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论文例1

二、中西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作品英汉翻译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传统孕育不同的审美情趣和文化观念。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影响着人们鉴赏和翻译优秀西方文学作品。翻译既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文化信息的传递。翻译的表层是语言的转换，翻译的实质是文化信息的传递。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活动，和语言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我国当代翻译理论家中，王佐良先生提倡翻译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指出“翻译理论的研究，包含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在翻译中要同时重视语言和文化，认为“真正的对等应该是在各自文化中的含义、作用、范围、感彩、影响等等都是相当的”。将翻译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下研究，翻译最大的困难就是两种文化的差异，不了解语言中的社会文化背景，就不能真正掌握语言。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本身的影响。文学是最高的语言艺术形式，文学作品翻译是对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就必须了解西方文化，真正领悟西方文学作品的思想蕴涵。

三、英美文学作品英汉译策略

1、翻译最常用的策略是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概念，是一九九五年美国学者率先提出的，他的思想是受德国哲学家和古典语言学家的观点影响“，翻译只有两种方法，不是译者不打扰作者，尽可能让读者靠拢作者，就是译者尽量不打扰读者，让作者靠拢读者”“看一个翻译是归化翻译还是异化翻译，完全取决于文化形态的重构，翻译在这一形态中得到生产和销售；什么是归化或异化只有在考虑到改变译入语文化的价值关系时才能得到界定。”葛校琴指出：“当前在对‘归化’问题的认识上，译界同仁应该区分归化法的两种前提：一是忠实原则下的归化；二是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前者总体上是规定性的，后者则是描述性的；前者是原语中心论的，后者则是译语和译语文化取向的。”归化和异化不是对立得的，绝对的归化和绝对的异化是不存在的。归化和异化是相对的，无论归化或异化，翻译方法都会出现相互的覆盖，归化和异化只是两种方向，他们的具体程度随着翻译方法不同所占的比重也不同，策略倾向不同。归化的手法是省译、替换、解释等，异化的手法是音译、直译和注释等。归化和异化不是对立的，他们相互补充，为不同的翻译目的服务。例如，张谷若先生对《德伯家的苔丝》的翻译，为了增进译文读者对原文的理解，用直译的方法，又用脚注介绍了英国的风俗习惯，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的历史文化背景。很多学者采用归化异化互补的多元译法，异化与归化在文化翻译过程中要适度。适度的归化增强译文的可读性，适度的异化增加读者对源语文化的了解，加强文化交流，文学翻译的关键是多元互补。

2、译文应当把读者反应放在第—位。

翻译要突出原文与译文在文化上的区别。在异化与归化问题上，区别对待语言和文化的翻译，在句式和语法上，英汉语言存在很大的差异，英文文学作品的翻译，应避免词汇和句式的生硬，而尽可能地向读者介绍英美文化所蕴含的文化因素，语言和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英国翻译家有个形象生动的比喻，文化是一个有机体，而语言是这个有机体的心脏，强调了文化和语言的不可分割，语言内容的翻译要采取归化手段，避免欧化，茅盾先生指出：“好的翻译者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字，一方面却以本国语言进行思索和想象；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译文摆脱原文语法和语汇的特殊性的拘束，使译文既是纯粹的祖国语言，而又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译者“以本国语言思索和想象”来理解原文，翻译遇到障碍时，尽可能摆脱原文结构的束缚，在保持原作内容的前提下，把英美文学作品翻译成祖国语言。英汉翻译时，要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使英美文学作品的翻译符合汉语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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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西文化冲突的解决对策

1.改变思考方式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为人处事、接人待物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思维方式不同，说话、意识也会有很大不同。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适应对方的思想与行事方式，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人重视整体与集团意识，因而在说话办事时，会把集体利益放到首要位置。但是，西方人则不然，他们有着典型的个人主义倾向。在具体的跨文化交流中，我们一定不要将自己的思想与观念强加给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感到不舒服，交流就不会顺利进行。比如，在中西方跨文化谈判中，中国人喜欢在开始就将整体的思想总结出来，在这之后再慢慢地进行细节的讨论，中国人习惯于在整体之下一点一点地进行细节的论述。而西方人的思维却与之不同，他们在谈判开始时就会对细节进行讨论，在谈判的最后他们才会将结论表现出来，并认为只有一步一步地将细节规划好，结论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在了解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之后，我们在具体的交流过程中，就应学会改变思考方式，去适应对方的思考方式，这对于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突的解决十分有效。

2.对西方文化与礼仪的学习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而在具体的交流与合作过程中，双方交际的顺利进行受到了各种各样冲突的威胁。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背景不同，二者间的礼仪、观念与为人处事方式也存在很大不同。学习西方文化与礼仪是十分必要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多注意中西方风土人情、文化礼仪的不同，而学习的方式有很多，比如电影、电视、书籍等。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交流开放的世界，西方文化也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只要有一颗善于发现的眼睛，那么，对西方文化与思维的掌握就不是难事。比如，在一些欧美的电视与电影中，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与中国人不同的说话方式、问候方式与思维逻辑模式等；又如，在一些书籍里，我们也能看到中西不同的文化特征。只要稍加注意，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就是十分容易的。此外，时常关注一些国际的时局动态，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也很有好处。西方国家的重大改革、社会福利政策以及西方国家的战争关注等，都会让我们不同程度地了解西方，对于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突有不同程度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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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幼尊卑观念和平等观念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当今各国法律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一原则要求每个人在法律面前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并且受到法律同等的保护，不允许任何人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平等权也是西方宪法在确定公民权利时所确定的基础性权利，这是实现其他宪法性权利的基础，所以平等在法律权利体系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而中国古代的家族主义观念同西方的平等观念是格格不入的，主宰中国几千年法律思想的儒家法律思想从一开始便尊崇和致力于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在家庭内部，主张“亲亲”，个人从属于父权，尊长在家庭中对于子女享有最高的权力，此外，尊长同卑幼的这种不平等的等级关系更为国家法律所确认。在家庭外，个人从属于君权，强调个人对于君主的绝对服从。违反这种不平等的等级秩序，轻则以“越礼”的罪名进行处罚，重则被国家以“十恶“之名处罚，这种等级礼制秩序已经通过国家的法律和教化深入了每个中国人的骨髓，至今，就算是法治文明进步的今天，这种观念仍主宰着人的潜意识。

3家庭的伦理观念和正义观念

正义是法律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正义具有多重定义，正义是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民族性的，对于同一件事物，有的民族认为此是正义，而另一民族认为此是非正义。所以对于此处所谈的正义是按照西方对于正义所定下的含义来进行的，因为毕竟是法律移植，我们无法按照中国纯粹传统的正义观来进行分析，否则法律移植就成为一句空话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按照西方的正义观，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否追求正义？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是也常常通过一些案例看出可以案件的处理完全看不到正义，这是为什么？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的法律不是不讲正义，只是当家庭伦理与正义价值相冲突的时候，中国古代法律更多地选择了家庭伦理，而不是实质正义。《刑案汇览》中曾经记录过这样的一个案件：王荣万盗砍家族林地树木，并且抢夺用于祭祀祖先的胙肉，这些事情都由其同胞弟弟王俊万赔钱了事。后来王荣万的堂弟王贵万将破旧的公众厅堂休整出租，王荣万要求王贵万支付给他租钱，王贵万不同意，王荣万便将王贵万的钱抢走，王贵万将此事告到族内，族人要求王荣万还钱。王荣万钱已用完，便要求王俊万提供担保筹还。王俊万并不同意，并且以他数次滋事，说要将他告官，王荣万听到这些便心生畏惧，企求宽恕，王俊万依然不同意，并且以言语恐吓他，王荣万情急之下自杀，法司以王荣万之死全由他逼迫所致。照律拟绞，这起案件尊长自尽，实际上并非卑幼所逼，全出意料之外，但因名分攸关，也只能于逼迫尊长致死律上量减一等。按照现在的刑事理论，王俊万不符合现代刑法的任何一项犯罪构成，当然不负任何刑事责任，而按当时的观念，实质的正义让位于家族的伦理，因而对于王俊万处以极为不公平的刑罚。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价值冲突自然不可避免，且表现得十分尖锐。可见，中国古代面临正义与伦理的价值冲突时，更加倾向于伦理。

4自由观念和家族观念

前已论述，西方法治建立的基础乃是个人主义，即法律以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为最高目标。而中国古代，法律建立的基础是家族主义，个人从属于家庭，个人脱离家庭不被视为一种罪恶而是被视为一种惩罚。人的自由可以体现在自由支配自己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不受他人的干涉，国家法律保障这种自由不受侵犯，而中国古代对于个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采取的是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并非独立。首先从人身上看，父母对于子女的婚姻具有决定权，及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未经过父母认可的婚姻在国家法律上是不被承认的，男女私奔被称作“淫奔”，这种私定终身不被社会和国家所承认。此外，在离婚方面，法律规定的“七出”之中，父母对于儿媳的不尊或不孝行为也有命令儿子休妻的权力。在人身自由方面，子女的行为受到父母教令的严格管束，子孙违反教令，父母甚至是可以作为不孝罪要求国家对之进行惩处。其次从财产上看，法律明确规定子孙不得“别籍异财”，家庭所有的财产权均掌握在尊长手中，也自然享有财产的绝对处分权。

5中西法律文化冲突的具体体现

中国法律现代化起源于清末的法制变革运动，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法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西方先进的法律思想和文化随列强的船坚利炮进入到中国，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忧心中国的前途命运，开始大声呼号西方的“平等”“自由”观念。当然，旧的思想不会简单的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同新兴的法律思想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清末修律活动中，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为代表的法律派，同以军机大臣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针对修律特别是修订新刑律进行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应当更多的保留中国传统礼教，还是应当更多的采用西方法理。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礼法之争”。礼法之争的争论范围很广泛，既有实体方面的问题，又有程序方面的问题。典型的争论有“干名犯义”“亲属相犯”“子孙违反教令”“无夫奸”，争论的结果是礼教派主张保留的犯罪均未列入《大清刑律草案》，但清政府公布该刑律时附加了充满礼教传统的《暂行章程》。应该说这次争论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的第一次正面的交锋，虽然在当时的现实中只通过《大清刑律草案》表现出来，但是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通过此次争论，人们开始意识到中西法律传统的极大差异，也深化了对于这种差异的认识，对于今后中国法律移植和现代化具有相当大的指导作用。后世的许多学者也从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中，来探讨中国法律移植和现代化，对于中国法治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中西文化论文例4

其次，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请客吃放时，菜的数量越多、质量越好、食材越珍贵，才能体现主人的慷慨与热情，至于客人能够吃完这些饭菜确不会考虑。相反，如果饭菜恰好够吃，主人将被视作为小气。因此，在传统中国饭桌上普遍存在铺张浪费情况。这也从侧面反映中国的民俗民情，我们在饮食方面是需要努力改进的，特别是中国人的爱面子、讲排场这种不好的习惯，但这种不好的习惯似乎是很难改变的。

然而，在西方饮食文化当中则十分重视节俭，在盛大的宴会当中也就五六道菜而已，其中上菜也就二三道而已，其他则是陪衬。在平时请客吃饭更是讲究够吃就好。因此，可以看出在西方饮食文化十分重视节俭，不讲排场。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优秀文化传统。再有，中西方饮食文化上别一个大区别在于就餐方式的不同。在中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喜欢坐在一起吃饭，这样才能体现团结、友好的用餐气氛。但是在西方，无论是宴请还是平时一般都采用分餐纸，一人一份，各吃各的。文化的差异造成了这一区别。在中国文化当中认为共餐制能够营造一种和谐的就餐氛围，人们通过敬酒等方式，沟通情感、增进友谊，因此，在中国共餐制已经成为中国饮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方饮食文化则讲究分餐制，各自点菜，各自享受，能够很好的体现节俭用餐的特点，保证了每餐都吃完，而且还有益于身体健康。

2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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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全球化促进了“跨文化交际”的发展，“跨文化交际”一词最早在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霍尔的《无声的语言》中出现，指文化背景各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活动。不同的民族因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地域环境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体现在思维方式、交流方式、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给“跨文化交际”带来的天然的屏障与阻碍。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文化特征是国际间“跨文化交际”的主要内容，结合当前“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误解和冲突，接下来笔者将从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两个方面出发多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做一详细分析，并探寻有效解决文化交际冲突的方法途径。

2中西方思想观念上的差异

2.1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西方在对待事物的理解和看法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内在的表现在中西方思想观念的差异。我们中国的思维方式在注重直接感受的基础上实现从一般到具体的认识过程，而西方的思维方式恰恰相反，西方的认识过程是从具体到一般的过程。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还体现在认识的模式上，中国素来重视“天人合一”，即人的发展与自然和谐统一，整体性思维中国认识世界的基础；西方在自然科学的指导下，建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保护个人的利益和自由、独立发展等西方观念体现出了西方的个体性思维。

2.2价值观念的差异

有学者提出“跨文化交际”的核心是价值观念，要想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真正发展，必须正确认识中西方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在家庭观念上，中国传统的家庭有浓厚的家族观念和血脉观念，家庭内部长幼有序、辈分有别。但是在西方的家庭中，儿女18岁后就离开父母，对父母也不承担赡养的职责。在对待个人隐私上也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人注重团结和坦诚，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而西方人比较注重个人隐私的问题，贸然问一名西方女子的年龄，会引起西方女子的极大反感。

2.3法律观念的差异

法律是在文化土壤中盛开的鲜花，不同的文化催生了不同的法律精神，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还体现在法律观念的差异上。中国注重“以和为贵”和“家和万事兴”，打官司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是有伤和气和不光彩的事情，制定法律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由于缺乏明确的公共意识，法律的执行也要依靠道德的规范。西方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比较浓厚，法制精神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西方法制化国家里有一个著名的例子，一所大型商场因建筑不恰当形成旋风致使老人摔倒，商场被告上法庭，老人获取了高额赔偿金。

3中西方日常生活中的差异

3.1风俗习惯的差异

在跨文化交际中要十分重视中西方文化在风俗习惯上的差异，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尴尬和误会。“狗”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下多用于贬义，影射坏人、笨蛋或背叛的人，如“狗东西”、“狗屁不通”和“走狗”。但是西方的语言环境下，从“a luck dog”中即可看出与中国的“狗”意象就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再如中西方在数字使用习俗的也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人喜欢偶数，例如“好事成双”“十全十美”等都寄予了中国人的美好愿望，而在西方国家了人们偏爱奇数，认为单数是吉利的数字。

3.2交往习惯的差异

跨文化交际加深了国际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强调了把握中西方交往习惯的差异的重要性。首先在称呼上，中国重视“长幼有别”，所以不能直呼长辈的姓名，而在西方亲属之间直呼姓名是亲切和礼貌的表示。其次在见面问候时，中国人为了表达自己的关心之意，常常说“你去哪里？”或“你吃饭了吗？”，而面对西方人“你去哪里？”明显冒犯了他人的隐私，“你吃饭了吗？”西方人会误解为你要请他吃饭。最后再告别用语上，中国人注重表达自己的关心和感激，例如在告别时说“多谢您的指点，学生我受益匪浅！”，而西方在告别时多说“Happy talking to you ！”来表达自己对他人的欣赏之意和交往过程的评价。

3.3教育方式的差异

教育方式直接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教育方式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中国对孩子进行教育的目的着眼于未来找到一份高薪、稳定的工作，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在这一教学目标的指导下，片面注重学生的成绩高低，忽视了学生的全面、综合发展。此外，中国孩子缺少必要的社会教育，造成社会使用能力比较低。目前，中国教育不断进行素质教育的改革，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西方的教育重视孩子多元化的发展，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出具有自由民主精神和探索精神的人才，在教育目标和教育方式上与中国的教育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3.3饮食文化的差异

“民以食为天”，中西方在饮食文化上的差异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具有悠久的饮食文化，对食物强调“色、香、味、意、形”俱全。中国人习惯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团圆饭”，中国人的饮食工具“筷子”成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形象代表。西方人在饮食上追求简单和营养，十分重视进餐礼仪。西方人出于卫生的考虑，在进餐是实行分餐制，以“刀、叉、匙”为饮食工具。

4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下实现跨文化交际的途径

4.1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加深中西方之间的沟通了解

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加深中西方之间沟通和了解，是在差异下实现共同发展的根本途径。文化没有贵贱之分，跨文化交际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世界人民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共同发展，在文化交流中，我们中西方要相互尊重对方的文化，尊重对方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最终实现世界文化的多元化。

4.2在坚持入乡随俗的原则上提升和完善自我

“入乡随俗”是跨文化交际过程避免出现误会和尴尬的有效方法，实现“入乡随俗”的前提是了解西方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即通过交流和学习不断完善和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有效的语言交流要考虑特定的语境和交流环境，如见到中国朋友仍旧以“你吃饭了吗？”的形式打招呼，见到西方人则说：“How are you ！”此外，跨文化交际者要汲取世界文化营养，不断提升自身的社交知识和社交技能，扫除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阻隔和文化障碍。

5结语

综上所述，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交往习惯、饮食文化等方面，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加强沟通交流和完善自身文化素养是扫除文化差异障碍的有效途径。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西方的文化不断交流和碰撞，跨文化交流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和共融，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最终也将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逐渐消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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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邵彤.中西方社会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表现[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3]黄耘.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J].南方论坛，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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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价值观方面。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表现的是比较明显的。西方人比较理性，更强调逻辑思维能力，他们把理性分析作为认知事物的主要方式，注重逻辑性。而东方人往往更加感性，东方人的思维模式体现为直觉性，认知事物往往依据事实感受。西方人尊崇的是个性发展，这从西方学校的教学方式中就可发现，他们提倡的是人生价值与自我个性成正比。而东方人更强调群体性，从我们国家的方针政策中就可看出，对人的培养是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尤其重视人的群体价值和道德中的奉献品德。

(二)对隐私的态度。想必在外语学习中我们都学习过西方询问女士年龄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情，而在东方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这就体现出东西方文化中对隐私态度的差异。东方人隐私观念不强，极其愿意和亲朋好友倾诉自己的幸福与苦闷。而西方人则极其重视个人隐私，注重营造个人空间，不愿意和别人提及，更不希望有人干预。

(三)待客文化。东方人总是大摆筵席，有时甚至会以喝酒的多少来衡量关系的亲密程度，在饭桌上，东方人往往相互敬酒，互相夹菜。而西方人强调个人权益，他们绝不会劝友人做其为难的事，更不会相互夹菜或劝酒，而是随客人意愿而为。

二、面对中西文化差异如何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通过上文中所提出的中西方文化差异几方面的表现，我们不难看出中西方国家在思维方式、宗教礼仪、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等方面表现出的冲突成为阻碍跨文化交际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那么如何能有效顺利的开展跨文化交际呢?笔者认为应该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入手。

(一)提高非语言交际能力。在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上，我们必须认识到非语言交际能力的重要性。例如，西方人的交流善于使用眼神传递感情，因此他们往往用目光交流的时间较长，而东方人却由于羞涩和礼仪问题不会长时间的直视交际对象，正是因为一些中西方非语言方面的信息存在差异，所以可以在了解西方文化和行为习惯的基础上，了解他们的交际方式中非语言的因素，提高跨文化交际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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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者对文化碰撞有这样的理解，在不同性质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这种矛盾根据发生碰撞的两种文化的不同，其具体的表现为冲击与反冲击

有一些文化研究人员总是在强调文化的差异，但是很多的文化差异都是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出现的，如果没有文化差异的出现，那么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就失去其意义了，同时也正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在交流的过程中才会有文化碰撞的出现。一般情况下来说，文化碰撞是以文化交流为基础的，如果没有文化的交流就不会出现文化的碰撞。文化碰撞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为显性的形式，另一种为隐形的形式。可以认为，举凡文化交流，必定伴随文化碰撞，只是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由来已久，且呈现出一个历史性的过程。文化自觉的历时性属性亦缘于此。就规模而言，明季清初的“西学东渐”可视为中西文化碰撞的序幕，肩负复杂使命、怀有各种目的的耶稣会传教士成为最早认真研习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完成了“中西文化之间第一次实质性的对话”。由于当时的“天朝大国”闭关锁国，对各种异质文化、外来文化一概拒斥，视西洋为蛮夷之邦，其文化自然难成气候，所产生的文化碰撞根本谈不上挤压、冲击。在这场文化交流过程中本土文化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文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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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勇.钱穆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三联书店，2000

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4]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北京:三联书店，2001.

[5]钱穆.国史新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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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世界科技和经济飞速发展，世界市场加速形成，同时也随着我国加入WTO，“全球化”问题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成为理论界争相讨论的热门话题。当然，通常所谓“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但也并不仅限于此，还包括“文化全球化”在内，也正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讨论。如果说对经济全球化我们是难以回避，积极争取加入，那么对于文化全球化问题则存在比较多的争论。争论的问题包括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现代化与民族化问题，文化霸权与文化主权问题，等等。其中往往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西文化的异质性与同构性的关系问题。对文化全球化抱忧虑、警惕态度的人们往往偏于强调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反对西方文化霸权，致力于维护民族文化主权；而对文化全球化抱积极乐观态度的人们则往往着眼于世界文化的“同构性”，期望借文化全球化浪潮来推动我们的文化走向现代化。按笔者的看法，中西文化显然是存在着异质性的，但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中西文化又是可以而且应该实现互补的。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对中西文化的异质性、互补性以及异质同构的可能性有比较冷静清醒的认识，从而有利于在全球化语境和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我们的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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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0—0069—02

一、为中西文化分界

张君劢关于中西文化分界的观点，乍看起来，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中国文化与古代之西亚诸族如巴比伦等有极相类处”，所以“为东西哲学之疆界线颇难划分”，“东西文化之比较，一至难之业也”。不过另一方面，张氏又特别强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迥然不同：“吾国重人生，重道德，重内在之心；西方重自然，重知识，重外在之象，因此出发点之不同，亦即两文化之所以判然分别。”那么应该如何定位张君劢的这一思想呢？应该说在张氏看来，中西文化之极相似处，主要表现在中西哲人对人生、道德、政治等现实问题的关注；其不同之处则在于，中国文化较西方文化而言，使全部的学问都落在人的道德修养上，缺乏对自然界知识的追求，因此也就忽略了对科学方法对一种文化传统的重要性。这也就是说，中西文化的相合之处在于对道德、政治等问题的关注，但不同之处是中国文化缺少西方文化对科学、对客观知识的溯求。

就相似之处讲，代表中国文化的孔子与代表西方文化的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有相似之处，“孔子与亚氏所用方法初不相异也”，“孔子学说与苏格拉底同，同为道德哲学家”。由此可见“希腊学术，自其发端之始，亦与吾国同，以道德问题、政治问题为讨论之中心”。这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都曾致力于解决道德问题与政治问题。此外张君劢指出“自思想方法与思想内容言之，东西哲学颇多彼此共同之处。”据此而论，在他看来就道德问题与政治问题而言，中西文化确有不少的相似之处。

但中西文化的不同之处亦有许多方面，比如在哲学上“东方注重人生，西方注重物理世界；东方注重‘是非善恶’，即西方所谓价值，而西方认为次要；东方将道德置于智识之上，西方将智识置之道德之上”；再比如在探讨“快乐”问题时，中国文化体现出注重“同乐”，而西方文化则追求的是个体之“乐”，即“孟子所谓乐，乃与民同乐之乐。与希腊人之言个人快乐者不同”；再如西方思想在追求意义完整的同时又追求形式上的完整，而中国思想特别注重意义的完整而忽略形式上的完整，所以“西方人论中国哲学者，谓为无系统的写作，如评《论语》一书为零星格言”。对于宗教，张君劢也又有其自己的认识。张君劢首先指出“孔子之教，宗教乎？非宗教乎？世人辨之者众矣”；虽然他有时亦称儒家为儒教，但张氏从未将儒家看做一种宗教，因为他认为“孔子之道造端乎夫妇，而致极于天地，故与耶稣以人间为地狱者迥然异辙，与佛教之超脱生死轮回者，亦自不可同日而语”。又说“孔孟之书既非宗教，……我的意思说孔孟思想之重心在伦理，在人生，所以他对于西洋科学之态度，与欧洲宗教家对于科学之态度，自然不同”；这就与二十世纪初冯友兰、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人有关以某种思想或文化形态代替宗教的理论设想形成鲜明的对比。张君劢从未提出要以某种思想来代替宗教，而是以一种客观化的语言申明宗教（包括佛、耶、道、回）与中国儒家不甚相同，加之他强调的是儒家复兴与国家复兴，这就似乎说明他并未将宗教问题作为重要文化问题来看待，而是作为“非理性”、“迷信”来看待，甚至他还主张不能将理性的哲学与“非理性”的宗教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韩公明先王之道，欧公修本以胜之论，均为人世间之语，与佛道回耶之出世教，不能与同一水平线上相提并论者”。从这几个例子不难看出，张君劢关于中西文化差别的理解还是很有特色的。

二、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补益

在张君劢看来，“吾国哲学家意在于求善……西方哲人所致力者为求真”，所以西方文化能够发展出先进的科学，而中国正因缺少科学传统而导致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列强，所以改造中国，首先就应“补课”，即主张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发展出中国人自己的科学，并使之成为中国文化里新的传统，即他所谓的“吾国两千年来忽略自然界之知识，因而不知有科学。此为吾国之缺点，而应有以补救之。”

在胡适等人看来，中国文化中并不缺少类似于近代科学的实证方法，例如汉学的考据、训诂以及宋学的“格物致知”。但在张氏看来，这些方面都不能谓之中国的科学传统。对于有人认为汉学考据、训诂的治学方法类似于近代科学，张君劢批判到：“胡适之辈方推汉学家工作，谓其能合于科学方法。吾人既对于民族文化，正欲由新努力以图振作，而祈其有发达之一日，则汉学家之功绩，自无可以抹杀之理，特国中近来趋向，似谓汉学家在学术上大有贡献，而宋儒之学，往往以腐儒以伪道学以‘吃冷猪头肉’之名讥之，若已不足自存于今世者，此则我期期以为不可者也。夫一国文化之根干，不外乎定生活之标准。……岂有一国中不知有所谓义理，而仅恃‘考古’仅恃‘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而可以立国者哉？”对于称宋学“格物致知”为科学的人，张氏则指出：“以吾国格物致知之目的，不在乎科学上之真理，而在乎身心之修养。”可见在张君劢这里，科学确指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而非广义的科学，更不是考据或格物。在他看来，“科学者，本于外界之实验，根据因果律以求其公例”，其目的在于追求自然、追求知识（求真），故与中国传统注重文字字音、字义考证的考据学、训诂学以及强调自身道德修养的“格物致知”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他甚至还说“如果再奉红楼梦考证之类，当做科学方法，中国真正的科学，是永无发达之日的。自己自命为促进科学的人而偏以这类工作当为科学，可以做人的榜样，这实在是科学的大不幸事。”

西方在科学上超过中国，并非是张君劢首先发现的。鸦片战争后，魏源便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此“长技”，便是坚船利炮，便是近代科学。清庭所进行的洋务运动，也主经是在科学技术上向西方学习。张君劢主张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科学，是不是对前人的重复呢？

当然不是。张君劢比前人看得更远，他提倡“以科学强国”，同时还有一层“以科学强种”的意思。他说：“科学之提倡，所以图富强也。……诚以富强为目的也，万一吾国之富强，与他人并驾之日，是否提倡之工作将因以停止乎。此种立论，与提倡科学以御外侮之意正同，一若外患消除之日，则吾国已无需乎科学，所以得鱼忘筌，正此之谓矣。”又谓“诚视研究科学所以御外侮，所以图富强，则科学之于我国，永为身外点缀之品而不能不成为四万万内心上之追求，则其永无发达之日，可断言矣。近十余年吾国之于科学，享受而已，模仿而已。……今后当痛下决心者，曰急起直追，不独求他人所已达者而已焉，并当有以胜过他人，乃有酬欧人先施之德，而无愧乎礼尚往来之义。”在他看来，学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不是“过家家”，也不是“装门面”，更不是外在的“点缀”，而是有很强的目的性：自然科学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中国文化的不足之处，应该及时补上并发展出自己的道路；自然科学不是“救命稻草”，即使到了中国的自然科学发展并超越西方的时候，也不能将之置之一旁。从这一点上看，张君劢的观点从整体上已经超越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因为在魏源看来，中国文化依然是世界文化的主体，只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上不如列强而已。而张君劢则明确指出了自然科学是中国文化的缺失，应当从西方学习，并形成国人自己的科学传统。也正因为这一观点，在张君劢那里，近代自然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对立矛盾关系，而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正如上文所谈，张君劢主张中西文化在道德、政治等方面“极相似”，所以自然科学的发展并不影响人对于道德问题的探讨，所以在他看来“科学之发达，未必即为四书五经之消灭。”

参考文献：

[1]张君劢.儒家哲学之复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