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研究例1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化与经济表现一直是经济研究里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诺斯强调文化决定制度变迁，制度影响经济绩效。格雷夫用比较制度的观点来把文化信念化，把信念内生化，用博弈论的方法证明了不同文化环境影响人的行为，不同行为下交易成本的不同导致了组织形态和绩效的不同。所以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广东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影响经济表现的例子，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经过了长足的发展，但地区间的差异明显扩大，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日益凸显，尤其是客家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差异尤其凸出。对客家地区的文化进行剖析是必要的，努力分析客家文化中适合经济发展的和阻止经济表现的，做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对客家地区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一、客家文化的界定和主要表现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 L.克罗伯和K. 科拉克洪这样定义文化：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 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 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 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样式。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 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客家人是从中原迁徙过来，随着与当地的融合，交流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点。客家人的先祖多居于“中原旧地”，为避战乱，不断地向南迁徙，曾迁徙到达安徽、江西等地，后来又从福建汀州和江西等地迁到广东粤东北部山区来。客家文化呈现的是山区文化特色。粤东北部客家地区的开发史就是一部开发垦辟山区的历史。为求出路，客家男子苦读求功名和外出谋生，使社会生产的重担落在了妇女的肩上，妇女集樵采、畜牧、灌种、纫缝、炊爨于一身，这是客家人一个特别之处。客家文化从本质上是一种农耕文化。传统的农耕文化的特点就是自给自足重视功名。俗称的耕读传家。实际上重功名是自给自足下的被动选择和相应反应，传统的自然经济，生产的产品大同小异，贸易带来的收益有限，所以重功名是寻求更高收益的出路之一。如果说从中原迁徙过来的客家人有着很强的家国情怀和忠诚。

二、客家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途径

格雷夫（ 1994） 从文化信念与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角度解释文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1）经济制度由文化信仰和组织这两个相关的因素组成， 由于文化信仰是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 经济制度的变迁受其历史的影响；（2）制度结构之所以表现出路径依赖， 是因为过去的行为、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织都影响着价值观念和社会实施机制的发展， 从而压制了背离旧有行为模式的灵活性。国内学者韦森（ 2003） 沿着格雷夫的思路， 系统研究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赖以生存的文化因素以及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社会制度结构的影响， 指出中国历史上信奉的集体主义文化因子决定了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内卷性（深层次的路径依赖） ， 而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文化因子决定了西方社会制度变迁外卷性（ 进化演变） 的路径， 不同的文化传统导致了不同的变迁路径从而也形成了不同的增长路径。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文化因子是欧美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必要条件（ 尽管不是充分条件）。基于农本文化的客家文化毫无疑问带有集体主义因子，而本着求仕的客家文化又使得客家文化中缺少商业气息。考虑到经济活动是人们之间的活动， 市场扩展则是人们交易活动范围增宽和深化的一个自然结果， 而近现代以及当代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 说到底只不过是市场扩展的一个外在表现。由于市场经济活动归根结底只是一种人们的商品和劳务交换行为的集合， 所以，市场参与者的商业精神和其动机 ， 就成了市场秩序扩展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深层的或者说根本的动因了。

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来分析， 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言， 制度确实是重要的。然而， 制度的发挥是要环境的，文化及其氛围是极其重要的正如历史学家布雷戴尔所述谜题一样，只有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 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方能发挥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这也导致了同样性质的制度， 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精神遗产中的作用链条和绩效不尽相同，且有时差异甚大。客家文化的商业性缺失削弱了市场经济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根据格雷夫（1993）诺斯的思路客家文化的集体主义和重仕使得客家组织带有严重的科层色彩，而科层毫无疑问降低了组织的效率。根据诺斯所言经济增长的核心是有效率的组织。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客家文化的集体主义和耕读阻碍了市场的扩展和有效率组织的形成，最终带来了低效率的经济表现。

（作者系广东商学院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学生）

参考文献：

[1]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

[2]韦森；《从文化传统反思东西方市场经济的近代形成路径》. 载《世界经济》2002 （10）.

[3]何东霞何一鸣：《文化与制度：一个文献的综述》 《学术研究》，2006（10）.

客家文化研究例2

 　二

　客家文化内涵是什么？目前客家文化研究究竟达到了什么水平？我随手从几本有关论著中摘录如下：

　讲求实际，刻苦勤俭，艰苦奋斗的美德；坚贞、刚强，不屈不挠，富于反抗的精神；念祖恩，爱国爱乡的美德；团结奋斗的精神。

崇文尚武的精神，乐善好施的风尚，艰苦卓绝，开拓进取，勇于冒险，团结奋进，独立自强的精神。

开拓，崇文，爱国，刻苦务实；自立更生，艰苦创业；尊师重教，热爱知识；勤劳实干，开拓进取；重视家庭，夫妇互助，弟兄和睦；爱国爱乡，不忘祖宗。

坚忍卓绝，刻苦耐劳，冒险犯难，团结奋进；崇尚忠义，反抗压迫，义不帝秦，同仇敌忾，爱国爱乡，注重武术；讲礼节，重伦理，好学问，尚教育，敦亲族，敬祖先，隆师道。

从上面摘录中可以看出，这些论著对客家文化内涵的阐述，存在一个通病，就是共性阐述多，个性阐述少。因为这些内涵是和客家文化一样以中原文化为主

体的其它南迁民系文化所共有的，是南迁汉族各民族的共性。世间万物之所以有千差万别，就在于它们的个性各自不同。个性是具体的，最丰富多彩的。一个民系文化的个性是这个民系文化最突出的特点。研究这个民系文化的个性，不仅是把握这个民系特色的需求，而且更是发扬这个民系优秀文化的需要。不善于区别客家文化的个性，客家文化研究只能停留在一般化水平上。

　三

有许多民系文化或地域文化研究成果，可供客家文化研究借鉴。

作为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地域文化——巴蜀文化，因为巴蜀山川奇绝秀丽的环境，造就了它的独具异彩。《华阳国志·蜀志》，对蜀人特征作了精彩的概括：

一，多斑采文章；二，尚滋味；三，好辛香；四，君子精敏，小人鬼黠；五，多悍勇。这就是巴蜀文化的特质，是巴蜀文化区别于其它地域文化或民系文化最突出的个性。

至于燕赵文化，送别荆轲的一曲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可以概括为燕赵文化的个性。“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燕赵之士那种不畏、重信义与气节的燕赵之风，乃燕赵文化最鲜明的特色。它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

再说与客家比邻的潮州文化，潮人研究学者是怎样概括其内涵的呢？他们认为：潮州文化的主体是中原文化，但又不是一般的中原文化，它是作为移民文化进入潮汕地区的。而在汉人入主之前，潮汕地区早就存在了一个百越文化。入主潮汕的汉人，面对陌生的环境，不能不产生一种入乡随俗的心理。百越文化由于长期处于自治与半自治的状态，有较强的“山高皇帝远”的边陲意识。这边陲意识在被汉化之后，转移到潮人身上，就成了潮州文化的一个内核，因此，赋予了潮人对正统中心保持某种较自由的心态和独立取向，即使是读书人，虽然也有凡事讲究正宗，以遵古法制为荣者，但也未成为潮人普遍心理。

　客家文化研究鲜见如此鲜明的个性概括！

四

客家文化内涵的研究停留在一般化的原因是什么？我想恐怕是研究者没有从罗香林大师因历史局限而产生的对客家研究欠缺中走出来。

罗香林等大师当时为了批驳对客家民系的污蔑，在正本清源上下了很大功夫，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真理往往往前一步就成了谬误。由于过于追求正本清源，力图求证客家人是纯粹的汉民族、客家文化是纯粹的中原文化，这就自觉不自觉忽略客家先民在迁移过程中，观念与习惯不得不受到新环境的挑战，因而不得不有许多变通与修改。特别是客家先民在长江流域停留了几百年时间，楚文化、江淮文化不可能不影响到客家人的观念和习惯。因此，入主闽粤赣三角地区之前的客家先民已经不是中州本土的汉人，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客家先民文化也不是中州本土的原生文化了。由于过于追求正本清源，力图求证客家人是纯粹的汉民族，客家文化是纯粹的中原文化，这就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当客家先民进入闽粤赣三角地区后与早已存在于这个地区的百越文化的融合。融合后的客家人已大大不同于中原本土的汉人了，融合后的客家文化已大大不同于中州本土的原生文化了。

这种忽略而造成的欠缺，影响了后来许多客家学研究者，使他们在研究客家文化中也自觉不自觉地搞“直接瞄准”，把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直接对应，把论证客家文化就是中原文化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点，甚至于把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完全等同起来。中原文化是南迁各民系的母体文化，中原文化的特点自然就成为各民系文化的共同属性。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因此，要善于从共性把握中去把握个性，也要善于从个性把握中去把握共性。

客家文化研究例3

1.引言

客家是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汉族民系，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阔、影响最深远的民系之一，客家文化是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朵瑰丽奇葩，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客家文化的形成是在独特的社会环境和独特的历史渊源中，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在不断的推陈纳新的过程中形成的。客家文化在中华文化整体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突出的文化类型，客家文化在近现代对汉文化的丰富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客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对客家文化的研究都是一个热点。

2.客家文化资源数字化的必要性

客家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并不容乐观，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客家文化研究的文献保障和整理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

（1）客家文化的资源分布分散，具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

（2）客家文化的资源种类单一，体现在资源的载体上主要集中在纸质媒介上，多媒体的资源特别是多媒体数字资源数量少；

（3）客家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少有开展，资源的存在形式大都处于一种原始状态，这对资源的检索和利用带来很大的不便，数字化、标准化工作尤为重要。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和最大限度地为公众公平享有，随着文化工作者和信息技术工作者的努力，目前数字化技术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高度重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普遍推开，其中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现代化科技手段对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是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主要实施内容之一。因此利用数字信息化的手段对客家文化资源进行保护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现阶段的一个重要领域。

3.客家文化资源数字化技术规范体系

客家文化资源数字化技术规范体系包含以下几部分：资源采集加工标准、客家文化资源元数据规范和著录规则及客家文化资源元数据库建库标准、主文档保存与管理标准、数字化工作规范和信息服务标准。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尽可能直接引用和采纳国内外已经普遍应用的技术标准和规范。一些指标的制定考虑到最新的实践情况以及最新的技术情况，一些校验方法采用国内外最新的校验工具和方法。重点参考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数字图书馆计划的“关于文本和图像数据数字化转换的技术规范” [1]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2]的技术资料汇编以及科技部“中国数字图书馆标准与规范建设”项目“数字资源加工标准规范与操作指南”子项目的相关成果[3]。横向上保持与相关同期标准，如与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文本、音频、视频）加工标准与工作规范》、《数字资源对象管理规范》及唯一标识符、元数据、长期保存等子项目相关成果的一致性；纵向上尽量保持与CDLS项目、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CADLIS）及其他大型数字图书馆建设项目的标准规范的可转换性和易转换性[4]。这样既保持了与同期其他相关标准的协调，又兼顾历史标准的继承。

3.1 客家文化资源的采集加工标准

客家文化资源的主要信息源有：正史、地方志、地方史、家谱、族谱、研究人士著述、客家地区报刊、音像制品、网站和数据库等，载体形式多种多样，要针对不同载体形式的资源制定出不同的采集加工标准。另外，还有一些客家文化资源并未承载于特定的载体之上，如：客家语言文学、客家人物、客家建筑、客家饮食、客家音乐舞蹈、客家民间美术、客家文物古迹、客家民俗民风等，这些资源都是以自然的形态而存在，需要有特定的设备按特定的程序步骤来进行采集，因此对设备、程序和流程需要有特定的标准和规范来操作。

散布在民间的客家文化资源品种繁多，良莠不齐，如何进行甄别取舍挖掘出有代表意义的和具特殊价值的资源是资源建设中的一大难点，即如何界定原始资源的保存等级、加工等级以及和服务等级，其中涉及隐私权、知识产权、商标权等法律层面，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必须在各种法律的框架下得到支持。

3.2 客家文化资源元数据规范和著录规则及客家文化资源元数据库建库标准

不同类型的资源有着不同的元数据描述标准框架。例如，博物馆建立了SPECTRUM和CDWA元数据标准框架来支持博物馆馆藏资源的管理，档案馆建立了ISAD（G）、ISAAR（CPF）和EAD元数据标准框架来支持档案馆馆藏资源的管理，图书馆使用MARC元数据标准系列来支持书目数据的管理与交换。客家文化资源按其资源类型确定所在领域的元数据标准，并完整记录元数据文档。这个文档应该列出所用的所有元数据元素的详细目录，以及这些元素对数字资源进行描述的方法。

3.3 客家文化资源数字主文档保存与管理标准

数字主文档保存为数字化生产过程的一个有机部分。保存依赖于数字资源生产的过程记录，因为所保存的重要信息都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保存不仅仅是选择合适的文件格式和数字介质的类型，而应该将其视为数字资源管理的基础工作，以保证其长期和重复使用。

（1）文档格式：使用开放的文档格式可以增强互操作性和资源的重复利用，并能根据不同的使用目的进行创建和修改。数字主文档包括文本型、静态数字图像、视频数字资源、音频数字资源，不同类型的数字主文档生产与保存的标准各有不同。

（2）存储介质：不同的数字存储介质在数据存取时对软硬件有不同的要求，且在管理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差异。

（3）保存策略：主要有三种技术方法来实现数字资源的保存：技术保存、技术仿真和数据迁移。要根据数字资源的使用目的、使用功能制定出不同的保存标准。

3.4 客家文化资源数字加工工作规范

数字加工工作流程和相关管理规定包括对数字加工的工作流程、人员以及操作规范等，形成基本完善的业务规范及规章制度自动化管理、存贮和利用与。

3.5 客家文化资源信息服务标准

信息服务包括系统公共信息服务、个性化信息服务、全文信息搜索服务、统一资源搜索服务、信息服务统计分析等，要根据不同的服务方式和手段建立相应的支持标准。

4.客家文化资源数字化标准框架

客家文化资源数字化标准的实施要贯穿数字化的全过程。明确标准的目的，即标准的作用：

（1）互操作，用户可以跨越数字化项目实现对数字资源的无缝访问，且无须专门工具；

（2）开放存取，采用开放标准和通用格式，数字资源将被广泛访问；

（3）保存，可确保数字资源能够长期使用，以使其投资效益最大化；

（4）安全，保护数字资源知识产权和用户个人隐私，确保数字资源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4.1 准备标准框架

在准备阶段，必须清晰界定要被数字化的原始信息资源的范围以及生产的数字资源的用途，同时要考虑原始信息资源的主要特性：如格式、大小、状况和颜色等。

4.2 制定数字主文档保存与管理标准框

为了使数字资源得到广泛的访问存取，新建数字资应该采用开放的文档格式。数字主文档分4种：

（1）文本型数字资源：字符编码、文档格式；

（2）静态数字图像资源：光栅图像、矢量图像；

（3）视频数字资源；

（4）音频数字资源

4.3 制定元数据描述标准框架

建立完整记录元数据的文档，这个文档应该列出所用的所有元数据元素的详细目录，以及这些元素对数字资源进行描述的方法。元数据分5种：

（1）描述性元数据；

（2）管理性元数据；

（3）保存性元数据；

（4）结构性元数据；

（5）数字资源集合的元数据

4.4 制定资源服务标准框架

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是要对数字主文档进行处理，从而生成适合于在因特网环境中传播的数字资源副本。包含两部分：传输过程和Web站点：

（1）传输过程：文本型数字资源传输、静态图像传输、音频传输、视频传输、数字资源定位；

（2）Web站点：可获取性、安全性、用户认证、服务绩效

4.5 制定资源共享标准框架

为了实现数字资源的共享，必须公开数字资源的元数据，以便能够被其他应用和服务所使用。针对客家文化资源数字化项目来说，公开哪些元数据以及采用什么方式公开，与数字资源的特性和主要共享元数据的应用和服务有关。

5.结语

虚拟现实技术是用声、光、电一体化的信息产品形式表现出来的，利用信息技术、三维扫描技术和高精度摄像系统，可大量地获取实体资源的三维图像与数据，并生成物体与场景的三维全景模型，造就一种虚拟现实或虚拟环境，实现交互式观赏功能，满足用户主动参与的要求。因此，在原始资源的数字化加工过程和数字化后数据的呈现过程中所选择的技术标准、过程标准以及信息服务标准要如何体现虚拟现实技术是本研究的一大难点。目前此项标准国内外都未开展研究，可参考和借鉴的成果不多，希望在此提出与同行共同研究。

参考文献

[1]The Library of Congress Technical Standards for Digital Conversion of Test and Graphic Materials[EB/OL].http：//memory.loc.gov/ammem/about/techStandards.pdf.

[2]数位典藏技术汇编[EB/OL].[2010-11-08].http：//core.teldap.tw/Documents/-technique.php.

[3]科技部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项目数字资源加工子项目组.数字资源加工标准规范与操作指南[EB/OL].[2010-11-08].http：///2003/Process/.

[4]张春红，唐勇，邵珂.图像资源数字加工标准及其应用[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9，1（12）：9-14.

[5]肖珑，陈凌，冯项云等.中文元数据标准框架及其应用[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1，19（5）：29-35.

客家文化研究例4

一、关于赵佗的研究

关于赵佗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代表观点：

1.章子繁的观点

章子繁认为赵佗是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他在《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中写道“越南，与中国山水相连，鸡犬相闻，它世代受汉文的浸润，历史上，曾长期受中国朝廷的辖属或保护。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远在秦汉时代，此人堪称世界范围内最长寿的帝王——他就是赵佗”[1]。

2.赵明信的观点

赵明信更专注与赵佗的政治地位本文由收集整理研究，他认为赵佗是秦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杰出的爱国将领。赵佗是最早在广大岭南地区确立政权，是岭南地区最早的“客家人”的组织者，是秦朝统一以来最早成功地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民族亲和政策的杰出政治家，是最早传播中原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开发岭南的伟大先驱[2]。

3.吴木的观点

吴木也认为赵佗是“开发岭南第一功臣”。他在《赵佗征戍南越及称王年代探讨》一文中写道：秦朝时，赵佗参与统一岭南的军事行动，任南海郡龙川令，行南海尉事，建立南越王国；汉朝时，两度归汉，使中国金瓯完整。他在百越地区奋斗一生，引领百越地区走向文明。然而，赵佗征戍南越，任龙川令，自称南越武王等时间、年代，史籍多略而不载，或所记相互矛盾，后世史学家众说不一，甚至得出错误判断。就上述问题，吴木查阅了史籍资料，进行了探讨，就赵佗“处粤四十九年”考、赵佗有无参与首次攻越、赵佗任龙川令的时间、赵佗自称南越武王之年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3]。

4.朱风祥的观点

朱风祥认为，秦援之际对峥南地区的开发，赵佗超过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和辑百越”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弹合了疆越之间的民族债痕；他把先进的中原盘化和生产技术带到岭南，促进了岭南经济的开发和汉越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赵佗经略岭南的经验，后世帝王在处理民族矛盾和协调民族关系时，也多所采纳。朱风祥认为赵佗对岭南的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让越人参政；第二，尊重越人习俗；第三，鼓励汉人和越人通婚；第四，止越人“好相攻击”之俗[4]。

5.李翰的观点

李翰以三大书证和三大物证来表述自身的观点，认为说“赵佗是开发岭南的第一人”是犯了“前不见古人”之错，无视南粤先民的创造力和贡献。南越王赵佗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对整合和开发岭南地区有很大的贡献，无可置疑；但是，把他说成“是开发岭南第一人”，就有“英雄创造历史”之嫌[5]。

二、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

我国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比较多，但比较分散，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1.丘菊贤的观点

丘菊贤对客家研究的缘起进行了论述。客家先民，中国正史称中原汉人，客家先民多是客家学人撰文时常用的称谓。由于古代中国腹区即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多次受边塞少数民族的入侵和骚扰及天灾战祸等原因，被迫多次向南方迁徙。根据历史记述，客家先民大规模南迁有过若干次，北宋末和元末明初两次超过300万之众；迁移时间跨度，若从西晋末开始到元明之际为止，已超越千年之久。其认为客家研究全面开展的三次风暴和一次高潮进行阐述，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客家文化以及梅州客家文化进行了论述[6]。

2.蒋武生的观点

蒋武生的观点有四个方面：

关于地域文化研究和建设的基本原则的问题。其认为文化以流域论，这已经是基本常识。就客家文化而言，无非就是研究四条流域或四条江河的客家文化，即以梅州为代表的梅江流域客家文化，以赣州为代表的赣江流域客家文化，以汀州为代表的汀江流域客家文化，以河源为代表的东江流域客家文化。前三条流域或三条江的客家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丰硕的成果，梅州是世界客都，赣州是客家摇篮，汀州是客家首府，这些城市名片已经为社会所认同，为全球客家族群所认同。

关于东江客家文化研究目标和文化品牌打造的问题。其认为世界客属大会是全球客家人的盛会，也是客家文化研究成果为全球客家族群认同的最好平台。因此，凡世界客属大会举办城市，都十分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展示一批客家文化研究成果，从而得到参会客家乡亲肯定。如上所述，梅州世界客都、汀州客家首府、龙岩客家祖地、赣州客家摇篮等等城市名片，之所以叫响，得益于其理论研究和世客会的认可。

关于赵佗是岭南人文始祖和岭南客家先祖的问题。其认为研究岭南文化历史，如何评价南越国开创者和奠基人赵佗其从其事，始终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赵佗已经盖棺2000多年了，可谓千古功过，任凭后人评说。翻检历史典籍，后人对其评价，长期以来存在相悖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否定观点，对赵佗的历史贡献持否定态度，历代封建文人持此观点较多。另一种是肯定观点，可称之为功臣论或先驱论。现在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普罗大众，都不会否认赵佗开发岭南的功绩彪炳千秋，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是仍然缺乏高度。

关于祭祀赵佗与佗城保护开发的问题。明确提出赵佗是岭南人文始祖和岭南客家先祖，既是对赵佗经略岭南巨大贡献的高度肯定，也是大客家文化品牌建设的现实需要，更是客家文化理论研究创新之举。当前，除了继续进行学术理论论证之外，还要在实际操作层面，围绕祭祀赵佗和佗城保护开发问题，做好总体规划与具体策划，虚功实做，实功真做，逐步推进[7]。

3.高惠冰的观点

高惠冰认为：客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颇具特色的客家文化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近年来，文学界、史学界、艺术界、新闻媒体以及客家地区的党政部门等社会各界对客家文化倾注了较大的热情，促进了客家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在客家文化研究中，有对客家族群迁徙和传播的研究，有对客家文学的研究和创作，有对客家语言的研究，有对客家人的生活习俗、居屋建筑、教育情况等的研究，取得不少的成果。然而，目前较多的仍处于较表层的感性化的研究，并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要使客家文化研究更深入发展，必须在此基础上以更开阔的视野从更高的层面及不同的角度加以研究。客家文化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化，不仅要研究客家文化的历史渊源、客家文化的发展历程，还要研究客家文化今后的发展趋势；不仅要研究客家文化的内涵和特点，还要研究客家文化负面的扬弃问题；不仅要从纵的方面研究客家的历史，也要从横的方面研究客家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关系[8]。

4.徐维群的观点

徐维群对客家文化产业的发展颇有研究。其认为：文化产业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城市进程、拓宽就业空间，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将发挥积极作用。客家文化内涵丰富、是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汉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具有质朴无华的风格，务实避虚的精神和反本追源的气质。其内容既有静态的历史文物遗迹，姓氏宗族文化，民居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又有动态的民俗文化、民间工艺、民间文艺等，非常丰富多彩。海峡两岸，客家区域都把客家文化作为一个响亮的经济品牌进行开发和经营，因此，挖掘客家文化资源，开发客家文化产业，把客家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以客家文化带动客家经济的发展，对促进客家地区的发展无疑是一条良好的发展路径。同时。开发客家文化产业已成为世界客家人的共识和内在需要。也是客家文化对世界经济作出贡献的最好途径之一。

客家文化产业发展如火如荼，形式多样的客家文化产业正为客家地区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发展中我们也看到一些问题，诸如，开发中，出现文化与经济两张皮；发展规划显得分散、混乱；产业形式单一，品种质量在低层次徘徊，创新性独特性不足；经营上缺少市场运作观念，营销手段简单，品牌意识淡薄；区域合作不够，单打作战或重复建设等问题。实践上的误区与理论上的研讨不深入是相关联的。只有对发展的规律、路径进行深入的思考才能寻找到制约发展的瓶颈。徐维群试图从分析客家文化产业的特性为起点。对客家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几种关系：文化与经济、文化资源类型与产业形式、政府主导与市场主体、区域合作与地方特色等关系．进行学理上的思考，旨在能探索客家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促进客家文化产业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9]。

三、关于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

纵观古今，有不少学者研究赵佗，也有不少学者研究客家文化，然把赵佗与客家文化融合起来研究的却不多，翻阅有关文献，主要的代表观点有：

1.卢建平的观点

客家人是汉族的一支民系，本文通过大量史实和史料论证客家民系与广东省内的广府、潮汕民系同根同源；而且着重论述客家民系的形成与秦始皇时南下的赵佗、秦军没有任何关系，赵佗他们既不是龙川客家的祖先，更不是全世界八千万客家人的祖先。

客家民系源自中原，根在河洛，与广东的广府人、潮汕人同种、同根、同源、是汉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赵佗在龙川主政，在广州立南越王国，对的南越开发功不可没。人们可以记念他，但不能迷信他，不能将他当戍祖先来顶礼膜拜，更不能据此就将他当戌自己的祖先。

客家人是来自中原的汉族，赵佗及秦军也是中原的汉族人，但与客家民系的形成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龙川是“古邑”，但不是“客家古邑”，因为在江西、福建、广东的纯客家县中，客家人居住的历史比龙川长的县，比比皆是。大量的史实和史料证明，把赵佗当戍客家人的先祖的观点是荒谬的，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是经不住历史的检验的[10]。

2.张荣芳的观点

张荣芳认为，秦代“谪遣戍”之民确有一部分为客家先民。

河源包括龙川，是客家古邑，这是实至名归的。为什么？有三个理由：第一，秦代龙川县的辖地，按今天广东的文化区域划分，有潮汕民系，有客家民系，但主要是客家民系。客家文化分布与秦代龙川县所辖的粤东、粤中、粤北范围基本一致。从这一点上说，龙川是客家先民生活、繁衍之地。因此，将龙川称之为客家古邑是名正言顺的。河源，属于古龙川之地；现在，龙川又在河源市的范围之内，所以说河源是客家古邑，也是实至名归的。

第二，秦代“谪遣戍”之民确有一部分为客家先民。唐代翰林学士韦昌明所撰之《越井记》碑记，碑文说明几个问题：到唐代时，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这四家之民“实与越井相终始”，即都是秦徙民。据新编《龙川县志》载，赵、韦、官、任四姓居民是第一代进入龙川并与当地南越人杂处的中县人；唐代的龙川，已形成客家民系。

第三，龙川县的建立以及赵佗在此地经营开发，为客家先民和以后形成的客家人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1]。

3.杨鹤书的观点

杨鹤书认为，在龙川、东江、粤东一带，赵佗所率军民与当地的蛮夷山越互化，成为最初的一批客家先民。随后各个时期，中原陆续迁来的移民与蛮夷后裔、瑶族、畲族等融合成客家先民，最后大部分成为客家人。

龙川建县于2000年前，占有东江中上游及粤东北广大地区，为客家先民赢得了大片落脚生根之地，说其为“客家古邑”实至名归。

作为岭南有史记载的首任龙川县令，赵佗倡导的“和辑（集）百越”和“以越杂处”的政策，在统一治理岭南和最早的一支客家先民形成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广州一带的秦军民与当地古越族，主要是壮、侗语族的一些分支融合为广府人的先民。而龙川、东江一带与百越族，主要是苗、瑶语族的另一些分支融合，成为客家先民的一部分。

“客家人的来源也是多元的，同样存在同源异流和异源合流的形式，最终形成客家人。”杨鹤书引韦昌明《越井记》一文为例证：“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三十五代矣。”以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访谈法之年代计算法，一代以25年计，35代计为875年左右。从唐代上溯800多年正是秦朝时期。这支中县之民，正是客家先民。

4.曾汉祥的观点

曾汉祥认为，广东是几千年来中原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也是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出发地之一。广东省的三大民系：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其主体都是中原的移民，不过是大批到达广东的时间有所不同而已。包括龙川在内的河源，在广东移民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河源在客家移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原向广东移民，从古至今持续不断。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是在秦朝。这次移民可说是军事移民。任嚣、赵佗所率领的几十万大军可以说是广东省第一批中原移民，因为他们驻防和管辖的范围主要在今珠江三角洲、东江流域和粤东沿海一带，可以说他们就是现在的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三大民系最早的先民。赵佗还上书朝廷，要求派3万名妇女到岭南，朝廷结果派来1.5万名女子。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向岭南的纯女性移民，对于中原民众在龙川以至岭南一带的繁衍生息具有重大意义。赵佗后来任南海尉，之后又自立为南越王，影响更扩大到全广东，所以说赵佗所率领的秦朝几十万大军是广东三大民系的先民，可以说是有史为证。

对有人认为宋以前南迁的中原人不算客家人这一说法，曾汉祥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如果说客家人是宋朝时才大批从闽西到达龙川和河源的，之前到达龙川和河源的中原人不能算是客家人或客家先民的话，赵佗就被排斥在外，那客家人的骄傲——张九龄也同样不能算是客家人，全世界的客家乡亲在感情上是很难接受的。

5.江铁军的观点

江铁军认为，50万秦朝南下大军中的大部分中原人最后发展为闽、粤、赣客家先民，小部分成为广府先民、潮汕先民。

客家迁徙史上的第一徙落在了龙川。龙川是南越王赵佗的兴王地，也是客家族群的发祥地。赵佗最初在龙川的数年就是客家先民发祥之时。古龙川地跨粤中、粤北、粤东、赣南、闽西、闽南等地带，留驻在这里的将士兵卒及其家属，成了最早的客家先民。所以，河源是客家人最早居住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客家古邑，是客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也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惠州、河源、深圳、广州、韶关、潮州、海陆丰客家与梅州客家实为一整体。

四、简要评论与研究展望

关于赵佗的研究，学者主要侧重于赵佗的历史地位的研究，如是否是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其作为远在秦汉时代著名的政治家的地位，是否是最早传播中原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开发岭南的伟大先驱，其作为“开发岭南第一功臣”的论断，是否是开发岭南的第一人等问题。

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学者的研究非常零散，主要有客家研究的缘起、关于地域文化研究和建设的基本原则的问题、关于东江客家文化研究目标和文化品牌打造的问题、研究客家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客家文化产业、客家精神品格、民俗学与客家文化等。

关于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学者研究的比较少，侧重点主要是赵佗与客家文化关系的论证、秦代“谪遣戍”之民有一部分为客家先民、赵佗所率驻戍龙川军民应是客家民系最早先民、赵佗所率移民为广潮客民系最早先民、客家迁徙史上的第一徙落在龙川、客家人文精神始于赵佗、赵佗使龙川率先具备了岭南文化三大形态等。

客家文化研究例5

客家武术是客家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连城拳”作为一种形成于民间的拳种，不论其成长过程还是表现形式都深受客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性及文化价值。本文以“连城拳”为研究对象，对“连城拳”的起源、“连城拳”的文化特性以及当代价值进行研究，以期促进连城武术文化的弘扬，丰富连城人民的文化生活，乃至促进客家武术的传承和发展，提高客家武术文化的影响力。

一、连城拳的起源

客家人在南迁过程中历尽千难万险，在自觉保存中原母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融合各迁徙地的优秀文化，创造了丰富多彩、极具特色的客家文化，连城武术就是其中之一。宋端拱二年，少林武术开始传入连城。从此，习武之风逐渐遍及全县，连城历代由武艺进取功名者数量可观。据县志记载，仅明、清两代考取武举人的有114人，考取武进士的有8人，可见习武风气的影响之深。在长期的生活劳动之中，连城武术博采众长，吸取了中华武术许多流派特色，独创了“连城拳”。“连城拳”属于防御型拳种，套路较为简单，容易学习，习练者有口耳相传的口诀，依口诀加上动作指导，再勤加练习就能基本掌握要领。

二、“连城拳”的文化特性

客家人一千多年的迁徙过程是一部血泪史，客家先民为了求生存、觅良居付出了极大地代价，即使最终辗转到了闽粤赣地区，也面临着种种死亡的威胁。连城县隶属闽西地区，这一带山高林密，路窄隘险，水急滩多，人烟稀少，瘴气严重，而且野兽时常出没，尤其是虎患极为严重，《连城县志》就曾多次记载连城有虎患伤人，生存条件极其恶劣。连城一首著名的《迁徙歌》中说到：“一千人马，出琅琊山。天目嶙峋，雁荡隘险。无天无日，米粮炊断。山水突至，泥流盘盘。五百壮丁，十之去三。盗匪悍恶，强索路钱。无钱以奉，女代车钿。蛇哥断路，身系两山，稚子，绑缚至前。子哀呼地，子爷号天。”诗中形象地描绘了客家先民离开中原故土、历尽艰辛苦难，迁徙到南方一带的历史，诗中所描述的生存环境之恶劣，让人胆战心惊。在漂无定居的岁月里，为了活命和生存就不得不与定居的人斗争、与猛兽斗争、与土匪恶霸斗争，危机一旦来了，就要迅速作好防御准备，所以“连城拳”的表演中，用到的武器，往往是随手就能拿到的东西，如木匠的铁齿，农夫的耙钉，甚至吃饭的用具板凳、桌子都能成为武器。“连城拳”不但与连城地区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连城人还把“连城拳”用于连城民俗文化活动中，以“连城拳”的动作内容和动作形式为基础的连城龙狮队是“连城拳”的精华部分，在节庆日，连城龙狮队是最受欢迎的一项民俗活动，龙狮表演后的武术表演，更是精彩纷呈，为人们所称颂。

三、连城拳的当代价值

（一）“连城拳”的武德教育，能保持连城人的优良传统，维护地方的稳定。

“连城拳”的习练者，不仅要刻苦练习拳法的套路、招式，还必须接受武德教育，而这些武德教育往往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连城人大都聚族而居，有共同的宗室祠堂，祠堂不仅是连城人祭奠祖先的地方，也是武术教学、练习的场地。祠堂的墙壁上一般都挂有很多激励人的标语和先祖家训。如连城隔田村的祠堂，上厅正中央有祖先灵位、遗像和先祖家训的牌匾，先祖家训之中写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礼仪廉耻乃人宝珍;夫和妇顺姑媳和睦，朱子家训是座右铭;尊师信友守分安贫，遵守法律共享升平;文队会友武队健身”等等。这些都是老祖先从儒家的仁义道德思想中得出来的，把它们记载在祠堂，代代相传，让习武者在耳濡目染之下学会做人的道理。

“连城拳”的武德教育还体现在不论是练习和表演过程中，都有特定的礼仪，如在传授过程中有严格的拜师礼节，在表演开始和结束时都有“请拳”的行礼方式，以示对对方的尊重。“连城拳”的武德教育所体现的尊师重教、讲守礼仪，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等优良传统，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更起到主心骨的作用，能帮助连城人确立正确的武德思想和行为规范，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和道德观，对促进连城的和谐稳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连城拳”的运动练习，能强健连城人的身体素质。

强身健体、娱乐观赏是“连城拳”的主要特征，也是“连城拳”的基本功能。在经济政治全球化的今天，外来文化强烈冲击客家武术文化，“连城拳”所追求的实用和娱乐，仍然可以被人们用以提高身体素质、丰富客家文化生活。从“连城拳”的形成环境背景和以防御为主的拳法套路可以知道，“连城拳”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目的和功用就是为了强健连城人的身体素质。“连城拳”在习练中讲究步法的稳固及脚步变换的灵活，对习练者的灵巧、耐力、力量等素质要求较高。以“连城拳”为基础的连城舞龙舞狮，其表演者大都精通“连城拳”的套路，因而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连城拳”的独特魅力，习练者通过“连城拳”及舞师的习练不仅能强健筋骨，还能活络经脉，从整体上改善习练者的精神面貌。

（三）“连城拳”是透视客家传统文化魅力的一个窗口。

连城县是一个纯客家县，因此连城的文化是典型的客家文化，“连城拳”作为连城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总结创造出来的文化成果，在其发展过程中以独特的方式融进连城子孙的血脉里，与连城人的生活方式、宗教活动、民俗活动有着水融的关系。习武之风传入连城后，许多乡镇、村庄、各姓氏渐渐有家族的舞龙、舞狮武术队。结束了流浪迁徙最终安定下来的连城人对生活有着美好的憧憬，希望舞龙、舞狮的表演能为大家驱赶邪魔歪气，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所以，每年春节前后舞龙、舞狮武术队便走家串户进行表演。每逢春节、元宵节，城乡各地都有狮班、龙班四处表演。连城的民俗文化离不开连城武术的润色，连城武术与连城民俗活动共同演绎出详实、生动的风格独特的客家传统文化。

早在几十年前，“连城拳”的拳师们就摒弃了“连城拳”“传男不传女”、的传统，也常常到清流等附近的县城教授拳法，不再把“连城拳”的教习资格局限于连城人，“连城拳”的习练者也经常参加各种武术比赛，扩大了“连城拳”的影响。一方面“连城拳”的习练能够提高习练者的身体素质，并在精神上丰富连城人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连城拳”的传承也能促进客家武术的弘扬，为客家武术各种拳法技艺的留存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总之，弘扬“连城拳”的文化价值，发扬客家武术文化对加强客家地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闽西客家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志军，张赐东.客家武术“连城拳”的发展分析[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6）.

[2]黄玮瑛.客家武术的文化价值研究―以闽西地区为例[J].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4）.

客家文化研究例6

一、关于艺能的释意

“艺能”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词汇。早在司马迁《史记龟策传》中就出现过：“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此处所谓“艺能”乃指自身所具备的学问、技能。此后，在范哗《后汉书，方术传》中有如下记载：“其徒亦有雅才伟德，未必体极艺能。”韩愈《答窦秀才书》云：“愈少懦怯，于他艺能，自度无可为力。”这里的“艺能”都是指技能、艺术的意义。

“艺能”一词汇少见于中国文献，而多出于日本。据姬野翠氏的研究，在日本，“艺能”这一词汇大约是在平安时代(781－1198)从中国直接输入的。时至今日，在我国的许多中文词典、辞书中，几乎没有收录“艺能”一词，反倒在日本的日语辞典或中国出版的“日汉词典”中却有关于这一词汇的解释。如：大连外国语学院《新日汉辞典》编写组编《新日汉辞典》云：“艺能①演剧、歌谣、舞蹈、美术、电影、曲艺等艺术的总称。②艺术与技能。③擅长艺术、技艺的才能。④技艺(指歌舞、三弦等)。”由此可以看出，在日语中，艺能是戏剧、歌谣、音乐、舞蹈等的总称，既包括为他人而演出的“表演艺术”，又包括由民俗活动组成部分的仪式性艺能，还包括部分综合性艺术(如戏曲等)。我们这里所说的“艺能”，既是我国古代同一词意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日语同一词意的借鉴和运用。所谓“客家艺能文化”，指的就是在客家地区所流行的戏曲、曲艺、音乐、舞蹈、歌谣等。

二、客家音乐文化与客家艺能

文化作为主体与客体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可以划分为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两极，并经由语言和社会结构组成文化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就是广义文化。它包摄众多领域，诸如认知的、规范的、艺术的、社会的等等方面，艺能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若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来看，可以将文化看成是一个包括内核与多个外缘的不定形的整体，从外而内可分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等层次。艺能则属于行为文化层。它是一种以礼民俗、民俗、风俗形态出现的见之于动作的行为模式。因此，艺能作为行为文化的一个门类，既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同行为文化整体紧相关联。

在客家地区，各种各样的山歌、小调、戏曲、曲艺、的仪式活动和艺能，常常出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小孩刚刚出世时客家妇女们吟唱《摇篮曲》、《洗澡仪式歌》、《安小儿夜哭咒语》等，以寄托对下一代的挚爱和希望；年事稍长，牧牛歌、呼牛调又成为放牧少年天真、纯朴感情的表达：到了青年时期，客家男女又以山歌的形式来歌唱自己美好的生活和表达自己的爱憎，并以此作为男女间互诉衷肠、表达爱情的媒介。当客家人按照自然规律离开人世时，悲切凄婉的《哭丧调》又表达着亲人们深切的哀悼。由此可见，在客家人的一生中，民俗活动和各具特色民俗艺能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客家民俗艺能也是民俗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客家艺能的社会功能

以艺能直接参与和促进经济生产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劳动号子，客家人用不同形式的号子来统一劳动的节奏，协调劳动的动作，鼓舞劳动的情绪，对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具有直接的经济功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为促进交流，最近又兴起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在客家地区的各种交易会、展销会中，客家山歌演唱会，采茶戏、山歌剧的演出、龙灯、花灯、舞狮的表演成为了必不可少的节目，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促进了客家乡亲们与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的感情联系：也促进了各地之间、省际、国际间的交流。因此，这就使客家艺能在当今的经济舞台上同时还具有了间接性的经济功能。

客家文化研究例7

无可厚非要研究这个民系的个性，不但要把握这个民系的特色，而且还需要通过研究来发扬这个民系的优秀文化。从翻阅过去的期刊文章来看，在众多的研究课题当中，不难发现大部分的研究方向都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关，尤其是旅游、教育、民居土楼、围屋、山歌等，一直都是学者热衷于探讨的课题。

刘劲峰先生则认为“客家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移民文化，所以它不仅具有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还具有作为移民这一特殊群体所具有的文化面貌”等。（1）

一、研究课题概述

客家文化的特性，在上世纪30年代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就已经从各个方面对客家的特性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进一步论述了特性的重要性，也让文化研究的后起之秀趋之若鹜。（2）

然而，客家文化往往被认为是反映客家人生活实践的文化。从物质文化方面，本人认为它包括饮食、服饰、建筑、经济来源等。从精神层面来看，它包括语言、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

在研究旅游文化的课题当中，各地客家资源和地方文献，如龙岩、东山、惠州、梅州等，占了重要的地位，涉及研究范围有各种特色旅游、生态或传统农业等，再配合目前最热门的课题;西部发展和生态保护，可说是与世界接轨，进一步实践与复兴客家文化。

接着就是有关土楼、围龙屋等这一类古民居的建筑探讨研究，涉及的地方有永定县、福建等这一带的古民居，其演变与发展一直都是学术界考察研究的方向。其他类似的课题还论及客家的聚落、社区传统建筑、闽粤赣三角地典型民居等。

有些学者更是针对性研究这些民居的建筑特色、演变与发展、古镇的遗产保护等，这类探讨客家族群独特的传统文化课题都具有极高的历史和经济价值，值得去推动和推广。

二、民间信仰和山歌及史料文献课题探讨

明清以后，尤其是近代开始，客家中的许多人被迫向海外谋生，迫使这些客家人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学习新知，改造自己，逐渐养成了不少新的品性。在研究客家民俗之中，对生活于老基地中的客家和海外客家人的差异，有必要认真地去区别与对待，这样才有利于全面认识客家历史，正确规划客家社会的未来。（3）

有关民俗文化的研究课题种类繁多，计有客家礼俗、风水、城庙会、龙舟庙会、妈祖、酬神、人日节、酒文化、传统服饰、传统体育文化等。在某些客家地区，老百姓除了信仰祖先崇拜外，佛教和基督教也逐渐成为主导地位，这使到信仰课题也是学者研究的方向之一。

客家山歌，上承中原文化传统，下贴人民生活，是中原民间歌曲的延伸和发展。（4）翻阅期刊时不难发现有关山歌的文章，内容论及民歌、童谣、歌谣等的传承，创作与发展，其中还谈到人文源由、文化价值、艺术特点的分析，近年来更是有与交响乐的合唱的文章探讨。

在客家民间文学方面，各类的文学作品中的方言诗、散文、个人著作、歌仔册等，真实和具体地记载了当时的社会结构与演化过程，这些课题都在主导着弘扬客家文化和审视客家文学的地位。

本人还发觉最近这几年，族群认同，海外华人的“寻根热”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这表明了客家文化研究不仅在众多学术研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且在构建和谐社会，以及联络海内外中华儿女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客家民性-当代文化产业经济研究

国外学者爱得尔在《客家人种志略》和《客家历史纲要》中说客家人是刚柔相济，既刚毅又仁爱的民族，而客家妇女，更是中国最优秀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客家妇女在社群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塑造成节约、刻苦耐劳的形象，或有“娶妻当娶客家女”的俗谚。（5）

因此，有关研究客家妇女的课题也受到学者的关注。其次就是人文性格的研究，针对客家人的品德、廉洁清正人格塑造，草根本色对某个人物来进行分析，进一步让其他族群更能了解这个民系的特性。

近这几年有学者也跟随着大时代的洪流，在客家文化产业研究方面提出品牌的重要性，特别是品牌经营方式、创业、赣州的营销策略等。无可厚非，在未来发展中，政府和民间都意识到了文化产业对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四、结语

整体来说，尽管客家文化的研究的视角，百变不离其中，从探索客家的起源、文化，到考察他们的习俗系谱，本人认为研究课题不止是限于此，而更是要探寻各个地方的客家风俗，考察客家社会的多样性和其背后的“小故事”。

客家在四处“蛮夷”的环境下，他们以中原文明之士自居，固守古老而优秀的汉族传统，同时为了与当地人相处融洽，他们又在不断地变化和适应，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

总得来说，学术界公认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并非族群概念。客家文化的研究能否在未来的岁月里更加百花齐放，或是更能深化研究，这与其重视的程度息息相关。

参考文献：

[1]安国楼、刘劲峰、刘晓春：《话说客家人-客家学研究者三人谈》，《新华文摘》，2004年第19期，第56-70页。

[2]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文史》第27辑，第298-306页。

[3]冯秀珍：《温革的教育理念对当今高等人文教育的启迪》，《客家研究文集》，台海出版社，2009年。

[4]许怀林：《赣南文化的传统与客家的土著性质》，《客家文化特色与客家精神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

注释：

（1）刘劲峰等：《话说客家人-客家学研究者三人谈》，《新华文摘》2004年第19期。

（2）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文史》第27辑，2003年，第298-306页。

（3）许怀林：《赣南文化的传统与客家的土著性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

客家文化研究例8

二

客家文化内涵是什么？目前客家文化研究究竟达到了什么水平？我随手从几本有关论著中摘录如下：

讲求实际，刻苦勤俭，艰苦奋斗的美德；坚贞、刚强，不屈不挠，富于反抗的精神；念祖恩，爱国爱乡的美德；团结奋斗的精神。

崇文尚武的精神，乐善好施的风尚，艰苦卓绝，开拓进取，勇于冒险，团结奋进，独立自强的精神。

开拓，崇文，爱国，刻苦务实；自立更生，艰苦创业；尊师重教，热爱知识；勤劳实干，开拓进取；重视家庭，夫妇互助，弟兄和睦；爱国爱乡，不忘祖宗。

坚忍卓绝，刻苦耐劳，冒险犯难，团结奋进；崇尚忠义，反抗压迫，义不帝秦，同仇敌忾，爱国爱乡，注重武术；讲礼节，重伦理，好学问，尚教育，敦亲族，敬祖先，隆师道。

从上面摘录中可以看出，这些论著对客家文化内涵的阐述，存在一个通病，就是共性阐述多，个性阐述少。因为这些内涵是和客家文化一样以中原文化为主

体的其它南迁民系文化所共有的，是南迁汉族各民族的共性。世间万物之所以有千差万别，就在于它们的个性各自不同。个性是具体的，最丰富多彩的。一个民系文化的个性是这个民系文化最突出的特点。研究这个民系文化的个性，不仅是把握这个民系特色的需求，而且更是发扬这个民系优秀文化的需要。不善于区别客家文化的个性，客家文化研究只能停留在一般化水平上。

三

有许多民系文化或地域文化研究成果，可供客家文化研究借鉴。

作为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地域文化——巴蜀文化，因为巴蜀山川奇绝秀丽的环境，造就了它的独具异彩。《华阳国志·蜀志》，对蜀人特征作了精彩的概括：

一，多斑采文章；二，尚滋味；三，好辛香；四，君子精敏，小人鬼黠；五，多悍勇。这就是巴蜀文化的特质，是巴蜀文化区别于其它地域文化或民系文化最突出的个性。

至于燕赵文化，送别荆轲的一曲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可以概括为燕赵文化的个性。“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燕赵之士那种不畏、重信义与气节的燕赵之风，乃燕赵文化最鲜明的特色。它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

再说与客家比邻的潮州文化，潮人研究学者是怎样概括其内涵的呢？他们认为：潮州文化的主体是中原文化，但又不是一般的中原文化，它是作为移民文化进入潮汕地区的。而在汉人入主之前，潮汕地区早就存在了一个百越文化。入主潮汕的汉人，面对陌生的环境，不能不产生一种入乡随俗的心理。百越文化由于长期处于自治与半自治的状态，有较强的“山高皇帝远”的边陲意识。这边陲意识在被汉化之后，转移到潮人身上，就成了潮州文化的一个内核，因此，赋予了潮人对正统中心保持某种较自由的心态和独立取向，即使是读书人，虽然也有凡事讲究正宗，以遵古法制为荣者，但也未成为潮人普遍心理。

客家文化研究鲜见如此鲜明的个性概括！

四

客家文化内涵的研究停留在一般化的原因是什么？我想恐怕是研究者没有从罗香林大师因历史局限而产生的对客家研究欠缺中走出来。

罗香林等大师当时为了批驳对客家民系的污蔑，在正本清源上下了很大功夫，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真理往往往前一步就成了谬误。由于过于追求正本清源，力图求证客家人是纯粹的汉民族、客家文化是纯粹的中原文化，这就自觉不自觉忽略客家先民在迁移过程中，观念与习惯不得不受到新环境的挑战，因而不得不有许多变通与修改。特别是客家先民在长江流域停留了几百年时间，楚文化、江淮文化不可能不影响到客家人的观念和习惯。因此，入主闽粤赣三角地区之前的客家先民已经不是中州本土的汉人，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客家先民文化也不是中州本土的原生文化了。由于过于追求正本清源，力图求证客家人是纯粹的汉民族，客家文化是纯粹的中原文化，这就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当客家先民进入闽粤赣三角地区后与早已存在于这个地区的百越文化的融合。融合后的客家人已大大不同于中原本土的汉人了，融合后的客家文化已大大不同于中州本土的原生文化了。

这种忽略而造成的欠缺，影响了后来许多客家学研究者，使他们在研究客家文化中也自觉不自觉地搞“直接瞄准”，把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直接对应，把论证客家文化就是中原文化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点，甚至于把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完全等同起来。中原文化是南迁各民系的母体文化，中原文化的特点自然就成为各民系文化的共同属性。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因此，要善于从共性把握中去把握个性，也要善于从个性把握中去把握共性。

客家文化研究例9

二

客家文化内涵是什么？目前客家文化研究究竟达到了什么水平？我随手从几本有关论著中摘录如下：

讲求实际，刻苦勤俭，艰苦奋斗的美德；坚贞、刚强，不屈不挠，富于反抗的精神；念祖恩，爱国爱乡的美德；团结奋斗的精神。

崇文尚武的精神，乐善好施的风尚，艰苦卓绝，开拓进取，勇于冒险，团结奋进，独立自强的精神。

开拓，崇文，爱国，刻苦务实；自立更生，艰苦创业；尊师重教，热爱知识；勤劳实干，开拓进取；重视家庭，夫妇互助，弟兄和睦；爱国爱乡，不忘祖宗。

坚忍卓绝，刻苦耐劳，冒险犯难，团结奋进；崇尚忠义，反抗压迫，义不帝秦，同仇敌忾，爱国爱乡，注重武术；讲礼节，重伦理，好学问，尚教育，敦亲族，敬祖先，隆师道。

从上面摘录中可以看出，这些论著对客家文化内涵的阐述，存在一个通病，就是共性阐述多，个性阐述少。因为这些内涵是和客家文化一样以中原文化为主

体的其它南迁民系文化所共有的，是南迁汉族各民族的共性。世间万物之所以有千差万别，就在于它们的个性各自不同。个性是具体的，最丰富多彩的。一个民系文化的个性是这个民系文化最突出的特点。研究这个民系文化的个性，不仅是把握这个民系特色的需求，而且更是发扬这个民系优秀文化的需要。不善于区别客家文化的个性，客家文化研究只能停留在一般化水平上。

三

有许多民系文化或地域文化研究成果，可供客家文化研究借鉴。

作为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地域文化——巴蜀文化，因为巴蜀山川奇绝秀丽的环境，造就了它的独具异彩。《华阳国志·蜀志》，对蜀人特征作了精彩的概括：

一，多斑采文章；二，尚滋味；三，好辛香；四，君子精敏，小人鬼黠；五，多悍勇。这就是巴蜀文化的特质，是巴蜀文化区别于其它地域文化或民系文化最突出的个性。

至于燕赵文化，送别荆轲的一曲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可以概括为燕赵文化的个性。“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燕赵之士那种不畏、重信义与气节的燕赵之风，乃燕赵文化最鲜明的特色。它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

再说与客家比邻的潮州文化，潮人研究学者是怎样概括其内涵的呢？他们认为：潮州文化的主体是中原文化，但又不是一般的中原文化，它是作为移民文化进入潮汕地区的。而在汉人入主之前，潮汕地区早就存在了一个百越文化。入主潮汕的汉人，面对陌生的环境，不能不产生一种入乡随俗的心理。百越文化由于长期处于自治与半自治的状态，有较强的“山高皇帝远”的边陲意识。这边陲意识在被汉化之后，转移到潮人身上，就成了潮州文化的一个内核，因此，赋予了潮人对正统中心保持某种较自由的心态和独立取向，即使是读书人，虽然也有凡事讲究正宗，以遵古法制为荣者，但也未成为潮人普遍心理。

客家文化研究鲜见如此鲜明的个性概括！

四

客家文化内涵的研究停留在一般化的原因是什么？我想恐怕是研究者没有从罗香林大师因历史局限而产生的对客家研究欠缺中走出来。

罗香林等大师当时为了批驳对客家民系的污蔑，在正本清源上下了很大功夫，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真理往往往前一步就成了谬误。由于过于追求正本清源，力图求证客家人是纯粹的汉民族、客家文化是纯粹的中原文化，这就自觉不自觉忽略客家先民在迁移过程中，观念与习惯不得不受到新环境的挑战，因而不得不有许多变通与修改。特别是客家先民在长江流域停留了几百年时间，楚文化、江淮文化不可能不影响到客家人的观念和习惯。因此，入主闽粤赣三角地区之前的客家先民已经不是中州本土的汉人，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客家先民文化也不是中州本土的原生文化了。由于过于追求正本清源，力图求证客家人是纯粹的汉民族，客家文化是纯粹的中原文化，这就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当客家先民进入闽粤赣三角地区后与早已存在于这个地区的百越文化的融合。融合后的客家人已大大不同于中原本土的汉人了，融合后的客家文化已大大不同于中州本土的原生文化了。

这种忽略而造成的欠缺，影响了后来许多客家学研究者，使他们在研究客家文化中也自觉不自觉地搞“直接瞄准”，把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直接对应，把论证客家文化就是中原文化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点，甚至于把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完全等同起来。中原文化是南迁各民系的母体文化，中原文化的特点自然就成为各民系文化的共同属性。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因此，要善于从共性把握中去把握个性，也要善于从个性把握中去把握共性。

客家文化研究例10

旅游目的地形象(TourismDestinationImage)指人们对一个目的地的信仰、观念、印象以及期望的总和，它是目的地吸引游客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目的地形成竞争优势的最有力工具(Crompton，1979)。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构建是游客、旅游地和信息渠道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游客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学术界和业界都开始意识到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营销和推广已成为旅游地发展的重要环节，旅游地拥有清晰、明确、独特的目的地形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刘国华，王红国，2010)。从各旅游城市如火如荼地策划、制作目的地形象宣传片，并斥重金投放电视、平面广告的现象中也可看出目的地形象对旅游地发展的推动作用和影响效应不可忽视。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有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可变性等特征(Gallarza，etal．，2002)，受客观要素、社会差异、心理特征、文化背景、距离远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Walton，1966;Hunt，1975;Fakeye，Cromptom，1991;Fesenmaier，2000)。而文化是影响目的地形象感知的重要因素，游客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Beerli，Martin，2004;Richardson，Crompton，1988)。但文化究竟是如何影响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尚未有充分的文献论证，鉴于文化差异的量化测量存在难度，本文拟以张家界为例，采用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单一维度，参考Hofstede的研究思路，划分出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和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两个群体，测量不确定性规避高低程度对国内游客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

2研究进展

2．1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及其影响因素一般认为，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美国学者JohnHunt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开发中形象因素的意义，他认为旅游形象是纯粹主观的概念———是人们对非居住地所持有的印象。但究竟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概念如何界定，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多数研究者认为目的地形象是人们对某地认知和印象的总和(Crompton，1979;Baloglu，McCleary，1999)。国内有学者认为目的地形象是人们对旅游地总体的、抽象的、概括的认识和评价(宋章海，2000)。不同学者对目的地形象概念的描述不尽相同，但对目的地形象的本质认识基本是相同的，即目的地形象属于认知心理学范畴，是旅游者对目的地认知形成的整体印象和心理反应(杨永德，等，2007)。目的地形象感知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可变性，影响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要素众多，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影响因素的研究，应结合旅游心理学、消费者行为学、社会学等进行综合分析(吴小根，杜莹莹，2011)。在早期的形象研究中，Walton(1966)认为人不可能完全理性，在感知、决策的过程中受到理性分析和感性态度两方面的影响，感性态度受文化、消费者的受教育水平、公共舆论导向、个人偏好、收入水平等多方面的影响。学术界目前较为肯定和接受的是根据Echtner和Ritchie(1993)、Baloglu和McCleary(1999)提出的目的地形象形成模型，综合考虑认知、情感、心理等方面分析目的地形象形成的影响因素(Beerli，Martín，2004)。Baloglu和McCleary(1999)认为影响目的地形象构建的因素主要包括刺激因素和个人因素。Beerli和Martín(2004)在其提出的旅游形象影响因素模型中，将旅游形象感知影响因素分为信息来源(一手和二手)和个人因素(动机、旅游经验和人口统计学特征)两大方面;在此基础上还通过研究提出旅游动机、积累的旅游经验、文化价值观、年龄、国籍、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会产生影响。本研究试图从文化差异和文化价值的角度出发，探讨文化对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但文化因素如何衡量和量化一直是旅游研究所面临的难题。

2．2文化差异的测量维度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文化是个多维概念，学术界至今没有形成对“文化”定义的统一意见，Kroeber和Kluckhohn(1985)总结的文化定义就多达160多种。“文化”的定义尚且不确切，如何对“文化差异”进行测量就更加困难了。Victor(1992)认为文化维度包括语言、环境、社会组织、状态设定、权威、非语言行为和时间概念。不同的学者对文化的理解和其构成有不同的理论分析，Delobbe和Haccoun(2002)指出没有一种文化测量工具能准确且无遗漏地涵盖所有文化特征。目前关于文化差异的测量维度，跨文化研究者引用最多的是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该理论将国家文化分为5个维度: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刚柔性以及长期/短期导向。个体/集体主义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不确定性规避被定义为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权力距离表示人们对组织或机构内权力较少的成员对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刚柔性表示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社会角色如何分配的认识。旅游学术界由于现象多样、方法缺少而对跨文化缺乏有力研究(Dimanche，1994)，相对而言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动机、目的地决策和行为影响方面(Mackay，Fesenmaier，2000)。但是对于旅游中的跨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无法避开文化差异的测量。从现有文献看，对旅游者文化差异的测量主要有5种维度，一是地域空间维度，如乌铁红等(2010)对比分析了内蒙古自治区区内和区外两个地域文化组旅游者的草原旅游地意象的认知、情感以及整体意象感知的变化和差异;二是国籍维度，如Yu和Ko(2012)比较在韩的中国、日本以及本国医疗旅游者的感知行为;三是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如Ressinger和Mavondo(2005)检验了文化定位与国际旅游动机、旅游安全、旅游焦虑等方面的关系;四是中西二元文化维度，如薛熙明(2005)以此维度对中西方游客生态意识做了对比研究;五是语言维度，如Turner等(2002)比较5个语言组和澳大利亚东道主在文化价值观、社交规范、服务感知、交往形式和满意度之间的差异。从文献分析看，在旅游跨文化研究中，由于采用国籍和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作为文化维度区分不同游客群体可操作性强，因此采用的频率较高。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集体主义两个维度与游客感知行为的相关程度大，个体/集体主义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例如西方人的个体主义普遍强于东方人，西方人在旅游行为上会更为独立和个性;不确定性规避指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低不确定性规避群体对未知情境和模糊状态的可接受程度要比高不确定性规避群体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群体在相应的旅游活动中会更具冒险精神，对模糊情境的恐惧程度较轻。基于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集体主义两个文化维度与旅游者的行为特征联系较为紧密，多数文献中采用上述两个维度进行相关研究。如Funk(2007)依据该文化理论比较澳大利亚文化相似组和澳大利亚文化差异组游客旅游动机的差异;Prebensen等(2003)从个人主义角度研究前往挪威的德国游客的自我形象感知;Money和Crotts(2003)考察不确定性规避对美国的日、德入境游客的信息收集行为的影响，发现高不确定性规避的消费者倾向使用旅游中介。本研究采用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单一维度来划分游客群体，在单一维度上分析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差异。鉴于旅游研究领域中单一文化差异维度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在文化差异测量维度上的研究说明主要从整体进行阐述。

2．3文化对游客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Triandis(1972)认为处于同一文化中的群体拥有相似的信念、态度、传统、意图、行为规范。不同的文化价值结构通过生活方式、工作、休闲和消费行为模式得以体现(Richardson，Crompton，1988)。文化差异对游客的认知形象存在影响，Chen和Kerstetter(1999)研究了美国国际学生对宾州乡村地区的感知形象，发现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对旅游基础设施、乡村氛围的感知存在差异。由于认知形象对目的地情感形象产生作用(Baloglu，McCleary，1999)，部分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对目的地情感形象感知也存在影响作用，Martín和Bosque(2008)研究验证了文化价值观会影响旅游目的地情感形象。除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外，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在形象感知维度上也存在差异，如Mackay和Fesenmaier(2000)使用图片和多维尺度分析技巧研究台湾和美国学生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评估，得出两个文化群体在形象评估维度和对维度解释上均存在差异的结论;贾跃千等(2009)通过研究检验了日、韩和欧美游客民族文化对旅游目的地形象因子感知结构差异的影响，得出目的地形象因子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的结论。综上所述，旅游目的地形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学术界关于目的地形象影响因素的研究仍在继续，文化差异对游客的目的地形象感知究竟是如何作用，并不十分清楚。上述研究多数以国籍为游客划分标准并结合Hofstede的文化维度，进行不同文化群体的对比研究，目前国内从文化价值角度研究目的地形象感知的相关研究少，研究步伐较为滞后(白凯，等，2011;乌铁红，等，2010;贾跃千，等，2009)。

2．4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是文化差异的重要指标和体现，指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是指一个社会受到不确定的事件和非常规的环境威胁时是否通过正式的渠道来避免和控制不确定性:处于高不确定性文化的人更倾向建立正式的规则，相信能通过绝对知识和专家评定等手段来避免这些情景(李文娟，2009);处于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环境中的人更有冒险的精神，容许有不同意见和模糊情境的存在。通过文献分析，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是旅游文化差异研究中常用的维度(Litvin，2003)，本研究认为不确定性规避不仅在信息收集行为和旅游方式的选择方面存在影响(Money，Crotts，2003)，还可能对目的地形象感知，如住宿条件、人身安全、交往活动、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感知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考虑国内游客群体的文化价值差异，选取Hofstede文化维度中的第二个维度，利用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指数得分划分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群体，探究其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差异。

3研究方法与案例地概况

3．1案例地张家界概况张家界位于湖南西北部，属武陵山脉腹地，是中国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1982年9月，张家界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1988年8月，武陵源被列入国家第二批40处重点风景名胜区之内;1992年，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风景区、天子山风景区三大景区构成的武陵源自然风景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3．2研究方法问卷设计。针对研究的问题，本调查问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调查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的形象感知，通过参考目的地形象测量文献，结合张家界实际情况并通过专家访谈的方式确定感知形象问卷题项，采用Baloglu和McCleary(1999)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模型，利用7级语义差异量表(完全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非常同意－6，完全同意－7)从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总体形象三方面进行测量，认知形象的测量共包括37个题项，在参考Echtner和Ritchie(2003)提出的目的地形象测量维度基础上根据张家界景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正，认知形象的测量涵盖旅游资源、交通情况、基础设施、服务质量等方面。情感形象用“这次旅游让我很愉快，这次旅游让我昏昏欲睡，这次旅游让我很兴奋，这次旅游让我很烦恼”4个题项来测量(Baloglu，McCleary，1999)。总体形象用包含1个题项的7级语义差异进行测量。第二部分采用Hofstede的文化维度测量题项，问题来源于Hofstede做国际研究时所用的VSM94(ValuesSurveyModule，1994)。该部分的题项由以下4个问题组成“工作时您会感到紧张的频率(从未、很少、有时、通常、经常);好的老板不会下达明确的命令，给员工自由发挥空间;员工间的竞争通常弊多于利;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任何时候员工都不应该破坏公司规矩”。用李克特5分值量表测量游客对上述问题的同意程度，Hofstede的研究针对公司职员开展，但鉴于游客调查中精确的分层抽样存在较大难度，本研究采取方便抽样，同时尽管部分游客并不处于正式明确的职场环境，但每一个体都有对理想工作环境的态度和想法，因此本研究以被调查者对理想工作环境的评分为标准。第三部分调查游客的人口统计特征，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基本信息，共10个题项。本研究利用SPSS18．0统计分析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利用因子分析提取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的感知维度，根据Hofstede的文化维度计算公式计算游客不确定性规避得分，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群体在认知、情感和总体形象感知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3．3数据来源与初步分析调查组于2010年8月1日至10日在张家界市实地派发问卷。以在张家界旅游景区内、外派发问卷为主，张家界市内的火车站、飞机场派发问卷为辅。随机派发，现场填写，现场收回。调研时间从早上8:00(景区6:00开门)到下午18:30(景区18:30闭门)。调查对象为景区内外及张家界各交通要道的游客。共派发文本问卷170份，回收170份，有效问卷145份，有效率85．29%。2010年8月11日到22日在问卷星网站(http:∥www．sojump．com/jq/376789．aspx)上问卷，通过旅游QQ群、人人网、博客、旅游论坛等渠道问卷信息，回收问卷69份，有效问卷69份，有效率100%。通过各渠道共派发问卷239份，回收239份，有效问卷214份，有效率89．54%。根据SPSS18．0对调查问卷的统计，本文调查样本年龄集中在18到35岁之间，男(48．1%)女(51．9%)所占比例相近;居住地以城市为主，占样本总数的81．8%;受教育水平较高，以大专/本科为主，占样本总数的71．5%;64．0%游客首次到张家界游览，11．2%的游客是第二次重游;旅行方式以旅行团和自助游为主;游客来源广泛，其中来自湖南(27．6%)、广东(15．9%)和长三角地区(江浙沪三地，15．4%)的游客较多;多数游客与家人/同事出游;旅游动机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见表1)。样本人口统计特征信息与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游客现状基本一致，可以认为此次抽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区18:30闭门)。调查对象为景区内外及张家界各交通要道的游客。共派发文本问卷170份，回收170份，有效问卷145份，有效率85．29%。2010年8月11日到22日在问卷星网站(http:∥www．sojump．com/jq/376789．aspx)上问卷，通过旅游QQ群、人人网、博客、旅游论坛等渠道问卷信息，回收问卷69份，有效问卷69份，有效率100%。通过各渠道共派发问卷239份，回收239份，有效问卷214份，有效率89．54%。根据SPSS18．0对调查问卷的统计，本文调查样本年龄集中在18到35岁之间，男(48．1%)女(51．9%)所占比例相近;居住地以城市为主，占样本总数的81．8%;受教育水平较高，以大专/本科为主，占样本总数的71．5%;64．0%游客首次到张家界游览，11．2%的游客是第二次重游;旅行方式以旅行团和自助游为主;游客来源广泛，其中来自湖南(27．6%)、广东(15．9%)和长三角地区(江浙沪三地，15．4%)的游客较多;多数游客与家人/同事出游;旅游动机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见表1)。样本人口统计特征信息与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游客现状基本一致，可以认为此次抽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4研究发现

4．1张家界旅游景区形象感知构成因子使用KMO样本测度和Bartlett球体检验分别验证旅游目的地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其结果显示认知形象Bartlett球体检验显著性概率Sig．＜0．001，其中认知形象KMO值为0．909，表明量表的结构效度好，适合做因子分析。情感形象的显著性概率Sig．＜0．001，情感形象KMO值为0．630(见表2)。根据统计学原理，情感形象变量样本进行因子分析可以接受，累积方差贡献率56．165%，可基本解释原有变量信息(见表4)。对游客目的地认知形象进行因子分析，利用最大正交旋转法提取旅游地认知形象维度。以特征值大于1和因子载荷大于0．40作为确定因子的条件，其结果显示认知形象构成因子分为食宿条件、信息与交通、经营管理、交际活动、游览娱乐活动、景区环境、购物活动和拥挤程度共8个因子。认知形象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66．053%，较好地解释原有变量的信息(见表3)。问卷对认知形象设置的调查题项多，部分添加题项未能在前人的研究中得到充分验证，本研究中信息与交通因子中的“景区内比景区外气候舒适”题项与其他题项的逻辑联系不强，但其旋转后因子负载值为0．616，不能简单地将其从题项中做删除处理，本研究将该题项作为游客对景区信息的感知，该因子的解释水平不会因此产生较大影响。调查问卷中四个情感形象自身能较好地解释原有变量信息;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56．165%，能基本解释游客情感形象的感知情况(见表4)。

4．2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对张家界形象感知影响Hofstede(1994)在《ManualVSM94》中不确定性规避指数(UVI)计算公式如下:UAI=+25m(感到紧张的频率)+20m(好的老板不会下达明确的命令，给员工自由发挥的空间)－50m(员工间的竞争弊大于利)－15m(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任何时候员工都不应该破坏公司规矩)+120在Hofstede的研究中“m”表示对应题项的均值。UAI指数值的计算为:测量题目的均值与其对应系数的乘积之和，再加上一个常数后所得的数值。UAI得分越高，表示接受不确定性能力弱，规避不确定性倾向强，反之，得分低，表示接受不确定性能力强，规避不确定性倾向弱。括号里表示不确定性规避对应的测量题项内容。本研究的计算公式与Hofstede原有计算公式不同在于Hofstede首先计算出所有测量题目的得分均值再乘以系数，而本研究关注个体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因此直接用调查问卷中个体对应的李克特量表中测量题目的得分分值乘以系数，以计算出个体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操作方法本质和逻辑上与Hofstede是相同的。得出个体UAI指数后，依据Hofstede在CultureandOrganizations:softwareofthemind”一书中74个国家和地区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平均值67．5，对样本个体进行分组，低于平均值的重新赋值为1，高于平均水平的赋值为2，从而确定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样本人数为139，高不确定性规避人数为75。从表5中看出，游客不确定性规避指数的得分均值为46．54，指数的标准差较大，极值差的绝对值也较大，说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维度的分布较为分散，样本在该维度上具有差异。运用ANOVA分析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在目的地形象感知方面的差异，UAI指数差异下信息与交通感知差异的显著性概率值Sig．=0．007＜0．05(见表6)，即高不确定性规避和低不确定性规避两个群体的游客在信息与交通感知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UAI指数差异下对其他认知形象的因子方差分析结果的显著性概率值Sig．均大于0．05，即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认知形象其他因子的感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由于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对存在的不确定性接受程度较低，在旅游行程的安排和信息获取方面所做的工作更多，因此对景区信息与交通渠道的了解较不确定性规避低的游客更加深入，并由此给出较为积极的评价。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因为接受不确定性和模糊状态的程度较高，相较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更有冒险精神，较少关注景区交通以及信息获取渠道方面的内容，不能全面了解这些方面的信息，仅凭着对景区交通与信息渠道的片面认知而做出评价，形成认知形象，因此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对该因子的感知差异明显。对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的情感形象的因子得分进行ANOVA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见表6)UAI差异下情感形象感知差异的显著性概率值为Sig．(UAI)=0．969＞0．05，不同程度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情感形象感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调查数据显示高/低不确定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情感形象高度认同。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情感形象感知相近，大部分游客游览完张家界景区都是愉快的。UAI指数差异下总体形象感知差异的显著性概率值为Sig．(UAI)=0．572＞0．05(见表6)，即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总体形象感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大部分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总体形象感知是正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