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管理例1

一、分税制条件下中央对实施的财税管理体制及其评析

（一）中央对实施的财税管理体制

1994年起，我国全面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也于1994年起开始试行分税制。1994年3月1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试行意见》（藏政发[1994]21号），1994年4月21曰，自治区财政厅出台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暂行规定，对分税制的具体内容和有关预算管理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

1994年，中央召开第三次工作座谈会，并形成了中发[1994]8号文件，在确立中央对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同时，赋予一系列财税优惠政策。按照中央第三次工作座谈会确定的“税制﹁致、适当变通、从轻从简”的政策，进行了民主改革以来力度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税收制度改革，而且第一次实现了与全国税收制度的接轨和基本统一。目前开征了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资源税、车辆购置税等11个税种及教育费附加。

为加快发展，2001年，中央召开第四次工作座谈会，确定实行“核定基数、定额递增、专项扶持”的财政补贴政策，即除关税和进口消费税、增值税外，目前征收的其他各项税收全部留给；中央财政适当增加对的定额补助，并逐年递增；继续执行全国统一的转移支付、少数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办法。中央出台的重大调价措施对造成的涨价影响，继续由国家财政给予补助。继续实行“税制一致、适当变通、从轻从简”的税收政策，除关税、进口消费税、增值税外，其他各税的具体管理办法由自治区政府拟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行。今后开征新的税种，按全国统一的税制执行，如需变通，应报国务院批准。“十五”期间继续实行免征农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及其附加的政策。在内地所办企业，其所得税仍回缴纳。

在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下，地方财政在规定的税种范围内，具有相对的自，收入征管积极性明显增强。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全区税收收入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年均增长速度达18%以上，各项税收累计完成65亿元。2033年，税务部门组织的税收收入超过11亿元，达到实行分税制前1993年税收收入的5倍。地方财政收入2002年完成72082万元，是1994年的7.7倍，平均每年增加7965万元，年均递增29.3%.

1996年中央开始对实行特殊的转移支付政策，到2002年，中央对过渡期转移支付累计达20.55亿元，年均递增32%，对社会经济发展。财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现行分税制财税体系的缺陷

1.中央与地方职责范围的界定仍然不够明确，未能建立起在此基础上的规范化的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从而也未能实现长期以来一直想达到的既保证中央的宏观调控效果，又能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的目标。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在各级政府的职责划分和相应的支出范围没有调整的基础上进行的，政府的各个层次间的职责还未能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具体明确的界定，仍然存在事权不清问题。从的实际来看，政府行政成本过大，应由地方政府办好的事情不能完全办好。不该由地方政府处理的事务包揽太多。中央政府虽有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等措施，但规模小，办法随意性大，作用有限。客观上造成了地方政府职责和财力的矛盾。

2.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通过几年的运行，《中央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对缓解地方财政的困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地方特殊，按该办法计算的结果往往与实际产生巨大的差距。以《2002年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为例，中央在测算工资薪金所得税时，未考虑特殊津贴和生活补贴等免税因素，导致标准收入高估；而在测算支出时，又未考虑的一些特殊情况，如，在职进藏干部职工休假费用、物价水平远远高于内地的支出成本等因素，导致标准支出低估。此外，在中央对地方的补助中。转移支付比例过小。而没有统一纳入中央政府对地方转移支付范畴的专项补助比例过大，如，2002年中央下达专项补助（不含增发国债补助）和转移支付二者之比为71：29，由于转移支付规模过小，均衡各地市发展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

3.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尽协调。实行分税制后，无论是在地方固定收入项目的划分上，还是在共享税收的分成比例上，都与其他省市没有区别；中央在国债分配、外汇留成、出口退税、中央驻地方企业的利润留咸、体制的转轨或局部调整等方面，无不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客观上减少了地方财政收入，进一步拉大了与其他省市的财政差距。

二、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财税政策体系的几点设想

（一）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

由于目前分税制对事权的划分不够明确且交叉较多，同时存在中央政府由于财力不足，将本应由自己负责的事务下放给地方的问题。对而言，事权具有特殊性。全区的经济基础、经济总量、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在短期内是无法与内地省份相比。加之地处高原，地广人稀，气候恶劣，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农牧民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常常发生的各类灾害对当地群众造成了财产损失和生命威胁。同时，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政治地位，特殊的事权引发的地方财政支出与其他省份有着明显的差异，维护统一和保持社会稳定形成的支出成本高于其他地方。为了改善边境地区人民生活生产条件。促进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边境的基层政权，这方面的支出逐年增加，边境县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应对中央与地方事权进行合理划分和准确界定，减轻地方财政压力，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健全中央对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体系

在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通过现行分税制收入划分办法及其财税政策的调整和改进，最终只能减少中央对地区创造的财力的输出，而不能解决地区财政向当地提供与全国大体均等的社会公共服务的问题，应合理运用中央财政对政府间转移支付政策，加大中央对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改变目前税收增量中央集中大头后转移支付没有相应到位的现状，以进一步体现中央对的财政援助。

一是建立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主要用于平衡地方预算，满足地方履行政府职能的基本支出需要。这部分转移支付补助同现行中央对的定额补助在内涵上不同，分配办法主要根据财政收支差额给予补助，不规定专门用途，由地方政府统筹使用。支出基数的确定，采用因素法，即根据影响支出的各主要因素的影响程度确定标准系数，并据此确定财政支出水平。通过上述基本统一的客观标准，使中央对的一般性财政补助趋于合理规范。

二是建立专项转移支付制度。主要是按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用于对地区的交通、能源、通信、邮电、教育、科研设施以及大型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开发等方面。按国家财政专项拨款补助的目标，根据财力可能，提供配套资金，发挥国家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扩大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的总体财力投入量，从而对整个经济繁荣起到启动和牵引作用。

三是建立特殊转移支付补助。中央财政应适当增加现有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温饱基金”和“民族补助专款”拨款额。中央财政从每年预算中划出一定比例资金增设“民族自治区文化建设发展基金”和“民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发展基金”等，增加等民族地区科技文化建设事业投入。中央财政恢复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国家民族法规赋予民族自治地区的有关预备费、民族机动金以及对民贸企业的照顾政策。自治区机动金、预备费占当地预算总支出的比例可高于其他省区。以上各项资金，每年由中央财政单独专项核拨。

四是增加对的政策性转移支付。主要目的是为的、风俗习惯和特有的语言、文字、教育、卫生、宣传等特殊支出需求提供财政资金保障，弥补其因特殊支出需求所引起的公共服务成本高、费用大而增加的财政支出。因此，中央财政在设计比较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及其具体实施方案时，应努力提高政策性转移支付比重，使政策性转移补助额占整个转移支付补助额的比重逐年提高。

五是减少财政资金配套。目前，中央安排各专项资金，通常还要求地方安排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但在配套资金比例的确定上，对民族自治地方实行“一刀切”，未能很好地体现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对民族贫困地区投入力度的精神。据不完全统计，仅2000年用于中央专款配套的支出就达到约3亿元。因此，在专项配套资金的分配及其配套比例的确定上应切实体现对的重点照顾。应按事权与财权相一致的原则，确定应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的配套项目。不属于共同事权，不应纳入共同配套项目范围。中央与地方财政配套比例的确定，应同中央与地方财力大体相适应，中央对的专项拨款增幅也应与中央财力的增幅大体保持同步，专项配套资金也不例外。

（三）赋予相应的财政自

一是财政收支自。自主地安排和使用依照国家财政体制规定属于地方的财政收入，上级政府及其部门不得擅自改变财政收入用途。在支出方面，可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自主地决定支出规模、支出结构及其有关支出项目的标准和范围。

二是举借内债的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决定了地区财政困难的局面将是长期的，即使中央健全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性好转。为了增加财政的发展能力，提高财政积累率，可考虑给予举借内债的自。举借内债可用国有资产作担保，在自我平衡的条件下，根据当地可用财力确定一定举借内债比例，如5%.

财税管理例2

1994年的税制改革把统一税法,公平税负,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作为其指导思想。但是,新税制实施的结果却与其要求的公平税负原则存在较大的差距。以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为例,如下表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工业产值占我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平均为30.71%,而其提供的企业所得税收入却平均占到全国企业所得税收入的78.95%。由此可见,企业实际税负不公平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造成这种税负不公平现象的原因,如前所述,一般不外乎税收制度和税务管理两方面的因素。

就税制而言,根据我国现行税法的规定,内资企业的税负是相对公平的,不应出现上述实际税负相差悬殊的现象。依照“公平税负,促进竞争”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企业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为33%,同时,又规定了两档对小型企业的临时照顾性税率,即18%、27%。为了配合产业政策、区域经济政策的执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还按产业、区域的不同设置了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即便是这些项目较多的税收优惠措施亦未涉及到与企业经济类型有关的内容。因此,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中,企业的名义税负是相对公平的,应该不会出现与企业经济类型密切相关的税负不公平现象。现实中的上述企业实际税负不公平的现象也就只能从税收征收、管理的角度来分析其原因了。这种单纯地由税收征收、管理行为引起的企业实际税负不公平的现象可统称为税收管理性不公平。

二、对税收管理性不公平的分析

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亚当·斯密学说在欧洲大陆的继承者和传播者”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其《政治经济概论》。中是这样论述税收的公平原则的,“课税是①参见让·巴蒂斯特·萨伊著,陈福生、陈振骅译《政治经济概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09页。②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个负担,当大家都一样时,每个人的负担必然最轻。当租税不公平地归一个人或产业部门负担时,它不但是直接负担,而且是间接负担,因为它使那个人或部门不能按同等条件跟其他人或部门竞争。豁免一个制造业的税,往往会使几个其他制造业破产。对一个人徇私就是对所有其他人不公正。”①这一论述精辟地概括了税收不公平对企业可能造成的负作用。从税收的不公平包括制度性不公平与管理性不公平这一点来看,税收管理性不公平同样也会造成上述负作用。笔者认为,形成我国目前税收管理性不公平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一)征税意识中存在妨碍税收管理性公平的观念

以科思、诺思为主要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一种“成功”的观念不仅有利于降低相关费用,还有利于制度顺利、高效地实施。反之,则造成制度执行费用的增加和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扭曲执行行为。在我国目前的税收征管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与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平原则不相吻合的片面的征税观念,这些征税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税务行政人员的依法公平征税。例如,相当一部分税务行政人员甚至政府官员在征税时对国有企业存在着较强的依赖感,对国有企业的税收控管相对其他类型企业明显要严格。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在中国税务学会常务理事会上曾明确指出,“现在国有企业客观地讲税收负担高于其他的所有制企业,……在征管上对国有企业是最严的,国有企业的情况也容易掌握,不容易搞假……”其他类型企业由于种种原因不但税收控管较松,还给予名目繁多的税收优惠。这就必然造成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实际税负差距,降低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上述征税观念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财政收入筹集观念在现阶段的延续。从下表可以看出,在“八五”计划以前,国家从国有企业取得的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表2显示:在“八五”计划以前,国家财政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于国有企业(“一五”至“七五”期间国有企业提供的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平均为81.1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有经济的绝对主导地位相对弱化,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值仅占我国工业总产值的28.24%。②但是部分税务行政人员的征税观念并未因此改变,仍然将完成其预定“税收收入指标”的大部分希望寄托于国有企业,并在实际征管中将这种“愿望”付诸实施。当然,部分税务行政人员能将其“愿望”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国有企业目前尚未完善的产权机制。形成部分税务行政人员上述片面征税观念的另一个原因则与我国的税收政策倾斜密切相关。在经济转轨时期,国家为了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支持非国有经济发展,对非国有经济实行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地方政府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客观上造成对非国有经济应缴税款的忽视和放弃,由此产生的税款征收指标缺口,也只好通过国有经济或其他途径来弥补了。

(二)税法的实施机制尚未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八条规定:“税务机关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开征、停征、多征或者少征税款。”如果税务行政人员违反规定少征纳税人税款,且情节严重,可以按新刑法规定的不征、少征税款罪给予相应的刑事处罚。但是对税务行政人员违反规定多征税款,则没有规定。税务行政人员“违规成本”较低,违反规定的可能性就会①参见马国强《论税收管理的目标、框架与模式》(载《税务研究》1999年第12期)。大大提高。此外,对税务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作为实施机制的一部分,目前也不完善。业已建立的税务行政复议制度和税务行政诉讼制度,往往由于纳税人对税务行政人员的畏惧心理而显得推行乏力。总之,在税务行政人员执行税法的过程中,对税务行政人员的监督机制以及违反规定的惩处机制不完善是税收管理性不公平问题凸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改善税收管理性不公平的几点建议

分析表明,税收管理性不公平问题的产生,有征税观念和实施机制两方面的原因,而且这两方面的原因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改善税收管理性不公平现象也应大致从这两方面因素考虑,具体实施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调整税收管理目标

“在我国,对于税收管理的目标,长期以来存在两种模糊的认识:

1.把取得财政收入作为税收管理的目标,在实践中表现为政府每年向税收管理机关下达收入任务,并以完成收入任务的好坏作为考核其工作业绩的主要指标……”。①这种税收管理目标的现实偏离是税收管理性不公平问题产生的最基本的利益驱动因素。对税收管理目标的合理、必要的调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税务行政人员在违规征管弈的“预期效用”,从而缩小其博弈的余地。

2.现代税收管理理论认为,税收管理的目标应是引导、督促纳税人依法纳税。为保证这种税收管理目标的实现,应建立科学的税收管理机关业绩考核指标体系。这个业绩考核指标体系从理论上来看应包括税务登记率、纳税申报率、税款入库率等相关指标。

当然,在现阶段完全取消税收收入指标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使税收收入指标的业绩考核功能逐步向收入预测功能靠拢。

(二)纠正征税意识中妨碍税收管理性公平实现的观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依法治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必然的要求。在制度公平的前提下,只有严格依法治税,才能从根本上纠正部分税务行政人员片面的征税观念,真正做到税收管理公平。在实践中,依法治税似乎更多地是指依法纳税。而税收管理性公平的实现更多地依赖于依法征税。应培养、强化税务行政人员依法征税的法律意识和职权法定观念,使其在职权范围内履行职责,不能随意减免或加重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三)完善税法实施机制,加强税收公平征管

一种行为若能成功地应付反复出现的某种环境,就可能被人类理性地固定下来成为习惯。诺思称这种过程为“习惯(HabitualBehavior)”。应该说,部分税务行政人员片面征税观念的形成是与这些税务行政人员征税过程中的这种“习惯”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的。一般来说,完善实施机制、强化制度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是改变非良性习惯的有效途径。现阶段完善税法实施机制可以通过建立有效的对税务行政人员的监督机制和违规惩处机制来进行。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来看,在税务管理系统外部设立独立的税务监督机构并直接对政府负责的做法是十分有效的。条件不成熟时,可由政府的有关部门,如审计部门或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来实行监督,从而形成来自外部的制约。此外,还应建立科学、合理的税务行政人员执法评价指标体系和惩处制度,在对其执法工作进行客观考核的基础上给予相应的奖惩。对于不能依法征税、擅自提高或减低纳税人税负的税务行政人员应按惩处制度从严处理。

主要参考资料:

财税管理例3

一、引言

按照受益范围的大小，公共产品可分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全国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覆盖整个国家，每个区域的居民都能同等消费，因而代表区域居民利益的地方政府不会自愿提供，只能由代表整个国家居民利益的中央政府提供。相反，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受益仅局限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因而其他区域的地方政府不会提供，只能由代表该地区居民利益的地方政府提供。税收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因而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的划分也应当与公共产品的提供相对应。为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而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征收的税种，其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应归属于中央政府；为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而选择在区域范围内征收的税种，其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应归属于地方政府。

作为地方支出项目的资金来源，财产税在世界各国地方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①。然而，目前各国学者对财产税是否属于受益税的争论尚未停止，一些学者也在试图寻找能够替代财产税为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的其他税种（Oates，2001）。财产税税负最终由谁负担？用于何处？能否采用其他收入予以替代？通过研究财产税归宿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有利于明确财产税的经济效应和在地方财政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从而合理制定财产税政策，改善地方财政状况。

从研究方法上看，税收归宿可以分为绝对税收归宿、平衡预算归宿和差别税收归宿。绝对税收归宿考察当其他税和政府支出不变时某种税收的经济影响，是最基本的税收归宿分析方法。平衡预算归宿考察的是税收与政府支出计划相结合所产生的分配效果。也就是既分析税收的归宿，又考虑通过税收取得的政府支出的用途。差别税收归宿考察的是政府预算保持不变时，以一种税替代另一种税的归宿差异。本文从的财产税绝对税收归宿入手，对平衡预算归宿和差别税收归宿进行一次全面的考察。

二、绝对税收归宿：谁负担了财产税

传统观点在分析中采用局部均衡方法，并将财产税划分为对土地课税和对建筑物课税两部分，认为财产税是对土地和建筑物课征的一种货物税，税收归宿取决于相关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对于土地而言，只要数量无法改变，其供给就是完全无弹性的，因而全部税负由土地所有者承担。如果土地的供给不是固定的（例如城市土地供给可以扩展至毗邻农用土地的市郊地区；同样，通过填埋改造也可以增加土地的数量），那么税负则由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分担，比例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弹性。对于建筑物而言，由于建筑业在长期内可以按市场价格取得所需资本，因而建筑物的供给曲线是完全水平的。如果资本无法在建筑部门取得预期收益，就将转移至其他部门。因此，对建筑物征收的财产税能够向前转嫁给消费者。对于财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传统观点指出，对土地部分课征的财产税，取决于来自于土地所有权的收入是否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同样，对建筑物课税的累进性取决于随着收入的增长，用于住房部分的收入是提高还是下降②。

与传统观点相反，Miesezkowski（1972）采用Harberger的税收归宿一般均衡模型（两个生产部门、全国范围内固定的资本存量以及一定的政府服务水平）分析地方财产税的归宿。后来人们将Miesezkowski，Zodrow，Wilson等人的观点合称“新观点”。Miesezkowski指出，传统的局部均衡分析没有考虑整个经济中所有地区广泛征收财产税时的一般均衡效应。他在模型中假设全国的资本供给完全无弹性，因此资本所有者作为一个群体承担全国范围内的财产税。

Miesezkowskiki将这一效应称为财产税归宿中的利润税部分。由于资本所得在富有阶层收入中所占比重更大，因而财产税归宿中的利润税部分具有较高的累进性。该结论与上述传统观点截然相反。此外，在税收相对较高的地区，财产税使资本从该地区流出，降低了该地区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和要素回报率。资本流入税收相对较低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工资和土地价格提高而住房和商品价格下降。Miesezkowski将其称为财产税归宿中的货物税效应，并指出，货物税效应扭曲了经济中的资本配置，使资本从高税收地区转移至低税收地区，直至所有地区资本的税后收益相等。

可见，采用局部均衡分析与采用一般均衡分析的假设前提与结论的差异是显著的。笔者认为，这种差异的产生，主要源于对问题分析的角度不同。传统观点想要解释的是某一特定地区的财产税归宿，而一般均衡方法着重考察一个国家整体的财产税归宿。当考察问题的角度发生变化时，结论产生某些差异就不足为奇了。况且，两种观点并非完全对立。当某一地区的财产税相对于全国的平均税率而言较高时，该地区的消费者就将以更高的商品购买价格承担这种货物税效应。这时，财产税归宿的传统观点就可以视为一般均衡观点的一种特例。实际上，财产税是一种地方税，地方政府在讨论征收财产税所产生的效应时，似乎并不关心其他地区的资本收益和房屋的消费者，它们只考虑本地区居民所负担的税收以及对本地区经济所造成的扭曲。地区税收负担的增加，主要是通过货物税效应产生影响，利润税效应作用很小，因而总体效应是累退的。其他地区的利润税效应将被货物税效应的收益所抵消，从而将所有税收负担留给课税地区。课税地区的税收归宿不仅是累退的，而且该地区承受所有的税收负担。从整个国家的财产税体系上看，财产税的税收负担则包含累进性因素，但地方居民则视财产税为累退的。由于财产税主要是作为一种地方税发挥作用，因此后一角度显得更为重要，即货物税效应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三、平衡预算归宿：受益观点与新观点之争

由于财产税是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分析财产税归宿时，考虑财产税的用途显然是必要的。对于财产税的平衡预算归宿问题，同样存在着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被称为“受益”观点。该观点基于Tiebout（1956）的分析框架，假设消费者具有“用脚投票”的完全流动性，地方政府间存在竞争。这使得各地区的公共服务相对于个人需求而言具有同质性，因此在该框架下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总能保持在有效的水平上。受益观点最先由Hamilton（1975）提出，他将财产税作为地方最重要的筹资手段纳入Tiebout模型，并从四个方面对模型加以扩展：假设地方公共服务提供的是满足私人需求的产品，因而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是固定的，地区规模与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无关；通过居住用财产税为地区服务筹资；房屋市场模式明确，有足够的地区可以满足住房和公共服务需求，换言之，与理想的税收及支出对应的住房供给是完全有弹性的；地方政府制定了严密的地区法规，能够确定地区内住房的最低价格。在上述情况下，个人不会因财产税的征收或提高调整其房屋消费，个人按照对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偏好选择居住地区，正如在最初的Tiebout模型中，配置到公共部门的资源是有效的，因为财产税作为一次性总付税，相当于支付地方公共服务的成本。此外，用于住房的资本配置是有效的，各家庭间不产生收入的分配效应。换言之，具有严格地区法规、能够保证同质住房以及财产税的完全资本化在房屋价格上体现出差异的居住用财产课税体系，相当于不具有扭曲效应的使用费。Fischel和White将这一方法扩展至对工业资本征收的财产税，假定企业在地区间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同样，在适当的地区法规下，工业财产税相当于为政府公共服务支付的费用（GeorgeR.Zodrow，2001）。

另一种观点即“新观点”。以Miesezkowski的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Zodrow-Miesezkowski（1986）在考虑财产税用途的前提下，对原有模型进行了修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假设政府在模型中按照Coumot-Nash方式竞争（认为其他地区的财政政策和资本收益不变），因此地方税收和公共支出是内生的；模型考虑地方公共服务对个人效用水平的影响，个人效用函数包括地方服务，允许个人对地方服务具有不同的需求；按照Tiebout和受益观点所强调的个人对地方公共服务需求不同，允许个人在地区间流动，每个地区中的个体在其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方面是同质的；模型包括一种简单的土地使用范围形式。分析的结果表明，引入Tiebout特征后，一般均衡分析的基本结论并未改变。只要资本随着地区间财产税的差异而在地区间流动，且资本供给在全国范围内固定，财产税归宿中就将包含利润税和货物税两方面的内容。

这说明，尽管受益观点和新观点的前提和结论存在差异，但在二者的分析中，某一地区的地方支出都与财产税负担紧密相连。实际上，由于地方土地所有者（尤其是房屋所有者）居住在课税地区，消费者价格的提高局限于地区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因此新观点中明显具有受益观点的特征；换言之，通过提高地方财产税筹集地方政府支出而增加的负担完全由地方居民负担。

新观点的受益特征与实际的受益观点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得到结论的过程与后者不同：按照新观点，地方要素和消费者的税收负担产生于因课税而导致的资本流出。对于受益观点和新观点的争论，一直以来从未停止。笔者认为，既然财产税是一种地方税，那么在考虑地方财政支出时将其视为一种受益税显然更符合财政联邦制的概念——各级次的政府在其范围内提供公共服务，并自行为之付费③。然而，这种受益税是相对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地区间或各政府级次间受益税，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间受益税。在绝对的受益税情况下，税收实际上成为一种使用者收费，即公共服务的价格，因而不产生超额负担，对资本市场没有扭曲效应，研究其归宿问题就显得毫无意义。而事实上财产税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受益税——从全国范围上看是累进的，从地区角度看则是累退的。

四、差别预算归宿：财产税的替代性收入来源

由于地方政府提供的主要是地区受益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因此有必要掌握自身的收入来源。作为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财产税一直在地方政府收入中占有重要比重。然而，在实践中，财产税的估价容易导致征纳双方的争执矛盾，按季或年度征收且由纳税人直接缴纳又经常使纳税人感到税收负担格外沉重，因此地方居民往往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减轻财产税负担④。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开始寻找替代性的收入来源。对地方政府而言，财产税的替代性收入来源主要包括销售税（或增值税）、所得税、使用者收费，以及来自更高级次政府的转移支付。在上述收入中，使用者收费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一种不断增长的、颇受欢迎的收入来源。使用者收费被广泛地用于为卫生服务、开发许可、公用事业、文化景点等筹集资金。但是，作为一种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筹资的收入来源，使用者收费局限于具有排他性的服务。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有义务提供的很多产品和服务（如贫困救济、基础教育、治安等）而言，使用者收费是不合适的。

除使用者收费外，销售税（或增值税）和所得税也是地方政府考虑的主要对象。与地方财产税相比，地方所得税和销售税确实具有一些优点。由于更高级次的政府（中央政府或州、省级政府）通常也征收这两种税，因此，由更高级次的政府代为征收和管理，能够节省遵从和管理成本。此外，这两种税收的弹性都要好于财产税，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自行申报。相比之下，财产税的税基需由税务管理部门进行估测，所费时间较长，而且通常被纳税人认为是武断和不合理的，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不大。将销售税和所得税作为地方收入主要来源的问题是，一方面，由于更高级次的政府同时征收销售税和所得税，因此，如果地方政府将其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边际税率将会非常高。另一方面，销售税和所得税的税基要比财产税税基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个人完全可以通过在邻近的地区购物或工作，以避免缴纳地方销售税和所得税。

更高级次政府的补贴是地方政府的又一收入来源。事实上，几乎所有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中都包含着自身收入和上级补助，但二者所占比重各地差异较大。一种极端的形式是Tiebout-Hamilton-Fischel模式，地方政府提供广泛的公共服务体系，家庭选择适当的居住地区，以享有其希望得到的公共产品。在该模式中，地方财政具有市场化的特征：家庭在选择居住地区时“用脚投票”，有效地“购买”希望得到的公共服务，税收如同市场决定的价格一样发挥作用。另一种极端形式则在地方财政体系中强调地方服务的平等性，地方政府应发挥基本的再分配作用。在该模式中，地方收入中很大一部分依赖于转移支付，中央政府通过征收全国性的税收在筹集收入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中央分配大量的补助给地方政府，用于地方公共支出。支持后一种模式的人认为，主要依靠中央政府收入的财政体系更有效率，也更为公平。因为更高级次的政府可以更为有效地使用累进税，这一方面提高了税制的公平性，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无法通过在各地区间迁徙而避税，减少了扭曲性地区决策引起的超额负担。此外，在集权财政体制下，可以采用平均的方式将资金分配给地方政府，从而使各地区间的财政机会更为平等。尽管这些观点指出了更高级次政府补贴的优越性，但笔者认为，该模式的最大缺陷在于忽视了税收与政府支出决策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地方政府想要作出正确的财政决策，就必须权衡公共支出的成本与收益——理想的结果是将支出调整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点上。如果资金来源于其他地方，这一联系就被割断：公共支出项目的边际收益不再等于其边际成本。有关地方公共服务范围和水平的决策很可能变成地方与更高级次政府间关于地方公共项目补贴规模和形式的谈判结果。因此，决定在边际上扩大还是缩小地方公共项目时，地方税收必须发挥主要作用，以使这些决策的成本和收益在复杂的决策中成为主要的决定力量。

五、中国财产税改革：税收归宿理论的引申

财税管理例4

一、*年全县财税工作成效显著

*年，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的帮助支持下，全县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建设四川丘区经济大县文化名城战略定位，认真贯彻宏观调控政策，大力实施三大战略，沉着应对特大旱灾带来的负面影响，着力创新工作机制，国民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的良好态势，实现了“*”规划的良好开局，为实现“双百亿”和农民人均收入4000元目标奠定了基础。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实现60.13亿元，比*年（下同）增长13.2%；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实现12449万元，同口径增长13%。全县国税系统累计入库税收13456.7万元，完成年度计划任务的106.9%，增长22.8%，增收2500.7万元；入库“两税”11752.5万元，完成年度计划的108.9%，增长25.2%，增收2362.3万元。全县地税系统累计入库税收12435.1万元，完成年度计划任务的107.8%，增长18.5%，增收1944.2万元。

过去的一年,全县财税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财政、国税、地税组织收入的增幅都大大高于我县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实现了“*”时期财税事业发展的良好开局。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全县财税系统干部职工谋划全局、抢抓机遇、规范管理、改革创新、狠抓落实的结果，是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积极配合、大力支持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各乡镇、县级各部门及全县财税系统的干部职工表示衷心地感谢,并致以诚挚地问候!

二、扎实做好*年的财税工作

*年，我县财税工作要坚持用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聚财为国、支出为民的工作宗旨，紧紧围绕财税收入增长14%的工作目标，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和责任意识，坚定信心，知难而进，团结拚搏，扎实工作，为建设四川丘区经济大县文化名城和构建和谐资中提供财力保证。

（一）切实加强领导。财税工作开展的好坏，关系到全县财政预算收支平衡，关系到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关系到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定。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务必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从全局的高度来关心和支持财税工作，积极帮助解决财税系统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为财税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一是要把财税工作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主要领导要熟悉本乡镇、本部门、本单位财税工作情况，分管领导要坚持定期研究财税工作，掌握税源和每个阶段的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分析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支持税务部门依法治税，绝不能违反政策搞变通，绝不能混淆入库级次，绝不能“寅吃卯粮”，收“过头税”。二是要强化目标管理。财税部门要自我加压，自添措施。今年，县上将加大对财税收入的考核力度，不仅要对全年目标任务进行考核，而且还要继续坚持对均衡入库进行考核。各乡镇要认真研究并结合自身实际，制定相应的考核办法，确保全年财税任务的顺利完成。三是县金融、公安、工商等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与财税部门的协作配合，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在资金调度、税款入库以及查处涉税（费）案件、打击涉税（费）不法行为等方面，紧密配合，全力支持财税工作。四是财政、国税和地税部门要进一步建立联席制度，互相支持配合，加强协作，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二）加大组织收入力度。要坚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的组织收入原则,加强组织税收收入,要占到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65%以上，同时，也要加大非税收入的征收力度，提高财税征管的质量和效率。一是要增强财税计划执行情况的分析和考核。县、乡镇财税部门要定期分析研究收入计划执行情况，认真开展税源调查和分析，及时发现问题、找准薄弱环节，采取应对措施；要把财税收入计划层层分解落实下去、落实到人头，推行领导分片包干负责制，确保收入及时足额入库。二是要加大税（费）源监控力度。注重重点税（费）源监控，扎实开展税（费）源调研和普查，积极推行属地管理和分类管理相结合的税（费）源管理模式，突出重点单位重点督、重点行业重点管、重点税种重点抓的工作方式。三是要强化征管基础工作。严格财税法制、财税政策、财税征收、财税票证、财税稽查等方面管理，全面规范日常工作行为；进一步加强财税收入征管质量考核，建立以登记率、申报率、入库率、欠税增减率、滞纳金加收率和处罚率为内容的征管综合考核体系；进一步完善建筑安装、货物运输业、销售不动产、劳务等专项发票的管理制度，巩固以票控税的成果，规范业务管理，提高业务工作水平。四是要强化各税种管理。加强对增值税、车辆购置税等各税种的管理力度,实行消费税申报管理和营业税分行业管理；加强企业所得税税基管理,规范个人所得税征管，建立个人收入档案制度、双向申报制度、代扣代缴制度，逐步实现个人所得税的源泉控管。同时，地税部门要搞好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征收管理工作。五是要加快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信息数据管理机制，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提高数据的综合利用率；大力推行多元化申报纳税，积极推广邮寄申报、电话申报、网上申报等申报方式，在城区加快税库银联网建设，提高办税效率；强化信息系统运行维护管理，切实加强信息系统安全管理，杜绝泄密事故发生，逐步实现税务工作信息化、自动化。

（三）强化财税服务。全县财税部门要牢固树立财税经济观，进一步增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大局意识，更新观念、转变职能、改进作风，以为纳税（费）人提供优质服务为重点，进一步规范和简化办事程序，在政策咨询、税（费）款征收等方面提供优质、高效、快捷的服务。一是要继续深入开展“为纳税人服务，让纳税人满意”的主题活动，不断提高服务水平，维护纳税（费）人的合法权益。二是要继续抓好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支持国家西部大开发、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等优惠政策的落实，确保政策落实到位，使政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经济优势。三是要大力推行“一窗式”、“一站式”服务，统一规范工作步骤、顺序、时限和标准，进一步将执法依据、程序、主体、责任和处罚结果向社会公开，切实增强服务质量和效率。

（四）坚持依法治税。为政重在理财，理财必先治税，治税必须依法。要深入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正确处理依法治税与支持经济发展、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推进财税体系建设,坚持依法治税、依法服务,不断规范税收执法行为。一是要以“五五普法”为契机，充分利用各种媒体，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普及税法知识，不断扩大税法宣传的辐射面和影响力。二是要扎实开展执法检查。重点检查贯彻组织收入原则、执行税收优惠政策以及企业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收政策情况。大力推进税收执法责任制,严格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强化对财税执法权的监督制约，及时发现和纠正财税征收制度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不断规范执法行为。三是要大力整顿和规范税费征收秩序。加强税务稽查工作,加大对重大涉税违法案件的处罚力度，继续严厉打击各类偷税漏税行为；对房地产、建筑安装、餐饮娱乐、金融保险、食品药品生产、废旧物资经营及使用、农副产品加工、连锁经营超市等行业和企业的纳税情况以及高收入行业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开展检查。认真执行欠税公告制度，加大清缴欠税力度，净化税收环境。宣传部门要积极主动地宣传税务工作，曝光涉税违法案件，为税务部门依法治税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五）优化支出结构。我县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面临很多困难和矛盾，各方面都需要钱，我们必须下决心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集中财力办大事，逐步解决面临的困难。对此，大家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服从大局，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线，继续优化支出结构，着力支持社会发展的重点项目和解决民生问题的实际工作。要积极筹集资金搞好东干道改造、沱江二桥建设、磐石古城建设、状元街修复、工业集中区建设、资威煤田勘探开发等重点项目。同时，要狠抓社会事业的发展，积极落实惠民行动，突出向教育、卫生、社保、就业、环保等事业的投入，继续扩大“两免一补”覆盖范围，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支持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促进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需要强调的是，惠民行动既是*年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期间的一项长期任务，各乡镇、各部门在制定惠民行动方案时，一定要坚持“明确目标、量力而行、逐步实施”原则，既不容许不作为、也不能乱作为；决不能为追求政绩、盲目上项目、造成项目因为资金无法落实而不能得到彻底实施，也不能因为资金问题不作为。

（六）推进财政改革。财政部门要把部门综合预算改革和非税收入管理改革作为财政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要通过两项改革的顺利实施，规范单位收支行为，建立和完善预算追加、重点工程政府采购、有关税费减免等一系列财政管理制度，并加强监督管理，切实提高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积极筹集资金确保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的顺利实施和公务员收入分配秩序改革的资金需要。在保证基本运转需要的前提下，要严格控制专项支出。要通过实施部门综合预算改革，把部门的预算内外资金全部纳入财政统一管理，增强政府的统筹调控能力，有效防止单位私设“小金库”行为的发生；同时要通过相对统一支出标准，保证各部门的正常支出经费需要，缩小部门间的经费保障水平差距，促进协调发展。对非税收入的管理，今年彻底取消收支挂钩的管理模式，严格按照收支两条线的要求，对收入实现目标考核管理，对支出实现项目管理。凡是有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单位，一方面，财政部门在下达年初预算时，要科学合理的安排行政性收费成本支出，促进工作顺利开展；另一方面，凡是不能完成任务的，不仅要追究单位的经济责任，还要追究单位负责人的行政责任。对这一点，希望在座各位引起重视。

(七)严肃财经纪律。要认真开展以严肃财经纪律、加强监督管理为内容的教育活动，使广大财政干部、财务人员和社会公众不断增强财经法纪意识，努力提高自觉遵守财经法纪的自觉性。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强监管，加大对严重违纪违规问题的处置力度，坚决维护财经纪律的严肃性。各级各部门要严格内部财务管理，积极配合监督检查，对违反财务管理规定、拒不接受监督检查的，财政部门要严格依法追究单位经济责任。纪检监察部门要严肃追究单位一把手的行政责任，在这一点上，县委、县政府是坚决支持的。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要大力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和大手大脚。春节将至，要坚决防止违规发放奖金、突击花钱、公款请客送礼等行为，真正把钱用在刀刃上，努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切实加强队伍建设

政策落实与否、落实的程度如何，群众能否从中受益、受益多少，关键在于干部工作的水平、效率和质量。全县财税部门要按照“举旗帜、抓班子、带队伍、促发展”的要求，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确保各项工作落实。

（一）要抓住关键。要坚持“班长抓班子，班子带队伍，队伍促发展”的工作思路，明确职责、强化责任、加强领导，力求把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学习创新、民主团结、勤政为民、清正廉洁的“四好”班子；带出一支政治合格、本领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的财税工作队伍；要着眼于提高干部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加强教育培训，注重实践锻炼，加速干部的成才和成长。

（二）要抓好学习。广大财税干部要进一步学习好、实践好“*”重要思想，牢牢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个精髓，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本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这个核心，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素质；要深入学习贯彻县十二届一次党代会和县十四届一次人代会精神，力求学深学透、融会贯通，切实把全县财税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的重大部署和指示上来；要认真学习财税知识，熟悉财税政策、财税法规业务，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税工作的规律和特点，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财税方面的各项方针政策，学会用财税杠杆来调控和管理经济，着力提高业务水平。

财税管理例5

在全国十届人大常委会上，我国正式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但是农业税的改革导致我国财政出现不平衡现象，使得税收管理困难，逐步出现了诸多问题。因此完善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是当前财政工作的当务之急。

一、财政税收管理的现状

财政税收管理是我国财政体系的关键环节，但是因为诸多原因，现阶段，我国财政税收管理工作依旧存在许多问题，严重的滞后了我国财政事业的发展。当前，对于我国财政税收管理工作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点：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不健全；监督监管不够到位；资金效益有待提高；民主管理不够完善等。这些原因导致了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不够规范，出现举报多，上清下乱，上访频繁，差距大等问题，给国家财政造成困难和压力。

二、完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

1.改革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

现阶段，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依旧没有一个完善的体制，而且财政税收管理的建设也一直受到集权、分权循环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税收管理部门缺乏对财政税收的重视，许多管理人员存在着重收入轻管理的思想。因此，在当前乃至今后的一段时期之内，改革我国传统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将成为我国财政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这就要求我国财政税收管理部门必须强化法律权威，淡化人为影响；同时还要建立稳定的财政税收管理秩序，完善财务管理机制，强化债务管理，避免出现不正常的债务现象，使得财政税收管理关系处于健康、和谐的关系之中，能够有效的促进其适应时代的发展。

2.提升财政税收管理人员综合素质，实施绩效评估措施

在我国财政税收管理工作之中，管理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着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效率以及发展，它是财政税收管理工作在主要执行者，是财政税收管理效率的力量之本。财政税收管理运作的好优劣直接依靠管理人来决定，因此，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直接影响着财政税收管理的最终效果。所以，提升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人员综合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要建立规范的财政税收内部秩序，并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对管理人员进行学习、教育、培训等；然后要强化财政税收管理的培训指导，优化其知识结构，使得管理人员均具有管理与服务相统一的意识，提升其综合协调和组织能力，为百姓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推进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事业的发展。

另外，在我国十七届三中全会中指出，要建立新型的公共管理体制，深化和推进农村公共财政的实施。因此，财政税收部门的工作职能设置就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实行“精兵简政”，尽可能的减少机构设置，降低财政支出负担，营造宽松的财政发展环境；并且也要建立相关的“评估管理”政策，实施绩效评估，提升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工作效率。

3.合理界定和扩大财政税收的收支范围

要综合利用各种社会经济措施，建立一体化的管理和服务体系，调动各个层面的工作积极性，强化人力资源的开发。并且认真分析我国财政税收的收支项目，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严格按照市场原则重新进行财政税收收支范围的调整，科学确定税负比例，并且合理配置各种税收服务领域，推进区域公共服务均衡化的发展。还要明确财政税收管理职责权限，进行相关的职责划分，逐步把财政税收管理归入预算管理范围之内，同时调整在税源转移以及跨区域分配过程中出现的不公现象，降低市场或者国家政策等因素对于财政税收收入的影响。建立相关的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发展民营经济，培养税源、涵养税源，进而扩大我国财政税收的收支范围。

4.提高财政税收资金的使用效益

一直以来，我国财政税收资金都是应用在公共事业的发展上，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要提高我国财政税收资金的效益，除了上文中提出的改革、完善以及创新等措施之外，我国财政税收管理部门还可以整合财政税收资源，把所有的财政税收情况进行公开、透明化管理。同时，加大对有前景的事业的扶持力度，加大信息交流力度，利用财政税收管理的优势，实现资源和信息的共享，适当的把资金投入向基层倾斜，利用重点扶持以及优劣互补等方式提升财政税收的资金管理和使用。并且要建立相关的资金整合协调机制，全程监督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益。

三、小结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对于财政税收管理工作有利有弊，财政管理人员必须抓住机遇，完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充分调动财政税收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努力做好财政税收管理工作。同时财政税收部门也要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依法理财，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为我国财政税收管理工作做好基础工作。

参考文献：

[1]李亮亮 张泽林：金融危机背景下财政税收改革探讨[J].中国城市经济.2011（20）：45--47.

财税管理例6

一、筹资活动与税务筹划

(一)资本结构的筹划

企业筹资主要是满足投资和用资的需求，根据资金来源渠道的不同，可分为将企业的筹资活动分为权益资金筹资和负债资金筹资，从而形成企业不同的资金结构，导致企业的资金成本和财务风险各不相同。在筹资中运用税务筹划，就是合理安排权益资金和负债资金的比例，形成最优资金结构。

企业通过吸收直接投资、发行股票、留存收益等权益方式筹集自有资金，虽然风险小，但为此支付的股息、红利在税后利润中进行支付，不能起到抵减所得税的作用，企业资金成本高昂。倘若通过负债筹资通过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或发行债券筹集资金，支付的利息可在税前计入费用，从而抵减企业的税前利润，使企业获得节税利益。同时,负债筹资还会带来财务杠杆效应，当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高于负债利息率时，增加负债，企业就会获得税收利益；当企业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低于负债利息率时，增加负债就会降低权益资本的比例。因此通过合理确定权益负债比例，实现杠杆作用的正效应，可帮助企业获得节税利益。

(二)租赁筹资中的税务筹划

融资租赁又称财务租赁，是由承租人向出租人提出正式申请，由出租人融通资金引进承租人所需设备，然后再租给承租人使用的一种长期租赁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承租企业通过支付租金可迅速获得所需设备，不用承担设备被淘汰的风险。对所租赁的固定资产，企业可将其当作自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折旧计入成本费用，且支付的租金费用也允许在税前扣除，使企业计税基数减小，从而少交所得税。同时，融资租赁的固定资产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改良支出也可作为递延资产在不短于5年的时间内摊销。可见,融资租赁作为企业重要的筹资方式，其税收抵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二、投资活动与税务筹划

企业投资的目的是盈利，在投资过程中进行税务筹划，对企业的投资组织形式、投资地点、投资行业、投资结构等进行合理规划，能享受税法规定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合理避税、减轻税负、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益。

(一)投资组织形式选择中的税务筹划

现代企业对外投资可以选择多种投资企业组织形式，既可建立公司制企业，也可建立合伙制企业，不同的组织形式，税法规定的税收待遇不同。对于公司制企业，依我国现行税法规定，要在作了相应扣除和调整后的应纳税所得额的基础上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如果向自然人投资者分配股利或红利，还要代扣个人所得税，即公司要负担公司企业所得税和投资个人的个人所得税。而组建合伙制企业则一般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仅就各合伙人分得的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相比而言，公司制企业总体税负高于合伙制企业。当然在具体进行税务筹划时，还必须考虑企业的经营风险、经营规模、管理模式及筹资金额等因素，多方权衡后进而选择企业的组织形式。

对于公司制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选择隶属关系时又涉及到子公司和分公司之间的选择。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与母公司分别为两个资产相互独立的法人，各自以自己独立的财产承担责任，子公司的亏损不能冲抵母公司的利润，但作为独立的法人，子公司可享受所在地政府提供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和独立的财产，其经营活动所有后果由总公司承担，分公司的亏损可以冲抵总公司的利润，从而减轻税负，但其不能享受所在地的税收优惠政策。所以在进行税务筹划时，可以通过子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转换来实现减轻企业税负的目的。一般来说，企业初创时风险较大，亏损的可能性较大，这时选择设立分公司，可使分公司开业的亏损抵减总公司的应纳税款，减轻税负，而当公司经营活动开始盈利时，为保证充分享受其所在地的税收优惠政策再改设子公司。

(二)投资地点选择中的税务筹划

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不同步，为了促进经济的整体平衡，国家对不同地区的税收政策有所不同。正是由于税收政策的地域性差异，为企业选择投资地点进行税务筹划提供了一定的契机，企业可选择税率相对较低的地点进行投资。

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布局而言，国家宏观调控的重心为先沿海后内地，先东南后西北，在经济发展新形势下又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为配合宏观调控为目的的税收制度体现出来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沿海经济开发区、“老、少、边、穷”地区、旅游度假区等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上，企业应比较税收政策的地区性差异合理选择投资地点。

(三)投资行业选择中的税务筹划

税收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体现了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意图，我国现行税制对投资于不同行业的纳税人给予了不同的税收政策，反映了对某些行业的税收倾斜。国家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行业给予减免税优惠，而对于不符合国家总体经济发展规划、对社会生活有负面影响的行业则征收较高的税率。因此，企业在选择投资方向时，还应对不同行业的税收政策进行测算比较，选择合适的投资方向进行税务筹划，以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具体地说，我国现行税法规定可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行业主要体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兴办的第三产业、农业及相关服务行业、利用“三废”产品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的、福利生产企业及其他特殊行业等，企业应充分利用国家政策，配合产业规划方向，合理选择投资方向。

三、经营活动与税务筹划

(一)存货计价方法选择中的税务筹划

企业存货的计价方法有个别计价法、加权平均法、先进先出法，企业会计准则和现行税法规定，纳税人各项存货的发出和领用可在上述方法中任选一种，这就为企业选择合理的存货计价进行税务筹划提供了法律依据和空间。

对于企业而言，选择不同的存货计价方法，计算出的存货价值不同，成本不同，实现的应纳税所得额不同，缴纳的税款也不同。企业应选择有利的计价方法，将存货计价作为调节利润进而调节应纳所得税的工具。一般来说，在物价下降时期，应采用先进先出法，采用该计价方法,期末存货成本为最近成本，其价值较低，而本期销售成本则较高，从而使应纳税所得额也低，起到降低税负目的；若物价上下波动，则宜采用加权平均法，由此避免因各期利润波动而造成税负变动，使企业资金安排出现困难。

虽然企业可利用存货计价方法的不同获得最大利益创造的前提，但国家也规定，企业一旦选定某一种计价方法，在一定时期内不得随意变更，这就要求企业选择存货计价方法时，要谨慎处理，长短期利益兼顾。

(二)固定资产折旧方法选择中的税务筹划

固定资产在企业属于资本性支出，企业购置的固定资产在其有效使用期内应按期计提折旧，将折旧费用分别计入当期的成本费用，折旧金额的大小直接关系到成本的大小、利润的高低，从财务管理和税务筹划的角度看，折旧具有抵税的效用。

在固定资产入账价值一定的条件下，每期计提的折旧金额大小取决于所采用的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现行会计制度规定，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包括直线法和加速折旧法。前者包括平均年限法和工作量法，分别按固定资产使用年限或工作量，计算使用期内各期的折旧额；后者主要包括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是根据固定资产的有形与无形损耗和科技进步造成的原有设备的贬值程度，在固定资产使用的前期多提折旧，后期少提折旧。虽然运用不同的折旧方法，在固定资产有效使用期内提取折旧之和都等于固定资产原值减残值之差，但从纳税的角度看，采用直线法，各折旧年限计提的折旧额是均等的，企业各期的应税所得相对均衡；而采用加速折旧法，各期计提的折旧费用随着各期折旧率的递减或固定资产每期账面净值的递减而呈递减趋势，从而使企业各期的应税所得呈现递增态势，企业因此在开始的年份可以少纳税，把较多的税收延迟到以后的年份缴纳，享受延期纳税的好处，从货币具有时间价值的观念出发，无亦于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

参考文献:

[1]马海涛：《中国税制》（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王韬、刘芳：《企业税收筹划》，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3]李龙梅：《企业税务筹划误区分析》，《财会通讯》（理财版）2006年第4期。

财税管理例7

企业财务管理是企业整体管理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内容，在实际的财务工作中也必须作为一个重点来对待，首先就是在组织财务活动(比如，开发票)中必须要将纳税筹划总结进去，一切经济筹划活动都必须要以纳税总额作为总体依据，这就是最基本的纳税筹划和企业财务管理之间的简单的关系，其次在纳税筹划和企业财务管理之间还有的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关联就是：纳税属于财务管理的范畴，属于企业财务管理的一部分，财务管理的一切活动都必须要受纳税筹划的限制，一切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都必须要以税收为基本依据来开展！总之纳税筹划和企业财务管理之间就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关系，他们共同构成了企业财务管理和纳税缴税的核心环节。

2.纳税筹划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

企业之所以要开展财务管理不仅仅是为了向国家缴税，服务社会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更是为了保证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和业务往来有凭有据，同时也是为了给企业管理者和外界企业财务信息使用者更清晰的公司运行和财务状况，有助于更好的开展企业的管理和未来规划，这也是企业都想要设立财务工作岗位的关键所在。

3.纳税筹划有助于履行企业财务管理的各项职能

企业财务管理的主要职能从大体上可以分为财务计划、财务决策和财务控制三个主要方面，具体来说财务计划就是根据企业实际的运行状况做出最有利于企业未来发展、壮大的财务决策，另外财务计划还包括合理运用企业资金展开投资获得可观的收益等；财务决策是财务计划的第二步，制定出财务计划之后要根据实际的市场状况，经过缜密的思量和讨论之后再决定这些计划和决定是否具有可行性，是否会给企业的正常运行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最后财务控制是企业财务管理的核心职能，财务控制就是指一切的财务和资金往来都必须要经过企业财务人员和管理层人员的审批才能开展，否则不属于企业正常运行过程中的经济活动。

4.纳税筹划不仅融合于企业的财务管理而且反作用于企业财务管理工作

在实际的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开展的过程中纳税筹划工作和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是相辅相成，互相融合的，纳税筹划服务于企业的财务管理，体现在企业财务管理的方方面面，通过税收筹划企业的经济活动和财务管理工作更加有序，而且管理的效率也会得到大大的提升。但是反过来说，纳税筹划也会反作用于企业的财务管理，主要是由于纳税筹划本身就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方面，其次还因为纳税筹划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企业财务管理的某些过程。总之纳税筹划和企业财务管理是企业运行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

财税管理例8

首先，财务管理中的各种决策都是同税收问题密切相关的，通过税收筹划可以使企业合法节约税款支出，为企业获得财务效益，提高资金利润率，使整个企业的经营、投资行为合理、合法、经营活动良性循环，从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经济效益。

其次，税收筹划的任何一种应用，都是同企业的财务管理密切相关的，通过财务策划，可以充分进行税收筹划的可行性分析、收益预测以及成本认定。税收筹划方案的认定是以企业的财务管理为基础的，通过财务管理手段，才能预计不同的纳税方案，如果运用手段不当，那么就可能会导致税收筹划方案的失败。而且，税收筹划方案单单做出来是不行的，还需要有效的执行，这就需要财务控制，如果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情况发生变化或者税收政策出现调整，企业都必须运用财务手段对税收筹划方案做出调整。因此，税收筹划方案的有效执行是离不开企业的财务管理的。

二、企业财务管理进行税收筹划需注意的问题

（一）投资、筹资、利润分配税收筹划需注意的问题

财务管理包括财务活动涉及的一切可以用货币表现的事项，主要包括投资决策、筹资决策以及利润分配决策。另外，企业在出售资产时也可以利用税收筹划，减少税收，这也是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投资税收筹划应该注意的问题

投资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利用税法中对投资规定的有关减免税政策以及优惠政策，设计多种投资方案，实现为企业节税的目的。在税收筹划过程中要考虑公司的创立形式以及附属公司是分公司还是子公司，或者是否将公司设立在税收优惠地区，这些都是要考虑的。这都是为了节省税收，但是企业投资税收筹划要注意一些问题，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企业节税的目标。首先，企业在进行投资税收筹划时要考虑成本效益原则，税收筹划不仅仅是为企业节省税收，同样进行税收筹划也要企业支付相关费用，不能仅仅使税收筹划方案在理论上可行，更要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在税收筹划时，不能单纯的只考虑节税带来的现金流量，要考虑增量现金流量。企业往往为了达到节税的目的，选择对企业并不是最有利的投资方案，这对于企业的发展并不会非常有利，也就不能真正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其次，企业在进行投资时，税收筹划自身是存在风险的。企业能否把握好国家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否按照国家税法的规定对投资进行纳税，如果不能深刻理解国家相关法律政策，整个税收筹划方案很可能是失败的。因此，企业在进行投资税收筹划的同时也要注意防范税收筹划的风险，不要让企业陷入两难境地。2.筹资税收筹划应该注意的问题

企业筹资税收筹划，即企业采用税收筹划方法为企业减少筹资成本的方法。企业筹资的渠道包括两大方面，一个是权益融资，一个是负债筹资，无论哪一方面，都要付出一定的资金成本。企业筹资税收筹划的过程中，不能片面的考虑成本的节约，负债筹资资金成本可以抵税，但是也要考虑对其它因素的影响，只有税收筹划方案带来的收益大于费用支出时，税收筹划方案才是可行的。对于筹资利息支出，在税收筹划的过程中也要密切注意国家的相关规定。对于租赁问题，经营租赁以及融资租赁二者之间要进行权衡，对于企业不同的角色即出租人或者承租人考虑不同的节税方法，这样才能达到有效减税的目的。因此，在企业筹资决策中，不仅要考虑企业的资金需要量，而且必须考虑企业的筹资成本，在企业资本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筹资，选择最佳资本结构方案。

3.企业收益分配纳税筹划应该注意的问题

企业在进行收益分配的过程中，对企业自身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关键是要注意对投资者的影响，不同税率地区对投资者利润分配的形式要加以区分，为投资者创造利润，减少税收负担。另一方面，股利发放形式也影响着股东的收益，发放现金股利，需要缴纳所得税，发放股票股利，投资者可以获得增值收益。因此，在收益分配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各种形式的选择，为投资者减少税负，确保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

（二）资本运营税收筹划需要注意的问题

财务管理的各个活动都是通过资产的运营展开循环的，因此，在展开资本运营的过程中，要注意为企业节税。在资本运营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为企业节税。例如，在营业现金流量中，固定资产可以抵税，而且不同的折旧方法纳税是不同的。存货也有多种计价方法，选择不同的计价方法对企业的利润有着直接的影响。而且企业在出售资产时，按照规定是需要缴纳流转税以及所得税的，但是如果企业出售资本时，就可以获得税收优化，企业在资本运营的过程中不仅仅可以运用会计政策进行节税，也可以通过将某些出售资产的行为转变为出售资本的行为，从而减轻税收负担。但是企业在资本运营税收筹划的过程中是面临着税收筹划风险的，企业要密切关注这一点，如果企业处理不当，就会受到税收部门的惩罚，税收罚款也会加重企业的经济负担，而且利用会计政策来进行节税的同时，也面临着不确定性，会计政策虽然是固定的，但是风险是伴随而来的，如果企业财务人员对税收政策不清晰，对具体的经营活动处理不恰当，不会为企业节省税收，相反会为企业带来风险。因此，企业必须合理掌握好会计政策以及资本以及资产的灵活运用，最大限度的为企业创造收益，实现税后收益最大化。

由于税收筹划是实现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方法与手段之一，所以要将其放在整体经营决策中加以统筹考虑，始终围绕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来进行，并结合企业特定的经济环境、经营目的来选择。对待税收筹划的正确态度即以企业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选择可能使税负并非最轻，但却使企业税后利益最大化的方案。

参考文献：

［1］贾娜.对我国企业税收筹划的思考[J].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02）.

［2］任红珂.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中的税收筹划[J].冶金财会，2007，（11）.

财税管理例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税监督工作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开拓创新，初步建立了一套分级财税监督体系，在维护财税政令统一和财政权益，规范经济秩序，保障预算执行和财政正常运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财税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旧的财税监督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改革形势。面对新情况，如何建立和完善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经济改革和发展要求的财税监督体系和科学的运行机制已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一）现行财税监督制度的缺陷

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并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深化发展改革逐步形成的一套分级财税监督体制，面对新的形势已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制约了财税监督权威性和效能的发挥，弱化了财政职能。其主要表现为：

1.监督内容和方式上以直接性和突击性检查为主。自1985年以来，财税监督更多地表现为财政税收物价大检查，在全国打“游击战”，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已暴露出明显的事后性和突击性。监督针对事后的财务会计结果进行处理，而对新的经济行为、交易方式，如企业改制、资产重组、电子商务等对税收的影响，以及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的监督制约机制明显缺位。在监督的范围和选题上缺少针对性、科学性、超前性，严重影响了检查的效率和效果。在监督的操作规范化以及处理力度和执法权限上也暴露了诸多问题。在1998年我国取消三大检查后，虽然各地（省）都积极采取一些新的措施和方式进行财税监督（如湖北省采取成立财政监督处，进行网络化、系统化监督），但并未能从根本上得以提高和改进。三大检查的取消，主要是因为其集中性、突击性的检查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取消三大检查的目的是要把财税监督纳入规范化轨道，而不是削弱监督力度。财税监督工作能否得到加强，关键在于能否改变思路，尽快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监督检查机制，加强事前、事中的监督检查力度，把监督贯穿在财税活动的全过程中，由事务处理向过程控制转变，减少事后集中性突击检查。但怎样根据财税监督的特殊性，寻求在实践操作上真正体现高效率、全过程、全环节的监督方式，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2.财税监督缺乏法律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法律的约束下进行，在国家法律的规制下进行竞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理财，依法治税是基本内容之一。但从目前情况看，财政管理和财税监督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空白点很多。目前我国只有《预算法》、《会计法》、《税收征管法》，但还未有《国有资产管理法》、《财政管理法》、《财税监督法》、《财务管理法》等。又如《预算法》仅仅明确了政府和财政部门在编制和执行预算中应遵循的规范，但并没有明确为保证预算的实施，财政部门有哪些具体的权限、职责。所以应根据《预算法》的有关规定，制定《财政管理法》对财政部门的权限、职责、工作范围作进一步的界定，并制定《财税监督法》明确财税监督的职权、方式和程度等，尽快使财税监督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3.财税监督手段落后。监督的权威性和震慑力除了来自法律，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处理力度和实施效果。长期以来，形成了财税监督机制对事不对人的思维定势和习惯。检查处理以经济处罚为主，且多针对单位。财税大检查具有一定的权威和震慑力，这主要是由于大检查以企业财务监督为重点，而企业财务违纪的内容也确实多为财务会计处理上的问题。同时，处罚以罚款处理为主，直接涉及到企业的切身利益，因此行之有效。而近年来，小金库、预算外资金检查已把财税监督的重点转向行政事业单位，但我们的监督思维、方式、手段、处理并未发生根本的转变，仍以财务检查为主，在处理上仍以调帐、罚款为主，而未考虑这些单位是否以盈利为目的，资金来源主要为财政拨款或事业收入的特点。特别是随着预算外资金逐步纳入预算或专户，以及综合财政预算管理的实行，罚款已是财政资金“左右口袋”的关系，因此仍以单纯罚款为手段就难以发挥制约作用。另外，从行政事业单位违纪类型分析，真正属于财务会计处理上的问题属于少数，而违纪的实质在于部门、单位领导行政决策，行政行为的违纪，如擅自立项收取基金、滥发奖金，故意混库，越权减免税或越权制定优惠政策，以及挪用专项资金等。面对这些情况，仍采用经济处罚手段，显然作用有限，是否具有合理性更值得探讨了。

4.财政内部监督弱化。财税监督是对财政运行全过程的监督，它不仅包括对其它部门、企业（单位）的监督，即监督外部，还应包括对自身和财政部门直接管理的各个单位。长期以来，财政对内部监督重视不够，内部监督一直是财税监督的薄弱环节，财政部门内部违纪问题频发，其主要表现如下：

（1）截留财政收入。分管企业的少数人员，到企业随意表态，将不允许进入成本费用的支出计入成本费用，使得企业少缴所得税，并允许应缴税金缓缴，挪用于生产经营或基础建设；分管罚没收入的人员不执行收支两条线，而把应上缴财政预算的罚款，有意留给执法单位使用；财政部门以前兴办的经济实体和所属事业单位，很多未足额上缴应缴的税费；乡镇财政所因为是征收现金，有的征管员不及时将款项上缴入库，甚至出现挪用或贪污，不少乡镇财政所还出现为完成收入任务，拿钱买税的情况即派人到辖区外收税，多开税票，少缴税款，纳税人与征税收共同得好处——“双赢”，财政所也因超额完成任务而得奖。

（2）周转金周转困难。改革开放以来，财政部门的一些业务机构相继把一些拨款改为贷款，建立了财政周转金。其目的在于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临时所需资金，帮助企业正常运转，提高经济效益；并且支持事业单位开展“创收”活动，减少对财政拨款的依赖，向自收自支过渡，从实施效果看，出现良莠不齐的状况，有的收到了较好效果，但情况不如人意的也不少。还出现了一些受贿、吃“回扣”现象，财政周转金背离了本来的用途。

（3）专款不专用，资金使用随意性大。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专项拨款是指在中央与地方预算中，不包含在地方财政体制规定的正常支出范围内，由中央财政根据特定用途，增拨给地方财政部门的专项用途资金，其实是政府间转移支付的一种重要形式。但在实践中，下级财政部门有的并未按规定或指定方向进行也显出随意性，目的性不强等问题。

5.财税监督绩效考核指标缺少客观评价体系，统计分析缺陷明显。在我国现存的监督过程中，长期以来对财税监督机构的考核指标是以组织收入为主，也就是以入库额多少为评价指标，致使监督机构对参检单位的考核也以收缴额为主，检查业务费的拨付也主要参照收缴额这一指标。这种考核指标的激励作用相当有限，只是促使检查单位检查问题、罚罚款，甚至连被查单位也感到监督检查只是罚款了事，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倒促使被查单位在违纪风险“成本”与违纪“收益”之间进行权衡。因此，单纯以罚款为考核指标很难达到财税监督应达到的遏制违纪行为、规范财政管理、保证财政资金安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之目的。

与此同时，在财税监督执行中不具备科学、客观的统计分析指标和体系，只是简单分类汇总，总结也多是就统计数字分析，数字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很少触及，缺乏对违纪问题的科学、准确、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并且检查出的问题一般是反映在账簿上的现象或结果，而对被查单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违纪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却很少深入分析研究。因而，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形成的检查报告缺少有说服力、有深度的资料和证据，归纳出的观点也比较表面，提出的管理建议仅是就事论事，过于表象化、简单化，对改进和加强财政监督的作用极为有限。

（二）现行财税监督整体弱化，财政收支过程中问题突出

1.税基受侵蚀，税源监控不力。自1994年实行新税制后，加大了打击偷漏税的力度，税收秩序明显好转。但是，偷税与反偷税斗争尚未停止，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税制的不完善以及管理较落后，还在大力侵蚀税基，偷逃国家税收。现行税基过窄，而且各税种普遍缺乏防止税基受损的有效措施，加之监督不力，使当前突出存在的问题除普遍反映的“费挤税”现象外，还有恶性竞争造成的“价挤税”、搭售逃税，更有非法所为的偷逃税，严重损害了税基的完整性。同时，有些税种的税基出现了严重变形，如作为主体税种的增值税，本来其一般纳税人的户数比较稳定，但现实情况看，由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问题和管理方面的原因使一般纳税人的户数变动较大，甚至出现越来越少的情况，如广东省原有100万多户增值税纳税人，但经过几番调整后现在一般纳税人仅有8万多户。这不仅造成增税链条中断，而且由于开票和抵扣的原因，扭曲了两类不同增值税纳税人之间的正常贸易关系，也影响了税基的稳定。

税源监控是对税收收入来源的现状和发展变化进行监督、预测、统计和分析的过程，是管理体系的核心内容。但从新征管模式运行的几年实践看，以下几方面问题突出：（1）对税源监控这一征收管理的基础性工作重视不够，各级税务机关往往把税源分析的任务交给会计部门，满足于数据上的统计，缺乏对税源的综合分析和实地把握。（2）把税源监控单纯看成管理体系的工作，而忽视了税源监控贯穿征收管理的各个环节，需要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票证管理、税务检查等环节的协调配合。（3）税源监管网络不完善，计算机运用尚处初级阶段。新旧模式转换期间，因衔接不当出现空档，造成税源管理职能的缺位。

2.财税监管不力，国有资产流失严重。（1）在对外经济体系中流失。其主要通过压低国有资产价值与外商合资，损害国有利益。据有关统计，仅1992年全国的5000家中外合资企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约500亿元。（2）在破产兼并中流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有部分经营管理不善、资不抵债的企业破产，但是有些地方却采取非法手段搞“大船搁浅”方式，架空银行债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3）部分企业领导非法侵吞国有资产。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与监管弱化有关。一方面，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财政部门对企业财务管理进行重大改革，取消了对企业重要财务活动的直接控制和审批，但由于从上到下相应的财务监督管理工作没有及时跟上，加之企业自我约束弱化，使企业的财务监管工作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漏洞。另外，企业财务人员的监督职能无法得到切实有效地发挥，虽然《会计法》赋予了会计人员依法行事的职责，但在企业法人不受约束和财会人员缺乏保障的情况下，这一职责并未落到实处，最终财会人员只有受制于企业领导，共同违法乱纪。（4）国有企事业不规范经济行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一些机关办实体，占用国有资产不仅不交费，收入不入帐，而且全部作为“福利”私分。

3.中央财政收入大量流失。关于提高两个比重的努力，长期以来并未收到明显效果，中央财政收入流失问题仍较突出。当前其主要渠道集中在地方各级政府及经济执法机关，税收征管部门，社会中介机构，各级国库和纳税人。（1）改变税种，将中央收入化为地方收入；改变性质，将中央收入化为征收机关经费；改变渠道，审计部门将检查收缴的中央收入存人自己开设的过渡存款账户，然后不分资金性质集中上交同级财政，获取比例分成经费。（2）受地方政府干预，地税部门多收、超收地方税，挤压中央税种入库。（3）征收机关将中央税收用完税证收入过渡帐户，然后以汇总缴款书解入地方库，地方财政给予一定比例的经费。受地方政府干预，年终决算前征收部门开出调库通知单突击调库，改变税种或预算级次，强行将中央收入调入地方库。（4）征收机关迫于政府压力和碍于企业资金困难，将应征的中央收入不征或少征，滞留在企业，造成减欠税增加；征收机关滥设税款过渡户，滞留中央收入不入库，用以调节任务；经济执法机关设过渡账户，滞留应交中央收入，征收机关纳税大厅经办税款的专业银行滞留中央收入。（5）为完成“两税”（增值税、消费税）收入基数，采取空转等方式虚增中央收入，骗取中央财政结算返还。

4.财政部门重拨轻管，预外资金脱离监管，滋生腐败现象。从监督的执行情况看，近年来财政资金在使用和管理中存在着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挪用专项经费，变预算内为预算外，挥霍浪费，盲目追求高档集团消费等方面。就转移支付而言，中央对地方政府的专项支出范围广，项目多，由于上下级政府之间事权不清，本该由地方财政安排的事项，都由中央财政安排，安排项目多少和数额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使中央财政的专项支出几乎变成了各地的固定拨款。同时，转移支付形式过多，加上没有科学有效的方法进行监控，缺乏有效的约束，造成资金使用中的浪费。

关于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尚处探索时期，政府采购应避免从“分散的寻租行为”转为“集中的寻租行为”。分散的采购行为，由于其交易过程的不透明、不规范，缺乏制约，容易产生分散寻租行为。实行政府采购之后，变原来的分散采购为统一采购，要避免某些人假政府之名行寻租之实，出现集中寻租行为。为此，健全制度，规范程序，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使政府采购过程成为一个透明、规范，具有强有力制约和监督的交易过程，最大限度地消除寻租的可能性。

5.“四乱”禁而不止，非税收入数额巨大。改革开放以来，在“放权让利”、默许甚至鼓励政府部门创收的思路下，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和政府部门间、单位间、地区间的相互攀比，巧立名目、提高标准，使得非税收入持续快速膨胀，已到了失控的地步。目前我国预算内财力紧张，而预算外收入不断膨胀，除中央政府统一规定的收费外，各级地方政府还规定了名目繁多的收费。以1995年为例，据有关部委调查，地方各级政府越权设立基金（资金、附加）项目925个，私设收费项目2569个；1995年全国各级地方财政部门预算收入及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基金共计3843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6187.7亿元的62.11％；若加上财政收入中原有的5％非税收入，全部非税收入所占比例高达67.11％。①

从全国看，1996年非税收入已达7600多亿元，比税收还多1000多亿元，“费”大于“税”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地方看，河南省1995年各级政府的收费为96亿元，而地方税收收入仅为70.8亿元；从单项指标看，安徽省1996年人均农民公共费用负担65元，其中，人均农业税只有22元，非税负担43元，“费”是“税”的3倍；从增长速度看，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1988年为415亿元，1992年为600亿元，1996年达2900多亿元，非税收入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内生产总值和税收增长速度。社会各方面对乱收费问题反映非常强烈，由此而引发的种种弊端也一再暴露出来。

完善财税监督制度的构想

基于以上分析，针对我国现行财税监督体制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上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改革的特点，对我国完善财税监督制度提出以下建议：

（一）完善财税监督制度的总设计

我国财税监督制度的总体框架

①何振一、张学兰等：《论我国实际税收规模与税收负担国民收入分配中的税费问题研究》，《税收研究资料》1997年第7期。

1.制度类型：构建“立法监督+行政监督+社会舆论+民主监督”的复合型财税监督制度（见图）。

（1）我国现行财税监督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在对前苏联经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经济情况构建起来的。虽然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财税监督已发生了重大变革。但从财税监督的类型上看仍属于较为单纯的行政监督。在第三部分我们曾分析过行政监督的特点，其具有及时、高效等特点，但也明显存在缺乏权威性和规范性的问题。并且当我们谈及其及时、高效优点时是以较为完备的立法为前提，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法制建设普遍滞后，使得其本应有的优点也大打折扣。

（2）采取此类型可以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从第三部分的分析可知，立法监督的优点正是行政监督的缺陷，而立法监督的缺点正是行政监督的长处。结合我国实际，建立立法监督体制不仅便于把财税监督更好地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统一认识，改变由于对财税监督认识上的差异造成在监督执行中的混乱、缺位等现象。而且更有利于当前行政监督中许多问题从根本上得以规范和解决。

（3）节省建制成本，有利于制度过渡。建立一项新制度除了从其优势性上予以考虑外，还应考虑其与现行制度间的冲突，要力求减少建制成本和减轻制度过渡带来的震荡。立法监督的构建是对我国当前监督制度空白的填补，而立法监督与行政监督的组合只能使监督更权威、更规范，从而更有效。它不是对现行监督的完全否定，而是突出其优势，弥补其明显的缺陷。新的制度不会引起对经济生活的强烈震荡。这也是不主张采取法国式司法监督的原因所在，构建独立于政府的司法监督与我国的司法体制冲击较大，并且其中涉及众多协调工作，建制成本将十分巨大。

2.范围界定：财税监督包括预算监督、财政日常监督（税务监督、财务监督、国有资产运营监管）、审计监督的宏观型、多层次的财税监督体系。从国际上的做法看，很少有国家把财税监督仅视为对财政收支的监督，其更多体现了宏观和多层次的思想。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来看，扩大财政总体规模，突出和强化财政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构建宏观、多层次的财税监督体系与这一思想正好相符，便于财政职能的有效发挥，有利于提高财政政策效果。

（二）完善财税监督制度的具体建议

1.尽快制定《财税监督法》，使财税监督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在我国制定《财税监督法》是对当前财政管理上一个法律空白的填补，其有利于树立财税监督的权威性，有利于强化监督力度，使监督执行过程中有法可依，便于防止监督中的不规范、随意性等问题。而且便于明确各监督部门的职责，有利于提高监督效益；同时也为我国尽快建立立法监督打下较好的基础。

关于我国财税监督法的制定应该遵循如下基本原则：

法制原则。财税监督的法制原则即财税监督法主体在从事财税监督活动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财政法律、法规和财税监督法规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事的原则。作为国家，法制原则要求立法机关应该制定较为完备的法律，做到有法可依，、这是法制的首要任务。

公正、公平和公开原则。公正、公平和公开原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则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也是财税监督执法主体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公正就是要求财税监督执法主体必须履行法定职责，做到依法行事，并要求处理各项有关事务要客观、公正，避免主观臆断。公平原则是要求财税监督执法主体在监督、检查和处理有关财政事务时，应做到公平、兼顾各方利益，不偏袒任何一方。公开原则是要求财税监督执法主体的监督检查活动或者计划应增加透明度，以利于监督检查部门提高工作效率。

效率原则。财税监督的效率原则即财税监督法主体要以最少的成本达到最佳的目标，或目标既定成本最少化。财税监督效率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财税监督法必须以保障提高经济效益为出发点，把财政资金公开、合理地进行分配和使用，以获取最佳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财税监督法不是限制财政主体的理财，而是要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扩大财源，厉行节约，提高支出效率，保证国有资产不断保值和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方面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统一领导、分工监管原则。该原则强调财税监督法既要保证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也要保证地方财政机关行使法定职权，充分发挥其积极性，这就要求从行政监督法律上保障中央对财政管理坚持统一领导。主要是国家财税监督应由立法机关统一制定，在全国统一实施（除特殊区域）。统一的财税监督法律制度要求做到财税监督政策的统一，财税监督法律、法规的统一和各项财税监督管理制度的统一。财税监督实行分工监管是指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前提下，财税监督的执法主体依照法定的财税监督职权和程序对被监督主体的执法情况实施分工监督活动。财税监督执法主体在依法行使监督权时，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财税监督法主体独立行使监督权对调动与发挥其主动性和积极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2.转变财税监督方式。建立和完善我国财税监督制度，必须把监督与管理紧密结合起来，形成监督与管理并重、日常监督管理与专门监督检查相结合的监督新格局。从目前财税监督的状况看，财税监督主要采取集中性、突击性的专项检查方式，存在重检查、轻日常监督的倾向，日常监督管理的职能没有很好的落实。在这种情况下，财税监督工作难免不带有较大的偶然性，往往是对列入检查的单位实施检查，而没有列入检查的单位就失去了有效的监督，极易遗漏，不符合财政管理的根本要求。只要把检查与日常监督结合起来，实现财税监督管理的经常化、制度化，才算最大限度的减少遗漏，提高财税监督管理的效率。财税监督要改变只重检查不重管理、只重收缴不重堵漏，监督检查与促进管理相脱节的做法，要善于在监督检查中发现财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督促和建议有关部门健全和完善制度，堵塞漏洞，提高财政管理的总体水平。

3.强化财政内部监督。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知由于当前我国财政内部监督弱化，严重影响了监督的效率和力度，甚至出现内部不少违纪现象。针对这一问题，必须强化财政内部监督，首先要建立财政机关内部的监督保证机制和日常监督机制。财政监督在内部监督的内容和对象上，应当既能覆盖全面，更能突出重点抓住主要矛盾。在监督主体上，既能充分发挥监督机构的作用，形成多种力量齐抓共管的局面。其次要完善上级对下级财政机关监督的约束机制。对下级财政部门执行财政法规政策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是财税监督部门的基本任务。同时，对其他有可能影响财税法规贯彻执行，导致财政收入流失和支出浪费的不当行为，上级财税监督部门也有监督检查的责任。再次，加快地方财政机关内部管理制度建设。通过内部监督制度的运行，注意发现管理和运行中的问题，促进财政部门各项制度的建设，提高财政资金管理的透明度，逐步完善财政运行机制和约束机制，并形成内部监督的经常化和制度化，使内部监督活动贯穿于财政日常活动的各个环节。

4.加强财税监督机构和队伍建设，建立灵活的信息反馈系统。加强机构和队伍建设是搞好财税监督的关键。财税监督真正要落到实处，离不开强有力的监督机构，必须保证一级财政有一级相应的监督机构，并维护其执行监督中的独立性。财税监督工作的自身特点决定了财税监督干部必须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财税监督人员既要全面熟悉财政业务，熟练掌握财税监督检查的专门技能，同时还要敢于坚持原则，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为此，在强化财税监督人员的政治、业务培训，切实加强专业队伍建设的同时，要逐步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有效促进监督的规范性、严肃性和力度。

5.增强纳税人的监督意识。纳税人意识是一种公民参与决策和监督的意识，这一意识的形成不仅与国家的政体有关，而且也与公民自身的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有关。在当今的中国，依法治税有赖于纳税人意识及行为的规范。因为政府部门的活动经费是由纳税人缴纳的税款汇集起来，并且这些钱应当用于同其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物品或服务上。所以，对于政府部门使用税款的活动，纳税人有监督的权利和必要。因此，作为纳税人的企业和居民，既要依法履行好缴纳税收的义务，也要充分运用好消费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权利。

参考文献：

①刘溶沧等主编：《中国财政理论前沿》，社会科学出版社第一章。

②《中国财政》1999年各期。

③《财政研究资料》1999年各期。

④《财政与税务》人大复印资料1999年各期。

财税管理例10

Abstract:Themodernbusinessfinancemanagementisinamodernbusinessmanagementsystem''''svaluemanagementsystemmanagementsystem,seepstoenterprise''''seachdomain,eachlink.Thetaxrevenueasthemodernbusinessfinancemanagement''''simportanteconomicenvironmentessentialfactorandthemodernbusinessfinancedecision-making''''svariable,totheconsummationbusinessfinancecontrolsystem,achievesthebusinessfinancemanagementgoaltobeveryimportant.Therefore,embarksfromthetaxrevenuetothebusinesseconomicdevelopment''''sinfluence,intheresearchmodernbusinessfinancemanagementrealizesthetaxrevenuepreparationtohavewidespreadandtheprofound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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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企业税收筹划的原则

企业税收筹划不仅是一种“节税”行为，也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讲，税收筹划应归结于企业财务管理的范畴，其目标是由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决定的。也就是说，在确定税收筹划方案时，不能一味地仅考虑税收成本的降低，而忽略因该筹划方案的实施引发的其他费用的增加或收入的减少，必须综合考虑采取该税收筹划方案是否能给企业带来绝对的收益。因此，为充分发挥税收筹划在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作用，促进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决策者在选择税收筹划方案时，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合法性原则要求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必须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具体表现在：（1）企业开展税收筹划只能在税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必须依法对各种纳税方案进行选择，而不能违反税收法律规定，逃避税收负担；（2）企业税收筹划不能违背国家财务会计法规及其他经济法规；（3）企业税收筹划必须密切关注国家法律法规环境的变更。企业税收筹划方案是在一定时间、一定法律环境下，以一定的企业经营活动为背景来制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法律法规可能发生变更，企业财务管理者就必须对税收筹划方案进行相应的修正和完善。

（二）服务于财务决策过程的原则。企业税收筹划是通过对企业经营的安排来实现，它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投资、融资、生产经营、利润分配决策，企业的税收筹划不能独立于企业财务决策，必须服务于企业的财务决策。如果企业的税收筹划脱离企业财务决策，必然会影响到财务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甚至透导企业作出错误的财务决策。例如，税法规定企业出口的产品可以享受退税的优惠政策，企业选择开放式的出口经营策略，必然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税收利益。但是，如果撇开国际市场对企业产品的吸纳能力和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片面追求出口经营带来的税收利益，那就可能诱导企业作出错误甚至是致命的营销决策。

（三）服从于财务管理总体目标的原则。税收筹划的最终目的是使企业实现其财务管理的目标即税后利润最大化，取得“节税”的税收利益。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择低税负，即降低税收成本，提高资本回收率；二是迟延纳税。不管是哪一种，其结果都可以实现税收支出的节约。要进一步考虑的是，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子系统，税收筹划应始终围绕企业财务管理的总体目标来进行。税收筹划的目的在于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但税收负担的降低并不一定带来企业总体成本的降低和收益水平的提高。例如，税法规定企业负债利息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因而负债融资对企业具有节税的财务杠杆效应，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但是，随着负债比率的提高，企业的财务风险及融资风险成本也随之增加，当负债成本超过了息前的投资收益率，负债融资就会呈现出负的杠杆效应，这时权益资本的收益率就会随着负债比例的提高而下降。因此，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时，如不考虑企业财务管理的总体目标，只以税负轻重作为选择纳税方案的唯一标准，就可能会影响到财务管理总体目标的实现。

（四）成本效益原则。税收筹划的根本目标就为了取得效益。但是，任何一项筹划方案都有其两面性，随着某一项筹划方案的实施，纳税人在取得部分税收利益的同时，必然会为该筹划方案的实施付出额外的费用，以及因为选择该筹划方案而放弃其他方案所损失的相应机会收益。当新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小于取得的利益时，该项筹划方案才是合理的；当费用或损失大于取得的利益时，该筹划方案就是失败方案。一项成功的税收筹划必然是多种税收方案的优化选择，必须综合考虑。一方面，企业税收筹划必须着眼于企业整体税负的降低，不能只盯在个别税种的负担上，因为各个税种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一种税少缴了，另一种税可能就要多缴；另一方面，企业的税收筹划不是企业税收负担的简单比较，必须充分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因为一个能降低当前税收负担的纳税方案可能会增加企业未来的税收负担，这就要求企业财务管理者在评估纳税方案时，要引进资金时间价值观念，把不同纳税方案、同一纳税方案中不同时期的税收负担折算成现值来加以比较。

（五）事先筹划原则。事先筹划原则要求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时，必须在国家和企业税收法律关系形成以前，根据国家税收法律的差异性，对企业的经营、投资、理财活动进行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地减少应税行为的发生，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才能实现税收筹划的目的。如果企业的经营、投资、理财活动已经形成，纳税义务已经产生，再想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那就只能进行偷税、欠税，而不是真正意义的税收筹划。

二、现代企业实现税收筹划的可行性

（一）税收理念的改变为企业税收筹划排除了思想障碍。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把税收看作企业对国家应有的贡献，侧重从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角度研究税收，片面强调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特别突出国家在征纳关系中的权威性，忽视了作为纳税主体的企业在依法纳税过程中的合法权利，企业只须在政府派驻的税收专管员直接辅导下申报纳税，甚至把税收筹划与偷逃税混为一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并逐步国际化、知识化、信息化，理论界开始重视从纳税主体的角度研究税收，企业财务管理者开始认识到税收在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作用；另外，税收征管法和刑法也对偷逃税的内涵和外延作了明确的界定。可以说，目前研究企业税收筹划的思想障碍已经基本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