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教育差异论文例1

[DOI]1013939/jcnkizgsc201552068

1引言

近年来，我国政府在教育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并取得了一些成就。教育保障方面，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加大，自2012年以来，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持续保持在4%以上。不断扩大中西部地区及农村贫困地区的招生力度，2014年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比2013年增加114%，圆满完成《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10%以上的目标。

虽然我国政府对国民教育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教育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尤其是教育不公平，教育资源配置与结构布局不尽合理，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本文采用泰尔指数方法分析来测算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区域间的差异和不平等度。

2基于泰尔指数测算方法的我国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区域差异分析

现运用泰尔指数的测算方法，来研究我国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异程度。设E、M、W分别表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IE、IM、IW分别为表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的泰尔指数，代表三个地区的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异，根据泰尔指数的定义及公式，得到：

分别为东部、中部、西部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这三者总和即为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SX（]I2[]IT[SX）]为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贡献率的大小表明了该因素对总体差异的影响程度。

根据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泰尔指数公式，按照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对我国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泰尔指数来源分布的地区差异进行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由于各个省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比例作为相对指标衡量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更合适一些。

地区内差异。2002―2013年中部地区内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整体趋于平稳。在东部地区内，2002年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泰尔指数为02263，说明东部地区内的地方教育支出水平地区分布差异较大，到2004年泰尔指数下降4182%，说明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不均衡有所缓解，2006年同2004年相比，上升了1478%，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水平差异有所扩大。2006―2008年，东部地区内差异呈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趋势，2009年、2010年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差异出现短暂的上升，2011―2013年，东部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差异呈现下降趋势，尽管2013年相对2012年差异稍微有所上升。西部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差异总体呈现较大幅度的波动，2002年的泰尔指数为02577，到2005年上升了2472%。2006年相比前一年下降了778%。2007―2009年西部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差异呈现较小幅度的上升，2010―2013年西部地区内财政教育支出差异呈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分别上升了668%和下降了2556%。整体上分析，地方财政教育支出西部地区内差异大于东部地区内差异，中部地区内差异最小。

总体差异及差异分解。2002―2013年，地区内差异与地区间差异二者的泰尔指数趋势变化基本一致。其中2002―2005年，地区内差异呈上升变化，上升了16054%。2006―2008年，地区内差异下降，2008年同2002年相比，上升了11026%。2009―2013年间，地区内差异下降。2009―2013年，地区间差异逐渐在缩小，2013年同2002年相比，增长幅度为48767%。整体上分析，地区内的差异明显大于地区间的差异，说明全国地区财政教育支出水平总体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内的差异，同时从差异贡献率来看，地区内明显大于地区间。

3结论

本文采用泰尔指数测算方法，分析了2002―2013年间我国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区域差异，并对总体财政教育支出水平差异进行分解，得到了以下的基本结论：

第一，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作为衡量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地区内部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异显然大于地区间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异，即我国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内部的差异，地区间差异只构成总体差异的小部分。在地区内差异中，西部地区差异大于东部地区差异，中部地区差异最小。

第二，在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中，地区内的差异贡献率远大于地区间的差异贡献率。地区内的差异贡献率基本在90%以上，这也表明了全国地方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差异来源于地区内部的差异。在地区内的差异贡献率中，东部地区差异贡献率变化趋势与西部地区差异贡献率变化趋势呈相反的态势。中部地区差异贡献率最小，基本处于10%以下。

中西方教育差异论文例2

中国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加上诸子百家各学派的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特点。如果用一个字总结中国的传统文化可用一个“和”字代表，这个“和”表示“中和”，它是感觉与理性的互补、中庸和平、中和婉约的象征。这种文化强调“以和为贵”、“天人合一”，体现东方人的整体性和综合性，譬如中医，讲求的是整体调理。同样，我们在交往过程中讲求情理，即人情和事理，是一种综合的把握：意会性则有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意境。

西方传统文化

与中国文化不同，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文化为主，由此引申为西方的哲学思想，强调的是分析，侧重个体思维，形成了与中国侧重整体思维的差异。如果也用

个字总结西方文化则是英文单词“only”，即“唯一”，它强调单一，体现了求异思维、个体性和直观性。求异思维表现在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追求个性；个体性则表现在西方人重视局部的分析，他们在人际交往处事时往往过于强调自我感觉。而直观性也就是表现显而易见、通过理性分析而得出的结果。

中西文化差异导致设计教育差异

通过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大致阐述，我们可以推导出东方和西方在文化背景方面的明显差异导致了其设计教育的差别；中国教育注重综合，讲究内在，对已知的知识不断累积，故有“温故而知新”，又善于多方位思考，还有“学而知新”的创新理论；而西方教育基于人文思想而展开，从小培养人的实践和分析能力，鼓励思想自由，其而产生设计的创意与思维的自由有着一脉相承的关联。

当然，它们之间也有各自的不足。中国教育缺乏创造力和条理性，系统性不强，不够精确，学生往往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这种习惯间接影响了学生在做设计时的效率；而西方教育注重分析，但缺乏综合思考能力的培养。

中西方教育差异论文例3

文化是一定历史、地域、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综合反映。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产生不同的行为规范，导致不同的社会现象和学科。护理学是一门边缘、交叉的学科，是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领域的知识为理论基础的综合性应用学科。随着社会发展，护理学已逐步形成以人为中心，研究自然、社会、文化教育和心理等多种因素对人的健康的影响，从而逐步进行整体护理的学科[1]。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中西方护理所存在的差异是非常鲜明的，现探讨比较如下。

1护理教育的异同

1.1培养目标护理教育培养的目标包括护理理念和护理能力等方面。西方多注重学生个体身心的全面发展，注重学生的实践、持续发展和合作等综合性能力及应对未来能力的培养，特别重视学生人格的健全及职业价值观念，以人本主义思想促进学生的成长成才，使学生具有一颗善良的心，秉承人本关怀对待每1例患者；中国的护理教育则注重从社会需要出发，以教育及培养为主，注重培养基础知识扎实、知识面广，具有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独立完成临床护理或相关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1.2教育理念西方国家护理教育的中心理念是关爱，注重以科学认识论为基础，课堂教学形式十分灵活，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中国的护理教育仍然停留在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育理念，仍以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形式。明显可见的是，西方多以学科为中心、以能力为基础的课程及综合课程，其课程设置出现短程化、小型化的趋势，学生的主动性、参与性、积极性、创造性很容易调动起来；中国主要采用以学科为中心的传统式课程，多数院校所开设的专业及课程中，自然科学及技术偏多，人文学科偏少，缺乏从整体的角度考虑人才的培养，大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积极探索未知，敢于理论实践创新的精神不足[2]。

2护士职业态度的异同

2.1中国护士职业态度在中国，护士由于其临床护理工作任务重、责任大，加之工资和福利待遇普遍较低，护理工作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肯定和理解支持，倒班方式有损于健康、影响家庭生活等，而且护理工作要求精细化、严谨化、科学化和善于观察、分析、判断与解决，这就要求护士在工作中必须投入更多的体力和精力，这些现存和潜在的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到护士的身心健康，产生职业倦怠，因职业态度的缘故常常觉得很压抑，不能轻松应付工作上的冲突，不能正视自我职业价值，常有辞职不干的想法[3]。

2.2西方护士职业态度Breimaier等[4]研究表明，西方护士的职业态度倾向于较高水平，护士对护理工作有较高的认可度。护理专业学生（包括毕业生和刚进入工作岗位的新护士）的调查显示，10个毕业生中有9个相信他们毕业后的工作应该是非常轻松或者是有些轻松，大学毕业生都是怀着同样的理想加入护理行业的，这将成为他们一生的职业，他们的理想就是帮助别人；调查结果同样显示，临床实践后大部分学生还是同样积极，仍然保持乐观的态度，对职业前景的展望非常乐观。

3护理现实应用的异同

3.1伦理道德医学护理伦理道德研究在许多问题上所体现的纷争，很大部分都可以由文化差异来解释。中西文化差异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家庭主义、强调和谐共同的责任；而西方的生命伦理学建立在个人主义原则之上，强调个人权利。如在医疗护理决策方面，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个人与其家庭密不可分，多主张由家庭或者单位决定，而西方国家多认为应该由个人决定，即生命的支配权在于本人；又如，在对待身患绝症的患者知情权上，在我国一般不将病情告知患者，而是告知其家属、单位[5]，而大部分西方国家则主张告知身患绝症的患者实情。

3.2护理管理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视主体意识，以重视并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为其特点，在护理管理方面主要表现为：重均同、轻个性的偏向，主张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的管理理念，在管理中会出现不同职称、年资、学历的护士承担相同的工作或同等责任等现象，形成较好的人际关系和团队协作精神。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主义价值观，讲究科学、民主，鼓励个人积极进取、勇于竞争，在管理方面则主要表现为：护理人员管理的弹性化和护理工作安排的层次化，不同职称、级别的护士有不同的工作定位和责任。

4护理科研中的思维差异

人类思维方式可以分为逻辑思维(理性思维)和直觉思维(非理性思维或顿悟)两种基本类型，中国传统文化重直觉思维，而西方文化则尚逻辑思维。中国人偏好形象思维，重直观内省、轻实测论证，重直觉领悟、轻理论分析；而西方人注重科学、理性，重视分析、实证，因而往往借助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进行判断、推理[6]。由此，护理科研（论文）的设计上，中国人习惯于先交待研究背景、说明问题的原因，或提出论据再作结论说明自己的观点；而西方人一般则开门见山地摆出观点看法、点明主题，再依次交待研究背景、条件、原因、论据或分析。体现在护理研究中：国内的护理科研以把握整体性、方向性的研究为主，学术文章范围大，而缺乏前瞻性；西方则更注重细节，科研立足于实践、以实用为基础，多是针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

5讨论

通过上述中西护理差异比较，可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中西护理有较大的差别，但它们之间并非是水火不相容、不可磨合的，两者各具特色，各有其长短，可取长补短。因此，我国的现代护理事业，在护理教育方面，要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教育理念，改善课程设置，优化教学方法，注重对学生具体能力和人文素养的培养；在临床护理方面，在发扬优势的前提下，应完善评价体系，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护理服务质量；在护理科研上，要转变思维，及时了解国外护理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向纵深化、前瞻性发展；在护理管理方面，要敢于突破已有的经验，引进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健全管理模式，博采众长，补己之短。

参考文献：

[1]李小妹.护理学导论[M]．第二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137.

[2]张凤，耿桂灵.跨文化护理理论在当代护理教育中的应用[J].医学与哲学，2013，34（5）：85-86.

[3]张浩，郭燕.护士职业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J].护理杂志，2012，29(9):38-40.

中西方教育差异论文例4

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一直是我国近年来的热点问题，长期以来，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各种宏观因素对我国收入分配产生了很大影响。针对这一问题，我国也采取了大量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协调收入分配；但另一方面，现实中的收入差距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居民个体因素，即人口特征因素决定的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关系到我国如何通过更加有效的经济政策来激励居民个体的积极性，从而取得更好的政策效果。基于此，本文利用CHIPS2007的微观数据，同时利用最新的基于回归的夏普里分解方法，从微观层面分解了不用居民人口特征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从而为相关政策的实施提供理论参考。

一、 居民收入方程的设定

在进行上述变形之后，本文基于Wan（2002）的方法分解了不同变量的贡献率。在具体计算过程中，某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y的相关性越强，同时该解释变量自身的变异性越大，那么该解释变量对收入差异的贡献率也越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基于回归方法的夏普里分解的计算时间受解释变量的数量影响很大，在解释变量较多时（例如超过10个）很难计算出分解结果。因此，在不影响分析的前提下，本文在具体的分解过程中分别将部门虚拟变量sector合并为一个变量与同时剔除变量province。此外，在衡量变量变异性的指标选取上，本文采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变量的变异性。

二、 居民收入回归方程分析

对城镇居民收入方程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表1报告了全国以及东中西分区域样本的居民收入方程回归结果，具体来看：

（1）年龄对收入水平呈负向影响，对比东、中、西与全国的情况，年龄对东部地区的影响要高于其他地区。这与地区人口结构有关，一般来说60岁以上人口均属退休人员，这部分人口收入来源只能依靠离退休金或者最低生活保障金，甚至其中一部分人没有固定的收入，因此一个地区老龄化程度越高就对收入的负向影响就越强。2007年东、中、西的老龄人口比例分别是10.2%、8.9%、8.3%。这种人口的分布情况与回归结果恰好吻合。

（2）男性的收入水平要高于女性，这大多数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这种现象主要由四个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在劳动力市场中普遍存在就业歧视。女性的就业机会普遍低于男性，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女性大学生的就业率要低于男性大学生十个百分点左右。第二是分配性别歧视。我国男女之间的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并不多，但在同一工作单位，女性往往会被分配到低收入的工作岗位。第三是差异化的退休制度，我国男女之间的退休年龄是有差别的，一般女性退休年龄是50岁、男性退休年龄是55岁。由于退休之后收入会大幅降低，因此男女之间的收入水平在45岁～60岁这个阶段被迅速拉大。第四是体制改革因素，98年的国企改革有3 800万国企职工下岗，其中女性的比例要高于男性，这对女性收入的总体影响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冲击。比较地区间的影响状况，东部城镇的性别差异导致的收入差别要高于中西部地区。

（3）城市户籍对收入水平的提升影响较为显著的，除2007年中部城镇的回归结果不显著之外，其他年份均在5%以上水平显著。这是两个因素造成的，首先城镇户籍比非城镇户籍人口所得的转移性收入要高，其次非城镇户籍人员多为农村转移出的剩余劳动力，大部分从事低端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等收入较低的行业。从东、中、西三大区划的比较来看，西部地区因户籍城乡差异造成的影响最大，在城镇户籍人口的工资要比非城镇户籍人口高出25.6%，而全国的平均水平也高达17.7%（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是因为西部地区的城市中非城镇户籍人口收入水平要比中、东部地区低，以非城镇户籍人口占比最高的农民工为例，2007年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在相等就业条件的前提下，平均收入分别比中、东部分别低了7%与40%（武岩与胡必亮，2014）。

（4）受教育水平对提升收入的作用较为显著，有大量的文献对其影响成因展开分析（可参陈钊等，2008；杨俊等，2008学者的研究）本文不再赘述。对比三大区划间的回归系数，发现中、西部地区受教育程度对收入水平的影响要高于东部地区。这与现有的一些研究结论是相反的，其研究普遍认为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越高，教育收益率也越高，东部地区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要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导致收入水平更高。但这些研究忽视了受教育程度在不同地区间回报率是不一致的，李实等（2005）已证明2002年西部地区中学、高中与大专的教育回报率高于东部地区。2007年我国平均受教育水平约为8.1年，接近高中的水平，尽管城镇的受教育水平比全国水平略高，但其区间也应在大专与高中之间，由于在这一区间东部地区的教育回报率较低，导致了中、西部地区受教育程度对收入水平的影响高于东部地区。

三、 夏普里分解结果分析

表2报告了回归方程夏普立的分解结果，正如上文指出的，某个解释变量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取决于其自身的变异水平和其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因此表2中也报告了其自身的变异水平（用基尼系数来衡量的）。

具体来看，人口特征因素总体上对基尼系数的解释力36.6%，大约可以解释三分之一的收入差别，这与陈宗胜（2002）的结论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残差项中的贡献率是不能被人口特征因素解释的部分，这些因素包含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改革政策差异、自然环境差异、区位差异等宏观非个体因素的，可以发现，这部分因素占总体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这与我国尚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期的现实是一致的，即宏观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贡献更大。

进一步地，在人口特征因素中，对收入差距贡献最大的因素是受教育水平，其贡献率为16.75%；次高的人口特征影响是性别，其基尼系数与贡献率分别为0.034与8.02%；而人口特征影响因素最低的是婚姻状况，平均贡献率在2%左右。

进一步比较了东部、中部与西部三大区域的人口特征因素的贡献率，表3与表4报告了相应结果。具体来看：

（1）从总体解释率看，东、中、西三大区域内人口特征因素贡献率的相对大小与全国的分解结果基本相同，这也说明模型的分解结果是相对稳健的；但具体来看，人口特征因素在不同区域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存在明显差异，其在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贡献率依次为32.15%、33.25%、34.4%。

（2）受教育程度因素在三大区域中仍然是排名首位的人口特征影响因素，但其贡献率在西部、中部、东部依次递增。该结果意味着，我国地区间人力资本差异仍是制约收入差距缩小的核心原因。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虽然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回报率要低于东部地区（由表1的估计结果得到），但现实中教育投入仍然偏向于东部地区，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的投入，东部地区人均投入都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也降低了中西部地区教育在缩小收入差距上的作用。

（3）性别差异的贡献率在不同区域内仍然是排名第二位人口特征因素。性别歧视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已成为影响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中部地区的性别差异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最高，这与李春玲等（2008）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4）行业因素与年龄因素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相近，在地区间的贡献率呈东、中、西依次递减。从区域行业结构上看，东部地区聚集了银行、保险、计算机服务、专业技术服务的高收入的行业，而中西部地区聚集的低收入行业较多。即使在同行业中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也较大，以2007年为例，分别选取家具制造也、专用设备制造也与证券行业作为低、中、高收入行业的代表，各行业东中西部的平均收入分别大约为16 200、11 200、13 100与 24 500、18 600、19 600与144 000、59 200、50 800，证明东部地区同行业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5）此外，年龄因素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也是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上文已经分析出老龄化是影响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与保障标准均比中西部地区更高，因此老龄化对收入差别的影响较中西部地区要小。户籍、婚姻状况对收入差别的总体贡献率较小。

四、 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划的人口特征回归方程进行夏普里分解，主要得出三点结论：（1）整体上人口特征因素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为36.56%，该结论在东中西三大区域内也是相对稳健的；（2）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首要因素是受教育程度，其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到了16.75%，其次是性别与行业因素；（3）从分区域结果来看，人口特征因素在不同区域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存在明显差异，其在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贡献率依次递减。本文研究对于协调我国收入分配具有以下启示：

首先，鉴于受教育水平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最高，因此应该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通过减免学费的方式普及义务教育，提高高等教育的升学率；就不同区域而言，有的放矢地加强对中西部地区教育的投入，根据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回报率的特点，着重提高对中等教育、职业教育的投入。其次，促进不同性别的同工同酬，加强执法部门依法制定查处对于女性的就业歧视与劳动权益侵犯，进一步提高女性就业权维权意识，制定专门的禁止歧视妇女就业方面的法律法规。最后，加快养老制度改革，逐步推行延迟退休政策，消除男女职工退休年龄差异，提升中西部地区养老金的发放标准，减小退休人员的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 陈宗胜，周云波.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 李春玲，李实.市场竞争还是性别歧视――收入性别差异扩大趋势及其原因解释[J].社会学研究，2008，（2）：9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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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俊，黄潇，李晓羽.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分配差距：中国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8，（1）：38-47.

[5] 武岩，胡必亮.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民工收入差距[J].中国人口科学，2014，（6）：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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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许召元.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对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影响[D].北京：北京大学学位论文，2007.

中西方教育差异论文例5

21世纪，人类社会更加趋向于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态势，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积极推行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主张，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中的音乐来学习和理解，使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成为国际音乐教育的主流。在此背景下，中西音乐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是否有可能，这将关系到中西方音乐价值观念的冲突与融合。反观历史，西方音乐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已经有了很深的根基，从学校到社会、从社会再到文化，我们无时不是在“欧洲中心主义”的旋涡中不能自拔。中西音乐文化之间到底是“差距”还是“差异”，这个问题不时在文化界、音乐教育界引起争论和思考。

一、多元文化语境的内涵

多元文化主义理论是相对于“单线进化论”思想而提出的一种新的视角。“单线进化论”在音乐界泛化而来一种文化霸权思想，即欧洲音乐中心主义，其作为西方文明的标志性成果――欧洲音乐却一直被人们视为人类音乐文化进化的唯一参照标准。伴随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扩张，这种“欧洲音乐中心主义”文化霸权思想笼罩着整个世界。在面对陌生音乐所发出的那种“晦涩、难听”的声音时，也许会很难接受或者自觉不自觉的用“本己”文化的标准来衡量“他”文化中的“简单”与“复杂”，进而得出“落后”与“先进”的论断。

英国肯特大学著名人类学高级讲师C.W. 沃特森先生将多元文化主义从四个层次和维度来理解，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首先是一种文化观。多元文化主义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比其他文化更为优秀，也不存在一种超然的标准可以证明这样一种正当性：可以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其他文化。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是承认文化的多样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其次，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历史观。多元文化主义关注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强调历史经验的多元性。多元文化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是多民族的不同经历相互渗透的结果。再次，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教育理念。多元文化主义认为传统教育的对非主流文化的排斥必须得到修正，学校必须帮助学生消除对其他文化的误解和歧视以及对文化冲突的恐惧，学会了解、尊重和欣赏其他文化。最后，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公共政策。这种政策认为所有人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上机会平等，禁止任何以种族、民族或民族文化起源、肤色、宗教和其他因素为理由的歧视。

二、“差距论”与“差异论”

“差距论”代表的是一种“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它“是一种认为人类历史将由低级到高级，由蒙昧到文明，沿一直线无限进步和无限进化的哲学思想。”“社会进化论”是将人类社会发展归结为同一性的思想，实际上是欧洲种族中心论的另一幅画像。这种理论思想“不单纯是一种学术观点，而本质上是企图以欧洲文化来取代世界文化多样化的战略。‘社会进化论’不以空间上的文化差异为概念，而是以时间上的先进或落后为标准；不以心灵、感情和观念上的不同来理解和认识人类自己，而是以经济、政权和武力来改变不属于欧洲的一切；不以伦理、道德为准则来尊重每一个个体文化的独特性，而是以眼前和暂时的经济发展快慢，或者更是以欧美资本经济发展为模式来划分民族的优劣，结果是以‘帮助’、‘扶贫’的慈善面孔来剥夺他人的生存权利、毁坏他人的社会运作、中断他人的文化延伸。”“差距论”作为“社会进化论”的重要特征主要体现为三个特征：时间的直线性、人类的同一性、希罗多德定则（又称“欧洲文化中心论”，是现今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种观念）。

“差异论”是后现代观念的产物，是相对于“差距论”所提出的一种新观点。“差异论”的提出有以下几个价值参照点：对时间直线性的否定；对文化多样性的肯定；“宇宙中心主义”代替“欧洲中心论”。结构人类学家莱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也并非朝着单一的方向演进，尤其表现在艺术、文化等领域。科学技术作为知识的积累，确有‘进步’的现象，但在文化领域，并不存在所谓的‘进步’。那里都是差异的关系，而不是‘先进’和‘落后’的关系。中国的科技有所不及于西方，但中国文化则绝不‘落后’于西方。”当代社会人文思想的转折意味着“由人类看‘他异’――对于自然万物尊严的价值肯定；由个人看‘他异’――对他人的价值肯定”。因此，中西音乐文化是同步发展的，没有古今、先后之分，二者之间存在的是差异，而非差距。

三、中西音乐文化之比较

依据上述观点，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差距论”更多的是让位于“差异论”，因此，让我们来比较分析中西音乐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以便能更好的体现中西音乐文化同时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如何进行交流与对话。

首先，从音乐的类型谈起。在20世纪以前的中国汉民族文化中，音乐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1）“官方”巩固其中心地位的政治性礼仪的“雅乐”；（2）出于民间、融于民俗、流传于广大民众之间的所谓“俗乐”，受汉民族各地人民的语音语调、性格气质和风土人情的影响，表现出鲜活灵动的特征；（3）中国特有的“文人音乐”，以古琴音乐为典型代表，讲究“中正平和”，追求“静远淡虚”的境界，其精神内涵表现出高度个人化的意识倾向。

反观西方音乐，自中世纪以来，“宗教音乐”与“世俗音乐”是同时共存的两种音乐，其中教堂音乐占绝对优势。自17世纪开始，“教堂音乐”、“宫廷音乐”和“剧院音乐”呈现为三足鼎立的态势，迎合了西方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的变化，也满足了宗教礼仪和精神娱乐等不同侧面的文化需要。18世纪启蒙运动以后，近代“音乐会体制”的形成，使音乐成为具有自足意义的艺术种类开始独立出来，艺术家对世界和人生的体验与意念得到了人本主义的体现。由此，音乐的分类规定完全依照自身的组合、编制和体裁类型（交响乐、歌剧、室内乐、艺术歌曲等等）更加细化，音乐的“自律”地位最终完成。20世纪中叶，工业化、都市化、市场化和商业化进程的加剧，使音乐体系的分类又一次发生变化：“流行音乐”异军突起，但鱼龙混杂；“民间音乐”的有限资源不断丧失；“艺术音乐”则面临严重的内部和外部危机。

其次，音乐创作的特点。概括的讲，中国音乐是以线条为主，西方音乐更讲究和声；中国音乐注重气息，西方音乐更讲究节奏；中国音乐创作注重感觉，西方音乐创作更讲究理性；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最大不同在于音色与演奏法。

最后，音乐的语言特点。恩格斯说过，你只有将本族语言同其他的语言进行比较，你才能真正懂得自己的语言。近年来，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通过语言学的方法开始注意到在各种文化的音乐中，在不同的程度上他们之间所体现的差异与其语言结构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们有着各自的音乐语法结构。与西方音乐相比，中国音乐就有着自己独特的语音、语法、句法等结构。

有关中西音乐的语言结构，可以从表层与深层方面来进行比较与分析：（1）表层结构，西方音乐的语音是“乐音”，中国音乐的语音是包含“含有声调或噪音的乐音”；（2）深层结构，无论是从音乐语言的语法结构、音乐语言的操作方式、音乐语言的感知方式等哪种角度来看，中西音乐文化之间突出的差异性可以概括为：开放性（中）――封闭性（西）。比如中国汉语的语法结构“偏重心理，略于形式”，西方的音乐语法结构“形式严谨”；在音乐语言的操作方面，中国传统音乐注重“口头的”，西方注重“书面的”；在音乐语言的感知方面，中国音乐是“感性的”，西方是“理性的”。

四、结语

21世纪是一个反思的世纪，人类在历经了后现代思潮的洗礼以后，逐渐从西方单一的工具理性视野开始走向多元与开放。音乐人类学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为中西音乐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种多元与开放的语境下，中西音乐文化之间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而其本身所固有的差异性更需要我们去重视和强调。最后，我想还是用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的一句话来结束对本文的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往哪里去？”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去认识和理解作为世界音乐花苑中的两朵鲜花――中西音乐文化，它们只是拥有了不同的颜色、外观、香味……而不具有好与坏的区分。因为世界是多元的，文化也是多元的。在多元的音乐世界中，我们应该认清自己的文化和身份，我们不滞后，也不先进。

[参考文献]

[1] [英]C.W.沃特森．多元文化主义[M]．叶兴英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2] 河清．破解进步论――为中国文化正名[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3] 洛秦．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M]．罗艺峰导读．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

[4] 河清．现代，太现代了，中国！[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中西方教育差异论文例6

一、序言

中西传统文化对待自然的态度大相径庭，中国人认为自然是万物的本原，对自然保持着敬畏与呵护的态度；西方人则认为自然为上帝的造物，且从上帝处获得了掌控自然、征服自然的权力。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方人的思想观念。因此，在看待问题、接受教育上会有不同的方式。

二、中西方自然教育观概述与比较

中西方传统与观念的冲突，尤其是中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所形成的不同背景，可以从中西方对人与自然的认识差异中找到合理的诠释。

在中国，自然教育观首先出现在以老庄为首的道家思想之中；在秦汉时期，黄老之学对自然教育观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老子的自然教育观的核心是“无为”。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1］但老子的“无为”绝不是什么也不做，排除一切人为。

在西方，最早的自然教育思想发源于古希腊时期，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成熟于近代。例如：在西方教育史上，古希腊教育家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教育应当效法自然的观点。他进一步指出：“教育的目的及其作用犹如一般的艺术，原来就在效法自然，并对自然的任何缺漏加以殷勤的补缀而已。”［2］

中西方自然教育观是在两个不同的地域独立发展的，但存在着差异。

中西方自然教育理论对于培养人才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在中国，由于自然教育理论发展较早，因此中国自然教育理论所要培养的人是“圣贤”。而在西方，自然教育理论所要培养的人是“公民”，就是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所要培养的具有高尚的道德、丰富的知识的人。

三、中西方自然教育观的影响及对当今教育的启示

纵观中西方自然教育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自然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会促进自然教育的进步，相反则阻碍自然教育的发展。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一些问题进行反思，从中得出一些经验，以对后人有所启示。

（一）自由、民主是学术发展、繁荣的坚实基础。

在思想发展的历程上，只有宽容不同学派自由发展，才能繁荣学术，激发活力，促进思想的发展和实践的进步。而学派之间的自由发展，需要民主来保证。例如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国之间的斗争，形成了短暂的民主氛围，从而造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而西方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引导下，自然教育观得到了长远的发展，这得益于西方自由、民主的学术环境。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一直在思考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意识到思想上存在巨大的差距。

这种认识是比较全面的。中国确实不能坐井观天、自以为是，虽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落后。落后就意味着和西方有一定的差距，这就要学习西方，但不能只限于学习西方的经济，更要将改革深入到制度、思想的层面。

（二）对当代教育改革的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的教育不是顺从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而是违背了这一规律。中国教育研究者对这种现象并不是无动于衷的，而是积极地提出许多对策，例如近年来所倡导的素质教育、新课程改革等。自然教育观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重视学生的个体需求，尊重学生的人格，努力使教育顺应学生的天性，而不是对学生的天性进行压抑。

在现实的教育中，自然教育存在一个难题，即如何在现代教育制度下使学生的个性得到自然、充分的发展，这可能是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两难问题。学生的个性得到自然的发展是教育的理想。在这一过程当中，应主动掌握理想的教育形态和具体表现形式，在现实发展过程中为了理想的教育而不懈努力。

四、结语

自然教育理论在中西方教育思想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自然教育思想源远流长，远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关于自然教育的论述；早在古希腊时期，一些哲学家的思想中就包含有自然教育的思想。自然教育理论在不同的年代有其不同的表现，但其核心是不变的，就是教育要适应人的天性，教育要遵循自然的本性。

中西方教育差异论文例7

一、序言

中西传统文化对待自然的态度大相径庭，中国人认为自然是万物的本原，对自然保持着敬畏与呵护的态度；西方人则认为自然为上帝的造物，且从上帝处获得了掌控自然、征服自然的权力。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方人的思想观念。因此，在看待问题、接受教育上会有不同的方式。

二、中西方自然教育观概述与比较

中西方传统与观念的冲突，尤其是中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所形成的不同背景，可以从中西方对人与自然的认识差异中找到合理的诠释。

在中国，自然教育观首先出现在以老庄为首的道家思想之中；在秦汉时期，黄老之学对自然教育观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老子的自然教育观的核心是“无为”。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1］但老子的“无为”绝不是什么也不做，排除一切人为。

在西方，最早的自然教育思想发源于古希腊时期，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成熟于近代。例如：在西方教育史上，古希腊教育家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教育应当效法自然的观点。他进一步指出：“教育的目的及其作用犹如一般的艺术，原来就在效法自然，并对自然的任何缺漏加以殷勤的补缀而已。”［2］

中西方自然教育观是在两个不同的地域独立发展的，但存在着差异。

中西方自然教育理论对于培养人才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在中国，由于自然教育理论发展较早，因此中国自然教育理论所要培养的人是“圣贤”。而在西方，自然教育理论所要培养的人是“公民”，就是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所要培养的具有高尚的道德、丰富的知识的人。

三、中西方自然教育观的影响及对当今教育的启示

纵观中西方自然教育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自然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会促进自然教育的进步，相反则阻碍自然教育的发展。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一些问题进行反思，从中得出一些经验，以对后人有所启示。

（一）自由、民主是学术发展、繁荣的坚实基础。

在思想发展的历程上，只有宽容不同学派自由发展，才能繁荣学术，激发活力，促进思想的发展和实践的进步。而学派之间的自由发展，需要民主来保证。例如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国之间的斗争，形成了短暂的民主氛围，从而造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而西方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引导下，自然教育观得到了长远的发展，这得益于西方自由、民主的学术环境。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一直在思考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意识到思想上存在巨大的差距。

这种认识是比较全面的。中国确实不能坐井观天、自以为是，虽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落后。落后就意味着和西方有一定的差距，这就要学习西方，但不能只限于学习西方的经济，更要将改革深入到制度、思想的层面。

（二）对当代教育改革的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的教育不是顺从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而是违背了这一规律。中国教育研究者对这种现象并不是无动于衷的，而是积极地提出许多对策，例如近年来所倡导的素质教育、新课程改革等。自然教育观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重视学生的个体需求，尊重学生的人格，努力使教育顺应学生的天性，而不是对学生的天性进行压抑。

在现实的教育中，自然教育存在一个难题，即如何在现代教育制度下使学生的个性得到自然、充分的发展，这可能是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两难问题。学生的个性得到自然的发展是教育的理想。在这一过程当中，应主动掌握理想的教育形态和具体表现形式，在现实发展过程中为了理想的教育而不懈努力。

四、结语

自然教育理论在中西方教育思想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自然教育思想源远流长，远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关于自然教育的论述；早在古希腊时期，一些哲学家的思想中就包含有自然教育的思想。自然教育理论在不同的年代有其不同的表现，但其核心是不变的，就是教育要适应人的天性，教育要遵循自然的本性。

参考文献：

中西方教育差异论文例8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5―0132―06

在文化教育方面，我国民族教育长期以来重现代轻传统，重西方轻本土。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忽视――汉族传统文化如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尤甚。另一方面，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对民族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如何在汲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营养的基础上，吸收当代国内和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促进民族文化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也是摆在民族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这一科学论断高屋建瓴，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包括民族文化教育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一、我国当前教育中民族文化教育的缺位与西方多元文化教育对我们的启示

(一)我国当前教育中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缺位

1、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缺位

近代以来的我国教育，是在批判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国人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的落后性，从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向西方学习的高潮。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也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中国人开始的又一次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知识的运动。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意义。当今世界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特别是文化的竞争。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上的成就举世瞩目，但在文化发展方面却还存在许多问题。要想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在国际的竞争力，既要有开阔的胸怀，积极学习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又要立足本国本土，汲取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虽然有些片面，却也给人深刻的启示。然而当前我国学校教育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不够，课程中反映传统文化的内容很少，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传统文化教育的期望。近年来群众性传统文化教育热潮不断高涨。“孟母堂”事件固然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群众对传统文化的渴求，却于此可见一斑。在全球化浪潮面前，如何发展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使中华民族文化成为全球多元文化中有重要影响的“一元”，是时代摆在民族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2、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缺位

我国当前学校教育课程中也有一些传统文化内容，不过基本上都是汉族传统文化。所以我国目前教育之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缺位，表现最严重的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缺位――当然汉族传统文化的缺位也不容忽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一是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教育，二是宗教场所教育，三是学校教育。当前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宗教场所虽然仍然对少数民族儿童的传统文化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生活、家庭生活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它们对传统文化既有传承的一面，也有消解的一面，不再是传统文化当然的理想教育场所；宗教教育在如何适应时展方面，面临着诸多难题。由于学校课程具有文化选择、整合和创新的功能，因此学校教育在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方面，应该发挥主导性作用。然而我国课程政策长期以来执行中央集权模式，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能进入学校课程体系，不能从无意识的感性层面上升到有意识的理性层面，其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我国教育中最能体现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目前只有“双语教学”。而就是双语教学的效果也不容乐观。据，《中国青年报报》：“在我国现存900多万满族人口中，会说满语的仅有黑龙江齐齐哈尔三家子满族村的一些老人，且已不足百人!这些老人一旦故去，满语口语将从世界上消亡。”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不喜欢将子女送入学校，而是送入寺庙、清真寺等宗教场所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和宗教教育。学校教育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缺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二)西方多元文化教育及其对我国民族教育的启示

1、多元文化教育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公民权利运动”，结果对种族族群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多元文化教育思潮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移民国家，发展到中国、印度等东方传统的多民族国家，成为一种世界性进步教育理念。少数民族文化等非主流文化在教育中的权利和地位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尽管多元文化教育是一个很有歧义的概念，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趋于一致：“多元文化教育应使所有学生(不仅是少数民族学生)，不论其性别、种族、宗教、语言、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认识和理解社会中的各种文化包括学生自身所述的文化，以及具有普遍性的为各民族共享的国家主流文化。多元文化教育必须帮助学生获得在国家主流文化中生存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同时也要帮助学生在本民族亚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中生存所需要的能力。”

2、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启示我们，要重视民族传统文化教育。马克思指出：“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这一点也适合于汉族教育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教育。从世界范围来看，少数民族文化、汉族文化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都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部分。在当代西方强势文化影响的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汉族文化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都存在一个如何继承传统和保持民族文化特色的问题。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的传统文化教育，都需要受到足够的重视。

二、西方多元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教育”理论的提出

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从提出以来，对它的批评就从未间断。最激烈的批评是多元文化教育可能导致族群的对立和国家的分裂。民族传统文化的落后性与现代科技文化之间也存在矛盾，多元文化主 义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抱残守缺提供了理论支持，导致多元文化教育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与矛盾。特另0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多元文化教育的这种双重钳制状态还没有破解良策。”从上述关于多元文化教育的定义来看，多元文化教育虽然在字面上只强调“多元”，但在具体内容上它既强调要帮助学生发展在本民族亚文化中生存所需要的能力，也强调帮助学生发展在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国家主流文化乃至世界主流文化中生存的能力，因此并不会必然地导致族群的对立和国家的分裂，也不会必然地导致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上述问题的出现，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很重要的一条是“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缺乏一个能够全面整合与代表其基本思想的名称。孔子有句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论语・子路篇)片面的理论名称导致对理论的片面理解，从而导致片面的实践。

在西方多元文化教育思想的启发下，我国一些民族教育学者根据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教育”理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一体教育在注重国家一体教育的同时，提倡和发扬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传统，并通过这种多元的文化教育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通过国家的一体教育来确保少数民族享有现代教育的权利，增强中华民族各民族的凝聚力。”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教育”理论的这个概念界定来看，与上述西方多元一体教育的概念界定并无太大的区别，两者都注意到民族传统文化与国家、世界主流文化两者的辩证关系，重视这两方面的教育而不是“一边倒”。但是从字面上来看，我国“多元一体教育”理论在强调“多元教育”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一体教育”，从而避免了对这一理论因为望文生义而可能产生的误解。

三、“多元一体教育”的实质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发展共识

“多元一体教育”既提倡文化教育的多元性，又旗帜鲜明地强调文化教育的一体性，从而避免了对这一理论的望文生义和片面理解。可是，“多元”的实质是什么?“一体”的实质又是什么?如果不对“多元一体教育”的实质做出明确的界定，人们对这一理论的理解也还是会很容易地停留在字面上，过多地感受到“多”与“一”的对立而不是二者的统一，虽然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实践中，也会形成忽左忽右，忽“多”忽“一”的钟摆现象，容易走向某个极端。

我们认为，《决定》提出的“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使我们“多元一体教育”理论的实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决定》为“多元一体教育”理论和我国民族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一)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发展共识的必要性

1、为什么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差异”包括“差距”和“异质”两个方面。各民族文化之间既有因为历史原因和现实地理、经济等原因造成的差距性，也有因此而来的一定的异质性。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距是应该逐渐缩小直至消除的，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异质则不一定要消除――相互冲突的文化异质固然需要努力加以协调或消除，而有些文化异质并不必然导致矛盾和冲突，这样的文化异质不仅不应该消除，而且应该加以鼓励和发展。这种并不必然导致矛盾和冲突的文化异质性，就是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就是要在文化发展和教育发展过程中承认差距，稳步缩小和消除差距，同时要包容多样，使各种民族文化都能获得良好的发展。

2、为什么要发展共识?

“发展共识”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同文化之间要发展共识，以适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适应世界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只有文化的多样，没有文化的共识，民族间和国际间的和谐发展就无从谈起，到处将充满冲突和战争。二是要发展对“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发展共识”这一文化和谐发展观的共识，发展对“多元一体文化”和“多元一体教育”的共识。只有对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形成社会共识，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才有可能得到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多样”与“共识”的关系

1、“共识”会促进“多样”的发展

首先，“共识”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对差异和多样的承认和尊重。共识，顾名思义就是共同认识，它是不同认识主体在追求价值与真理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共同看法；共识的基本内涵和特性有：普遍共同性、求同存异性、妥协让步性；可以区分为不同的范围和层次：全球共识、国家共识、民族共识、阶级共识和个体共识。其次，如上所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共识。这样的共识不仅不会压制多样化发展，而且本身就主张和促进多样化发展。

2、“多样”也会促进“共识”的发展

“共识”是“多样”的重叠，“多样”越发展，重叠的面积越大，“共识”的范围越大，程度越深。相反，“多样”的发展程度越低，共识可以重叠的范围也就越小，程度也就越低。要不满足于低水平的共识，就要不断发展多样，从而在更高水平，更大范围形成和发展共识。

3、“共识”要以“多样”为基础。“多样”要以“共识”为指导

没有“多样”的共识，就会窒息发展的源泉；没有“共识”的“多样”，必然导致冲突和分裂。所以要通过教育等途径鼓励和支持文化的多样化的发展，在多样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又要以已经形成的共识指导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的发展，把已经形成的共识渗透到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的内容中去。在“多样”的基础上发展“共识”，在“共识”的指导下发展“多样”。

(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发展共识，促进“多元一体教育”发展的方法

中西方教育差异论文例9

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5-0116-06

收稿日期：2015-06-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我国不同省区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调查研究――以云南、内蒙古、吉林为例”（14YJC880097）。

作者简介：杨倩（1984- ），女，山东肥城人，教育学博士，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研究。

一、问题缘起

在一个多民族社会，不同族群之间在获取教育机会时可能会受到社会阶层和族群身份等因素的交互影响，同一族群内部也可能因社会阶层位置不同而产生差异。查尔斯（Camille Z. Charles）[1]等人的研究显示，族群之间在家庭背景上的结构性差异导致了学业成绩的族群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是通过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等的中介作用加以影响的;处于不利地位的少数族群，如非裔美国人、土著印第安人与西班牙裔美国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如白人，其父母较少谈论大学计划，较少为子女的高中学业做计划，较少送子女去私立高中，并且为子女大学入学的经济准备也不足，这些对子女的高中学业成绩以及进入大学的机会都有不利影响。奥尔（Amy J. Orr）[2]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后，财富对学业成绩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并且财富主要是通过影响子女可接触到的文化资本的多少从而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黑人学生成绩之所以比白人学生要低，是因为其拥有的财富实质上比白人少得多。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族群与阶层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但两者并不总是重合，如奥尔在控制了阶层因素的影响后，发现族群因素对学生学业成就发挥了显著的消极作用，与白人学生相比，黑人学生成绩较低。这说明族群身份是影响人们获取教育机会、取得学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获得教育机会的过程中，一些族群的成员所遭遇的困难是另一些族群的成员所不用面对的。

国内关于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就问题的研究基本呈现两种趋势：一是从一般性的理论阐释入手分析少数民族教育的低学业成就问题，如祖力亚提?司马义[3]等人的研究;一是通过实践性的田野调查对某一民族学生的低学业成就表现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如钱民辉[4]、马茜[5]等人的研究。这些研究多是从文化的视角探讨少数民族的学业成就问题，而对少数民族内部的社会阶层分化以及各个少数民族间的社会阶层分化对少数民族学业成就和教育机会的影响关注较少。谢作栩、谭敏曾以少数民族整体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家庭背景、族群因素对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6] [7]。那么，不同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是否存在差异？在同一少数民族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是否存在差异？各种差异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差异？在不同类型高校，不同少数民族各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是否有所不同？本文利用问卷调查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和访谈资料，以云南省五个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为对象，分析各种差异的具体表现及其成因。

二、数据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对边疆多民族聚居的云南省13所高校在读少数民族大学生（共涉及34个少数民族）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7 450份，回收6 115份，回收率达82.1%，有效问卷5 608份，有效率达91.7%。其中彝族、哈尼族、白族、傣族和纳西族的有效样本（共3 511份）分别有1 590份、371份、879份、445份、226份，分别占总有效样本的28.4%、6.6%、15.7%、7.9%、4.0%。该问卷“家庭背景”6个项目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850，说明“家庭背景”的内部一致性较高，具有良好的信度。

本文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研究”[8]课题组关于当前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划分法调查了学生父母的职业类型，并将十个阶层合并为优势阶层、中间阶层和基础阶层三大阶层类型①。然后根据这三大阶层划分对彝族、哈尼族、白族、傣族和纳西族大学生所处的社会阶层进行统计。这5个少数民族的阶层构成比例来源于《云南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全省各民族分性别、职业的人口”的推算[9]（P1338-1340）。本文在统计了样本中大学生所处社会阶层的构成比例与少数民族人口的阶层构成比例的基础上，采用“辈出率”[10]②这个指标分析不同社会阶层的各个少数民族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不同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

从入学机会的数量上来看，表1分别对所抽样的彝族、哈尼族、白族、傣族、纳西族大学生的分布状况进行了统计，发现上述各少数民族在校大学生样本占少数民族在校生总样本的比例分别为28.4%、6.6%、15.7%、8.0%、4.0%。辈出率测算结果显示，纳西族、白族、傣族、彝族和哈尼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辈出率分别为1.98、1.54、1.00、0.86、0.62，其中，纳西族和白族的辈出率最高，傣族和彝族次之，哈尼族最低，说明这五个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呈现明显差异，纳西族和白族子女的入学机会最高，傣族和彝族次之，哈尼族最低。

就入学机会的质量而言，表2统计了三类高校中五个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分布状况，结合各个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情况进行辈出率测算，得出了不同少数民族子女就读各类型高校的差异情况：第一，重点本科院校中，纳西族、白族、傣族、彝族、哈尼族的高等教育辈出率分别为1.98、1.67、1.14、0.71、0.43，说明纳西族、白族子女进入重点本科院校的机会最大，傣族、彝族次之，哈尼族最小，呈梯级分布。辈出率的高低差别为4.60倍。第二，一般本科院校中，白族、纳西族、彝族、傣族、哈尼族的高等教育辈出率分别为1.96、1.73、1.08、0.83、0.43，说明白族、纳西族子女进入一般本科院校的机会最大，彝族、傣族次之，哈尼族最小，呈梯级分布。辈出率的高低差别为4.56倍。第三，高职高专院校中，纳西族、哈尼族、彝族、白族、傣族的高等教育辈出率分别为2.23、1.19、0.99、0.90、0.85，说明纳西族子女进入高职高专院校的机会最大，远高于其余四族，呈蒜型分布。辈出率的高低差别为2.62倍。第四，从标准差的测定结果来看，五个少数民族在高职高专院校、一般本科院校、重点本科院校辈出率的标准差分别为0.57、0.63、0.66。这说明在不同类型高校中，五个少数民族的入学机会差异不同。在高职高专院校中，五个少数民族的入学机会差异最小;在一般本科院校中，此差异相对较大;在重点本科院校中，此差异最大。

笔者通过实地访谈和查阅文献资料发现，出现上述差异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少数民族之间在职业结构（阶层）、教育等方面存在的结构性差异。比如纳西族、白族处于较高阶层的人口较多（国家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比例分别为1.07%、0.81%，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分别达到了7.49%、5.83%），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较高（分别为11.47%、7.46%），而哈尼族处于较高阶层的人口较少（国家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比例仅有0.40%，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仅为2.58%），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较低（2.93%）[9]（P1338-1340，397-399）。优势阶层往往占有较多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其子女“不仅从其出身的环境中得到了习惯、训练、能力这些直接为他们学业服务的东西，而且也从那里继承了知识、技术和爱好”[11]，所有这些东西都有利于学业的成功。而基础阶层子女所能从家庭继承的有利于其学业成功的资源比较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们对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取。父母受教育程度不同，家庭成员中积累并共享的态度经验和性情倾向等家庭的惯习也会有所差异，从而影响父母在子女教育过程中的介入程度、所提供支持的数量和类型以及所营造的子女成长的环境差异，进而作用于子女在受教育过程中的表现和选择，影响子女的学业成就和升学机会。对一个族群而言，其所拥有的优势阶层越多，高学历的成员越多，族群作为一个整体所获得的教育机会也就越多。另一方面，族群文化也影响了少数民族的教育机会。从访谈结果来看，白族和纳西族普遍具有重教兴学的历史传统和观念意识，即使是处于较低阶层家庭的父母也能重视子女学校教育，对子女抱有较高的教育期望，这非常有利于子女克服学校和社会中遭遇的文化语言障碍，克服家庭社会阶层位置较低、经济收入较少、文化背景弱势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积极推动子女获得较多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与白族和纳西族的情形恰好相反，哈尼族由于多聚居于山区和半山区，很多家长倾向于保守的传统思维，缺少吸纳主流文化的意识，往往不重视子女教育，这些都制约了哈尼族子女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处于弱势地位的哈尼族子女受家庭不利因素的制约更大，他们往往较难获得层次更高、质量更好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傣族的情形又不同，傣族多聚居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其支柱产业种植业、养殖业、旅游业的经济收益较高，但大多为粗放型产业，从业人员无需较高学历，仅靠家传技术便可以从事，这促使傣族的高等教育的需求较低;同时，由于傣族深受宗教文化影响，主流文化的发展相对薄弱，大多成员讲求凡事随性，顺其自然，安于现状，影响了傣族父母对教育的态度和教育期望，进而影响傣族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二）不同少数民族各阶层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1.不同少数民族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总量差异

表3结合不同少数民族各阶层人口的构成比例以及不同少数民族大学生样本的阶层结构，通过测算辈出率来分析不同少数民族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状况。统计结果显示：第一，无论何种少数民族，其优势阶层辈出率都远高于中间阶层和基础阶层，比如哈尼族优势阶层辈出率为16.50，分别是中间阶层和基础阶层的13.2倍、18.3倍;傣族优势阶层辈出率为18.75，分别是中间阶层和基础阶层的19.95倍、20.16倍，这表明在同一少数民族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总量存在很大差异，优势阶层子女占有很大优势。第二，从标准差的测定结果来看，傣族、哈尼族、白族、彝族、纳西族三大阶层辈出率的标准差分别为10.29、8.91、5.42、4.17、1.96，说明在入学机会的总量上，不同少数民族各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存在很大差别，傣族和哈尼族各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最大，白族和彝族次之，纳西族最小。

2.不同少数民族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质量差异

就不同类型高校而言，不同少数民族各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状况如表4所示。该表的数据呈现以下几个特征：第一，重点本科院校和一般本科院校中，五个少数民族优势阶层的辈出率均最高，说明这五个少数民族的优势阶层子女进入这两类院校的机会最高。第二，高职高专院校中，彝族、傣族、纳西族、哈尼族仍然是优势阶层辈出率最高，说明这四个少数民族的优势阶层子女进入该类院校的机会最高;而白族基础阶层的辈出率最高，说明白族基础阶层子女进入高职高专院校的机会最高，这可能是由于白族优势社会阶层子女已经逐渐转向追逐具有更高文凭价值、象征更高身份地位文化的本科高校的入学机会，而让渡了部分就读高职高专院校的机会。第三，标准差的测定结果显示，重点本科院校中，哈尼族不同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最大，傣族次之，纳西族最小;一般本科院校中，傣族和哈尼族不同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最大，彝族次之，纳西族最小;高职高专院校中，哈尼族不同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最大，远大于其他四个少数民族。

综上可以发现，一方面，在同一少数民族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的总量和质量均存在很大差异，优势阶层子女占有很大优势。这显示了少数民族与其他群体一样面临着内部的结构性分层，这种分层结构与社会全体成员的分层体系保持着高度一致，即优势地位群体占据了更多更好的高等教育资源，而那些父母职业地位不高、文化程度较低、家庭经济状况不佳、地处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数量与质量都明显不足。另一方面，五个少数民族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不同，哈尼族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最大，纳西族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差异最小。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少数民族的内部分层有其自身的特性，如哈尼族内部的社会阶层差异程度更为突出，纳西族内部的社会阶层差异程度较小。

四、主要结论与分析

1. 不同少数民族获得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均存在差异。无论在入学机会的总量上，还是在获取代表较高质量的本科入学机会上，纳西族和白族都占有很强的优势，而傣族、彝族、哈尼族则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尤以哈尼族最甚。并且，院校层次越高，这种差异越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少数民族之间在职业结构（阶层）、教育等方面存在结构性差异，另一方面在于族群文化的差异。这二者相互交织地影响着其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使不同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呈现多样性。

中西方教育差异论文例10

关键词 宗教 文化 体育事业

印度是人类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印度的文化中，体现其核心价值的又是宗教文化。甚至可以说是印度文化就是各宗教文化的综合体。如果进一步区分，印度文化中至少又可以区分出印度教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锡克教文化、部落文化及基督教文化等。这些各大宗教及其文化在印度长期并存，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成为印度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并在文学、哲学、天文学、造型艺术等方面共同熔铸成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试论印度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陶晓辉 名族学院学报 2004年9月]。印度是一个宗教之国，97%以上的人口都信奉宗教，而其中的91%，信奉的是从婆罗门教演变而来的印度教，因而也可以说，印度社会的文化特点，也就是印度教的特点，作为国教的印度教的教旨，就成为印度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

印度最古老的经典――《吠陀》、《奥义书》、《薄伽梵歌》，堪称为印度教的三大圣典[ 《试论印度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陶晓辉 名族学院学报 2004年9月]。

在印度，宗教不仅仅是信仰，而是一种价值观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由于婆罗门教的教义是教育人们不是追求平等，而追求的是差别和对差别的容忍。虽然婆罗门教演变为至今的印度教，印度教虽然抛弃了婆罗门教的血腥的祭祀，却继承了婆罗门教最核心的教义，就是对差别的容忍。这种对差别的合理性认识和容忍，致使印度在整体性发展和进步上缺乏必要的冲动。

与印度文化相适应的印度体育的发展则打上了非常深的烙印。其发展呈现出了其自有的特色。其传统体育与目前的竞技体育的发展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发展境遇。

提及印度的体育，人们头脑中那个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目前较为流行的瑜伽。瑜伽是印度传统体育的代表。瑜伽在印度语中的意思译为“一致”、“和谐”和“结合”。瑜伽在印度的发展有着长久的历史。

从瑜伽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瑜伽的盛行有其深层次的原因。首先，瑜伽是宗教的产物。瑜伽不单单是体育项目，更多的是一种宗教的教义的解读。这样一来符合印度的以宗教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其次，瑜伽的修行轻物质，重精神。强调调养生息，以达到内心的祥和与安宁。这与印度文化中的重精神轻物质的传统思想相一致。最后，印度人民对于其宗教与文化的认可也给予了瑜伽发展最肥沃的土壤。从瑜伽在印度的发展也可折射出印度的文化，印度的社会在贫富差距极大的现状之下仍然较为稳定，反映出印度的容忍文化的内涵。而瑜伽正是符合了这样的文化内涵。瑜伽的修行并不是在于与他人的比较与超越，而是在于自身的宁静。这也是对印度文化最好的解读。

相对于印度传统体育的以奥运会为载体的竞技体育，印度则发展的较为落后。

纵观历届奥运会印度表现总是不尽如人意。迄今为止，只获得2块金牌。印度的传统文化中有着“重精神，轻物质”的思想。并且印度的容忍、稳定的传统思想与西方强调竞争的竞技体育有着非常大的隔阂。

印度在竞技体育方面发展缓慢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蔡元培先生说过：“一个民族不能吸收他族之文化，犹如一人之身不能吸收外界之空气及饮食”。如果一种文化特质与西方文化相背离并且呈现保守状态，那么在该国竞技体育发展缓慢甚至倒退就成为必然。首先，由于印度的与宗教在印度中的地位导致其他文化进入有严重的壁垒。固有的思想与西方的体育思想有很大的冲突。印度的传统文化思想是重精神轻物质，并且重集体轻个人，重和谐轻竞争。而西方文化的重要特质就是开拓、冒险、竞争和敢于同自然搏斗。这就导致两者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大的不同。其次，印度对本土文化的优越感也是造就这样发展局面的原因。《印度教徒报》引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全世界47个国家所做的调查，得出结论：“世界上，印度人最自恋。”调查显示，93％的印度人认为本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另有63％的印度人认为印度在任何方面都比别的国家好[ 《论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 赖云华 崔国文 《体育文化周刊》 2009年05期

]。印度对本土文化固守一份心理宁静而对外来文化的不屑与轻视，必然导致新的文化在印度发展的不顺。本土文化在印度人民心中的地位与对外来文化的排斥，这也是中国与印度同属东方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中国的竞技体育与印度竞技体育发展千差万别的原因。

综上所述，任何民族文化的形成总是与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紧密联系的，是特定历史文化的必然产物。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所创造的文化和历史必然酝酿出不同的体育思想[ 《影响中西体育文化差异的根源分析》 孙鸿 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 2009年3月]。印度的传统文化充满着宗教色彩，并且在印度国内印度人民对于其宗教文化的认可与顶礼膜拜是印度的传统体育与竞技体育不同发展境遇的根本原因。由印度的体育发展历程也可以得出：当保守的异种文化与竞技体育发展发生冲突时，各种文化交融的不适会影响竞技体育的发展。任何文化的发展都需要吐故纳新，与异种文化相互交融。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就是多样化的融合，只有与世界文化相融合，才能为本土文化补充新鲜血液，才能让本土文化立于世界之林。

注释：

①陶晓辉.试论印度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J].名族学院学报.2004.9.

②陶晓辉.试论印度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J].名族学院学报.2004.9.

③赖云华,崔国文.论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J].体育文化周刊.2009(05).

④孙鸿.影响中西体育文化差异的根源分析[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9.3.

参考文献：

[1] 陶晓辉.试论印度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J].名族学院学报.2004.9.

[2] 赖云华,崔国文.论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J].体育文化周刊.20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