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思想论文例1

儒道关系，或曰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品题。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提出了“名教本于自然”的观点。与汉儒董仲舒“名者圣人所发天意”的观点不同，王弼认为纲常名教是从“无”或“道”这样的精神本体之中产生的。他说：“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①]在此，王弼曲解了《老子》的原意，却肯定了“名”——封建纲常是“朴散为器”的结果，这个“朴”就是“道”、“无”或“自然”，这就为名教寻找到了形上依据。王弼还直接了当地说，“道”是“五教之母”（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古今不同，时移俗异，但是五教之母是不变的。[②]人们只有用道家“自然无为”的原则，才能维护和挽救名教。“竹林名士”的代表人物嵇康、阮籍，由于不满司马氏打着名教的旗号改朝换代、诛杀异己，在玄学理论上则公开诋毁名教，尊崇老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将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如嵇康作《难自然好学论》，要求人们摆脱由当权的统治者“造立”出来的名教的束缚。他说：“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涂，故奔骛而不觉。”当然，嵇康、阮籍反对礼教，主要是针对司马氏假礼教而言的。此后，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作《庄子注》，郭象又据此加以发挥，他们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主张，强调自然与名教的统一性。如《逍遥游》篇注文就说：“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认为讲究礼教法制的圣人，他们在精神上却是绝对逍遥自在的。

以上玄学家所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除去嵇康、阮籍要“越”司马氏假名教、将名教与自然对立外，其基本精神都是强调名教与自然的统一性。玄学家们关于名教与自然之关系的论述，对史学家袁宏的名教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明显地反映到他的历史撰述与评论之中。

首先，从《后汉纪》的撰述宗旨来看。袁宏对历史撰述旨趣的认识，与以往史家不尽相同。司马迁撰写《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班固作《汉书》，旨在使当代君主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而袁宏作《后汉纪》，则公然宣称：“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③]明确认为历史撰述的目的，就是为了“通古今而笃名教”。从这种历史撰述宗旨出发，袁宏对《左传》以来的史籍宣扬名教的情况进行了认真考察：

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伦，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④]

在此，袁宏对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和荀悦等著名史家的历史撰述一一进行点评，肯定《左传》“广大悉备”，《史记》“扶明义教，网罗治体”，《汉书》为“通人之作”，《汉纪》“足为嘉史”。但是，如果从“笃名教”角度而言，袁宏对这些史著都不太满意，指责它们“然未尽之”、“韫而未叙”。而这，也正是袁宏为什么要撰写《后汉纪》的原因所在：“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⑤]这就是说，《后汉纪》“通古今而笃名教”，根本上还是为了“弘敷王道”。

袁宏关于历史撰述旨趣的论述，与他对名教与政治之关系的理解是分不开的。他说：

治之兴所以道通，群心在乎万物之生也。古之圣人知其如此，故作为名教，平章天下。天下既宁，万物之生全也。保生遂性，久而安之，故名教之益，万物之情大也。当其治隆，则资教以全生；及其不足，则立身以重教。然则教也者，存亡之所由也。夫道衰则教亏，幸免同乎苟生；教重则道存，灭生不为徒死，所以固名教也。[⑥]

袁宏将名教的作用看得很重，认为它是“存亡之所由”，古圣王就是利用它来“平章天下”的，因此，政治兴盛时要“资教”，政治衰败时更要“重教”。在评论历史上王权更替和治乱兴衰问题时，袁宏说：

夫君位，万物之所重，王道之至公。所重在德，则弘济于仁义；至公无私，故变通极于代谢。是以古之圣人，知治乱盛衰，有时而然也。故大建名教以统群生，本诸天人而深其关键，以德相传，则禅让之道也。暴极则变，变则革代之义也。废兴取与，各有其会，因时观民，理尽而动，然后可以经纶丕业，弘贯千载。[⑦]

这里袁宏明确表达了两个思想，其一是肯定历史的治乱兴衰与政权的废兴取与，都是“有时而然”和“各有其会”的，也就是说，这是历史变易的一种必然之理。因此，从历史上政权更替的两种形式而言，无论是禅让还是革代，也都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之势。其二是强调“大建名教”与“观民”的重要性，名教是用来“统群生”的，是维系社会与政治的一种礼制，因而也是直接关系到历史治乱兴衰的，必须“大建”；而“观民”是观察民众对所建名教的反映，而名教的本质内涵是“德”，统治者推行德政，就必然会得到民众的拥护，而滥施刑法，政权就必然会被“革代”。

值得注意的是，袁宏不但重视从“通古今”中论证名教的重要性，体现了史学家的本色，而且重视探寻名教的天地之性与自然之理，从而使他的名教观具有了明显的玄化倾向。在揭示名教的本质时，袁宏作如是说：

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he，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夫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失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⑧]

这段话有两层含义，一是肯定名教之本是讲君臣父子关系；二是强调君臣父子的高下、尊卑关系是“天地之性”和“自然之理”，因而是永恒不变的。在此，袁宏以“天地之性”和“自然之理”来论说名教，强调名教的自然本性，这显然是以道家自然无为的观念来解说传统儒家的名教观的，明显打上了玄学家的痕迹。吴怀祺先生认为，“袁宏把儒家的礼制，纳入到道家的‘自然无为’的理论体系中去。它既不同于董仲舒的纲常说，也有别于原始的道家的自然无为说。”[⑨]因而是一种玄学名教观。

其次，从《后汉纪》的学术发展观来看。在袁宏以前，西汉初年的史家司马谈撰写《论六家要指》，东汉初年的史家班固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编成《汉书·艺文志》，都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进行过重要总结。从学术分类而言，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以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涵盖先秦诸子学术；班固则在司马谈学术分类思想基础上，接受了刘歆《七略》提出的“十家九流”说，其中“九流”是在司马谈六家基础上外加纵横、杂、农三家而成，而“十家”则是在“九流”之后附以小说家。从学术旨趣而言，司马谈崇尚道家，因而他的学术总结是从道家角度出发的；班固崇尚儒家，他的学术总结当然是从儒家角度出发的。对于司马谈、班固这种“支流区别”、学术归宗的做法，袁宏是给予肯定的，他说：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诸子之言纷然散乱，太史公谈判而定之以为六家，班固演其说而明九流。观其所由，皆圣王之道也。支流区别，各成一家之说。夫物必有宗，事必有主，虽治道弥纶，所明殊方，举其纲契，必有所归。寻史谈之言，以道家为统；班固之论，以儒家为高。[⑩]

上述数语，袁宏一方面对此前中国古代学术分类史进行了总结，肯定了学术归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分辨出了司马谈与班固学术旨趣的不同，认为前者是“以道家为统”，后者则是“以儒家为高”的。

与司马谈、班固相比，袁宏关于学术分类的思想不同于班固，而与司马谈大体一致，也是以道、儒、阴阳、名、法、墨六家划分学术家派的。所不同的是，《论六家要指》旨在评述六家之短长，而袁宏的六家之论旨在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如他说：“患万物之多惑，故推四时以顺，此明阴阳家之所生也。天下扰扰，竟故辩加位以归真，此名家之所起。畏众寡之相犯，故立法制以止杀，此法家之所兴也。虑有国之奢弊，故明节俭以示人，此墨家之所因也。”[11]

更为重要的是，袁宏的学术思想旨趣与司马谈、班固皆有所不同，司马谈崇道，班固崇儒，而袁宏论学术宗旨则是从玄学的立场出发的，他说：

尝试论之曰：夫百司而可以总百司，非君道如何情动，动而非已也。虚无以应其变，变而非为也。夫以天下之事而为以一人，即精神内竭，祸乱外作。故明者为之视，聪者为之听，能者为之使。惟三者为之虑，不行而可以至，不为而可以治，精神平粹，万物自得。斯道家之大旨，而人君自处之术也。夫爱之者，非徒美其车服，厚其滋味；必将导之训典，辅其正性，纳之义方，闲其邪物。故仁而欲其通，爱而欲其济，仁爱之至，于是兼善也。然则百司弘宣，在于通物之方，则儒家之算，先王教化之道，居极则玄默之以司契，运通则仁爱之以教化。故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其可知也矣。[12]

从上可知，袁宏与司马谈一样，都崇尚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然而他却更加强调“虚无”、“不为”、“居极玄默”的君王“自处之术”；他与班固崇尚儒家也有相通之处，重视儒家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效用，不过在对儒道关系进行表述时，他则明确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的思想。“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八个字，堪称为袁宏玄学思想的经典表述，同时也是他从玄学角度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趋势的一种总结，正如吴怀祺先生所说的，“他是以玄学家的眼光认识学术的变化，又反映儒道合流的趋势。”[13]

二、为政“贵在安静”

“有无（动静）”问题，是魏晋玄学关于宇宙本体论的重要品题。何晏、王弼是玄学中“贵无”论的创始者，据《晋书·王衍传》载：“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议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这段话概述了何晏、王弼创立的“贵无”哲学及其思想特征。从这种“以无为本”的观点出发，何晏、王弼探讨了“无”和“有”的关系。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14]因此，人们应该“崇本以举其末”。[15]王弼还明确认为“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16]何晏、王弼“贵无”思想的提出，奠定了魏晋玄学的理论宗旨。与何晏、王弼从道家“自然无为”思想出发鼓吹“崇无”论相反，西晋裴頠著《崇有论》鼓吹“崇有”[17]，则是从儒家立场出发的。在裴頠看来，玄学“贵无”而“贱有”，则必然会破坏礼教与政教。《崇有论》说：“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裴頠也具体探讨了“有无”问题，《崇有论》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在裴頠看来，“无”不能生“有”，万物之生是自生，而以“有”为体，失去“有”也就丧失了“生”，因此“虚无”是不能产生“有”的。应该说，裴頠的本体论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到了向秀、郭象作《庄子注》，则提出了“独化论”，主张有无统一说。就“有无（动静）”之辩来说，《庄子注》的观点是与裴頠一致的，认为“无”不能生“有”，所以《知北游篇》注云：“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也。”但是，《庄子注》肯定“有”便是运动变化本身，“有”就是“独化”。在“有”的“独化”过程中，一切事物现象都会即生即灭，“皆在冥中去矣”，也就是《序》文所谓“独化于玄冥之境”。而“玄冥”即是虚无，于是乎，《庄子注》在承认“有”、“化”绝对性的同时，又逻辑地推导出了“有而无之”、“有无”统一的结论，其具有朴素唯物倾向的本体论也就滑向了相对主义。

魏晋玄学关于“有无（动静）”问题的论辩，对于史家袁宏的史学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袁宏的玄学观主要是受到了何晏、王弼“贵无”论的影响。反映在具体治政理念上，则是强调本着道家“自然无为”的精神，以“贵在安静”为治政原则。袁宏说：“古之有天下者，非欲制御之也，贵在安静之。故修己无求于物，治内不务于外。”[18]这是袁宏玄化政治主张的典型表述。在他看来，政治只求静，不务动；只求修己，不求于物；只求治内，不务治外。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清静无为。从这样一种玄学史观出发，袁宏对过往的政治历史进行了评述。

首先，袁宏主张法先王无为之道。众所周知，传统儒家是祖述尧舜，文武，主张法先王的，袁宏承继了先儒们崇尚古圣的思想，却赋予其中以玄学的内涵。与先儒一样，袁宏评述历史，也是截然将历史分成三代以前和五霸秦汉两段的，认为三代以前是天下大治，而五霸秦汉时天下却得不到善治。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哪里呢？对此，袁宏从玄学的角度作了评说：

自三代已前，君臣穆然，唱和无间，故可以观矣。五霸、秦、汉其道参差，君臣之际，使人瞿然，有志之士，所以苦心斟酌，量时君之所能，迎其悦情，不干其心者，将以集事成功，大庇生民也。虽可以济一时之务，去夫高尚之道，岂不远哉！[19]

在袁宏看来，三代已前与五霸、秦、汉时期统治者的根本区别，是三代已前的君臣“穆然”，而五霸、秦、汉时期的君臣则“瞿然”。换言之，前者推行的是一种无为之道，而后者则是一种有为之道。因此，尽管五霸、秦、汉时期的君臣通过积极有为，也能成一时之功，却与高尚的无为之道相去甚远。很显然，袁宏与先儒不同，他是从玄学的立场去评判和肯定三代以前的政治的。

袁宏认为，先王“穆然”之政在制度上的具体表现，便是推行分封制。法先王，就应该要依循先王所推行的分封制度。袁宏结合周代以来的历史事实，肯定了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分封天下的好处：其一是能“公天下”。袁宏说：“帝王之作，必建万国而树亲贤，置百司而班群才。所以不私诸己，共乡天下，分其力任，以济民事。”其二是能安天下。袁宏认为，分封制之所以能长期推行，很重要一点是它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他说这种体制“虽元首不康，诸侯不为失政；一国之治，天下不为之乱。故时有革代之变，而无土崩之势。”与此相反，“郡县之立，祸乱实多。君无长君之民，尊卑迭而无别，去来似于过客。人务一时之功，家有苟且之计。……一人休明，则王政略班海内；元首昏暗，则匹夫拟议神器。”在袁宏看来，郡县制既缺乏政治推行的连续性，使人贪一时之功；又把国家安危完全维系于君主一人之身，君明则天下治，君昏则天下乱。由此袁宏得出结论：“夫安危之势著于古今，历代之君莫能创改，而欲天下不乱，其可得乎？呜呼，帝王之道可不鉴欤！”上述“公天下”，是从道德层面而言的；而“安天下”，则是从政治效能而言的。除此之外，在袁宏看来，分封制还有一个重要好处，那就是为政“简易”，这显然是从玄学角度而言的。袁宏认为，在分封体制下，天子虽然富有天下，而政事却不出王畿；诸侯虽然为政一方，而政刑却不出封域。因此，这样的政治体制“众务简而才有余，所任轻而事不滞”，简易而有效率。[20]袁宏还明确指出，为政简易与否，是区分三代圣王政治与五霸、秦、汉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准。他认为三代圣王为政都是“顺人心以济乱，因去乱以立法”的，一切本着顺民、实用和简易的原则；相反，后世政治则是“政繁民弊，牧之者忘简易之可以致治，御之者忽逆顺之所以为理。……于是乎变诈攻夺之事兴，而巧伪奸吏之俗长矣。”[21]因此，效法先王政治，最重要一点就是要以简易为治政原则。由此可见，袁宏关于分封制的评述，是蕴含其玄学思想于其中的。

袁宏认为，先王“穆然”之政也表现在具体的安边政策上。袁宏通过对三代以上与秦汉以下所推行的安边政策进行对比，认为唐尧、虞舜、三代圣王对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的是“羁縻而弗有”的政策，让他们“习其故俗”，其结果是圣王们“君臣泰然，不以区宇为狭也”，而“天下乂安，享国长久”。与此相反，秦、汉时期的君王们忙于开疆拓土，尽管他们的疆域数倍于圣王时期，却仍然不满足，还要“西通诸国，东略海外”，其结果则是“地广而威刑不制，境远而风化不同，祸乱荐臻，岂不斯失！”[22]袁宏上述关于历代君王治边的议论，在颂扬三代以前古圣王的同时，对秦汉以来作了全盘否定，他不但反对秦汉的拓边政策，甚至反对“西通诸国”的做法，这就等于将这一时期正当的反击匈奴的战争和正常的与域外的交往都一概否定了。如对东汉时期出使西域的著名外交家班超，袁宏就说：“班超之功非不可奇也，未有以益中国，正足以复四夷，故王道所不取也。”[23]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秦汉时期也有不少无谓的战争，是统治者们为了好大喜功、为了能后世留名而发动的，这种战争劳民伤财，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所以袁宏说：“当世之主，好为身后之名，有为之人，非能守其贫贱，故域外之事兴，侥幸之人至矣。”[24]袁宏的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当然，袁宏在安边政策上推崇三代、反对秦汉，从根本上说，还是其清静无为玄学思想的一种反映。

其次，袁宏对历史上统治者因其“多欲”而导致“民疲”提出了批评。袁宏并不一味否定人欲，他说：“夫生而乐存，天之性也；困而思通，物之势也；爱而效忠，情之用也。”[25]认为这些欲望都是不可废去的天理、天性。他还特别对下层百姓的生存欲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说：“夫饥而思食，寒而欲衣，生之所资也。”[26]认为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是正常而合理的欲望。但是，袁宏反对富有天下的统治者、多欲，他说：“然富有天下者，其欲弥广，虽方丈黼黻，犹曰不足；必求河海之珍，以充耳目之玩，则神劳于上，民疲于下矣。”[27]认为他们的多欲，其结果只能是既让自己劳神，又使百姓疲惫。袁宏还特别对秦汉以来末世君主生活奢侈、大兴土木提出批评，他说：“末世之主，行其淫志，耻基堂之不广，必壮大以开宫；恨衣裳之不丽，必美盛以修服；崇屋而不厌其高，玄黄而未尽其饰。于是民力殚尽，而天下咸怨，所以弊也。故有道之主，睹先王之规矩，察秦汉之失制，作营建务求厥中，则人心悦固，而国祚长世也。“[28]在袁宏看来，统治者要想取悦于民众，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要尊崇先王旧制，除去多欲之私。由上可知，袁宏与宋学家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不同，他认为正当的人欲本身就是天理的体现，应该给予肯定；他所反对的只是统治者的多欲、、广欲，认为这样只能是导致民疲、短祚。很显然，袁宏的人欲论，其中也蕴含了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因而是玄学思想的体现。

三、智者顺势而为

关于人物才性的探讨，是魏晋玄学的又一个重要品题。正始玄学家王弼从“贵无”本体论出发，来探讨人的才性问题，提出了人性出于自然、应该顺性“莫为”的观点。他说：“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29]这就是说，万物都遵循必然规律而各得其性，因此人类也应该要顺应万物之自然（即性），采取“可因而不可为”、“可通而不可执”的态度。王弼还从“以无为本”的观点出发，探讨了“体”和“用”的关系，提出了体用不二的观点。他说：“故虽德盛业大而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30]这就是说，圣人有日新之盛德，富有之大业，都是“以无为本”的结果，即是效法天地、自然的结果，因此不能“舍无以为体”。从这样一种体用不二的观点出发，王弼明确认为，圣人虽然也有常人之情，之所以成“圣”，在于其能自觉地“性其情”。何劭《王弼传》说：王弼“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者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这就是说，圣人虽然同一般人一样“有情”，由于他有高超的智慧，所以能在精神上得以超脱，表现在同样的“应物”上，便有与一般人的“累”与“不累”之分。冯契先生说：“王弼这一‘圣人有情’的学说，贯彻了体（“性”）用（“情”）不二的观点，体现了道家的自然原则与儒家的自觉原则的统一。”[31]与王弼一样，西晋玄学家向秀、郭象也认为物各有性，性本自然。《庄子·养生主》注说：“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既然人性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因此，人们应该“安命”。《庄子·人间世》注说：“治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则无哀无乐，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为命，而不施心于其间；泯然与至当为一，而无休戚于其中。”《庄子·秋水》注又说：“夫安于命者，无往而非逍遥矣。”这就是说，既然“性自得”，“命自致”，人们就应该要“冥然以所遇为命”，而这种“安命”，便是逍遥的具体体现。当然，向秀、郭象玄学家的“安命”说与老庄道家的“蔽于天而不知人”之论还是有所不同的。如《庄子·秋水》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对此，注文曰：“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可不穿落之乎？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过分，驱步失节，则天理灭矣。”在此，向秀、郭象明确认为所谓落马首、穿牛鼻之“人事”，其实就是“天然”，是合乎自然的必然之性，只是人们在使用牛马时要懂得节制罢了。由此可见，向秀、郭象其实是讲人事的。

综上可知，魏晋玄学家们关于才性的见解虽然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都肯定性本自然，人们应该顺性而为，超然应物。玄学家的才性论，对于史学家袁宏也有重要影响。他评论历史人物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强调“顺性”、“顺势”，认为智者顺势而为。

首先，袁宏认为统治者要懂得顺人之性的道理。在谈到统治者用人问题时，袁宏说：

夫金刚水柔，性之别也；员行方止，器之异也。故善御性者，不违金水之质；善为器者，不易方员之用。物诚有之，人亦宜然。故肆然独往，不可袭以章服者，山林之性也。鞠躬履方，可屈而为用者，庙堂之材也。是以先王顺而通之，使各得其性，故有内外隐显之道。[32]

在此，袁宏告诉人们，如同金水之性有刚柔之别、器具形状有园方不同一样，人的性情也存在着差异，所以才有山林之人和庙堂之材的不同。因此，统治者用人就应该要效法先王之道，“顺而通之，使各得其性”。同样的道理，统治者治民，也要懂得顺民之性情。袁宏说：

在溢则激，处平则恬，水之性也。急之则扰，缓之则静，民之情也。故善治水者引之使平，故无冲激之患；善治人者虽不为盗，终归刻薄矣。以民心为治者，下虽不时整，终归敦厚矣。[33]

在此，袁宏以水作比，肯定了使民缓静的重要性，认为这是顺民性、得民心之政。

其次，袁宏主张人生应该“顺势而为”而不能“过其才”。从玄学的立场出发，袁宏一方面反对过分有为，一方面也没有放弃传统儒家的入世哲学，“顺势而为”而不能“过其才”，则成为他的人生哲学的主旨所在。那么，人生在世为什么只能“顺势”而不能“过其才”呢？袁宏提出了几条理由：其一，“势极则受患”。袁宏认为，人与万事万物皆一样，“势极”则必然会遭受祸患而不能全身。他说：“长木之标，其势必颠，势极故也。势极则受患，故无全物焉。然则贵盛之极，倾覆之所有也，外戚则忧甚焉。”[34]在此，袁宏借外戚凭宠作威发议论，却道出了一个人生哲理，那就是势极必颠，万物已然。袁宏认为，君子懂得倾覆由于势极的道理，所以能够做到“无咎”。他说：“夫吉凶由人，而存亡有地，择地而处，君子所以无咎也。”[35]其二，世道有“三患”。袁宏认为，人生在世，要想有番作为，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这既要取决于自身的才气，更要取决于君主的知遇与重用与否。因此，“顺势”而不能“过其才”也是世道艰难所致。他说：“夫世之所患，患时之无才；虽有其才，患主之不知也；主既知之，患任之不尽也。彼三患者，古今所同，而御世之所难也。”[36]从袁宏的“三患论”可知，既然人的命运是自己主观所无法掌握的，那么最好的办法还是明哲保身，顺势而为。其三，“过其才”者往往有毁败之祸。袁宏是史家，以史为鉴是其本色。他认为，从历史上看，大凡“过其才”者往往不会有好的结果。如东汉名将马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后汉纪》卷八对此作了论说。袁宏认为马援之所以能成为东汉开国著名功臣，既有其主观原因，那就是“才气志略，足为风云之器”；也有客观原因，当时恰逢乱世用人之际，马援的才气正“遇其时”。但是马援死后颇遭怨谤，袁宏认为与其继续有为而“过其才”，不懂得“顺势”有关，他说：当时“天下既定，偃然休息，犹复垂白，据鞍慷慨，不亦过乎！”袁宏认为，马援以安天下时的作为行于治天下，继续攻伐之事，因而是不智之举。所以他最后说：“善为功者则不然，不遇其主则弗为也。及其不得已，必量力而后处，力止于一战则事易而功全，劳足于一役则虑少而身安，推斯以往，焉有毁败之祸哉！马援亲遇明主，动应衔辔，然身死之后，怨谤并兴，岂非过其才为之不已者乎！”在这里，袁宏从玄学家的立场出发，一方面批评了马援不善功、不懂“顺势”，认为他遭怨谤是自己“过其才”的不明智之举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借马援之事，以对东汉统治者在立国之初便连年发动战争提出批评。有鉴于上述认识，所以袁宏得出结论：只有“顺势而为”，才是智者所为。

参考文献：

[①]《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32章，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王弼集校注·老子指略》。

[③]《后汉纪·自序》

[④]《后汉纪·自序》。

[⑤]《后汉纪·自序》。

[⑥]《后汉纪》卷23，《灵帝纪》。

[⑦]《后汉纪》卷30，《献帝纪》。

[⑧]《后汉纪》卷26，《献帝纪》。

[⑨]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第145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⑩]《后汉纪》卷12，《章帝纪》。

[11]《后汉纪》卷12，《章帝纪》。

[12]《后汉纪》卷12，《章帝纪》。

[13]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第142页。

[14]《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40章。

[15]《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38章。

[16]《王弼集校注·老子指略》。

[17]存于《晋书·裴頠传》。

[18]《后汉纪》卷14，《和帝纪》。

[19]《后汉纪》卷4，《光武帝纪》。

[20]均见《后汉纪》卷7，《光武帝纪》。

[21]《后汉纪》卷6，《光武帝纪》。

[22]《后汉纪》卷14，《和帝纪》。

[23]《后汉纪》卷14，《和帝纪》。

[24]《后汉纪》卷14，《和帝纪》。

[25]《后汉纪》卷17，《安帝纪》。

[26]《后汉纪》卷18，《顺帝纪》。

[27]《后汉纪》卷18，《顺帝纪》。

[28]《后汉纪》卷19，《明帝纪》。

[29]《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29章。

[30]《王弼集校注·老子注》第38章。

[31]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册，第498—4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2]《后汉纪》卷5，《光武帝纪》。

[33]《后汉纪》卷25，《灵帝纪》。

史学思想论文例2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新旧思潮冲突更替的重要转型时期。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受到了历史相对主义的有力挑战。史学意义上的历史是什么？客观的历史能否被认识？是否有历史规律？如果这是肯定的，历史家应当遵循什么样的理论即历史观的指导？诸如此类的史学主体问题引起了西方史学界广泛的讨论，从而促进了“新史学”思潮的涌起。新史学派批评传统史学的偏窄，主张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及其研究的范围与方法，都应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新史学派的兴起标志着西方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西方史学新旧代谢的发展态势，也影响到了中国。实证主义史学思潮早在20世纪初年就已在中国传播。欧战后，西方盛行的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思潮也开始传入中国。1924年后，鲁滨逊等许多新史学派重要人物的代表性著作相继被译成中文出版。新史学理论是被当作代表了西方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的新理论而加以宣传与介绍的，故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学衡派多是留学归来的学者，他们对于西方史流的变动自然是清楚的。徐则陵的《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和陈训慈的《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发展趋势》都刊登在《史地学报》上，对西方史学思潮的变动均作了具体的介绍。学衡派对于西方史学思想的变动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其一，关于史学的新观念。新史学派以为，实证主义史学标榜“严密批评史料”和“如实直书”，其实只是科学化史学的初步，史学不仅要研究历史的“然”，更重要在研究其“所以然”。学衡派则说得更明确：考证史料仅仅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于此又需要第二步工作，即是解释史事之原因变化与结果之由来，及其与过去及未来之关系。凡死的史料、史迹，必须经过如此的解释，而后能于现时人有用。于现时人有关，而后能变为活的历史”（注：《历史研究法》，第34页。）。其二，关于扩大史学研究范围的新观念。新史学派批评旧史学有偏重政治史的弊端，政治史不足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故当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学衡派于此极表赞成。柳诒徵以为历史范围当无所不包，“广言之，充满宇宙皆历史；约言之，一切文字皆历史”（注：《史学概论》，柳曾符、柳定生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陈训慈则径直强调，新史学内容的扩充，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曰“质性之繁富”，即昔主政治，今则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各方面都应网罗无遗；二曰“时间之拓展”，即昔述史迹，远不过数千年；今因地质学人类学等的发展，知人类初史至少可推到75万年前。考古发现及古文字研究，“皆足为荒渺之远古，放其光明”；三曰“空间统一”，即昔旧史家规于民族，今则新史学统观世界（注：《史学蠡测》，《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此种见解自然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取向已不可同日而语。

与此同时，面对西方史学新陈代谢的新态势，学衡派不能不调整自己的视野，对事关史学主体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以便为其史学研究奠定思想理论的基础。

实证主义史学强调“求真”是治史的唯一目的。兰克诸人主观上希望取消可能造成曲解历史的最大动因??史学的社会功能，把史学变为单纯的人类经验的集锦，变为好古者回味赏玩和其它学科取证的对象。这在实际上无异于取消了史学的存在价值及其科学的属性。而在事实上，他们也难以完全贯彻自己的主张。学衡派十分赞成新史学派的观点，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治史固然要求真，但是求真并非治史的最终目的，“我们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应用”（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在他们看来，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有三：一是明历史的因果关系，彰往而察来，助益社会进化。柳诒徵说：“历史的好处，不是可以换钱的，也不是可以骗文凭的，主要好处是彰往察来，晓得支配人群以何种方法最为适当”（注：柳诒徵：《历史知识》，《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二是开拓人们的时空观念，以形成刚健笃实、勇于进取的精神，多识前言往行，增进道德情怀；三是见先贤功业，培养国民的爱国心。缪凤林说：“爱国雪耻，精进自强之念，皆以历史为原动力，欲提倡民族主义必先倡明史学”（注：陈训慈：《历史之社会的价值》，《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

历史有无自身的发展规律？客观的历史能否被认识？简言之，历史研究是不是一门科学？这也是学衡派必须加以回答的问题。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相信史学是科学，这在本质上是对的，但是其失误在于固执历史认识与历史存在的绝对同一性。与此同时，相对主义思潮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根本否定历史学的科学性。耐人寻味的是，学衡派信奉的新人文主义及其自身的崛起，都是欧战后反省西方理性主义的结果；然而，学衡派对于西方出现的相对主义史学，却保持了十分冷静的头脑，他们同样赞许新史学派的观点，既肯定历史学认识的相对性，但是并不怀疑历史学的科学性。

缪凤林指出，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就其研究的对象而言，自然科学研究的多是可以直接观察的对象，如动植物、化学实验等等；但是，历史研究的则是人类过往的活动，是永远无法直接观察的对象。即便有先人的遗存或某些原始部落的存在可以证古，但须知“史事皆属唯一，无同样之重演，无绝对之相似，由今证昔，虽可供吾人比较与想象，而今究非即昔也”。也唯其如此，“史学非观察之科学，固可断言者”。此其一；就其研究方法而言，自然科学研究借助于归纳、演绎的方法发明公例后，复可以推勘公例，加以反复试验与验证；而史家在收集和考证史料的基础上，排比事实，列成系统，只“在可能之范围，以再造古人之经验”（注：《中国通史要略·总说》，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7页。），但所得之认识却无法加以试验。此其二。但是，缪凤林强调说，上述差异的存在并不足以否定历史学的科学属性，“求历史之公例，实治史之一要图，而史之能成科学与否，亦即以此为断”。与自然科学探求可供直接观察与反复实验的客观自然界的规律相较，历史学探求无法直接观察与再现的人类过往历史的公例，固然要困难得多；但是“史家究不能以是而灰心，必将静观默察，深体明证，以求发见公例，以愈显史之用焉”（注：《研究历史之方法》，《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缪凤林的见解可以演绎为这样的逻辑理路：科学是主体对于客体所具有的规律性的系统认识，历史的发展有它自身的公例即规律性，历史家可以并正在逐渐地认识它，所以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这无疑是正确的判断。陈训慈的看法与此相类，他说，一些学者以人类活动至为变幻，不能以任何科学的准则相绳为由，否定从孔德、斯宾塞、兰克到巴克尔，一脉相承都坚信的历史具有公例，史学是科学的信念，这并不令人信服。因为，“人有个性，亦有公性，至有特变，亦多共通”，史学借助科学的方法，“纵不能得万能之定律，要非无寻得公例之可能”。“观乎此，则史学亦自有其科学性”（注：《史学蠡测》，《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尽管它与自然科学毕竟有别。

需要指出的是，真理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对于研究客体认识的相对性和长期性，不是历史学独然；自然科学对于客观自然界的认识虽然具有较大的确定性，但是，归根结底，此种认识也是相对的。科学史上许多公理定律的修正，尤其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无不说明了这一点。重要的在于相信和尊重历史发展自身具有的规律性，并孜孜不倦地加以探求。司马迁说“通古今之变”，探索历史变迁、时代兴替的公例，正是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可以说，缪凤林等人的见解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质，又表现了对现代科学精神的执著。

如果说，学衡派对于上述有关史学的内涵、功能及其科学性等问题的判断是明确和正确的；那么，他们对于历史观的选择，则陷入了误区。他们以为，已有的诸如目的史观、宗教史观、政治史观、伦理史观、英雄史观、自然史观（或称地理史观）、唯物史观（或称经济史观）等等，固然不可等量齐观，但却都是不能成立的。那么，在他们看来，究竟应当怎样解释历史的发展？于此，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陆懋德以为历史的变化是复杂的，取用任何一种原因都不可能解释圆满，较为合理的办法是，就各种史观博采众长，对历史作综合性的解释。张其昀则强调思想是历史的动力。徐则陵、缪凤林等人的主张最为具体，他们提出了“人类的保生欲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说：人类一切活动起于需要，需要莫大于保生，而其适应的方法是向阻力最小的方向进行，逃苦趋乐是其究竟。以此为目标，“人类即因而进化”。明乎此，人类社会历史的一切现象无不可以加以解释（注：徐则陵：《史之一种解释》，《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辩》，《学衡》第37期。）。以“保生”的欲望解释历史，这与其时梁漱溟将人类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归于“意欲”，异曲同工。缪凤林等人显然忽略人，人的欲望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它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的基础相联系。原始人类不会有现代优生健美的观念，现代人类也不会想到回归茹毛饮血。而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贫富的对立植根于社会经济结构之中，也绝非用所谓“保生的方法总是向阻力最小处进行，缘是引起了寄生主义”所能解释的。说到底，“保生”论，也无非是唯心论。要言之，学衡派的史观没有超出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史观的范畴。

综上所述，20世纪20～30年，由于受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中国史学思想的演进显然也依次存在着三个层面：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新史学思潮、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前者是科学的也是最先进的史流，后二者虽同属于资产阶级史学思潮的范畴，但却体现着由19世纪传统史学向20世纪新史学的转换。学衡派的史学思想无疑处于第二层面上，即实现了从实证主义传统到新史学的转换。

二

学衡派的史学思想既实现了由实证主义史学向新史学的转换，他们提出了关于中国史发展的总体构想，即倡言史学双轨：普及与提高并重。学衡派认为，依据世界潮流，可预测将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必呈双轨并进的态势：“一方以简略之史识，普及于最大多数之人类，以其成‘为人’之常识；一方由少数之专家，从事于分析精深之研究，以充实史料而辨正旧失”。所谓普及，就是宣传中国历史，包括向国人尤其是青年宣传国史和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所谓提高，就是促进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在学衡派看来，普及国史最重要的途径是编写中国通史。与断代史相较，它可以更加完整和清晰地展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从而助益人们通古今之变。同时，他们的一个更加重要的理由，是以为时至20世纪30年代，时代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展已经为史学家们准备了必要的主客条件，以编写新的中国通史。张荫麟说：“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学衡派对于中国通史的编写曾作过一系列探讨。概括起来讲，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编写中国通史的指导原则。学衡派主要强调了以下的几个原则：

（一）“明吾民独造之真际”。即须排除所谓的“中国人种西来”说，明确中国历史文化的起源是中国民族独立创造的。自晚清以来，由于西方学者倡言，所谓的“中国人种西来”说风行一时，时至20世纪30、40年代仍称述不衰。学衡派认为，这无非是“欧西文化帝国主义之谰言，欲举我国文化而附庸之也”。而许多学者信以为真，趋之若鹜，以至于“垂为定论，甚至形之著述，纂入课本”（注：郑鹤声：《应当如何从历史教学上发扬中华民族之精神》，《教与学》第1卷第4期。），自损民族的自信力，天下盲从之悲剧，以此为甚。他们起而力斥其非。缪凤林不仅在《史学杂志》、《学衡》、《东方杂志》先后分别发表了《中国民族由来论》、《中国民族西来辩》、《中国史前之遗存》诸文，且在自己的《中国通史纲要》中辟专章再行论列。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第一章“中国人种的起源”，开宗明义也在于力排“中国人种西来”的谬说。众所周知，后来新中国考古的发展业已证明了学衡派观点的正确性。

（二）弘扬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学衡派认为，新史学的重点在民族而非个人，这就决定了国史的撰写必须着眼于整个的民族。而近百年来中国民族外患频仍，现在日寇入侵，其命运更是危险到了万分。中国民族能否免于灭亡，寻找一条生路，关键在于此一片散沙似的国民能否恢复自己固有的民族精神，团结成坚强的民族，同渡难关。所谓提倡民族主义，就是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此当为撰写通史的一个重要原则。缪凤林说，国史的基本目标，“亦即为如何从讲习国史，以唤醒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振起中华民族精神，恢复中华民族堕失的力量。达到结合国人成一坚固的民族之目的，以挽救当前危局，使中华民族永远存在而已。”（注：《中学国史教学目标论》，《国风》第7卷第4期。）

（三）正确表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增进中华民族的团结。学衡派强调，复兴民族意识是对的，但是必须明确，这里所讲的民族是指中华民族即“大民族主义”，而非是指汉族即“小民族主义”。一些外人常以中国人、满人、蒙人、藏人对称，固然是居心不良；而某些国人提倡民族意识，却突出以汉族为中心的小民族主义，对于中华民族的团结也是有害的。国人应当懂得，“其所谓唤醒本国民族运动，自指整个中华民族而言；其所谓培养自信自觉发扬光大，则指整个中华民族之团结，而促进民族之自信力而言，以国内对国外立论也”。故国史编撰及其教学的旨趣，“当弃以汉族为中心之小民族主义，而提倡整个中华民族之大民族主义，俾全国人民逐渐养成大一统之观感，共同其利害之关系。如是则金瓯虽缺，意识犹定，纵形式或灭亡分裂，而精神则永久团结一致，长其抵抗，失土未始不可以恢复”（注：郑鹤声：《历史教学旨趣之改造?小引》，正中书局1935年版。）。反之，则亲者痛仇者快，祸且不可言矣。郑鹤声撰有《应如何从历史教学上发扬中华民族之精神》长文，对此阐述尤为系统。郑鹤声主张，对于历史上朝代的变更及各族间的冲突，均应视为室内操戈阋墙之争，如今之直皖之战，奉直之争而已。所以，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叙述，应有所选择，主要当突出民族间相互融合的事实，以明造成今日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和表彰唐太宗一类注意发展各民族间和睦关系的“广义的积极的民族英雄”，而于相反的事实和“狭义的消极的民族英雄”，则可置而不论。张荫麟也明确指出，必须“摒弃一套的理论”，即与传统的决裂（注：吴晗：《记张荫麟》，1946年12月13日天津《大公报》。）。时至20世纪30年代，不少史学家自觉不自觉地在自己的著作中依然流露出的情绪。学衡派上述具体观点的表述未必精当，但是他们提出关于在通史编撰和教学中要正确表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摒弃以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的原则主张，不仅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而且在今天也仍然是必须遵循的正确原则。

（四）既要突出古代的光荣史，也要突出近代的屈辱史，以增强国人的民族自信力和自觉心。学衡派以为，归根结底，国史编撰与教学的最终目的应在于宣传民族精神，“而不为颓丧民族精神之刺激”。因是之故，中国民族古代的光荣史，诸如汉唐的统一盛世以及蒙恬败匈奴、张骞通西域、苏武不辱使命、郑和下西洋等的历代伟大人物及其业绩，固当浓墨重彩，予以突出宣传；近百年中华民族备受列强侵略、丧权辱国的屈辱史，也“自当详加阐述”。因为“说明近世中国民族受列强侵略之经过，则激发学生之民族精神，并唤醒其在中国民族运动上责任的自觉。”（注：陈训慈：《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草案》，《史学杂志》第1卷第1期。《中国通史纲要?自序》，钟山书局1932年版。）

（五）忠于史实，以求信史。柳诒徵特别强调这是史德问题，也是编纂通史最基本的要求。其时有人倡言，学校教育既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历史教学也应当主要讲与民族、民权、民生相关的内容，以服膺“党义”。缪凤林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只能说三民主义植根于中国历史，这也正是国民所以能理解它的原因所在；但是，绝不能本末倒置，根据三民主义去剪裁中国历史：“言党义者，当奉历史为中心，不当削通史以就党义”（注：《中国通史纲要?自序》，钟山书局1932年版。）。这依陆惟昭的话说，就是研究理解历史，须“以人类社会为标准，不以特殊阶级为标准”。“要用真实的学者精神研究历史，不以作史为手段”（注：《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商例》，《史地学报》第1卷第3期。）。学衡派的此种主张，不仅符合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而且在其时能如此直言不讳，更是难能可贵的。

二是关于编写通史的方法论问题。于此，学衡派的见解更显具体：其一，“认中国历史为世界史之一部分”。柳诒徵认为，中国史“殆不过世界史中之一部域，一阶程，吾人正不容以往史自囿”（注：《中国文化史?弁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陈训慈则谓须了解“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之关系”（注：《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草案》，《史学杂志》第1卷第1期。）。他们都是在强调应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但表述得最具体的是陆惟昭。他指出，中国本为世界列国之一，其与世界的关系犹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以，“中国史固当具世界眼光”，重视历史上中国与世界发生的相互关系。这自然并不是意味着要将世界事实牵强附会到中国，“乃是将世界眼光，观察国史”；也并不是意味着要以世界历史去规范中国历史，“乃是把中国历史，加入世界历史”。譬如，元代的西征和玄奘取经，无疑是关乎欧亚国际之大交涉与中印文化融合的重大历史事件，但因当时的史家只有中国眼光而缺乏世界的眼光，故于如此重要的史实却记载甚略，今日已觉非常可憾。由是可知，“则以中国史为世界史之一部分，乃是编中国史正当方法，也即是今后必趋之方向”（注：陆惟昭：《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商例》。）。

其二，“削笔标准”及其史事的组织。历史浩繁，史家著述不能不有所取舍。缪凤林等人讲，著史应能论其大而忽其细，执简驭繁，以表现历史演进构成之真相。这大略也代表了其时新史家的一般见解，但不免失之于笼统。张荫麟是学衡派史学家中善于作理论思辩的学者。他认为，无论史家自觉与否，他们事实上是依据五种标准，取舍史事：一是“新异性的标准”。史事除了具有时空的特殊性外，还有内容的特殊性，后者即为史事的“新异性”。史事的重要性与其自身的“新异性”成正比。这里有几种情况：（1）史事于当时富有“新异性”，其后类似者迭出，后起者的“新异性”递减，而作始者的“新异性”却并不减；（2）相类者若甚少，则后起者仍不失其“新异性”；（3）“新异性”是相对于一定的历史范围而定；（4）“新异性”相对于我们的历史知识而言。因某些先例未被认知，其后起者的“新异性”自高，此种情况将随着人们历史知识的增进而改变；（5）“新异性”所代表的社会范围有不同，故不仅要注意社会局部的“新异”，尤当注意社会全部的“新异”。二是“实效的标准”，即要看史事影响于人群苦乐的大小。三是“文化价值的标准”，即真与美的价值。以“新异性”为准，灼见与妄诞的思想，精粹与恶劣的作品，有同等的“新异性”。由于哲学上真的判断与文学艺术上美的判断，尚无定论，“故在此方面通史家容有见仁见智之殊”，且文化价值的观念既随时代而改变，此标准自然也是变动不居的。四是“训诲功用的标准”。即得失成败的鉴戒与道德的评价。旧史家大抵依此标准，但是“近代史家的趋势是在理论上要把这标准放弃，虽然在事实上未必能彻底做到”。在通史里，这个标准当予以放弃，这不是因为历史不具备训诲的功能，也不是因为它不值得注意，而是因为它不是通史的任务，当归于其他的学科。如，战争的成败当归于军事学，人物得失教训当归于社会心理学中的“领袖学”的范围。五是“现状渊源的标准”，即以与现实关系密切者为重要。近代史家每以详近略远为标准，但这不可一概而论。“历史的线索，有断而复续的；历史的潮流，有隐而复显的。随着社会当前的使命、问题和困难的改变，久被遗忘的史迹每因其与现状的切合而复活于人们的心中”。张荫麟强调，以上除第四条外，史家编纂通史当自觉和严格地合并加以采用。

张荫麟概括的上述五种“削笔标准”，确为史家尤其是新史家所实际应用，因而合符实际，具有合理性。他强调的所谓“新异性”，实指史事所具有的反映历史划阶段发展的意义。故他说：“我们的理想是要显出社会的变化所经诸阶段和每一段之新异的面貌和新异的精神”。秦、汉、隋、唐、宋、元、明、清都曾统一过中国，但是秦的统一是中国历史的创始者，故其“新异性”较后起者为大；同样的道理，张骞“凿通西域”和毕升发明活字印刷，自然也都具有极重要的“新异性”。张荫麟强调尤其当注意“社会全部的新异性”，无疑是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所谓“实效的标准”和“现状的标准”，强调了注重史事对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影响。而他在谈到“文化价值的标准”时，注意到了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是随着时代的变动而变动的，则表现了可贵的辩证思维。张荫麟断言编纂通史必须放弃“训诲的标准”，也许有失精当，且与其“文化价值的标准”说也不无矛盾；但是，从总体上看，他所概括的五种削笔标准和主张自觉和严格的加以综合运用（训诲标准除外），具有很强的学术指导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他关于“对文化价值无深刻的认识的人不宜写通史”，“知古不知今的人不能写通史”的见解，更是十分深刻的。

张荫麟的见解并未止于此。他进一步指出，在依标准选择了史事后，尚须借助四个范畴才能将之统贯成一个有组织的系统。这就是：因果的范畴；定向的发展范畴；演化的发展范畴；矛盾的发展范畴。因果的范畴不必说，所谓定向的发展，是指一种变化的过程。其诸阶段互相适应，而循一定的方向；所谓演化的发展，也是一种变化的过程，但其诸阶段中任何两个连续的阶段皆相近似，而其作始的阶段与其将毕的阶段则绝殊；所谓矛盾的发展，同样也是一种变化的过程，但是，“肇于一不稳定组织体，其内部包含矛盾的两个元素，随着组织体的生长，它们间的矛盾日深日显。最后这个组织体的内部的冲突绽破而转成一新的组织体，旧时的矛盾的元素经改变而消纳于新的组织中”（注：《中国史纲?自序》，张云台编：《张荫麟文集》，科学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张荫麟说，演化的发展与定向的发展，矛盾的发展与定向的发展，分别可以是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惟有演化的发展与矛盾的发展则是两种不同的事情。他所谓的定向的发展实指发展的“共性”，而演化与矛盾的发展则是其“殊性”，即分别指渐进的发展与突变。张荫麟将史事的组织仅仅归结为上述四种范畴的统贯是否科学并不重要；重要在于，他看到了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包含渐变与突变相统一的过程，因而主张须藉此去理解和统贯史事，这与一般史家只强调因果范畴不同，它合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表现了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具有宏富的内涵，是值得重视的。张荫麟的上述思辩，使学衡派关于通史方法论的见解顿生光华。

其三，内容与形式、科学与美术的统一。学衡派认为，著史的内容当求实，是属于科学的问题；而著史的形式，如史事如何选择，如何表述，则是属于美术的问题。二者必须兼顾。历史是过往的人类生活，其本身是生动的。求真实不仅不会令历史著作沉闷，相反，唯真实最生动，问题在于如何表现真实。陆懋德说：“试观鲜花美景，乃是至真至实，而乃至为可爱，故知历史上之真实人事，并非沉闷无味，而作史者使变为沉闷无味者”，即端在历史家表现无力。张荫麟认为，通史欲引人入胜，须如讲故事般娓娓道来，尽可能少引或不引原始材料，以减少沉重感。

学衡派的史家多心存编纂中国通史之志。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惜未能如愿。缪凤林先后出版了《中国通史纲要》（三册）与《中国通史要略》（三册）；张荫麟则出版了《中国史纲》（上册）。他们的著作颇能体现上述学衡派关于通史编纂的原则与方法。尤其是张荫麟的著作结构精当，文字简洁优美，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该书新近仍被再版，说明其富有生命力。

学衡派从普及国史的角度强调从通史的编纂，复从史学发展即提高的角度强调专史的研究，以为二者相辅相成，并行而不悖：“夫惟通史能普及，斯历史益能尽其裨益人生之使命；惟专史有精究，斯史学能有无限之增拓（分析专究虽如疏阔，但合之往往有造于通史）。两者之间，尤必谋相互之联络，异日相与并进，必能由相反而相成，以促成史学之进步”（注：陈训慈：《史学蠡测》，《史地学报》第3卷第5期。）。不过，他们强调说，重视专史研究还不仅仅是发展史学所必须，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体现了中国传统史学观念的更新。旧史家一般是不研究专门史的，清代学者大多是抱住《二十四史》，或重修，或校订，或补充，于深入与重点研究某一个问题，则不甚措意。同时，旧史家根于帝王，专注朝廷，而忽略了历史进化的主体即民族与社会的生活，故视野狭隘。这反映在中国史部上，则是分目不广，大抵以书为类，甚少以事为题。今史标举民主，史例自当因时而变，即当扩大史的范围，如农商渔牧、工艺医药、建筑绘画、音乐文学、宗教风俗，以及军事外交、政治教育、路电邮船，等等，上下古今，胪举万流，无不可“仿欧美之例，著为专门之史”。不惟如是，从前的历史不过范围数千年，今则由人类学的发展而可推知数十万年之前；从前只人类有史，今则推至动物植物以至于矿物地质等等，莫不可以有史。依柳诒徵的说法，这叫“革新正史”，“运用以新法，恢弘史域”，“于史界开新纪元”。依郑鹤声的说法，历史不仅不是一个残余的名词，而且是一种涵盖各类科学的一门科学（注：柳诒徵：《中国史学的双轨》，《史学与地学》第1期；郑鹤声：《汉隋间之史学》，《学衡》第33期。）。由是以观，史学的堂庑固然大为展扩，而注重专史研究也自成了势所必至之事了。

学衡派以为，专史从理论说虽是无所不包，但是究其实际，无非分类与断代两种。前者若中国文化史、中国政治史等，为通史性的专门史；后者若汉代文化史、汉代政治史等，为断代的专门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史研究也应当是双轨并进。对于促进专门史的研究，柳诒徵诸人提出了两方面的设想：其一，编纂《全史目录》与《国史长编丛书》。柳诒徵力主编纂《全史目录》。他指出，整理中国旧史并非易事，入手之法，首先宜编一全史目录。传统目录家分经、史、子、集四部，划史于经、子、集之外，既无以见史之全体，即就史书一部分论，所谓正史、杂史、编年、纪传等类，分划也欠精当。近年新书、古器层出不穷，尚未见有人合新旧之书，成一详备的目录以飨学者，欲整理旧籍，不得要领。故他主张联合同人，编就《全史目录》，打破传统经史子集及正史编年等的范围，以分代史、分类史、分地史、分国史为纲，而以经史子集及近出新书包括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复推及图谱器等，凡与历史有关者，均为条举件系，汇为一编。诸学者分工合作，专任一朝或一类，全书应含提要及索引。书成，三年增补一次。各大学图书馆及历史博物馆均应购置，以便利学者。应当说，柳诒徵重视史学目录的编纂工作是合理的，因为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但是，失之求全。新旧史书浩若烟海，层出不穷，编专题目录可行，欲编全史目录不仅财力难支，而且在事实上不必要，也是难以做到的。较比起来，张荫麟、张其昀等人主张编纂《国史长编丛书》，可操作性就很强。他们并不要求长编有统一的体例，知人论事，不拘一格，随得随刊，只要求是有新意的专史研究著作。长编在促进专史研究的同时，也即为通史的编纂提供了基础。张其昀说，“此非徒为少数人谋，后来任何有志通史者，均可用为凭藉”。“这是我们共同的理想”。时当抗战时期，长编未能如愿。张荫麟不幸英年早近，张其昀后到台湾，利用其影响，终有机会编纂《中国丛书》，10年间成书300余种，自谓“可算了了当年志愿”，足见其执著（注：《中华五千年史自序》，《张其昀博士的生活和思想》上，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其二，成立中国史学会，以加强对史学研究的组织与规划。学衡派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史学研究中的组织与规划工作。1920年初，南京高师文史地部在原有的地学会的基础上成立史地研究会，会员数十人，柳诒徵与竺可桢、徐则陵、白眉初同为指导员。1921年创办《史地学报》，缪凤林出任总编辑。该刊第1卷第2期即发表了陈训慈的《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一文。作者主张可由各大学的史学教授及专门史家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史学会。他认为，成立中国史学会，有三大益处：促进实学研究；阐扬中国文化；收集与保存史料。中国史学会的任务当包括：（1）整理旧史；（2）编订新书；（3）探险考察；（4）保存古物；（5）组织图书馆、博物室，供学者以及社会之参观与研究；（6）参预近史：促进清史之编定、发行年鉴、收集近史资料等。第1卷第2期则有短评《国际学术团体与吾国》指出，1921年的国际美术史公会与维也纳东方古物博鉴会，都不曾有中国史家出席和阐扬中国文化，令人慨叹。往后国际交流日多，中国学者应多出席。但这不能寄希望于政府，当靠国中学者起而组织学术团体。“史学会可以发扬吾国之文化，济世界学者之不及，实尤为切要之图也。”1922年，张其昀在《学衡》第5期撰文，也提出了成立中国史学会的问题，并谓：“吾人鉴于前史馆志局之失败，则中国史学会当如何讲究组织，确定步骤，明立科条，审定区域，使有总纂，以为举纲领，有编辑以尽分功，以其所能，易所不能，或事分析，或事综合，互相合作，秩然有序”。（注：《刘知几与章学斋之史学》，《学衡》第5期。）更明确指出了成立中国史学会的目的，要在于发挥其组织与规划的作用。1923年万国历史学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第51次年会，请各国派代表参加。中国教育部通令各省教育厅说“得自由出洋与会”，敷衍了事。《史地学报》于此力予抨击，同时再次呼吁史学界同仁，联手成立中国史学会以与世界对话。1926年，《史地学报》改称《史学与地学》。1929年，《史学与地学》分为《史学杂志》与《地学杂志》。值得注意的是，《史学杂志》自署由南京中国史学会编辑。其创刊号上有《本志启文》说：“本志由中国史学会同人编辑发行，以发表研究著作，讨论实际教学，记述史界消息，介绍出版史籍为宗旨”。查其主要编纂者，仍然是柳诒徵、缪凤林、郑鹤声、张其昀、陈训慈诸人。所以，所谓“中国史学会同人”实际就是原先史地研究会中从事史学研究的那些会员。这也就是说，柳诒徵、缪凤林等学衡派中的史学家们率先打出了“南京中国史学会”的旗号，他们显然是希望借此促成代表全国的中国史学会的最终诞生，用心可谓良苦。

史学思想论文例3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新旧思潮冲突更替的重要转型时期。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受到了历史相对主义的有力挑战。史学意义上的历史是什么？客观的历史能否被认识？是否有历史规律？如果这是肯定的，历史家应当遵循什么样的理论即历史观的指导？诸如此类的史学主体问题引起了西方史学界广泛的讨论，从而促进了“新史学”思潮的涌起。新史学派批评传统史学的偏窄，主张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及其研究的范围与方法，都应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新史学派的兴起标志着西方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西方史学新旧代谢的发展态势，也影响到了中国。实证主义史学思潮早在20世纪初年就已在中国传播。欧战后，西方盛行的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思潮也开始传入中国。1924年后，鲁滨逊等许多新史学派重要人物的代表性著作相继被译成中文出版。新史学理论是被当作代表了西方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的新理论而加以宣传与介绍的，故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学衡派多是留学归来的学者，他们对于西方史流的变动自然是清楚的。徐则陵的《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和陈训慈的《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发展趋势》都刊登在《史地学报》上，对西方史学思潮的变动均作了具体的介绍。学衡派对于西方史学思想的变动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其一，关于史学的新观念。新史学派以为，实证主义史学标榜“严密批评史料”和“如实直书”，其实只是科学化史学的初步，史学不仅要研究历史的“然”，更重要在研究其“所以然”。学衡派则说得更明确：考证史料仅仅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于此又需要第二步工作，即是解释史事之原因变化与结果之由来，及其与过去及未来之关系。凡死的史料、史迹，必须经过如此的解释，而后能于现时人有用。于现时人有关，而后能变为活的历史”（注：《历史研究法》，第34页。）。其二，关于扩大史学研究范围的新观念。新史学派批评旧史学有偏重政治史的弊端，政治史不足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故当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学衡派于此极表赞成。柳诒徵以为历史范围当无所不包，“广言之，充满宇宙皆历史；约言之，一切文字皆历史”（注：《史学概论》，柳曾符、柳定生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陈训慈则径直强调，新史学内容的扩充，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曰“质性之繁富”，即昔主政治，今则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各方面都应网罗无遗；二曰“时间之拓展”，即昔述史迹，远不过数千年；今因地质学人类学等的发展，知人类初史至少可推到75万年前。考古发现及古文字研究，“皆足为荒渺之远古，放其光明”；三曰“空间统一”，即昔旧史家规于民族，今则新史学统观世界（注：《史学蠡测》，《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此种见解自然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取向已不可同日而语。

与此同时，面对西方史学新陈代谢的新态势，学衡派不能不调整自己的视野，对事关史学主体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以便为其史学研究奠定思想理论的基础。

实证主义史学强调“求真”是治史的唯一目的。兰克诸人主观上希望取消可能造成曲解历史的最大动因??史学的社会功能，把史学变为单纯的人类经验的集锦，变为好古者回味赏玩和其它学科取证的对象。这在实际上无异于取消了史学的存在价值及其科学的属性。而在事实上，他们也难以完全贯彻自己的主张。学衡派十分赞成新史学派的观点，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治史固然要求真，但是求真并非治史的最终目的，“我们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应用”（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在他们看来，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有三：一是明历史的因果关系，彰往而察来，助益社会进化。柳诒徵说：“历史的好处，不是可以换钱的，也不是可以骗文凭的，主要好处是彰往察来，晓得支配人群以何种方法最为适当”（注：柳诒徵：《历史知识》，《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二是开拓人们的时空观念，以形成刚健笃实、勇于进取的精神，多识前言往行，增进道德情怀；三是见先贤功业，培养国民的爱国心。缪凤林说：“爱国雪耻，精进自强之念，皆以历史为原动力，欲提倡民族主义必先倡明史学”（注：陈训慈：《历史之社会的价值》，《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

历史有无自身的发展规律？客观的历史能否被认识？简言之，历史研究是不是一门科学？这也是学衡派必须加以回答的问题。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相信史学是科学，这在本质上是对的，但是其失误在于固执历史认识与历史存在的绝对同一性。与此同时，相对主义思潮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根本否定历史学的科学性。耐人寻味的是，学衡派信奉的新人文主义及其自身的崛起，都是欧战后反省西方理性主义的结果；然而，学衡派对于西方出现的相对主义史学，却保持了十分冷静的头脑，他们同样赞许新史学派的观点，既肯定历史学认识的相对性，但是并不怀疑历史学的科学性。

缪凤林指出，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就其研究的对象而言，自然科学研究的多是可以直接观察的对象，如动植物、化学实验等等；但是，历史研究的则是人类过往的活动，是永远无法直接观察的对象。即便有先人的遗存或某些原始部落的存在可以证古，但须知“史事皆属唯一，无同样之重演，无绝对之相似，由今证昔，虽可供吾人比较与想象，而今究非即昔也”。也唯其如此，“史学非观察之科学，固可断言者”。此其一；就其研究方法而言，自然科学研究借助于归纳、演绎的方法发明公例后，复可以推勘公例，加以反复试验与验证；而史家在收集和考证史料的基础上，排比事实，列成系统，只“在可能之范围，以再造古人之经验”（注：《中国通史要略·总说》，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7页。），但所得之认识却无法加以试验。此其二。但是，缪凤林强调说，上述差异的存在并不足以否定历史学的科学属性，“求历史之公例，实治史之一要图，而史之能成科学与否，亦即以此为断”。与自然科学探求可供直接观察与反复实验的客观自然界的规律相较，历史学探求无法直接观察与再现的人类过往历史的公例，固然要困难得多；但是“史家究不能以是而灰心，必将静观默察，深体明证，以求发见公例，以愈显史之用焉”（注：《研究历史之方法》，《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缪凤林的见解可以演绎为这样的逻辑理路：科学是主体对于客体所具有的规律性的系统认识，历史的发展有它自身的公例即规律性，历史家可以并正在逐渐地认识它，所以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这无疑是正确的判断。陈训慈的看法与此相类，他说，一些学者以人类活动至为变幻，不能以任何科学的准则相绳为由，否定从孔德、斯宾塞、兰克到巴克尔，一脉相承都坚信的历史具有公例，史学是科学的信念，这并不令人信服。因为，“人有个性，亦有公性，至有特变，亦多共通”，史学借助科学的方法，“纵不能得万能之定律，要非无寻得公例之可能”。“观乎此，则史学亦自有其科学性”（注：《史学蠡测》，《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尽管它与自然科学毕竟有别。

需要指出的是，真理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对于研究客体认识的相对性和长期性，不是历史学独然；自然科学对于客观自然界的认识虽然具有较大的确定性，但是，归根结底，此种认识也是相对的。科学史上许多公理定律的修正，尤其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无不说明了这一点。重要的在于相信和尊重历史发展自身具有的规律性，并孜孜不倦地加以探求。司马迁说“通古今之变”，探索历史变迁、时代兴替的公例，正是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可以说，缪凤林等人的见解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质，又表现了对现代科学精神的执著。

如果说，学衡派对于上述有关史学的内涵、功能及其科学性等问题的判断是明确和正确的；那么，他们对于历史观的选择，则陷入了误区。他们以为，已有的诸如目的史观、宗教史观、政治史观、伦理史观、英雄史观、自然史观（或称地理史观）、唯物史观（或称经济史观）等等，固然不可等量齐观，但却都是不能成立的。那么，在他们看来，究竟应当怎样解释历史的发展？于此，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陆懋德以为历史的变化是复杂的，取用任何一种原因都不可能解释圆满，较为合理的办法是，就各种史观博采众长，对历史作综合性的解释。张其昀则强调思想是历史的动力。徐则陵、缪凤林等人的主张最为具体，他们提出了“人类的保生欲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说：人类一切活动起于需要，需要莫大于保生，而其适应的方法是向阻力最小的方向进行，逃苦趋乐是其究竟。以此为目标，“人类即因而进化”。明乎此，人类社会历史的一切现象无不可以加以解释（注：徐则陵：《史之一种解释》，《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辩》，《学衡》第37期。）。以“保生”的欲望解释历史，这与其时梁漱溟将人类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归于“意欲”，异曲同工。缪凤林等人显然忽略人，人的欲望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它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的基础相联系。原始人类不会有现代优生健美的观念，现代人类也不会想到回归茹毛饮血。而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贫富的对立植根于社会经济结构之中，也绝非用所谓“保生的方法总是向阻力最小处进行，缘是引起了寄生主义”所能解释的。说到底，“保生”论，也无非是唯心论。要言之，学衡派的史观没有超出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史观的范畴。

综上所述，20世纪20～30年，由于受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中国史学思想的演进显然也依次存在着三个层面：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新史学思潮、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前者是科学的也是最先进的史流，后二者虽同属于资产阶级史学思潮的范畴，但却体现着由19世纪传统史学向20世纪新史学的转换。学衡派的史学思想无疑处于第二层面上，即实现了从实证主义传统到新史学的转换。

二

学衡派的史学思想既实现了由实证主义史学向新史学的转换，他们提出了关于中国史发展的总体构想，即倡言史学双轨：普及与提高并重。学衡派认为，依据世界潮流，可预测将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必呈双轨并进的态势：“一方以简略之史识，普及于最大多数之人类，以其成‘为人’之常识；一方由少数之专家，从事于分析精深之研究，以充实史料而辨正旧失”。所谓普及，就是宣传中国历史，包括向国人尤其是青年宣传国史和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所谓提高，就是促进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在学衡派看来，普及国史最重要的途径是编写中国通史。与断代史相较，它可以更加完整和清晰地展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从而助益人们通古今之变。同时，他们的一个更加重要的理由，是以为时至20世纪30年代，时代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展已经为史学家们准备了必要的主客条件，以编写新的中国通史。张荫麟说：“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学衡派对于中国通史的编写曾作过一系列探讨。概括起来讲，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编写中国通史的指导原则。学衡派主要强调了以下的几个原则：

（一）“明吾民独造之真际”。即须排除所谓的“中国人种西来”说，明确中国历史文化的起源是中国民族独立创造的。自晚清以来，由于西方学者倡言，所谓的“中国人种西来”说风行一时，时至20世纪30、40年代仍称述不衰。学衡派认为，这无非是“欧西文化帝国主义之谰言，欲举我国文化而附庸之也”。而许多学者信以为真，趋之若鹜，以至于“垂为定论，甚至形之著述，纂入课本”（注：郑鹤声：《应当如何从历史教学上发扬中华民族之精神》，《教与学》第1卷第4期。），自损民族的自信力，天下盲从之悲剧，以此为甚。他们起而力斥其非。缪凤林不仅在《史学杂志》、《学衡》、《东方杂志》先后分别发表了《中国民族由来论》、《中国民族西来辩》、《中国史前之遗存》诸文，且在自己的《中国通史纲要》中辟专章再行论列。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第一章“中国人种的起源”，开宗明义也在于力排“中国人种西来”的谬说。众所周知，后来新中国考古的发展业已证明了学衡派观点的正确性。

（二）弘扬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学衡派认为，新史学的重点在民族而非个人，这就决定了国史的撰写必须着眼于整个的民族。而近百年来中国民族外患频仍，现在日寇入侵，其命运更是危险到了万分。中国民族能否免于灭亡，寻找一条生路，关键在于此一片散沙似的国民能否恢复自己固有的民族精神，团结成坚强的民族，同渡难关。所谓提倡民族主义，就是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此当为撰写通史的一个重要原则。缪凤林说，国史的基本目标，“亦即为如何从讲习国史，以唤醒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振起中华民族精神，恢复中华民族堕失的力量。达到结合国人成一坚固的民族之目的，以挽救当前危局，使中华民族永远存在而已。”（注：《中学国史教学目标论》，《国风》第7卷第4期。）

三）正确表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增进中华民族的团结。学衡派强调，复兴民族意识是对的，但是必须明确，这里所讲的民族是指中华民族即“大民族主义”，而非是指汉族即“小民族主义”。一些外人常以中国人、满人、蒙人、藏人对称，固然是居心不良；而某些国人提倡民族意识，却突出以汉族为中心的小民族主义，对于中华民族的团结也是有害的。国人应当懂得，“其所谓唤醒本国民族运动，自指整个中华民族而言；其所谓培养自信自觉发扬光大，则指整个中华民族之团结，而促进民族之自信力而言，以国内对国外立论也”。故国史编撰及其教学的旨趣，“当弃以汉族为中心之小民族主义，而提倡整个中华民族之大民族主义，俾全国人民逐渐养成大一统之观感，共同其利害之关系。如是则金瓯虽缺，意识犹定，纵形式或灭亡分裂，而精神则永久团结一致，长其抵抗，失土未始不可以恢复”（注：郑鹤声：《历史教学旨趣之改造?小引》，正中书局1935年版。）。反之，则亲者痛仇者快，祸且不可言矣。郑鹤声撰有《应如何从历史教学上发扬中华民族之精神》长文，对此阐述尤为系统。郑鹤声主张，对于历史上朝代的变更及各族间的冲突，均应视为室内操戈阋墙之争，如今之直皖之战，奉直之争而已。所以，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叙述，应有所选择，主要当突出民族间相互融合的事实，以明造成今日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和表彰唐太宗一类注意发展各民族间和睦关系的“广义的积极的民族英雄”，而于相反的事实和“狭义的消极的民族英雄”，则可置而不论。张荫麟也明确指出，必须“摒弃一套的理论”，即与传统的决裂（注：吴晗：《记张荫麟》，1946年12月13日天津《大公报》。）。时至20世纪30年代，不少史学家自觉不自觉地在自己的著作中依然流露出的情绪。学衡派上述具体观点的表述未必精当，但是他们提出关于在通史编撰和教学中要正确表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摒弃以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的原则主张，不仅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而且在今天也仍然是必须遵循的正确原则。

（四）既要突出古代的光荣史，也要突出近代的屈辱史，以增强国人的民族自信力和自觉心。学衡派以为，归根结底，国史编撰与教学的最终目的应在于宣传民族精神，“而不为颓丧民族精神之刺激”。因是之故，中国民族古代的光荣史，诸如汉唐的统一盛世以及蒙恬败匈奴、张骞通西域、苏武不辱使命、郑和下西洋等的历代伟大人物及其业绩，固当浓墨重彩，予以突出宣传；近百年中华民族备受列强侵略、丧权辱国的屈辱史，也“自当详加阐述”。因为“说明近世中国民族受列强侵略之经过，则激发学生之民族精神，并唤醒其在中国民族运动上责任的自觉。”（注：陈训慈：《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草案》，《史学杂志》第1卷第1期。《中国通史纲要?自序》，钟山书局1932年版。）

（五）忠于史实，以求信史。柳诒徵特别强调这是史德问题，也是编纂通史最基本的要求。其时有人倡言，学校教育既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历史教学也应当主要讲与民族、民权、民生相关的内容，以服膺“党义”。缪凤林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只能说三民主义植根于中国历史，这也正是国民所以能理解它的原因所在；但是，绝不能本末倒置，根据三民主义去剪裁中国历史：“言党义者，当奉历史为中心，不当削通史以就党义”（注：《中国通史纲要?自序》，钟山书局1932年版。）。这依陆惟昭的话说，就是研究理解历史，须“以人类社会为标准，不以特殊阶级为标准”。“要用真实的学者精神研究历史，不以作史为手段”（注：《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商例》，《史地学报》第1卷第3期。）。学衡派的此种主张，不仅符合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而且在其时能如此直言不讳，更是难能可贵的。

二是关于编写通史的方法论问题。于此，学衡派的见解更显具体：其一，“认中国历史为世界史之一部分”。柳诒徵认为，中国史“殆不过世界史中之一部域，一阶程，吾人正不容以往史自囿”（注：《中国文化史?弁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陈训慈则谓须了解“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之关系”（注：《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草案》，《史学杂志》第1卷第1期。）。他们都是在强调应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但表述得最具体的是陆惟昭。他指出，中国本为世界列国之一，其与世界的关系犹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以，“中国史固当具世界眼光”，重视历史上中国与世界发生的相互关系。这自然并不是意味着要将世界事实牵强附会到中国，“乃是将世界眼光，观察国史”；也并不是意味着要以世界历史去规范中国历史，“乃是把中国历史，加入世界历史”。譬如，元代的西征和玄奘取经，无疑是关乎欧亚国际之大交涉与中印文化融合的重大历史事件，但因当时的史家只有中国眼光而缺乏世界的眼光，故于如此重要的史实却记载甚略，今日已觉非常可憾。由是可知，“则以中国史为世界史之一部分，乃是编中国史正当方法，也即是今后必趋之方向”（注：陆惟昭：《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商例》。）。

其二，“削笔标准”及其史事的组织。历史浩繁，史家著述不能不有所取舍。缪凤林等人讲，著史应能论其大而忽其细，执简驭繁，以表现历史演进构成之真相。这大略也代表了其时新史家的一般见解，但不免失之于笼统。张荫麟是学衡派史学家中善于作理论思辩的学者。他认为，无论史家自觉与否，他们事实上是依据五种标准，取舍史事：一是“新异性的标准”。史事除了具有时空的特殊性外，还有内容的特殊性，后者即为史事的“新异性”。史事的重要性与其自身的“新异性”成正比。这里有几种情况：（1）史事于当时富有“新异性”，其后类似者迭出，后起者的“新异性”递减，而作始者的“新异性”却并不减；（2）相类者若甚少，则后起者仍不失其“新异性”；（3）“新异性”是相对于一定的历史范围而定；（4）“新异性”相对于我们的历史知识而言。因某些先例未被认知，其后起者的“新异性”自高，此种情况将随着人们历史知识的增进而改变；（5）“新异性”所代表的社会范围有不同，故不仅要注意社会局部的“新异”，尤当注意社会全部的“新异”。二是“实效的标准”，即要看史事影响于人群苦乐的大小。三是“文化价值的标准”，即真与美的价值。以“新异性”为准，灼见与妄诞的思想，精粹与恶劣的作品，有同等的“新异性”。由于哲学上真的判断与文学艺术上美的判断，尚无定论，“故在此方面通史家容有见仁见智之殊”，且文化价值的观念既随时代而改变，此标准自然也是变动不居的。四是“训诲功用的标准”。即得失成败的鉴戒与道德的评价。旧史家大抵依此标准，但是“近代史家的趋势是在理论上要把这标准放弃，虽然在事实上未必能彻底做到”。在通史里，这个标准当予以放弃，这不是因为历史不具备训诲的功能，也不是因为它不值得注意，而是因为它不是通史的任务，当归于其他的学科。如，战争的成败当归于军事学，人物得失教训当归于社会心理学中的“领袖学”的范围。五是“现状渊源的标准”，即以与现实关系密切者为重要。近代史家每以详近略远为标准，但这不可一概而论。“历史的线索，有断而复续的；历史的潮流，有隐而复显的。随着社会当前的使命、问题和困难的改变，久被遗忘的史迹每因其与现状的切合而复活于人们的心中”。张荫麟强调，以上除第四条外，史家编纂通史当自觉和严格地合并加以采用。

张荫麟概括的上述五种“削笔标准”，确为史家尤其是新史家所实际应用，因而合符实际，具有合理性。他强调的所谓“新异性”，实指史事所具有的反映历史划阶段发展的意义。故他说：“我们的理想是要显出社会的变化所经诸阶段和每一段之新异的面貌和新异的精神”。秦、汉、隋、唐、宋、元、明、清都曾统一过中国，但是秦的统一是中国历史的创始者，故其“新异性”较后起者为大；同样的道理，张骞“凿通西域”和毕升发明活字印刷，自然也都具有极重要的“新异性”。张荫麟强调尤其当注意“社会全部的新异性”，无疑是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所谓“实效的标准”和“现状的标准”，强调了注重史事对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影响。而他在谈到“文化价值的标准”时，注意到了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是随着时代的变动而变动的，则表现了可贵的辩证思维。张荫麟断言编纂通史必须放弃“训诲的标准”，也许有失精当，且与其“文化价值的标准”说也不无矛盾；但是，从总体上看，他所概括的五种削笔标准和主张自觉和严格的加以综合运用（训诲标准除外），具有很强的学术指导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他关于“对文化价值无深刻的认识的人不宜写通史”，“知古不知今的人不能写通史”的见解，更是十分深刻的。

张荫麟的见解并未止于此。他进一步指出，在依标准选择了史事后，尚须借助四个范畴才能将之统贯成一个有组织的系统。这就是：因果的范畴；定向的发展范畴；演化的发展范畴；矛盾的发展范畴。因果的范畴不必说，所谓定向的发展，是指一种变化的过程。其诸阶段互相适应，而循一定的方向；所谓演化的发展，也是一种变化的过程，但其诸阶段中任何两个连续的阶段皆相近似，而其作始的阶段与其将毕的阶段则绝殊；所谓矛盾的发展，同样也是一种变化的过程，但是，“肇于一不稳定组织体，其内部包含矛盾的两个元素，随着组织体的生长，它们间的矛盾日深日显。最后这个组织体的内部的冲突绽破而转成一新的组织体，旧时的矛盾的元素经改变而消纳于新的组织中”（注：《中国史纲?自序》，张云台编：《张荫麟文集》，科学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张荫麟说，演化的发展与定向的发展，矛盾的发展与定向的发展，分别可以是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惟有演化的发展与矛盾的发展则是两种不同的事情。他所谓的定向的发展实指发展的“共性”，而演化与矛盾的发展则是其“殊性”，即分别指渐进的发展与突变。张荫麟将史事的组织仅仅归结为上述四种范畴的统贯是否科学并不重要；重要在于，他看到了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包含渐变与突变相统一的过程，因而主张须藉此去理解和统贯史事，这与一般史家只强调因果范畴不同，它合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表现了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具有宏富的内涵，是值得重视的。张荫麟的上述思辩，使学衡派关于通史方法论的见解顿生光华。

其三，内容与形式、科学与美术的统一。学衡派认为，著史的内容当求实，是属于科学的问题；而著史的形式，如史事如何选择，如何表述，则是属于美术的问题。二者必须兼顾。历史是过往的人类生活，其本身是生动的。求真实不仅不会令历史著作沉闷，相反，唯真实最生动，问题在于如何表现真实。陆懋德说：“试观鲜花美景，乃是至真至实，而乃至为可爱，故知历史上之真实人事，并非沉闷无味，而作史者使变为沉闷无味者”，即端在历史家表现无力。张荫麟认为，通史欲引人入胜，须如讲故事般娓娓道来，尽可能少引或不引原始材料，以减少沉重感。

学衡派的史家多心存编纂中国通史之志。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惜未能如愿。缪凤林先后出版了《中国通史纲要》（三册）与《中国通史要略》（三册）；张荫麟则出版了《中国史纲》（上册）。他们的著作颇能体现上述学衡派关于通史编纂的原则与方法。尤其是张荫麟的著作结构精当，文字简洁优美，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该书新近仍被再版，说明其富有生命力。

学衡派从普及国史的角度强调从通史的编纂，复从史学发展即提高的角度强调专史的研究，以为二者相辅相成，并行而不悖：“夫惟通史能普及，斯历史益能尽其裨益人生之使命；惟专史有精究，斯史学能有无限之增拓（分析专究虽如疏阔，但合之往往有造于通史）。两者之间，尤必谋相互之联络，异日相与并进，必能由相反而相成，以促成史学之进步”（注：陈训慈：《史学蠡测》，《史地学报》第3卷第5期。）。不过，他们强调说，重视专史研究还不仅仅是发展史学所必须，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体现了中国传统史学观念的更新。旧史家一般是不研究专门史的，清代学者大多是抱住《二十四史》，或重修，或校订，或补充，于深入与重点研究某一个问题，则不甚措意。同时，旧史家根于帝王，专注朝廷，而忽略了历史进化的主体即民族与社会的生活，故视野狭隘。这反映在中国史部上，则是分目不广，大抵以书为类，甚少以事为题。今史标举民主，史例自当因时而变，即当扩大史的范围，如农商渔牧、工艺医药、建筑绘画、音乐文学、宗教风俗，以及军事外交、政治教育、路电邮船，等等，上下古今，胪举万流，无不可“仿欧美之例，著为专门之史”。不惟如是，从前的历史不过范围数千年，今则由人类学的发展而可推知数十万年之前；从前只人类有史，今则推至动物植物以至于矿物地质等等，莫不可以有史。依柳诒徵的说法，这叫“革新正史”，“运用以新法，恢弘史域”，“于史界开新纪元”。依郑鹤声的说法，历史不仅不是一个残余的名词，而且是一种涵盖各类科学的一门科学（注：柳诒徵：《中国史学的双轨》，《史学与地学》第1期；郑鹤声：《汉隋间之史学》，《学衡》第33期。）。由是以观，史学的堂庑固然大为展扩，而注重专史研究也自成了势所必至之事了。

学衡派以为，专史从理论说虽是无所不包，但是究其实际，无非分类与断代两种。前者若中国文化史、中国政治史等，为通史性的专门史；后者若汉代文化史、汉代政治史等，为断代的专门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史研究也应当是双轨并进。对于促进专门史的研究，柳诒徵诸人提出了两方面的设想：其一，编纂《全史目录》与《国史长编丛书》。柳诒徵力主编纂《全史目录》。他指出，整理中国旧史并非易事，入手之法，首先宜编一全史目录。传统目录家分经、史、子、集四部，划史于经、子、集之外，既无以见史之全体，即就史书一部分论，所谓正史、杂史、编年、纪传等类，分划也欠精当。近年新书、古器层出不穷，尚未见有人合新旧之书，成一详备的目录以飨学者，欲整理旧籍，不得要领。故他主张联合同人，编就《全史目录》，打破传统经史子集及正史编年等的范围，以分代史、分类史、分地史、分国史为纲，而以经史子集及近出新书包括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复推及图谱器等，凡与历史有关者，均为条举件系，汇为一编。诸学者分工合作，专任一朝或一类，全书应含提要及索引。书成，三年增补一次。各大学图书馆及历史博物馆均应购置，以便利学者。应当说，柳诒徵重视史学目录的编纂工作是合理的，因为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但是，失之求全。新旧史书浩若烟海，层出不穷，编专题目录可行，欲编全史目录不仅财力难支，而且在事实上不必要，也是难以做到的。较比起来，张荫麟、张其昀等人主张编纂《国史长编丛书》，可操作性就很强。他们并不要求长编有统一的体例，知人论事，不拘一格，随得随刊，只要求是有新意的专史研究著作。长编在促进专史研究的同时，也即为通史的编纂提供了基础。张其昀说，“此非徒为少数人谋，后来任何有志通史者，均可用为凭藉”。“这是我们共同的理想”。时当抗战时期，长编未能如愿。张荫麟不幸英年早近，张其昀后到台湾，利用其影响，终有机会编纂《中国丛书》，10年间成书300余种，自谓“可算了了当年志愿”，足见其执著（注：《中华五千年史自序》，《张其昀博士的生活和思想》上，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其二，成立中国史学会，以加强对史学研究的组织与规划。学衡派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史学研究中的组织与规划工作。1920年初，南京高师文史地部在原有的地学会的基础上成立史地研究会，会员数十人，柳诒徵与竺可桢、徐则陵、白眉初同为指导员。1921年创办《史地学报》，缪凤林出任总编辑。该刊第1卷第2期即发表了陈训慈的《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一文。作者主张可由各大学的史学教授及专门史家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史学会。他认为，成立中国史学会，有三大益处：促进实学研究；阐扬中国文化；收集与保存史料。中国史学会的任务当包括：（1）整理旧史；（2）编订新书；（3）探险考察；（4）保存古物；（5）组织图书馆、博物室，供学者以及社会之参观与研究；（6）参预近史：促进清史之编定、发行年鉴、收集近史资料等。第1卷第2期则有短评《国际学术团体与吾国》指出，1921年的国际美术史公会与维也纳东方古物博鉴会，都不曾有中国史家出席和阐扬中国文化，令人慨叹。往后国际交流日多，中国学者应多出席。但这不能寄希望于政府，当靠国中学者起而组织学术团体。“史学会可以发扬吾国之文化，济世界学者之不及，实尤为切要之图也。”1922年，张其昀在《学衡》第5期撰文，也提出了成立中国史学会的问题，并谓：“吾人鉴于前史馆志局之失败，则中国史学会当如何讲究组织，确定步骤，明立科条，审定区域，使有总纂，以为举纲领，有编辑以尽分功，以其所能，易所不能，或事分析，或事综合，互相合作，秩然有序”。（注：《刘知几与章学斋之史学》，《学衡》第5期。）更明确指出了成立中国史学会的目的，要在于发挥其组织与规划的作用。1923年万国历史学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第51次年会，请各国派代表参加。中国教育部通令各省教育厅说“得自由出洋与会”，敷衍了事。《史地学报》于此力予抨击，同时再次呼吁史学界同仁，联手成立中国史学会以与世界对话。1926年，《史地学报》改称《史学与地学》。1929年，《史学与地学》分为《史学杂志》与《地学杂志》。值得注意的是，《史学杂志》自署由南京中国史学会编辑。其创刊号上有《本志启文》说：“本志由中国史学会同人编辑发行，以发表研究著作，讨论实际教学，记述史界消息，介绍出版史籍为宗旨”。查其主要编纂者，仍然是柳诒徵、缪凤林、郑鹤声、张其昀、陈训慈诸人。所以，所谓“中国史学会同人”实际就是原先史地研究会中从事史学研究的那些会员。这也就是说，柳诒徵、缪凤林等学衡派中的史学家们率先打出了“南京中国史学会”的旗号，他们显然是希望借此促成代表全国的中国史学会的最终诞生，用心可谓良苦。

史学思想论文例4

【关键词】中国经济思想史

【正文】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学科建设也必然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新任务。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在迈入新世纪之际，也必然面临着新历史条件下的新问题，面临着时代赋予学科建设的新使命。

一、回顾：从草创起步到初步繁荣

自梁启超1902年提出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设想开始，屈指算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至今已走过了约一个世纪的历程。大体说来，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经历了从草创起步到建立基业再到初步繁荣这样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近50年左右时间大体属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草创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梁启超是先驱者，有首倡之功；甘乃光最先于1924年发表以中国经济思想史命名的著作《先秦经济思想史》，有开创之举；唐庆增于1936年出版其具有总结性和代表性的著作《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先秦部分），有集大成之劳。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大体属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立基业的阶段。这一阶段最为活跃的是60年代。胡寄窗先生的代表作《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分别出版于1962、1963年，下册完成于1965年。赵靖、易梦虹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于1964-1966年分三册出版。这两部著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系统总结了我国先秦以迄1919年“”前夕的经济思想，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基业得以建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步入初步繁荣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不仅胡寄窗、巫宝三、赵靖、陈绍闻、侯厚吉、马伯煌、李守庸、叶世昌等一大批老专家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大显身手，而且像吴申元、谈敏、武、郑学益、叶坦、唐任伍、韦苇、赵晓雷、钟祥财等一大批中青年研究者也极为活跃。这一阶段，出版了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中、下册）、侯厚吉和吴其敬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一、二、三册）、马伯煌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中、下册）、赵靖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全六卷，已出4卷）等一大批颇有份量和水平的著作。不少人还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断代、专题、比较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兴旺景象。

回顾已经过去的一个世纪，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以说，其学科建设的宏伟基业已经建立，正在朝着更加成熟、更为高远的目标向前迈进。

二、对象：从厚古薄今到融通古今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从过去的情况看，在本学科草创起步时，学者们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主要局限在先秦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改变了这一状况，但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也仍然偏重于古代，即令近代的研究也只限于1919年“”以前，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内至今还没有一部通史性著作将研究的下限延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这表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厚古薄今”倾向。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应当要以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为对象；但应该指出，远离今天的历史是“历史”，离今天很近的历史也是“历史”。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历史也在不断向后延伸，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时间范围理所当然也应不断向后推移，也就是说，它的研究必须紧跟时代步伐，“跟踪”经济思想的发展轨迹。如果说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范围的重点在古代和近代的说，那么，新世纪研究的主要范围则将会转向现代、当代。这是因为古代和近代部分的研究经过前几辈人的艰辛努力，已有大量成果问世，后继者一时很难取得更多的突破性成果；而现代、当代部分的研究则因过去涉猎不多，故后继者们还大有用武之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现代、当代内容的研究将会因为它们对我国今后的改革与发展具有更为直接和深远的意义而越来越显得重要与突出。同时，对历史事件的总结也决不允许拖得过久，属于当代人完成的任务理应由当代人来完成，把理应由当代人完成的任务作为历史悬案留给后人总不是学科研究者们所应持有的态度。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今”的研究将会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范围内的一大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尚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连惯性的，我们决不可割断历史，而应融会贯通加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是研究中国经济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只有融通古今进行系统研究才能真实、科学地揭示其历史演变过程，探讨其发展变化规律。因而，对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的研究，不仅要延续至“今”，而且要融通古今，这将是新世纪赋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者的一大新的历史使命。

三、任务：从偏重展示到经世致用

作为一门学科，它必须以揭示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为己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揭示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运动规律。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在挖掘、整理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展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与精神风貌方面做了大量艰辛的基础研究工作。在迈入新世纪之际，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不仅应在整理、挖掘经济思想遗产内涵等基础研究方面继续下功夫，而且还应把传统与现实联结起来，追踪理论热点，将本学科发展任务的重点从展示遗产内容转向关注现实，服务现实，增强其“经世致用”的时代感与使命感。结合当前情况，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应从以下两大方面强化、拓展其经世致用的功能或作用：

l.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实践提供历史借鉴。在这方面，无论老一辈学者还是中青年研究者都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批开创性的成果，诸如中国经济管理思想、中国企业管理思想、中国市场经济思想、中国利用外资思想等方面的有关研究成果即属此列。在新的世纪、新的时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应进一步拓宽、拓深服务现实的领域、范围以及参与服务现实的程度。从当前情况来看，我们觉得有如下一些思想可进一步深入进行挖掘：如中国历史上的富国富民思想、产业结构思想、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思想、对外开放思想、区域开发思想、经济伦理思想、工商经营管理思想、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思想、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思想、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思想等。

2.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理论提供理论养分。任何一门学说或理论的创建，都存在着一个思想渊源的传承问题。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除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吸纳、借鉴西方经济学说的科学养分之外，还必须充分吸取中国历史上固有经济思想的有益成分，走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路子。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诸多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建提供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养分。

四、方法：从规范分析到多元探讨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但应该承认，迄今为止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于注重规范分析，使用的研究方法手段较为单一，影响和制约了学科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研究的方法也在不断地增多和创新。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内，研究方法也开始由原来较为单一的规范分析转向多元探讨的研究格局。面临新世纪的挑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必须在下述几个方面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

1.注重知识积累，积极开展学科间的交融与渗透，不断提高学科研究水平。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一门边缘交叉性学科，它既需要具备经济学科知识，又需要具备历史学科知识；既需要具备经济理论知识，又需要具备实际经济知识；既需要具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又需要具备西方经济学知识；既需要具备定性分析知识，又需要具备定量分析知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就要求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者必须掌握多种知识和方法，不断进行知识积累，积极开展与相邻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以实现学科间的交融与渗透，提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水平。2.紧密结合现实，开展实证研究，保持学科发展的旺盛生命力。为了“跟踪”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现实，在研究方法上必须大胆进行创新，除通过图书馆、资料室搜集资料，总结和分析资料，进行规范研究和理论分析之外，还必须深入生动的社会经济实践中去调查、去访谈，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甚至通过同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合作来进行专题研究，直接为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服务。

3.拓宽学术视野，开展比较研究，确立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术地位。中国经济思想史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应该勇敢地和外国经济思想进行比较和分析，在比较和分析中认清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地位，发现优势与不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其间出现的许多问题，如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国有企业改革、特区经济等，从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可以说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性课题，如果中国能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必将在当今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写下光彩夺目的新篇章。

4.运用现代技术，改进研究手段，提高学科研究效率。人类已进入信息社会，电脑、网络的应用已非常普遍，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广泛传播对学术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应当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学术研究，并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等手段宣传、展示和交流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改变封闭、保守、僵化的研究现状。

五、关键：从坚守阵地到开拓创新

应该看到，在商品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物欲横流波及各个领域的现代社会，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本来就相对“冷僻”的学科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与挑战，以至不少颇具学科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专家在若干年前即发出了坚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阵地”的慨叹与号召。时至今日，面临新历史条件下的新问题，要完成新时代赋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新使命，仅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目标定位在“坚守阵地”上已远不足以对应时代挑战了。为今之计，唯一可行之举是走创新发展的路子。结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现状，我们认为应当着重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创新”：

史学思想论文例5

一、从中国哲学的原型观念谈起

反观中国哲学，大体上没有上述的“实体”概念。我们不妨讨论中国哲学的几个基元范畴。

第一，“五行”。“五行”学说起源甚早，《史记·历书》说黄帝“建立五行”。公元前22世纪的禹也说到“五行”。这一范畴在文字上初见于公元前20世纪的《夏书·甘誓》，阐发于公元前12世纪末武王克商后，箕子对武王所讲的著名的《洪范》这篇文章，又遍见于《左传》、《国语》、《墨子》、《孙子》、《荀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黄帝内经》、《春秋繁露》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1]近世以来，“五行”被人们解释为构成世界的五种物质元素（水、火、木、金、土），这其实是一种西方化或泛西方化的解释。

“五行”之“五”，与上古社会的数术观念有关，与原始宗教、巫术、占卜、天文、历算有关。这种数术观追求一种神圣而和谐、天地人相通、世间万物各安其位、完美有序的原则[2]。亦有多于五数的，如《左传》引《夏书》“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亦有少于五数的，如秦有白、青、黄、赤四帝之祠，汉有“仁、义、礼、智”“四行”之说。

“五行”之“行”，从字源学上来说，许慎《说文》解释为“人之步趋也”，即如人步行、趋走一样，一徐一疾。这里形象地表达了一种活动，一种行为。其实“五行”是相互作用的五种力量、五种能力、五种活动、五种动因，及彼此间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秩序和过程。冯友兰先生说：“我们切不可将它们看做静态的，而应当看做五种动态的互相作用的力。汉语的‘行’字，意指toact（行动），或todo（做），所以‘五行’一词，从字面上翻译，似是fiveactivities（五种活动），或fiveagents（五种动因）。五行又叫‘五德’，意指fivepowers（五种能力）。”[3]先民并不把“五行”视作静态的五种原质，反而非常重视这具有水性、火性、木性、金性、土性的五种力量、动势的功能和彼此间的关系，以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所以“五行”不是本质上独立自存、同一不变的五种实体，起初曾被指代为五种神祗或五种星宿，然最常见的特别指“五气”和“五德”（即五常，仁义礼智圣）。

我们祖先所重视的是“五气”的性质、作用，与阴阳、四季、五方、五味、万物生长收藏的关系，及其相互促进（相生）的原理；推衍到王朝的兴替、政治的治乱，则重视数种力量的相互制约（相胜、相克）；运用于人的身体，则强调五气的相生相克、协调、平衡，并以此解释生理、病理。[4]五行学说曾被广泛地应用于天文、人事、生理及精神等各方面。“五行”学说的重点不是用来解释世界的构成，而是用来说明世界的生息变化,指出自然、社会、人身的现实存在和未来趋势是由显现或隐态的、性状各异的“动势”、“能量”之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并随着多重力量的彼此消长而变化。它不是以静态构成论的方式说明宇宙，而是以动态的机体论、关系论和过程论的视域观照世界；它不甚关心世界的原质和规定世界的终极、绝对、永恒不变、无生无灭的本体，而是肯定事物内外力量、功能的多样性、流动性及能量、信息相生相克的网络系统和秩序，转化的契机、过程，并预卜它的前景，促进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德终始”诸命题的要旨。董仲舒《春秋繁露》讲“比相生而间相胜”，指出事物生息变化过程受到两种相互制约的力量的作用，即五行中相邻者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间者相胜（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我们这里且不去评论五行学说及其具体运用，但不难看出古代人把自然、社会、人生（包括人身与人心）都看做是连续的、流变的，关注隐伏其间的多重活动、能量及其相互关系。

第二，“阴阳”。这一对范畴是用来表示自然天象和人事中的两种基本势力及其相互关系和由此导致的变化发展过程的。伯阳父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范蠡说：“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国语·越语》）《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四十一章）《庄子·知北游》：“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惛然若忘而存，油然不形而神”；《庄子·田子方》：“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管子·四时》：“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荀子·天论》：“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荀子·礼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周易·系辞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综上所述，“阴阳”范畴表达的是一种宇宙秩序。在自然、社会等一切现象中，莫不有相依相待、对立统一的两大势力、活动、能量或信息；它们的交互作用，使得事物产生种种的变化；自然之道，正是二者的统合、和合，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克服，相互转化。任何一方偏胜，不能“交通成和”，则失去了“阴阳大化”的秩序。阴阳失调，就会发生问题，而不能使“物生焉”。因此人们要善于“燮理阴阳”。在《周易》哲学中，阴阳的变化系统非常生动，非常复杂，决非“正——反——合”或“对立统一”等公式所能涵盖得了的。

“阴阳”初指日照的向背，但上举先秦资料均指“不形而神”“若亡而存”的阴阳之气。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孕育万物，产生万物，生生不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阴阳为万物之根本。但在这里，阴阳之气并不能理解为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因为无论是“阴”性的（否定的、潜在的）力量，还是阳性的（肯定的、现实的）力量，或者蕴含有这两方面的“阴阳一气”，都不是独立自存、同一不变的存有。说阴阳之气是万物之根本，也不是从“本原”的意义上来说的[5]。它自身是有内在张力的，变化的，互动的，互相涵摄的，有作用的。“阴阳”范畴较之“五行”范畴更方便地说明了天地万物内在的矛盾运动和变化发展。《易经》把阴阳变化的复杂性凸显出来了。

第三，“气”。五行是气，阴阳也是气。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人把握宇宙的方式，气论则更是。“气”是无形无象、无所不包、弥沦无涯、浑沌絪緼的东西。举凡自然、社会、人生活动、肉体生命、精神境界、道德意志、艺术审美，无不可以言气，因而有云气、天气、地气、阳气、阴气、精气、元气、五行之气、人气、正气、邪气、贼气、治乱之气、鬼神之气、浩然之气、文气、气韵、心气、志气等等称谓。气所表达的是自然生命、文化生命、精神生命之流，是机体变化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气依不同存在层次而表现出不同的性状，如形质、功能、生命力、意识、精神、心灵等都是气；气的运动（聚散、屈伸、升降、动静）展现出事物的变化[6]。春秋时医和提出“天有六气”“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左传·昭公元年》）。《庄子·知北游》：“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通天下一气耳。”《孟子·公孙丑上》：“气，体之充也。”《礼记·祭义》：“气，神之盛也。”《管子·内业》：“精也者，气之精者也。”《荀子·王制》：“水火有气而无生……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淮南子·天文》：“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

从以上材料可知，“气”是形神兼备、能质混一的，“气”很难用“物质实体”来概括。至少亚里士多德的个别实体和形式实体，形式——质料学说，直至笛卡儿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的二元论和斯宾诺莎把物质与精神、广延与思维看做唯一实体之无限属性的思想，与气论的路数是格格不入的。实体在斯宾诺莎那里是唯一的物质，然而“气”却不是。即使是引进了“能动的原则”“活动的力”的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亦与气论不同。李约瑟曾就冯友兰把“理——气”诠释成“形式——质料”提出质疑。李氏认为，儒道两家“共同阐发的有机自然主义已极具现代气息，其与现代科学的宇宙观的合拍之处，比冯友兰认识到的要多得多。……新儒家的两个基本范畴是理（自然的普遍形式和特殊形式）和气（物质——能量）。冯友兰把这两个范畴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和质料相对等。此论大谬不然。”李氏认为，“气概括了物质的细小精微状态，其含意比我们使用的物质——能量要丰富得多。”（郭按：气是物质、精神、能量与信息的统合）。李氏的结论是：“中国人的永恒哲学从来不是机械论和神学，而是有机论和辩证法。”“西方的有机自然主义之花曾得到过中国哲学的直接滋润！”[7]这启发我们思考，中西哲学宇宙论框架新近关于气论的研究都区别了气论和原子论，并把“气”与“场”联系起来[8]。张载所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后四个字是说气的本然状态。在气的聚散变化所形成的物质、文化、生命活动、精神现象中，并不孤立存在着任何原始的、恒定不变的、作为一切物质性基础的物质特性的“气”实体本身。

第四，“道”。“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传》）。戴震解释为：“一阴一阳，流行不已，生生不息。主其流行者，则曰道；主其生生言，则曰德。”（《孟子私淑录》卷上）又说：“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行亦道之通称。”（《孟子字义疏证》卷中）“道”本指人行走的道路，后引申为道理、过程、规律。天有天之道，地有地之道，人有人之道。儒家之道是“天”这一神秘创造力生养万物的发展过程。朱熹也把“道”视为形而上者，把“阴阳之气”视为形而下者。道家之“道”更有特点：“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第二十五章）“道”是不可以任何名言概念来加以限定或范围的。魏晋玄学家多把“道”解释成“无”，也就是无终始，无局限，具有无限的创造性、可能性。“道”并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实体，而是大化流衍、运动变化的历程。“道”是由阴阳刚柔等多重力量交互作用而成的由潜在到现实、由否定到肯定、由无到有、由一到多（或者相反）的运动。“道”又涵盖了事物彼此之间、事物与事物之全体间的多重关系。

“道体”在道家哲学中是深奥的形上本体，包孕有无，尤以玄秘为特点。故《庄子·大宗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王弼释“道”为“无”，解为“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寂然无体，不可为象”。可见“道”不是实有层的实事实理，而是作用层的空灵智慧，不可能用理性思考、概念语言来把握，不执定在任何单一的位置上。这启发人们透过无穷，接纳现实世界相依相待、迁流不息、瞬息万变、复杂多样的生活，以开放的心灵破除执着，创造生命。从这些特点来看，我们很难把“道体”解释为“实体”。毋宁说，“道体”是“无”体、“空”体、“虚”体。这当然是就它的空灵性、包容性、无限性、创造性、流衍性、相对性、整全性等特点而言的。这里的相对性是说，道正是在一切事物的相对相关中显现出来的。

以上我们简略考察了“五行”“阴阳”“气”“道”等原型观念，这些都不好拿西方哲学的原型观念“实体”相比附，因为它们都不是可以让人们孤立地来观察、捕捉、衡量与确立其实在与性质的存有。这些观念大体上表达了有机自然主义的哲学所强调的化生性、连续性、无形性、功能性、整体性、直观性、辩证性的特点，表明中国人的宇宙观，中国人的思维、行动、审美方式走着另一条道路，与西方实体主义的个体性、间断性、有形性、结构性、组合性、机械性、思辨性等有明显差异。

二、儒释道思想中的非实体论式

西方古希腊、中世纪、近代的形式实体观或物质实体观强调主客体之间的分裂与紧张，强调精神实体或物质实体的绝对性和静止的自立性，以认识主客体的对立作为寻求世界本体的前提，把人与世界分割开来，把人、人生、生活的意义与目的排斥在这一学说之外。中国儒释道的思想架构恰恰与此相反。首先，中国哲学始终是在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统合的基础上考虑问题的，即使对本体的追寻也是如此。其次，中国哲学中的宇宙、世界、自然，不是实体论或本质论意义上的宇宙、世界、自然，而是人与宇宙、世界、自然之无限多样的关系、意义和可能性等全面而多层次的展开。再次，中国哲学的本体不是固定的精神（或物质）实体，而是永恒运动变化，并贯穿到人的现实存在和生命活动中去的意义世界。以下我们简略谈谈儒、释、道三家思想的非实体论特征。

第一，儒家。儒家天道、天命流行之体的“生生之仁”学说，是以人与世界的感通性和动态流衍性为特点的。儒家的“仁”，就是“生”，就是相互感通，亦即天与人、物与我之间的相互依藉、相应变动、交相感通。它们在一定意义上是互体性的。儒家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都处于一种动态、生机的关系之中。

如前所述，“五行”之“行”，“阴阳”之“气”，“天道”或“人道”之“道”，表达的是动态流行的、生生不息的、变化不已的连续性、整体性的观照宇宙的方式。《周易》哲学的易道易体，是相对相关、活动作用的本体。“太极——阴阳”的模型，把本体与功用、本体与现象动态地统合在一起。自然、社会、人生，就是一生机的全体，是各种差异的活泼统合。在这里，“太极”“乾元”本身是创生性的。此“体”就是一切变化的过程，是持续的创造性，是一切生命的发展，乃至是一切价值理想的完成和实现。易道易体的另一原理，则是有机联系、旁通统贯、和谐互动。如此，宇宙、社会、人生并没有间隔，心物之间、主客之间、天地人我之间，交互感通，彼此不相隔绝。

《易》之太极，可以说是主体，但不是西方实体意义的本体。太极是宇宙生命之全体及其流衍过程，是阴阳、刚柔、乾坤相摩相荡的动态统合。太极、天道流行之体，不是绝对，不是超绝本体，不是如如不动的人格神，而是本然的真实，是无穷的创造力。

在西方实体主义的形上学中，“独立存有”的实体、“独立不变”的“绝对”是没有活动作用可言的存有。此说以独立不变的理想世界为真有、实有，以活动作用、变动不居的经验世界为假有、为虚幻。实体主义的存有论的特征是相对而无相关，有分别有距离而无内在联系。其极端——绝对的一元主义，则既无相对又无相关。其终极关怀，是执著一个“逻辑的上帝”[9]。

儒家哲学之“天”是一切价值的源头，是具有超越性的、宗教神学意味的、让人虔敬、敬畏的形上本体，也是人们安身立命的超越理据。但“天”同时又是具有无穷创造力的流行之体，化育了万物。这一创化力可以范围天地，生生不息。“天”与“地”与“人”与“物”交相贯通。“天”与人事、物理有密切的关系。天、道、性、命不是隔离的，人与神、人与自然不是隔离的。“天”把它的性份赋予“人”“物”，人性、物性之中同时也就含有了天性、神性。“天”内在于人、物之中。不同的人、不同的物，因此也有了神秘的创造潜能。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中庸》讲：“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赞助天地的创化，人与天地鼎足而三，从而有了自身的价值。人通过“天”所禀赋的创造潜能的发挥，通过道德修养的径路，可以上达天德。人生实践的目的、意义也就包含于其中了。所以冯友兰先生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作为儒学乃至中国哲学的要旨。超越的理想境界，就在凡俗的日用伦常之现实世界和现实生活之中！这正是中国哲学形上学不同于实体主义形上学的可贵之处。

第二，道家。整体的和谐与物我的相通，也是道家形上学的特点。庄子提出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不仅是庄学、道家，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哲学的中心观念之一。道家哲学，更注意把自然与人看成有机的统一体，强调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和。庄子的“无待”是以“有待”为前提的，即先肯定万事万物的相依相待，然后才能超。庄子的“齐物”也是以承认现实世界的“不齐”为前提的。庄子的智慧，就是启悟人们在真实的生活中，在“不齐”“有待”的世界中，接受现实，面对现实，调整身心，解脱烦恼，求得精神的超脱解放。庄子的相对主义也颇为人所诟病，其实那也是一种空灵的智慧。庄学不强调道是一切事物的源泉和原始，而肯定它是一切事物的整体活动。天下所有的事物都是相待相关的，没有绝对的事物或宇宙中心。所以庄学反对唯我独尊，主张容忍各相对的价值系统的意义，决不抹煞他人、他物的生存空间，以使自己的生命从紧张、偏执中超脱出来。庄子要求人们不必执定于地籁、人籁，而要倾听那自然和谐、无声之声的“天籁”，以会悟生命的限制和有限时空、价值、知性、名言、识见及烦、畏的束缚，从而使生命的创造性爆发出来。庄子巧妙地指出人的孤独的生存处境，人与人、人与动物等等彼此间的隔绝和不理解，然后让你在生命的体验中消解隔膜，走出孤独，而达到与天地万物的同体融和。这是庄学最高的意境和最终的落脚点。而所谓“见独”（“见道”），只是层层解脱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最终还是要破除无量的执着，方能与道同体，超越生死的系缚。

老子之道与庄子之道略有区别，它是先天地生又在上帝之先，独立不改，周行不殆的。但老子之道也是道体与道用的整合，同样也是离用无体的。老子之道必然贯穿到自然、社会、人身与人心之中，贯穿到现实之中。对于老子之道的会悟，更必须破除有限心智的迷执和有限知识的遮蔽，破除物我的对峙、主客的分裂。道家的超越之道同样内在于现实世界、现实生活之中。不过它常常用否定、消解的智慧，破除迷惘、困惑，解放心灵，使你更有睿智地面对复杂的大千世界和不同的际遇、坎坷。所以真正的体道者，一定能用大智慧更好地生活着。道家的圣人、真人、至人、神人、天人的人格境界与儒家圣贤人格常常是相通互补的。山林与庙常、遗世独立与积极入世常常是互动的两面。因此，“道”与人生并不是隔截的，“道”就在人的生命与生活之中而并未悬搁起来。

第三，佛家。缘起论认为，人生与宇宙一切事像都是由各种因缘和合而生，即各种条件和合而成，一切事像都是刹那生灭，永远变化（即“无常”），因而无实自体，无实自性，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即“无我”）。华严宗的根本原理是“相待互涵，圆融无碍”。其“理事无碍观”以诸法（现象）与真如（本体）炳然双融，理与事、事与事相待而有，交融互摄，相即相入，熔融无碍为主要内容。世间各种现象互为因果，相资相待，彼中有此，此中有彼，此即是彼，彼即是此，相即相入，处于“重重无尽”的联系之中，这叫“无尽缘起”。也就是说，一切现象是无限广大又互相包容，既有区分，又相互贯通为一个整体。整体与部分、同一与差别、生成与坏灭有着辨证的联结。“华严宗佛学乃是一套机体主义之哲学体系，预涵透彻分析，然却能尽超其一切限制与虚妄，盖旨在得证一切无上智慧，彰显一切差别世界，统摄一切完全整体，融合一切真际层面，悉化入无差别之法界总体，宛如天上奇观，回清倒影，反映于娑婆若全智慧海——而海印三昧，一时炳现！”[10]

天台宗“圆融三谛”说，认为众生的心通过圆融空、假、中三谛而把握一切现象的实相，也就是把握了真如。实相、真如有本体的意义。众生的一心与本体相通。空、假、中三谛互相融合，同时成立，每一谛皆同时兼具其他二谛。“空”是诸法当体即空，是抽象的真理层面；“假”是诸法由因缘生，因而是假有幻有，是具体的现象层面；“中”则不执着于空、假二边，而超越二边，同时又综合二边，以显中道佛性。此中抽象与具体融合为一。三谛中任何一谛并不孤立地成一领域，而是三谛互融，三重境界同时显现；因为它们同时为一心所化的三智所观照。于是，形成即空即假即中的三谛互融境界。天台、华严学说充满了中国形上学的智慧。

禅宗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其“即心即佛”的思想，把现实界与超越界打通了。涅槃境界、成佛理想、彼岸世界，其实就在当下，就在现实之中。寓出世于世间，在现实中求得解脱，正是中国佛教的特点。所谓“运水搬柴，无非妙道”，“平常心是道”，都是此意。禅宗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以现实的人生置换虚幻的未来，创建了以现世的自我精神解脱为轴心的生命哲学，上求菩提，下化众生，关怀现世，接近并帮助人民，成为中国佛教的品格。马祖道一禅师说：“一切法皆是佛学，诸法即是解脱，解脱者即是真如。诸法不出于真如，行、住、坐、卧，悉是不思议用，不待时节。”可见形上本体与现象不二，佛心本性具足，道不在外。人们只要化解迷执，随顺自然，护持真我，则行住坐卧，无一不是真如，无一不是解脱。

反观儒释道三家，重心都在追求人生的理想境界，真善美合一的境界，都主张在现实生活中成就理想人格。与这一终极目标的达成相一致，其形上学的智慧，是周遍圆融、即体即用、即现象即本体、即刹那即永恒、既超越又内在的。要之，他们都没有执定绝对完满、永恒不变的独立实体或逻辑的上帝，而是启发人们架设许多通向本体理境的桥梁，化神奇于平淡，寓平淡于神奇。:

三、余论

西方实体主义学说无疑是人类哲学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吸取。本文的目的不是评价这一学说，而是企图说明，中国哲学的路数与西方前现代实体主义的路数很不相侔。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它是一种非实体主义的。中国哲学的原型观念中，中国儒释道三家的理论中，都有自己丰富的形上学或本体论思考，但它不是实体论式的。[11]中国哲学是一种机体主义的存在哲学、生命哲学、人生哲学，有它自己独到的形上睿智。

这一非实体主义的本体论，启导人们体悟人的本源的生存方式就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而不是人与世界、本质与现象、主观与客观的分离和隔绝。天与人、体与用、心与物的和合是世界与人最根本的存在状态，只有从这一根本状态出发才能更好地会悟或寻求世界的本体。

这一非实体主义的本体论，承认世界是一个大化流行、无穷变化的世界，承认本体与现象、现象与现象、人与天地人我间充满着重重无尽的联系和相依相待的网络，人生存于这一永恒流动、相互关联的世界中，没有绝对至上、静止自立的“体”，那种“体”对于人生没有意义。世界存在的意义是随着人的生存而展开的，而人的存在决不是某种实体、某种存在者，而是存在本身。

这一非实体主义的本体论，把关于形上本体的追溯与人生的现实活动和价值目标、理想人格与理想境界之实现结合起来，贯通形上与形下，贯通超越与内在，贯通理想与现实，最终围绕着“人”而展开，而启迪人们体验生活，提升境界，超越自我，解放心灵，爆发出创造精神。

参考注释：

[1]“五行”早在夏、商的时代就是一种重要的学说，决不是直到阴阳家邹衍才发明出来的。请参见栾调甫：《梁任公五行说的商榷》，《东方杂志》21卷15号。

[2]参见魏启鹏撰：《德行校释》，巴蜀书社1991年8月版，第177页。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158页。

[4]例如，中医认为肝木是依靠肺金制约的，金衰不能制木则导致肝火旺，故在治疗时应以培土生金为主，使肺气宣通，以抑肝木。

[5]《黄帝内经》：“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又“黄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这里所说的“根”、“本”、“根本”，是说生命（生息）与阴阳之气是一回事，很重要，要注意护持，然并没有形上实体的意谓。

[6]成中英特别重视“气”包涵的动的功能、生命力及精神性等，见成氏《中国哲学范畴问题初探》，《中国哲学范畴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77页。

[7]李约瑟：《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州学刊》，1992年第4期，郭之译。又，杜布斯（H.H.Dubs）把“气”译为“matter-energy”（物质—能量）；陈荣捷把“气”译成“materialforce”（物质力量），并提醒人们注意，在11世纪宋明儒家出现之前，“气”原初“指与血气相联的一种心理生理交融的力量”，因此应译为vitalforce或者vitalpower（生命力），见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书》，第784页；牟复礼则把“气”译为“有生命力的精神”，见牟氏《中国的思想基础》，第60页。

[8]李存山：《气、实体与场有》，《场与有——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一），东匠霭嫔纾?994年8月版，第125页。又请见李志林：《气论与传统思维方式》，学林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

史学思想论文例6

古往今来,历史一向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而加以利用。“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明治乱”。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古代的辉煌,但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却步步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出路在哪里?学习历史,首先可使青年学生懂得: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教学的重中之重,不仅要使学生了解,更要千方百计借助健在的历史见证人、影视书刊、遗物遗址,让学生尽可能“触摸”,在青年学生心目中牢牢树立起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

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优秀人物,更是激发学生树立爱国爱民博怀的典范。大禹、屈原、范仲淹、岳飞、顾炎武、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宋教仁等,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邓小平等一代伟人的光辉业绩,对熏陶青年学生养成高尚的道德情操,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

司马迁、诸葛亮、李清照、文天祥、于谦、等豪气万丈的名言警句,对学生人生观的确立,无疑有种种启迪。苏秦、勾践、项羽、班超、祖逖、鲁班、李春、黄道婆、毕昇等,他们那种自强不息、刻意求成的精神,对处于纷繁复杂现实社会中的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存在巨大的启发诱导作用。张骞、玄奘、鉴真、郑和、郑成功,他们那种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气概,对激发学生开拓进取、建功立业、献身社会的精神风貌,无疑有着潜移默化的功效。在中国现代的革命和建设中,更是英雄辈出,、、罗盛教、向秀丽、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都曾鼓舞并继续鼓舞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学生为建设强大的人民共和国而英勇奋斗。

二、历史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

古代中国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都江堰、郑国渠的开凿名闻世界;耧车、翻车是当时先进的播种、灌溉工具;冶炼生铁、水排鼓风在世界遥遥领先。工艺高超的青铜器、绝无仅有的金缕玉衣、精美亮泽的丝织品、细腻莹润的青白瓷,曾使世人倾倒。我国历史上蜿蜒万里的长城、纵贯南北的运河、阵势恢宏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神情逼真姿态各异的云岗、龙门、敦煌雕塑、雄伟壮丽的北京城,这些环球皆晓的伟大建筑和艺术工程,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壮举。在科技领域,张衡的地动仪、华佗的“麻沸散”、祖冲之的圆周率、僧一行实测子午线、郭守敬的《授时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当时世界之最。孔孟学说、老庄哲学、孙子兵法、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春秋》、《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是华夏史学的瑰宝。王充的《论衡》、范缜的《神灭论》是反对宗教迷信的檄文。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是反封建专制的斗士。《四库全书》是当时世界最大的丛书。众所周知的我国四大发明,更是炎黄子孙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造纸术、印刷术传遍全球,人类文化赖以广泛交流。火药把欧洲的封建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曾经为西方航海家发现“新大陆”、环球航行提供了重要条件。历史和现实说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我国历史悠久、科技发达、文化灿烂,曾经长期处在世界前列,但可叹的是,随着明清专制统治的强化,清朝闭关政策的自我封闭,使中国与世界隔绝,看不到全球形势的发展变化,尤其是连续百余年严酷荒唐的文字狱,造成了社会的恐怖和思想禁锢。中国,由此落伍了。值得自豪的是,新中国成立后,1964年,我国也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不久又成功地制成了第一颗氢弹,并进行了地下核试验,从而打破了当时美苏两家核垄断的地位。我国建成了秦山、大亚湾核电站,使核技术为建设服务。我国在卫星通信技术和运载技术方面,已达世界先进水平。在生物科学、农业科学、计算机科技方面,也已接近或达到现在世界先进水平。抚今追昔,学生自然会强烈地感受到近代中国所以长期遭受外国侵略、,新中国所以能赢得广泛国际声誉的根本原因,从而增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历史使命感。

三、历史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身体心理素质

史学思想论文例7

 

本杰明·布鲁姆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教育家。在学校教育方面，他倡导“掌握学习”教育思想，即强调教学应该面向全体学生，并坚信只要时间充足和方法得当，绝大多数学生能够达到掌握的水平。这一观点否定了一些教育专家认为只有大约10-15%的学生能正真成功的“天才教育”理论。因此，在当今中国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背景下，学习和研究布鲁姆“掌握学习”的理论，对我们教育教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布卢姆“掌握学习”理论认为：“掌握学习”效果如何，取决于三个变量，一是先决认知行为，指学习者已掌握的基础知识和各种能力。二是取决于先决情感特点，指学习者参与学习过程的动机作用的程度。三是教学质量，它是在学校和教师直接控制下发生变化的，对学生的学习和学习过程会有重要的影响。另外教育学论文，布卢姆“掌握教育”思想还重视教学计划的制定以及教学评价体制的形成，其目的要求学生掌握学习中的主要内容，以实现相应的教学目的。这些原则和方法对初中历史教学也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首先，历史教学应以课程标准为准则，合理制定历史课教学的计划工作，严格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安排教学工作。因此，教师必须吃透教材，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编制合理而科学的教学计划，并按时、按量、按质地完成教学计划。在写教案的过程中，多注重历史基本概念的解释。在历史教学过程中，突出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同时在历史史实的教授过程中注重历史事件的背景及影响的分析，让学生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讲解课文的重难点的过程应该力争深入浅出，还应体现出大历史观，培养学生把握宏观历史的能力，从而促进具体历史问题的学习。

其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传统历史教学多以传授历史知识为主，老师在讲解的过程中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因此，在教学中更要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方式和学习效果，提倡教师积极引导学生参与教学过程，通过创设情景、收集资料等活动，让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探求、体验历史过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历史学科的特点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可以要求同学在学习新课的同时查找相关历史资料，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再例如：在讲解《全民族抗战的兴起》这一课中，可以分析日本为何有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之言？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直观的展现中日两国海、陆、空三军军事实力对比，并总结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经济及军事实力由相当到相差悬殊的原因。最后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教育学论文，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以及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下，日本的狂妄之言必将不攻自破。通过分析，让学生在爱国之心的驱使下，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再次，在教学的同时，授予学生一定的学习方法。布鲁姆的“掌握学习”是一种有关教与学的“乐观主义”教学理论。之所以说是“乐观主义”是因为这一理论从根本上反对个别差异先天性和不变性的观点，而“主张只要能找到帮助每一个学生的方法，那么从理论上说所有学生都能学好”。因此，在学习过程中学习方法很重要。从历史学科的特点看，需要记忆的知识点多且杂。结合初中历史开卷考试的特点，这就需要有良好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来提高学习效率。例如：培养学生上课记笔记的良好习惯，老师的板书是一节课内容的梳理，也是一节课的主要知识点，因此记笔记能让学生快速、准确的掌握本课的知识点。当然，不同学生记忆的特点和过程肯定有所差别，应该鼓励学生探索符合自己学习习惯的学习方法。

最后，注重教学评价。“掌握学习”最后就是要形成一定的评价机制，检验掌握学习的效果，这就要求教师及时制定出科学的、符合实际的“单元教学目标”，通过适当的教学方法组织教学，对群体教学进行反馈矫正，包括了课后测验，单元形成性测验、补救教学、再次形成性测验等过程，最后形成评价结果。这体现了集体教学到个别教学的全覆盖，其最终结果是要求绝大多数同学都能掌握所学内容。在具体的历史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开卷和闭卷两种形式，及时对所学知识进行阶段性测验。其中教育学论文，开卷考试试题内容应紧扣课程标准，符合课标中规定的对学生能力的要求。闭卷考试应紧扣书本，要求学生掌握书本的重要知识点。经过反复训练，让同学们掌握解题方法和思路，及时巩固所学知识点，把握住书本的重难点，最终能提高学习成绩。

史学思想论文例8

星期六（10月18日）

星期日（10月19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020105金融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75证券投资与管理　 00020高等数学㈠ 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055企业会计学 00066货币银行学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20201工商企业管理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147人力资源管理㈠　 00020高等数学㈠ 00148国际企业管理 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055企业会计学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20203会计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67财务管理学　 00020高等数学㈠ 00065国民经济统计概论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070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 00156成本会计　 00043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20209旅游管理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189旅游与饭店会计　 00191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06011旅游学概论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193饭店管理概论　 00015英语（二） 00194旅游法规　 020228物流管理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020高等数学㈠ 00148国际企业管理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182公共关系学　 00012英语㈠　 020313销售管理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10510连锁与特许经营管理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30112法律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0242民法学　 00261行政法学 00223中国法制史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243民事诉讼法学　 00244经济法概论　 030301行政管理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147人力资源管理㈠ 00163管理心理学　 00341公文写作与处理 03349政府经济管理概论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3350社会研究方法 00182公共关系学　 00312政治学概论　 040103小学教育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409美育基础　 00407小学教育心理学 00410小学语文教学论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408小学科学教育 00411小学数学教学论　 00012英语㈠ 00395科学.技术.社会 00412小学班主任　 040109心理健康教育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5619心理咨询与辅导㈠　 05616心理测量与评估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466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2110心理统计　 06050人际关系心理学　 050114汉语言文学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529文学概论㈠　 00536古代汉语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0531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00534外国文学作品选　 00533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㈡　 050207英语语言文学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596英语阅读㈡　 00795综合英语㈡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597英语写作基础　 00794综合英语㈠　 050308新闻学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0655报纸编辑　 00654新闻采访写作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853广告学（二）　 00656广播新闻与电视新闻　 080306机电一体化工程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230机械制造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02159工程力学㈠ 02195数控技术及应用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2236可编程控制器原理与应用　 00012英语㈠ 02232电工技术基础 02237自动控制系统及应用　 080701计算机及应用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142数据结构导论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4732微型计算机及接口技术　 00012英语（一） 02120数据库及其应用　 080801房屋建筑工程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400建筑施工㈠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02387工程测量 00170建筑工程定额与预算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2396混凝土及砌体结构　 02398土力学及地基基础　 082207计算机信息管理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4754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　 00022高等数学（工专）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0012英语（一） 02120数据库及其应用 02382管理信息系统　 090101农学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664农业气象学 02665农业生态基础　 00135农业经济与管理 02660植物学㈡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2672作物育种学　 02674植物病虫害防治　 090402兽医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767动物生理生化 02790家畜外科学　 02787兽医药理学 02791家畜传染病与寄生虫病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2792兽医卫生检验　 02785兽医微生物学　 100701护理学　 03706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2901病理学　 02903药理学㈠ 02996护理伦理学　 03707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04729大学语文 02113医学心理学 02998内科护理学（一）　 03001外科护理学㈠ 03002妇产科护理学㈠　独立本科段（含本科段）

020104财税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067财务管理学　 00068外国财政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0070政府与事业单位会计　 00015英语㈡ 00071社会保障概论　 020115经济学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143经济思想史　 00142计量经济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0138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00015英语㈡　 020202工商企业管理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067财务管理学　 00149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0154企业管理咨询　 00015英语㈡　 020204会计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162会计制度设计　 00149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0159高级财务会计　 00015英语㈡ 00161财务报表分析㈠　 020210旅游管理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067财务管理学　 06123导游学概论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0199中外民俗　 06120旅游专业英语 00200客源国概况　 020229物流管理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0009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147人力资源管理㈠

史学思想论文例9

在经济学各类学科研究中，经济思想史学科史是经济学中最为基础的学科，但是也是最为特殊的学科。经济学是对于经济活动中的思想展开分析，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则是对于经济活动展开深度分析之后再次分析的过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不同于其他的经济学研究，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不便于使用文本展开记录，这样就与其他的研究记录方法有所不同。这样也就造成经济思想史在现代的经济学研究中逐渐被学者忽视，在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就逐渐的减少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但是现代经济学只有对经济思想史进行深度的研究才能够有效的发展与建设。现今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在西方各个国家的研究的速度与效率逐渐减慢，各国经济学研究学者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减少，虽然，目前依然有部分专业对于经济思想史进行研究与分析，但是在整体的经济学研究方向上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依然是呈减弱势态发展的。

西方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与中国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所不同，相对来说西方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要更加复杂。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来说，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各个方面的学术氛围逐渐固化，我国经济学者展开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更像是引进了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任务。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国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针对西方的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国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政策不斷放宽，大量外出留学归来的优秀学者开始回到各大高校与科研机构中对于经济思想史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样的现象也就促成了我国的经济学主要以西方经济学为主要的研究方向。随着主流西方经济学的发展，部分的学者乘胜了经济思想史已经完成了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任务，于是对于传统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的研究程度逐渐减弱，这样就造成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日益减少。

一、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是自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在十八世纪初期经济学进入现代经济学阶段，并且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是系统的，在开展系统的研究过程中，开始着重针对经济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并且对于经济思想展开重点的分析与论述，并创作出大量的学术文章与理论。《一个新科学的起源与进步》是西方关于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最早的学术著作，其著作是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最为整体的研究模式，将传统研究过程中零散的思维聚合征集成为一个整体，并且整理成为系统的理论形式进行编写。其著作是由重农学派代表人物“物杜邦”编写的，不仅仅是当时最早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学术著作，并且也是当时第一本系统的理论知识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学术著作。在启蒙阶段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是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其阶段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也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但是在其阶段中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并没有为经济思想史做出较大的贡献，并未更高效率的促进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步与发展。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其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与经济学的研究是同步的，经济学者注重经济思想之间的联系与发展，并对于其中的所蕴含的理论进行分析与整合，制定成系统的理论知识。亚当·斯密也针对之前的研究学者的思想进行国整合与研究，但是他在整理的过程中过度的倾向于自身的关断，所以其梳理的理论大多是与他的思想与观点相契合的，这样的梳理方式就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所以纵观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其突出学者并没有在一定程度上并未促进经济思想史学术的进步，在经济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中并未留下较多能够供后世学者研究的学术贡献。

（二）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古典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古典时期是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潮流所在启蒙时期所建立的基础上形成转变的。古典时期的发展是由十九世纪初至十九世纪中后期，部分古典经济学者认为自己已经能够掌握经济学的中心理论，对于前人对于经济思想的系统理论逐渐失去重视。由于这样现象的出现，在其阶段中任何人都对经济思想展开讨论与分析，并且都对前人的思想观点有所异议，甚至出现较多的小思想帮派。但是在其阶段中，真正能够引领理论思潮的专业性学术著作却少之又少，大多只为不痛不痒的评论与分析，缺少真正具有专业性的认定与分析。古典经济学者面对这样的现象，开始针对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并且通过各方面的研究结合历史将其整理成为真正系统的学说，其学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政治经济的有效进步。其中韦斯特的观点更具影响力，他的著作《关于16世纪以来欧洲政治经济学之进步的观点》（1847年）中认为政治经济学是起源于亚当·斯密。这样，由古典经济学家的整合过后，经济学的研究开始走向科学研究的正轨，开始通过历史来对理论进行检验，以此获得正确的理论来为社会提出有效的建议。在韦斯特的思想中，认为采用带由技巧性的条件来分析结论是错误的，所以在他的思想中，通过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作为检验经济学研究错误的工具，以此促进经学更好的发展与进步。麦克库洛赫认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应该在树立共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只有所有的观点都达到一致，这样才能将学科发展成为科学，成为具有研究价值的学术。并且麦克库洛赫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1830年）中将经济学的发展过程详细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并且再次提出上述的观点。另外在其时期的经济思想史中还存在一定的民族倾向，较多的学者在对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学术著作的创作过程中会增加较多的个人民族倾向，导致其思想观念出现民族倾向。不过经济学家布朗基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史》（1837年）中将代表欧洲的经济思想在不同的国家展开传播，并且将其国家的经济思想与欧洲经济思想结合。在古典时期的最后阶段，通过经济思想史来研究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方式在德国受到广泛的应用，其中较多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研究，其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针对前人经济思想的研究与分析，并且形成了更加系统的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三）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新古典时期

新古典时期是指西方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开展，物理、数学以及化学、生物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在科学界形成研究热潮，经济思想史在西方学术研究中的地位悄然生息的发生了变化。经济思想史开始成为经济学家在创作学术文献过程中回顾与例子，而不在是曾经重点论述的中心论点，经济思想史开始主要出现在经济学者的文章前言、结语、附录以及注释中。在当时阶段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都有如此的文献回顾部分，这样就造成在此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出现带由个人思想色彩以及缺少系统理论化的特点。与此同时，经济思想史学术的中心也同时在发生者变化，经济思想史学术的中心开始转变为静观点诚信与释放方面，而并非傳统的将非理论化的观点删除的方式。这样的转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前人所提出的观点是否正确，对前人的研究展开更具真理性的检验与测试，分析前人观点的准确性。英国政治经济研究学家坎南的著作《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与分配理论史：1776-1848》（1898年）中所提出的观点对西方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并且西方经济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之久依然受到其观点的影响。坎南的观点并不同于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与特维斯以及麦克库洛赫等学者的观点是有所不同的，他认为早期的经济思想存在较多的缺点，并未表现出其中所蕴含的价值，所以早期的经济思想并非所谓的科学。这样的观点在极大程度上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意义探究带来了阻碍与挑战，相关的学者开始怀疑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意义何在，对于其研究的价值与科学理论数去了方向。

与此同时，在奥地利兴起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派既奥地利学派，其学派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由此开展。其学派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所获得的成果主要就在将传统的错误的经济思想史的理论由现今正确的观点相代替，而并非将传统经济理论一味的整合。

在经济思想史的新古典时期这一阶段，新的学者开始对前人的观点与理念提出怀疑与挑战，在这一学术环境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热度开始逐渐降低。其相关的学术书籍的出版较少，并且在经济学术书籍中有关经济思想史的论述也相对减少，大多数都在文献注释中出现。在其阶段中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虽然相对于前者来说其研究相对较少，但是在当时的学者与学派的研究中对其提出了较多的怀疑与批判，对与前人所提出的理论知识不在一味的整合，而是与新的思想相结合，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有效提高与进步。

（四）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黄金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黄金时期的阶段是在二十世纪早期直到中后期，其阶段所发展的时间相对较短，但是其时期在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方面上所获取的成就相对于其他阶段要高。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进入的黄金时期，在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之前，在学术研究界并未受到关注与重视。经济思想史能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且走向更高的水平与时期阶段，主要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各个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摈弃给在战后经济迟迟得不到回升，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的现象，这就将新古典时期对经济学的怀疑彻底的打开。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经济问题并非是简单的论述问题，而是极其复杂与重要的，就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学者们展开了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的热潮。在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发现在之前的新古典时期对于经济思想史的批判是存在错误的，同时学者们也开始发觉对于任何社会构建性的研究都不是简单对问题审核与批判，而是在应该更加全面的思考与分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经济大萧条所带给人民的危机感，学者未能够在较快的时间内研究出能够复兴经济的方式与方法，于是及那个目光集中到经济思想史上来，在这一段时间所有的经济学者都认为经济思想史能够解决经济大萧条的危机，帮助各个国家走上经济复兴的道路。

同时在这一时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开始不断的扩展，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在局限于经济类问题上而是结合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学术来开展研究，这样的方式在研究过程中显得较为杂乱无章，并且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对于较多学派的理论知识无法高效的应用与实施。所以部分学者为能够将经济类问题结合各个种类的学说，将各类学说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开始通过经济思想史来展开研究，以此将经济类问题结合其学术观点与理论知识做到有效的解决。在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中对于研究成果不在采用传统的在附录与文献采用中出现，而是创作出一大批高质量高水平的经济思想史学术文章。并且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经济思想史也一改往日仅作为参考文献出场的尴尬地位，开始在其研究过程中作为研究的重点进行探究与讨论，并且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所采用的语言与知识更加的严谨。在这个时期，经济学家对于经济思想史开始更加的重视与关注，并且对于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中的地位重新的定义与划分，学者认为经济思想史并非独立于经济学之下的一门学科，而是经济学研究中新的研究方式，是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等学科融合在经济中的研究模式，是与经济学研究中的研究方式一样值得学者花费时间花费心血潜心研究的研究方法。在这一段时期大量的经济学家开始展开了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且参加研究的学者大多为在当时阶段中最为顶尖的，引领一段学术潮流的优秀经济学家，例如：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哈伯勒，英美边际学派的希克斯、罗宾斯，美国制度学派的韦斯利·米切尔、康芒斯，以及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斯拉法、贡纳尔·默达尔等人。大量的学者在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获取了更多的优秀理论知识，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在这一段时期中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带有专题性的经济思想研究史学术研究成果，例如：瓦伊纳（JacobViner）的《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1955年）、斯彭格勒（JosephSpengler）的《马尔萨斯的法国前辈》（1942年）、马盖特（ArthurMarget）的《价格理论》（1938年、1942年）、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的《繁荣与萧条》（1937年）、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的《生产与分配理论》（1941年）、科尔（ArthurCole）的《经济学与商业文献的历史发展》（1957年）等等。在这一阶段中，经济思想史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并且在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也过去了更多的课程编排与课程教授地位，甚至在大学的教学中能够于经济学类其他学科共同的在大学生课表中编排。同时相关的经济思想史学者也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并且大量的出席经济学学术研究会议，在这一阶段经济思想史已经与主流经济学有了相同的地位。

（五）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重构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重构时期是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至今。西方经济思想史在经历了短暂且辉煌的黄金时期后再次走向没落，其学术地位逐渐衰落。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衰落是比较迅速的，在得到一个快速的提升之后由迅速的衰落，其主要的原因是在黄金时期的最后阶段西方的经济开始大幅的好转，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连的战争并未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对西方经济带来极大的损失，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站后经济学的影响力相对要更加稳固，甚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要更加的坚固。这样的现象就造成了大量的经济学家开始对经济学的发展提高重视，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开始对经济的未来提起了更高的关注程度，这样也就开始忽视了对于经济历史的研究。并且随着数学学科新的计算方法与统计模式的出现与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在这样的现象影响下，经济思想史学术逐渐在经济学研究中衰落，并且相关的经济学者开始抛弃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所以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脱离出西方主流经济学。随着学者对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逐渐降低，经济思想史再次成为经济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并且其中相关的研究学者也逐渐减少。在此阶段中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仅有在黄金时期开展研究并接受相关训练的专业研究者依然坚守在岗位进行研究。并且在这一时期在国际学术格局中的经济思想史的地位已经确定，暂时来说这一段时期经济思想史的地位是在经济学的一大分支学科。其研究学者的分布主要欧洲的英国以及北美的各个地区与国家，还有少数在澳大利亚等国家，另外在一些非英语的国家也有少部分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学者，对经济思想史依然着重的开展研究。在这一阶段，虽然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在学术研究的期刊与书籍发表方面依然是比较多的，在这一段时间主要是对于经济思想史教材的编写相对较多。

与此同时，经济思想史学科已经有了适合自身学科发展的制度与规划，在发展过程中也开始顺应科学哲学的潮流，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开展适合自身学科的学术研究。为了能够防止经济思想史改变现状，能够重新回到经济研究中的更高地位，所以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学者们在研究中积极的对本学科的意义与理论知识及逆行探索。例如利兰·耶格尔在对人思想的研究中也提出只有做好提前的准备，才能够防止学说被后人们忘记，他在其发表的书籍中特别提出：“纯经济学比自然科学的早期发明更有被遗忘的危险，这使得知识的积累式增长更为困难。……所以，我们需要能专门帮助我们保持警惕，以及当其面临可能的新观点时能够识别早期的贡献，以及早期的谬误的学者”。但是现今的經济学发展趋势是依然在不断下降的，在西方各大学经济学科的课程安排中对于经济思想史课程的安排逐渐减少，甚至有部分大学已经将经济思想史排除了重点课程安排规划中。这样的现象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是逐渐降低的，这也是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发展过程中的危机与挑战，只有通过更高水平的研究方式以及理论知识分析才能够重新树立经济思想史的地位。

由上文中对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各个发展阶段的描述中可以清楚的发现，经济思想史的发展需要与现代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在上文的论述中，对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各个阶段的学术特征都有明确的表现：首先，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正是通过现代经济学的不断研究与分析而出现的。在现代经济学出现前，在经济学研究学界已经开始出现了较多带有先进科学性质的经济思想研究出现，后来随着现代的经济学不断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西方经济思想史才正式出现，并且发展成为系统的知识与理论系统。并且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与考察对象也都是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出现的，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中大多都与现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对象有所关联。另外，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也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与需求有所关联，经济思想史是根据现代经济学的需求而出现地位的升高与境地现象的，可以这样解释，西方经济史的研究是为满足现代经济思想的需求而开展的。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五个发展阶段中，主要分为：启蒙时期；古典时期；新古典时期；黄金时期；重构时期；这些时期的变化也刚好是现代经济学的五个发展时期。并且，由上文中的论述可以清楚的了解到，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地位的降低与提高刚好的三段式的，同时也是按照现代经济学的需要而提高与降低的。当现代经济学受到困难与挑战时，学者开始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寻找帮助现代经济史创新与发展的方式，当现代经济学发展较为顺利时，就将经济思想史作为边缘化的学说，在其学说下独立发展。最后，在于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研究方向与发展方向，传统的西方经济思想史学者在学习过程中所接触的专业学科训练多为经济类学科训练对于历史类的训练少之又少，并且对于经济类问题的理解能力与应用能力也极高，但是在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面对经济学家在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思想却没有更好的办法给予评析，存在局限性。二、中國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

在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相对于西方开始时间相对较晚，第一个阶段是在1978年到1987年这九年的时间是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内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相对较少，只有部分对于国外学术关注程度较高的人群会对相关的学术论文进行简要的阅读。在国内大部分的人只针对中国现代人物经济思想的相关论文展开研究于讨论，并且中国现代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相对于经济思想史学科论文要少。据当时的论文统计可以得出现代经济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中的论文比例相对较少，并且能够清楚的发现在这一阶段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极少的，甚至可以说在众多对于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人是极少数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类学术期刊中对于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是相对客观与正确的，但是在其学术期刊中由于研究人员与研究环境的缺少，对于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陷。例如在1979年学者孙治方所发表的一期文章：《经济学界对马寅初同志的一场错误围攻及其教训》疑问中注重讨论了马寅初同志在这一阶段中所提出的新的思想与理论，并且简单的介绍了在当时学术界所争论的问题是如何由正常学术争论演变成过度的政治风波的，对这一历史事件展开了详细的讲解。由上文中的论述中可以清楚的发现，我国在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的发展并不顺利，甚至在学术界出现较多的动荡现象，这样对于经济思想史的初步研究就不易开展。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是最早期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可以被称作学科建立初期的探讨与研究。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初步建设阶段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初步建设阶段史在1988年至1999年间，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发展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也获得了大量学者与社会环境的支持。所以在这一阶段中的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与建设是比较迅速的，在这一段时间里有关经济思想史的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不断增加，并且还出版了大量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并且在这一阶段所发表的著作与学术论文相对于其他时期，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论文比例上占到二分之一，所以能够明显的发展在这一阶段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广泛的开展，并且掌握了一定理论探索与研究的方法。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的特点相对比较明显，大多数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以传统的具有一定影响力与地位的代表人物作为研究方向，但是却比之前研究作所采用的方式更加的先进，这样在研究过程中就有效的提高研究效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了更多的研究成果。据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这一阶段中，并非针对人物思想研究作为基础研究方向的论文由奠基阶段的100篇文章发展到现今这一时期大概800篇左右，在本阶段的现代经济思想史论文数量中所占的比例也是比较大的，能够达到文章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同时相关模式的学术著作也开始不断的提高出版速度，在前一阶段此类著作是处于空窗期的，而现今也由零向着一百而变化了，已经达到了大概32部学术著作。大概占本阶段现代经济思想史著作总量的三分之一。

在这一阶段中有部分的学者已经开始通过对于学术的变化与争论来对经济思想的变化展开分析，并不是传统的对于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思想死板的开展研究。还有部分的研究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开始关注特定的学科或者一项较为重要的问题所出现的学术争辩以及思想变化展开研究，例如对于政治思想史、农业思想史等。还有部分的学者在研究中针对国际间一些国家经济的对比于分析来开展研究，将国家间的思想与学术发展程度进行对比，以此发现一定的理论知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阶段中，有关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不仅取得了更多的重视与研究环境的变化，并且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的所采用的方式与方向也发生了极高的提升与改变，学者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模式更加的丰富这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更好开展，以及研究成果的有效丰富。这样丰富的研究方式在有效的改变了传统学术研究中过度关注时期中代表人物的考察所出现的研究漏洞与研究错误，这样的研究模式更大程度的面向中国现代经济思想或者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作为背景，来针对历史、针对学术变化，针对各经济模式的对比展开更具科学依据更具真实性的经济思想史分析。所以，综上所述，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取得了较多实质性的进展，并且在优秀成果方面的获得也极其丰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含金量高并且质量优秀，可以称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过程中里程碑式的一段时期。

（三）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深度发展阶段

2000年到2014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深度发展阶段，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在这一段时期取得了更好的进步与发展，其取得进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对于研究方向的扩展与研究内容的丰富才达到的。首先随着对于经济思想史的深度研究以及经济理论的更好发展，并且学者在针对早期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研究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另外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经济发展的提高，大量具代表性人物的经济思想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较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对于经济决策者如国家领导人等或者此阶段较为优秀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展开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并且取得了比较好的经济思想成果。其次在各个学说的发展史的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与发挥在哪，在各个方面与领域中经济思想的研究都获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大范围开展，经济热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所以经济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这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于经济四线那个是研究的方向与范围作为更有效的规定，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对生态经济、旅游经济等反面的经济思想都展开了详细的调查与研究，并且获得了相应的成果。

在这一段时期论文统计与著作统计的结果也产生了一定的差异，并且史在数量上的差异。这一阶段发表的现代经济思想史论文约有5400篇，出版的著作约有89部，分别约占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与上一阶段相比，论文总量增加了86.2%，但是著作总量却减少了9.2%。另外是在内容结构上所产生的差异，在这一阶段中对人物的研究有3600篇论文与43部著作，约占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总量的四分之一与四分之二，所以对于期刊论文著作部分的人物研究比例有所降低，本文论述中认为差异和变化与本阶段学科任务的变化有关。例如在对新代表人物的深入考察中，此类的学术期刊论文在这一阶段中大量的出现，但是学者们在开展研究的时候并未给研究对象更多的时间来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检验与分析，所以这就导致所汲取的理论思想的准确性缺少实际的检验，所以在这一段时期信息量虽然大，但是所出现著作并不系统与成熟。并且较多对于早期代表人物的早期思想展开研究时对于非人物的思想问题已经在学科的开展前就展开了介绍，所以在这一阶段对于研究成果的信息量相对较少，所出现的期刊与论文多为短篇论文出现，与前一阶段在学科空白方面通过大量的思想与实际案例分析的著作出版并不相同。简而言之，学科体系的建设是需要在不断降低时将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更多更全面的对期刊论文的发表，而减少对于著作的出版方式来表达思想。三、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环境与现状

（一）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环境

学术研究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学术环境相对应的，也就是代表学科地位是否提高学科是否取得好的成就的重要指标是在于本学术在学术期刊的发表状况。西方国家经济思想史学术方面在不同时期都出现了独立的学术团体，是不同思想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共同研究与讨论的专业学术组织。例如：美国经济学史学会（简称HES，成立于1974年）、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TheHistoryofEconomicThoughtSocietyofAustralia，简称HETSA，成立于1981年）。另外在日本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较为重视，其中在日本的经济思想史学会的成立时间也相对较早。这些专业的学术组织会定期的组织开展会议，并以学会为单位创办期刊造纸，将其思想在期刊中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学科走向更加规范的道路。但是经济思想史与其他的经济学科来对比的化，还是有比较明显的独立性，与其他的学科融合性有所不同，并且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在研究方式与研究对象方面与其他的经济学科并不相同，所以在未来的发展中也能够清楚，经济思想史很难融合与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活动中。尤其在对于专业的学术团体的成立时间来看也能够清楚为和经济思想史学科与主流经济学无法融合，主流经济学会的成立时间要明显的早于经济思想史学会的成立时间。综上所述，经济思想史的学科虽然与经济学的建立是在同一时期发展的，但是在学术发展方面经济思想史学科要远远落后于主流经济学，并且与主流经济学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现今来看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环境是在不断缓和的，随着学术期刊的不断增多，有关于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刊物开始增多，所以相关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学派的研究理论于思想也能够大量的在期刊中有所发表，帮助西方经济思想史在次走向更好的方向。

（二）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现状

学术期刊是在现代的学术体系中检测学科发展能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学科证明自己理论与知识的重要平台之一。现今在世界范围内专门刊载经济思想史的学术期刊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史》（简称：HOPE）、《经济思想史学报》（简称；JHET）、《经济学史评论》（简称：HER）、《经济思想史》（简称：HEI）、《欧洲经济思想史学报》（简称：EJHET）等。在这其中发展时间最长，并且最具学术界代表性的期刊是的攻治经济学史》，此期刊创建于1969年春季，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以季刊形式每年分4次发行。HOPE刊登的论文则着重针对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分析史方面研究与论述，并且在期刊中着重对于有关经济思想发挥与经济学历史中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产生背景以及思想的解释与经济理论史学家的方法论研究等。笔者在针对当时《政治经济学史》（HOPE）中所发表的论文中展开研究，能够明显的发现西方国家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存在较多的特点。

首先，在研究对象方面，虽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于进步，国家经济也走向好的方向，并且在进入二十世纪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开始向着多方面给的方向发展，但是在学术研究上依然是针对人物的经济思想作为研究重心展开研究。在针对人物经济思想展开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更高水平研究时，西方经济思想史的部分研究学者开始着重关注一些具有代表性人物身上并未被其他研究者所发现的经济思想观念，例如：“詹姆斯·穆勒与效用价值论”等。另外就时在对于经济学著名学者的研究中或者对于其他带由经济思想的学者研究过程中，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带有社会史思想色彩的经济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传统的经济思想史，所以更加着重对于主流思想家的经济思想展开研究。

另外在研究模式的变化上，在现今大范围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所研究出的成果都对历史的研究方式带来了一定的帮助。并且在针对素材研究重要历史人物的过程中，着重对于研究对象所表述的思想展开解释与论述，并且对与研究对象的思想产生背景也有一定的分析，将经济思想所产生的背景与原因都全面的分析与研究。在对于研究对象的研究过程中应该严格结合人物的生平，与思想产生的年代，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其思想所产生的原因，并展开注重的分析，将思想研究成为能够供后世学习与应用的理论知识。现今大量的美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开始将研究目光转移到对于时代档案与文献的研究中，开始从档案中寻找研究的价值。例如，杜克大学的布鲁斯·卡德维尔教授近些年就针对哈耶克的文献进行新的整理与论述，并且研究出较多新的观点与理论，他在杜克大学还专门建立了哈耶克档案室，并主持编写“哈耶克文集”系列丛书。这样的发展趋势是对于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在经济分析方面的更好提高，同时也是对于历史环境评价相对不足的一种调整与平衡式的发展选择。

并且，在西方经济思想史学者对于本学科的未来发展的预订中，大多数的学者所保持的态度并不是积极向上的。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相比是相对立而发展的，现今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相对比较矛盾，其在学术界的地位依然呈现出逐渐下滑的现象，但根据研究发现，现今在经济思想史学家的学者而数量以及相关的经济思想史学会的活动与创建却呈现出一种上升的状态。对于这种现象，可以根据相关的研究人员的解释是由于高校经济院系针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教学逐渐降低，甚至在核心学科课程中已经排除了经济思想史，所以在学术界中经济思想史的地位逐渐降低，但是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挥在哪，在其论述方式与分析模式方面的转变，造成在主流经济学中部分的学派与代表人物的思想产生分歧，所以主流经济学内部的发展出现困难，于是部分的学派开始转移到相对稳定的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中来。其中就包括较多的主流经济学的代表学派例如；制度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新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学派、斯法拉学派等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学科人数与学会数量的增多。但是也有相关的研究所表示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未来的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与地位是不可估计的，其主要由于现今在专业的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中，学术期刊的发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研究学者持续着一种亢奋的研究状态，并且在强烈的学术冲击下，经济思想史学科依然保持着自身的研究模式与学术研究方法。当然在西方学术界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对于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不理解的声音，认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没有必要的，无谓的。但是部分的经济学者依然将经济思想史作为其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一方面组成部分，主要在文献中有所体现，认为经济思想史依然不是经济学中的重要学科组成部分。所以在针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专业能力培养与训练中依然需要有效的稳固与增强，保证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有过硬的研究技能与专业水平。在学科建设中本文已经论述到，在西方的各国大学中，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地位正受到较大的冲击，甚至即将被排除出重点课程安排中，其在大学中正受到较多学科的排挤与轻视。所以在这样的现象下，20世纪60年代布劳格教授曾在耶鲁大学为研究生开设过经济思想史的课程，但是在教学中从学生到其他教师对于其学科的重视程度依然较低，对课程并未做到应有的学习与尊重，甚至导致在讨论其终身教职时，布劳格教授被委员会成员以学科缺乏价值而否定。直到现在，相同的情况以让屡见不鲜，甚至此类现象更加的嚴峻。在欧美顶尖大学的经济院系中，经济思想史课程的地位极低，甚至完全被放弃开设课程，在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中更是将经济思想史课在历史系中开展教学。在较多大学的经济院系中对于经济思想史并未单独开设课程，部分大学在未开设其课程的情况下，在其选修的课程中也有所开设。在美国排名前30的经济系中，仅杜克大学保留了经济思想史研究方向，该校经济系大约每周有3次课时的经济思想史基础课程，课程设计上不仅有教师理论知识的讲解，还有学生的课堂讨论与点评。另外，杜克大学经济系还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中心”，每周举行一次学者间的工作论文研讨会，参与者包括该中心的成员以及经济系的专职教师、受邀的外校访问学者，以及在读互访的经济学博士生等。该中心的主要研究人员包括前文提到的卡德维尔教授（中心主任）、古德温教授、温特劳布教授，并且有胡佛教授和马奇教授等，他们都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学术交流与深入探讨付出了较多的努力，从而成为了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与核心力量。但是即使在在杜克大学这样的经济思想史重要研究中，经济思想史学科也依然呈现着衰落的趋势；现今古德温教授业已退休，其余的四位教授也都年过半百。现今，在杜克大学经济系，选择进入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中心的博士生数量极少，所以其专业中的人才相对较少。杜克大学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中心的情况也表现出了整个西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落后状态。四、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体系与成果

（一）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分期

在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相对于西方开始时间相对较晚，第一个阶段是在1978年到1987年这九年的时间是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第二个阶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初步建设阶段史在1988年至1999年间，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发展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也获得了大量学者与社会环境的支持。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并且在阶段中，较多对于早期代表人物的早期思想展开研究时对于非人物的思想问题已经在学科的开展前就展开了介绍，所以在这一阶段对于研究成果的信息量相对较少，所出现的期刊与论文多为短篇论文出现，与前一阶段在学科空白方面通过大量的思想与实际案例分析的著作出版并不相同。简而言之，学科体系的建设是需要在不断降低时将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更多更全面的对期刊论文的发表，而减少对于著作的出版方式来表达思想。据当时的论文统计可以得出现代经济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中的论文比例相对较少，并且能够清楚的发现在这一阶段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极少的，甚至可以说在众多对于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人是极少数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类学术期刊中对于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是相对客观与正确的，但是在其学术期刊中由于研究人员与研究环境的缺少，对于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陷。

（二）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创建时间相对于西方较晚，但在延展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就并不落后与西方国家，尤其在对于任务思想的研究与讨论方面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研究课题，并且在课题中分别列成各类体系的研究模式。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入与传统经济学相互融合，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向已经逐渐由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更具包容性的现代经济思想研究，并且其研究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较大的提高与进步。当然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依然存在较多的问题，主要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在研究体系与研究模式建设采用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所以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还应该吸取更多的经验完善学科体系建设，以此提高经济思想史研究水平现今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主要针对的是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等，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对于各类的经济学说的对比也相对较多。

五、结语

史学思想论文例10

中国近代史具体指的是清朝灭亡到新中国成立的这一阶段历史。这是一个乱象纷呈的年代，中国社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和各种思潮，清朝的封建势力、西方思想的引入、维新派的新思想和新文化运动等等。各种学术势力和思潮都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一定的冲击，虽然社会处于无组织状态，但是学术研究却是异常活跃。区域上看，虽然国内政治格局不稳定，但无论在国统区还是共产党的统治区各种学术研究都蓬勃发展，也形成这个时期特有的文化氛围和学术研究特点。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文化学术界还是文学界，都一直深受近代各种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在这个特殊时期，史学理论也在持续发展着，而且取得了一定成就，有自己的形成和发展的特色，当然也带有这个历史时期特有的烙印。近代史学可以说是近代历史留下的历史的回音，而史学理论则是历史的车辙碾过之后留下深深的印记。近代历史的异彩纷呈也使得这个时代史学理论研究不再枯燥，有着时代赋予的色彩和文化印象。

叶建的《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形成与演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是阐释这个特定时代的历史理论研究的专著，通过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历史形成与演进的介绍，对近代史学理论的研究内容和发展特点进行分析解读。作者重点阐释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发展中问题探索的阶段和历程，以及近代史学家们对此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还探讨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对西方史学理论的接受和借鉴，以及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和阐发等各方面的问题，详尽而系统地为我们展示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及传承意义。史学，尤其是史学理论，总是感觉有些距离，而且有些神秘。虽然人们对历史并不陌生，但一旦上升到理论高度便显得有些曲高和寡，能够让读者读下去而且受到一定的教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该著脉络框架十分清晰，读者通过简单的介绍和目录，便可以大体知道本书的结构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历史理论带给读者的沉重感，使读者有兴趣读下去。而且，正如前文所述，中国近代的有着独特的历史环境，各种政治力量，各种文化团体和学术思潮涌现，加上内忧外患，一切都显得千头万绪。关于这段历史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自然也是纷繁复杂，想从中理清脉络，并研究其形成和发展历程，实属不易。作者通过分析、比较、归纳，抓住主干，梳理旁支，条分缕析，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神秘面纱，使之生动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豁然打开读者视觉的框架结构，看似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却足可以看出作者经过认真刻苦思索和探寻的过程，这也是本著一个最鲜明特点。本著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对中西方史学理论的交流与借鉴的阐释。自从人类的文明史形成之后，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就没有间断过，尽管清朝盲目自大、闭关锁国，但仍然没有隔断文化的交流。清朝灭亡之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各种文化思想也被带进来，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异彩纷呈也多半源于外国思潮的引入和搅动。尤其是梁启超、谭嗣同所倡导的维新运动，其实就是引进西方世界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Democracy和Science，民主与科学。这对当时的学术研究无疑打了一针强心剂，各种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蓬勃发展起来，并形成了不同的流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史学理论研究自然也受到这个时代特定环境的影响，与西方史学理论发生剧烈碰撞和交流。当时的社会思潮使研究者的思想进一步开放，更加容易接受新事物，因而能够做到对西方史学理论的有效阐发，并合理进行吸收和借鉴，也使得西方的一些先进的史学理论得到学习和传播。

再次，本著还关注史学理论的传承与发展。有传承才能有发展，这是任何一门学术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也是必然发展方向。作者探讨了关于史书体裁、体例总结，对古代史家史学思想的阐发，以及对传统考据精神、方法的继承和发扬等各方面的研究和借鉴。同时，作者重点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体系对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可谓重大而深远，从学术研究到政治格局，马克思主义都起着灵魂性的指导作用。中国近史学理论便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本著重点介绍了马克思史学理论产生的条件、理论贡献和巨大影响，还介绍了李大钊、瞿秋白等先驱者的重大功绩，以及何干之、翦伯赞等学者的成就，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科学性、创新性以及在今后的史学研究成为指导思想的必然趋势。直到现在，国内学者对史学的研究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指导，同时，也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思想在中国近代史学理论传承和创新中的作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研究，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指导下，兼容并蓄，对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进行继承、阐释和再创造。可以看出作者这部作品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和学术积累，是其长期研究成果的凝结。读者在领会近代史学理论的同时，也不禁会对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油然而生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