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农业论文例1

由于独特的地理条件，境内沟壑纵横，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难度较大，长期以来投入不足，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基础设施不足，且布局不均匀，资源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并存，严重制约了生产发展；坡地多，耕作条件差，且多数未开发整理，土地生产能力较弱。

1.2劳动者素质低

由于受地理、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制约，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低，思想观念落后，市场经济意识淡薄，加之近年来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增多，留守人员年龄偏大，粗放生产管理的传统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

1.3扶持政策资金不足

一方面由于受县级财力所限，地方财政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贷款贴息无法安排，对龙头企业的优惠政策也无法兑现；中央和省级财政安排的农业产业化贷款贴息资金，对于规模小的企业很难享受这些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按照有关规定，申请项目贷款可以享受贴息政策，但企业反映办理手续非常繁杂，关口多、门槛高，无法争取。

1.4技术力量薄弱

专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科技人才总体结构不合理，农技专业人员少，素质不高；没有一套有效的科技投入机制，科技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农产品缺乏科技含量，在品质上缺少比较优势。

2对策和建议

2.1优化立体产业区域布局

要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按照“高海拔地区抓林果、中海拔地区抓粮烟、低海拔地区抓热作、科学发展畜牧业”的立体空间布局，优化种植养殖结构调整。要在特色上做文章，用好特色、用足特色、开发好特色。

2.2建优势特色产业基地

按照“突出特色建基地、围绕龙头建基地”的原则，把基地建设与特色产业培育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优化区域布局，以大庄、法〇、妥甸等乡镇为主发展优质粮食、蚕桑、早青蚕豆、优质油菜生产基地；以大麦地、安龙堡、爱尼山等乡镇为主发展冬早蔬菜生产基地；以法〇、鄂嘉等乡镇为主发展茶叶生产基地；以独田、爱尼山等乡镇为主发展生态猪牛羊生产基地。加快绿汁江流域综合开发，以蔬菜、鲜食葡萄、农作物繁种、热区水果、中药材等特色种植为重点，大力发展热作经济。

2.3激发发展活力

鼓励农村专业大户、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外出务工经商回乡创业者等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流转，结合双柏主导产业和特色产品，建立生产基地，开展适度规模经营。对受让面积较大、流转期限较长的经营主体，各级财政应给予适当奖励，金融机构应把其作为信贷支农的重点，并优先安排农田基本建设、土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特色农产品基地等建设项目和农机补贴项目。

2.4培育发展主体

要着力提升壮大一批、培育发展一批、引进嫁接一批，实现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形成良性互动。大力支持城乡民营企业当龙头，鼓励城市工商企业带着资金、信息、技术参与农业开发，开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和系列加工。积极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新型利益分配机制，逐步由契约联结、服务联结向资产、资本联结方向发展，形成更为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

2.5提升人员素质

强化县乡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加强种养殖业重点示范户培育，采取派出去、引进来的办法，聘请有专业特长的人员指导特色农业开发和生产。有针对性地搞好科技培训，要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以重点村、重点产业为主导，对农民进行种养加工业生产操作技能培训，力争培训出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立体农业论文例2

加强农民教育，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证。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要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努力提高农民素质。

一、深化农民教育理论研究

（1）深化农民教育体系理论研究。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化趋势，使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旧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已远不能满足农民和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时代在呼唤新的农民教育理论。构建农民教育学体系，使之成为教育学学科一个独立分支，已经成为农村社会发展和教育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对中国农民教育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分析，探寻农民教育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丰富我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2）加强农业技术理论研究。现代农民教育的最基本目的就是提高农民运用现代科技知识致富的能力，农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农村的经济发展起来。我国农业技术的现状是在绝大多数农业领域都没有革命性的农业技术理论成果，农业技术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作用不如人意。所以，我们亟需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然后才能紧紧把握使农民以文化求富裕、以知识求效益的思想，帮助农民学习科学实用技术，增强致富本领，实现增产增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二、革新农民教育内容

（1）突出农民综合素养教育。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民的新需求，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健康卫生教育、家政教育、环保教育和文化教育，以便使新时代的农民在接受农民教育后能够成为公正无私、志向远大、纯朴善良、遵纪守法、勤勉节约、爱护环境的高素质人才。（2）充实农民专业技能教育。农民教育在加强专项科技实用技能培训的同时，不断更新农民的专业技术，更应该帮助农民学习进行农民转岗技能培训，使农民成为“一专多攻”的复合型技术人才。为他们提供一条终身教育的专业进修渠道，从而为人们提供更多职业机会和终生学习的机会，为他们终身不失业提供技术教育保障。

三、完善农民教育管理体制

（1）建立健全农民教育工作管理机制。抓好农民教育始终是党的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应作为区镇两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基层干部的一项政治职责，列入工作计划，提上议事日程，纳入考核范围，做到思想上重视，工作上部署，措施上落实。一要建立健全领导机制，二要着力强化运作机制，三要完善农民教育激励机制，四要制定优惠政策，通过政策引导，促进科教兴镇兴村。（2）设立基层管理网点。在农村建立形式多样、功能各异的管理网点，以便使农民教育更快捷的更有效的得到开展。例如在城乡结合部设立农民教育辅导站，在村镇设立农民图书馆、文化活动中心，这些管理机构弥补了农民实时的技术和文明素质教育的需要，为现代农民教育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场所。

四、扩展投资途径

（1）拓宽农民教育资金吸收渠道。农民教育是一项公益性、社会性的事业，应实行政府、社会、农民三方支持农民教育的资金投入体系。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投入机制和体制，使农民教育步入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要着力建立社会推动与投入机制，坚持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大家办”的方针，广泛发动和依靠各行各业以及社会力量共同兴办农民职业教育培训，特别是企业等一些经济实体、农民合作组织开展农民教育，采取政府、企业、被培训者共同承担培训费用的办法开展培训工作。（2）农民教育资金投入方位多元化。农民教育资金投入应协调统一，不可偏废任何方面，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教育工作顺利开展。在新农村建设中，投入大量资金在农民教育的硬件设施上，如建造各种培训机构（农民教育辅导学校、辅导站、农民图书馆等），购置现代化教育设施（图书、音响器材、系统软件等），而在农民教育的师资、教育保障等方面投入却不足。一方面由于资金短缺问题不能及时更新自身技术知识，造成农技人员技术知识老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农民教育实践活动经费不能保证，使很多农民教育实践活动夭折途中。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教训。

参考文献

[1]舒学银.对农民教育问题的思考.实事求是.2006（6）

[2]李水山.解析农民教育中的几个焦点问题.理论研究.2004（7）

立体农业论文例3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成就斐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农业绿色化发展成效显著，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三农”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发展成就的取得，与多年来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扎实有效的学科建设及务实高效的研究工作密不可分。农业经济管理是研究农业生产及与其相联系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学科。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研究，农业经济管理主要研究对象是农业中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包括农业生产关系运动发展规律、农业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等。梳理和分析了解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建立70年以来的发展轨迹，对明晰学科建设规律，推进学科未来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历程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发展史，农业经济问题一直受到人们高度重视。在中国历代的经济思想中，农业经济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内容极为丰富，突出地表现在：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对土地占有关系的认识和对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价格波动的认识等。但是由于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的生产方式，使得这些农业经济思想大多停留于较为朴素的认识状态，未能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体系。

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国内一些优秀青年学者求学西方，进入相关大学学习和了解农业经济理论知识，农业经济的初级理论才开始从国外传入中国，出现了一些零星的相关文献。如1897年创刊的《农学报》自1900年开始刊载有关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理论文章，相关的知识传授机构也有了对农业经济知识的初步讲授，如湖北省高等农务学堂1904年开设的农政、财政和理财课程等。1920年，国民政府时期的金陵大学最早成立了农业经济系，首任系主任由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卜凯先生担任。至20世纪30年代，农业经济开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一些著名高校如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设立了农业经济系、农业经济学组等，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和传授农业经济理论，研究范围涵盖了土地问题、产销经营、农业建设、农村金融、农业合作、农业部门经济、农业经济地理、农业经济史等主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高等教育移植苏联模式。1952年，全国进行了高校院系大调整，组建了一批专业性高等院校。我国的农业经济教育也随之转入各地新组建的农业大学。1953年教育部颁布了主要参考苏联的农业经济学教育计划。1951—1955年，一批苏联农业经济专家来华讲学，其中杜宾诺夫的讲稿在1956年翻译出版，定名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教研室编写了《农业经济学讲义(初稿)》，1959年定名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由农业出版社出版。1961年全国高等农业院校集体编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国农业经济学学科的教育和研究是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进行的，主要是对当时的政策进行诠释。“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停止了农业经济学的专业招生。

1977年开始，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部分农业大学在1977年和1978年相继恢复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招生，农业经济学学科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进入了恢复建设、繁荣发展的阶段。各地相继建立并充实了农业经济的科研和教学机构，农业教育系统从大学、专科、中专，到成人和函授教育都先后开设了农业经济课程或者设立了农业经济专业，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但由于“文革”时期我国农业经济学科发展停滞乃至长期消没，使学科发展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一方面组织编写、另一方面翻译引进，逐步形成了一批农业经济学教材。与此同时，还先后成立了相关的专门性学术团体，如1978年成立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和1984年成立的中国农业企业经营管理教学研究会等，聚集学科领域的精英人才，探讨和交流学科研究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引领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领域出现诸如农业经营体制、农业生产方式、农产品市场体系以及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等方面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向农业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需要研究的新选题，另一方面也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确立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农业经济研究范式，引导了学界对新时期我国农业农村经济问题的全面分析与系统研究。

与此同时，为了强化基础理论和与国际农经学科的接轨，以及对国外相关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以推动中国农经学科发展，加大与国际同行的联系与逐步融入国际学术交流舞台便成为必然之势。由最初个别学者的一般性参与，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队伍的不断扩大和影响力的提升，逐渐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关注，促成了2009年第27届国际农经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国第一次承办的最高级别的农业经济研究学术会议，也是世界农经领域对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与学科发展认同的重要体现。

学科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息息相关。除了一般性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外，以研究生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是反映学科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1936年，国民政府时期的金陵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展农业经济学研究生教育，拉开了农业经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序幕。改革开放后，我国全面启动以研究生为核心的高层次人才培育计划，遴选了一批具有较强人才培养能力的高等院校，授权开展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表1)。各大高等院校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全面制定了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生培养计划，其中包括农业经济硕士、博士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等文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学术型人才培养体系。

在学术性人才培养之外，为了强化对应用型人才的培育，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9年批准设立了以专业技能培养为主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最初称之为农业推广硕士学位，涉及农业经济领域则在研究方向上定位为“农村与区域发展、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等。2015年将“农业推广硕士”更名为“农业硕士”，并设计了一套以高层次适用型和技能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农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体系。

注：资料来源于《全国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及科研机构名册》。①备注栏中的“第1批”“第2批”“第3批”分别为第一批名单(1981年11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第二批名单(1984年1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第三批名单(1986年7月28日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②各个农业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均大多以“**农学院”为名称，后逐步调整为“**农业大学”。为便于理解，采用“**农业大学”的新名称替代原来的“**农学院”的老名称。

二、农业经济管理的研究领域及方法

1.重点研究领域

虽然农业经济研究涵盖范围较广，但其重点研究领域从过去发展到现在，基本上延续或者确立了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村与区域发展、食物经济管理等4个方面。

(1)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主要在于通过理论分析农业领域的经济与发展问题，根据研究发现制定、优化相应的政策制度安排。由于农业问题与农村和农民问题密不可分，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几乎涵盖了农业农村经济的所有方面，不仅不局限于农村生产领域，也超出了经济学范畴，与社会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深度融合；狭义上讲，伴随着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该学科逐步衍生出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食物安全与应用经济等相对独立的方向，而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方向关注的主要问题则包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农业土地与规模经营、农业劳动力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农业技术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产品流通与贸易、农业财政与金融等。

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是农业农村经济的传统研究方向和领域，其发展历程也恰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缩影。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借鉴苏联农业经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模式，我国农业经济开始了向苏联学习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各大专院校的农业经济学科所使用的教科书基本上都是来自苏联，绝大多数仍然因循的是苏联农业农村经济的研究体系与风格。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走向改革开放，农业也随之由自给半自给向市场化农业转变，新的农业经济学研究体系逐步形成。改革开放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解体了人民公社化时期的农业大规模集体经营形式，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土地制度上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和采取统分结合的经营形式。这一制度设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围绕新的农业生产经营形式和组织方式，中国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不断吸收国外优秀研究成果，如公共选择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市场均衡理论、委托理论、边际分析理论及资源配置理论等，最明显的标志是使农业经济学的分析从定性分析向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转变，一些新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农业经济理论分析与政策研究中得到了重视和运用。在充分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经验和精华的基础上，结合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农业农村经济探索与实践，经过数十年发展，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共性的农业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与改革在风雨中砥砺前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始终是理论创新的沃土，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和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场农业农村的深刻改革方兴未艾，急需理论上的阐释和指导。其中，农业农村现代化、农地制度改革、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农村城镇化与信息化、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农村公共服务等无疑是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领域亟待探究与创新的重点领域。

(2)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是以农业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范畴分析其保护、开发与利用的全过程，包括对农业资源与环境的配置、保护与管理的各项活动，并研究其中的经济运行规律。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是一项应用型研究，主要运用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探索资源与环境领域的具体问题，因此既与经济学管理学密切联系，又同自然科学息息相关。其主要关注的问题有农业自然资源系统与动态配置、农业自然资源核算与资产化管理、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资源与环境经济评价、环境保护与环境经济管理、灾害与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及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等。

资源与环境经济理论渊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意大利社会学家兼经济学家帕累托曾经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探讨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最优”理论。此后，由马歇尔提出、庇古等人发展并做出重要贡献的外部性理论，也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是随着农经学科发展而衍生出的新兴研究方向，与其他产业部门相比，无论是从发展起源还是活动依赖度方面，农业生产都与资源环境有着更为密切而深层次的关联，这就决定了农业经济研究与资源环境经济密不可分。欧美许多国家的相关高校已经用资源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替代了农业经济学，如美国康奈尔大学把农业经济学更名为农业资源经济学等。

我国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1978年制订的环境经济学和环境保护技术经济八年发展规划(1978—1985年)促进了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科的产生。1980年中国环境管理、经济与法学学会成立，1981年“环境经济学学术讨论会”讨论了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环境保护的经济指标体系和环境经济效果等三个主要问题。20世纪90年代，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研究者们愈加强调经济手段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随着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持续推进，资源环境经济手段、资源资产与环境价值核算、环境政策经济分析、绿色金融等研究领域的拓展，进一步丰富了研究内容，扩大了研究内涵，推动了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的长足发展。

与其他方向相比，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的特点在于更加注重与自然科学及技术研发的结合，更加注重定量分析与区域性问题研究，讲究因地制宜的时空优化布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农业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探索的重要方面，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和资源利用水平的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等。但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美丽中国等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任务趋紧的背景下，我国农业农村的资源环境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解决，如水土资源利用效率与空间配置优化、面源污染和土壤修复、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循环利用、农村人居环境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都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乃至技术领域的重点关键问题。

(3)农村与区域发展。我国是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结构改革的不断深入，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推动着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然而，我国地域广袤、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如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陆的区位差异明显，国家对各地区发展的定位也不尽相同，因而在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社会发育程度等因素的持续影响和共同作用下，农村区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长期存在，并伴随着生产要素的城乡之间流动而延伸到城镇地区，从而对我国农村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形成了新的制约，如城乡融合的问题、新型城镇化问题以及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等。面对这些转型期出现的各种问题，迫切需要农业经济学科给予科学解答，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便因此而展开。

农村与区域发展的研究始终建立在农业与农村的实际问题基础上，其研究重点关注转型期农村与农民问题的演进规律。一般而言，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是以农村及其特定类型区域(如林区、牧区、山区、粮食主产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等)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研究对象，运用包括农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管理学、农村社会学等在内的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讨农村与区域发展的过程演进、发展模式、协调机制以及政策措施等。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农村与区域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农村与区域发展的规划和管理、农村社区治理、农村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涉农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和农业技术推广与传播等方向。

从研究的侧重点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村与区域发展有着不同的研究重点，但它始终紧密跟随党和政府关于农业、农村发展的相关方针政策。党的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更是从全局上对农村发展进行了整体把握，为新时期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同时也为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新形势下，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必定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紧密结合我国农村各地区的区位特点、资源禀赋、现实问题和制约因素等实际情况开展相关研究，为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有序流动，推动我国城乡经济融合和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4)食物经济管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市场化的持续深入，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和财富连上新台阶。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推动了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促使了居民家庭与人口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引发了深加工食物和在外饮食消费的迅猛增长，诱导了我国食品产业的快速扩大。但作为朝阳产业的食品工业却存在着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不完善、自主创新能力较薄弱、食品产业链条短和产业发展方式粗放等突出问题，再加上食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食物健康与营养过剩以及食品供应链管理不足等现象[1]，使之远远超出了传统研究的解释范围，呼唤了对传统农业经济研究领域拓展的需要。将食品消费与营养结构变化等纳入农业经济学科研究当中，通过食物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将研究范围从食品生产、加工、批发、销售拓展到消费等整个供应链中的经济与商业行为，成为农业经济学科新的发展方向和领域。

食物经济管理领域侧重于经济学及管理学基本理论在食物生产、消费、流通与分配等领域的应用，研究的主要领域涵盖食品经济理论与政策、食品产业结构与布局、食品资源与环境、食品物流与食品企业管理、食品产业组织与管理、食物营养与食品质量安全等方面，重点关注食物结构与供求变化、食品生产与质量安全、食物消费与营养等食物经济与管理问题。

2.主要研究方法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从过去的简单计算和定性分析为主，逐步发展成为一套包括案例研究、比较分析、实证计量等更加多样的方法体系。在理论上，不仅以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且还形成了自身的基本原理，如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理论、诱导性技术进步原理等，这些理论和方法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随着学科的发展，国内农业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健全与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已有研究手段在不断优化与改进，突出体现在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发展成熟及其应用范围的持续扩展；另一方面，不断尝试使用新方法，表现为开发新模型、运用新理论、引入空间多角度分析以及多学科综合运用等。总体来说，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三大类，即理论分析、实证分析以及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理论分析中，既有建立命题的理论归纳，又有理论上的逻辑演绎；在实证研究中，既有实证归纳研究，又有实证演绎分析。

具体而言，在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贸易的研究上，大多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开展理论和实证分析，普遍集中于一般均衡与局部均衡分析以及引力模型的应用等。在资源与环境经济的研究上，以计量经济模型为主的定量评估占据主流地位。与农业生产与农产品贸易研究领域相比，资源与环境经济政策领域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多。在农业技术与农户行为的研究上，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大类。其中，定性分析与企业管理、组织行为学等学科联系密切，从大的学科分类来看属于管理学中工商管理的范畴。与此同时，农业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多的借助于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构建数理模型，对农业经济学科的相关问题展开定量研究，并逐步向主流规范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方向转移[2]。

三、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建设的快速成长和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极大推动了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平稳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1.农业区域布局规划得以确立

我国农业资源与区划萌芽于20世纪初，正式创建于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一个内容由浅入深、工作由点到面、范围由小到大的过程。70年来，农业区域布局区划历经了三个阶段。

(1)农业资源与区划的初创期(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工作，分别于1951—1954年、1960—1961年和1973—1976年开展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农业资源考察，全面系统的调查了解了全国土壤、水、农业生物资源和农业气候资源等状况，基本掌握了我国农业资源分布特点，明确了生态环境特征与开发利用前景。该阶段，农学、农业经济学界融入研究领域，研究范围拓展到了综合资源调查，并开展单项和综合农业区划试点。相关工作的完成形成了一些重要成果，如提出了诸如《中国气候区划(初稿)》《中国自然区划草案》《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等一些综合区划和部门区划，也发展了区划研究的相关方法论，对学科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2)农业资源与区划的发展期(1979—2000年)。改革开放为农业资源与区划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契机。1978年科学大会制订的《1978—1985年全国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便包含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研究要求，次年国务院成立全国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委员会，同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设立了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随后，全国各地陆续成立相关机构，推动了农业资源调查、农业部门区划、综合农业区划和专题调查研究等相关工作的有组织、有计划开展。期间全国共有2108个县完成了农业资源调查与农业区划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形成了国家、省、地、县纵向配套的农业资源与区划体系，取得了全国农业现状区划、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概要)等一批重要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不同规模尺度上的农业资源及其区划成果图件4万多幅、统计数据与研究报告8万多项，相关成果汇集成中国农业资源区划数据集并转为电子版本实现网上查询[3]。

(3)农业资源与区划的成型期(2001年至今)。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与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需要，21世纪以来国家农业主管部门先后组织开展了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编制工作。为充分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农业农村部陆续颁布实施了《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年和2008—2015年)》和《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6—2015年)和(2013—2020年)》。经过几年发展与建设，优势农产品生产日益向优势区域集聚，粮食作物九大优势产业带、经济作物优势区域、养殖业优势区域和水产品养殖带等布局初步形成并趋于稳定。在绿色发展的指导思想推动下，《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编制形成并印发。在该规划中，通过综合考虑各地农业资源承载力、环境容量、生态类型和发展基础等因素，将全国划分为优化发展区、适度发展区和保护发展区三大区域，因地制宜、梯次推进、分类施策，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2.农村体制机制改革纵深实施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系列改革的重要开端。改革废除了“一大二公”和“大锅饭”的旧体制，建立起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简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一场自下而上的体制创新。改革前夕，农业高级合作社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力，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部分地方农民群众自发开展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及类似的包干到户，中央默认并开展试点，次年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召开“七省三县座谈会”，专门讨论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基于这一工作的良好效果，1980年中央转变态度并在9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通过了国家农委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会后印发全党，史称“75号文件”，文件承认了少数地区实施双包的合理性，引领了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大变革。1981年1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国家农委起草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并经杜润生同志建议，于次年被中共中央批转成为首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至此，多种形式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承认并几乎全面放开。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1991年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明确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4]。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了农村土地制度，是改革初期我国农业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这一制度促使了农民与土地的紧密结合，从生产积极性、技术效率和技术采用三个方面推动了农业生产增长，在改革初期对各类粮食作物生产增长的贡献约为35%～50%。与此同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双层经营制度的建立，为国家后续农业农村配套改革奠定了现实基础[5]。

(2)农产品市场化改革。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是我国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发端。改革的核心就是引入市场竞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统购统销政策的逐步取消。起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购统销政策是基于当时为应对城镇人口迅速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农产品供不应求问题而出台，伴随着1953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便开启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实施。

但1978年以来，国家开启了渐进式改革。在最初阶段，实施了在不触及统购统销制度的前提条件下，有计划地提高农产品价格，逐步减少统购统销农产品品种，放开集市贸易，允许部分农产品议购议销和自由购销，将市场因素纳入进来。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出台，标志着除少数品种外，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被取消。随后，受大宗农产品产量连续4年徘徊不前的影响，国家又开始了对粮食实施“双轨制”，对棉花等农产品实施统一收购经营制度。1990年以后，郑州中央粮食批发市场与地方粮食批发市场相继建立，同年国务院筹建国家粮食储备局，对粮食收购实行最低保护价制度，并建立粮食专项储备制度。199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形成市场购销为主、合同订购为辅的农产品市场格局，同年全国范围内取消口粮定量办法，价格随行就市[6]。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目标。之后，改革不断向前推进，陆续推出农产品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制度。

进入21世纪，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迎来了新一轮农产品市场化改革。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开始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补贴。除了出台良种补贴、种粮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制度外，政府还对水稻、大豆、小麦和玉米等主粮实施保护价敞开收购，并于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从此，粮食生产连续增长，实现了“十二连增”的卓越成就并保持6亿吨以上的生产能力。近年来，面对农产品价格倒挂、进口压力加大等挑战，我国农产品市场化改革采取了新的应对措施，比如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坚定推进玉米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改革，调整完善大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等，目的在于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系列政策的指向性和精准性，以保障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农产品市场化改革推动了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发展，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随着这一改革的持续推进，农产品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体系发育不断完善，形成了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中心、城乡集贸市场为依托的市场网络，基本形成了农产品价格机制和农产品宏观调控机制。与此同时，改革降低了农业生产资料购买成本，增加了农民生产投入，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农产品销售价格，提升了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调整并优化了农业生产结构，增强了农产品市场竞争力[7]。

(3)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认识与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认识与选择问题，理论界大致有三次大的讨论[8]。

第一次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的这一时期，形成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初步认识。在这次讨论中，理论界把农业现代化概括为“四化”，即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水利化，同时认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以此来武装农业，以实现对农业的改造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后来的“七化”，即：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化、品种优良化、栽培科学化、饲养标准化、大地园林化和公社工业化，这些内容涵盖了对生物技术(如良种问题)、生态环境(如大地园林化)和农村工业(如公社工业化)等问题的考虑。这种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四化”或者“七化”的初步认识与概括，大体上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状况和在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对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客观需要。

第二次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通过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梳理，形成了对我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进一步认知与认识。随着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农业生产发展环境的变化，理论界又一次开始了对农业现代化发展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基于农业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成效与实践效果，再加上世界农业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以及所取得的一系列巨大成就，大大拓展了人们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空间，丰富了对现代农业发展内涵的深层理解，进而形成了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进一步思考。于是便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新四化”的概念，即：机械化、科学化、社会化和商品化，并由之而替代了过去的“老四化”，认为：农业现代化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装备来武装农业，用现代经济科学来经营管理农业，用社会化、市场化的科学理论来改造农业”。基于这一时期对农业现代化的上述认识及相应的思考与讨论，对于如何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机械技术现代化和生物技术现代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等。

第三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世界农业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农业发展方式的不断变化，形成了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认识的进一步深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升以及对农业发展的作用强化，人们对农业现代化的认识与思考也在不断深化，加上对第一次与第二次的认知累积，人们对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概念逐步形成了一致性的看法，认为：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也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过程，是不断发展农业综合生产力和不断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的过程，同时也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并实现与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用现代技术体系改造农业，用现代工业装备武装农业，用现代经营意识与市场经济观念来组织和管理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来提升和发展农业，用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理念来引领农业，最终促使农业与农村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的目标顺利达成。

从上述的发展演进与三次认识进程看，农业现代化事实上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历史概念，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程度与水平的认知也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据此，可以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面对我国地域类型多样和各地层次差异明显的客观现实，因地制宜地选择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取向。

3.农业农村扶持政策日臻完善

(1)粮食收购双轨制。粮食收购双轨制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价格管理政策，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创新性政策设计之一。20世纪80—90年代，政府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如确定订购量和较低的订购价)和激励机制(如确定议购量和实施接近市场价格的议购价)直接控制部分粮食以稳定粮食供给，并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粮食收购任务后，将剩余或自留部分在市场进行销售[9]。

粮食双轨制是农村农业改革后宏观环境、资源配置方式和微观经营基础等变化后的内生性产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粮食产出迅速增加，同时，在市场化改革取向下的最初单纯提高粮食收购价而销售价格变动较小，造成了巨大财政负担。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开始实施粮食“合同订购”制度，订购价按“倒三七”比例计价。之后，粮食市场价格下跌，导致生产停滞不前。鉴于对生产停滞的担忧以及“合同订购”带来的巨大政策成本，政策内容随即调整，即“合同订购”为国家任务，国家恢复对粮食生产的强制干预。至1990年“合同订购”改称为“国家订购”，国家在强制性干预粮食生产和市场的同时，采取投入补贴，如1987年出台的“粮棉三挂钩”政策给予农民化肥、柴油实物补贴，1993年后该补贴政策改为货币支付。此后，伴随粮食供求形势的变化和农产品市场化进程的加速，粮食双轨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渐进式改革理论在我国的创新实践，粮食双轨制具有时代意义与现实价值。当时而言，粮食双轨制通过提高农民自留量、提高议购价格、降低订购量和提高议购收购量，有效促进了粮食生产，保障了城市农产品供应，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一定基础。综合来看，作为20世纪80—90年代期间特定背景的制度产物，双轨制尽管具有较高的实施成本，但通过帕累托改进减少了摩擦成本，以小步快走的形式促进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演进。

(2)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我国农业发展领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制度创新。体系于2007年底正式启动，按照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依托具有创新优势的中央和地方科研资源，针对每一个大宗农产品设立一个国家产业技术研发中心(中心由若干功能研究室组成)，并在主产区建立若干个国家产业技术综合试验站。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是新世纪我国现代农业建设要求下的科学安排。2007年12月，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印发《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实施方案(试行)》，配套印发《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共同开启了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并选取水稻、玉米等10个产业开展试点，2008年联合印发《关于地方开展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同时全面启动了50个以农产品为单元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此后，相应体系运行机制不断发展完善，于2009年出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人员考评办法(试行)》，于2015年出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绩效评估工作方案》，“十三五”期间进一步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发展新要求，在保持50个体系总量不变情况下，通过合并小体系、适当新增部分体系、新增部分岗位和试验站等方式，进行了体系内部的结构调整与功能优化。

作为农业科技领域的一项重大管理创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在提升农业产业技术水平、增强农业竞争力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农产品为单元，以产业为主线，以问题为导向的50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截至2017年，共取得130项标志性成果和328项重大成果，显著提高了我国农业科学研究水平和产业技术供给能力，有力支撑了国家粮食连年丰产、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

(3)农地三权分置。农地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土地制度创新。农地三权分置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丰富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其中：土地集体所有人对集体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土地承包权人对承包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土地经营权人对流转土地依法享有一定期限内占有、耕作并取得相应收益的权利。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是实践问题引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规范。1978年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形成，将集体垄断的农地产权制度转变为集体所有权和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世纪90年代至2013年，国家陆续调整承包土地不可流转的规定，以适应城乡要素流转格局和土地规模经营需要。结合前期各地三权分置探索，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关规定将农地三权分置从指导思想转为实际操作，拉开了改革序幕[10]。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明确了“三权分置”的提法，提出要“科学界定‘三权’内涵、权利边界及相互关系，逐步建立规范高效的‘三权’运行机制”。2017年，党的报告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

农地三权分置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上，农地三权分置拓展了承包地物权体系，巩固了承包经营主体的财产权利，有利于细分农地产权结构，降低市场交易成本，重构了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基础。在实践层面上，农地三权分置有助于维护农民财产权利，实现土地权益的多元共享，促进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社会权力关系，形成农村多主体合作治理局面[11]。

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前瞻

经济社会发展与时代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研究选题。伴随着我国改革步入深水区，在农业农村领域也推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政策举措与发展主张。作为具有理论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特点的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其研究与发展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引领发展方向，深化研究领域并推出新的成果。在经济与管理学科领域和农业科技领域，以1998年1月到2019年4月的中国知网(CNKI)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文献库为数据源，采取以“农”为关键词的高级检索方法，共检索出7313篇文献，经过文献计量和通过对关键词聚类分析，从中提炼和归纳出农业经济管理研究的前沿与趋势，认为在以下几大重点领域内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仍有许多值得深化和拓展的空间。

1.减贫与发展问题研究

伴随中国扶贫攻坚战的稳步推进，凭借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上的重大意义，贫困问题势必保持较长时间的研究热度。在理论层面上，贫困的治理机制探讨经久不衰。“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人力资本理论在“扶智”上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案，即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技能积累，而“扶志”问题依然有待解决。针对贫困人口中的“懒汉”问题，基于学科交叉的认知来科学分析其贫困心理、内生动力与外部贫困文化，将是贫困理论的重要突破方向[12]；围绕“三区三州”等为代表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低水平均衡陷阱”和“空间贫困陷阱”的形成机理有待理论深挖。现实层面上，扶贫机制与返贫预防有待优化，尤其是针对2020年全面脱贫后的新贫困问题，涉及标准制定、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体系建立、基于权利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保障扶贫投入的财政金融改革等诸多内容[13]，均需要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2.农地制度安排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其制度安排及变迁事关重大，备受各界关注。新一轮农地确权对承包地的制度安排直接关乎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如“生不增、死不减”的身份产权固化势必给农村内部社会结构、城乡一体化发展带来冲击，相应亟待补充围绕乡村治理与城乡要素流动影响的研究；农村土地制度中的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与制度创新，如何正确评价改革成效、科学评估改革推广的社会经济影响是摆在学界与政界面前的现实问题；规模化经营发展潮流下，有关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和农业合作社经营为代表的规模经营模式的研究成果丰富，相对而言，资本下乡办农业企业和国有农场统一经营仍停留在政策倡议层面，有关的经营机制设计、经营绩效比较有待研究跟进。与此同时，如何平衡规模经营与小农生计、安置被挤出的“落后小农”这一现实问题也有待研究补充。

3.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

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日益凸显，推动了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围绕与农业密切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估仍是研究热门，包括量化气候变化、外源污染等环境因素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测度农业生产活动引发的面源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生态环境冲击，以及评估耕地保护、休渔禁渔等农业政策的环境影响；另一方面，农业之外的广义环境问题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选题，要求立足国家层面，评估评价土地、水、矿产、森林、草地和海洋海岛等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政策对生态系统的整体与局部影响，论证如何协调自然资源资产与经济增长、实现资源永续开发。相关研究愈发强调经济学与农学、资源环境科学、地理学、计算机科学的跨学科合作，将生态环境演进融入经济社会分析框架，构建包含资源环境约束与气候变化冲击的区域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开发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动态模拟资源与环境政策的综合影响，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14]。

4.食物安全与消费研究

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引发的需求推动、耕地和水资源引致的供给束缚共同作用下，食品经济问题愈发突出，尤其是关于从量转质的食品安全探讨将愈加激烈。理论层面上，食品经济的内涵应该与时俱进，打破传统由生产到消费的单一供应链条，构建以消费者为中心、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辐射复合型功能网链，在食品市场分析模型拓展中引入政府、企业等行为主体，以明晰政府和市场双方力量在现代食品体系中的角色职能。应用层面上，围绕食品价格波动，农业生产力增长速度放缓引起的供需间不平衡、价格波动时期决策者的决策行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等都是食品经济有待回答的应用选题；围绕现代食品生产体系，如何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中国食品生产、物流与营销发展是全球趋势；围绕食品营销，食品企业的伦理道德、食品消费心理与行为、食品营养与安全等领域研究仍有待深入[15]。

5.农业科技推广研究

立体农业论文例4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来，新农村建设的政治实践在全国蓬勃发展，理论探讨也不断深入。由于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政治结构、文化和民族特点等因素，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呈现出与中东部不同的特点，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探讨也逐渐形成独特的体系，学者们或者是针对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或者是从西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实的角度出发，发表对新农村建设的看法。提出对策和建议。经过两年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是很有必要的，也必将有助于今后西部新农村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

一、西部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有论者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践行党的性质宗旨的需要，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有论者进一步指出加快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之所以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点，原因在于全国和谐的薄弱之处是西部地区，城乡和谐的薄弱之处是农村，社会和谐的薄弱之处是农民。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改变西部农村的面貌，改善西部地区农民的生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难点所在，也是着力点所在，是突出的抓手。有论者还指出，西部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保证。

(二)西部新农村建设的预期作用。大多数论者一致认为，西部新农村建设为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首先。在政策方针层面，新农村建设端正和明确了少数民族聚居区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思路，改变了过去单纯追求GDP的观念，更注重农村中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协调、全面发展。其次，在经济层面，新农村建设有利于打破二元结构，促进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为统筹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总抓手，还可以促进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再次，在社会政治层面，西部新农村建设还有利于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与和谐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使农民群众通过新农村建设增进对党组织的亲近和信任。最后，在思想观念层面，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农民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激发农民发展生产、增收致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内在动力。

二、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内涵和关键

(一)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贯彻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方略，逐步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乡关系，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繁荣。另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二元结构得到改观，达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目的。

(二)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有论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集中概括。与传统农村相比，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五个方面的突出特点：其一，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城乡统筹良性互动的新农村；其二，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现代化水平、科技贡献率高，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的新农村；其三，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优美的新农村；其四，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设施良好的新农村；其五，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新农村。

(三)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根据西部农村的特点，将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或突破点放在哪里，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对策设计和实践成效。在此问题上，众说纷纭，争议颇大。有论者认为，要进一步提高西部农村生产力、创造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应该着重研究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农民组织化和农村合作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新型农民培养造就以及村镇建设和环境整治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有的论者更重视人的因素，认为建设新农村的关键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运用自己的双手创建美好家园，前提是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有的论者更重视生态问题，认为只有通过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充分利用农业的可再生资源，才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使农民的收入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使农村生活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并实现农业的持续发展，加快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有的论者更重视经济发展，认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生产发展为首要任务，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建设重点。最后，有的论者认为，应该将改善农民生活作为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关键环节，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差距。

三、西部新农村建设的障碍

(一)地理、气候和生态等自然资源条件。所有论者都指出，西部地区地处内陆，以山脉、高原、沙漠、戈壁为主，交通信息闭塞，气候恶劣。土质贫瘠，耕地面积小，生产和生活用水短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是西部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也是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巨大障碍。比如，贵州喀斯特地区山高林密，坡度陡峭，道路崎岖，岩多土少，石漠化严重，机械化程度低。甘肃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汇区，地形复杂多样。自然环境恶劣，森林覆盖率低，农业生态脆弱，土地沙化，干旱、大风、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频发。

(二)劳动力素质、结构和思想观念等人力资源条件。所有论者一致指出，西部地区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文盲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劳动生产率很低。在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有论者指出，西部地区农民对新事物、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偏低，对市场的认识粗浅、模糊，对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缺乏思想准备，保守和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和魄力，大多数人缺乏一技之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难以推广。在劳动力结构方面，有论者指出，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农业生产主要依赖老、弱、妇、幼群体，使西部农业劳动力素质日趋低下的状况更加严重。在消费观念方面，有论者指出，西北地区农民的消费主要集中在物质生活方面，文化生活消费显得相对滞后。在文化消费方面，先进文化、高雅文化消费不足，而低级庸俗文化消费仍有较大市场。在道德文明素质方面，有论者指出，西部地区农民一方面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另一方面，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重新泛起，、封建迷信等思想有抬头趋势，从而导致勤劳节俭、诚实守信、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正在丧失，关心集体、热心公益等集体主义观念正在淡化，民主法治观念依然淡薄。

(三)发展总量、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等经济发展条件。就总的情况来说，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2000年西部大开发之前，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份额较低，西部地区传统产业相继萎缩，新兴产业发育迟滞，产业发展缺乏新的增长点。就二、三产业发展状况而言，有论者指出，西北五省二、三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还缺乏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支持的能力，并且其产业结构侧重于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等类型，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升级效应不明显，对区域就业、城镇化以及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贡献相对较小，也没有形成明显的区域分工，不易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不足以提供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支持。就农业而言，人均耕地少，人地矛盾突出，生产性基础设施、服务性基础设施和流动性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农业产业化的模式还需要进一步创新，进一步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素质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产业发展的低水平、产业结构的低层次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偏离。成为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障碍。就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来看，西部地区区域贫困和个体贫困并存，农村贫困程度深。

(四)农村党支部、基层组织和管理等政治条件。一些论者指出，西部农村党支部领导核心作用发挥难。一是执行政策无力，二是加快发展无门，三是服务群众无钱，四是化解矛盾无法，五是自身致富无能。西部地区和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农村基层管理乏力，部分干部法制意识淡薄、思想观念陈旧和自身能力欠缺，、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严重，无法担负起新农村建设的重任。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存在“等靠要”的臣属型政治文化；一些村干部缺乏平等意识，以狭隘民族主义或大民族主义处理民族关系；一些少数民族村干部受宗教的影响，以宗教价值观判断是非曲直，甚至影响政策；一些村委会主任，缺乏民主意识，在决策时一手遮天；一些村干部缺乏村民自治所必需的政治经验、政治技巧。广大农民对自己依法享有的政治、民利不熟悉，更谈不上行使，村委会选举常常是走过场，阻碍了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五)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条件。在文化教育方面，有论者指出，由于历史和政策方面的原因，教育资源在城乡分配不公直接导致了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同时，农民注重物质消费，对子女教育、农业科技投入、农民自身精神文化消费的投入明显不足。西部地区“毛入学率”和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有论者指出，西部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体系不健全，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广大农民的需要。

四、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一)需要处理的矛盾和关系。有论者认为，西部新农村建设需要处理和化解人多地少的矛盾、农村对人才的需要与农民素质普遍偏低的矛盾、西部资源开发的控制与农民生活基本需要的矛盾、以及分散经营与市场化经济格格不入的矛盾。另有论者指出，在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处理好民族地区以下各种关系：一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不同地区具体实施战略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推进民族地区全面协调发展；三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建设的关系；四是正确处理发展与生态人文环境保护的关系，将文化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视为完整统一的工程，实现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五是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与个体差异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理念，充分尊重农牧民自己的选择权利。正确处理鼓励个体积极性与合作组织协调的关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各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关系，引导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有论者指出，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即新村建设与新农村建设规划之间的关系，新农村建设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宗教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以及生态环境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导和机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主导及其与其他各种力量的关系，还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有论者认为，构建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平台，必须以政府为主体，而且是中央政府的投入为主体，国家通过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支持力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成具有一定水平的新农村发展平台之后，才能带动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实体的广泛参与。相反。另有论者认为，新农村建设不应该成为政府代替农民包办的新农村建设，而应是农民自主的新农村建设；同时，也不能站在政府和城市的角度来建设新农村。农民是农村和农业的主体，农民也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必须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了解农民的切身需求。发动农民主动参与，组织农民共同建设。没有农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没有农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也很难取得成功。最后，有论者对主体和主导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三农”问题首先是体制性问题，新农村建设必须突破二元结构的束缚，通过“以工哺农、以城带乡”，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从而决定了政府既是启动者，又是组织者和出资者，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三农”问题又是发展性问题，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常态，“三农”问题必须在发展中解决，而农民是发展的主体，他们既是新农村建设的受益者，也是新农村建设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只有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引导农民积极响应、参与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才能顺利完成。此外，新农村建设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机制就是，通过政府的帮助、支持和引导，培育农村和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在农村形成各种发展力量的合力，形成政府、农民和各种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有论者提出，西北新农村建设应更加注重长远性，坚持规划优先、分步实施、因地制宜的原则；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推进西北地区新农村建设；与退耕还草相结合，在新农村建设中同时注重自然环境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有论者也指出要因地制宜推进新农村建设，不照搬、不强求统一的建设模式，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基础保障，注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避免“涸泽而渔”、“杀鸡取卵”、“寅吃卯粮”式的急功近利行为，转变农民观念，培养新经济时代农民应具备的基本素养[2¨。有论者提出，分类指导是新农村建设的有效原则。还有论者提出，坚持新农村建设的长远目标与渐进发展相结合，坚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坚持内涵的新农村建设与外延的新农村建设同时并举。

五、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措施

(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西部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反哺农业”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因此大多数论者都强调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一是要争取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二是要用好政策，加大引资力度，整合各方面的资金；三是要加强资金监管，提高资金利用效率。首先，加强公共投资向农业基础设施的倾斜，优先发展农田水利建设，以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其次，加强道路交通和电网改造等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最后，加强村内道路、自来水工程以及电视、电话等生活基础设施建设。

(二)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有论者指出，县域经济是我国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结合部，是社会经济功能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经济单元，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关键性层次。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途径，是实现“以城带乡”的重要支撑。是建设新农村的强大引擎。具体来讲，发展县域经济，一是要发挥资源优势，培育支柱产业；二是要鼓励和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的乡镇企业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业；三是要着力发展县城和在建制的重点镇，为小城镇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四是要发展劳务经济，把劳务输出作为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五是发展非公经济，引导企业要素聚集，改善金融服务。

(三)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

1促进农业产业化。一些论者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指出了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内容。首先。以工业化的理念推动农业产业化，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建设优势产品产业带，让农民从低水平的生产中解放出来。其次，推进一村一品，发展特色产业。根据地域特点。大力开发最具特色和个性的产品。最后，发展农业合作组织。鼓励土地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生产。探索“市场+基地+农户”的模式，实现大面积市场化、组织化；按照市场需求组织农民进行规范化、标准化和专业化生产，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还要提高农业龙头企业的素质。

2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农业。一些论者指出，循环经济和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到西部地区，要着力解决水土流失、荒漠化防治问题；做好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和植被恢复工作；加强西部地区减灾、防灾、病虫害综合防治；推行农业清洁生产；建立生态农业的激励机制和保障体系，实现西部地区农业以及其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加大科技支农力度，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有论者指出，一是充分发挥农技站的作用；二是加强与科技部门、高等院校的联系与协作；三是制度化、规范化，甚至强制性地对农民进行农村实用科技培训；四是建立激励机制，留住本地科技人才，提供优惠政策，尽可能引进人才。

(四)发展基础教育和培训，造就新型农民。首先，有论者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切断“穷根”。在加大对西部地区教育投入的同时，还应从西部地区农村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一些非常规措施，鼓励教师资源向西部农村倾斜，应着重强调非物质性、有长远效益的激励。其次，有论者指出，提高农民素质，一是要从基础教育人手，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二是要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向农民传授现代农业技术和标准化生产知识，以及富余劳动力转移所需的专业技术；三是突出政治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农民的人文素质，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将传统美德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克服小农意识和陈规陋习。最后，还有论者指出，要引导西部地区农民树立科学合理的消费观，鼓励农民扩大文化教育投资，克服封建迷信、铺张浪费和等陋习。

立体农业论文例5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中特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转贴于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9]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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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中国农业现代化与精久农业 农业现代化研究90.1

d.持续农业种种谈 世界农业92.3

21.刘建中：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的综合考察 历史教学92.1

22.刘志一：科学技术史新论 辽宁教育出版社88

23.刘国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和传统文化 昆明师专学报87.1.2

24.孙声如：我国传统农业的间套混种与当代立体农业的新发展 古今农业90.7

25.吴承明：a.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国经济史研究88.2

b.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89.2

26.吴承明.侯方：评外国学者对旧中国经济不发达原因的分析 经济学动态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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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清前期粮食的亩产量.人均占有量和劳动生产率 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28.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 历史研究84.1

29.李根蟠：a.试论中国古代农业史的分期和特点载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诸问题

福建人民出版社90

b.略论春秋以后我国畜牧业的发展 东岳论丛80.4

c.我国古代的农牧关系 平准学刊第一辑 商业出版社85

d.试论我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历史与现状 载现化农业论丛 农业出版社81

e.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特点的再思考 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f.中国古代农业 天津教育出版社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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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桑稻争田”与江南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中国农史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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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史研究83.1 农业出版社出版

32.邹德秀：a.中国的传统农业技术对新农业改革的启示 农业考古85.1

b.中国近代农业科学落后的原因 大自然探索83.2

c.中国古代农业与中国社会发展 农业考古89.2

d.中国农业文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92

33.杨直民.董恺忱：集约农业发展过程和趋势的初步探讨 学习与探索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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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中国单一小农经济结构分析 学习与探索83.1

35.陈 江：清代经济增长轨迹试析 思想战线91.6

36.陈学凯：论中国特征的农业家族文化及其矛盾 湘潭大学学报88.1

37.姜义华等：《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前言 重庆出版社88

38.佟屏亚：a.在现代农业中发扬传统技术 农业考古85.1

b.试论“生态农业”思潮及其影响 中国农古88.4

c.我国吨粮田的实践与思考 农业考古90.2

39.张企曾：农史研究与农业现代化 农业考古83.1

40.张立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9

41.张沁文.王文德：生态农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农业考古86.2

42.范楚王：a.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特点 古今农业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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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三卷第三期84

43.孟庆琳.王朗玲：论水利农业与中国封建制度 学习与探索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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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季羡林：a.“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创刊号93

b.神州文化集成丛书序 新华出版社

46.郝盛琦等：树立社会主义大农业经营思想，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经济研究80.3

47.俞荣梁：a.建立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补农书》的启示 农业考古85.1

b.生态农业的雏形——读《农桑经校注》琐记 农业考古86.1

48.席海鹰：论精耕细作和封建地主制经济 中国农史84.1

49.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技史稿 农业出版社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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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 学术研究

51.梁树春：a.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的思考 农业现代化研究87.2

b.对石油农业和生态农业的再认识 农业现代化研究88.3

52.唐启宇：中国农史稿 农业出版社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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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我国古代生态学思想和理论 农业考古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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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出版社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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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许倬云：中华农业史导言 台湾商务书店79

65.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概论 载中华农业史 台湾商务书店79*

66.任觉民.孔一士：谈现化农业的困扰及出路，兼论中国农业前途的抉择 香港(抖擞)80.5

67.李约瑟：历史与对人的估评——中国人的世界科学技术观，载李约瑟文集

辽宁科技出版社86

68.熊代幸雄(董恺忱译)：论中国旱地农法中精耕细作的基础 中国农史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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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出版社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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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张瑞德：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危机——近人研究成果的评述，（打印稿）

立体农业论文例6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着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中特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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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卢 锋：a.若干朝代农业生产效率蠡测 人民大学学报89.1

b.近代农业的困境及其根源 中国农史89.3

15.古非：农耕与游牧——中国古代民族融合中文化二元对峙矛盾的格局 固原师专学报90.1

16.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第三章第三节 上海人民出版社90

17.许苏民：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 福建论坛86.2

18.汤晓芳：我国古代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形成与交流 宁夏社会科学89.6

19.刘瑞龙：a.正确对待中国的农业遗产 中国农史81.1

b.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 人民日报83.5.13

20.刘巽浩：a.以无机促有机，无机与有机结合——兼论有机农业 农业现代化研究83.1

b.对生态与“生态农业”问题的看法 农业考古88.1

c.中国农业现代化与精久农业 农业现代化研究90.1

d.持续农业种种谈 世界农业92.3

21.刘建中：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的综合考察 历史教学92.1

22.刘志一：科学技术史新论 辽宁教育出版社88

23.刘国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和传统文化 昆明师专学报87.1.2

24.孙声如：我国传统农业的间套混种与当代立体农业的新发展 古今农业90.7

25.吴承明：a.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国经济史研究88.2

b.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89.2

26.吴承明.侯方：评外国学者对旧中国经济不发达原因的分析 经济学动态81.9

27.吴 慧：a.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 农业出版社85

b.清前期粮食的亩产量.人均占有量和劳动生产率 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28.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 历史研究84.1

29.李根蟠：a.试论中国古代农业史的分期和特点载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诸问题

福建人民出版社90

b.略论春秋以后我国畜牧业的发展 东岳论丛80.4

c.我国古代的农牧关系 平准学刊第一辑 商业出版社85

d.试论我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历史与现状 载现化农业论丛 农业出版社81

e.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特点的再思考 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f.中国古代农业 天津教育出版社91

30.李伯重：a.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 中国农史84.1

b.“桑稻争田”与江南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中国农史85.1

31.李凤岐.邹德秀：从现代农业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看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

农史研究83.1 农业出版社出版

32.邹德秀：a.中国的传统农业技术对新农业改革的启示 农业考古85.1

b.中国近代农业科学落后的原因 大自然探索83.2

c.中国古代农业与中国社会发展 农业考古89.2

d.中国农业文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92

33.杨直民.董恺忱：集约农业发展过程和趋势的初步探讨 学习与探索80.1

34.陈 平：a.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

学习与探索79.4

b.社会传统与经济结构的关系 学习与探索82.1

C.中国单一小农经济结构分析 学习与探索83.1

35.陈 江：清代经济增长轨迹试析 思想战线91.6

36.陈学凯：论中国特征的农业家族文化及其矛盾 湘潭大学学报88.1

37.姜义华等：《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前言 重庆出版社88

38.佟屏亚：a.在现代农业中发扬传统技术 农业考古85.1

b.试论“生态农业”思潮及其影响 中国农古88.4

c.我国吨粮田的实践与思考 农业考古90.2

39.张企曾：农史研究与农业现代化 农业考古83.1

40.张立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9

41.张沁文.王文德：生态农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农业考古86.2

42.范楚王：a.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特点 古今农业88.1

b.中国古代农学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

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三卷第三期84

43.孟庆琳.王朗玲：论水利农业与中国封建制度 学习与探索91.6

44.郑炎成：论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及其向现代农业技术的跃迁 农业考古89.1.2

45.季羡林：a.“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创刊号93

b.神州文化集成丛书序 新华出版社

46.郝盛琦等：树立社会主义大农业经营思想，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经济研究80.3

47.俞荣梁：a.建立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补农书》的启示 农业考古85.1

b.生态农业的雏形——读《农桑经校注》琐记 农业考古86.1

48.席海鹰：论精耕细作和封建地主制经济 中国农史84.1

49.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技史稿 农业出版社89

50.梁家勉：a.从“三才”观到制天命而用之的人治观 农业考古89.2

b.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 学术研究

51.梁树春：a.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的思考 农业现代化研究87.2

b.对石油农业和生态农业的再认识 农业现代化研究88.3

52.唐启宇：中国农史稿 农业出版社86

53.唐德高：a.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 农业现代化研究87.5

b.我国古代生态学思想和理论 农业考古90.2

54.郭文韬等：a.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 中国农史83.2

b.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86

55.钱 穆：农业与中国文化载于《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集中

重庆出版社88

56.游修龄：a.清代农业的成就和问题 农业考古90.1

b.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历史启示——中国与日本的比较 古今农业93.1

57.章有义：近代东北地区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一个实证 中国经济史研究90.3

58.曹隆恭：试论我国农业的历史特点农史研究第二辑 农业出版社83

59.董恺忱：a.世界农业发展述略——兼论东西方农业的特点 世界农业80.3.4

b.从世界看我国的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 农业考古83.2

c.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和集约农法词义辨析 平淮学刊第二辑，商业出版社90

60.董恺忱.杨直民：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 农史研究第四辑，农业出版社84

61.程洪：美国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趋势与特点 历史研究88.4

62.薛国中：16－18世纪的中国农业革命 武汉大学学报90.2

63.薛涌：中国文化纵横谈——林维明教授采访记 社会科学86.8

64.许倬云：中华农业史导言 台湾商务书店79

65.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概论 载中华农业史 台湾商务书店79*

66.任觉民.孔一士：谈现化农业的困扰及出路，兼论中国农业前途的抉择 香港(抖擞)80.5

67.李约瑟：历史与对人的估评——中国人的世界科学技术观，载李约瑟文集

辽宁科技出版社86

68.熊代幸雄(董恺忱译)：论中国旱地农法中精耕细作的基础 中国农史81.8

69.饭沼二郎(董恺忱译)：古代旱农在世界农业史上的地位 平淮学刊第五辑上册，

光明日报出版社89

70.Wen Dazhong and Davld Pimenbel （1986）“Seventeenth Centrry Organic Agriclture in China：1.Cropping Systens in Jiaxing Region”Humam Ecology.14：2：15－28

转引自张瑞德：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危机——近人研究成果的评述，（打印稿）

立体农业论文例7

农业生态学是应用农业生态学原理和系统分析方法，把农业生产作为一个整体，研究起结构、机能、生产力及其调控和管理的学科。他是应用生态学的一个分支，着重从客观整体上研究农业生产。我国正在大力实施生态农业建设工程，推动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合格的生态农业建设人才，可满足我国生态农业发展对科技人才的需求。通过《农业生态学》系统课程建设，可培养不同层次的掌握农业生态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的高素质生态农业应用人才，对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包括《农业生态学》《作物生态学》《生态农业设计》3门课程。本课程教学在安徽农业大学已有20多年的历史，2005年该课程为安徽农业大学校级重点课程建设，2007年被为安徽农业大学校级精品课程建设，2009年被为安徽农业大学省级精品课程建设。农业生态学是农学、园艺、植保、资环、桑蚕、种子、茶学等专业的必修课或选修课，生态农业设计是农学类专业的选修课，作物生态学和农业生态学是作物遗产育种学、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植物营养学、农业气象学等学科的研究生课程。现每年选修的人数超过300人。随着我国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全国出现“生态热”，特别是大学扩招以来，我校选修《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的专业和人数越来越多，导致《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不同程度存在着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设备短缺、教学手段落后、教材建设滞后、时间湔雪环节薄弱等问题。因此，为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开展《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建设势在必行。

1取得成果

1.1转变教育教学思想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的，适应我国现代农业不断向产前和产后延伸的需要，适应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让学生系统地掌握农业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农业资源开发利用、生态农业建设、农村可持续发展、绿色和有机食品生产等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使学生能自觉尊重生态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注意资源的保护，为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服务。培养系统观点和生态环境意识，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培养，重视学生个性、爱好、特长发展的需要，坚持“宽专业、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的培养目标，夯实专业基础，加强实践教学，强化科研训练，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创业型人才。1.2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1）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针对农学等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本课程组提出了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的构成和建设思路。课程组反复修订了系列课程教学大纲、实验实纲，为校内外专家认同。教学手段：按照各专业的要求及学校学分制教学计划原则，修改了农业生态学课程的教学大纲，确定以“理论教学扎实+实践环节强化+技能培养延伸”为指导的农业生态学课程教学组织思路。教师以教学大纲为基准，编写教学日历、认真备课、写讲稿，利用多媒体教学方法；注重将科研、生产实践最新成果、问题充实到教学中。（2）立体化教材建设。主编或参编不同层次的教材；出版不同形式的教材；出版和使用的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教材有纸质版和电子档（ppt、音频、视频、Blackboard等）两种形式。农业生态学、草地生态学、生态农业设计、农业可持续发展概论、耕作学等全部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其中农业生态学使用课程组教师参编的部级教材。课程组还研制了农业生态学、草地生态学、生态农业设计.农业可持续发展概论、耕作学等5门课程的多媒体课件（ppt），其中农业生态学通过Blackboard教学平台实现了网络辅助教学，部分课程教学中穿插音频、视频等教学内容。编辑不同内容的教材：主编和参编的5本教材作为相应课程的理论课教材；主编和参编的教材作为系列课程的实验实习教材；参编的和收集的与系列课程有关的书籍（共49本）可作为教学参考书。1.3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1）探讨启发式教学方法。改革传统的重理论轻实践和灌输式等习惯教学方法，在理论和实践教学中，总结出一套适合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特点的教学方法，如“问题分析法”“对比分析法”“讨论式教学法”和“互动式教学法”等。（2）利用先进的教学手段。结合校多媒体课件研制项目，制作完成等6门课程的多媒体课件，并投入使用，其中农业生态学通过Blackboard教学平台实现了网络辅助教学。同时，根据农业生态学学系列课程各门课程的特点和教学大纲要求，课程组制作了相关挂图20多幅，收集了农业生态学案例100多种，作为辅助教学手段。1.4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1）实验室及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结合农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及综合实验室建设，对与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实验实习有关的实验室进行合理布局，添置先进仪器设备，新建仪器和设备，完善了实验室条件；在大杨店校教学科研示范基地建立农业生态学实习基地1个；在肥东建立“农学类专业实践教学基地”1个；在庐江建立“农业生态学实习基地”1个；在滁州建立“草业科学专业教学实习基地”1个。（2）实验教学的改革：立项建设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2个；实验指导书与实验报告书配套使用，课程结束后实验报告书交课程组保留存档；采取“先实践后理论”的教学顺序，增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改革课程考核办法，加强学生对教师的监督。教师对学生的每次实验报告都认真批改，实验成绩的评定办法为：总成绩=实验报告成绩×50%＋技能测试成绩×50%。实验课程结束，要求每位学生在实验报告书中写出对本实验课程教学及授课教师的评价。（3）实习教学的改革：通过立项建立了3个校外实习基地，为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的校外教学实习提供了保障。每次实习均提前制订详细的实习计划和实施方案。实习考核采取现场操作、实习报告以及交流等全面考核。要求学生每人规范撰写1份实习报告（一律用A4纸打印，以便装订保存），在规定期限内，交给指导老师评分；分班级进行实习报告交流，评选优秀实习报告；将有关实习内容列入相关课程考试题。1.5教学及管理制度建设建有完整、系统、科学、合理和规范的教学及管理制度，如“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组制度”“耕作与生态教研室青年教师培养制度”“耕作与生态教研室教学经费使用办法”“耕作与生态实验室管理人员职责”“耕作与生态教研室研究生及毕业实习生管理制度”“耕作与生态教研室公用电脑使用管理规定”以及“耕作与生态教研室毕业生论文答辩工作计划”等。建立教学文件及档案，并有专人保管。建立试卷库，规范成绩考核。课程组师资队伍在年龄、学历、职称等结构方面均较为合理，“团结，认真，和谐，奋进”的精神较强。发表了一系列教学科研研究论文；指导了一批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

2创新点

该成果从农科高等院校实际出发，紧扣农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具有较多的创新点。概括起来，创新点有以下几点。2.1提出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的构建思路以转变教育教学思想为先导，提出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的构建思路；以立体化教材建设为突破口，推动师资队伍建设、实验室实习基地建设、教学及管理制度建设；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的，推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考核办法等的改革。2.2系列课程立体化教材建设主编或参编不同层次的教材共7本，其中副主编部级教材3本，参编部级教材3本，参编省级教材1本。出版和使用不同形式的教材，包括纸质版和电子档（ppt、音频、视频、Blackboard等）2类。编辑不同内容的教材，包括理论课教材、实验实习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等。2.3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创新创业能力立项研究并实施综合性实验项目2个，立项建立校外实习基地3个。通过加强实验室建设和实习基地建设，改革实验实习教学，强化了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3应用和推广

该成果是安徽农业大学农业生态学教学多年的实践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在农业高等院校的教育中具有极强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可行性。3.1理论研究成果丰富针对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开展了理论研究，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第1期教学成果2001年完成（校级），2005年校级重点课程和2007年校级精品课程立项后，进行完善、提高，应用时间为2001年9月至2008年7月。第2期教学成果2008年完成（校级），应用时间为2006年9月至2012年9月。教学成果主要内容已分别在农学、烟草、农学（种子方向）以及种子（高职）等专业完成了3a以上的实践检验，教学效果明显，学生成绩优良率达85%，实验实习优良率达90%。2005年《农业生态学》被列为校级重点课程（2005-2006年），2006年在项目完成验收时，有关专家对本课程评价较高，等级为优秀，2007年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2007-2008年）。2008年6月通过验收，等级为优秀，专家组给予了很高评价，一致认为“研究工作认真、扎实，研制过程都有详细的记录，是应予肯定的特色，值得所有课建项目学习。”2009年被评为安徽省教育厅《农业生态学》精品课程项目（教高［2009］9-3-36）（2009-2014年）。学生对农业生态学系列课程满意率达90%以上，网上教学评价为优良。系列课程之一《农业生态学》已通过Blackboard教学平台实现了网络辅助学。完成了10余项校级教育教改研究课题、并撰写和发表数篇教学研究论文。3.2应用研究取得实效2007年1月，开始实施以双创型人才培养目标为指导思想的实验教学体系。对课程进行针对性的动态调整和完善；制定一系列管理制度并在实践中实施，动态跟踪人才培养全过程，及时反馈和调整。健全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体系。建立了完善的教学质量综合测评制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制度化、良性运转的验教学质量监控的动态过程，确保了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积极倡导和鼓励学生参与各类科技创新大赛，参与安徽农业大学每年的大学生创新基金项目申报。各类比赛，成绩可喜。本项成果的实施和应用不仅优化了我校的学科专业结构，增强了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能力，使人才培养更加符合社会需要，在社会上产生良好反响。

参考文献

［1］罗慧中.关于提高课堂多媒体教学效果的探讨［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1），20-22.

［2］杨晓菁，顾延生，葛继稳．“普通生态学”野外实践教学模式初探［J］.中国地质教育，2009（4）：114-117．

立体农业论文例8

1．休闲时代的到来

随着科技进步、收入增加和闲暇时间增多，人们越来越多地从追求物质生活转向追求精神享受转为把时间和收入用于旅游、娱乐、运动等各种休闲活动，休闲已全面融入人们的生活，成为一种时尚。同时，由于城市的发展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使得人口密度相对较大的闹市区在休闲游憩的设施与空间上都呈现严重不足。再加上大众运输工具及私家车的增长，人们越来越愿意远离闹市，回归大自然，亲自体验农村生活，以调解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舒缓心情。我国2013年人均GDP突破6700美元，法定假日已达115天，“有钱有闲”的老百姓正变得越来越多。“休闲时代”已叩响中国的大门。

2．旅游市场的发展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入境旅游目的地和第四位客源输出国，从而实现从亚洲旅游大国向世界旅游强国的历史性跨越。根据国家旅游局公布，目前中国公民可以成行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增加到76个，从2004年开始中国入境旅游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已跻身世界前五位，中国正以其“健康安全”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和渊源博大的历史文化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外旅游者前来观光旅游。我国政治社会环境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必然会带来更充足的旅游需求。“十二五”期间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阶段，作为和谐社会生活形态的要素之一，旅游业在“十二五”期间面临新的大发展，休闲农业旅游作为旅游业新的亮点势必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3．国家政策的导向

党的十报告提出:“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也提出: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而休闲农业的发展是顺应时代要求和国家政策导向的一种多产业融合的产业方式，既能解决生态问题、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保护环境，又能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4．农业转型的机遇

近年来我国农业一直持续高速发展，农业面临转型升级，政府部门和学者们开始积极倡导地方农业结合自身优势向休闲农业方向转变。但目前，我国的农村地区休闲农业发展极缺战略规划，大部分经营中的休闲农业旅游场所环境不舒适、特色不明显、吸引力不足、产业链过短……这些问题都成为制约各地休闲农业发展的瓶颈。因此面对农业转型的良好机遇，我们亟待为我国的休闲农业发展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二、休闲农业在我国发展的现实意义

休闲农业在我国发展面临着良好的机遇，并且对于解决我国社会的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以及推进社区养老等问题大有裨益。

1．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

休闲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人文性、文化性、社会性和创造性。休闲农业是高品位、高层次的绿色生态产业;是按照居民的丰富需求培育和构建的融生态、生产、生活、文化、教育、科学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体系，其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大农业”的人文景观资源和自然生态资源。因此，对休闲农业的发展除了满足居民的休闲娱乐需求之外，必将推动我国生态资源、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同时还将推动各种服务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推进环境保护进程。

2．推动社区养老等社会问题解决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正经历着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老龄化过程。但我国目前的养老现状却令人堪忧。旧有的居家养老靠不住，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新型模式正在探索中。“社区养老”需要社会参与、政府扶持、市场运作，要把老人的医疗保健、生活照料、文化娱乐等内容融合起来，在我国尚是“雏形”。以现实状况来看，我国目前绝大部分小区物业功能狭隘，文化娱乐医疗设施资源有限，且短时期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社区养老无疑遥不可及。而民办养老机构，要么价格过高，绝大多数人不能承受，要么服务质量差、场所设施简陋，不能满足服务需求。如果能在发展休闲农业的过程中，对其上下游产业链和链上企业与产业进行整合，尤其是下游产业链向“社区养老”延伸，也就是在休闲农业场所中融入养老服务机构，那么不仅仅发展了休闲农业，更为重要的是解决了我国社会目前和将来很长一段时间要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

三、休闲农业在我国发展的思路建议

我们需要在分析休闲农业现有产业链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整合、优化、延伸、发展研究，使之形成多产业、多企业协同运作的立体产业链网络，进而来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未来我们应从以下角度去研究与发展休闲农业:

1．接通休闲农业产业链

产业链包含价值链、供需链、产品链、技术链和空间链五个子链条，其中价值链是所有链条连接的基础。因此，在后续的研究发展过程中首先要对休闲农业的所有经营参与者和相关行业进行内外部价值链分析和上下游关系分析，进而将断续的休闲农业相关产业部门(断环或孤环)借助休闲农业的合作形式串联起来。要对所有休闲农业的经营参与者(种植户、养殖户、储运公司、加工企业、销售企业、服务企业等)和相关行业(农、林、渔、副、牧、交通、旅游、餐饮、住宿等)进行内外部价值链分析和上下游关系分析，从而弄清楚这些业态、企业的休闲农业产业关联程度、资源流向关系，明确他们各自在产业链上的角色和地位，进而才能将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的断续的休闲农业相关产业部门(断环或孤环)借助休闲农业的合作形式串联起来。实现上游环节向下游环节输送产品或服务，下游环节向上游环节反馈信息。也就是要在理顺休闲农业价值链的基础上，接通休闲农业的供需链、产品链、技术链和空间链。

2．延伸休闲农业产业链

这里的内容包括两点:第一，产业链向上游延伸，要拓宽休闲农业的基础产业环节并丰富其技术研发环节;第二，向下游拓展，要尽可能地丰富产品形式、增加产品附加价值，拓展各类市场，尤其是旅游市场。进而在大经济地带或流域经济区上构建出完整的休闲农业产业链。

3．整合优化休闲农业产业链

后期休闲农业的发展需要在前两步的基础上继续整合休闲农业的价值链、供需链、产品链、技术链、空间链，并优化形成休闲农业立体产业链模式。进而能够帮助休闲农业的参与者找到在休闲农业产业链中的自身经济活动的“优区位”，并在“循优推移”过程中找到某一地区在休闲农业产业链上的“优区位”，从方法上实现帮助某一经济区域寻找到休闲农业发展过程中的自身特色。最终从大经济地带上实现休闲农业统筹规划，进而在地区发展上形成特色经营和协调发展，从功能上实现帮助解决居民休闲、养老、宜居、环境保护等问题。

4．给予政策扶持

休闲农业的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政府的扶持，在其后续的整合优化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引导十分重要。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对纳入休闲农业立体产业链的企业进行跟踪评判和监督监察，从规划建设、引导扶持、协调发展、立项资助等角度提出基于立体产业链的休闲农业发展扶持政策建议。与此同时，要想保障休闲农业立体产业链网络得以建立和有效运行，还需要从行业标准、组织内律、外部监管三个维度来逐步构建休闲农业立体产业链约束机制，从而保证整个产业链有效协同、共同发展。这有赖于诸多从业者和相关管理部门以及行业协会的通力合作。

立体农业论文例9

近几年,有关经济合作组织的研究文章浩如烟海。在研究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产生的文献中,朱广其(1996)认为农户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而成立合作组织从而把交易费用内部化。振辉(2000)认为,分散的农户产生的外部性如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直接导致了农户的交易成本上升,农民通过合作可以起到减少这种外部效应的作用。苏斯彬•姜明伦(2005)运用厂商理论和蛛网理论,认为提高市场谈判力和降低市场经营风险是农民组织出现的主要原因。而本文从分工理论角度来分析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产生的原因。

一、分工理论

在亚当•斯密以前就有许多思想家讨论过分工与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尤其是三次社会大分工,给社会发展造成影响尤为重大,但真正把分工置于重要地位的是亚当•斯密。斯密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工人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①这在经济上第一次提出了分工与劳动率的关系。李嘉图则提出了国家间相对优势的分工原则,认为各国应生产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通过自由交换来获得更大的利益。而马歇尔对分工经济思想贡献主要体现在报酬递增与工业组织。尤其是“组织能提高效率”②这一著名论断,对在分工基础上形成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并没有局限上述的理论。他更强调分工组织产生的协作力。分工与协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说:“不仅通过协作提高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③而杨格认为,在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互为因果,循环累积的演进过程中,引起了报酬递增并导致经济进步和产业、组织的演进。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到杨格,再到现代经济学家,分工理论思想一直是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因此,本文从分工的演进来论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形成。

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立的分工演进分析

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农业上劳动力的增进之所以赶不上制造业,主要原因就在于农业不能像制造业那样采取完全分工的制度。现在看来,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低估了农业分工的潜力。第一次社会分工,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使农业成为独立的产业,在那时这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进行任何交换。在这种生产方式中,每个劳动者只从事初级农业生产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户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出现了剩余产品,剩余产品的出现,有人就放弃生产,从事其他行业。第二次社会分工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了裁缝、木匠、泥水匠等手工业者。他们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第三次大分工是商人的出现,商人就成了交易职能的专业职能者。一方面,商人将农产品收集起来卖给他人,从中赚取差价。另一方面,商人消费由其他农户生产的粮食或蔬菜,而农户成立农产品的专业生产者。三次社会分工的结果,使个行业之间相互协调非常好。这正如斯密所说的,分工是可以由市场来组织和协调的。这说明,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存在着分工和协作,但并没有形成组织。这是农业分工的第一阶段(见表1)。

到封建社会末期,随着交通状况的改善,新的交通工具和运输方式得到发展。专业化生产使产品能在更大市场范围内销售,在这种情况下,农、林、牧、渔和副业等各行业都可以雇佣几个或几十个村民在一起劳动,这时组织出现了,但它是低级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场手工业,这是农业分工的第二阶段(见表1)。

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分工变得日益细化,服务活动日益复杂化,人们的生产活动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生产经营中的交易需求进步增大,并出现了多层次和多结构的交易形态,于是更高层次的组织就出现了。通过组织协调,使得许多职能有了专门的承担着。农业产业发展是农业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又面向农业的龙头企业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广大农民。依据市场需求以农业为核心不断向产前、产后延伸,形成集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农科技一体化的经营组织。这是农业分工的第三阶段,也是最高阶段。这时的组织形态既体现了斯密的分工,又体现了马克思所论述的集体力(见表1)。

三、依据农业分工的我国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分类

从分工角度看,企业是社会内部分工基础上各特定行业的,在一定技术条件下的生产要素组合的最小单元,是具有技术性的有机组合,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一定的企业形成和规模,社会内部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是相似的,又是不同的。一定的企业形成联系着相一致的社会分工形式。根据农业分工的演进脉络和我国目前农业特点,对我国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进行分类。 

(一)综合性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这种组织以公司或集团企业为主导,以农产品加工、运销企业为龙头,围绕多种产品的生产、销售与生产基地和农户实行有机的联合,进行一体化经营,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这种组织甚至可以涉及成员在信贷、保险和生活方面。它的特点是规模大,地区覆盖面广(见表2)。

(二)专业合作组织

这种组织以专业化生产为基础,根据农、林、牧、渔分类,以一类专业产品为龙头组织起来,专门从事某种产品的销售、加工、生产指导和生产资料的购买等。如养猪协会、养牛协会等,具有明显的专业特征(见表2)。

(三)手工业人员组织

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中分离出来的人员,一部分人进入工厂成为产业工人,另一部分人则从事半工半农,像农村中的木匠、泥水匠等。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组织。这种组织以服务为目的,根据他们从业的特点,不但可以成立专一的木匠组织、泥水匠组织等,而且可以成立以搬运、维护、清洁等综合性家政服务组织(见表2)。

(四)服务型合作组织

这种组织由商人游离出来的服务专业的人员组成,成立中介公司,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农业生产过程中,专门为各农业经营单位的某项技术工作服务的,如农机服务、植保或兽医服务公司等。农业前部门的服务业,主要是为各农业经营单位提供某一项产品,如种子公司、饲料公司等。农业后部门的服务业,主要为各农业经营单位提供加工、包装、储存、运输、销售等方面的服务。根据本地产业特点可以成立大型的批发市场,将农户纳入市场体系。这样,农民可以快捷地接受市场信息,对价格作出灵敏的反映。农村金融服务方面,农民建立自己的银行和保险组织等(见表2)。

四、对我国目前建立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几点思考

(一)加大政府对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扶持力度

深化农业内部分工,有利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对于从农业分工的演进脉络看,

如何提高分工水平,斯密认为应该通过改善交通,扩大对外贸易,推进城乡均衡发展,建立稳定的市场只需以及进行生产的资本积累等途径来实现。为此,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政府给予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切实搞好服务,帮助合作组织把握方向,搞好组织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的规章制度,使其能够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政策规章进行,采取现扶持后规范的步骤,培育和壮大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二)完善土地制度

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主要约束条件是人地矛盾,土地的小规模经营成了深化农业分工的拦路虎。而且组织与规模是密不可分的。科林.杨格认为劳动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即“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提高土地的规模经营,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为此,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按照依法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三)增强农民的合作精神

古典经济学强调人是有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农户应当体现一种团队精神即合作精神。面临市场的不确定性,通过合作途径进行农业分工来完成单个农民完成不了的或不能高效率完成的生产经营活动。马克思把这种“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称作协作产生的集体力。这种集体力可以把广大规模、分散的农户吸收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内。参与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中,从分工中获利。

(四)鼓励农村有一技之长的人建立组织

随着农业分工的深化,从农业中分离出许多手工业者,像泥水匠、木匠等,他们是有一技之长的人。这些人往往被人忽视。因为他们一年到头平时赚些钱,没活干时又回到地里从事农业。他们在大市场中弱势群体,只有把他们联合起来,成立组织,不但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又可以解决许多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比如成立某某家政服务公司,一串红服务公司等,这些组织不但可以立足本地,也可以走向大城市。

(五)鼓励农民建立自己的银行

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这一决定鼓励农民建立自己的银行,它可以解决农民贷款难,生产经营、保险、福利、社会保障等无金融支持的问题。对处于弱势的广大农民来说,农民银行是他们的避风港湾,是可靠的后方。

注释:

①国富论/(英)斯密著, 唐日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12第10页.

②经济学原理/(英)马歇尔著, 唐运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1 第222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25.6第362页.

参考文献:

[1]徐金海等,专业化分工与农业产业组织演进[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4.

立体农业论文例10

一、对中国农业经济学有重要影响的三种农业经济理论

 

目前对中国农业经济学影响较大的理论大致有三种:一是由前苏联农业经济学教科书演变而来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也被称为“传统农业经济学”;第二种是以美国的农场管理理论和西方农业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农业经济理论;第三种是二战以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中的农业理论。

 

所谓的“传统农业经济学”是在中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中国农业经济现象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形成的。从形成的渊源上看，它有两个理论来源。一个是来自前苏联的农业经济学，这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融进了前苏联农业政策解释。到20世纪50年代己经演变成了一个教条体系。第二个渊源则来自中国经济建设政策的诠释，是在中国农业政策寻求理论解释过程中对引进的理论的改造结果。“传统农业经济学”就是这个体系较常用的称谓。

 

也正因为这个体系有上述两个主要的理论渊源，所以，这个体系理论形式上一方面注重理论的逻辑演绎，注重从“经典”出发进行理论的推演，表现出极强的思维理性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偏重于对现行政策的解释，这种解释往往又与己有的理论严重脱节，显得十分牵强而缺乏理性。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几乎贯穿了传统农业经济学体系的全部，成为它的一个主要特征。

 

另一个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农业经济理论是西方的农业经济理论。作为现代农业经济理论，它是近二十年才引入中国并发展起来，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该种理论基本上是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具有强烈的经济理性。就其理论本身而言，它由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以美国的农场管理理论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微观理论。这种研究是以既定的宏观农业政策为前提，立足于农业微观行为的研究和分析，致力于农业企业(农场)的微观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西方农业经济学的这种微观研究己经有越来越多的微观管理理论渗透其中，出现了与管理学理论合流的倾向。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农业政策的研究者更多的是理论经济学者，也就是说，农业的宏观经济理论在西方己经融于一般的经济理论之中，任何农业经济政策的研究都是以更大的经济系统的运行状况为背景，而农业经济理论只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内容或方面。所以，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没有相对独立的农业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第三个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有重大影响的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开发与发展为目标，用西方的经济理论和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増长与发展，并在这个研究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学领域。严格地说，发展经济学是一个“理论群%它是由众多学说集合而成的。在发展理论中，农业经济理论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为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是不发达的农业国，农业在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份额。研究这些国家的经济増长与发展，不可能不以农业的増长与发展为其开端和立足点。发展经济学是西方经济理论系统中的一个内容，它的理论源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又直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发展经济学的进展己经越来越多地引起发展中国家农业理论研究者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与其他相关学科融汇在一起。西方学者在研究发展问题时更倾向于使用“发展理论’，他们主张将经济开发与社会进步的研究融于一体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视角研究经济开发，成为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其他相邻学科一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对发展问题的积极介入，引致发展理论在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上的创新，使发展理论的研究进入了微观领域所提出的宏观政策主张更注意其微观基础和可操作性。

 

二、三种农业经济理论的评价

 

对经济理论的评价如果离开了特定的背景、目标和准则，评价将不可能科学地进行。对三种农业经济理论评价的目的在于探索中国农业经济理论发展趋向和路径，这个探索应该植根于中国现实的经济运行和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因此，对这三种农业经济理论评价也是立足于中国经济的现实和中国的文化价值观。这个评价应该在三个层面上的进行:理论的目标、研究方法和经济学的价值观。

 

“传统农业经济学”是建立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之上的，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强烈影响。因此，它作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将注意力集中在建立新的农业经济体系，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探索。这个探索因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而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50年代初，中国从前苏联引进经济学理论以及原封不动地复制过来，并在以后的本土化过程中不断地被强化和走向极端。相反，苏俄时期那些有价值的农业经济理论，如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理论(或被称为小农经济理论)却从未为中国的农业经济理论研究者们所关注。因此，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探索从开始就进入了一个人为的误区，这个探索除了人为的设置了许多禁区外，在研究方法论上也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即从“经典著作”中找到既定的“最优解”，然后设法寻求达到这个最优解的路径，而从根本上忽视了这个‘最优解”的基本前提。在这种方法论引导下的理论探索，只能越来越远地脱离中国农业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不可能对中国农业经济运行作出准确的描述、分析和判断，最终必然远离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目标。

 

中国农业经济之所以在50年代能迅速地接受前苏联的农业经济理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固有的平均主义特质是一个重要原因。前苏联的农业经济理论中突出的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和中国传统的平均主义价值观有较高的一致性。前苏联的经济理论在中国没有遭到任何排斥和抵抗，价值观的暗合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潜在功能。

 

“传统农业经济学”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到今天己经具有了更多的政策解释倾向，这种越来越强的政策解释和政策解释取向，使中国农业经济理论陷入停滞和封闭，日益脱离作为其母体的理论经济学的发展。

 

西方农业理论(在中国被称为西方农业经济学)是以西方理论经济学为基础的，它甚至没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逐渐完善起来的。也就是说，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是在解决其工业化的问题中完善起来的。因此，西方的经济理论从其开端即具有较广阔的视野，它随着国民经济的一体化逐渐将其理论延伸的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在西方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由于较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一体化过程，很少有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条块分割的经济现实，所以，不可能有相对独立的“部门经济学”如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但却不乏将一般的、抽象的经济理论运用于部门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西方的农业理论就是以一般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研究框架，它就是理论经济学的一部分。

 

在西方的农业理论被引进中国时，人们往往愿意农业经济理论的时候，斯大林模式的农业经济理论被将西方的农业理论“拿来”直接解释中国的农业经济现实，企图在这种解释中完成对传统农业经济学的改造。这种努力多归于失败。在传统的思维模式引导下，将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一个部分的农业理论割裂出来作为“西方农业经济学”学习和应用是不可能收到预期效果的。

 

效率优先是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不可能不影响西方的农业经济理论和农业微观管理理论。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经济学领域曾发生过的关于“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其实质就是传统经济学面临西方经济学大举“入侵”时的一种必然的、本能的反应，即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在研究的技术路线上，西方的农业理论更倾向于用实证的方法，以效率为目标去选择技术途径，而不是企图用制度去创造技术。

 

发展经济学沿袭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基本方法。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同样表现出强烈的经济学理性，这种经济理性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基础。所以，在早期的发展经济理论中蕴涵着根本的、甚至是致命的矛盾，即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在发展理论切入了发展中国家较深层次问题时就凸现出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理论引导下，虽然获得了短暂的经济増长，却付出了沉重的社会发展代价，最终延迟了经济増长。

 

早期发展经济学是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结构的研究，而没有进入微观领域。这种研究其实是以发展中国家具有与发达国家相同或相似的微观结构为隐含前提的，这个前提下的宏观研究提出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也许能畅行一时，但在进入更深层的经济领域涉及到社会、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等领域时，这个经济理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发展经济学一旦进入了发展中国家微观经济结构，立即强烈地意识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研究，仅仅有经济学的理性是不够的。经济学的理性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结构规律，但在结构的深处，却可能遇到诸如价值观这样的非理性因素的强烈抵抗，这是经济学的理性无法逾越的，也不能要求经济学的理性具有解释和消融这种非理性因素的扰动的能力。所以，现展理论的外延远远超过了“发展经济学”所能覆盖的范围。影响经济増长与发展的诸多非理性因素进入了这个理论的视野，强调基本价值观的融合在经济増长与发展中的意义;注意非经济行为对微济増长和发展的拉动或阻碍等等，这些都引起发展经济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发展理论的这种变化，己经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的农业经济学者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农村微观社会的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増长和发展关系，“农业经济学”己经悄悄地演变成为“农村经济学”。

 

与此同时，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也有了许多变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如边际分析在发展经济学中的统治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但是，现展理论除了一如既往地使用经济学的经典方法外，越来越多邻近学科的方法论被吸收成为发展理论方法论体系的内容。其中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对社会结构研究的方法大量地被经济学研究者吸收，用以在微观和宏观的层面上研讨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互动关系。这样，发展经济学在进入微观领域后就突破了经济学的传统边界，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相融合。这种方法论上的突破己经影响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学者，从而对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带动中国农业经济学全面突破旧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

 

三、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未来的展望

 

传统的农业经济在过去20中己经逐步地开始了对自身的理论改造。这个改造过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将农业经济作为国民经济整体的一个产业部门，农业经济学逐渐成为产业经济学的一个部分，农业经济学也因此渐渐融入理论经济学之中;②将农业经济现象与农村社会结构结合在一起研究，农业经济学的研究逐渐由过去的“部门经济学”演变成为区域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渐渐地演变为农村经济学;③由政策解释功能转变为政策研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