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论文例1

二.运用心理学理论指导艺术教育实践

美国发展心理学家们认为，发展心理学的主要任务是观察儿童心智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儿童自然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发展心理学在对人的成长和变化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关于人类发展的原因和目的假设，正是这些假设极大地影响了艺术教育领域。其最重要的假设之一就是假定人类的成长是一种固有的趋势，认为人类能够选择自己的体验并能作出最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各种决定。该假设的启示在于，要让儿童自己指导自己的成长，成人的干预越少越好。发展心理学又假设，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会经历着顺序相同的心理转变，即人们成长的各个阶段是普遍存在的。发展心理学还假设，人类的行动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认为儿童天生富有探索性与好奇心；一方面对世界有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又通过增进技艺获得对世界的理解。发展心理学家将这些假设应用到艺术教育领域，为艺术教育提供心理依据，并运用这些理论指导艺术教育实践。比如发展心理学关于人类发展变化的普遍性发展与非普遍性发展之间的区分，就为艺术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此同时，美国还采用认知发展理论指导艺术教育。认知发展理论主要关注的是人类心智各方面的成长。这种理论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程度。帕森斯认为人类对艺术的理解是依阶段循序发展的。儿童对绘画内容的理解基本上相同，即使年龄增长，其理解方式也基本相同。人类具有一种普遍的审美能力发展顺序，顺序中的后一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进步；每前进一步，对艺术的理解就更进一步。

三.注重发挥艺术的价值功能

一般而言，人们认为艺术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学生得到审美体验和审美愉悦，引导学生去发现美和理解美，因而导致人们认为艺术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学生提供审美体验。由于将审美的观点与艺术教育混为一谈，致使许多人认为艺术与艺术教育只是简单的美的创造与美的学习。而越来越多的美国艺术教育人士认为，美只是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把艺术教育仅仅局限于审美愉悦上，就容易忽略艺术教育的社会功能和艺术的认知功能。诺思菲尔德的艺术教育理论以儿童的成长为中心，主张艺术教育的任务并不在于培养审美体验，也不是为了培养未来的艺术家，而是要让儿童获得其他课程无法提供给他的成长机会，使儿童富有创造力，使其心智获得健康发展，从而能够学会创造并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哈佛大学艺术教育“零点项目”强调艺术的认识功能，认为艺术与科学一样，是人在理解过程中发现、创造和增长知识的手段。将艺术视为指涉世界的多种符号系统中的一种，因而特别看重审美经验的认识性。另外，艺术教育能开发人的音乐、空间、语言、身体运动等各方面的智能，对人的成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帕森斯主张艺术是一种自我表现。认为艺术教育的目的是通过优化人的审美体验，增强对人的自我与本质的认识。正是由于美国艺术教育既重视了内在于艺术本质的艺术教育目标，也看到了艺术外在功能的重要性，才使得当代美国艺术教育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四.营造艺术教育多元化发展格局

当代美国学校艺术教育最初以学校画室艺术教育为主，关注的多是学生的创作实践。随着艺术教育观念的演变，艺术发展史、艺术批评与美学等学科已发展成为艺术教育的基本内容，并成为艺术创作的有益补充。艺术教育中所涉及的艺术种类也不再仅限于视觉艺术，而是形成了视觉艺术、音乐、舞蹈、戏剧等多门类艺术形式并重的局面，从而大大扩展了学生的艺术视野。当代美国学校艺术教育主要是以西方文化中的艺术形式为主要学习对象。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艺术教育界开始关注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并把这种融合文化多样性的艺术教育视为促进不同文化人群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的最佳手段。此外，美国的艺术教学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艺术学科有不同的教学方法，即使同一学科在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也都有不尽相同的教学方法与目标。

美国教育论文例2

组织诊所教学案例教学有助于学生了解法律原则的发展概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美国的诊所法律教学方式大抵有两种，一种是模拟诊所，在专任教师的监督和指导下，学生模拟扮演案件的各种角色，体验法律案件处理的整个流程，包括提供法律意见、撰写法律文件、提讼；一种是真实诊所教学。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真实地处理法律问题，通过具体的锻炼，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技能。

重视伦理素养杰出的法律人不只是一个成功的技术人员，而且是一位充满智慧的人，这种智慧超越法律知识和技巧，而是其基于道德理想而拥有的专业观念。惟其如此，才能得到尊重，才能够认清活动内在价值的意义，才能在法律职业活动中获得较多的快乐。而这些所谓智慧或者基于理想而拥有的专业观念即为：法律职业伦理。美国的法学教育非常重视法律职业伦理养成。美国律师协会指定在所有的法学院内，增设伦理课程，要求所有的学生接受法律职业及其成员之历史、目标、结构、义务、价值观的教育，包括《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规则》的教育，并要求法学院在任课教师的遴选范围上，包括法院和律师协会的成员。从实践来看，美国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已经达到了相对成熟的状态，各个法学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课程设计方案。这些方案包括贯穿性教学课程设置、单独的课程设置、诊所式教学、仿真实践教学等。为了让学生切实感悟法律伦理，采取案例教学法、问题导向教学法、苏格拉底教学法、影像展示、合作课程、专家协同、讨论教学等多种方式综合开展。

美国教育论文例3

在目前的高校中国画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注重在具体绘画技法上对学生的指导，而忽略对中国画的审美教育。这就使很多学生在面对一张中国画作品时不知道如何对其进行审美并从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绘画养分，进而导致学生在之后自己进行创作时不能分清什么样的创作才是精彩的作品，对自己的绘画创作也没有信心，没有具体的创作方向和头绪，所以，在高校教学中，只有首先使学生明白如何对中国画进行审美，才可能使他们在今后自己的绘画创作中把这种美继续延伸和表现出来。陆俨少先生在《画语录》中曾说过：“学画要做到四个多，即：看得多、听得多、想的多、画的多。”笔者认为，陆俨少先生的这段话道出的就是学习中国画的几个关键要点，即“看、听、想、画”。其中，他把“看”放在第一位，其次是“听”和“想”，而把我们平时上课时候最注重教授给学生的“画”放在了最后，这也正说明了在学习中国画时“看”——也即对中国画审读和审美的学习及提升的重要性。以笔者自身这些年的高校教学经验来看，“看”是目前在高校中国画课堂教育中较为薄弱而且容易被忽略的一个教学环节，而这个“看”具有深刻的含义，更确切地说可以称之为“读”——当我们面对一张精彩的画作，我们不能走马观花或蜻蜓点水般对绘画匆匆地一眼带过，而是要对画面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要慢慢体会其中的美，要静下心来，认真地“读”画，慢慢地以中国画的专业视角分析画面，要找到画面审美的可取之处，这其实也正是对画面进行审美的过程。

一、中国画审美教育之“读笔墨”

西方绘画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渗入对我国现在高校的中国画教学模式影响很大。在学生进入高校前对美术方面的学习统统是素描、水粉、速写，在进入大学的第一年，也往往开设有素描、色彩、速写等西方绘画的基础性课程学习，之后才是对自己所学专业的学习。这种学习顺序对中国画专业的学生存在一定的益处，但同时也有很大的弊端——这种教育模式可以使学生了解西方绘画的表现形式、绘画语言、观察方法，使学生了解西方绘画艺术的发展和进程，可是也往往会使学生先入为主地全盘接受西方绘画理念，不能把所学西方绘画理念为画中国画服务，甚至影响和阻碍学生对中国画的学习。在高校国画教学中，我们必须使学生明白，中国绘画艺术与西方绘画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在对所描绘物像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技法上也存在极大的差异，中国画是我国民族高度智慧的结晶，它有自身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传统绘画的材料和理念有其自身独特的审美方法和审美形式。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中国画笔墨关系的认识。中国画是一种以水墨来表现物像的绘画方式，它以毛笔蘸水和墨在宣纸上通过用毛笔的笔锋、笔肚、笔根配以中锋、侧锋、逆锋、轻重、提按、顿挫、转折等动作来创作。中国画的笔墨，不但注重对自然的刻画，也注重对画家内心世界的表现和笔墨自身的变化气象的表达。它追求的是一种“笔墨心象”。所谓“心象”，即在物体没有出现在绘画者眼前的时候，绘画者心里对该物体的印象和体会。这种笔墨绘画方式，追求的不是对具体事物的完全再现，但也不是完全的抽象，它追求的是正如齐白石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一种意象，这就使中国画的笔墨有了极为灵活的运用方式和表现方法，可以根据不同画家的不同需要，使用不同的笔墨关系进行绘画创作。如宋代的徐熙和黄荃，同为花鸟画家，可是对笔墨的理解和运用却完全不同，徐熙的画面笔墨关系富丽堂皇，而黄荃的画面风格野逸洒脱，所以才有了后世“黄家富贵，徐家野逸”的说法。又如明代的徐渭，他的画笔墨酣畅淋漓，恣意纵横，表现了他一生的命运多舛。徐渭多才多艺，在诗歌、戏曲、书画等方面都有造诣，被称为“明代三才子”之一，可是他在科举的道路上却屡屡受挫，考了八次也未能中举，在生活中也是多有磨难，这些人生经历使他在绘画艺术上的风格也独树一帜，具有强烈的个性，他的画面笔墨豪放，他的泼墨写意花鸟画自成一家，如他的《墨葡萄图》，画中的水墨葡萄鲜嫩欲滴，形象生动，茂盛的叶子是以不同大小、浓淡不一的墨块组成，不求形似，风格疏散，更题有“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的诗句，表达了画家的失意和落寞。清代“四僧之一”弘仁的画面笔墨高冷孤寂，苍劲整洁，他的画面善于用折带皴和干笔渴墨，画面荒凉孤寂，显示了他与当时世事的格格不入和性格中的清高之气。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历代传世名画，仍是“元气淋漓障犹湿”的笔墨气象，画中笔墨变化灵动，在宣纸上渗化发挥，所画物像充满生机，这正是在教学中需要引导学生学习之处。

二、中国画审美教育之“读线条”

其次是对中国画线的审美，要在教学中教会学生如何认识线条和欣赏线条。线是中国画造型的基本绘画语言，也是中国画的重要绘画表现手法，它不但具有很强的表现力，也充满了节奏感和韵律感，具有很强的形式美感。在对中国画的审美中，线所表现的形式美是一个重要的审美衡量标准，它不但要流畅、简洁，还要有粗细浓淡变化，有疏密组织关系，有虚实繁简安排，要能连续交错、浓淡穿插，它不但要塑造物像形体，更要表现物像的质感和阴阳，所以画面中的线条要有笔力，也就是常说的力透纸背，同时，线条要有自身的气质，要有速度和情绪，要在画面中和谐统一。如《八十七神仙图卷》，其线条生动地表现了诸仙的形象，线条不但圆润流畅，更是变化多样，丰富而不凌乱，对女仙面部和五官的刻画，以及身上衣服和头饰的绘制都相当精妙，它把中国画中对线条的审美完美地展示了出来，线条自身的飘逸流畅、抑扬顿挫，都诠释了中国画线条的审美。

三、中国画审美教育之“读构图”

再次是要在教学中教会学生有意识的分析画面的构图，要学会“读构图”。中国画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它的构图不像西方绘画那样有很多规矩和定律制约，而是为画面整体和绘画者表达情感服务的。如中国画构图上用的是散点透视，是根据不同需要把站在不同立足点看到的事物和绘画者自己想表现的事物有序的组织在同一幅画中，它表现的物像常常是超过真实而带有绘画者精神追求的，如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国画的构图还有极具特色的卷轴、立轴、扇面等样式，但不论哪种构图样式，都讲究章法，画面通常要考虑整体的“置陈布势”，而不是一边一角的慢慢堆积，中国画的构图有一个全局观，虚实相生，疏密相间，宾主有序，是矛盾对立统一的集中体现。正如明代顾凝远在《画引》中的论述：“凡势欲左行者，必先用意于右，势欲右行者，必先用意于左。或上者，势欲下垂，或下者，势欲上耸等。”中国画的构图，还受到“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追求与自然的高度和谐与统一，并且注重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是对“诗情画意”的表达，具有浓郁的人文气息。

四、结语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说的就是教育是一项长期而伟大的事业。高校的中国画教学更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作为高校教师，不但要教授学生具体的绘画技法，更要培养学生的美学素质和审美能力。当代中国画坛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这虽然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画的绘画形式和绘画语言，使中国画呈现出更多的新风貌，但对于高校学生这个中国画学习群体，必须要坚持对中国画传统绘画的学习。作为高校教师，要使学生掌握如何对中国画进行审美，尤其是通过教授和引导学生通过“读笔墨”“读线条”“读构图”这几方面来了解中国画本身特有的民族特色，使学生体会到中国绘画的博大精深，让学生在把握传统中国画绘画审美的基础上研究自己绘画新面貌，探索自己绘画的创新之路。

作者:代国娟 单位:贵州省凯里学院艺术学

美国教育论文例4

一、美国多元文化教育背景及其内涵

（一）多元文化教育的背景。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一轮大规模移民浪潮涌入美国，由于文化差异、天主教信仰与老移民以及本土美国人的就业竞争，在美国兴起了一场排外主义运动，目的是为阻止新移民的涌入。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剧了美国的排外主义情绪，在学校里提倡和信奉美国化，持同化主义取向，企图消除种族族群的特征并迫使学生接受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试图将所有的民族差异都融合到一起，对所有学生实施“文化熔炉”政策。然而美国盎格鲁--杰克逊文化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其他移民和其他种族族群的文化依然处于边缘地带，他们的教育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甚至被排斥。20世纪早期，美国一些哲学家和作家为捍卫美国移民的权利，拒绝同化主义，主张实行多元文化主义，并且声称用来指导教育政策的制定。20世纪60、70年代，由于种族冲突和种族之间关系日益紧张，种族意识也日渐高涨，为取得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美国移民要求学校和其他的公共机构更加能反映并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愿望，兴起了黑人民权运动，在教育上要求教育平等：学校要为他们提供同种族的教师和行政人员，学校要能反映他们的历史和文化等等。随后，美国的其他社会边缘有色人种也开始提出了相似的教育变革要求，引起新的多元文化主义运动。在学校要求改变课程和教学风格，以满足各有色人种、低收入家庭学生和其他少数民族裔学生过的需要。为此，美国教育机构开始实施多元文化教育，并在实践中创立了多元文化教育理论。

（二）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内涵。美国多元文化教育最初起源于民权运动，在教育方面少数民族裔群体要求获得跟白种人群同样的教育机会，最后发展成一场为解决来自不同文化群体的教育改革运动，其内涵也得到不断的深化。不同时期不同的学者对多元文化教育都有不同的理解，直到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对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解逐渐趋向一致：教育应该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提供真正平等的教育机会，认同世界普遍文化的同时也要尊重各个民族群体文化的多样性，学会接纳和欣赏不同群体的文化，在学校教育中，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消除因为人种差异造成的接受文化知识的障碍，培养学生在多样化的世界中有跨文化的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的判断思维能力，能够从不同的视角审视自己的文化和其他群体的文化，处理各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在多样化的途径中作出选择。还有学者认为多元文化教育不仅是理念上的概念，而应从制度层和实践层来理解。制度层上是指多元文化教育应该有法律法规来约束，进行指导教育改革运动，使其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实践层是指多元文化教育得到具体的实践，其理念和制度设定都能够贯彻到具体的课程设置、课程教学、课程编排等整个学校环境的改革当中。

二、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缺少多元文化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加强对少数民族教育的扶持力度，采取了诸多重大举措，政策上给予倾斜和优惠，某种程度上缩小了民族地区与汉族教育的差距，提高其适应主流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能力，保障少数民族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益，但由于注重形式上的平等，少数民族生跟汉族学生接受的是同样的“普适化”的教育，按照国家统一的教育体系大纲来规范和衡量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忽视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没有依据本民族特定的文化背景和个体智力发展差异而因材施教，少数民族教育暴露出了许多的问题。

（一）少数民族课程设置单一。以往由于学校教育过度重视普适化知识的传授，学校课程设计以汉族文化为中心，课程中较少有各个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等相关的内容的体现，或只起点缀作用。即使有关于少数民族的内容，也是依照“贡献模式”，把一些少数民族英雄、文化要素、假日、庆典纳入教材，课程内容显得单一。当前经过课程改革后，中小学曾尝试性地编制过一些乡土教材，但并不系统，小学主要是编写双语读物，初中则主要是一些生产性知识读物，均处于辅助地位。民族学校中的虽然设有民族课程，但其他的课程使用的依然跟汉族生使用同样的教材。学校课程内容远离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生活经验，导致在学校里少数民族学生习得的普适性知识和日常生活经验无法建立有机联系，无法满足他们带有地域性、民族性和学校特点的发展需要。在学习过程中倍受挫折，从而丧失了学习的动力，这是造成少数民族学生低学业成就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教师缺乏多元文化能力。目前，无论是在民族地区民族学校还是普通学校从事教育的教师都都会接触到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学生，教师在教育观念上应该具备多元文化的意识，充分考虑每一个学生的特殊性，以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但是我国较缺乏具备多元文化教育能力的师资。由于对少数民族文化不了解，由此带来的教学上的问题缺。课堂上由于不同文化的差异而导致教学质量低，甚至可能产生师生冲突。例如，我国民族教育中的双语教学与师资队伍的建设几乎是同时起步的，在双语教学刚开始阶段，双语教师多是汉族教师，教师与学生母语表征的感性经验和认知结构不同，双语教学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再如在内地班、内地新疆班预科班中，除了民族语文课程中有本民族教师授课外，其他的课程都是汉族教师，民族学生在其他课程上如果遇到的问题，民族教师却无法帮其解决。

（三）学校环境远离民族文化。校园文化包括校园物质文化（如校园规模、建筑设施、人文景观等）、校园方式文化（规章制度、人际关系、组织结构等）以及校园精神文化（学校目标、思想作风等）。这些校园文化都会对学生的心理、价值观、学习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我国民族教育在数量和规模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少数民族的教育，在财政上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但是学校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忽视了多样化的民族文化。例如，为了促进新疆民族地区的改革发展需要，在内地比较发达的省市内实施的内地、新疆班（校）政策。这确实为、新疆民族地区培养了人才，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把、新疆的少数民族生送到内地发达地区学校学习，在地理位置上隔离了他们原来的生活环境， 进入到新的学校环境中。新学校所处区域、包括周围社区环境、教学环境，学校中的办学理念、规章制度、评价机制都与其该民族原来的文化背景中的学校有较大的差异。这些环境这不利于学生的学习，必须从地理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进行必要的改革。

三、我国民族教育借鉴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的措施

多元文化教育其思想理论强调教育对象的文化背景多样性，尊重文化差异，重视培养学生具有跨文化交际的知识、态度和技能，为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维空间，丰富了少数民族教育理论的思想内涵，给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带来一定的启示。

（一）有效整合课程内容。我国经过八次课程改革，已意识到我国民族现实和文化多样性对教育的影响，在少数民族课程中开始加入少数民族相关的历史、文化内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将课程分成三级课程体系：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民族文化能够进入了学校课程，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化得到体现和发展。如内地班初中班开设有藏语文课程，但是这些课程还是处于探索阶段，是简单地翻译统编教材，在原有课程之上附加内容来实现，课程内容中的少数民族的文化知识还没能有效的整合。其他的课程仍然是以国家教育部全国统一的规定为基础，以主流文化为主要内容。少数民族课程内容中多元文化课程的实施，不是简单地通过增加一门课程或者一个单元内容来实现，也不是将少数民族丰富的文化纳入现有的课程中，这只能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不能帮助学生从不同的文化视角来看待社会问题和解决问题。多元文化教育的课程应该是将少数民族的精华文化经过重新建构后融入学校现有的课程中，以此反映多元文化的观点，课程教学要学生了解知识的本质，懂得将知识的社会构建，并通过课程帮助学生获得特定的认知、技能、价值观，塑造学生具有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并懂得自己建构知识。

（二）培养多元文化师资。提高少数民族教育质量，需要培养大批优质的具有多元文化能力的师资。尊重学生文化、语言及社会经济背景的多样性，在知识、理念、技能上具备多元文化教学的能力。民族地区教师养成和培训内容应涵盖双语教育、文化、社会化、文化沟通、社会控制、差异、冲突、社会融合、多元文化等主要概念和知识。教师应采取与少数民族生多样性文化的学习风格相适应的教学风格，这要求教师拥有多元文化教育的知识和技能；重视多元文化的教育理念培养，注重对教师多元文化知识与跨文化教育教学能力的专业训练；教师应能够顺利应对跨文化的教育教学情境，辨别学生不同文化的行为模式，使用学生所熟悉的教学方法；教师应该具有多民族文化的态度和价值观，了解学生的文化背景并且能够用多元文化的观点来解决学生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三）建设学校民族文化环境。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的任何类型和层次的教育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存在和进行的i，也可以说教育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和特定的时间中进行。一定的空间范围是指在特定的文化背景环境中，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如地理环境）、社会生态环境（如经济文化类型、社会组织结构）。我国各少数民族在不同的区域环境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在长期的发展中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教育思想结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教育方式，本民族子女也有自己的学习风格和类型。学校环境建设应该反映各个民族的文化，如学校的图书馆、教室、食堂等环境设计中要融入多样化的民族和文化，尽可能消除少数民族生对周围环境由于距离而产生的空间陌生感；学校要为少数民族生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促进学生、教师以及行政人员之间的多元文化交往和理解，从制度层面上保障少数民族学生的平等教育机会。

注释：

i 李怀宇.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教育中的文化适应―基于教育人类学的认识[J].贵州民族研究，2006（4）.

【参考文献】

[1]班克斯（James A・banks）.文化多样性与教育：基本原理、课程与教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美国教育论文例5

美国的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一直对其他国家产生着重要影响。近年来，美国教育领域出现的旨在回到过去的品德教育运动(charactereducationmovement)同样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思考。如何认识和借鉴美国的品德教育运动?我认为应该分析运动产生的背景和了解运动的基本内容，同时结合我国的文化背景与德育实践进行客观的分析和反思。

一道德教育“回到传统”

20世纪以来，美国的道德教育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传统德育阶段、相对主义与过程主义阶段、品德教育运动阶段。在不同的阶段，美国德育表现出不同的德育理念和实践模式。

传统德育阶段的道德教育基本上属于赫尔巴特式的传统教育范畴。在这个阶段，德育强调正面直接地灌输;强调纪律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强调学生自律。在这个阶段，伴随道德教育过程的有被广泛阅读的品德教育读本《麦加菲课本》，呈现给孩子们的是关于英雄与美德的故事。

传统的德育模式在20世纪20-30年代受到了两方面的冲击:一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德育理论，另一是休·哈兹霍恩和马克·梅所做的著名的“品德教育调查”。杜威的实用主义德育理论强调儿童中心、儿童自主，提出“生长之外无目的”，这些观点对直接德育、成人权威、道德价值灌输提出了挑战。休·哈兹霍恩和马克·梅的品德教育调查选取了一万多名调查对象，涉及33个行为指标，所得到的结论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课堂品德教育能减少学生的不良行为和增加利他行为”。在以上两个因素的影响下，美国的道德教育实践和道德教育理论都发生了变化:在实践上，道德相对论使学校放弃了道德教育;在理论上，出现了以道德相对主义和过程主义为特征的价值澄清学派和道德认知主义学派。这两个学派都把道德教育的重点指向道德思考、判断和选择，强调道德行为产生的过程，不提倡教师给学生提供标准答案，而是引导学生做出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但是实践证明，仅仅发展儿童的道德判断对于儿童道德行为的产生和巩固的效果都是很有限的。

道德相对主义和过程主义与美国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极端个人主义相结合，导致了美国糟糕的社会状况。传统的道德环境转变为一个相对主义的道德环境。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而完全成为个人的选择。在学校里，教师不敢进行正面的道德教育，否则就有推广自身价值观的嫌疑。在家庭中，父母也逐渐失去正面教育的信心。美国的青少年缺少一个用作态度与行为引导的基本价值标准，再加上信息时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加快，以及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结构与功能的改变等，这些都使青少年处于一个不利的道德发展环境(50%的离婚率、1/3的婴儿一出生在单亲家庭等)。这种不利的成长环境导致青少年产生很多社会间题:暴力与破坏行为、偷窃、性早熟与待、自毁行为等。例如，每年美国有1,4万14岁以下的女孩子成为妈妈。1988年美国卫生局调查显示:20岁以下的青少年中有自杀企图的占1/7。

从20世纪80年代起，许多德育专家批判相对主义与过程主义，呼吁加强品德教育，主张回归到传统的道德教育模式。这些呼吁逐渐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及行动、资金的支持，“品德关注联盟”、“品德教育伙伴组织”等组织相继成立，“回到传统”的呼吁与行动进一步发展成为涉及很多人和很大范围的品德教育运动。

二品德教育运动的基本观点

如何理解“品德教育”的含义?目前争论很多，下面介绍两个用得最多的定义。一个是阿兰·罗克伍德的定义:品德教育就是指以学校为基础并与社区机构合作进行的，通过直接、系统而非相对主义的价值影响去培养学生良好行为的一种教育;另一个是“品德教育伙伴组织”提出的:品德教育就是学校、家庭与社区在帮助孩子理解、关心和实践核心伦理价值的有意识的活动。虽然在实践模式和概念表述上有差别，但品德教育运动仍然有一些大家基本认同的观点:

1多元社会中仍然存在普遍认同的价值

品德教育运动的支持者认为，普遍价值是存在的，学校可以理直气壮地传授它们。以发展儿童的道德判断力为重点的柯尔伯格也逐渐认识到，道德教育的内容是道德教育者不可回避的问题。柯尔伯格的妻子(也是他的合作者)安·希金斯曾经写到:“作为一名道德心理学家、教育家和倡导者，柯尔伯格认识到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哲学家，回答诸如‘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公正?’等问题。最后，他相信，在学校和社会中培育道德发展，须由哲学家们评判是公正的。为了界定公正，柯尔伯格求助于柏拉图、康德以及与他同时代的约翰·罗尔斯和于尔根·哈贝马斯。”

品德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托马斯·里克纳提出，尊重与责任及其派生的价值是学校能够合理传授的价值。另外，还有其他教育工作者以及教育组织提出的各种价值观标准。这些标准在内容上有差异，在产生过程上值得推敲，但普遍价值观存在并可以在学校传授这一点得到了人们的认同。

2强调正面直接的道德教育

在品德教育运动中，教师的职责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学校要求教师努力把鲜明的价值观教育融入到他们的全部教学活动中，期望教师和学校的工作人员成为学生品性学习的典范。芬斯特马赫(G"Fenstermacher)指出，教师从3个方面扮演着道德代言人和道德教育者的角色:第一，他们可以非常直接地进行道德教育，这种指导形式被称为说教式指导;第二，教师可以向学生传授与道德有关的内容;第三，教师以身作则，以自己的道德行为来感染学生，让学生从教师身上看到诸如诚实、公平竞争、替他人着想、宽容和共享等品质。学校实践证明，德育的很多工作需要教师进行直接的解释说明。在某些问题上，学校要求教师有明确的价值观，并让学生感受到这种价值观。

3要求学校与社区、家庭相互配合，建立立体综合的德育系统

20世纪以来，一些社会因素的变化降低了家庭、社区等传统养育机构对孩子的影响。例如，迅速的工业化，从融合着核心价值观的乡村来到大都市的移民，多元文化的迅速出现，媒体提供的多视角的道德与文化观点给父母和孩子带来的困惑，妇女进人职场对孩子养育环境的影响等，这些都使得社会向教育机构寻求帮助。美国德育工作者也强调学校要充当道德教育的主要角色。

在品德教育过程中有很多学校在努力地影响家长:i>让家长重视孩子的道德发展，如提供家长课程，举行早餐会，午餐后在家长工作的地点进行演讲;2)让家长参与品德教育过程，如向家长通报最近时段的活动主题，与家长一起设计品德活动，让家长参加孩子们的主题活动和各种仪式;3)成立家长支持性团体，举办经常性的讨论会。

学校还寻求社区的帮助。例如，社区邀请专家和家长交流品德教育问题，社区为经常缺课的孩子提供帮助等。

4强调实际的行为训练

为纠正价值澄清学派和道德认知学派只关注道德教育过程的不良倾向，很多学校在培养学生品德的项目中都努力给学生提供实践道德价值观的机会，每个品德发展项目都有实践计划支持，如义务服务、校园巡逻队、自主经营管理学校商店等。

对学生品德发展水平变化的评估不是仅仅依据道德知识的测验和道德两难故事的判断。德育效果评估的主要依据是学生行为的变化。在对一所学校的品德教育计划的效果进行评估时，评估者要做的事情是将计划实施之前的有关学生行为的基线数据与受计划影响的数据做比较。

5体现关怀伦理的思想

美国的品德教育运动受到了内尔·诺丁斯关怀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德育工作者从关心孩子所面临的问题人手设计品德发展项目;2)在品德教育过程中注重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让学生感受到爱，为无障碍的师生交流和建立教师个人的积极影响奠定基础;3)在品德发展目标中，把情感教育、关心与自尊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

从品德教育运动的兴起及其基本的实践模式与观点看，它是对道德相对主义与过程主义的否定，同时又体现了关怀伦理的思想。

三对“品德教育运动”的分析

品德教育运动是美国教育领域中的重要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在对这一现象考察和分析的过程中应注意两点:

1)美国的品德教育运动本身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概念问题;“回到传统”与传统德育的本质区别问题;在价值多元的社会如何产生核心价值观、如何避免灌输;等等。

2)结合我国的德育实际和文化背景对其分析和借鉴。以“回到传统”为口号的品德教育运动并不是真的要回到传统德育状态，传统德育赖以存在的社会与文化条件已不存在，品德教育运动是在美国现代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我国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德育实践与美国德育实践有较大的差别，以重群体价值观为特征的文化背景与美国注重个体价值观的社会背景也有很大差异，因此我国德育实践的出发点和德育工作重点都应有所不同。

四品德教育运动的启示

美国品德教育运动可以给我国的德育实践以下一些启示。

第一，关注文学作品对道德教育的价值。工S.列明((J.S.Leming)认为，儿童在文学作品中的体验是一种道德观察学习，班杜拉的观察学习理论亦支持这种道德观察学习观点。文学作品给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参与美德行为模式的机会，还建立了德育目标与榜样之间的联系，并把道德认知转化为可欣赏的道德行为。

第二，引导学生进行道德哲学思考。虽然在品德教育运动中，一些德育工作者批判只注重道德判断的德育，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道德思考。道德教育的假、大、空是不行的，但是仅仅停留在行为习惯和规则层面的道德教育同样不是真正的道德教育，教育者应该适时地引导学生进行道德价值与信仰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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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学前教育历来不注重数学教育，儿童一般要到学前班时（相当于我国的大班）才有机会接触一些简单的数学知识，如加减法运算等。许多教师和家长甚至认为数学的启蒙教育对儿童可能有害。[2]但从20世纪末开始，一系列新的研究表明，早期的数学教育问题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1983年，美国全国优质教育委员会发表了《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列举了儿童的SAT数学成绩在1963~1980年下降了40分之多等现象。[3]1989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在《人人关心数学教育的未来》中指出了数学教育改革的转变：“学校教育应从双重使命（为多数人的数学很少，为少数人的数学很多）转到单一使命（为所有学生提供共同的核心数学）”“公众对数学的态度从冷漠和敌意转到承认数学在现今社会中的重要性”“公众对数学的理解从随心所欲的法则的不变教条转到欢愉模式的严格而又生动的学科”。[4]同年，美国全国数学教师协会公布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全国性的《学校数学课程与评价标准》，分析了现代信息社会对教育的各种需求，提出数学教育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数学素养的社会成员，并对“数学素养”提出了五项条件：懂得数学的价值，对自己的数学能力有信心，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学会数学交流，学会数学推理。[5]作为数学教育的组成部分，对婴幼儿数学教育的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首先是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美国全国数学教师协会在2000年正式出版的《学校数学的原则和标准》中第一次加入了2～5岁儿童数学教育标准。同时，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基金会出资召集了数十名知名儿童数学发展研究专家，召开了专门研究6岁以下儿童数学教育问题的会议，并且史无前例地提供了大笔研究经费用于学前儿童数学教育课程开发及儿童数学发展的跨文化研究。2002年，美国幼儿教育协会和美国数学教师委员会又联合发表了有关儿童早期数学教育的联合声明（《幼儿数学：良好开端》），提出要为3~6岁儿童提供高质量的、具有挑战性的、可行的数学教育。美国幼儿教育协会刊物《早期儿童》（YoungChildren）2003年的第一期是数学教育专刊。[6]其次是政府的高度关注。2001年，美国政府通过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ChildLeftBehind,简称NCLB）要求各州实行以标准为基础的改革，所有各州都应在阅读、数学与科学课程内容方面采用富于挑战性的标准。

（二）美国婴幼儿数学教育研究理论从单一转向多元

20世纪初，进步主义学习理论主张以儿童为中心，通过数学活动获得经验，这一理论的兴起对美国数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随着1957年苏联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后，美国开始了“新数”运动。①“新数”运动是在现代数学理论指导下兴起的，要求从中小学起就要用现代数学精确的语言去传授公理化的数学体系，严格按照现代数学的逻辑来教育学生。至此，进步主义的影响趋于衰落。美国数学界越来越重视对婴幼儿数学教育的研究，且不再遵循进步主义或现代数学等单一理论的指导，而是注重从多元化的理论视角出发，在借鉴与创新中开展对婴幼儿数学教育的研究。

1.社会建构主义学习（Socialconstructionistlearning）。建构主义学习强调身体和心理两方面的共同主动参与。在这一过程中，婴幼儿通过自己的活动建构知识，这与简单的灌输完全不同。[7]每个学习者（包括成年人和儿童）都通过观察、提问、查阅文献和反思等方式来建构知识。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知识并不是通过他人的传授获得的，而是婴幼儿通过操作实物，在学习过程中建构出来的。[8]同时，婴幼儿不是独立地进行建构，输入到他们头脑中的信息来自于实物操作、试验和失误以及他人（包括同龄及成年人）的信息。这种理论强调学习中儿童自身的观察和聆听以及同伴的参与，因而被称作社会建构主义学习。[9]

2.最近发展区。“为了理解儿童，我们必须了解他们成长所处的社会、文化和社会情境”。[10]“维果斯基认为，儿童通过与那些更为熟练地掌握了思维工具的同伴交往，来学习使用由文化赋予的这些思维工具。”[11]维果斯基提出了最近发展区（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ZPD）这一概念。[12]最近发展区是指在同伴、年长一些的幼儿或细心的成人的帮助下，儿童能达到认知发展的下一个阶段。运用最近发展区理论，在婴幼儿数学教育中衍生出了支架式教学这一课程组织形式，即教师提供给儿童一种学习辅助结构，使儿童能够在其帮助下完成任务并获得思维的发展。由此可见，美国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很注重研究理论的借鉴、思考与创新。

3.感觉学习。为了解决婴幼儿数学教育中的各种困惑，美国学者不但运用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还借鉴了脑科学相关研究成果，强调感觉学习在婴幼儿期数学学习中的重要作用。脑科学研究发现，大脑中有很多区域会参与加工感觉到的信息，最初的感觉加工是发生在大脑皮层外层，大约在前额后方中部区域。这个特定区域是专门处理精确定位和感觉输入类型信息的区域，为人类的感觉学习提供了生理学基础。感觉学习（sensorystudy）是婴儿期认识世界、习得知识的主要途径：儿童从婴儿时期就认识到客体、声音和运动，并运用不同的分析器（视觉的、听觉的等）进行感知和比较，从数量上区分物体的不同。对于处于感知运动阶段的婴幼儿而言，很多学习与感觉输入直接相关。他们不断以不同的动作来操作物体，从而建构起他们感觉加工的知识储备。[13]感知活动是最初数概念形成的基础，婴幼儿会在感知觉活动中对物体的形状、大小和数量进行比较，并把这些活动的经验与其过去的经验进行对比。为什么前运算阶段的幼儿难以理解数的守恒？因为这个年龄的幼儿容易为事物的知觉特征（如纽扣排列的方式）所迷惑，于是通常判断排列得更长的一排纽扣数量多。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个年龄的幼儿基本上是“经验论者”，而不是“理性论者”，他们的知识建立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上，而不是理性推理的基础之上。因而这一阶段的幼儿运用自己的各种感官收集信息，了解并认识周围的环境，感觉学习是他们的主要学习方式。

二、美国婴幼儿数学教育研究的特点

（一）广泛而独特的研究视角

婴幼儿数概念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化过程，大量的感性经验和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数学活动是促进婴幼儿数概念发展的基本条件。因而，美国的数学教育非常强调数学与生活、数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其对婴幼儿数学教育的研究涉及的范围和研究视角也非常广泛。首先，重视研究文化等社会因素对婴幼儿数学学习的影响。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民族众多。因此，在婴幼儿数学教育研究中，就不得不考虑文化对婴幼儿数学学习的作用。研究发现，文化兼容教学法（Culturalcompatibilityteachingmethod）（通过合作学习、鼓励相互支持以及强调个性化学习至上的公共性，发挥黑人儿童家庭参与模式的有效性，从而影响儿童的学习）就是在重视文化对教育影响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14]其次，关于婴幼儿所处的家庭教育环境对其数学思维的影响也研究颇多，甚至发展出了一系列的相关项目。美国“家庭数学”（FAMILYMATH）的研究就是例子。“家庭数学”即家长与孩子一起做、一起学习的数学。“家庭数学”突出趣味性，强调在做中学，使家长和孩子通过手头材料（积木、豆子、牙签、硬币、扣子等随处可得的材料）建立对数学概念的理解，逐步发展孩子解决问题的技能和数学交流的能力。[15]第三，对教育机构（包括幼儿园、托儿所等正规的教育机构，也包括社会上的各种私立教育机构）内婴幼儿数学学习的相关因素研究更为全面。这一研究包括选择适宜的课程方案、在教学中有效使用技术、教师怎样给予婴幼儿支持、探究有意义的数学、[16]选择适合的数学教材、为不同发展水平的儿童开发数学材料、进行真实性评价[17]等。

（二）生态化的研究方法

生态化趋向是当代婴幼儿教育研究中备受关注的理念。它强调在真实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环境中研究婴幼儿的成长规律，提高婴幼儿教育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当代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提出了婴幼儿发展的生态理论。这一理论指出：婴幼儿的环境———发展得以发生的社会生态体系———远远超出直接影响他们的活动与事件。婴幼儿所处的环境可以分为四个不同层面的生态系统：微小系统、中间系统、外部系统和宏观系统。[18]由于婴幼儿教育的启蒙性和保育性的特点，其研究离不开与婴幼儿成长有重要关系的家庭、幼儿园、同伴及重要的教养人等微小系统。而自然观察法和自然实验法就是通过婴幼儿直接接触和体验到的环境开展研究而采用的研究方法。

1.自然观察法。观察法在确定婴幼儿数学思维发展水平上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对于婴幼儿来说，更适合的观察法是自然观察法，即让其在自然、生态的环境中进行活动和操作，然后对幼儿的活动和操作进行观察。美国对婴幼儿数学思维的观察记录多采用记叙性描述，即现场实况详录，通常是着重记录观察者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资料和信息，如观察对象的典型行为及表现等。得宝（Duplos）②玩具桌旁，4个学龄前幼儿都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积木建筑物上。很快，所有长方形的得宝玩具都被用完了。阿利森想要更多的长方形得宝玩具。她找到了两个正方形的得宝玩具，把它们拼接在一起，并且准确地放在她的建筑物上面的长方形空缺上。这时，她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得宝玩具，就抛开原来的那个。当时，戴文蒂在搭建拼图的过程中也缺少相同大小的长方形得宝玩具。他注意到阿利森放置两块正方形得宝玩具的方法，看看自己的建筑物，于是开始模仿她的做法。[19]这一案例表明，学前期幼儿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分类、比较和对比等初步数学技能。这一结论完全是经由自然观察得出的，可见自然观察在确定婴幼儿数学思维发展水平，以及在真实情境中设计教学方案及策略方面的重要作用。

2.自然实验法。实验法是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由于婴幼儿的注意力发展还不完善，在实验中极易受外界干扰因素的影响，因此适合婴幼儿心理特点的实验方法是自然实验法。自然实验法是在日常生活、学习、工作的自然条件下，研究者适当地控制或改变一些条件，以引起被试某些心理现象的方法。[20]自然实验法既能适当地控制一定条件，又能结合日常的教育工作，因而在美国婴幼儿数学研究中应用广泛，相关的实验研究不胜枚举。例如：婴儿已经表现出区分一个和两个物体的稳固观念。在发现前不久放在自己面前的两个玩具娃娃只剩下一个时，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会露出惊讶的表情。[21]又如，在请幼儿往一只船上放小立方体，看看究竟需要多少立方体才能使船沉入水中的实验中，第一组对实验过程的安排是让感兴趣的幼儿一个接一个参加，只见幼儿不断把木立方体放到船中，直到船沉没为止。接着，幼儿和成人一起点数，并将实际的数字与自己先前的预测数字相比较。第二组4名幼儿则围坐在桌边，用船和立方体做实验。他们将立方体拿出来，又放进去，水洒满了桌子。过了一会儿，他们似乎意识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了，立方体变成了“船长和船员”。在孩子们看来，船翻了，不是因为装了太多的立方体，而是因为想象中的船长和船员的出现。[22]可见，在运用自然实验法研究时，研究者必须跳出他们自己的思维方式，理解并思考婴幼儿的想法，以便更好地探究其心理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三）连贯的研究过程

美国数学教育注重连贯性，如《学校数学课程与评价标准》只划分了四个学段：K-2年级、3-5年级、6-8年级、9-12年级，没有以年级或年龄为分水岭，而是将婴幼儿的学习看做一个连贯、整体的过程。这种教育上的连贯性给学前数学教育与小学数学教育的衔接和教学方面的交流提供了便利。美国教育注重连贯性，相应地，对教育的研究也注重连贯性。如国际教育成就调查委员会（TheInternationalAssociationfortheEvaluationofEducationAchievement，IEA）的“第三次国际数学与科学研究”（TIMSS：Mullis，Martin，Beaton，Gonzalez，Kelly&Smith，1997）、[23]零点调查公司（HorizonRe－search,Inc.，HRI）的“2000年全国科学与数学教学报告”（Weiss，Banilower，McMahon&Smith，2001）[24]、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NationalScienceBoard，NSB）的“美国紧迫的挑战—构建更坚实的基础”[25]等调查报告中，对数学部分的调查研究都是连贯的，“K-12科学和数学教育面临的挑战”子目录[26]等也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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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今，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日益激烈，这种竞争归根结底，是不同国家之间人才的竞争。正如我们所知，家庭是孩子成才的起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才的竞争也是家庭教育能力的竞争。随着我国的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的不断开放，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在外来教育的冲击和影响下，弊端日渐显露，因此，家庭教育改革刻不容缓。

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家庭存在于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社会中，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直到我们独立，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父母一起度过的。常言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青少年担负着国家的未来，是社会的期望，是整个未来世界的主人。父母是否教育自己的孩子以及是否关心孩子的发展方向，都将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古至今，许多思想家都高度重视家庭教育。“一个能够管理一个国家和世界的人一定是一个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能成功地支撑起自己家庭的人。”正如中国儒家学说所论述的，家庭教育是治理国家的基础，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把国家兴亡和教育联系在一起。英国思想家JohnLocke认为家庭教育是一个人教育的起点，也起着导向性的作用。

三、家庭教育成效的比较

美国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参与了家庭事务，他们逐渐就拥有了市场经济思维，十八岁之后他们就独立于父母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靠做兼职挣钱来支付他们额外的开支。从那些实践活动中，他们积累了许多促销方面的管理经验以及如何与顾客交流，知道了金钱的来之不易，逐渐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在中国，孩子们是家庭的中心。孩子们养成了许多坏习惯，正如中国的一句常言所说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虽然在考试分数方面中国孩子比美国孩子做得好一些，但是中国的孩子，被动地处理问题，依赖他人，社交能力差，责任感差。这些性格特点从大体上而言，与我们国家的“应试教育”有关。

四、家庭教育进程的比较

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家庭教育仍然是教育体系中至关重要的方面。就像学校教育，它有自己的目的，内容和方式。

1.教育目的的比较

美国家庭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们适应多样化的环境，教孩子们如何在社会上独立生存。这种期望不是那么的高。它不是无形的幻想，而是实际存在的，容易把握的。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实现他们自身的价值而不是追求高文凭，令人羡慕的职业之类的物质方面的收获。另外，在这个目的的支配下，孩子们也提升了自我决定意识和自信能力。与美国相比，中国家庭更趋向于把孩子培养成材，希望他们有前途，过上稳定，舒适的生活。家长望子成龙，对孩子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他们集中精力于学业方面的学习，还有孩子一点都不感兴趣的艺术培训。最终，创造性被制约，这个上天赐予的天赋被扼杀在摇篮里。

2.教育内容的比较

美国家庭教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它注重孩子们在体格，认知，语言，情操方面的协调发展。例如，当家长去图书馆的时候，他们喜欢带上孩子，刺激孩子对新事物的求知欲。让孩子们接受环境的熏陶。在情操方面，他们引导孩子认知音乐，油画，舞蹈，文化，跟他们一起去博物馆，文化展览馆，鼓励他们参加创造性的活动，使他们感受自然，发现奥秘。

虽然中国家庭教育的内容也划分为四个方面：德育、智育、体育和美学，但是当孩子们到了上学年龄，智力却处于压倒一切的位置。在体育方面，父母总是更关注孩子成长所需要的营养，不让孩子遭遇疾病，危险。在智力方面，他们买很多有教育价值的书，然后教他们读书，写字以及算术技巧。当孩子们开始接受学校教育的时候，父母又趋向于检查孩子的家庭作业，买大量的课外练习册以帮助他们在考试中取得好的分数。在审美观方面，越来越多的父母已经意识到特殊技能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一窝蜂似地把儿子，女儿送到画画班，舞蹈学校或者请家教教孩子学乐器。一方面，这种做法忽视了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另一方面，这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开支。下面的事实可以说明这两个国家对智力的不同理解。当孩子们回到家了，中国的父母总是问：“你今天认真听老师讲的内容了吗？”或“你今天得了多少分啦？”然而，美国家长问的是：“你今天在学校问了老师什么问题呀？”或“今天的课有趣吗？”

3.教育方式的比较

在美国民主的教育方式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孩子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家庭事务。父母鼓励孩子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允许他们不接受自己说的东西而保持自己的理解。父母是孩子的朋友，能和孩子平等地交流，不仅仅是向孩子学习一些东西，而且还对此感到自豪。孩子们的隐私也完全受到保护，不经允许家长不会进入孩子的房间，他们也没有权利去干涉孩子们的社交活动。

在中国，孩子们几乎没有发言权。家长认为家庭事务是大人的事。孩子们应该做的就是遵从家规，顺从于父母的意愿。家长似乎是家庭中的权威，于是代沟也易于产生。孩子总是感觉父母不可理解。在家长和孩子之间存在很多交流障碍，家长把一切都归结于社会环境与孩子成长之间日益增长的复杂化。根据福州教育学院心理健康委员会对1664个学生家庭的调查数据，偶然的交流占31.4%，有意的交流占2.7%。孩子上一二年级的家庭占77%，孩子上三四年级的家庭占60%，孩子上五，六年级的家庭占的比例不到50%。

这份调查也证明了许多家长与孩子交流感到很焦虑这个事实。其中，46.1%的家长认为他们的孩子更成熟了，14.2%的家长认为很无助，13.2%的家长认为他们无言，6%的家长认为很难跟孩子交流，61.4%的家长感到很安心、舒适、高兴。这对发展孩子的好习惯、性格、青春期健康心理都很不好。孩子们的自由总受到家长的侵犯。例如，他们的书包、日记总是被父母搜查。

五、产生不同家庭教育的原因分析

同样是在现代社会，同样是十分关注家庭教育，为何这两个国家仍然会出现上面所提到的显著的特征呢？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四个原因：

1.这两个国家的历史背景

美国被认为是一个有着广阔的地域却简短历史的国家，的确，它只是一个移民国家。在过去的四个世纪里，大约五千万人移居到这个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运动，于是其它国家开玩笑地称它是“融炉”。由于这种多样文化观念的影响，人们能很容易地接受新想法和新文化，把它们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中，因此，发展的空间相对更大了。

相反地，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同时被许多传统和习惯所限制。特别是封建观念已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人的脑海中，以至于保守的、自闭的想法在文化观念中占大多数。

2.经济体制

美国拥有先进的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更多的机会，更少的生存压力，美国拥有一种比较完善的雇佣体制。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人们不必一生都从事一种职业，由于那些因素，美国人有更广泛的选择工作的余地。在找工作方面他们也很开放。他们的父母认为只要孩子能生存，能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他们的工作都是平等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它有像上海、北京、大连那样的大都市，但有许多人仍处在贫困线上。中国处于一个学历优先的社会，生存压力非常大，人们把所有的生活都寄托在工作上，找工作的范围非常窄。家长认为学习上的成就是找到一份好工作、追求一生稳定的好方法，也是理想生活的必需。因此，他们的教育中心就是孩子们的成就。

3.不同的价值取向

美国人珍视他们自己的个性，价值取向是个人主义，他们注重个人利益，拥护个人发展和自我认识，这就是美国文化的核心。根据这种价值，父母倾向于把孩子和他们自己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孩子的自我价值是建立在父母对自己意愿、兴趣爱好尊重的基础上的。

在中国推崇地是集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在中国的哲学中，个人价值服从于整体利益，父母丢弃了自我感，重视孩子的“自我”。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肩负着他们的希望和生活的未来。他们往往为自己的子女设计现在和将来。

4.不同的思维方式

美国人是理性化的。美国家庭用最基本的理性原则对待孩子，培养孩子的义务和其它的社会义务一样。相反，中国人崇尚道德，家教是以道德为基础的，对孩子的义务是整个家庭而不是社会的。

六、结论

综上所述，家庭教育应该改变传统理念，在保持我们优势的基础上，我们更应该注意平等和民主，在教育内容上把知识和实践归于同等位置。我们应该更有助于建立孩子们的自我信任和独立，开发他们的潜能以更适宜于我们传统社会发展的需要。

常言道：“孩子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为了中国更繁荣发展，我们必须尽我们的能力为祖国的花朵提供更好的教育。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呢？肯定要从家庭开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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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大学生对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启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1990年教育部为加强对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宏观指导，成立了全国大学生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并且分别于2001与2002年颁布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以及《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施纲要（试行）》。虽然我国大学生心理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在一些因素的制约下，心理健康教育发展还不平衡，一些问题比较突出，具体表现为：第一，心理健康教育队伍专业水平不高，并且不稳定。目前我国高校的心理健康者数量呈现出明显的相对不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很强的专业性知识，对工作者专业素质要求相对较高。但我国高校从事心理健康咨询和教育的工作者主要包括心理学教师、政治课教师、辅导员等管理者，他们中多为兼职，并没有受过系统的、正规的心理学技能的培训。因此，在咨询和教育中不容易达到良好的效果，不能很好满足大学生的需求。第二，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停留在咨询和治疗层面。我国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多数为“重心理咨询，轻健康教育”和“重障碍性咨询，轻发展性咨询”，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仅仅停留在针对心理异常学生的咨询和治疗上。而忽视相对多数心理健康却面临成才、学业与情感等问题困扰的大学生，导致高校心理健康的教育对象以及范围受到很大的局限。第三，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活动不够规范。虽然多数高校已经开设了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但一些学校教学质量不高、课程内容不够规范，使用的教材也五花八门，没有统一的质量和内容要求。这样就很难有效地提高我国大学生心理素质水平。美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教育体系和模式，其成功经验对加强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建设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型队伍首先，要完善心理健康教育者的资格准入制度。上岗教师须持有职业资格认证，并定期接受资格审查和检验。其次，加强对心理健康教育者的培训。定期组织培训班，对从业人员进行教育学、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等方面的培训。举办心理健康教育论坛，鼓励从业人员进行经验交流，开展调研实践。再次，政府要把高校心理咨询师当作人才来定位，明确心理健康教育专家的培养步骤和方向。通过划拨科研基金，鼓励从业人员进行相应的科研活动。科学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第一，基础课程的开设。对低年级的大学生可以开设社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等基础公共课程，增强大学生对心理现象的理解。第二，实用性课程的开设。在不同阶段开设入学教育、情绪调节、人际交往、择业与求职等实用课程，侧重解决大学生具有共性的心理问题，增加教学的实用性。第三，设置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活动，解析有代表性的心理案例。把辅导重点放在提高大学生解决自己心理问题的能力上来。进一步拓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路径首先，充分借鉴美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形式，组织培训活动，拓展有关服务的渠道，例如：可以建立心理健康图书馆，开展社区服务以及相关的团体研讨，使学生在产生心理困惑时，能够从自身的问题出发找到解决办法，在自我保健的同时，更能够促进自身良性发展。其次，进一步拓展路径，在宿舍和班级中挑选心理素质好、各方面优秀的学生进行培训，发挥“朋辈”心理辅导员的作用。他们可以定期带领自己小组的成员，针对一些有共同兴趣的主题进行讨论，彼此帮助、彼此支持。能及时发现同学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成为学生和心理咨询师之间沟通的桥梁，另一方面更利于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在学生中的广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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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宗旨美国社区学院的教育形式有全日制形式，工学制形式，周末制形式等。有的社区学院对某些职业教育实行办公半读的教学计划。学生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在与专业相关的企业工作。一方面，既可以巩固多学的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能获得一定的收入，这种职业教育项目很受欢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职业生涯做好准备。社区学院的中心使命是一种为学院所在的社区经济发展服务的一种高度责任感。社区学院尤其在参与当地经济上和产业的发展上革新，为了满足当地特色的劳动力需要来设计独特的训练项目。服务地方经济为导向的人才培养在专业及课程设置，学生实习实训等方面，都和企业的需要紧密结合。这种以地区经济发展需要为宗旨的人才培养既满足了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又能使毕业生获得职业生涯中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政府及社会大力支持美国是一个十分重视职业资格的国家，一般从事某一职业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社区学院就是针对本社区开设一些职业课程，来满足学生的就业需要。政府也大力支持学生进行职业的训练。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的国会声明中提出:美国人至少花一年的时间进行高等教育或职业生涯训练，这样美国才能再次获得在世界上最高的大学入学率。他强调，在日益竞争的经济社会，美国经济的增长依靠工人的教育和劳动技能，在过去的一些年里，要求至少有学士学位的工作比不需要大学经历的人要增长2倍。而社区学院的前2年的教育能够给年轻人提供很好的职业教育的机会。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学均接受从社区学院转入的学生，因此选择暂时不就业的学生也有机会继续学习。政府、社会、企业对社区学院的毕业生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美国社区学院通过提供一些非学术的课程，这些非学术的课程为了某些特定的职业，特别是社区急需的职业提供一些有针对性的，高质量的课程或训练。政府的调控，能够减少办学过程的盲目性，提高办学效率，以更好地实现就业市场的需要。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认同与支持，能帮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而不会因为文凭获得的压力而放弃职业院校。

(四)独具特色的课程体系美国社区学院的职业课程，它所培养的一般是技能型人才，其中高技能人才往往是具有相当经验的在职人员。然而美国的一般大学不仅仅从事学术性，工程性教育，还进行继续教育。这样一来，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就可以继续升学或选择就业。美国社区学院的课程设置具备以下特点:1)注重基础性，对学生的人格发展有重要的影响。2)注重实用性，对学生的就业和职业有帮助。3)注重时效性，适用所处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4)注重地域性，适应当地的区域经济的发展特点。5)注重全面性，满足各类学生的不同需求。其教学体系有科学的反馈与评估。课程体系作为人才培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了人才培养的质量。课程的理念是否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及企业文化的需要，课程内容的设置是否能够满足市场，课程评价的体系是否能关注学生职业能力的发展，这些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

二、我国高职院校目前的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发展现状是:位于大城市、交通便利、办学历史久的高职院校发展较好。理想当中教育是能满足以下三方的需求:第一是顾客的要求，学生要求入大专院校和要求学习他们入学时想学习的课程。第二是人力的需要，机关和企业吸收毕业生就业，从而影响大学的课程和毕业证书。第三是资助人的影响，高等教育体系不是(它们从来也不曾)靠顾客或企业雇主的资助。现在高职院校的现状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服务地方经济的功能发挥不够大学的职能是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占据了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高职教育应该有怎样的特殊职能?在现实中，又实现了哪些职能?一些地方的高职院校为当地经济服务，高职毕业生是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可一些地方的毕业生社会认可度不高。高职院校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职能是立足和服务于所在区域的经济，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地方高职院校的课程设置等各方面应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联，并将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作为地方高职院校的主要责任和神圣使命。有些地方院校能够立足资源，服务地方，处于湖南湘西的吉首大学找到了“有特色高水平”的发展方向。吉首大学新的办学理念，就是办一所“平民大学”，一所贴近普通民众、造福平民百姓、直接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大学。高职院校同样也可以根据当地的特色及现有资源优势来打造高职院校的特色。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加快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的方针，并明确高职院校必须为地方经济服务，以此赢得地方政府、地方经济的进一步重视及投入。娄底职业技术学院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尝试，该学院的毕业生职业资格取证率达97%，就业率高达97．1%，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职业教育不仅在数量上、质量上和层次结构上，而且在指导思想、培养模式、宗旨和目标上，都要与其依托或关联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才能有效推动经济发展，否则职业教育的应有功能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但总的来说，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以提高就业率为宗旨，专业设置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服务地方经济的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二)课程体系不够完善我国高职高专教育以培养“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术技能型、复合技能型和知识技能型高技能的人才”为人才培养目标。在课程体系中，高职院校倡导“能力本位”模式，以培养学生技术和职业岗位应用能力为主，具体体现为培养“基础理论知识适度、技术应用能力强、知识面较宽、职业道德素质高”的专门人才。高职院校课程体系改革要从课程结构的综合化和模块化及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改革与课程体系改革的联系以及课程考试改革等几方面来进行，确立以提高学生职业训练能力为中心的新课程体系，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目前中国的高职教育，在大众的眼中，便成了资格培养之所。社会对高职院校的期许，也是培养合格的，能适应岗位需求的毕业生。拥有技能等级和各种资格证书成为众多高职学生的目标，也是广大院校教师们培养人才的落脚点。只有真正知道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是什么，才能更好地进行课程的设置与改革。课程体系的不完善，势必会使人才的培养大打折扣。

(三)政府对高职院校的引导力度不够国家对职业教育的立法在逐步完善中。从199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到《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政府对高职院校的招生制度，人才培养，水平评估，师资队伍等各方面都给予了一些指导意见。但政策的出台离不开各院校的积极改革与创新。高职院校要结合各院校的区域经济特点，对其内部的教学管理，课程体系等进行全方位的改革。现在高铁工业的发展，学校是调整专业还是进行课程组合的改革?高职院校的改革，从体系到高职教育的职能，学校管理等方方面面都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政府、企业和高校的三主体的发展将成为一种趋势。产业结构的变动，与高职教育的内容与专业设置匹配也是高职院校面临的问题。高职院校的学生学习动机缺失，许多学生不愿意学习，家长和社会的压力使得学生必须进入学校进入正规的学习，否则被视为没有出路。政府，社会和家庭，对于高职院校的引导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及管、办、评分离的体制必会使教育模式、教育机制，人才培养模式发生一系列的变革。

(四)与企业的合作不够深入与企业合作是高职院校发展的一种趋势，政府积极呼吁高职院校加强与职业界的合作。由于经济的变革以及以知识及其应用和信息处理为基础的新的生产模式的出现，必须加强和革新高等教育、职业界和社会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职业界的代表参与高等院校的管理。高等院校应该系统地考虑职业界及科学、技术和经济部门的发展趋势。可是，现在高职院校在积极做出努力，企业界由于缺乏制度的保障等等因素，并没有达到一种积极主动的和谐氛围来参与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工作。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实践教学的主要途径，保证校企合作的有效开展，需要双方积极的沟通，以达到共同培养人才的目的。

三、高职院校发展的出路

高职教育进入到了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但是很多学校管理、课程、学生的就业等问题已经十分明显，这些问题不得以解决，高职教育的发展阻力更大。高职院校内部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在注重高职质量的提升。

(一)明确高职的职能及培养目标新职业主义(thenewvocationalism)强调在职业教育中，应加强学习能力的培养。根据布拉格(Bragger)的观点，职业阶段与持续受教育的机会紧密相连，职业教育的课程范围应该扩大，以促教育的改进和就业机会的增加。新经济形式下的工作要求开发高质量的课程，以确保学生达到学术成就和职业能力的高标准。美国的社区学院有明确的定位，课程内容适应了社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高职教育培养的是高技能型人才。可现实的情况是:高职教育的学制为三年，而要成为一名高技能型的人才需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工作经验。我国高职教育的主要职能就是为社会培养具备高智能型人才素养的技术人才。高职院校需要制定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在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情况下，高职院校需要进一步明确各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加快课程管理及改革的力度。在国家呼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立的进程中，加快高职院校内部质量改革尤为重要。

(二)加快高职招考制度的改革步伐目前高职院校的门槛已经很低，可是高职院校仍旧面临着招生的压力。文凭学历的压力不选择高职，选择了高职的学生却没有认真学习。技能加专业型的招考制度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还在探讨中。湖南许多高职院校开始了单独招考，不与高考同步。美国社区学院采取的是开放式的招考制度，任何人只要注册就可以申请参加社区学院课程的学习。在入学之前，学生不需要通过任何考试，就近入学。教育部于2013年在“关于积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提出，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将逐步与普通高考本科考试分离，探索“知识+技能”的考试评价方法，为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多样化的入学形式。逐步形成省级政府为主统筹管理，学生自主选择、学校多元录取、社会有效监督的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中国的高考即将退出的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无疑能为今后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引导作用，会加速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立的进程。

(三)完善课程体系设置，加快课程改革步伐美国社区学院专业及课程的设置贴合社区的年度及中长期发展规划，契合当地工商业需要和就业市场趋势，及时增删专业，更新课程，以满足生产发展及科技进步的需要。社区学院课程设置的多元性，灵活性与区域性，既能满足当地企业的需要，又能吸引毕业生在本社区就业。毕业生深受企业欢迎，企业便会积极主动地和院校合作。政府给予政策取向。因此，课程设置及人才的培养需要积极吸引企业界的参与。政府应当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让企业有更多的热情和精力来参与，而不是院校的一方主动，高职院校是为企业直接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企业的参与与观念无疑能够给院校的人才培养起十分关键的作用。要完善课程体系的设置，一方面是要使课程设置与企业的需要紧密结合，另一方面，高职院校需要更新对于课程的理念。智力培养是大学教育中的一个方面，在这里，理论兴趣和实际功用相一致。不管你向学生灌输的是什么细节，他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这种细节的机会是很小的;如果他确实遇到这种细节，那时他也许已忘记了你曾教他的有关此事的情况。真正有价值的教育是使学生透彻理解一些普遍的原理，这些原理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具体事例。在随后的实践中，这些成人将会忘记你教他们的那些特殊的字节;但他们潜意识中的判断力会使他们想起如何将这些原理应用于当时具体的情况。一所大学的理想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力量;大学的目标是把一个孩子的知识转变为成人的力量。高职教育的课程体系设置不能过分地追求学生的职业技能，把学生培养成企业需要的“技术人”;职业道德，职业人品等方面的培养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健全的人格素质，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沟通能力，合作精神等方面的培养也应该纳入到课程体系中，并且给予更多的关注与重视。

(四)根据地方经济发展，调整人才培养模式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决定了应该有不同的高职发展模式，无论是美国的“社区学院”模式还是德国的“双元制”模式，我们都不能照搬照办。不同的模式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即便在中国，不同的省情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状况不同，所采取的培养模式都有其各自的特色。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办学要充分利用当地的经济发展特色和独特的产业结构来调整专业设置。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高职院校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高职必须紧扣经济社会发展脉搏，紧跟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按照区域经济中产业发展和人才规格的需求，围绕区域的支柱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设置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高职院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极为密切。高职院校的专业建设无疑要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相匹配。反过来，区域经济发展推动着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当区域经济发展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时，高职院校才会发展壮大。美国社区学院坚持以服务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心，在我国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许多高职院校已经开始做出了一些尝试。如宁波的高职院校借助其商业发展中心的优势，本着“主动服务”专业建设理念，采取了“多方联动”的策略，积极与社会各界寻求多角度合作。以其服务型的教育体系，为高职院校的专业建设营造和谐的氛围。许多其他地区的高职院校也在做出积极努力，但在专业建设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方面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高职院校与地方政府及企业的合作缺乏制度的保障等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美国教育论文例10

一

1998年的一天，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麦耶·费尔德伯格接到一个老朋友麦克·米尔肯的电话。米尔肯在华尔街向以长袖善舞闻名，从炒卖垃圾债券到收买倒闭公司，无所不能。最近由于违反证券法坐了22个月的牢，刚从联邦监狱里出来。米尔肯对费尔德伯格院长说，他们共同的朋友安德鲁·罗森费尔德，一位名律师兼芝加哥大学董事，正在组建一家专事远程教育的网络公司。假如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愿意加盟的话，哥大教授就能将他们教授的远程在线课程放在他们公司的网站出售，授课教授将从选修他们课程的学生所缴纳的学费中获得丰厚的报酬。

这看来像是一笔双赢的交易。假如哥伦比亚大学愿意加盟，那么罗森费尔德的网络公司立刻就从哥大的学术声望中得到用金钱难以衡量的信用保证。而且他们还能利用哥大的名声来吸引其他名牌大学加盟。费尔德伯格院长也有他的考虑。他认为，哥大教授的学识与才能至今仍被死死地限制在学校的高楼深院，而网络的发展为哥大走向世界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既然学校暂时不可能投入巨款来进行多媒体远程教学的试验，那么利用网络公司来发展自己的远程教学又何乐而不为呢？

费尔德伯格院长成功地说服了当时的校领导。几个月以后，哥大商学院与这个网络公司（UNext）签下一份合同，哥大教授以学校名义在网络教课，哥大根据注册学生的人数从网络公司收取版税；五年以后网络公司付给哥大的版税总数将不少于两千万美元。

不出米尔肯和罗森费尔德所料，哥大的加盟立刻引起连锁效应。不久，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等名牌大学也纷纷效仿，在网络公司UNext的旗下组成卡丁大学（CardeanUniversity），专门提供网上商学教育。

几乎同时，哥伦比亚大学又宣布投资两千万美元，建立盈利性的远程教育公司（），并说服剑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芝加哥大学、大英博物馆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大学与学术文化机构加盟。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既然远程教育或网上课程方兴未艾，那么光是冲着名牌大学和顶尖文化机构的光环，21世纪求知若渴的消费大众也会毫不犹豫地打开钱包，狂购任何打上常青藤商标的知识产品。

然而，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这些在哥大背后趋之若鹜的文化“大款”们还没有来得及庆祝他们的成功，90年代末网络经济的泡沫就开始一一破灭了。2002年卡丁大学除了一个漂亮的网页而外，简直没有任何实绩可以向它的投资者们交账。网络公司UNext只得在裁员50%的同时，低三下四地请求所有加盟的大学和机构“修改”当初许诺两千万美元回报的那份合同。2001年，哥大为这桩“新生事物”总共投入1490万美元，但当年所有的进帐不过70万美元，连零头都没有捞回来。这样的蚀本买卖当然难以为继。2003年初，哥大宣布抽回资金，这项商学结合的代价昂贵的实验亦黯然收场。

其实，在20世纪末这场dot-com和网络教育的狂潮中蒙羞的远不止哥大一家。2002年，美国高校在上世纪末建立的网络远程教育机构几乎全军覆没：杜克大学的网络合作伙伴Pensare倒了；纽约大学在线（NYUOn-line）倒了；马里兰大学在线倒了；宾大华顿商学院的网络合作伙伴Caliber宣告破产；哈佛大学、北卡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的网络合作伙伴UniversityAccess改名换姓并宣布退出高等教育；天普大学建立的盈利性远程教育公司还没来得及开课就被校方一脚蹬了；只有康乃尔大学的远程教育中心还在苟延残喘（Kirp,2003）。

还有更让人下不了台的例子。西部州长大学（WesternGovernor`sUniversity）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筹办最久、名气最大的号称网上大学中的旗舰。2001年声势浩大的开张可谓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可是，预计首期招生五千名，结果只收了十名学生；所有投石问路的人全加上也才75人。该校的营销部主任不无尴尬地解释说：“这说明我们的学生对于大学的选择十分慎重。”《数码文凭工厂》的作者大卫·诺贝尔讥讽道：“当然喽，这种必输无疑的赌注，慎重的学生们怎能看不出来？”

这种决策的失误，看似当局者一时的迷思，其根源却不简单。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Bok,2003）说过，今天的大学必须掌握现代社会进步所必不可少的三件法宝：专业知识、训练有素的人才以及科学发明。一所大学所拥有专业知识的质和量是以它所开设的专业科目来衡量的；大学人才的质量往往由明星教授的多寡来决定；而大学的科研产出能力则以日积月累的方式奠定它在社会上的地位。但是，大学的这三件法宝，每一件都是用钱买来的啊！热衷于远程教育的当局者不就是想借现代科技的东风为学校搞几个钱吗？但是，凡事有其规律，教育亦不例外。当局者之迷思，说到底起源于一个基本概念的混淆。教育者，教书育人也。那就是为什么大学要花那么多钱装点校园、张扬学术、延聘大师：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学生创造一个学术氛围和成长环境，使他们能够在汲取知识的同时，亦能在文化趣味、社会交往和领导能力等各个方面都得到相应的培养和熏陶。远程教育虽至今仍然顶着“教育”的大盖帽招摇过市，但其功能只能是教而不育。比如说，你想通过远程教育课程学习一门计算机语言，那么网上大学实在是经济实惠的选择。但是，技能的训练与人的全面发展毕竟是两回事，虽然二者都和“教”字沾边。

二

说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美国大学已经不是第一次落入远程教育的陷阱，而且上一次的落难与这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诺贝尔（Noble,2001）在《数码文凭工厂》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述。

早在19世纪80年代，托马斯·福斯特（ThomasJ.Foster）就在宾夕法尼亚州建立了一所私立的、营利性的函授学校，提供矿业、制图和钢铁生产方面的职业培训。以这所学校出乎意料的成功为基础，福斯特又在1892年建立了当时号称教育产业中最大、最成功的国际函授学校。至1926年，美国已经拥有300多所函授学校，产业总收入超过7000万美元，相当于当时所有大学收入总和的一倍半，函授学生总数是所有正规大学生和研究生总数的四倍。面对这样的局势，正规大学有点坐不住了。20世纪初，芝加哥大学的首任校长威廉·瑞恩内·哈泼（WilliamRaineyHarper）率先成立函授部，抢滩函授教育市场，威斯康星、内布拉斯加、明尼苏达、加利福尼亚等州立大学紧随其后，大有与私立营利性的函授学校决一雌雄的架式。

可是，正规大学虽然大张旗鼓地占领函授教育市场，他们似乎在内心深处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于是，他们便挖空心思地寻找他们与街坊里弄的函授学校之区别所在。他们悲天悯人地说，正规大学之所以需要站出来与私立营利性的函授学校竞争，实在是不愿让营利性的函授学校以低劣的教学质量和高昂的收费标准来误人子弟。唯有一流大学才能提供一流的课程，而且几乎所有的大学函授广告都许诺由他们的大牌教授来承担函授课程。

哥伦比亚大学直到1919年才进入函授教育市场，但他们后来居上，短短几年内就和芝加哥大学平分秋色，成为正规大学函授教育领域的领军之校。哥大函授的营销战略说不定能让今天麦迪逊大道上最负盛名的广告公司汗颜。他们的广告主题是：“学习的能力有多大，挣钱的能力就有多大”；“将闲暇变成现钱”；“谁能掌握你的未来？”；“谁说你不能活到老、学到老？”等等。结果，在1920年，哥大函授仅有156名学生，到1926年哥大函授学生已经达到5000，而且这个数字仅化三年就又翻了一倍。哥大函授学生来自美国所有的州以及世界上50个国家。如此辉煌成就的秘诀，除了强大的广告攻势而外，就是开门办学！哥大起初还对函授学生的学历有所要求，后来索性敞开大门，买了门票就能进！

有趣的是，在这里函授教育与麦当劳快餐居然有所不同、亦有所同。不同在于，生产汉堡的程序可以标准化，但传授知识的过程却实在难以进入流水作业。相同之处在于，正如一流厨师不会应聘到麦当劳掌勺，一流教授亦不屑于将他们皓首穷经得来的学问放到函授学校去廉价销售。结果是，正规大学所许诺的正规教学在函授班里几乎无一能够兑现。

在函授教育沦为一般商业行为的同时，教书育人的崇高理念便自然而然地退居幕后；代之而起的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这样的最基本的商业原则。当时教学材料的发送是通过美国邮政而不是电脑网络，因此学校为了维持函授部的运转不得不雇佣人员处理邮件，批改考卷，所付工资待遇之低，颇有那个时代“血汗工厂”的味道。至于担任教学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尚未进入学术殿堂的准学术人员或高年级学生。仅有的一些担任函授课程的教授，大多也是为了打点零工、挣点外快补贴家用；再就是在学术上难以进步、索性“弃学经商”、被诺贝尔称为“学术跛鸭”的那批人。

函授教育落魄至此，当然难以为继。1928年，在公众对函授教育质量的一片质疑声中，卡内基基金会请当时教育界的重量级人物亚伯拉罕·佛莱克斯纳（AbrahamFlexner）出山，主持对函授大学的调查。佛莱克斯纳在此之前刚刚完成对美国医学教育的调查研究，以他名字命名的报告严厉地揭露和批评了美国高等医学教育中的种种弊端，并直接导致了医学院教育的重大改革。佛莱克斯纳将调查的重点放在芝加哥和哥伦比亚两所大学。在他看来，这两所大学在函授教育方面的所作所为“完全抛弃了对于大学来说最独特、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即对社会正义无私的追求和对未知世界的创造性的探索；代之而起的是他们对这个社会暂时、虚幻和眼前的利益和要求毫无顾忌的、过分的迎合。”佛莱克斯纳指出，这些大学已经毫无必要地将自己廉价化、粗俗化、机械化，将自己降低到贩卖带专利药品的小贩的水平。他说，“作为教育机构无需向政府纳税，却做起生意来了；它把教育当商品出售，像唯利是图的商人那样玩起了商业游戏。”这一番毫不留情的痛斥将哥大的白特勒校长羞得无地自容。他连忙下令撤掉函授广告。此后哥大的函授学校又苟延残喘了几年，终于在1937年关门。

三

历史的录像回放到此，案例的寓意开始呈现。

首先，从90多年前的函授大学到今天的网上大学，案例的主人公们似乎都带着一种使命感进入角色。他们面对的是同一类敌人，那就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远程教育公司。这些学校既没有自成一体的教育原则，也没有声名显赫的教授学者，有的只是健全的商业头脑和灵活的市场战略。在正规大学远程教育的领袖们看来，既然社会对远程教育有需求，那么，与其让这些唯利是图的商人来误人子弟，还不如由正规大学的“正牌货”来占领市场，使求知若渴的大众免受学术“赝品”之害。芝加哥大学函授部主任哈维·马洛里（HarveyF.Mallory）曾痛心疾首地指责正规大学对成人教育的态度：这些大学“居然袖手旁观，将成人教育这一大片领域任由商业学校以至职业骗子们去占领开发。”而由他主持的函授教育部则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这所大学所代表的崇高传统和使命。无独有偶，哥伦比亚大学资助的远程教育公司的总裁安·科什纳（AnnKirschner）面对90年代末的网络教育狂潮，一种崇高的使命感亦油然而生：“我们难道还有其他选择吗？难道我们要将‘远程教育’的空间让给像微软那样的公司去操办？”

函授大学与网上大学的倡导者们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可谓不真诚。随着现代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以及社会分工的日渐细致，成人的教育和再教育问题不可回避。成人学生与传统的适龄大学生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需要灵活的学习时间、地点以及更加主动的教学方式。所以，函授与网络教育实在是应当时社会的需求应运而生，而且几乎所有远程教育的项目设计都围绕成人的特点下功夫。函授与网络虽然传播方式不同，但他们的卖点都是让学生足不出户就能接受课堂教学。

可惜的是，正规以致名牌大学加入远程教育竞争，其良好的愿望似乎并没通过良好的结果得到验证，而目的的高尚也不能保证达到目的的手段也同样高尚。由于函授大学和网上大学的崛起都是以商业性的远程教育公司作为假想敌，因而他们时隔半个多世纪却在竞争策略的选择上不约而同地打出“正规优势”或“名牌优势”这张牌。从商业竞争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营销策略无可指责，因为正规大学的这个优势正是商业公司的弱点所在。然而，教育与其他任何行业的操作一样，都涉及内容与形式的协调或统一这样一个非常“哲学”的问题。在这里，真正的行业优势也许并不在正规大学这一边。

试想，商业操作讲究效益，注重实效。他们针对成人特点提供服务，为他们讲授最新技术、更新知识结构、提高工作能力、调整专业方向，并能根据就业市场的需求随时改变培训项目。套用战争术语，这是一支教育市场上的“游击队”。相比之下，正规大学就象一支正规部队，希望以自己正规的教学方案和正牌的学术队伍来压倒“小米加步枪”的游击队伍。但是，玩商业游戏，大学显然不是公司的对手，于是在碰撞几个回合之后，正规部队开始沉不住气了。他们一方面加大广告宣传的力度，企图广开生源；同时又想出奇制胜，利用商业公司难以插手的非应用性科目来提高成人教育的声誉和级别。芝加哥大学的哈泼校长亲自为函授班讲课，哥伦比亚大学的网上教育课程推出大英博物馆和剑桥大学的学术明星，走的都是同一步棋。但是，半个多世纪前哈泼校长的课没有留住趁兴而来、败兴而去的学生；今天哥大网站上的明星教授们运道更差：他们几乎门可罗雀。显而易见，来自正规大学的远程教育课程虽然内容比之商业公司要高出若干个档次，但高尚内容与其载体或传播的形式却似乎怎么也配不上套。

从函授大学到网上大学，时间跨度近百年，但两路英雄居然所见略同，那就是，他们都相信教育或教学可以而且必须自动化。换言之，教育在他们看来与商业等同，而每一门课程就像商品。教授在设计完一门课程之后，可以将图纸交给函授部或网上大学的程序员，由他们来进行商业包装、广告宣传、价格制定并投入成批生产。学生注册付款就像工厂收到订单，函授大学或网上大学的管理人员只需按下电钮就能最后发货。在这个流程中，正规大学要比商业公司更容易过高估计自己所提供的商品的价值或价格，因为他们总认为守着一批学术大师就奇货可居。

遗憾的是，函授和网络大学的热心倡导者们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教育或教学从本质上说都是一种劳力密集型的、以手工操作为主并包含大量情感投资的工作程序。一门课程也许可以通过包装来吸引学生，特别是由知名学者或行内大家主持讲授的课程，更具商业上的那种名牌效应。但是，教育产品自动化的难点在于其传输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不仅需要教授与学生双方的共同参与和双向交流，而且要求教学双方在个人的层次上产生一种情感的默契。这后一点说起来有点玄乎，但相信有过大学经验的人对于这种师生关系及其对学习过程的影响都不会感到陌生。离开大学多少年以后，你也许已经不再记得选过什么课程或背过哪一个公式，但你绝对不会忘记那个对你的思想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老师。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函授和电脑传授知识，就像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中的流水线作业，满腹经纶的教授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无异于那个在规定时间内必须拧完规定数量螺帽的工人。他“组装”的课程一旦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卖，课程的“创造者”和“消费者”之间就不再产生任何直接的关系。难怪正规大学的远程教育项目都得不到教授的认可。当年芝加哥大学的函授广告许诺名教授任课，连校长也不得不降尊纡贵、亲自授课，但教授们就是不买这个账，教授会连函授课程的学分都拒绝承认。哥大教授会一再质疑校方对的投资，最后成功地阻止了校方往这个无底黑洞里继续丢钱。

当然，公正评价美国远程教育，目前为时尚早。但从另一方面看，许多对于当事人来说错综复杂的事情，对于旁观者仅仅是常识问题。在这里，最有常识的大奖应当颁给拒不合作的教授们：不管校方如何努力，正规大学的函授和网上教育都没有得到过授予正式学位的权利，而后者的决定权是在教授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