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论文例1

一、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产生的背景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诞生主要源于人力资本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以下四个问题:

1.持续的贫困。60年代对美国城市劳工和贫困问题的研究,基点在于提高每个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以改善其物质财富,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提高人们的收入。政府以此理论为导向,大力发展教育,以期减少失业,消灭贫穷,但却以失败而告终。(Piore,1979)

2.教育与培训失效。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培训与生产率密切相关。但事实上,它们对城市工人的就业前景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也无法有效减少低工资和贫困。不少经济学家批评认为片面强调教育与培训的作用显然是忽略了在工作岗位创造和配置过程中的结构性短缺。(Gordon,1972;Harrison,1971、1972)

3.收入不平等依然存在。从统计学意义上说,收入分布的不平等状况比教育分布的不平等状况要严重的多。(Thurow,1975)

4.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现象严重。男性白人和男性黑人、以及男性和女性之间,即使他们的生产率是相同的,但他们的收入差异却很大。(Reich,1971)并且他们彼此间的收入差距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Hall, 1970)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历程和主要观点

1.工作竞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前身

工作竞争理论认为工人的收入与其技术无关,而与其工作的类型密切相关。这一理论假定在多数情况下雇主只对降低劳动力成本感兴趣,工资结构作为外生变量,雇主间的工资差别很大且与工人的特征没有多大关联。雇主招收工人的标准是其是否具有可以被培训的潜力。(Thurow,1968)工作竞争模型强调公司内部的培训和竞争机制。如果说工资竞争模式把劳动力市场看作是工作技能的供需双方相互匹配的市场,那么工作竞争模式则把劳动力市场看作是被培训人员和培训机会双方相互匹配的市场。(Hinchliffe)

2.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成熟

Kerr Clark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一文中首次提出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1971年,Doeringer和Piore共同发表《内部劳动力市场及人力政策》一书,正式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分成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并进行了详细分析。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远非完全竞争和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结果将劳动力市场分割成两大块,及一级市场(primary market)和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两个部分不是按照特定的产业和职业,而是按照雇佣和报酬支付特征来定义的。一级市场具有工资福利待遇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晋升和培训机会多的特点;二级市场则与之相反,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竞争机制。两个部分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劳动分配的机制有明显不同。一级市场以结构性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为主体,是一个完全存在于某一企业内的有高度组织的正式劳动力市场, 通常以一套指导雇佣决策的详细规则和程序代替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力量,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二级市场与传统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一致,按照边际方法决定雇佣量和劳动报酬。(Doringer.p和M.piore1971;Osterman,1984)这两部分劳动力市场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对于教育的作用,奥斯特曼在根据职业的稳定性和自主性对城市的男性劳动者进行细分之后,对各部门的工资进行了回归分析。他总结到,不同部门对工资的决定大不相同,劳动者接受的额外教育在一级市场岗位能够得到奖励,但在二级市场却得不到,二级市场劳动者的素质与一级市场劳动者的素质在统计学上的差别并不明显,但前者的工资水平要比后者低20%。(Osterman,1975)

(2)对于培训,Jacoby总结出雇主大规模投资培训这一现象的由来,他认为,在二十世纪初,进步的管理者们开始意识到:劳动简化存在诸多局限性,培训成本往往很高,尤其是劳动力流动率高和劳动力不稳定意味着对劳动力的更换将带来额外的培训投资。因此,雇主开始注重技能培养和降低人员的流动性。(Doeringer)较之二级劳动力市场,企业内部的特殊培训对一级市场的雇主和雇员都显得尤为重要。

(3)对于劳动力市场工人的纪律性,Gordon指出一级市场工人的纪律性较强,而二级市场的工人,尤其是刚从农场出来的工人,无法满足工厂的纪律要求。(Gordon,1972)对此,Doeringer 和Piore也有相似的看法,他们认为二级市场的工人经常迟到和旷工,并且不太服从管理。他们的这些特点一旦定型,就将形成其工作品位,这种工作品位的形成又将强化其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地位。(Doeringer和Piore,1971)

(4)劳动力的流动性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中占有重要位置。对于两级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Doeringer和Piore认为流动率很小。但一些实证研究却得出了不太一样的结论。比如Boston对1983年美国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以及Neuman和Ziderman对1974年以色列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观点。但Rosenberg在1980年对美国的数据研究之后认为,有一半或一半以上最初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人,后来却在临界线附近转向一级市场就业,这一流动与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历有关,但也并不绝对,有时还很不均衡(Rosenberg,1980)。在英国,从事较差工作的工人要脱离二级劳动力市场确实不是一件易事,但如愿以偿者也为数不少,且大多与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历有关。(Mayhew和Rosewell,1979)Andrisani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二级市场的劳动者向一级市场流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受教育程度。(Andrisan,1976)

3.激进的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阶级视角

在美国,激进经济学家强调变革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重要性,从而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引向了另一条途径。他们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核心,是研究厂商为达到控制和刺激员工的目的而采用的种种计谋,即工作职位与劳动报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大卫?桑普斯福特,1999)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工会组织的顽强抵制,传统的控制工人的手法渐渐失效。于是,大型企业为了笼络人心,将重点放在正常的晋升规则、提供工作保障以及开拓就业前景等方面。这实际上是一种官僚式的控制。正是由于某些厂商缺乏放弃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动力,才会出现雇主与工作报酬之间的差别,才会出现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机制。(Edwards,1979;Gordon,1982)

激进的分割理论者认为:工人的人力资本构成应包括工人的技术生产能力和抽象的劳动生产能力,这些抽象的劳动生产能力包括种族、性别、年龄、民族等。他们指出这些抽象因素虽然与生产没有直接联系,但常常被资本家当作分化工人同盟、分裂工人阵营的工具。(Bowles;Gintis,1975)

对于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激进的分割理论的共同之处,Cain 认为这两个流派都对制度变化和权力关系进行社会学的分析,以及对雇主和雇员的态度、动机和偏好进行心理学的分析。(Cain,1975)对于两种理论的不同点,Gordon认为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进行了一项针对具体时间的分析,强调了分割的技术原因;而激进的分割理论则把分割归结为一个广义的历史和政治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劳动力队伍内部的分割促进了资本家对劳动过程永恒的控制。

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政策建议

1.完善二级劳动力市场,提高二级劳动力市场工人的待遇。具体来说 (1)对二级劳动力市场进行重构:提高二级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投资二级劳动力市场的特殊培训;增加提升机会。(2)提高二级劳动力市场资源管理的质量,以加强劳动力组织的有效性。(Bosanquet; Doeringer,1973)

2.关注劳动力市场,调整有关劳动力供求双方的政策。调整劳动力需求方的政策包括:公开招聘、发放工作补贴、反对招工歧视等;调整劳动力供给方的政策包括:促进教育平等化等。(Bluestone,1970)

3.关注社会制度,并对其进行改革。对学校和其他社会机构进行重组;同时动员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成政治联盟,争取自己的利益。(Bowles; Gintis,1973)

四、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评述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提醒人们注意各团体和阶层的利益,并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历史和制度的分析。对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些现实问题,尤其是人力资本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问题,提出了一套很有说服力的解释。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决定工资的主要因素是工作的特征,而一级和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特征存在显著差异。事实上,在划分劳动力市场的时候,由于划分标准的非绝对性,很难合理准确地将劳动力市场进行区分。

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明显的特征差异;而不同劳动力市场内部各自也会存在许多的不同,如收入、工作的稳定待深化。

西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以成熟的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因此这种分析对于解释发育相对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有说服力的。但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育还很不成熟,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成因和表现形式非常复杂,不仅存在由于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企业组织形态等带来的市场性分割,更为本质的是一种体制性和制度性分割。而且这种制度性分割和西方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又有很大的不同,其制度安排是国家在经济发展性、工作条件等。因此,对于一级和二级劳动力市场内部差异的研究还有过程中为实现其特定目标而人为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因此,在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时就需要在借鉴、发展西方分割理论的同时,必须对分割的制度因素作进一步的分析。

参考文献:

[1]S.Bowles; H. Gintis:机构和效率工资理论.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2月

[2]谭友林: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上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西北人口,2000年第1期

[3]汪 洋:劳动力市场分割和人力资本投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一期

劳动力市场论文例2

论文论文关键词：劳动力就业市场 竣视 壁垒 来源 表现 论文摘要:卢梭说过:“人是生而平等的”。然而，现实生活中，处于强势地位的社会群体歧视弱势群体的现象却是普便存在的。歧视夺走了人们的自由和权利，夺去了人们的季严，甚至最起码的生存条件。歧视在劳动力市场上更是广泛存在的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行为不仅对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直接影响广大劳动者劳动权利的实现。本文首先给出了劳动力就业市场上吱视的概念、即对劳动者与劳动生产率无关的个人特征进行评价，通过这种评价设置壁垒，使生产率相同的劳动者受到不同的待遇;然后探讨了歧视的来源问题、歧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以及歧视所带来的经济成本，最后提出了政府在减少歧视过程中所应采取的措施。 1．歧视的来源 政视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是普遍存在的，为了从更深的层次上认识政视以便制定出有效的政策来消除政视，我们应该先揭示出政视的来源。政视懂得来源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来源是个人偏见，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雇主、作为同事的雇员以及顾客不喜欢与某些属于特定群体的雇员打交道而造成的;歧视的第二个来源是先人为主的统计性偏见，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雇主用某种先人为主的群体的共性来代替个体的特性而引起的;第三个来源是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上的垄断力量。 1 .1个人偏好 个人偏好是指人们对那些和自己有着不同特征的其他人持有的成见和反对态度。有偏好的人未必一定会进行歧视活动，但当基于个人偏好而采取了反对他人的行动，使他人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就产生了歧视。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按个人偏好的主体不同，可以分为雇主歧视、雇员歧视和顾客歧视。 1.1 .1雇主歧视 雇主歧视是由于待雇佣者因自己的与生产率无关的个人特征，与雇主的个人偏好相悖，而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1.1.2雇员歧视 雇员歧视是指，某些雇员由于其他雇员在非经济因素上与自己的个人偏好不符，而使雇主采用了对其他雇员的不公平待遇的决策而产生的歧视。 1·1.3顾客歧视 顾客歧视是指，因被服务对象的个人偏好而造成的歧视。 1 .2统计性歧视 统计性歧视是由于统计方法不全面，或是由于信息不完全造成的。所谓统计性歧视，是将一个群体的典型特征视为该群体中每一个个体所具有的特征，如果群体中的个体与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差别较大时，雇主利用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作为雇佣标准，就产生了统计性歧视。显然，雇主在雇佣工人之前，都会事先对求职者的个人特征做出评价。对其潜在生产率做出评沽。但是他们却很难详细地了解每一个求职者的具体特征，因此他们只能借助于每一个求职者所属的群体的特征，对求职者做出评沽。可是群体特征并不能完全替代个体特征，不能完全真实的反映出个体的生产率，因此这种情况下，即使雇主不存在个人偏好，统计性歧视也会产生。 1 .3垄断力量 劳动力就业市场并不都是完全竞争的，也存在着垄断力量，而垄断力量也是造成政视的一个来源，主要表现在拥挤效应上。劳动力就业市场上存在着职业隔离，尤其是按照性别形成的职业隔离，表现为把职业划分为“男性职业”和“女性职业”，“女性职业”主要包括护士，秘书，售货员，服务员等，“男性职业”主要包括工程师，律师，管理人员等，由于妇女的就业职位相对有限，处于一个比较拥挤的劳动力市场上，这些职业中的女雇员供给大于需求，工资将被压低，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2．歧视的表现 歧视现象在劳动力就业市场土是)一泛存在的，它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主要有性别歧视，户籍歧视，学历歧视，年龄歧视，身体歧视。 2.1，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是劳动力就业市场上最普遍存在的一种歧视现象。男人和女人似乎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在社会生活中的男女不平等直接影响到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平等。 性别歧视不仅表现在求职的难易程度还表现在男女“同工不同酬”上。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组织实施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结果表明，从90年到2000年10年间，在业妇女收人与男性收人的差距明显拉大。99年城镇在业女性年均收人为74

劳动力市场论文例3

一、引言

自法国1905年建立世界上最早的失业保险制度以来，失业保险制度在西方国家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整和功能强大的体系。然而，失业保险制度受到经济学理论上的青睐和重视却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众多经济学家惊奇地发现：只占据国民经济极小份额的失业保险，①会直接作用于经济中的每一个微观个体；它的每一项内容②变化都会直接改变人们的行为决策，进而对宏观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大量细致的理论研究围绕着失业保险制度展开。研究的领域涉及劳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也逐渐从建立理论模型转向更多的实证计量分析。具体而言，研究工作大体集中在三个方面：（1）失业保险制度对个人劳动供给影响的研究，这是吸引众多经济学家目光的起始点；它引发了对失业保险制度的全面讨论。（2）失业保险制度对企业劳动需求影响的研究。失业保险基金主要来源于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税，探讨失业保险税收政策对企业劳动需求的影响也是重要内容之一。（3）失业保险制度对福利影响的研究。失业保险究竟如何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增进个人和社会福利的作用值得仔细思考。本文拟按照这三个方面，回顾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对失业保险制度的探讨和争论，并对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作出评述，同时也指出了这些理论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是非常有益的。

二、失业保险制度对个人劳动供给影响的研究

研究失业保险制度对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西方国家的失业率一直徘徊在较高的水平上，人们开始怀疑这一现象是否与失业保险政策有关，③并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失业保险制度的作用。同时出于财政问题的考虑，一些国家的政府开始着手对包括失业保险在内的福利制度实行改革。对现实的思考激发出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相关文献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一）失业保险制度对个人劳动供给影响的理论探讨

在研究失业保险制度对个人劳动供给影响的理论中，使用最广泛的是搜寻理论（searchtheory）。该理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劳动者能够理性地选择放弃可以得到的某些工作机会并保持失业状态，等待在未来出现更好的工作。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劳动者放弃或接受新工作提议呢？搜寻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上关于工资等信息是不完全的，失业者搜寻和获得工作必须付出成本。失业者会根据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种信息，大致估计搜寻工作的成本和收益，以决定出去工作的心理底价或可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即保留工资水平。除此之外，劳动者的效用是工资收入和享受闲暇的函数。搜寻工作行为可以带来未来工资收入，增进劳动者的效用水平，但这实际上也是放弃了闲暇机会，劳动者的效用水平受到损害。任何一个理性的劳动者都会以满足效用最大化为目的，选择适当的工作搜寻努力程度。因此，保留工资水平和工作搜寻努力程度是直接决定人们劳动供给行为的两个关键因素：保留工资水平越低，搜寻工作越努力，失业者结束失业状态的概率较大；反之，失业者就业机会较小。失业保险正是通过改变它们，进而影响人们的失业时间和就业状态。

1.失业保险对个人劳动供给产生负面影响。Feldstein（1976）和Topel（1983）等人认为，搜寻工作的劳动者会根据劳动力市场提供的信息，估算找到新工作机会的概率、成本和收益，形成搜寻工作的预期边际收益与预期边际成本。失业者的搜寻行为将一直持续到两者相等的时候为止，此时的工资水平恰好等于保留工资，失业者接受工作提议。劳动者的储蓄、借款和失业保险金等非劳动收入会改变搜寻工作的预期边际收益，进而影响失业者的保留工资水平。当失业者获得较丰厚的失业保险金时，其搜寻工作的预期收益以及保留工资会相应提高；失业者不仅变得更加“挑剔”工作，而且也会降低寻找工作的热情和减少寻找工作的时间，进而延长失业时间，经济中的整体失业率也随之上升。

2.失业保险对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是不确定的。Feldstein等人的分析暗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只要处在失业状态，劳动者就可以无限期获得失业保险金。然而现实情况是，失业者享受失业保险必须具备相应资格以及享受失业保险的时间受到严格限制。考虑到这些制度特征，一味指责失业保险会增加失业的结论便具有片面性。

将失业保险的制度特征引入理论模型的开创性工作是由Mortensen（1977）作出的。他赞同Feldstein等人的理论并进一步指出，失业保险还具有激励和促进人们积极寻找工作的“资格效应（entitlementeffect）”，故对个人劳动供给的综合效应是不确定的。这表现在，经济中总是有劳动者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失业保险享受资格，失业保险会增加其成为资格享受者的吸引力。另外，对于失业保险享受期限快要结束的失业者，即将丧失的失业保险会直接导致其保留工资水平迅速下降，从而激励他们努力寻找工作。对于这些失业者，失业保险的资格效应往往占主导地位，他们的失业时间会因此而缩短。[3]Meryer（1990）延续Mortensen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在失业保险期限之内，较高的失业保险金的确会延长人们的失业时间；而在接近该期限结束时，失业者结束失业状态的概率会极大提高。因而，失业保险对个人劳动供给行为产生的影响并不能一概而论。

3.失业保险对个人劳动供给产生积极影响。如果将失业保险放在更广范畴或更长时间内来考察，会得到失业保险对个人劳动供给产生积极影响的结论。首先，失业保险产生影响的范畴并不仅仅限于劳动者。Hamermesh（1982）认为，失业保险会增强人们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性。因为参加工作之后，即使被解雇也能得到失业保险金，这比不参加工作、没有任何收入要好得多，所以失业保险会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总体劳动参与率。其次，按照失业保险金替代率计算失业保险金的方法，意味着失业之前的工资收入越高，失业者获得的失业保险金也就越多。在失业风险无处不在的情况下，这种联系会促使就业者愿意增加劳动供给来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Yaniv，1982）。最后，失业保险金能够影响工作搜寻类型，帮助失业者尽快就业。Kahan和Low（1991）按照失业者搜寻工作的方式，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系统搜寻，即失业者根据自身条件和兴趣，有针对性地收集某一类工作信息；另一类是随机搜寻，即失业者毫无目的地广泛搜寻市场上的各种信息。这两种类型的搜寻方式比较起来，系统搜寻虽然更花费时间和金钱，风险也较大，但是其目的性较强，失业者能够容易并快速地找到合适的工作。失业保险提供的现金与时间补偿能够支持失业者选择系统搜寻的方式去获取相关的工作信息，并在较短的时间里找到满意的工作。

（二）失业保险制度对个人劳动供给影响的实证分析

失业保险制度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劳动供给并没有在理论上形成统一的结论，而理论上的争论激发了大量围绕着失业保险对失业影响展开的实证研究工作。与尚有歧义的理论结论所不同的是，几乎所有实证分析的结论都支持失业保险会延长失业者的失业时间和提高经济中的失业率这一观点。

1.失业保险会提高失业者的保留工资水平及降低工作搜寻力度。Feldstein（1982）对1976年5月美国失业者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如果失业者可以在失业期间获得失业保险金，那么失业保险金替代率每上升10%，失业者的保留工资水平上升4%。失业保险对人们搜寻工作努力程度的负面激励效应，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得以证实。美国西北大学经济系的Meyer教授在美国伊利诺州做了着名的“奖金实验”（thebonusexperiments）。他将失业保险金的领取者随机划分为两组：一组是按照正常途径获取失业保险福利的控制组；另一组是承诺失业者在11周内找到工作并持续工作4个月以上就给他们就业奖金的试验组。结果显示，试验组的平均失业时间要比控制组的失业时间缩短了一周左右，并且节省下来的平均失业保险津贴总数要多于支付给他们的奖金总数（Meyer，1995）。

2.失业保险金水平的提高和领取期限的延长增加了失业者的失业时间。Feldstein（1976）实证检验发现：当时丰厚的失业保险金导致绝大部分失业者安于现状并乐于享受闲暇，造成了经济中接近一半的暂时失业（layoff）。[1]如果将失业保险金替代率增加10%，Katz和Meyer（1990）估计美国失业者的平均失业期会增加1.5个星期。[10]因此，检验失业保险享受期限对失业的影响取得了一致的结论。Moffitt和Nicholson（1982）等人发现，如果失业保险享受的潜在期限延长一周，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将会增加0.1~0.8周不等。美国失业保险享受期限最长为26周，可能导致平均失业时间延长2.5周。

3.失业保险领取资格对失业的影响符合理论上的预期。Card和Riddell（1996）证实了失业保险领取资格的容易程度与失业率呈正相关关系。加拿大和美国的经济环境等各方面都非常相似，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差无几，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加拿大的失业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的可能性比美国失业者高出3倍以上；到了80年代末期，这种可能性增加到3.5倍以上。相应地，加拿大的失业率较之美国的失业率更高，上升得也更快。对Mortensen关于即将结束的失业保险能够提高失业者就业积极性的观点，并没有在实证分析中得到更多的验证，其原因就在于系统区分和收集这些失业者的个人信息非常困难。但是，仍然有Carling和Holmlund（1996）对瑞典的数据作出了大致的估算：当失业保险期限快结束时，失业者脱离失业状态的可能性的确是上升的，但是计量结果并不显着。

尽管理论上还存在争论，但是建立在西方国家现实数据上的实证检验，已经证实了失业保险对个人劳动供给产生负面影响并提高失业率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前提条件是一国经济在正常运行状态下能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其次，它们的研究对象是短期公开失业，并且绝大多数失业者可以享受政府为之提供的较宽裕的失业保险。这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大相径庭。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大量长期结构性失业和总量过剩失业群体、许多劳动者被排斥在失业保险体系之外以及失业保险金标准过低等情况。因此，考察失业保险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还需要结合这些特殊条件和背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借鉴这些理论的研究成果，考虑和认识在一个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调节的劳动力市场上，失业保险制度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去影响人们的劳动供给行为，进而对经济中的失业率产生巨大影响。这对于衡量发展中国家的失业保险制度如何影响劳动供给继而失业现象，也起到了一定的参考、比较和借鉴作用。

三、失业保险制度对企业劳动需求影响的研究

大多数西方国家规定，失业保险费用的承担主体是企业，其做法是企业按雇员工资总额的某一比例缴纳失业保险税。按照缴纳失业保险税的不同比例，失业保险税收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固定税率的失业保险制度；另一种是等级税率的失业保险制度，又称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experienceratingofunemploymentinsurancesystem）。

（一）失业保险制度对企业劳动需求影响的理论探讨

1.探讨固定税率方式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主要是在竞争市场工资理论和效率工资理论基础上完成的。Kelejian和Black（1970）等人认为，失业保险税实质上是一种工资所得税，由企业和劳动者共同分摊，导致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同时下降。然而，失业保险扮演着对失业风险补偿的角色又会吸引人们参与劳动力市场，增加劳动供给。在劳动供给无太大变化和劳动需求减少的情况下，市场均衡工资和均衡就业水平则降低。Stiglitz（1986）采用效率工资理论来分析失业保险税对劳动需求的影响。他认为效率工资实际上是企业无法确切掌握劳动者实际工作能力而通过高工资政策进行甄别的一种方式，失业保险税并不一定会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其原因是，失业保险金抬高了劳动者的保留工资水平，一方面会导致企业进一步提高工资来吸引劳动者就业，同时也减少对劳动力需求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会促使低效率的失业者宁可呆在家里也不愿意出去工作。于是，在某一给定的市场工资水平上，寻找工作的劳动者的平均技能水平和质量都会普遍上升；相应地，企业也会节省部分筛选和考察工作申请者实际能力的信息成本和雇佣成本，增加对劳动者的需求。

2.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是在企业工资总额基础上，按照企业解雇历史制定不同的税率。解雇人数较多的企业适用较高的税率等级；反之，适用较低的税率等级。美国是采用这一制度的典型国家，几乎所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工作都是围绕着美国相关情况展开的。该制度的设计原则和目的是企业完全承担前雇员获得的失业保险金，从而抑制企业解雇劳动者的随意性，降低经济中的失业率。然而，这一目的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这是因为，一方面失业保险税率有最低等级和最高等级的限制；低于或者超过界限的企业，其解雇劳动者的人数与失业保险税的税率不再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许多研究已证实，即使在失业保险税率随解雇人数增加而上升的范围内，多数企业只支付前雇员获得的部分失业保险金。所以，现实中的失业保险税收制度通常是不完善的（称为不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

Feldstein（1976）和Baily（1977）认为，企业在市场需求下降和经济萧条时期会解雇劳动者，这一点众所周知。不存在失业保险制度时，企业必须提供较高的工资来补偿失业风险，这样才能吸引劳动者前来就业。失业保险制度建立之后，如果采取的是固定税率和不完善的失业保险税收政策，政府实际上承担了部分失业补偿金；而本该由企业支付的高工资，就缩减为就业时期的工资水平和失业时期的部分失业保险金。这样，失业保险无意中鼓励了企业的解雇行为，导致经济萧条时期产生更多的失业。Albrecht和Vroman（2003）也支持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更加有利于就业的观点。尽管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会提高企业的解雇成本和降低它们雇佣劳动者的愿望，但是，现代企业一般采取效率工资来支付劳动者的报酬。一方面，较高的效率工资会促使劳动者勤奋努力工作以减少失业的风险；另一方面，高昂的解雇成本也迫使企业不会轻易解雇员工。一旦所有劳动者和企业都这样做了，就能够带来高产出、低失业和高工资的结果。

不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还会影响劳动力资源在不同企业之间的重新配置。Topel和Welch（1980）发现，失业保险税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对于不会或者很少解雇劳动者的企业而言，其缴纳的失业保险税通常高于其前雇员获得的失业保险金，故失业保险成为了这些企业的额外负担，降低了它们扩大劳动力需求的愿望。另一方面，对于解雇经历频繁的企业，其前雇员获得的失业保险金远远大于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税，失业保险转化为对企业解雇行为的补贴。故在经济繁荣时期，这些企业扩大自身规模，毫无顾忌地雇佣大量劳动力；在经济萧条和市场不景气时期，这些企业又会无情地解雇大量的劳动者，导致失业率大幅上升。

（二）失业保险制度对企业劳动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失业保险对劳动需求和劳动力资源配置影响的实证检验，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兴趣；大部分研究支持固定比率和不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会导致经济中的整体失业率上升的结论。

一些经济学家直接对失业保险税收与失业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Topel（1980）等人的研究表明，如果完全根据企业的解雇历史来决定它们的失业保险税率，美国的平均失业率将会下降大约1/4。Anderson和Meyer（2000）通过研究1972-2000年美国华盛顿州失业率的波动状况，证明了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抑制企业解雇劳动者的动机和行为。华盛顿州在1985年之前实行是固定税率的失业保险税收政策，1985年开始推行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相应地，该州的失业率在1972-1984年处于6.8%~12.1%之间；而在1985-2000年，该州的失业率呈明显下降的趋势，波动范围在4.8%~8.2%之间。失业率不仅在总体上低于1985年以前的失业水平，并且失业率波动幅度也趋于缓和。

另一些经济学家则从失业保险税收制度与劳动力资源配置关系的角度，检验了失业保险与失业率的关系。Anderson和Meyer（1997）分析了美国1978-1984年八个州的相关数据，发现许多企业只承担了其前雇员的部分失业保险金。这种不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鼓励了企业的解雇行为，特别是促使劳动力资源大批地从雇佣关系相对稳定行业流入了失业风险较高的行业，经济中的整体失业率也随之上升。Deere等人（1991）比较和检验了1957-1967年美国各行业的失业率、失业保险税和失业保险金的数据，其结论是：建筑业的雇佣关系最不稳定，是失业保险的最大受益者；制造业次之；采矿业和服务业的就业关系相对稳定，承担了失业保险的额外成本。如果失业保险税率和失业保险金水平都增加10%，采矿业和服务业的就业份额则会下降1%左右；而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就业份额则会分别上升2.3%和0.09%，经济中的暂时失业率会因此上升5%。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哪种失业保险税收制度，都会对企业的劳动力需求行为发生作用，进而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水平，只不过这两种方式的影响程度不同而已。固定税率的失业保险税收政策，实质上是一种极度不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制度。这种制度安排仅仅单纯地从数量上考虑失业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并没有深入到将产生失业的风险与责任同各个企业联系起来。这种做法不仅会降低企业的劳动需求，还会增强劳动力市场就业关系的不稳定性。为了增加就业机会和减少解雇现象的发生，设计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不失为一良策；它让多解雇劳动者的企业需缴纳更多的失业保险税，承担较大的责任，避免了随意的解雇行为。与此同时，该制度又可以减轻就业关系稳定企业的成本负担，激励它们适当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起到稳定经济的就业水平和相对降低失业率的作用。

四、失业保险制度对福利影响的研究

以上大部分文献的结论是，失业保险制度会减少个人劳动供给和企业劳动需求，提高总体失业率。接受这一观点将会导致我们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失业保险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帮助所有劳动者分担失业风险。分析失业保险改善微观个体和整体经济福利的相关文献，基本上是从以下三个方面针对各国具体数据而展开的实证分析。

1.失业保险制度能够平滑个人消费，增进个人福利。劳动者因为失业而丧失劳动收入的情况尽管是暂时的，但是或多或少地降低了其福利水平。特别是失业者失业持续时间越长，其消费水平随之下降更多。Browning和Crossley（2000）证明，当加拿大的失业者持续失业时间超过6个月以上，他的消费水平会大幅下降14%左右。

维持个人在失业期间的福利水平，尽管依靠储蓄以及参加私人保险市场可以缓解个人在失业期间的消费水平下降；但是，储蓄实质上是牺牲现期消费来换取未来消费的一种形式，取决于个人的储蓄意愿和收入水平。因此，储蓄作为预防失业风险的功能极为有限。此外，个人的失业原因和搜寻工作的努力程度属于私人信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巨大监督成本阻碍了私人保险市场参与失业保险的积极性。因此在保障劳动者福利不受未来失业风险的损害方面，失业保险制度有着储蓄和私人保险市场无法替代的优势。Browning和Crossley的研究表明，失业保险的确对维持失业者的福利有很大帮助。失业保险金的多少与失业者的消费水平高低呈高度的正相关：失业保险金每下降10%，会引起失业者的平均消费水平下降0.8%；而对于没有任何资产或配偶没有工作的失业者，失业保险金的下降对他们的打击是巨大的，其家庭消费水平分别下降了11.55%和17.71%。同样地，Gruber（1994）模拟1968-1987年美国各州的消费数据发现：失业保险金替代率越高，失业保险平滑消费的作用越显着。据他的估计，没有享受失业保险的失业者在失业期间的消费水平较失业之前下降了22%，比享受到失业保险保障的失业者的消费水平下降幅度（7%）高出3倍之多。

2.失业保险能够提高失业者再就业的整体水平。Feldstein（1982）的研究表明：失业保险条件越慷慨，失业者的保留工资水平也会越高。较高的保留工资水平能够激发失业者坚持寻找具有资本和技术含量的高工资的工作，失业者再就业收入的整体水平会因此得以上升。[24]Meyer（1990）的研究更为具体，他估计失业保险金水平每上升10%，尽管会导致失业者平均失业持续期增加一周左右，但是失业者再就业后的工资比失业前的工资水平平均上升了1.2%.[4]Crémieux和Audenrode（1995）对加拿大有关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获得失业保险金超过30周以上的失业者，其再就业后的工资收入比没有享受失业保险的失业者再就业后的收入普遍高出7%~9%。

3.失业保险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一方面，失业保险支持失业者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积累人力资本或寻找具有更高劳动效率的工作，能够改善工作与劳动者匹配关系，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总产出水平。Enrenberg和Oaxaca（1976）发现，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美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增进了所有劳动者的福利，进而提高总产出水平大约为0.5个百分点。Marimon和Zilibotti（1998）强调劳动者和企业之间应当根据比较利益的原则进行匹配。一方面，失业保险能够促使劳动者等待更适合他们的工作，从而起到改善资源配置的作用；另一方面，失业保险能够提高工作结构的层次，产生更有效率的工作，提高总产出水平。Acemoglu和Shimer（1999）认为，低工资和低效率工作的失业风险相对稳定，而具有高工资和高效率工作的失业风险相对较高。大部分劳动者是风险规避者，他们都愿意从事相对稳定和低效率的工作。企业苦于招不到合适的劳动者去填补高失业风险的岗位，往往会顺应要求创造更多的低工资和低资本密集程度的工作，因而经济中的工作结构是缺乏效率的。失业保险能够帮助劳动者分散失业风险，鼓励他们从事更具冒险的工作。相应地，企业也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创造这些工作，从而起到改善工作结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这样，不仅劳动者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整个社会的总产出和总福利水平也会得以提高。

五、简要的结论和启示

失业保险制度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它提供时间和现金补偿，帮助失业者及其家庭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改善劳动力资源配置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另一方面，它不可避免地干扰了劳动力市场的自身运行机制，扭曲了企业的劳动需求和人们的劳动供给行为，可能会造成更多的失业现象。失业保险制度产生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以上两种效应的强弱对比，这也使得失业保险政策陷入两难境地：慷慨的失业保险金以及相应的失业保险税收，会减少人们就业机会和增加失业；而过低的失业保险金和失业保险税收，尽管可以降低对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却达不到保障失业者正常生活和促进再就业的基本目的，失去了建立失业保险制度的根本意义。

劳动力市场论文例4

一、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必要性

事实证明，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约因素，直接影响到劳动就业这一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已经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1.解决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决摩擦性失业的难题，就必须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特别是强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收集、整理和传递功能，尽可能使不同市场主体对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异性相对缩小，从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对称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为实现充分就业创造必要的信息条件。

2.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扩大异地就业的需要。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流动总量的增加和频率的加快，个人的职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没有劳动力市场，国家通过高度统一的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户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对劳动力在不同工作单位和经济部门之间的流动加以严格控制，劳动力的流动率是很低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加快，我国的劳动力流动率有所上升，但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的调查，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城市，劳动者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改变过工作单位的个人比例仍较高，达30%以上。这一比例与日本横滨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国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这种状况充分说明我国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是比较低的，已经严重阻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国际接轨，也不利于我国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进一步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即劳动力流动的频率与跨度）已经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缓解摩擦性失业的社会压力，实现充分就业的需要。摩擦性失业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过在我国问题尤为严重，表现为一定时期内某地某种劳动力严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种劳动力却大量过剩，处于失业状态。这种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业从根本上说是在劳动力总供求基本均衡状态下的失业，其解决路径主要是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完备和对称。而后一方面问题已越来越成为摩擦性失业问题得以缓解的制约因素，有必要作为我国政府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加以解决。

4.进一步提高就业弹性，遏制我国劳动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性趋势的需要。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率。其计算公式是：就业弹性系数=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就业弹性应在0—1之间。一般地说，就一国长期总量生产函数而言，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但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和就业体制改革的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率却逐步下降，失业人员逐年增多，2003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4.3%，1991—1997年间，我国就业弹性系数保持在0.08—0.17之间，明显偏低。2002年的就业弹性系数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个百分点。要遏制劳动就业方面这种非正常状况，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以调节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以市场化的调节机制协调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路径

尽快改变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不完善、不统一的“三不”状况，使劳动力市场成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健康有效的平台，并做到与国际劳动力市场接轨，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有效路径。

劳动力市场论文例5

中图分类号：F24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5-0051-06

一、非正规就业的概念

1972年，国际劳工组织认为非正规部门应该符合以下特征：(1)容易进入，(2)依赖本地资源，(3)家庭所有制，(4)小规模经营，(5)劳动密集型和适用性技术，(6)在正规部门之外获得技能，(7)较少管制和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将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划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为微型企业的所有者；第二类为家庭企业的所有者，经济活动大多由家庭成员和学徒承担；第三类为独立服务者，包括微型企业的工人、家庭佣人、学徒等。

以上是从经营主体的角度谈非正规部门就业。实际上非正规就业不仅存在于非正规部门，还存在于正规部门。针对这种情况，2002年国际劳工局的报告《体面劳动与非正规经济》将“非正规就业”定义为：在正规或非正规的企业中进行的所有非正规工作。“非正规就业者”包括：个体劳动者和非正规企业的雇主、所有对家庭企业有贡献的工人、在正规企业和非正规企业或家庭企业中雇佣的所有从事非正规工作的雇员、非正规生产者合作社的成员和以家庭或个体形式生产最终自用产品的人员。

二、关于非正规就业的主要理论评述

关于非正规就业的研究主要基于三种理论：贫困就业理论、发展经济理论和制度经济理论。其中贫困就业理论和制度经济理论是从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角度进行研究，本文试图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厘清非正规就业理论的发展脉络，并对其进行简要评述。

发展经济学中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托达罗的乡城迁移模型和三部门理论都是分析劳动力迁移问题的经典理论，这些理论并没有系统、细致地解释非正规就业现象，只是在分析劳动力迁移问题时，对非正规就业现象有一定的阐述。然而，劳动力迁移是产生非正规就业的重要因素，所以二元经济模型、乡城迁移模型和三部门理论对于分析非正规就业问题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刘易斯的相关理论

早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1954)中，刘易斯就分析了非正规就业现象，他发现城市中临时性行业存在劳动力无限供给，即使这些行业的从业人数减少一半也不会减少这个部门的产量，同时这种临时性就业的边际效益较高，但就业者的平均收入并未高出农民许多。刘易斯所指的“临时性”主要表现在就业人员工作时间较少，工作形式灵活。这些临时性行业其实就是下面提到的“非正规部门”。

在二元经济理论中，刘易斯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部门分为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前者主要指现代工业部门，其技术先进，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维持生计部门。后者主要指传统的、人口过剩、仅能维持生存的部门(以农业部门为主)，其边际生产率很低，不充分就业现象普遍。随着资本主义部门的不断扩张，维持生计部门的劳动力会源源不断地流入资本主义部门，这种流动一直持续到剩余劳动力耗尽为止。

在《再论二元经济》(1979)中，刘易斯对经济部门划分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认为将一国经济简单地分成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是错误的，二者之间还有“非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中的一部分属于现代部门，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扩张，而另一部分，如一些手工业以及某些服务业，属于传统部门，会逐渐衰败。非正规部门能够满足各种生产生活需求，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对解释劳动力流动、分析非正规就业现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二元经济理论将乡城人口迁移视为一种劳动力平衡机制，这种机制能使劳动力由过剩部门向不足的部门转移，从而在这两个部门中实现工资或收入的均等。在劳动力迁移的过程中，刘易斯还考虑到了非正规部门的存在，肯定了其积极作用。但他对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分析散见于一系列论文中，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另外，在二元经济模型中，刘易斯假设城市现代部门是充分就业，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是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加剧了城市失业程度，这大大地降低了刘易斯两部门发展模式的有效性。

(二)托达罗的相关理论

托达罗假定人口流动是一种经济现象，对一个迁移者来说，尽管城市存在着失业，但他做出向城市迁移的决策仍然是理性的。人口流动过程是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而不是实际收入差异做出的反应。影响人口乡城流动的基本力量，是相对收益和成本的理性经济考虑；获得城市就业机会的概率与城市就业率成正比，而与城市失业率成反比。

托达罗将城市经济分为正规和非正规部门。城市非正规部门由一大批小规模生产和服务活动构成，它们或者是个人所有或者是家庭所有，采用的技术简单，且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属于非熟练劳动力，而且也不掌握金融资本。同正规部门相比，非正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也较低。更为重要的是，非正规部门既不能为劳动者提供正规部门那样的劳动保护措施，也不能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养老的退休金。非正规部门与农业部门、正规部门联系紧密。它不仅使农业剩余劳动力摆脱农村贫困和隐性失业，而且源源不断地向正规部门提供廉价的生活必需品。

托达罗在刘易斯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理论延伸与扩展。他将城市经济分为正规和非正规部门，他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很难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只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非正规部门充当了正规部门劳动力的蓄水池。托达罗分析了农业部门、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关系，虽然他并未明确提出三部门经济，但为以后三部门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托达罗的理论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假设城市存在失业而农村不存在失业，这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不符。还有他认为创造城镇就业机会无助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这一观点也颇受质疑。

(三)三部门理论

三部门劳动力转移理论是对托达罗理论的深化与发展。“三部门”是指将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三部分：城市正规部门、城市非正规部门和农业部门。正规部门包括国有部门、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雇佣劳动力必须签订劳动合同。非正规部门通常是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简单技术进行生产。在这个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往往很少受过正规教育，一般也没有技术，并缺乏资金来源。三部门劳动力转移理论指出城市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分属于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和正规劳动力市场，这两个

市场是分割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出农村后，主要流入城市非正规部门，因此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工资水平受到农村收入水平的约束；而城市正规部门中正规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基本上不受农村收入水平的影响。

(四)上述三种理论的局限性

上述三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非正规就业的形成，但具体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却存在一定的理论障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非正规就业不但存在于城市的非正规部门，而且存在于城市的正规部门。更重要的是，无论在哪个部门，非正规就业者的处境(如经济、社会地位)并无任何实质性差异。

第二，非正规就业群体既包括流入城市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包括城镇待业人员、失业工人和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而以上三种理论主要是分析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正规就业，并未涵盖其他非正规就业群体。

第三，从托达罗对非正规就业的定义来看，非正规就业者的一个特征是受教育程度低。当然，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大多数非正规就业者很少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他们由于知识、技能、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无法进入到正规就业的行列中，只能被动地选择非正规就业。然而，在非正规就业群体当中，还有一部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较高，如大学毕业生，他们为实现自我价值和追求更高目标，以自主创业的方式主动地选择非正规就业。上述两种非正规就业群体在价值取向和就业动机两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分析非正规就业群体内部结构时，应该把两者分开考虑。

三、三元劳动力市场的理论解释

为弥补上述不足，本文借鉴朱镜德教授提出的“三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解释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原因。

(一)三元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及差异

“三元劳动力市场”包括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三元劳动力市场”与“三部门”在概念和内涵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三部门中的正规和非正规两个部门与三元劳动力市场中的城镇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两个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差异。

同时，在三元劳动力市场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在非正规就业背景下对城市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模型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朱镜德教授建立三元劳动力市场理论主要为了解释农民工的乡城迁移现象，而在本文中，农民工只是非正规就业群体中的一部分。因此，本文将原模型中的农民工替换为外来临时人员，具体来说，可用公式表示为：

Mu=Si+Po

Mun=Sf-Po

式中Mu指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Mun指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Si指城市非正规部门，Sf指城市正规部门，Po指城市正规部门中对外来临时人员开放的那一部分。

这种定义扩大了非正规就业群体的范围，非正规就业群体既包括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人员，也包括在正规部门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等临时性工作人员。这部分临时性工作人员虽然在正规部门工作，但不属于正规部门编制，其工资、福利待遇与正规部门正式工作人员有明显的差异。

三元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表现为不同的状态(见图1)，图中横轴L表示劳动力供给数量，纵轴W代表工资率。从图中可以看出，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实际工资W1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城市完全竞争和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工资W2和W3可以达到均衡状态。三元劳动力市场工资关系是：W1＞W2＞W3。

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主要是以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资本密集型的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为代表，这些部门很多处于垄断地位，即使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发生变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影响也不大，因此劳动力需求的弹性较小。城市完全竞争市场主要以微型企业、自我雇佣等形式为主，就业岗位充足，进入门槛低，工资增加会吸引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此部门来，因此需求弹性较大。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几乎为零，因此供给弹性无限大。

除劳动力供求差异外，三元劳动力市场在其他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见表1)：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从业人员的福利高，劳动条件好，职业稳定，失业风险小。而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密集，就业岗位容易获得，但福利要比正规部门低。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从业人员的福利低，文化程度低，隐性失业严重，农业剩余劳动力受到推拉作用，必定向另外两个市场流动。

由于上述差异的作用，三元劳动力市场之间并非完全隔离，而是存在着双向流动(见图2)：

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与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不受阻碍，当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工资率与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工资率相等时，这两个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大规模迁移结束。

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通过下岗、分流等方式将一部分劳动力释放出来。同时，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也可通过竞争上岗的方式进入到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

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充当了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这里既有刚毕业的新生劳动力，也有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下岗工人。由于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进出成本较低，流出流入的选择性较强，因此它成为连接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桥梁。

(二)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原因

在总结三元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及差异的基础上，以下将非正规就业者的特征与三元劳动力市场联系起来，分析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原因。

1.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

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介于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之间，以吸纳城市非熟练工人、失业者和农业剩余劳动力为主。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是产生非正规就业的主要部门。由于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开放度高，其工资率高于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所以农业剩余劳动力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并主要从事劳务派遣工、小时工和临时工等形式的工作。这种流动一直持续到农业剩余劳动力耗尽为止。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高于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但是城市非正规就业者必须支付逐渐升高的食品和住房等生活成本，而这些在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上却是完全免费的。不过，即使城市的生活成本高于农村，但研究发现，大部分城镇非正规就业者收入水平甚至要比农村最富有居民的收入水平还高。

2.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

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有时也会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一定的就业岗位，但由于该市场对劳动者文化素质要求较高，再加上制度分割和技术分割的作用，农业剩余劳动力很难进入到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

3.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与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

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通过调整就业结构，逐步淘汰低技能人员。这些低技能人员通常以自营劳动者、私营企业主的身份进入到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当中。同时，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也可通过竞争上岗的方式进入到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当中。由于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均有较高的要求，吸纳的数量较少，在此过程中创造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

4.非正规就业的形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并非畅通无阻，就业类型的选择除了与自身的知识、技能相关，还要受到制度的影响。由于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门槛较低，所以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会很容易流入该市场。

非正规就业存在于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流动是形成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条件，劳动力流动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利于合理地配置劳动力资源。

三、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内部结构分析

现阶段中国劳动力市场由三个不同层次的劳动力市场构成，这三个劳动力市场相互区别，相互联系。三者在市场开放度、工资福利、就业稳定性、就业者文化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同时，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劳动力可以在三个劳动力市场之间流动。在实证研究方面，胡鞍钢发现1978－2004年我国非正规就业者所占比重处于增大的过程中，到2004年非正规就业者比重达到58.69％。他认为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主要就业渠道，而正规就业成为次要渠道。而吴要武等人分析认为，非正规就业所占比重从2003年已经处于下降的过程中，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已由非正规化走向正规化。

一般来说，劳动者身份和受教育程度决定其就业层次，城市户籍、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往往就业层次相对较高，农村户籍、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就业层次一般也相对较低。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门槛相对较高，而农村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门槛则一般很低。

不过，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可能处于两个极端：既有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高素质群体，他们一般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通过自主创业或独立服务的形式主动选择非正规就业；也有以城市下岗人员和农村进城务工者为代表的竞争力相对较弱的就业群体，这部分劳动者受到自身素质、技能或制度限制，为了生存，不得不选择非正规就业。本文将这两种就业类型分别称为“主动型”和“被动型”非正规就业。

“主动型”和“被动型”非正规就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劳动力的就业动机和价值取向两方面。具体而言，主动型非正规就业者和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具有不同的劳动力供给曲线(见图3)。若以横轴L表示劳动力供给数量，纵轴W代表工资率。随着工资率的提高，主动型和被动型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力供给数量均增加，但主动型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力供给弹性小。这主要是由于两个群体面临的生存境况不同：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迫于生计，即使工资率很低，也有很大的供给量；而主动型非正规就业者主要是为了追求更舒适的工作环境，实现个人价值，只有当工资提高幅度较大时，供给量才会有明显的增加。

目前国内的研究还未有关于主动型和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的定量分析，但从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特点来看，被动型所占比例应该较大。在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上，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供给大于需求，为达到市场均衡，工资率会逐渐下降，为了找到一份工作维持生计，那些低技能的人员只能接受较差的工作环境和工资待遇。而主动型就业者拥有较高的技能水平，可以在正规和非正规就业形式之间选择，由于这类人员本身就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因此其市场工资率较高。

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由于只能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无法支付提升自身劳动技能的费用。与此同时，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往往也缺乏动力提升自己的技能。即使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有机会参加劳动培训，也无法得到相应的资金、市场、技术等资源，获得为提升劳动技能而投入的回报。总之，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处于“低技能、低收入、高风险”的境地，缺乏完备的社会保障、法律保护和技能培训。产生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其自身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政策不完善。因此，建立被动型非正规就业者的就业及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当前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

小结

刘易斯主要从现象上描述非正规就业，托达罗则在其基础上作了一定的理论拓展，而三部门理论则在托达罗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三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补充，但在分析中国非正规就业问题时，仍无法解释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和主动型非正规就业问题。为了弥补以上缺陷，本文基于“三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解释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也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主动型和被动型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差异，以补充和完善非正规就业理论。

参考文献：

[1]丁金宏，冷熙亮等，中国对非正规就业概念的移植与发展[J]，中国人口科学，2001，(6)：8-15.

[2]朱农，中国四元经济下的人口迁移――理论、现状和实证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1，(1)：15-18.

劳动力市场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F24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120-02

《珠三角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09―2020年》明确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是广东省今后重大发展任务之一。要“按照城乡规划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总体要求,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率先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其中“统筹城乡就业,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的人力资源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必要条件。

一、新古典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新古典学派在劳动经济学领域一直是公认的主流学派。该学派有许多代表人物,但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第一,强调市场机制以及市场要素在决定工资水平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而将其他影响因素如法律、制度、文化等作为事先给定的因素;第二,对人类行为模式的假设为:经济人、理性选择、偏好独立;第三,对劳动力市场本质的假设:劳动力市场具有高度的竞争性,存在大量的需求者和供给者,双方都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在市场自由进入和退出,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大量运用边际决策原则,即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下,只要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就是有利可图的。二是常常运用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推理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假设条件少,能够推断出精美复杂的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致命缺陷:一旦假设条件稍有偏差,模型和预测结果便可能被全部。

根据上述对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派的简短回顾,可以看出,在其理论框架中,劳动力市场被当做是富有竞争性的、统一的整体,不存在地区、城乡等的隔离现象,这是分析个人和企业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MS)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与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派的假设截然不同,认为新古典学派的竞争性假设无法解释劳动力市场的许多现实(如贫穷、歧视、与人力资本相悖的收入分配等),忽略了劳动力市场职业结构的性质和制度因素的作用。

该理论的特点是:劳动力市场不再被看做为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而是被分割为几个不同的市场,各个市场有不同的特点,它们有不同的分配劳动和决定工资的方式;各个劳动力市场是相对封闭的,造成这种封闭的因素是集团因素的联合和制度因素的约束。该理论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第一,侧重从需求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均衡和工资的决定,而新古典学派侧重从供给的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第二,强调制度、组织、习俗包括社会歧视对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影响。

最早全面阐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是多林格和皮奥里,他们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有高度组织的正式劳动力市场,有详细的雇佣决策原则,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其需求方生产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工资分配遵循的并非新古典的边际原则,劳动者收入高,升迁机会较多。而次级劳动力市场的雇佣与工资分配则根据边际决策原则决定,市场力量工资和就业决定中发挥主要作用。其需求方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小公司或行业,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缺乏培训与晋升的机会,一级市场与次级市场之间存在流动障碍。

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新古典学派从劳动力供给角度出发,认为人力资本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从劳动力需求角度出发,认为分割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产业结构的影响,如果企业面对的是产品需求稳定的市场,则企业创造的是一级市场,反之,则创造二级市场。另一方面是制度和工会的影响。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并非能力低,而是因为歧视等制度,难以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夹杂了许多体制性、制度性因素,而且这种制度性分割与西方国家的制度分割存在很大的差别,最明显的表现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三、发展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

发展经济学是以二元经济结构为理论基础的,该理论揭示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以及一体化的趋势。最有代表性的是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

刘易斯模型的主要观点是:第一,经济体系中有两个部门,一个是只能维持最低生存水平的、以传统方法进行生产的农业部门,在该部门中,工资不是由农民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是取决于劳动者平均分享农业的产量;另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的城市工业部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第二,传统部门存在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第三,由于两个部门在生产率和工资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农村劳动力会向工业部门转移,由于农业部门人多地少,即使资本主义部门现行工资不变,农村劳动力供给也是无限的。第四,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将会出现拐点(刘易斯拐点),即农业部门工资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上升;第五,当两个部门的生产率接近一致时,工业部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此时,农村劳动力不再向工业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

刘易斯的这一模型,后来得到了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和拉尼斯的补充,故称为“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但是却受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的批评与否定。托达罗认为刘易斯人口转移模型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其主要观点是:第一,决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因素并不仅仅是城乡的实际收入差别,而是转移的预期收入。而影响他们的预期收入有两个因素:城乡实际工资差异以及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第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不能自动实现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因为,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很可能造成城市大量的失业。第三,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有效转化途径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政策上, 应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将发展重点放在发展农村经济上。

从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可以看出,两种模型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假设:城乡劳动力市场是处于分割状态的,各自具有不同的用工机制和劳动报酬决定机制。分割的原因在于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效率存在巨大差别。两种模型重要的区别在于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不同。刘易斯认为,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会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这种城乡一体化会伴随资本主义部门的不断扩大和自给农业部门的逐渐萎缩,是农村完全融入城市的模式。其政策含义是加速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却不注重农业部门的发展。托达罗认为,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条件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在政策上,倾向于发展农村经济,建议政府应当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提高农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上主张实行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

此外,虽然两种模型都隐含着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假设,但是,都将分割归因于劳动力需求因素,没有考虑到劳动力供给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响。

四、劳动力市场理论演进的启示

各学派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从最初的整体观,演变为分割观,进而演变为城乡分割观,表现为对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假设越来越接近社会现实。目前,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最突出的问题,劳动力市场要从分割走向一体化,关键要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以上理论也蕴涵着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不同路径和条件。新古典学派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归结为劳动力供给方的差异,其政策含义是通过发展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本,减少劳动力的质量差异来增进劳动力市场的融合。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将劳动力市场分割归因于产业结构等需求方面的因素和制度因素,其政策含义是通过提高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制度改进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侧重研究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将分割的原因归结为工业和农业两个生产部门存在劳动效率的巨大差别。其中刘易斯模型主张通过发展城市工业部门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托达罗模型主张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缩小农业与非农业的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因此,中国要建立一体化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可从多个方面同时推进:第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不是以城带乡,也不是以乡带城,而是城乡的协调、同步发展,对于城市问题与农村问题、农业与工业的发展问题不能割裂处理,要有统一的规划和整体的布局。第二,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建立农村社区学院,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通过缩小城乡劳动力的质量差别来增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第三,提高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在深化农业和工业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挥重要的吸纳作用。第四,加快相关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比如,实行更灵活的土地政策,更宽松的人口流动政策以及建立统一、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蔡.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程贯平.劳动力市场分割文献述评[J].西华大学学报,2005,(6).

[3]郭丛斌.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中国的验证[J].教育与经济,2004,(3).

劳动力市场论文例7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4（a）-0118-01

就业难，就“好”业更难是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最真实的心理感受，为了就“好”业，催生了诸如“考研热、公务员热”等新问题。每年都有千军万马在挤这两座独木桥，真正能够理解考研的意义和公务员的性质的人很少。这种忽视自身个性和盲从的现象既是大学生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众多的大学生自愿性失业和非自愿性失业已不单单是大学生自身的问题，整个社会和就业市场也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本文就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角度分析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1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也被称为双重劳动力市场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多林格尔和皮奥里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这种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要劳动力市场收人高、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具有良好的晋升机制，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其收人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我国由于历史、体制等原因形成了特有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但大体是包括横向和纵向两大方面，纵向以劳动者的个人素质和受教育程度来划分，横向是以劳动者之外的各种市场力量的强弱悬殊而分割。纵观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横向市场分割更为显著。

2 劳动力市场分割现状下对大学生就业难的影响

大学生就业难是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有的学者指出，主要原因在于高校的扩招造成大学生供过于求。也有学者认为是高校提供的教育内容未能跟上市场需求，使得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还有学者认为问题在于产业结构不合理，知识密集型的“服务性”的岗位供给量不足。本文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为切入点来分析就业难的原因。

2.1 主要劳动力市场中毕业生供给大于需求

主要劳动力市场大致包括国有企业、民营大公司、外资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公共部门等，而这些部门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就业弹性很低，这些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增长比较缓慢，远远不能满足大学生的职位需求。比如，政府部门等公共机构，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机构的并购裁减等造成人员一定数量的下降，尽管每年各级政府要招聘一些公务员，但这个需求的数目与每年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数目相比，仅仅是杯水车薪。

2.2 次要劳动力市场对毕业生缺乏吸引力

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部门主要包括小规模民营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这些非正规的单位除了工资低之外，重要是环境差，不规范。例如，绝大多数企业对劳动关系处理的规则、程度和组织等制度化程度不高。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安全设备不足，劳动条件恶劣，强制加班加点，拖欠工资。众多的不规范的环境下，有着自我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大学生宁愿失业也不愿选择这样的工作岗位。

2.3 制度性劳动力市场分割影响大学生就业选择

城乡间、区域间、行业间、所有制的市场分割使就业市场分成了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发达地区中不同的行业和所有制间的市场分割，也使得大学生们都纷纷倾向于条件好，待遇好的正规部门，但这些主要市场中所能容纳的毕业生数量是有限的。这使得大学生就业市场无序发展，主要劳动力市场“无业可就”，次要劳动力市场“有业不就”。大学生都是有自己的理性选择的，不能达到自己心里预期的条件他们宁愿选择失业，也不到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所以，在这样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条件下，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就不可避免。

3 劳动力市场分割下解决就业难的对策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应不断的完善和培育良好的就业市场，减少毕业生在就业中的迷惑和困难。

3.1 增加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承载能力

劳动力市场分割下，主要劳动力市场供给大于需求，毕业生们都倾向于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应以主要市场为依据，增加主要市场对大学生的需求量，提升就业机会，增强主要市场的吸纳能力。诸如：加快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创造更多的适合大学生工作的就业机会；推动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促进更多正规企业的发展等等。

3.2 规范次要劳动力市场

次要劳动力市场有很多的就业机会，但因为次要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等众多问题，大学毕业生宁愿失业也不愿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因此规范次要劳动力市场，改善其就业环境也是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方面。主要对策：健全劳动立法，提高执法和监督的力度，以法律形式保障每个员工的合法权益，严格限制非法企业和侵犯员工权益的企业，制定科学、合理的卫生安全标准，保障员工的安全和健康等；政府为劳资双方谈判确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工资指导线，规范次要劳动力市场工资，增加对大学毕业生的吸引力。

3.3 利用现代信息网络，建设“无形”就业市场

在现有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市场分割是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的，规范的劳动力市场的培育需要多方面的长期的努力，而我们可以利用现代信息网络平台，建设大学生“无形”就业市场，为高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减少举办实地招聘的成本，又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避免一些盲目，同时也能解决一些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大学毕业生错过好的就业机遇，也使企业能够更好的招到适合的人才。

3.4 转变就业观念，增强大学生就业能力

我们知道就业过程是求职者和空缺岗位匹配的过程，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相当于如何创建更多的合适的空缺岗位满足大学生的需求，岗位不能满足需求是个问题，而大学生本身也存在着众多的问题，就业难是多方面的原因引起的，完善就业市场也只是一个方面，对于大学生来说，更应该从自身出发，增加自己的实力，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同时转变就业观念，不能只把眼光局限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适当的放下自己的身段，寻求长远发展。

总之，大学生就业难牵动着社会的神经，解决目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况是实现大学生稳步就业，促进大学生高质量择业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 郭丛斌.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中国的验证[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4）：48-54.

劳动力市场论文例8

其次，户籍制度改革地区差异较大。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对东部地区城镇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对广大西部地区起到的效果十分有限。汪玉凯[ZW（DY]人民网：《汪玉凯：户籍改革难度大不能“一刀切”》.基于此提出户籍改革不能“一刀切”，要根据城市规模和综合承受能力进行调整。此外，户籍改革并非只是简单落实城市户口问题，要考虑到就业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最后，户籍制度导致户易，其实质是裸的金钱交易。由于地方政府在这块有比较大的自，又可以通过变卖户口获得短期可观收益，于是在各地愈演愈烈，带来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3.2 改革建议与趋向

现行户籍制度广受诟病，这一和计划经济同时建立起来的制度造成城乡劳动力人为分割，使得数亿务工农民不能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十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基于此，有的学者提出，中国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应让市场来调节人口的流动（潘义勇，1998潘义勇.实现人口零增长的自然机制[J].学海，1998.；岳智明，1999岳智明.中国宪法应恢复迁徙自由[J].河南社会科学，1999.；江奔东，1998江奔东.论市场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J].文史哲，1998.；刘俊武，1999刘俊武.迁徙，是用脚投票[J].粤海风，1999.等）

。即当一个地区（城市）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时，工资的上涨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流入；而劳动力流出地则因劳动力的减少，一方面失业（待业）现象减少，另一方面较低的工资水准亦可适当上调。此动态过程直至劳动力流入地与劳动力流出地之间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点，劳动力的流动就会自动停止。

夏先良与王迎新（2002）夏先良，王迎新.中国户口制度改革的理论分析[J].城市管理，2002.又指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进程是由经济内生决定的，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推进着户籍制度的改革进程。那些放开户籍限制的城市也没有出现人们担心的问题。放开户籍限制不会构成对城市就业、住房、治安、交通的压力，反而创造了发展的契机。

各方观点不一，但是一致都认为现行的户籍制度应改革，使之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虽然说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复杂任务，但是只要国家政府、社会全体和人民群众能齐心协力。就能消除户口待遇差别，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社保制度；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参考文献：

[1]毕霞，魏丛东.对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的法律思考[J].前沿，2005（1）.

[2]蔡，都阳，王美艳.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

[3]蔡.户籍制度改革与城乡社会福利制度统筹[J].经济学动态，2010（12）.

[4]蔡.中国流动人口问题[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5]程贯平，马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的变迁及其成因[J].理论导刊，2003（7）.

[6]曹景椿.加强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人口迁移和城镇化进程[J].人口研究，2001（5）.

[7]Dorothy.J.Solinger，Citizenship Issues in Chinas Internal-Migration：Comparisons with Germany and Japa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99（14）：455-478.

[8]葛苏勤.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最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2000（12）.

[9]姬便便，王国军.论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J].科技导报，2004（11）.

[10]韩秀华，陈雪松.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J].当代经济科学，2008（4）.

[11]李萌.劳动力市场分割下乡城流动人口的就业分布与收入的实证分析――以武汉市为例[J].人口研究，2004（6）.

[12]李培林，田丰.中国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J].社会，2010（30）.

[13]林国光.户籍制度改革与创新：农民与市场的呼唤[J].农业经济问题，1994（6）.

[14]李英.论我国流动人口子女就学的三大矛盾[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5）.

[15]李芝倩.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型[J].南开经济研究，2007（1）.

[16]秦晖.思无涯，行有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52-57.

[17]任远，邬民乐.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述评[J].人口研究，2006（3）.

[18]宋湛.工资粘性、市场分割与劳动配置绩效[J].经济科学，2003（6）.

[19]王亮.制度建构与个体的身份认同问题――我国二元的户籍制度对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的影响[J].前沿，2010（8）.

[20]王美艳.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外来劳动力就业与报酬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5（5）.

[21]王美艳，蔡.户籍制度改革的历程与展望[J].广东社会科学，2008（6）.

[22]徐成波.转型期中国劳动力市场几个重要问题解读――基于就业研究文献述评的视角[J].现代经济探讨，2012（2）.

[23]杨川丹.改革户籍制度建立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J].劳动保障世界，2009（1）.

[24]杨建成.试论户籍制度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J].求实，2004（S4）.

[25]严善平.人力资本、制度与工资差别――对大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7（6）.

[26]姚先国，赖普清.中国劳资关系的城乡户籍差异[J].经济研究，2004（7）.

[27]朱力.户籍制度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及对策探讨[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8（4）.

[28]张启春.谈谈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J].江汉论坛，2003（4）.

[29]张玮.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地方实践的时空演进模式及其启示[J].人口研究，2011（5）.

[30]张玮.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地方实践[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

[31]曾文鸿.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3）.

[32]人民网.不能承受人口激增压力，郑州“户籍新政”部分叫停[EB/OL].（2009-07-01）..

[33]人民网.汪玉凯：户籍改革难度大不能“一刀切”[EB/OL].（2013-11-05）..

劳动力市场论文例9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17. 029

［中图分类号］ F2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2）17- 0053- 01

1 选题背景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是统一的和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且工资具有无限弹性，市场机制可以自动实现就业的均衡。而新古典学派则承认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及劳动投入要素的不可替代性，但是仍强调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

但在实际中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并不是同质的，而且即便是有相同特征的劳动力，也不能自由地相互置换。而新古典理论不能合理地解释同质工人的报酬差别，制度学派则提出了普遍接受的观点：制度性因素（市场规则及工会条约等）和社会性因素（阶级和歧视等）会形成不同的非竞争性群体，进而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不同。

2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简介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罗纳德·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构成新制度经济学的3个最主要内容是：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这也为解决劳动力市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方法和范式。

2．1 交易费用理论评析

交易费用的思想产生于科斯认为“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且交易过程所发生的费用要考虑在内”。而后康芒斯则提出：“交易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诺思则指出交易费用包括：“衡量交换之物的价值，保护权利的成本，以及监管与实施的契约的成本。”随后其他制度经济学学者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交易费用进行了研究。

2．2 产权理论评析

产权理论是建立在交易费用理论基础上的，因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下，初始产权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在现实世界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产权制度会获得不同的产出，这正是科斯定理的基本内容。研究劳动力市场的产权主要是从产权理论中的权能结构以及产权安排的角度来分析的。

2．3 制度变迁理论评析

追求低交易成本的动力使得制度会发生变迁。诺思指出：制度均衡是在谈判给定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可能通过投入资源来重构合约而获益。因此，制度变迁就是在非均衡状态下发生的制度安排的变化，以期在此过程中寻求交易费用最小化。

3 劳动力产权的含义和特点

3．1 劳动力产权的含义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劳动力产权的界定，主要有3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人力资本产权问题是人力资本所有者能否拥有企业所有权、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

第二种看法认为，劳动力产权指的是劳动者的行为权，包括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权利、劳动力自主支配权以及一部分剩余索取权。

第三种看法认为，劳动力产权就是劳动力所有权。李建民（1999）认为“人力资本产权是存在于人体内，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乃至健康水平等的所有权”。

3．2 劳动力产权的特点

第一，劳动力产权必须与劳动力的载体相联系。由于劳动者的先天身体条件与后天技能培训都限制着劳动力价值的发挥，而且劳动力的使用要与人的生命周期相结合，因此劳动力的产权必须归劳动者所有。

第二，劳动力产权必须与产权的交易相联系。因为劳动者具有劳动力的产权，所以在交易中可以要求经济回报，以进一步保存并提升劳动力的价值。

第三，劳动力产权的自主性。劳动力是以劳动者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当劳动力的使用不符合其载体的意志时，部分劳动力产权将消失，而消失的部分不能在其他载体中得到补偿。

4 劳动力市场综述

劳动力市场是受经济及非经济因素共同影响的复杂市场。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对劳动力的工资及福利待遇在竞争的条件下产生限制；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受制度因素（劳动合同、法律等）和社会因素（阶级、政治等）等方面影响，造成同质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不同的回报。由此可见，劳动力市场既有与其他要素市场相同的地方，也有其特殊之处，即劳动力市场需要清晰的产权界定。

劳动力市场归根到底就是劳动力交易活动的市场，由于当前劳动力产权的界定主要从劳动力所有权及对企业的索取权入手，这就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规则掌握在劳动者与雇佣者手中。这两种权利落到实处，都是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的体现并受到其权利承载体的限制。因此，建立健全的劳动力市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合理提高劳动力的积极性，加强对劳动力的激励，提升劳动力的市场参与程度，并在这个交易过程中不断寻求劳动力市场的完善。

主要参考文献

［1］姚先国，黎煦．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一个文献综述［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7（1）：78-83．

［2］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6．

［3］［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劳动力市场论文例10

最低工资制度起源于19世纪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已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最低工资制度是政府为了改善初级劳动力的收入状况而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的一种手段，实质是通过强制性的立法把初级劳动力的工资提高到市场均衡工资之上，以此来实现社会公平。

国外对最低工资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最低工资的经济效益产出方面，包括最低工资制度对社会就业的影响，对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以及对其他工资的影响等方面。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学家都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运行，他们认为这样会降低市场效率，进而给经济增长带来危害，所以很多经济学家对最低工资制度提出了批评，其中以斯蒂格勒1946年发表的《最低工资立法经济学》最为引人瞩目。斯蒂格勒认为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不仅对减少贫困未能起到作用，反而扭曲了资源配置。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持这种观点，认为最低工资是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干扰。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及其在我国的表现

劳动力市场是一种生产要素市场，劳动报酬、职业稳定性、晋升机会等工作特征应由市场机制调节决定。而现实的劳动力市场被划分为分割的、自成系统的不同市场、行业或者职位，在不同市场、职业或者行业中，劳动报酬等工作特征完全不同，缺乏横向的比较性。1954年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认为劳动力市场被很多的制度规则分割为许多更小的市场，作为制度规则运行的结果，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出现了。1971年皮特·多林格（Doeringers·P）和米切尔·J·皮奥里（Michael·J·Piore）发表了《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人力政策》一文，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正式诞生。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说明了劳动力市场典型的非竞争性，强调制度和社会因素对就业和劳动报酬的影响。其中以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论最具典型代表性，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分为一级市场（primary market）和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这两个部分不是按照特定的产业或职业，而是按照雇佣和报酬支付特征来定义。两种不同的市场在现实中各自表现为不同的系列特征：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分为一级市场（primary market）和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两个部分不是按照特定的产业或职业，而是按照雇佣和报酬支付特征来定义的。两种不同的市场在现实中各自表现为不同的系列特征：一级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往往工资福利待遇较高、有较多的培训机会、工作流动性较小、就业稳定、失业危险小、工作条件好、管理过程规范、有很多的晋升机会，要进入此类劳动力市场工作，劳动者必须拥有较高的知识水平、较高的学历以及较高的个人综合素质，这类市场上的工作者是比较有前途的，教育和培训能够提高个人收入。与此相对照，二级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相当于竞争性市场，受供求关系的调节，主要是以劳动的边际贡献和市场价格支付劳动报酬，有工资低、职业不稳定、管理不规范等特征。员工自主工作性较低、工资福利低、工作条件差、劳动力流动性高、就业不稳定、管理粗暴、培训机会少或者没有、没有升迁机会。次要劳动力市场的进入壁垒较小，属于通用的职位，一般讲，次要来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低，不需要太多的培训，学历较低。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在我国是否有所体现？从总体来看，我国的主次劳动力市场工作特征差异比较明显，其中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呈明显正相关性。而且无论主次劳动力市场，教育对收入的提升都是正面的，但是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更为重要，这说明低收入者要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区就业，他们相信次要市场是低效率的信号。这进一步说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象已经非常严重。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呢？有学者指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多重分割格局，主要是制度规则导致的（李建民，2002）。行政因素或者政策因素主导了我国的所有制、产业、城乡等多元化分割格局（杨宜勇，2001）。综合起来看，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象已有所体现，且表现出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与我国的所有者体制改革、城乡差距的扩大和产业分割现象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所有制分割。一般认为国有企业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具有工资统一、福利完善、就业稳定等特点，不同的人力资本劳动者的报酬差别不大，这必然引起人才流失。而新生部门则以民企为代表，其工资支付依照市场原则。国有企业的改革，分流出来的职工到底是进入新兴市场还是继续留在原有的市场准备自愿性失业呢？这种国有和非国企业的分别，对劳动者的就业选择将产生重要影响。

二是城乡分割。在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方面，户籍制度所受的指责最多，被认为是阻碍劳动力城乡自由流动的制度性约束，迁移者难以获得合法的工作机会和待遇。实际上，户籍制度不但起着就业保护的作用，而且因为这户籍制度关系着能否享受到各种城市福利的资格。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存在城乡差异时，这种市场分割程度就越发严重。

三是产业分割。产业分割是依赖与政府的垄断政策，垄断的大型国有企业，占有丰厚的垄断租金，足以建立新式的内部劳动力市场，这类市场排斥这个企业之外的求职者。这种分割不完全是旧体制的原因，更多的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引起劳动力在不同市场的流动障碍，各个市场的门槛和壁垒作为提高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效率的主要原因，而且容易引起一些寻租行为和违规行为。那么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有较高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工资较高，他们的均衡工资水平高于法定的最低工资水平，此时最低工资制度将不会发生作用。那么，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对二级市场的影响。二级市场中的劳动力市场通常是非熟练的初级劳动力，技术水平低，相互替代性较强，加之我国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工资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因而买方在交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对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决定有较大的发言权，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买方垄断市场，而不是我们之前分析的完全竞争市场，这时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就会发生变化。

二、买方垄断情况下的最低工资效应

由于买方垄断企业在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者，故其产品的边际收益与产品价格相等：即MRP=P。但是，由于此时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不再是完全竞争者，故其劳动力价格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常数，从而劳动力的边际成本不再等于劳动力价格。假设劳动力的供给函数为W（L），则成本函数为L？鄢W（L），于是，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函数（MLC）如下：MLC=[L？鄢W（L）]`=W（L）+L？鄢dW（L）/dL从上式可见，劳动力边际成本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劳动力的价格W（L），表示企业为增加使用劳动力所必须支付给新增加的劳动数量的价格，这是由于劳动数量的增加而引起的成本增加。第二个部分为L？鄢dW（L）/dL，其中dW（L）/dL反映了由于增加使用劳动力而引起价格的变动，故第二部分表明：企业所雇用的总劳动数量的变动导致了每个员工工资价格的变动。如图1所示，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收益曲线MRP与劳动力的边际成本曲线MLC的交点确定了买方垄断企业的最优劳动使用数量，雇用数量决定于在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的那一点。当企业的劳动需求量确定为E0，时，劳动力的价格由劳动供给曲线S决定，即为W0。在这个市场上企业以低于均衡工资的工资雇佣了E0的劳动力，企业收益最大。

当工资率从W0上升到Wm，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会雇佣Em个工人。但雇佣量却还是从E0上升到Em。于是，对于买方垄断的企业来说，强制性的工资率会同时提高劳动力的平均成本（也就是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正是边际费用的下降才导致了企业在短期中扩大生产规模和劳动力的雇用数量。因此，如果对买方垄断的企业实行强制工资率，那么就可能会使得企业的工资率和雇用数量同时上升。以上我们分析的这种情况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在图的情况下，只有当最低工资率被确定在W0和W1之间时，雇佣量才会上升。如果最低工资率位于W1以上，它会导致MLC的提高，雇用水平会下降到E0以下。第二，图1中的MRP曲线是固定的，也就是说这只是买方垄断企业对最低工资的短期反应。

所以，当劳动力市场处于买方垄断的状况时，如果不存在其他干预，则垄断买主所雇用的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处处都高于其供给价格，雇用数量决定于在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的那一点，即图中的E0点。如果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则垄断买主成为一个价格接受者，此时雇用水平上升到Em.因此，如果高于原先的W0，低于竞争性工资W1，则最低工资标准会使就业增加。如果Wm=W1，则雇佣量上升到竞争水平，一旦Wm>W1，则雇佣量就会下降。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不能得出唯一的结论，最低工资政策是减少还是增加就业，还是对就业没有影响，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具体状况。如果劳动力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最低工资的实行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就业；如果劳动力市场处于买方垄断的状态，且最低工资水平合适，那么这一政策还会增加就业；如果雇主减少员工的其他福利，这在客观上会削弱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

三、结论

在短期内如果能合理确定最低工资标准（在W0和W1之间），最低工资制度在提高劳动着工资的同时也能够提高雇佣量。从长期来看，工资率的提高会产生替代效应，即用相对廉价的资本替代劳动，从而使雇佣量减少。但是，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开始显现，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2020年劳动力供给将比2010年减少619万，以后劳动力的供给会逐年下降，工资率的上升所引起的替代效益可以减轻由于劳动力供给减少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也是符合我国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的发展战略。所以，在短期内最低工资制度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减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公平；从长期来看也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效率。因此，根据经济学家们对最低工资的研究以及目前中国的现实，应该将最低工资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制定合适的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制定以后如何去执行，对于不执行的行为，该采取怎么样的处罚和挽救措施以及这一政策在中国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等问题上，而不是仍然继续停留在要不要实行这一制度的争论上。

【参考文献】

[1] 郭丛斌：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中国的验证[J].教育与经济，2004（3）.

[2] 孟大虎：劳动了市场分割：理论演进及对就业问题的解释[J].天府新论，2005（4）.

[3] 陈广汉、曾奕、李军：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与辨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