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制度论文例1

企业在经营活动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方方面面的经营和管理目标。健全而合理的内部管理制度，不仅可以大幅提升企业的管理沟通效果，将企业长远战略发展方针政策溶于管理制度中，使得内部信息传达和沟通准确顺畅；而且还可以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所偏差的经营问题予以向上反馈，有助于管理层及时调整及时改进，从而实现企业系统目标。

2、有利于营造平等友好的工作氛围

完善而健全的制度建设过程可以有效保护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的切身利益，有效弥补管理上的不足和漏洞，从而杜绝贪污寻租的现象发生。企业的管理制度稳定而健全并且地位在领导职权之上，这样的科学而规范的管理形式使得员工在心理上有所保障，职工的业务行为和操作只要是在企业的管理制度范围之内的，就可以不必按照领导的喜好而行事，便于员工发挥自身主动性，从而拥有工作职权。对于经营管理者而言，可以按照管理制度来行使职权，从而有利于形成自我约束，相互监督的行为处事方式，避免个人主义和官本位现象的出现，有利于营造平等友好的工作氛围。

3、有利于形成良好企业文化

当一个企业的经营规模和管理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开始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健全完善的制度建设过程一定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也是基础管理规范。拥有现代化的管理规范制度体系，企业在流程执行过程中可以提升员工的业务素质，从而营造出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塑造出高效而有绩效的企业管理形式，从而提升社会评价和口碑。

二、企业管理制度建设的原则

制度建设是企业管理的基础，是企业得以顺利运行的必要条件。企业管理制度应具有合法性、可行性、严肃性和先进性，为满足“四性”要求，管理制度建设应遵循以下原则。

1、系统原则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来阐述企业管理制度体系，深入分析各项管理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功能作用，从而从根本上揭示了作用于企业管理效率的要素和内涵。在企业内部控制和管理过程中，业务流程的长短和效率决定了各个部门的运行效率。将企业的管理活动按照业务的开展进行设计，以流程为导向进行管理制度建设，从而满足了系统性流程管理的原则和思想。

2、以人为本原则

在企业的组成成分中，最重要关键也是最具有可变性的就是员工。但是企业管理是否能取得成功、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的功能都是通过“人”来实现的，可见只有在各个业务环节都充分发挥了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能力，企业才能够取得经营目标。3、稳定性与匹配性相结合原则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对于不利消极因素总是要进行不断否定的过程，保留和发扬其中的积极因素，并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吸收国内外先进管理经验，进行自我调整自我完善，从而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这就从客观上需要遵循和按照稳定性和适应性相匹配的原则。

三、企业管理制度建设的宏观对策

做好企业管理制度建设从宏观上来说需要关注以下五方面的工作。

1、增强企业管理制度建设的科学性

企业管理制度的建立包括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单项制度，它们共同组成了有机整体，这就需要各个单项制度之间彼此关联相互支撑，既在各自业务范围内发挥有效作用，有所侧重，同时也要组合成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只有在科学性的基础上建立起的管理制度，才能使得各个管理制度合理配合，自然衔接从而发挥制度的整体协同作用，保证管理制度的积极性和合理性得以发挥。

2、增强企业管理制度建设的实用性

在企业制度方面，每个企业各有千秋，由于制度本身所具有的规范性和规律性，因此在内部管理制度的建设过程中，除了要符合企业自身的发展特点和行业属性之外，还要求制度和企业的长远发展相契合，只有符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才是最合适的。如果企业不顾客观情况而照搬其他成熟管理制度生吞活剥，轻则会使企业正常的作用无法发挥，重则可能会给企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投入。

3、提高企业管理制度建设的可操作性

现代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决定了如下特点：问题要尽量简化，形式不宜繁琐，体系建设不宜复杂。相应的管理制度应当是详略得当，简化有效。根据企业不同的实际情况，对于当前急需执行的任务，优先发展的制度予以制定并执行，同时随着企业的业务需要和制度需求的认识加深，再根据重要性对原有的制度进行完善和更新，从而逐步有步骤地建设完整完善的管理制度。循序渐进的流程和完善的体系建立过程可能会起到更加明显的效果。

4、确保企业管理制度建设的时效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一体化不断推进，现代企业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相应地，企业管理理念、方法等也要发生相应变化，这就使得原有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方法产生了滞后性、不适应。因此，企业在制度建设过程中，一定要遵循与时俱进的提升和改善。与时俱进就要求管理制度建设和企业组织建设相结合，管理制度随着组织架构的变动而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只有在不断地变化中进行完善，才能够从性质上实现企业人员、制度和职能的相互搭配从而提升企业的管理竞争力。

5、保持企业管理制度建设的先进性

美国宏观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增长利润的来源。企业要对于瞬息万变的市场进行适应，就需要进行持续创新和学习，而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和有所创新的行为模式是企业想要得到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目前，国内企业还处于快速发展期，同时也碰到了良好的机遇和发展机会，企业必须以开拓创新和勇于发展的进取精神，落实管理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全面综合的提升企业形象和潜力，以迎接新任务，适应新变化。

四、企业管理制度建设的微观流程

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制定有一定的程序，它直接影响到企业管理制度的优劣，进而影响到企业管理活动的成效，整个企业的存亡兴衰。因此，在进行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时一般要遵循以下流程。

1、进行企业管理制度的调查研究

制定和计划企业管理制度，需要做好准备工作，首先，安排企业中涉及制度建设的部门和管理人员、专职人员对于现状进行充分的调研。在结合国家大形势及方针政策路线的基础上，学习其他优秀先进企业的管理制度经验上，进行分析，从而从根本上保证管理制度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2、管理制度的起草拟写

在进行了前期调研的基础之上，就要进行制度的起草阶段。起草阶段的工作可以根据各个部门具体工作进行，组织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在进行资料草拟阶段，可以多准备些相关的资料以便开展后续工作时有大量的资料进行整合。管理制度的规章内容是由标题、发文时间和正文三部分组成。其中主要的标题内容通过事项和文体进行组合。发文时间写在标题下面（也可以写在正文之后），有时还要写上经什么会议通过。正文一般有三种写法：

（1）条目式。即整个规定从头到尾部都以条目的形式反映。一般前一、二条写制订本制度的原因、目的、依据等，中间写具体内容，末尾几条写实施说明，如适用范围、执行日期、解释权、与原有关制度的关系等。

（2）总则、分则、附则式。其中总则要写明制定该制度的依据、目的、意义、原则；分则要写明该制度的具体内容；附则要写明该制度的生效时间、适用范围、解释权等。

（3）前言、主语、结语式。其中前言写制定制度的目的、依据、原由；主体部分写规定的具体内容，一般分条写，可以列若干个小标题，小标题下用序码排列条目内容；结语部分写实施说明、执行日期、解释权等。一般来说，内容比较简单的用前言、主体、结语式；内容比较复杂的用条目式；内容复杂、层次较多的用总则、分则、附则式。不论采用哪种形式，一般都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即总则或前言或条目式的前一、二条，都是说明制定该制度的依据、目的、意义或适用范围（也有的把适用范围放在最后一部分）；第二部分，即分则或主体或条目式的中间部分，这部分是制度的核心内容，要写的周密、准确，层次清楚、条理分明；第三部分，即附则或结语或条目式的最后一、二条，都是写该制度的实施说明，如执行日期、解释权等。

3、管理制度的讨论审议

草稿写成以后，应进行讨论审议。讨论审议应在拟稿人员中间和有关职能部门及基层单位中进行。并报请有关部门会签和专家领导审定。讨论审议是制定制度、完善制度的重要环节。对制定的管理制度应进行充分讨论，集思广益，查漏补缺，精益求精。讨论审议可先在拟稿人员中间进行，在草稿初具规模后，再组织有关部门、单位一道进行会签、修改，不断完善管理制度，最后经企业主管领导审核签字。对于涉及企业整体利益或职工切身利益的管理制度，如工资、住房、医疗、职工教育等，需提请有关会议审议通过。

企业管理制度论文例2

据我所知，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在探讨解决考核制度中的一系列问题时，几乎毫无例外、通一色地采取了"考核技术方法"的思路，即总是只会在考核制度本身中寻找出路，总是在考核方法上绞尽脑汁，发明出各种各样的"雕虫小技"；虽说考核制度在日益翻新，但对问题的解决其实并没有多少帮助。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人们在对考核制度的认识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误区，即都对它要求过高，没有跳出考核制度之外，对它进行一番反思，认识到它固有的有限性，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在考核制度之外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考核技术派"的种种探讨和发明，在一定的限度内是有必要的；因为它可以使考核制度更完善、更精巧、更易于操作。但是，如果不能从历史的高度、从哲学的高度，即采取"历史哲学方法"的思维方式，对考核制度进行反思，寻找新的出路，就会在牛角尖里钻不出来，或是把它弄得越来越复杂、琐碎；或是变来变去，不停修改；最后是使人不胜其繁，觉得这东西还不如没有的好。这就是考核制度在很多地方所遭受的命运。一个东西如果被弄得过分复杂、精巧、难于操作，往往就会走向它的反面，从一个有益于人们的东西变成一个有害于人们的东西，最终是自己逃脱不了被人们遗弃的命运。

二、考核制度的三个主要问题

从实践中看，考核制度的实行面临三个比较重大的问题即：考核制度的价值取向；如何弥补考核制度本身固有的局限；如何保证考核结果的公正、客观？

第一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考核制度所规定的"评价标准"；"评价标准"的问题体现着一个组织体的价值观，意味着一个组织体鼓励自己的成员做什么样的人，因而至关重要。对于"评价标准"的要求是它必须取向积极、要求明确。第二个问题说的是，任何一个现实的考核制度，无论是在它的条文规定、还是在它的具体实施中，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而且，作为一个要求众人按照统一标准来打分评议被评议者的考核制度，如果过分强化，就会束缚人的个性、创造力，理论上存在导致人人都成为八面玲珑的谦谦君子的价值导向。因此，"法治"要辅之以"人治"，考核结论只能作为公司领导奖惩和任用干部员工的重要依据，而不能作为唯一依据。关于这两个问题，本人在另外两篇文章中专门阐述。下面集中讨论第三个问题。

三、如何使评议更公正、更客观

虽说无论是作为一个现实的考核制度、还是作为考核制度本身，都存在无法彻底消除的局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局限性，归根到底，是要使通过这一制度对人做出的评价，尽可能地客观、公正。在这些局限中：

就任何一个现实的考核制度而言，在客观方面，制度的条文规定不可能制定得尽善尽美，尤其是有些考核标准无法定量，难以把握，特别是素质评价和工作质量评价都不可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在主观方面，任何评分者?quot;德"、"能"、"识"三方面都不可能不存在各种各样的局限性。

就考核制度本身而言，它要求众人按照统一标准来评议被评议者；正如前面所说，如果过分强化，就会束缚人的个性、创造力，理论上存在导致人人都成为八面玲珑的谦谦君子的价值导向。

考核制度的这些缺陷，最终都会影响到考核结果的客观、公正。

显而易见，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任何一个单一的措施所能做到的。下面介绍我们从考核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些经验。

1、在"评价方法"上，有定性的评价和定量的评价，一般对业绩的评价易于定量，对素质的评价只能以定性为主；定量评价比较客观、准确，而定性评价的主观性、模糊性比较明显，这就象体育比赛中的"田径标准"和"体操标准"的差别一样。为了解决评价的客观性、准确性问题，一方面应当在对"业绩"和"素质"二者的考量中，侧重于比较能够客观、准确评价的"业绩考核"；另一方面要采用数学工具来实现"模态转换"，即在"素质"考核中，量化各项考核指标，以提高其客观、准确性。

2、考绩与考评必须先分后合。业绩是短线考察项目，素质是长线考察项目，应该明确分工、先分后合。每月察业绩，年终评素质，最后按照一定比例综合形成干部员工的全年得分。这样可以在业绩评价中一定程度地克服评分者年终笼统凭印象评分所造成的主观性。

3、增加考绩分在全年考核分中所占比重。月考绩分立足于业绩，年终考评分立足于人员素质，前者较客观，后者较主观。因此考绩分在员工全年考核分中所占比重必须大大高于其素质评分，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评分中的主观成分。

4、定性的评价方法也多种多样，而且各有利弊，需善加取舍、取长补短、综合使用。大体说来，直接上级的考评，比较细致和准确，但容易失之过宽；间接上级的考评，比较客观公正，但准确性较差；自我评估有利于上级深入了解员工的具体情况，调动员工自我管理的积极性，但也容易失之过宽；下级的评分，虽说比较准确，但一般也有过宽的弊病；同级和协作部门的考评，会造成激烈竞争的局面，从而有助于了解到其他形式的考评所不能提供的情况，但又容易失之过严；外聘权威评价部门的考评，不言而喻，客观公正性虽说较好，然不可避免会有隔帘问诊、隔靴搔痒之弊：总之，没有任何一种考评形式是十全十美的，只能凭借数学工具，通过它们之间的一定比例的互相牵制才能使总的评价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公正和准确，就筇宀俦热筛鞣矫嬗泄厝耸孔槌傻钠牢创蚍忠谎?

5、工作中较少发生关系的部门之间不搞互评，互相之间有工作关系的部门之间互评时，要针对"关键接口指标"进行评议，而不搞泛泛之评；工作上无接触的部门不参加对公司领导的评议；工作上无接触的领导不参加下级干部的评议；允许评议者在对被评议者或被评议者不了解的情况下注明"不了解"，等等：这些都可以撇去评分中的一些水分和泡沫，增加评分的严谨性和客观性。

6、建立涵盖全面、要求准确的岗位责任制，使评议有标准可循。同时尽量使评分标准变得易于把握。前面说过，评分中的主观性有客观原因，即评分标准难以把握，特别是素质评判和业绩质量评判。设计中可以努力使它们变得比较具体、量化、易把握。

7、提高评议人员素质。这里就包括了对各部门主管、公司领导乃至全体参与评议人员在品德、能力和见识方面的要求，在培训、选拔、任用、考核等方面都要注意提高其在考核工作上的品德和水平。这一条实际上做起来很费功夫，而且难以见效，但仍是不得不认真去做的事。其中有两个问题要特别注意：

一是考核时的要求应符合交代工作任务时的要求。上级给下级布置工作，要提出明确要求，事后也要按照这个要求去考核。但实际上的情况往往是，属下按照要求完成甚至超出原要求完成了，考核时上级的要求又变了，往往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结果不但使下属遭到不公正待遇(拿不到应得的分数甚至低于应得的分数)，更严重的是挫伤了下属的积极性，使下属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更不利于鼓励员工创造性地、超标准超要求地做好工作；有些主管可能对这种做法自以为得计，实际上对公司却会后患无穷。

二是要严格分开业绩考核与素质考核。实际情况往往是，当下属完全完成甚至超标完成了工作任务后，主管在进行业绩评分时又加进对下属综合素质或主观印象的评议，挑出员工非业绩方面的缺点扣分，使下属有苦难言；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在考核制度中将业绩考核与素质考核严格分开，而且要要求所有主管和领导在具体评分时将二者严格分开，避免使被评议者遭受不公正待遇，积极性遭到挫伤。这两点至为重要。

8、为加强对考核工作的领导，同时体现企业对考核工作的重视，企业应成立考核工作的领导机构--考核委员会，其人员组成要充分体现代表的广泛性。由于考核标准的改进和考核者素质的提高都难以有较大进展，我们就要明确：我们主要靠评议人员的个人素质，还是主要靠一种体制来保证评议的公正？显然，前一种思路对考评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他们不但处事公正（德），有很强的辨别能力（能），还要十分熟悉各部门的工作情况（识）。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指望一些个人的良好素质来保证公正，从来都是靠不住的。公司考评人员不可能超脱于任何部门之外，他们自身的工作也属被考核之列，这就使他们很难避免"偏心"的倾向或嫌疑。即使考评人员自身努力保持公正，囿于能力、见识、经验等方面的局限，也会力不从心。别人也难免对他们的猜疑。为保证考核的尽量客观公正，同时避免由于考核而使人际关系复杂化，考核委员会应有充分的代表性。这不但符合管理学原理，也符合概率统计学的原理，因为如果我们把每份考核评分表都看作一个样本的话，那么显然，所取样本的数量越多、代表性越广泛，从中得出的统计数据显然也就越接近真实。

9、企业人事（行政）管理部门的专业考核工作人员，则组成考核事务办公室，受委员会领导并对其负责，负责考核所需的一系列事务性工作（但不宜参加考核委员会），如不断完善考核制度；对考核制度进行宣传讲解；对考核过程中的执行制度情况进行监督；考核之后的分析研究；接待被评议者的申诉等等。

10、为了一定程度地消除考核制度存在的压抑人的个性和创造力的倾向，在考核标准中，可以有意识地加入对被评议者创新能力的考核内容，尽可能地融入积极的价值取向。

四、阐述几个观点

1、以前我们常说，看事情要看大局、看本质、看主流、看大趋势，以免被个别的细节、支流和曲折所左右；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分析问题要有概率统计学的观点，在考核制度的问题上也是这样。概率统计学原理在这里处处都起着关键作用。

比如说，有人担心，由于各个部门对考核标准的理解程度不一，执行起来会影响考核结果的客观公正。其实这个问题完全可以运用概率统计学原理，利用数学工具加以解决。从各个部门的考评来说，部门甲的主管可能要求高，评分严，结果部下们得分也较低；部门乙的主管可能要求低，评分松，结果部下们得分就较高。表面看来，部门甲的员工就吃亏了，而部门乙的员工就占了便宜。但实际上，只要考核制度处理好员工的考核成绩中主管评分、部门考核得分和部门员工的平均分的比例关系，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三者综合之后的妙处就在于：它以后二者为杠杆，消除了各部门掌握标准的不一致性，使各个部门、各位员工的评分受到一个无形的全企业统一标准的衡量。

企业管理制度论文例3

另外，要兼顾那些次要的、辅的流程，因为次要流程对管理目标的圆满实现不可或缺，而且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动态变化的，如果相关条件改变，次要流程也可能转化为关键流程，从而对相关的业务管理活动起到重要的影响。职责明确，流程科学。要确保流程设计科学、执行到位和持续优化，明确责任主体是前提和基础。首先，流程责任人是业务和管理活动的具体执行者，最了解业务和管理活动的具体情形和所要实现的目标，应作为流程的主要设计者构建流程的主要方面，以确保流程设计的科学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其次，流程责任人作为流程运作绩效的负责人，要通过建立可衡量的绩效指标并设置改进目标，以确保流程执行到位和持续优化。

另外，一个流程涉及的责任人往往有多个，很多时候还是跨部门的，必须明确各自的职责和部门间接口，以避免出现职责不明、推诿扯皮的情况。而从流程的制订和实施程序上来看，一般来说，建立健全一个流程须经过问题诊断、流程设计、实施、评估、优化完善五个阶段，以确保流程的科学性、有效性和适宜性。比如针对请示审批效率不高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收集、整理、分析，看问题出在哪个环节，再根据效率与规范兼顾的原则，对审批的程序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然后对实施的效果进行评估并不断优化完善，确保请示审批流程运转顺畅、高效。

流程固化，刚性约束。流程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以确保管控力度和执行力。因此，流程需要在责任人、程序、内容、标准等方面进行固化，还要借助表单化、信息化以及规定违规责任等方式为固化的流程提供刚性约束。流程被固化，就意味着执行流程是完成某项工作的唯一路径，每个人都要按流程办事，尤其是各级领导，要起到示范作用，严格按照流程开展工作。修改流程，也要按照流程开展。当然，管理不能僵化，企业的运作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在提高流程刚性的基础上，也要根据情况的变化对流程进行适当的调整，持续优化流程，避免流程管理与企业实际运作脱节，达到在刚性基础上不失灵活性的目标。另外，流程固化并非仅仅是文件上的固化，不是简单地将流程图贴在墙上就可以达到目的。关键是要通过高强度的宣贯、管理的手段与合理的方式对员工加以辅导，确保员工知道且清楚，才能使流程真正地落地和固化。

企业管理制度论文例4

2企业管理制度相关论述

在研究的过程中，企业管理的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说法。站在广义的角度上来说，企业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企业的经营理念、管理的相关标准、文化特色等方面。从狭义的角度上来说，企业管理制度主要包括管理的标准、规章制度的制定情况等，主要是指企业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制定的、以书面表达的形式来归定企业经济情况、产品、生产情况等条例、规则的集合。企业管理制度能够帮助企业实现一定时期的管理目标，并且能够维护员工的共同利益。

3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之间的关系

上文中曾经说到，企业管理制度能够促进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企业文化能够促进企业管理制度的完善，这是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之间关系的一种体现。具体来说，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企业管理制度是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企业文化包括的方面较广，企业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等虽然是外在的一种表现，但是也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企业自身的文化价值。②在企业管理制度方面能够体现出企业的文化。企业管理制度主要是对员工的行为规范做出规定，因此可以从这里发现企业信奉的价值观念、处事风格等，是企业文化的展现。③通过企业制度管理的方式，能够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在企业经营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怎样去做，能够将企业文化推行得更加深入。另外，企业员工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自己需要表达的企业文化，并且能够继承优秀的文化，淘汰劣质的文化，能够从自身发展的环境中吸取先进的、优秀的文化。

企业管理制度论文例5

二、文献回顾

现阶段，虽然直接以ERM的驱动因素为主题的研究尚不多见，但关于传统风险管理（TRM,Tradi－tionalRiskManagement）实施动因的研究却相当丰富。鉴于ERM是对TRM的继承和发展，②因此，对TRM实施动因的文献加以回顾，能够为研究ERM的实施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完全市场条件下，风险管理被视为净现值为负的活动，投资者可以通过多元化方法更高效的规避企业特质风险（Modigliani和Miller，1958）[3]。但是，不完全市场条件下，上述结论不再成立。学者们先后从理论上证明了企业可以通过保险和套期保值方式降低税负（Modigliani和Miller,1963）[4]，降低财务困境成本（Kraus和Litzenberger,1973[5]；Macminn，1987[6]），降低成本（Jensen和Meckling,1976[7]；Macminn，1987[6]），降低监管成本（Mayers和Smith，1987[8]），降低外部资本成本（Froot、Scharfstein和Stein，1993[9]），解决投资不足问题（Mayers和Smith，1987[8]），从而给企业带来价值增值。随后的实证研究也基本支持了上述分析（Nanceetal.,1993[10];Colquitt和Hoyt,1997[11];Hoyt和Khang,2000[12]）。如果说以保险和套期保值为代表的传统风险管理主要基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考虑，ERM由于受到监管层和评级机构的高度关注，其驱动因素则显得更为复杂。2004年，纽交所修订了其公司治理规范，要求审计委员会制定相应的规范以保证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有效进行，从而将风险管理职责提升到董事会层面。巴塞尔协议Ⅱ则在银行业资本充足率评估中新增了操作风险的规定，进一步拓展了风险管理的范围。同时，著名的评级机构也对ERM给予了极高的关注。2005年，标准普尔公司宣布，鉴于ERM的重要性，考虑将其作为评级体系中一个独立的、重要的科目。2006年，国际保险业的权威评级机构A.M.BEST特别公告，宣布其评级过程中加入对于ERM的考虑。2008年，标准普尔正式宣布，在公司评级过程中，将采用两步骤程序评估企业实施ERM的效果。③从国内看，2006年，国资委颁布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并将ERM实施水平纳入到央企及其负责人考核体系中。④在此背景下，161家中央直属企业（2006年数据）掀起一股ERM建设热。综上所述，从全球ERM实践来看，监管约束和评级压力似乎是ERM的主要推手。但是，Kleffneretal（.2003）[13]的一项针对加拿大“风险与保险管理协会”（RIMS）会员单位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到多伦多证交所监管风险管理指引约束的企业在实施ERM项目方面与非监管企业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在被问及企业实施ERM的主要驱动因素时，61%的企业将“风险管理自身的作用”作为首选因素；其次是董事会的推动，占比51%；再次才是为了迎合监管约束，占比37%。

总体来看，问卷分析结果似乎更支持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观点。那么，企业的ERM决策究竟是“监管因素驱动”还是“企业特质因素驱动”？如果监管因素起主导作用，那么可以推断，除了行业差异外（大部分监管规定都是针对特定行业制定的），ERM企业与非ERM企业在公司特质因素方面（如财务特征、经营特征、治理特征等）不会存在显著差异；否则，特质因素的差异则会非常显著。但是，有限的关于ERM实施动因的实证研究并未给出清晰的结论。Liebenberg和Hoy（t2003）[1]以26家实施ERM项目的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logistic模型从企业收益的波动性、企业股票价值的波动性、企业的增长率、机构投资者所拥有的股权比重、长期负债与资本的比率、在高监管国家设置分支机构共6个方面检验企业实施ERM项目的驱动因素，结果发现除杠杆比率外，其他指标均不显著。Pagach和Warr（2011）[2]以138家在美国上市的ERM企业为样本，从财务特征、资产特征、市场特征三个方面对ERM项目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ERM企业与非ERM企业在上述企业特质因素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从而间接证明了企业特质因素而非监管因素是企业实施ERM的主导因素。从国内文献看，从宏观层面探讨ERM框架和流程的研究相对丰富（杨乃定，2002[14]；朱荣恩、贺欣，2003[15]；唐国储、李选举，2003[16]；金若昉、李若山，2005[17]），有限的实证研究主要基于问卷调查考察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建设状况（吕文栋、刘鲁梅，2010[18]；赵杨、吕文栋，2011[19]），从企业微观层面探讨ERM动因和价值的文献尚未看到。本文承袭Liebenberg和Hoyt（2003）[1]、Pagach和Warr（2011）[2]的研究，试图对下述问题做出初步解答：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企业实施ERM的决策到底是“监管因素驱动”还是“企业特质因素驱动”？更进一步，如果企业是基于价值最大化的考虑实施ERM项目，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企业的ERM决策，其影响机制又是如何？

三、理论分析、制度背景和研究假设

在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这一流程上，ERM与TRM并没有实质性差别，使ERM区别于TRM的关键内容包括两点：其一是关注的对象是企业面临的所有风险，包括声誉风险、操作风险等传统风险管理方式无能为力的领域；其二是强调采用系统而非分割的方式对所有风险加以管理，从而保证任何一种单一风险都不会对企业的价值产生负面影响（Stulz,2003）[20]。ERM与TRM的上述区别可能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是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提升资本配置效率，提高风险决策水平（Meulbroek,2002[21]）；其二是整合式的风险管理也会增加实施难度和成本（Cumming、Hirtle,2001）[22]。因此，传统风险管理的驱动因素对ERM应当同样有效，企业的经济实力对于ERM决策也会更为重要。基于Kleffneretal.（2003）[13]、Liebenberg和Hoy（t2003）[1]以及Pagach和Warr（2011）[2]的研究，我们从四个方面刻画可能影响企业ERM决策的企业特质因素，即财务特征、经营特征、治理特征和经济实力。财务特征包括资产负债率、现金比率和经营现金流的波动，此类指标主要用来刻画企业遭受财务困境的可能性。我们预期，负债率高的企业比负债率低的企业更容易遭受财务困境，因此有更强的意愿实施ERM项目，而大量高流动性资产可以保证企业在遭受意外时及时对损失进行补偿，从而提升财务的稳健性。因此，预期现金比率与ERM的实施负相关。此外，现金流波动大的企业更容易遭受低概率的高额损失。因此，预期经营现金流的波动与ERM的实施正相关。经营特征包括资产透明度、企业成长性和经营的多元化，此类指标同时刻画企业遭受财务困境的损失程度。

一般而言，在遭受财务危机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低透明度的资产在紧急处置时很难实现其公允价值，这意味着企业的损失可能会加重。因此，预期资产透明度与ERM的实施负相关。对于高成长性企业而言，其价值主要依赖于未来的现金流，一旦遭遇财务危机，未来现金流的价值很容易被低估。因此，预期企业成长性与ERM的实施正相关。多元化程度与ERM的关系存在两种假说：一种是自然对冲假说，该观点认为，资产的多元化经营可以实现不同风险的自然对冲，因此没有必要实施ERM项目；另一种是规模经济假说，该观点认为，多元化经营提高了风险的复杂程度，因此，多元化企业更容易享受风险整合式管理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治理特征包括机构投资者比例、独立董事占比以及管理层持股数量。西方主流理论认为，机构投资者具有外部治理作用，他们会要求管理层采取积极的措施管理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因此，预期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ERM的实施正相关。独立董事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通常具有财务、战略、管理等领域的专业背景。在国外，风险管理委员会一般都由独立董事领导。因此，预期独立董事占比与ERM的实施正相关。管理层持股数量会影响其风险偏好，由于股票的价值与经营的波动性成反比，因而具有较高持股比例的管理层更有动机实施ERM项目。Cumming、Hirtle（2001）[22]提出，ERM的顺利实施将面临三大挑战：信息技术、监管约束和经济实力。ERM项目通常伴随着流程的再造、信息系统的升级、组织架构的调整、风险管理文化和制度的建设，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

因此，预期企业的经济实力与ERM的实施呈正相关关系。假设1：如果“监管驱动论”成立，那么上述反映企业特质的因素在ERM企业和非ERM企业之间应当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反之，如果“经济驱动论”成立，那么预期财务特征、经营特征和治理特征则会在企业ERM决策中发挥显著作用。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ERM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可能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在我国，国资委于2006年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具有广泛的影响。该文件为指导性监管约束，并不要求强制执行。但是，考虑到国资委直属央企巨大的资产规模，特殊的产权结构，及其在资本市场的重要地位，有必要对这一指导性监管约束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我们认为，指导性监管约束虽然缺乏强制力，但作为一种制度因素，仍会作用于企业的效用函数（尤其是考虑到央企特殊的产权结构及人事任命制度），从而影响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途径。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曾经指出，要将ERM实施水平纳入到央企及其负责人考核体系中。可以预期，上述方案一旦严格执行，势必对中央企业开展全面风险管理活动产生更加重大的影响。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2：企业经济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受到监管差异这一制度因素的影响。此外，我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一个重要特征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区在政府干预、地方保护、开放程度、法治环境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并在国家层面呈现出东、中、西三大板块的格局。依据樊纲等（2011）[23]的研究，东部地区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等方面显著优于其他地区。已有研究表明，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的成本（夏立军、方轶强，2005[24]；吕长江等，2011[25]；谢德仁等，2012[26]；黄德忠等，2013[27]）、融资成本（徐浩萍、吕长江，2007[28]；杨丽芳，2014[29]；李晓创，高文书，2013[30]）及风险倾向（陈文婷、李新春，2008[31]）相关。可以预期，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市场机制比较健全，竞争更为激烈，企业的风险意识更强，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会更显著。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由于地方保护较强，政府干预较多，企业的风险意识相对薄弱，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因而会较弱。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3：企业经济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受到市场化进程这一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驱动效果更显著；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驱动效果则较弱。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对于二元因变量模型，最常见的计量方法是logit模型。模型的基本思路是，首先针对某一待检验事件，定义该事件发生为1（D=1），未发生为0（D=0）；其次，对于每一个“D=1”的样本企业构建一个“D=0”的配对企业；最后，利用事件发生当年的数据，估计可能影响该事件发生的因素。Shumway（2001）[32]认为，logistic模型是一种静态模型，最大的缺陷是仅仅利用了事件发生当年的信息，而忽视了企业从“D=0”到“D=1”转变的过程信息。COX比例风险模型是弥补上述缺陷的重要方法。作为生存分析的经典工具，COX模型最初被应用在医学领域，但近年来，这一方法开始受到经济学者的关注（Paganoetal.，1988[33]；Deshmukh，2003[34]；Johnson，2004[35]；Danielsenetal.，2007[36]）。COX比例风险模型的基本形式为：h（t）=h0（t）•exp（xβ）（1）式（1）中，h（t）为风险函数，表示企业存活t期后立即死亡的概率（在本文中是指企业宣布实施ERM项目）；h0（t）为基准风险函数，即个体不受外生变量影响情况下的风险函数；X为所有外生变量。COX比例风险模型的一个显著优势是不需要对h0（t）的分布做任何假设，因此在进行参数估计时不依赖特定分布的假设，从而大大扩展了其应用范围。构建COX模型的基本思路。首先，定义时间区间，并建立区间内所有企业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在这一数据集中，对于所有目标事件未发生的年份，均定义“D=0”。其次，将目标事件发生的年份数据定义为“D=1”，并将该样本在随后年份的数据从数据集中删除。因此，COX模型的数据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面板数据，数据数量随事件的发生逐年递减，被称为事件历史数据集（eventhistorydataset）。最后，利用该事件历史数据集，估计影响目标事件发生的因素。相对于logit模型，COX比例风险模型最主要的优点在于捕捉变量随时间演化的过程，并计算出一个目标事件可能发生的概率。参考Liebenberg和Hoyt（2003）[1]、Pagach和War（r2011）[2]等研究，本文用以检测ERM驱动因素的COX比例风险模型如下：ERMit=F（财务特征，运营特征，治理特征，经济实力，制度环境）it-1+eit（2）模型中，i代表每一家样本企业，t代表年份。为了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将所有自变量做滞后一期处理。用于测度企业财务特征的变量包括杠杆比率、现金比率以及经营现金流的波动性。前期研究认为，杠杆比率越高的企业，遭受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高，为控制财务困境成本，企业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动机就会越强。现金及其等价物属于高流动性资产，现金比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应对突发事件的流动性资产储备。

因此，现金比率较低的企业，可以从全面风险管理中获得更多的收益。此外，经营现金流波动性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实施ERM，因为通过平滑经营性现金流，可以帮助企业规避现金流短缺的长尾风险，还可以在凸性税率制度下帮助企业降低税收负担。用于测度运营特征的变量包括无形资产占比、企业成长性和多元化经营程度。在无形资产的交易中，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严重，其价值容易被低估。因此，当企业面临财务困境时，无形资产的变现能力受到制约。所以，无形资产占比较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ERM项目，以降低企业遭受财务困境的可能。同时，对于高成长性的企业而言，其价值通常依附于尚未实现的现金流，而未来的现金流受制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其价值在破产情形下很难完全实现。因此，高成长性的企业也有动机实施ERM项目。此外，多元化经营对于企业ERM决策的影响存在两种对立的解释：一方面，实施多元化的企业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风险的自然对冲，从而降低企业实施整合式风险管理的需求；另一方面，多元化运作意味着协调、管理难度的加大，而强调整合理念的ERM项目则可以使企业获得系统处理企业各类风险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公司治理结构会影响管理层的“风险—收益”组合，并最终影响到企业的风险管理决策。本研究从机构持股比例、董事会独立性和管理层持股比例三个方面考察治理特征对ERM决策的影响。一般而言，机构投资者具有更加丰富的投资经验和专业知识，其不仅关注投资收益，更关注投资风险。因此，机构持股比例高的企业出于外部股东的压力，更倾向于实施ERM项目。与执行董事相比，独立董事有更强的动机建立自己作为决策专家和股东利益看门人的良好声誉，从而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市场价值。因此，独立董事会鼓励管理层积极的从事风险管理活动，降低企业的财务困境成本，提升投资效率。管理层持股对于ERM的实施具有负向影响，原因是股票价值与企业经营收益的波动性正相关，而ERM项目则会降低企业经营收益的波动性，从而降低管理层所持有的股票价值。本研究从企业产权性质及注册地址两个方面考察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对ERM决策的影响。2006年，国资委出台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虽然该指引并非强制执行，但鉴于国有企业特殊的考核机制和晋升机制，指引仍对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影响。此外，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在产权保护、融资约束、政府干预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这一差异究竟会对企业ERM决策机制产生何种影响，有待实证检验。此外，研究还控制了企业资产规模。模型中，各变量的定义见表1。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既往研究中，Liebenberg和Hoy（t2003）[1]主要采用保险公司的数据样本，Pagach和Warr（2011）[2]研究的重点也是金融类企业（包括银行和保险公司）。考虑到金融类企业的资产结构、运营特点、治理水平具有特殊性，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非金融类企业，以期对ERM决策的影响因素有更为全面的认识。本研究中，ERM数据采用手工收集。Graceetal.（2010）[37]曾指出，ERM的识别困难是造成相关研究进展缓慢的重要因素。本文借鉴Graceetal（.2010）、Hoyt和Liebenberg（2011）[38]的思路，通过多个关键词交叉印证企业是否开展了ERM项目。具体来说，关键词包括首席风险官、风险管理委员会、战略风险管理、整合风险管理、全面风险管理以及其对应的英文（CRO,ERM,strategicriskmanagement;integratedriskmanagement;holisticriskmanagement）。我们首先在新浪财经、巨潮、百度、中国证监会网站等以及中小板公司的官方网站对上述关键词进行检索，其次对命中目标匹配COSO（2004）报告或者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以检验是否真正实施了ERM项目。经检测，截至2011年底，共有367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实施了ERM项目，剔除有特殊处理经历（ST）及数据残缺的样本，最终有302家企业进入我们的最终数据集，下文对样本进行描述分析。从图1来看，ERM企业基本涵盖了国民经济的主要行业类别，但行业差异比较明显：样本中超过50%的ERM企业来自于制造业，文化产业、农林牧渔业和社会服务业的占比较低。总体来看，ERM企业的行业结构与我国主板上市公司的行业构成基本一致。从图2可知，ERM企业的数量自2003年以来呈逐年递增态势。以2007年为拐点，ERM企业数量呈现出一个跳跃式增长。笔者认为，两个原因可能造成了自2007年以来ERM项目的迅速发展：首先是次贷危机的爆发暴露出传统风险管理方式的弊病，一系列的破产事件迫使国内企业不断反思经营管理策略，在此背景下，ERM理念得以不断推广；其次是国资委自2006年《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以来，先后于2007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召开了四次全面风险管理工作交流会，国资委的持续关注，推动中央直属企业的ERM工作不断迈向新的阶段。图3对302家ERM企业的控制权性质进行了统计。数据显示，国资委直属企业最多，共155家，占比超过50%；其次是地方政府管理的国企，共83家，占比28%；随后是私营、民营、外资类企业，共有61家，占比20%；其他中央部委直属企业（如教育部、铁道部直属企业）最少，仅有3家。ERM企业控制权统计结果似乎支持了“监管驱动论”，受到《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引导的国资委直属企业确实比其他类型的企业更多的实施ERM项目。本研究所有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还利用CCER数据库的企业多元化数据进行了补充。研究的时间区间设定为2003～2011年（第一家ERM企业出现在2003年）。

五、实证结果

（一）全样本实证

结果在不考虑特殊的制度背景时，究竟是哪些因素驱动了企业实施ERM的决策？我们首先构造了一个类似于Pagach和Warr（2011）[2]的样本，对“监管驱动”抑或“经济驱动”两种观点进行了检验。

1.单变量描述统计。从表4可知，在SASAC子样本中，所有被考察的10个变量中有6个在ERM企业和非ERM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分别是：现金流波动性、无形资产占比、市账比、机构持股数量、独立董事占比和企业规模。这意味着，即使受到指导性监管约束，企业特质仍然在ERM实施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非SASAC子样本中，也有6个变量在ERM企业和非ERM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分别是：现金比率、现金流波动性、市账比、机构持股数量、独立董事占比和企业规模。与SASAC子样本相比，新增了现金比率，而无形资产占比则不再显著。对比两个子样本可知，在指导性监管约束下，企业特质（而不是监管约束）仍然是企业ERM决策的主要驱动因素，但监管程度的差异可能导致企业特质作用于ERM的效果发生改变。

2.多变量回归检验。从表5可以看出，在监管程度存在差异时，企业实施ERM的驱动因素存在显著的不同。在受到指导性监管约束的子样本中，影响ERM决策的变量（资产负债比率、经营现金流的波动性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不考虑制度背景时的回归结果完全不同。资产负债率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越容易遭受财务困境的企业，反而越不倾向于实施ERM。这一结果与Liebenberg和Hoy（t2003）的结论相悖，而与Pagach和War（r2011）的结论一致。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所具有的预算软约束特征，可能的解释是，财务困境成本对于ERM决策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低于门槛值时，财务困境成本对于ERM决策具有正向作用（正如其他子样本所展示的结果）；一旦高于门槛值，预算软约束效应将发挥主导作用，企业可能因为依赖心理而放松对于风险的主动管理。⑥与Liebenberg和Hoy（t2003）、Pagach和War（r2011）的结论相反，外部机构投资者不仅没有促进全面风险管理水平的提升，反而对ERM决策起到负向作用。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是由我国机构投资者的不成熟导致的。既有研究表明，在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以价值投资为导向的成熟的机构投资者严重缺乏，由于羊群效应等原因，机构投资者并未扮演资本市场的稳定器作用（宋军、吴冲锋，2001[41]；孙培源、施东晖，2002[42]；何佳等，2007[43]；金鑫等，2011[44]）。较强的投机性决定了其更加关注即期利益，短期成本高昂且效果存在时滞的ERM项目明显对其缺乏吸引力。此时，机构投资者将采用“用手投票”或“用脚投票”的方式，抵制ERM的实施。此外，现金流波动性显著为正，意味着企业希望通过实施ERM项目，平抑经营波动，降低因现金断流所引致的财务困境成本。在非SASAC子样本中，由于没有受到监管约束这一制度冲击，企业实施ERM的驱动因素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具有较高成长性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ERM项目；独立董事占比与ERM决策负相关，而资产规模与ERM决策正相关。上述结论与全样本回归结果类似。综上所述，在受到指导性监管约束条件下，ERM实施决策仍受到企业特质因素的影响，但监管差异会导致企业特质因素作用于ERM决策的效果发生变化：受监管企业在制定ERM决策时，更多的受到财务状况的影响，而非受监管企业的ERM决策更多的受到治理水平和经营质量的影响。假设2得到证实。

（二）考虑市场化程度差异的实证结果

作为转型经济体，我国各地区市场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不同的市场化水平下，政府干预、地方保护、对外开放、金融和中介发展程度等要素都存在很大的不同。那么，这一差异是否会导致“监管驱动”和“经济驱动”的地位发生变化？进一步，哪些作用于企业ERM决策的企业特质因素会受到市场化程度差异的影响？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参照樊纲等（2011）的报告，将样本企业按照注册地址划分为东、中、西、东北四个子样本。考虑到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样本较少，将其合并，并统称为非东部地区子样本。同时，借鉴杨灿明和孙群力（2008）[45]的研究，将辽宁省调整到东部地区子样本。⑦重新组合后，东部地区子样本包括183家ERM企业，非东部地区子样本包括119家ERM企业。

1.单变量描述统计。从表6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看，与全样本统计结果基本一致。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与非ERM企业相比，ERM企业的运营波动性更大，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更高，企业规模也更大。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ERM企业的财务杠杆更高，经营波动性更强，成长性更高，机构投资者持股量更大，治理结构更完善，规模也更大。统计结果同时也表明，流动资金持有量与ERM的实施呈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保守型企业更倾向于实施ERM项目，这些企业的管理层通过持有大量的流动性资金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非正常高额损失。

2.多变量回归检验。从表7可以看出，在不同市场化进程的地区，企业实施ERM的驱动因素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特质因素对ERM的实施起到主导作用。基于前述相同原因，经营现金流方差、市值账面比、资产规模与ERM的实施正相关，而多元化程度、独立董事占比和管理层持股数量则与ERM实施负相关。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在控制企业规模后，经营现金流波动率、市账比、多元化程度、独立董事占比、管理层持股数量等指标均不再显著，只有无形资产占比一个因素对ERM的实施有显著作用。上述结论可能意味着，在政府干预较强、市场竞争环境较差、对外开放程度较弱的地区，监管约束（而不是企业特质）在企业实施ERM项目的决策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假设3得到证实。

（三）稳健性检验

1.采用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对302家ERM企业按照行业（证监会三位代码）和资产规模分别构造配对组，然后采用Probit模型对ERM的驱动因素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如表8所示。结果显示，企业成长性、资产规模与ERM的实施正相关，多元化程度、机构持股比例、独立董事占比与ERM的实施负相关。对比COX比例风险模型全样本回归结果，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但部分变量的显著性有所降低（如前所述，这正是COX模型相对于Probit模型的一个优点）。总体来看，我们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⑧2.考虑两权合一的调节效应。在前述回归结果中，管理层持股数量与ERM的实施呈负相关关系，我们的解释是董事会的制衡机制发挥了作用。按照这一推断，如果CEO与董事长两权合一，那么董事会的监督机制便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此时，管理层持股数量应当与ERM的实施正相关。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我们在回归方程中纳入了管理层持股数量与两权合一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见表9。可以看到，加入两权合一及交互项后，主要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水平不变。测度CEO与董事长两权合一的变量符号显著为负，意味着两权合一不利于企业ERM项目实施，这与两权合一具有负向治理效应的结论一致（蒲自立、刘芍佳，2004）[46]。最重要的是，管理层持股数量与两权合一的交互项符号为正（但在10%的水平上不显著），这意味着当CEO与董事长两权合一时，董事会对管理层的制衡机制不再有效，导致风险规避动机越强的管理层（体现为持股数量大）越倾向于实施ERM，而风险追逐动机越强的管理层反而得不到相应的制约。原有推断得到支持。此外，我们还采用做交互项的方法，检验了监管差异、市场化程度差异对影响ERM决策的企业特质因素的调节作用，所得结论也证实了本文的研究是稳健的。

企业管理制度论文例6

众所周知，美国新闻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私营企业。以严肃反思和剖析“新闻自由处于危险中”而著称的哈钦斯新闻自由委员会就把美国新闻业的私人所有作为美国新闻传播制度的一大特点，并羡称美国新闻界恰恰因为私营企业制度而在“技术设备上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它在引进显著增加传播速度与种类的许多新技术方面占有领先地位”，“美国新闻界的主要喉舌达到了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超越的高水准。”甚至在强烈呼吁新闻界负起“对共同体的责任”时，仍然主张“美国的传播产业现在是，而且应该继续是私人企业”，“新闻界必须是私人性质的和自由的。”1

一定意义上，私营经济制度是理解和认识美国新闻业的前提和基础。但恰恰这一重要基础，似乎并未引起一些文章的重视；不少论著由于研究取向、研究重点的不同，对美国新闻业为什么采用“企业”特别是“私人企业”这一新闻生产方式语焉不详，使得美国新闻业的私营经济制度特征成为一个尚未深入说明的前提。由于能力和篇幅的限制，本文拟从经济学和新闻传播学角度进行一个初步的尝试。

新闻媒介：作为信息组织和利益组织？新闻媒介的属性，一直是一个人言人殊的问题。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就曾经指出过20世纪初期流行的各种不同说法，如人民的讲坛、第四产业、公民自由的保障、创造广告价值的手段、一种机构形式等，“报纸是什么，或者它看起来像什么，这对我们任何时候来说，都是以我们各自的观点为转移的。”2美国新闻教育家弗林特所著的《报纸的良知》一书也曾经在报纸是商业机构、公用事业还是一门专业之间做过仔细的分析3。

德弗勒认为，大众传播的显著特征是“稳定”和“变化”相统一。尽管由于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急剧升级，传播的形式可以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媒介系统仍将以较为稳定的方式生存下去，因为它所提供的功能仍然存在。这意味着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基本判断：大众传播媒介是现代社会一种“体制化”的系统；大众传媒为社会稳定地提供一系列功能即所谓环境监视、协调社会、传播文化、消遣娱乐；大众传播在形态和手段的变化中具有稳定的系统特性；大众传媒在不同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存在，但作为一种系统，具有最基本的共性特征4。黄升民、丁俊杰以德弗勒的理论为基础，“将探讨大众传播媒介根本属性的基点定位于探究更为具体的、将大众传播媒介与其它社会系统相区别的、更具媒介系统‘个性’的特征”，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具有信息组织、利益组织和控制对象三重属性5。其中信息组织属性由大众传播媒介所具有的收集、加工并传播信息的基本功能决定；利益组织属性由其作为这个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必须以一定的物质条件生存并且由此产生占有更多物质财富的欲望这一基本的生存规则所决定；而生存于一定社会环境且以信息传播为功能，就决定了它必然作为国家、政党、意识形态的控制对象而被制约和监控。

从普适性意义上而言，黄、丁二人的论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可以作为本文追问美国媒介属性的基本立论出发点，但是其论证中的局限也是明显的，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信息组织’和‘利益组织’的概念是一种主动语态的陈述，而‘控制对象’的概念却变成了被动语态的陈述。从理论术语的规范性上讲，显然有待斟酌。”6

其实，“三重属性论”除了语态上不妥之外，更重要的是，媒介本身处在一个广泛的社会系统之中，不仅受国家、政党、政府、意识形态等的制约和监控，而且时时刻刻还处于广告商、受众、利益团体以及相关社会组织的影响之中，“作为控制对象的传播，其社会控制的实质是指社会大众或有关部门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对传播事业施加压力和影响，使之所传播的内容符合社会或控制者自身的利益和愿望的过程”7。在这个意义上，控制和影响传媒的观念、体制、法律、政策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媒介生存和发展的整体生态环境，没有必要过分突出媒介的受控属性，因而媒介组织的基本特征可以由此界定为信息组织和利益组织。

当然，强调媒介之信息组织、利益组织属性，仍然有一个理论难题：信息组织和利益组织这两种属性之间有何关系，它们之间又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关系？宋建武认为，这个问题“之所以一再被人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媒介所从事的信息传播活动对人们的社会意识，并进而对社会选择和社会决策具有深刻影响，而且这种活动消耗大量的各种资源。因此，人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重要的活动该由谁、以何种方式、为什么目的来进行。”8

新闻与广告服务：媒介双重属性的根本原因？宋建武主张，从媒介资源的补偿机制出发进行历史的和现实的分析，媒介双重属性的问题实际上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之下，才附着于媒介之上的，并且来自于现代大众媒介以广告收入作为资源补偿和价值增殖的手段。

在他看来，媒介所传播的新闻产品属于一种公共物品：其一、在自然形态上，新闻作为信息具有共享性，不具备消费中的争夺性；其二、对于现代社会成员来说，新闻是一种重要的环境状态描述，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态度和社会选择，原则上，任何社会都不能允许社会成员因为经济原因而被排除在外，限制以至消除新闻传播过程中的经济上的排除性是必然的；其三、在消费过程中，新闻具有极大的外部影响，一个人的决策及其行动，常常会影响其他人的态度和行为。因而根据现代经济学上“公共物品”的界定，新闻传播产品理当归属于“公共物品”之列，理当由社会管理机构动用公共资源来进行生产和分配。

与新闻传播产品的公共属性相反，广告服务则是一种非公共产品。从根本上说，广告服务是一种使用者必须付出使其提供者满意的价格才能获得的使用价值，正是这一具有排他性使用价值的存在，才使得现代市场经济中媒介的产业化运作成为可能。媒介实际上是把新闻传播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免费或半免费地向社会大众提供，媒介在此过程中获得传播能力及社会影响力，以广告的形式转化为商品，出售给广告主。广告服务实际上是经济学意义上新闻媒介产业的最终产品，媒介只有通过广告服务才能真正实现其劳动价值和资本增殖。

因此，在宋建武教授那里，媒介的两种主要产出物“新闻”（公共产品）与“广告服务”（非公共产品）的不同社会经济性质，是造成媒介“双重性质”的根本原因9。

应当说，宋建武的论述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几乎囊括了一切以商品经济为基本资源交易体系的媒介运作特征，一定意义上与美国媒介批评家欧内斯特•海因兹（ErnestHynds）的观点相似。他提出:“美国商业部用商业行话来划分报纸。报纸出版是美国第十大产业、第五个从业人员最多的工业。美国宪法和宪法解释者视报纸为信息和言论的传递者，而信息和言论对治理国家和维护自由是至关重要的。尽责的报纸经营受美国第一修正案保护。千百万报纸读者认为，报纸可起无数种作用……报纸既是一种在激烈竞争经济中奋斗的私营企业，又是一种为所有公民服务的半公共事业机构”10。于是，报纸不得不在难以确定却又必须确定的双重边界中拥有了双重身份：一方面，它们是声称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半公共事业机构；另一方面，又是非常自私的私营赢利企业11。当然，尽管海因兹和宋建武的描述尤其宋建武关于双重属性的解释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是海因兹和宋建武都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在美国的新闻生产并未由社会管理机构比如政府或其他社会公共机构动用公共资源来进行生产和分配？为何以私人企业方式所组织的新闻生产促使美国新闻业在19世纪30年代逐渐摆脱“政党新闻事业”的阴影而走上大众传播时代？

帕累托最优：媒介企业存在的经济学解释。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在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那里，是一个与市场相对应的制度。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术语来表述：“可以说企业最显著的特征是：它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这样就有两种制度来协调和配置资源：在企业外部价格运动指挥生产，它通过一系列在市场上的交易来协调。在企业内部，这些市场交易被取消，而且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由厂商内部的协调人来替代，由他来指导生产，显然，这些是协调生产的不同方式。”12

在经济学意义上，企业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是由于单个的私产所有者为了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比较优势，必须进行合作生产，由合作生产的总产品要大于他们分别进行生产所得出的总和，这样，每个参与合作的人的报酬也比单独生产时更高。但是，由此也产生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在合作生产中，对每个成员生产努力的监察和报酬计量起来非常困难。因为成员之间对彼此行为的监察是有费用和发生成本的，一些成员会偷懒，而另一些成员会选择更多的休闲，这样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降低企业合作生产的效率。为了减少偷懒，合作成员之间宁愿达成一个协议，即由专门人员作为监督者来检查成员的投入绩效。于是企业的权利结构就是：由拥有私产的单个所有者所组成的合作生产和一个专门作为监察合作成员行为的团体所构成，这个团体拥有获取剩余的权利，并有权在独立于其他合作成员的情况下，与其中某些合作成员进行谈判，它也可以将这些权利出售给其他团体或个人13。

这样看来，市场和企业都是产品生产与贸易的运作方式，而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产品的主体——商品生产者或劳动者均可以按照各自的理性判断采取市场交易方式或企业生产方式。相应的，只要存在交易费用，产权制度就对生产产生影响。而经济学的中心任务就是要研究如何通过界定、变更和安排产权的结构，降低或消除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费用，提高运行的效率，改善资源配置，加快技术进步，增加经济福利，促进经济增长。

金碚在他的《报业经济学》中以报纸为例，对相关企业制度理论进行了通俗化的解释。在市场经济中，生产报纸的组织方式有两个：一种是市场交易方式即做买卖方式。参与报纸生产的投资者、记者、编辑、广告人员以及其他新闻生产辅助人员等都按照合同完成各自的工作，然后再相互交换，以市场合作的方式完成报纸的生产与发行，各个环节的资源买卖都通过市场的自由交换来进行。另一种是企业或厂商方式，报社内部采取科层制的上下级关系，投资者、编辑、记者、广告人员以及其他新闻生产的辅助人员在统一指挥和管理下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一系列生产流程。能否采用或何时采用这样两种可以互相替代的方式，关键看市场交易费用与厂商内部管理成本哪一个更高。

可见，“这一理论的基本思路是：……市场能够运用价格机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efficientallocation），即任何的资源再配置都不可能在不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更差的前提下使另一些人的境况变得更好”14，即经济学上所谓的帕累托最优。按照这样的逻辑，之所以采用厂商或报社生产方式，其潜在的前提是这一方式显然比依靠市场交易或合同契约所花费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换言之，以企业制度还是以市场制度来完成媒介的新闻生产主要取决于制度本身的运行成本与运行效率，而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就成为解释新闻生产中企业制度存在的核心。

速度、利润和效率：美国媒介企业私营的经济学阐释。根据以上分析，新闻传媒在向社会成员传递他们所急需的新闻信息时，之所以要采取私有企业制度，是因为在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制度模式的社会环境中，新闻生产要适应美国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转变的高速发展态势，就必须解决这样三个根本性的问题：速度、利润、效率。

其一、速度。这是指新闻媒介需要迅速及时地提供社会成员选择和决策的环境信息，“时效”是任何新闻之中，最基本、也极复杂的一个元素。而时效性业已成为决定任何一个新闻是否值得报道的关键考量15。

追求新闻时效性，是由新闻传播的本质特征决定的。众所周知，新闻媒介所报道、编辑和传播的新闻，是一种特定类型的信息，可以满足人类知悉周围新奇现象、监视自身生存环境的基本需要。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马克•利维（MarkLevy）用一个例证来表明这种需要以及满足这种需要的迫切性。遥想数千年前的某一时刻，我们的一位祖先正为搜寻猎物匆匆而行，突然，近旁的灌木丛中响起一阵窸窣之声。从信息处理的角度看，这位祖先的正常反应必然是：对响声（新情况）加以注意，根据现有的信息和以往的经验对这种响声进行辨认与判断，并按照自己的判断做出行动决策。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是我成为它（灌木丛里的野兽）的嘴边肉，还是它成为我的口中餐？”16利维教授这一比喻形象地表明，正是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对新闻信息的迫切需要，迫使人们不得不扩大新闻活动的规模，扩大新闻内容，增加新闻传递的手段。社会变动越是剧烈，所产生的新闻也就越多；人们之间的关系越密切，社会对新闻的需求量就越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追求尽可能大的新闻流通量才能成为一条重要的新闻传播规律。正如有学者概括的，追求尽可能大的流通量：第一传得快，新闻喜新不喜旧，流通速度快，流通时间短，不仅可以保证新闻的新鲜性，也可以尽量减少损耗，以防失真；第二传得多，流通速度与流通数量往往成正比，速度越快，流通的新闻信息量就越多；第三传得自由，自由是快与多的基础，这就必须打破种种条条框框，减少种种束缚17。这导致言论新闻自由的制度化、法律化，也是自大众报业诞生以来，新闻传播的技术更新越来越快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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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利润。这是指要保证信息的生产者（编辑、记者等采编人员）和提供者（印刷商、发行人或广播电视业主）、扩散者（广告和发行人员）能够获取利润或工资，以实现资源补偿、价值增殖。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就把人的行为界定为追求财富最大化，也即通常所谓的“经济人”，“不是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我们期望得到自己的饭食，而是从他们的自利的打算。我们不是向他们企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之心，从来不向他们谈自己的需要，而是谈对他们的好处。除了乞丐之外，没有人完全依靠自己同胞的仁慈来生活。”18这段经典文字说明，最大限度地追求人生幸福和利益最大化，这是一切人和一切行为背后的根本动机。新闻信息的收集者、提供者、扩散者在他们的新闻传播活动中投入大量的金钱和智慧，利润可以说是人们进行这类行为的一个重要动力。

从来源上看，新闻媒介的利润可分为消费者直接补偿和政府与工商广告主间接补偿这样两类。按照有些作者的分析19，直接补偿是来自新闻传播过程内的补偿机制，那就是信息采集者出让新闻信息知晓权，消费者支付采集制作成本及相应的利润费用；一种是新闻传播过程外的补偿机制，即信息采集者出让信息知晓权，消费者接受，传播所需费用由外部社会系统承担，主要是政府或工商业主。在新闻传播发展的早期，由于经济自身的不发达，新闻传媒无法获得源于工商业的广告投入补偿，只存在两种形式即政府补偿和消费者补偿。在政府补偿机制下，新闻采集、生产、传播的费用由政府承担，新闻不参与商品活动，因而不具有商品性。消费者补偿机制则以新闻信息直接作为商品，通过购买或订报费用维持印刷商的利润需求。这两种方式都把普通民众排除在外，“报纸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精英的一个工具”，“主要由与发行人相似的个人购买和阅读”20。

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便士报实际上正是在价值补偿机制上实现了这一根本转变，由工商业广告主以广告费用的形式来提供报刊业主的利润需求，并使得报刊由高高在上的社会精英阶层的文化奢侈品迅速扩散、普及到一般的社会公众，而报业本身也由发行人的作坊式“个人表演”变成了一个团队生产的现代工业。可以说，利润是刺激便士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

其三、效率。这是指要保证这种信息提供的方式和过程是最为便捷的、效率最高的。在某种意义上，新闻生产的效率是社会大系统与新闻传媒系统保持互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理解美国新闻业私营的关键。

如前所述，从社会管理的整体角度而言，无论什么社会，民主社会或所谓集权社会，一旦出现影响或波及社会整体稳定、秩序、安全等等意外情况时，及时把各种信息包括所谓集权社会最高层面的决策、命令以最快的速度、最简便的方法、最佳的传播效果传递到所有社会成员之中，便成为大众传播系统马上面临而又必须解决的紧迫课题，更何况在整个现代社会，各种政治、商业、股市、军事、国际等方方面面的信息已经对人们的生活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所以效率是现代社会大系统对作为分支系统的大众传媒的必然要求，是新闻传播过程的题中应有之义。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承认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的需要无限性之间是充满尖锐矛盾的，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如何确立产权和组织竞争，使社会更有效地组织、配置和利用有限资源。所谓“有效”，包括效率和效果，效率是输入和输出的关系，如以最小和最少的输入获得最大或最多的输出，就是高效率，效果就是实现了活动的目标。但是，在由人而非天使所组成的社会中，机会主义和偷懒等道德风险尤其人们在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精细计算21，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效率和效果是不会自动达到和实现的，这就需要进行一定的产权和制度设计。

经济学家汪丁丁认为，“制度经济学提出的有效率制度的特征就是允许那些创造了利润的人分享(严格地说是占有)利润。在这一机制的激励下，人们将具有尽量接近那些‘边际度量’的欲望，于是整个经济在渐进意义上不断改进自己的效率。这个以‘平均度量’不断逼近‘边际度量’的过程就是所谓‘市场过程’。……正是那些看到了创新机会的人想要占有未来利润的冲动推动着经济在微观层面上不断逼近那个两两产品的‘边际替代率’处处相等的效率条件。”22这就是说，要达到经济学上的效率和效果，必须把市场竞争、产权制度以及相应的分配制度结合起来，特别是要把“经济人”的自利之心加以刺激和调动起来，才能在利润的引导下，充分发掘人们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智慧和创造才能，谋求达到新闻资源生产和配置的最优化,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新闻生产的速度要求和社会效益。

经济学研究成果已经证明，在目前已有的私有制、共有制、准私有制或准共有制三种类型的产权划分中，私人占有制最符合刺激人的自利之心的最低必要条件，产权效率最高。其原因在于23：一是私有产权的安排可以利用自利动机增加供给，即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资源流向的自动调节作用；二是私有产权意味着资源的控制者比国家作为所有者时的控制者（官僚）更多地承担了他们行动的后果，因而使用资源时易于监督；三是私有产权在资源使用时具有更大的替代性，可供选择的范围因之扩大，可以将资源配置到最有价值的用途上去。

可见，从经济学理论框架来看，美国大众传媒采用私营经济制度也许本身就是因为私有产权本身的制度效率，也即提供公众所急需的公共信息产品所需要的速度、效率，而利用人们的自利之心以实现公共信息产品的速度与效率要求，似乎构成了美国新闻业私营的经济学逻辑基础。

结论：我们的分析从讨论媒介属性的界定开始，并在人们既有的认知基础上试图概括现代大众传媒必须解决的速度、利润、效率这样三个核心问题。目前的结论是，作为信息组织和利益组织，美国新闻媒介之所以采取私人企业的生产方式，根本原因在于，私有传媒能够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满足美国现代社会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提供信息公共产品与提供信息公共产品所需要的效率构成美国新闻业私营的经济学逻辑。

注释：

1、新闻自由委员会（2004），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32－55

2、罗伯特•E•帕克，报纸形成的历史，载罗伯特•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1987），城市社会学，北京：华夏出版社，P81

3、利昂•纳尔逊•弗林特（2005），报纸的良知：新闻事业的原则和问题案例讲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217－237

4、梅尔文•德弗勒、桑德拉•鲍尔－洛基奇（1990），大众传播学诸论，北京：新华出版社，P140

5、黄升民、丁俊杰（1997），媒介经营与产业化研究，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P12－19

6、董天策等（2002），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P37

7、胡申生等（2002），传播社会学导论，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P221

8、宋建武（1997），论新闻媒介的双重性质，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期

9、宋建武（1997），论新闻媒介的双重性质，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期。这一特性在媒介经济学中被称为“二元市场”或所谓“二次销售”理论。

10、ErnestHynds(1975),AmericanNewspaperinthe1970s,NewYork:HastingsHouse,P11

11、梅尔文•德弗勒、埃弗雷特•丹尼斯（1989），大众传播通论，北京：华夏出版社，P121

12、张军（1999），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上海人民出版社，P6

13、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2002），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译者的话

14、金碚（2002），报业经济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P29

15、BernardRoshco(1994)，制作新闻，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P20

16、马克•利维（1997），新闻与传播：走向网络空间的新时代，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期

17、黄旦（1997），新闻传播学，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P236

18、亚当•斯密（2001），国富论，西安：陕西人们出版社，P18

19、朱春阳，试论新闻在现代传媒经济结构中的效用

20、罗伯特•G•皮卡德、杰弗里•H•布罗迪（2004），美国报纸产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73

企业管理制度论文例7

二、制度变迁理论与企业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制度的产生与变动来研究某一经济主体的经济发展，并指出各经济主体经济绩效各异的根源。马克斯•韦伯指出：凡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就是有效的制度。企业制度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组织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对经济活动效率的追求逐步形成，企业制度发展的直接原因是提高经济效率，这集中体现在企业制度的变革能创造一种新的生产力，新的企业制度既能节约生产费用、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也能增加产出，不仅能为管理的创新提供制度条件和前提，也能够提高企业经济活动综合效率。罗纳德•科斯指出，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改变各种生产要素的利用率，达到最优效率，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制度安排对资源的配置和企业的受益都将产生影响，不同的制度安排会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企业需要在不同的制度之间进行选择。道格拉斯•诺斯从人类行为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的结合考察制度产生和变迁的过程，制度是为了降低人们互动中的不确定性而存在的，随着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边际生产成本逐渐递减，以及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中机会主义的存在，边际交易成本就会逐渐增加，从而影响经济效益。制度的稳定性丝毫不否定它们处于变迁之中的事实。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渐进、非连续的过程，是由于社会中非正式约束嵌入的结果，不论是惯例、行为准则、行为规范，还是个人、公司之间的契约，制度总是处于不断演化之中。在经济活动中，组织及企业家从事有目的的经济活动，因而他们是制度变迁的主角，型塑了制度变迁的方向。虽然韦伯、科斯、诺斯等对制度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尽相同，但都认为生产力或技术的进步以及制度的变迁，对社会或是一个经济主体的经济效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是一个有目的的实体，是由其创立者设计出来、用来最大化其财富和收入，以及实现其他由社会制度结构所提供机会设定的目标。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企业逐渐改变制度结构，不同约束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企业的财富最大化。最合理的制度安排就是使交易成本为零，如果原有的制度安排不能提高利润，原有制度安排下的某些人为了获取潜在利润，就会率先克服这些障碍，从而导致新的制度安排。信用制度变迁对利润增长的作用路径是在一个动态的经济系统中，现有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市场经济交易机会与交易成本，从而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收入及速度。当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进出口产品价格、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价格等外界条件、因素变化进入经济系统时，则改变了现有的经济条件及收益结构，只有进行制度创新，创立新的合适的信用管理制度，才有可能实现潜在利润，实现经济的增长。因此，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企业实现利润增长的必要基础。为了获得经济绩效，企业建立一套能够提高经济效益的制度是必然选择，以解决市场信息不对称，以及市场经济不完备情况下机会主义导致的生产成本增加的问题。这其中，建立科学、完善的企业信用风险管理制度是最优选择。

三、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在各种创新能力中最基本、对其他创新能力起促进或制约性先导作用的创新能力，具有稀缺性、不可复制性等特征。企业的正式制度会影响企业的组织氛围，进而在资源决策时产生规范和理性，只有当资源与企业正式制度适配时，其创新能力才会提高。因此，企业制度创新能力具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特征。企业信用风险管理制度作为信用销售中考察企业市场营销能力、营运能力、内部管理能力的核心制度，也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基本属性和特征，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企业间的竞争愈演愈烈，赊销、信用交易规模不断增大，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较为明显。企业通过建立规范化的制度和规则，有效降低企业的应收账款管理成本、存货成本等相关管理成本，同时迎合了客户不同交易方式的需求，大大提高了销售利润率和市场占有率，使本企业具有了其他同行业企业不可比拟的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一方面，信用管理制度的建立，在满足经销商或消费者短期融资需求的同时，能够迅速扩大市场份额，提高经营收益，实现了消费者价值和企业自身利益的统一。特别是在生产贸易链愈加紧密的情况下，只有加强企业信用风险管理，建立符合市场规范的企业信用风险管理制度，降低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才能推进跨区域的企业合作，在实现企业销售最大化的同时，将信用风险降至最低。另一方面，科学的企业信用风险管理制度有利于企业形成战略联盟，使上游供应商、制造商和下游渠道商之间形成稳固的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提高交易对手的忠诚度和成功率，提升企业绩效，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四、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企业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建设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由三个基本部分构成：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约束（习惯、惯例和自我限定的行事准则）以及它们的实施机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企业信用风险管理制度不仅包括企业制定的各种信用风险管理政策、规则等正式制度，也包括信用文化的培育、诚信教育等非正式制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构建：

1.建立客户资信管理制度

客户资信管理制度是指以客户的信息资源和资信调查为核心的一套规范化管理方法，包括企业内部信息开发制度、客户信息采集制度、客户信息管理制度、资信调查制度、客户信用分级管理制度等。建立客户资信管理制度，可以帮助企业及时掌握客户的信用状况，为制定正确的信用政策、发放信用额度提供依据。

2.建立企业内部授信管理制度

企业在交易决策过程中通过科学的信用审批方法和程序，审查客户的资信状况，控制授信额度。授信管理是信用风险管理的核心环节，企业应根据客户的信用等级、客户以往的交易记录，以及企业的信用政策，由专门的信用审查部门决定发放其信用额度。

3.建立应收账款管理制度

企业决定授信后，要对受信客户实施严密的风险跟踪管理，如发生销量大降、法律纠纷、财务收支危机等非正常情况时，企业信用风险管理部门应立即开展调查，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防止不良后果出现。为此，企业应建立应收账款档案及其动态管理信息化系统，建立应收账款分类管理制度、赊销客户监控制度、账龄控制制度和欠款催收制度等相关制度，并严格执行，尽可能做到既不失去已有客户，又能按期足额收回账款。

4.建立信用风险管理信息化系统

企业开展信用风险管理必须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发建设具有专业水平和完善的信用风险管理信息化系统，供企业各个职能部门使用，让企业的各个部门或环节都成为信用风险的管理者和控制者。信用风险管理信息化系统应该具备客户档案管理、客户信用评价、客户授信决策、债权保障管理、应收账款分析、账款催收管理等基本功能，实现企业对信用销售全过程的监控、管理、分析和预警等。为降低信息化系统的建设成本，可将系统与销售、会计核算信息化等系统的信息数据库联接与共享。

5.建立信用风险转移制度

企业信用风险转移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强化企业信用销售的债权保障，企业应尽可能采取信用风险转移办法将风险转嫁他人。信用风险的转移必须有机构愿意承接，但目前我国的信用保险和保理机构很少，业务受理范围也十分狭窄，基本局限在出口业务，因此在现实销售中，对于信用程度很高的客户，可以直接采用信用销售，信用程度达不到的客户，可以要求其提供抵押或担保，以增强债权保障，防止和减少风险的产生。

企业管理制度论文例8

国有企业的体制问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用人制度僵化，缺少竞争，或竞争不够公开、公平，导致了人才的缺乏和人才的浪费并存，人才的闲置和用人的不当并存。第二，没有对分配制度进行创新和突破，缺少有力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分配制度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没有发挥应有的推动力作用，二者间相互作用的效果较差，同时，分配制度的改革无法适应经营管理的内外部环境变化，加大了分配制度的创新难度。

（二）管理问题

首先，从理论上讲，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处于经营战略中的重要位置，但在现实中，却只充当了参谋和执行的角色，更注重对当前业务的管理，而没有从企业经营战略的角度进行全面的考虑。其次，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战略缺少可行性的制定，经营战略更注重产品的开发、产品质量的保证、经营成本的降低和市场的占有率等，而人力资源内容却少之又少。再次，人力资源管理没有与企业文化相融合。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能够体现员工的个人价值，企业文化则能够体现企业的价值和经营理念，将两者融合，能够合力推动企业的发展，而这正是当前国有企业中的薄弱环节。

（三）信息化管理手段问题

信息化管理手段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经济信息化在不断发展，而国有企业的信息化水平却较低。

二、改进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对策

（一）建立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机制

市场竞争机制是市场机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国有企业要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应加强对机制的改革与创新，特别是分配制度的改革。国有企业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由于分配制度或分配结构的不公会造成人才的大量流失，因此，企业应建立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第二，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制度，做到全面和可操作，并能有效发挥激励作用。而良好的绩效考评制度能够增加员工的工作热情，使员工的自身价值得以实现，增强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第三，建立公平的竞岗及淘汰制度。企业应以绩效考评为基础，建立公平的竞岗及淘汰制度，以强化企业的员工队伍。员工经过考核后成绩不合格的，应实行下岗或待岗；岗位如果出现缺员，应实行公开招聘制；对在岗的员工应实行聘用制。第四，建立全面合理的人才培训制度。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员工进行适当的培训，因此企业应当建立全面合理的人才培训制度，以选派员工定期外出学习等方式，培养专业技术型人才，强化企业的人才结构。

（二）制定合理的待遇分配制度

待遇的主要内容分为薪酬及福利两大部分，具有调节、激励、补偿及效益的功能。待遇是价值规律的体现，其高低主要由个人的职位、工作能力、工作职责及劳动力的市场供求情况而定。企业应制定合理的待遇分配制度，建立工资薪酬制，并实行特殊贡献的特殊津贴。如果管理人员的工作成果无法进行量化考核，企业应对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参考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与管理人员协商后以其实际的工作能力和对企业的贡献决定其薪资。而对特殊贡献者也应发放特殊的津贴，在实施岗位能手相关政策以外，还应对潜在贡献者发放相关补贴。

（三）做好工作分析

工作分析的目的是根据各项工作性质、责任、任务和员工条件的分析研究结果，对工作流程进行说明，并充分满足员工个人需求。工作分析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居于核心地位。工作分析工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根据岗位的具体情况设置工作人员，使员工的个人专长得到充分的发挥。企业应做到人尽其用和才尽其用，实行合理的岗位轮换制度，充分发挥员工的爱好和特长，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第二，在工作中给予员工适当的自及自由度，使员工能够充分地表现自己。企业应对员工给予高度的信任，适当授予权利，为员工提供锻炼及发展的机会，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同时鼓励员工的新想法，适度宽容失败，以激发人才的创造性。

（四）强化企业凝聚力

企业应加强对企业文化的大力宣传，让员工把企业文化作为其行为准则进行自觉的遵守。同时，为员工提供参与决策和讨论的机会，让员工针对企业建设进行良好和充分的沟通，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激发员工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五）树立以人为本的信念

企业应最大程度地为员工提供舒适的工作及生活环境，改善员工用餐和用水的条件。加强清洁，确保员工工作场所和休息室的整洁及环保，同时，加强工会的工作职能，派专人负责对员工及其家属生老病死的相关事宜。

（六）加强对员工的培训

国有企业应把员工的培训上升到战略地位，增加对培训的资金投入，建立并完善人力资源的培训体系，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制定合理的培训制度，包括服务制度、激励制度、评估制度、奖惩制度和风险管理制度等，并对组织需求、岗位需求及员工个人需求进行分析，制定合理的培训计划，既要注重短期培训和中期培训，也适当加强长期培训，协调岗前培训、在岗培训及脱产培训，做到对员工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兼顾。

企业管理制度论文例9

 

作为经济发展载体的企业成长与金融成长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金融成长能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有利于新企业的建立和已有企业的成长；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企业本身具有成长的动机和激励机制，更多表现在企业制度的创新。企业制度的创新改变了其融资需求，从而激励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业规模的扩大、金融结构调整、金融效率的提高等。即企业制度创新引致金融成长，而金融成长又会促进企业成长，企业制度进一步创新。

一、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的基本理论分析

（一）制度与制度创新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主体的交易活动需要稳定、客观的预期机制，交易主体根据这种预期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当这种行为成为习俗或惯例，并通过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则成为制度。然而，当交易主体（组织或个人）由于认识到改变现有制度或创造新制度中蕴含的潜在利益，通过建立并推广获得认同所需要的规则、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模式，从中创造、开发和利用盈利性机会[①]，则出现制度创新，从而形成新的制度。即一方面制度使交易主体的行为和社会系统的稳定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潜在利益以及成为制度领导者的诱因导致制度创新现代企业管理论文，从而引发行为和社会系统的变革，推动制度变迁，社会进步。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载体——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自发形成内部组织管理体系，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此时的企业制度是利益和影响力与技术条件、产业结构等社会经济环境均衡的结果。当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突破现有企业组织管理模式，建立新的企业制度的潜在收益逐渐显现。而企业本身具有成长的动机和激励机制（艾伦和盖尔，2000），此时，有行为能力的企业，即充分了解新的目标、拥有事先新目标的技术和能力的企业，必然进行企业制度创新。

（二）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

早期的企业制度采取家庭制或合伙制。由于生产经营活动以手工作坊为主，家庭制或合伙制即能够满足这种简单的生产经营活动，资金以家庭自筹或合伙出资，间或向钱庄借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作坊式的家庭制以及合伙制的不稳定性特征均不能满足产业的迅速成长。此时，经济交易规模的扩大要求企业具有稳定的组织机构和资金来源，股份制则既有利于大股东的经营管理，又能够吸收大量的社会闲置资金。股份制的建立必然要求发行和流通股票的市场，股票市场应运而生；适应这种变化，钱庄的业务活动也由原来的货币兑换和简单的资金借贷逐渐采用股份制扩大金融业规模，建立现代银行制度。股票市场的建立和现代银行制度的确立为企业的融资提供了便利，更多的家庭制或合伙制企业转向股份制，生产的规模扩大，效率提高，从而企业成长。

进入工业化大发展时期，制造业的地位不断提升并居于主导地位，从而机床装备起来的大规模生产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是：互换性、标准化和装备作业[②]。规模生产产生了“科学管理”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也促使企业为保证资金投入而形成产融结合（即产业和金融相互控股）。因此，原先以小企业为主的产业成长已转变为巨型公司为主的产业成长，企业巨型化带来了“科学管理”，也创立了企业内部R&D机制以及高度产业集中率，从而企业进入产业的“门槛”越来越高，也对金融成长提出新的挑战，银行业必须联合和集中才能满足企业资金需求，而企业巨型化所发行的新股票、新债券既为金融市场成长提供了载体，也为其成长提出新的要求。因此，伴随企业巨型化，银行业和证券市场也得以联合和集中。

企业规模的扩大以及物资生产与分配所必需的技术知识的增加必然引发企业管理革命。一个大企业的大股东已不再能够单独的负起制订政策和实施政策的责任；一般股东大多已脱离公司的实际业务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此时，专业性的管理人员——经理产生了。这些经理人员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他们的工作如果不成功，便会被解雇；如果成绩卓越，不仅获得晋升，而且提高自身作为企业管理者的市场价值。由此产生了企业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这场“经理的革命”将事业置于专家之手，而不是交给事业的所有人指挥。其次，解决了企业长期生存问题。企业不会因某一股东的退出而重新组合或调整经理，从而保持企业经营战略实施；大公司的管理作用由于受到越来越多的公众的审查，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管理已取代了市场需求，协调问题使管理进一步复杂化，这种情况就构成了无须财产（所有权）所拥有的权力。因此，企业所追求的就不再是最大的短期利润，企业市场价值更为重要。第三，这场革命也建立了企业成长的内在激励机制。股东、经理和职工都会预期从中获得收益。企业的成长显然是股东所期待的，企业成长，公司市场价值提高，股东的收益增加；企业成长为高层管理者提供更多的现金流——依靠留存收益获得成长意味着把企业视为一种竞赛（Nalebuff and Stiglitz，1983）;而且，高层管理者可以此增加自己的收益，提高自己的经理者市场价值，在与股东的谈判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企业成长使股东可以承诺给经理晋级的机会；对经理层的激励机制和晋级竞赛使企业本身具有成长性，而且只有在具有成长性的企业中才能够吸引新的、年轻的管理者进入企业；职工在具有成长性的企业中工作，既可能会增加薪水、奖金等奖励，也包括身居成长性企业所带来的精神满足感[2]。股东、经理层和职工对企业的预期使得企业本身具有强烈的成长性，而企业成长又进一步激励了企业内部的竞争性、晋级机会和福利增加。激励机制创造企业成长，企业成长又产生更好的激励机制，从而企业成长更快。

与产业的企业管理革命一样，金融业同样进行着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的革命；在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购买大量债券为企业成长提供了巨额资金。机构投资者提供风险资金，从而企业更多投资于新兴产业，形成企业成长，新兴产业成长。因此，金融成长具有了载体和推动力，而金融成长又可为企业成长提供更多资金，金融效率的提高使更多新企业进入新兴产业。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梳理出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的逻辑关系：

金融工具创新

企业制度创新→企业融资需求变化→金融结构调整 →

金融制度创新

金融成长→ 企业成长→企业制度创新…….

二、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的基本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现代企业管理论文，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具有互动机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促使我国出现大范围的企业制度创新，股份制、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与之相匹配，我国金融成长出现新的特征，如金融结构的多元化、金融业规模的扩大、金融效率的提高等。但从现实来看，我国金融成长仍落后于企业制度创新。因此，我国应加快金融成长，促进企业制度创新，从而企业成长。

首先，调整发展战略，实行金融优先发展。目前，我国金融成长相对滞后于企业制度创新的现状，亟需提高金融地位。我国应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实行金融优先发展，加快企业成长，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

其次，改善金融成长外部环境。产权明晰是金融成长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同时，法律制度是金融成长的制度保证，而非正式制度——社会信用环境和微观规制对法治水平具有重要影响。我国要实行金融优先发展战略，就必须改善金融成长所依赖的外部环境。

第三，构建企业制度创新的金融服务平台。金融服务于企业成长，其重要的职能就是引导资本的优化配置。这就需要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即有效的金融市场、充足的金融工具和富有竞争力的金融组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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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卢荻.变革性经济增长[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企业管理制度论文例10

一、传统资本理论的新拓展

无形资本就其本质而言，是在资本的发展过程中，从有形资本中独立出来的，不具有实物形态的资本。以技术、品牌、商誉为代表的企业无形资本具备了资本的一般属性，而且具有远比有形资本强大的价值增值能力。无形资本的特征和运动规律与有形资本有所不同，无形资本理论是对资本理论的新拓展。

1、无形资本的价值取决于个别劳动时间，一般具有较高的价值（或价格）。大多数无形资本是由劳动创造的，其中包含着大量的高风险、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因而具有很高的价值。象特许经营权这样的无形资本，是“权利资本化”的结果，没有价值，但却有价格。从均衡价格理论来看，由于无形资本对企业有很高的效用强度，使其成为市场中一种稀缺的商品，因而有较高的市场价格。无形资本的创建，具有个别性生产的特点，不象一般商品那样可以成批重复生产，所以它的价值量应由个别生产者在个别生产中耗费的个别劳动来决定。实践中，企业在创建无形资本中的各种耗费，很难完整准确的计量，现在通行的做法，是用无形资本可能带来的收益，确定无形资本的价格。

2、无形资本使用的可重复性造成其产权容易被侵害。无形资本使用的可重复性表现为，它可以被一个主体反复使用和被多个主体同时使用，这使得无形资本被侵害的机会大大增加。加之无形资本存在方式的非实物性，造成产权主体对无形资本的独占能力弱化，因而无形资本的安全对法律有绝对的依赖性。

3、无形资本具有强大的增值功能。无形资本的增值能力源于它的强大的竞争功能和垄断能力。新技术可以数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技术附加值，给企业带来超额利润。品牌、商誉、特许经营权等经营用无形资本，可以使企业的产品占有更高的市场份额，使同样质量的产品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使企业垄断某种产品的某个细分市场，从而使企业获得丰厚的利润。无形资本自身的增值过程，是一种典型的质量型而非数量型的资本增值方式，其价值可以在数量不扩张的情况不断地积累，这也是无形资本具有较高价值的一个重要原因。无形资本在使用过程中，本身并不发生有形磨损，有些无形资本反而可以自动增值。例如品牌资本，使用的次数越多，其知名度越大，价值越高。

4、无形资本与有形资本的良性互动，保证了企业的跳跃式发展。实现无形资本与有形资本的良性互动是无形资本经营的主要方式，即“有中生无，无中生有”。企业以有意识、有计划的有形资本的投入，催生和扩张无形资本，即所谓的“有中生无”。同时，企业应发挥无形资本的强大的增值功能，以无形资本带动有形资本增值，提高资本利润率，迅速扩张企业规模，即所谓的“无中生有”。无形资本作为一种价值存在，多数具有相对独立性，而且具有可重复使用的特点，企业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用无形资本进行投资、出售、出租、特许经营，以实现其的价值或取得某种收益权。

二、无形资本理论呼唤企业制度的创新

1、无形资本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在工业化初期，以机器、设备、厂房为代表的有形资本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处于支配地位。此时，企业生产的技术含量较低，市场竞争的广度、深度和激烈程度有限，技术、品牌等无形资本在生产经营中处于辅助地位。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市场竞争变得激烈而残酷，企业之间的竞争重心开始由生产环节转向产品开发环节和销售环节，技术、品牌等决定企业产品开发能力和销售能力的无形资本，逐渐从有形资本中独立出来，进而取代有形资本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企业的竞争实力和发展潜力，将取决于企业拥有无形资本的质和量，以及管理和经营无形资本的能力和水平。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好的想法和技术发明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它是生产函数的内生变量，而且它不存在物质资源面临的有限性的约束，本身又能以低成本复制，因而资本收益递减的法则不再成立。对无形资本的开发和使用，大大缓解了企业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空前地拓展了企业发展的空间。

2、无形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必然要求企业进行制度创新。当企业的发展主要靠有形资本的投入来实现时，企业的制度安排是以生产环节为重心的，企业的资本结构以有形资本为主体，企业的组织结构以生产组织为主体，企业的产权制度以无形资本产权制度为主要内容，企业的劳动力构成以工人为主体，企业的管理制度以对有形资本的管理为核心。当无形资本超越有形资本成为企业发展的主导要素之后，企业的制度安排则要围绕无形资本的开发和经营这两个重心来进行，这给企业制度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涉及上面提及的所有方面，这种变化过程就是企业制度创新的过程。

3、企业的制度创新，同时又促进了无形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大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所谓制度创新，就是指能够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制度创新是企业创新的重要内容。创新活动使技术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市场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从而使无形资本从幕后走到了台前。那些始终保持着旺盛生命力的企业，正是那些无形资本的富有者和高水平的经营者，也毫无例外的是始终进行制度创新的企业。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些企业都经历了大幅度的改组，特别是近年来，大公司之间的兼并联合令人瞩目，企业无形资本的规模越来越大，作用越来越突出。

4、无形资本理论对企业制度创新的导向作用。创新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无形资本的发展为这种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无形资本理论为这种创新指明了方向。从前面的分析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提高企业开发和运用无形资本的能力，应该成为企业制度创新的一个基本目标。拥有世界第一品牌的可口可乐公司，其可口可乐品牌和配方是企业最有价值的资本，而且还在继续为可口可乐公司创造着丰厚的利润。比尔·盖茨创造的微软神话更为我们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无形资本创造价值的能力是有形资本无法比拟的，知识经济时代将是无形资本的时代，无形资本将把企业带进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为国有无形资本的有效开发和经营提供了操作平台

1、制约国有企业无形资本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无形资本意识淡漠、认识落后，是导致无形资本理论和实践低水平的主观原因。认识上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第一，无形资本存在意识淡漠。由于无形资本没有具体的实物形态，不易被人的感官感觉和把握，而且企业对无形资本的管理和运营也不太熟悉，这些往往使企业

忽视无形资本的存在，甚至对其流失也视而不见。第二，无形资本的生产要素意识淡漠。在传统的观念里，企业的生产要素仅包括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如土地和有形资本，而忽视了无形资本，更不能认识到无形资本是生产函数的内生变量，在企业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对无形资本的功能认识还不到位。虽然企业对技术开发、品牌培育等的重要性的认识已有明显的提高，但是大多数企业还认为，技术开发和广告等的投入是企业的费用而不是投资，说明企业对无形资本的认识还有差距。

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组织结构、人才结构的不合理以及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中的不合理因素的存在，都在影响着无形资本的形成和发展。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又强化了这种不利影响，使无形资本的形成和发展面临重重障碍。第一，国有企业现有的组织结构，普遍仍带有明显的“生产型”特征，还没有质的改变，势必会限制企业无形资本的形成和发展。第二，收入分配中的平均化倾向，使从事无形资本开发和经营的企业人力资本，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结果导致人力资本供给的严重短缺。第三，国有企业人才的流动和使用，仍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离“市场化”的距离还很远。在人力资本的选用和开发上，用行政手段是代替市场选择的做法是低效率的。第四，我国《公司法》中规定，股份公司以无形资本方式的出资，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20%，否则工商部门将不予注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的无形资本的核算范围、入帐价值的确认方法以及费用摊销方法等，导致无形资本帐内无价或帐面价值与实际价值严重背离。类似这样的制度安排，无疑是企业无形资本形成和发展的障碍。第五，对国有无形资本监管不力。国有企业在与外商合资过程中，以及在兼并等资产重组过程中，存在不计算或低估国有无形资本价值的情况；国有企业的技术诀窍流失、专利技术被侵权、商业秘密泄露、名牌商标被假冒等现象的大量存在，造成国有无形资本大量流失。第六，国有企业无形资本的投资水平不高。一方面是不舍得投资，不敢冒风险。一方面是投资效率不高。比如，前几年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标王之争，中标企业花费的巨额广告费用并没有给企业带来预期的收益，投资行为带有明显的盲目性和投机性，没有和企业有形资本的生产经营很好地结合，巨额投资开发出的是“泡沫”无形资本。

2、通过企业制度创新为国有无形资本的有效开发和经营提供操作平台。首先，要改革无形资本产权制度。明确产权主体、明晰权责边界，保证产权的可交易性是实现无形资本优化配置和使用的一般条件；反映无形资本特点，保证无形资本的安全，是实现上述目标的特殊条件。国有企业中建立的“法人财产制度”，为明晰国有资本的产权找到了有效的办法。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要逐步取消对包括无形资本在内的国有资本进入资本市场的限制，改善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具体来说：一，除了与企业无法分离的无形资本（如商誉）和企业无法完全控制的无形资本（如供销网络），应允许可交易的无形资本进入资本市场；二，对于产权可以自然人化的无形资本（如专利技术、专有技术），不应片面强调其国有化或法人化，应鼓励国有企业的无形资本的结构中存在自然人产权，并赋予其与国有产权和法人产权平等的权利，这样可以鼓励技术创新，同时可以避免非自然人产权带来的交易费用，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三，应在法律的层次上明确国有企业在国有无形资本的安全和保值增值上的责任。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解决国有企业中存在的无形资本产权模糊、产权主体错位和产权结构单一化的问题，将会改变国有企业中无形资本开发无动力、经营无活力、负责无能力的状况。

其次，要建立企业人力资本制度。如果说有形资本的积累主要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的话，那么无形资本的发展壮大则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就是企业中进行创新活动的企业家和技术人员，他们虽然是人，但是他们所具有的创新能力却具有资本的功能。建立人力资本制度就是要承认他们的资本所有者地位，他们进入企业就是以人力资本对企业投资，虽然他们没有投入货币资本，但是应该拥有产权。相应的，他们的收益应该是投资收益，而不是工资。具体来说，就是要在企业的股份构成中设立人力资本股，其产权属于企业中的人力资本，并适当限制其转让或上市交易，以此作为企业人才激励制度和约束制度的基础。湖南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在企业中建立人力资本股制度的代表，袁隆平院士拥有该公司的250万股份，占公司股本的5%，这250万股就是袁隆平院士人力资本投资，体现的是他所拥有的技术创新能力和“袁隆平”品牌的价值。我们认为，这种人力资本股制度比经营者年薪制更科学、更规范、更到位，因为它把分配制度完全纳入到股份制度中去了。

同时，要建立人力资本投资制度，包括人力资本的引入制度和开发制度。就引入制度而言，一，国有企业应打破地区和部门的条条框框，打破户籍甚至国籍的限制，依托人才市场而不拘一格引入人力资本。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最大股东，当然有权力选择企业的经营者，但选择的对象应该是市场中形成的企业家，而不应该是政府的行政人员；二，以人力资本股制度的建立为龙头，确立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特殊地位和权利，创造吸引人力资本的企业制度环境；三，为人力资本充分发挥其功能创造宽松的环境和广阔的舞台；四，与引入制度相配合，建立相应有退出制度，保证人力资本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就开发制度而言，企业对人力资本开发要舍得投资，同时要建立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回避制度。企业要清醒地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意味着要企业放弃一些眼前的利益，而得到的将是长远的利益。企业可以依托院校培训和市场实践为企业开发人力资本，并把人力资本的引入和开发结合起来。

第三，要加强企业的无形资本开发组织和经营组织。企业无形资本的开发组织和经营组织，好比是企业的“两翼”，缺少任何一个会失衡，只有“两翼”丰满，富有力量，协调一致，企业才能展翅高飞。就技术开发而言，第一种模式是设立企业的研究所或研究院。其优点是技术的可转化性强、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能掌握竞争的主动权。第二种模式是与国内的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进行联合，把技术开发交给他们去做，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可以精简机构，转移开发风险，缺点是开发周期长，技术的适用性差。第三种模式是完全通过技术市场购买企业所需技术。引进的技术不可能是最好的技术，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竞争优势。改革开放中，我们提倡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但是从长期来看，我们还是要立足于自己开发，特别是一些关键技术，以避免在技术上受制于人。从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考虑，我们主张企业设立专门的技术开发机构，这样既有利于企业形成技术优势，在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同时，又有利于提高技术的转化率。从宏观上讲，国有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和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技术和人才上的优势，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保证。

就企业营销用无形资本（如品牌、商誉、供销网络等）的开发和经营而言，应该是企业的整体行为，不是哪一个部门可以单独完成的，但应配备具备创新能力的专门人员负责。由于这些无形资本一般存在于企业同其他市场主体的关系中，所以协调企业同外部环境的关系是他们的基本职责。加强企业的开发组织和营销组织，并不是否认生产组织的重要性，而是我们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制造加工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同企业之间不会有太大差异，因生产水平上的差异而形成企业在竞争中绝对优势的情况，不具有普遍意义而已。

第四，要调整无形资本的管理制度和经营制度。无形资本的管理是无形资本经营的基础，主要涉及无形资本的价值管理和安全管理。就价值管理而言，无形资本没有具体的实物形态，而且价值量难以准确计量，给无形资本的价值管理带来很大难度。价值评估和财务核算是无形资本价值管理的基本工作，其具体制度应以企业无形资本的完整、合理和及时地计量为原则。现行的无形资本核算制度和注册制度应予以调整，解除其对企业进行无形资本价值管理和引入无形资本投资的影响和限制。同时，应特别注意对无形资本的效益进行监控，在企业财务管理中设立反映无形资本效益的指标体系，并把其纳入企业的效益指标体系中去，这是企业配置和使用无形资本的依据。无形资本的安全管理完全不同于有形资本的安全管理。有形资本的安全管理主要是防盗、防火等，是防止有形事故的发生，而无形资本的安全管理主要是防侵权、防损害、防泄密等，其难度更大，对人才、制度的要求更高，对法律的依赖性更强。

无形资本经营是发挥其增值功能的关键。在国有无形资本可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前提下，通过转让、租赁、特许经营等方式，充分发挥无形资本可以被多个主体同时使用的特点，实现无形资本本身的价值和价值增值。充分认识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之间相互促动的关系和无形资本在企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用企业无形资本带动有形资本的生产和经营，实现企业资本的迅速增值。以无形资本为纽带，进行企业间的兼并联合，迅速扩张企业规模，增强企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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