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论文例1

日本动画的创作者以写实的画面风格、精细的画工、细腻的画面逐步形成了一种唯美的绘画风格，这与美式动画偏向硬朗的风格迥然不同。这种唯美的风格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宫崎骏，如《龙猫》、《天空之城》、《地海战记》等。而新海诚的《她和她的猫》与《星之声》中优美的意境与逼真炫目的画面场景效果更是令人击节赞叹。说到类同的人物造型，日本动画的人物有广义类同和狭义类同之分。先说广义的类同，日本动画的人物造型基本都是：明亮的大眼睛、棱角分明的鼻子、尖尖的下巴、完美的身材比例、唯美到极致的外貌等人物设定，以上这些都成为了日本动画人物设定的标配，几乎所有的动画人物都是这样的一个样式。再说狭义的类同，日本动画在人物造型上，因为作者长期创作形成了稳定的个人画风和绘画习惯，导致其不同动画作品中的人物拥有了相似的外部特征，也就是说在每个作者的作品中人物的面孔大多很相似。例如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幽灵公主》中的珊、《魔女宅急便》中的琪琪与《千与千寻之神隐》中的荻野千寻，大友克洋的动画片《阿基拉》中的金田正太郎与《蒸汽男孩》中的詹姆斯•雷•史提姆，手冢治虫的动画片《铁壁阿童木》中的阿童木与《森林大帝》中的莱娅，高桥留美子的动画片《犬夜叉》中的日暮戈薇与《福星小子》中的拉姆等。

（二）电影化和写实化

日本动画注重利用电影镜头语言帮助讲述动画的故事情节，通常我们在看日本动画时是在看构图，看其中的镜头语言。日本动画表现一个人物的动作要划分成4～5个分镜头，每个镜头的动态效果并不明显，然而这些镜头组接起来效果却很好。②可以这样说，日本的动画创作者在制作动画时，其手法更像是在创作电影。押井守的《攻壳机动队》就是这样，该作品着力于镜头之间的切换和连接，其中游刃有余而复杂的剪辑手法完美地做出了流畅的分镜头，让观众看得目不暇接，吃惊于动画也能做出犹如电影般的效果。日本动画在画面处理上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动画创作者在对背景的处理上要求高度忠实于原素材，他们只是在色彩和场景的结构上加以完善，让画面在质感上具有更加接近照片的效果。

（三）优美的音乐

日本动画之所以如此知名，除了题材多样、故事生动、人物造型精美、画面细腻唯美、电影化的画面场景以外，恰如其分地配入相应的音乐能够突出该动画此时的场景主题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也是受众之所以如此着迷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往往这些与该动画相关的音乐也会受到追捧。以久石让的配乐为例，久石让为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创作了很多背景音乐和主题曲都十分流行，如《龙猫》、《天空之城》和《幽灵公主》的主题曲朗朗上口，曲风亲切自然，充满了童真，仿佛把我们都带回了那纯真的童年时代。

二、日本动画中的传统文化

日本是20世纪70年代崛起的动画大国，日本动画在很长的一段发展时期内凭借着鲜明的特征蜚声国际，在日本不论男女老少，都非常热衷于动画及其相关的产业文化。日本动画的文化定位非常准确，并非只是一种单纯只对青少年的说教工具。从《铁臂阿童木》、《圣斗士星矢》到《钢之炼金术师》等，日本动画以对社会深刻思考和人生哲理而著称，它不断演绎着人间的善与恶、美与丑、忠诚与背叛。其跌宕起伏的情节、唯美的画面和电影镜头语言化的人物场景构图等，都给人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因而深受社会各阶层的青睐，并迅速风靡全球。事实上，在这种轻松休闲的文化现象背后，包涵着日本民族浓厚的文化内涵。

（一）日本动画中的本土文化元素

日本动画十分看重并且会经常对日本本国文化进行真实的展示，创作者们充分利用动画片的特性对本土文化元素进行了加工再创作，通过神奇的想象反映创作者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以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之神隐》为例，这部动画便是日本民俗大汇集的典型。首先看片名“千与千寻之神隐”，这个“神隐”就是一个充满日本民俗气氛的词汇。神隐最早见于我国南北朝时期北齐刘昼的《新论•法术》：“天以气为灵，王以术为神；术以神隐成妙，法以明断为工。”所谓“神隐”其实就是被神怪隐藏起来，受其招待，而从人类社会消失、行迹不明。这也在无形中暗自契合了动画中荻野千寻的古怪经历。这部动画电影以日本传统的温泉“汤屋”文化为背景，荻野千寻刚来到这个世界时，就到汤婆婆开的“汤屋”打工，“汤屋”其实就是日本传统的澡堂。《千与千寻之神隐》中出现的“汤屋”在这些部分的陈设就和古代的澡堂完全一样，古意的街道、祭祀神祗的食品街、澡堂挂着的布帘和红灯笼、澡堂内部的木质结构以及墙壁装饰画等，都体现了日式传统的风格，泡澡用的热水用火炉加热，通过埋在墙里的沟槽流入浴室的巨型浴盆里，在洗浴层的上层则是各路神仙的社交场所。从建筑造型上讲，动画片中的“汤屋”与日本四国爱媛县道后温泉非常类似。在浴室里洗去污秽的河神原型是日本小说《古事记》中的海神；无面男是日本春日大社祭经常出现的面具神。宫崎骏没有沿袭原有的思路，而是在符合动画影片本身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润色，使其造型更易为现在的观众所接受，同时赋予它们人性化的一面。

（二）矛盾的二元对立

在日本动画中，常常会表现出鲜明的矛盾二元对立的思想，两个极端的共存、对立、调和是日本动画表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也是日式审美的最重要一环。这种矛盾的民族性格正如《菊与刀》一书中描述的那样：“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日本动画在看似唯美光鲜的外部场景之下，表达的往往是或沉重或灰暗的主题，鲜艳明亮的色调与血腥杀戮形成强烈的对比。宫崎骏作品《幽灵公主》中的麒麟神就是这样，它在白天是生命和创造的化身，而到了傍晚后则变成了毁灭巨人，用无上的能力去巡视，毁灭任何威胁森林的事物。《犬夜叉》也是如此，在第120集中女主人公桔梗就低语：“净就是污，污就是净；善即是恶，恶即是善；生就是死，死就是生。”这几句偈语充分表现了日本民族这种矛盾的二元对立思想。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个人来说，性格的刚性和脆弱程度往往是成正比的。日本这样一个时刻都处在精神高度紧张的民族，却又是一个十分推崇寄情于山水并欣赏的民族。这样的表现不像是一个时刻压抑的族群，实际上日本民族时常徘徊在这样的两极分化中忽左忽右，这样的忽左忽右使得他们始终处在崩溃的边缘，精神的极度压抑在脑中的弦也越绷越紧，这样的心理状态把日本人推向一个又一个濒临崩溃极限。所幸的是，日本动画的创作者已在动画中给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有迷茫，才是人类。正因为如此，人类才希望自己变得更加崇高。

（三）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即对自然的崇拜，是日本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样式。日本是个岛国，不利的地理环境使日本的民族性格中具备了对自然环境根深蒂固的恐惧。古代日本人就把这种恐惧的心理转化为对一切自然的崇拜。大自然代表着日本民族对生命的向往，同时也是日本民族审美意识的基础和源头，是美的蓝本，美的母体，对自然事物的热爱和感悟积淀成富有民族特色的审美情操。继承了这些特点的日本动画也向世人充分展示了日本人的这种独特的自然审美观。比如宫崎骏作品《幽灵公主》中的狼神、山猪神，他们的体型都无比的巨大而且种群数量庞大，随时都可以向人类发起种族间的战争。这些动物神重伤后产生强大的怨念，他们还可以化身魔神对人类展开报复，这些动画形象都代表着大自然无限的力量。在《风之谷》中，随着工业文明破灭之后，自然环境破坏严重，在人们聚居的地方出现了腐海，人们认为腐海散发有毒气体，但腐海其实是一个庞大的环境净化系统，洁净森林世界。而生活在其中王虫就像是自然的守卫者，向一切破坏自然的人发起进攻。在腐海的地下有着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中，地下的树木努力地净化着空气中的毒。

（四）悲情主义

悲情主义是日本动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思潮，这种美学思潮自从它形成后，就始终贯穿在每个日本人的血液当中。悲情主义其实就是“物衰”，由于日本文化早期受到了中国大乘佛教、儒教、道教等的影响，“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又吸收了西方的部分文化，便形成了既不同于国内现今的实用主义美学，又不同于欧洲近代反思去弊的美学，日本的美学学者将美学的思考引向了人生，拥有了自己独特的脉络，即“物衰”美学。日本美学深受佛教影响，强调“物衰”，万物都有衰败凋零的一天，从而进入轮回。大多数的日本动画，都具有这种“物衰”的美学。淡淡的，从容的，讲述一段段人生的绽放与凋零，从头到尾都是“哀而不伤”。日本学者们对这种“物衰之美”的认可已经如同自然法则一般，在日本传统文化中有很深的烙印。如宫崎骏作品《龙猫》中两姐妹之间的互相依赖依靠的亲情，她们期盼母亲病愈出院的急切，以及对母亲归家不得的失望之情，还有小男孩对姐姐的情谊，等等，我们可以从这些细节体会出淡淡的“物衰”之美。

（五）等级观念

日本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所包含的整个观念都是建立在对等级制度的信赖之上的。在一般正常的生活中，同其他人的交往中都必须明确表明人们之间的社会地位差距。像东亚许多国家一样，对长辈要用敬语，与此相关的要有相应鞠躬和下跪的动作相配合，而这些动作都受详细的规则和惯例支配。年轻人在家中接受了这种等级教育后，他们会把在家里学到的有关这些制度的东西用于经济和政治等更广阔的领域。他们要学会对那些地位比自己高的在特定位置上的人表示充分的敬意。在整个日本历史的发展中，日本社会是一个一个严格的阶级和卡斯特（一种世袭的等级身份制度）的社会。这一切在日本动画里就有体现，如日本20世纪80年代由当时的漫画家车田正美创作的经典动画《圣斗士星矢》，虽然故事背景改成了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但是整个圣域的88个圣斗士，从青铜、白银、黄金圣斗士仍然是等级森严的。圣斗士们各为其主，为了正义或者主人的目的而展开残酷的厮杀，这些效忠都是绝对、无条件的，甚至到了随时可以献出生命的程度。表面上好像看到了一场以古希腊罗马神话为背景的虚拟战争，如果仔细看下去的话，就能够发现这些都是日本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的写照。

三、日本动画中东西方的文化融合

日本是一个的民族性格非常复杂的族群。有很多学者认为日本之所以形成现在的民族性格，是历史、地理、政治等方面的因素综合而成，也就是说复杂的形成原因导致最终形成的民族性格也是复杂的，即便是复杂，有一点成为了日本人最明显的性格特征，就是对于东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与融合。对于动画而言也是这样。

（一）东西方绘画艺术在日本动画中的体现

动画自诞生以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从早期的二维平面动画发展到今天的三维立体动画，但无论是二维平面动画还是三维立体动画，画面在动画片中起着最为直接和重要的作用。画面仍然是日本动画中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而线条和色彩又是绘画艺术中最为重要的两大元素，尤其是对二维平面动画而言，更强调张力十足的线条和丰富明快的色彩。也正因为如此，二维平面动画对于艺术创作者的绘画功底和造型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东西方的造型艺术中，东方重线条的表现，西方重色彩的表现。而日本则吸收了两种造型艺术的特点，发展出了富于日本特色的造型艺术。

1.中国绘画中线的艺术在日本动画中的体现线

在艺术上的功能，首先是勾勒物体轮廓，其次是对人类情感的象征表现力。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线条的作用从勾勒物体的轮廓向表现人类情感的象征表现能力转变。线条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独擅的一种艺术语言，并且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的骨架和支点。通过线条的形态，将从外界悟得的意境与胸中所蓄之情感寄予笔端，迹化于外。所谓以手写心、心手相应、意在笔先、画成意足的高妙境界，只有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才能体会到。随着中国传统绘画传入日本，线作为艺术语言，无论从技法还是从功能而言，都得到了日本艺术家们的借鉴和学习。日本艺术家通过吸收了中国画中线的技法，以纤细的笔法和秀雅的墨色，表现了日本自然风景中的清新。这在日本动画中得到了体现，如宫崎骏作品《幽灵公主》中的背景画面是宫崎骏精心描绘出来的，这些都是对于线条的运用，线条有表现作者情绪的作用，所以这使得《幽灵公主》的画面，既具有细致精细的真实性描绘，也具有飘逸灵动性非真实的时空再现。这样，往往使我们感觉到自然仿佛就在身边，而我们似乎又离自然很远，如同在梦境中一样，产生了一种亦真亦幻的效果。

2.西方绘画中色彩的艺术在日本动画中的体现

色彩是日本动画中另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与线条不同的是，色彩的运用源自西方的绘画艺术。色彩在西方绘画中谱写出了一番壮举，纵观整个西方绘画的发展过程，简直就是一部色彩的发展史，在经过了古希腊绘画、早期基督教绘画、哥特式等艺术形式的发展，色彩得到了广泛运用，确立了以色彩展示空间、表现空间质感的西方绘画传统。到了14世纪，经过了几代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们的发展和探索，西方绘画就此进入了色彩的世界中，当时西方的画家们摒弃了线条而钟情于光影的效果，并结合了当时的光学、透视学等学科的知识，使得色彩科学化，就此与东方绘画背道而驰，走上了理性的发展之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开展了脱亚入欧的运动，日本绘画大量地吸收了西方绘画中诸如色彩、透视、明暗等技法，同时又继承了东方绘画的线条艺术，把写意与写实融为一炉，形成了日本近代绘画。《浮世绘》可以说是日本近代绘画的代表作，它充分体现了东方线条的写意风格和西方色彩的写实风格，以绘画为基础的日本动画当然也在色彩上尤为突出。以宫崎骏的动画电影为例，在他的动画电影中我们通常可以看到：海边的欧洲小镇，拾级而上的古老教堂，陈旧却干净的雕花窗框，布满青苔的红色屋檐，光滑的青石路，洒满树荫的乡间小道，生生不息的绿色原野，洁白的云彩，温和的海风，这些画面都表达了每一个普通人内心不平凡的爱、包容和智慧，这就是色彩的魅力。宫崎骏的动画电影中，色彩讲究西方色彩的科学性，在色彩变换上注重观众的主观性感受，主要以青、蓝、绿为色彩的基调色，运用这三种基调色调和再现出了自然和植物的原色。这样的色调虽然简单但却并不单一，我们可以从画面看出这三种色彩的色位差是否符合自然界颜色的真实，他借鉴了西方油画中逼真写实性的特点，色彩上又不采用西方油画中油彩的厚与浓，而是在色彩中调和了水的纯净清澈，赋予色彩水的滋润感，整个画面看上去轻快、明亮、清新，这一点倒是符合了东方的审美。

（二）西方音乐与日式画面的融合

动画是一门综合艺术，虽然画面十分重要，但是没有音乐的烘托，即便是再精美的画面也营造不出动画创作者要求的意境。好的动画音乐会配合剧情、人物性格而出现，还有音乐会帮助动画描绘动画人物的心理，这样动画会更加完美。日本动画也吸收了这一点，音乐都会在适当的地方出现，与适当的剧情相配。在宫崎骏的动画电影中我们就能清晰的感受到：《天空之城》运用许多爱尔兰民间音乐，风笛的浅唱低吟烘托出了悠远飘渺与悲伤的情愫；《魔女宅急便》糅合了吹管乐和美国乡村音乐风格，吉他的扫弦技巧所展现出的欢快与俏皮契合了本片少女的主题，充满了异域风情；《千与千寻》配乐用钢琴独奏与弦乐编曲，描绘了小女孩荻野千寻调皮、可爱、奇趣、踌躇、犹豫、不安、感伤的情感世界。这些都显示出宫崎骏动画配乐的独运匠心，在世界范围内流传至今。

（三）西方文化背景与日式画面的融合

日本动画题材的选取非常广泛，有东方的，也有西方的。东方的自不必说，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东西方冷战格局走向崩溃。与此同时，日本战后的泡沫经济彻底瓦解，整个社会陷入了经济不振和方向迷失的泥潭。日本在这个时候正好也是各种思潮迸发的时期，众多的日本动画创作者的思想都受到全球一体化的影响，很多创作者创作出了一系列在当时具有相当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动画，他们的动画都采用了西方的讲述情节的模式或直接取材于西方故事来讲述日本当时的问题。如宫崎骏的《魔女宅急便》借助一个13岁的小魔女独立和成长的故事，表达了当时很多日本人面临的处境和对生存现状的思考，以及作者对于一些日常性问题的思考。《千与千寻之神隐》改编自德国作家米夏埃尔•恩德《讲不完的故事》，虽然这是一个来自异域的故事，却配上了日本传统的文化背景，给“汤屋”的每个浴房供暖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锅炉，而给“汤屋”和日本传统街道却配上了电梯和现代的海底隧道系统，整个动画的背景既充满了日式的神秘，又不失西式的活泼自然，亦古亦今、亦真亦幻，为动画故事的开展准备了一个充满神秘奇幻色彩的舞台。

日本文化论文例2

日本漫画指日本国内制作或发行的漫画，包括故事连环画和四幅一组的组画，它是画面组合作品的总称，也是指刊载这类作品的杂志和单行本。高度发展的日本漫画已经成为世界漫画当中具有独特风格以及庞大影响力的流派。多数日本漫画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而具有这类特征的漫画常被称为日式漫画。

1．日本的动漫文化的发展

有多少经典无法忘却，有多少瞬间需要铭记。现在，让我们顺着历史的足迹，将日本动漫发展的脚印一一踏过……

现代日本漫画的发展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漫画在日本的社会地位及人们对它的认识在不断变化。

第一阶段（“二战”后的第一个十年）：“玩具时代”，漫画只是供孩子娱乐的道具。

第二阶段：“清楚时代”，漫画被视为低俗、浅薄的读物。

第三阶段：“点心时代”，父母和教师勉强允许孩子在不妨碍学习的前提下看一点漫画。

第四阶段：“主食时代”，1963年TV动画《铁臂阿童木》在电视上连续放映，许多家庭中的大人和孩子一起观看，漫画的到社会肯定。

第五阶段（二十世纪70~80年代中期）：“空气时代”，漫画已经成为青少年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六阶段（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记号时代”，漫画称为青少年之间相互沟通的记号。

2．日本漫画流行的原因

大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的漫画慢慢地在中国传播开来，很多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都看过很多日本动漫。为什么日本漫画会那么流行呢？

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漫画有着非常强的针对性。日本漫画是按照读者群的年龄和性别进行分类的，可分为儿童漫画（以6～11岁的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漫画，内容简单易懂，如《哆啦A梦》，《樱桃小丸子》等）、少年漫画（以6～18岁的少男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漫画）、少女漫画、唯美漫画、女性漫画（以超过20岁的女性，尤其是家庭妇女和白领女性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漫画）如：会长是女仆 、青年漫画（以18～25岁的青年男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漫画，有着更多成人化的元素，内容多表现上班族和大学生生活）等等。

3．日本的动漫文化的特点

⑴天真烂漫的樱花情结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漫画中运用大量樱花渲染气氛，镜头和画面里无所不在地充斥着对樱花的浓重描绘。樱花不仅成为日本荣耀的象征，更是美与悲哀的诠释。樱花的身影大都如影随形地出现在与其的生命特征相吻合的颓废而唯美的片段中。所以日本动漫作品中往往出现的一些“自讨苦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深受强烈的文化底蕴的影响。于是在我们眼里樱花就是“那么回事”，但日本人对樱花保怀的情感之溢于言表，并不在我们所能理解的范畴内。就像南京大屠杀在国人心中造成的阴影，也不是很多日本人可以深切体会得了的。

⑵武士和武士道精神是日本人遗留的璀璨精华

动漫是战后日本流行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不仅畅销全球，成为财源滚滚的经济支柱之一，而且已经担负起对外推销日本文化、改善日本国际形象的重要使命。

在绚丽多姿的日本动漫界中，以武士、浪客为素材的故事创作形成了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线。这类题材的运用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并广受读者好评。

日本武士在漫长历史的发展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他们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身不由己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漫画家们在叹息武士道消逝的同时，也突出强调了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年间，末期武士的悲惨命运和凄戾人生。

青少年们倾心于日本动漫，甚至把某些超人气的动漫人物奉为偶像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觉得其中蕴涵着非常积极的进取精神。这正是青涩少年的单纯可爱处。其实日本民族的“进取精神”远不止这么简单——那在很大程度上是“武士道”的现代流行版。

在日本某些人的精神世界里，以“天皇崇拜”为精神支柱的武士道与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的根基之深厚、影响之广泛超乎一般人想象，连意在娱乐休闲的动漫也不曾幸免。

⑶生吞活剥的“拿来主义”

很早之前就有人针对某大师级的动漫制作人将作品中人物的勾勒趋向欧美化表示出相当的成见，并遣责日本动漫界有崇洋的嫌疑。其实对于强健和曲线优美的体态甚至是优越的先进科技的顶礼膜拜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说成崇洋便有些严重了。毕竟日本奉行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与西方国家的体系一气呵成。当然其中的一些逻辑思维也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性观念”“暴力美学”等等。这并不是说这些东西只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里才看得到，也不是说它们同绝对的恶劣和丑陋具有某种从属关系，而是说它们在彼此的意识形态上的等同性是对应的。而且某些观念的流露并不仅仅局限于动漫领域，而是通过深厚的文化基奠向各种社会关系和现象延伸开来。但这也不表明日本人只知道一味地追求西洋理念，而对于东方文明的古香古色则冷落地怠慢。

综上所述，日本动漫自有其积极的一面，然而作为日本文化的直接产物，同样存在浓重的文化痼疾。透过日本动漫中的一些经典作品，人们可以发现日本文化中与军国主义幽灵相关的“强者的专制”、“无根的偏执”、“极端与矛盾”、“救世与物哀”等特点。

二十一世纪以来，日本动漫真正进入了全盛时期，动漫每个季度都有许多作品问世。许多全新的动漫文化开始兴起，比如后宫系、催泪系、BL系、GL系之类，每个领域都有不少狂热的支持者。但是，作品多，难免会鱼龙混杂。这就造成了作品泛滥，经典稀少的场面。动画开始向快餐式的娱乐作品靠拢，而真正有特色有内涵的片子却越来越少，撑场面的还是之前黄金时期中的诸多经典。这确实是很让人忧心的事情。我们由衷的希望，优秀的日本动画能越来越多，日本动漫界能摆脱目前浮躁的情绪，将之前的辉煌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日本文化论文例3

一、引言

随着日本动漫画事业的发展，“可爱”一词已经成为日语的外来语，受日本“可爱文化”的影响，在香港、台湾、新加坡及世界各地，“可爱商品”特别流行。为什么会有此现象，其原因何在，日本人为何如此推崇可爱？下面就日语里 “可爱”的真正含义，使用“可爱”的文化背景，“可爱文化”的利弊等进行探讨和诠释。

二、日语里可爱的含义及其文化背景

1.日语里可爱的含义

日语里的「可愛い含有可爱的，心爱的，讨人喜欢的，小巧玲珑的，宝贵的，小型的等含义。即平常用中文音译过来的“卡娃伊”，这是日本女性特有的感叹用语。日语的“可爱”和汉语中的“可爱”一词的意思及使用场景不同。也就是说日本人对“可爱”一词的理解有深刻的含义及其文化背景。

在中国，只有小孩儿才会被人称为“可爱”，成人被人称为“可爱”是有嘲讽的意思的。“单纯得可爱”，“傻得可爱”等等。

日本人称人“可爱”的时候，不考虑年龄因素。年纪大了以后，想成为“可爱的老奶奶，可爱的老爷爷”。意思是老年以后不想变成古板无聊的老人，想成为讨人喜欢的、随和的老奶奶、老爷爷。的确，朝气蓬勃、待人亲切的老奶奶、老爷爷很可爱。用汉语理解就是很值得人喜爱、爱戴。日语中有这样一个对任何年龄层的人都可以使用的赞美的词句“可爱”，用起来的确方便。

2.可爱的起源

日本人对「可愛い（卡哇伊）的审美意识可以追溯到日本的平安时期。平安时期有名的女作家清少纳言在当时就指出了：“凡是细小的都可爱”，而且在作品《可爱的东西》里不断以稚趣作为说明的例子：“三岁左右的幼儿急忙地爬了起来，路上有极小的尘埃，给他很细致地发现了。他用很可爱的小指头撮起来给大人看，实在是很可爱的。留着沙弥发的幼儿，头发披到眼睛上边来了也并不拂开，只是微微地侧着头去看东西，也是很可爱的。”如上所述，日本传统美学观念中对“可爱”的鉴定，早已包含及孕育出对细小及童稚的“可爱”意识。

当今的日本人追求可爱，与其说是时尚潮流，不如说是具有日本特色的审美观和社会文化。日本传统美学崇尚谦逊、纤弱和童真。而可爱的服装和装饰品普遍造型小巧、设计简洁、色调柔和，恰好是日本传统美学概念的最好诠释。

3.可爱产生的背景及其原因

日本高中女生和年轻白领女性是追逐可爱物品的主要群体，对她们来说，可爱是一种确认自我的工具。她们中的大多数喜欢和别人一样的打扮，别人有的东西自己也希望拥有。即使本人愿意展现自己的个性，但往往由于都去搜寻杂志上刊登的衣服、饰品，模仿上面的发型，最终大家都趋于雷同。在近似的审美倾向的指引下，她们一旦发现可爱的东西，很容易产生共鸣，朋友之间就确认对方和自己是同类型的人，获得一种归属感。近年，日本年轻女性频繁使用的可爱一词，除“小巧而值得喜爱”的原意外，还有“好”、“满意”等含义，另外还可以表现对动漫或游戏等各种媒体中某一对象的倾倒、执著之情。

日本女性喜欢被可爱的事物包围，渴望使自己变得可爱，这与日本社会中依然存在的“男尊女卑”观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爱的女性往往看起来是柔弱无助的，能够更清晰地反衬出男性的主导地位。

另外，可爱不仅仅是女性，男性也卷入了可爱风潮，他们喜欢给人可爱感觉的流行服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除部分女性的可爱是外界强加给她们的之外，更多的人是积极地选择了可爱的风格。这时的可爱可以说是反抗日本社会规则的武器和策略，尽管这种反抗在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日本社会规矩繁多，上下级关系严格，人们普遍感到压力大、责任重。于是，一些成年人不自觉地接受了可爱风格，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比起成长为社会人，他们宁可继续当一个孩子。即使是公司要求统一穿套装，他们也会在手机上粘贴可爱的贴纸，或在挎包上挂个小毛绒玩具。当然，也有人出于一定的目的而求助于可爱风格。一般来说，可爱的下属容易得到上司的喜爱，同时，上司也不会把可爱的下属视为威胁，这样上下级关系就变得比较融洽。

三、日本人推崇可爱的具体表现

1.孕育“可爱商品”的经济效应

日本现代年轻人热衷可爱的文化氛围势必孕育出“可爱商品”。其中最大的成功例子首数Kitty猫。这只没嘴巴的小猫从30多年前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世界各国女孩的追捧。它的形象已经被印在两万多种不同的商品上，行销40多个国家，每年为版权所有者和使用者创造近百亿美元的利润。宠物小精灵也掀起了世界性的热潮，其产品每年的销售额高达51亿美元。

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显示，全世界放映的动画片中，有近六成是日本制造的。日本动漫、影视和电玩产品，于1992至2002年间增加了300%，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出口产业。如今，美国规模较大的录像带出租店都有日本动漫专区，日本动画更是在世界各国的电视台竞相播放。

日本文化论文例4

其次，在日本的道歉方式的表达中，虽然道歉词汇的使用频率比较高，并不代表日本人在任何场合、针对任何事情和对象会做出相应的道歉，这和日本民族所奉行的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具体来说，日本人在自己的内部人之间，包括家庭成员之间，工作的同事之间或者朋友之间，他们会用积极主动的道歉方式来促进彼此关系的深化和开展。但是对于和他们自己有着利益冲突，特别是涉及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荣辱时，他们道歉的嘴巴则显得非常吝啬甚至绝口不提，这也就是时间过去近70年的今天，日本对二战时期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侵略造成的严重的损害和创伤，一直保持缄默，甚至公开拒绝道歉的原因之一吧。再次，根据日本语的表达方式，我们发现日本人在道歉时虽然是简单坦诚的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他有一个渐进的道歉过程，或者是一套语言体系，从道歉前期，到道歉中期再到道歉后期都有一套逻辑严密的语言结构，让人不得不佩服日本语道歉方式的博大精深，复杂莫测，让人生不出气，无话可说。日本人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能遵循明确的善行标准做事，不能权衡各种义务，或者不能预见人际交往中的尔虞我诈，就是一种“耻辱”。他们认为，耻辱为美德之根。碰上这么道歉的民族，连上帝来了都会说：阿门。

日本文化论文例5

一、日本文化形成的背景：继承传统、融合外来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一直接受着东西两种文化的影响。在东西两种文化的碰撞、交流中，日本人实现了两种文化的交融，形成了日本的特色文化。

日本是四面环海的岛国，在古代，海洋既成为免受外敌人侵的天然屏障，也阻隔了与外族的文化交流。因此，在这样封闭的地理环境下，本民族的文化得到了很好保存，同时也形成了日本人自我独尊的心理与性格。他们将自己国家称为神国，将天皇奉为太阳神的后裔，对“国粹”有着特殊的癖好。而当他们打开国门，跨过海洋接触外面的世界时，面对他国的先进文化又产生一种自卑心理。在这种自尊与自卑的矛盾心理的驱使下，日本对于外来文化既能够积极诚恳的吸收，又不会照抄照搬削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是将外来文化进行“日本化”的处理(所谓“日本化”就是日本人根据实际需要，对外来文化进行选择、模仿、融合和创新的过程)。古往今来，在日本经过此种方法“过滤”的外来文化可谓不胜枚举，但一切错综复杂的外来文化不但没给日本文化领域、精神世界带来混乱不堪的局面，反而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特色的日本文化。

二、日本文化对日本社会教育活动的影响

文化是教育的上层建筑，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文化与教育每时每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众所周知，日本社会教育是促使日本迅猛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社会教育活动能直观地反映出社会教育的发展情况，是研究日本社会教育的一条捷径。日本的社会教育活动按照涉及的教育对象可分为：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成人社会教育活动、女子社会教育活动及老年人社会教育活动。许多学者仅从教育本身出发探讨日本社会教育活动开展情况，而笔者认为从日本文化视角出发，更容易找出日本社会教育发达的深层动因。但由于能力有限，笔者将仅从较有代表性的日本文化――集团主义、个性主义及儒教思想这三方面出发来研究其对日本青少年、成人及女子社会教育活动的影响。

(一)集团主义、个性主义与日本青少年及成年社会教育活动

集团主义是日本重要的传统特色文化之一。它是受到日本封闭的地理环境、较为恶劣的生存条件和单一的民族成分等外在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是日本本土与生俱来的典型文化。日本人相信“集团具有超过自己的超人的能量”，并非常忠于自己所属的集团。在集团内部，强调“和谐”，但在集团间，则有着激烈的竞争意识。这样特别的传统文化意识早已在日本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其影响必然渗透于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具有普及文化思想作用的社会教育更不例外。集团意识悄无声息地调控着日本的社会教育活动，尤其是青少年及成年人的社会教育活动。早在15、16世纪，在日本各地村落中，就有被称作“若者组”、“若众者”等的伙伴集团组织，它们对青少年实行非正规化的类社会教育。明治维新伊始，日本引进西欧文化，推行文明开化事业，尚处在萌芽期的社会教育为了确立和加强天皇权威，开始推行民众教化，统一民众忠于新国家的集团意识。在甲午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因战争所带来的贫困问题引发了激烈的社会矛盾，为了稳定民心，日本开始重用社会教育手段，设立“通俗教育调查委员会”，并鼓励组建地方青年会等青年团体。通过选定、编撰图书，举办展览会、讲演会等活动，对青少年及成人进行教化，灌输为国家服务、顺从国家的意识。从此时到二战结束，日本这种以集团主义为方法、以国民教化为目的的社会教育思想一直是控制青少年及成人社会教育活动的主导思想。二战后，美国间接控制了日本，带来了教育民主化、个性化、法制化的思想，使一直只受集团主义控制的社会教育退出了历史舞台，日本社会教育开始呈多样化发展，社会教育活动也随之丰富起来了。

个性主义可谓日本的“舶来品”。日本自古受儒家文化影响，其社会结构是集团主义的，个性主义是受到轻视与排斥的。日本开始重视个性主义是在二战后，受美国影响，尊重个性的思想得到了认可。反映在社会教育活动上，就是开始注重个人性格与喜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参加各种活动。对青少年社会教育活动强调职业与道德教育，注重培养青少年的独立自主精神，且更注重培养协作服务精神与爱国精神。进入60、70年代，日本到了经济高度发展时期，人们余暇增多，使人们在物质生活需求满足的同时，又产生了改善精神生活的愿望。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教育活动的形式与内容也逐渐多样化起来。在校青少年的社会教育活动，主要是利用社会上的青少年教育设施及体育设施开展各种活动。如爱家乡活动、交友活动、社会义务活动、野外活动、集体住宿教育训练、劳动生产见习、各种体育活动等等。目的是培养在校青少年的生活、活动能力，养成其主体性和社会自觉性的态度。校外劳动青年的社会教育主要是通过青年学级、劳动青年学校、青年教室、青年国内研修、青少年团等组织实施教育。教育内容主要是教养、情操、兴趣；体育、娱乐；家庭生活；市民意识；职业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青少年伙伴集团的意识、讴歌青春，深化文化素养学习，增进职业技能，强健体魄，使青年具有连带感和充满生气。这一时期的成年人社会教育活动的本质在于为满足成年人适应现实生活需要的学习要求而提供相应的学习帮助。通过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各级各类学校的开放讲座、展览会、讲演会、发表会、培训班等活动，帮助成人提高职业技术水平，陶冶情操、提升素养，舒缓生活压力等。进人80年代，终身教育思想引入日本，为日本社会教育指明了方向。青少年的社会教育活动除了继续加强以往的活动外，还注重国际交流，和平问题的活动等等。成人社会教育活动则注重通过丰富的信息手段，帮助成人继续学习，提高职业技能，培养成人多样的生存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知识高速更新。并且还开展各种兴趣培训班，开设烹饪、实用外语、书法、音乐等课程，来丰富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

总之，日本的传统文化――集团主义和战后民主化的产物――个性主义，在现代日本是追求它们的和谐统一。体现在青少年和成人的社会教育活动上，就是既要尊重青少年与成人的个性，允许个人视自身的情况发展自我，又要适时培养伙伴意识，拥有适应性、协作性、纪律性、责任感、自主性和协调性的素质，避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泛滥。由于两种不同文化教育的相互制约，使日本人具备良好的素质――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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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努力奋斗与他人良性竞争，又能够无怨无悔地忠于自身所属集团。这样的日本人民使日本社会处于较为稳定的发展状态下，带来了日本经济的腾飞。

(二)儒家思想与日本女子社会教育活动

中国儒家思想传人日本后，深刻影响着日本的道德意识观念，并随着儒学日本化的完成，而成为日本传统的思想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儒家思想就对女子道德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早在室町时代，就很重视对女性贤淑文雅、观念的教育，特别是上流社会更注重“三从”之道，以优雅为德的教育。江户时代，由日本化的儒家思想转变而来的儒教主义成为贵族和庶民女子家庭教育的共同方针，不但贵族强调“三从”“四行”教育，庶民女子也学习坐作进退(礼仪作法)的教养、女子道德和女性修养的基本观念、社交礼仪、社会常识、百般知识的涵养等等。到了明治初期，在“文明开化”的政策下，启蒙思想家和自由民权活动家的男女平等的妇女观、女子教育理论曾盛行一时。然而，在国家主义的影响下，基于家族制度的“贤妻良母主义”妇女观又开始抬头，并与后来的培养“军神之母”的军国主义女子教育思想共同成为二战前女子教育的主导思想。战后民主化思想的传人，给女子教育带来了新气息。为了适应妇女走向社会的需要，变革落后的妇女意识，开展了女子社会教育。女子社会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有行政开设的学级和讲座，如妇女学级、乳幼儿学级、妇女讲座、妇女教育、母亲教育等；民间团体、企业或志愿者组织的小组活动等。学习内容主要包括家庭生活、儿童教育、社会生活、生产和职业生活，健康、安全、兴趣方面等。

从女子社会教育内容不难看出，女子社会教育并未完全逃离儒教传统思想的影响。活动内容非常注重女子修养、家庭生活方法、健康、消费等方面的训练，反映出以往“贤妻良母”主义的观念。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女子社会地位的提高，女子社会教育也开始注重传授基本经济、法律的基础知识，培养女子的职业观，使女子不再只为家庭做出牺牲，帮助她们走上社会、走向独立。即便如此，由于性别、心理等方面因素，有关女子修养、家庭生活、兴趣等方面的社会教育活动仍是最受女子欢迎的学习内容。

三、借鉴与启示

当今已步人知识经济时代，对人们的身心素质、知识结构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作为发展大国，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必然要提高对大众的教育意识，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学习化社会势在必行。而作为构建学习化社会重要手段的社会教育如何发挥作用是所有教育人所关注的。通过对日本文化与日本社会教育活动关系的分析，我们看到文化对社会教育的深远影响，重视这一影响，对清晰、灵活地运用社会教育是非常有帮助的。因此，通过以上对日本文化与社会教育活动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认识和启示。

首先，继承和充分利用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发展社会教育的基础。日本社会教育的发展历程表明：只有充分利用、控制、把握好民族文化传统才能使社会教育的发展适合于国情，更好地造福国民。03如日本的集团主义、武士道精神等都是日本的本土文化，在当今的社会来看，其中有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也有腐朽的因素，但日本人能够扬长避短，没有一味地将传统文化全部抛弃，而将其精华之处，发扬光大，尤其在社会教育方面，在传统集团主义意识的指导下，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增进团结，提高凝聚力。这一方面很值得我国学习，对现代而言，在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中，有值得我们骄傲的方面，也有桎梏我们思想的因素。如果能将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很好地利用于我国的社会教育事业，对于我们这一泱泱大国国民素质的提高、社会的进步会有很大帮助。

其次，思想解放，敏锐地发现外来文化并主动吸收，是发展社会教育的主力。oo自明治维新以来，西方文化思想就涌进了日本，但日本没有闭关锁国地全面抵制外来文化，而是根据本国情况，有选择地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这种“胸怀”和“智慧”，使日本在东西文化融合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极大地促进其社会的迅猛发展与进步。在社会教育方面，引进外来民主，个性主义，并利用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使社会教育更加大众化，促进了国民素质的提高，为国家发展积蓄后备力量。

日本文化论文例6

一、引言

由于地缘因素,中日两国的交流历史悠久。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两国的交往史可以上溯到两千年前。在漫长的交往中,日本积极学习中国,汲取先进文化。因此,日本文化的形成、发展一直为中国文化炫目的光环所笼罩,以至于历来不少人认为,日本文化只是一种亚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附属品。

进入19世纪,日本逐渐感受到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险。明治维新后,日本主要的学习对象也变为西方列强。西方先进的制度、技术乃至文化理念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为日本文化注入了另一股力量。自此以后,日本文化的双重结构、日本文化的发展方向成为日本学者争论不休的主题。

日本文化是否存在独特之处?日本人如何认识本国传统文化?本文将按照时间顺序,分别从古代、明治维新前夕至二战、二战结束后三个时间段展开分析,在概述日本文化发展过程的同时,分析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定位情况。

二、古代――未成形的文化意识

一般认为,日本列岛人类活动的历史约二十万年。其新石器时代开始于约一万两千年前,以绳文式土器的制作为特征,其间居民依靠狩猎、捕鱼生活,直至公元前3世纪开始种植水稻,使用青铜器、铁器,进入弥生时代。在当时的中国,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发达的中国文化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多个以氏族为中心的小国家得以产生。可以认为,弥生文化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

经过以绳文、弥生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阶段,日本在4世纪逐步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文化获得了进一步发展。随着4世纪中叶以后大陆移民的到来、6世纪中期佛教的传入、7世纪遣隋使的派遣,日本在中国南北朝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带有鲜明佛教特色的飞鸟①文化;其后,遣唐使的派遣、唐代文化的辐射使日本文化继续发展,以白凤文化②、天平文化③为代表。由于这段时期的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一般将其称为“汉风文化”或“唐风文化”,而与此相对,平安时代④中期以后形成的优雅的贵族文化被称为“国风文化”。据此不难看出,日本人对该时期文化的独创性是颇有些自信的。需要说明的是,平安时代中后期,随着唐朝的衰弱,遣唐使已正式废止,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力有所减弱,该时期的文化以具有日本特色的和歌、物语为主要表现形式,充分体现出日本人细腻的感觉世界。

平安时代后期,武士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此后,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先后建立。由于该时期战乱频繁,充斥着世事无常主题的军事题材小说极为盛行,如实体现了时代的特征。同时,民间文化也继续发展,出现了能、狂言等极具特色的艺术形式。继而,进入安土桃山时代⑤后,基督教的传播、织田信长等人对佛教权威的否定,使日本文化以往的佛教色彩持续淡化。另外,作为该时期文化代表的军事设施、城郭的建筑风格,也无不体现出日本式的美感。

1603年,江户幕府建立,市民文化在该时期大获发展,丰富多彩。宏观方面,幕府为维护封建统治,在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的同时,大举宣传、普及朱熹的儒家学说,作为其统治的理论依据。朱子学作为正统学说,无疑是当时的主流文化。与此相对,部分文化人也开始了日本古典研究。可以说,日本国学研究的确立,是在外来中国文化的影响、激发下实现的。贺茂真渊(公元1697―1769年)开始研究《万叶集》,提倡复古精神。其弟子、江户时代日本国学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长(公元1730―1801年)继续研究《古事记》、《源氏物语》等古典文学作品,并排斥儒家、佛教思想,试图通过古典文化,重现完全不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纯粹的日本思想、日本精神。不难发现,本居的思想带有后世而言显著的国粹主义倾向,并有意识地把日本文化与外来文化区分开来加以阐释,可谓日本文化论的雏形。

上文按时间顺序,就日本古代文化的发展史作了概述,从中可见,尽管中国文化的影响广泛深远,但无法否认,日本文化多少具有相异的色彩。此外,关于日本人对于自我文化的理解、认同方面,虽然近代以来的日本学者热衷于探讨日本文化问题,但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前,几乎没有人有意识地就文化现象、思维模式等进行过系统讨论;直至江户中期,对于日本文化的关注才逐步加深,并初现民族主义色彩,这显然与古代早期国家意识、文化意识尚未完全形成有关。

三、近代――国粹与欧化

关于近代,存在各种不同的定义与划分方法,本文主要指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具体说来即自江户幕府体制瓦解、明治维新前夕开始,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虽然前后不足一个世纪,但却是日本历史上发展变化极为激烈的时期。明治维新通过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一系列具体举措,使日本跻身资本主义强国行列,而在日本迅速的近代化过程背后,关于日本文化的存续、发展方向,思想理论层面的交锋趋于白热化,也更为系统,日本文化论由萌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江户时代末期,受闭关锁国政策和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一般将西方国家称为“夷狄”或“戎狄”,并对其怀有很强的戒心。然而,这种看法竟在短短十数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治维新前夕,相当多的人转而认为西方文明是史上最发达的文明、西方国家是值得效仿的模范。同时,随着交往的增多,日本积极吸收西方文化,以往难得一见的自我意识得以觉醒,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得到普及。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这一系列概念一时变得清晰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方与西方、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前台。有学者甚至指出,这是近代日本思想问题的中心之一,“对于在思想、制度上长期受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因素影响下的日本人而言,西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压倒性的新力量是无法忽视的,抵触也好、吸收也罢,可以说,近代日本人所有思想活动,都是以此问题为核心而展开的”⑥。正如江户时期朱子学的传播引发了日本国学研究的展开一样,维新以来对于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再加上民族主义思想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彻底触发了日本人对本国文化的意识,于是,对于日本文化的审视、再认识不断展开,日本文化论得到空前发展。

总结起来,近代日本人对于日本文化的主流态度,大致有两类,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抵御外来文化,回归传统,而另一些人则赞成顺应西方潮流。简言之,即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实际上,二者在某种意义上都存在合理成分,本身也没有优劣之分,但令人遗憾的是,部分国粹主义者在宣扬民族文化时无限拔高其特殊性与优越性,盲目排外,成为偏执的本民族中心主义者;而一些欧化主义者则完全无视本国文化,主张全盘西化。可以说,二者都走向了极端,更有甚者,国粹的狂热倾向曾为当时的侵略政策所利用。具备不偏不倚的公平精神、冷静客观地处理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主张兼收并蓄的人物极为罕见。就这样,自明治维新前后起,在文化层面上,国粹与欧化这两种主张以二十年左右的周期循环往复,针锋相对,交替占据上风,甚至一直争执到了二战以后。

四、现当代――从彷徨到再认识

二战结束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日本人对于本国传统文化的定位、发展方向的取舍,仍然处于彷徨之中。近代以来国粹与欧化周而复始的宿命,一时似乎无法摆脱。日本学者青木保曾就战后的日本文化论进行过归纳,下面将从其观点出发,结合时代背景,就战后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定位进行评析。

具体来说,青木把战后日本文化论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5―1954年,称为“否定特殊性”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历史相对性”时期,为1955―1963年;第三个时期是1964―1983年的“肯定特殊性”时期;第四个时期是1984年以后“由特殊到普通”时期。

不难发现,第一时期处于二战结束之初,日本战败投降,历史上首次被外国军队占领,价值观几近颠覆。为此,日本学者在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之际,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且形成了几乎压倒性的共识,认定导致日本走向深渊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传统文化的不合理。作家坂口安吾的《堕落论》是该时期的代表言论之一,强烈批判了传统的思想道德观。此外,桑原武夫、川岛武宜、丸山真男等学者也分别从思想、文学、社会、政治等各方面彻底否定日本文化。当时的日本学者无一例外地认为日本传统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日本文化是一种缺乏价值的特殊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先进文化。由此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战前的循环得以延续。

然而,1955年以后,日本学者却逐步改变了十年来对于本国文化的消极定位,并启发社会对其重拾信心。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论在某种意义上为日本文化进行了正名,指出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一味追逐西方文化。同时,梅棹忠夫主张西方与日本两种文明“平行进化”,将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提并论,且大胆肯定了日本的发展道路。该时期日本文化得以重新定位,显然与50年代后日本的国际政治环境改善、经济逐步复苏有关。随着形势的好转,日本文化的地位也相应出现了低谷反弹,无疑为当时日本人增强自我认同感提供了依据。

第三时期是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在该时期内,日本的经济地位举世瞩目。在日本文化模式成为世界广泛研究对象的同时,日本人对本国文化的定位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巧合的是,与战后第一时期相同,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被再次言及,然而其含义却有天壤之别。日本文化此时已被认定为一种优秀,甚至优越的特殊文化。对于日本文化一边倒的肯定评价不仅来自日本国内,日本经济的良好表现使国外学者对日本文化也赞赏有加。本阶段后期,国际国内的日本文化论渐有失去冷静的倾向,甚至发展成为日本礼赞。

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扩大,日本模式的不足逐渐有所显现,日本文化也随之受到一定质疑。进而,泡沫经济的破灭促使日本人回归理性,对前期的论点进行了反思,不再过于强调日本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而将其看作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承认与其他文化拥有相通之处,并积极寻求一种共生的文化模式。至此,国粹与欧化两种道路的对立,似乎终于得到了调和。

五、结语

通过上文的整理发现,日本文化早期的形成与发展深受中国影响,虽然也存在不同于中国文化的特色,但由于在文化层面尚未产生成形的国家、民族概念,对传统文化缺乏系统性的认知,其萌芽直到江户时代中期以后才出现。明治维新后西方文化的进入,加速了日本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关于日本文化的定位与发展方向,主要出现了国粹与欧化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并长期循环反复,直至二战后。战后的日本文化论在一定时期内仍不能走出窠臼,在不同阶段出现了较大的起伏,对本国文化的定位不时失去理性,不但有失偏颇,而且有迎合大众心理的庸俗化倾向。

当前的全球化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文化问题。日本对本国传统文化定位的历史充分说明,解构传统文化,去伪存真,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求同存异,探索一种共生的文化模式至关重要。

注释:

①飞鸟位于今奈良县境内,6世纪末至7世纪初为日本首都。

②白凤时期,公元645―710年。

③圣武天皇年号,公元729―749年。

④政权中心在平安京(今京都境内),公元794―1192年。

⑤1568年至16世纪末。

⑥鹿野政直,《近代日本思想案内》,第9页。原文为:“思想的、制度的にLく中国を中心とする|の影下にあった日本人にとって、新来の西の事的、政治的、Ug的、文化的にR倒的な力は~えず意Rせずにはいられない存在となった。反埭工毪摔护琛取するにせよ、近代の日本人のあらゆる思想の展_は、この}をSにしてなされたともいえる。”笔者自译。

参考文献:

[1]吴廷G.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2][日]井上清.日本のs史.岩波店,1963.

[3][日]青木保.日本文化の淙.中央公社,1990.

日本文化论文例7

古代日本文化主要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吸纳和融合。可以说，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汉字和汉文、儒学、律令制度以及佛教等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中日文化，师徒名份，早在唐朝就已定论。正是在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下，到公元4―5世纪日本就渡过了蒙昧阶段，进入了文明阶段。

第一，儒学对日本的影响。

汉朝曾在朝鲜半岛设置四郡，大批汉人从朝鲜移民日本。据井上清的《日本历史》记载：雄略天皇时期（457―479年），在日本的大陆移民就多达18000人之多，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传播者。公元三世纪，百济博士王仁把中国儒家典籍《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传至日本，到公元五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较好地运用汉字了。继体天皇七年（513年），日本建立了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博士交待制度，要求百济定期向日本派遣熟谙儒家典籍的汉学家。以后又增加医博士、历博士、天文、地理、阴阳五行等各方面的人才。到圣德太子（593―621年）时代，直接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全面摄取中国的文明制度。一千多年来，《论语》和《孟子》在朝鲜和日本成为精神修养和文化素养的教科书。

第二，律令制度对日本的影响。

公元645年6月，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等人发动，皇极天皇退位，革新派拥立孝德天皇，以中大兄为皇太子，中臣镰足为内臣，僧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顾问），建元大化，迁都难波（今大阪）。新政府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日本旧习，规定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废止私有土地、部民，行公地公民制，皇室贵族、地方豪族的部民和屯仓、田庄，均收归国有，但保留朝廷的手工业部民，国家赐大夫以上的高官以食封。确定中央、地方的行政区划和组织，中央分京师和畿内。地方分国、郡、里。整备军事、交通制度。官吏由国家任免，废除世袭制。编制户籍、计帐，行班田收授之法。废旧贡纳制，实行租庸调的新税法制度。

20余年后，藤原不比等于大宝元年（701年）编成日本封建国家最完备的法典《大宝律令》，最后完成大化革新。大化革新加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国家的统一，是日本进入封建社会的起点。大化革新后，日本进一步汲取中国文化，遣唐使就多达十几次，随行的有许多留学生和求法僧。吉备真倍留学17年，回国后在日本太学教授中国律令、典章制度，官至右大臣。

第三，汉字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在汉字传入之前没有自己的固定文字，利用汉字作音符来书写日本语言，著名的《万叶集》就是利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因而称为“万叶假名”。用汉字作音符，书写很不方便。公元8世纪，留学生吉备真倍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唐求法高僧空海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了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随着平假名、片假名的使用，日本文学出现了日语的表现形式――和歌和物语文学，但在内容上也同样受到中国诗文以及古小说的影响。在最古的和歌集《万叶集》中随处可见中国六朝诗以及唐小说《游仙窟》的痕迹，紫式部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也被指出是受白居易《长恨歌》的启发。

第四，佛教对日本的影响。

当时日本派出遣唐使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中国学习佛教理论。日本虽然佛教盛行，但是受戒制度尚未确立，中国的高僧鉴真和尚为了弘传佛法，毅然前往日本传道。途中遭遇七十余次危难，历时十二载，以至双目失明，才终于抵达日本，为以天皇为首的日本信徒授戒，并开创律宗。鉴真还携去数百卷佛经，东大寺设置了写经司，从鉴真处借出经卷加以抄写。鉴真由此受到日本人民的敬爱，直到死后一千多年的今日，日本在鉴真圆寂之日还要举行纪念活动，可以说鉴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

第五，佛教对日本的影响。

中学教材初中第一册《第5课 海内存知已》，有两幅货币插图，一幅是《开元通宝》，一幅是《和同开》。“开元通宝”是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始铸，主要是铜质、铁质，多为私人民间盗铸，又叫开通元宝，为圆形方孔，通宝用了1300多年至清。因此开元通宝为后世通宝、元宝之起源。为什么叫“开元通宝”呢？通宝为通行宝货之意，统一货币的称谓，以后各代所铸钱币大都是以当年年号纪年，且形制尺寸、大小重量与开元通宝差别不大。结构严谨匀称，方圆兼济，隶书中带有楷意。

和同开是我国考古人员于1970年10月在陕西西安市南郊发现的五枚日本银钱，圆廓方孔，名曰和同开。“”是“”字的简化，“和同”是日本奈良朝代和铜年号的省略，西安出土的“和同银币”始铸于和铜元年――即公元708年，此时正值唐中宗景龙二年。从两货币形状看，日本受中国圆形方孔钱影响，也说明日本思想上深受中国天圆地方观念影响。

第六，技术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的技术同样深受中国的影响。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时，“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以印绶”，中国的瓷器、丝绸、制铜、制铁等技术传播到日本。建筑方面，日本建筑早在公元1世纪便形成了自己基本的特点，即使用木构架，通透轻盈。这些特点可能是在中国南方和南洋各地的影响下形成的，也是因为日本岛屿上盛产木材的缘故。后来，中国的影响显著地占了主导地位，木构架采用了中国式的梁柱结构，甚至也有斗拱。它们平行排架，因此空间布局便也以“间”为基本单元，几个间并肩联排，构成横向的长方形。它们具备了中国建筑的一切特点，包括曲面屋顶，飞檐翼角和各种细节，如鸱吻、扇等等。于是，大致可以说日本古代建筑隶属于中国建筑体系。京都是在公元794年仿照中国唐朝的都城长安建造的，不过规模要小很多。京都城市道路呈棋盘状，贯穿南北的大街朱雀大道将城市分为左京和右京。京都的各个建筑都体现中国隋长安的风格。

参考文献：

［1］日本历史.

［2］源氏物语.

日本文化论文例8

由于人类是世代向下传承的、不可逆的，所以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特征也是不可逆性。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是它历史的印记和遗传，也是它当下社会中方方面面中最深层和最稳定的东西，同时还是体现着它未来理想的东西。所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记，也是一个民族活的灵魂。正因为如此，民族间文化的交流是以保持民族个性为前提的。或者说，一个民族对外来文化既不可能彻底地排斥掉，也不可能实行简单的拿来主义，“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思想实在有他的特性，外来文化思想必须有所改变，合乎另一种文化性质，乃能发生作用。”日本正是因为在民族个性和对外学习交流之间保持了一种必要的张力，所以它才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既保持了“自我”的个性又获得了“自我”的提升和发展。对日本文化的深层剖析，不但可以使我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日本，而且可以使我们借鉴日本现代转换过程中的经验。

上文提到，文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因此，我们不可能给出文化一个大全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给文化做出某种限定。广义的文化就是指人或者“人化”了的世界，而狭义的文化是指一个文明或一个民族特有的东西。我们可以从狭义的角度来谈论日本的文化。日本的文化是极其复杂的，甚至有些矛盾，对此，有的学者用与刀来概括日本的文化：“日本文化是日本民族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创造性活动及其产物的总和，在对日本文化的众多概括中，‘’与‘刀’并存特征的概括较接近日本文化的实际。‘’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以此对日本文化命名似乎并不是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用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矛盾的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认为日本人生性好斗而又极其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强不化而又柔弱有变，驯服而又不愿任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胆怯。”日本人的这种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是在日本历史中长期发展形成的，但又反过来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人的这种矛盾性格集中体现在武士道精神上。武士道一方面崇尚武力，崇拜偶像，对强者恭顺和忠诚，但另一方面它又对弱者凶狠野蛮。正如王维先所言，“原始的信仰和崇拜往往积淀成一个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并成为其文化生长和价值选择的制约力量。日本神道的三种神器是镜、玉、剑象征智、仁、勇三种力量，这种崇拜对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趋向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象征勇的神器――剑成为日本历史上各个时期崇尚武力的见证。”应该说武士在日本社会是很受人尊重和崇高的职业，但日本人对武士道的盲目称颂助长了民族心理的邪恶意识。本尼迪克特对于武士道的德与恶的双面性有这样一段意味深沉的论述：“西方人理解的德与恶与日本人理解的不太一样的。这是一个独特的体系，它既不属于佛教也不属于儒家。它是一个日本体系――既是日本的力量所在，也是日本的弱点。”

二、日本文化的对外态度

日本自身文化的矛盾特征是由于其文化来源的多元化而造成的。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好学善学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日本一直是中国的忠实“学生”，始终在孜孜不倦地向中国学习。因此，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对日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美国学者赖肖尔所云，“日本人非常清楚，他们的文字、艺术、词汇和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都来源于中国，中国是他们的希腊罗马。”但是日本对中国儒学的吸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进的、不断内化的过程，而并非迅猛彻底地儒化。对此，有学者指出，“中国儒学对日本的影响是一个流动的过程，换句话说，日本儒学是在中国儒学的不断传播和推动下在日本植根生长的。但它绝非中国儒学的照相式翻版，而是既影响于日本文化，又经日本文化改造了的中国儒学的变形物。”更准确地说就是日本儒学以中国儒学为母体，但同时夹杂着日本的本土文化，它是二者互动的结果，并不断适应日本的形势而发生着变异。比如，“中国儒学里臣对君的忠，不是臣下单方面的义务，而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君主有没有礼和道，最初日本臣属对君主的的忠也不是没条件的，只不过不是以礼和道为前提的，而是主君的恩为交换条件的，带有某种契约的性质”。如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在历史上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在学习的同时又体现着自己的“特色”。

同样，在近代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大攻势下，日本对西方的态度也既不是盲目崇拜、全盘西化，又不是消极排斥，而是成功地使得西方文化在日本实现“软着陆”。被誉为“东方伏尔泰”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很能说明这一点。福泽谕吉一方面对日本和西方在各方面进行了比较。比如，他从文学，技术，商业等各方面说明了日本的落后和西方的先进，从而断定西洋文明确实高于日本文明，但他并不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登峰造极，尽善尽美。因此，他十分鄙视那种在西洋文明面前五体投地、顶礼膜拜、无所作为的奴才相。福泽谕吉极力号召国人克服文化自卑心理，向西方进行批判性学习来改造自己的文化，他说，“即使前途千里迢迢，只要向前迈进一步，切不可畏惧前途遥远而裹足不前。”

正像几千年来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改造性”学习一样，近代以来日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也是批判性吸收。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启蒙思想家也开始宣传自由、平等和权利等思想，这对唤醒广大思想受压抑的普通民众来说具有极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受到自身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日本对西方的启蒙思想进行了灵巧的转化，其大体进程是：明治初年日本开始接受并信奉西方的自然法思想，把“天赋人权”改换为“天赋国权”，把“人人平等”扩展为国家间的平等、独立；在此基础上，大约在明治十四年，日本最终转向了保守的传统道德主义和对外侵略主义，并在对待人权和国权的关系上，日本很多启蒙思想家都转向国权优先的立场，将国权置于人权之上，甚至使之绝对化。诚如有的学者指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共同逻辑是：由天赋人权出发，在现实中把其转换为天赋国权，国赋人权，最后再要求人权服务和回归国权。这与近代启蒙思想发展很大不同，西欧近代启蒙思想把自然状态的平等的个人作为出发点，个人是国家的拥有者，国家和政府只是人们订立契约的产物，国家存在的根据是保护人民的幸福和安全。个人既是出发点又是目的，是主动者；而国家只是保护和实现个人利益的手段和工具。而日本的天赋国权――人权――国权的逻辑结构，使得国家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而个人则下降为被动者，从属的手段和工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文化的矛盾特征缘于其历史文化自身发展的复杂历程。

三、给我们的启发

日本文化论文例9

日本文化呈现的独特的二元性特征相当于日本文化两个矛盾的侧面，既有对外来文化强烈的好奇和学习欲望，又有对自身悠久历史传统的自豪和自身复兴的坚定肯定，从而呈现出一面是保守，一面是开放；一面是自卑，一面是优越；一面是内聚，一面是排他……按照马克思唯物辩证主义理论，事物都是运动变化的矛盾体，许多情况均具有二者择一、非此即彼的对立面，但是日本文化却巧妙地将两个矛盾对立面有机结合起来，这种二重性矛盾的日本文化表现出超乎常态的融合与并存。下面笔者将着重分析日本文化的二元特性及其成因。

一、日本文化的二元特征

（一）外在开放与内在封闭的文化模式

外在开放与内在封闭结合是日本文化模式最基本的特征。日本民族从古代开始以学习和效仿中国文化为主，将中国文化发扬创新而丰富自己的文化，古代日本对中国以全方位开放接纳的心态发扬日本文化，从而使日本文化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日本民族的祖先源自于秦朝时期的中国大陆移民，日本从中国习得稻米种植、青铜铁器制造等技术，使日本摆脱茹毛饮血的原始文化状态。公元五、六世纪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力度加大，从生产技术到文化制度和思想观念，中国的儒家思想、教育法律、统治政策等纷纷传入日本。近代日本积极学习西方文化精髓，以1868年明治维新为标志，日本在科学技术、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思想观念等方面积极效仿西方文明，逐渐形成了日本资本主义殖民文化。然而日本文化的开放性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文化选择和交融过程，这个文化融合和同化的过程造就了日本文化的封闭性，以日本土生土长的神道教为例，这是一种崇拜自然和精灵的原始信仰，是一个封闭的神道信仰体系，让日本民族敬神爱国、崇祖宗皇的忠君思想。由此可见，日本文化模式呈现开放与封闭二元对立的形式。

（二）自卑与优越并存的文化心态300

日本民族的自卑感源自于日本文化汲取中国文化初期阶段，当时日本文化落后，对中土文明极为羡慕，因此携带大量奴隶来讨好中国皇帝，祈求得到赏赐。回国后用这些罕见的宝物向族人大肆炫耀，日本天皇用中国的“镜、玉、剑”显示自己的身份和权位。对中国毕恭毕敬与回国后的狐假虎威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自卑感。 近代以来，日本又拜倒在西方优秀文明的足下，不惜打扮成欧洲人，此外日本民族积极学习西方文明，又用从西方列强习得的技术向东方国家大肆炫耀，挑起侵华战争，日本这种向欧洲国家炫耀是典型的优越感的体现。从心理学层面分析，自卑与优越作为两种相对立的心理感受，因强烈的自卑会让人长期处于紧张、焦躁、不安的状态下，而为了寻求心理平衡，迫切需求寻找一种优越感来自我调节。 而日本的这种自卑与优越并存使得其文化特征较为单一。

（三）内聚性与排斥性兼有的文化规范

由于文化心态的自卑与优越并存，所以在文化规范上既有自尊自大的优越感，又有强烈排他的自卑感。文化规范是对文化行为的条理性的规范和制约，是文化行为标准的综合体现和判断标准。而文化规范受到文化心态的制约，使得文化规范具有内聚性和排斥性兼有的特点。在日本文化观念中，神道教充斥日本全民族的最根本的宗教，它逐渐形成了日本民族特有的民族意识，是日本精神的最高体现。二战后神道教与政府统治虽然分离，但是日本创神论、日本民族的神民观以及大和民族的神民精髓等神道教思想却依然占据绝大部分日本民族的心理信仰，从而形成强大的民族内聚力，并自然而然对外来文化有着相应的排斥力。

二、日本文化二元特征的形成原因

（一）自然地理环境

从自然地理环境上分析，日本处于太平洋岛国，是欧亚大陆的东端，地处太平洋地质构造带上，火山、地震、海啸频发，素有“地震国”和“火山国”之称。日本列岛上山脉、丘陵众多，平原面积少，山地面积是国土总面积的76.36%。岛上河流湍急，加之海洋气候多变，台风肆虐，缺乏河流孕育文明的地质条件和气候条件。恶劣的自然环境对日本民族在生存方式和社会心理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极端落后的文化使得日本民族迫切渴望得到先进文明的照拂，因此自然而然产生自卑感，进而在植入先进文明和进步思想方面非常迫切和积极，因此日本民族的自卑感和外在开放性由此形成。

（二）边缘地带文化交流模式

日本文化论文例10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史、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从古至今无论是在文化还是经济方面一直都在不断地影响着与之相邻的其他国家，当然同时也吸收了各国很多领域里优良的文化知识，从而不断充实自己。日本作为中国东部隔海相望的邻国，文化方面的交流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开始了，两国人民在经济和文化上也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彼此互相影响，这是两国史籍所记载并且被各国历史学者在研究和探讨中不断阐明的。两国都有着各自灿烂的文化，并且都较为擅长吸取各国的优秀文化知识，当今仍然活跃在日本舞台上的能乐表演就是两国文化交流和传承古代文化的一个代表。

    一何为能乐

    能乐，在日语里意为“有情节的艺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日本传统艺术形式之一。就其广义而言，能乐包括“能”与“狂言”两项，两者经常同时同台演出，且一起发展起来、密不可分，但是它们在许多方面却是大相径庭。前者是极具宗教意味的假面悲剧，后者则是十分世俗化的滑稽科白剧。其实能乐是一个出现非常晚的名称，从平安时代中叶(78a一118s)直至江户时代(1603 -1868)，这种艺能一直被称为“猿乐”或者“猿乐之能”。而且，以日本南北朝为界，前期猿乐与后期猿乐面貌迥异，故现今日本学术界将前者称作“古猿乐”，而将后者称作“能乐”。

    二中国文化在能乐艺术起源中的影响

    关于能乐的起源，虽然在具体分析上存在着许多分歧，但能乐是“古代日本本土艺能与外来艺能之集大成”，可谓学术界的共识。许多文化样式都对能乐的形成，发展和定型起到过作用，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古代文化。

    1.能乐产生前的文化背景。

    在奈良、平安初期，(我国唐朝时期)，大陆各国及朝鲜半岛的伎乐、舞乐、散乐陆续传人日本后，长期在宫廷演出。这样就使日本古代的艺术，以中国、朝鲜、林邑为媒介，和印度以及欧洲国家等早期一些表演形式联系起来，大大提高了日本的音乐、舞蹈和表演艺术的水平，培养了很多艺术人才，甚至还保存了后来别国已经失传的宝贵艺术财富。在室盯时代，日本的表演艺术在我国宋代大曲和元代杂剧的影响下，产生出了比较成熟的戏剧形式。

    2.中国文化对能乐艺术诞生最直接的影响阶段。

    日本于公元607年派出遣隋使、630年又开始派遣遣唐使，中国的音乐舞蹈也以此为契机，开始传人日本。藤原真敏(807-897年)作为遣唐使于83s年人唐都长安，随当时的琵琶博士廉承武学习琵琶。据说他后来携唐的琵琶归国，还带回了唐的乐谱，而且回国后一直保持教授琵琶之业，那么唐的音乐也无疑传人了日本音乐领域。当时中国大陆经由朝鲜半岛或直接流传到日本列岛的乐舞，主要有伎乐，舞乐与散乐。伎乐是指在露天演出的音乐舞蹈剧，即我国的乐舞，由于隋初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而得名，传人日本后或称伎乐舞。相传在隋场帝大业八年(612年)，在昊国学习乐舞的百济人味糜之归化了日本以后，开始在日本传授伎乐，由于当时的圣德太子十分喜爱伎乐，便召集了一批日本的青少年跟从味糜之学习，并且在雅乐寮职员令里设了伎乐师、伎乐生，最后更把这种舞蹈定为佛教祭仪，随后伎乐在日本逐渐盛行起来，并对日本能乐形成了很大影响，流传到日本的伎乐曲目有:《狮子舞》《吴公》《金刚》《迎楼罗》《婆罗门》《昆仑》《力士》《大孤》《醉胡》《武德乐》，称为十伎乐。

    三中国古代乐舞“散乐”在日本能乐发展中起到的作用

    散乐本是中国古代乐舞，《周礼。春宫。旎人》中载有“掌教舞散乐，舞夷乐。”郑玄注:“散乐野人为乐之善者，若今黄门倡矣。”原指周代民间乐舞;到了南北朝时期，成为百戏的同义词。包括各种杂技，幻术(如扛鼎、吞刀、吐火)，装扮人物的乐舞，装扮动物的鱼龙曼妙以及带有简单故事的《东海黄公》等。散乐传到日本以后，散乐先由奈良宫廷指定的散乐户传习，延历元年(公元782年)，即平安时代之始，废止散乐户。于是散乐流传于民间，于是产生了许多变化发展。散乐经由中介形式猿乐而发展成为能乐的说法，几乎为所有的日本当今演剧史著作，艺术史教科书所采纳。流行于日本列岛的散乐的面貌，可从至尽收藏在奈良市的正仓院的《弹弓图》、《信西古乐图》中得到印象，它包括抛球、顶竿、弄枪、高跷等杂技，吞刀吐火等魔术，傀儡戏、口技以及滑稽模拟表演等，与中国散乐面目几乎完全相同。在宫廷中，散乐是作为与舞乐对应的俗乐，作为相扑节会、神乐的余兴表演。奈良皇朝施行保护散乐户的政策，但到平安朝廷自掌权之口便解散了散乐户，散乐艺人流向民间，供奉于各地神社、寺庙、以及在庙会社祭等场合上表演。平安中叶以后散乐也走向了分化，一部分杂技因素被田乐等民俗艺能继承，模拟表演在其后裔猿乐中得到发扬，并最终从中引导出成熟的戏剧形式一能乐。

    延年在散乐到能乐的转变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延年又称为遐龄延年或延年舞曲，是寺院里大法会的会后游宴，是神社祭礼后宴会上的酬宾节目。开始于平安时代中期，极盛于镰仓时代，而到了能乐兴盛起来的室叮时代中期以后，便衰退下去了。这种艺术形式在连接散乐到能乐的发展脉络中起到了很好的连接作用。延年的曲目是多种多样的，各自独立、互无关联。既有宫廷贵族的雅乐，包括舞乐、神乐、催马乐、朗咏等，也包括平安时代以来的杂艺及中世流行的模仿性演出。可以看出，延年体现了这一时代文化转型时期过渡性的特点，及保持了宫廷公卿贵族的文化特色，又体现了艺能向民间普及发展的趋势。

    四日本能乐是在与中国文化不断交流中发展的

    从能乐诞生到发展演变的过程来看，中国的文化和各种艺术形式对其的影响就更加的突出了。能乐是在吸收中国民间曲艺和唐朝散乐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带有滑稽性的表演、对白艺术。中世纪的能乐受到中国摊舞和傀儡戏的影响。13世纪的观阿弥、世阿弥父子在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了以歌舞为主体的能乐。由于受到当时统治者的推崇，能乐成为上层阶级所喜好的宫廷艺术。1603年，江户幕府将能乐定为宫廷音乐，民间不能擅自演出，能乐在日本艺术形式中的地位就此也被抬到了相当高的位置上。当时的日本人民都把习读能乐台本视为一种衡量自身具备很高文化素养的一个标准。能乐发展到室叮幕府时期基本已经达到非常成熟的程度，已经具备了戏剧文学、表演艺术、音乐、舞蹈、舞台艺术等各种类型的表演因素，但它主要还是以歌舞为主的音乐剧，简短精练，不追求情节的变化发展，着重叙事抒情。其题材多取自日本著名古典文学作品，如《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伊势物语》<源氏物语》《今昔物语》《平家物语》《曾我物语》《义经记》等，就中掇其半鳞片羽，予以深入发挥，以情动人。能乐的一出戏中主角只有一人，称为“仕手”，脸戴面具、身着锦衣华服，有时带副主角“连”(为主角配戏者)上场。主要配角一人，称为“胁”，有时带副配角“胁连”(为配角配戏者)上场。另外还有一些陪衬的角色，如小生(又称为“子方”，类似于中国京剧中的“龙套”，但和“龙套”不同的是，日本的“龙套”允许有台词)。这些角色一般不会全部上场，象出场人数比较多的能剧《安宅》共有十四名演员上场)、随从(又称为“立众”)，就包含以上这五种类型的角色。一般在戏中只有二到三个演员表演。能乐对表演者的要求有一个跟我国古代戏曲中类似的现象，所有的能乐演员都是男的。如果剧中有女性角色就让男演员扮演女性并佩戴假面，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当时的表演大多都是歌颂君主治国有方或者歌颂勇士战斗勇猛钓一些内容，以及一些世俗礼教上的一些认识来决定的，所以男演员无疑成为了演出的担任者。两国自古的礼教中的男尊女卑的思想、父系社会的模式也限制了女子可以从事的行业。此外，在能乐的表演中还存在着“间”的角色，他们的作用是帮助观众了解故事背景，并使剧情顺理成章的过渡，把戏引向高潮。他们只道白而不歌舞，所以被称之为“狂言”，又因其出现在前后场的连节上，所以称为“间狂言”，它是以后能狂言的前身，但能狂言形成之后，这种“间狂言”也并没有废除，依然起到过渡剧情的作用，与在两番能剧中上演的狂言是并存的。

    五能乐发展中的衰落期中日佛教文化“禅学”对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