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论文例1

客家先民世代居住在中原地区,那里曾经是汉唐文化的中心。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里认为:公元4世纪前后,中原地区战乱不息,灾荒频繁,成千上万失去家园的灾民成批往较为平静、地旷人稀的南方山区逃亡。上下近千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到了宋末至清代中期才逐渐在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四川及台湾等地定居下来。“先到为主,后到为客。”当地原住民称这群后来入籍的人为“客人”,当地官府注籍中亦称为“客户”,以后通称为客家、客家人。在客家人的意识中最重“忠、孝、节、义”,把不忠、不孝、不义和失节视为大逆不道,同时,也极注重“仁、信、礼、智”,把不仁、不信、非礼、非智视为最大不敬和缺德。这些都集中反映在客家文化意识中为人处世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

客家人经过五次大迁徒,先后与岭南的畲、瑶、黎等少数民族共同生活,文化上也相互影响、融化。客家山歌正是将中原文化神韵与岭南文化、赣南文化、闽西文化相结合,集体创造出来的口头文艺艺术珍品。

客家山歌是极具民系特色的文艺形式,它们结构短小、韵味和谐、内容丰富。客家山歌大致分为有怀古歌、劝世歌、时政歌、情歌、刀花歌、女红歌、开锁歌等,这些山歌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客家人的生活。由于琅琅上口,易歌易记,流传方便,因此群众基础十分扎实,正如这样一首山歌所唱的:“爱唱山歌只管来,拿条凳子坐下来;唱到鸡毛沉落海,唱到石头浮起来。爱唱山歌就来唱,唱到日头对月光;唱到麒麟对狮子,唱到金鸡对凤凰。”

对于客家山歌的文学价值和劳动人民创造的才智,嘉应著名诗人黄遵宪作过高度评价:“十五国风妙绝古今,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

客家山歌形式丰富,种类繁多。从形态上看,可以分为“平地山歌”、“山地山歌”、“过山溜”、“五句半”等;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原始山歌、情歌、童谣等, 但无论是什么内容、什么形态,大多是客家男女在“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即兴吟唱出来的,是客家劳动人民发自肺腑的天籁之声。

1.原始山歌

原始山歌是指最原始的客家民谣,它们曲调悠扬、豪放,节奏流畅自由,声音拖得很长。套句客家名言“自古山歌从口出,哪有山歌船载来?”由此可见“客家山歌”之底蕴是多么的丰富。

客家人开门见山,出门爬山,耕山种田。男女老少都能在不间断劳动或行走的情况吟唱山歌:“山歌唔唱心唔开,大路唔行生青苔。”这种“出门即山歌不断”逐渐成为客家人生活的习惯。而且大部分客家先民是从事水田农耕或在荒山野岭垦荒种茶,生活异常艰苦。如山歌所唱“早晨爬起唔颗米,打只山歌充个饥。以为唱歌唱得饱,唔晓越唱越肚饥。”“话起茶农真可怜,半碗酸菜一撮盐;吃杯老茶算是酒,吃碗豆腐算过年。”充分反映出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下客家人具有勤劳勇敢、团结务实、艰苦朴素的美德。

客家山歌是民众之歌、民众之声。正如有山歌中唱到:“要唱山歌只管来,拿条凳子坐下来;唱到鸡毛沉落水,唱到石头浮起来。”。高尔基曾说:“从太古以来,民歌总是亲切地伴着历史,它们有自己的意见……不知道人民的口头创作是不能了解人民真正历史的。”客家民歌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客家人的爱与恨、兴与衰、情与志。

2.情歌

在客家山歌的海洋中,情歌是至为重要的部分。马克思说:“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爱情是人类情感中最温馨、美好、伟大的感情,是一种复杂、高尚、纯洁的心灵交融,是一种矛盾、微妙的心理现象。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中提到:“客家男女,雅好歌唱,偶过冈头,樵夫薪妇,耕子牧童,唱和之声,洋洋盈耳。虽其歌词多属男女相悦之句,然其婉曲取喻,哀感玩艳,有足多者。”他指出流传的客家山歌,以男女情歌为主。客家地区由于封建礼教的约束特别严格,青年男女的婚姻不能自主,没有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加以山区的文化生活特别贫乏。因此,在田头地尾,深山野岭等人少之处,他们往往会对上几首客家山歌,用来排解精神上的苦恼愁闷,表达相互之间的爱慕思念,诉说自己的不幸身世,阐述各自的婚恋观念。他们以歌传情、以歌叙事、传递心声、袒露情怀。唱山歌是他们重要的文化活动。“客家情歌,与客家地区的婚姻习俗共依存,独特的婚俗形态构成客家男女之间的独特的情恋方式。”用谭元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打开一部客家山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它的情歌,且不说它占了大部分的篇幅,而且也集中了客家山歌的全部艺术成就,代表了客家山歌中最强烈的人文精神。”他在评价客家情歌的美学价值时,将其与魏晋南北朝时的美学精神进行对照,可谓精辟:客家情歌,其出类拔萃之处,当在其浓,火一样的爱情,以及烈火一般为爱情而抗争的倾诉。大胆、泼辣、敢作敢为、教人不得不联想到魏晋南北朝那样一个独钟于情、称情放达的浓于热情的伟大时代。

客家情歌有它悠久的传统。唱客家情歌不是随时随地可一展高喉的,因为人们备受封建礼教的约束,不能任意高歌,只有在田头地里、上山砍柴或僻静之地才能放声歌唱。情歌在固守陈规的山乡有伤风败俗之嫌,所以我们现任看到正式出版的山歌集子,都是经过了整理和过滤,许多涉及两性的描写、吟唱都被“净化”了。其实在乡野村头的口传山歌,更能反映性别文化的本义。

客家文化论文例2

（一）为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建构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生态伦理学是研究生态的伦理价值和人类对待自然的行为规范的一门边缘学科，与党中央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等密切相关。客家作为汉民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拥有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文化的智慧和思想，如尊重自然的风水文化、顺应自然的建筑艺术和保护自然的村规民约等。然而，目前从伦理学视角对客家文化的研究非常少，研究客家生态伦理文化基本没有。生态伦理学著名学者李培超教授认为：“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是指这样一种学术研究向度：它不是简单地模仿和照搬外来的研究成果，而是将关注的视角投向自身；它不满足于‘外激型’的发展轨迹，而秉持自我认同和个性张扬；它也并非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理念出发对于他国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予以无端贬损或否定，而是强调学术研究的一种现实主义的道路和自主创新精神。”因此，以生态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范式，对客家生态伦理文化进行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与时俱进地传承其精华和积极因素，协调其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矛盾的新的道路，构建一种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可以为当代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建构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

（二）为客家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意见2012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特别指出要“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所处的位置，正是赣南、闽西、粤北的三角地带，与客家聚居地基本重合。赣州森林覆盖率达76%，素有“生态王国”、“绿色宝库”美誉，但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遗忘了祖先留下来的生态伦理文化，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出现了无序过度开采稀土等矿产、污染水源的现象，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地域性生态失衡。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以赣州为切入点，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深入挖掘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为赣州提供生态保护与和谐发展同步进行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对于唤醒客家人的生态文明意识，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实现赣州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建设美丽赣州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的载体

归纳起来，客家传统生态伦理文化的载体主要包括民居建筑、梯田耕作、、文学艺术、禁忌制度、村规民约等六个方面。

（一）民居建筑客家村落的选址、布局、座向、道路、池塘、树木等基本都是根据"堪舆"理念建构的，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完美结合。尤其客家围屋作为客家人适应当地复杂地理环境的建筑产物，选址和建造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合乎生态的经验和原则，适应了客家人耕垦山地、优化生存空间的需要，对客家人精神世界的形成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围龙屋的外形是“方与圆的有机结合体，方与圆寓意‘天圆地方’，整座屋宇即为一个小宇宙的象征，这便折射出客家人深谙‘天人合一’、人地和谐之道的文化风貌。”

（二）梯田耕作客家地区地形多山，崎岖不平，地壳风化侵蚀严重，加之年降水量较大，降水强度较强，易造成水土流失，缓坡、山地丘陵就成为开垦梯田、扩大耕地面积的首选。梯田耕作是客家人对山地环境长期感应的结果，切实防止了水土流失，促进了土壤养分的累积，成为传统山地农业生产中生产力和生产水平最高的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梯田耕作文化”，不仅是带有浓郁山区小农经济特色的文化体系，也是一个人地协调并具有美感功能的人工生态系统，系统内的森林、梯田、村落和小气候进行着一种复杂而有效的物质和能量循环。

（三）客家人有自然崇拜的传统。他们认为土地、房屋、水溪等都具有神性，称为“伯公”（土地神）：管土地的是“福德伯公”，管房屋的是“龙神伯公”，管水溪的是“塘头伯公”，名目繁多，各司其职。俗语说，“入山先问伯公”，“伯公唔开口，老虎唔敢食狗”。此外，家里有灶王，村里有社王等等。自然崇拜的神秘性深深地植根于客家群众的生态价值观中，有益于人们形成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和尊重，在客观上限制了人类的一些破坏自然的行为，对生态保护的具有积极意义。客家人重视“风水”与人类生存的重要关系却不迷信“风水”的“风水”观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敬畏自然进而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之上的。

（四）文学艺术客家的文学艺术主要表现在民间文学、山歌、民俗谚语等方面。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智慧的结晶，是客家人对大自然的感悟。如比较有名的叠字山歌“山中山谷起山坡，山前山后山树多；山闻山田荫山水，山人山上唱山歌。”体现出客家人亲近自然、歌唱自然和呵护自然的气质，传达着一种“天人舍一”的精神意蕴。客家的一些俗谚，如“山上树木光，好田会变荒”、“山上多种树，等于修水库”等等，都是客家人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注重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真实写照。

（五）禁忌制度在客家地区，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常见枝繁叶茂的大树挂满了红布，周围插满了香烟火烛，被当作敬拜的对象，严禁砍伐。客家人进山讳说“斧头”“、柴刀”等，上山砍竹木忌说“光、武、得、花、伤”等谐音词；基建动工要敬山神，求其同意；扫帚不能指着天，以免触怒“天老爷”。有些地方还忌讳对着树木撒尿或把自己的鲜血涂抹在树上，认为树木会因此成精，并残害这个人。尤其是小孩，更是不可造次。客家人的树木信仰文化中表现出的对树木生命力的羡慕和崇拜，实际上是寄托了健康茁壮成长和福寿延年的美好愿望。

（六）村规民约在客家人的村规民约中，关于生态保护的规定很多，如1994年新修《大余黄龙郭氏族谱》：“栾林为保障要务，村居、坟山皆不可少，若地有树木，如人有衣冠，所以庇祖灵，荫后嗣也。古人为官室必慎堤防为陵墓，必勤封植。今与族人约，几属栾林，倘有不肖之辈，无故剪伐，是不知要务，当以达禁之律惩治。如果时加培植，后嗣自必昌荣。”教育子孙要保护好风水林才能“庇祖灵，荫后嗣”，从而达到保护环境与珍惜宗族产业的目的。村规民约深刻影响着客家人的生态观念，在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客家文化论文例3

美国学者沃尔夫断言：“文化、娱乐一而不是那些看上去更实在的汽车制造、钢铁、金融服务业一正在迅速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轮”。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比较晚，但近年来正呈现出强劲上升的势头，特别是传统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更是方兴未艾，取得的成绩十分可喜。赣南是客家文化的摇篮，赣南客家文化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产业化开发价值。

一、优劣势分析

优势方面，首先，赣南是各客家聚居区中地域最广、客家人口最多的地方。赣南区域面积3.94万平方公里，18个县(市、区)中，有17个纯客家人县(市)；830多万人口中90％以上是客家人，客家人口达750多万。无论是涉及的地域面积，还是客家人口的数量、密度，赣南在我国各区市中都堪称第一，地域广，人口多，有量的优势，也有潜在客家文化产品的生产优势和市场优势，有形成规模效应的基础条件。其次，赣南客家文化资源本身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丰富性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种类繁多，客家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住居文化、器用文化、节庆文化、信仰文化、习俗文化等，都有丰富的蕴藏可待开发。一是规模宏大，规模的宏大不仅仅体现在赣南近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有客家文化的典型模本，更体现在相对狭小的村落中客家文化的“大规模”，而且许多古村落彼此临近，形成更大规模的古村落群。独特性也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赣南“客家摇篮”的独特地位，赣南是中原汉人南迁的第一站，后来才转徙闽粤及其他地区。一是赣南客家文化与其他客家聚居区的同中之异，不仅与相对较远的区域比较是这样，与彼此相临的粤东北、闽西比较同样是这样。丰富性和独特性为提升赣南客家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经济竞争力增添了不少筹码。

劣势方面，首先是赣南地处中部内陆山区，地理位置偏僻封闭。与外部联系的畅通性不如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省区，客家文化的外部推介比这些省区相对困难。其次是赣州所处的江西经济发展水平远远比不上龙岩所处的福建、梅州所处的广东，而且也不像博白所在的广西和成都所在的四川那样被划人国家西部大开发的特定地区，既得不到龙岩、梅州那样的来自省级的经济支持，也得不到博白、成都那样的来自中央的政策支持，外部驱动力处于劣势。其次，赣州的客家文化资源经济转化启动得比龙岩、梅州等地晚，没有先发优势。最后是近现代以来赣州移居海外的人员比例没有梅州、龙岩等著名侨乡高，开辟海外市场的条件没有上述各地优越。

二、发展现状

总体看来，赣南客家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尤其是旅游、饮食等产业。而在第二产业即制造业中应用很少。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发展，服务业已经成长为赣南经济发展中第一大产业。而在服务业发展中，文化资源的贡献不可小觑，如旅游业的发展就很大程度依靠着客家文化特色游。赣南客家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已经启动并有良好的表现，但也应看到，赣南包括文化经济在内的第三产业经济总量并不大，所占比重大的主要原因是第二产业发展不足。

从与客家文化资源相关的各产业竞争力水平来看，赣南客家文化经济转化的面不广，开掘的深度不够。2006年底，赣州市统计局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盈利指数研究法对所属各县(市、区)工业产业竞争力及整个经济圈工业产业竞争力进行了分析与研究。结果显示，赣南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无论在省内还是在全国都已具有比较优势，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工艺品制造业等也有望短期内省内和全国成为优势产业。这些优势产业或准优势产业正是可以显现文化特征，以文化因素提高其附加值和经济竞争力的产业。事实上，许多企业正是将传统客家文化特色与现代工艺结合起来，才获得好的经济效益。但是，即使是这些优势产业和准优势产业。在区域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也还是十分低的，与发达国家及国内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还非常大。

三、组织形式分析

一是没有一个有声望、有权威的机构进行总协调，客家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是自发、分散进行的，未进行整合。形成不了合力。多年以来，赣州市对各种客家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也很重视，但始终未进行全面清理挖掘，也没有进行整体推介、整体开发，影响力和吸引力都很有限。二是组织的规模小，没有龙头企业，形成不了规模效应。赣南应用客家文化资源进行经济生产的却都是一些规模非常小的生产组织，组织规模小，不仅生产能力有限，也没有实力进行科技开发以提高产品品质和丰富产品品种，没有实力投入广告宣传进行产品推介以提高产品知名度和美誉度。三是没有统一的规划，各具体经济组织自行其事，对外发出的声音嘈杂，甚至矛盾。各种产品的开发、生产多是简单重复，没有形成系列。各经济体按自己的感觉生产，凭自己的想象宣传，没有统一标准，没有统一声音，形成打乱仗的局面。四是零星、浮浅，只抓住一些“点”进行简单的经济应用，未能进行系统开发和产业扩展。

四、运行机制分析

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运行机制涵盖的面比较广，最为主要的是组织管理、筹资融资、生产经营、人才培养等方面。从这几方面来看，赣南客家文化资源产业开发的运行机制尚处于草创起步阶段，未能完全形成，更谈不上成熟。组织管理机制方面，赣南目前还没有建立统一的促进客家文化产业化开发的管理协调机构，业务的管理职能分属各政府机构，每个机构管理的范围都相当广泛，客家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只是其中极小的部分。这样的结果是，大家都能管，实际上又往往没人管；大型活动时大家都来管，平时就没人管。筹资融资机制方面，赣南目前的客家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既有政府的资助，也有社会资金包括个人资金和企业资金的投入，但政府以什么方式什么标准资助，社会资金如何融集调动，还比较随意，缺乏规范。政府的资助，除作为事业性质的文化创作和推广有预算性投入外，其他资助都具有随意性、间歇性特点。社会资金的融集调动方面，国外通用的企业赞助在赣南还非常少见，少数个案也是赞助者与被赞助者直接接洽，中间协调机制未能建立起来。生产经营机制方面，国外及国内发达地区那样的集约化生产经营机制还没有建立

客家文化论文例4

一、“下南洋”:从客家山村走出的穷小子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一月初九(公历12月21日)，张弼士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维新甲(现西河镇)车轮坪村。张弼士本名肇燮，别名振勋，弼士是他的字。自他在南洋成名后，一直以“张弼士”通行。其父张兰轩是乡村私塾教师，兼业中医;母亲是山村劳动妇女，耕种几亩薄地，家境贫寒。对于他在咸丰八年18岁时为何外出“下南洋”谋生，除说家庭贫困和遇到自然灾难外，学者论述很少。其实他的“下南洋”，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社会背景。

1．客家人的身份，是他“下南洋”的潜在基因

大埔自建县以来，长期属潮州管辖。当地有句俗语“大埔无潮，澄海无客”，指的是在潮州所辖的各县中，大埔县没有讲潮州话的，澄海县没有讲客家话的。也就是说大埔县是纯客家人居住区。张弼士就出生于这个纯客家县中的张氏大家族中。大埔县素有“饶半城、张半县”之说，指的是在老县城茶阳，饶姓人口最多，而在全县范围内，以张姓人口最多。张姓是全县的大姓，主要分布于茶阳、百侯、西河、三河、大麻、古野、高陂等地，不过派系很多。西河黄堂车轮坪村张氏开基祖张月兴，约明初定居于此。据百侯南山《张氏族谱》记载，西河张氏开基太始祖三十郎公由福建宁化迁连城林坊乡张坊村，生子太三郎。太三郎于宋末由福建连城移居大埔之神泉，生子曰念三郎。念三郎，“于元仁宗延佑元年十月初一日(1312)，自神泉大埔村徙溪南埔开基，为溪南埔、黄堂、南山等地张氏之始迁祖。”“配郑氏、曾氏、黄氏，生四子，分孝、悌、忠、信四房。孝房:长子三十三郎翰华公;悌房:次子三十四郎翰周公;忠房:三子三十五郎翰威公;信房:四子三十六郎翰清公。孝房传至四世月兴公，开基黄堂车轮坪。悌房、忠房仍在溪南埔，我信房传至四世垂裕(又名侯山)公，明初至南山创拓基业，遂世居焉。”①传至张兰轩，生肇祥、肇鸿、肇燮、肇洪四子，张弼士即肇燮为兰轩第三子，是张氏在黄塘开基后的第21世。根据客家学研究开创者和奠基人罗香林的研究，客家人具有“好动与野心”的特性。认为客家人，“生性好动，男子从不肯安闲闲地在家乡住着，除非少数号称绅士的人们。普通男子，无论贫富贵贱，苟无家务拘束，大抵都欲及时外出，尝尝异地风光，或经营各业。幸而所营成就，更以外出为业。”［2］244张弼士作为客家男子的一分子，身上应潜藏着外出经营的性格和野心。

2．人多地少、家境清贫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是他“下南洋”的社会因素

粤东大埔县为典型山区，境内多为丘陵山地，约占总面积90%，海拔自200米至1400米不等，故向有“山之山”之称。“耕稼之地，十仅一二。”①适合耕作的田地相当少。但自清初以来，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人口发展相当快。至嘉庆七年(1802)时，全县有人口10万余人。而当时全县耕地才9万余亩，且公尝等公用土地占了近一半，因此人均耕地不足半亩，人地矛盾相当突出。为了取得生存所必需的粮食，维持生计，农民生产非常勤奋。“农亦最勤，岁两熟。低洼为田，种占禾糯各稻;高燥为园，种粟、菽、薯、芋、番薯、瓜蔬诸物，以佐谷食。近亦有种甘蔗、管蔗，煮汁炼糖，及烟草，以贩外省。山居小民，则烧山治畲，栽种旱禾、油茶、油桐、杉松，以供日食，勤苦倍甚。”②他们在田地里种植各种农作物和经济作物。为充分利用山地，还在山里开了很多梯田，种植旱稻、红薯等耐旱作物。“山谷迤逦有水之处，自麓而跻腰颠皆阪田鳞次，远望如梯级，如蹬道焉。其不可田者烧治为畲，以树旱禾、姜、豆、瓜、瓠、薯、芋，佐佽谷食。”③但人多地少，土地所出，不足维持三个月之需，生计成为当时人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为此，很多人便选择外出谋生。晚清至民国年间，这种现象在大埔县相当普遍。正如民国《大埔县志》所记载:“山多田少，树艺无方，土地所出，不给食用。走川生，越重洋，离乡井，背父母，以蕲补救。未及成童，即为游子，比比皆是。”［3］卷11尤其是车轮坪村，在清末全村有500多人，但“村内缺水，不宜稻，只种杂粮。”［5］卷2出身贫寒的张弼士，为了生计，13岁就辍学去做帮工，替人放牛等。［4］而大埔又距海洋不远，因而经常受台风影响，自然灾害相当频繁。据康熙《埔阳志》、乾隆《大埔县志》、同治《大埔县志》、民国《大埔县志》统计，康熙年间大埔有记录的灾害16次，平均每3．7年一次;雍正年间灾害6次，平均每2年1次;乾隆年间灾害18次，平均每3．5年一次;嘉庆年间5次，道光年间8次，光绪年间8次。每当发生灾难，便对当地居民脆弱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相传，咸丰八年张弼士的离开家乡“下南洋”谋生，就是在一次洪灾之后。

3．崇文重教的传统，奠定了他下南洋的文化基础

大埔自明代嘉靖五年建县以来，文教一直相当发达，以致被客家学研究的奠基人罗香林誉为客家地区主要的“人文中心”。［2］20清初以来，大埔县人文兴盛，科举为全潮州之冠。而且崇文重教，教育普及，成为社会风气。乾隆初年以后，私塾遍地，教育相当发达。“乡塾献岁，延师开馆，腊尽解馆，几于寒暑不辍。至于蒙馆，则虽有三家之村，竹篱茅舍，古木枯藤，蒙茸掩映，亦辄闻读书声琅琅。”④正是在这种科举发达、教育普及的背景下，张弼士之父张兰轩，虽然家境贫寒，但“家贫力学”，考中秀才，并以教读为业，“教授乡里”。张弼士为他的第三个儿子，因而有机会在父亲的塾馆里接受了初步的教育。“与诸兄随侍太封翁庭训，领会超群。”［5］5虽然读书的时间不长，但不容置疑，这为他后来在南洋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p#分页标题#e#

4．外出经商的社会传统，奠定了他“下南洋”的职业基础

大埔因地处沿海与内地之间，有韩江、汀江等大江大河连接沿海和内地市场。清代以来，大埔人充分利用这一地理优势，形成了“走川生”的经商习俗。正如嘉庆九年《大埔县志》所称:“土田少，人竞经商。于吴、于越、于荆、于闽、于豫章，各称赀本多寡，以争锱铢利益。至长治甲民名为贩川生者，则足迹几遍天下。”⑤民国时期的丘星五对此按语说:“贩川生者，不独长治甲民，他甲亦多有。”［3］卷13如湖寮吴禹石在民国初年编族谱所写序言也称族众“出外经商者日多，在家读书者日少”。［6］自清初以来，大埔人为了维持生计，很多人外出经商，充分利用县境外的社会资源来维持和发展家庭生活。康熙二十三年台湾收复后，大量县民往台湾垦殖和经商。至雍乾年间成为社会风气，出现了张达京、刘元龙等大垦户，社会影响很大。这种外出经商以谋生的传统和风气，对张弼士影响不小。如与张弼士打过多年交道的郑观应所撰的《张弼士君生平事略》中就提到:“一日闻太封翁讲授史公货殖传，即有感触，尝谓亲老家贫，允宜就商辍读。”［5］5虽然这次外出经商没有被允许，但为他后来下南洋以及从事工商活动的奠定了职业基础。

5．乡人“下南洋”成功的例子，为他树立了榜样

大埔人除经商国内各地外，还有往南洋者。大埔地区侨居南洋者，影响较大的有乾隆十年(1745)的张理和丘兆和。他们和福建永定县的马春福等，侨居于今天马来西亚的海珠屿。张理因教人伐木筑屋，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和当地人一起把海珠屿建设成为富庶的岛屿，被当地人尊称为“大伯公”。［7］随后下南洋者不断。在罗芳伯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在印尼西婆罗湖坤甸建立兰芳公司时，在东万律的明黄等处，“开金湖者多大埔恭州人。有刘乾相者，同堂子弟，有五百余人，自立为大哥，当时最强盛者。由由东万律下数里许，为山心。开金湖者是大埔县人，主其事者为张阿才。”［8］34距西河不远的百侯人肖贤舞，于道光年间率同乡来到新加坡，开辟荒岛，并于咸丰八年(1858)创立新加坡茶阳会馆，为乡人出洋和侨居提供了便利。［9］139张弼士对下南洋很感兴趣，对他们在南洋的情况多方打听，并时时作好准备，决心南下。“时乡人有在南洋起家者，君闻而慕之，趋谒咨询，遂决图南之志。”并许下豪言壮志:“大丈夫不能以文学致身通显，扬名显亲，亦当破万里浪，建树遐方，创兴实业，为外国华侨生色，为祖国人种增辉，安能郁郁久居乡里耶?”［5］5－6这是他“下南洋”的现实基础。

二、创业和发展:充分利用客家传统社会与文化资源

张弼士小时虽然家境贫寒，但从小就怀有远大抱负。据乡人张广哲、田辛垦调查，他在姐夫家牧牛时，很喜欢唱这样的山歌:“满山树子背虾虾(弯曲状)，莫笑穷人戴笠麻;慢得几年天地转，洋布伞子有得擎。”“满山树子笔笔直，莫笑穷人无饭食;慢得几年天地转，饭箩端出任你食。”［9］充分说明他从小就有改变贫困状况的志向和信心。张弼士下南洋后，无论是立足，还是创业和发展，无论是经商还是从政，都充分利用了自身优势和客家传统社会和文化资源，从而减少了挫折，取得了巨大成功。

1．立足

清咸丰八年(1858)，在张弼士18岁那年，家乡遭受严重灾荒，不少人离乡背井，外出谋生。在村子里竹坊做篾工的他便和同乡一起，坐着大鸡船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计。几经周折，终于到达了荷属巴达维亚城(即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初期生活窘迫，但他发挥客家人的“硬颈”精神，没有放弃，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为自己的人生而奋斗。最开始的时候，张弼士寄食在大埔会馆。后来经乡人介绍，到温氏米行当杂工。而后又到一家由福建西部客家人陈某所开的纸行当帮工，打理纸行的进仓和送货一类的工作。他由于学过篾匠，对于用篾笼包纸的包装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大大减少了损耗，因而受到东家陈氏的重视。虽然生活艰苦，但张弼士从不抱怨，也不放弃。对生活充满着积极的态度，做事勤恳认真，聪明过人，而且忠厚老实，因而得到了老板的信任。于是纸行老板起用他为账房，将店里财务交他管理，并将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了他。而这位贤惠的妻子，以后成了张弼士事业成功的得力助手。陈某病逝后，张弼士遂继承了陈氏全部家业，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

2．开办农场

继承财产后，张弼士显示出了他卓越的经营能力，很快便事业有所小成。19世纪六七十年代，荷属东印度殖民者为开发与掠夺鞭长莫及的岛屿资源，允许华侨组建垦殖公司开垦荒地。张弼士抓住了这一机遇，抽出大部分资产，于1866年在印尼创办裕和垦殖公司，1875年在苏门答腊开办亚齐垦殖公司，1877年在荷属怡里创办垦殖公司，1878年在爪哇日里与张耀轩合资创办笠旺垦殖公司。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垦荒种植，开设农场，发展垦殖业，种植椰子、咖啡、橡胶等热带独有的经济作物。在创办农场过程中，需要大量劳动力。张弼士一方面雇请当地华侨，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写信回家乡，从家乡大埔等地大量引进劳工。正如祝秀侠所撰张弼士传记中所说:“荷人急于开发当地资源，惟土人懒散成性……今睹弼士勤奋有为，遂请其协助开发工作，倚为臂助。于是批发一大段荒地给弼士，并予以所需资金、工具、种子等，从事开发。弼士一面召请当地华工，一面去函家乡乡亲多来荷印相助。乡人以海外大有作为，皆争相往投工。”［10］而当地部分华工，由于受骗被买猪仔受歧视而不愿在洋人的矿场或农场中工作，转而到张弼士的农场工作，同时家乡大埔县人又不断前来投靠，因此劳动力源源不断。他雇用的农场劳工，最多时达数万人。他一方面解决了家乡失业问题，同时也以人道精神，让猪仔华工免于英荷资本家的剥削压迫，而进入有乡谊投资的农场工作，从情感与安全性业说，都获得较高的保障。在张弼士开办的农场里，不仅雇用了大量劳工，而且还在园内办起了善堂、学校、医院等，为工人尤其是来自家乡的华侨提供基本生活保障。［4］在种植方式上，他在椰子、咖啡、橡胶、胡椒作物的垦植区间栽种各种杂粮，这种农作方法长短结合，以短养长，因而收到良好的效果，获得了优厚的利润。［4］而这种经营方式，是张弼士家乡大埔县的传统农耕经验。正如《大埔县志》所记载:在山地上，“烧山治畲，栽种旱禾、油茶、油桐、杉松，以供日食。”①在农田中，“当早稻未收之前，先使禾田干晒。割稻后，即将田土犁松打碎，拨之成畦，栽插尺许之薯藤。至十一、二月藤老，刈去专饲猪料，掘其地下块茎，储之以供食料。”［5］卷10在旱地上，“早季宜粟，宜早稻及高粱、玉蜀、黍等;晚季宜番薯、蔬菜等。稍瘠者仅宜番薯。若在沿河两岸者，尚有过冬番薯一造，冬栽春获，与麦相等。”［3］卷10同时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济作物，以提高经济效益。“种甘蔗、管蔗，煮汁炼糖及烟草。”②这种充分利用土地地力的经营方式，是欧洲资本家雇用当地土著所难以做到的，因而张弼士能够获得更多收成，进而累积到一定的商业资本。在郑观应所撰述的《张弼士群生平事略》中，就具体说出由农作到农商的致富过程:“初至荷属噶啰吧，见土地膏腴，最宜栽种，于是察商情，广结交，布信义，从事经营创办裕和独资无限公司，开辟荒地，种植米谷椰子，此为君商业发轫之始。”［5］6－7加上精于会计，处事勤奋，事必躬亲，因而他的资本累积更为快速。#p#分页标题#e#

3．承办酒类专卖

在经营农场过程中，张弼士结识了许多同为客家人的合作伙伴，典型的如张煜南、张鸿南兄弟。他们来自广东嘉应州(今梅县)松口，以本家的身份投奔张弼士。先为雇工，张弼士发现他们的才干后，不断提拔，委以重任，逐渐成为张弼士经营活动的最重要人和合作者。张弼士能在印尼获得快速发达，研究者认为主要是得到荷兰总督关照获得了烟酒专专卖的承办权，并流传着张弼士与总督结缘的故事。［4］其实他的发家，获得当地有能力的乡人的支持和庇护是重要因素。如首次承办酒类专卖，就得到当地客家人的重要组织兰芳公司的支持。据罗香林对嘉应州人罗芳伯在西婆罗洲所建兰芳公司的研究，指出:“刘亮官之为大总制甲太也，尝以大埔人县张弼士为承办酒类专卖，时称酒码。而嘉应州人张煜南与弟鸿南(耀轩)，则在棉兰垦殖起家。煜南先尝为张弼士酒码经理人，故得与刘生女葵英结婚。后成为棉兰之巨室。”［8］58兰芳公司(1772－1884)是由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罗芳伯(1738－1795)在印尼西婆罗洲之坤甸所成立的采矿公司，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对原属大埔县人张阿才统领的“山心金湖”改组后建立的。罗芳伯纠合同志，拜盟结义，曾助苏丹王击败土著叛变，进而率众裂土分治成国，统辖西婆罗洲，自称大唐总长。分郡县，定官制，修军备，兴实业。芳伯以此建立自治政府，定称号为兰芳大总制。公司除采金业务外，亦涉及土地、居民等及相关政务。同时据《兰芳公司历代年册》记录，罗芳伯在临终前交代遗嘱说:“兰芳大哥(大总制负责人)，系嘉应州人接任;本厅副头人，系大埔人氏接任。此两处永为定制。至于各处头人，尾哥老大，不拘本州各县人氏，俱可择贤而授任。”［8］41可见嘉应州人与大埔人在公司内享有相当高的地位和影响。刘亮官是兰芳公司的第十一任总长，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绪四年(1878)在位。在任期内，他委托张弼士承办兰芳公司辖区内的酒类专卖。张弼士再委派张煜南为商，由他管理在兰芳公司辖区内的酒类专卖。为管理方便，张煜南娶了前任总长刘生的女儿、现任总长刘亮官的妹妹为妻。由于得到兰芳公司的大力支持和关照，尤其是与兰芳公司总长的联姻，因而张弼士、张煜南两人在印尼很快发家。其后又相继承办烟税、当税等，不断累积财富。

4．担任槟榔屿副领事

槟榔屿一带的华侨事务，原由新加坡总领事管辖。由于槟榔屿华侨众多，且常有被欺凌之事发生，经清政府外交大臣薛福成与英国政府多次交涉，于1893年2月同意在槟榔屿增设副领事。这是清朝政府派驻槟城领事馆的最高等级的官员，谁来当选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当时在槟榔屿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是福帮和广帮，客家人只占当地华侨人口的1/10。但经时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广东嘉应州(今梅县)客家人黄遵宪的推荐，1893年5月，张弼士被任命为槟榔屿首任领事。［11］正是得到同为客家人的黄遵宪的帮助，张弼士走上了政坛的第一步，从此走上了亦官亦商的道路。其后，他先后担任过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闽粤两省农工路大臣、钦命头品顶戴、光禄大夫、粤汉铁路总办、佛山铁路总办等职。进入民国后，又相继担任了广东省商会总理、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约法会议成员、参政院参政等，成为亦官亦商、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由上可见，张弼士在创业和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立足还是办农场，抑或是承办专卖权，抑或是步入政坛，所走的关键的第一步，张弼士都从客家社会和文化中获得了丰厚的资源，从而为他后来的发展尊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回馈社会:传承和发展客家社会与文化

张弼士作为客家人，凭藉着对客家传统社会文化资源的充分利用，获得了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巨大收益。同时以他个人的行为和举措，自觉不自觉地为客家社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提高了客家人在海内外的社会和政治地位

张弼士于1893年担任清政府驻槟城副领事后，从此开始亦商亦官，走上仕途。藉着在南洋华侨的声望和举办实业的成效，1894年，张弼士被清政府任命为驻新加坡总领事;1898年，北洋大臣李鸿章任命他为粤汉铁路帮办，次年升为总办;1900年，他再次负责督办粤汉铁路;1904年，他提出振兴经济的12条建议被清政府采纳，获赏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职衔，并任命为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和槟城管学大臣，兼任闽广农工路矿大臣。民国成立后，他历任广东省商会总理、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约法会议成员、参政院参政、赴美考察团团长等职。［5］6－7他所经营的产业资产，估值最高时达8000万元，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首富。他投巨资在山东烟台办张裕葡萄酒公司，产品在1915年美国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这是中国产品第一次获得的世界大奖。张弼士所获得的崇高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在当时国内外极为少见。他的亦官亦商活动，极大地扩大了客家人的影响力，提升了客家人在海内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由于他的影响，他首次担任实职的槟城领事，到1930年代一直由客家人担任。先后出任驻槟城领事的客家人为张煜南(梅县人，1894－1896)，谢春生(梅县人，1896－1903，1907)，梁碧如(梅县人，1903－1906)，戴欣然(大埔人，1907－1911)，以及戴淑原(大埔人，1911－1930)。在闽南人为主的槟城华人社会，客家人的人数只占华人人口的10%，远低于闽南人、广府人和潮州人的人口数。但代表中国政府在槟城的最高权力机构却由客家人长期垄断，这是非常特殊的现象，表明客家人在当地社会地位和影响相当大。

2．拓展了客家人的经济活动空间

张弼士从1860年资开办垦殖公司以来，一改过去客家传统经商文化中投资范围小、行业单一的做法，不断扩大投资范围，进行跨行业经营，相继开办了矿业、银行、航运、医药、酿酒等经济实体，建立起了自己的企业王国，成为南洋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实业家。张弼士的这种经营理念，大大拓展了客家人的经济活动空间。地域上，他不仅在南洋的槟榔屿、新加坡等地大力投资，还在国内的广东、上海、广西、烟台等各个地方进行投资;行业范围上，他不仅经营垦植，还经营药材，不仅从事船运业，还开办银行业。投资领域的扩大，经营范围的扩展，是他本人在实践过程中自己探索出来的。这一成功的做法后来被许多经商的客家人所采用，获得了不错的效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弼士拓展了客家人的经济活动空间，为客家商业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促进了客家文化的发展。此外，不少客家人至今还在经营着当年张弼士开拓出来的行业。如他在新加坡承包典当捐务时，由于当时南洋典当业的利息优厚，金银首饰当值50%，衣物当值20%，月息高至6分。故张弼士投得典当捐码后，许多大埔的张氏同乡，奔走张氏的门路，纷纷开起当铺来。直到现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当铺业，几乎大部为大埔籍的华侨经营，成为当地华侨地域性的行帮。［12］#p#分页标题#e#

3．传承和发展了客家传统民居文化

传统客家地区有句俗语:“发家致富，买田做屋。”张弼士亦未免俗。他先后在家乡盖起了大规模的宅院———云禄第和光禄第。先建云禄第，有80多个房间，主要为佣工等居住。光禄第耗时3年多，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建成。整座建筑座东向西，土木结构，布局严谨，堂皇大观，建筑面积4180平方米，由三堂四横一围构成，是一座典型的客家围龙屋。屋内有18个厅、13个天井、99个房间，还有前后花园及书斋等，占地近百亩。整座建筑工艺精致、绘雕并齐、中厅两旁斗拱有穿凿鎏金的麒麟凤凰及飞鸟走兽，大厅两旁斗拱有木凿鎏金通花金狮滚球，是一座美伦美奂的典型中国园林式豪宅。围龙屋是客家地区传统建筑的代表，兴起于宋明，盛行于清代、民国，是具有族群特质性的客家传统民居建筑。［13］张弼士所建光禄第，与传统围龙屋相比较，建筑主体结构是传统的中式大院，但又大胆结合了哥特式窗型、罗马式石柱和维多利亚式旋转楼梯。屋顶采用的是岭南传统建筑工艺“剪黏”，由各色敲碎的瓷碗碎片一片一片砌成;斗拱飞檐上装饰着各式栩栩如生的祥瑞珍禽、花草以及中国民间故事，大堂檐口下的木雕蝙蝠象征着“福”，彩色玻璃花窗的黄梨图案象征着“旺”。大量使用西方建筑样式和玻璃等新材料，从而使整座建筑更为精致、豪华，因而传承和发展了客家传统民居文化。

4．传承和发展了客家人的崇文重教传统

张弼士小时因家境贫寒，受教育不多。但他致富后，非常热心教育事业，曾捐巨资在国内、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香港等地兴建学堂多座，举办新式教育。南洋各地新式学堂的设立，是受到清末中国新学堂设立风气的影响。一般所谓的新式学堂，一个重要的指标是课程的现代化。相对于教授四书五经为主的传统私塾，新式学堂除了教授四书五经外，也开设新的科目，如数学、历史、地理、物理等。时任清政府海外商务大臣兼槟城管学大臣的张弼士，于1904年在槟城捐资开办的中华学校，被认为是新马地区最早的新式学堂。［14］在他的资助下，大埔华侨罗树棠、张让溪等人于1906年在新加坡创办了启发学校。1917年改建时，张弼士又捐助了巨款。［3］卷11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地相继兴办了8所华文学校。1905年7月，张弼士在中华学校主持清朝皇帝光绪恩赐御书“声教南暨”匾额和《古今图书集成》图书典礼上，他慷慨陈词:“国家贫弱之故，皆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皆由于学校不兴。我等旅居外埠，积有财资，眼见他西国之人，在埠设西文学堂甚多，反能教我华商之子弟。而我华商各有身家，各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校，以自教其子弟乎?!”［15］梁绍文在《南洋旅行漫记》中称:“在南洋最先肯牺牲无数金钱办学校的，要推张弼士第一人。”［16］张弼士的拳拳赤子之心、殷殷报国之志可见一斑。

在国内，他对兴办教育慈善事业也相当热心。早在1903年，张弼士就向清政府捐献20万银两作为办学堂的经费。他对于家乡的教育事业特别关心。辛亥革命后，他出巨资在汕头和大埔县城茶阳建商店近百间，以店租收入作为本县发展教育的经费。“于家乡教育素所关怀，斥重资于汕头及县城北门外大街，各置瓦铺百数十间。汕铺迤接成行，分两街，曰育善街、育善后街。所出租息，由阖邑公举正绅管理，充作该县教育经常之费用，垂久远。”①并从中抽出部分收入，专门作为家乡学生外出留学学费补助。如大埔人张掖在去法国巴黎留学时，曾得到大洋40元的补助。［4］他还给香港大学堂捐款10万元。晚年还捐助广州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修建校舍。现在中山大学有一座“张弼士堂”，就是他捐款建起来的。张弼士捐巨资在海内外兴办学堂，举办新式教育，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和兴学育才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传承和发展了客家人崇文重教的社会传统。

客家文化论文例5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3）04-0051-03

陈铭枢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将领和政治家。他历经了三个时代：参加过孙中山的总统就职典礼，担任过政府的行政院长，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铭枢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人物。曾称他为“非疑人”、“佛教将军”。曾委托他作私人代表，要和他结拜兄弟。

客家传统文化是多种文化的混合体。它的精髓就是客家精神，即客家人爱国家、爱民族、反压迫、反侵略的精神，勤奋好学、崇文重教的精神，不忘祖国、热爱家乡的精神等。[1]80客家传统文化对客家人的成长发展起着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陈铭枢出生在珠乡客家，浓郁和鲜明的客家传统文化感染、陶冶与造就了他革命救国、反压迫、反侵略、勤奋好学、积极进取、追求民主真理、重视人文教育、爱家助学的优良品格和革命人生观。陈铭枢从一名普通军官成长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将领和政治家，除了深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外，也与客家传统文化对其的影响密不可分。

一、捍卫共和、维护统一，抵抗侵略、挽救危亡

客家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爱国爱乡精神。由于饱尝了背井离乡之苦，客家人特别眷恋故土，具有浓厚的家族观念。客家人善于把握历史潮流和时代脉搏，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这种家族观念提升为忧国忧民、爱国爱乡之情。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客家人都表现出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自觉地投身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洪流中。陈铭枢继承和发扬了客家人的这种光荣传统。

（一）为捍卫共和、维护统一，陈铭枢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参加讨袁护国运动和北伐战争

陈铭枢十六岁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读书期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担任联络员。毕业后，进入南京陆军第四学堂学习。辛亥革命爆发后，陈铭枢受宋教仁指派，率学生敢死队参加保卫武昌战斗，任第一队队长。辛亥革命胜利后，陈铭枢转入保定军校深造，期间因参加讨袁护国运动而被袁世凯通缉，只得流亡日本。在日本他与反袁志士组织军事学校，主要钻研军事。袁世凯死后，陈铭枢回国继续在保定军校学习，毕业后任护国军第二军营长、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先后参加东征和南征，战功卓著。1926年3月，受国民政府委派，陈铭枢入湘说服唐生智投向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率部为唐生智解围接应。在北伐中，陈铭枢率部攻克衡阳、长沙、岳州、汀泗桥、贺胜桥、汉口，最先攻下武昌城，连战连捷，打败不可一世的军阀吴佩孚，为北伐胜利奠定基础，被誉为“北伐铁军战将”。[2] 2-3

（二）为抵抗侵略、挽救危亡，陈铭枢组织发动著名的“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和“福建事变”

1932年1月28日，日寇挑起淞沪战争。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陈铭枢不计个人的功名得失，以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第三防区（负责京沪一带兼专对日防务）副总司令、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的身份，发动“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率十九路军二万五千多人抵抗日军十余万人进攻，逼使日寇五次增兵、四次阵前换将，以伤亡一万余人的代价撤出上海，拉开了中国军队正面抗日的序幕。因违背蒋、汪对日妥协方针而被迫卸职出国，漂泊欧洲。在欧洲期间，陈铭枢痛定思痛，认为反帝必先抗日，而抗日必先反蒋，于是1933年11月与蔡廷锴、蒋光鼐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反蒋抗日，在全国率先举起了反蒋抗日的旗帜。“福建事变”失败后，陈铭枢流亡香港、欧洲等地，组织“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继续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回国后，陈铭枢参与组建“民族革命大同盟”， 在东南亚、欧洲、美洲等地发展组织，还积极与共产国际联系，谋求在中国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联合阵营，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和支持。

二、崇文重教、精修诗书，热爱家乡、造福桑梓

客家传统文化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客家有谚语：“有子不读书，不如养头猪”、童谣“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3]14这都体现了客家人崇尚知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客家人秉承中原汉文化“诗礼传家”、“书香门第”的传统，以读书学习为荣，认为读书才能识理、明智，才会有出息。陈铭枢继承了这个传统，崇文重教，精修诗词佛学；回馈家乡，捐资办学校、医院和做慈善，造福桑梓。

陈铭枢出身书香门第，终身坚持学习。其父为清朝廪生，在家乡当私塾先生。完成私塾学业后，父亲非常民主地给陈铭枢两个选择：一是按客家风俗，谈婚论嫁，娶妻生子，完成人伦使命；一是继续寻找求学的机会，把握命运，丰富人生使命。15岁的陈铭枢选择了后者，在救国的捷径就是兵强械利的热潮下考入了广州的一家新式学校——黄埔陆军小学。该校虽名为小学，实则教授的程度与当时的高等学校一样。在黄埔陆军小学的学习生活期间，同为客家人的校友陈汉柱介绍他秘密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陈铭枢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继续学习。1912年10月陈铭枢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炮兵科学习，继续钻研军事。1916年毕业后，曾在日本东京组织成立军事学校，后又到政法学校学习。1922年陈铭枢在南京拜欧阳无竞为师学佛，他学佛并非遁入空门、消极避世，而是修身养性，提升思想境界。陈铭枢是“中国佛教协会”的首创者和 “神州国光社”的复兴拯救者。在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两次参与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1930年陈铭枢接办“神州国光社”，收藏了珂罗版画册十八箱，出版和保存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要著作和马列、共产主义经典著作，为发扬我国文化精髓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戎马征战的年代和时代风云激荡的社会环境中，陈铭枢还创作大量诗词，其诗词不但文采精雅而且蕴含着深邃博大的时代精神。

陈铭枢热心慈善事业和家乡建设，积极捐资办学校、医院。1926年捐资创建合浦中山公园并建民众教育馆一座；1927年春因事返乡，“目观乡民贫塞悍朴，文风不开，深感民智不启也，亟待教育之发展”， [4]便捐巨资创建广东省合浦县第七区立第三小学校（今璋嘉小学）和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图书馆； 1928年捐银元1.5万元扩建合浦五中（今公馆中学）；1929年出资建合浦女子高等小学礼堂；1930年和邑人陈玉衡合捐白银3万元创建合浦医院，还捐建合浦慈善机构“普济院”和石康菜市、北海菜市；新中国成立后，还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团到北海视察，向中央提出三项发展北海的重要建议。

三、服从真理、务实进取，特立独行、敢于诤谏

客家传统文化具有坚韧的开拓进取精神和特立独行的气质。客家人在迁徙的过程中，一般都落户在僻陋山野之地，山多地少，生存环境恶劣。为求生存谋发展，客家人养成了吃苦耐劳、克勤克俭、开拓进取的精神和特立独行的气质。陈铭枢也具有这样的精神和气质。

（一）追求民主，为建立新中国多方奔走

1948年陈铭枢发起成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期间，他策动浙江省主席陈仪、湖南省主席程潜、第2纵队司令陈瑞河起义，制止陈纳德飞援杜聿明兵团，争取立法院长童冠贤、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保护上海铁路局物资和上海金融财产，与司徒雷登联系沟通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调查研究，为建设新中国建言出力

新中国成立后，陈铭枢深入基层及时了解实际情况，积极在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文化教育、尊重知识分子、反对、派建设、帮助共产党整风等方面积极为民请命，为后世留下了著名的《上三论佛法书》、《赞成引退书》、《教育万言书》、《向非人士求师求友》、《机关与机关的反》、《目前灾荒形式与领导的任务》、《从几句话联想到许多问题》等宝贵文献。特别是任广东省主席时，他开展大规模的广州城建。其中九项最显著，为广东省建设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完成广州市及全省公路网；举办工商事业；加强各县市各项基础设施；开办农田水利，推广植林；建设商港码头；敷设全省长途电话；疏浚河流建筑堤坝；扩充航空事业；开垦荒地荒山。

（三）服从真理，上书诤谏，人称“党外”

1953年1月，陈铭枢任为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他向中南局领导上书，反映机关里的，希望改变“轻农重工思想”，要求“严格制止加重农民负担、追求超额数字的邀功取宠行为，彻底贯彻中央对农村的政策”。[5] 1957年4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表明辞去国家主席的意图。陈铭枢多次出洋旅欧，深知华盛顿、俾斯麦、伊藤博文等领导人功成引退、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后给国家带来福祉，竟上书“您此一举，不仅打破个人崇拜……您在最近讲话中，皆述及自己有好大喜功之处，我也有同感，希望能更加深入体察，以求究竟”。[6] 798-79910月，陈铭枢被定为“分子”。面对“”造成经济灾难，陈铭枢又忍不住放言“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4] 这些言论致使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再次点名批评陈铭枢。

1962年陈铭枢被摘去“”帽子，1979年中共中央为其。历史庄严地证明陈铭枢并不是。正如在《陈铭枢纪念文集》的扉页上，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的题词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陈铭枢的人生颠簸跌宕、充满传奇，但他坚守着始终如一的做人准则——“平生最是服从真理的人，决不欲也不能把它来歪曲或附会作迎合潮流的不诚实的人”。[5]

参考文献：

[1]黄忠芳.论客家传统文化对人生观的影响[J].嘉应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97，（02）.

[2]范翔宇.爱国名将陈铭枢（上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3]李光明.浅议客家人文素养与客家廉洁文化建设[J].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10，（04）.

客家文化论文例6

客家是我国汉族的一大民系。客家的先民们在西晋之前是居住在黄河、淮河和长江流域的，但是由于战乱及自然灾害等原因，他们背井离乡，大规模向南迁徙。在这千余年的劳动生产和生活繁衍过程中，客家的先民们把从祖籍腹地带来的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内容丰富的客家文化。而客家音乐则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它是中原音乐与当地畲族、瑶族音乐的有机融合，是客家人独有的民间音乐。从客家音乐的起源与流变，种类与分布来看，可以说，“歌随人走”，是移民的产物。

客家音乐具有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特色鲜明等特点。1.历史悠久。客家音乐的形成与客家民系的发展是同步的，也就是说自西晋、北宋以来，客家音乐已有逾千年的历史。2.种类繁多。客家音乐经过不断发展， 内容越来越丰富、种类越来越多。客家音乐包括客家器乐、客家山歌、客家小调、说唱音乐、民间戏曲、歌舞音乐以及宗教音乐。3.特色鲜明。与其他中国民歌一样， 客家音乐同样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客家先民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都与赣闽粤边区的风俗文化、生产方式紧密相连， 由此而形成千差万别的“地域色彩”，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二、国家语境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

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后简称《意见》），其中的附件《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平等暂行办法》（后简称《暂行办法》）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暂行办法》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的六类，与《公约》定义的五项一致，另外一项为“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其具体范围包括：“口头传统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含民间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杂技等）；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流传形式是由人类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曾经被誉为历史文化‘活化石’和‘民族记忆的背影’。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要具备以下的三个条件：①必须是世代相传的，至少有一百年的历史；②与广大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③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的，是‘活态的’”。《意见》还明确了在“非遗”工作中“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更多的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得到挖掘。客家音乐就是依托于艺人表演而存在的极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音乐在赣、闽、粤等地域的流传、改造、提升，经过上千年的历史演绎与积淀，逐渐成为我国传统音乐领域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代表品种之一。客家音乐的理论与实践具有客家人的特色，尤其是客家音乐特有的传承方式和通过音乐所进行的文化传承方式，格外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因此，探讨客家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对于弘扬客家文化，保护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非遗政策下的客家音乐保护问题

客家音乐作为客家文化的一颗明珠，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极具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甚至濒临消亡的境地。造成这些民间艺术“珍宝”日渐衰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表演内容受地域语言的限制。传统客家音乐的表演形式多是客家方言为主要表现方式，而受到大众文化以及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影响，客家方言也呈式微趋势，因此在本区域内的传承受到冲击。二是政府扶持力度不够。多方的因素导致地方政府支持艺术组织经常是短期行为。客家音乐大多数流传于民间， 因为没能得到政府足够的资金扶持和政策引导， 对其的研究和保护就经常出现后继乏人的局面。客家音乐作为我国民间艺术的瑰宝，同时又面临着消亡的危机，因此，如何对客家音乐进行有效保护成了客家音乐能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关键。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政策层面的立法保障

国家已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但是目前也只有较为单一、零散的法律规章，相关配套的法规还未完善，完整的体系还未健全。因此，我国还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体系建设，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更加规范化、系统化。针对客家音乐的保护也应先着眼于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健全，特别是在客家人居住集中的省份，应制定保护客家音乐的法规制度，从资金、教育、客家文化保护等方面来有力保障客家音乐继续生存和健康发展。我们可以考虑在国家和省市的财政预算法律中，特别是地方省市的财政预算中给客家音乐的保护留出预算空间。同时，也可以在有关法律考虑设定这样的制度，即对有利于客家音乐保护的行为，如挖掘、发现和维护客家音乐的行为，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可获得法律明确规定的奖励。

（二）传承层面的研究与教育

1.对客家音乐的科学研究是整个客家音乐保护工作的基石。我们只有了解客家音乐的历史、特点等等，才能有的放矢的进行保护和传承。客家音乐的种类繁多，我们就更应该对其进行梳理，寻找其本质的东西。现在以客家山歌为中心，从文学、比较、歌手到传承等方面全方位的展开了大量研究。但这些成果还未涵盖客家音乐的方方面面，研究的方法、研究主体等也较为单一。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加强对客家音乐的科研工作。就具体研究工作而言，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第一，回归客家音乐的生活世界。客家音乐是“活态”的，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的，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应该走入客家音乐的形成、发展的生活世界，去真正感受、认识、了解客家音乐。第二，研究主体的多元化。以往对客家音乐的研究基本上以学者为主，而音乐的主体，即歌手（传承人）和听众严重缺席。他们对客家音乐的理解应该在客家音乐知识体系中享有重要地位。

2.文化的传承本质上是个教育问题。我们也常有这样的疑虑：客家音乐是否后继有人？ 传承人的培养就是教育问题。客家音乐的发展与传承需要教育培养传承人，同时客家音乐的发展更需要科学研究和群众基础，这些都需要客家音乐走进学校。我们应当在客家人聚居地省市的学校专门开设有关客家音乐的课程，或将客家文化和客家音乐编入有关音乐和相关的本土教材中。在中小学阶段让孩子们接触和了解客家文化和客家音乐，到大学阶段就可以让他们进行有关研究或者专业的学习，成为客家音乐传承人。

（三）传播层面的媒介与宣传

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在国家层面是法律与政策的宣传，这点在上文中有所阐述，而在微观层面则是传统技艺的有效传递。因此，就客家音乐的宣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媒介宣传。进入21世纪，电视、报纸等都是较为传统的宣传方式了，我们除了充分利用这些传统的宣传阵地以外，需要加强对互联网这个宣传途径加以合理而充分的利用。比如建立国家和省市各层面的关于客家音乐的官方网站，同时也积极鼓励民间建立有关网站。网站的建立可以让全世界的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面了解客家音乐，并可以随时关注新进展。这是一个十分简便但又非常有效的宣传途径。

第二，走入市场。将客家音乐推入市场既可以获得客家音乐生存和发展的资金支持，又可以在市场中获取更多地听众和爱好者，为它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在走入市场过程中，我们要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市场的需求，更新内容、表演形式等，但同时还应保存好客家音乐的“原滋原味”。创新与保存表面上是矛盾的，其实从根本上讲是统一的，因为客家音乐是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的，它本身就会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更新，可以说客家音乐本身就具有保持传统和创新变化的特质，这也是客家音乐能生存千余年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客家文化论文例7

客家地区的劳动人民十分喜欢唱歌，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客家山歌存在，他们以唱山歌来作为与人同乐和沟通心灵，以唱山歌来歌颂劳动生活和爱情，以形象生动的比喻，精炼朴素的语言，浓厚的生活气息而脍炙人口。口口相传，年年月月，凝练升华，字字玑珠，一声声，感人肺腑，催人入梦。客家山歌形式丰富，种类繁多。从形态上看，可以分为“本体山歌”、“山歌号子”、“加头续尾山歌”、“叠字山歌和叠句山歌”、“尾驳尾山歌”。“问答式山歌”、“绝气山歌”等；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爱情山歌、劳动山歌、革命山歌、感叹身世山歌、戏谑娱乐山歌等。但不管是什么内容、什么形态，大多是即兴吟唱出来的，是客家劳动人民从肺腑流出来的天籁之声。在山歌中，数量最多且最富有艺术性的无疑是情歌。殊不听，有人唱：“着衫要着士林洋布衫，越着越洗磨越擦越好穿；食酒要食江西湖南浙江绍兴酒，恋妹要恋十七十八二十一二三。”讲唱山歌箩打箩，唱得处处出好禾。山歌要唱琴（情）要谈，山歌越唱心越开。由此可以他们的山歌，淳朴、自然、真实而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又如，这样唱的一首山歌“爱唱山歌只管来，拿条凳子坐下来，唱到鸡毛沉落海，唱到石头浮上来。爱唱山歌就来唱，唱到日头对月光，唱到麒麟对狮子，唱到金鸡对凤凰。由些见得，客家山歌的语言十分精炼和朴素，结构短小、韵味和谐、比喻生动形象。不仅如此，客家山歌的歌词也十分具有文学性，唱起来琅琅上口，易歌易记，而山歌的曲调却单纯、质朴、含蓄。如，这样的一首歌词：“赶人出屋鸡乱啼，送人离别水东西，挽水思量想无法，从今唔养五更鸡”。它的曲调抒情优美，音域仅有五度，四个乐句皆以级进方式缓缓展开，显得十分内在，可见，客家山歌是十分富有特色的，说到客家山歌，我们不得不提起梅洲的客家山歌，梅洲是客家山歌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山歌相比，梅洲的客家山歌，它承传了《诗经》三百首修辞手法，赋、比、兴、重叠、双关等技法，而其他地方的客家山歌则很少有双关音。今天听山歌，则成为了很多到梅洲旅游的人必要做的一件事，人们随口而出，即兴而歌，通过歌唱来抒发内心的喜悦和悲苦，乃至他们今天依然保存着比较完好的原生态山歌。

千百年来，客家人用传统的山歌来歌唱劳动生活抒思，鼓舞斗志，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山歌带有一些封建思想的禁锢和毫无虚饰的矫情，传统的山歌已不再爱到时代青年的喜爱，乃至遗忘。著名作曲家徐沛东指出，“山歌创作如果不发展，再好的传统文化都会式微，甚至随时都面临被取代和淘汰的危险”。因此，今天我们必须要用现代人的眼光和观念来解剖传统优秀文化，借用新思想，高科技，使山歌焕发新的生机，使山歌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二、客家山歌的发展与创新。

客家山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它的曲调抒情奔放，细腻缠绵，风格独特，是我国民族音乐中的奇葩，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原有的农耕文明架构下的许多文化形态和方式濒临瓦解与消亡，风靡全球的商业性强势流行文化，冲击着世界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这种全球化的文化飓风中，民间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客家山歌的创作和传播也同样遇到了许多来自多元文化的冲击，进入了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山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与空间，面临着生存与传承困境。我们如何传承和发展客家山歌音乐，赋予客家山歌新的生命力，是一个现实而严峻的问题，如何保护与创新客家山歌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我认为客家山歌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在编配上可以有更大的变化和发展空间，我们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去创新，不断创作出具有客家风格和时代气息的客家新音乐，总而言之，音乐创作是该多元化和不断探索创新的。

（一）、在原腔山歌的基础上，运用作曲的技法加工发展客家山歌。

传统的原腔山歌中有很多是非常优美动听的，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今天我们在保留吸收原腔山歌的风貌、韵味的基础上，合理运用作曲技法，往往能创作出具有时代气息、易为群众所接受和欣赏的音乐来。如在2008年古风新韵唱小康—广东省客家山歌擂台演唱会上，以摇滚乐演奏的新编惠东多视山歌《打工谣》就揉合了民间艺术与现代节奏，令人耳目一新，爱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因此我们在原腔山歌的基础上，用作曲的技法加工发展客家山歌使古老的艺术形式获得创新把优秀的民间艺术与时代节奏有机结合起来显得十分必要和可实施。

（二）、利用客家山歌的素材，创作客家方言通俗歌曲。

客家方言，是广东三大方言之一，用客家方言演唱的客家山歌在海内外人圈中很有影响，为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客家人所热爱和传唱。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传统的客家山歌中，许多是反映旧社会劳动人民精神生活的，而当代的年青

人，对传统的客家山歌却不甚了解和不易接受。随着新时代社会形态，社会风情、思想观念的更新，艺术的表现形式多样而新颖，所以我们可以运用客家音乐素材，创作出具有时代气息的通俗流行歌曲，如在大陆，台湾的客家话歌曲是很受欢迎的，如《爱拼才会赢》、《金包银》等台湾客家话歌曲成了大陆许多人都会吟唱的歌曲。那么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向人家学习和借鉴呢？从台湾作曲家身上得到启发呢？我们也可以运用客家山歌素材，采用通俗歌曲的手法进行创作的，题材广泛，手法多样。因此我们就可以多创作出一些具有客家特色的通俗歌曲，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客家山歌，喜欢客家山歌，弘扬客家山歌文化了。

（三）、利用客家山歌的素材，创作艺术歌曲。

客家人有这么一句俗语：“宁忘祖宗田，不忘祖宗言”，至今他们还保持着客家地区的习俗，客家山歌成了他们的口头文学，形成了民歌中的一支独秀。客家山歌流传千百年，歌曲曲调也十分优美，但是千百年来，客家歌曲为什么不能形成“大气候”，不能在全国打响呢？我想这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客家山歌由于语言的局限性，限制了它在全国的传播，使它在现代都市中很难生存下去，因此，我们可以采用普通话的演唱方式让全国听众都能了解，熟悉客家音乐。其次，客家山歌的创作要多样化，发展客家话，普通话合唱曲方面也很值得我们去探索。流传全国的合唱曲，有许多是根据中国民歌素材编曲或创作的，曲式结构简练，很容易让人接受，易唱又有新的意境。因些我们的创作应该顺应时代的精神，创作手法要多样，利用客家山歌素材，在保留原腔优美的基础上，创作出客家山歌合唱曲等艺术歌曲。让全国的听众都能了解，熟悉客家音乐，传播客家文化。

（四）、发展山歌教育和山歌文化，培养山歌手，解决后继乏人的问题。

客家文化论文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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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论文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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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论文例10

关键词：职业院校 客家学生 特点 客家文化教育

Key words：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Hakka students characteristicHakka culture education

基金项目：河源市200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客家地区职业院校开展客家文化教育之实践研究 （Hysk09-011）

作者简介：黄荣辉（1969―），男，广东省龙川县人，河源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本科，主要研究方向是思想政治教育、客家文化。

为推动客家文化传承工作，客家地区职业院校开展客家文化教育课题组，于2010年实施了客家文化对客家学生的影响调查。通过调查，我们认为，传承客家文化应通过学校教育，对广大客家学生实施客家文化教育。实施客家文化教育，必须以客家学生的特点为基础。

一、职业院校客家学生的特点

经过对问卷的分析，职业院校客家学生有四方面特点，应关注：

1. 文化素质不高，体现为学习能力弱、基础知识较差、语言文字驾驭能力不强

1)学习能力弱、基础知识较差

职业院校学生基础知识普遍较差，这从升学考分可窥一斑。2009年某客家市基础教育较好的县中招最低控制分（满分是700多），二类学校463分、三类学校350分和300分，中职是最后批招生的四类学校，分更低；近年广东省专科院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大致可以反映高职生的情况：B线文、理科类总分2008年分别是382分、364分，2009年是360分、365分，2010年是350分、340分，招生多的B线逐年降分。客家地区某高职院2010年4000多名新生，A线录取980人考分在440－564，四分之三是考分在341－516的B线考生。

调查显示，对客家人与广府人、潮汕人的认识，知道都是汉族人又有区别的有45．2%，有54．8%不知道或认为没区别，说明少数人了解简单的知识。对“中国工农红军”在广东河源、广东梅州、江西赣南、福建闽西等哪些地方战斗过的问题，能都知道的为零，知道梅州和赣南的分别有30．5 % 、38．7%，两个都选的只有29．5 %；选择河源的只有24．5 %，说明绝大部分人不知道；闽西是中央苏区重要部分，知道的只有13．3%。说明青年学生的历史基础知识比较差，这是由于学生学习能力弱，教科书没说到的、老师没教的、没列入必修课程的内容，基本不会想到要去学，也不知道要去学。

2) 语言文字驾驭能力不强

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职业院校客家学生普遍弱，这在个人长期高职教育教学实践中一直深有体会。调查发现，他们在升学考试中的语文科成绩普遍偏低，按百分制算72．3%的低于75分，过半人实际是不及格。平时课堂发言中，不少学生口头表达语意不很明确，为找不到恰当的词表达想法而吞吞吐吐；在书面作业或考试答题中，用词不当、语句不通、错别字多是普遍现象。

2. 学习态度偏差大，表现在学习自主性欠缺、学习中探究意识弱、学习动机功利性强

1）学习自主性欠缺、学习中探究意识弱

关于客家人主要分布地区的调查显示，知道广东河源、梅州、惠州的高达79．5%，赣南、闽西的有17．2% ，知道四川、广西的4．0 %，知道东南亚等海外地区的不到2%。这反映学生对自己生活所在地广东的情况熟悉，广东以外地区的情况知之甚少，离广东越远越不知道，这正是很少探究未知的外部世界的结果，也说明学生对外部陌生事物缺乏关注热情、缺乏探究精神。

学生探究意识弱，跟学习能力弱有关，也是学习自主性欠缺的结果和表现。调查显示，每周用在文化知识学习的时间，51%的学生少于三分之一，只有5%的学生三分之二以上；每周业余时间安排，40%的学生选择休闲娱乐，32%的学生选择上网聊天玩游戏，22%的学生选择体育锻炼，只有6%的学生选择学习；学生使用网络很广泛，但63.5%是用于聊天交友、或了解娱乐与体育内容，学习专业知识、文化积累的少；对老师布置的课后讨论、查找资料等等非书面作业，能完成的只有9.1%，部分完成的有40.5%，其中92%的人是因为老师要检查而做。因为学习自主性欠缺，在学习中很少作拓展思考，问题需要深人探究时，往往无所适从或产生畏难心理，甚至退缩；在学习中没有养成浓厚的交流、讨论风气，难以形成交流、讨论氛围，只有30%的人常与同学探讨问题，有19%的人对各种媒介传播的内容经常评价。

2）学习动机功利性强

职业院校学生普遍存学习动力不足，学习动机功利性强，往往重视专业技术、职业技能，忽视文化素质；对知识筛选情绪化强，感兴趣的东西学习积极性高。在调查中，选择“自觉学习，为国效力，提升人生价值”的学生只有13.7%； 选择 “掌握专业技术、职业技能，找好的就业岗位”的学生有83.5%。可见学生思考自身的学习，受社会现实影响较大，多数以生活实际为重点考虑，把学习与将来的就业联接。这种情况下，加之学生对现实社会的偏颇理解，直接导致他们处理专业学习和文化素质培养关系时的极端表现：32.5%的学生认为需要积极提高综合文化素质也在尽努力，35.5 %的学生想努力提高综合文化素质但提不起兴趣而不想做，25.5 %的学生认为综合文化素质对将来工作影响很小，极少数干脆认为现在的学习跟将来都没关联。

3.认知兴趣偏于直观性、互动性、娱乐性强的活动

对客家文化课的学习方式，愿意老师讲解传授的学生有5．6 %，愿意自学的有14．5%；希望通过播放视频与老师讲解结合的学生有47．6 %，希望同学间讨论与老师指导结合的有25．4%，两项总计73 %。反映出多数学生倾向于直观性、互动性、娱乐性强的活动。

“只要具备条件，你经常会用到、且最喜欢的媒介是什么”，选择结果是网络(96.2%)、电视(75.8%)、电影(48.5%)、报刊杂志(32.8%)、广播(19.2%)、其他如教科书、教辅资料、学术论著一类(5.6%)。跟学生使用网络多用于聊天、娱乐的特点相联系，网络、电视、电影以其图文并茂、互动性强的特点，成为学生接触较多的媒介，受到喜爱。业余时间多用在休闲娱乐、上网聊天玩游戏、体育锻炼的学生高达94%，也说明学生喜欢直观性、互动性、娱乐性强的活动。

4.喜欢实操性活动，善于直接处理实践问题

对邻居与自己家争吵，64．6%的学生选择想办法化解矛盾；当长辈来做客，77．6%的学生表示会热情问候并倒茶待客；在决定毕业找工作时要不要依靠家里长辈问题上，65．5%的学生认为自力更生会前途光明，19．6%的学生表示信心不足但也可以试试。对这些问题，大多数学生都能选择积极、理性、恰当的处理办法，反映学生的实践意识比较强，不但有实践的勇气、兴趣，也善于直接处理实践问题。

二、基于职业院校客家学生特点的客家文化教育

基于职业院校客家学生的特点，开展客家文化教育时，必须注意做好四方面工作：

1.编写使用通俗易懂的、普及性的客家文化教育教材

客家学生文化素质偏低，在开展客家文化教育时，必须有相应教材或老师的讲议给学生，确保学习有基本的物质载体，这样才能有效调动学生的心、眼、脑，综合发挥作用。否则，学生受其学习动机影响，客家文化教育难有兴趣，更难以产生学习的自我需求。

编写的教材要着重考虑其适应性，内容要适应学生特点，必须注意：突出普及性，弱化其学术性，语言通俗易懂，如非必须就应尽量少引用古文表述，把古汉语表述基本转化为现代汉语，让学生都轻松看懂；教材忌堆砌高深理论，不拘泥于如具体历史时间等等非关键的知识，重视极其重要而简单的史实即可，突出客家学基础知识；

客家文化教育的主体是文化素质弱的学生，不是历史专业或古汉语专业的学生，更不是古汉语、历史学、考古学等等领域的学者，把教材编成类似研究论文集或专家的成果报告，甚至语言艰涩难懂，让学生如读天书，只能使学生望而生畏、敬而远之。

2.教学中既重视客家文化基础知识的传授又不应要求过细

在教学过程中，客家文化教育应定位为文化素质教育，知识的掌握应是概要性的而不是细节性的。如在客家的形成发展史教学时，对客家先民具体的迁徙时间、徙路径一类知识，教师不必多讲、学生也不必强记，只要知道大致的年代、方向、地域就够。再者还要注意减轻客家文化教育的课业负担，处理好与其他课程尤其是专业课程的课业负担关系，避免学生因课业负担重对客家文化教育课生厌放弃。

3.增强客家文化教育的教育性、趣味性，使学生产生接受教育的自我需求

客家文化教育，作为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不培养具体技术、技能，教育影响不能立竿见影，还依赖于学生自我内化，其影响有滞后性特点，也因此影响学生对这类课程的兴趣。只有在教学中增强客家文化教育的教育性、趣味性，使学生产生接受教育的自我需求，才有其生命力。因而客家文化教育要以德育为首要原则，以生动、有趣的历史、现实内容为载体，尤其要以客家人在发展过程中的奋斗史、智慧成果、精神结晶为内容，让学生通过学习有所感悟，真实领会客家精神，让学生确实感受到接受客家文化教育有趣、有益，进一步激发其学习热情，自觉、积极地弘扬客家精神。

4.具体教学方法、手段上加强直观性、互动性、娱乐性、实践性，适度弱化理论、降低难度

职业院校客家学生在认知上有直观性、互动性、娱乐性、实践性强的要求，更注重情绪背景，大部分不愿意也不善于抽象思维，偏重于直观的实践活动。这要求在教学要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通过情景引起学生兴趣，积极参与。学生更乐于接触网络、电视、电影等媒介，更喜欢互动性、娱乐性活动，更能接受播放视频与老师讲解结合、同学间讨论与老师指导结合的教学方式等特点，教学时可以更多地通过视频来介绍教学内容，适当安排讨论，但讨论应适度弱化理论、降低难度。如讨论不同地区客家人的口音差别，应避免陷于语言学泥坑；讨论客家建筑问题，应避免牵涉太多建筑学方面的问题。条件许可，还应适当组织学生参观有关的实物、古迹，安排一些具体的实践任务。

总之，客家文化教育任重道远，需要在实践中敢于创新、不断探索，才能完善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