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心理学论文例1

在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已经进入高度机械化生产的社会，迫切要充分利用人的全部潜力来提高生产效率，最大限度地创造利润。如何才能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稳定社会秩序成为美国社会的首要问题。另一方面，行为主义是在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中产生的。进步主义运动的目的就是为进行社会控制，维护社会的稳定。然而，铁钦纳的构造心理学和詹姆斯的机能心理学不能满足美国社会的这一要求。

（二）在哲学方面

行为主义心理学实际上是受实证主义的影响。正如黎黑所指：“整个行为主义精神是实证主义的，甚至可以说行为主义乃是实证主义的心理学。”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和杜威。他们认为实用主义就是强调行为、实践、生活的哲学，立足于现实生活，把采取行为当作主要手段。

（三）在心理学方面

主要是机能心理学和动物心理学的影响。机能主义心理学强调人的意识是适应环境的工具，抹杀了人的意识的指导作用，把人的行为等同于动物的行为，为华生的行为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华生的行为主义正是把机能主义合乎逻辑地推向极端，把机能心理学胜利地过渡到行为主义心理学。

（四）在自然科学方面

1863年，俄国心理学家出版了《脑的反射》一书，指出人和动物的心理活动一样，以反射的方式进行。1910年，俄国心理学家别赫切列夫在其出版的《客观心理学》一书中，主张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心理问题，强调用反射来解释人的行为。20世纪初，巴甫洛夫发现了高级神经活动规律，提出了系统的条件反射理论。指出，由声、光、电等作为条件刺激物所引起的条件反射为第一信号系统条件反射，它是动物共有的；由言语信号作为条件刺激物形成的条件反射是第二信号系统条件反射，这是人所独有的。他认为，一切人的主观活动都是由客体、外界所决定的，提出了有机体与环境相适应、心理与生理要统一的观点。他们都以反射来解释一切心理活动，他认为复杂的高级行为、低级运动反射的复合。这些学说对行为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理论运用

我们知道行为主义心理学在西方心理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理论，尤其是一些关于学习的理论。我国关于服刑人员的教育正在进行改革，虽然行为主义几乎被建构主义打败，但是它的一些观点仍对基础教育有重要补充和启示。

（一）注意奖惩

教育改造是监狱机关对在押罪犯进行的转变思想、矫正恶习的系统性教育影响活动。随着社会新形势的发展，党和国家对罪犯教育改造工作越来越重视，明确要求监狱深入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把降低刑释解教人员的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教育改造工作的首要标准，并全面推行了“5+1+1”教育管理模式。然而，现行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他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错误。监狱警官在日常教育中应该妥善处理服刑人员所犯的错误，保证他们心理健康发展。斯金纳关于惩罚的理论观点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斯金纳的理论中指出运用惩罚时应当慎重。之所以慎重是因为惩罚本身包含了许多不良的因素：第一惩罚意味着监狱警察面对服刑人员的问题没有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法；第二惩罚向服刑人员传达了警察对他的看法和态度，不当的惩罚会动摇服刑人员的自信，破坏警犯关系；第三惩罚会给服刑人员带来情绪上的紧张和不快，不利于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为了使惩罚有效，监狱警察应注意：首先惩罚必须与过错有关。惩罚要有助于服刑人员认识自己的过错；有助于教会服刑人员对自己行为负责，监狱警察不可以随心所欲，想当然地出台惩罚办法。也就是说惩罚与服刑人员所犯错误相联系。其次，惩罚方式与行知指导结合。惩罚只能控制不适当的行为，而不能消除不当行为。惩罚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所以，警察在用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教会服刑人员应该如何正确地做。再次，惩罚须紧接在错误行为之后。如果惩罚与错误的行为相隔时间太久，惩罚会对此行为不起作用。总之，我们要适当运用惩罚。

（二）树立榜样

班杜拉的观察学习，对我国罪犯教育中德育有着重要的作用。服刑人员由于大多数学历低，心理水平低。他们具有极大的模仿心理，很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可塑性大，我们应该给他们提供良好的榜样。在教育教学和日常改造生活中都要注意利用榜样示范。榜样示范是一种重要的道德教育手段。所谓榜样示范就是以他人的模范行为，影响受教育者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榜样是培养服刑人员优良品德的典范，是为服刑人员提供思想言行规范要求的物化模式。榜样示范，不仅影响服刑人员的行为，让他们去效法榜样，而且对服刑人员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也会产生极强烈的影响。榜样以具体、生动和崇高的理想形象教育和感染服刑人员，激励他们仿效榜样，像榜样那样认识和处理问题。监狱警察为服刑人员树立的形象一旦潜入他们的心灵，就像明灯一样在他们的心灵里闪光，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实践也证明，榜样示范对服刑人员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对于服刑人员的道德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甚至是难以想象的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道理。教育是影响人思想、心理和行为的活动，要高度重视服刑人员优良道德品质的培养，指引服刑人员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完善自我，理解他人，学会与他人和睦相处，懂得感恩和承担一定的社会监狱警官为服刑人员树立榜样时也要注意：第一，从实际出发，适当选择榜样。既要选择具有整个社会和全人类普遍性意义的榜样，同时也要及时引入现时社会生活中的“新鲜”榜样，使这种学习常学常新。第二，引导服刑人员进行榜样分析。让他们通过分析榜样，了解榜样，对照自己，找出差距，明确努力的方向。第三，实事求是地宣传和树立榜样。在宣传和树立榜样时要如实地描述其事实，反映其真正具有的高尚的道德品质。

（三）营造良好的改造环境

行为主义者认为，人类的一切复杂行为都取决于环境的影响。因此必须重视环境对服刑人员道德行为的影响作用，培养服刑人员良好的行为习惯。监狱是服刑人员教育改造的主要阵地。教育改造工作必须同监狱环境的改造联系起来，努力创建理想的监狱文化。情绪积极的人在良好的人际环境里可以寻求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及时宣泄和排解内心的痛苦，并及时获得社会支持系统中的心理支持，建立正向的自我认知体系和自我评价体系，因此，更容易形成健康的人格。教育改造工作效果不佳与没有很好地处理警犯关系和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具有一定的关系，同样的改造内容，在融洽和谐的关系中进行实施，就容易得到服刑人员认同；在不和谐甚至充满敌意的关系中进行实施，就容易遭到拒绝。教育改造工作要注重贴近罪犯的思想与生活实际，结合罪犯的心理与行为特征，适应罪犯回归社会的迫切需要，大力加强积极监区文化的建设，努力搭建亲情帮教和社会帮教平台，注重在日常管教活动中适时渗透积极元素，以培养锻炼服刑人员积极的心理品质，帮助罪犯转变死板、沉闷、单一的改造氛围，努力创建一种“严肃、活泼、紧张、有序”的改造秩序，把监狱建成有利于罪犯服刑、通过改造丰富其人生的一所特殊学校，为罪犯的改造营造一种良好、积极、健康的氛围。

（四）加强服刑人员的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影响个体对活动的选择；影响着个人的表现品质；决定着个体的努力程度和坚持性；影响着人们在处理问题时的思想方法和情绪反应。监狱警察自我效能感是从事罪犯教育改造工作时，对其本身所具有的能力，以及对教育改造工作、对服刑人员的影响程度的一种主观评价。教育改造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狱警察是否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即能否清楚地认识自己的能力及价值，充分发挥主体的意识和作用，使教育改造的目标得以实现。面对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改革，监狱警察必须重新建构元认知，必须学会在有效的参与中调整自我的角色，必须不断提高对管教行为的预期。监狱警察是管理者和教育者，服刑人员是被管理者和被教育者。他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样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服刑人员与我监狱警察同样存在着一种人际关系。服刑人员对我监狱警察在态度上有信服的、有喜欢的、有敬佩，也有抵触的、反感的，甚至是仇恨的，因为监狱警察毕竟是一种对其进行的强制力量。服刑人员对警察的人际关系知觉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教育内容的主观判断，影响到消极或是积极地认识或接受，以及对此预先知觉直接产生的情感倾向。要想别人相信你是对的，并按你的意见行事，最好是让人信服你或喜欢你，否则服刑人员很难接受你的观点，并且心理上对你的宣传内容百般挑剔，或者消极地理解即使认为你是对的，在情感上也难以接受。因此我们监狱警察应该依法管理、公正廉明，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和人道主义精神，才能得到绝大多数罪犯心理上的接纳。多项调查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的高低与服刑人员的改造学习及身心健康密切相关。在学习方面，自我效能感会影响服刑人员学习活动的动机、参与改造的兴趣、个人目标的确立、对待困难的态度、付诸努力的程度、因果思维（归因）的方式等。在身心健康方面，自我效能感会影响服刑人员的认知调控、情绪反应、活动效率、思维能力、人际关系、潜能开发等。具体方法有：增加服刑人员的成功体验；培养服刑人员积极归因；帮助服刑人员设定目标；改进服刑人员改造策略；感染服刑人员积极情绪；引导服刑人员磨炼意志；评价机制激励服刑人员；个体兴趣驱动服刑人员；积极期望看待服刑人员；榜样示范鼓励服刑人员。

行为心理学论文例2

2结果

2．1自伤行为发生情况2907名中学生中报告最近1a内5次及以上自伤行为的有425名，发生率为14．6%;1～4次自伤行为的有482名，发生率为16．6%。男、女生经常自伤行为发生率分别为14．1%和15．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531，P=0．466)。中学生报告自伤行为以拽头发、掐自己、打自己的方式多见。

2．2自伤行为与人际关系归因及自尊关系经常自伤行为者、偶有自伤行为者及无自伤行为者内控性、外控性、自尊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两两分析发现，经常自伤行为和偶有自伤行为者自尊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自伤行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将因变量分为经常自伤行为、偶有自伤行为、无自伤行为3类，其中无自伤行为为对照;选择年龄、自尊、内控性、外控性、性别(0=女，1=男)、与同学关系(0=差，1=一般，2=好)、学习成绩(0=差，1=一般，2=好)、对自己相貌的满意情况(0=不满意，1=一般，2=满意)等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见表3。偶有自伤行为与内控性、自尊、独生子女、男性有关;经常自伤行为与外控性、自尊和独生子女有关(P值均＜0．05)。

3讨论

行为心理学论文例3

    1.人的行为是受到有形刺激(外在的可以看见的物理、化学刺激)和无形刺激(内在的如思维、情感、欲望等)后的反应结果。多个刺激的反应表现为人的行为特征改变。

    2.强化是行为得以保持的关键。强化是指某人的某一预期反应出现后,立即给予其奖励或满足其需要的行为。强化有正强化和负强化之分。前者是指与反应相依随的刺激能增强该反应的现象, 后者指与反应相依随的刺激从情境中排除时, 可增强该反应。

    3.观察学习。人类通过语言和非语言形式获取信息,通过自我调节及观察他人所表现的行为和结果, 不必亲身体验就能学到复杂的行为反应。

行为心理学论文例4

现代心理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源於古代哲学，惟就二者脱离哲学后之发展历程看，显然有两点不同之处：其一是自然科学发展在前，心理科学发展在后，前者始自文艺复兴后的17世纪，后者则迟至自然科学发展后两百多年的19世纪末方始出现，而且心理科学自始即在理论与方法上以自然科学马首是瞻。其二是自然科学脱离哲学后即与哲学断绝了亲子关系，对自然界物性变化的解释，不再采以往神明决定一切的看法，而改采人能研究自然并利用自然的观念。心理学脱离哲学之后，在思想上与传统哲学间的脐带一直无法切断，对世间人性变化的解释，始终围绕着古代哲学留传下来的一些老问题打转。以下试就此一特点作简要说明。

1.1历来对人性问题解释的争议循环不息

自古代希腊哲学开始，哲学家即从不同观点对人性问题提出各执一词的不同解释，其中最主要者有四大争议：（1）心身关系问题，所争者为心与身究属单一实体抑或分属两个实体，如属单一实体，则实体之运作究竟由何者主控；如属两个实体，二者间又存在何种关系；由此问题演变成持续至今的唯心论与唯物论之争。（2）天性与教养问题，所争者为人性特质决定於生前抑或生后；由此问题演变成迄无定论的遗传与环境孰重之争。（3）知识来源问题，所争者为人类的知识得自天赋观念抑或得自后天经验；由此问题演变成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反复循环争议不休。（4）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自由意志原为18世纪浪漫主义哲学思想，与决定论相对立，所争者为人的行为究系出於自主抑或决定於外力；由此演变成自然科学研究物性所依循的因果法则能否用於研究人性的争议问题，一直持续到现在。就是由於自古以来对人性问题之争议不曾休止，所以解释人性的心理学理论始终纷歧，哲学心理学时代如此，科学心理学时代亦复如此。

1.2现代心理学对人性研究依然理论纷歧

德国心理学家冯特於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设置心理学实验室，公认是科学心理学的肇始，因而使冯特获得“科学心理学之父”的荣衔。然从其后心理学思想的演变看，冯特留下的思想并未获得心理学界普遍支持。其原因是冯特的实验心理学，在取向上乃是企图采化学分析方式研究意识结构，以期寻求争议已久的心身关系问题的答案；无如研究开始不久即再度陷入理论争议之中。以冯特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第一个学派，不久即受到不同理念的其他学派攻击，而导致20世纪初期学派对立的局面。从历史源流看，各学派所持的理念均源於前述四大争议：结构主义旨在探讨心身关系问题中身体方面以生理为基础的感觉历程；功能主义旨在探讨天性与教养问题中个体适应环境的功能；完形心理学旨在从理性主义的观点探讨知识的来源，并从整体论观点探讨心身关系问题；行为主义旨在探讨天性与教养问题中后天环境的影响及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中的外在决定因素；而精神分析则旨在探讨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中内在决定因素。

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虽然五大学派对立的局面逐渐消失，但心理学理论纷歧的现象仍然持续。所不同者只是由原来的彼此敌对转变为和平共存而已。现在心理学的不同理论，一般称之为不同取向，意谓各家分别遵循各自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心理现象。在诸多不同取向中之最主要者有：（1）行为论取向，继承早期行为主义研究外显行为之外，也接纳其他学派思想而兼顾内在活动，进而演变成新行为主义；（2）精神分析取向，原则上继承弗洛伊德思想，进而配合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修正为新精神分析；（3）人本论取向，代表早期浪漫主义思想的复苏，强调自由意志及人性整体为其中心主张；（4）认知论取向，远承理性主义思想，近受完形心理学影响，强调研究人必先了解人如何认知世界为其中心思想；（5）心理生物学取向，以生物学与生理学的观点研究人的行为，除探讨个体行为的遗传因素之外，并企图从决定论与还原论的观点探讨行为的基本原因。

1.3科学心理学发展历程不合於常规科学

现转贴于权威期刊 http：//本文由权威期刊收集整理。代心理学在名称上虽已定名为科学心理学或心理科学，但其始终理论纷歧的特殊现象，在整个科学领域内是罕见的。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在其所著《科学革命之结构》一书中指出[6]，科学的发展乃是由於周期性科学思想的演变；而科学思想演变的动力，除科学方法之进步外，主要是由於人类世界观的改变。科学思想发展到某种程度时，就会形成一种众所共识的世界观，进而对科学上研究的主题、目的、方法等亦采取相似的取向。库恩称此种科学思想的共识为范式。范式形成后对同领域的科学家具有规范作用；大家均遵从范式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并建构理论。根据库恩的说法，范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代的演进与人类世界观的改变而生更易。公元二世纪托勒密首创地心说，迄至16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代表人类世界观的一次革命性改变；17世纪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论，其范式效用长达两百多年；20世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修正了牛顿的理论，成为新范式，代表人类世界观的再次革命性改变。库恩称此种范式随时代演变而更替的科学为常规科学。如以库恩的标准来检视心理学，心理学的发展历程显然是不合於常规科学的。因此库恩认为现代心理学尚不能称为科学，只能称为“前科学”或“前范式科学”。至於心理学的未来能否成为合於范式的科学，端视其以后发展与研究取向而定。

2心理学研究采自然科学取向的难题

尽管现代心理学理论始终纷歧，但在心理学界却存有一项共识：心理学之成为科学乃是因心理学的研究采用了科学方法。诚然，现代心理学对人性的研究，自始即采自然科学研究物性的取向。自然科学的研究，在基本上采观察、测量、控制、实验等方法研究物性变化是成功的，但同样方法用於人性研究时，由於人性异於物性，致使心理学的科学研究很难达到目的。试以下列四点分述其原因。

2.1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配合的困难

研究方法是手段，手段之使用旨在达成研究目的。心理学的研究，原则上同於自然科学，都是企图藉研究方法达到五项目的：（1）描述，对所要研究问题的表相予以翔实陈述或记录，做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2）解释，根据研究资料分析发现各因素间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藉以解释问题表相背后的真相；（3）预测，根据对问题原因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的了解，预测将来在同类情境下问题重复发生的可能性；（4）控制，根据描述、解释与预测所掌握到的问题性质，对造成问题的因素加以控制，使同类问题不再发生；（5）应用，将研究结果或研究方法扩大应用於其他方面，或用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了达到各项目的，科学家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其中最基本的是观察法与实验法。从方法与目的看，三百多年来自然科学的成就是巨大的；在很多方面业已达到上述五项目的，只有少数问题（如癌症、台风、地震等）尚在继续研究之中。心理学自许为科学，对人性研究也采与自然科学类似目的写方法。只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心理学的研究除了观察实验之外，另外设计了调查、测验、个案研究及访谈等多种方法。惟从研究目的看，除了对行为的外显表相描述之外，对行为原因的解释、预测、控制及应用等，几乎都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何以心理学的研究无法如自然科学般根据问题表相即可探求表相背后的真相？这正是心理学研究无法克服的难题。下文将对构成此等难题的原因试作分析。

2.2以人为研究对象不易克服的难题

心理学的特点是人研究人，而其研究的首要困难恰是在於人研究人。自然科学是人研究物，物性变化的表相与表相背后的真相都是客观而真实的，不会因研究者的不同而有所变质。在心理学以人为对象进行研究时，无论研究情境如何精密设计，终无法避免研究者与被研者主观因素造成的偏差。以素来公认最严谨的实验法为例，心理实验室不同於物理实验室，物理实验室是一个纯属人支配物的物质环境，心理实验室则是一个主试与受试交互影响的社会情境。在此情境中表面上是主试操纵自变项（刺激），观察依变项（受试反应），从而分析两个变项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受试的反应未必直接由刺激所引起，而多半是以刺激为线索针对主试所做的主观反应。此即心理实验时对自变项与依变项之间的中介变项无法控制的难题。受试多半了解主试的假设，他们会针对假设，凭个人主观表达其反应。美国心理学家奥恩称此种现象为需要特征（demand characteristics）（Orne，1962）；意谓受试针对主试的假设，表现出他自以为合於需要的行为特征[7]。在实验情境中，受试因主试的影响所表现的需要特征将会有正负两面；如属正面，就可能造成自验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如属负面，就可能出现霍桑效应（Howthorne effect）。无论是正面或负面反应，总是会影响实验的效度，而达不到实验研究的目的。美国心理学家韦伯与库克研究发现（Weber & Cook，1972），在实验情境中受试所表现的需要特征，在心态上分四种类型：[8]（1）冷漠型，对主试的假设漠不关心，其反应只是无所谓的表现；（2）合作型，认同主试的假设，尽量做出符合主试要求的反应；（3）反对型，否定主试的假设，故意做出与假设转贴于权威期刊 http：//本文由权威期刊收集整理。相反的反应；（4）防御型，怀疑实验目的，刻意掩饰自己的本意做出不实的反应。由此可见，心理学的研究虽仿照自然科学方法，但由於人研究人所形成复杂人际关系的影响，无法达到根据外在行为表相以了解内在经验的目的。

2.3样本代表性不足难以作普遍推论

自然科学研究结果之所以具有高的效度与信度，除了在研究过程中可以达到根据问题表相了解表相背后之真相的目的之外，更可根据少数样本物性特征为代表，对同类物性特征予以普遍推论。观察少数几双蝙蝠生活状态后，即可据以普遍推论所有蝙蝠都是昼伏夜行，白昼倒挂在暗处每日睡眠长达20小时之久。反观人类的行为，不但有个别差异，而且有团体差异。心理学家虽然也企图根据样本研究结果普遍推论，但样本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一向受到质疑。由于近年来心理学文化差异意识抬头，心理学家们对以往全盘接受美国心理学知识的作法有所反省。根据特德希等人对1969～1979十年间的调查研究报告分析发现（Tedeshi et al.，1985），每年的社会调查研究中，至少有70%的受试是美国大学部的学生[9]。单凭调查美国大学生的反应，既不能用以推论解释一般美国人的社会行为，更无法用以推论解释其他国家人的社会行为。格雷厄姆（Grahm，1992）曾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1992年以前10年间美国心理学会所发行6种重要期刊中1500篇论文的研究对象发现，前五年的受试中白人占96%，后五年的受试中白人占98%[10]。只根据对白人研究的结果，自不能推论解释其他有色人种的心理特质。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如是，心理学的书籍也是如此。史密斯与邦德（Smith & Bond，1993）曾分析20世纪90年代在英美两国出版广为流行的两本社会心理学专书发现，在英国出版的专书内容中取自美国研究占68%，在美国出版的专书内容中取自美国的研究占94%[11]。难怪有人戏称，现今全世界的心理学知识不但已经美国化，而且全都变成了美国白人大学生心理学。在此情形下，美国以外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心理学者，在他们的社会里推广心理学知识时，岂不像热带农业学家向寒带地区农民推介水稻种植知识一般，同样缺乏意义。

2.4决定论与还原论科学公设的限制

自然科学的研究取向与理论建构，原则上是基于决定论与还原论两项公设。决定论确认自然界的物性循因果法则变化，只要了解其变化原因，即可达到对物性变化解释、预测与控制的目的。还原论确认自然界任何复杂现象，均可化约使之还原为最基本元素。根据基本元素的性质，即可解释复杂现象背后的真相。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如物理学、化学及生物学等，都是循此二公设进行物性研究，而且证明是成功的。然而此二项公设用之于心理学研究人性时，却受到极大的限制。先就决定论而言，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何者是支配行为的原因，自古以来就是人性特质的争议之一。在现代心理学诸多理论中，精神分析与行为主义都采决定论取向，但两者观点不尽相同。精神分析强调内在潜意识是决定行为的原因，是为精神决定论；行为主义强调外在环境因素是决定行为的原因，是为物质决定论。反对决定论最力的是人本心理学思想。人本心理学家认为，人的行为并非决定于外在环境或内在不自觉知的潜意识，而是根据个体本人所秉持的理由，出于其自由意志所做的主观选择。如果只凭科学研究应重客观单一标准言，人本论的主张也许不够科学，但如从实际生活经验与人性特质复杂性的角度看，则很难否定人本论的观点。否则对财帛当前有人“见财起意”而有人“路不拾遗”的人性个别差异现象，就无法解释。

再就还原论而言，早期结构主义的意识元素分析的构想，与后来行为主义主张的S-R心理学，在性质上均属还原论取向。反对还原论最力的是完形心理学与人本心理学，前者主张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合，认为整体分解为部分之后即失却原来整体的意义；人本心理学反对元素论，主张要了解人性就必须研究完整的个人，不能采分析方法或仅只研究人的片段行为。现代心理学中主张还原论者多系采心理生物学取向的心理学家。他们主张将复杂的行为还原到生理基础上，企图从大脑的神经功能去寻求行为的根本原因，此即新近特别受到重视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取向。有人乐观地认为（如Wilson，1998），认知神经科学发展下去，将来可能使心理学一向理论纷歧的现象消失，而成为真正理论统合的科学心理学[12]。但也有人持相反看法（如Glassman，2000），认为如以神经生理做为解释复杂行为的唯一因素，势必陷入行为主义以偏概全的覆辙[5]。甚至有的心理学家认为，认知神经科学所采还原论取向，非但无助于科学心理学家理论的统合，且极可能因研究取向过于窄化而伤害其自身的发展。美国心理学家罗宾斯等人（Robins et al.，1998），曾分析美国出版的四大心理学期刊内引用现代心理学四大理论取向（人本论取向除外）研究论文的次数，据以观察自1967至1995年之间各思想流派的兴衰趋势[4]。结果发现，在此28年期间，行为论取向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呈逐年下降趋势，精神分析取向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一直维持不增不减的低水平，而认知论取向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则大幅成长。此等现象本转贴于权威期刊 http：//本文由权威期刊收集整理。在意料之中，但令研究者意外的是，以心理生物学取向为基础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论文，在心理学重要期刊中被引用的次数并未显著增加。后经进一步分析其他学术期刊发现，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论文多被引用在心理科学以外其他自然科学的学术期刊中。因此，罗宾斯等人忧心地指出，如此一现象持续下去，认知神经科学非但不能承担统合科学心理学理论的大任，甚至它本身将来很可能从科学心理学领域中分离出去，一变而成为生理学的一个分支。

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之所以未能受到科学心理学足够的重视，主要原因在于其解释人的行为时过份重视客观的生理基础，而忽略了行为背后的主观心理历程。以构成认知基础的知觉经验为例，知觉是以神经生理为基础的感觉转化而成的纯心理历程。神经生理传导的外在讯息虽是客观的，但经感觉转化为知觉反应时，却是主观的。原因是知觉乃是个体对外在讯息予以选择、组织与解释的历程；选择、组织与解释三者都是主观的；既属主观，知觉反应自将是因人而异。质是之故，还原论的理念只能用于解释以生理为基础的简单行为，无法藉以了解复杂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

3舍牛顿幻想重塑科学心理学新形象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心理学自百多年前脱离哲学之后，成长发展的路途相当难辛；既未将自身与哲学之间的脐带切断，更未达到成为独立科学的愿望。造成心理学发展困境的因素虽多，而自始即缺乏独立意识可能是阻碍其发展的主因。近代物理学的伟大成就，使心理学家由羡慕、嫉妒进而以自然科学家自居，不啻将心理学的大车开进了窄胡同。心理学史学家黎黑（Leahey，1997）指出，心理学家就在此种心态下，使心理学界由物理羡妒（physics envy）而衍生了牛顿幻想（Newtonian fantasy）[13]；幻想心理学界终会有一天出现牛顿，将心理学带到与物理学同样风光的地步。其实，这是心理学界倒果为因的看法；牛顿的伟大是由于他提出的万有引力论使人类的世界观改变；心理学始终理论纷歧，自然难有牛顿出现。近年来心理学界开始对传统心理学取向检讨反省，思考如何舍弃牛顿幻想而重塑科学心理学新形象。惟反省方向尚未形成共识，以下所论是笔者对此问题思考的两点浅见。

3.1改方法前提取向为人性前提取向

牛顿幻想表现在心理学研究上，就是科学方法前提取向，强调只有符合科学方法者才被视为心理学研究的题材；如爱情虽被视为人生大事，但科学心理学一直未曾将爱情当做研究主题之一，原因是爱情属主观感情的内在经验，不符合科学方法客观理性原则。科学方法前提取向窄化心理学研究范围的作法，导致其发展陷入困境。美国心理学家罗宾逊指出（Robinson，1985），现代心理学面临“科学”与“非科学”取向强迫选择的两难[2]；选择科学取向，就必须放弃内在主观经验，选择包括内在主观经验，就必须承担心理学不是科学的缺点。在此两难困境下，就产生了现今流行的各类主题兼容与科学及非科学方法并蓄的折衷主义取向。基于此义，笔者建议今后的科学心理学宜改方法前提取向为人性前提取向，并将心理学的定义明订为“心理学是研究人性的科学”，适可与“自然科学是研究物性的科学”相对，以彰显心理学的特性。至于人性一词的意涵，笔者认为宜包括四方面概念：（1）人性所指为全人，心理学研究应包括人性表现的内在与外在一切活动，心理学研究虽以外显行为为起点，但研究目的则旨在了解内在的人性；（2）人性异于天性，人性包括天性与习性，是天性与教养的融合，先天遗传的特质与后天环境中受社会文化影响而获得的一切心理特质，均应视为心理学研究的题材；（3）人性异于物性，物性循自然法则变化，只须按客观合理方向解释即可，对人性变化的解释，除同时考虑客观与主观两面之外，又须兼顾合理与合情，合理合情是人性，然合情不合理也是人性（如情人眼里出西施），甚至合理不合情也是人性（如赌性难戒）；（4）人性的异质性大于同质性，人性个别差异之外又有团体差异，而人性的差异除少部分由先天决定外，大部分是后天环境中受社会文化影响养成的。基于对人性的全面认识，今后的科学心理学在研究方法选择上，自应调整以往偏重客观、量化及控制实验等狭隘的科学方法取向，而改采多元取向，配合人性的多层面去选择设计适当的方法。因篇幅所限，以下仅就社会文化影响人性的观点，浅述今后国内心理学发展的取向。

3.2改文化移植取向为本土文化取向

心理学原为西方的产物，就综合前文所论心理学发展的困境看，西方心理学本身已觉醒到以往自然科学取向的不当，而开始思考调整未来的方向。基于此一认识，国内心理学今后的发展，势不能再如过去那般采全盘西方文化移植取向，而改采本土文化取向，在本土文化基础上研究国人的人性特质。近年来国内少数心理学家提出本土心理学的构想，因“本土”一词与“本地”易生混淆，笔者以为用“本土文化”更为适宜。理由是人性表现在行为上的特质，除少部分决定于先天因素外，大部分是在后天社会文化环境中养成的。是故，影响人的行为特质者是“本土文化”因素，而非“本地”因素。“本土”带有“本地区”意涵，居于同一地转贴于权威期刊 http：//区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行为表现上未必相近，而分居不同地区但具有相同文化背景者，在行为表现上却仍有其相似之处（如各地回教徒皆不食猪肉）。因此，心理学取样研究时，不宜采同地区为标准，宜以文化同质性为标准。至于文化一词的意涵，最简单的解释是，同一社会群体的人，经久在传统与学习环境下所形成的带有独特性的思维、信念与生活模式。文化具有范围性与多样性，其范围可大可小，在全国主流文化之下，可分为很多性质不同的次文化；诸如种族、宗教、家族、社团甚至一座工厂、一所学校、一个家庭等，均可视为次文化群体。本文由权威期刊收集整理。

前述本土文化取向，意在说明今后国内心理学研究取向的大原则，在实际进行研究时，未必一定要以全国主流文化为对象，也可采群体的次文化或采群体中的个体为对象。惟对研究结果进一步解释时，就必须考虑到个体的生活经验及文化背景，否则对其行为背后的原因就无法了解。目前国内大学研究生的论文，多数未能做到这一层：无论实验研究或相关研究，都是对受试行为反应用统计分析方法解释数据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对行为背后的人性特质做进一步探讨。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与古德曼在多年前即研究发现（Bruner & Goodman，1947），在相等距离条件下，儿童们所绘的一元银币图形，其面积大小不同[14]。经分析儿童文化背景发现，扩大银币面积的儿童系来自贫寒家庭；这现象显示贫寒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对金钱有不同的价值观。另有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同样一幅“鸭头兔首”暧昧图形，生长在英语文化的人，第一眼所见多为兔首，而生长在中东闪族文化的人，第一眼所见则多为鸭头（Glassman，2000）[5]。原因是两种文化的文字结构不同，闪族文字与英文相反，是由右而左横行书写的。台湾原住民阿美族的儿童，入学后无法学习加减法进位与借位的演算，原因是在他们的文化中没有十位数以上的序数概念。由此可见，本土文化是影响行为表现的重要因素。

本土文化取向并非文化本位主义，在态度上并不排斥西方心理学思想。只是强调放弃以往全盘西化的作法，改而选择性地吸收西方心理学的精义，在本土文化基础上发展属于自己的心理学。这像农业现代化一样，西方现代农学的理论与技术均应吸收，吸收来配合国内各地气候土壤载培国人需要的农作物，如此方可达到国内农业现代化的目的。至于国内心理学家实际从事心理学研究时，笔者认为宜有两大取向：第一大取向为理论心理学本土文化取向，在此取向下宜采三种方式进行：（1）对西方现代心理学中基础性的知识与方法仍可直接采用，因其与文化因素关系较少；诸如生理心理学、心理统计学、心理测量学、心理测验编制及心理实验设计等方法均属之。（2）在本土文化环境中验证西方重要心理学理论，从而建构新理论，用以推论解释国内同质文化下人的行为。以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为例，该理论虽具权威性，但因在基础上偏于生物学取向，未考虑社会文化因素，而被批评为美中不足。中国心理学家可采用皮亚杰创用的临床法，在国内以同质性文化环境中的儿童为样本，验证皮亚杰的理论，并在研究结果分析时纳入社会文化因素。在此情形下建构的认知发展理论，才能用以推论解释同质文化环境下样本以外儿童的认知行为。（3）根据同质性文化环境内国人行为的某种特质，进行探索性研究，并建构原创性理论，从而彰显中国心理学的特色。第二大取向是应用心理学本土文化取向，在此取向下宜采两种方式进行：（1）原则上参照西方心理学在这方面所发展出来的理论与方法，经过研究了解汇集经验而发展出适用于国人的应用心理学。（2）在实际研究时宜采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在积极方面，研究并发扬国人的传统优良心理特质，从而提升人口素质，促进社会进步；在消极方面，针对国内因社会急遽变迁所产生的一些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事以及人与己等关系适应的困难问题，研究解决与预防之道，藉以灭少社会问题。因篇幅所限，以下试从应用心理学领域内教育心理学今后在国内的研究取向，就多年来所历、所思、所感的一得之愚，提供同界学者先进参考指数。

教育心理学是应用心理学中发展最早的一门学科。无如在20世纪初因受行为主义根据动物实验所建构的学习理论影响，致使教育心理学有很多年在学校教学上缺乏实质的贡献。直到60年代认知心理学与人本心理学兴起后才有所改善。笔者在1996年出版的《教育心理学――三化取向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即系兼采西方心理学思想精义及本土文化中教育需要的一种尝试。最近笔者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孟庆茂教授合作推行的四会能力教学计划，就是在应用心理学本土文化取向下所从事的一项教育改革构想。四会能力是指教师在教学时能以知、情、行、意四种心理特质为基础，教会学生四类能力：（1）学会主动求知能力，能教得学生被动受教外亦能主动追求知识；（2）学会身体力行能力，能教得学生手脑并用，能知复能行；（3）学会好学乐群能力，能培养学生好学精神，并乐于参加群体活动，分享团体努力的成就；（4）学会自我发展能力，能教得学生由了解自我与认识环境从而建立自己的志愿与理想。在理论上转贴于权威期刊 http：//，四会能力教学是综合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心理学思想精义所形成的本土文化取向教学改革计划。前者所根据的是孔子的“知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者不如好之者”的说法，并兼采荀子“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的观念。后者采现代西方心理学中认知主义重知、行为主义重行、人本主义重情与意的主张。综合古今中外心理学思想可知，知、行、情、意四者是人性的重要特质；了解并发扬此等人性特质，同样是古今中外教育的理想。四会能力教学即旨在以知、行、情、意为心理基础改革中小学的教学，以期突破以往教师本位教学且偏重教学结果的缺点，改变为以学生为中心且重视学习过程的新观念。因此，在理论上四会能力教学计划是既合于中华文化传统，也合于现代心理学思潮的教育计划。希望此一小型教育改革计划能引起国内心理学界批评讨论，设计出更好的方法研究改进学校教学，从而促进本土文化取向应用心理学的发展。本文由权威期刊收集整理。

【参考文献】

1Koch，S.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psychological knowlodey：Lessons of century quascience.In S.Koch & D.E.Leary （eds.），A century of psychology as science.New York：McGraw-Hill，1985

2Robinson，D.N.Science，psychology，and explanation：Synonyms or antonyms？In S.Koch & D.E.Leary（eds.），A century of psychology as science.New York：McGraw-Hill，1985

3Henley，T.B.Meehl revisited：A look at paradigms in psychology.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1989；9：30～36.

4Robins，R.W.，Gosling，S.D.，& Craik，K.H.Psychological scienceat the crossroads.American Scientist，1998；86：31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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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Kuhn，T.S.The structure of scientic revolution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

7Leahey，T.H.History of psychology：Main currents in psychological thought.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 Hall，1997

8Weber，S.J.，& Cook，T.D.Subject effects in laboratory research：An examination of subject roles，demand characteristics and valid inference.Psychological Bulletion，1972；77：273-295

9Tedeschi，J.T.，Lindshold，S.，& Rosenfeld，P.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West，1985

10Graham，S.Most of the subjects were white and middle class：Trends in published rearch on African Americans in selected APA journals，1970～1989.American Psychologist，1992；47（5）：627-639

11Smith，P.B，& Bond，M.H.Social psychology across cultures：Analysis and perspectives.Hemel Heman，Herts：Harvester Wheatsheal，1993

行为心理学论文例5

研究对象的清晰并形成严格的理论界定是某一研究领域发展为学科的必然要求，且在形成过程中遵守着学科发展的逻辑规律。目前,在寻求学科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上缺少成熟的研究范式,通过文献资料法选择了三条研究路径对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探讨：一是对已有的关于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进行阐释；二是对体育社会心理学主要专着类文献、学术会议文献的相关研究主题内容进行归类分析;三是对母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梳理借鉴。在三条研究路径的基础上依据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运用归纳演绎法,通过逻辑分析指出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逻辑框架,界定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这一基本问题。

1.1研究路径一：已有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分析

国际关于体育社会心理学的表述如下：SophiaJowett在《《SocialPsychologyinSport》(2007年）一书中做了如下描述:以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运动中的关系,教练领导能力与群体动力、动机气氛、运动中重要的社会认知过程，以及运动环境中的运动员3。在AAASP网站上指出：体育社会心理学是研究在运动与锻炼情境中个体和群体的互动过程及其理论,探求关于运动参与者、教练、团体以及观众的社会心理因素。

英国Essex大学心理系开设的TheSocialPsychologyofExercise、HealthandSport的课程中说明如下：提供了深度的社会心理学方法来理解运动、锻炼与健康等行为，包含了两个显着的领域：SocialPsychologyofSport领域是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对运动行为、成就动机、焦虑与唤醒、人格、群体凝聚力、社会助长、侵犯、内部动机以及心理技能训练进行研究；SocialPsychologyofExerciseandHealth领域是集中在社会心理学研究怎样为提高或维持经常的运动参与者的健康利益方面，以及锻炼坚持性的社会认知过程和途径（自尊、自我效能理论、自我决策理论、成就目标理论、阶段变化模式、锻炼中的社会的及同辈群体压力），锻炼与心理健康、饮食失调与锻炼成瘾、动机调查、锻炼与青少年健康。

美国Texas大学教育学院的SocialPsychologyofSportandPhysicalActivity的课程中做如下描述：是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结构在运动中的应用，重点强调教练员在面对个体运动员和团队时心理上的交互作用过程，包括自我效能与自信、归因理论、成就动机与目标设置、自我表象问题、唤醒与注意、失常表现、社会抑制与社会促进、群体动力与凝聚力、青少年运动、反馈与学习、运动中的侵犯行为、应激与耗竭、运动损伤、锻炼坚持性的社会心理因素。

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课程中对SocialPsychologyofSport做如下描述：主要探索那些影响运动行为与成绩的社会心理变量,重点是在个体运动生涯中社会对个体社会影响方面，包括成就动机、竞争、焦虑、攻击、个性等。

综观国外的关于体育社会心理学的描述，有如下特征：在解释上从课程的角度出发，主要说明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并没有严格的研究对象的理论界定。尽管如此,对于课程的描述中必然隐含着学科研究对象。普遍认为该学科是依据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体育中的心理与行为过程;在具体问题层面上来解释该学科的概念，多数是从课程的角度出发,并没有运用严谨的语言来指出学科研究对象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ESSEX大学的课程描述中，把该研究领域分为了运动心理学领域和锻炼与健康领域，从两个不同领域来分别指出该学科研究的具体问题，但是学科研究对象并不能仅仅依靠研究内容的罗列来界定，显然无法明确学科的结构性要素。

1.2研究路径二——体育社会心理学重要研究文献的主题分析

查阅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所出版的比较有影响力的体育社会心理学的专着类文献；同时，追溯了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历次会议中有关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主题。对研究主题的分析、归类、提炼是明确研究对象的另一重要途径。对如上研究文献主题进行分类分析,发现主要是从几个方向进行研究：

体育中的个体社会心理方面:体育与人的社会化、运动与人格、归因、人际关系、社会动机、道德发展、侵犯行为等。

体育中群体方面研究:运动团体（凝聚力、构成、动力、团队气氛）、观众团体、运动与不同年龄或性别群体、领导行为，以及在群体中经常发生的一些社会心理效应，如社会促进与抑制等。

在2001年国际运动心理学大会上出现了“文化与体育运动”这样一个研究主题。这一主题出现说明了体育中社会心理学研究有了新关注视角。

以上三个方面的分类总结涵盖了以往的大部分研究主题。但是已有研究主题同其母系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相比是比较狭窄的，据此，选择了第三条路径——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分析,再次进行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

1.3研究路径三——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观点的梳理

当前社会心理学分为三个不同方向，一是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SociologicalSocialPsychology,简称SSP),二是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PsychologicalSocialPsychology,简称PSP)。三是新近发展起来的文化人类学角度的社会心理学（Cross-CulturalSocialPsychology,简称CCSP)。

SSP方向主要集中在社会情境对人的影响上,还有社会现象在心理上的解释，以及社会群体、社会行为的研究。研究的着力点在社会情境和社会现象等对心理的影响，包括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等。多是从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社会文化等方面入手来理解人类行为。PSP方向的观点普遍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研究社会活动中人的心理现象，多数从心理出发来探求人们行为的原因和结果，其中个体、群体以及个体、群体间的相互作用发生心理现象和行为都是研究的内容。这个方向上的研究观点认为社会心理学要从个体心理和个体人格结构中找到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从个体心理入手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及种种复杂难解的社会现象。CCSP是新近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上述社会学和心理学两大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从文化人类学家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来看，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是从文化因素入手探索有关人类行为的解释的。

三个方向上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呈现以下特征:首先,都指出要研究人的社会行为。长期以来社会心理学家有关学科对象的争论焦点是在怎样研究社会行为上。心理学家强调个人、团体,社会学家强调社会因素，文化人类学家则强调文化因素。其次，人的行为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研究行为的时候通常要解释行为的心理活动过程。社会心理学研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它要研究的是群体共同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背后所蕴含的心理规律。

2 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讨论一三条路径研究的分析整合

“一种理论是一种思想工具，用于向一种大量复杂的现实中引入秩序”。为了剖析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构成,本文参照了以下两个学术界较为有影响力的理论观点。

帕森斯的理论认为社会由各个系统构成，不同社会科学分别以其中的一个系统为研究对象。例如心理学研究个性系统、人类学研究文化系统、社会学研究社会系统。这种宏观的学科研究对象的解释为分析学科结构性要素提供了一个较为明确的理论基础。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中指出了着名的三方互惠决定论。他深入分析研究了人的认知因素及其与行为、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给出了一个三方面的因果模型（图1)。

    同时,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在《人格的文化背景》一书中写道“迄今为止，个人、社会、文化都是分别从各个领域进行探讨的。心理学研究个人，社会学研究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化。但是，个人、社会、文化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彼此之间的互动也是持续不断的。任何脱离其他两项，而单项地进行研究，都会行不通的。”体育社会心理学正是试图从这样的三个方向来理解体育中人的思想和行为。

依据以上两个基本理论,根据三条分析路径的研究——对于体育社会心理学家关于研究对象观点的剖析；对国内外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内容进行归纳性的回顾和梳理；对其母系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重新探讨，运用归纳演绎指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具有三个层次：它是在体育这一领域中从个体的社会心理层次、群体行为层次、社会文化层次来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活动规律的科学（图1)。

3 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三个层次的界定过程分析3.1三个层次之间的概念和关系分析

个体社会心理是指个体在与社会交互作用中发生的内部心理活动过程和现象。包括个体的社会认知、归因、人际关系等。个体社会心理是群体行为发生的基础。当某一种个体心理所引发的个体行为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时候，在外显的层次上就表现出群体性的行为，就成为了一种社会行为。个体的社会心理必然要经过群体行为的实践过程在社行为的实践得以存在。而在AlbertBandura的《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这本富于影响力的着作中，早已对此做过深刻的分析,证明了认知过程在心理活动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对行为的决定性影响，所以把个体社会心理的研究作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第一个层次。

群体行为是指具有多数个体表现出来的普遍性社会行为,例如体育锻炼行为、偶像崇拜行为、时尚行为、舆论行为等。关于群体,在郑杭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中指出“社会群体既是人们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单位,又是社会的结构要素之一，它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36在本文中关于群体的理解是相对比较广义的，它不仅仅指那些有组织的，例如家庭、学校、军队等，也包含着那些没有组织的,但是有着某种共性行为特征的人的共同体,例如不同年龄构成的群体、性别群体、犯罪群体等。在本研究中群体既包括了个各种不同的运动员、观众、健身人群，也包括了在体育中具有共性行为的群体，即包括了以各种不同标准划分出来的群体。

关于文化，着名社会学家AnthonyGiddens认为：“社会学家提到文化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他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37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共同定义是‘‘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38。从AnthonyGiddens和DavidPopenoe的理论中关于文化的概念可以看出文化的产生必须要经历成员共享、交流、合作，也就是说必须要经历一个群体行为的过程,是人类群体的共享成果。所以群体行为是社会文化产生的必要条件。没有群体行为作为个体心理和社会文化之间的衔接,社会文化不可能产生。一是社会文化是构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要素之一。文化使社会有了系统的行为规范，文化塑造了社会的人。二是在社会对人的影响因素中，除了人际之间、群体对人的影响，文化是对人的行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是研究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必须要关注的。

3.2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界定

根据从理论上的演绎——对于体育社会心理学家关于研究对象观点的剖析；又根据对体育社会心理学已有研究主题内容的归纳阐述对国内外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内容进行的归纳性回顾和梳理，参照对其母系学科——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重新探讨。以帕森斯、班杜拉两人的理论观点为理论基础,指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包含以下几个层次:体育中个体的社会心理层次（个体社会化，社会角色，社会认知，人际关系,态度，归因等）；体育中群体行为层次（团体研究：团体构成、特征、凝聚力、领导行为，竞争与合作：社会促进社会惰化,侵犯与利他行为，从众与独立行为，规范行为和失范行为，信任行为等）；体育中社会文化层次（民族、宗教、道德、政治、经济、法律、舆论、习俗等）。

4.结论与建议

行为心理学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4-0083-07

对文化的关注是20世纪后半期心理学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从60年代开始,心理学家就从多个角度探讨文化的影响问题。罗素、许琅光、韦伯、Nisbett和彭凯平等人关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论述,成为20世纪后半期文化心理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从DeVos与Hipplerjan1969年最早提出文化心理学的名称至今,文化心理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依赖与独立型自我构念、整体与分析性思维方式等均使用“特质方法”探察文化间的差异。这种方法虽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推动了文化心理学的发展,但由于其仅仅局限于文化问差异的比较,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在过去的十年中,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对西方心理学的种种理论是否适用于欧美文化之外的世界产生了怀疑:文化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人的心理与行为?Hong等人从社会认知的视角出发提出的文化的动态建构理论系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动态建构理论的思路

动态建构理论借鉴了G。Kelly个人建构心理学思想的观点,Kelly强调个体对自我和社会现实的主观建构,这种主观建构是一种内隐理论,它引导着人们对自我和他人信息的加工及理解过程。Hong等人将“内隐理论”引入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认为文化对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是通过人们在文化环境中习得的内隐文化理论来发挥作用的,不同文化下人们的内隐文化理论有不同的内容,导致了不同文化下人们的认知、情绪、动机及行为的差异。

动态建构理论强调内隐文化机制的动态性,认为文化的影响不是稳定不变的,也不是在任何情境下都是一致的。当特定的文化情境进入人们的思维时,激活了人们的内隐文化加工机制,用于解释当前的刺激情境或引导个人行为时,文化的影响才发挥作用。该理论强调的是文化与情境的交互作用,而不仅仅是文化差异。这使得文化心理学不仅要探讨不同文化团体之间成员社会认知的差异,同时也要探讨社会认知对文化影响的调节效应。

Hong认为文化心理学应像人格心理学那样将情境因素作为变量加以研究。如果人格的表现具有情境特异性,那么文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也应是在不同的情境下呈现不同的特点,以往将文化内部的行为变异视为一种测量误差是不合适的。如果特定情境中人格的表达受到知识激活等社会认知原则的制约,那么社会认知分析同样也应该适用于文化对行为影响的研究。从社会认知的视角分析,文化并不是以一种僵化的方式来决定行为,其对行为的效应也不是统一不变的。当行为情境发生变化,文化对行为的效应可能会加强、削弱或者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

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文化心理学家开始关注情境变量的作用了,而且很多实证研究也为这种动态建构的观点提供了支持。比如在探讨东西方文化下个体思维方式的整体性与分析性差异时,这种文化差异仅仅出现在当文化的知识范式得到彰显时。这种“彰显”效应说明尽管东亚人也能够使用分析性的、自我中心的推理方式,但在特定的情境下,在东亚人的知识范式的重要性或可应用性得到彰显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使用所处文化推崇的思维方式。Choi等人对归因风格的文化差异研究也发现,东亚被试在一般情境下也与北美被试一样做特质的归因。但是,当情境因素彰显时,相比北美被试而言,东亚的被试更易于调整自己的归因方式,将行为归因于环境而非个体,从而更不容易犯基本归因错误。这些都证明文化对人们心理的影响是受到情境因素影响的,因此,文化动态建构理论在解释文化效应的情境特异性上更有优势。

二、动态建构理论的作用机制

行为心理学论文例7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希伯来文学教授ReuvenTsur是较早将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文学评论的学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早期，他就已开始认知诗学(cognitivepoetics)的研究项目。其工作以俄国的形式主义及法国的结构主义为基础，并把研究延伸到认知科学的方向。可以说，在认知语言学还未发展之时，Tsur就已经提出采用认知的范式来对文学进行研究。他主要将自己所发展的认知诗学理论应用到押韵、声音象征主义、诗歌韵律、隐喻、诗歌与改变的意识状态、原型模式等。②原为著名精神分析流派的文学评论家NormanHolland于1988年提出要把从认知神经科学中涌现的“更有力的心理学”运用于文学评论研究当中，发展“文学的认知方法”的计划。③他的方法是将精神分析、认知心理学、信息理论、神经解剖学，甚至包括人工智能的研究，与美国的读者接受理论结合起来，为理解阅读过程和作者同一性提供新的方法。由此他提出了一个关于阅读和写作过程的控制论模型。EllenSpolsky则于1993年提出了文学阐释中“认知不稳定性”理论。④其研究基于两种认知理论:一种是偏好模型理论，另一种是由JerryFodor提出的心理模块理论。Spolsky研究了由不同的大脑功能(模块)当中的裂口与不可通约性而引发的心理的内在认知不稳定性。MarkTurner是马里兰大学的英文教授，于1991年提出其“认知修辞学(cognitiverhet-oric)”⑤的计划。他指出，认知科学将最终“需要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因为文学作品是人类心智最关键的产品，文学创作是心智最关键的活动。他认为，人文学者至少应当成为认知革命的领军人物当中的一个。在文学研究中，对于叙事的最有影响的认知研究可能是MarkTurner的《文学的心智:思维和语言的起源》(1996)。在其中，MarkTurner集中研究了日常生活中的微型叙事与概念整合之间的关系。他将认知神经科学和文学研究结合在一起，指出“文学的心智”就是日常思维的基础，而诸如寓言等结构对于理解人类大脑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①近年来，有一些文学评论家开始采用认知理论来分析经典的文学作品。Crane研究了莎士比亚戏剧《一报还一报》中的“男性孕育与认知渗透性”，她根据认知语言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理论，从《一报还一报》中引导出一个主题、语言学和意象结构背后的“认知渗透性”模型。②Crane的著作《莎士比亚的大脑:用认知理论来阅读》则利用认知语言学、认知神经科学和心理语言学以及概念类别理论，综合出文学研究中认知理论的应用的版本。③Minchin的研究《荷马与记忆资源:应用认知理论分析＜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将荷马学者关于《荷马史诗》的研究(特别是帕利和劳德的程式化语言的理论)、认知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探讨史诗文本中以记忆为基础的策略的痕迹。她主要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诗人所利用的情节记忆、听觉记忆、视觉记忆和空间记忆资源等。

二、认知科学视野中的文学评论

1994年，《斯坦福人文评论》杂志的编辑组织了一场圆桌探讨，主题为《在裂口上架设桥梁———当认知科学遇上文学评论》，希望这两个在研究的对象与方法论上似乎完全不同的领域，能建立互动的交流。认知科学的领军人物西蒙(HerbedSimon)作为这场探讨的主角，在《文学评论:认知的方法》一文中提出，“要充当一个大胆的当代认知科学的传教士”。他认为，“文学评论关注的是文学文本的意义，其中的意义以及被它所激活的意义。认知科学关注的是思维，人的思维和计算机的思维，以及意义的提取与激活，而阅读与写作也要求有思维。因此，在文学评论与认知科学之间有广大的共同点。”⑤事实上，在认知科学领域，也不乏把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尝试者。斯坦福语言与信息研究中心的JerryHobbs于1990年出版的《文学与认知》，将人工智能的研究视野(特别是关于自然的语言加工的研究)，带入了文学理论当中。Hobbs提出语篇阐释理论，指出有四种一致关系:场合、评价、图形—背景和延伸以及组成隐喻的阐释。他还和PatriziaVi-oli一起将人工智能开发的分析语篇结构的工具与经典的符号学框架结合起来，来分析密尔顿的诗歌，并说明GérarddeNerval的小说《Sylvi》的意义。⑥认知心理学家RichardJ．Gerrig和DavidW．Allbritton对文学人物的建构提供了认知心理学角度的观点。他们以IanFleming的《007》系列小说为范例，指出读者在构筑人物时，应用了现实生活知识和经验。⑦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认知心理学教授、心理学系主任RaymondW．Gibbs，Jr．主要从实验的认知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进行文学研究。Gibbs认为人类的认知在本质上是由“诗学”的加工而形成的，诸如隐喻、讽刺、转喻等修辞，可以看成是将各种不同经验水平进行概念化的基本策略。⑧DavidC．Rubin于1995年出版《口语传统中的记忆:史诗、摇篮曲和计数韵中的认知心理学》一书，被誉为认知科学与文学评论结合的“里程碑”。Rubin总结并提炼了认知心理学中关于记忆的实证研究传统，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了认知神经科学与对诗歌和叙事形式的研究的相关性的个案。他指出，那些能流传保存的口语传统本身包含着“记忆方法”，这是我们的大脑保留它们的自然能力;文学研究中的某些传统分类———叙事与主题、押韵、意象和节律，已经被认知科学的实证研究和神经解剖学当中的最新进展所证实。这些分类反映了特殊的认知功能，并且与大脑当中的特殊位置相联系。⑨KeithOatley是多伦多大学的认知心理学教授，他认为认知科学需要研究文学，并从文学的角度来重新思考其假设和分析。Oatley致力于将精神分析与认知科学的研究相整合。他和Gholamain尝试将精神分析的认同和内化投射等概念与对小说阅读的认知说明进行调和。①Oatley和AlisonKerr认为，精神分析是研究情绪的，却没有发展出关于情绪的功能的理论，认知科学是关于知识如何心理表征并使用的，却很少将情绪研究包含在内。他们的研究是要将这两个领域的理解进行整合。②JeffreyL．Saver是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的神经病学助理教授，主要从事认知功能的神经底质的研究。他与文学评论家KayYoung一起研究了叙事中的神经学。他们认为，叙事是人类经验的不可避免的框架。尽管我们训练为通过几何图形、声音模式、诗歌、运动、演绎等来进行思维，但构成我们意识的根本是用故事来理解自我和世界。他们指出，认知神经科学的最新进展表明，人类中枢神经系统中叙事的创作是通过区域分布的神经网络作为媒介而进行的。

三、从对话到整合:认知文学评论范式的涌现

曾被称为“裂口”的认知科学和文学评论之间，已经由应用认知科学理论的文学评论家和将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认知科学家共同努力，架设了桥梁。进入21世纪，认知科学与文学评论之间不仅仅停留在对话的空间，而是呈现出整合的潮流。认知诗学、文学认知主义和心理叙事学可以说是这一潮流的代表。

(一)认知诗学

认知诗学这一术语最早是由Tsur于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最近几年，通过PeterStockwell的《认知诗学:导引》(2002)和Gavins与Steen的《认知诗学实践》(2003)的出版而得到广泛关注。PeterStockwell为认知诗学给出了简单的定义:“认知诗学是关于文学阅读的所有事物。认知与阅读中涉及的心理过程有关，而诗学则关注文学的技巧。”Stockwell建构的认知诗学研究范式有:图形和背景、原型与阅读、认知指示词、认知语法、脚本与图式、语篇世界与心理空间、概念隐喻、寓言与投射和文本世界。④认知诗学以认知的身体体验理论(embodimenttheory)为背景，将文学研究与人类的认知联系起来，并与认知语言学对于语言的研究相联系。Gavins和Steen则指出有两种类型的认知诗学:一种是与认知语言学的兴起牢牢相关的，而另一种则面向认知科学。⑤与以往的认知科学与文学评论之间的对话不同，认知诗学关注的不是对某一特定的文学作品的研究，而是致力于创建一种适应各种作品的研究范式。但Stockwell提出的研究范式并不一定能真正涵盖文学研究的广泛领域。

(二)文学认知主义

文学认知主义(LiteraryCognitivism)代表了文学评论与认知科学的整合的另一种潮流，其倡导者是PatrickColmHogan。Hogan曾是荣格原型评论理论的代表人物弗莱的学生，近年来致力于促进认知科学与文学评论之间的整合。Hogan(2003)提出了从认知的角度研究文学的三个阶段:第一，根据信息加工来形成问题;第二，界定研究问题的认知结构，包括三个主要成分:结构、过程和内容;第三，以算法式序列(algorithmicsequence)来提出对问题的分析。文学认知主义以作者、文本、读者的框架来构建研究范式，注重研究作者的创造性认知、文本当中的隐喻与叙事以及读者的情绪和共情。Hogan区分了四种不同水平的认知理论与分析:第一类为纯粹的意图主义(intentionalism)，关注我们的主观经验本身;第二类是表征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主要采用实验的方法和实证的研究;第三类为联结主义学派(connectionism)，是对大脑神经结构的简化，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建模;第四种则是神经生物科学(neuro-biology)，研究大脑的结构。在这四种水平的理论和分析之上，则是元水平的建构———进化论。⑥Hogan提出的文学认知主义是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并没有规定封闭的研究范式，而是致力于发现认知科学当中能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内容以及文学能为认知科学的研究带来怎样的新领域。Hogan自身的研究背景涉及从精神分析到荣格和弗莱的原型评论，再到认知的转向，为文学研究的新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行为心理学论文例8

现代心理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源於古代哲学，惟就二者脱离哲学后之发展历程看，显然有两点不同之处：其一是自然科学发展在前，心理科学发展在后，前者始自文艺复兴后的17世纪，后者则迟至自然科学发展后两百多年的19世纪末方始出现，而且心理科学自始即在理论与方法上以自然科学马首是瞻。其二是自然科学脱离哲学后即与哲学断绝了亲子关系，对自然界物性变化的解释，不再采以往神明决定一切的看法，而改采人能研究自然并利用自然的观念。心理学脱离哲学之后，在思想上与传统哲学间的脐带一直无法切断，对世间人性变化的解释，始终围绕着古代哲学留传下来的一些老问题打转。以下试就此一特点作简要说明。

1.1历来对人性问题解释的争议循环不息

自古代希腊哲学开始，哲学家即从不同观点对人性问题提出各执一词的不同解释，其中最主要者有四大争议：(1)心身关系问题，所争者为心与身究属单一实体抑或分属两个实体，如属单一实体，则实体之运作究竟由何者主控；如属两个实体，二者间又存在何种关系；由此问题演变成持续至今的唯心论与唯物论之争。(2)天性与教养问题，所争者为人性特质决定於生前抑或生后；由此问题演变成迄无定论的遗传与环境孰重之争。(3)知识来源问题，所争者为人类的知识得自天赋观念抑或得自后天经验；由此问题演变成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反复循环争议不休。(4)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自由意志原为18世纪浪漫主义哲学思想，与决定论相对立，所争者为人的行为究系出於自主抑或决定於外力；由此演变成自然科学研究物性所依循的因果法则能否用於研究人性的争议问题，一直持续到现在。就是由於自古以来对人性问题之争议不曾休止，所以解释人性的心理学理论始终纷歧，哲学心理学时代如此，科学心理学时代亦复如此。

1.2现代心理学对人性研究依然理论纷歧

德国心理学家冯特於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设置心理学实验室，公认是科学心理学的肇始，因而使冯特获得“科学心理学之父”的荣衔。然从其后心理学思想的演变看，冯特留下的思想并未获得心理学界普遍支持。其原因是冯特的实验心理学，在取向上乃是企图采化学分析方式研究意识结构，以期寻求争议已久的心身关系问题的答案；无如研究开始不久即再度陷入理论争议之中。以冯特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第一个学派，不久即受到不同理念的其他学派攻击，而导致20世纪初期学派对立的局面。从历史源流看，各学派所持的理念均源於前述四大争议：结构主义旨在探讨心身关系问题中身体方面以生理为基础的感觉历程；功能主义旨在探讨天性与教养问题中个体适应环境的功能；完形心理学旨在从理性主义的观点探讨知识的来源，并从整体论观点探讨心身关系问题；行为主义旨在探讨天性与教养问题中后天环境的影响及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中的外在决定因素；而精神分析则旨在探讨自由意志与决定论问题中内在决定因素。

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虽然五大学派对立的局面逐渐消失，但心理学理论纷歧的现象仍然持续。所不同者只是由原来的彼此敌对转变为和平共存而已。现在心理学的不同理论，一般称之为不同取向，意谓各家分别遵循各自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心理现象。在诸多不同取向中之最主要者有：(1)行为论取向，继承早期行为主义研究外显行为之外，也接纳其他学派思想而兼顾内在活动，进而演变成新行为主义；(2)精神分析取向，原则上继承弗洛伊德思想，进而配合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修正为新精神分析；(3)人本论取向，代表早期浪漫主义思想的复苏，强调自由意志及人性整体为其中心主张；(4)认知论取向，远承理性主义思想，近受完形心理学影响，强调研究人必先了解人如何认知世界为其中心思想；(5)心理生物学取向，以生物学与生理学的观点研究人的行为，除探讨个体行为的遗传因素之外，并企图从决定论与还原论的观点探讨行为的基本原因。

1.3科学心理学发展历程不合於常规科学

现

代心理学在名称上虽已定名为科学心理学或心理科学，但其始终理论纷歧的特殊现象，在整个科学领域内是罕见的。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在其所著《科学革命之结构》一书中指出[6]，科学的发展乃是由於周期性科学思想的演变；而科学思想演变的动力，除科学方法之进步外，主要是由於人类世界观的改变。科学思想发展到某种程度时，就会形成一种众所共识的世界观，进而对科学上研究的主题、目的、方法等亦采取相似的取向。库恩称此种科学思想的共识为范式。范式形成后对同领域的科学家具有规范作用；大家均遵从范式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并建构理论。根据库恩的说法，范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代的演进与人类世界观的改变而生更易。公元二世纪托勒密首创地心说，迄至16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代表人类世界观的一次革命性改变；17世纪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论，其范式效用长达两百多年；20世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修正了牛顿的理论，成为新范式，代表人类世界观的再次革命性改变。库恩称此种范式随时代演变而更替的科学为常规科学。如以库恩的标准来检视心理学，心理学的发展历程显然是不合於常规科学的。因此库恩认为现代心理学尚不能称为科学，只能称为“前科学”或“前范式科学”。至於心理学的未来能否成为合於范式的科学，端视其以后发展与研究取向而定。

2心理学研究采自然科学取向的难题

尽管现代心理学理论始终纷歧，但在心理学界却存有一项共识：心理学之成为科学乃是因心理学的研究采用了科学方法。诚然，现代心理学对人性的研究，自始即采自然科学研究物性的取向。自然科学的研究，在基本上采观察、测量、控制、实验等方法研究物性变化是成功的，但同样方法用於人性研究时，由於人性异於物性，致使心理学的科学研究很难达到目的。试以下列四点分述其原因。

2.1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配合的困难

研究方法是手段，手段之使用旨在达成研究目的。心理学的研究，原则上同於自然科学，都是企图藉研究方法达到五项目的：(1)描述，对所要研究问题的表相予以翔实陈述或记录，做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2)解释，根据研究资料分析发现各因素间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藉以解释问题表相背后的真相；(3)预测，根据对问题原因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的了解，预测将来在同类情境下问题重复发生的可能性；(4)控制，根据描述、解释与预测所掌握到的问题性质，对造成问题的因素加以控制，使同类问题不再发生；(5)应用，将研究结果或研究方法扩大应用於其他方面，或用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了达到各项目的，科学家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其中最基本的是观察法与实验法。从方法与目的看，三百多年来自然科学的成就是巨大的；在很多方面业已达到上述五项目的，只有少数问题（如癌症、台风、地震等）尚在继续研究之中。心理学自许为科学，对人性研究也采与自然科学类似目的写方法。只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心理学的研究除了观察实验之外，另外设计了调查、测验、个案研究及访谈等多种方法。惟从研究目的看，除了对行为的外显表相描述之外，对行为原因的解释、预测、控制及应用等，几乎都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何以心理学的研究无法如自然科学般根据问题表相即可探求表相背后的真相？这正是心理学研究无法克服的难题。下文将对构成此等难题的原因试作分析。

2.2以人为研究对象不易克服的难题

心理学的特点是人研究人，而其研究的首要困难恰是在於人研究人。自然科学是人研究物，物性变化的表相与表相背后的真相都是客观而真实的，不会因研究者的不同而有所变质。在心理学以人为对象进行研究时，无论研究情境如何精密设计，终无法避免研究者与被研者主观因素造成的偏差。以素来公认最严谨的实验法为例，心理实验室不同於物理实验室，物理实验室是一个纯属人支配物的物质环境，心理实验室则是一个主试与受试交互影响的社会情境。在此情境中表面上是主试操纵自变项（刺激），观察依变项（受试反应），从而分析两个变项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受试的反应未必直接由刺激所引起，而多半是以刺激为线索针对主试所做的主观反应。此即心理实验时对自变项与依变项之间的中介变项无法控制的难题。受试多半了解主试的假设，他们会针对假设，凭个人主观表达其反应。美国心理学家奥恩称此种现象为需要特征(demand characteristics)(orne,1962)；意谓受试针对主试的假设，表现出他自以为合於需要的行为特征[7]。在实验情境中，受试因主试的影响所表现的需要特征将会有正负两面；如属正面，就可能造成自验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如属负面，就可能出现霍桑效应(howthorne effect)。无论是正面或负面反应，总是会影响实验的效度，而达不到实验研究的目的。美国心理学家韦伯与库克研究发现(weber & cook,1972)，在实验情境中受试所表现的需要特征，在心态上分四种类型：[8](1)冷漠型，对主试的假设漠不关心，其反应只是无所谓的表现；(2)合作型，认同主试的假设，尽量做出符合主试要求的反应；(3)反对型，否定主试的假设，故意做出与假设

相反的反应；(4)防御型，怀疑实验目的，刻意掩饰自己的本意做出不实的反应。由此可见，心理学的研究虽仿照自然科学方法，但由於人研究人所形成复杂人际关系的影响，无法达到根据外在行为表相以了解内在经验的目的。

2.3样本代表性不足难以作普遍推论

自然科学研究结果之所以具有高的效度与信度，除了在研究过程中可以达到根据问题表相了解表相背后之真相的目的之外，更可根据少数样本物性特征为代表，对同类物性特征予以普遍推论。观察少数几双蝙蝠生活状态后，即可据以普遍推论所有蝙蝠都是昼伏夜行，白昼倒挂在暗处每日睡眠长达20小时之久。反观人类的行为，不但有个别差异，而且有团体差异。心理学家虽然也企图根据样本研究结果普遍推论，但样本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一向受到质疑。由于近年来心理学文化差异意识抬头，心理学家们对以往全盘接受美国心理学知识的作法有所反省。根据特德希等人对1969～1979十年间的调查研究报告分析发现(tedeshi et al.,1985)，每年的社会调查研究中，至少有70%的受试是美国大学部的学生[9]。单凭调查美国大学生的反应，既不能用以推论解释一般美国人的社会行为，更无法用以推论解释其他国家人的社会行为。格雷厄姆(grahm,1992)曾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1992年以前10年间美国心理学会所发行6种重要期刊中1500篇论文的研究对象发现，前五年的受试中白人占96%，后五年的受试中白人占98%[10]。只根据对白人研究的结果，自不能推论解释其他有色人种的心理特质。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如是，心理学的书籍也是如此。史密斯与邦德(smith & bond,1993)曾分析20世纪90年代在英美两国出版广为流行的两本社会心理学专书发现，在英国出版的专书内容中取自美国研究占68%，在美国出版的专书内容中取自美国的研究占94%[11]。难怪有人戏称，现今全世界的心理学知识不但已经美国化，而且全都变成了美国白人大学生心理学。在此情形下，美国以外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心理学者，在他们的社会里推广心理学知识时，岂不像热带农业学家向寒带地区农民推介水稻种植知识一般，同样缺乏意义。

2.4决定论与还原论科学公设的限制

自然科学的研究取向与理论建构，原则上是基于决定论与还原论两项公设。决定论确认自然界的物性循因果法则变化，只要了解其变化原因，即可达到对物性变化解释、预测与控制的目的。还原论确认自然界任何复杂现象，均可化约使之还原为最基本元素。根据基本元素的性质，即可解释复杂现象背后的真相。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如物理学、化学及生物学等，都是循此二公设进行物性研究，而且证明是成功的。然而此二项公设用之于心理学研究人性时，却受到极大的限制。先就决定论而言，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何者是支配行为的原因，自古以来就是人性特质的争议之一。在现代心理学诸多理论中，精神分析与行为主义都采决定论取向，但两者观点不尽相同。精神分析强调内在潜意识是决定行为的原因，是为精神决定论；行为主义强调外在环境因素是决定行为的原因，是为物质决定论。反对决定论最力的是人本心理学思想。人本心理学家认为，人的行为并非决定于外在环境或内在不自觉知的潜意识，而是根据个体本人所秉持的理由，出于其自由意志所做的主观选择。如果只凭科学研究应重客观单一标准言，人本论的主张也许不够科学，但如从实际生活经验与人性特质复杂性的角度看，则很难否定人本论的观点。否则对财帛当前有人“见财起意”而有人“路不拾遗”的人性个别差异现象，就无法解释。

再就还原论而言，早期结构主义的意识元素分析的构想，与后来行为主义主张的s-r心理学，在性质上均属还原论取向。反对还原论最力的是完形心理学与人本心理学，前者主张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合，认为整体分解为部分之后即失却原来整体的意义；人本心理学反对元素论，主张要了解人性就必须研究完整的个人，不能采分析方法或仅只研究人的片段行为。现代心理学中主张还原论者多系采心理生物学取向的心理学家。他们主张将复杂的行为还原到生理基础上，企图从大脑的神经功能去寻求行为的根本原因，此即新近特别受到重视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取向。有人乐观地认为（如wilson,1998），认知神经科学发展下去，将来可能使心理学一向理论纷歧的现象消失，而成为真正理论统合的科学心理学[12]。但也有人持相反看法（如glassman,2000），认为如以神经生理做为解释复杂行为的唯一因素，势必陷入行为主义以偏概全的覆辙[5]。甚至有的心理学家认为，认知神经科学所采还原论取向，非但无助于科学心理学家理论的统合，且极可能因研究取向过于窄化而伤害其自身的发展。美国心理学家罗宾斯等人(robins et al.,1998)，曾分析美国出版的四大心理学期刊内引用现代心理学四大理论取向（人本论取向除外）研究论文的次数，据以观察自1967至1995年之间各思想流派的兴衰趋势[4]。结果发现，在此28年期间，行为论取向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呈逐年下降趋势，精神分析取向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一直维持不增不减的低水平，而认知论取向研究论文被引用次数则大幅成长。此等现象本

在意料之中，但令研究者意外的是，以心理生物学取向为基础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论文，在心理学重要期刊中被引用的次数并未显著增加。后经进一步分析其他学术期刊发现，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论文多被引用在心理科学以外其他自然科学的学术期刊中。因此，罗宾斯等人忧心地指出，如此一现象持续下去，认知神经科学非但不能承担统合科学心理学理论的大任，甚至它本身将来很可能从科学心理学领域中分离出去，一变而成为生理学的一个分支。

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之所以未能受到科学心理学足够的重视，主要原因在于其解释人的行为时过份重视客观的生理基础，而忽略了行为背后的主观心理历程。以构成认知基础的知觉经验为例，知觉是以神经生理为基础的感觉转化而成的纯心理历程。神经生理传导的外在讯息虽是客观的，但经感觉转化为知觉反应时，却是主观的。原因是知觉乃是个体对外在讯息予以选择、组织与解释的历程；选择、组织与解释三者都是主观的；既属主观，知觉反应自将是因人而异。质是之故，还原论的理念只能用于解释以生理为基础的简单行为，无法藉以了解复杂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

3舍牛顿幻想重塑科学心理学新形象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心理学自百多年前脱离哲学之后，成长发展的路途相当难辛；既未将自身与哲学之间的脐带切断，更未达到成为独立科学的愿望。造成心理学发展困境的因素虽多，而自始即缺乏独立意识可能是阻碍其发展的主因。近代物理学的伟大成就，使心理学家由羡慕、嫉妒进而以自然科学家自居，不啻将心理学的大车开进了窄胡同。心理学史学家黎黑(leahey,1997)指出，心理学家就在此种心态下，使心理学界由物理羡妒(physics envy)而衍生了牛顿幻想(newtonian fantasy)[13]；幻想心理学界终会有一天出现牛顿，将心理学带到与物理学同样风光的地步。其实，这是心理学界倒果为因的看法；牛顿的伟大是由于他提出的万有引力论使人类的世界观改变；心理学始终理论纷歧，自然难有牛顿出现。近年来心理学界开始对传统心理学取向检讨反省，思考如何舍弃牛顿幻想而重塑科学心理学新形象。惟反省方向尚未形成共识，以下所论是笔者对此问题思考的两点浅见。

3.1改方法前提取向为人性前提取向

牛顿幻想表现在心理学研究上，就是科学方法前提取向，强调只有符合科学方法者才被视为心理学研究的题材；如爱情虽被视为人生大事，但科学心理学一直未曾将爱情当做研究主题之一，原因是爱情属主观感情的内在经验，不符合科学方法客观理性原则。科学方法前提取向窄化心理学研究范围的作法，导致其发展陷入困境。美国心理学家罗宾逊指出(robinson,1985)，现代心理学面临“科学”与“非科学”取向强迫选择的两难[2]；选择科学取向，就必须放弃内在主观经验，选择包括内在主观经验，就必须承担心理学不是科学的缺点。在此两难困境下，就产生了现今流行的各类主题兼容与科学及非科学方法并蓄的折衷主义取向。基于此义，笔者建议今后的科学心理学宜改方法前提取向为人性前提取向，并将心理学的定义明订为“心理学是研究人性的科学”，适可与“自然科学是研究物性的科学”相对，以彰显心理学的特性。至于人性一词的意涵，笔者认为宜包括四方面概念：(1)人性所指为全人，心理学研究应包括人性表现的内在与外在一切活动，心理学研究虽以外显行为为起点，但研究目的则旨在了解内在的人性；(2)人性异于天性，人性包括天性与习性，是天性与教养的融合，先天遗传的特质与后天环境中受社会文化影响而获得的一切心理特质，均应视为心理学研究的题材；(3)人性异于物性，物性循自然法则变化，只须按客观合理方向解释即可，对人性变化的解释，除同时考虑客观与主观两面之外，又须兼顾合理与合情，合理合情是人性，然合情不合理也是人性（如情人眼里出西施），甚至合理不合情也是人性（如赌性难戒）；(4)人性的异质性大于同质性，人性个别差异之外又有团体差异，而人性的差异除少部分由先天决定外，大部分是后天环境中受社会文化影响养成的。基于对人性的全面认识，今后的科学心理学在研究方法选择上，自应调整以往偏重客观、量化及控制实验等狭隘的科学方法取向，而改采多元取向，配合人性的多层面去选择设计适当的方法。因篇幅所限，以下仅就社会文化影响人性的观点，浅述今后国内心理学发展的取向。

3.2改文化移植取向为本土文化取向

心理学原为西方的产物，就综合前文所论心理学发展的困境看，西方心理学本身已觉醒到以往自然科学取向的不当，而开始思考调整未来的方向。基于此一认识，国内心理学今后的发展，势不能再如过去那般采全盘西方文化移植取向，而改采本土文化取向，在本土文化基础上研究国人的人性特质。近年来国内少数心理学家提出本土心理学的构想，因“本土”一词与“本地”易生混淆，笔者以为用“本土文化”更为适宜。理由是人性表现在行为上的特质，除少部分决定于先天因素外，大部分是在后天社会文化环境中养成的。是故，影响人的行为特质者是“本土文化”因素，而非“本地”因素。“本土”带有“本地区”意涵，居于同一地

区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行为表现上未必相近，而分居不同地区但具有相同文化背景者，在行为表现上却仍有其相似之处（如各地回教徒皆不食猪肉）。因此，心理学取样研究时，不宜采同地区为标准，宜以文化同质性为标准。至于文化一词的意涵，最简单的解释是，同一社会群体的人，经久在传统与学习环境下所形成的带有独特性的思维、信念与生活模式。文化具有范围性与多样性，其范围可大可小，在全国主流文化之下，可分为很多性质不同的次文化；诸如种族、宗教、家族、社团甚至一座工厂、一所学校、一个家庭等，均可视为次文化群体。

前述本土文化取向，意在说明今后国内心理学研究取向的大原则，在实际进行研究时，未必一定要以全国主流文化为对象，也可采群体的次文化或采群体中的个体为对象。惟对研究结果进一步解释时，就必须考虑到个体的生活经验及文化背景，否则对其行为背后的原因就无法了解。目前国内大学研究生的论文，多数未能做到这一层：无论实验研究或相关研究，都是对受试行为反应用统计分析方法解释数据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对行为背后的人性特质做进一步探讨。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与古德曼在多年前即研究发现(bruner & goodman,1947)，在相等距离条件下，儿童们所绘的一元银币图形，其面积大小不同[14]。经分析儿童文化背景发现，扩大银币面积的儿童系来自贫寒家庭；这现象显示贫寒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对金钱有不同的价值观。另有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同样一幅“鸭头兔首”暧昧图形，生长在英语文化的人，第一眼所见多为兔首，而生长在中东闪族文化的人，第一眼所见则多为鸭头(glassman,2000)[5]。原因是两种文化的文字结构不同，闪族文字与英文相反，是由右而左横行书写的。台湾原住民阿美族的儿童，入学后无法学习加减法进位与借位的演算，原因是在他们的文化中没有十位数以上的序数概念。由此可见，本土文化是影响行为表现的重要因素。

本土文化取向并非文化本位主义，在态度上并不排斥西方心理学思想。只是强调放弃以往全盘西化的作法，改而选择性地吸收西方心理学的精义，在本土文化基础上发展属于自己的心理学。这像农业现代化一样，西方现代农学的理论与技术均应吸收，吸收来配合国内各地气候土壤载培国人需要的农作物，如此方可达到国内农业现代化的目的。至于国内心理学家实际从事心理学研究时，笔者认为宜有两大取向：第一大取向为理论心理学本土文化取向，在此取向下宜采三种方式进行：(1)对西方现代心理学中基础性的知识与方法仍可直接采用，因其与文化因素关系较少；诸如生理心理学、心理统计学、心理测量学、心理测验编制及心理实验设计等方法均属之。(2)在本土文化环境中验证西方重要心理学理论，从而建构新理论，用以推论解释国内同质文化下人的行为。以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为例，该理论虽具权威性，但因在基础上偏于生物学取向，未考虑社会文化因素，而被批评为美中不足。

，四会能力教学是综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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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orne,m.t.on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experiment: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demand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implications.american psychologist,1962;17:776-783

14bruner,j.s.,& goodman,c.c.value and need as organiging factors in perception.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1947;42:33-34

                   

行为心理学论文例9

心理学的先驱者布伦塔诺曾说：“心理学好像是人类进步的基本条件，更是关于人类真理的试金石”。［1］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便将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与经济学和法律齐名的热门学科。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心理学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以“脑的十年”研究和“认知科学计划”为核心的科学发展战略，又将心理学推向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新时代。目前，美国科学基金会已经把心理科学单列为七大部类之一。我国也将包括心理学在内的18门学科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基础学科。这无疑为新世纪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社会外部环境。从学科发展的内部格局而言，心理学的知识更新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实证心理学独揽天下的局面已逐渐被打破，形成了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双峰对峙的并行发展格局。不仅像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步入了一个不断创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以理论心理学、社会建构主义、文化心理学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范式，也不断展现出了心理学理论研究本身的内在学术魅力与文化自信。新世纪的心理学研究范式走向了一个更为开放的新时代。探讨西方心理学研究范式转向的规范基础和前沿主题，对于改善国内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长期滞后及错位状态，具有重要的学术参照意义。

一、当代心理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后实证主义的崛起

近10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度过了一个困难的发展时期，进入了后实证主义范式的新阶段。正如车文博先生所讲，目前心理学的研究发展“已经超越了以往狭隘的定义，已经从关注实验室中的人，转化到了研究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和理论问题”。［2］当前西方心理学理论研究繁荣的重要标志是：作为具有独立学科建制的“理论心理学”学科分支已经得到确立；许多传统问题像身心关系问题、意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等，在当代新的科学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讨论；而且当今自然科学和社会时代的发展也为心理学理论提出了很多全新的课题。许多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交织在一起，迫使心理学进一步加强了对一些具有探本求源属性学科问题的重新认识和理解。经过20多年的持续创新积累，西方心理学的理论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种比较成型的后实证主义的新视角或新范式。

“范式”是指特定时期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者所公认的理论框架或研究纲领。根据库恩的观点，范式的基本含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学科共同体所持有的共同态度和信念；具有公认的研究框架和理论模型。理论范式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斯腾伯格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总是会受到两种互为联系的内生性资源的推动：一种是“思想驱动”（ideadriven），另一种是“数据驱动”(datadriven)。［3］理论范式无疑属于“思想驱动”的范畴。随着当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一些学者提出，许多科学发展问题在技术上困难并不大，而关键需要来自于“思想观念”的变革，即需要进一步实现理论范式的转换，以新的思路和视角来摆脱发展中的困局。

后实证主义是在20世纪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思想资源。这一新的心理学研究范式以科学实在论和科学解释学为理论框架，试图以新的维度来重建心理学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形成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的新的研究形态。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支配和垄断了整个心理学界。“科学”的实证心理学多年来成为“主流心理学”中不可动摇的基本硬核地带，使许多人得出了一个貌似正确的观点：凡是心理学的研究必然是实证研究，其余的即是非科学方法，或者说是科学水准不够。“心理学有别于其他观点的地方，就是采纳了实证的科学方法”。［4］国内不少学者还特别强调指出，在实证科学精神发展不够的国度里，当务之急更应强调实证性。但是这种对实证研究的崇尚，虽然为心理学研究的科学化、技术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学科发展危机。人类博大精深的心理世界被研究肢解的相当贫乏和简单。实证主义“已经对心理学产生了非常巨大而且极恶劣的影响……知识主张的正确与否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这一范式内是正确的，运用到另一个范式就可能是错误的。用库恩的观点来解释，所谓客观、量化的科学方法也是相对于一定的理论模式的”［5］。

以格根等人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者认为，崛起于19世纪末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不过“是对许多伟大科学家的传统的简单继承”。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者伽利略把宇宙和自然视为一架完美的机器，提出只有通过实验和测量并使用数学方法，才能认识理解宇宙这一完美的机器。牛顿也说：“凡不是从现象中推导出来的任何说法都应该称之为假说，而这种假说无论是形而上学的或者是物理学的，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它们的地位”。［6］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更是提倡采取实证观察的方法探讨自然和社会现象。然而，20世纪初期微观物理学的巨大成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范式的科学基础。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代表的新物理学充分反映了对科学作逻辑分析的可能性，即科学研究可以在少量实验事实的启发下，通过逻辑分析为主要手段建构“思想实验”。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实证主义观点便逐渐被逻辑实证主义所取代。罗素认为，只有逻辑意义上的可实证性才能拯救实证主义。因为传统的实证主义范式以为对科学的评价只有一个标准，即与经验一致的证据，但问题在于各种观点都有自己的实证数据，都声称自己是正确的。而实证的研究只有在精心选择的狭小的范围内才有效。在实际中也并非只有被经验证实了的命题才有意义。即使现象能够被经验观察到，但产生现象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无法观察的，像我们能够观察到化学反应，而解释化学反应的分子作用过程则是看不到的。科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只是需要经验，更需要能够超越经验的新思维和预测能力。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明显违背了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波普也强调，科学研究需要“逻辑＋经验”这样的双重标准。逻辑经验分析的目的在于澄清科学陈述的认识内容，从而澄清这些陈述中的语词意义。逻辑实证主义取消了与可观察物的联系，而解释和预测具有相同的逻辑意义。拉卡托斯更是提出，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单个的命题或理论看作理论检验或评价的对象，而应该把一切科学理论都置于一定的科学纲领之中。任何理论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实验绝不能简单地推翻理论，科学理论也不能简单地被经验所否证。科学进步的合理性在于接近真理的符合程度。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学术合法性地位。

在心理学界，随着极端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行为主义学派的衰落，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复兴与重振的势头，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定型、兼容并包的具有边际型结构特征的“后实证主义”思想倾向。后实证主义者认为，实证主义范式在强调把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却并没有考虑与之相关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科学知识的内容和标准是什么？它们的普遍程度和深度如何？第二是科学知识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这种意义是如何确立的？实证主义范式并没有解决这些重大问题，而只是一味地拒斥理论陈述而赋予观察事实以特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优先地位，进而从反形而上学道路出发走上了另一种形而上学的道路。为了摆脱实证主义自然科学观和方法论的困扰，进一步确立及重建一种更适合于心理和行为研究的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者将现代科学实在论、科学解释学和现象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工具。

所谓科学实在论是倡导对科学知识的解释要保证其正确性的一种学说。科学实在论所讲的“实在”意味着“存在着的东西”，它强调客观世界存在着三种意义的“实在”内容：一是指独立于人的客观实在，其本质特征是超验性；二是指经验实在，即人的经验可触及的实在；三是功能、关系性存在及观念性实在。“不只是存在我们能感知的东西，也存在理论科学方法允许的范围内我们能想象的东西。我们拥有关于事物、结构、过程等我们不能感知的可靠知识”。［7］后实证主义者强调真理与实在的一致性。而传统的实证主义则以因果论和还原论来解释事物现象及其活动规律，从而确定其意义。对于无法实证解释的问题，要么抛弃，要么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后实证主义者提出，心理学的理论评价标准可以在不同层次、类型和水平上进行，概念与逻辑标准也是实验评价的一种重要方法。

科学解释学是当前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法论武器。解释学是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的学说体系，其“作为后实证主义的智力世界的基础——现象学和解释学传统的延续”。［8］狄尔泰被看作是西方传统解释学的集大成者。在20世纪初期，当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纷纷走向实证化的同时，狄尔泰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两类在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上均极不相同的科学。狄尔泰并不否认人文科学作为一类科学而存在，而反对将人文科学作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类型的科学来建设。他曾与著名实验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展开过论战，提出要建立一种基于精神科学基础上的“描述心理学”，以反对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说明心理学”，认为后者是模仿物理学建立的“原子心理学”。狄尔泰的解释学有力地维护了作为精神科学和人文科学分支的心理学的科学合法地位。当代科学解释学在继承狄尔泰精神遗产的同时也强调研究方法的本体论地位。认为对意义的理解具有人类存在的本体论特征，提出首先需要研究多重意义结构，然后从表面意义揭示隐蔽意义。科学研究的本体性规定只能存在于解释的方法论中，且只有通过各种解释之间的“冲突”才可获悉被解释的存在意义。另外，科学解释学还从“移情”的角度提出，研究者或诠释者必须进入文本者的精神世界，才能对其价值和意义进行“客观理解”。在后实证主义者看来，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尽管没有达到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精密化陈述水准，但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没有必要像自然科学一样实现精确化，通过日益运用条理化的结构模式，增强自身的科学和严密性。

后实证主义者认为，理论范式也有比较明确的研究纲领和程序。许多人批评这种范式的研究：没有普遍被接受的方法、程序和一整套共识的专家意见；解决问题的方法比较抽象，往往不够具体和精确；对研究结果没有充分的信心和信念……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理论研究“怎么都行，怎么说都可以，或者没有任何标准”。相反，理论研究恰恰由于缺乏诸如有实验的方法这样的东西来依靠，就迫使自己必须“以概念分析为首要步骤、以框架问题为主题、以问题解决为中心”［9］，寻求甚至是更大程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精确性。理论研究范式把原创性、富于想象的感受性和纯粹理智逻辑的严密性三者结合了起来，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建构知识系统的不可取代的精神资源。例如，“近几年来，理论心理学的最重大成就之一就是提出如何取得统一的规划和评价标准”。［10］在心理学的发展战略规划方面，后实证主义者提出要将心理学领域统一规划为两种本体论：心理主义的本体论和物质主义的本体论，且不可从一个还原到另一个。心理主义的本体论强调心理学领域应该被限制到思想、感觉和有意义行为上；物质主义则应该将心理学限制到身体的物质状态、特别是脑和神经系统上。这两种本体论会进一步推动心理学的繁荣和进步。在科学研究评价标准问题上，受当代科学解释学和科学修辞学发展转向的影响，倡导后实证主义的学者提出，可以从3个层面上建立新的科学评价标准：1概念与逻辑标准；2科学解释学的标准即价值和意识形态标准，通过分析理论的价值和社会应用功能，判断理论的优劣；3科学修辞学的标准通过修辞和叙事手段，理论可获得语言系统的形式化和公理化表述。“而与实证数据的一致性不再是唯一的标准”。［11］理论研究范式允许区域内扩张。

二、前沿主题：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

近年来，后实证主义者不仅在反思传统心理学的基础性前提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在探索新的心理学知识理论形态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以元理论研究、文化心理学、社会建构论为代表的一批新的研究范式初现端倪，汇成了当前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前沿主题。

（一）心理学的元理论研究

理论创新是现代科学研究的灵魂。现代科学研究创新的显著特点在于，当今科学技术的变革是整体性的知识框架的变革，而不只是局部和事务性的变化。有关理论本身及其社会意义、技术、方法、策略手段、选择和评价的，是最重要的一类知识，这就是“元理论”和“元技术”。元理论和元技术是一种在整体意义上更多更好的理论或技术。因此，重新思考传统基础理论的价值和重建科学的元理论基础便成为当代心理学的重要发展趋势。长期以来，心理学在努力成为一个统一的理论方面常常显得力不从心，但是寻求心理学的理论范式的努力还一直在继续。尽管在新的千年里，心理学的分化与分裂还在加剧，但致力于澄清基础理论秩序的元理论研究的兴起，也标示着当代的心理学者已经有勇气来面对这些反复出现的根本问题。因为它们都是必须面对却又有可能无法做出圆满回答的问题。瓦格纳指出，20世纪末期的社会科学各种问题虽然相互纠结，但是社会科学内部出现了最为关注的两大主题：一是致力于澄清理论，二是致力于为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确立坚实的基础，即“以多种理论模式作为建立秩序的根据”［12］。心理学的发展也证明，研究人的行为活动离不开对基础理论的系统评价和反思活动。当前后实证主义者将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划分为两部分内容：一类是元理论；另一类是实体理论。元理论是指以学科自身以及学科的研究状态及其发展规律为对象的研究取向，其研究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作为获得对理论更深刻的理解手段的元理论，努力发展现存学科理论的潜在结构；二是作为理论发展之前奏的元理论，即研究理论是为了产生更新的理论；三是作为中心观点之来源的元理论，即研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产生一种成为部分或者全部心理学理论之中心的观点。［13］一般来讲，元理论的研究价值在以下两种情境中最具有学术意义：一是当一门学科的主题概念出现某种转变，从而要求修改目前该学科中所通行的研究范式和纲领；二是由于学科很久没有进展，似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许多研究者越来越困惑，于是便对某一学科奠基者当初提出的学科目标的可行性、理论的恰当性等基础性问题提出反思、追问和质疑。寻找“心理学理论应该是什么”的潜在结构问题是目前元理论研究的重心内容。元心理学的基本学术领域是“致力于理解心理学的本质和潜力”［14］。

(二)多元方法论问题

方法论是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必然组成部分。新科学的理论基础必然要求重建科学方法论，以便为心理学研究提供新的途径和视角。所谓方法论，是指讨论研究方法如何符合科学原理的理论，其包括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选择方法的依据、理论评价的标准、科学哲学对心理学的影响、方法与对象的关系、研究方法的利弊得失、心理学研究所应遵循的指导原则等。心理学方法论重点探讨诸多变量之因果关系的准确性问题，明确一些作为研究前提的基本观点。多年来心理学对理论研究排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其难以找到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黑格尔说过，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因为观点结论的正确性必须通过方法来支撑，因而，近年来后实证主义者十分重视对心理学方法论问题的探讨，他们提出要确立一种多元方法论标准评价体系来解决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困境。长期以来，心理学界盛行着“方法中心论”观点，造成了现代心理学陷入一种理论上缺乏中心、而在方法论上试图保持一致的“独特”学科。后实证主义者反对以定量方法评价一切的做法，提倡多元化的方法论模式，认为方法的丰富性、多元性是学科成熟的标志。成熟学科的理论范式是相对稳定的，而方法是多元的，通过多样的方法可以揭示科学的丰富内涵。多元成分之间是互补的、和谐的，而不是对立的、不相容的。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并不排斥实验和测量，而是强调要防止对实证方法的绝对盲从和迷信。主张实证研究应该成为多元心理学研究范式中的一元，而不应再享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因此，后实证主义所强调的多元化方法取向，既尊重传统的科学方法如定量和实证的研究成果，也重视质的研究方法、叙事的方法和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倡导理论与方法的契合性和多样性。认为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不能选择任何一种而排斥其他方法，应该根据研究的问题来选择研究方法。他们认为，目前心理学研究方法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1适用于所有研究的方法；2适用于定量研究的方法；3适用于质性研究的方法；4适用于社区心理学的特殊方法。［15］其中第1和第3种更具有理论范式的研究特征。后实证主义者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理论研究不能长期停留在批评、质疑和反思的层面上，也必须运用新的知识和技术方法去阻止心理学的解体。近10年来，心理学理论研究在方法领域做出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元分析方法、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行动研究、模型方法、解释学、叙事心理学和质性研究技术的兴起，为理论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工具。

（三）文化反思与心理学的理论建设

从文化视角探讨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心理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是加强心理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切入点。文化与心理学的发展是相互关联的，在文化中寻求意义是人类行为的真正原因。格根指出，作为文化资源的心理学理论研究需要从实证主义的范式中解放出来，把潜在的理论结构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布鲁纳晚年对认知心理学发展中的失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反思性批判。他认为，将冯特开创的另一个心理学研究范式理解为“民族心理学”是不正确的，而应该是“文化心理学”。因为冯特曾说，心理学应该看作是文化科学的代表(geistewissenschaften)，而不是自然科学的代表(naturwissenschaften)。布鲁纳和奈瑟明确指出，文化取向的心理学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一大失误是在开始阶段从“意义”转向了“信息”，意义概念被替换成了计算能力。目前“要还心理学以原貌”，要使认知革命复归于“意义建构”，必须使“心理学植根于文化，围绕着这些使人与文化相联系的意义形成和意义使用的过程来组织”科学理论。［16］在布鲁纳等人看来，心理学的理论建设包括软文化约束与硬文化约束两个方面。因此，心理学的文化研究既涉及对文化心理学的深入研究，同时也探讨心理学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品性，另外还需要重视学科文化制度建设和职业制度建设等要素。仅从制度文化建设层面上而言，心理学的文化内涵功能便非常突出。心理学的文化内涵不仅涉及科学观、方法技术方面的规范，同时还包含一系列社会规则、制度、政策文化的引导。国家的科学政策、社会体制、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历来是影响制约甚至决定心理学发展的一项重要变量。作为文化制度建设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在科学建制设计、职业标准制定、专业人力资源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学术规范建设等领域，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许多国家的文化政策对心理学的人力资源建设与职业培训起到了制度性的推广作用。例如，目前美国心理学有30多万专业工作者，日本是5万，以色列为1万，而我国只有不足5千人。美国心理学的繁荣得益于联邦政府所给予的许多特殊优惠政策的支持。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心理测验和评估在军队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美国军方对心理学的积极支持。而《国防教育法》、《中等教育法》等政策法规更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使心理学在国家核心部门和国民教育制度中扎下了根基。现代西方的医疗卫生制度又使全体公民的身体健康具有医疗与心理治疗这样两套保护系统。近年来联合国科文组织也要求，在每6000—7500名中小学生中，至少需要1位心理学专业工作者（以此标准我国仅中小学便需要3万名专业服务者）。目前后实证主义者提出，要以更广泛的文化视野重建心理学的学科制度与职业制度。在我国，文化心理学研究已经有了相当规模，但是对心理学的制度建设研究探讨的不够，我们特别需要加强宏观制度层面的心理学文化建设力度。

（四）社会建构主义与修辞心理学

后经验主义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强调理论的社会建构特性。社会建构主义主要有三个派别：后现代的社会建构论、实在论的社会建构论和修辞反应的社会建构论。以格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者提出，要“使科学主义心理学对人的扭曲需要让位于一种本来就应该是合理的并且是开放的心理学了，并且精神世界丰富多彩且充满思想、记忆、知识和态度的人类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心”。［17］强调在后现代的科学观、技术观、实践观基础上，建设更加人道合理的理想的“后现代社会”，探索出新的精神形式、文化样式和心理学样式。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科学理论是暂时的、可以修正的。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完全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心理学研究并不是知识的客观积累过程。心理学理论存在于学科共同体之间的语言沟通、协商之中，学科专业术语是对话、沟通和协商的结果，语言习惯的使用来自于语言前结构被普遍化为“科学事实”。以肖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者则在科学修辞学的影响下，发展起了一种修辞心理学，这也为反思实证主义的科学基础提供了不少新的线索。修辞和叙事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一直受经验实证科学的排斥。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理论通过中性的语言，以逻辑的、客观的方式表现自身，与叙事和修辞手段没有任何联系，科学必须以“理”服人。但肖特等人强调，修辞和叙事并不是文学的独有产物，实际上科学也在运用这种手段，以增加理论的魅力。修辞和叙事具有方法论意义，科学陈述其实都建立在修辞的操作上。通过修辞和叙事手段，理论可获得语言系统的形式化和公理化表述，为判断理论陈述的一致性和完美性提供了形式化的标准。同时，“修辞和叙事作为一种方法论也是一个发明、创造和批判的过程，是一个理论意义的重建过程。修辞和叙事也具有认识论的意义”［18］。修辞与现实之间经常存在着许多矛盾，通过对这些矛盾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发现潜在的理论结构。

(五)辩证法心理学

社会建构主义和修辞心理学的崛起，也为重新反思辩证法和重建辩证思维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机遇。辩证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古希腊哲学中早期的辩证法包含有“对话”、“话语”、“修辞”、“劝导”等多种含义。自20世纪70年代末里格尔的辩证法心理学的出现，到80年代以来皮亚杰和新皮亚杰主义思潮的兴盛，再到当前哈夫曼的拓朴辩证法心理学的兴起，标志着“思想或事实的对立面的统一这种以正题、反题、合题的方式发生的逻辑发展”［19］。辩证法对科学理论重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辩证法不仅为人们理解当代生活和社会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而且对心理学科学观重建的理解将具有更为开阔的思想视野和更为深远的历史眼光。人类的心理世界具有辩证的同一性，而非机械的同一性。有的西方学者提出，辩证法就是对非同一性的一贯认识。“人的精神、意识是最高的辩证法”［18］。辩证法超越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抽象的两极对立，实现了绝对与相对、无限与有限、理想与现实等一系列矛盾的和解。这种思想智慧对于克服当代心理学的深层困境，推动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心理学理论在行动

后实证主义者提出，理论研究的社会实践应用问题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除了“需要奋力组织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外，理论研究也涉及了实践应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后实证主义的理论研究范式实际上也是一种主张生活实践的哲学，其强调心理学的作用应体现在现实生活中，认为心理学要像经济学、社会学那样，在市场决策、政治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实践中包含着前理论的成分。理论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公平与正义的保证是无法估量的，同时对人的实际生活也发挥着隐性的、实在的支配性作用。根格指出，关于心理学的理论如何行动问题，目前已经出现了两种比较成熟的模式即理论评价模式和合作反思模式。理论评价的行动模式是首先通过现象分析，确定有意义的行动方案，其次进行理论评价。在理论评价过程中，要求建立模型框架，做出合理的解释，制定实践行动计划。而合作反思理论的行动模式是，研究者与参与者共同持有一种假设并设立研究目标，然后采用统计分析方法收集有用的数据信息，开展实践评估与校正活动，在实践中重新认识并发现新的可能方向。当然，“新的社会现实会导致新的研究模式再次产生”［20］。

三、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转换的意义

当代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中许多关键领域在性质上的变化，无疑对于国内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意义。

(一)持续创新是心理学进步繁荣的不竭动力

心理学是在西方传统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土地上成长壮大起来的一门学科，西方学者仍然在反思与修正传统心理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以追求和建设更加完美的心理学。推动西方现代心理学持续进步的根本动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思想的心理学；另一是作为科学的心理学。科学的心理学与思想的心理学并行不悖。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范式更多地属于思想的心理学。同其他研究相似的是，西方当代的研究进展一直是中国学者认识和理解同类型问题的参照。与西方研究相比，国内研究经常处于理论滞后及错位的状态。我们往往只重视对西方“科学的心理学”资源的引进和转借，而对“思想的心理学”资源学习借鉴得十分不够。寻求中国心理学的进一步繁荣，需要从理论思想范式、学科制度、职业建设以及新型人力资源培养等方面持续创新，不断缩小与西方差距，努力把我国的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大学科。

(二)后实证主义的心理学研究标示着一种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的问世

行为心理学论文例10

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这本来是档案界大多认可的共识。但近期有学者对此给予否定的回答，甚至得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成立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

1的结论。笔者无意逐一论争，仅从三个方面略述浅见。

首先，文件中心的建立目的和理论依据能否等同？有学者认为“经济上的节约原则，是美国政府成立文件中心的主要依据，而不是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依据”

2笔者可以简要回顾一下文件中心的产生过程。文件中心最早产生在美国，最初形式是二战期间海军部为集中保存平时不常使用的数量庞大的文件而设立的临时库房。由于这种库房及设施不如档案馆要求高，既适应了战后的经济形势，又能满足各联邦机构的相同需求，因此很快在全美推广开来。1950年颁布的《联邦文件管理法》授权设置联邦文件中心，由国家档案与文件局领导，隶属于联邦档案系统。尽管建立文件中心最初的确是“一种政府行为”

3也的确是为了实现经济上的节约，但这应当是文件中心建立的目的，与其理论依据不能混为一谈。从产生时间看，文件中心先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恰恰是发端于对文件中心这一实践事物的理论解释，后来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文件的整个运动过程以及对这一过程的全面管理，最终因客观揭示了文件的运动过程和规律而成为文件管理的核心理论。可见文件中心出现在前、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形成于后，正是对理论源自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的有力证明。如果以文件中心产生之时尚无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由得出二者没有必然联系的结论，恰恰正是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颠倒。

其次，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有无必然联系的关键要看后者能否成为前者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文件从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依据文件的不同价值及其作用形式这个完整过程可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文件在每一阶段因其特定的功用和价值而与管理形式、保存场所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关系”

4它之所以是对文件运动过程和规律的客观描述和科学抽象，关键在于抓住了文件运动的基本动力——价值形态及其规律性的转化。化用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的经典论述，文件具有两种价值形态，即对形成机关的原始价值（第一价值）和对非形成机关的从属价值（第二价值）。这两种价值形态在文件运动过程中不断进行规律性的转化：第一价值逐步递减，第二价值逐步递增，最终实现第一价值向第二价值的转化。

第一价值决定了文件在现行阶段为形成机关服务是首要目的，保存场所应当是机关内部，以满足方便控制和频繁利用的需要。到半现行阶段，文件的第一价值开始衰退，尽管其对形成机关仍具有查考作用，但利用频率大大降低。此时服务对象仍以机关为主，保存场所需具备两项功能，一是继续发挥文件的第一价值，满足形成机关的利用需求；二是检验文件是否具有第二价值，为最终处置，即销毁无价值文件或将具有历史价值的文件移交永久保存机构（档案馆）做好准备。进馆后历史文件的服务对象由形成机关扩展到社会各界。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紧紧把握价值形态的变化，描述了文件从产生到最终销毁或永久保存的运动过程；揭示了这一连续过程因价值形态的规律性转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阐明了每一阶段的特定价值与服务对象、保存场所和管理形式的对应关系。

文件中心的性质和功能能否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找到合理解释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从阶段划分来看，文件中心是与文件的半现行阶段相对应建立的一种过渡性保管机构，处在形成机关与档案馆之间的中间位置。它之所以具有过渡性和中间性，是因为半现行文件在文件整个运动过程中处于中间阶段，相应要求保管机构既因文件的原始价值继续满足形成机关的利用需求，又因文件的潜在历史价值为历史文件进馆保存做好准备。这决定了文件中心必然具有过渡性，具备满足形成机关利用需要和确保进馆文件质量两项基本功能。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揭示的文件运动过程和阶段划分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各阶段对应的保存场所在不同国家可能名称各异，但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基本功能。文件中心的现实也充分证明这一点，它在许多国家的名称和形式不尽相同，但始终都是一种过渡性的半现行文件保管机构。

再次，如何辩证看待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关系？如上所述，文件中心是西方国家找到的一条保管半现行文件经济和有效的途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从探寻文件中心的理论根源起步，逐步扩及文件的整个生命过程和全面管理，最终上升为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成为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的理论基础。以上分析表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无愧于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还能为价值形态不同的各阶段文件对应的保存场所提供理论依据，不管它们的名称如何。然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并不意味着认可这一理论就必然要建立文件中心；也不意味着没有文件中心，这一理论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如果把二者的密切联系仅仅看成是狭隘的依存关系或唯一的对应关系，不免过于绝对化和简单化。笔者认为，二者确实存在密切联系，这种辩证关系表现为文件中心的建立符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但文件中心不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唯一应用对象，不能以文件中心的建立与否作为评价该理论的高低并衡量其适用性的唯一标准。

根据以上评析，笔者的结论是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存在必然联系，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源自文件中心实践，并成为文件中心坚实的理论基础。进一步而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并非国外“专利”。尽管“文件生命周期”概念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但文件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事物，其运动过程和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可说是西方档案学者总结出的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中国同样存在探索这一运动过程和规律的努力。因此，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无论在中外冠之何种名称，都是全球档案界共有的理论财富。这也说明我国同样存在建立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

二、焦点之二：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不同能否成为我国建立文件中心的障碍？

对文件、档案概念的理解是文件中心可行性问题理论分歧的另一个焦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差异，决定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自然也不宜建立文件中心。5有的学者针锋相对，提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6］。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评价及是否适用于中国，笔者拟另文探讨，这里只想就中外文件、档案概念差异的实质及与文件中心的关系略述浅见。

尽管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表述有多种形式，但差异的实质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角度看，可归结为对文件运动阶段的划分并不完全一致。该理论依据价值形态的转化将文件运动过程大致分为现行、半现行和非现行阶段，从价值变化讲就是第一价值旺盛、第一价值衰退、第一价值丧失／第二价值凸现三个阶段。但由于各国国情和文档管理体制的差异，以及学者观察问题角度有别，不同国家和学者可能有各种具体划分方法，仅据有的学者粗略统计就达十数种之多，从二阶段到八阶段都有，划分标准也五花八门，包括利用频率、保存地点、管理程序、作用形式等等［7］。这表明阶段划分不可能也不应当强求一致。与较富代表性的英美国家相比，中外文件、档案划分的异同主要有三：一是对档案阶段的规定存在差异。在上述三阶段中，英美国家多把非现行阶段才视为档案，而我国从半现行、甚至现行阶段后期就视为档案了。二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界限或者说标志存在差异。英美国家多以进馆为转化标志，而我国多强调“归档和集中保存，既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一般程序和条件，又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一般标志和界限”［8］。三是各阶段文件对应的保管场所有同有异。英美国家分别是形成机关、文件中心和档案馆，我国则为形成机关、档案室和档案馆。以上差异表明我国档案概念的外延大于英美国家，相应带来对文件、档案关系的理解问题。

根据我国传统的狭义文件观，把文件与现行阶段对应、档案与后两个阶段对应，就很难理解档案是文件的一部分，极易得出二者是不同事物的结论。但笔者认为，国外对文件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文件对应的是文件运动全过程的所有阶段，这就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文件”的含义；狭义文件对应的是现行和半现行两个阶段，这就是英美国家通常所提的“文件”概念。据此文件与档案的关系可以解释为：档案是广义文件的一部分，档案由狭义文件转化而来，档案与现行、半现行文件是同一事物在不同运动阶段上价值形态的体现。这样一来，中外文件、档案划分的差异主要就是对文件（狭义）由何阶段转化为档案以及转化依据和标志的不同认识。我国多把文件从业务部门或文书处理部门移交到档案室后称之为档案，表明文件从半现行阶段开始转化，转化依据和标志通常是“归档”。而在英美国家，文件直到非现行阶段进馆保存后才被视为档案，转化依据和标志多是“进馆”。笔者认为文件从哪一阶段转化为档案并不重要，关键应认清引起转化的本质因素。无论是我国的“归档”，还是英美国家的“进馆”，都不足为本质因素。因为这种转化包括存贮形式和本质两个方面，前者是指文件办理完毕后经过立卷归档，由分散流通状态转变为集中存贮状态；后者是指文件由记述和传达现行信息的载体转化为历史记录。归档和进馆都只不过是为安全保管和利用的方便而实行的一种工作制度或程序，只能表现存贮形式的转化，无法完全体现文件与档案的本质区别。只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价值形态的变化，才能全面揭示出文件与档案发生存贮形式和本质作用变化的本质因素。可见，与归档和进馆相比，价值形态转化才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一种更加客观的依据和标志。

中外对文件、档案概念的不同理解应否阻碍文件中心的建立，笔者持否定看法。理由主要有三。首先，尽管中外文档划分存在差异，但都实施了分阶段管理，各阶段均有相应的保管场所和管理形式。这说明中外存在这样一种共识——尊重文件客观规律采取阶段式管理，使管理最为合理和有效。这种共识就可为我国建立具有诸多优越性、广受西方青睐的文件中心清除理论障碍。其次，文件中心是与半现行文件相对应的管理机构，因经济高效的优点得以在西方国家普及。无论我国有无半现行文件的提法，这一阶段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有相应的保管机构。但我国已有档案室的现实从理论上讲不应构成建立文件中心的障碍。再次，西方国家对文件、档案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的把非现行阶段文件才视为档案，有的认为文件从现行阶段起就已转化为档案，这些具体差异并未妨碍文件中心在这些国家的普遍建立。可见，以中外文档概念不同为由反对建立文件中心的观点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以上评析，笔者的结论是建立文件中心需突破我国传统的狭义文件观，呼唤一种广义的文件观，这也正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反映的文件观。按照这一科学理论，文件概念的外延应包括文件从形成到最终归宿完整运动过程的所有阶段，而不是其中某一特定阶段。我国部分学者所谓“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根本不符合我国实际”［9］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名不副实”［10］的结论，都是从狭义文件观来考查这一理论的。狭义文件观的严重不足在于过分强调文件各阶段的区别，忽视各阶段的固有联系，因此难以准确反映文件与档案的关系。西方各国尽管对文件的阶段划分以及对各阶段的称谓不完全一致，但它们普遍建立文件中心正是基于对广义文件观的一致认同。可见，假如不能接受广义文件观，就无法真正理解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质，也无法辩证看待文件中心的可行性。

总之，笔者认为文件中心的建立在我国不乏理论基础，如果认同广义文件观就能为消除上述理论分歧提供一种解决思路。

注释：

［1］林清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没有必然联系》，《山西档案》19996。

［2］同上。

［3］同上。

［4］笔者与韩玉梅共同主编：《外国档案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5］王茂跃：《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山西档案》19976。

［6］何嘉荪：《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山西档案》19985。

［7］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