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和文学的关系例1

我们谁都没有看到过真正的电影，我们所看到过的只不过是配有画面的小说而已。 

——英国电影导演彼得·格林纳韦 

从1905年任景丰拍摄《定军山》开始到现在，电影在我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中国文学史与电影所处的地位极其微妙。电影文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但是，目前很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很少提甚至全书不提一字电影文学，这是十分不合理的。笔者认为，中国电影文学应当直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一、文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不稳定性 

 

文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从来就不是固定和单一的，而是不停到变化着，其本身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现代形态的文学史产生以来，文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一直被许多文学史家及理论家所更改。正如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所提到的：“这种变化，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萎和对变化的渴望所引起，但也部分是由于外在的原因，由社会的、理智的和其它的文化所引起的”。[1]随着文学史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更多学者的理论与编纂实践体现出拓展文学史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必然趋势。 

在中国，文学的本体和正宗是散文。先秦时期主要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在内，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包括辞赋在内，唐宋以来包括诸多抒情写景的散文在内。宋元人有“诗为文余、词为诗余、曲为词余”的“三余”说，就表明了正统文学界对诗词曲乃至之后的小说戏曲的“小道”的蔑视感。近代以来，中国人受到西方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分法影响，这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狭窄的文学观念。由此出发，中国文学才不可逆转地将脱胎于话本等口头文学的小说戏曲归为文学主体，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学从散文本位到小说戏曲本位的延伸。另外，如许多文论家由对通俗文学的漠视到开始关注通俗文学。但是，至今中国的电影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没有地位。 

 

二、关于电影文学与正统文学史的关系 

 

在西方，当卢米埃尔拍摄《火车进站》或《工厂的大门》的时候，没有人预想到它会让当时还风光无限的作家们注定在未来黯然失色。然而，随着摄影机摆脱了定点摄影的理念，电影叙事迅速由机械再现客观现实转变为展现人类的感情与经验的主观世界。电影很快就取得了艺术家族中的显赫位置。当看到文字的力量从属于另一种更耀眼、更粗俗的力量时，我几乎总是难于摆脱一种令人痛心的屈辱感。”[2]在中国，电影是现代科技的产儿，是商业运作，是投资人种下的摇钱树。在电影技术还不成熟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对待电影的态度常常停留在消遣娱乐的层面上，这也从客观上导致在商业牟利为主的电影市场上，许多文论家不给电影文学以合适的位置。同时，作为俗艺术中的俗艺术，电影使艺术获得空前的民主化，受到大众的喜欢。以往的所有艺术都是社会少数分子参与的活动，只有电影获得了世界性的、全民性的成功。人们藉此获得了许多接触艺术的机会。很多文论家不愿意把它当作文学的一个类别来看待，在现代文学史上不提也就很正常了。哪位理论家把电影放入文学家族进行研究就被看成是不务正业。笔者认为既然戏剧、小说都已经进入文学史，那么弱势群体的电影也应该进入文学史，被平等看待。对于这种文论家的接受心理，也是需要一个调整过程的，就像小说和戏剧当初进入文学一样。 

应该说，将电影纳入正统文学史有以下理由： 

第一，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从文学中汲取养分和艺术经验，远比其他艺术多，其本身带有很强的文学底蕴。把叙事性文学作品中的叙事因素，用文字写成具有一定文学价值的电影剧本的出现，正是电影艺术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正因为它综合了各门艺术的多种元素，并经过自身的主体性整合而呈现出特有的艺术表达功能，故它集视与听、时与空、动与静、表现与再现于一身。正如法国理论家乔治·萨杜尔所说：“一种艺术决不能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产生出来，而突如其来的在我们眼前出现必须吸取人类知识中的各种养料，并且很快地就把它们消化。电影的伟大就在于它是很多艺术的综合。”[3]因为“在电影诞生之前的时代，恰恰是文学成为主导艺术形态，只有文学能够最充分地反映异常复杂的生活矛盾，满足更加广泛，更多层次，‘多声部’地把握显示的迫切需要。”[4]也就是说，电影是在文学充分发展之后利用现代工业的科技手段才蓬勃兴起。 

我们来看看中国早期的电影，电影传入中国的第一个名字叫“影戏”，从这个名称上，我们可以看出电影虽然作为综合艺术，与声光科技有着密切联系，但它的确和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中国第一部电影是1905年的《定军山》，全部影片拍下来是一部活动的相册。但《定军山》并没有所谓的文学剧本和导演，而且任景丰也是一名照相技师。真正拥有完整剧本的第一部黑白无声片是1913年由郑正秋编剧、郑正秋和张石川共同导演，亚细亚影片公司出品的《难夫难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拥有文学剧本的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郑正秋编写的《难夫难妻》是中国第一个文学剧本。话剧在中国从产生到成熟大约经过了30年，电影因为有中国文学氛围的整体转换为根基，从最初的形态到接近于成熟所需的时间大大缩短了，但其过程与话剧相一致。《春蚕》也是早期电影中的佳作，《春蚕》有很好的文学底本，人物、情节、题材意向，都为电影剧本的创作提供了可利用的文学资源，电影的成功理所当然了。30年代后期以后涌现了一批较为成熟的电影，文学底本更加好，像《渔光曲》、《新女性》、《十字街头》、《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看惯了小说的读者，欣赏这样的文学剧本没有任何障碍。正是电影文学的不断成熟，促使电影完善。电影文学最初都来源于著名的戏剧文学家，如郑正秋、欧阳予倩、田汉、洪深、侯曜、夏衍、阿英、阳翰笙等，他们既是著名的戏剧家，也是现代文学史上很重要的电影文学作者。优秀的电影又能带动优秀的小说。电影本身的成熟就是随着电影文学的成熟而成熟的。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小说《红高粱》是作家莫言的成名作，在导演方面还没有任何名气的张艺谋把它拿来做摹本，拍出了他最初的、也是他迄今为止最响亮的奖项之一——柏林金熊奖。虽然他对小说进行了大删减，但那依据文学底气所塑成的人物还是流露出掩饰不住的“莫言的光辉”。《霸王别姬》有李碧华原著的支撑，陈凯歌虽然为了照顾大陆方面做了很大的修改，但是古老艺术和新生政权的冲突，依然会紧紧扣住观众的心灵。 

一部文学性强的剧本孕育出一部好的影片。剧本体现作家的思想和意图，是电影基本的构思，直接指导影片的生产。综观世界上大多数的影片，都是从剧本起步，经过导演、演员、摄影、剪辑等人的再创作，把剧本里无生命的幻想，变为银幕上有生命的东西，变成集体智慧的结晶，才搬上银幕放映。美国影人温斯顿说：“创造性的电影制作所包括的不是一个而是几个过程或阶段。这些阶段，通常叫作写作，导演和剪辑。”[5]1980年召开的导演总结会上，张骏祥首先提出了“电影的文学价值”，他说“针对某些片面强调形式的偏向，我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6]他并提出电影的“文学价值”有四条：“思想性或哲理性，人物典型形象，风格、样式、气氛、节奏，文学技巧和手段。”[7]电影剧本兼有电影性和文学性，它不仅能供拍摄，而且可供阅读，它既是一部电影作品，又是一部文学作品，其本身所具有的娱乐性和审美性使得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领悟影片中人物情感宣泄的美感教育。我们这里所叙述的电影的文学性，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冲破传统文学叙事的方式，创造出一种以电影的独特视听思维来构思和写作的崭新文学形式。电影本身的语言、内容、表现手法都是具有文学性的。

   第二，从电影的使命上来看，它也具有文学的功能。孔子认为文学具有“兴观群怨”的功能，梁启超认为文学具有“熏浸刺提”的功能。电影和文学一样，也具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认识功能方面，人们由于生活的时间、空间以及生活经历、职业特点等方面的原因，对于社会生活的了解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去了解生活，而电影在这方面就提供了很好的方式。在电影中，人们能够很轻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以及不同生活的了解。教育功能方面，电影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时候，总是要寄寓编剧人的理想、愿望和追求，总是要显示编剧人的态度和倾向、判断和评价，包含着一定的哲学、道德、宗教、政治等价值观念和价值评判内容，导演希望通过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将价值观念和价值评判内容传达给观众，用这种价值体系去影响观众，让观众在价值观念上达到与编剧人的认同。审美功能方面，编剧人除了在表达自己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显示自己对于社会生活的态度和倾向之外，自己还要确立一定的审美理想，即以审美情感为核心而使审美要求达到系统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定的原则和标准，这种审美理想往往能够对人们的审美趣味、审美要求、审美观念、审美能力产生有力的感召和塑造作用。对于娱乐功能，电影能够很方便使人们得到赏心悦目的快感和愉情悦性的享受。由于电影作为审美活动带有非功利性和非现实性，使人们能够摆脱实际生活状况和物质条件的束缚，在超现实的境界中得到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享受。 

第三，电影能促进其它文学体裁发展、扩大其影响。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学的取代和覆盖。最令人欣慰的事，莫过于电影文学对其它文学体裁的大举引进和形象诠释。电影作为图像艺术给文学的最大馈赠应该是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对细微事物的放大镜式的审视目光，以及画面蒙太奇后产生的特殊效果的。 

一个时代拥有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学样式，就像《诗经》中的四言诗发展为后来的五言诗、七言诗，诗歌又发展为词，词发展为曲，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里，长篇小说的处境也多少有些无奈。但是大众们即使拒绝了诗歌和小说，但是他们无法拒绝电影的魅力。电影作为当代文学的一种体现样式，开阔了人的艺术表现视野，进一步拓展了人的艺术表现能力。可惜目前，全国各高校使用的文学史教材以及学术界所推崇的文学史著作，都不重视电影文学。举例来说，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洪子城《中国当代文学史》，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二卷本），杨匡汉主编《共和国文学50年》等，都闭口不提电影文学。据笔者所知，有的文论家正在进行提高电影文学领域内的一些局部拓荒工作。贺圣皓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上下册）下卷第五章“戏剧影视文学专题”的第五节和第六节，专门讲述十七年的电影文学的成就和新时期电影文学的艺术追求。[8]张炯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第十卷第一部分，专门讨论建国初至上世纪90年代电影文学的演变过程。[9]周晓明主编《中国电影文学史》（上下册）比较详尽地介绍电影文学的发展历程。[10]笔者认为，这两本书比较可贵，文学史写作应当把电影文学考虑在内，给电影文学以应有的历史地位。笔者在此强烈建议，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把纳入电影文学，还原电影文学本身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与注释： 

[1]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309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2]转引自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第289页，第186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 

[3][法]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 

[4][俄]日丹：《影片的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 

[5][美]温斯顿：《作为文学的电影剧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 

[6]张骏祥：《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电影文化》1980年第二期。 

[7]张骏祥：《对当前电影创作的一些看法》，《电影新作》1980年第五期。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例2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下称修订稿)的课程设计，从课程目标的确定、课程内容的选择与呈现方式以及实施建议，在实验稿的基础上都有了较大的改进。特别是初中历史学科课程性质和课程理念的明确提出和阐述，体现了我国中学历史课程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一、初中历史学科的课程性质

课程定位是课程设计的首要问题。只有了解一门课程的属性、特点以及功能和作用才能把握它的基本面貌，也才能在此基础上确定课程的目标，并据此精选和组织学习内容。

实验稿虽然也有课程性质的专门论述，但由于观点不明确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不深，修订稿对此作了较大的调整。

实验稿的表述：

历史(7～9年级)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学生获得历史基本知识和技能，初步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逐步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初步形成正确的国际意识，理解和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学习和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曲折历程中理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修订稿的表述：

历史课程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基础课程，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义务教育阶段7～9年级的历史课程在基础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具有以下特性：

思想性　坚持用唯物史观阐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使学生认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拓展国际视野，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基础性　根据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以普及历史常识为主，引领学生掌握基本的、重要的历史知识和技能，逐步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为学生进一步的学习与发展打下基础。

人文性　以人类优秀的历史文化陶冶学生的心灵，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正确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人文素养，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综合性　注重人类历史不同领域发展的关联性，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使学生逐步学会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对历史和社会进行全面的认识。

对某一门学科课程性质的说明，一般要从其在学校课程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对学生成长发展的独特作用，以及课程实施的特点等方面展开。最好以特点相标识，以便于实施者把握。实验稿所表述的，只是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方面的任务，而不是历史课的性质。这样的定位，实际上没有明确历史科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与区别，没有说清楚历史学科的独特价值。有关“历史(7―9年级)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的定义也不甚妥当，因为“必修课”不能说明历史课程性质的本质问题。

修订稿对相关内容作了新的表述。首先将历史课定义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基础课程”。并在说明其地位和设置意义的基础上，从“思想性”“基础性”“人文性”和“综合性”四个方面分别阐述了历史课程的基本特点。

1.思想性

历史课是一门思想性很强的学科。通过学习历史，尤其是本国史，能够较全面具体地了解自己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并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本国的国情和政策。在现代国家，由于公民对形成国策的影响日益增大，而对史实的考虑又影响到公民对国家政策的态度，所以没有哪一个国家会不关心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正是从这个意义说，“公民的历史意识对未来具有政治上的意义”。1996年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5~12年级)的开篇就明确地指明了这一点：

历史知识是一个人在政治方面具有明智才能的前提。没有历史，一个人无法明智地研究社会中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道德问题。而且，没有历史知识以及它所支持的历史研究，一个人无法成长为见多识广、独特的公民。这些恰恰是有效参与民主制管理与我们所有公民履行国家民主制理念时所必需的。

近代“国民意识”的形成，无不以公民们对其民族、国家和历史所具有的认同感、尊严感为基础。因此，培育对国家的忠诚一直是历史课程的主旨。即使在倡导多元文化视角和营造世界公民氛围的今天，任何国家的学校历史教育都未在这一点有所松懈。著名史学家吴晗早在1934年就说过：“我们不希望每一个学生将来都是史学家，我们希望每一个学生将来都是社会上的健全公民。但在中学或大学时期应当给他们以充分的关于国家和民族的常识。”

2.综合性

历史知识包罗万象，既有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内容，也有中国和外国的内容，并涉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历史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其特性就是在联系中确定的。历史现象的相互联系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纵向的联系，如历史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历史发展的线索和基本进程等；一种是横向联系，如同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通过纵向与横向的联系，可以总结出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规律。历史分析的方法是历史学习和历史研究中最为常用的方法，历史的因果联系分析则是其主要的方式。因为历史的产生与发展、延续与变化、渐进与突进，都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既受到时代、环境、条件的制约，又受到阶级、集团以及个人利益的左右，还受到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习惯等方面的影响。因果联系有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和互为因果等多种形式。只有认识到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事件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

3.基础性

从学校系统的地位而言，初中历史课程与其他学科一样承担着基础教育的任务。从课程系统的地位而言，历史课程不仅以其知识的综合性为其他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础，也以其思想性和人文性为学生的社会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17和18世纪，许多教育先驱者都强调历史学科的重要性，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认识到了历史教育对提高人的基本素养的价值。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强调，“熟悉历史是整个人生的教育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他终身的眼目”。洛克认为历史是“持重与公民知识的主宰”。卢梭则把历史作为“爱弥儿”的第四期，即教育的最后一个时期(15岁以后)的最重要的学科。

4.人文性

与自然科学相比，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课以具有独立个体的人和人类社会为认识对象，关注的是人的思想境界建设，主要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从这一属性出发，修订稿提出了历史课程在增长学生的社会见识方面的作用。“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正确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的关系”，以达到“提高人文素养”的目的。历史课程在学生的道德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杜威认为历史学科是形成人的道德品性的最优良‘的学科。在他所设计的课程中，历史是“作为间接的社会学和实验的伦理学来予以重视的”。他坚信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都可以从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中找到典范，并由此作出结论说，“历史是永恒的建设性的道德遗产”，历史教学“将发挥最自然的伦理价值”。

二、初中历史学科的课程理念

课程理念是课程设计者蕴含于课程之中，需要课程实施者付诸实践的教育教学的信念，是课程的灵魂。与实验稿相比较，修订稿对历史课程理念的阐述更为清晰而准确，凸显了历史学科的特点和价值。

1.普及历史常识的理念

蕴含着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历史常识的传承，无论对个人、民族还是国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历史常识的普及，关系到一代新人的知识底蕴是否丰厚，中华民族的文化能否传承，关系到未来民族发展的前途。

所谓“普及”，一是规定历史课程作为全体学生的必修课，以此达到普及的目的；二是指有关课程内容和要求的确定面向全体学生，能让学习这门课的所有学生都达到课程目标的要求。课程标准的制定，既考虑了我国不同地区学生的学习需要和条件，也考虑到了初中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内容标准的设计，体现了统一要求与灵活处理相结合的原则。如多数学习要点只是“对学习内容和基本目标提出了原则性要求”，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具体状况酌情处理。

“历史常识”是相对而言的。与高中和大学相比，初中的学习内容只是常识性的历史知识。即知识相对浅显通俗，课程难度较小，初中学生都能认知和理解。修订稿课程内容的选择充分考虑了初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生活经验，使相关的内容贴近现代社会、贴近学生的生活，避免了抽象历史概念和理性知识的堆积。与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的内容相比，初中课程的历史知识有_定的系统性，修订稿在实验稿的基础上补充了必要的框架性知识和主干知识，使初中历史课程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知识系统。

与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相比，初中的“历史常识”无论是知识的范围还是内容都有较大的扩展。从知识范围看，《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六大板块的内容，展示了不同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以及“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历史内容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和地域范围相对较广，学生能够在此基础上“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从内容上看，既有与政治制度、战争和改革有关的政治史，也有与宗教、哲学、文学和艺术有关的思想文化史，还有经济史、科技史和社会史，涉及的领域较广。同时，历史常识不单指与基本的历史事实和评价有关的历史知识，还包括与收集、利用历史知识的程序有关的基本技能，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基本的历史意识。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修订稿提出了“以普及历史常识为基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课程理念。

2.公民教育的理念

修订稿从时展和社会前进的需求出发，将“培育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作为初中历史课程改革的前提，将培养“良好综合素质的合格公民”作为基本目标，并从培育学生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国际意识等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定。

首先，在培养民族意识方面，通过小学的《品德与社会》课，学生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初中的历史课则进一步告诉学生：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有哪些?具有怎样的特点?它们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它们为人类作出了哪些贡献?通过本民族及其文化传统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及其对世界文明贡献的学习，可以使学生生成并强化民族意识，振奋起民族的精神，进而提高捍卫民族利益的责任心。修订稿安排了相关的课程内容，并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中提出了明确的学习任务。一方面要求在学习中国文明史内容的基础上，“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具体国情，认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要求在了解我国民族关系史内容的基础上，“认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点，认识到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互相影响与融合的重要性。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在当代中国，爱社会主义与爱祖国本质上是一致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修订稿通过中国史内容的组织，呈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和爱国主义的传统。其中，中国古代史的内容反映了民族精神的形成过程和特点。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则反映了民族精神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与特点，通过学习，“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决定作用，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初步形成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增强历史的责任感”。

拓展国际视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要求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共同维护、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各国的历史课程都强调有关国际意识的培养问题。国际意识的培养，首先要处理爱国主义与国际意识两者之间的关系。修订稿既关注民族认同感的培育，也关注其他异质文化；既注重在全球化时代表现民族自豪感，彰显自身的民族特色，也注意“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学习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

3.育人为本的理念

修订稿在提出历史课程人文性特点的基础上，阐述了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人格教育、增长历史见识和增强历史思考力则是其基本内容。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例3

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分析。

一、一次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对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新历史主义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理论纲领的学术流派,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尚不确定的概念。正因为这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释很不相同。从国别来说,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存在着差异。英国学派宣扬的“文化唯物论”虽然处于边缘,但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美国学派注重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式微之后的新理论和新批评,表现出强劲的势头。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历史观念的多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读更是人言人殊。有人认为,“历史”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叙述。有人主张“历史”是由各种声音讲述的包括处于边缘的势力和人物的权力故事。有人把历史理解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还有人对新历史主义表示非议和反感,讥讽那些倾心“文化批评垃圾”的“追新族”们妄图通过颠覆伟大的文学经典,借助文学来改造社会,只能是一种“文明的野蛮人”的幻想。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学术伙伴,还有路易斯·蒙特洛斯、乔纳森·多利莫尔、海登·怀特及查理·勒翰与卡瑞·利伯特等人,他们的理论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像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他的著作《元历史》、《话语转喻学》、《形式之内容》都越来越明显地把历史诗学化,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叙事”的“话语”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规律性和科学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解构批评”向各种解释学的转移,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特别是对文学与历史的接受反应理论和阐释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融进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中。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西方文论的主流不再把文学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狭小圈子里,而是一反过去对政治的厌恶,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倾斜。形式主义掩盖了理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权力和妇女权力问题,遮盖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恢复和重新确立文学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较之于形式主义而言,新历史主义表现出很强的学理优势。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开始被突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原先那种只局限于封闭的文本研究的文学观念开始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开放,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文学理论的各种跨学科联系互渗、互融、互释、互动,形成阐释的通约性和连贯性。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现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学研究的倾向。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走向广义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理论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和原则进行批判。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判运动带有正负两面性,既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诞和异化现象,同时又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只强调被压抑形成的“单面人”的痛苦,不承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形态性。新历史主义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但这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从语言文字层面对历史文本的改写同样带有明显的正负两面性,有的把被误读和漏读了的历史正过来和补上去,有的则把本来是正读和正写了的历史随意加以歪曲和颠倒。

新历史主义通过建立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从文化研究的视域对历史进行整体审视。新历史主义打破语言符号和形式结构的牢笼,克服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的倾向,重新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但是这种整体透视往往流于表层化和平面化,忽略、遮蔽或消解了主要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基本的、首要的和主导的方面和过程。新历史主义面对历史语境,重新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作为对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反拨和矫正,成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主义,也不同于形式主义的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正因为如此,新历史主义往往遭到来自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和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双向夹击。

二、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

怎样理解历史,怎样理解历史与当代的关系?研究历史不是最终目的。人们多半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总是想通过研究历史而有助于当代历史的正常的健康的发展。历史只不过是今天的过去时,而今天只不过是历史的现在时。当代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活化和不断生成。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黑格尔指出,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久远而厚重的历史积淀着丰富而宝贵的人类的族群经验和集体智慧。人们为了求得现实的诗意的生存和祈盼美好的未来,总会以史为师,向历史老人请教,或以古鉴今,或借古喻今,或借古讽今。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人们往往发掘历史资源,利用古人的思想、服装和语言,演出当代历史的新活剧。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历来是带有双重性的,或者说成是历史事实,或者说成是历史故事。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认为,历史是指真实发生的故事,从追求历史真实出发,形成历史科学;从叙述历史故事出发,可以诉诸文学的虚构和想像。从根源上说,靠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的历史故事,实质上是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派生和演绎出来的,不应当随心所欲地用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遮盖、改变和取代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这里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即历史的思性和诗性、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性、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论。俄国学者巴赫金的诗学所提出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已经包含有互文性的因子。比较系统地倡导互文性理论的,当推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她的《符号学》论述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通约性,认为不同的文本都可以作为对方的镜子,相互嵌入和相互映照,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转化,形成一个从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向文本不断生成的开放网络。互文性理论开始主要表现为一种关于文学文本的阐释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互文性理论渗透到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进入到新历史主义批评中,已经从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换为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互文性理论向历史领域的进军,虽然为文学和文化研究打开了更加宏阔的学术视野,但由于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中把互文性理论的重心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关系上,这种超越使互文性理论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学和历史的界限的混淆,引发出新历史主义的一句名言:“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1]。新历史主义强调着眼于当代视野,泛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和历史语境之间的互文性的双向指涉,来解释过去的历史文本,进而将文学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随意把文学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强化,把“文学性”从狭义的文学的“文学性”,包容和放大为历史的“文学性”,使赋予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变成了对历史的文本建构,靠语言层面的虚构和想像发挥建构功能,实现历史领域中的自我塑造。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某些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是不存在的。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只不过是作者的历史观念的自我塑造的产物,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对尘封的僵死的史料进行选择、编织、阐释和重塑的结果。正像海登·怀特所认为的那样,所有的历史不过都是“关于历史的文本”,而所有的历史文本不过都是一种“修辞想像”。历史只存在于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之中。“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2]后结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德里达断言:“文本之外无他物。”詹姆逊认为,“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才能接近历史”。[3]全部社会历史不是存在于文本之外,相反,全部社会历史都内置于文本的结构中。福柯作为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公然宣称,他书写历史(文本)正是为了消灭历史(存在)。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materialism)强调应当优先考虑社会结构的文化层面,为了反对文本自律论,提出必须修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理论,使人们陷入迷茫的困惑与哀思。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论文《历史主义的贫困》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他认为历史是开放的,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结果。这位哲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相互纠结、交互作用的阐释对我们理解历史存在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极端的复杂性和出乎意料的曲折性、歧义性、偶然性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但他拒斥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反对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历史决定作用,显然是不正确的。有人据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线性的发展观,这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本来意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反叛,同时又吸取和利用了形式主义文论所重视的语言符号的编码功能,从总的思想意向上强调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联系,使文学重返历史,拓展和开掘了语言结构和历史结构的想像性和虚构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本的历史精神。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相结合,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宣扬文学的解构功能和批判精神,客观上有助于启发人们从政治视域观察历史和现实,有助于培育大众对不合理的体制和思想的批判精神和变革意识。但是,新历史主义的各种观念存在着共同的理论误区

·关于互文性的理论

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

首先需要指出,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不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的关系,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况且,这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只是想像性和虚构性的关系。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是以把历史变成文字文本为前提的,换言之,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的关系。新历史主义所宣扬的互文性理论好像是一个魔毯,把历史变成了文本,把史实变成了史书,把历史内容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把历史的客观存在变成了历史故事,变成了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变成了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域通过对文字记载的历史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再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人物和过程进行消解、改写和重塑。这种通过语言结构和文本形式搭台上演的互文性的魔术制造了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障眼法,掩盖和遮蔽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不论怎样施展文学的想像、虚构和语言符号的解构功能,都没有进入文本之中或文本之外的作为第一性的历史存在,不管新历史主义者如何解读、阐释、改写和重塑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意味着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故意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正是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文本理论的症结所在。

所谓“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是一种修辞想像”的论断,所谓“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的论断,所谓“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的论断,都是把活生生真实存在的历史变成文学虚构、语言隐喻和修辞想像,再置放于文本中,创造出文本中的历史。某些富有浪漫情怀的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以为,通过重写历史文本,可以实现对历史本身特别是对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这只不过是天真的幻想。历史学家可以篡改对历史的文本记载和文本叙述,但历史作为一种过去了的遗存,只能消失在学者们头脑的思维中和想像里,客观上是无法被消灭的。有的学者,如美国的理查·勒翰已经觉察到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局限”。他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要消解历史是很困难的。因为“历史模式”是人类了解事物、洞悉本质、阅读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维向度,丧失了历史意识,对外部的把握将陷入混乱和分裂状态,从而丧失对历史的清晰认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限于文字的文本形式,此外还有文物、器物的文本形式和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历史地延续和积淀下来,不会凭借对历史的文字文本的解读而被轻松地加以消解和颠覆。至于通过历史的文字文本对历史的文物、器物文本的改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新文物和新器物的发现却是重塑和改变历史的文字文本形式的权威性依据。面对新的历史发现,以往既定的对历史的文字记载和语言叙述是苍白无力的。事实胜于雄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发现的历史事实,更有资格充当改写历史文本的角色,而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游戏会陷入十分狼狈和尴尬的境地。

2·从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关系看

新历史主义凸显了历史文本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这个问题的强调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官方的正史的书记官们往往受当权者的权力和利益的驱动,对历史的人物、事件和过程往往进行偏私的甚至歪曲的描写,使历史的文本形式和历史事实本身出现悖立和反差。权力和利益对左右人们的历史行为的深层动机是不可低估的。马克思曾说:“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4]因此,充分考虑到权力、利益、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书写或改写历史的作用,对正确地对待历史是颇有助益的。但是,无论个人和集团的历史行为怎样富有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诉求,至少不可能完全违背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相反,往往是由于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大体上适应世道人心,才能获得预期的目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势力和集团的权力、利益、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往往表现出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3·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看

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强调通过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主张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主体对历史的改写。这里表现出几种情况:第一,对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实来说,主体只能正视它的存在,对尚无认知、未曾相识的对象,根本无法寻觅和建构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也无从对对象施展主体的虚构能力和想像能力,进行隐喻性的指涉,从事阐释、改写和重塑;第二,对从事历史活动的人们来说,只有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遵从和驾驭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才能达到自身的目的性;第三,书写主体对历史题材的描述,应当尽可能地忠于历史真实,切忌随意把历史主体化、人性化、道德化、情感化和意志化;第四,面对用语言形式符号书写的历史文本来说,作为解读和阐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再书写和再创造,也一定会流露出自己的爱憎好恶的情感态度,关键在于是否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价值标准。

4·从历史和历史文本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关系看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形式,无空间的时间和无时间的空间都是不可思议的。把空间时间化和把时间空间化也是不妥当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通过把时间空间化,忽略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随意拼贴、编织和解构历史,而不再注重历史事实本身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只注重作品所隐含的意义生发和意义结构,便于进行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所谓“虚构的虚构”。这种文本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强调结构的非中心范式和共时性观念,消解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的“互文性”关系,从而割断历史的连续性,将历史转化成一种共同的话语模式,生发出一种逻辑的普遍性意义。用共时性取代历时性,用平面性取代深度感,用破碎感取代连续性,用隐喻性取代真实性,采取蒙太奇手法随意虚构、编织和重塑历史,令人无所适从。这种把时间空间化的历史,使历史变成了非历史化的历史。这种共时态的历史,使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遭到颠覆和瓦解,引发出一种由主观决定历史意义的倾向。

历史的时间是不能回溯和倒流的。真理是具体的。不考虑时间的历史叙事,必然会导致对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解读和阐释的错位与谬误。历史原则和历史标准是权衡和评判文艺作品的重要尺度。任何事物都存在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语境中。对叙述对象的认知判断和价值评估只有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范围内和历史过程中,才能作出恰当的理解和把握。不能用过去的眼光解读今天的创作,也不能用现在的视野评析历史上的文学现象。

20世纪80~90年代掀起的“重写文学史”的运动虽然从总体上看是有意义、有成果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由于历史使命的不同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对鲁迅、茅盾和沈从文、林语堂的评价自然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别。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启蒙救亡运动成为主流,鲁迅和茅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倡导审美和休闲的沈从文和林语堂自然不可能位居显赫。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变迁和历史转折,人们的审美趣味日趋丰富多样。在这种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学界开始重视沈从文和林语堂,把他们以凸显审美特性见长的作品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加以肯定和赞扬,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不应当通过抬高沈从文和林语堂而贬抑鲁迅和茅盾,甚至讥讽鲁迅和茅盾“落个死后寂寞”。这正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空间加以共时化所造成的误识。

三、新历史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具有学理的先进性和蓬勃的生命力。尤其是恩格斯晚年推进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历史结构和历史进程的“基础论”、“主导论”和“合力论”的辩证统一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物的解释的有效性,同时注重具体的时间、空间、态势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制衡和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对当代中国历史结构和国情定位的认识,以及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身分认同。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光明美好的前景正在向中国人民招手,一切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应当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促进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方学者福山等人宣扬“历史终结论”,卡尔·波普尔等人宣扬“历史贫困论”,并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表现出对历史的冷漠和失望。他们的观点其实是没有根据和没有说服力的。历史不会终结,它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历史不是贫困的,它是丰富多彩的。只有伤害人的历史才是冷酷的,而有益于人的历史却是温暖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原理是反不掉的。我们注意到,即便是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学者,同时也正在被另外一种形态的历史决定论牵着鼻子走。纵令像詹姆逊这样的著名学者也在鼓吹“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体化和同质化。全球化运动通过强势的政治、经济、文化引导着历史发展的新航向,把世界各国打造成“电子村落”,利用和平手段,制造出“全球一家”和“世界大同”的美丽幻象。这是一种可称为“全球化”新品牌的历史决定论。本来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家,又在顺从和崇奉“全球化”的历史决定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文化现象。

应当对各式各样的历史观念进行鉴别和分析,同时吸收其中合理的内核。那些悲观绝望的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念是不可取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念可能会消解主流的或主导的历史观念,甚至会流于平面化、无深度和浅层次,但对克服线性的历史观念是有启发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既可能产生怀疑一切和随意解构和颠覆历史的倾向,同时又往往消解了那些应当消解、改写了那些应当改写和重塑了那些应当重塑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构架和精神实质,同时承接现当代各种历史理论的合理内核,吸引人们去关注那些曾经被忽略、被轻视和被遗忘的历史因素,以利于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便是高喊颠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特别是像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这样一些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和学术话语,尽管带有非历史化的倾向,但对扩展人们的历史理论思维,打开人们的历史视野是有益的,为全面、完整地理解历史真实、历史结构、历史过程和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统。如强调正史时,适当地重视野史;表现大历史和对大历史进行宏大叙事时,不应忽视小历史和对小历史的微小叙事;坚持历史的决定因素时,要考虑到历史的中介因素;凸显历史的必然性时,应关注历史的偶然性;描写历史的中心领域、主导性、同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正面因素时,要努力发掘和表现历史的边缘地带、异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负面因素,把这些显示历史结构和历史过程的各种因素视为合理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运用辩证思维的方式加以整合创新,有利于建构一种开放而又科学的历史观念。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强调社会实践的观点,实质上可以表述为“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只有用先进思想组织起来的处于自觉状态的群体的实践力量,才是推动历史前进、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尤其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历史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重视个别的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我们注意到,西方现当代的历史理论往往表现出从不同的视域和以不同的方式否定历史的精神意向。由于战争、资本、物质、科技、权力的无比强大的力量对人的压抑,表现出敬畏历史、躲避历史,或诅咒历史、厌恶历史,或表现出对历史前途感到迷茫和恐惧,表现出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与此相适应,西方的人学理论也多半表现出带有非理性主义特征的极端的个体化、主体化、内向化、软弱化和幻想化的特征,表现出作为主体的人不能自立和自助的状态,既不能驾驭自己的前途,也不能掌握历史的命运,或者祈求建构一个虚假的精神家园,使自己的被压抑的受伤的灵魂得到安顿和憩息。他们编织出诸如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国、世外桃源、温柔之乡、审美乌托邦,乃至文化批判、文本解构、语言词句革命、充满浪漫情怀的诗学幻想的美丽花环,以供或自恋之精神需要。

历史与人的关系的实质,归根结底表现为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人们之间的内部关系,即表现为占有强大的资本、财产、物质、科技、信息、权力的人们对另外一些作为非占有者的人们的压迫和支配关系。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表现着、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成为通过历史或历史地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当历史压抑人时,人应当改变历史,即改变上述那些方面的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当历史有益于人,可以给人带来与历史进步相适应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时,人应当跟着历史老人的脚步走。必须反对一切倒退的企图,抛弃一切用幻想和思辨方式解决历史问题的方剂,不要迷信一切非实践的批判活动的功能。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一切思想的、舆论的、语言的、文本的、文化的,所有这些诉诸或停留在精神层面的批判,都不意味着会对人类历史和人的现实的生态和命运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任务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一切形式的批判,都不能取代对世界的具有物质力量的实践批判!

[参考文献]

[1]格林布拉特,古恩主编.重新划界[M].纽约:美国现代语言协会,1992.410.

[2]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96.

[3]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7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例4

【关键词】 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文学的历史性；历史的文本性

一、文学的历史性(语境化)：走出形式主义批评的牢笼

当代美国文化诗学的兴起是出于对新批评等形式主义批评的厌倦和不满。新批评拒绝从传记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角度观察文学，而将文学作品的审美语言、内在形式及其有机构成视为文学的本体，注重对单个经典作品的艺术语言和审美意象本身的细读，避免作者的“意图谬误”和读者的“感受谬误”，从而建构了一个自足的、超越的、永恒的、非历史的文学审美领域。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批评等形式主义批评的审美壁垒遭到解构主义批评的瓦解，批评家们纷纷以各自的方式走出形式主义的语言牢笼。然而，牢笼被打破之后，解构批评又面临文本意义延宕、价值虚无、所指取消的“无家可归”的困境。当代美国文化诗学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场的。文化诗学赞同解构批评对文本开放性的追求，却抵制其无限消解的主张，转而提出解构与建构并重的文化诗学观念。

1980年，格林布拉特在其《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中首次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概念：“文化诗学”的“中心考虑是防止自己永远在封闭的话语之间往来，或者防止自己断然阻绝艺术作品、作家与读者生活之间的联系。毫无疑问，我仍然关心着作为一种人类特殊活动的艺术再现问题的复杂性”。作为文学批评家，其阐释的任务是， “对文学文本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存在之于文学的影响实行双向调查”。此后，格林布拉特从不同角度反复表述了这个意见。

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学艺术决非独自封闭在孤立的语言牢笼里的自吟自语。形式主义批评所设定的“文学性文本”与“非文学性文本”之间的区别并非自明的或不言而喻的，而带有历史的、主观的、想象的，甚至是武断的因素。因为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条先验的、一成不变的界线。相反，其界线是历史地形成的，因而也是可以历史地变动的。文学与非文学之间是交互作用、相互建构、相互转化的。文学艺术生产与社会的其他文化生产之间既非全然一致，又非泾渭分明。文学批评在文学与历史、文学与语境、文学与非文学、高雅与粗俗、经典与非经典之间作截然分明、固定不变的划分是荒谬的。同时，完全取消它们的界线也是不明智的。文化诗学主张动态地而非一劳永逸地重绘、阐释二者之间的历史关系。

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学与历史不是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甚至也不是内部和外部的关系，而是各种社会能量在“互文性”基础上的流通、对话和交流的关系，是各种社会文化力量之间相互塑造的关系。因此，“文化诗学”研究应当揭示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界线的历史形成和历史变动的复杂机制，聚焦于各类文化文本或历史表述之间的“流通”与“交换”，从而打破传统学科关于各种文本之间的僵硬界线，揭示文学与非文学之间边界的历史性、流动性和复杂性，昭明文学文本及其历史语境的互动关系。

显然，在文化诗学视野中，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是一种互文性的关系，它们都折射着历史文化氛围，都是作为社会能量的载体。各类文本之间无不体现了社会能量通过不同的文本所进行的“交换”与“流通”。格林布拉持把作家的这一创作机制称作“商讨”。其中包括有金钱关系在内的“购买”和没有支付关系的“挪用”等。交换、流通、商讨等术语是当代美国文化诗学批评所运用的基本符码。

在文化诗学研究者看来，文学文本是各种社会力量交汇的场所。一方面，文学是在社会历史语境中形成的；另一方面，文学自身也对这种社会历史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文学与历史具有“互文性”，两者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循环互动的过程。换言之，历史事件转化为历史文本，历史文本转化为社会公众意识，公众意识又转化为文学，而文学又影响着历史事件向历史文本的转化结果，这是一个互相缠绕的循环过程。文化诗学研究因而不再把作家视为孤独的天才，各种文本之间都存在着广泛的互文性关系。伟大的作品无一不是“原创性”与“互文性”的结合。创作主体，特别是像莎士比亚这样的文学大师们，是一位高明的商讨者，他们善于把广泛“流通”于各类文本中的“社会能量”集中于其戏剧作品这种审美客体。莎士比亚的剧作所反映的乃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各种势力、各种利益、各种信念之间的复杂关系。其它非文学文本中的社会能量“流”到了莎士比亚的剧作之中，剧本在戏院演出之后，文学作品中的社会能量又通过观众重新“流”回社会。

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的这篇著名演讲中，格林布拉特详细论述了他独特的艺术文本观和历史语境观。格氏具体地分析了各种话语(材料、小说、戏剧及现实生活等各种文本)之间的流通。这种话语流通是各种历史力量经过“商讨”与“交流”机制而形成的。格氏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审美话语与其它社会话语之间存在着相互“流通”，这种流通构成现代审美实践的核心。格氏进一步调查了艺术品的历史形成机制，他指出：“艺术作品本身并不是位于我们所猜想的源头的纯清火焰。相反，艺术作品本身是一系列人为操纵的产物”，许多今天被看作是“艺术”的作品，原本就是非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是一番谈判以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这里所说的“通货”主要指艺术文本及其审美惯例。在此，格林布拉特用一种隐喻性的商业语言说明了艺术文本形成的历史运作机制：作为“通货”，艺术品是创作者与社会实践机制“交换”、“流通”和“商讨”之后所形成的“协议”性产物，其结果是以“快感和兴趣”、“金钱和声誉”为各自的报酬。

那么，格林布拉特所说的历史化或语境化究竟应如何理解呢?格氏的“历史”观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历史”观。在这篇演讲中，他以“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语境为例，认为“资本主义”实际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运动”。然而，对于这同一个资本主义，人们却可以作出彼此不同的描述，例如詹姆森和利欧塔就采用了各自截然不同的阐释方式。詹姆森从他的新马克思主义观出发，认为现存话语中有关“私人”与“公共”、“诗学”与“政治”、“个人”与“历史”的区分都是虚假的，认为这种话语领域的划分应该取消，他主张从无产阶级的未来中重新获得一种整体性；而利欧塔则从后结构主义观出发，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垄断式的独白话语，因此他号召要向所有的同一性开战。格林布拉特认为，这两种情况下的“历史”都是某种单一理论的设定，抹杀了资本主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格氏试图走出这种单一话语的误区，而主张对上述单一话语进行整合，克服各自的片面性。格林布拉特问道：作为历史或语境的“资本主义”究竟以何种方式存在呢?他的回答是：从16世纪起，“资本主义就一直在不同话语领域的反复确定与消解的过程中成功有效地来回振摆”。亦即是说，资本主义既不会产生那种一切话语都能共处其中，也不会产生那种一切话语都截然孤立的政治制度，而只会产生那种趋于区分与趋于独自的冲动在其中同时发生作用或急速振摆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结构是一个复合结构：权力、意识形态和军事黩武主义与快感、娱乐和兴趣空间并存其中。

为此，格氏举了三个例子加以说明，即美国总统里根在“总统”话语和“演员”话语之间来回振摆、美国加州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在“自然”话语与“人工”话语之间来回振摆、美国的一名叫爱波特的罪犯在“法律”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来回振摆。格林布拉特将这种历史存在的“区分”与“联系”并存的话语摆动，称为“关于美国日常行为的诗学”。因此，对于文化诗学而言，文学与历史是既有区分又有联系的，二者之间发生不断振摆的关系，所谓“文学的历史化或语境化”就是要充分揭示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之间的广泛流通、相互转换。

当然，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的批评实绩主要不在于建构系统的批评理论，而是主要体现于批评实践方面。正如有的学者所概括的：“格林布拉特在他的文本解读中，一向都是采用这样一种在史实与文学之间穿行的办法。他总是从一首不为人所知的诗，一副文艺复兴时代的油画，某名人记载的一件奇闻佚事，甚至一座纪念碑或塑像，总之从一件与所评析的作品似乎相隔遥远，但实际上却包含着深刻文化意义的东西入手，他的分析过程，开始也许让人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但他总会出人意料地找到一个联结点，让读者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作品在成文之时，与当时的意识形态有着怎样复杂的联系。”例如，格林布拉特《莎士比亚与祛魔师》一文意在读解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一剧。然而，格氏却首先分析了16世纪英国的祛魔师的故事和当时一位名叫哈斯奈特的人撰写的一本题为《天主教会欺骗恶行纪实》的史籍，然后将其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等剧本联系起来，找出二者之间具有的互文性关系，描述遭教会驱赶的祛魔术是如何被莎士比亚吸纳到舞台，阐释他们共同具有的对祛魔术的揭露和嘲讽的作用，说明莎士比亚供职于当时体制内的两大专业剧团之一，从而揭示教会与剧院的互动以及当时的社会体制和戏剧活动的转换。又比如，格林布拉特《学会诅咒》一书是解读莎士比亚后期剧作《暴风雨》的。格氏却从一位名叫丹尼尔的诗人写于1599年的一首诗歌谈起，分析诗中“把我们的语言宝藏”带到“陌生的彼岸”等诗句，再联系欧洲殖民者与新大陆“野蛮人”的关系，并将其与莎剧并置，最后分析出为莎剧所表现但又未被莎氏本人自觉到的“欧洲文化优越感”。这里要指出的是，格氏读解莎士比亚《奥塞罗》一剧也用了同样的批评方法，作出了几乎相同的阐释。此外，格林布拉特在《文艺复兴的自我型塑》一书中对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著名历史人物莫尔及其代表作《乌托邦》的读解也是如此。格氏从与批评对象似乎无关的一幅油画、一部传记谈起，最后描述和阐释它们与莫尔《乌托邦》的相互振荡、回响和共鸣的互文性关系。 转贴于

总之，文化诗学研究的第一个方面体现了“文学的历史性”。文化诗学研究所实施的文学文本的历史化或语境化的策略是，善于采用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来回描述、反复阐释的方法，将某个边缘文本或某些奇闻轶事与所要解读的文学名著并置，经过对二者进行反复的相互厚描性的读解，出人意料地找到它们与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结点，揭示其丰富而复杂的文化意义，从而让读者看到所评文学作品与当时历史语境有着怎样复杂的互动关系。

二、历史的本文性(互文化)：重建文化佚文史的家园

如前所述，当代美国文化诗学是20世纪后期走出语言牢笼的西方文论大潮中的产物，但他们既不愿像解构批评那样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又不想回到旧历史主义的老家。为此，他们为自己重新建构了一个被称为“新历史”的新家，即用逸闻佚事和文化碎片重设而成的“文化佚文史”的家园。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心目中的“历史”与传统史学所理解的“历史”具有根本的不同。传统史学认为，“历史”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历史研究则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寻觅来对历史作总体的把握、总结历史的客观规律、发现历史的客观真理。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则认为，传统历史观存在诸多问题，因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主体、媒介本身都是动态的、多元的、非透明的，因而这种旧历史观应当予以摈弃。为此而提出自己独特的历史观。

格林布拉特的历史观深受福柯等人的知识考古学与权力谱系学的影响。福柯等人把历史称为一种“历史的知识”(历史话语)，突出了历史的文本性。他致力于揭示被原先单数而正统的“大历史”所压抑的复数而边缘的“小历史”，揭示了诸种小写历史对大历史话语的镶嵌而导致的历史的异质性、断裂性或非连续性。这种文本主义的历史观，要义在强调“历史的文本性”。文化诗学因此而显示了与旧历史主义的重要区别。

具体地说，文化诗学的历史观主要有以下三层含义。首先，“历史”不是非再现性的、纯背景性的、客观自明的，而是各种以文本形态呈现的历史叙事。人们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接触历史，任何一种叙述和阐释都不会是中性的，无论是历史材料的取舍，还是历史意义的表述，都离不开史家的表述和阐释，因而历史都是文本化的。其次，“历史”并非连续的线性进化序列，并非完全既往的东西，而是充满着各种差异、断裂、非连续性、不断生成性和阐释性的开放文本。复次，“历史”不是单数的同质的History如政治国家史，而是复数的异质的Histories即文化诸历史、心灵诸历史。一元化的历史决不可能将历史文化的丰富性一网打尽。“历史”因此具有一定的叙事性、文学性、文本性、多元性、偶然性和主观性。

显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不是向传统历史主义的回归，而只是提供了对诸历史的新阐释。在格林布拉特等人看来，批评家的任务，不是真正回到过去，而是重设文学文本产生时的那个历史“语境”，营构当时的文化氛围，以便今天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各自的“历史语境”和“历史表述”中展开对话。文化诗学的这种研究路径无疑属于一种“互文性”研究的范畴，但却是以文化文本的互文性代替解构主义的文学文本的互文性，是各类文化文本之间的流通和阐释。在文化诗学研究看来，历史既非文学的“反映对象”，也非旧历史主义所理解的．由客观规律所控制的命定过程；相反，历史和文学两者都是“文本性的”，都具有某种开放性。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历史与文学之间不是“反映对象”与“反映者”(或决定者与被决定者)之间的单一关系，而是多重指涉、复杂交织和相互构成的“互文性”关系。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共鸣性”关系。

格氏总是将视野投向一些为传统正史所掩盖的历史碎片和边缘题材，对历史记载中的逸闻趣事、零散插曲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并将这些文化碎片和偶然事件视为具有创造性或诗学性的材料，从中寻觅某种历史的踪迹，以期营构文学文本产生时的文化语境。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这种研究路径因而又被称为“逸闻主义”。格氏善于从文艺复兴研究入手，挖掘一些被主流文化遮蔽而如今处于隐秘处的逸闻佚事，把它们视为16世纪各种文化力量交汇线索和透视焦点加以描述和阐释，挖掘一度被淹没的边缘文本的深刻而丰富的文化意义，以期修正、改写、打破在当时历史语境中居支配地位的某种主要文化代码，实现重写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这样，研究者能否“回到”真正过去的客观历史，势必令人怀疑。例如，格林布拉特的《文艺复兴的自我形塑：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一书中对于托马斯·莫尔形象的重塑即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有关托马斯·莫尔及其著作的论述中，格林布拉特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史实。他所勾画的托马斯·莫尔的形象，只不过是一个用其它文本拼贴而成的新文本。对此，格林布拉特并不回避，他无意回到过去的“客观历史”，因为“历史”都是诸种历史话语和历史主体相互建构的产物。

文化诗学在研究历史文化现象时采用了“厚描”这种研究方法，这种“厚描”法深受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的“厚描”法的影响。格尔兹认为，“文化”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格尔兹指出：“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既非单纯地求证原始的文化事实，也非脱离经验的主观臆测和抽象思辨。文化人类学研究乃是一种符号人类学和文化阐释学。文化阐释学把各种具体的文化形态文化活动视为“文本”来读解。文化阐释学是“对理解的理解”或“阐释之中的阐释”，它采用的是循环往复的“厚描”方法。所谓“厚描”即是对具体文化文本的清晰、微观的描述和阐释，是对文化叙事行为本身及其意义进行深层细致的分析，是一种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阐释方法。

格林布拉特自觉地将这种“厚描”作为其文化诗学的批评策略。格氏认为，对于经典作品的把握是对各类文化文本进行反复厚描、来回阐释的结果。在他这里，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正史文本与逸事文本、经典文本与边缘文本，乃至自我与历史、文学与语境之间成为彼此的相互厚描。这种“厚描”具有互文性、微观性、反复性、边缘性和阐释性特点。

文化诗学研究对传统历史客观性的摈弃可能使历史成为复杂多义的相对性拼贴。面对这种困境，格林布拉特说，“我不会在这种混杂多义性面前后退，它们是全新研究方法的代价，甚至是其优点所在。我已经试图修正意义不定和缺乏完整之病，其方法是不断返回个人经验和特殊情境中去，回到当时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对的物质必需和社会压力上去，并落实到一部分享有共鸣性的文本上”。这里所说的“共鸣性的文本”就是与所要阐释的经典文化文本诞生于同一时代文化氛围中的其他边缘文化文本如逸闻、趣事、绘画、．风俗、文书、风景、墓碑之类。格氏希图通过这些“共鸣性的文本”重新接近过去时代的文化氛围，寻觅它们与所论文学经典的互文性关系。

在《文艺复兴的自我形塑》一书中，格氏明确指出：“倘若文化诗学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解释者的地位，那么，这种意识就必须扩展到承认如下情形是不可能的，即人们忘却自己当前的情境而完整地重建并进入16世纪的文化。本书中各处都鲜明地体现出这样的特征：我对自己的研究材料所提出的问题，以及这些材料本身的特性，都是由我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所构成的。”格氏认为，与已逝的古人对话时，文化诗学批评家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自己的声音同时又是古人的声音，因为古人设法给我们留下了其文本踪迹。换言之，文化诗学的文本阐释不是一种纯“客观”的历史求证，不是寻求阐释对象的“原意”，而是在理解对象与反思自我之间来回对话和振摆，其旨归仍在于反躬自问、反思当代处境。显然，这种文化解释具有强烈的后现代思想的色彩。具有悖论意味的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希冀重返历史的方式竟表现为返回个人情境，历史成了佚文史、文化史和心灵史，从而暴露了文化诗学研究的局限性，即历史观念的相对性和文化释义的主观性。

三、话语的实践性(政治化)：揭示文化实践的社会功能

文化诗学禀承福柯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的学术眼光，从文本细读走向了话语分析。“文本”是单个的作品。无论是注重其内在品质和确定意义，还是解构其确切所指或消解其最终意义，“文本”概念都不足以体现文化诗学的学术旨趣。为此，引入“话语”概念是必要的。“话语”不局限于文本，其内涵更为丰富。“话语”是具体的表述和对话活动，它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文本、语境和交流等诸多要素。

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深受福柯话语理论的影响。福柯的话语理论研究，不是分析语言的结构和规则，而是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上揭示话语、知识和权力之间相互建构的互动关系。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以其特有方式构成的社会实践。福柯以近代人文科学、癫狂史、性史等为例，深刻揭示了话语的建构功能。福柯把这种社会关系的话语建构过程，称之为“话语实践”。福柯深刻探讨了话语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其话语理论被称为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福柯晚年曾有好几年在格林布拉特所在的加州大学讲学，格林布拉特本人也承认其文化诗学受到福柯的影响。

文化诗学立足于话语分析角度，旨在突出文学与历史的互动，阐释文学活动的意图和效果，揭示文化实践的社会功能，体现批评家的价值和立场。与第一点的“文学的历史性”、第二点的“历史的文学性”相比，这里的第三点强调了“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学性”之间的双向互动。

从主观上看，格林布拉特希望自己能以一种无定性的多元观点来看待历史文化，标榜其批评“没有任何政治动机”，以避免将历史文化和政治倾向“单声道化”。于是，格林布拉特常常摘下“新历史主义”的招牌，改换“文化诗学”旗帜。然而，“文化诗学”的政治倾向仍是明显的。格氏的文化诗学研究更注重分析边缘的被压抑文化的实践性作用，注重逸闻趣事的深掘和厚描，以此作为质疑宏大历史叙事模式的政治解读方式。

格林布拉特在《回声与惊叹》中明确指出：“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文化诗学具有的政治性，并非现实地去颠覆既存的体制，而是追问体制的形成和维系机制，发现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压抑的他异因素，揭示文学与历史、文化与历史、主体与历史、中心与边缘、正统和异端之间相互建构的复杂关系，从而对既有体制所依据的价值标准和思维原则加以质疑。

文化诗学拒绝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路径，避免单纯从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角度来简化历史；而是转向对自我与文化、文学与历史、话语与权力、主体(或身体)与体制之间相互形塑的关系和过程的具体调查。受格尔兹文化人类学和文化阐释学观点的影响，文化诗学批评家对自己的阐释者身份有相当的自觉，多次强调文化诗学的阐释者的地位，主张通过阐释性批评来实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文化共鸣。

在其代表性著作《文艺复兴的自我塑造》中，格林布拉特指出，主体自我是在自我和社会历史文化的各种能量的协合中形成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体”(自我)与“历史”(文化)是相互建构的产物。个体自我既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同时个体自我也参与了历史文化的建构。个体自我与历史文化相互建构并流通在艺术话语活动之中，创造出具有审美形式的艺术品以供人消费。文学艺术经过读者的消费又重新返回个体和历史。因此，文学与文化、文学与历史、作家和社会之间是一种相互构型的关系。作者个人正是通过文学与他的时代之间实现了相互塑造。格氏特别强调文学对历史的这种塑造作用，认为文化诗学批评实践的使命就是要揭示文学艺术作为话语生产与文化建构的“复杂性质”。他指出，体现在文学文本中的“自我”与历史文化的“语境”都不是静止、固定和抽象的，它们始终在相互塑造中不断生成着。一方面，作家不可能超出他的时代；另一方面，伟大的作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聚集和形成能够塑造他人和集体信念的能量。文学因而不是个人的独自呓语，不是单纯的“语言构造物”，而是携带着社会能量(或社会权力关系)和个人反叛意志等多种文化信息的话语活动，是能够不断地流通并发挥着“塑造”作用的文化“通货”。格氏发现，作家人格力量与社会意识形态权力之间并非完全一致，尽管整个社会权力话语体系规定了个体的行为方向，但规约强制性话语与作家自我不会完全吻合，在统治权力话语规范与个体行为模式的缝隙中存在着反叛和挑战。那些表现主体自我的文学在文化系统中具有明显的反抗作用，这种反抗又往往以表面柔顺服从的方式出现。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例5

一、文学研究的历史回归:新历史主义与20世纪文论思潮

纵观西方文论发展史,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可以粗略地分为非历史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两种。非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割断文学与作者、读者以及它所反映的世界的确切关系,抓住文学的语言特性展开理论和批评实践。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则强调文学是外在于它的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对文学的理解依赖于对产生它的整个“大语境”的理解。

20世纪初期,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西方文论发生了重要转向。以俄国形式主义及布拉格学派为代表,文学的研究对象从作家或作家的心理、社会、历史等方面转移集中到文学作品本身的形式、语言、语义等方面的“内部研究”,在研究中突出科学性和客观性。结构主义、符号学直接借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把本文视为能指和所指的完整统一体,却忽略了其中的个性、差异、非中心化以及社会历史具体性;阐释学的“本文”虽具有基于个体自我阐释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重视读者的地位和作用,但对文学与具体历史如政治、权力和文化的关系仍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后结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和巴尔特从否定文本结构中心和终极意义入手把本文视为能指游戏和能指碎片、认定文本中别无一物,强调阅读的重要性,强调阐释的权利和自由。但在否定作品意义和作者权威的同时,实际上也斩断了作品与作者、时代、以及历史之间的联系,将文本仅仅看成一种符号的游戏。

“新历史主义”是作为一系列非历史主义文论和后结构主义的挑战者应运而生的。新历史主义将解构主义颠倒的传统再颠倒过来,重新注重艺术与人生、本文与历史现实的关系,它致力于重建历史文化语境,强调文学与其语境之间的相互塑造。在文艺复兴领域的一系列批评实践过程中,新历史主义的倡导者格林布拉特始终将文学作为文化和历史语境的一部分,一反各种非历史主义批评把文学艺术作品看作是与社会生活无关的实体、看作是语言游戏等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以特有的方式回归了“历史”。在莎士比亚的戏剧解读中,新历史主义不是封闭地深究戏剧语言本身的含义,而是不断地联系与之相关的各种历史情境、历史文本、以及现代语境,作出开放性的理解和阐释。由此看来,新历史主义重新关注“历史”,在西方批评史上是向传统历史主义的一种“根”的回归。但是它已经走过了“反历史主义的历程”,打上了反历史主义的深刻烙印,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彻底地回到过去,而是一种“螺旋上升运动”,一种更高层次的回归即超越。在对文学的历史作用的强调上新历史主义超越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语义学、符号学及结构主义等批评话语的封闭性,体现了“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之处。但它所回归的“历史”又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着力考察的以政治、经济制度为主的社会状况,而是一种“文化性”的历史。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尔都塞和马歇雷“发现”了本文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联系,但对于新历史主义研究中极为关注的权力、性等因素的支配作用却极少涉猎。在强调文学和社会生活的互相渗透、以及重建什么样的历史问题上,新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相通中又存在着不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将文学艺术作为离经济基础较远的意识形态,除受经济基础的最终制约外,更直接地受到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相当的自主性。由之而发展出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将文学作为整个社会历史的产物,他们要重建的作为文学背景的‘历史’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和作家的阶级立场、思想状况、审美趣味等。而新历史主义回归的‘历史’则更关注一些文化碎片构筑起来的偏重精神文化性的‘历史’,这种历史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新历史主义在强调‘文本的历史性’的同时深入地挖掘了‘历史的文本性’,显示出与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差异,它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批评。它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相结合,将历史纬度输入到后结构主义批评当中。”“新历史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回归历史的方式是独特的,而不是简单地回复到旧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二、新历史主义研究对象的形成原因:

新历史主义在研究对象上的与众不同是高扬其理论大旗的重要保证。在文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种文论的形成和发展都不是横空出世的。传统历史主义对研究对象的主张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观念和哲学思潮;20世纪文论研究对象的转向是基于一系列语言学和文学观念的革新;新历史主义则受到了新史学精神、喻说理论、以及文化思潮转型的诸多影响,才得以对文学的研究对象作出自己的回答。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

[2]徐润拓.《马克思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例6

关于民族政策，涉及的问题有和亲政策、羁縻政策和以夷制夷的政策。早期关于和亲的论文以排比史料为主，并流露出大汉族主义情绪。文革前关于和亲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表达友好而不完全在于学术研究。近二十年来的论文比较注意分析和亲的史实和政策，还出现了如崔明德《汉唐和亲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这样的专著。羁縻府州是唐朝管理边疆地区而建立的一种政治制度。林超民《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5-5）肯定了这种制度对于开拓和稳定边疆、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意义。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分上下两篇，上篇系统研究了羁縻府州的设置和各项管理制度、与朝廷及边疆地区的关系，下篇具体考证了诸道羁縻府州的地理方位。崔明德《论隋唐时期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3）论述了隋唐王朝控制和治理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另外一些重要内容，认为这种政策的实施程度决不亚于战争、抚慰与和亲等政策。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使研究者不免受到现实关怀或者阶级情结的影响。熊德基、胡如雷关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争论就是如此。孙祚民《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点意见分歧》（《社会科学评论》1986-9）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理性的分析。

陈寅恪研究中古历史特别注重种族与文化问题，《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北朝时代的胡汉之别文化重于血统，唐代安史之乱后的河北问题关键也是文化问题等看法。傅永聚《唐代民族与文化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从民族融合与互补的角度论述唐代民族构成的变动及其对唐代民族文化的影响。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涉及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如何作用于汉文化的问题，书中概述了所谓“五胡”（鲜卑、匈奴、羯、氐、羌）以及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对于隋唐社会生活和风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的影响，以罗列有关现象为主。

突厥史研究。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上册为突厥史编年，下册为史书中突厥本传、突厥部属传及突厥碑志之校注。同年他还出版了《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综合性著作有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林干《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以薛著成书最晚，篇幅最大。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是讨论东西突厥汗国与隋唐王朝的政治关系的专著，作者重点研究了东亚政局中突厥汗国的作用，隋及唐初统一和经营西域的活动中对突厥的关系等。

回纥与回鹘史研究。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等编著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民族出版社，1958）分类收录了关于回纥的中文历史资料。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是继丁谦之后对正史中回纥文献的最有价值的整理研究。目前还缺少关于回纥（回鹘）史的综合性中文专著，80年代以前的重要论文收入林干主编的两卷本《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中华书局，1987）中。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不仅讨论了佛教在回鹘的传播与佛典的翻译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寺院经济和回鹘文化（语言、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

吐蕃史研究。陈寅恪是我国吐蕃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纠正旧史有关记载的讹误。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引用了大量汉藏文资料撰写而成。近年来王尧、陈践出版了多部敦煌吐蕃文献资料和金石资料。还有一批从《通鉴》、《册府元龟》辑出的吐蕃史料和从藏文文献中翻译的文献史料出版，促进了吐蕃史研究的发展。陈楠《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收入了作者的论文十余篇，大多数论文是讨论吐蕃职官制度和吐蕃与唐朝关系的。

西北地区与吐蕃关系密切的民族还有吐谷浑和党项。周伟洲著有《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吐谷浑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前书为概述性著作，后书为研究资料、信息和状况的介绍。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概述了党项早期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以及与吐谷浑和唐朝的关系。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为早期党项历史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重要论文有汤开建《关于西夏拓拔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4）、《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暨南学报》1994-1）等。

南诏史研究。南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主要依据汉文文献，所以关于南诏史的史料问题一向受到学者的重视。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注》（中华书局，1963）对南诏史的基本史料做了极有价值的整理。方国瑜、林超民对有关南诏的史料做了介绍和说明。概述性的著作有尤中《南诏史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徐嘉瑞《大理古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杨仲录等编辑的《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收入关于南诏史的论文38篇，书末有1936-1988年有关南诏史论文索引。作为附录还附有珍贵的《南诏图传》（原卷现藏日本）、《大理国梵像卷》（原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图版清晰，印刷精美。

渤海史研究。30年代已经有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20卷（1934）刊行，今人则有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后者收入了中日朝古籍中的渤海史资料和渤海文物考古资料，分类编排，颇便参考。概述性的著作有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出版社，1984）、李殿国、孙玉良《渤海国》（文物出版社，1987）等。渤海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发表于80年代以后。学者们主要讨论了渤海的族源、族属及渤海族的形成、渤海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渤海国的社会性质以及有关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宗教和地理等问题，有关论文无法具举。王承礼、刘振华主编《渤海历史与文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收录了1986年底以前代表性论文48篇，书后还附有杨雨舒编制的中外学者研究渤海史的论著索引（截止1986年），同一作者又有1986-1993年渤海史论著索引，发表于《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东北地区的民族还有契丹、室韦、奚族的研究，关于契丹因为与辽史研究关系密切，有一些概述性著作和研究论文，室韦、奚族的研究相对薄弱一些，兹不赘述。

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通史类中外关系史论著大多有隋唐五代部分，撰写者水平不一，于此姑且不论。概述隋唐五代中外关系史的专著目前还不多见。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论述了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处理对外关系制度的演变。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与晚清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1986-3）认为条贯折中汉魏以来的文化遗产，兼容并蓄地摄取域外文化营养导致了唐代文化的高度繁荣。但是唐代完备的典章制度使外来文化只能起补缺增色的作用，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他的《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4）认为接受中原文明影响的西域地区，同时也向中原转口输送各种外来文明（印度、西亚、中亚），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过程也就是各自有选择性地吸收外来文化，共同创造新的文化的过程。

关于中外人员的交往，30年代向达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收入同名著作，三联书店，1957）介绍了丰富的关于流寓长安西域人的材料。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论述了蕃胡在唐代的分布与生活情形、唐朝对蕃胡的管理和蕃胡对唐人文化生活的影响。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及《续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1990）和马驰《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1990）都论述到蕃将在唐朝的活动和作用。当然上述著作中所谓“蕃胡”或“蕃将”并不都是外国人，有写只是汉族以外的外族人。

以下分地区介绍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概况。

东亚地区。关于中日关系，余又荪《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是概述性著作。除了若干关于白江口之战的文章属政治关系的范畴外，专题研究以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为多。早期的代表性论文有贺昌群《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1941；收入《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近年发表的论文则有吴廷璆、郑彭年《隋唐时代日本与中国文化》（《世界历史》1992-6）等。八十年代以来的论文注重发掘考古资料，如王仁波《从考古发现看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984-3）、杨泓《从考古学看唐代中日文化交往》（《考古》1988-4）等研究了古代城址、出土钱币、古坟壁画以及寺院文物等所见到的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1）、《史书与中日文化关系》（《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分别讨论了唐代书写范本和史书体例对日本的影响。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唐研究》第1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研究了唐代绘画对日本高松冢壁画的影响。佛教文化交流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这方面的概述性论文有杨曾文《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86-2）。鉴真东渡、日本留唐学问僧、遣唐使等也是论文比较集中的课题。此外，文章还涉及到音乐、舞蹈、文学、艺术、学术、医药、建筑和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

中朝关系的研究以讨论政治关系的论著为多。刘健明论及隋文帝、炀帝父子对高丽的战争。黄约瑟注意到隋朝与新罗之间的佛教外交。韩昇近年发表了《隋朝与高丽国际政治关系分析》（《堀敏一先生古稀记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东京汲古书院，1995）、《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与嬗变》（《东北亚研究》1995-2）、《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唐研究》第1卷）讨论隋及唐初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基本史实与发展脉络。文化交流方面，高明士研究了唐代科举对高丽的影响以及宾贡科中的东海士人。荣新江《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韩国研究》3，杭州出版社，1996）以海州大云寺禅院碑为中心，钩稽了唐罗文化交往的若干史实。陈尚胜《中韩关系史论》（齐鲁书社，1997）收入多篇讨论中韩关系的论文，其中《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又刊于《历史研究》1996-1）与傅玫《生活在唐朝境内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人》（前引《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记念唐史论丛》）、牛致功《圆仁目睹的新罗人》（《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伤害人民出版社，1994）研究了新罗旅华侨民的情况。陈尚胜还有《从唐罗文化交流看新罗在汉文化圈中地位的确立》、《唐朝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的发展》综述了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的盛况，后文还列表介绍了唐罗官方和民间的使节往还。黄心川《隋唐时代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韩国宗教》[韩]，第16辑）、黄有福与陈景富合著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对这个时期佛教在朝鲜半岛的流传有详实的论述。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唐研究》6）论述了新罗统一对于唐罗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的意义。

西域地区。关于唐朝与西域关系史，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2）做了详细的评述，这里只就涉及隋唐五代中西关系的若干论著作一概述。早年我国西域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西书汉译的推动。冯承钧翻译的沙畹《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2；中华书局，1958）和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论及公元6至8世纪中国与西域关系史。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华书局，1934-1962）以及张星烺《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34）、林筠茵译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等对中西关系史研究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近年又出版了一大批西人中外关系史著作，如耿昇译玛海扎《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吴玉贵译谢弗（薛爱华）《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等等。

粟特与中国的关系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领域。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的活动以及粟特人的聚落、昭武九姓胡人的东迁和粟特人在内地的商业活动、粟特地区与唐朝的文化关系等等。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96）及有关论文是利用近年出土墓志研究六胡州粟特人在华活动的重要论著。蔡鸿生的新作《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分“唐代九姓胡”、“突厥文化”、“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三编，是作者积数十年研究西域史的心得之作。

宗教文化关系是中西关系的重要内容。20年代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1，中华书局，1980）考证了祆教入华的若干史实以及在唐朝的兴衰，比较了祆教与景教、摩尼教（是为三夷教）的异同。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3）接受了陈垣以来的理解，解释高昌文书的“胡天”为祆神或其祭祀场所。林悟殊则不同意这一看法，所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汇集了研究祆教（波斯拜火教）的十多篇论文。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1）认为高昌之天神就是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张广达《唐代祆教图象再考》（《唐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进一步论证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祗》（《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文中揭示的祆教图像就是祆教神妲厄娜(Daêna)和妲厄娲(Daêva)，试图为中国境内奉祀胡天的记载找出罕见的实物证据。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唐研究》第4卷）认为西域宗教政策从宽容到取缔的变化反映了唐朝开放性的逐渐淡化过程。林悟殊还与荣新江合作，对于传世的唐代景教文献真伪进行了深入的辨正。（参见林悟殊《富冈谦藏氏藏景教〈一神论〉真伪存疑》及其注文中指示的文献，载《唐研究》6，2000）

唐朝与波斯（伊朗）关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学的进展和新史料的发掘。主要论著有夏鼐《近年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2）、武伯纶《唐代长安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关的历史文物》（《西北大学学报》1978-1）、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3）等。武文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讨论了70年代末叶以前西安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墓志、壁画以及金银器、陶俑、银币等文物资料及其所反映的唐朝与波斯的关系。刘文对1955年在西安城郊发现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以及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2）以来的研究做了重新探讨。近年又有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收入所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对于清末才见知于世的这方重要墓志的主人“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的事迹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考证。

研究唐朝与大食的关系的论著多以文献史料为主要史源。如白寿彝《〈新唐书·大食传〉注》（《史学集刊》3，北平，1937）、《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5-11，1936）、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丁克家《〈经行记〉考论》（《回族研究》1991-1）等。夏鼐对迄今仅见的西安晚唐墓葬中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币进行了考释（《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8）。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研究了7世纪中叶到8 世纪末叶的强权政治时代唐、吐蕃和大食在西域地区的政治角逐。作者广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在内的第一手资料和国外的研究成果，把唐与大食政治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水平。

南亚地区。求法高僧传是研究唐代与南亚关系史的基本史料。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以及孙毓棠、谢芳校点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范祥雍校点的《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等都是整理研究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代表性成果。它们大都有长篇绪论，大体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该书及对中国与南亚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上册第三部分约有400页的篇幅为“隋唐五代有关南亚的记述”，下册第四部分“宋辽金有关南亚的记述”也有约150页收入《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新唐书》等宋人作品中的南亚资料。

王玄策出使天竺是中印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由于其事迹湮没不彰，因而有钩玄索隐的论著出。较早的有冯承钧在东西方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鸠集有关史料36条。最近出版的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参见《唐研究》6王邦维书评），吸收了冯著以后的学术界研究成果，增加新史料十多条，共分成53个条目，也就是53个故事或史迹，将史料置于文首，然后加按语与说明。书前还有四篇是关于王玄策的事迹概述和综合研究文章。在文化交流方面，季羡林对纸、造纸术、蚕丝的传入印度以及印度制糖法和眼科医术的传入中国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一系列。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填补了学者鲜有论及的晚唐中印关系史的空白。葛承雍《唐长安印度人之研究》（《唐研究》6）列举了印度人在长安的生活与事迹）。

关于隋唐五代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主要论著有向达《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列举介绍有关与南海关系的史书；王仲荦《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史论丛》2，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分国别论述与唐朝交往情况；沈福伟《唐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海交史研究》1986-2）分港口城市介绍对外贸易状况。总体说来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七 文化史

文化史的内容至为广博。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收入唐史论文多篇，涉及文献、佛教和游艺等方面。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是第一部试图全面描述这个时期文化发展的著作。孙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分“教育与科举”、“学术”（经学、史学、地理学、小学、类书的编纂、《文选》学）、“文学”（诗歌、散文、小说、词、俗文学）、“艺术”（舞乐、散乐百戏与民众游艺、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书法、石窟寺、敦煌石窟）、“科学技术”（历法与天文、医药学与化学、雕版印刷术与文房四宝的改进、建筑与交通）、“宗教”（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与伊斯兰教）等章节来范围文化史的内涵，还介绍了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交流、隋唐五代文化的国际影响。以上二书内容十分庞大，每个部分便不可能十分周详深入。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的文化部分有相当大的篇幅。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总论文化发展的大势与特点，分论社会思潮与文学艺术，详于汉而略于唐。

哲学与学术思想。20、30年代黄侃等已经有《汉唐学论》（《哲学月刊》1-6、7，1926-27）、《汉唐玄学论》（《时代公论》11，1932）等论文。建国后的50、60年代专门论述这时期哲学和学术思潮的论文不多，但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都有专门章节论述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的哲学思想。“文革”期间“批儒评法”，不足具论。新时期以来关于隋唐儒学、经学的论著骤然增多。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第四册是《隋唐》卷（人民出版社，1994），该书试图摆脱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来描述哲学发展的简单化模式，而是用儒、佛、道三教及其交融会通来说明这时期历史发展的线索。尹协理《隋唐儒家哲学的变化趋势》（《哲学研究》1985-5）论述了隋唐作为儒家哲学的主要变革期和宋明理学的酝酿阶段的变化趋势。谢保成《中唐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异》（《中国史研究》1994-4）着重从学术思想上论述了隋唐哲学向宋明理学的转变。张弓《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历史研究》1993-1）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论述了儒佛道三教在隋文帝至唐太宗时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唐肃宗至昭宗时期等三个不同阶段通过竞争、合并走向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进程。葛兆光《七世纪以前中国的思想、知识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及相关论文涉及到隋唐时期思想史及，民众意识的一般问题。

关于经学与儒教。概述性的专书有程平方《隋唐五代的儒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张跃《唐代后期的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后者于隋唐经学只有三万多字的篇幅，不足以概括一代的学术发展。杨荫楼《唐代经学论略》（《求实学刊》1992-4）及有关论文具体描述经学的发展阶段以及在各个时期的特征。儒家学者的研究仍然集中在隋及唐初的王通吕才、中唐以后的柳刘韩李，也有一些论文研究五代的潭峭与《化书》，还有个别文章专门讨论唐前期的孔颖达和唐后期的啖、赵、陆春秋学派。

关于佛学的重要著作有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郭朋《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汤著以精审博大著称，郭书于唐代政治与佛教的历史事件叙述颇详，于佛教本身则论述不足，范著主要对佛教的社会影响持批判态度。谭世保《汉唐佛教史探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81）考订佛教的若干史实。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87新版）在宗教研究十分荒芜的时代被誉为一代名著。谢重光《汉唐佛教社会史论》（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是作者研究佛教社会史的论文结集。就单篇论文而论，一般说来汤用彤、任继愈、石峻、方立天等哲学史专家探讨其宗教学派和思想学说的为多。李斌城、谢重光、张弓则大多从佛教与政治、佛教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立论，偏重佛教社会史、佛教文化史的探讨。严耀中《汉唐密宗》（……）及系列论文对密宗做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道教及民间宗教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至今仍然是研究唐代道教典籍的重要著作。卿希泰和任继愈分别主编的《中国道教史》都有对这一时期道教发展的概述。李刚《隋文帝与道教》（《福建论坛》1991-1）、李斌城《唐太宗与道教》（《晋阳学刊》1994-5）、高世瑜《唐玄宗崇道浅论》（《历史研究》1985-4）、薛平拴《论唐玄宗与道教》（《陕西师大学报》1993-3）论述一个帝王及其统治时期道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与社会兴衰的牵系。司马承祯、吴筠、陈抟、张果、吕洞宾、李荣等道教人物，都有若干文章论及。黄烈《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录”》（《文物》1981-1）、姜亮夫《敦煌所见道教佚经考》（《兰州大学学报》1982-1）、姜伯勤《〈本际经〉与敦煌道教》（《敦煌研究》1994-3）等文章讨论了敦煌文书中的道教资料。金正耀《唐代道教补丹》（《历史研究》1990-1）分析了唐代用阴阳五行学说指导炼丹取得的许多理论成果。其他论文还有刘屹《唐前期道教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等。

史学史研究。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是迄今最完备的一部断代史学史著作。该书除论述了历代正史的编撰及其成就、史馆制度与国史、实录的修撰外，还对古籍整理、史学理论（《史通》）、政书（《通典》与会要）、图经地志、杂史笔记、官私谱牒等等作了具体讨论，关于隋代及五代十国的史学都有专章论列。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大出版社，1989）收集了作者新时期以来关于唐代史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专题论文方面早期的论文有金毓黻《唐宋时期设馆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3-8，1942）等，比较全面的论述为张荣芳（台）《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80年代以来还有若干论文考察了史馆编修制度的一些细节。总体说来对正史的研究以《隋书》的研究最充分，刘知几与《史通》始终是热门课题。张舜徽《史学三书评议》中的《史通评议》（中华书局，1983）、程千帆《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张振珮《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皆为研究《史通》的力作。前书以考证史实为主，并加按语进行评议；后面二书皆以注释考辨为主。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刘知几的历史观、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刘知几撰写《史通》的主旨及其史学批评主张等。赵俊还出版了《〈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的著作。

杜佑及其撰写的《通典》也受到学者的重视。瞿林东《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历史研究》1984-5）认为《通典》采取了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经世之学的先河。《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中国史研究》1985-2）指出《通典》有主会通、立分门、重议论三点创新。谢保成《论〈通典〉的性质与得失》（《中国史研究》1992-1）不同意把杜佑的《通典》看成单纯的考察古今制度的沿革，认为是“一部记述唐以前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演进历程的史学巨著”。也有学者对《通典》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如朱维铮《论三通》（《复旦学报》1983-5）批评杜佑开辟的新领域是“静态研究”；说杜佑的历史观是形而上学的，虽然主张社会进化，但是对社会进步原因的看法却是荒谬的。这个观点较少为其他学者所认同。

文学。对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非本篇所能详言，这里只就文学史界重视文史结合方面的成就略举数例。早年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和《韦庄秦妇吟校注》等，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开辟了文史研究的新途径。近几十年来，注重社会历史内容的唐代文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傅璇宗《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研究的整体素材和前资。”他的《李德裕年谱》也有打通文史的性质。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都是结合佛教文化研究唐代文学的重要著作。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匠心独运地试图透过社会风习与士人心态的演变的中介来探讨文学思想的变迁。葛晓音的有关论文结集也展现了重视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此外，文学史家们还十分熟练的运用历史考据学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代表作有傅璇宗《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79）、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郁贤浩《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等。陈尚君等用这种方法考证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伪作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震动。

八 史料与工具书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历史资料的整理以及工具书的编纂，对于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巨大的意义。

文献资料的整理。民国时期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十通和二十五史补编等的编辑出版，为学者利用版本较好的史籍做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50年代以来，许多大型古籍如《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全唐诗》、《全唐文》等的影印或排印出版，使得这些史书的流传更加广泛。新式标点和校勘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是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工作的具大成就之一。但隋唐五代部分的正史都有一些标点错误，以《旧唐书》最甚。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唐六典》、《通典》、《唐律疏议》，皆称精审。《唐会要》、《五代会要》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可惜《唐会要》的整理比价粗糙。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都出版了一些唐人文集和笔记小说，点校工作做得精粗不一。但是，它们无疑对于推动隋唐五代史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最近十几年来一些地方省市出版社，试图出版一些简体横排的古籍或者加以白话翻译，如《唐大诏令集》、《唐律疏议》、《唐六典》、《太平广记》等，似乎并不太成功。

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整理。从本世纪初叶《敦煌石室真迹录》（1908）、《敦煌石室遗书》（1908）、《鸣沙石室遗书》（1913），到20年代《沙洲文录补》（1924）、《敦煌掇琐》（1925）等资料的出版，敦煌文书的公布还是旧式文献辑佚的方式。1936年，陶希圣主编的《食货》第4卷第5期是《唐户籍簿丛辑》，收集了前人著述中的20件户籍与差科文书。在敦煌文书整理中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它是用新式标点方式对所录敦煌文书进行整理、分类和定名的第一本书。后来的同类著作都受到其影响。目前最便于研究者使用的综合性敦煌文书资料汇编是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至5辑（书目文献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1990），该书采取影印与录文对照的形式，颇便读者参考，遗憾的是图版不太清晰。江苏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已经有关于书仪（赵和平录校）、社邑（宁可、郝春文录校）、天文历法（邓文宽录校）等专辑出版。郑炳林、杜斗城等也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专题性辑录工作，如《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1989）、《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1989）、《敦煌碑铭赞辑释》（1992，以上均为甘肃教育出版社）、《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等。饶宗颐主编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收入了一些导论性著作或者校录兼研究的书，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如王永兴著《敦煌经济文书导论》（1994）、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的《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1994）等，可惜内地学者不易见到。

黄永武编纂的《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将伦敦、巴黎和北京图书馆公布的缩微胶卷影印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1990-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9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1996）和俄藏、法藏等文献，则采取了先进的拍摄和印刷技术，图版清晰，便于研究者利用。吐鲁番文书在唐长孺主持下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文物出版社，1981-1991）1至10册；文物出版社随后又推出了图版与录文合排本，使读者有可能对照图版对录文的可疑之处进行研究。李方、王素合编的《吐鲁番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为更好地利用文书提高了便利。

石刻和墓志的整理出版。比较早的出版品有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40初版，解放后增订再版）对前人金石著作中的墓志铭提供了检索的方便。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多种唐代墓志的汇集本。主要有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台北，1984-1994）共18册，有图版和录文与考证。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标点排印，附有人名索引。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上下（文物出版社，1994）图版与录文并举。其中《唐代墓志汇编》以物美价廉而广为流通，唯有一些重复收录和标点、录文错误。大型墓志汇编如《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曲石精庐藏唐墓志》（齐鲁书社，1986）、《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91）、《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92）等陆续出版，唯收录内容难免重复，有些书的图版过于模糊，难以识读。重要的石刻资料还有《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等。近年主要利用出土文书与墓志增补《全唐诗》《全唐文》的工作有突出成绩。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完成后，又有《全唐文补编》，于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外另搜集得唐人遗文6200多篇，编为160卷，于1991年完成后亦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与此同时，还有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第1至5辑（三秦出版社，1994-98）搜罗亦为宏富，但不注收文出处，使读者难以查核。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附有引用书目和作者索引等，颇便利用。

工具书的编纂。3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已经有洪业编纂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之类的书问世，近20年来，各种索引和工具书层出不穷。除了二十四史中的《隋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9）、《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新旧五代史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外，《全唐诗》、《全唐文》等总集都有篇名和作者索引。学术性比较强的重要索引有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合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方积六、吴冬秀编《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92）；吴汝煜编《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等。还有一些实际上是研究著作的工具书，如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等。供查考的工具书还有杨志玖、吴枫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是迄今收词最多的断代史辞书；唐长孺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隋唐五代史”分册，汇集了各方面优秀的专家写成，比较注意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研制的《全唐诗数据库》所生成的唐代诗人分卷索引代表工具书编纂中的新动向。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发的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见杜正胜主编《古今论衡》创刊号陈弱水文，台北，1998）。目前南开大学组合数学研究中心开发的简体横排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弥补了史语所二十五史的遗漏与错误，也即将面世。这将大大方便大陆学者利用计算机检索《隋书》、两《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期望将来有更多的历史资料制成为全文检索文本。

九 展望与反思

20世纪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国学走向近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纪。中国传统学术的局限性是明显的。近代以来，进化论、历史主义、实证主义、文化史观、唯物史观等等先后涌入中国，使近百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近代学术史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那么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只是其中一段不太宽广的小溪。但是试图运用新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来阐释历史问题，同样是大多数研究中古这段历史的学者们的共同追求。王国维、陈寅恪的二重证据法，陶希圣、董家遵、陈鹏对于社会史、法律史、婚姻史的研究，都折射了新的理论光芒，在那个时代都具有创新意义。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南，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农民战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史和土地制度史等等，成果是丰富的，然而教训也是深刻的。教条主义的、注经式、图解式的研究使历史学沦为政治的婢女，例如武则天研究中的比附；农民起义研究中的拔高等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学术界是否应该从此因噎废食，只满足于对个别具体问题的就事论事式的探讨？陈寅恪观察到牛李党争中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荫；牛党主姑息藩镇，李党主讨伐藩镇。后来有研究者以科举制划线，并用阶级观点解释说，牛党进步，李党反动；前者是庶族地主或者说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后者是世族集团或者说贵族公卿集团的代表。另外的研究者则用对藩镇的态度划线，并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统治阶级分成三个部分，即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地主、中小地主。认为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代表，并且与中小地主阶级结盟，反对代表地方豪强政治利益的牛党。今天看来，这些解释都有牵强附会的地方，当前的唐代政治史研究于是致力于对过去的历史结论进行“解构”，比较时兴的做法是在考证了一番具体历史事件原委之后，用权力之争来解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当然，权力之争也是一种理论，但是它仍然无法掩盖史学界在理论上的捉襟见肘。

理论并不是先验的东西。理论是方法，是观察问题的角度，是解释历史的依据，是叙述历史的架构。以方兴未艾的社会史为例，如果仅仅局限于具体历史问题的叙述，那么首先便碰到一个叙述什么，怎么叙述的问题。即使只是介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节日风俗，那也反映了作者对于社会史的内容与方法、结构与功能等等问题的理解。从本世纪以来，我们从西方世界引进了太多的理论，无论是从日本转口、港台转口，还是从俄国进口、欧美进口，这些理论都未能完全被消化吸收，往往是囫囵吞枣地被使用。实际上，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概念系统需要重新探讨。诸如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中国历史研究所吸收；怎样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认识作为一种区域研究的中国历史与主要以西方文明为模式而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专业领域的解释系统（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契合与非契合关系问题，即如何解决在后者涵盖性不足的前提下将其移植到中国历史研究中所产生的矛盾问题，乃是今后学术界当然也是隋唐五代史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理论问题要创新，实证研究也要更加深入。经济史研究曾经是实证史家纵横驰骋的领域，均田制、租庸调、徭役、两税法都有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商业、行会、物价、市场、城市、货币、管理等领域还缺少有深度的论著，尤其对于唐代后期的经济生活，还没有比较系统的专著加以描述。制度史也是长于实证研究的学者乐于耕耘的一块土地，近年的一些论著挖掘出了过去人们未加注意或者言之不多的若干制度史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唐前期。也有人利用墓志资料，对唐代藩镇使府僚佐、军将的研究很有创获，如今墓志的史料价值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利用墓志研究官员的升迁程序、中下级官员和中下级军官的有关制度问题，还将有待于能够坐冷板凳的人去做细密的钩稽与研究。当前的问题是，表面看来隋唐史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被研究了，没有新题目可做了，实际情况是许多课题都没有完全做到位、许多问题都没能解决得很彻底。关键在于史料的发掘还不够充分，对于前人的成果，包括日本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利用也不够。实证研究是这样一种研究，它既需要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以便接受其启发与阶段性成果的支持，同时又不能饶过前人的研究历程，仍然要竭泽而渔地重新读书，详尽地占有资料。也就是说既不能从头干起——就借鉴成果而言，又必须从头干起——就占有材料而言。目前资料难度比较大的课题，如边疆史地、敦煌吐鲁番研究、宗教与考古方面的课题，比较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也比较容易见到研究者所下的“功力”。而那些所谓传统的“正规”课题——包括隋唐五代主流社会如中原地区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大家公认的力作并不太多。这里除了理论方面的原因外，还因为研究这类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需要在史料钩稽上花更大的工夫，学术积累比较多了，要再前进一步，必须作出非同寻常的更加艰苦的努力。

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21世纪的青年学子不可能走从小记诵经史子集的老路。当前要想在资料占有上超越前人，还要充分利用各种优秀的工具书和电子计算机检索手段。香港学者与武大等内地学者在编制《〈全唐文〉人名地名官名索引》，我们还要有“唐代墓志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唐代墓志汇编》所附人名索引错误太多），以及那些常用史籍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还要象编《元史语汇集成》那样，将文献中的色役、资课、除陌、斋郎、行署等等语汇编成“唐史语汇集成”。总之，编辑出更多更好的工具书，将更多的史籍电子化，是我们今后应该大力倡导的一项重要事业。此外，还要把那些资质优秀的青年吸引到大学历史系、吸引到隋唐五代史研究队伍里来，要想在艺术、诗歌、宗教、礼乐、经籍等文化史领域里有所成就，不仅需要皓首穷经的傻气，还需要研究者有更多的灵气甚至天赋。研究历史问题要比研究现实问题困难许多，而前者的社会回报率远远低于后者。因此，在21世纪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条件下，要想吸引优秀人才到一个付出很多而回报率较低的行业来，无疑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必须有社会的支持。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例7

文学史和思想史关系的探讨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早在1984年，国内就曾刊发日本学者矶贝英夫的《论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译文，这篇文章简要介绍了1963年《日本文学》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与会者对文学史和思想史关系的看法：迄今为止的文学史研究大抵依赖于思想史研究；近代以来的思想史研究呈现出活跃局面，但文学史理论研究却给人停滞不前的印象{1}；相比文学史对思想史的依赖，思想史对文学史的研究成果更为依赖。《论文学史和思想史》这篇译文并未引发反响，这说明当时学术界还不存在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焦虑。这并不难理解，当时的学术界还是比较容易取得共识，像“艺术审美”“向内转”“主体性”这些说法就得到过相当多的认同。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频频提及的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主体性”“文学内部研究”“艺术形式”“纯文学”“重写文学史”等，那么20世纪90年代文学研究频频提及的则是“新左/自由”“文化研究”“文学边缘化”“现代性”“民族国家”等。我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文学研究关键词体现出来的“政治性”差异已经预示了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讨论的必要。尽管如此，20世纪90年代仍然没有研究者呼吁关注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问题，笔者在CNKI文献库以“文学史”和“思想史”为“篇名”进行检索（2016-6-20），结果只有陶东风的《文学史与思想史――论勃兰兑斯的文学史哲学》和韩毓海的《从文学史到思想史》两篇文章。前者是介绍勃兰兑斯文学史哲学，文章对丹纳和勃兰兑斯基于社会学的文学史叙述肯定有加{2}；后者系作者在重印专著《新文学的本体与形式》时撰写的感言，作者毫不避讳将文学当成“意识形态”进行分析{3}。两篇文章都不是针对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问题而撰，而是在评论他人或者本人著述过程中，介绍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只是说，这两篇文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文学研究者对思想史问题的强烈兴趣。

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中华读书报》率先发起的专题文章，最先提出了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话题。2001年10月31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的《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文章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似乎有越来越往思想史靠拢”的趋向，不仅研究者更倾向于谈论思想、哲学、文化话题，而且对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的研究也逐渐向“思想史”靠拢。在温儒敏教授看来，“思想”和“文学”当然可以互为背景和相互诠释，但大致的领域还是比较清楚的，“思想史处理的是较能代表时代特色或较有创造力与影响力的思想资源，文学史则要面对那些最能体现时代审美趋向，或最有精神创造特色的作家”，所以“无论是把文学放到思想史的场域中考察，还是利用思想史的方法角度理解文学史”都不要脱离文学。11月28日，《中华读书报》又刊登了南京大学赵教授的呼应文章《也谈思想史与文学史》，文章认为这种“跨界”和“越位”研究现象不仅存在，而且会因此消解文学研究和文学学科的存在。《也谈思想史与文学史》与《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两篇文章形成了“南北呼应”之势，批评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的趋势。

公允地说，《中华读书报》专题文章取得的社会反响不大，但它引发了学术界对文学史与思想史关系问题的探讨兴趣。2002年1月5-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华侨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泉州召开，与会者就“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互动关系”“中国思想史对文学史发展及特征的影响”“具体的学术思潮与断代各体文学的关系”“思想家对文学家的影响”展开了讨论{4}。会议召开之后，《文学遗产》《中州学刊》《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刊物发表了会议综述或者会议报道。值得注意的是，泉州会议的“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标题似乎暗示思想史之于文学史的影响。除此之外，与会者普遍认为文学史与思想史存在密切关联，只有少部分学者强调保持文学研究主体的意义。这说明以思想史为导向的文学史研究方法颇为盛行，大多数研究者还是认可思想史对文学史研究的作用。

上述推断能够得到证实。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贺照田在《郑州大学学报》发表署名文章《文学史与思想史》，认为文学研究向思想史研究的跨学科转向只是表面现象，而本质还是为了对复杂的文学问题展开思考{5}。按照这篇文章的逻辑，思想史研究的转向将有助于文学研究者去解决复杂的文学问题。2006年，《天津社会科学》第1期开辟了“思想史与文学史关系研究”讨论专栏，专栏刊载了张宝明的《问题意识：在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交叉点上》、张光芒的《思想史是文学史的风骨》、姚新勇的《由“文学史”到“思想史”：原因、张力与困惑――关于由文学史转向思想史研究现象之思考》、林岗的《思想史与文学史》。这些文章的考察侧重、内容体例、行文风格不尽相同，有的讨论理论问题，有的分析研究现象，但就文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关系来说，除了姚新勇的《由“文学史”到“思想史”：原因、张力与困惑――关于由文学史转向思想史研究现象之思考》对“转向”现象表示担忧之外，其他文章基本上都认为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转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转向”讨论的背景

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讨论为何会成为学术话题，这是“转向”现象描述本身不能回答的问题。就中国当代文学来说，从20世纪50-70年代的“阶级斗争”到80年代的“改造国民性”，从80年代的“改造国民性”到90年代的“理解民族性”，这样一条文学创作与批评主线不仅存在{6}，而且也有必要从思想史的高度作社会分析，但是，文学创作为何总是以主流“思想”为创作导向？批评家与文学史家为何总是用主流“思想”进行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同质化”现象为何如此明显？主流叙述内部是否存在微妙的差异？主流叙述外部是否存在异质的声音？这些问题显然是无法回避的。正因为如此，我们首先需要解释为何总是存在这种以“思想”为导向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事实。

从文学观的角度来看，与其说“思想史”的角度，还不如说“政治史”的偏向，这是因为，将20世纪50-70年代的“阶级斗争”、80年代的“现代化”、90年代的“民族国家”当成“政治史”来看，这大体上也是吻合的：20世纪50-70年代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特殊强调，这用不着过多阐释；20世纪80-90年代以“现代化”和“民族国家”为主题的议程设置性传播也是存在的，百度搜索检索到的“现代化”和“民族国家”网页记录达100，000，000个和8，810，000个之多（截至2016年6月14日），这就是“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受到广泛关注的证据。对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学史研究来说，最具说服力的当然是学者们就此撰写的论文，如朱晓进的《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文学》{7}、陶东风的《重审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8}、刘锋杰的《文学想象中的“政治”及其超越性――关于“文学政治学”的思考之三》{9}等，无论是从撰文者的学术身份来看，如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苏州大学教授，还是从文章发表的期刊来看，如《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这些都说明学术界重视对“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探讨，所以，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是以“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作为基础。从哲学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被异化过的主流与趋势观念在作祟。在这种主流与趋势观念的宣传下，与集体主义相关的主流、趋势、代表、方向，几乎等同于理想和完美，而与个体主义相关的非主流、差异性、个别现象、保守创作，则成为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代名词。根据这种经不起分析推敲的对立思维，理想的文学史研究就是要去叙述文学主潮，特别是能代表文学主潮的趋势，甚至是去暗示或预测文学发展的方向，因而比较关注思潮、现象、运动等；而对除此之外的对象，比方说具体作品、个别作家、单篇文学批评，由于无法匹配文学主潮，所以被当成不具有代表性而被忽视了。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一种畸形学术评价，即能够在宏观和思想层面把握整体研究方向的研究，往往会更具学术影响力，受到学术同仁的重视，而那些具体作品分析，相对来说不那么容易得到认同。即便是此前的20世纪80年代，事实上也是“思想史”的声音要比“文学史”更为响亮，“启蒙”“现代化”“主体性”“审美”这些都是整个人文学科的高频词，只是就当时社会思想状况而言，在当时“去政治化”的大背景中，这些高频词确实唤醒过学者们对“文学的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因而给学者们留下了从“政治”回归到“文学”的印象。同样的道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其实不过是相同命题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不同表现形式。正如20世纪80年代的“去政治化”针对的是此前50-70年代的“政治化”，90年代的思想史“转向”则是转向了与此前80年代略有差异的“思想”。

值得指出的是，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讨论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左派”文学阐释思潮不无关联。准确定义“新左派”并非易事，但那些被人们称之为“新左派”学者，对“左翼传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现代性”等问题却有较为相近的看法：中国应该走一条有别于西方的道路，而“左翼”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值得继承的政治遗产。从政治方面说，“新左派”看中的是“运动”式的“广场民主”；从经济方面说，“新左派”主张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文化方面说，“新左派”试图抵制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等西方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当然，我们能在时间上对此作进一步印证，“新左派”话语与“转向”讨论的关联性。以“新左派”频频提及的“民族国家”概念为例，在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当中，以“民族国家”为题名的130篇文献均为2000年以后发表。

以“民族国家”为题名的期刊文献一览表

以上数据说明，只有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才将“民族国家”当成公共讨论话题。这与“新世纪”兴起的文学史向思想“转向”讨论的时间大体上也是一致的。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的“新左派”通常是采用或者混用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杰姆逊的“新历史主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等西方文艺理论，去阐释“改革开放”之前曾被频繁提及过的文化与文学命题，如“人民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文艺生产”等，最终叙述出一个对抗“西方”和服务“人民”的故事。对那些试图从“左翼”传统中寻找资源的“新左派”学者来说，原本他们就不认为存在所谓的“纯文学”，理由则是任何文学都是特定社会发展的产物，而社会生活才是文学创作的来源。至于说超阶级的“文学”，或者政治史之外的“文学史”，在“新左派”看来更是子虚乌有。“新左派”的文学阐释方法模糊了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政治研究的界限，对那些批评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的学者来说，这样的“文学研究”是难以让人接受的。或许受到“新左派”思潮的影响，即便是此前的“”阵营，对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问题的态度也出现了分化，部分学者开始放弃此前以“启蒙”和“审美”为旗帜的“去政治化”提法，转而呼吁人们关注“思想史”。例如，《思想史是文学史的风骨》这篇文章就认为，从文学史向思想史的“转向”应该当成开辟文学史途径和丰富文学史叙述方式来看待{10}。

三、“转向”涉及的问题

在弄清为何会存在“转向”讨论的事实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当然是要剖析这种“转向”现象是否合理。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不同的学者之间，不同的观察视角，不同的价值立场，都可能导致差异性的结果。笔者在此也不是要判定是非对错，而是要指出要评价这种“转向”可能会涉及到的问题。

首先，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无法否认，大量证据表明这种关联的存在。例如，从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来说，有“文史哲”不分家之说，虽然近代出现了学科门类的专业细化，但不能否定“跨学科”研究的意义；又例如，文学在商业化背景下失去了轰动效应，文学与社会、政治、思想的关联研究能够扩大文学的社会影响。尽管如此，承认思想史之于文学史的影响，这并不等于放弃文学史的主体地位。勒内・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一书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写一部文学史，即写一部既是文学又是历史的书，是可能的吗？应当承认，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11}。虽然这段话不是针对中国文学史而言的，但中国当代文学史却被韦勒克一语成谶：在为数众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中，不少可以当成社会史来看，也有不少可以当成思想史来读，此外还有文学作品选读或者是文学批评编年史。如果按照勒内・韦勒克《文学理论》的解释，那么“社会史”和“思想史”都不是“文学”史，而“文学大系”和“编年批评史”也不能叫文学“史”，文学史既要符合“文学”史的标准，又要符合文学“史”的标准，即文学史是“文学”与“史”的有机结合。

当然，“文学”和“思想”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是模糊和不断变化的，两个概念的“能指”与“所指”都存在着演变过程，如果我们基于两个变化的概念来谈二者的关联，抽象地谈论“文学”与“思想”的关系问题，这可能会让研究者陷入到毫无目标的论争当中。如果我们确实希望能够从讨论当中获得共识，那就要进一步厘定究竟是存在何种“转向”，以及这种“转向”可能存在哪些问题，因此，将“文学”和“思想”概念放到具体的社会语境当中进行讨论，看这两个概念是怎样被谈论，这两个概念能够暗示什么，或者说让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学”和“思想”概念，它们是怎样被知识性生产建构出来，对这类问题的分析远远超过了对“转向”问题本身的思考。毫无疑问，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转向”讨论中提及的“转向”并不是指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研究缺乏思想，而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文学“向内转”说法为代表的文学本体论认同，转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出现的文学“向外转”呼吁。前者如林焕平《略谈“向内转”》{12}、鲁枢元《“向内转”》{13}、白亮《“向内转”与八十年代文学的知识谱系――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再认识》{14}等文章所作的阐释，后者如章亚昕《“向外转”： 近期诗学大趋势》{15}、李建军《当代文学亟需向外转》{16}、张光芒《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向外转”》{17}等文章提出的主张。有意思的是，文学“向内转”说法的始作俑者鲁枢元其实也走上了一条从“向内转”的艺术心理研究到“向外转”的生态批评实践的学术道路{18}。

其次，“转向”问题核心并不在于“转向”，而是在于“怎样”或者“如何”转向。从“文学”外部角度来看，“转向”涉及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观念、文化观念、研究观念的嬗变。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转向并不是指此前的文学史研究缺乏思想，而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建立的“审美”“启蒙”“现代性”文学史观，受到“新历史主义”“知识考古学”“后殖民主义”等其他文学史观的挑战，或者是指“审美”“启蒙”“现代性”文学史观在遭受质疑的情况下，被重新阐释以便获得社会新语境条件下的生命力。从“文学”本身角度来看，“文学”观念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文学”观念的碰撞与融合，这自然给人以思想“转向”的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转向”涉及的是新经济、新技术、新媒体语境下，“文学”与“文学研究”观念的更新。一句话，流动性的“文学”和“思想”概念提醒我们，不是文学史研究的思想“转向”，而是“文学”观念、认识、研究的“转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转向”问题在“文学”和“思想”双重变化的背景下产生，而且“转向”现象体现着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性和必然性。正因为如此，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转向”话题的实质还是，如何看待“文学”本体研究与“史学”“思想”“政治”“文化”等非“文学”本体研究的复杂关系。换句话说，问题核心并不在于研究者是否承认这种“转向”的存在，也不在于研究者对“转向”好恶评价，而是在于研究者“怎样”理解以及“如何”面对这种“转向”。

最后，“文学”本体研究与“史学”“思想”“政治”“文化”等非“文学”本体研究不是没有交集，但从“文学”的角度看待“思想”问题，与从“思想”角度来看待“文学”问题，二者的视角不一样，侧重点也会不尽相同，最终的研究结果肯定也存在差异。如果我们不反对文学史向“思想史”的转向，那么如何体现出文学研究的优势？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研究没有任何特色或者优势，那么我们绝不会赢得那些从事思想史研究者的肯定，同时也不可能得到文学史研究者的尊重。这也是批评文学史到“思想史”研究转向的学者，所提出来的最为尖锐的质疑之一。对文学史不是“文学”史，和文学史不是文学“史”的两种现象，勒内・韦勒克曾作过这样的判断：1、对艺术作品缺乏系统而连贯的分析；2、持有偏见，认为如果不根据其他人类活动来论证因果关系就不会有文学史；3、对文学艺术发展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误认为文学发展史是社会史、作家传记或作品鉴赏{19}。对文学史与“思想史”的“转向”问题来说，勒内・韦勒克在《文学理论》所做的判断不无参考价值：首先，无论是单纯的文学史研究，还是说与“思想史”的结合，研究都应该建立在扎实的文本分析和作品解读的基础之上。其次，只要“文学”概念存在，那么“文学主体性”问题就不会过时，我们应该抛弃必须要借助于政治、文化、思想才能解读“文学”的偏见。最后，我们绝对不能将文学艺术发展史等同于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勒内・韦勒克《文学理论》这部著作在中国受到欢迎，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忽视了该著的警醒。在这个问题上，南京大学赵教授看得比较清楚：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例8

    经过中国学者一百多年的探索,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1)从天地生的综合研究来看,从长时段和宇宙星系一体来看,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肯定起有决定的作用,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里,人类可以加速和延缓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起有决定作用。(2)不能简单地说生产力越高,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越小,只能说社会生产力越高,人类在更广泛领域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接受地理环境的制约。(3)地理环境一方面通过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影响人类社会,一方面直接影响民族性格,造就文明的差异,这两者并不冲突,这更能体现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影响的复杂性。

    近二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生活中环境意识的增强,人地关系的思维在普通人的意识中已经大大加强,这为学术研究和教学中加强人地关系意识奠定了基础。

    近二十年来,西方的环境史或生态史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逐渐加大,与环境史十分密切的历史地理学发展迅猛。现代历史地理学已经成为历史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的八个二级学科之一(八个二级学科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专门史、历史地理学、博物馆与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史学理论与方法),有的学者提出了历史地理学应为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的观点①。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杭州大学、西北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等都有专门的历史地理学教研机构,其中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有专门的历史地理博士点,其他一些高校在历史学或地理学一级学科下面也招收历史地理学的博士生。在高等学校里,中国历史地理作为一门本科专业基础课已经越来越普遍,有些高校专科也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课。中国历史地理的教材建设在近二十年取得较大成绩,计有马正林的《中国历史地理简论》、邹逸麟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王育民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史念海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陈代光的《中国历史地理》、陈昌远的《中国历史地理简编》、张步天的《中国历史地理》、耿占军等的《中国历史地理学》、韩宾娜等的《中国历史地理》、张全明等的《中国历史地理论纲》10部。针对现有中国历史地理教材贯穿人地关系理念不突出的不足,教育部师范司“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专门立项《中国历史教学中人地关系思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1998年立项,第一部以人地关系为核心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教材即将面世。

    历史研究中,人地关系已经越来越受到历史学工作者的重视,朱国宏《人地关系论》一书从人口与土地关系角度对历史时期的人地关系宏观地作了讨论。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历史学界从人地关系角度来分析中国历史的论文十分多,涉及面十分广。近年来,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学者正在主持一些有关中国历史发展与环境互动的重大项目,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地关系在历史教学中的理论受到关注,在中国历史教学领域也引起了重视。早在1993年笔者就撰文指出,中国历史教学中注重生态意识,不仅仅在于使学生对过去人类历史进程、历史事件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从小便认识到环境的客观性和人与自然的协调性,认识到人类历史委实不应是无休止、无节制、无顾忌地索取大自然的历史,使他们从历史发展中吸取教训,树立良好的文明生态史观,使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他们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自觉行动。1994年刘贵琳撰《历史教学和地域概念》一文,虽然文中仅将地域空间看成历史发展的舞台,忽视了人地互动的作用,但明确在历史教学中提出空间定位重要性无疑是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②。同年张熙峰、张熙堂撰《重视史地联系,教活中学历史》,提出在历史教学中注重历史事件的时空观念传授③。1999年余桂元发表《中国古代史与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一文,认为中国古代丰富的环境意识和悠久的环保实践,有许多积极成分应当继承;历史教育已经为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古代对环境破坏的后果与教训,应当引以为戒;进行环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历史学科极具潜能④。同年李丰友撰《将环境问题纳入中学历史教学》一文,提出吸取历史地理学、生态历史学、环境地理学、环境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充实中学历史教学,加强对中学生环境知识教育势在必行⑤。

    在具体的历史教学实践中,不论在中学或大学的历史教学中,一些教师都能适时地贯穿人地关系的理念。如在教学中对于“劳动创造了人”这个命题,有的教师提出了新生代第四纪的气候变化和森林环境景观的变化是劳动创造人的重要先决条件,强调了环境变化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作用。对于清中叶以来山区垦殖开发的讲解,以往多是完全肯定的,现在许多教师都能客观分析其破坏森林、造成水土流失的负面影响。以往教师在讲授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这个问题时,多只讲战争破坏、政治核心区负面影响、水利失修等社会原因,现在许多老师已经能吸取史学界的最新成果,从气候变化的角度分析中国北方失去经济核心区的自然因素。不过,从总体上来看,不论大学历史教学或是中学历史教学,对人地互动观念的关注和实践还十分不够,从人地关系理念的理解和传授来看,还多存在固定的格式,如定式地认为人类不合理的开发是造成环境破坏的最重要原因,成为以往“人定胜天”的另一个翻版。

    实际上,历史上的人地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如中国历史上北方环境恶化,除了人为的因素外,自然界天地生背景下的不可回归和不可逆转的一些因素,也是十分重要的。近来历史学界关于中国历史气候的周期性变化与中国历史发展兴衰的研究、历史时期刀耕火种评价研究、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与环境的关系研究、灾荒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疾病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人地比率与传统中国社会、生物入侵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研究,都表明中国历史上的人地关系十分复杂。

    我们在历史课堂里讲授人类的不合理开发,使许多野生动物大大减少,甚至破坏了生态平衡,但当一定历史时期贫困地区野生动物与人类争夺基本生存权时,我们就无从谈起保护野生动物。这样,在怎样的人地背景下,在怎样的生产力条件下.在历史上的哪个时期,我们才能谈野生动物保护呢?因为人类一部文明史本身是要以自然环境变化为条件的,只是这种“变化”到何种程度产生的负面影响总体上抵销文明的进步,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了。如有的教师讲授秦始皇修阿房宫造成“蜀山兀”,就出现了环境破坏问题,显然是缺乏对秦汉时期总体人地关系的全面认识。这可能还要我们的研究者和教学者进一步探索了。

    从人类早期发展来看,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往往以一种初始的环境成因出现,并不是一种急风暴雨式的影响,但影响是潜移默化而深远的,这就赋予了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潜在性和隐蔽性。同样,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往往有长时段的潜伏期,容易被忽视。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历史上造纸破坏了大量森林而否定历史上造纸的发明,显然也是不妥当的。

    以往分析历史人物,多从历史心理学角度分析,实际上历史人物的发展更多地受地理环境,特别是自然环境和人化环境的影响。其实,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历史心理学本身也是受环境制约和影响的。当然地理环境如何影响人物的心理确实需要好好研究。

    看来,人地互动理念要真正在历史教学中运用,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可是至今我们的观念里历史研究几乎都只是理解为人类史研究,而人类产生后的自然史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可能是目前我们历史研究和教学研究中潜在的思想阻力。相信随着整个社会环境意识的加强,思想观念的突破,有一天在学校里自然史与社会史并重的格局形成,中国历史教学中人地关系的理论和具体实践将会有一个新的天地。

    注释:

    ①尹国蔚:《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

    ②刘贵琳:《历史教学和地域概念》。《历史教学问题》1994年第4期。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例9

【中图分类号】G633.5

一、搞好历史课程设计，以探究问题为目的

历史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和特点就是尊重历史、尊重真实，汲取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优秀文化和优秀成果。在中学的历史教学课程设计中，必须要在坚持基础性的同时，紧密的结合时代特征和时代进程，联系社会发展和现实生活。更要关注学生生活，关注学生全面发展，这也是新课改中关于历史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理念。在把握这一理念的基础上，一是中学历史课程的设计，要在对基础知识把握的前提下，体现和突出多维度、多视角、多层次以及多类型，以进一步的引导和启迪学生全方位的去思考历史，进而开阔了视野，为学生学习历史知识提供多方面的依据。二是课程的设计过程中应当减少教师单纯讲解历史知识的比重，增加互动和讨论等环节的比重。三是课程设计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能力，以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建立宏观历史体系。没有问题是谈不上学习和研究的，有人曾说：正是问题才把只不过是小碎石的东西变成了历史的证据。然而，以往的历史教学往往是固定式的，对于学生来说，并没有产生真正的探究性问题，或只有肤浅的问题，要不然就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如被动接受、死记硬背、机械重复）。历史教学的真正意义在于使学生发现问题，探讨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所有的教学方法都应该是为了探究问题而设计的，都要给学生机会去了解事情的基本情况，使学生去深入探讨。

二、使用问题教学，培养自学能力

1.使用问题教学法，引入自学之门。上课后，先提出一至两个能概括本课主要内容的问题，然后让学生自主学习课文，通过思考，将本课内容进行简单概括，再由教师补充讲解。

2.善于设疑，促使自学深入。自学指导贵在设疑，学生创造精神，创造性格和创造习惯养成的核心是"疑"。疑应设在何处？一般说来，设在讲课的开头、讲课的重难点、讲课的街接处、讲课的结尾以及教材中易使人乏味的地方，这样来锻炼和促进学生的自学能力。

3.学会运用联系比较法，扩大自学的效果。联系比较可以是多层次、多方位的，包括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比较，同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横向联系比较，历史发展的因果联系比较，中国历史和世界史之间的联系比较，历史学科和其它学科之间的联系比较，历史演变和现实生活、时事之间的联系比较等各个方面。把历史上有关联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的异同点，促使学生思维，形成准确、清晰、完整的历史概念。

三、注意教学策略，改革教学方法

作为历史教师，在改革教学方法时，应充分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角色定位上要以学生为主，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2、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不局限于教材，应具有开放性。3、应把注意力从知识传授转移到能力培养上来，从注意知识传授转移到能力培养上来，从注意学习结果转移到学习过程上来。4、教学不仅要使学生从已知到新知，改变或提高其认识能力，而且要注意发展其非认识因素，如情感、意志等，"心理学研究表明，积极的情感会促使学生去学习、去探索。"5、要善于将教书与活动相结合。知识与活动是能力及非知识因素形成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要想让学生全面发展，必须让其多练习、多活动、多实践、多探索。6、利用好现代化教学手段。幻灯、投影、录音、录像、影片、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可帮助教师形象地重现历史原貌，让学生重温历史，为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使学生们容易理解相关的历史知识，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7、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开展课堂讨论，组织辩论会，举行历史故事会，举办历史讲座，进行历史方面的社会调查，参观历史博物馆、纪念馆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考察历史遗址和遗迹，采访历史见证人，编演历史剧，撰写历史小论文，写家庭简史、社区简史和历史人物小传，编辑历史题材的板报，举办小型历史专题展览等教学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相关的历史知识，使学生觉得学习历史是轻松愉快的；让学生在活动中运用相关的历史知识，使他们觉得学习历史是有用的，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就会逐渐增加。

四、注重基础贴近时代，完善教学评价方式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例10

【关 键 词】历史研究/妇女史/性别史/经济史/社会史/history research/women history/history of gender/economic history/social history

【 正 文】

当今世界，在"社会性别"(gender)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和政府使用的一个衡量人类发展的重要指标被关注时，发展迅猛的妇女/性别学(women & gender’s studies)正在成为人类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学界，具体到历史学界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这是当前史学研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所有的史学关怀和分支学科的出现都与时代关怀的引发和学术风气转向有关，而"科学"的历史学自19世纪建构以来，是在不断地挑战反思、推陈出新、吸纳融贯中发展起来的。如社会史对政治史的反拨，文化史对社会史的超越，经济-社会史对经济史和社会文化史的交叉整合……都是如此。同样，妇女-社会性别史在20世纪70年代的兴起，也是时代关怀、学风转向和学科整合交叉所致。反拨、超越、整合不是二元对立的取代、兼并的关系，而是反映了历史认识的深入、细化，使以往掩蔽的部分得以显现。

众所周知，在国外，历史学领域的纯经济史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走红，在当今历史学科的分化中于1980年代已经"失宠"，代之而勃兴的是经济-社会史，从更广的视野范围如社会的、文化的、心态的视角审视历史，这与年鉴学派关注下层群体的社会史的努力分不开。几乎在同一时间，国外史学界妇女-社会性别史的崛起同样有力地冲击和推动着史学的发展，赋予历史以社会性别越来越成为国际史学界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经济-社会史·社会史·妇女-社会性别史

经济-社会史是20世纪后半期历史学分化重组中于70-8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在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蓬勃发展，改变了单纯的从经济范畴关注经济活动的过程与结果，更抛弃了枯燥干瘪的计量经济史，而是从整体的社会关系体系和人的关系活动看经济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和运动。年鉴派社会史已经在关注下属群体日常生活的历史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经济-社会史从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综合考察人的活动，将极大地纠正史学的偏差与疏漏。

人是作为具体的不同的社会、文化、种族、阶级、民族、性别等身份和群体而存在的，因此研究经济史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文化，也同样不能脱离特定的种族、民族和性别。而妇女-社会性别史做出的努力与贡献是使历史活动的人凸显出性别，不同的男女在一定的活动场景下如何做、想、感受?怎样结成特定条件下的各种关系?这种关系的意义是什么?男女的主体性是怎样的?当然，这些男女活动的场所和从事的工作是与社会、经济、文化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历史就是具有性别意义的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如果侧重在对妇女一方的扫描，就是妇女史(women’s history)。

在国外，妇女史在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从单纯由妇女关注的妇女史转变到从社会性别视角看妇女、看性别在历史中的活动和关系，这就是妇女-社会性别史(women & gender’s history)。其历程大致如下：1970年代在新女权运动引发下兴起的妇女史属于传统的妇女添加史--以发现妇女的历史填补既有的历史记载为目标，以寻找被遗忘埋没的妇女精英人物为重点，实际仍没有跳出传统的政治史特别是精英政治史的窠臼。到了1980年代开始用社会史的方法研究妇女，对下层妇女的教育、婚姻、家庭、人口流动等进行考察研究，甚至一度特别关注所谓"妇女的领域"。随着"社会性别"(gender)概念的出现以及在史学领域越来越普遍的运用，性别的维度和社会性别的视角成为妇女史研究的新趋势，注重社会性别的历史研究就是社会性别史(gender’shistory)；但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警惕用性别史研究取代对妇女史的研究，提出在进行性别史研究中也应该时刻牢记把妇女作为关注重点，应该是妇女-社会性别史。[1]进入1990年代，妇女-社会性别史重点探讨的问题是身份差异和多元，强调将性别维度与相关元素(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种族、民族、阶级、性向等)进行交叉考察与分析[2](P359-377)；而文化史的介入更引起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史的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主要建立在两种理论的基础之上：一是文学批评的理论，一是后结构主义的人类学。后结构主义解构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大理论和普遍方法(如唯物史观和进化史观)，强调情境化的话语构建和分析；对语言文字的中立质疑，认为任何再表现都难免有立场和价值观渗透其中，因此应侧重于对收集来的史料进行文本解读与分析。文化史的另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关于历史主体性问题，对社会史的"人"的主体、妇女史的"妇女"的主体，文化研究都进行质疑，认为没有普遍的本质的"人"和"妇女"，也没有与生俱来的本质的"男"和"女"，只有具有差异性的和在多种情境下形成的复杂的多重的甚至流动的社会身份及其认同，而这些都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进而文化研究与心理分析的方法合流互补，努力打破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用于妇女-社会性别史的研究。因此，1990年代以来的妇女-社会性别史也是强调身份差异、多元以及流动的历史。

由上面的简介可以看出，妇女-社会性别史的发展历程不但与具体时地的社会思潮(如女权主义思潮和运动)、学术发展(如"后学"和女权主义学术)的背景有关，而且也可以看出妇女-社会性别史与经济-社会史走过的道路和目标有太多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它们本身就是在互相吸取，共荣俱进。二者具有明显的共性--既关注整体的关联的历史，又特别关注下层和弱势群体的历史，都具有对传统史学的挑战、填补、修正使其趋于完备与公平的功能，因此二者的结盟和"联姻"既是必要的，更是可能的。

我国史学界又是另外一种情况。经济史和社会史从上世纪20-30年代创建以来是独立发展的门类，特别是20-30年代学术界在社会性质和出路的大讨论中，围绕着中国的社会性质、组织结构特点、法律制度，以及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中国向何处去、如何走之类的路线方略的争论，新兴的历史学分支--社会史非常活跃，不但对妇女特别关注，而且走出了一条与文化史、法律史结合的新路，如法律史家陈顾远从法律的角度研究古代婚姻，他在《中国古代婚姻史·自序》中说："用社会学研究现有的问题，倘不明白这问题的起源的历史，便难寻出他的演进的原理和自身存在的所以然，也就无从下手了。"[3]由社会性质讨论引发的相关的妇女问题，如奴婢、娼妓、妇女地位，婚姻、家庭、家族、宗族……都成为研究的热点，像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上海中国书店，1934)，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28)，吕思勉等人一系列的婚姻、家族、宗族史的著作纷纷出版，成为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再度复兴和妇女史重新起步的重要基础。经济史沿着另一条路径发展--经济学背景下的纯经济史一直对经济制度和活动如田赋税收、生产技术等情有独钟，比较远离社会文化甚至缺少人的活动，更少关注性别和妇女；历史学背景下的经济史一直与社会史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从1930年代创办的《食货》半月刊，到1980年代创办的《中国经济社会史》杂志，一脉相承地关注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关系。比起社会史，经济史对妇女和性别的关注要少得多。这是由于社会史将妇女作为"社会问题"和"问题"群体，与经济史更多侧重田赋制度的研究重心有关系。1950年代以来的史学，在唯物史观和阶级论指导下，偏重于经济的、政治的研究，社会史受到批判而萎缩。1980年代兴起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热改变了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中心的历史研究面貌，但时代和史学的发展要求学者不断超越与创新，不仅是关注领域和议题的扩大，也包括视角和方法的创新。也许社会学家费孝通的理论反思值得史学家借鉴，他含蓄隐约地告诉人们，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作为学术工作的个人社会行为既不能摆脱社会所容许的条件，也应适应社会演进规律发挥能动性，决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怎样进行自己的研究，接着他反思自己以往的研究说："’见社会不见人’还是我长期以来所做的社区研究的主要缺点。"[4]历史研究中是否存在只见物不见人，或只见制度而不见社会活动中的人?或者只见上层少数精英男人而忽略了多数男人和全体女人?或者只是关注主流民族的人而忽略了少数民族的人?……纯经济史显然存在重物(生产力诸如土地、工具、经济部类和技术等)不重社会，社会史多见社会形态、社会制度而不见人，或者见到的"人"不是笼统抽象的人就是具体某个阶层的男人如流民、青红帮和丐帮，总之，是缺乏性别视角审视的人，实际上缺失了女人。1950年代以来，那些深受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历史进化论和结构主义社会学影响，以及那些将唯物史观意识形态化的史学研究者，已经远不如20-30年代学者出于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而关注妇女问题的情怀。1980年代重新振兴的年鉴派社会史只不过研究重心的阶层下移(如弱势和边缘的阶层老年、儿童、妇女等)和范围的扩展(如文化、习俗、心态)，并没有根本改变史学模式和研究方向对妇女和性别的忽视。深受年鉴派影响的新社会史把妇女纳入社会史作为一个边缘群体，对1950年代以来延承下来的漠视妇女史已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妇女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弱势群体"，妇女作为一个性别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也不是单一的受压迫的被动的受害者，也不仅仅在婚姻家庭中才应被提及的；"妇女"议题实际是性别的议题，是人类整体中性别维度和视角的重新发现与观照。社会史、经济史、经济-社会史都需要关注妇女和性别，而妇女-社会性别史不仅仅对社会史、经济社会史做出贡献，也应该对整个史学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校正以至挑战，而贡献已经包括在补充、校正和挑战之中了。

当然，社会史完全应该也必须引入性别维度，打破以往单一的阶级(阶层、社群)社会分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妇女史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引入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很多概念方法以丰富自身。二者是相互交叉、吸取、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包容的关系。更主要的，妇女-社会性别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它还担负着对以往历史知识建构的全面审视和包括两性经验在内的新的历史知识建构的任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作为独立的一个学科进行建设，与其他史学分支进行整合，这些任务也不是社会史可以代替的。转贴于

二、历史学引入社会性别：运作与效果

社会性别不但是妇女史研究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而且应该成为整个历史研究的一个观察、分析、阐释的新视角、新方法。也就是说，社会性别的维度和视角一旦进入传统史学，就会注入新的活力，史学的视野、空间、深度会大大延伸拓展。这里，将以经济-社会史为例略加阐述，同时指出独立的妇女-社会性别史可能对史学做出的贡献。

(一)将性别维度和视角引入经济-社会史

将妇女-社会史"援引"和"嫁接"到经济-社会中史会产生什么结果?

1.使过去掩蔽的变得"看得见"，混沌的能够"说得清"。本来就关注作为主体"人"(特别是下层民众)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和心态的经济-社会史，如果加上"性别"这个维度，以往没有被纳入历史视野的范畴、领域便凸现出来了。如社会性别制度，这个与经济、政治等制度并行、紧密交融的制度体系(包括世系传承、婚姻家庭、男女劳动分工、性和生育等)形成、变化和运行，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被掩蔽或被简单化、普遍化了，性别维度的介入可以补缺纠偏。

先来看中国历史。例如，传统的政治史和社会史往往忽视与之密切相关的性别维度，如婚姻、生育、继承、家族制度研究中常常只是搜集整理描述前代记录的材料，因为缺少性别维度的分析阐释，对一些现象诸如血缘贵族政体与官僚地主政体的区分以及官僚专制政体下的女主政治和外戚政治，史家囿于旧观念老框架，不得不重复古人"女祸"、"乱政"的陈腐见解；实际上，女主和外戚政治是与性别制度中的婚姻家族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但以往笼统地婚姻家庭制度研究难以解释权力在两个家族--男方皇权家族与女方外戚家族的转移和被社会性别制度改铸的皇权-父权的代言人的执政太后们的实质，实际上这是父权制(扩大到国家层面就是皇权)自身维持继承断裂和权力危机的一种调节和平衡，史学家往往不自觉地沿袭儒家正统的道德评判，将男性皇统的中断和危机说成是"女祸"、"乱政"。再如对经济的考察，以往侧重对生产工具的改进、土地和赋税制度、人口户籍等经济制度的研究，而忽视了经济制度和婚姻家庭制度的关系，更忽略了经济活动的性别分工特别是妇女劳动对家庭、国家的意义，也就看不见妇女的经济活动对国家、社会和家庭的贡献。具体而言，从秦代以来延续下来的国家倡导耕织并重，以及实施的赋税、户籍、土地制度，就是与性别的劳动分工、婚姻、家庭、生育继承等社会性别制度规定以及实际运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在历史上发生了哪些变化?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对男人、女人，对家庭、国家带来了什么?至今语焉不详，画面模糊。如果加上性别维度，画面就会变得比较清晰可见。以秦代为例，从商鞅变法开始的提倡诸子分家、歧视赘婿的政策，就是与以增加父权小家庭的数量来扩大国家赋税征收范围从而增强国力实现兼并天下的目的密切相关。其中，妇女的纺织在秦国富国强兵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所谓重耕，实际是耕织并重，"男乐其畴，女乐其业，事各有序"就是男耕女织的理想治国模式。实际上，妇女不但从事纺织，也参与耕作饷田的工作，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特别指出，妇女除了白天的劳作，夜晚还要挑灯夜绩，他把妇女的劳动估算为一月45日，比男人更辛苦，这还没有加上维持生命延续的家务和生育劳动。且妇女的纺织，不完全是"一妇不织，天下或为之寒"，从秦代开始，女织一直是重要的赋税来源，军事国力的体现。秦国的改革者，彻底摧毁周代贵族建立的宗法制度，将家庭单位改造成小型的父权家庭，以增加赋税，为此，颁布法令整饬家庭--既惩罚那些子壮不分家的富家的父亲，也惩罚那些将子赘为他人婿的穷家的父亲，罚他们去戍边，歧视赘婿的政策一直延续到汉代。秦始皇还用刻石为令，又颁布律条，规范两性关系，如倡导贞操，惩罚淫佚等。这说明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特别是被忽略的了性别关系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耕织并仲的以国家财富累积为目的的经济活动，正是建立在小型化父权家庭性别分工基础上的，又必须以法律和道德的国家控制作为保障。从先秦到清代，耕织并重的经济制度、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和妇女工作的模式一直延续下来了，而家庭规模是据时随境而变(如宋代的宗族重建，元代以来表彰累世而居的大家族)。美国汉学家苏珊·曼对清代长江下游妇女与经济活动的研究指出，满族贵族建立的清政权对"女织"的强调，许多鼓励的政策和法令，就是因为清统治者不但认为"妇功"--大家闺秀的刺绣、下层妇女的蚕织是合乎儒家关于性别分工的内外有别的规范，是与青楼女子有别的良家妇女的标志，也是具备妇德的表现，同时也具有为政府增加收入、稳定家庭经济等多种价值意义(Susan Mann，1997)。这些研究都是赋予经济-社会史以社会性别或曰将性别维度纳入经济-社会史成功的例子。

2.多视角和跨学科方法。社会性别(gender)既是渗透、贯穿历史而又长期被忽视的一个维度，又是今天研究历史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视角。"视角"问题，实际就是方法论问题，是看历史的视点和角度，也是分析阐述历史现象和存在的概念范畴。上述"看得见"和"说得清"实际说的是加上社会性别视角而使性别维度显现于经济-社会史研究的问题，而如何使其更好地显现，则是需要多视角和跨学科地运用社会性别于历史研究中的方法问题了。

跨学科的社会性别研究不但应成为历史关注的一个维度，更应该是一种观察的视角和分析的方法。这个视角和方法不但关注社会性别关系结构中两性的权力关系、气质规范，而且还要把社会的性别关系视为和经济的、阶级的、民族的等关系相关联的范畴，不是孤立地看妇女和性别。即强调在将社会性别视角引入历史研究的同时，运用多视角、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方法，注重妇女的经验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仅举妇女缠足这一看似纯属妇女和私领域的女性议题来说，在"社会性别"的跨领域、跨学科的女性主义史学家的研究视野下，就和文化史(如对缠足话语的建构和有关文本的解读)、经济史(如弓鞋的生产与流通)、政治史(对于缠足、放足，不同时期的政治含义，国家、改革家采取的行为和进行的论述)联系起来了。在研究方法方面，文本的收集和解读需要传统的史学案头的工作；实物的收集和人物的访谈，既需要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也需要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对实物和曾经生活在以往时代的人们的经验进行多方面的互证、解读和阐释，如对各地收集的小鞋的特点反映的文化社会内涵的分析，小鞋制作过程反映妇女的技艺与当时进入生产、流通的关系……这样广泛的研究视野和多种学科和方法的运用，大大超越了以往关于缠足的妇女压迫-解放的简单论述框架，历史的丰富内涵和深刻的底蕴被揭示出来。

社会性别这一具有穿透性和解释力的概念目前仍在不断发展，变得更复杂、丰富、流动、开放，如对差异(我国的差异不但表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别，也反映在地域的、城乡的发展程度和地域文化的特色)的理解尊重和对多元的包容，对自然-社会二元论的反思与超越等等，其目标是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展示给人们，不标榜历史的透明性、价值中立和历史发现客观真理的功能，这些新的史学理念和方法对史学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启迪甚至冲击意义。

(二)独立的妇女-社会性别史学科：对史学的挑战与贡献

妇女-社会性别史不应该只停留在将社会性别作为一种视角、维度、方法对已有史学分支做一些嫁接补充的工作，应该同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从性别维度和视角对历史进行综合研究，使史学百花园更加异彩纷呈，在共生中互惠，在嫁接中优生。

作为妇女学和历史学嫁接产物的妇女-社会性别史，在国外，30年来走过了在传统历史中添加妇女的历史到关注性别关系的社会性别史的历程。在理论和方法方面，从1970年代的父权制理论到1980年代将社会性别作为历史的有效分析范畴，再发展到1990年代注重差异和多重身份的分析，以至1990年代末提出"超越社会性别"的命题，但这里的"超越"不是不关注社会性别，而是将社会性别复杂化，不把性别作为惟一的分析范畴。同样，社会性别史不是冲淡妇女史，不是抛开妇女只关注性别，而仍要把妇女置于中心位置，只是要破除虚假的普遍、本质的大一统的"妇女"，只能是具体而流动的具有多元社会身份的"妇女"。

另外，妇女学全球化也推动着妇女-社会性别史在各国的发展，全球化一方面证明了普遍概念和价值的存在，同时也意味着性别文化的多元性和区域-本土价值更应受到尊重，这就要求研究者从普遍认为有效的理论框架、基本概念、研究方法中主动选择并运用于本土研究，比如"社会性别"、"差异"、"身份认同"等理论概念，再如在认识和方法上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诸如将西方/东方、自然/文化、生物/社会、公领域/私领域、压迫/解放……等截然分离和对立的做法)，我们需要将妇女和性别关系存在作历史语境化、情境化和具体化的处理，需要联系、综合和变化的思维模式。在这一方面，1990年代汉学妇女史学者已经做出了榜样，他们对西方女权主义的挑战和对东方主义的警觉，努力深入到中国语境，改变了研究议题，如强调妇女的能动性、生活空间和性别关系的复杂性，使原来的研究领域大大扩展，同时又开拓了像医学、科学技术、物质生产、生育、性、卖淫、财产的法律关系等多方位的历史画面。方法和材料的多样性也展现了史学发展新方向。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如将社会文化与经济物质生产流通作通观的历史研究就很有前景。但是，在本土的妇女-社会性别史学科建设上，中国的学者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创造，需要在继承与借鉴中超越与创新，在全球视野下探索本土妇女史学科发展之路。

继承什么?过去所有研究成果都应该作为从性别角度审视、考察的起点，包括原始的史料。对20世纪以来关涉到妇女的历史研究更要加以继承，包括像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成果，像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关于性别制度和关系的著作，但需要站在时代高度予以超越。至于实证史学严谨的治学传统，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还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应该继续探索唯物史观、阶级分析和社会性别视角的沟通结合，增加观察解释的维度和效度。

引进什么?或者说本土"化"什么?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完全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取舍，对国外的经验与成果不是盲目地悉数尽收；况且，社会性别概念目前已不是纯西方的舶来品，也不是在个别地区使用，它已经成为全球意义的社会关注和学术关怀，这种关怀和关注在被赋予具体的文化(国家和民族等)意义时才变得有意义，对妇女史学科的全球化和本土性的理解正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前提之上的。中国的妇女史学者要善于将社会性别以至父权制的概念尝试运用于中国，观察、理解中国的社会性别制度的表现与运作。再如"差异"的概念，搞清在中国不同于西方甚至亚洲诸国的种种情况，如妇女作为家庭中个人身份的差异--家庭角色中的女、妻、妇、母，等被赋予诸种名分中的妻、妾，嫡母、庶母、继母等在年辈序列中的长幼尊卑各被赋予什么意义以及在生活中如何运作?作为群体的妇女的差异--阶级、民族、区域、城乡、教育……各方面的表现又是什么?在我国，还须廓清搞得非常生物学化且打着科学旗号的本质主义化的性别"差异"。以上都需要妇女-性别史学者在进行本土的探索中做出回答。

如何本土化?要将"社会性别"、"差异"等分析范畴运用于中国历史，以华夏族为例，就可以做多层次的探索。

第一，看制度规范--关于两性分工、婚姻家庭家族、性的制度是怎样被人为规范的?内容是什么?等等。

第二，看构筑性别制度的有关主体分别对性别制度的建构做了些什么?他们分别在社会性别制度的生产、流通与接纳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它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如父系-父权的家庭(族)、男权-皇权的国家和家国不分(同构)的上层阶级的男人，最初怎样成为同谋，建构了男权制性别制度?又是怎样据时而变的?具体而言，"家"如何严格界定、制定了性别的身份、名分、礼教、规范等等?"国"如何设定了关于性别的法、律、令和倡导"美德"与惩戒"恶行"的标准的办法?主宰"话语权"的文化人怎样进行性别话语的生产--包括制度性的话语生产和阐释、男女气质的界定和好坏男女的伦理、道德价值标准，以及关于女性的观念和性、身体、医学、情欲和美色的话语?这些话语是如何投入具体运作并继续构建着现实的性别?还要探索作为主体的男女，他们是怎样形成了自己关于性别的身份、分工、气质等方面的全面认同、局部的出轨甚至反叛的?

第三，看性别制度的实际运作与表现。制度和规范的设立制定并不完全等于实际生活中的存在。这里有时间、区域、阶层等各方面的因素，就社会性别制度本身而言，存在着"经权"的关系。所谓"经"，是指制度和价值中不变的基本原则；"权"是指"经"的语境化和通变灵活性。经和权的关系近似于目的与手段、战略与策略的关系。[5]由于性别制度的经权关系，使得作为具体或群体的妇女(男人)身份和实际处境变得复杂起来；再加上阶级、代际与性别构成的复杂关系，权力的分散性使妇女在男权制性别制度中得以寻找生存的空间，并进而发挥一定的能动性。[6](P15-16)在性别制度制约的性别关系中，男女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包括生产、日常情感、性、生育、人际交往的方方面面究竟是怎样的?需要一一探究，给以回答。而原来狭窄的家庭范畴和单一的地位分析是难以涵盖如此丰富、复杂的妇女生活和性别关系的。

还有，社会性别范畴在中国有哪些更值得关注的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社会性别制度演变的断代分期在中国数千年应该怎样考察?有哪些已有的妇女史的材料和需要发现的新材料?怎样解读阐释已有的和有待开发的材料?……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在继承、引入和本土化的过程中得到解决。

总之，只有用社会性别视角审视全部的历史，使性别因素成为历史观察分析的重要维度，历史才更加丰富和完整；只有将妇女-社会性别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揭示出有差别的妇女的历史存在、性别关系的复杂性和变动不居，以及性别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甚至生存环境)的复杂关系时，才能为其他的史学分支诸如经济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等提供参照、补充、矫正和借鉴。从两个途径进行不懈的努力，就会殊途同归地丰富历史知识和完善人类认知，从而为提升我们今天的生活质量提供历史的镜鉴。

参考文献

[1]吉斯勒·鲍克.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一场国际争论的多个方面[J].英文载"社会性别与历史"1989，(1).

[2]斯科特.女性主义与历史[A].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C].北京：三联书店，1997.

[3]陈东原.中国古代婚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