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经济学论文例1

一、浅析课上学过的某个理论(马太效应，破窗理论除外)，并举例说明。 因为本人属于第六组对第六次课的前景理论印象深刻，故而愿意回顾一下学过的前景理论，下面分别从课上理解和所查的专业资料两方面解释该理论。

我所理解的前景理论：前景理论大致有三个特点，(一)大多数人面临获得的时候是风险规避的。(二)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时是风险偏爱的。(三)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我们都是经济人，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前景理论中可以表现成五点，A确定效应 B反射效应 C损失规避 D迷恋小概率事件 E参照依赖。

专业名词解释：前景理论是描述性范式的一个决策模型，它假设风险决策过程分为编辑和评价两个过程。在编辑阶段，个体凭借框架(frame)、参照点(reference point)等采集和处理信息，在评价阶段依赖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和(主观概率)的权重函数(weighting function)对信息予以判断。在价值函数是经验型的，它有三个特征，一是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时是风险规避的;二是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时是风险偏爱的;三是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因此，人们在面临获得时往往是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失去时会很不甘心，容易冒险。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时的痛苦感要大大超过获得时的快乐感。 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发给了心理学家卡尼曼( Kahneman )，他带给人们一个新的理论前景理论。瑞典皇家科学院称，卡尼曼因为将来自心理研究领域的综合洞察力应用在了经济学当中，尤其是在不确定情况下的人为判断和决策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摘得2002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

在《赌客信条》一书中，作者孙惟微将前景理论归纳为5句话：1、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在确定的收益和赌一把之间，多数人会选择确定的好处。所谓见好就收，落袋为安。称之为确定效应。2、在确定的损失和赌一把之间，做一个抉择，多数人会选择赌一把。称之为反射效应。3、白捡的100元所带来的快乐，难以抵消丢失100元所带来的痛苦。称之为损失规避。4、很多人都买过，虽然赢钱可能微乎其微，你的钱99.99%的可能支持福利事业和体育事业了，可还是有人心存侥幸搏小概率事件。称之为迷恋小概率事件。5、多数人对得失的判断往往根据参照点决定，举例来说，在其他人一年挣6万元你年收入7万元和其他人年收入为9万元你一年收入8万的选择题中，大部分人会选择前者。称之为参照依赖。当然是专业的解释更清楚，不过举几个例子活学活用才是王道，下面是由此理论解释的种种现象。

确定效应：比如你有两个选择，1：一定能拿到1000块 。2: 50%的概率拿到2000块，50%的概率什么也拿不到。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因为在处于收益状态时，多数人是风险厌恶者，在股票投资中应用最明显，当获利时会及时抽身，多数人表现出赢必走，赔则拖。

反射效应：还是两个选择，1：一定会损失1000块。2: 50%的概率损失1000块，50%的概率什么都不损失。这时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虽然与传统的经济人有所背离，但处于损失预期时，大多数人变得甘冒风险。反射效应是非理性的，表现在股市上就是喜欢将赔钱的股票继续持有下去。统计数据证实，投资者持有亏损股票的时间远长于持有获利股票。

损失规避：假设有这样一个游戏，投一枚均匀的硬币，正面为赢，反面为输。如果赢了可以获得10000元，输了失去10000元。多数人是不愿意玩这个游戏的，虽然出现正反面的概率是相同的，但是人们对失比对得敏感。想到可能会输掉10000元，这种不舒服的程度超过了想到有同样可能赢来10000元的快乐。由于人们对损失要比对相同数量的收益敏感得多，因此即使股票账户有涨有跌，人们也会更加频繁地为每日的损失而痛苦，最终将股票抛掉。

迷恋小概率事件：全世界每年都有因客机失事造成伤亡的事件，但仍然有许多人选择乘坐飞机，这是因为根据统计，客机失事的发生概率约为百万分之一，也就是说客机失事事件是小概率事件，所以很多乘客都认为自己乘坐飞机这一次试验中不会发生失事事件，规避小概率事件的发生，这其中包含着侥幸心理以及对运气的迷恋。从正面看，和保险业的大行其道都和人们迷恋小概率事件密切相关，他们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情况下非常乐意赌一把。

参照依赖：大一一年下来小明拿了二等奖学金，而他室友小光拿了一等奖学金，这样得来的幸福感绝对不如他拿三等奖学金而小光拿不到奖学金的幸福感强。一般人对一个决策结果的评价，是通过计算该结果相对于某一参照点的变化而完成的。人们看的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看最终结果与参照点之间的差额。一样东西可以说成是得，也可以说成是失，这取决于参照点的不同。

前景理论的缺陷：一是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模型，前景理论具有描述性模型共有的缺点，和规范性模型(具有严格数学推导的模型)相比，它缺乏严格的理论和数学推导，只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描述，因此前景理论的研究也只能使其描述性越来越好，换句话说它只是说明了人们会怎样做，而没有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做。二是前景理论的应用研究，尤其在我国的应用研究还不足，前景理论作为风险下决策的描述性模型，其应用价值非常大，应用范围也非常广，而目前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场上，因此应用范围方面还有待拓展。

二、大学生涯中我的财富之路在何方。

(一)现实版我的大学理财计划

作为海南大学的一名在校生，学的专业又是经济管理类型，因此对经济的浓厚兴趣只增不减。大的方面来说，国家飞速发展的经济有迹可循，个人的经济也是有技可依的。我们大学生正在知识储备阶段，努力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当然也要更加重视个人理财，好的理财方式的养成需要我们在明哲大家给建议的基础上勤于思考善于实践，会理财的人生一定更加精彩。大学生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靠父母支持，在主要任务是学习的情况下，四个字经营我们的理财比较好，节流开源。

谈及节流，在支出方面要进行严格管理，不与人攀比，不爱慕虚荣，形成节俭的宝贵品质，同时也能够更有效地积累净资产。具体可以做到(一)每月做个支出计划，这样心里就会有数这个月大致怎么花销。(二)不贪便宜，只买适合自己的东西，不要因为商场打折促销就买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这样的话每月也能省下一笔财富，尤其是女孩子，买衣服和化妆品不能促销就买，品质好适合自己才去选择。

(三)身上不带大额钞票，据有关的科学统计称，一旦身上带了大额钞票，很容易促进消费。大额变小额，小额变借钱，不知不觉口袋就空了。(四)减少不必要的聚会，学会利用身边的免费资源。 像我是一名大二女学生，每月就会做预算，父母每月提供1200元的生活费，我会把200存起来，5个月的话就有1000，利用假期去外地旅行，丰富阅历，扩展视野;剩下的1000元中300元冲饭卡，300元应酬学生会协会的各种聚会，200块钱买衣服鞋子之类的(当然不是每个月都会买，因为我还是比较追求好一点的衣服，有时候买一次下次的这个钱就没了)，100元冲话费交电费以及水费，剩下的100元用来吃水果，买小饰品之类的，要是遇上朋友过生日送礼物就少参加次聚会把攒的钱用来买礼物。这样下来生活也挺充实的，不奢侈又能享受该有的乐趣，仅仅是我的个例而已，我也期待更合理的消费方式。

至于开源，在海南大学这块风水宝地里更是一展身手的好时机。方法如下(一)、努力学习，获得奖学金，助学金，名利双收。(二)、做与人打交道的销售服务类兼职，如宾馆快餐店服务员，手机家电促销员等。(三)、做家教类文职，文笔好的也可以投稿给杂志社，当网络。(四)、学计算机技术的可以在网上开网店，利用专业知识管理网店。(五)适当了解金融方面的知识，买买如刮刮乐，双色球，权当娱乐就好，不用太迷恋小概率事件;还可以买买国债，基金，股票，但是量力而为不要陷得太深;保险起见也可以每月省200元存入存折，弄个整存整取的活期存款。本人已经做过前三项了，第一项会一直坚持努力的，马上要大三了，尝试第四项和第五项很有必要，因此我会好好研究经济学相关书籍，为个人的科学可持续理财打下良好基础。

(二)虚拟版在校期间，我的五万元投资项目

如果我能得到天使投资人的大学生自主创业五万元资助的话，当然是开个微型创意艺术照相馆。名字就叫呵呵，倩影。本人比较擅长创意而不擅长厨艺，虽然校园里的餐饮业火爆，打印店也比较赚钱，饰品店也很流行，我明白容易进入的行业竞争就会很残酷，我们应该有蓝海战略的思想，在红海里苦苦挣扎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与其争夺日益减少的利益额，不如另辟蹊径，虽然我不懂专业摄影，以外行的眼光看问题，以内行的眼光解决问题，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下面详解一下我的创意摄影店的投资创业项目。

开店背景：大学生喜欢用照片记录青春年华，很多大学生选择去拍艺术照，而外面的摄影店比较贵并且有泄露隐私风险，虽然海大校园内也有两家图片社，但是他们主营证件照和冲印照片，涉及艺术照领域比较少。并且海大商业街在扩建，人数也在稳中有增，我们可以把握商机，与外面的商家合作，主要客户群定位为大学生，顺便给附近的居民提供照相服务，并提供租借衣物的服务。学校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所以在学校里面创业会相对容易，有利于营销企划的开展，这个行业的前途充满光明。

关于微型创意艺术照相馆的简单SWOT分析。(一)、竞争优势(S)，我们开店地理位置优越，在校园内，方便广大学子，并且我们能保证顾客隐私安全，价位合理适合大学生，各个项目服务也是为满足大学生的口味而量身定做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学校很多学生为如何弄到适合自己参赛的演出服而焦躁，我们可以帮您解决这个头疼的问题，我们会到外面联系可靠的商家，成为其的加盟店，让其提供衣服样本给我们，到时顾客可以选择试穿，合适的话按租赁程序租赁。个性的服务还包括订制照片秀台历，水晶里面镶照片，跟相片有关的礼物等。(二)、竞争劣势(W)，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多少管理经验与实战经验，项目开展起来可能阻力比较大，五万块钱的项目基金需要我们精打细算，我们还需筹集资金把开头做好，万事开头难，所以我们的压力还是不小的，并且我们可能租不到满意的旺铺。(三)、项目发展时所拥有的潜在机会(O)，只要开始进行运营，我们就可以边学习边发展，与外面的好商家合作，加盟某些摄影组织，学习他们的技术与管理理念，提高自己团队的凝聚力与综合实力，这样我们小公司的发展才会是良性的，才会有可能把事情做大，实现我们的价值。(四)、项目发展的外部威胁(T)，在校内有可以冲印照片的证件照相馆，有礼品店，在校外更是有花样繁多的各种艺术照相馆，设备和环境比我们新开张的小店要好，知名度也比我们大，所以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特色，保证技术的同时在价格上有优势，我们的发展方向是经营照相以及跟相片有关的创意小玩意儿，为了跟紧并超越竞争对手，刚开始我们只能少盈利，给顾客更多的实惠，打响名声。

至于财务状况，刚开始肯定会物资紧张，人才不足，我会拉拢学会计，学经济，学计算机，学摄影的朋友加入我的团队，好多意想不到的难题都会发生，这些我们都要克服，年轻没有失败，总之有这样5万元的创业基金，我们一定会利用好这笔钱，它可是我们开创事业赢取第一桶金的资本。

大一经济学论文范文二：经济学科导论论文

从报考志愿之时我就开始关注安大的经济学类专业，开始时对这一个类字不解，经过了解才知道这是包含金融、经济学、国际贸易和财政学的一个招生大类。我们经济学类的学生都面临着大二是的专业分流，在学校开设启航工程的经济学类导论课程后，通过老师们的细致分析讲解我们充分了解了大类中的四个专业，对自己一年后的选择有多了一些把握。在接下来的四年我们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财政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资本论》导论、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学说史、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法。然而这么多的专业课让我对四个专业也有一些迷茫。首先我先说一说在导论课后我对这四个学科的认识。

金融：

金融学现在是个很热门的学科。金融学专业主要研究现代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整个金融经济的运动法律。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关于银行与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理论与实务，关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理论与实务，关于金融宏观调控及整个金融经济的理论与实务，以及关于金融管理特别是金融风险管理的理论与实务。 主要课程有：高等数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金融市场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保险学、证券投资学、国际金融学、公司金融、金融工程、保险精算、金融会计、国际金融管理、投资项目管理、投资银行理论与实务等。 在就业方面。从整体上看，金融学专业这几年在报考方面比较热门，职业前景普遍较好，但根据实际就业情况看，两极分化比较严重，文都教育经济学考试中心的观察统计发现，知名院校的金融学硕士，如果导师影响力较大，在校期间注重实践，同时研究功底比较深厚，刚出校门拿到10万以上年薪者，不在少数。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每次分专业时大家都希望进金融专业的原因之一吧。

经济学：

经济学是现代的一个独立学科，是关于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从1776

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奠基，现代经济学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已经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众多专业方向，并应用于各垂直领域，指导人类财富积累与创造。

主要课程有：经济学基础、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财政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资本论》导论、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学说史、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法。 国际经济与贸易： 本专业培养的学生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国际经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了解当代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现状，熟悉通行的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法规，了解主要国家与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能在涉外经济贸易部门、外资企业及政府机构从事实际业务、管理、调研和宣传策划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有：国际贸易、国际服务贸易、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实验、西方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中国对外贸易概论、国际贸易保险、国际结算、外贸函电、外贸单证、外贸单证实验、报关务实、报关务实实验、国际营销、国际贸易地理、电子商务、合同翻译等。

财政学： 财政即国家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即研究政府如何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筹集和使用资金的理论、制度和管理方法的学科. 主要研究国家如何从社会生产成果中分得一定份额，并用以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包括财政资金的取得，使用、管理及由此而反映的经济关系

主要专业课程有：高等数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经济法、政治经济学、社会保障学、税法、资产评估、比较财政学、会计学、公共支出分析、政府采购理论与实务、政府预算管理等。

通过几周院系优秀教授老师的谆谆教诲。我了解了大类中一些课程的情况，如微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资本论等等，并且知道了个专业之间的联系和其构架。我同时我深刻的了解了这几个专业所学的知识和以后的就业情况。不再片面的认为金融就是最好的选择，每个专业都有其特点，门门都能学出学问，成就事业。 在学到知识了解了情况的同时十分感谢学校能够在启航工程中开设这样一门学科导论课。这项课程就像一盏明灯为我们在迷雾中指明了方向。

下面，我将从大学生素质教育、知识结构以及就业和个人事业发展的角度，谈谈学习经济学导论的重要意义：

(1)学习经济学导论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一环，有助于丰富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促进了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快速发展

在高等教育中，经济学导论课程的开设，让大学生们有了更好的渠道去全面了解学习经济学。通过对该门课程的学习，大学生们对人类社会共有的基本经济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何时生产有了基本的了解;通过对该门课程的学习，大学生们对什么是供求基本原理、什么是市场理论以及什么是经济体制改革有了大体的印象。从这一点上来看，学习经济学导论确实丰富了我们的知识结构。

(2)学习经济学导论在大学生就业抉择中有着不可或缺的指导意义，有助于树立以社会需要为标准的先进择业观，从而成就人生事业。

大一经济学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6-0052-06

一、两大经济思想文明的交汇

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形态，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农耕文明；二是工商业文明。农耕文明历时数千年之久，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向工商业文明转型。直到今天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国家正在经历这一转型。工商业文明开始于欧美的工业革命，迄今不过两百多年。农耕文明下，经济受自然条件的约束，增长缓慢，是一种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这种经济形态下市场机制不发达，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也较少，不需要复杂的经济理论指导；工商业文明下。经济是一种具有自我膨胀机制的形态。运行非常复杂，波动剧烈，需要在复杂、高深的经济理论指导下才能很好地驾驭。就两种文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乃至精神财富包括经济思想文明成果来看，仅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工商业文明大大超过了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农耕文明。伴随着世界文明由农耕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演进，经济学异军突起，逐渐从人文社会科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甚至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王冠上的明珠。

在农耕文明时代，世界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是多中心的，如尼罗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及黄河流域文明，这些文明都曾经创造过世界农耕文明的辉煌，它们的文明成就各有特点，难分伯仲。受当时技术条件特别是交通条件的限制，农耕文明的各个中心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因而文明形态体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异质性。与农耕文明的发展相伴随，必然有农耕经济思想文明的相应发展，这些经济思想受当地经济社会的影响，也体现出地域性、异质性。但由于除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一直绵延不绝外，其他几种古老农耕文明都在上古时代就灰飞湮灭，除了留下物质文明遗存之外，精神文明包括经济思想文明传世者甚少。从世界范围来看，比中华文明晚出的欧洲古希腊、罗马经济思想文明是唯一能够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文明媲美的经济思想文明。

经济学是一门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科学，经济学家对重大经济现象的解释越透彻，其理论贡献就越大，经济学中心总是与经济中心如影相随的。与工商业文明的单向度发展相适应，世界经济思想文明演进的地理路线，也是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首先在经济思想方面突破农耕经济思想的藩篱，产生了与农耕经济思想文明异质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诞生了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开创的比较完整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19世纪中叶，随着德国经济在欧洲的崛起，后起的德国不满足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产生了主张国家干预的历史学派和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学派不仅影响欧洲，而且对美国、日本的经济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中叶以后，美国继英国之后，成为世界新的经济霸主。世界经济思想中心也渐次由欧洲大陆转移到了美国。

当世界工商业文明浪潮席卷欧美之际，古老的还陶醉在农耕文明的美梦之中。19世纪中叶，西方的坚船利炮粉碎了清王朝的武装力量，打开了作为农耕文明帝国的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西方的现代工商经济思想文明乘势而入，中华大地上从此展开了古老的农耕经济思想文明与现代工商经济思想文明的冲突与交融。这两大经济思想文明的交汇改变了中国经济思想文明演进的方向与道路，也改变了世界经济思想的图景，工商经济思想文明开始侵染占当时世界人口百分之三十的古老东方帝国。西方工商经济思想文明与中国古老的农耕经济思想文明的冲突与交融既是中国经济思想变迁的里程碑，也是世界经济思想变迁的划时代的巨变。

二、移植性变迁：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演进路径

中国古代创造了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经济成就。与经济文明的发展相适应，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也在17世纪以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经济思想文明在公元5世纪以前与当今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古希腊、罗马的经济思想文明相比，各有特色，未遑多让。公元5世纪以后，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西方文明逐渐衰落，之后长达一千年左右处于教会统治的中世纪黑暗时期。相反，东方的中华文明却渐人佳境，到公元7世纪，中国迎来了辉煌的唐宋文明，成为当时世界文明的最高峰。与文明演进的步幅相一致，中国经济思想文明在7—13世纪也发展到顶峰，成为当时世界经济思想文明体系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其经济思想成就在长达一千年左右的时间内遥遥领先于西方。这一伟大的经济思想文明以其巨大的历史张力波及世界，影响世界经济思想文明的进程。中华经济思想文明不仅在东亚地区直到19世纪一直占据支配地位，成为整个东亚经济思想文明之根。而且它还影响到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发展，如近代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就受到中国经济思想的深刻影响，从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成为其思想渊源之一。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也极有可能受到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①。

由于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思想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只有纵向的传承，没有横向的比较、借鉴与吸收，缺乏与其他国家互动式交流，缺少异质文明的竞争与刺激，在东亚地区只有经济文明的单向输出，致使这一植根于农耕文明和专制中央集权文明体系之中的经济思想文明在本质上处于千年未变的封闭状态。这一状态，在近代中国被迫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使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和传统经济思想的局限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与此同时，文艺复兴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突飞猛进，经济思想文明日新月异。从17世纪开始，中国经济思想文明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并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两大文明落差的形成带来经济思想文明的传播路径发生逆向转移：从由东向西传播转向由西向东扩散，特别是自19世纪40年代以后，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交汇大大加剧了经济学西学东渐的进程。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演进有别于西方现代经济思想的诱致性变迁方式，它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和经济思想中“内生”的，而是从西方舶来的，是一种典型的移植型变迁，是移植西方经济思想文明的结果。

鸦片战争以前，中西经济思想是在中国和西方各自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两种经济思想文明处于隔绝状态，缺乏交流，特别是中国经济思想缺乏对西方的了解。鸦片战争打破了中西文明交流的壁垒，中西经济思想两大文明体系出现交汇与碰撞。由于西方经济思想文明在当时中西经济思想文明的交汇中处于强势的地位，而文明的传播总是由强势文明向弱势文明传导。因此，这一文明的交汇必然造成西方经济思想文明向东方中国经济思想文明的浸染，从而改变了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固有运行轨迹，中国开始了以移植西方经济思想文明为路向的经济思想发展历程。中国农耕经济思想开始脱离原有的轨道，蹒跚迈上工商经济思想文明的新途。

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虽然其中也交织着中国先进人士的不懈努力，但作为早期东西方文化沟通桥梁的传教士却充当了重要角色，甚至是主角。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就通过创办中文报纸（如1815年8月5日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创办于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翻译西书（如郭实蜡1839年在新加坡出版的《制国之用大略》和1840年出版的《贸易通志》），向中国介绍近代各种经济现象与经济常识，以期改变清人认知，反映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开放市场的现实需求，维持西方国家在华商业利益并改善传教环境。鸦片战争前夕西方传教士通过创办报刊、翻译西书零星传播近代经济知识，为后来清人对西方经济政策、西方经济学说的理解与接受奠定了一定的认知基础，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大规模的引入作了铺垫，它是中国经济思想近代化的先声。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包括受众的局限、传播主体（传教士）本身的局限及社会经济土壤的局限，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传播的经济知识仅仅局限于经济现象与经济常识的层面，还没有深入到系统的经济政策，特别是经济学的层面。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汉译西方经济学著作，有的还担任中国新式学堂的经济学方面的教习。中国最早在学校开设“理财学”（经济学）课程的是京师同文馆，于1873年前后开设此课，担任该课程教习的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年），1880年该课程的讲义——英国人福西特（H.FawceU）186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指南》（Manual of Political Econmy）由同文馆毕业生、后任同文馆教习的汪凤藻译、丁韪良校，于1880年以《富国策》书名出版；1886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Edkins，1823-1905年）翻译的边际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7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入门》（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由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1889年，英国人布莱德著、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年）口译的银行学著作《保富述要》出版，傅兰雅还于1873年4月创办季刊《西国近事汇编》，报道了大量财政、金融及贸易方面的信息；1895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Richard，1845-1919年）口译、蔡尔康笔录的《泰西新史揽要》中也有大量关于古典经济学思想的介绍，在国内影响较大，李提摩太还在1893年撰成经济学著作《生利分利之别》连载于《万国公报》。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随着中国留学运动的兴起和新式教育的发展，近代留学生群体开始取代传教士，他们对中国现代经济学的产生、发展起了极其关键的中介和先锋作用，占据了中国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核心地位。自此以后，在传播西方经济学的舞台上，传教士越来越变为配角。当时数以万计的青年学子负笈海外，其中不少人选择经济学作为留学专业，接触了当时国际上一流的经济学家和世界经济学的前沿，他们在带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完成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实现了中国经济思想的近代转型。

西方现代经济思想文明，既包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体系，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体系。大体说来，20世纪以前，西方现代经济思想文明的东渐，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文明。尽管西方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产生开始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并存局面，但在20世纪以前，中国的先进人士却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清朝末年中国经济知识体系就在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下开始发生近代转型。但这一转型的初期，中国主要是引进西方经济学常识。更多的是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有创见的自撰经济学论著较少。民国以后，经济学的西学中渐，开始由翻译西书为主转向国人自撰经济学论著为主。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者无论在应用经济学还是在理论经济学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

20世纪初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才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通过东（日本）、西（欧美）、北（苏联）三条路线传入中国。民国初年，中国开始出现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潮流。此时，中国传统农耕经济思想由于不能说明和解决中国当时现实的经济问题，在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对决中刚刚完全败下阵来，在中国经济思想的舞台上，又出现了西方经济思想文明两大体系——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激烈交锋，可以说，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舞台上，传统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思想、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两方对垒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呈现出错综复杂、异彩纷呈的景象。

在世界近代史的舞台上，中国是出场很晚的角色，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也是相当晚的。但是，若从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传人中国后传播之广泛、深入，信仰之坚定，运用之成功和发展之巨大来看，却又后来居上。中国近代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武装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且依据中国特殊的国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出了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学说及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中国近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极为深刻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由于诸多国内外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国近代经济具有从传统的农耕经济向现代工商业经济持续、缓慢过渡的特点。经济基础的这一过渡性特质决定了中国经济思想亦必然具有由传统经济思想向现代经济思想持续过渡的特点。在这一持续过渡中，中国经济思想一步一步趋向于进步，中国人的经济学视野一步一步不断拓展。但是，这一变革又是非常艰难的，特别是在一个传统经济思想具有极长久的历史而地域又相当辽阔的国家里，这一过程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结束。在西方经济学方面，中国近代处在引进各种外来经济学说的由浅入深的学习过程，在20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思想只是传统经济思想的反刍与外来经济观点的复述。20世纪以后，才逐渐有自己的新经济观点出现，民国以后中国开始有少数经济学家跻身世界学术前沿，甚至在某些领域引领世界经济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中国人学习、运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了一个由不会到比较会，从比较生疏到比较熟练，由困难、挫折、失败，到较为顺利、较为成功的曲折过程。可以说，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变迁的艰巨性、曲折性在世界大国近代经济思想变迁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正因为如此，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其内容是异常丰富、多姿多彩的。

三、中国近代引领世界经济思想潮流的经济思想

中国近代虽然在经济发展方面与西方的差距巨大，但在经济思想方面却取得了不少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研究成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经济知识体系亦开始发生近代转型。但这一转型的初期，中国主要是引进西方经济学常识，更多的是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少有有创见的自撰的经济学论著。其中最有影响的成果有二：一是严复翻译、南洋公学译书院1901-1902年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译名《原富》）；二是留美经济学博士陈焕章191 1年撰写的英文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特别是《孔门理财学》一书，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剖析中国儒家经济思想，被认为是构建东方经济学的开端②。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评述《孔门理财学》一书的文章，认为“在陈焕章博士这本博学而令人愉悦的书中，有大量的内容人们将会引述，比如孔子的优生原则，关于劳工流动的规定，或是写得极好的中国税制史。”

民国以后，经济学的西学东渐开始由翻译西书为主转向国人自撰经济学论著为主。中国经济学者无论是在应用经济学还是在理论经济学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果。杨汝梅1926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无形资产论》（C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详细分析、归纳了当时西方学术界关于无形资产的各种见解，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无形资产的性质，提出了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原则和方法，对当时西方学术界尚无定论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922年美国著名会计学家、曾任美国会计学会会长的派登（W.A.Paton）教授主编了在美国会计学界享有盛名的《会计师手册》（Accoun-tants’Handbook），在其1933年出版第二版时，所撰第十四部分“无形资产”就全面地接受了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中有关商誉问题的研究成果，“并以其观点为主体对无形资产和商誉问题进行了多层次介绍，特别是在‘商誉的性质和持续价值’这一核心内容中着重讨论了商誉性质、销售商誉、制造商誉、理财商誉以及持续价值等相关问题，由此而对《无形资产论》中有关商誉理论的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④此后，杨汝梅在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阐述的有关无形资产的观点一直为西方会计学界所推崇，其博士论文成为驰誉世界的会计学名著。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林霖，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为《美国联邦储备货币》。1937年3月，林霖在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世界顶尖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第27卷第l期上发表《定期存款是货币吗？》一文，该刊物同期还刊登了林霖撰写的仅有两页的短文《格雷厄姆教授关于准备货币及百分百货币的提议》。《定期存款是货币吗？》一文对货币理论贡献很大。1929-1933年大萧条引起美国银行体系、货币体系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权力的变革。其中，Lauchlin Curries便是积极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专家之一。他是一名货币交换媒介论者，认为只有那些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替代物才是货币，他在《货币供给与调控》一文中将货币直接等价于“支付手段”，认为货币只包括现金和经过调整后的活期存款。在此基础上，他采用1929-1933年的一系列数据，得出了货币供给与货币借贷之间没有关系的结论，并提出了一个改革措施——取消所有定期存款准备金。林霖在《定期存款是货币吗》一文中对Lauchlin Curries货币定义及其改革措施提出了质疑。他从现代银行和金融体系的角度，通过理论证明和数据列举，重新定义货币，将定期存款纳入货币供给体系之中。他认为，截止到1932年以前，部分定期存款是可以随时支取的，应该如同活期存款一样，属于货币。而且，定期存款是银行间及银行内存款的复制品或互补品，他构建了一个简易模型进行推理、论证，通过比较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政府债券的异同，明确了定期存款应包含在货币供给之中，并且提出了定期存款准备金应与活期存款准备金要求相同的建议。

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在货币理论方面，凯恩斯提出了流动偏好理论，颠覆了传统货币理论：“这种货币理论打破了世代沿袭的传统，即主要是从其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来理解货币。凯恩斯以前的几乎每一位货币理论家都信奉这种传统，其特点可以说是对货币的‘流量’分析。相比之下，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则是‘存量’分析”⑤。存量分析方法强调货币的价值贮藏功能，认为货币是资产持有的一种形式，货币数量的变动是资产组合的重新配置，因此，货币均衡就是货币存量的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并决定市场均衡利率。留学期间的蒋硕杰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向权威挑战。早在1943年，他就在《经济学刊》上发表《论投机与收入的稳定性》一文，开始对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进行批评。在该文中，他对凯恩斯有关投机性货币需求如何能够使投资冲击转化为支出波动的说法提出挑战。他认为要使该项说明在逻辑上前后一致，就要坚决转回到流量分析，特别是转回到经由银行系统产生的威克塞尔货币调节机制。其明确含义是，凯恩斯的收入一支出理论不应该和流动偏好的货币与利息理论结合在一起，而应和罗伯逊式的可贷资金理论联系起来。在该文中，他采用20世纪20年代大繁荣时期和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时的美国统计资料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此外，蒋硕杰还于1956年9月在著名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流动偏好理论与可贷资金理论，乘数分析与速度分析的一个综合》一文批评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该文作为《美国经济评论》第46卷第4期的领头文章刊出，可见其份量。正是由于蒋硕杰在货币理论方面的杰出关系，他成为“所有各种形态的凯恩斯货币存量分析法最有说服力的评论家之一，也是流量分析法的最高成就者之一”。

赵逎抟致力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1924年在导师密契尔的指导下完成硕士论文《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比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rcantilism and Physiocraey），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并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转向制度学派的研究，在导师塞利格曼的指导下重点研究英国经济学家理查，琼斯（1790-1855）的经济思想。琼斯的活动年代介入李嘉图和小穆勒之间，多为学者所忽视，材料不大丰富。赵遁抟为了研究琼斯的经济思想四处搜罗，搜集到琼斯的著作16种，研究琼斯的书籍74种及论文52篇，还有大量书信。其搜罗文献之勤、所得之富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他“不仅找到了人所共知的琼斯的一般经济学著作，而且在文学类书架上找到了很少为人所知的琼斯的《文献存稿》。这部书是琼斯的密友维威尔博士在琼斯逝世四年以后，于1895年编辑出版的，其中有不少琼斯生前未曾发表过的经济学著作。马克思在写作《剩余价值理论》一书时，曾设有专章分析琼斯的经济思想，可是他当时并没有看到这部《文献存稿》。”⑦正是在大量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赵遁抟于1929年撰写成博士论文《理查·琼斯：一位早期的英国制度经济学家》（Richard Jones：An Early English Institutionalist），对琼斯的经济思想的渊源和体系作了深入的探讨和阐述。该论文是琼斯经济思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被国际上有名的《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列为研究琼斯的第一部参考书。

费孝通的博士论文1939年在英国出版。书名《江村经济》（Kaihsienkung：Economic Life in a Chinese Village）。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Malinnovski）在该书英文版序言中认为此书“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要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E·丹尼森·罗斯认为“没有其它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由于博士论文的学术成就，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费孝通人类学最高奖——赫胥黎奖。

大一经济学论文例3

中国现代经济学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中“内生”出来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学及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近代留学生群体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学术思想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独特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缺乏对近代留学生群体经济思想的系统深入研究，留学生经济学学术成就迄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该书以中同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为切入点研究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思想，重点研究留学生博士论文对经济学的贡献。作者论述了留学生博士论文在理论经济学、财政理论、金融理论、农业经济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工商管理理论、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方面的学术贡献，是一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开拓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二、挖掘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史料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科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该学科一百多年来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是运用中文文献资料，外文文献资料少有运用，存在文献收罗不足的问题，导致中同近代经济思想特别是民国经济思想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许多经济思想没有系统加以研究。比如民国时期的刘大中、蒋硕杰、林霖、何廉和方显廷等的经济思想都没有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甚至没有列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既要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创新，也要有史料的新发现。作者利用从欧美各国收集到的英文、法文及德文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近代留学生在欧美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两方学者在欧美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等，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变迁，其中大多数资料是第一手资料且第一次运用。

大一经济学论文例4

研究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社会，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政治、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中国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理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哲学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理论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研究。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

第四，鉴于东亚经济的特殊表现和我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以东亚为个案对文化变量和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的研究亟需进行，以便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战略指导和保驾护航。

二、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的可能和意义

我所指的东亚概念不是纯粹地理意义的，而是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一种结构概念，尤其是指一种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精神气象的文化结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联性变迁而变迁。因此，东亚概念不仅包括东北亚的儒佛道三教文化区，也包括东南亚的儒佛文化区，甚至包括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印度教文化区，当然整个东亚在文化传统上最大的共同点是一个儒佛文化区，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东亚不应该忽视印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未来澳洲可能随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东亚化而在文化变迁上进一步向东亚接近，这殊难意料。但我认为东亚概念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意义和政策意义上讲是动态的。

研究东亚区域内传统文化因素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东亚区域内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究竟有无关联？倘若有关联，则是何种意义上和何种程度上的关联以及如何关联？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即文化——经济间的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有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在多大的程度上可操作？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该如何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除了要考虑儒家文化因素外，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以及价值观因素对经济发展有无影响？尤其是弥漫东亚的佛教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究竟有无影响和有多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还有哪些？这些因素之间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如何？文化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及发生作用的关系如何？这些关系又是如何发生的和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文化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可否建立某种指标或指标体系以考量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障碍？柯德尔——霍夫亨兹难题（东亚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深层次结构因素在发挥作用，以至其他国家简直无法模仿）该如何解决？福山悖论（力主“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满足了人们最美好心愿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何最后又担心“自由民主制度”导致出现“最后的人”和“东亚的挑战”？）说明了什么？东亚的战后的经济增长是在殖民主义结束、国家独立和政治稳定的大环境下获得的，这与东亚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化更新有没有关联以及有多大的关联？文化变迁是否与制度变迁一样对经济增长发生影响？是否可以假定经济自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短期作用，制度变量对经济发展起中期作用，而文化变量将对经济发展起长期作用呢？东亚未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能否从东亚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发展中吸取智慧、灵感和从中受益？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延绵不绝是否隐含着某种深刻的发展智慧？东亚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是否与西方文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同样有效的普适价值？是否东亚经济发展有助于两种文化在东亚的阴阳和合，而这种和合产生更快的经济发展或更有价值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完美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一个美好社会的出现，在此，东亚文化对经济发展将作什么贡献？鉴于此，东亚文化究竟该如何更新？东亚发展模式该如何估价？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格，物质文化是其果实，精神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哲学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精致品和活的灵魂，是建立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又会能动地反作用于（促进或阻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挡）经济发展的因素。文化具有对经济进行反馈和反思的功能。经济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有用的发展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述，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需要再次强调地指出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现代化和西化的搭档关系已经被打破，第一，西方殖民统治业已变成历史的陈迹；第二，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第三，非西方社会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第四，主要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因此，本土文化对于决定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自然就更为重要了，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解释不同发展模式的重大关系。

我认为非西方的现代化包括西方化和非西方化两面，是西方的普适性与非西方的本土性的融合。传统的区域研究专家抱着极其偏狭的观念，完全无视比较文化研究方法，发展研究正在引导人们重新将焦点对准文化以及主要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和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其中发展伦理学正在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对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式发展正在进行价值重估。主张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战略的文化品位。亨廷顿认为，如果东亚、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与将来的发展目标上及目标达成上的差别可以从东亚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中找到，那么，自然应当把文化的比较分析放在首位。文化对发展的影响要求发展学者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横向比较的以及历史纵向的研究。

我认为，从东亚经济发展和创造奇迹的历史经验来看，外层次的政策因素（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等）和经济自变量，中层次的制度因素（政治经济制度等）和结构变量，深层次的精神因素（价值观、宗教伦理、社会心理、习俗等）和文化变量，都会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而且三层次之间也发生关联和反馈作用。

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下：

第一，正如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作的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著名演讲中所言：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精神制动，包括精神支持或精神障碍。我们必须寻找驾驭和创造这种精神制动的方法。

第二，对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具有基础性和理论性的学科建设意义。

第三，借鉴离我们国门最近、而文化传统又最相似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经验和文化建设经验。

第四，以东亚地区为个案，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动因、经济发展与精神支持、经济发展与精神动员、经济发展与文化更新（或者说文化变迁）进行研究，将大大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和协调发展以及更快的发展速度。

第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性，该研究将对此提供智力支持。

第六，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推动他们不仅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可持续发展，也进一步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应该具有以上三重含义，方为完美。

进行该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以及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的发展上，另外就是对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类型学和结构上（机制上）的分析。

实际应用价值体现在：一是借鉴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了解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以及这种结构性力量中文化在其中的地位，从而自觉地利用这种力量去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二是体现在政府的发展战略制定上，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相连带的社会稳定和人的生存价值的不可小视的力量，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不仅是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而且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要得到协调发展，即要考虑经济发展的人文代价，而不是不顾一切地追求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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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经济学论文例5

中图分类号：X19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2006707

环境经济学是伴随着人类活动引起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而产生和快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20世纪70年代末环境经济学被介绍到中国。1978年中国制定了《环境经济和环境保护技术经济八年发展规划》。198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关于“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讨论会，决定将“环境经济”列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981年《环境状况报告》中的第一项主题。同年中国环境管理、经济与法学学会成立，由此推动了中国环境经济学的研究。这表明作为环境科学的重要分支，环境经济学已成为一门瞩目的独立学科。环境经济学虽然仅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但其学科体系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通过持续的研究和实践，环境经济学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十多年来，环境经济研究在中国发展快速，不但表现在环境经济理论和框架体系不断充实完善，而且结合中国实际开展的环境经济领域研究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学者们翻译、撰写了环境经济方面的教材和专著，还发表许多研究环境经济的论文，开展了环境经济各领域多方面的科学研究，在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成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培养了一批环境经济方面的专业人才[1]。

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经济学学科体系，其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实践指导都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充实、提高和完善。基于此对2005～2014年收录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以下简称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中篇名包含有“环境经济”的全部期刊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以期从这个角度研究近十年来中国环境经济研究动态和发展路径。

一、近十年环境经济研究

数据样本统计（一）“环境经济”期刊论文篇数统计

从中国知网中检索2005～2014年间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全部期刊论文，剔除重复及不符合主题的论文，共有462篇，其中核心期刊本文核心期刊指中国知网上所检索的中文核心期刊及CSSCI来源期刊。论文200篇，其他期刊论文262篇。具体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是从2005～2014年间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中国知网全部期刊论文这一角度来研究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但环境经济研究成果的体现形式是多样的。比如中国知网检索数据库收录文献中除了期刊论文，还有优秀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国内外会议和其他形式的研究论文，在2005～2014年间，这些论文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共计338篇。

此外，统计分析2005～2014年这十年的文献，是为了了解在新阶段中国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进路。而在1978～2004年的27年间，中国环境经济学学科经历了起步、探索和发展等重要阶段。在这27年间收录在中国知网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文献，包括期刊论文、硕博士论文、国内外会议论文和其他形式论文共456篇，其中期刊论文有406篇。

（二）基于期刊的数据样本和研究方法

为了能较好地表征环境经济学学科领域研究的客观水平，本研究的检索统计工作不仅关注期刊论文数量的变化，更关注期刊论文的质量变化。核心期刊论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关研究领域的较高水平，故本研究的重点在核心期刊论文。据上文可知，本研究全部实际有效样本为462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的实际有效样本为200篇。

在相关论文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引证分析、数据分析和词频分析等方法对中国近十年来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全部期刊论文数量的变化规律进行总结，重点对论文期刊类型、主要议题、作者人数等方面进行数量分析。同时分析文献的被引次数，以衡量期刊论文的影响力。

（三）数据样本局限性分析

本研究只是从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期刊论文这个角度来分析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数据样本必然存在局限性。由于环境经济学学科领域的广泛性，涉及环境经济的具体研究对象很多，仅就期刊论文来说，属于环境经济范畴的论文众多。篇名属于环境经济领域范畴的其他关键词的论文有至少十多种，如“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绿色GDP”、“ EKC”、“环境绩效”、“环境损失（损害）”、“环境成本”、“环境外部性”、“排污权”和“环境税”等，见表2所示。据《中国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报告》统计显示：1980～2008年这29年间有关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中文核心期刊的文章共有10 618篇。本研究检索统计了2005～2014年环境经济研究领域核心期刊论文，属于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论文共有10 506篇。由此可见，近十年有关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数量比过去有大幅增加。

由此分析，2005～2014年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核心期刊论文大约占环境经济学学科领域范畴的核心期刊论文的1/50～1/60，也就是说大多数有关环境经济的研究论文在其篇名中并没有直接使用“环境经济”。故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并未包含环境经济研究的所有领域，但本研究的贡献也正是对以“环境经济”为篇名的论文的深度分析，以见微知著，窥一斑而略见环境经济学学科研究的全貌。

二、数据样本论文分析

（一）研究阶段分析

通过对全部462篇数据样本期刊论文进行分析发现，2005～2008年数据样本期刊数量逐年递增，到2008年达到峰值，2009～2011年数据样本期刊数量略有下降，2012～2014年数据样本期刊论文稳定在40篇左右。中国环境经济学学科近十年期刊论文方面的研究从数量上看为稳定发展的阶段，从质量上看为深入扩展研究的阶段。

进入21世纪，环境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并且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可以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环境经济学研究将重点关注环境经济理论体系、环境价值核算体系、环境经济分析方法体系、环境经济评价体系、环境保护经济手段体系、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环境投融资体系、循环经济体系、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体系等[1819]。

四、结语根据本文数据样本进行的统计分析，可以了解近年来中国环境经济研究的一些特点。第一，从数量上看，年核心期刊发表篇数变化不大，但论文的深度有所扩展，涉及的领域更广，所使用的分析手段也更多，近十年环境经济领域的相关研究论文比以前的有大幅增加。第二，在影响力方面，发表于理工类核心期刊上的环境经济类论文的影响力更大；另外，采用数量分析、科学实验以及工程实践的论文影响力也较大。这说明中国环境经济研究的一种趋势是朝着定量分析、技术支撑的方向发展。第三，在研究内容上，依据词频分析结果，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有所扩展，研究深度有所加强，但较多的研究还是探索性的，结论是建议性的，其实践意义、应用意义和指导意义还不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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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economy

research in the last decadeDONG Xiaolin1，2， XUE Wenjie1，2， SONG Cheng1

（1.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大一经济学论文例6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理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发展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问题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

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教育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有的优势在未来学术发展和深进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

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

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蕴涵、汇聚、凝成了丰富的“

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经验与经济理论；而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学术研究与发展汇

集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亟待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国经济学新世

纪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必要基础。

创新的前提就是对前人的成就进行总结与研究。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术

史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研究

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中

国的经济振兴和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促进作用。

二

中国经济思想史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其具有突出的

跨学科特性，关涉经济、哲学、历史，又及社会、文化诸领域，研究自古及今中

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理论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若以1949年为界，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发端期以20世纪20—

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发展期以20世纪80～90年代为重心

，上则可以回顾50至60年代；还可以进一步将发展期的这两个时期称为“发展前

期”和“发展后期”。

据笔者长年来的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中国和日本

的学者。早在19世纪末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著作如许楣《钞币论》道光二

十六年（1846）古筠阁本、陶煦《租核》1884年成书，光绪已未（1895）聚珍本

、陈炽《续富国策》豫宁余氏重校本（1897）等。论文主要有1890年马建忠的《

富民说》，同年日本的高桥作卫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王安石财政政策》

，此后，该杂志先后发表了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

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等论文。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则

有陈炽《〈续富国策〉自叙》（1896）、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

（1896）、《〈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那时还

没有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所以称之为“相关研究”。先有相关研究

成果面世，经过逐步发展与整合，后有独立学科形成，这在学术发展史上应当说

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的特殊性，对此学科的

创始进行考证虽有难度却很有价值，尤其能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分

析的重要个案。①

进入20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学科性质

在不断加强。相关资料书《皇朝经世文编》连续出版了续编、新编等，作为中国

经济思想史先驱者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

济学说史；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余拟著一《

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当年

，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高桥作卫著、陈超译《王安石新法论》（1902）、后

又出版了康有为《 金主币救国议》（原名《币值论》）（1910）。接下来，陈焕

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问世，这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英文著作，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

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

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论点提问，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

②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就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此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有所加强，1912年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刊出，东瀛

的涩泽荣一不久后出版了名著《论语与算盘》东京东亚堂书房（1916），荷兰的

卫士林（G.Vissering）著、杨冕译的《卫士林中国货币论》由上海泰东图书局

1917年出版；同年孙德全自刊所著《经济纪要》（1917）、次年天津经济学会出

版章宗元《计学家言》（1918）。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中日学者为主

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这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发

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③，

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

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发展与理论探索；西

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

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

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学术基

————————

① 近年来相关科研已立项，如笔者主持的课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

》等。

②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

476页。

③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

：《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

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

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等

。

础上发其端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

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

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

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

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著《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为系统性的成

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

》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①此后著述逐渐

多了起来，但有重头学术性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

史》上卷（未续下卷），这是作为大学教本问世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

，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

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②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

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学中

也有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侯外庐自述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

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

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

上参加论战。”③近日，得叶世昌先生惠赠新著《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导

言”提到1920年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内容的课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中

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在南北方大学中已较为普遍地开设，而作为知识传授的大

学课程，必以基本定型的学理和一定的经验积累为前提。

那么，国外的情形如何呢？那时在西方的学者主要进行相关典籍如《盐铁论

》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焕章书之后，美国人耿爱德（E.Kann）写了《中

国货币论》，此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了蔡受百的中译本。再有，1936年

李肇义在巴黎有法文版著作《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学派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

形成的影响》面世，系作者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在J.A.熊彼特

（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中

有提及，同时也提到陈书，但认为这些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

著作”；又说中国“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

观，何况所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是，即使如此比起后来美国人

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

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④已是进

步了。

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有田崎仁义《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

想》（1935）和小岛?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等专著和多篇论

文。田崎先生是经济学博士曾留学西方，回到日本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

想制度，出版了许多著述并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就时况而言其研究中国的

动机值得分析。小岛先生则是著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著

称，他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的造诣。田岛先生也是留

学西方并供职于京都大学的名教授，如上所述他在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尤其

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著作即其后

学本庄荣治郎等整理汇编他的讲义而成，而本庄先生后来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

和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可以成为是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经济史学源

流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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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③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④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等先生的著作中对此均有

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多卷研究成果予以了有力回击。

重要线索。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

于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或经济史学等相关学科之中。日本经济思想史（属于经

济学学科）的研究肇端约在明治时代而有较大发展则也在近20年来，他们对中国

经济思想史的关注则更是近期之事。①然而，直至今天以东洋史学为主的日本学

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停过步，仅以著作为例，不同时期的主要著作

就有原富男《中国经济的源流》（1941）、穗积文雄《先秦经济思想史论》

（1942）、出口勇藏《孙文的经济思想》（1946年）、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

史》（1971）、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井泽弥男《春秋战国

的经济思想》（1987）、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0）

、中村哲夫《试论孙文的经济学说》（1999）等，后几部书有的我们还出了中译

本——这是后话。

20世纪20～30年代，国人相关研究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已不鲜见，

这在此前是未有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如前述熊梦《墨子经济

思想》（192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以及李福星《孟子经济思

想》（1926）、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李权时

《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马君

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1930）、李慎言《孟子的政治思想及经济思想》

（1931）、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

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黄汉《管子经济思

想》（1936）、戴锡琨《中和经济论》（1936）、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

史》（1939）、文公直《泰西经济思想史》（1939，附录：中西经济思想历史之

比较）等等，其中许多书还再版多次。另外，据笔者大约八年来的爬梳考证1949

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发表的，此

前不足十分之一。

在这些成果中，前述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

，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并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自序治学目的是因“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

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

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

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而努力。该书有

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

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的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

任，“固舍君莫属也。”②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

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通

过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

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③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

西方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④。日本著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1931年出

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

————————

① 其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情形很相似，1983年（晚于我国3年）日本经济思

想史成立全国性研究会，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很有促进。笔者十几年来注重开拓中

日经济思想研究，已有一些著译成果问世，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

究员期间曾参加该会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曾派出经济思想史访问

团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研讨

会，与会学者中有6 位日本学者，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上的首次国际会议

；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参加国发展到包括欧美的8 国。近期该研究

会新一代领导者拓展科研，2003年3 月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川口浩为首的8位学者首

次组团出国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我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

努力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并正式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特别提及，武汉大学

严清华教授在开展中日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

》、《赵序》、《李序》。

③ 同上书，第362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的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①需要指出，当

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再

如唐庆增本人作为留学哈佛大学习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对西方的经济学应当是很

了解的。那时，国人并不满足仅仅“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是还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当时蓬勃

兴起的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重要基础。②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研究的中

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可以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特点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

，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了；而研究

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光大中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

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的，研

究方法则主要借鉴和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自

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文献

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

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

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

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

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然而到3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等

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1949年到

1966年“”前的17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发

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前）。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著作主要

有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1950）、《官僚资本论》（1953，日译本）；王亚

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半殖民地经济论》（1955，日译

本）；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等；成果的国外译介这在此前

还是不多见的。此外较为突出的是文献学工作，如《盐铁论》、《吕氏春秋·上

农》、《管子》等古籍的校注释译以及编辑《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等基

础工作。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

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选辑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著述，可以认

————————

① 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之说，认为"那

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

298页。

②
据笔者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

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此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再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

及中国人的自著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前述拙作《1920—30年代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等。

为是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整个50年代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

120篇，研究对象依然主要是先秦诸子并发展到近代思想家。随着新时代学科研究

的发展和诸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探索的深化，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倾向：一是开始对学科本身进行研讨，如李宗正《关于中

国经济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9期）；再一个是探索学科

理论问题，如罗根泽《古代经济学中的本农末商学说》（《诸子考察》人民出版

社1958年）；另外就是研究内容向汉代及中古拓展，如日本学者板野长八《司马

迁的经济思想》（《北大史学》1951年第1期）、在台湾的学者陶希圣《北宋几个

大思想家的井田论》（初版）（《宋史研究集》第1辑1958年）、刘绍辅《陆宣公

及其经济思想》（《民主》1957年第12卷9期）等，大陆学者这方面的工作还

不是很多。

进入60年代以后，尽管只有短短6 年就开始了“”，但学科建设与研究

成果的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实现了真正的学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飞跃”

。主要著作有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1960）、友于《前汉时期的重农学说

》（1960）、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2）、胡寄窗《中国

经济思想史》（上、中1962、19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上、中、下1964～1966)等。短短几年时间论文就有约180篇，而且不少都很有

份量。大陆研究的突出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为

指导。胡著3 卷本（下册1981年才出齐）代表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其筚路蓝

缕的之功得到公认。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无论从研究时段之长、内容

之广、材料之博还是科研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言，都是此前同类著作无

法比拟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专著的开

山之作。其最主要贡献有三：首先是系统发掘、整理了自上古至19世纪中叶有关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史料，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运用经济学主要

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探索本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再

次是创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

阶段性的特征分析。与此同时，标志本科学发展水准的另一指标，是多所大学逐

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

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以后扩展到非综合性大学等，而且在

本科教育以外，60年代起如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培育高

级专业人才。

此后，众所周知的“”开始，学术研究基本停滞概莫能外。直到70年代

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余年有文总共不足200篇，而大陆除极个别

有价值外绝大多数都是“大批判”文章少有学术性难称“论文”。这一时期海外

的研究继续发展，专著主要有台湾韩复智《两汉的经济思想》（1969）、周金声

《中国经济思想史》（全4 册，1970）以及前述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1971）、《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等。

“ 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更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

“腾飞时期”。1978年叶世昌等先生牵头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下

1980、中1983）付梓；接下来陆续面世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

想史》（修订本，上、下1980）、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

上、中、下，1982）、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全3册，1982～1984）等；台湾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1982）、《先秦儒家

自由经济思想》（1983）也很有影响。这时，一个新动向是国内出了英文版著作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中文版、1984英文版），这在

本土出版史上尚是首次。同样学贯中西的巫宝三、赵?抟等学者致力学科理论与

思想资料工作，先后出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82）、《中国经济思想史论

》（1985）；《披沙录》一（1980）、《披沙录》二（1986）等；文献方面还有

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198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

著选》（1984）等，特别是巫宝三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

（先秦卷，上、下1985），以及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的编

辑，开启了本学科史料学的深化与拓展新时期。另外专史著作如周伯棣《中国财

政思想史稿》（198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叶世昌《中国

货币理论史》（上1986，下199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

）、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以及上海社科院《秦汉经济思

想史》（1989）、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巫宝三《管子经济思

想研究》（1989）等出版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论文的质量数量

都远超此前，限于篇幅不再列。

综括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理论探讨逐步深入，主要是

从学科基础上讨论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理论方法的研讨推动了学科建

设与发展。二是人口思想史、货币思想史、财政思想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分

支”迅速发展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成为一大特色。三是

开展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1988）等，构成自古及今的学科研究体系。四是成立全国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

会（1980），成为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保障，标志本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五是随着本学科教育的进展，多种相关教材问世，有利地促进了学

科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育。六是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

的博士学位点之一，导师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不仅很早就培育硕士而且其中80年

代就培养出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如北京大学张鸿翼（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叶

坦（1988）、鲁奇（1989）、北京大学郑学益（1989）等，成为学科中坚。

上述四个博士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形成了各自的学

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

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

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

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北京

大学以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为特色，写书育人成才著书，近些年重点是在赵靖先

生领导下毕业的“子弟兵齐上阵”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丰碑高耸。复旦大

学叶世昌先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著简明扼

要突出重点，个人专著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市场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

贯通。

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教育科研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仅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谈敏、

陶一桃、高文舍、戴金珊、欧阳卫民5 人。据笔者统计，迄今共有研究著作约500

部，其三分之二是近20年出版的；尤其进入90时代以来新人新著如雨后春笋，研

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学术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开拓性成果明显增加。科研的

显著特征，一是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成为科研“热点”，

已有著作80余种，文章更是蔚为大观（其中许多属于党史研究等）。主要如

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多卷本，1993）、胡寄窗、谈

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 ）》（1997）等，还有很大部分是研究

、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及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同时历史人物的经

济思想研究也在加强，如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二是对以前

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发展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等开

展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三是前述类别或专门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

展，如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

、马伯煌等《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

》（1994）、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

想史》（上、下2001）等。四是断代性成果面世，如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

于宋代的考察》（1991）、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巫宝三主编

《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深入化。五是理论性研究加

强，如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张卓元主编

《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台湾还召开“经济思想史与方法

论研讨会”。六是“学以致用”或“古为今用”形成风尚，出版了多种经济管理

思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及海外华人经营研究等著述，如杨承辉：《中国古代经

营管理思想研究》（1996），朱家桢、叶坦主编《诸子百家与企业管理》丛书（6

册1999）。七是展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

渊源》（1992）、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叶坦

《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1998）、两岸学者举办“中西方经济观与现代

化”研讨会（1998）、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等。

八是近年来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不一定是本学科的）选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及相关内容的明显增多，证明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必

须申明代表现今本学科系统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4 卷本，初版1991～1998；修订本2002）,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840纵贯四

千余载，洋洋180万言，研究撰著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自问世

以来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介文章，笔者有长文可参考在此不赘。①

四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步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既有发展契机也

面临严峻挑战。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理论深进的基础与要求，后者则是轻视基

础研究和注重实用与利益的诱惑。无庸讳言，一方面是可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

面则是难言的尴尬境况。前者除了前述的成就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例如

教育方面经过近年的调整，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及外国经济思想史合

并为“经济思想史”，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而且2003年新

增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5 所大学也可招收本学科，再如福建师范大学新增

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思想史”。目前，前述原有4个博士点外，浙江大学、厦

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和云南大学专门史均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招收硕士生

的除了所有博士招生点外，主要还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大、中南财大

、西南财大、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所谓尴尬则主要是有的单位研究队伍青黄

不接经费困窘几近濒危，与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亟待改变。

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学科特性才能明晰其价值与趋向，这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 透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理内涵，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

以抽象概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前景：②

——————————

① 参见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修订本）》，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

② 近年来，笔者先后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性与优势写了一些探讨性文章，

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创新探索》，载《社会科学报》1997年7月24日

；《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会议论文·北京.1998.8）、《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修

改稿）载《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等，可资参考。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

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

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更加“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

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汉学”（或

“中国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

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有着特殊意义。

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居世界经济史

学特殊地位，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综合性，且更年轻从而更有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

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文化或伦理

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

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与伦

理的关系，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是新世

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积淀“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说和理论基础的性质，在汗牛充

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具有总

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

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

作用，需要认真发掘研究。任何外来东西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生命力，任何

现况都有其来龙去脉，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必不可少，否则就有“无源之水”

之虞。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意义。众所周知，经

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

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传

统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

代化发展起着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

，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

史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照。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

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

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国更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

；而中华文明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

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

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特长，可以打破旧有学科或专业界

限，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基础，而且

颇具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作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

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

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

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

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

新的努力，从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个案研究中，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

大一经济学论文例7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2-0094-04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15届年会于2012年10月20日在山东大学召开。本届年会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承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河北经贸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山东财经大学、河南大学等全国3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0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本届年会的主题是“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与齐鲁文化的本土化、国际化研究”，与会学者围绕主题分古代经济思想、近代经济思想、现当代经济思想三个专题进行了专题研讨，并有17位学者作了大会发言。

一、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内容的深化和视角的更新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参会论文来看，学者们在研究中秉承了注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史料整理和分析的传统，不仅扩充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范围，深化了已有命题的研究，同时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诸多创新不断得到尝试。

（一）以史料为线索的研究

古代典籍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史料来源。围绕年会主题，有关《管子》的研究成果成为本届年会的一大热点。南京大学蔡一教授在《〈管子〉论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一文中提出《管子》是战国时期齐国推崇管仲的学者们的论文汇编，既肯定了市场有自发的调节和促进功能，国家经济治理需顺应其自发性，又认识到政府要利用经济杠杆，扶贫济困，促进就业，体现了放手发展市场竞争和必要的政府干预相结合。浙江科技学院曹旭华教授在《〈管子〉的成书年代与作者研究》一文中判定《管子》是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的稷下先生们的作品，并且断定《管子·轻重》篇作于战国，或者至少可以说其大部分篇文、内容产生于战国。中央财经大学王文素教授在《“管晏”社会保障思想探究》一文中指出《管子》和《晏子春秋》两部著作都记述了春秋时期社会保障思想、政策和制度，但是二者的社会保障思想和体系无直接继承关系。河北经贸大学董平均教授的论文《释燕蓟“勃、碣之间一都会也”》依据《史记·货殖列传》判定燕都蓟城既是北方手工业中心，又是重要的商业都市，各民族经济交流的中心。

除了古代典籍外，与会学者强调了地方志、族谱等史料对于经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张海英教授的论文《明清地方志中的经济思想》从“对明清时期民众趋利性社会思潮的客观性认可”“民间‘奢靡’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方志中关于商人的记载”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方志所体现的经济思想，并指出有待开发利用中国方志蕴藏的丰富的史料。山东财经大学郑小娟副教授的论文《略析徽商的“贾儒相通”观和儒商化取向》利用宗谱、墓志铭、地方志等新史料，指出徽商的儒商化取向带有极强的脱商入儒的色彩。

（二）以人物为线索的研究

从新的视角归纳和整理古人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视角。山东大学周宇副教授的论文《桑弘羊“轻重”学说的经济学意义分析》指出桑弘羊的“轻重”学说也重视市场机制引导作用，只不过强调政府干预矫治市场弊端。财政部驻吉林省监察专员办事处边东平的论文《先秦诸子的货币观点及现代启示》从新的视角整理归纳了先秦各家学说中的货币思想，提出其对当代金融制度构建的启示。东北财经大学齐海鹏教授在《论陆贽的财政思想》一文中归纳了陆贽的财政思想，并指出其具有以人为本、量入为出、均节赋税和裁减私租的特色。

（三）以专题为线索的研究

围绕某个专题梳理和分析经济思想史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齐鲁大地是先秦时期儒家、墨家、兵法家、纵横家等众多学派的发祥地。山东大学赵梦涵教授和李维林副教授在《齐鲁文化经济思想的变迁与本土化、国际化简论》一文中指出齐鲁文化的经济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根据儒学与管学两大流派，分析了齐鲁文化经济思想的变迁及其本土化与国际化问题。哈尔滨商业大学贵教授的论文《论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解析了儒家“仁爱”和“礼”两方面的经济伦理及其影响。

在研究技术创新上，一些新经济史学研究成果将经济思想和文化作为一个变量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框架，将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结合起来，考察经济思想的形成原因和影响。这超越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传统范式，有利于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主流经济理论结合。香港科技大学James Kai-sing Kung教授和山东大学马驰骋博士的合作论文《经济冲击、儒家文化与农民起义》通过构建清代（1651—1910）和107个县的面板数据，用学校、儒家庙宇和烈女数量衡量儒家文化强弱，发现农业歉收对农民起义有显著的激发作用，但这种作用在儒家文化深厚的地区明显减弱。上海财经大学岳翔宇博士在《气候变冷、粮食减产与重农理论：对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与十七世纪法国的考察》一文中考察了公元前二世纪中国的气候变冷、农业减产与晁错贵粟论的关系，提出了“气候变冷—粮食减产—农民受灾—政策应对不及时或不全面—政策批判（重农理论）”的理论发生机制，并与17世纪法国气候变冷及布阿吉尔贝尔的重农理论做了比较。

比较分析方法可以明确中国经济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和独特性。上海财经大学何业嘉博士在《中西方货币提出思想变迁中的分流：中国传统货币思想与西方货币思想差异研究》一文中提出古代中西方分别是一种国家型和国际型的货币制度，不同的制度需求产生了各自的货币思想，最终导致中西方货币思想的分流。上海财经大学张华勇博士在《中国宋代纸币准备金思想研究》中指出中国和西方早期纸币准备金不同，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理念的差异。另外，山东大学刘玉峰教授的论文《中国古代粮食思想和政策探析》整理了古代重粮贵粟、粮食赈济、粮价调控、粮食储备和粮食战略的思想和政策。

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广度和深度的突破

近年来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致力于近代（尤其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扭转了一段时期内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滞后的局面。从本届年会论文来看，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已经高居第一，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一）以史料为线索的研究

详实和正确的史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础。老一辈学者非常注重史料的归纳和整理，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复旦大学叶世昌教授指出当前学界研究过于注重“宏观”的理论分析，却忽视了“微观”的史料工作，存在过分强调理论分析却忽视史料的倾向。微观研究从小处着手，往往比较可靠。叶世昌教授在《对晚清若干经济思想史文献的辨误》一文中指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使命之一是根据研究对象的论著进行分析，并做出恰当的述评。其前提是准确判断研究对象的文献的写作时间、所述历史事件的准确性以及文献整理者对文献校勘是否正确等，甚至需要进行辨误。

叶世昌教授的发言引起了部分与会学者的热烈反响。武汉大学严清华教授在小组发言中指出了人才培养机制和科研考核标准等现实制约因素，并介绍了其领导的研究团队沿着三个线索系统归纳整理分析民国经济思想史料的工作。第一个线索是以民国时期经济学学位论文、著作和期刊论文为线索。武汉大学王经纬博士在《民国时期经济学学位论文的经济思想文献述评》一文通过对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的664篇经济学学位论文进行统计分析，管窥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发展概貌。第二个线索是以民国时期主要经济学期刊杂志为线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高璇博士在《中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评论〉与民国后期的经济思想》一文中全面系统地分析了《经济评论》期刊，揭示民国后期经济思想中学术本土化和现实针对性的脉络和特点。第三个线索是以民国著名经济学家为线索开展硕士论文写作。这为全面探索民国经济思想内容及理论贡献扎实了历史资料与文献依据。

（二）以人物为线索的研究

对历史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全貌，而且可以记录经济思想演变的轨迹，甚至可以用关键人物经济思想解释经济史上的制度变迁，具有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依然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在以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武汉大学严清华教授和刘婧宇在《民国“红色教授”彭迪先的货币思想》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彭迪先的货币理论。北京大学周建波教授、熊维刚和吕麒的论文《刘大钧工业化思想述评》认为刘大钧的工业化思想比较充分和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现实与趋势，促成了中国近代工业化思想的新高度。福建江夏学院刘慧宇教授的论文《杨荫溥通货膨胀思想评述》高度肯定了民国金融学家杨荫溥的经济思想。湖北工业大学李俊在《魏源的经济思想》一文中以《海国图志》为中心对魏源的经济思想做了梳理。

在以政界人士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海南大学武教授在《论孙中山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一文中提出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以及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有着极其密切的理论联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早期形态。东北财经大学于秋华教授在《〈建国方略〉与孙中山的工业化思想》一文中归纳了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基本内容和逻辑线索，评价了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局限性。西南财经大学付志宇教授在《近代税收学的创建者、中国直接税制的开创人：李锐》一文中对李锐生平及其开展的直接税改革加以归纳和介绍。湖州师范学院蔡志新副教授和周建华教授在《反清民主革命英烈徐锡麟经济思想评析》一文中从农工商业论、财政论和义利观三个方面归纳了徐锡麟的经济思想。河南中医学院谭备战副教授在《论张静江的经济建设思想》一文中以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为核心介绍了张静江的经济思想。浙江科技学院喻梅博士在《孔祥熙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思想述评》一文中批判性分析了孔祥熙的注册会计师制度建设思想，认为其带有明显的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放任思想相结合的特点。中南民族大学李天华副教授的论文《恽代英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高度肯定了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的经济思想。

（三）以专题为线索的研究

本届年会论文主要集中在产业、财政、金融三个专题。在产业思想方面，复旦大学孙大权副教授在《赶超战略与平衡发展：翁文灏与马寅初两种工业化道路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将翁文灏以重工业为中心、快速工业化的赶超战略与马寅初重点发展比较优势和基础工业的农、轻、重均衡发展战略加以比较，认为新中国工业化思想均可从近代找到渊源。上海财经大学张申博士在《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一文中将西方工业经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划分为滥觞、发展、高潮三个阶段，认为西方工业经济思想传播引发了中国工业化思想的萌生与发展。上海财经大学陈瑞博士在《从国货运动看近代经济思想的变迁》一文中梳理了近代国货运动中所体现的经济思想，并尝试归纳近代经济思想转变的四大类型。

在财政思想方面，中央财经大学马金华教授在《导源西籍，取径东瀛：晚清西方财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一文中回顾了西方财税思想在晚清传播的途径、内容，及其对晚清财税制度改革的冲击。清华大学熊金武博士和上海财经大学王昉副研究员在《民国时期地价税立法与实践》一文中回溯了民国时期地价税通过立法程序从思想演化为制度并不断完善的过程，进而以近代上海华界地价税实践为例对该制度变迁予以批判性评价。南京审计学院夏寒副教授和蒋大鸣教授在《试论民国事前审计制度》一文中回溯了事前审计制度应用于民国初年财政收集的过程，并指出由于配套制度改革不完善导致该制度难以充分发挥其效能。

在金融思想方面，上海财经大学王昉副研究员和缪德刚博士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村土地金融思想研究》一文中梳理和总结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理论界、学术界就农村土地金融相关问题展开的讨论，并结合近代金融制度发展路径讨论了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构建的互动关系。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和岳翔宇博士在《西方金融理论的传播与晚清金融思想及制度的转型》一文中回溯了西方金融理论在晚清的传播，并提出晚清金融思想和制度转变中社会需求的变化（内在动力）与理论指导（外来因素）是逐渐结合的，将以局部的诱致性变革作为全面的强制性变革的基础和先导。复旦大学马涛教授在《民国时期上海民族金融家创业成功的精神动力》一文中提出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构建离不开秉持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民族金融家的创新性工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华雄教授和饶丹雪在《民国时期（1912—1949）人寿保险思想概述》一文中重点描述和总结了不同时期民国人寿保险业发展特点、人寿保险理论及人寿保险运营思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长伟博士在《近代中国纸币发行制度变迁及其效果》一文中回溯了晚清到民国的纸币发行制度变革历程。

经济思想发展演变轨迹和机制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点。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在《从传统到现代：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变迁路径》的主题报告中从变迁的目标、动力、条件、模式和结果等五个方面介绍了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三条变迁路径，即西方经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其中不仅介绍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研究成果，还推介了上海财经大学谈敏教授《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和上海财经大学博士论文《中国近代民生经济学研究：基于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视角》对另外两条路径的研究。相对于其他两条路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史是本届年会研究成果最多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邹进文教授在《Economy、Economics中译考：以“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围绕“富国策”“理财学”“计学”“经济学”四个对Economy、Economics的中译名，分析它们之间前后递进的演进路线，指出其演进过程既受到西方“经济学”含义演变的“外因”影响，也与中国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内因”相关。上海财经大学岳翔宇博士的论文《晚清西方经济学传播中的狄考文与山东登州文会馆》在收集整理史料的基础上指出狄考文及登州文会馆在对晚清西方经济学传播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北京大学聂志红副教授在《中国经济思想基本元素演变的脉络与逻辑》一文中提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材料不仅包括以文字形式流传的典籍部分，还应包括以非文字形式保留下来的各种文物，认为中国经济思想演变的轨迹中经济思想往往依附和服务于政治思想。

三、中国现当代经济思想研究的深化和内容的扩充

本届年会论文大多围绕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问题展开，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上海财经大学赵晓雷教授指出总结和归纳中国现当代经济理论问题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使命下的重要理论阵地。由于工业化是百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围绕工业化的研究成果颇多。中国社会科学院钱津教授在《新中国工业化思想述评》一文中提出2004年中国工业化进入了腾飞阶段，需要区分工业化腾飞阶段中出现的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内蒙古财经学院姜建华教授和邓强的论文《新中国产业结构研究思想演进路径分析》概括了马克思、、当代西方的产业结构思想和理论，梳理了中国学术界有关研究的进展。武汉大学吴传清教授和彭聪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区位经济学史研究》一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主要侧重于对西方区位经济学理论的评介和对西方区位经济学理论中国化应用的探讨。上海财经大学张明博士在《集体合同与制度激励：以解放初期上海申新棉纺织一厂为个案的分析》一文中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了民营企业中实行的集体合同制度，从理论依据及经验证据上证明企业实行利益相关者管理更有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

农业经济思想依然是本届年会的热点。西南财经大学刘方键教授在《“以粮为纲”的思想文化渊源及其评判》一文中认为“以粮为纲”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观念中历来视粮食生产为最主要的物质财富生产的真实反映，需要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深彻转变。安徽财经大学张俊副教授在《传统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的价值逆转：养民抑或分利？》一文中从经济思想史角度研究传统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价值逆转，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结构不变的前提下，维护统治者养民以分利的思想长期处于支配地位。北京大学刘群艺副教授在《Rethinking Land Reforms in East Asia： Egalitarian or Inegalitarian？》一文中比较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日两国中刘少奇和Wada Hiroo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差异性，然后从公平与经济增长角度比较了其绩效差异。

围绕经济改革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瞿商教授和郭旭红博士在《改革共识、市场共识、转型共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演进的三个阶段》一文中回顾和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经济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的三次大转变。山东大学陈东教授的论文《浅析经济体制与政府主导理财原则的选择》分析了市场经济下“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两大财政原则的关系，提出当前“量出为入”或许是更可行的方案。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刘常青教授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思想发展的原因》一文中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改革史料，构建模型实证检测各要素重要程度，指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会计准则思想的供求关系、社会环境等要素的重要性。另外，中国政法大学岳清唐副教授、山东大学郝延伟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赵亚明博士分别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报酬递增思想、分工思想、“大萧条”研究成果。

四、中国经济思想研究方法创新与学科史研究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学史研究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和王昉副研究员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演进》一文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历史分为奠基、形成、发展和拓展四个时期，分别考察了各个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和主要成果，进而详细介绍了目前的学科发展态势和特点。严清华教授和李詹博士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基于当代期刊论文的考察》一文中通过考察1979—2011年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分析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并探寻其未来发展方向。安徽财经大学万红先教授在《民国时期经济学著作研究综述》一文中梳理和归纳了以民国经济学著作为对象的研究成果。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讨论

研究方法创新是每届中国经济思想史年会的热点。西北大学赵麦茹博士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应用现状、创新及发展趋势》一文中归纳了文献研究法、唯物史观研究法、中外比较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和跨学科研究法等五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认为只要能拓展科研视野，拥有自觉的学术立场，及时把握新技术新资料，摆脱路径依赖，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创新大有空间。

大一经济学论文例8

一、选题意义

民营经济的发展是现展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国际国内学术界对此都有大量论述。在实践中，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受到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关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其中民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经济腾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我国的民营经济是在激烈的争论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存在与发展体现了中国改革的进程和深度，民营经济用自己的竞争力赢得了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赢得了越来越宽松的政策环境，但其发展还面临着诸多问题。

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是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民营经济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并且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加入WTO以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及世界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民营经济将迎来新一轮大发展的机遇。但是，民营经济在发展中也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包括民营经济发展中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外在环境的制约。因此，在进一步统一对民营经济的思想认识，明确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深入研究新时期民营经济内在发展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方向定位和拓展途径，努力营造有利用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外部优良环境，对推动民营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民营经济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论文研究方法的分析

为能全面、深刻地分析民营经济相关论文的研究方法，共搜集四篇论文进行分析。它们分别是吉林大学徐进的《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延边大学李英哲的《对延边州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西北工业大学殷亭国的《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分析及制度反思》、郑州大学阎中洋的《县域经济与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在论文研究方法分析梳理中发现，有些文章专门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而有些文章只是在摘要部分提及那么一两句有关的研究方法，有些甚至一点都没有涉及自己论文的研究方法。例如：

延边大学李英哲的《对延边州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中，就有专门的小节是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本论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分析过程中采用了从一般到具体，即先从民营经济的一般状况（全国）的分析研究出发，弄清民营经济的含义、形式及作用和阻碍因素等。然后研究延边州的状况，进行对比比较，从中找出来差距，发现差距很大，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甚大。对于延边州民营经济的分析，运用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的原理，从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上来探讨延边州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是从民营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三个方面分析，指出努力的方向与建议（对策）。”

西北工业大学殷亭国的《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分析及制度反思》在摘要部分提及了有关自己的研究方法：“本文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我国在转型期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中出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全文的线索是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中制度创新安排的发生机制和形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市场化程度的加深。”

郑州大学阎中洋的《县域经济与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在摘要中也提及“在研究方法上，以定性分析为主，兼顾定量分析，以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论述县域经济与民营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阐明当前我省在经济发展中应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加快壮大县域经济的基本观点。”

吉林大学徐进的《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中并未提及有关的研究方法。

综合分析这四篇文章，它们大体使用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资料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法、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三、论文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

通过分析论文的研究方法，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民营经济硕士研究生的方法意识比较薄弱，研究方法的运用呈现出结构性失衡的特征。硕士论文中定性规范的多，定量实证的少；理论归纳的多，经验分析的少；二手资料多，第一手客观材料少；描述统计多，推断统计少；文字说明的多，图表曲线模型解释的少；比较研究中简单罗列的多，学理性深入分析的少；直接断言给出结论的多，假设推理证明的少；低水平简单重复的多，较高水平的创新少；问卷调查和访谈法的应用整体上较为简单、粗糙，甚至多有错误，且对所得数据不会进行科学整理。因此，总体来说，民营经济的研究生论文在研究方法方面是极其薄弱的。

大一经济学论文例9

作为一本具有创新性的女性主义学术杂志，《女性主义经济学》欢迎各种不同的学术声音，鼓励批判性的学术交流，其研究注重将女性主义者在理论、历史和方法论方面的成果延伸到经济学和经济研究领域，并吸取人类学、文化研究、批判种族理论、地理学、历史学、法律、文学、哲学、政治学、后殖民研究、公共卫生、心理学、科学与社会研究、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成果和视角，[5]对经济学学科尤其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模型、主题、方法提出质疑和挑战，对经济学知识产生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进行深入分析，考查经济学知识被建构和合法化的过程，考查经济当中性别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对诸多不同领域（包括那些并不直接与性别相关的领域）的理论和政策进行反思，体现了跨学科的女性主义研究向经济学领域的渗透和发展。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具有强烈的现实人文关怀，其目标不只是为了产出和发展更多具有阐释力和创新性的理论，而是致力于改善所有孩子、妇女和男人的生活境况。[1]因此，《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的另一个集中关注是：对那些影响孩子、女人和男人生活的各种经济问题进行女性主义的探讨。总之，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扩大和丰富了经济学话语，并吸引了许多专业主流经济学家的关注。

《女性主义经济学》探讨的主题非常广泛，主要集中在家庭、劳动力市场、女性主义经济学理论以及方法论探讨、女性与全球化、妇女与财产、性别和老龄化、经济学教学改革、经济学界中的联盟和性别、女经济学家的地位、性倾向等许多方面。家庭问题是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也是《女性主义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庭研究的主要内容：一是对贝克尔和舒尔茨等人的“新家庭经济学”以及博弈论进行了批判，对贝克尔“新家庭经济学”的有用成分如揭示了家庭关系的父权制基础、妇女的依附地位和家庭中的利他主义行为，予以利用并形成政策以提高妇女的地位；提出女性主义的新的替代性分析方法，如“协作性冲突分析法”(cooperativeconflicts approach) ，它吸收了博弈论中合作交易的某些思想，如合作会使交易双方获益，对合作收益的分配取决于交易各方的“威胁”或“退出”。研究认为，在婚姻和家庭内部“威胁”或“退出”有助于提高女性的协商能力，儿童、外部共同体（community）、文化等因素影响着家庭交易的结局以及婚姻/家庭内的个体行为。“协商和性别关系：在家庭内外”一文指出，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替代性模型为分析性别关系以及性别不对称是如何被建构和被挑战的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但它们忽视了家庭内部性别动态的一些重要方面：什么因素（尤其是定性因素）影响了协商能力？社会标准和社会认知在协商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妇女是否比男性较少为自利动机所推动，这会影响协商结果吗？文章认为，绝大多数针对协商的讨论几乎没有谈到家庭之外的性别关系，以及家庭内外协商能力的联系。指出了它们的复杂性质以及在决定家庭内部动力学结果方面的重要性，并将协商方法从家庭扩展到市场、外部共同体以及国家这些相互衔接的领域。[6]二是对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家务/无酬家务劳动、家庭政策/计划、工资/家庭工作和福利政策、儿童看护问题进行性别分析和思考，如“家庭计划的性别分析：超越女性主义和人口控制争论（1996，2）”、“1870-1930年美国的家庭服务业和经济增长（1996，1）”、“丈夫、妻子和家务劳动：斯坦福和东京大学的毕业生比较（1998，3）”、“工资工作、家庭工作和福利政策（1995，2）”、“对荷兰无酬工作重新分配的设想（1996，3）”、“基于帮助工作父母的一项福利改革（1995，2）”、“对帮助工作父母计划的思考（1995，2）”、“关于帮助工作双亲的计划：一些可能性和问题（1995，2）”、“照护劳动的悖论（1995，1）”、“美国和法国政府对有孩家庭的支持（1997，1）”、“欧洲照护制度比较（2004，1）”。另外，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如工资差距、职业分割(occupationalsegregation) 以及职场性别歧视等也是《女性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近年来，杂志还加大了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相关现象的关注。关于女性主义经济学理论以及方法的探讨，也有不少的研究。例如，“经济学研究需要跨越方法的边界（1997，2）” 、“将性别引入市场（1996，1）”、“将公正引入性别分析（2000，2）”、“焦点群体：对性别省思方法的贡献（1997，2）”、“第一世界/第三方标准：经济学生产边界的女性主义批评（1997年，3）”、 “女性主义思考能使经济学更加客观吗？（1995，1）”。

《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自创刊以来就一直注意集中讨论某一议题，如1995年第2期的儿童看护问题研究、1997年关于性倾向问题的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与思考等，或在一期杂志中集中几篇文章对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进行介绍与评价，如1998年第3期，就以简短传记、访谈和论文的方式对著名的经济学家、IAFFE创始人之一的芭芭拉・伯格曼（Barbara Bergmann）进行介绍，对其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进行了评述。近年来，尤其是2005年以来，《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地区的转型经济现象和热点经济问题的探讨逐步深入，开始以系列论文或专刊的方式予以关注和讨论。在转型经济研究方面：1989年中欧、东欧的共产党政权瓦解和苏联解体后，这一地区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大多数国家经历了失业增加、工作条件更为恶劣、养老金减少、健康和孩子照护方面的公共开支削减的状况，转向市场经济对男人和妇女的福利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些变化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妇女。系列论文“中欧、东欧的性别与变化”，旨在探讨与这些过渡相关的多种问题，如这一地区转型经济如何改变了妇女和家庭的经济地位，以及经济制度在塑造性别角色方面的作用，等等。已经刊发的文章有“解释偷税漏税中的性别差异――以阿尔巴尼亚蒂朗岛为例”、“转型经济中的女企业家――以立陶宛和乌克兰为例”、“妇女与其伴侣之间的经济关系：重新统一后的东西德比较”。另外，作为一个正处在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中，经济充满活力，经济成就世界广为注目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现实制度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女性同经济之间的关联也成为女性主义经济学关注的焦点， 2007年《女性主义经济学》出版了以“性别、中国和世界贸易组织” 为主题的专刊（3-4期合刊），集合了12篇文章，内容涉及中国农村的土地管理及所涉及的性别问题；计划生育和土地政策执行过程、效果的性别偏差及其影响；农村妇女参与市场工作的工资不平等、参与市场工作是否提高其家庭地位；中国农村的性别流动和劳动力过剩；转型中国卫生保健政策改革的性别公平；宿舍劳动体制产生的性别问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中国妇女劳动权益的法律思考；中国消费文化的性别化发展、中国的“美丽经济”等。其二，以专刊的方式专题讨论一些妇女问题。如2005年专刊（第2期）主题为“性别与老龄化”（8篇），2006年专刊（第1期）主题为“妇女和财产” （10篇文章）。2008年，《女性主义经济学》计划出版三个专刊：“无酬工作、时间使用、贫困和公共政策”、“艾滋病、性与经济发展”以及“不平等、发展与增长”。 “不平等、发展与增长”专刊，主要针对的是：过去几十年中，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市场自由化的日益增长，社会群体间的不平等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扩大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持续的工资差距与经济迅速增长同时发生，另一方面，在一些工业化国家，性别工资差距改革与日益增长的阶级、种族和人种不平等相关联。尽管民族国家尝试通过形形的政策（劳动市场、社会、货币、财政和工业政策）规避不平等，但市场自由化已经削弱了在减少不平等方面的成就。《女性主义经济学》编辑部认为，尽管女性主义研究已经得出宏观经济具有性别化影响，然而，理解社会群体之间与性别、阶级、种族、宏观经济包括就业、输出、增长和发展相关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的进一步证据是必要的。将性别融入宏观经济理论以及努力发展更多的性别平等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需要对这些批判性问题的更为详细的关注。该专刊将提供一个分析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国家以及转型国家的不平等、再分配和增长的论坛。研究主题包括全球化对性别不平等的影响以及通过阶级和种族与不平等的联系；性别不平等（福利、收入）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宏观经济对无酬劳动的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性别；福利不平等的评估（健康、教育）；再分配政策、发展和增长；平等的就业机会政策、家庭友好政策、社会安全网络和宏观经济政策；社会保险和性别不平等；区域和全球对不平等的反应；等等。

当然，《女性主义经济学》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有限。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作为一种普遍的科学呈现自身，但事实仅仅关注男性的生活和利益，忽视、低估或歪曲妇女的生活和利益，存在严重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作为一个开放的研究和讨论平台，《女性主义经济学》在创办后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从研究主题和内容、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范式和性别偏见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批判和挑战，冲击了主流经济学的根基，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视野。就其研究成果以及相邻学科的学者对其日益增长的兴趣和投入来看，《女性主义经济学》是欣欣向荣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自说自话现象，其理论贡献对这个日益保守的主流经济学专业核心影响有限。其二，美国/欧美中心主义倾向。事实上，《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非常用心地避免这种倾向，如其编辑政策：鼓励世界各国学者就女性主义经济观点展开对话和争论，尤其欢迎来自南方国家以及关心经济问题的非经济学家的论文；论文要适应更加宽泛的国际读者，而非仅仅某个特定国家的读者。在实践层面上，它对来自非西方国家的论文给予了比较强有力的支持，也确实发表了相当数量的非美国论文；另外，它还要求作者对论文中所有具有北美特性的术语进行解释（如Medicair or K-12），以使其内容能在不同学科、文化、阶级和国家间获得理解并进行讨论。但是，无论从杂志的主编、副主编以及编委会和发表文章的作者构成，还是从研究兴趣、研究议题来看，尽管趋势是在改变，但其美国/欧美中心的倾向还是很明显的，来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论文很少，与第三世界学者不能形成有效和成规模的学术对话和交流。其三，对性别分析过度重视，在引入民族、种族、阶级等视角综合研究方面相对不足，进而影响到对社会关系的深层次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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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AFFE. 省略/ - 12k - 网页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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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yb.J. Almond.Feminist Economics Rises in Journal Rankings [EB/OL].

大一经济学论文例10

一、经济学修辞学沿革

众所周知，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学科大类，经济学修辞学作为方法论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若将其简单拆分为经济学和修辞学，修辞学却属于文学范畴，于是经济学修辞学融合了经济学和文学两个学科的性质便一目了然。因此，研究经济学修辞学必须从修辞学开始。同时，从方法论角度来讲，经济学修辞学涵盖于后现代主义方法论，是后现代主义方法论的发展，与后现代主义存在必然联系，因此需要展开对后现代主义研究，以便于更好理清经济学修辞学发展来龙去脉。

(一)修辞学对经济学修辞学影响

修辞学形成发展源远流长，中国先秦时期著名思想家老子、庄子多用寓言、故事表达方式以达到说教目的。但修辞学最早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系则形成于西方，最早提出修辞学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修辞学“在某一特定场合下寻求一切可利用的劝说手段的功能”［1］81，好文章需要包含人格诉求、理性诉求、情感诉求三个基本要素，这时修辞学更大程度上是修辞术，一门说话、表达艺术。经过柏拉图、赫斯拉、奥古斯丁逐步缓慢发展，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发展重获新生，并分化成为辞格和说服技巧，同时丰富了知识和语言表达技巧之间联系。作为18世纪经济学界代表人物的亚当斯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修辞学，他在《道德情操论》《国富论》等著作中运用修辞学全面反映了修辞观。亚当斯密道德哲学思想、经济学思想通过修辞学更加清晰地反映表达出来，为后人全面理解把握其思想做了充分铺垫，同时修辞学与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逐渐建立起密切联系。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修辞学进入了全新发展阶段，其范围、作用、功效与以前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陈望道在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中认为，“修辞学是研究修辞的学问，修辞是加强言辞或文句效果的艺术手法”。理查斯对修辞学认识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修辞学应该是对误解及其纠正的研究;二是修辞学应该是对词语的作用方式进行的持之以恒的、系统的、详细的研究［2］。提到修辞学，伯克被认为是代表性人物，他将传统意义上修辞学定义范围大大扩展，认为修辞的目的不只是说服别人，更多的是把孤立隔绝的个体连接起来以此促进彼此之间的沟通理解。尼科尔斯更是认为修辞学是关于用言语形式表达判断和选择、知识与感情等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认知学等学科兴起更是为修辞学发展提供了新理论、新动力、新营养元素。修辞学不仅是跨学科研究成果的产物，打破了各个学科相对独立状态，还为促进跨学科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催化剂。由此可以看出，修辞学对科学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修辞学使得科学哲学更加具有逻辑性、表达更加形象生动，更容易受众理解与沟通。修辞学的发展为科学哲学的修辞学的转向提供了有利条件，在修辞学转向的推动中产生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对具体领域里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有了促进，为经济学修辞学的产生开启了大门［3］。修辞学为经济修辞学产生提供了基础，经济学修辞将修辞学所具有修辞、说服等方法加以吸收借鉴，促进了经济学修辞学发展。

(二)后现代主义对经济学修辞学影响

20世纪70年代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出现了以“滞涨”为主要特征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传统主流经济学束手无策，引起大众对传统经济学方法论的强烈质疑，对传统经济学方法论讨论也更加激烈。此前，科学哲学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处于核心地位，科学哲学探讨的一般意义上科学方法论，而经济学方法论作为探究具体科学方法论，它们之间存在着普遍性与具体性、一般性与特殊性关系，随着现实问题日益突出，以波普尔、库恩等为代表的主流科学哲学家在经济领域话语权受到严重冲击并日渐式微。后现代主义在此背景下兴起了，它强烈反对传统经济学方法论所采用的实证主义、操作主义等手段，认为传统经济学方法论通过建立模型、进行数理分析都是为了达到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但是现实情况证明了传统经济学方法论的无效性。后现代主义借助来自实用主义哲学、修辞学和文学批评的证据论证，不存在绝对确定的知识，不存在知识的可靠“基础”，也不存在通向知识的特殊通道，因而以有特许权的知识来源观念为基础、力图确立探究经济行为之规则的传统经济学方法论是不可能的［4］。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对当代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以及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科学哲学方法论的重要一支。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方法论，更是一种哲学思想，是对结构主义的整体性、中心性、同一性的解构和批判，具有鲜明反传统色彩，主张多元性、差异性，反对理性、主流、单一思维方式，提倡相对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反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等，它所关注的无序性、矛盾性、对抗性、不确定性。总之，后现代主义正在颠覆真理客观性判断和知识存在意义，后现代主义作为反对“科学主义”的一种理性运动，批判了现代主义将科学作为一个享有特权的理由形式或真理媒介的观念，挑战了所有相互对立的理论、范式和学派都共同遵循的某种元科学纲领，重新构置了科学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联［5］，是对现代主义的强有力反思、质疑和批判。后现代主义敢于怀疑、敢于否定的态度和思潮不但影响着思想、哲学、艺术等多种学科，而且发展成为科学哲学一种方法论。同时，后现代主义对经济学领域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更是直接导致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修辞学的诞生。经济学修辞学吸收借鉴了后现代主义“破”重要特征，反对操作主义、行为主义、实证主义，反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权威主义、理性主义，更加突出其文学特质、说服特征和隐喻修辞特征，使得经济学方法论更多丰富，更加多元化。

二、经济学修辞学特点

传统经济学方法论强调描述经济行为、经济现象时应该使用自然语言，经济理论不仅要包括事实还要包括逻辑，特别是现代主义为了达到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大量采用操作主义、实证主义、行为主义等“科学”方法论，并且通过数学模型、数理分析、公理假设运用，导致了经济学研究数学化、数字化，结果使得经济学失去了文学特质，阻碍了经济学发展，使经济学失去了灵活性、文学性、实用性，某种程度导致经济学脱离公众。20世纪80年代，以麦克洛斯基为代表经济学家开创了经济学修辞学发展全新阶段，她认为经济学发展不仅仅需要事实和逻辑、数理分析、模型构建这些传统经济学方法论工具，而且还需要在经济语篇分析中采用修辞学手段、工具、方法。此后，经济学修辞学研究形成了多视角、多维度方法，经济学修辞学理论不断丰富发展。虽然经济学修辞学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对它至今还未有一个统一定义，该理论代表人物麦克洛斯基认为，经济学家在经济语篇中，惯用具有“科学性”和“规范性”的学术经济语言，在经济论证中强调实证主义、操作主义、行为主义、统计推断等现代主义方法，认为只有它们才具有科学性，从而忽略了经济语言所具有的实用性、灵活性和客观性，使经济学中的理论和模型艰涩难懂，难以被大众理解［6］。因此，经济学修辞学本身是一种方法论，经济学家利用修辞手法将其经济思想、经济理论说服受众，达到其接受经济思想目的。通过对经济学修辞学解释分析，不难发现其具备文学特质、说服特征、隐喻修辞特征。

(一)经济学修辞学文学特质

经济学自从从其他学科中分化出来，独立成一门独立学科以来，其科学特质从未消失，另一方面修辞学发展赋予了经济学更多文学特质，文学特质不但没有削弱经济学科学特质，反而促进了经济学受众群体的扩大，研究范围的扩大，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传统经济学研究分析更侧重于科学特质，科学特质的体现通常是通过数学模型的构建、公式公理的运用、经济学物理化等数理化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传统意义上科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将经济现象、经济行为的结果呈现出静态化、抽象化、干瘪化，某种程度上更加专业化，不利于经济学普及发展壮大。经济学修辞学方法论使得经济学赋予更多文学特质，这种特质使得经济学呈现出从抽象到具体、从普遍性到特殊性、从共性到个性的跨越，经济学的经济语篇既包含传统意义上科学范畴公式公理、数学表达式推论，又能通过形象生动的文学特质语言将其表示出来，使经济学呈现出画面感、动态感，跃然纸上。正如经济学中通常提到的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天花板价格一样，通过数学推导方式推导出所要定价的最高价格，用这种带有文学特质经济学语言表达不但简洁明了而且让人印象深刻。麦克洛斯基在其《经济学的修辞学》中说，经济学家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经济学既是科学又是文学。同时麦克洛斯基认为，在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充斥着大量经济学修辞学手法运用，因此，对经济学修辞学文学特征进行系统梳理研究是必要的，甚至更有必要对经济学修辞学作出明确解释。在经济学理论推理分析中，基本上都有限定条件“一般”“基本”等限定词。限定词语的使用，一方面说明了论述表达严谨性，另一方面将两种未经论证的标准作对比，而最终是否接受的选择权掌握在受众手中。经济学修辞学的出现为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更多方法和工具，而经济学修辞学文学特征为经济语篇研究赋予更多色彩，犹如经济学家在研究“需求曲线”时，通过供给和需求之间大量复杂运算关系，最终会得到价格和数量关系的无数个独立的点，如果用自然语言表达出来就会变得苍白无力。在此基础上少许加工把这些独立点连接起来，经济学家称为需求曲线，其浓厚的文学特质生动形象地表达了经济学上供给方和需求方围绕着价格进行博弈的路径及其趋势。

(二)经济学修辞学劝说特征

通过研究经济学修辞学发现，其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学家如何巧妙利用经济“话语权”说服受众接受某种经济学说，达到某经济目的或政治目的。因此，经济学修辞学劝说特征是其重要特性之一，其也是经济学修辞学主要目的。要达到比较理想劝说效果就必须充分运用劝说手段和调动劝说各方参与性。劝说手段使用目的是使劝说更加具有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在调动劝说各方积极性方面，要打破传统意义上说教式劝说方式，使被劝说者潜移默化主动思考接受经济主张或者经济表达。首先，劝说手段运用多样化、形象化。劝说只是经济学修辞学方法论所要达到目的，也是衡量经济学修辞学经济语篇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因此，表达经济思想、经济理念时更大程度综合运用比喻、类比、反讽、打比方等修辞方法，在劝说过程中注意思维连续性、连贯性。按照分析思路达到所要的表达目的和效果，劝说效果达成也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使受众接受经济主张;二是使受众相信经济思想。在劝说过程中使受众接受或者相信的经济主张是否正确显得不是太重要，更重要的是使受众相信或者接受。正如阿兰格勒斯对自然科学修辞的看法一样:我们身处的学术氛围，虽然到处充斥着夸克和引力透镜，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劝说机制，这样的学术氛围是自然修辞学得以重生的自然环境［7］。其次，充分劝说调动参与者积极性。明确劝说参与者是必须的，通常情况下劝说参与者一共有四要素:劝说者、受众、劝说目的、论据论证。劝说者目的是使受众相信其主张或者理论是可信的或者可接受的，具体在上文已经论述过了，当然使受众接受或者相信其主张或者理论的原因很多，手段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受众在参与劝说过程中，主要是辨别劝说者的论述是否具有逻辑性，是否具有事实依据和基础，是否自己喜欢的表达方式，是否在理解范围内。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就可以选择接受或者相信劝说者主张或者理论。劝说目的主要指的是劝说者终极任务，要达到目标就是主张被接受或者被相信，因此双方的互动就显得尤为重要。论证论据在劝说过程当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论据按照不同的属性可以分为事实论据和理论论据。不管运用何种论据形式，最重要的是保证论据可靠性和真实性。

(三)经济学修辞学隐喻修辞特征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来讲，隐喻是指从一个概念域向另一个概念域的结构映射，通过建立两者之间联系和互动关系，已达到对目标对象的理解和掌握，其中用来说明的域被称为始发域，被说明域称为目标域。域隐喻修辞是经济学修辞学核心元素。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学中的数学理据、数据统计以及经济学建模都是隐喻，直线、曲线、点乃至表格皆为经济变量的隐喻表述，经济语篇具有强烈的隐喻性。隐喻贯穿于整个经济语篇当中，将常见已知简单事物解释陌生未知复杂的事物往往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而隐喻本身就成为表达沟通桥梁和纽带。隐喻按照始发域与目标域之间关系，大概可以细分为三种关系。首先，非经济现象来说明经济现象，明确直观表达出非经济现象与经济现象直接关系，通常表达式是A像B，这种情况被称为明喻。明喻更多引入除经济学现象之外的常见现象以说明经济事件或者经济现象。“粘性”是一种物理学现象，事物一种宏观属性，用于经济学当中比较贴切反映了工资价格不容易变动基本特性。“天花板”是房屋建筑屋顶常用建筑材料，生活当中抬头就能看得见，经济学术语中天花板一般说明最高价格。通过受众熟悉的非经济现象解释经济现象，比较容易使受众产生思想上共鸣。其次，经济现象或者事件内部的类比，即是隐喻，通常的表示方法为A是B，这种修辞方式一般情况下比较隐蔽，也是经济学领域当中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类比。这类经济语篇中的隐喻修辞，很好的帮助理论经济学家在推演论证的过程中，能够采用简洁的经济隐喻词汇代替冗长复杂的概念解释，来完成经济理论的抽象表述，使得其理论更好的被理解和接受。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形成在经济语境下交流沟通，人们思维将极大拓展，经济学家创造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从而交流会更加顺畅。最后，数字或者符号对于经济现象的类比，这种数字或者符号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数学表达方式，用一个数字、一个点或是一条线来描述经济现象的符号或数字隐喻，把现实中的经济活动模拟在了经济语篇中的模型里，在一定的经济变量、经济系数、经济假说的经济条件约束内，用高度概括的符号或数字隐喻比拟了经济世界的运转［3］。

三、经济学修辞学方法论影响

经济学修辞学作为后现代主义方法论研究动因就在于解决“经济学家曲高和寡、商人被误导、百姓遭愚弄”的问题，它的产生是后现代主义对经济学影响融合的体现，同时强化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非常广阔的研究前景。

(一)经济学修辞学有效提升了经济学的解释性

经济学修辞学作为一种经济学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使经济语篇通俗易懂，被更广大受众所接受。因此，经济语篇本身的通读性、解释性就显得尤为重要。经济著作或者理论如果想被接受，首先也是最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受众理解，经济学修辞学使经济学研究成果通俗化，去掉了专业性外壳，使抽象枯燥经济学理论变得更加形象生动，经济学呈现出一定的文学性，这正是经济学修辞学文学特质充分体现和印证，这种特质增强了经济语篇解释能力，经济文本焕发出充满文学色彩魅力，增强了受众对于经济学的认可。同时，经济工作者在经济理论研究、构建过程当中，将经济学修辞学文学特质与现代主义方法论充分融合，从经济理论的背景介绍、前提条件、模型选择、论证论据和理论预期目标的达成等各方的推理演绎过程全方位运用经济学修辞学方法论，进而使经济理论研究结果呈现出浓浓文学特质，使广大受众对经济学研究抱有更深的认知。某种程度上讲，这就是经济学修辞学对于经济学独特阐释作用，为论证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做了语言文字体系方面的支撑。经济学修辞学通过在经济语篇中对自然语言修辞润色，赋予其文学属性，进而达到对经济现象的经济学解释，这种解释最终会以理论、专著等形式表达出来，通常情况下是由图表、文字、数字构成。从最终研究成果来看，经济学修辞学的着力点在逻揖推理、数理分析、实验操作，这些传统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方法论对于经济语篇起着解释文本、解释模型、解释理论诠释作用，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经济学修辞学对于经济语篇解释发挥着举足重要作用。经济学研究需要不同方法论，不同方法论可能对于经济学研究目的达成起着不同作用，经济学修辞学兴起也就是三四十年时间，但是它却从另外一个视角重新认识、思考经济学，以更加人文角度看待经济学发展，使经济学更具有可解释性、可阐释性。在经济研究工作中，充分运用逻辑分析、抽象思维、模型构建，同时更加注重经济语篇自然语言语义、语形、语用和语境的考量，架起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良好的沟通与借鉴桥梁，为进行分析探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经济学修辞学重构经济学认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