揭示了作品深邃的文化内涵。

（一）译者在“语言维度”的适应选择转换

从英汉颜色词的构词方式来看，汉语颜色词主要包括：基本颜色词（红、绿、白等）、限定颜色词（水红、绛红等）和实物颜色词（葱黄、桃红等）；而英语颜色词主要包括：单词颜色词（如red，purple），复合颜色词（如pale green），实物色词（如peach-red），可见，英语和汉语颜色词的构词方式基本相同，因此译者在进行翻译适应性选择转换时基本保持原语与译语在语言符号维度的对等，例如：“白绫红里的肚兜，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红莲绿叶，五色鸳鸯。”[3]（第三十六回）将文中“白绫红里、红莲绿叶”中颜色词进行直译，译为：“ A white silk stomacher lined with red”， “The lotus flowers were pink， the leaves green”。

（二）译者在“文化维度”的适应选择转换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与文化密不可分，而翻译作为跨语际的语言转换活动，必然受到语言所承载的社会习俗、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颜色词属于文化限定词，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 [4]（包惠南，2001）。《红楼梦》中人物服饰色彩负载着浓厚的民族文化和社会历史内涵，因此翻译中，应透过文本层面探寻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例如，第八十九回描述黛玉“腰下系着杨妃色绣花锦裙” [5]，此句中的“杨妃色”让人联想到我国历史上的倾国美人杨贵妃，这一颜色词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据《太真外传》记载， 玄宗曾将杨贵妃醉颜比作海棠，因此将海棠红命名为杨妃色[6]，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应考虑到相关历史背景，将“杨妃色”译为“pink”或“reddish”，使译文符合翻译生态环境的要求，具有生命力。

（三）译者在“交际维度”的适应选择转换

《红楼梦》中人物服饰颜色词的翻译分析主要基于实指和喻指两重维度，即语言维度和文化维度，然而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和主题思想的突显，人物服饰的生态色彩也逐渐由富丽堂皇趋于暗淡，隐喻了封建大家族由兴到衰的悲剧结局，因此，服饰颜色词的翻译应符合这一生态环境的变迁，将翻译重心转移到交际意图维度，脱离文本形式的束缚，考察作者的表达意图和语言的交际功能。例如《红楼梦》中描述鸳鸯道“穿着水红绫子袄儿，青缎子背心，束着白绉绸裙子” [7]，黛玉初见宝玉时，宝玉“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 [8]，两处均使用“青缎”描述人物的穿着，颜色词“青”在我国古代属于抽象色，兼有灰、黑、绿、蓝之色，因此，译者充分考虑到这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生态语境，将其译为“black stain”，再者考虑到宝玉是男子，将“粉底”（靴）译为“white soles”，黑白相称，更为符合男士装扮，也契合了生态翻译论关于译者在交际维度的适应性选择。

参考文献：

翻译美学研究综述例3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2)05-0165-3

1　引言

转译是指非直接译自原著语言的翻译，转译也称为中介语翻译、二手翻译和间接翻译(Shuttleworth&Cowie，2004：76)。转译现象普遍存在于国内外的翻译实践中。在国外，圣经的翻译中存在大量的转译现象，圣经最初由希伯来语写出，然后译成了希腊语和拉丁语。而英语版的圣经不是直接译自希伯来语，而是转译自希腊语和拉丁语版的圣经。阿拉伯翻译文学中存在着大量的转译作品(Branchadell&West，2005)。18世纪莎士比亚作品进入欧洲，转译功不可没(Dollerup，2000：17-26)。转译在中国翻译史上也普遍存在。佛经的翻译经历了从梵语到西域语言再到汉语的转译过程，到清末明初，转译现象更是随处可见。王向远(2006)曾把20世纪中国的转译现象分为四个阶段：清末明初、20～30年代、30～40年代、改革开放后。

有学者认为，转译是不忠实的翻译。但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化视角进入翻译研究领域，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翻译研究方法也从规定性研究转向了描写性研究。描写翻译研究强调对翻译现象的观察、描述和解释，这就要求将翻译现象置于大的文化环境中去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转译现象必然是翻译研究中合法的研究对象。故本文描写了20世纪初(1896～1919)文学翻译中的转译现象。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段是基于以下的考虑：(1)许多学者认为真正的文学翻译始于1898年；(2)这一阶段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翻译高潮。

2　描写翻译研究

在Holmes的翻译学结构图中，描述性翻译研究是“纯理论翻译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探讨翻译产品、翻译功能和翻译过程。图里在继承佐哈尔多元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了描写翻译研究的三段式方法论：(1)将翻译置于目标文化系统内；(2)对比分析、概括总结翻译概念；(3)为今后翻译决策提供启示(转引自Munday，2001)。图里认为描写翻译研究目的在于揭示翻译现象背后所存在的翻译规范。图里认为，规范是将某一社区所共享的普遍价值或观念(如对正确与错误、适当与不适当的看法)转化为适当的且适用于特定情形的行为指南(Toury，2001：55)。图里进一步把规范分为预规范、元规范和操作规范三种，认为研究者通过描写译本本身和其产生的环境可以对翻译现象进行描述(ibid.)。既然转译普遍存在于中外的翻译实践中，那就不能简单地认为其是应该摒弃的“不忠实的翻译”。描写翻译研究要求翻译研究者在目标语文化系统内考察翻译行为，因而为探讨转译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使得人们能够在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转译现象。

3　研究问题与方法

本文通过对20世纪初(1898-1919)文学翻译中的转译现象描述，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这一阶段文学翻译中转译的中介语言有哪些?

(2)影响中介语选择的翻译规范是什么?

本研究采用描述分析的方法，研究20世纪初(1898-1919)文学翻译中的转译现状。数据主要来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对每一部作品通过考证列出以下几个参数：原著作者、原著作者国籍、译者、译者国籍、译作类型(转译，非转译)、中介语言等。

但在数据收集中存在一些难点问题，如有些书目没有标明原著所使用的语言；有些书目的译者、原作的国籍未知。故本文只统计了可以确定译者、原著国籍和译作类型的作品。

4　结果与讨论

4.1结果

通过统计分析，在这一时期可以确定译者、原著国籍和译作类型的翻译文学作品共有872部，其中转译作品62部，占总数的7.1％。这一时期转译使用的中介语有日语和英语：以日语为中介语的翻译作品53部，占85.5％；以英语为中介语的翻译作品9部，占14.5％。

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中转译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翻译现象，尤其是第一部俄语、法语和德语翻译文学作品都是通过日语转译到中国的。这一时期的转译中介语言主要为日语。

4.2讨论

为什么会存在转译?影响中国在转译时选择日语为中介语的翻译规范是什么?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需要先讨论这一时期的社会及文化环境。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不仅在科学技术上落后，而且在文化和文学方面也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是世界中心的观念已经瓦解，同时受到日本通过学习西方而强大的事实的影响，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学习西方的热潮。中国开始向国外派遣学生去留学。虽然中国从1872年开始就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但由于中美关系恶化，至1908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只有110人，到1911年增至207人(周棉，2008)，故1898-1919这一时期留美的中国学生并不多。中国分别于1875年、1876年开始向法国、德国和英国三国派遣中国留学生，但是留学生主要学习工程、海军技术等，很少学习语言和文学(ibid.)。1896年，中国向日本派遣了首批13名中国学生。自此，留日中国学生不断增加。至1906年，留学日本的人数达到了8000多人(Saneto，1983：1)。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学生选择留学的主要国家是美国和日本。下表显示出各年间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和美国的状况。

从上表可以看到，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远远超过在美国的留学生。此外，这一时期，许多日本人来中国办学教授日语。故可以推断，这一时期懂日语的人数应该占懂外语总人数的大部分。

受到“学习西方、启迪国人”思想的影响，中国掀起了学习西方的高潮。虽然中国设立了同文馆、广东翻译馆等学校来培养外语人才，但是总的来说学习外语的人数有限。因此，在这一时期，可接受性就是翻译中的一个重要规范。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林纾为代表的豪杰译，接受翻译中的随意删减、增加甚至是译者自己的创造；一是不少译作没有标出原著国籍、译者等信息，有的甚至连著作还是译作都分不清楚。为了缓解学习西方和外语人才短缺之间的压力，转译就是介绍西方知识的便捷通道：而且转译也符合这一时期的翻译规范，即可接受性。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中存在7.1％的转译作品。

翻译美学研究综述例4

Abstract:Chinesetranslationstudiesarecloselyrelatedtoaestheticswithalonghistoryofphilosophy.Thispaperdiscussesthesourceandnatureoftranslationaestheticsanditsschoolandmethodology,andChinesetraditionaltranslationstudiesareconsideredasanendwithXuYuanchong’s“ThreeBest”.Combinedwithwesterntranslationtheories,thetrendsoftranslationaestheticsinChinaareexplored,whichispointedoutthattranslationaesthetics,basedondynamicandreasonablecommunicationinlanguagetransformation,focusesonalltheconstituentsinvolvedintheprocessoftranslationtoreproducethepragmatic,cultural,socialvaluesofsourcelanguage,whichisbelievedtobeofgreathelptothereconstructionoftranslatology.

Keywords:Chinesetraditionaltranslation;aesthetics;receptionaesthetics;reductionanddevelopment

1.引言

美学思想源远流长，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才只有两百多年。1750年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美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GottliebBaumgarten）以美学（Aesthetics）为名，出版了他的美学著作，并用这个术语把美学规定为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学。本书被看作是美学成为正式学科的标志。在中国，尽管美学思想历史也很久远，千百年来门类派别也很多，但却一直没有美学这样的学科，美学这门学科，还是从西方美学传入中国的。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其发展可归结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论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王宏印，2003：220-221）。中国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美学紧密相连（刘宓庆，2005：59）。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翻译“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译论，而且“美”与“信”、“文”与“质”的统一协调始终贯穿于中国美学译论的主流。此外中国传统译论还呈现出其他美学命题，而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晚期（王宏印，2003：227）。

面对蕴涵浓厚美学思想的译论终结，我们的译论路在何方呢？中国翻译美学思想又是如何在中西结合的译论中得以新生呢？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回顾和探索近十年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新发展。

2.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

王秉钦（2005：4）总结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以十大学说为重要标志：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茅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论（焦菊隐）。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王秉钦，2005：36）。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马建忠的“善译”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也就是说既要通顺，又要忠实。茅盾还是迄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的。可见，“神韵”这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观念是在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译理论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韵”的说法。如：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捕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郭沫若所强调的“风韵”与“气韵”，与茅盾当时强调的“神韵”是一个意思。可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对翻译美学作出了贡献。傅雷毕生从事翻译工作，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神似”说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都很典型，是对文学翻译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标和最高美学理想。陈西滢则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这在中国译论史上带有创见意义。在翻译美学和风格的研究上，刘宓庆也有独到之处，如他的艺术观赏中的“超脱”、审美认识转化中的时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现审美体验规律的三种手段等。再如黄龙把“神韵”这个抽象范畴分成风雅、韵律、情操、灵感四个要素，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此外，还有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他们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其主要特点有三：儒学色彩浓厚；强调实践技能；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紧密相关。从整个翻译理论历史可以看出，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案本”等的“重质朴，轻文采”，玄奘的“求真”和“喻俗”，到后来的“善译”，和严复著名的“信、达、雅”，“直译、意译”，“信、达、切”以及鲁迅等人的“忠实、通顺、美”和揉合其它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最高的翻译境界的“神韵”、“神似”、“化境”，到当前我国译界普遍认为比较恰切的标准“忠实、通顺”。据此，罗新璋在他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指出“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步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翻译学。而事实上，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译家、理论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逐渐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识见超卓的前辈翻译应当开创新局面，在虚心学习外国先进译论，善于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论，建立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的翻译理论体系！”。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其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翻译美学的发展过程。但王宏印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经过反复磨合，多方结合，已经进入一个综合得不能再综合的阶段了。

王先生以著名诗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许渊冲先生的翻译理论“美化之艺术”为例，指出——许先生的“美化之艺术”，即“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化”指等化、浅化、深化“三化”；“之”指知之、好之、乐之“三之”；“艺术”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中国传统译论的高度综合，许的译论总结是一种促进传统译论终结和消亡的努力。但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意味着传统在现代的新生，而非消极的消亡（王宏印，2003：230）。

3.中国翻译美学研究与发展

3.1翻译美学理论研究

傅仲选所著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首次以独立形态出现的翻译美学专著，标志着我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深化。该书论述翻译中的审美客体、翻译中的审美主体、翻译中的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翻译审美再现本书的主导思想、论述内容与体系框架，正是当今翻译美学研究所应具备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思想影响下产生、发展的。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它是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的产物。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既是中国现代美学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又是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运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透视翻译的运做机制，讨论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翻译的审美客体与主体、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审美心理结构和认知图式、审美再现的一般规律以及对翻译的指导作用。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则重点在于“比较”，通过中外名著译例，从美学的角度，以宏观和微观比较结合的方法，对文学翻译进行跨文化、跨时代和跨地域的美学研究。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从美学的角度探讨格式塔意象理论，结合语言学、文学、美学、认知心理学以及阅读理论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所产生的美学效果进行研究。毛荣贵教授在其《翻译美学》著作中回顾了中国译学美学，从四个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美学，即(1)主体篇，从语感与美感、美感的生成要素、译者的审美心理结构等层面探索了翻译美学；(2)问美篇，探讨了英语、汉语的各层面翻译美学的体现；(3)朦胧篇，从汉英语言的朦胧视野探索多维视角的翻译美学与美的语际转换；(4)实践篇，从汉英互译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翻译美学，包括科技美学的再现。此外，张柏然、黄龙、侯向群、葛校琴等学者也在翻译与美学结合方面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例如，葛校琴（1999）论述了翻译“神似论”的哲学美学基础，张柏然（2001）论述了当代翻译美学的反思；赵秀明（1998）探索了中国翻译美学；郑应杰、郑奕（2004）论述了美学研究的三个面向。

3.2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美学与翻译理论研究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当代美学思潮的发展对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接受美学可以界定为：自觉运用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相关原理研究翻译过程中主体（译者和目的语读者），通过对客体（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阐释（包括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阐释和目的语读者对目的语文本的阐释）接受文本信息的有效度的一门学科。当代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姚斯是伽达默尔的学生，其主要论点是：文学作品不经阅读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生命力，正是读者的阅读理解才赋予了作品以无穷的意义，其价值才从中体现出来，读者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本，而是能动的参预者。接受美学的全新创意和新鲜活力在于扬弃了“文本中心论”的主张，强调接受者的需求，强调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表明，我们应尽快建立翻译接受美学。从现有的翻译美学研究成果看，国内学者注重接受美学与翻译相互结合的研究，例如学者王松年（2000）、姜苏（2001）、陈谊娜（2002）、张小平（2002）、宋安妮（2005）、刘凤梅（2005）、宋华（2004）、韩子满（2004）、杨松芳（2005）、张锦兰（2003）、贺文照（2001）、曹英华（2003）、周政权，刘艾云（2004）、王著定（2005）等讨论了翻译研究的接受美学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3.3国内翻译与美学结合研究

回顾中国美学与翻译结合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理论与案例实践分析、美学理论与美学价值、科技翻译、广告商标翻译的美学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文本的语音、词语、句、段、篇章等各个层面，翻译主体的译者、读者的认知、文化、社会、社交、审美意识等因素，以及美学的再现策略等，包括文学翻译与美学结合的研究，例如，对文学语境的美学体现与信息传递（孙迎春，2002；王树槐，2000）；文学翻译的多角度及其美学效果（张保红，2002）；从美学功能看诗歌的语言变异（林小平，2000）；从美学视角看散文翻译（朱伊革、卢敏，2000）；文学翻译中美学认知的多元性（包通法，2004），等等。对作品的翻译美学进行分析的包括：《围城》比喻翻译探美从翻译美学的角度比较分析（杨义德，2005）；从《红楼梦》英译本看委婉语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刘鹏，2000）；从《天净沙》的六种译文看接受美学理论（刘敦萍，2002）；从翻译美学观看戴乃迭对《边城》中美学意蕴的艺术再现（刘小燕，2005），等等。此外，翻译美学研究还涉及到许多翻译与美学结合层面，例如：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策略（李敏杰、陈永丽，2005)；一种形式美学的翻译观（吕俊，1998）；文学翻译中的读者想象（刘东霞2000）；译汉中美学价值体现试析（丁慧艳、窦成君，2005）；读者反应与跨文化语篇的阐释（郝文杰，2002）；等等。诗歌翻译美学主要还是围绕“三美”进行探索或深化。相关的论题包括：英语变体词的美学效应（王盼妮，2005）；英语拼写变异的美学功能及其翻译（辛红娟，2004）；诗歌翻译的“立形以传神”（唐琪，2005）；论英诗中分行的功能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应用（张保红，2005）等。科技英语翻译美学涉及美学的标准、美学特征与体现、美学再现及其功能，探索通过忠实和准确的翻译来再现原文的音韵美、形象美、简约美等语言艺术美。例如：科技翻译中的美学思考（张会欣、李德煜，2002）；女用商品商标汉译的美学原则和翻译方法（肖美清，2004）；论广告翻译的美学策略（唐艳芳，2003）；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与英语商品名称的翻译（胡开宝、陈在权，2000）等等。

3.4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趋势

上述的论文资料源于中国知识网，同时从中国博士、硕士优秀上通过关键词“美学”搜索，我们发现，有70余篇硕士论文探讨翻译美学等相关问题，研究内容包括接受美学、美学理论、美学的解释力、美学与翻译结合研究、翻译美学案例分析、美学史等方面。但是从现有的研究看，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研究面不够宽，缺乏新的视角，大多围绕接受美学去探索，缺乏运用中西新的翻译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美学进行系统的论述。那么，面对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与发展临界点，王宏印教授认为，中国现代译论诞生的途径有：(1)西学为主的理论途径，强调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翻译理论以及借鉴其他科学和理论流派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翻译理论；(2)国学为主的译论途径，即适合于文艺学类翻译和汉外-外汉互译的阐释和转变；(3)中西结合形态的译论发展途径。同时他强调，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科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学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问题，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努力（王宏印，2003：230-232）。这方面，我国近代美学奠基者王国维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他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融合了西方美学的某些观点，进行中西美学思想的“合壁”。

20世纪是一个翻译的时代，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流派层出不穷，出现了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更应开展中西结合的译学发展途径，探索中西结合的翻译美学译论。毛荣贵（2005：345）教授认为，符号学、符号美学、接受美学或格式心理学都是语言学和文艺学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们之间存在互补的关系。笔者认为，现代翻译美学应扩大其研究的理论体系，加大翻译文化美学、翻译认知美翻译交际美学、翻译语用美学、翻译篇章美学等跨学科层面的探索。我们应该多借鉴西方的美学理论、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等跨学科的理论，从中吸取丰富的思想营养，进行批评性地接受，关注审美接受的过程，着重探索创作活动与接受活动、作者、作品与接受者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以及原语被读者接受的条件、方式、过程和结果，更重要的是关注文化转换美学、审美意识的认知、审美再现的共性与特性，从语言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社交层面等多维角度探讨动态的翻译美学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运用理性的交际观，合理解释翻译美学，使译语再现原语的人文精神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心理、审美风尚等美学。为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翻译美学理论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从西方美学、翻译理论乃至其他民族美学中汲取养分，与其固有的优良传统融合、碰撞、消化，从而才能创新。笔者（2006）从语用学的角度探索了语用学翻译美学，透视了哲学渊源及其实质、认知再现美学、灵感美学、文化美学，为美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在当今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范式主流背景下，如何避免起解构主义的过分怀疑思想，过分夸大主体意识，把翻译引向无政府主义；避免后现代主义的泛滥思潮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应建立合理的翻译美学观，关注翻译美学的社会性、文化性、语用价值等，动态的研究其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在视界融合的环境中寻求美学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学效果，合理的再现原语的美学效应。

4.结语

中国现代美学迄今为止已有百年历史，先贤们对美学学科建设和美学理论建构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讨，留下了丰富遗产。但我们要根据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的特征、价值取向等特点，结合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断融合与创新，使翻译美学的研究富有生命力。我们认为，中西译论主要可以分成以语言学、语用学为基础的科学论和以文艺学、接受美学为基础的艺术论两大取向，今后译论的研究方向应当是科学论与艺术论相融合，既关注双语内容与形式间的语言分析，也关注人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由此，科学论者也无法排除语言的主观艺术创造性，以及对它的艺术观。我们认为，构建译论纯粹客观外在的绝对规律是个美丽的童话，译论的科学性无处不涉及艺术再现和主观创造性。未来译学理论指向的是一种科学的语言艺术观，而艺术观其实也是诠释语言艺术的科学观。语言翻译的科学性是以其艺术性为本质和内涵的，科学性又是艺术性的升华与提高。中国的翻译美学发展正是在这种张力当中不断取得平衡与发展的。

参考文献：

1．傅仲选.实用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2．姜秋霞.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2005.

4．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翻译美学研究综述例5

论越语中的变体双音节汉越词

国外批评隐喻分析:困境与展望

中美诗歌诗学协会第四届年会会讯

跨学科融合视域下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

奎因的意义怀疑论及其对翻译的启示

民国时期大学翻译学学科的回顾与反思

写作能力行为测试评分员培训研究述评

论高校日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范畴边界动态模糊性中的语义清晰性探索

基于翻译工作坊的START翻译实训模式探究

中国“乡土语言”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的力作

描写主义视域下英汉词典中的禁忌词语研究

复杂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二语学习动机研究

名著重译,贵在精益求精——谈名著重译的修订

从伊拉斯谟的“丰裕”论英文写作中的避复

大声不入里耳——严译新词未流行原因研究

中国学生英语叙事语篇主题推理加工个体差异研究

英语文学原著与简写本态度意义体现方式比较研究

帕特里夏·格雷斯《失目宝贝》的叙事艺术研究

中国英语学习者显性陈述性标句词that习得研究

基于课堂读写任务的学术英语写作引用特征研究

试探《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的英语搭配错误

目前国内翻译市场中翻译流程探究:问题及对策

韦利翻译诗学的现代转型——以《九歌》英译为例

小小说的大节奏:《早秋》的叙事策略与作者的意图

2015年第十届中西部地区翻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综述

范畴原型范例研究:一项基于汉语[瓜]范畴的实证研究

以英语文献阅读为导向的研究生英语阅读教学研究

意象图式视角下英语多义动词throw词义衍生的历时考察

信息技术对英语专业学生学习策略运用的中介作用研究

基于历史编撰元小说视角的《中途》叙事策略研究

在与环境的互动中成长:老一代优秀英语教师发展案例研究

“国培计划”顶岗实习对英语师范生教师信念影响的研究

黑人女性时间诗学视域下的时间意象与身份建构:以《秀拉》为例

新媒体语篇的多模态互文性分析——以一则网络配音视频为例

从日本电影《入殓师》的汉译字幕看电影字幕台词的翻译原则

亲属关系图式的建构与亲属称谓翻译——以《傲慢与偏见》为例

“痛”定思“痛”——医学英语中关于“疼痛”的英译浅析

投射与融通:庞德《比萨诗章》中的新柏拉图主义与儒家思想

布迪厄场域—惯习论下的影视剧翻译——以美版《甄嬛传》为例

英语中的时间参照及其意义建构——《语言与时间》介评

中美文化中的生态观比较——以两部中美历史题材电影为例

论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身份建构在其“植物诗歌”里的实现

移化机制的内涵、类型与理据——全译求化机制系列研究之六

生态符担理论视角下的异时计算机中介交际中的外语学习焦虑研究

翻译美学研究综述例6

从目的论角度论庞德现代主义诗歌翻译

“活出历史”还是“亲历历史”——基于目的论视角的分析

女性主义文体学视角下的馈赠话语——以20世纪之交的美国礼仪读本为研究对象

汉英句法结构对比与翻译中的表达——TEM8（2010）汉译英试卷评析

从模因视角看汉语流行语

“第一浪潮”俄国侨民学者、作家的普希金研究

艺术的历险和宿命——《海浪》写作技巧解析

《世界主要国家语言推广政策概览》述介宗教翻译思想探究——《法句经序》与《圣经之序·再序》比较

翻译学呼唤“回归美学”

论翻译文学的独立地位

建国“十七年”间国内鲁迅文学作品英译研究

《外语测试与教学》2011年出版

左边界省略、宾语空缺与连动结构的论元结构

成语的语义和句法结构特征的认知语言学研究综述

回指与汉语中的反身代词“自己”

英汉微观对比研究30年（1977—2007）综述

虚无主义的两副面孔——《尤利西斯》中的现代反抗策略

叛逆与容忍——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郝思嘉与吉妮人物之比较

建构主义指导下的研究生英语视听说教学平台设计

改革英语专业课程体系，明确学科发展方向幅当代国外翻译理论的地图——评谢天振教授主编的《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

《翻译学的学科构建与文化转向》评析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课堂外英语自主学习情况调查

亚非作家会议的民族主义主题

民族意识的陷阱——法农的后殖民理论及其在奈保尔作品中的体现

斯皮瓦克的女性主义翻译思想研究

西方女性翻译理论家及其翻译理论

英汉对比与翻译学科建设高层论坛将在上海海事大学举行

汉诗英译中的变通——以《孔雀东南飞》的英译为例

诗歌比较与翻译研究——以罗伯特·彭斯诗“一朵红红的玫瑰”与三首汉诗为例

“头／Head”的隐喻研究

调查性报道的文体功能与特点初探

语法资源对认知表征的建立：英汉对比研究

论修改及教师反馈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作用

任务型教学法下的大学英语对话式教学

也谈三岛由纪夫

唯美主义和西方现代文学——试以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为例

向心理论在汉语中的参数化——语篇下指中心排序的实证研究

第三届中国英语教学优秀论文评选通知

认知语境发展观与话语交际的语用思考

典籍英译的认知心理框架解读

从原型理论的视角重读“传统译论范畴”

诗词英译与中西文化交流

五四时期关于专用名词的音译标音法的讨论

包天笑在清末民初的翻译及其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中国翻译之最与第一

论语篇衔接的本质、定位及范围——与张德禄先生商榷

驳《索绪尔语言理论新探》的谬误

广告中的评价意义初探

教材编写以培养学生综合应用能力为宗旨

翻译美学研究综述例7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交往的日渐频繁，旅游意识的逐渐增强以及休闲假期趋向差异化发展，都为中国出入境旅游注入了无限动力。出境游方面[1]：2010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次5739万，同比增长20.4%。预计到2011年达6500万人次，至2015年达8375万人次。入境游方面[2]：中国入境旅游人次增长68倍。实践需求是最大推动力。在这种背景下，翻译活动作为国际旅游的媒质，其重要性日渐彰显。恰如魏星[3]（1993）指出，旅游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翻译活动，内容包罗万象，这使翻译过程变得更为复杂、困难。

正是基于旅游翻译的这种复杂性，针对"研究何种译文能较大限度地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求，研究既不或较少得罪原语文本又不受目的语文本读者的抛弃"（陈刚[5]，2004）的翻译策略问题；以及如何在旅游翻译中，最大限度地传递旅游目的地和旅游对象的民族风情、饮食文化、思维方式，历史沿革、宗教典故、地理知识等文化信息，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翻译理论。

旅游翻译理论研究综述旅游翻译理论众多，主流理论如下：

1. 功能翻译理论研究综述

2．顺应理论研究综述[7]

20世纪80年代，比利时国际语用学学会秘书长维索尔伦[8]（Verschueren）就开始酝酿顺应理论；到了1999年，维索尔伦在其著作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中全面阐释了顺应理论，指出语境顺应论是一种动态的语境观。他认为语言使用的过程是一个经常不断的、有意无意的、受语言内部和外部因素左右的语言选择过程，因为语言具有可变性、协商性和顺应性，故人类能够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断地作出选择。[8] 可变性是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语言的协商性是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地、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作出,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语言的顺应性是指"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作灵活变通,从而满足交际需要"的特征。语言的这三个特征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没有变异性和商讨性就没有顺应性，顺应性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人类之所以会不断使用中选择某种语言，是因为这种语言选择具有以下的特点：（1）选择发生在语言结构的任何一个层次；（2）语言使用者作出的选择包括语言形式的选择和语言策略的选择；（3）语言使用者是在不同意识程度下作出选择的；（4）语言选择发生语言产生和语言理解两个方面；（5）语言使用者没有权利在选择和不选择之间作出抉择，因为语言使用者一旦进入语言使用过程，他就只能选择心目中最合适的和最需要的来进行交际；（6）可供语言使用者选择的语言手段和策略不是等同的，因为具体的选择手段和策略受到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的制约；（7）语言使用者在语言手段和策略上所作出的不同选择会导致与它相关的其他语言或非语言因素出现变化

顺应论认为，语言顺应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或多维的，语言顺应语境或语境顺应语言。语言顺应包括：（1）语境关系顺应；（2）语言结构客体的顺应；（3）动态顺应；（4）顺应过程中的意识突显。语言的顺应要依赖语境，故语境关系顺应是语言顺应的关键环节。语境关系顺应强调语言使用过程中的语言选择要与语境顺应，顺应语言不仅是语言成分和语境因素相互适应的双向、动态过程，而且也是语言使用者策略性的选择过程。

3、变译理论--文化差异下的旅游翻译策略

中西文化差异很大，在旅游中体现的尤为强烈。张宁[9]（2000）指出，中西旅游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历史掌故、宗教风貌、园林艺术、民族风情、饮食文化和思维方式六个方面。

因此准确有效的在旅游中传达文化信息，有利于增进了解，促进文化交流，展示中国旅游的魅力，吸引更多外国游客。

变译理论[10]本质上作为一种翻译的宏观方法，是相对于全译而言的。全译是从原文文本出发，着重研究翻译正体的内部问题，对翻译的外部社会功能和变化形式(变译)则缺乏系统研究。全译分为全文全译和局部全译，要求忠实于原作的内容和风格;译者创造性的发挥仅限于词句和修辞手段，如加减词、词义引申、词类转换、断句法等，这些变化都是微调，以尽量减少内容的损失和形式的变化为前提，当内容与形式不能兼顾时只能舍形保意。

变译是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要，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变译种类大致包括摘译、编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译、译写、参译等。变译的目的在于摄取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需要的特定信息，如对原作大段取舍、改变整个篇章结构、译述浓缩原作、合并综述多篇原作等，结果原作和译作之间就可能有很大差别。

无论是功能翻译理论也好，还是顺应理论也罢，本质都是在保证源语原汁原味和目的语读者（游客）可接受式欣赏之间达成平衡。因此，灵活运用变译理论中的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方可实现两种理论的目的。试举两例：

（1）原文为"'烟水苍茫月色迷，渔舟晚泊栈桥西。乘凉每至黄昏后，人依栏杆水拍堤。'这是古人赞美青岛海滨的诗句。"

译文是：Qingdao is a beautiful coastal city.

分析：从中西方的审美差异来说，中国人好中庸，喜欢平衡美，所以句式讲究对仗；中国人含蓄，喜欢朦胧美。而西方人比较直接，所以英语用词注重功能，表达就简单直接。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以为，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种语言间达成功能上的对等。就此例而言，此诗在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采用了"删略"手法就是基于在文化差异下的功能对等理念。

（2）原文为：宝墨园......集清官文化、岭南古建筑、岭南园林艺术、珠三角水乡特色于一体......

译文为：Baomo Garden consists of ......ancient buildings in South China, traditional gardening arts of South China......(引自：广州宝墨园石碑)

岭南现指中国南方的五岭之南的地区，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海南全境，以及湖南、江西等省的部分地区。但这样翻译，累言冗叙，主要是即便按定义翻译，外国游客一样没有概念。顺应理论以为，语言具有可变性、协商性和顺应性。顺应性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因此，此处顺应西方文化，对其进行一定的改译，则简单直白，一目了然。

参考文献：

[1] 中国旅游报，2011-2-14

[2] 中 国新闻网，2011-9-2

[3] 魏星.实用导游语言艺术[M].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

[4] 陈刚.旅游翻译与涉外导游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5] 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t. Jeromy Publishing.2001．

[6] Newmark, Peter.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 New York：Prentice Hall，1988

[7] 杨司桂，冉隆森. 从顺应理论看旅游景点翻译的变通性.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07（4）

翻译美学研究综述例8

一、生态翻译学的基本内涵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一项从生态视角对翻译活动进行综观描述的跨学科研究。胡庚申教授认为，“生态翻译学是一种从生态视角C观翻译的研究范式，立足于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归依，以“适应/选择”理论为基石，是一项系统探讨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跨学科研究，致力于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做出符合生态理性的综观和描述。”（胡庚申，2013）

二、生态翻译学的背景、起源与发展

1、生态翻译学的产生背景

生态翻译学的发生与发展，与时代社会和学术发展的方向是相符合的。首先，它是经济社会转型在译学研究方面的一种反映。其次，生态思潮又是现代思想与哲学转型的必然结果。

2、生态翻译学的起源

与其说生态翻译学的起源，倒不如说生态翻译学建基的三个前提。一是人类认知路径一“关联序链”（这是生态翻译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和依据）。胡庚申教授曾图示了一条“从翻译”到“自然界”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认知视野延展的链条，“翻译语言文化社会/人类自然界”。二是翻译生态和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系统具有类似性和同构性（这是构成生态翻译学生存发展的客观基础和理据）。首先，生态学强调生态环境与生物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翻译生态也是这样。其次，在自然界中，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生存环境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形成一定的生态平衡。翻译生态也是如此。由于以译者为代表的“翻译群落”的思维方式、教育背景、翻译理念、审美标准、实践经验等不同，又由于翻译文本类型、读者需求、接受文化、沟通渠道、规范环境等的差异，这些主客观、内外部环境的不同和差异必然造成“翻译群体”主体的不同的适应与选择，他们必须动态地调整自己，以适应整体翻译生态环境，形成翻译生态相互依赖的动态平衡系统。再次，互利共生是一种生物间互惠关系。在翻译生态中，以译者为代表的“翻译群落”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也同样可以对翻译生态环境发挥着促进、抑制、改造和重建的作用。最后，是自然生态中的竞争排斥原则和“汰弱留强”自然法。翻译过程中也存在大量“适应”、“选择”、“生存”、“淘汰”现象。翻译是一连串优化选择的决定，译文则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结果。三是翻译适应选择论是生态翻译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和基础。翻译适应选择论（胡庚申，2001；2004）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研究。

3、生态翻译学的发展

生态翻译学起步探索于2001年，立论奠基于2003年，倡学整合于2006年，全面拓展“创派”于2009年，可谓是“三年一小步”、“十年一大步”，显示出它作为一个具有新世纪时代界碑而展开探索的研究历程。

三、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与视角

生态翻译学是一种既具有普适的哲学理据、又符合翻译基本规律的译论范式。

1、生态翻译学的哲学理论基础

其一，生态整体主义：以生态的整体观为方法论而进行整体性研究是生态翻译学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对翻译生态系统的综合性论证与整合性研究是生态翻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二，东方生态智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生态智慧“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人为本”、“整体综合”成为生态翻译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和思想依归。其三，“适应/选择”理论：是借用达尔文的“适应选择”学说的原理，经过转意和隐喻，由探讨具体翻译问题所形成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其定义为：“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

2、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对象

翻译生态（“译境”）、文本生态（“译本”）和“翻译群落“生态（“译者”）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翻译生态环境是有层次的：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宏观译学是指翻译生态体系（译学）、中观译论是指翻译本体理论（译论）、微观译本是指翻译文本转换（译本）的“三位一体”研究。

3、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方法

第一，学科交叉。由于生态翻译学是翻译学和生态学的跨界研究，因此以学科交叉的方法开展生态翻译学研究。第二，相似类比。此方法可行性在于，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联、类似和同构。第三，概念移植。既然在生态翻译学研究中运用“相似类比”的方法是可行的，有据的，那么“概念移植”就顺理成章了。可以是生态概念、生态原理、生态术语的移植。第四，系统综观。

四、宏观译学、中观译论、微观译本研究

1、宏观译学研究

着重探讨翻译生态体系。其包括翻译管理、翻译市场、翻译教育、翻译本体生态系统。它们“互联互动”、互为翻译生态环境之外。

2、中观译论研究

着重探讨翻译本体理论。一是关于翻译理论的认识。翻译理论通常应具备的理论元素：译论的哲学基础、能够对翻译实质、过程、策略、标准阐述和对翻译现象解释。二是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何为译”。生态翻译学是一种“翻译即生态平衡”的翻译观；翻译即适应与选择：就是译者在选择性适应特定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由译者自主地做出判断、并进行适应性选择。三是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谁在译”。翻译适应选择论倡导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中心”理念。四是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如何译”。包括翻译过程、“多维转换”的翻译原则与“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以及翻译效果评判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五是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为何译”。从译者角度看，为“求生”、“弘志”、“适趣”、“移情”、“竞赛”；从文本客观功能看，为促进交流沟通、引发语言创新、激励文化渐进；催生社会变革、塑造国家形象、推动译学发展。

3、微观译本研究

着重探讨生态翻译例释。生态翻译学微观研究是通过具体的翻译案例，评析和解读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念对生成文本和解释翻译现象所具有的认知、指导、解释和描述等功能。于此相伴，生态翻译操作若干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也在其中了。以下一一列举生态翻译理念和翻译方法。第一，“多维转换”在文本翻译过程中，通常表现为在对全句、全段、全文总体考虑后，改变单一/单项维度的译文处置，不但做语言转换，还要观照文化内涵、交际意图、心理暗示、美学追求等多维度，特别是关注原语生态与译语生态的平衡。第二，生态翻译中的“掏空”再现。为了适应原语生态、并为译文构建一个与原语生态相适应的译语生态，译者有时又需要“忘记”、“转移”或“掏空”这些信息。第三，生态翻译中的环境“补建”。运用“按语”、“换例”、“解释”等手段来“修补”和“重建”译语的翻译生态环境，以使译文能适应译Z的翻译生态环境。第四，生态翻译中的原生态“依归”。原生态即指原语生态，也指译语生态。原生态“依归”，即指高度依归于原语生态（表现为高度异化处理），也可以指高度依归于译语生态（表现为高度归化处理）。第五，生态翻译中的自然化“仿生”。一是翻译“自然的”、“生态的”内容，以及翻译关于“自然的”、“生态的”文本；二是“仿生”翻译，即模仿自然界的、自然生态的形状，对某些特定文本的特殊翻译处理，以此体现出译文的“自然化”和“生态化”的创意、意象或风格。第六，生态翻译理念的文本“干涉”。是指对形成翻译文本、译事实施和对翻译现象解读的影响与制约方面，即对翻译文本和对翻译研究的种种“干涉”。

五、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应用与研究

1、不同翻译领域的理论应用研究

具有生态翻译学性质的应用研究课题陆续在文学翻译、哲学社科翻译、应用翻译、翻译教学、翻译家、口译、网络翻译研究等不同领域展开。在以上领域中，翻译适应选择论中的“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被作为理论分析工具；也是基本翻译原则。

此外，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翻译史也被有所研究。研究结论：翻译史必须采用一种整合视角。结合中西翻译史的发展历程，从译者历史、文本历史、民族翻译文学生态景观以及特定历史阶段翻译文化景观几个方面探讨翻译史研究的生态翻译学路径，并归纳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翻译史研究的特点。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译学方法论研究，大体可分三类：一是传统、常规的（如描述性翻译研究、归纳、演绎、比较法、语料库研究方法等）；二是生态翻译学本身的方法论研究（如学科交叉、类比、移植、系统综观法等）；三是由生态理性演绎出的其他方法论研究。

从伦理学角度对生态翻译学展开研究，其研究焦点针对翻译生态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胡教授曾类比生态伦理，针对翻译实际，基于生态翻译学研究取向，演绎提出生态翻译学伦理道德四个基本原则：“平衡和谐”；“多维整合”；“多元共生”；“译者责任”原则。

关于译学流派研究，澳门理工学院专题研究论证和阐述了“生态翻译学派”在中国已显雏形。以“生态翻译学派”为例，提出判断翻译理论学派形成的主要标准，探讨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的基本模式。

2、若干翻译现象的生态翻译学解释

关于可译性问题：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解读，所谓可译性/不可译性，是原语生态里的语言、文化、交际生态与译语生态里的语言、文化、交际生态之间的“差异度”问题。差异度越小，其可译性越大；差异性越大，可译性越小。

关于翻译策略选择问题：从生态翻译学角度看，译者面对原语生态和译语生态的制约，他（她）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不论是异化还是归化，不论是直译还是意译，也不论是语义翻译还是交际翻译，这些翻译策略乃至翻译方法，都可看作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所做出的一种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的选择。

关于风格翻译问题：要使译文保持原文的风格，关键在于保持原文生态。文本移植、转换过程中“双语”生态的保持程度，决定了翻译风格的逼真程度。

关于翻译研究“转向”问题：翻译研究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近年来，翻译研究的种种“转向”之说的确不少。哪一个能否被践行？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看，要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强者长存”的生态理性和自然规律。

六、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趋势

生态翻译研究在哲学理据、研究视域、研究范式等方面的发展演变或将成为一种趋势。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哲学基础正由局部适用到普遍适用过渡；从研究视域的角度来看，正经历着由单一学科向跨学科的整合一体衍展。从研究范式转型的角度来看，翻译研究在经历了“直觉主义”和“结构主义”之后，目前正处于“多元主义”的发展阶段，并通过“整体主义”理念的传播与实践，最终向“多元一体”演变。

生态译学的国际化进展。2010年4月生态翻译学研究者们发起成立了“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之后，相继召开三届研讨会。国际翻译家联盟主席对生态翻译学的创立和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在序列举办的研讨会中，外国学者显示了对生态翻译研究的兴趣和参与，并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这一切表明生态翻译学的生机、活力和魅力，也预示着生态翻译学未来的国际化发展。

翻译美学研究综述例9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翻译工作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很多人认为翻译只是一种实践活动，包括很多MTI的学生都是只重视翻译实践，而忽视了翻译理论的重要性。笔者认为，翻译理论是翻译实践活动的基础且具有指导作用，应该予以充分的重视。那么，翻译理论有哪些呢？严复的“信达雅”、克里斯蒂娜・诺德的“功能翻译理论”、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等等原则。上述翻译理论研究得较为完备，笔者在本文中侧重介绍变译理论。变译理论作为新兴的一种翻译理论由黄忠廉于上世纪末提出，在当今的翻译界是具有活力的理论之一。《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主编罗进德对变译理论的评价颇高，“掌握变译方法是新时代译者必备的才能”。

变译观的演进大致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对变译的感性认识，变译观念的萌芽，变译概念的雏形，变译观念的发展和变译观的确定（黄忠廉，2002）。

二、变译与变译理论

首先，是对变译的界定，何为“变译”？黄忠廉（2011）明确指出“变译是相对于全译提出的”。所以界定变译的前提条件是了解全译，全译是指译者将原语文化信息转化为译语以求风格极似的翻译活动。“变译与全译相对而立的依据是翻译中对原作保留程度的完整性”（黄忠廉，2011）。从这种说法中可以得知，变译是非完整性翻译，是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多种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较之于全译，变译的手段多样，这使得变译具有与全译不同的特效。黄忠廉（2002）指出全译与变译的主要区别分为五个方面：首先，信息内容。同全译相比，变译文在内容信息上： 可少于全译，如摘译等；可约等于或少于全译，如编译，原作材料不变，但组织不当或不适合读者口味，或没有标题，译者加上标题，显出层次，便于读者阅读，信息内容未变，但功能和效果优化了；还可大于全译，如译写、译评、阐译等，在内容上较原作有扩充，有拓展，有增加。其次，宏观形式。一般而言，宏观形式上的变最明显的表现为体裁、结构的变化，在量或规模上，原作形式或缩水，或膨胀，甚至是面目全非，原作宏观或微观形式不见了踪影。再次，译者投入。译者的投入可分为时间、智力和知识的投入。全译以较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可能讨不到好结果，变译则以较小或相当的投入追求较大较准的产出，同样面对原作，全译者处处投入，事事要为，变译者可以说“不”，有所译，有所不译。然后，信息质。经变译者定向取舍、用心改造后翻译出来的文字在信息的质上一般要胜过全译。最后，译作之比。“译”在此指全译，“作”指译者（有时兼作者）的创作，是一种独创性劳动。在全译中译者的创造性是有限的；在变译里，一旦需要和可能，译者可以尽情发挥，“作”的比例加大。

其次，何为“变译理论”？对变译理论的阐释可以分为两部分。“简单地说，变译理论是研究变译的理论。具体地说，变译理论是从变译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反映变译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原理和思想体系，它以变译为研究对象，研究变译过程的一般特点和规律，寻求适于一切变译方法的一般原理和方法”（黄忠廉，2011）。笔者更A向于第二种阐释。

三、变译的七种变通手段与变译十二法

该部分主要对黄忠廉于2002年和2014年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一）变译的七种变通手段

1.增

增指在原作基础上信息的增加。增加的方式可分为释、评、写三种。

释。即阐释，是在译文中对原作中某部分内容的解释，包括释典（解释典故）、释古（把古代的解释为现代的）、释义（解释词义或文义）、释疑（解释疑难点）等。

评。即评论，是对所译的内容进行批语或发表议论，包括评估（评价和估计所译的内容）、评价（评定所译内容的价值的高低）、评介（评价所译内容并介绍相关情况）、评判（判定所译内容的是与非、优与劣等）、评析（评价所译内容并加以分析）等。

写。写指在译作中添写与所译部分相关的内容。按空间位置可分：译前写，译后写和译中写。

2.减

减是总体上去掉原作中在译者看来读者所不需要的信息内容，有时是去掉原作中的残枝败叶，有时是挤掉多余的水分，在变译中表现为对原作的取舍。减的目的在于以小见大，让有用信息的价值充分展示出来。

3.编

编即编辑，指将原作内容条理化、有序化，使之更完美更精致的行为。它包括：编选（从原作中选取一部分加以整理）、编排（按一定的顺序将原作内容重新排列先后）、编写（将原作提供的材料加以整理，写成译语文字）等。

4.述

述，取“述而不作”中“述”的含义，包括叙述（即用译语将原文内容写下或说出），也可以是转述或复述，不斤斤于字比句次，只求把原作的主要内容或部分内容用自己的话传达出来，原作形式基本遭到破坏。述基于原作内容，改变原作的表达形式，一律用叙述语言传达内容，所以有摘有编，更有概括。舍细节，求粗略是其特征。

5.缩

“缩”则是压缩，是对原作内容的浓缩，是比“述”更凝炼地用译语将原作压缩的行为。它使信息量由大变小，远小于原作，篇幅由长变短。

6.并

并指合并，是将原作中同类或有先后逻辑关系的两个及其以上的部分结合到一起的变通手段。相关联的部分可能是句、句群、段、篇、章，甚至是书。

7.改

改即改变，使原作发生明显的变化，改换了内容或形式，包括改换（改掉原作中的内容或形式，换成适合译语读者的内容或形式）、改编（据原作内容采用另一种体裁重写）和改造（修改整个原作，以便整个译作适合新的要求）等。（黄忠廉，2002）

（二）变译十二法

摘译是根据译者需求，选取原文主要内容或译文读者感兴趣的部分内容的变译方法； 编译是依据译者特定需求，对原作加工整理然后翻译成文的变译方法； 译述即译者用自己的语言转述或复述原作主要内容或部分内容的变译方法； 缩译即压缩性翻译，以较小的篇幅再现原作主干内容的变译方法； 综述即综合叙述，对某一时期某专题众多外文文献加以汇总、分析，并阐述其研究进展情况的综合陈述； 述评即对众多外文文献进行综述进而加以分析、总结和评论的变译方法；译评即将原作译后再结合其内容展开评论的变译方法；译写即翻译原作全部或部分主要内容加以评论、阐释和扩展的变译方法； 改译即根据特定要求改变原作形式或部分内容，甚至原作风格的变译方法； 阐译即在译者对译文进行全译或变译后再加以阐释的变译方法； 参译即译者摄取外国文献中部分内容并译入创作，引译为据的变译方法； 仿作即仿照原作或译语作品的内容、形式、风格进行译语创作的变译方法。（黄忠廉，李明达，2014）

笔者认为，变译七法是变译十二法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补充和发展。黄忠廉于2002年提出的变译七法为变译理论构建了良好框架，不仅为学者研究学习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同时也为学者的日后拓展和补充奠定了基础。与译七法相比，黄忠廉和李明达于2014年提出的变译十二法更为全面与完备，变译十二法囊括了更多的变译手段，拓展了变译理论的应用范围。

四、变译理论研究方向

（一）十七个研究方向

黄忠廉（2002）在《变译理论：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曾用大量篇幅对变译理论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研究给出了多种方向。

第一，变译的实质，研究变译的本质特征。第二，变译的系统，涉及变译的诸多要素。第三，变通的手段，研究手段及其分类理据。第四，变译的方法，主讲方法论。第五，变译的体系，研究十一种变译方法间的关系。第六，变译的单位，研究与全译不同的语篇单位。第七，变译的章法，研究变译中的篇章结构调整、版权问题和署名间题、原作的著录方式，是译是著的标注向题等。第八，变译的过程，揭示变译的宏、徽观过程。第九，变译的机制，研究变译各要素相互作用的机理；运作过程中有何内在的机制，从读者到变译作品与传统全译不同的机制。第十，变译的特效，研究变译多、快、好、省、有的放矢的效果；多――信息比重大；快――传播速度快；好――信息质量高；省――省时省篇幅；有的放矢―针对性强。第十一，变译的规律，探讨变译的内在规律：译者妥协律、肯定否定规律、整体优化律、循序渐进律、信息失恒律、质量递变律。第十二，变译的标准，变译的标准应根据其实质来定，根据变译的特性来定。总的标准是它是否满足了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具体标准包括：特定读者的定位明确；变通手段的选定准确；变译方法的运用正确；原作的使用价值突出；译者的作用发挥恰当；变译效果的追求到位。第十三，变译的范围，确立不同变译方法所适应的不同文体范围，依次排列为：文艺

第十五，变译读者论，研究变译因读者而变：变译读者的摄取心态；变译读者的有效需求；变译读者的需求调查。第十六，变译译者论，研究变译由译者来变：对待原作的态度；对能力的高要求；译者的服务意识；译者的效率追求。第十七，变译客体论，研究对原作的施变：原作的可变动性；原作的使用价值；变译的供需矛盾。

笔者将这些研究方向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十四个方向，这部分主要是以变译这个客观的理论为研究对象；第二部分包括最后三个方向，该部分主要是以译者和读者两个主观角度对变译理论进行研究。

（二）对比性研究方向

采用不同的分类标准和分类角度，对分类的结果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同一实质的事物，也会产生形式和内容上的不同。黄忠廉（2011）在《变译理论研究类型考》中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和标准，对变译理论的研究方向进行了第二次划分。

第一，现象研究与本质研究。变译研究面临着两个问题： 一是创建理论与方法； 二是弄清中外变译事实。第二，过程研究与结果研究。变译过程研究侧重于变译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结果研究则侧重于变译产品，前者属于本体研究；后者属于翻译文学或翻译文化研究。第三，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历史研究主要研究变译发展的演变及其规律，是对变译的纵向研究；现实研究主要研究当前鲜活的变译现象，对变译展开横向研究。第四，应用研究与纯理研究。产生于事实的理论，首先可形成应用理论，它与实践直接联系，具有可操作性。应用研究包括变译现象阐释考察、变译方法论问题、变译实践论研究、变译教学与变译人才培养问题等。应用理论进一步提升抽象，成为普通理论；纯理研究包括： 对变译现象产生的背景研究，对变译理论内涵的研究，变译理论产生的理据的研究，对变译理论的学科思考等，其他学科理论学说对变译理论的关照。第五，上向研究与下向研究。上向研究就是归纳研究。归纳有两种含义： 一是事实归类； 二是理论推理，从事实中概括出一般原理。既然是归纳研究，就要对变译事实的采集尽量周全；下向研究，即演绎研究。上向研究便于弄清事实，总结规律； 下向研究便于完善规律，建立方法、理论和学科的体系。第六，专题研究与学科研究。专题体系可分为小专题和大专题，单一性专题体系和集合性专题体系；学科体系是专题体系的扩大，是专题体系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单一性专题研究到集合性专题研究，再到学科研究，是一门学科成熟发展的逻辑过程。第七，笼统研究与具体研究。笼统研究包括两种，一是对研究对象认识不清，二是有意识地不分清；具体研究一般是小题大作，将一个问题说透论深。第八，潜性研究与显性研究。第九，综合研究与分类研究。综合研究以人类的所有变译为研究对象，重在探讨变译的共性和变译的本质，从而形成变译的普遍理论；分类研究以某一类变译现象为研究对象，形成某领域独有的某类独特变译的规律与理论。第十，译介研究与原创研究。译介研究是对变译研究成果的翻译与介绍；原创性研究要求研究者具有平视西方译论与尊重汉外互译事实的心态，有独立的研究立场。

笔者认为该种研究方向的分类更为全面系统，较之于前面的分类，此种更具理性，更易于操作。前面的分类为初期的分类，虽然概括很详尽，但是条理性则逊色于后面的分类。

五、变译理论的发展与实践

变译理论仍然是一个新兴的翻译理论，一直处于发展和实践的过程中。

黄忠廉（2002）在《释“变译”》中由变译的各种属性，对其逐一诠释，具体而言有五个角度：由译者来变，因读者而变，七种变通法，摄取的战略，对原作施变。同年，还对变译的性质及其宏观特征进行了整理。2009年就变译平行语料库的相关问题以严复《天演论》为例做了实践分析。刘丽芬和黄忠廉（2001）就编译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探索与梳理。

除了黄忠廉自己的探索和发展，变译理论也被很多学者广泛地应用。这些对变译理论的探索研究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理论的探索研究，代表有周青（2005）、徐朝友（2006）、厉平（2014）、焦鹏帅（2014）、李秀云（2015），等；第二类是实践的探索研究，代表有王皓（2006）、高云（2015）、顾伟（2010）、葛婷婷（2015）、毛莹（2015）、翟韬（2015）、包玉慧、王曦和陈锋（2015）、罗建生、李敏杰（2015），等。

六、结语

变译理论和变译研究的意义在于“多快好省、有的放矢地吸收国外信息。多――单位信息量大；快――传播速度高；好――信息最有效；省――省文本篇幅、省译者和读者的时间；有的放矢是指以最充分最直接地满足（特定）读者对象为目的”（黄忠廉，1999）。变译理论是新兴的翻译理论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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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云.变译理论视角下美剧的字幕翻译之初探――以《摩登家庭》为例[J].英语广场，2015，05：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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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顾伟.变译理论指导下的旅游网站汉英翻译[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2010，10：73-7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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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黄忠廉.变译的性质及其宏观特征[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05：108-110.

[11]黄忠廉.变译观的演进[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08： 46-48.

[12]S忠廉.变译平行语料库概说――以严复《天演论》为例[J].外语学刊，2009，01：116-119.

翻译美学研究综述例10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认知隐喻与翻译实用教程》（以下简称“《实用教程》”）是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叶子南教授于2013年7月所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著作。该书匠心独运，亮点颇多。本文从翻译教材撰写角度对该书加以分析与评价。

一、翻译专著与教材的特色

就内容而言，该书“以学习者为中心”，既具学术性，又兼顾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该书直击现实――“接触过大量翻译理论的学生在翻译的准确性方面并没有显出优势，相反有时还会被宏观理论所牵绊，在翻译时作出错误的选择”。[1]作者在书中交给读者一个实用的显微镜――认知隐喻翻译观，即从认知隐喻的视角来观察英语原文，洞察细微，实现精确的理解，权衡翻译策略，最终把握译文的准确性。

“准确性”是贯穿全书的一条隐形线索。作者以丰富的实例阐明如何才能做到“准确”，还不忘防止过度“精确”。关于“准确”，他还运用皮姆提到的“够好了”（Good Enough）理论、高危险和低危险的概念，质疑了“处处需准确”的翻译策略，启迪读者重新思考“准确”的含义。诚如作者所言，“没有一种单一的方法可以解决翻译中所有的问题，而认知隐喻翻译观当然也仅是意在补充，而非取代”。[2]从更多角度分析文本，可以帮助译者更准确地把握文本，进而采用更符合语境的翻译策略。[3]

近年来，中国翻译界学者在探讨将认知隐喻的研究成果与英汉翻译研究相结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刘法公、肖家燕、张蓊荟、张光明、刘翼斌等人还出版了相关专著。这些专著大多数是由博士学位论文演变而来的，最初的读者对象往往是作为同行的专家学者，其主要目的在于展现作者的博学多识以及在该研究领域的独到见解，重在一家之言，凸显其学术价值，而非供翻译教学使用。《实用教程》是我国第一部从认知隐喻视角来编写的英汉翻译教材，因此，该书的独具特色之处十分值得研究。

1.作为教材的特色之处

教科书除了可读性，还必须具有可教学性。[4]具体来说，相对于翻译专著而言，翻译教材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①主要是教学工具，为教学服务；②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反映主要统辖翻译实践的翻译原则；③内容比较全面，“从一般的原则，到具体的指南、建议和提示”，[5]包括翻译策略、至少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似点和差异以及各类题材的翻译练习等；④应该为学习者提供信息， 具有可操作性和启发性，为学习者留有一定的自主学习空间。

综观全书，《实用教程》的翻译教材特色十分明显，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正在聆听一位资深教授的悉心指导。第一至六章每章最后均设有“本章内容概要”“主要阅读材料”“思考题和练习”等。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主要阅读材料”一节，这一节内容并非单纯罗列书名、篇名及作者，而是结合作者的阅读体验，推荐不同的著作和篇目来让学生有重点地阅读，有述有评，照顾了读者的不同需求。第二章的“概念隐喻跨文化案例分析”一节，指出英汉概念隐喻有时可能近似甚至相同，并提出完全或部分按原文直译的方法通常可行，读者可以清晰地从中找到具体的操作程序。第七、八、九章则完全是翻译实例分析，分别以单句、段落和篇章为重点，渐次展开，具体演示结合认知隐喻知识的翻译策略和操作手法。

另外，该书还专设一个附录“供分析和翻译用的英文原文”，分为句子和短文两个部分，特意给出了练习指示，即“原文语境定位”“翻译目的假设”“搜寻文中隐喻”“确定隐喻价值” “制定翻译策略”和“提供翻译文本”六个步骤，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极高的实用价值。这些练习有助于解决“理论知识没有内化（internalized）”的问题。书末的“起于心还是缘于物（代后记）” 更是意犹未尽，令人回味无穷，掩卷深思。

教科书需要的是一种对视觉和听觉都没有过高要求的“平易语言”，同时应该为撰写方面的斫轮老手，深谙此道。《实用教程》秉承了其一贯的写作风格，“即用浅满足视觉和听觉的审美性要求。[6]叶子南先生可谓翻译教材显易懂的文字将翻译理论通俗化”。[7]作者还很善于运用比喻来讲解高深的认知隐喻理论，读之令人茅塞顿开，“从隐喻角度看译者的表达”一节中“关节点”和“庖丁解牛”的譬喻更是精彩之处，形象生动，便于理解。因此，尽管该书有大量认知隐喻理论术语，但读时并不枯燥乏味。

2.作为专著的特色之处

专著是专门就某一学科领域或某一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全面、系统、深入论述的学术性科学著作。[8]许多教科书正是在专著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集中了专著的精华。虽然两者在论述上都具有全面、系统等特点，但学术价值大不一样。教科书的内容一般是已成定论的事物，具有概括性、指导性；而专著并非都是定论的事物，它具有探索性、权威性。[9]

《实用教程》呈现的是叶子南先生对认知隐喻研究关注十年之久（见该书前言）厚积薄发的原创研究成果。该书与坊间众多翻译教科书截然不同，并未因为“要考虑到理论要点的涵盖面、翻译技巧的周全性”而对翻译学相关知识尽可能地面面俱到；它是在翻译教科书中“进行新的探索”提出了“一家之言”。全书只集中探讨认知隐喻与翻译研究的结合，以专题研究的方式从一点突破，提出了“认知隐喻翻译观”，无疑该书也是一本翻译专著。

学术著作所包含的科学研究成果，一般要以理论形态公之于世，也就是说，必须按照通行的学术规范进行论证，观点要鲜明，逻辑推理要严谨，论据要充分，并按照一定的体例（如引证要有出处，书后应附有参考书目、索引等）；[10]而且，学术著作要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独创性、突破性进展，对某一领域的知识有所扩充，对某一领域的理论有所推进。[11]因此，学术著作通常都少不了文献综述。

《实用教程》全书符合通行的学术规范，具备翻译专著的相关要件。“翻译对等原则简述”“认知对等概念的提出”“翻译目的视角简介”“前景化概念的提出”“前景化概念的发展”等均具有文献综述性质。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有关认知隐喻的文献可谓卷帙浩繁”，但作者能够撷英咀华，仅用短短两章47页的篇幅便对与翻译操作有关的认知隐喻理论作了综述和梳理，让读者能窥一斑知全貌，弄清楚纷繁复杂的认知隐喻基本知识和概念。

更重要的是，学术著作的“理论表述自成体系、自圆其说，而不是一些孤立、零散的格言、定义或随感等”。[12]叶子南在《实用教程》中所提出的“认知隐喻翻译观”正是这样一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论述时，作者寻根溯源，直接从认知语言学的奠基著作中寻找理论依据，善于通过各种例子引导读者利用这些认知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来识别隐喻，并判断隐喻的价值。作者以为翻译研究服务为宗旨，对认知隐喻理论进行消化吸收，始终从中国读者的实际出发进行论证和阐述，不盲目复制英美认知隐喻书籍中的现成例证，而是充分立足本土，尽量用中国的例子来阐释认知隐喻理论。所举的隐喻例子主要以中国读者熟悉的场景和话题为基础，比如“婚姻的长跑”“老板这样把员工蒙在鼓里”“受到冷遇”“真是根竹竿”“你们太左了”“这小子上去了”等，此类例子在书中俯拾即是，容易引起读者共鸣。

全书虽以影响最深远的奈达功能对等翻译理论作为主线，兼及目的论，但对纽马克、皮姆等西方著名翻译研究者的理论也着墨不少。其别提到了皮姆最近提出的自然对等（natural equivalence）和方向对等（directional equivalence），体现了作者紧跟学术前沿、与时俱进的学术态度。

另外，作者在论述翻译理论时，并非唯西方翻译理论是从，而是辩证思考，兼顾中国本土译论。例如，在“注重宏观对等的文学翻译理论”一节，为了论证文学翻译尽量不要释义，作者引用童元方先生的观点，来佐证中国文学翻译理论中也有人注重宏观对等，并不赞同微观对应，文学翻译不是要在细节上求得对等，而是力求在总体上获得等效。在“过于准确的致命弱点”一节论述要防止过度“精确”时，作者还以钱钟书的“化境论”作为论据。就认知隐喻翻译观而言，看似篇幅不多的中国翻译研究者的观点在翻译操作层面的指导意义似乎更大，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

尽管《实用教程》兼具教材和专著两方面的特点，但全书并未采用学术语言，因为学术语言的适用读者群主要是专门做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理论水平较高的读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书也可以说是一本用通俗的教科书语言撰写的学术专著。但该书的学术价值会明显高于一般翻译教科书，具有较高的翻译理论水平和翻译研究深度，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二、 专著型的翻译教材

既具教科书的特点，也具有学术专著的特点，正是作者独具匠心之处――“尽量把它设计成一本教科书，而不是理论专著”，这在翻译教科书中是罕见且难得的。叶子南先生使翻译专著与教材成功地实现了嫁接。

这种做法的意义何在？学术著作的内容通常是对某一专门学科有一定深度的专门研究，其受众面往往局限于少数专业人士。[13]加上要采用不是所有读者都喜闻乐见的学术语言，并且发行量和销售量有限，因此难免会“专业性强，受众面小”。[14]而教科书或教材的语言一般都通俗易懂，发行量和销售量大，则会读者多，受众面广。如果新的翻译研究成果以这种专著与教材嫁接的形式推出，则有利于新的翻译理论或思想的快速传播和普及，更能便于读者在翻译教学或翻译实践中检验该理论的有效性与不足之处。总之，《实用教程》堪称是专著与教材的成功嫁接，戛戛独造，属翻译教材中独具特色的一本，值得向翻译研究者和各类翻译爱好者，特别是翻译专业或翻译方向的教师和学生推荐，相信一定会有益于广大读者的翻译教学与实践。

参考文献：

[1][2]叶子南.认知隐喻与翻译实用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7]叶子南.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第三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4][6]石 鸥，石 玉.论教科书的基本特征[J].教育研究，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