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管理论文例1

自1987年由当时的国家环保局和国家科委支持的江苏大丰全国第一个生态县规划开始以来，作为技术支持单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与当地政府生态政区建设办公室合作组织了一大批跨学科的研究人员先后开展和跟踪了大丰生态县、扬州、日照生态市和海南生态省等国家环保总局批准的典型生态政区规划、建设与管理以及相关课题的理论和应用研究。18年来，我们与当地的科研、决策和管理人员一起在理论探索、规划编制、能力建设、人才培养和典型工程示范中取得了一定的经验、教训，也发现了一些挑战和机遇，在这里与大家磋商。

1生态政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富人阳春白雪的奢侈品吗？

生态政区的测度指标是过程的健康程度而不是目标的绝对数量，必须看趋势、看进步、看活力、看阈值(饱和度)、看公平性、看和谐度、看满意度。经济富裕的不一定都是生态合理的，发展滞后不一定生态落后。生态政区的目标是生态和谐而不是环境优美，自然条件较差地区也可以通过生态建设实现关系和谐。目前创建生态政区的过程中，人们过分看重生态政区评估的绝对指标而忽视相对指标，着重结构指标而忽视功能指标，着重静态指标而忽视动态指标，导致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创建生态政区的积极性不高。今后除部级的评估考核指标要逐步完善、科研部门的重点要有所倾斜外、体制改革要相应配套外，各地区的思想解放、观念转型十分重要。

生态政区的内涵远不是经济发达和环境优美，其根本宗旨在于引进统筹兼顾的系统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巧夺天工的经济观和以人为本的人文观，实现不同发展水平下城乡建设的系统化、自然化、经济化和人性化。

(1)系统化针对传统城市建设中条块分割、学科分离、技术单干、行为割据的还原论趋势，引进生态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整体、协同、循环、自生的复合生态系统原理，重视景观整合性、代谢循环性、反馈灵敏性、技术交叉性、体制综合性和时空连续性。

(2)自然化营建一种朴实无华、多样性高、适应性强、生命力活、能自我调节的人居环境，具有强的竞争、共生、自生的生存发展机制；强调水的流动性、风的畅通性、生物的活力、能源的自然性以及人对自然的适应性和低的风险。

(3)经济化以尽可能小的物理空间容纳尽可能多的生态功能，以尽可能小的生态代价换取尽可能高的经济效益，以尽可能小的物理交通量换取尽可能大的生态交流量，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优化。

(4)人性化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身心健康的基本需求和交流、学习、健身、娱乐、美学及文化等社会需求，诱导和激发人们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信仰境界和天地境界的融和与升华。

2生态政区建设是物理环境和生物环境的建设，钱到渠成吗？

生态建设是各类自然、社会和经济生态关系的建设，需要从体制、技术、行为多方面全面规划、设计与管理，资金可以加速硬件环境的建设，而软件核心件环境的建设光靠资金是不行的，必须以认知文化和体制文化为切入点，通过观念转型、体制改革、科技创新强化完善生态规划、活化整合生态资产、催化孵化生态产业、优化升华文化品位来培育。才有可能引来项目、资金、技术、人才，改善硬件环境。

生态政区建设面临新旧体制的矛盾、条块分割的冲突、上下认识的差异、内外环境的匹配、近期和远期效益的权衡，以及局部与整体关系的处置。事实表明，成功的生态政区建设必须有一个革新的班子、一类先进的理念、一种统筹兼顾的机制，一套决策咨询、科技术孵、信息反馈的技术支撑体系，一支长期合作、相互信赖的科研队伍，以及一个人才培训、绩效考核、生态监测、社会参与和舆论监督的能力建设网络，缺一不可。

3生态政区追求的是环境、经济双赢目标吗？

当前社会上流行一种观念，认为国内外经验表明，先污染后治理、先规模后效益、先腐败后廉洁是资本积累的必由之路，最终都能达到环境经济双赢。其实，早期工业化国家经过200多年的摸索实现的局部环境经济双赢，是以对全球生态资产的掠夺、全球环境的恶化、殖民地人民的贫困和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换来的。沿海一些经济发达但生态失调地区局部可以双赢，也是以牺牲区域利益、健康利益、农民利益和社会利益为代价(不健康、不公平、不文明)换来的。

发展是硬道理，包括经济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环境的发展。生态政区建设就是要在资源和环境容量高效利用的前提下，以生态为纲，拉动社会、经济的快速起步和环境的和谐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富裕、健康和文明，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的三赢而不是双赢，双赢不是可持续发展。生态省、市、县规划要在对传统双赢战略的反思中强调区域环境尺度上的生态整合，产业层次上物质生产方式的重组，文化层次上人的素质观念和体制耦合方式的升华，实现人、物、境三层次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这里的生态不只是生物生态、景观生态，更重要的是有关人类行为的社会生态、物质利用方式的经济生态、和复合生态系统尺度上的整合生态。

4面向循环经济的生态产业是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和循环利用的环保产业吗？

面向循环经济的生态产业是生态政区的动脉。循环经济是针对传统线性生产、单向消费、线性思维型的传统工业经济而言的。资源合理利用和物质循环再生的3r原则(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原则但不是全部原则。循环不是简单的周而复始或闭路循环，而是一种螺旋式的有机进化和系统发育过程，包括物质的循环利用和再生(将时空错置的废弃物资源重新纳入代谢循环中)；能源的清洁利用和永续更新；信息的灵敏反馈和知识创新；人力的培育、繁衍和继往开来；资金的高效融通和增值；空间格局和过程的整合而非破碎，融通而非板结，平衡而非滞竭；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连贯性、代际公平性和过程平稳性；以及自组织、自适应、自调节的协同进化功能(进化而非优化，柔化而非钢化，人化而非物化)。循环经济导向的产业生态转型需要在技术、体制和文化领域开展一场深刻的革命。

循环经济不只是物质的闭路循环，而且是一场技术、体制、行为领域有关生产要素、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革命和结构、功能的重组。与资源合理利用和物质循环再生的3r小循环相对应，当前我国循环经济转型的首要任务是促进观念转型、体制改革和功能重组的3R大循环。

观念转型(Rethinking)：从还原论走向整体论，从掠夺型走向共生型。促进决策者、经营者、消费者、科技工作者和社会传媒在生产、消费、流通、还原和调控方面以信息反馈为核心的理念更新和观念转型。

体制改革(Reform)：从基于产值与利润的物流型部门经济小循环走向面向社会与自然的服务型区域经济大循环，引进催化、孵化机制，促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景观结构、管理体制和科技结构的横向、纵向、区域和社会耦合。

功能重组(Re-function)：从谋生型被动受控行为到学习型自主自生行为，从物态、事态走向人类生态，促进从微观、中观和宏观等不同时、空、量、构、序尺度的功能整合和规划、建设、管理领域的技术更新，促进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功能健康型循环。

3R大循环的核心是运用产业生态学方法，通过横向耦合、纵向闭合、区域耦合、社会整合、功能导向、结构柔化、能力组合、增加就业和人性化生产等手段促进传统产业的生态转型，变产品经济为功能经济，促进生态资产与经济资产、生态基础设施与生产基础设施、生态服务功能与社会服务功能的平衡与协调发展。

循环经济首先是一种市场经济，遵守竞争原则、效率原则和效用原则。现代循环经济既要求宏观尺度上资源利用的效率，又要求微观尺度上经济发展的效用，实现高效与和谐的辩证统一。我国整体上还处在工业化的初期，我们的建设既需要发展的稳度又需要发展的力度，如果只强调物质的闭路循环而忽视产业发展的力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骤会十分缓慢。循环经济依托于自然生态的大循环(水、土、气、生、矿从摇篮到坟墓再到摇篮的全代谢过程)，社会生态的中循环(规划、管理、研究、教育、消费)和产业生态的小循环(研发、生产、营销、废弃物管理和培训)。未来循环经济的焦点正从运筹物态(优质畅销的物质产品)向事态(多功能的社会系统服务)、生态(无形的自然生态公益)和人态(企业和社区文化与人的能力建设)转型(图1)。

生态政区的产业不可能都是生态产业，而是面向循环经济的产业生态转型，包括传统产业的转型和新兴产业的孵化，要通过从产品经济走向服务经济的功能导向、从链式经济走向循环经济的纵向闭合、从竞争经济走向共生经济的横向联合、从厂区经济走向园区经济的区域耦合、从部门经济走向网络经济的社会复合、从自然经济走向知识经济的软硬磨合、从刚性生产走向柔性生产的自我调节、从减员增效(效率)走向增员增效(效率加效用)的就业结构调整以及从务工谋生走向生态乐生的价值观念转化，系统推进生态政区的产业革命，探索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效和谐发展地方经济的新型产业化模式。

5生态文化是文物保护、景观塑造的物态文化吗？

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是生态政区的灵魂。生态文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自然与社会生态关系上的具体表现，是天人关系的文化，涉及体制文化(管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局部与整体关系的体制、制度、政策、法规、机构、组织等)；认知文化(对自然生态、人文生态以及天人关系的系统生态的认知，包括生态哲学、生态科学、生态技术、生态美学的教育和传播)；物态文化(人类改造自然、适应环境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消费行为，以及有关自然和人文生态关系的物质产品，如建筑、景观、古迹、艺术产品等)；心态文化(人类行为及精神生活的规范，如道德、伦理、信仰、价值观等，以及有关自然和人文生态关系的精神产品如文学、音乐、美术、声像等)。其核心是改造人、增强人类种群利用资源、适应环境，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进化的能力，而不只是狭义的文物保护、景观塑造意义上的视觉文化。

6生态政区建设规划就是行政区域的生态环境规划吗？

生态政区建设规划不同于政区生态环境规划，它是一类综合型的可持续发展规划，是包括生态环境、生态产业和生态文化以及三者相互关系在内的战略发展规划。“生态政区”中的生态不是简单的天蓝地绿、山清水秀，而是一种竞争、共生、自生的生存发展机制；一种具有开拓性、适应性和可持续性的活力结构；一种时间、空间、数量和秩序持续与和谐的服务功能；一种不断进化与完善的通向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一种发展生产力同时又保育生存环境的战略举措；一场技术、体制、文化领域的社会变革。其理论基础是作为自然哲学、系统科学和工艺美学的生态科学。生态是辨证的，和谐而不均衡、开拓而不耗竭、适应而不滞留、循环而不回归。

生态政区规划包括生态概念规划、生态工程规划和生态管理规划。其中，生态概念规划包括自然和人类生态因子规划；生态关系规划；生态功能规划；生态网络规划。

(1)自然生态因子规划水(水量、水质、水生、水景、水灾)；火(太阳能、化石能、气候、大气)；土(土壤、土地、地质、地理、景观)；木(植被、作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他生命有机体)；金(矿产、建材，营养物、废弃物)。

(2)人类生态因子规划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动态)；人力(劳力、智力、购买力)；人文(技术、体制、文化)；人心(价值、信仰、伦理、道德、风尚)；人气(集聚效应、环境影响)。

(3)生态关系规划空间区域流域政域城域街区；时间：地质地理城建经济人文；数量：规模速度密度容量足迹；结构：人口产业景观社会基础设施；序理：竞争共生自生再生进化。

(4)生态功能规划生产功能(物质和精神产品)；生活功能(就业、消费、居住、游息)；流通功能(人、财、物、信息)；还原功能(环境净化缓冲、废物循环再生、医疗保健、教育改造)；调节功能(人工管理和自然调节)。

(5)生态网络规划物质代谢网络(输入、排出)；能源聚散网络(供需、耗散)；水代谢网络(量与质、自然与人工)；交通运输网络(人、物、信息)；城市景观肌理(风、水、形、神)；城市社会纹脉(商贾、人文、邻里)；城市管理体制(社会、经济、环境)；城市安全网络(治安、急救、防灾)。

生态概念规划是一种新思路、大手笔、粗线条的战略规划、目标规划和概念规划，它不是代替，而是引导、促进、补充、协调城市总体规划、环境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为这些规划的制定和修编提供战略指导和生态协同方法。其功能在于指明方向、孕育机制、推荐方法、控制进程。主张一种逆向思维：不是怎样才能可持续发展，而是不这样发展就不可能持续。生态承载力K(含资源承载力、环境容量、市场潜力)、内禀增长率R(技术、体制、行为)以及系统整合力I(景观整合、产业整合、文化整合)的动态变化是生态政区调控的抓手，是生态规划的核心内容。

生态工程规划包括水生态工程、能源生态工程、景观生态工程、交通生态工程、建筑生态工程以及废弃资源利用的生态工程等的系统设计、规划与管理。

生态管理规划包括政区生态资产、生态服务、生态代谢、生态体制、生态文明的管理。其中城市生态资产指城市的生存、发展、进化所依赖的有形或无形的自然支持条件和环境耦合关系，它是城市生态系统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有形生态资产如太阳能、大气、水文、土地、生物、景观等自然生态资产和附加有人类劳动的水利、环保设施、道路、绿地等人工生态资产。无形生态资产包括生态区位、风水组合、气候组合等自然生态资产及交通、市场、文化等人工生态资产。生态资产审计、监测和管理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环节。城市生态服务是指为维持城市的生产、消费、流通、还原和调控功能所需要的有形或无形的自然产品和环境公益。它是城市生态支持系统的一种产出和功效，如合成生物质，维持生物多样性，涵养水分与稳定水文，调节气候，保护土壤与维持土壤肥力，对环境污染的净化、与缓冲，贮存必需的营养元素，促进元素循环，维持城市大气的平衡与稳定等。城市生态服务有时折合为生态足迹来计算。城市生态代谢是流入和流出城市的食物、原材料、产品、能流、水流及废弃物的生命周期全过程，具有正负两方面的生态效益和生态影响。可以通过生命周期评价和投入产出分析来测度。城市生态代谢评价是城市产业发展和市政建设的基础和依据。

海南、扬州、日照等省市的生态规划中提出了通过生态产业的孵化、生态环境的培育和生态文化的诱导去弘扬一种高效的生态技术、和谐的管理体制和系统负责的社会行为，促进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生态建设新模式，为各级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建设示范区建设提供了方法。如扬州生态市规划的重点是：以水资源调控、水环境治理、水生境保育、水景观建设和水安全保障为核心的区域生态建设；以生物资源循环再生、生态卫生设施建设和生态工程整合为核心的乡村生态建设；以可再生能源利用、人居环境建设和生态文化延续为核心的城镇生态建设。

7生态政区规划编制是规划单位的事、生态政区建设是环保部门的事吗？

生态政区规划不是一个职能部门或一个科研单位可以完成的，而首先应是主管领导的事，是各部门间综合协调的事。规划单位只能提供技术指导，其数据来源、关系调查、信息反馈和实施办法全靠各主管和职能部门承担。当前很多生态政区规划只是为完成任务，请一个规划单位，炒点概念，列点指标，纸上划划，墙上挂挂而已。其实，政府部门要的不是本本，而是推进生态政区整体建设的具体方针、政策和符合区情的行动纲领和外引内联的技术途径，规划不仅要写在纸上，更要渗透到地上和心里。科研单位的职责不只是编一个本本，而是要连续跟踪、与当地部门紧密配合，参与当地的能力建设和软硬技术的催化、孵化和策划。不仅要告诉执行者哪些不能做(红线)，还要告诉他们哪些能做(绿线)和怎么做。多年来，我们跟踪和参与大丰生态县建设18年、海南10年、扬州6年、日照5年等地的生态建设，帮助他们引进项目、培养人才、传播知识、更新规划、推进能力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生态政区建设不是单一环保部门可以组织和协调的。大丰1988年就成立了生态县建设领导小组和综合协调办公室，直属县政府领导，有编制、有经费、有计划、有检查。海南省由省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由计划厅和资源环境厅联合牵头成立了生态省建设联席会议和综合协调办公室，扬州、日照等市也都建立了生态市建设领导小组和综合协调办公室，在分管市长主持下协调各类超越环保部门权限的统筹兼顾事宜。我们也调查了一些正在开展生态政区建设的地区，凡是主要负责人不重视，没有建立部门间协调机制，没有落实人员编制、资金渠道和管理办法的，其生态规划都如同虚设，生态建设只是一个口号。

8生态政区建设就是分部门指标的达标建设吗？

生态管理论文例2

【关键词】出版生态/出版种群/出版群落/出版生态系统/出版生态学

【正文】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后，我国出版业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各种形式的出版物的品种、数量增长迅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我国加入WTO之后，我国出版界喊出了“狼来了”。“做大做强”似乎成了迎接挑战的必然选择，出版集团、报业集团、传媒集团纷纷组建起来，各出版媒介也纷纷扩大规模。由于出版业的高利润的诱惑，各路资金也对介入出版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2003年我国出版图书190391种，总印数66.7亿册；期刊9074种，总印数4287万册；报纸2119种，总印数383.12亿份；录音制品1333种，出版数量2.2亿盒（张）；录像制品14891种，出版数量3.54亿盒（张）；电子出版物4961种，9320.89万张。[1](P1-9)我国已成为出版大国。

但出版大国并不意味着出版强国。在繁荣之下，我国出版界也还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1)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新闻出版的审批制和出版资源的配置仍然是计划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形势。不少出版媒介内部机制僵化，压制了人才的创造性和活力。2)粗放型掠夺式经营，使得出版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低层次、低水平重复出版严重地浪费了出版资源。3)品种结构不合理，出版规模扩张过快，致使品种增加，印数下降，效益低下。4)市场不规范。出版物市场的区域割据和地区垄断现象仍然存在；行业内诚信意识薄弱，回款难的问题长期困扰着出版媒介；假冒伪劣泛滥、盗版猖獗。5)出版媒介的违纪现象时有发生，如严重违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宣传纪律，有的出版媒介甚至出卖书号、刊号。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地破坏了出版生态，也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日本出版的“大崩溃”[2]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并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国出版的“大崩溃”恐怕就为时不远了。

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用生态学的原理来研究出版，也许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生态学所强调的整体观、层次观、系统观和协同进化观，对出版业的发展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生态学的方法与社会科学结合，已产生了许多边缘学科，如文化生态学、知识生态学、信息生态学、媒介生态学等。[3-6]曾有人对出版生态问题作过一些讨论[7-11]，但尚未见对出版生态学做系统的、深层次的探讨。本文试图对出版生态学的概念、研究方法及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作粗浅的探讨。

一出版生态学的概念

生态学研究的是生命体即生物与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出版媒介具有生命体的特征：出版媒介具有新陈代谢的功能，它不断地进行着人员的更替，不断地从外界获得物质和能量，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伴随着新陈代谢的过程，出版媒介有诞生、成长、壮大、衰老、死亡或再生的过程。出版媒介在发展过程中，也在继承（遗传）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着创新（变异），从而使出版媒介的组织形式、出版物形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版媒介对外界刺激能做出一定的反应，即根据社会和读者的需求和市场的变化来确定自己的出版物的内容和形式，否则就会被淘汰。出版媒介也是在不断进化的，从最初的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再到胶印；从单一的纸质出版物，到现在的包括纸质出版物、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出版物；从过去的手工作坊，到现在的跨国出版集团，这些都是出版媒介进化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把出版媒介看作生命体，从生态学的视角考察出版现象。

所谓出版生态就是出版媒介与影响出版媒介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因素相互关系的总和。它是出版媒介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出版生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媒介环境，即互为环境的出版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是社会环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都影响着出版媒介的生存和发展。政治制度决定了出版政策和出版法律、法规，也决定着出版工作的性质。经济的发展对出版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出版无不打着其文化的烙印，而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也离不开出版载体。教育的发展为出版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为教育服务也是出版的一大职能。科技与出版更是密不可分，没有文字、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就不可能有出版，出版也承担着和传播科技成果的责任。

出版生态学就是研究出版媒介与出版媒介之间，以及出版媒介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和机理的科学。出版生态学是将生态学原理运用于出版学研究的结果。出版生态学是出版学的拓展，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开展出版生态学研究可以弄清出版媒介与影响出版媒介生存和发展的因素的相互关系，明确出版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及其进化规律，预测其发展趋势，进而探索调节以至优化出版生态系统、保护出版生态平衡、保证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二出版生态学的相关学科和分支学科

出版生态学既不同于编辑出版应用学科，也不属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态学。它所研究的既不是具体的编辑出版业务知识，也不是自然界的生态关系，而是出版媒介与影响其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因素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生态关系。它研究的出版生态规律既不同于传统出版学中一般的编辑出版工作规律，也不同于自然界的生态规律。因此出版生态学是出版学与生态学交叉而产生的一门边缘学科，是对出版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作为出版学的拓展，它与传统的出版学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所创新。“出版学是研究出版物、出版工作的性质、功能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其主要研究对象是图书和期刊。[12](P14)出版学的研究成果为出版生态学研究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出版生态学不去研究具体的出版业务知识，而是以整体的、发展的、系统的眼光研究出版媒介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它所研究的媒介涉及图书、期刊、报纸、音像出版物、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但并不去研究某一具体形态的出版物的性质和功能，而是研究同种媒介之间与不同媒介之间的生态关系，及其在出版生态系统进化中的作用。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生物学分支学科，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13]出版生态学运用生态学的原理来研究出版学，因此出版生态学与生态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出版生态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中的出版现象，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论，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广泛地向经济、技术、政治、法律、社会、历史、美学、伦理、哲学等众多领域渗透，推动了许多新兴学科的发展。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规律，基本观点和方法，为出版生态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传播行为及其规律的学科，它是一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性学科。[14]传播是出版的重要功能之一，因此出版学与传播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对出版生态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传播学研究的媒介范围很广，但侧重于研究广播、电视、报纸、网络这样的新闻媒介，与出版生态学中研究的媒介各有侧重，研究角度也不完全相同。

此外，出版生态学与管理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学科也有密切的关系。

出版生态学研究具有多样性和多层次的特点，因此它有许多分支学科。按照出版媒介的层次性划分，可分为个体出版生态学、种群出版生态学、群落出版生态学和出版生态系统生态学。按照出版媒介的分类来划分，可分为图书出版生态学、期刊出版生态学、音像出版生态学、电子出版生态学和网络出版生态学。按照出版媒介的组织环节划分，可分为编辑生态学、发行生态学、出版管理生态学等。按照出版生态演替的过程，又可分为古代出版生态学和现代出版生态学。

三出版生态学的研究方法

只有在正确的方法论指导下，科学研究才能取得预期的成果。出版学的一些传统研究方法如调查研究法、古今中外法、分析综合法在出版学研究中曾经是主要的研究手段，[15](P27-29)但这些方法远远不能满足出版生态学研究的需要。作为新兴边缘学科的出版生态学，应当在借鉴这些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方法，并积极吸取和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加强多学科、多方法的研究，发展自己的研究方法体系。总的趋势是，由定性研究趋向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由静态描述趋向动态分析，从局部研究到整体研究。

(1)调查研究的方法。出版生态研究离不开出版活动的各种数据、资料，这些数据资料不能凭空得来，必须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取得。随着数学方法的引入，调查研究的方法也日趋完善。进行出版生态调查研究，必须首先明确研究目的，然后制订研究方案，包括确定调查对象、抽样范围、抽样方法、测量方式、问题设计，并实施调查。取得数据、资料后，还要进行整理和归类，再根据需要，分析各类数据，抽出其中带规律性的东西，上升为理论，总结出观点，最后形成研究成果。这里就用到了概率与统计的方法，对大量复杂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也离不开计算机技术。

(2)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法。定性分析的目的在于识别研究单位的属性，分析它的组成要素，并根据不同的属性进行分类。定量分析则是对事物量的方面的揭示。在出版生态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利用定性研究来定义问题，寻找处理问题的途径。定量分析则可以用以验证定性研究中的假设。定量分析之前通常要以适当的定性研究开路。有时定性研究也用于解释由定量分析所得的结果。因此，尽管定量分析能够得到精确的结果，但定量分析不能取代定性分析，而必须以定性分析为前提。只有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才更有利于得出正确的结论。

(3)出版系统分析与综合研究法。系统分析是指在研究中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系统，通过对系统内各要素、结构和关系的考察，研究如何优化系统的结构以发挥系统的最佳功能的方法。通过系统分析，可以对系统的发展作出预测、决策和实行控制，可以找出系统从一种状态突然转化为另一种具有新功能的状态的条件、机制。而系统综合则是按照系统的诸要素、结构层次、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在思维中复制和设计系统整体的综合方法。在把部分综合为整体时，能够揭示各部分所不具有的新质态、新规律；它着眼于系统的最优效应，通过对系统各部分的创造性组合，实现系统设计的最优方案。

(4)宏观出版生态与微观出版生态相结合研究法。出版生态也可分为宏观出版生态与微观出版生态，宏观出版生态指整个出版业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科技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以及不同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微观出版生态则指出版媒介与作者、读者、经销商、印刷商，以及出版媒介内部各环节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宏观分析是指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对宏观出版生态进行的研究。微观分析则是指从构成出版业生产与流通整体的各环节、各部门、各工序、各层次、各方面，对微观出版生态进行研究。把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既可以全面地揭示出版生态规律，又可以通过科学分析找到维护出版生态平衡，保证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应当指出的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日益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许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方法相互移植与借用的结果。因为一种方法就是一种视角，从新的视角就可以发现新的问题，从而可以大大扩大思维空间，促使新思想、新学科的产生，出版生态学的产生就是如此。随着出版生态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将会逐渐形成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方法体系也会逐步得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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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版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出版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把出版与生态联系起来，并以其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作为研究对象，并从系统整体上去研究其结构、功能和动态，以至优化和调控。

出版生态学的研究内容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在微观生态方面，应当着重研究编、印、发、管等各个环节在整个出版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在宏观生态方面，则应从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层次研究出版的生态规律，这也是出版生态学研究的中心。

1.个体层次出版生态学研究

个体生态学也称生理生态学，它研究生物对环境适应性的生理机制。生理适应使生物在不良或极端环境中得以生存，提高存活力。同样出版媒介也必须适应社会环境才能够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个体层次出版生态学研究出版媒介（个体）与生态因子相互作用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以及组成这些个体的部门如编辑部、发行部（器官），以至编辑人员、发行人员（细胞），甚至可以小到稿件（基因），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出版媒介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灵活的适应机制，使自己保持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出版媒介内部的各个环节的联系，及其人员的素质是关键。那么，它需要建立怎样的联系，其人员需要怎样的素质？影响媒介的限制性因子是什么？出版媒介适应社会环境，同时也会反作用于社会环境，这种反作用有正面的，也可能有负面的。如何提高出版媒介的耐度，以增强出版媒介在极端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如何使出版媒介对社会环境产生正面的影响，抑制其负面的影响？这都是个体层次出版生态学需要研究的课题。

2.种群层次出版生态学研究

生活在一定环境中的全部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以各种方式彼此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整体，即为种群。[13]在自然界，种群和种群之间存在地理隔离和生殖隔离。同一地区的个体共享同一资源，因而在对待资源的关系上又表现出种内竞争或合作关系。在信息化社会，严格地说不存在相互隔离的出版种群，但是为了研究方便，在目前我国出版物市场被人为分割的情况下[16]，我们姑且给出版种群下如下的定义：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通过一定的条件联系起来的相同类型出版媒介的群体，称为出版种群。种群层次的出版生态学就是要研究在这种分割条件下的出版媒介个体之间，以及其群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就需要我们研究出版种群的数量、分布密度及其数量变动规律；研究出版种群的组成及出版种群的结构。各种形式的出版集团、报刊集团、传媒集团可看作是出版种群。目前我国的这些集团大多是靠行政手段组建的，并不完全是自发的市场行为的产物。如何合理地配置出版资源，规范竞争，加强合作，而不是各自为战，以最大限度地发挥集团的整体优势，仍是有待研究的课题。研究种群层次的出版生态，将为此提供有益的参考。

在研究出版种群时，我们不应该忘记书商。有些书商已不满足于仅仅做书刊流通的中介，而是通过买书号、刊号、版号进入出版媒介的行列中，可以称之为隐性媒介。这样的隐性媒介有多少？可能难以统计。在我国出版审批制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国有出版媒介不能积极有效地应对市场挑战，市场就会来配置出版资源，买卖书号、刊号和版号的现象就难以杜绝。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合理地解释出版种群的变动。由于买卖书号的不合法性，书商在资源分配上处于先天的劣势，但由于他们更加了解市场，畅通的销售渠道弥补了他们的劣势。但作为隐性媒介的书商也是不稳定的，其规模和数量均变动频繁。

3.群落层次出版生态学研究

所谓群落，是指生活在一定生境中的全部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以各种方式彼此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整体。例如一片由多种不同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组成的森林，和生活在森林里面的许多动物和大量的微生物，共同构成一个生物群落。生物群落只相当于生态系统中的生物部分。群落生态学主要研究生物群落的组成及其结构、性质与功能、群落内的种间关系、群落的发展与演替、群落的丰富度、多样性与稳定性，群落的分类和排序等。[17](P4-5)我们可以把一定区域内的图书媒介、期刊媒介、报纸媒介、音像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等出版种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组成的整体看作出版群落。不同的出版种群构成了出版群落的出版媒介多样性；不同的出版媒介具有不同的形态，或具有不同的载体，它们既有竞争，又有协作，各自占有相应的生态位，表现出出版群落的层次性；出版群落中各种出版媒介的数量不同，由此可计算出各种出版媒介之间的比例，即相对数量。出版群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演替。在不同的空间位置上的出版媒介有不同的生态位。

由哪些出版媒介种群构成了出版群落？在出版群落中，其结构关系如何？出版群落的功能是什么？出版群落怎样由最初的图书媒介演替到现代的多种出版媒介种群构成的复杂群落？不同出版媒介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其演替的规律是什么？出版群落的演替趋势是怎样的？等等。这些都是群落层次的出版生态学需要研究的课题。

4.生态系统层次的出版生态学研究

一定空间中的生物群落与其环境组成的系统，其中各成员借助能流和物质循环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功能复合体，这就是生态系统。[13]生态系统生态学主要研究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及生态系统的发育和进化。生态系统是生态学研究的重点。我们可以尝试为出版生态系统下一个定义：一定地域内的出版群落与其生存的社会环境组成的系统即为出版生态系统，其中的出版媒介与其环境，以及出版媒介与出版媒介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有特定功能的整体。出版生态系统也是出版生态学重点研究的内容。出版媒介与其生存环境通过怎样的联系组成了出版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有怎样的结构？出版生态系统的功能是什么？出版生态系统中的能量通过什么方式流动？物质通过什么方式循环？信息通过什么途径传递？出版生态系统进化的规律是怎样的？如何使出版生态系统达到最优化，并保持出版生态的平衡，以保证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这都是生态系统出版生态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上探讨了出版生态学的概念、出版生态学的分支学科及相关学科、出版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出版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由于出版生态学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对其中许多问题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因此其不完善是不可避免的。对此还需要不断地深化研究，逐渐明确和完善出版生态学的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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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管理论文例3

Abstracts:Ecologytourofagricultureemergedinthe60’sof20century,whichhasthecharacterofvacation,entertainment,demonstration,knowledgeandeducationfunction.Formulateanecology,cultureandtourindustry,Undercertainsocialeconomicscondition,itwillbethenewmodelofagriculturalexploration,whichexploitagriculturallandscape,ecologicallandscapeandfarmlandlandscapedeeplyandoverlappingwithtourindustry.Inthispaper,theconnotationofecologytourofagricultureisadvanced,andempiricalanalysisofZhuhaieco-agricultureS&Tzoneisconducted.Aftersummaryofitssuccessexperienceandoperationmodel,webelieveitisthedevelopmentmodelthatChinawillbeadoptedrecentlyandfuture,anditseffectiverealizationwayis.tosetupEcologyTourofAgriculture.

Keywords:ecologytourofagriculture,explorationmodel,empiricalanalysis

一、引言

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具有旅游、休闲、示范、求知、教育功能的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收入不断增加，消费需求也在不断更新换代，加上政府积极宏观引导，及时推出了“黄金周”节假日，为城乡居民休闲消费提供时间保障，许多工商企业纷纷响应，加大投资力度，抓紧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增加城乡居民选择的旅游天地。据统计，我国东部沿海省份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已见成效。如浙江金华石门农场的花木公园，富阳县的农业公园，福建漳州的花卉、水果大观园，厦门华夏神农大观园，上海浦东孙桥现代化开发区等。广东省已发展80多个观光果园，每年接待游客400多万，收入达10多亿，有力地带动了周边农民致富。

二、生态旅游农业的内涵

1、生态旅游农业的概念

生态旅游农业是以农业生产为依托，使农业与自然、人文景观以及现代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高效产业。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仅指用来满足旅游者观光需求的农业；广义的生态旅游涵盖较为广泛，主要包括“观光农业旅游”、“休闲旅游”、“乡村旅游”、“农村生态旅游”等不同概念，具体讲是指在充分利用现有农村空间、农业自然资源和农村人文资源的基础上，通过以旅游内涵为主题的规划、设计与施工，把农业建设、科学管理、农艺展示、农业产品加工与旅游者的广泛参与融为一体，是旅游者充分体验现代农业与生态农业相结合的新型旅游产业。

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要有具备开发农业生态旅游的资源基础。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以农业和农村为载体的新型旅游观光农业，必须建立在具有可供旅游观光开发的农业资源基础上，从而把农业资源转化成旅游观光资源，扩大农业资源的功能。第二，要突破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对传统农业进行加工和包装，把农业生产、科技应用、艺术加工和旅客参与农事活动融为一体，成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形态，突破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第三，要以生态旅游为导向。农业生态旅游是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拓广了生态旅游观光功能，巧妙利用城乡各种差异来规划、设计、组合而引起旅游者消费欲望。使旅游者亲身感受和参与现代农业技术与生态农业等大自然情趣，把现代农业及自然资源景观与旅游资源融为一体，最终达到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结合，既发展了农业，又保护了环境。第四，观光农业旅游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伴随着近年来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新趋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新兴课题，而旅游业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在此种情况下，经营者迎合当今社会人们追求“个性化”、“生态化”，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需求心理，把两个领域有机结合起来而成为一个新的项目，是农业和旅游业的进一步延伸，也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2、生态旅游农业的特征

与传统农业和旅游业相比较而言，生态旅游农业具有如下特征：

（1）功能齐全、双重效益。生态旅游农业为旅游者提供了一定的乡村空间，旅游者在景区内观光、休闲、参与娱乐、品尝美食。甚至亲自劳作，既增长知识，亲近自然，又陶冶情操。园区内还可举办节日庆典活动，加强游客之间感情交流，传播信息，增进友谊，缩小差距。企业和农民则通过销售产品，提供食宿服务和劳务以增加收入。

（2）保护环境、持续发展。观光农业的建设严格按照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的要求进行生产，只允许在残留有害物质规定标准范围内适量的使用化肥、农药，其产品为无公害的、安全、营养的绿色保健食品，大量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优美，生物多样性在这里得以充分体现，植被覆盖率也大大高于一般农区。这种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利用相结合，适当注重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的做法，遵循了农业发展的规律，符合农民的利益，使农业走向一条健康的持续发展道路。

（3）回归自然、身心享受。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导致城市污染的加剧，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使人们的精神日趋紧张，人们渴望亲近自然，回归自然，使自己的身心得到真正的放松和享受。生态旅游农业满足了城乡居民的这一要求，它用生态学、美学和经济学理论来指导农业生产，通过合理规划布局，自然调节和人工调节相协调，使农业生态系统进入良性循环，具有生产、加工、销售、疗养、旅游娱乐等综合功能。农业与旅游业的结合不是简单的转换，而是把农业中（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业、渔业等）具有旅游资源部分的功能进行整合发掘和利用，使它充分满足人们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个性化需求。

（4）科技特色、高效农业。生态旅游农业具有高科技特色，它是“三高”农业的具体体现，尤其在一些大型观光农业科技园区，大片土地通过平整与规划，用先进农业技术进行开发，由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来管理，造成具有相当规模、各具特色的农业整体，成为具有较高的先进农业技术支持和科学管理手段的新型农业。这种农业不论在优质品种、栽培管理技术还是在农业生产工艺、景观外形外貌等方面都是棋高一筹，是一般大田农业区无法比拟的，游客在这样的环境中游览，不仅赏心悦目，还能学到科技知识，产生深刻印象。

3、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布局原则

（1）因地制宜。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合季节性，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必须根据各地区的农业资源、农业生产条件合季节特点，充分考虑其区位条件合交通条件，因地、因时制宜，突出区域特色。

（2）尽可能与旅游业相结合。充分利用原有的旅游景区和景点，扩大和增加观光农业项目，通过相互带动作用，发展农业与旅游业合一的新型产业。

（3）充分考虑客源市场。发展生态旅游农业首先安排在大城市郊区和经济发达的地区，这里的人们对观光农业的要求强烈，经济条件可能，交通比较便利，发展生态旅游农业的条件比较优越。

（4）必须搞好基础设施建设。首先搞好交通、水电、饮食、住宿等基础设施，设计专门的旅店、餐厅、农宿以及娱乐场所和度假村，开发具有特色的农副产品及旅游产品，以供游客观光、游览、品尝、购物、参与农作、休闲、度假等多项活动。

（5）与农村建设规划相结合。要搞好农村居民点和道路规划，合理开发和整治土地，改善农村环境，在保留历史民俗农舍的同时，兴建体现观光特色的农村新民舍，以供游客观光旅游。

三、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开发实证分析

珠海市生态农业科技园是一个集农业高新技术引进、开发与生产、加工、出口以及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外向型农业科技园。该中心是在原珠海农科所基础上仅凭5000元流动资金起家，园区现已发展集科研、生产、商贸、旅游、教育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集团化科研经济实体，2001年该中心的科技创收就达5000多万元，旅游收入1000多万元，出口创汇达860多万美元，成为目前我国最具实力的外向型农业科技园区之一。

1、区位与市场分析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的建设，区位优势比较明显。珠海地处富饶美丽的珠江三角洲，陆地与澳门相连，有二个口岸可直接与澳门通关。水路与香港相通，行船只需1小时。离广州、深圳不到2小时的车程。京珠高速、珠海机场、珠海港、九洲港构成了陆、海、空的立体交通。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地处珠海的城乡结合部，环境优美，面积广阔、交通便利，基础条件十分好，从交通上来说，从园区到市区只有10分钟车程，并且已开通了公共汽车和观光巴士，市政府于2002年底修通4车道的旅游景观路直达园区的门口，交通非常便捷。从地域上来说，园区的核心区2000亩，已成为永久性的农业科研用地并办妥了征地手续，领取了土地证。市政府还给园区预留了1500亩的土地，可以作为第二期的开发用地。

2、设计景观的理念分析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策划理念上注入了旅游、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即达到“一区多园、一园多用”的目的。园区策划者认为，旅游的概念很广泛，只有差异才是最好的旅游资源。人们出国考察或旅游就是看他们从未看过的东西，正如外国人看长城，我们去埃及看金字塔，都常有一种非常想看的冲动。农业科技园区发展旅游业，就在于它可以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不同来显示出差异，加之把其艺术化处理，就成为非常好的旅游产品。所以，制造差异就可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市场，并且这种旅游还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正是源于这种理念，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建设初始阶段。就把旅游的理念融了进去，每建设一个温室或安排一个项目，他们都考虑到了生态、环保、休闲观光、教育培训、商贸销售等因素。并且做到了园区一边建设、景点一边可以开放，2002年该园区就接待了来自我国外的宾客30多万人，旅游创收超过了1000万元，占园区总收入的1/4。入园的游客多了，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市场，人流带动了物流。园区内生产出来的花卉、种子、种苗、果蔬，就地成了商品。并且这些商品的销售价格都高于外边的市场。比如，该园区在温室里栽培的小番茄，一般来说，农贸市场销价为5元/斤，而在园区内则可销售到15元/斤，客人不嫌其贵，就在于它是一个特殊的旅游产品。游客一般都有花钱的心理准备，但一定要花得开心，所以只要产品的质量好，加上销售的方式奇特，他们是可以接受的。因此，该园区栽培的番茄不是摘下来卖，而是长在温室内，挂在藤上卖。如果一家三口来旅游，小孩子都乐意到大棚去摘番茄了，一边摘一边吃，一直到摘了满满的一袋才罢手。而父母看到小孩如此投入，心里也乐开了花，再高的价格也会买，这正是体验经济的所在。可见旅游开发，必然会带动商贸的发展，真是一举三得。

3、开发生态旅游农业资源的策略和措施

（1）更新策划理念，走企业化、市场化发展之路。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根据自己的地域优势和产业优势以及园区所拥有的有利条件，在主导产业上选择了花卉、蔬菜和水果的设施生产，在策划的理念上注入了旅游、休闲、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把差异作为最好的旅游资源加以开发，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的不同显示出其差异，达到开拓市场的目的。

（2）产学研紧密结合，多层次、多元化发展。一方面，园区自身就是一个农业科技研发、产业化拓展的孵化器，通过其示范、推广和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了产业圈。另一方面，园区也积极的与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合作，联合开发高新技术。

（3）以科技为本，优化资源配置。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经过多年的摸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发展优势，确定了独具特色的科研发展方向、主导产品和技术定位。在技术定位上实施自有技术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战略，注重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在主导产品上发展本土品种与引进西洋品种相结合，既不断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品种，也不断从国外引进新品种，为园区设计独特的生态旅游景观提供了技术支撑。

（4）建立配套完善的旅游设施。利用设施农业和先进的生产模式，种植瓜果、蔬菜、花卉等近1000个品种，创造出新、奇、特的观光效果，并配套建立了相应的旅游设施“农科之窗”、“荷塘观赏”、“八卦田园”、“野菜园”、“水车阵”、“垂钓走廊”、“珍禽园”、“沙漠植物园”、“心灵茶庄”等一大批集科研、环保、生产、旅游于一体的生态园林景观，吸引了大量的境内外游客。

四、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开发的经验与启示

1、理念创新。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从筹建就树立了“差距产生效益”的新理念，并认真思考如何寻找和利用差异来改造传统农业。他们通过寻找自然资源、农业产业、区位优势等方面差异点来营造新的生态旅游景观，打造园区独特的品牌。例如园区于2000年元旦至春节在园区成功举办珠海首届南瓜文化艺术节，展示了全世界数百个珍、奇、特、新的南瓜品种，大的如大鼓，重达100多公斤，小的如鸡蛋，轻才20克，黄、白、红、绿、青、蓝、紫七彩缤纷。进入南瓜园仿佛进入了南瓜大千世界、南瓜的艺术殿堂。南瓜节开幕一个月，创下门票收入130万的记录，由此也带出了一个新的产业——观赏玩具南瓜规模化生产。这样通过理念创新，运用农业高新技术开发新品种，利用生态学和景观学原理精心设计各种差异化的景观和景点，打造出一个融“自然美景、现代科技、人文情怀”的生态旅游区，丰富和发展了农业和旅游的内容和新领域，找出一条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道路。

2、制度创新。一是科研管理体制创新。首先，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打破传统立项方式：不搞纯理论的基础研究。其次，科研立项与市场供求密切结合，由市场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完善对科技人员和项目承担单位的激励制度，对于课题成果的产业化效益，实行“技术折股，按比例提成”的激励机制。第四，建立起课题组成员课题研发的风险金制度，以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率。二是用工、分配体制创新。该科技园区作为事业单位，存在多种形式的用工制度（如编内人员由财政负担工资，编外人员由企业自收自支）。通过大力提倡绩效工资，形成报酬级差，混淆用工身份，建立岗位津贴和奖励制度，对承包部门实行“定职能、定岗位、定编制、定工资总额”的“四定”改革，将津贴和奖励与个人的工作岗位和业绩挂钩，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拉开档次，园区内岗位竞争意识、危机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使该园区逐步向现代企业用工制度方向迈进。

3、组织创新。珠海农业科技园内实施的是一种将科研、生产、示范推广、科普教育、观光旅游及贸易紧密结合的战略。因此在园区的组织结构上也具有其特殊性。具体组织架构如下：

一是园区运作的管理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建立了园区办公室，负责统一协调园区的各项工作，包括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对外联络、招商引资、项目监督、后勤服务等管理工作。

二是科学决策的专家机构。农业园区的运作还必须建立各类专家决策机构，以对园区的重大项目进行咨询、决策。珠海农业园区采取紧密型的专家依托机构与松散型的专家群体相结合的方式。如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建立了较为紧密的业务关系，把广东省农科院、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大学、珠海大学园区作为技术依托单位。在重大项目的申报、规划、实施之前，均要征求这些院校专家的意见。而对于一些阶段性或临时发生的问题、项目，则采取专家会议或专项邀请专家具体解决实际问题的做法。

三是项目创新的研发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区是以名优花卉、特色蔬菜、南亚热带水果及观光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园区，因此设立了与项目相关的研发机构，如分子生物学研究室、组织培养研究室、育种中心、蔬菜研究室、观赏植物研究室等，负责园区内各种技术攻关、产品开发，并完成国家、省、市各种科技攻关项目。

四是项目实施的企业管理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区设立了生产部、设计部、绿化工程部、餐饮部、旅游部销售部等机构，专门负责产品的开发、项目的承接、实施和运作，是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部门。主导产品的技术支撑来源于研发机构，实施部门视为生产性机构。

五是成果推广的网格系统。园区设立了技术推广部，主要任务是推广、普及农业高新技术，配合当地农业部门抓好各项农业技术服务工作，同时组织科技人员深入项目区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及时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保证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同时还在当地的农业产业区建立示范基地，从产前提供种苗、产中指导、产后回收产品，实行一条龙服务，解决了农民的技术、资金和市场问题。

六是科普教育的培训机构。园区建立了培训机构，一方面采取各种形式对农民和农业技术干部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确保各项高新技术措施在生产中得到落实，也负责对来园区学习、参观学生的农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同时还与珠海市电视大学、珠海市职业中学联合开办了园艺花卉大、中专班，为当地城市美化培养中初级技术人才。园区现在不仅是科研、示范的基地，同时也是“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广东省德育教育基地”、“珠海市农业科技干部再培训基地”、“珠海市中小学生的农科教实践基地”等。

七是市场接轨的营销网络。园区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成立了永源公司、金波公司、生力公司及销售中心，专门负责国外市场的开拓，各个产品均形成了销售的网络，为中心的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2002年园区的出口创汇达860万美元，年旅游收入达1200万元，生产性收入达4000万元。

4、科技创新。科技是园区发展和壮大的动力源泉，园区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工作。

一是确立主导产业，发展与之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通过对珠海区位优势、气候优势、资源优势及市场需求的认真分析，珠海农业科技园区确立了以名优花卉、特色蔬菜、优质种苗和观光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以此为目标建立相关的农业技术体系。由于主导产业和相关技术体系的建立，促使珠海农业园区的发展目标明确，各个主导产品均按既定目标实施。如：名贵蝴蝶兰在园区的年生产量已达120万盆，组培苗达300万株，成为国内最大的蝴蝶兰生产基地之一，成为园区强大的经济支柱。

二是实施自有技术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战略。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认识到国际市场竞争的严峻性，不仅注重开发具有自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如甘茶蔓高产种植技术、保健植物加工技术、名优花卉的优质高产技术等，同时还不断引进和发展国外先进的技术和手段，如无土栽培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细胞工程技术，形成了在国内外均具有竞争力的技术资源体系，为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

三是发展本土品种与引进西洋品种相结合。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近几年一方面不断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品种，如本地南瓜、猪笼草、树仔菜、荔枝、龙眼等，也不断从国外引进新品种，并进行试验、筛选、鉴定，确定了一系列蔬菜、花卉、水果名优品种，为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实现产业化提供了丰富的品种资源，也为园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了广泛的资源。在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上，珠海高科技农业园区送展的产品一举夺得广东省瓜果类金、银、铜三个大奖，在第四届中国（广州）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上，珠海园区设计建设的“奇异瓜果园”获得“室内艺术园景设计大奖”，种植数个特优品种获得园林精品的单项金奖、银奖和铜奖等殊荣，说明园区在品种的研究上处在国内同行的先进水平。

四是短期性项目与长远性项目相结合。如近两年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根据市场的需求，在春节、国庆节、元旦等重大节日时，引进种植了郁金香、百合等花卉产品，获得了时效性的经济效益。同时，园区也十分注重与园区科技的长远发展规划和目标紧密相关的项目，它们或许短期内见不到效益，如：组织培养、育种、基因工程等是一些投入大、收效慢的项目，但它却是园区发展最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部分，因此，珠海高科技农业园区每年投入近百万元用于该类应用基础项目的研发，现在各类名贵花卉的无性繁殖系统和各种样品的分析测试手段已经建立，为园区科技发展储备了充足的项目。

五是完善科研设施，努力创造项目实施的设施条件。要加快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农业技术和品种，就必须拥有与人才、项目相适应的先进仪器设备，以确保项目的高质量、高水平和高效益。近年来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投入了300多万元，购置了国际一流的仪器设备，建立了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组织培养室、分析测试室，形成了在珠三角乃至全国农业园区具有竞争优势的实验设施，为吸引人才、实施项目、创立品牌奠定了设施基础。

六是建立科研＋公司十基地十农户的科技推广体系。为了实现园区这一目标，珠海农业科技园经过几年实践，摸索了一条科研＋公司十基地十农户的模式，即将基地建立在珠海斗门农民的土地上，实施产前提供种苗、肥料、农药，产中指导农民技术，产后回收产品的一条龙服务，将科研成果、技术、种苗与农业生产和市场紧密结合，形成规模化的农业产业链，用科技和市场带动农民致富。目前该基地已经将绿色蔬菜出口到澳门及珠海市的各大机关、超级市场，创造了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七是重视信息系统的建立，随时掌握科技的发展趋势。珠海农业科技园在信息系统的建立上，不仅注重国内科技期刊和资料的收集，建立了园内图书资料室、科技档案室，还为各个职能部门、主要科技人员均配备了计算机，充份利用国际互联网系统搜集国内外科技信息，同时还建立了园区自己的农业科技网站，这些均为科技资源的搜索、电子商务的运作、项目的国际化奠定了信息资源的基础。

5、模式创新。通过几年的实践，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摸索出了一套混合型的管理模式，即在园区的管理上，有民营企业的做法；有外资企业的管理；还有领导的个人魅力和格化的管理。为此，称之为“混合型”的管理模式。

一是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在宏观管理上，注重分析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及时调整经营战略；在重大科研项目上对人财物进行宏观调控，集中有限的资金，进行投入、集中的打歼灭战。在微观上按照市场规则进行运转，采取目标管理，放权让利，各自经营实体实施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政策，充分调动了园区企业和员工的积极性。

二是充分发挥机制灵活的优势。园区借鉴民营经济机动灵活，果断决策，管理到位的管理优势，为我所用，提高效率。这一管理模式对领导层、决策者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园区领导们敢于负责，善于拍板，不错过任何机会，给投资者十足的信心和优质服务，有利地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如该园区领导们在与台湾商人谈判合作规模化开发蝴蝶兰花项目的过程中，无论对方提出什么问题，马上作答。虽然投资额在1000多万以上，但只用了2小时便签订投资协议，一个星期后开始兴建，三个月开始产出，速度之快，连台商都感意外。

三是注重吸收国有企业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优势。在吸取民营企业管理先进经验的同时，同时注重吸收国有企业好的管理模式。国有企业组织健全，规范经营，依靠群众，充分发挥党团、工青、妇卫等组织的作用，强化各部门的功能，特别是把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来抓，这些都是农业科技园在管理上要借鉴和吸收的。

四是注意是借鉴台资企业的管理模式。台资企业具有很强的管理优势，他们在管理理念上比较先进，完全是按照现代企业的要求，制订出既先进、又科学的管理制度。台资企业注重市场调查预测、控制成本核算、保证产品质量、做好售后服务、重视人的作用。这种经营策划的理念值得学习。如园区在与台湾商人合作生产兰花的项目运作过程中，确实学习到了台商的精明能干，信息灵通，善于控制成本，精于开拓市场、敢于大胆投入，市场占有率高等先进的管理方法。

五是充分发挥领导集体或个人的人格魅力。要管理好一个园区，还应强调领导或领导集体的个人魅力和人格化的管理，树立领导威信很重要，企业员工对他的主管有点崇拜也并没有害处，但不应搞个人崇拜。当然，领导的威信或他人对你的崇拜都应建立在领导的个人魅力、人格化的基础上，即领导政治上的成熟、业务上的精通、懂得领导艺术、率先垂范、关心同事、以人为本，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整体，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克服。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出了品牌，创出了效益，走出了一条特色的路子，这无疑与领导层的威信有着很大的关系。

五、结论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根据自己的地域优势和科技优势以及园区所拥有的有利条件，在策划理念上注入了旅游、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把差异作为最好的旅游资源加以开发，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的不同显示出其差异，选择了花卉、蔬菜和水果的设施生产作为主导产业，走出一条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新路子，并通过其示范、推广和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千家万户的农民致富。这一案例的实证分析表明：一通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可以产生独有的农业要素差异，可以发展为新型的特色主导产业；二适应消费层次的深化和生态保护的需要，农业的性质发生巨大变化，它已经成为具有多功能性的产业，农业将成为体验经济的主导产业；三有效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科技园区作为现代农业和旅游业交叉的载体，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创新，它将成为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主流。四是人力资本由于其在思想理念、信息资源、现代管理、风险投资等方面的优势，将在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1．郭焕成等：观光农业发展研究，经济地理，2000（2）。

2．卢云亭等：观光农业，北京出版社，1995年10月。

生态管理论文例4

现如今生态旅游以自然资源为核心，本着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发展成为一种既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又能保护旅游地的生态环境，还能对旅游者传达认识自然、保护自然观念的旅游活动。在当今世界旅游发展中，生态旅游的发展最是引人注目。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生态旅游年均以25%—30%的速度快速成长，在世界旅游业的平均增长中保持领先。特别在生态旅游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效促进上，使得很多地方借助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来有效提高当地政府和居民的经济收入，提高当地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在开展生态旅游中还有效强化了旅游者自身对生态的意识，进而影响到居民和政府对生态观念的重视。生态旅游是一种亲近自然、体验自然的旅游形式，远超于人们心中一般的旅游活动。它不仅把生态性、自然性带入到旅游活动中，还融入加强自然资源保护责任的环保意识。而其中，导游作为生态旅游全程陪同，在开展以及引导中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所以，只有正确认识导游的服务管理，才能让导游在生态旅游过程中发挥出自身应有的价值，促进生态旅游健康快速地发展。

二、生态旅游中导游的重要作用

（一）激发游客生态环保意识

生态旅游的最终目的是认识自然、享受自然以及保护自然，游客在旅游中做到享受自然很容易，要做到认识自然进而保护自然却并非易事，而导游恰恰能通过不同方法来提升游客的生态保护意识。导游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生态旅游知识，采取一定的情感激发的方式将生态保护知识传达给游客，达到提升游客生态意识的目的。导游主要通过三点来实现：（1）传播生态旅游知识；（2）影响旅游者的态度和价值观；（3）教授生态旅游中所需的各种技能。

（二）领导游客安全、有效的游玩

导游在旅游团队中的基本职责是组织、指导、沟通、协调游客进行旅游消费，尤其是在生态旅游中，导游更要协调好团队中各个成员的关系，组织游客开展多样的旅途活动，确保旅游安全顺利地进行。因此，在生态旅游过程中，导游要紧紧做好以下两个方面：（1）协调游客与当地居民的关系；（2）组织游客，确保途中安全。

（三）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导游在生态旅游中应当善于协调处理各方的关系，不仅要积极配合景区管理与规划，满足旅游者的旅游需求，还要用优质的导游服务，有效宣传生态旅游的意义，增加游客对生态旅游的认识，最终使游客充分享用景区资源，正确保护生态环境。导游还是生态旅游的名片与代言人，是旅游景区与游客之间的枢纽。导游的言行举止代表着当地景区甚至是当地城市的形象，对当地的旅游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导游要以整齐得体的衣装和文明的举止迎接游客，给游客留下美好印象，更重要的是用丰富的生态知识和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以及严以律己的环保行动，宣传当地景点以及居民的生活习俗和人文风情，塑造出生态旅游整体形象，吸引游客的注意，让游客觉得“物有所值”。

三、生态旅游导游服务管理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生态旅游的兴起，相应的导游服务管理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导游的职业道德和服务技能有待提升

在生态环境区工作过程中，导游常常出现对自我的定位不明确，缺乏对自身职业的正确认识，容易出现工作态度不认真、不踏实，缺乏工作热情等问题，甚至缺乏基本的服务技能，不能带动旅游者的游览热情。同时，导游未能及时满足和答复旅游者在游览中提到的各项要求。甚至导游带领旅游者“走马观花”，完全没有展示出生态区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涵，旅游者未能感受到生态区的主要精神，进而造成旅游者不值得再来的失望感。

（二）选拔、培训导游的标准偏低

很多生态旅游区在招聘导游时，对外在条件和学历层次的制度未设约束，选拔过程也相应过于简单，最终导致诸多生态旅游区的导游素质参差不齐。另外，在导游工作者的培训中，只是简单地进行服务技能培训，职业道德和职业理想的培训与熏陶则很少关注，这就使得未能从根本上提高导游员的素质和技能。在工作中，相关生态旅游机构还缺乏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预警和指导。

（三）激励机制不完善

同一生态区，导游的收入状况不尽相同。工龄长、资格老的导游一般可以享受到固定工资和相应保险，而新进导游基本没有这种待遇，而且旅游生态区导游无法取得“灰色收入”。和其他旅游景区一样，生态旅游区的导游激励作用也极为重要。然而，在许多旅游景区，很多优秀导游人员不能得到充分的认可和表彰。再加上相应景区没有建立成文、规范的激励机制来鼓励员工的工作业绩，最终造成导游员失去了对旅游景区的信心，进而离职，最终导致很多相关生态旅游区的工作人员流动状态过于频繁。随着当今高新电子科技的运用，除了以上主客观原因外，还会出现电子信息技术运用和管理的缺乏。电子信息技术在生态旅游区运用能够有效弥补人力资源上的不足，让旅游者及时、多方位地掌握生态旅游区，立体地了解景区信息。然而，在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同时，景区不注重对相关设备的维护与更新，没有充分发挥景区里电子信息设备的作用，甚至因为电子设备的破损影响到景区的整体面貌。

四、生态旅游导游服务管理解决策略

通过对以上生态旅游导游服务管理现状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导游服务管理相关解决策略。

（一）加强对导游生态道德修养以及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导游必须做到以身作则，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提升旅游者的游览热情，生态导游更是要在生态道德的修养上不断加强。只有强化了自身的生态环保意识，在面对游客时导游才能用自己的切实行动传达出保护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正确理念，积极引导游客，提升游客环保意识。

（二）培训提高导游在生态旅游中的各项能力

（1）拓宽培训内容

除了传统导游在培训中要培训的课程外，生态导游必须对生态学、环境学、林学、自然地理学等相关专业知识有所了解，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努力加强自身的环保意识，以提供优质的导游服务，真正展现出生态旅游的知识性、教育性和高品味性。

（2）提高实践能力

生态旅游是一种亲近大自然的旅游，导游与游客会亲身体验到大自然的神奇之处，不过由于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致使生态旅游遇到的状况和问题比较多。因此进行情境和实践培训，提升导游的实践能力，能有效地降低风险、减少损失，确保旅途顺利完成。

（三）健全服务管理体制

（1）成立专门的生态环保机构，对生态导游行为进行监督

随着生态旅游越来越受到欢迎，生态导游相应的规模也庞大起来，这就容易出现生态导游素质参差不齐的问题，影响着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因此，通过成立地方性生态环保机构，通过与当地旅游局和景区管理部门进行协调与配合，采取多种方式如调查问卷、投诉电话等对生态导游带团效果进行评估，还可以有效监督导游的自身行为，及时发现自身素质有待提升的地方，并对其加强学习及提升应有的素养，对生态导游的不文明行为和非环保行为及时指正和警告，甚至可以申请让有关部门撤消导游资格。

（2）完善考核制度

在传统的导游资格考试中，对门槛设置较为宽松，进而导游很少掌握自然学科知识，出现对其认识的薄弱甚至一片空白。因此，对生态旅游导游资格认证制度的发展，亟待进行进一步完善。我国生态旅游导游资格的认证考核是通过专门的主管部门来组织进行的，包括传统考核以及加试考核。考核主要针对在生态旅游景区内和已取得导游资格证的导游进行考核。要严格把关，特别是对专业知识方面，没有考核通过获取生态旅游导游资格证的不允许参与到生态旅游的导游服务中。

生态管理论文例5

西北地区为干旱半干旱区，土地广阔，但水资源相对贫乏，水资源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主要限制因子。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未来西北地区水资源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既是重要的科学问题，又对规划当地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施雅风对西北地区的气候与水资源变化进行了很多研究。他认为西北干旱区在20世纪处于气候干旱化、水资源萎缩过程中，而乌梢岭、日月山以西的西北西部地区于80年代末出现气候由暖干向暖湿转型的现象。2005年6月在兰州“科学与中国”报告会上，他进一步明确了如下观点：“未来降水量增加趋势明显，结合冰川融水增加，则西北和青藏高原径流量或地表水资源量也存在增加趋势，西北东部与黄河源区已持续多年的干旱现象将会转入多雨的丰水期，但还不能确切预估转向湿润的具体年份”。

西北地区西部降水从80年代末呈增加趋势已得到气象和水文资料的证实。但关于温度升高后蒸发的变化趋势则有不同的认识。一些研究认为陆面蒸发量会增加，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蒸发会下降。特别是对气候暖湿（或暖干）转变导致的内陆河流域两个水源地——冰雪带与森林带径流变化对山区总径流变化的综合效应，仍需深入探讨。

目前，回答这一问题最大的障碍之一是没有满足研究（模型模拟）所需要的山区不同地带的综合观测。今后，在加强冰雪带与森林带径流变化观测的基础上，应重点研究以下问题：（1）西北地区气候暖干与暖湿转型在时空尺度上的变化；（2）气候变化背景下西北地区蒸发将如何变化？（3）气候变化对山区冰雪带和森林带径流变化的总体效应。

二、生态用水与生产生活用水的协调问题

流域生态需水量是指维持流域正常的生态和环境功能所必需蓄存和消耗的水资源量。长期以来，由于对生态需水的重视不够，西北干旱区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的现象普遍存在。生态需水被大量挤占，生态和环境质量恶化问题非常严重。如塔里木河、黑河、石羊河，由于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导致了其河流下游水资源量锐减、河道断流、湖泊沼泽萎缩（台特玛湖、居延海、青土湖等已干涸）、地下水位下降、植被（胡杨、红柳等）枯死、生物栖息地破碎、消失等生态和环境退化现象。

在西北干旱地区，由于降水稀少，使水成为维系生态系统的关键因子。只有在降雨较多的山区和平原的河流两岸才有较好的植被分布。西北地区生产、生活用水与生态用水矛盾非常突出。要解决这一矛盾，合理配置两者的用水量，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生态需水的定量估算。

生态需水估算的常用方法包括：（1）传统的水文流量计算方法（标准流量法）；（2）基于水力学基础的水力学方法；（3）基于生物学基础的生物栖息地方法。然而，对于西北内陆河流域生态需水量的估算，传统方法仍存在很多问题。如：如何确定下游适宜的生态水位？它与沿岸植被生长的关系如何？与河水水位和流量的关系如何？尾闾湖泊要保护到什么程度？需水量如何确定？天然绿洲的变化与河流水量是什么关系？与洪水流量和淹没范围之间是什么关系？等等问题，现有方法都很难确定。缺乏足够的观测数据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今后重点科研工作包括：（1）加强生态水文学的研究，特别是水与生态系统变化关系的规律性研究；（2）将生态用水、生产生活用水的配置与流域水循环和水量平衡结合起来，开展研究；（3）综合研究不同水资源配置下的生态、环境和经济效应。

三、草地退化问题

据北方地区实测的样方资料，目前西北五省区草地总面积11975万ha，因各种因素造成的退化草地总面积为6960万ha，占草地总面积的58％。其中轻度退化面积3020.9万ha，占退化总面积的43.4％；中度退化2650.7万ha，占退化总面积的38％；重度退化面积1289万ha，占退化总面积的18.5％。与80年代和90年代的调查结果比较，草地退化有加剧的趋势。关于如何控制西北干旱区草地的退化、走可持续草原畜牧业经营之路，争论的焦点是：在我国西北生态这样脆弱的地区，应该粗放还是集约？是较大尺度的自然轮牧还是定居？支持集约的观点认为：（1）集约化的草地畜牧业生产是现代草业发展的方向；（2）人工草地建设是解决饲养家畜饲草料稳定来源的有效途径；（3）人工草地的建设有利于草场的管理；（4）可以减轻天然草地压力；（5）有利于社区建设和草原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而支持粗放的观点认为：（1）游牧和季节性迁移生产方式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牧业地区（包括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牧民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符合北方地区草地资源空间分布不均、季节性差异大的特点。而定居高强度的草地畜牧业生产在北方和西北的干旱地区更容易造成草地的退化；（2）在澳大利亚等国家类似我国西北的内陆干旱地区也实行粗放的经营方式，并不提倡集约化的生产；（3）大规模的人工草地建设，由于耗费土壤水分，造成土壤干化。

实际上，因地制宜，在空间上合理配置集约化和粗放化经营，才是正确的选择。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尚有许多科学问题有待探讨：（1）在气候的季节和年际波动都很大的我国西北地区，如何合理确定放牧“压力”，合理计算草地承载力？特别是如何根据草地承载力的时空变化选择合理的经营方式？（2）如何综合考虑草地退化的状况与牧民生计，合理确定经营性草地和保护性草地面积的比例？

四、沙尘暴灾害与荒漠化问题

2000年及随后几年我国北方地区沙尘暴灾害的加剧，引起各界对我国生态状况的广泛关注，也是政府增加生态建设工程投入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然而，近几年沙尘暴的加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说是人类活动造成的？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与荒漠化有关？又在多大程度上说与气候波动有关？学者们的观点莫衷一是。

争论的焦点是沙尘来源和沙尘暴的发展趋势。关于沙尘的来源，人类活动成因说认为：沙漠中的沙尘含量百分率低，流沙的风沙流中，只有5％的粉砂和粘土。从而推论说沙尘天气的物质来源为沙漠边缘的沙漠化土地。气候波动说则认为，流沙中沙尘含量低并不能否定沙尘天气的主要物质来源是沙漠，况且沙漠景观中并不都是流沙，存在大量的细物质。沙漠和戈壁在不断产生细物质，其机理并未搞清楚。

关于建国后沙尘天气的发展趋势，人类活动成因说主要依据媒体报道的强度沙尘天气在50—90年代间有增加的趋势；而持气候波动说的学者则认为这一统计不够全面。根据北方681个气象站的记录，45年（1954—1998）间，三种沙尘天气（沙尘暴、扬沙、浮尘）都呈现减弱趋势，只有朱日和、海兴两站例外。

对于沙尘来源和沙尘暴形成机制的认识，决定到底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和措施，来应对这一自然灾害。今后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包括：（1）沙漠中细物质产生的机理；（2）粉尘来源的定量监测；（3）统一标准的沙漠化土地变化定期制图。

五、生态建设中需统筹和协调的深层次问题

大自然是各种要素密切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而利用自然资源和生态服务的各方利益不同。统筹和协调产业之间、城乡之间、上下游之间、自然生态与人类发展之间以及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才能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目前，西北地区生态建设中需统筹和协调的深层次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禁牧、退耕政策与农牧民生计的统筹问题。西北地区的农牧区群众生活一般都比较贫困，农牧业以外的从业机会较少，其生计主要来源于农牧业，即对于生态系统生产力的利用。这注定了农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干旱年份，生产性用地难以维持农牧民的生计，部分地区实施“禁牧”，难度很大。

（2）生态建设措施实施中“一刀切”的问题。西北地区环境复杂，区域差异较大，生态建设应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然而这在管理上存在难度。许多地区在植树造林、人工草地的牧草引种、人工草地的栽培方式以及草地的恢复等方面，违反地带性原则和因地制宜原则，出现“一刀切”的现象，违反自然生态规律，给农林牧业发展带来损害。

生态管理论文例6

当今中国的环境在世界上处于落后状态，污染的环境严重危害着人民的健康，阻碍着经济的正常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当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一、生态环境恶化，改善迫在眉睫

国务院总理同志指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在2004年全球118个国家的生态现代化指数排序中，中国名列第100位。通过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废物处理率等30个指标的分析表明：瑞士等15个国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而中国等26个国家属于世界较低水平。我国环境事故、生态危机都进入高发期。民以食为天，而食品受污染的事件频频发生。污染的空气，造成的肺癌成为头号杀手！1/4的人喝不上纯净的水，松花江、太湖污染引发饮用水危机。90%流经城市的河流受到污染。75%的湖泊出现了富营养化问题……

江苏尽管经济发达，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突出。明确将环保优先、富民优先、科教优先、节约优先作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选择了236家循环经济试点，一手抓环境保护，一手抓生态建设。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城乡统筹，促进生态循环，改善卫生环境状况，保障人民健康是生态建设的首要任务。

二、发展循环经济，净化生态环境

新型农村沼气作为一种生态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以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为核心，以资源投入最少的“减量化”，废弃物再利用的“资源化”，污染排放量最小的“无害化”为原则，达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模式。

围绕建设生态省的总目标，江苏以推进生态农业县建设为抓手，实施“三清工程”（清洁田园、清洁家园、清洁水源），“一池三改”（建沼气池，改厨、改厕、改圈）的生态家园富民工程，建立清洁生产技术保障体系。人畜粪便以及有机废物的传染病源，经过沼气池厌氧发酵、沉淀作用，能杀灭病菌和寄生虫卵，能有效防止疾病传染。实施大中型畜禽场有机物污染治理的能环工程，推广沼气池无害化处理等综合利用技术，可以保护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沛县的养殖业发达，但畜禽排泄物造成了农村环境脏乱差。在龙固镇三里村结合“一池三改”的实施，成功推广了“畜沼菜”、“畜沼粮”、“畜沼果”等多种生态良性循环模式。不仅农村居住环境得以改善，还增加年收入3000多万元。

以往江都市银河生态农业园产生的粪便和污水造成环境污染，让周边农民不堪忍受。2002年，建起了一座沼气塔，开始了农业生态圈的运作。在生产过程不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对人体有害物质。奶牛粪便液通过污水管输送到沼气塔，经过发酵后产生沼气，供农家炊事，将污染物资源化，形成了良性生态循环，彻底改变了环境。

赣榆建造农村户用四位一体式沼气池26500只，大中型沼气工程7处，创建集植物生产、动物转化、微生物还原为一体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20处，建造生活污水净化装置216处，总发酵容积273000m³，净化生活污水34万吨，建造2万户的“生态卫生厕所”。

江苏省积极推广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工程。利用厌氧发酵和好氧降解技术，将农村的粪便、生活污水进行净化处理。促进了生产、生活用水的良性循环，改善了农村水环境。

三、沼气综合利用，发展生态农业

利用农村沼气，因地制宜开展沼液、沼渣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效率，把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增加农民收入与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有机的结合起来。

涟水、东海、金湖、邳州等地开展了水稻沼液浸种试验示范，水稻单产可提高8-10%。沼气余渣的肥效是普通农家肥的三倍多，沼液可以用来施肥、养殖鱼虾。通过走“猪―沼―果”、“猪―沼―鱼”、“猪―沼―菜”等种养业生物链模式，改善了土壤的板结情况,使农产品品质得以提升。

沼气不仅为农户提供了大量的优质清洁能源，而且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改善了农民居住环境的卫生状况，还将农户的生产、生活、种植、养殖有机地结合起来,带动了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引导农民脱贫致富,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带动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废弃物资源化，沼气发电制热

南京水阁垃圾场在1997年利用沼气发电，2002年并网。天井洼沼气发电厂每月能发电50万度，供应5000户居民用电。轿子山开创国内第一个填埋场沼气制热项目，每天3500吨生活垃圾通过卫生填埋产生沼气，用来发电制热。南京三大垃圾场一年产沼气全用于发电制热，减排的甲烷相当于50万吨二氧化碳。目前，南京垃圾填埋场日均发电10万度，日产95℃热水8001000吨。沼气不仅将废弃物资源化还把臭气熏天的垃圾场变成了环境优美的绿化带。

1979年，江苏省沼气研究所（现常州市生态技术应用研究所）在武进建立了沼气发电站，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江苏省最大的沼气发电项目在常州市康乐农牧有限公司投入运行。年出栏生猪6万头，废水达4万多吨，现在达到零排放，年发电40万度。武进绿杨花卉有限公司，用猪粪发酵产生沼气，沼气和秸杆气混合发电，解决花木大棚所需能源，沼渣给果树、蔬菜施肥。溧阳市乾丰养殖有限公司的大型沼气工程于2007年开工，可年产沼气300万立方米、发电40万度，解决了畜禽污水排放的难题。

无锡益多环保热电有限公司每天处理生活垃圾1000吨，每小时发电2.4万度。沼气制蒸气，以每小时100吨的产量供新安、华庄两地的60多家企业使用。无锡桃花山生活垃圾填埋场，垃圾产沼气发电，每小时发电1960度。徐州国际农业科技园，利用城市粪便发酵的沼气发电。

我国城市的沼气资源充足：1.工业污水、污泥。采用厌氧消化技术，1m³的污泥可产生10m³左右的沼气，可发电15度以上。2.生活垃圾。一吨生活有机垃圾产生的沼气量约为100～200m³,可发电150～300度。3.我国年产酒精约400万吨，产生的沼气就可发电18亿度，产生0.3MP的蒸汽200万吨。我国年产柠檬酸70万吨，发电总量可达2.1亿度，产生0.3MP的蒸汽24.5万吨。

沼气发电的生态、能源和经济效益尤为突出。作为节能产业，生态循环经济，沼气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良途。

参考文献：

生态管理论文例7

二、商业生态系统管理模式分析

借喻于自然生态理论，JamesF.Moore认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体间的关系和各生物体处理这种关系的做法与商业世界中的企业很相似”。本文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商业生态系统的创新管理模式———“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商业生态系统管理模式”，简称自组织管理模式。该模式的主要思想是构成商业生态系统的各个成员共同制定系统运行规则（协议），在遵守此规则（协议）下各单位成员相互竞争和合作，在系统内部创建条件形成超循环，从而实现商业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进化。自组织管理模式：A和B在遵守系统协议的情况下合作与竞争①通过共同制定系统规则（协议），促使商业生态系统在内部创造并形成自组织的条件。商业生态系统内部形成自组织的条件包括了“开放、远离平衡态、涨落和非线性作用”。根据笔者的研究，这四个条件是可以满足的。其中涨落和非线性作用是商业生态系统的固有特征，它们必然存在。②通过共同制定系统规则（协议），在商业生态系统内部形成进化发展所需的序参量。根据Haken的观点，如果某个参量在系统演化过程中从无到有的变化，并且能够指示出新结构的形成，它就是序参量。在实际操作中，商业生态系统内部各单位成员在不断的“竞合”中制定了各种各样的协议、规则和惯例等，这些就是商业生态系统发展的“序参量”，这些“序参量”促进了商业生态系统的演化发展。同时这些“序参量”（协议、规则和惯例等）反过来又规范着各个单位成员的行为。根据协同论的观点，序参量产生于系统内部的各个子系统相互碰撞。因此，主管部门（比如协会组织）或是主导企业（比如美国苹果电脑公司）在制定系统规则（协议）时应该充分听取并让下属各单位或合作企业参与共同制定，而不能关起门来单方面决策。③在共同的系统规则（协议）下，系统内各个单位成员相互竞争和合作，减轻了主管部门或主导企业的管理压力，系统运行更加高效有序，商业生态系统得于良性快速发展。宏碁集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施振荣先生提出并积极推行的联网组织理念正是这一思想的完美体现，在遵守集团协议的条件下，各集团成员可以在不报总部审批的情况下根据实际需要自行的合作和调整。

三、案例分析

本文以广州太平洋电脑城为例说明自组织管理模式的应用。广州太平洋电脑城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石牌，是全国重要的IT产品集散地，汇聚了全世界各类品牌的电脑产品、数码产品及各种配件等，1000多家商家云集于此，档次种类齐全的各种产品吸引着全国各地和港澳台地区及亚洲各国的顾客，每天光顾的消费者数以万计。笔者通过长期实地考察和与众多商家的交流发现，太平洋电脑城看似一个松散杂乱的批发零售市场，其实内部隐藏着一种先进的管理模式，即本文提出的自组织管理模式。首先，广州太平洋电脑城是一个IT产品和服务销售的商业生态系统，其次该电脑城内部具备并形成自组织进化的条件。

1.广州太平洋电脑城是一个商业生态系统

根据笔者的研究，一个企业网络是否是商业生态系统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网络内各参与企业的生态位分离；二是网络内各企业在竞争与合作中联结形成价值网；三是物质、信息和能量等在这个价值网里能够顺畅流动。首先，笔者调查发现，商家进入太平洋电脑城经营主要基于两个认识，一是社会流行趋势，比如苹果公司的产品很受欢迎，所以现在经营Iphone和Ipad及配件的商家特别多；二是商家自己的特长，因为有些商家老板本身就是电脑极客，对他们来说，切入自己擅长的领域既有趣又有利，当然这种情况可能会随市场的变动而发生转移，比如，有些商家可能发现，经营同样产品的摊位太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选择转移经营重心或退出电脑城经营，所以，其结果是不同的商家经营着不同的产品，也就是说，太平洋电脑城内部的商家实际上生态位是分离。其次，太平洋电脑城主要集中于经营计算机产品、手机、数码产品、各种配件、办公设备及相关服务等，不同商家经营着不同的产品，比如有商家专注于经营计算机CPU，有的专注于经营电脑机箱，有的专注于经营电脑显示器，虽然商家间经营商品会有一定的重叠性，甚至很强重叠性，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并不存在两个经营商品完全重叠的商家，比如即使是经营手机及配件，一个商家也不可能销售所有的手机和配件，毕竟手机品牌和型号非常多，所以商家间的相关性是很强的，他们不仅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更需要相互间的合作，比如装配一部电脑，不仅需要CPU，也需要机箱，还需要显示器等。最后，经营生态位的分离造成了商家间必须频繁地交流，而且这种交流是几乎无障碍的。每天太平洋电脑城开门营业，就有不少商家业务员抱着一大叠的报价单穿梭于其它商家，把本商家经营产品的今日报价知会相关商家，即使你没收到这个报价单，一个电话过去立马了解。比如，一般来说，商家并不会备齐电脑的所有部件，当消费者需要购买时，商家在与消费者确认好订单后，能很快在到各个商家处拿货，迅速备齐所有部件。所以，当你光临该“商业生态系统”时，你会发现商家们在不断地进行着产品和信息等各方面的交流。

2.广州太平洋电脑城具备形成自组织的条件

如前所述，一个系统要能够自发组织起来，形成耗散结构，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开放及开放达到一定程度、远离平衡态、涨落和非线性相互作用。广州太平洋电脑城生态系统满足自组织进化的条件。对于一个商业生态系统来讲，系统内的非线性作用和涨落是其固有属性，太平洋电脑城生态系统也一样。因此，本文重点讨论形成自组织的其它两个条件：开放和远离平衡态。①开放。太平洋电脑城是一个充分开放的商业生态系统，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几乎是任何人只要交上一定的场租费就可进入该市场经营；其次，任何消费者都可以前往购买；还有商家必须不断与外界（比如厂商和广告商等）进行着能量、物质与信息交流，才能维持正常运行等。②远离平衡态。判断这个条件是否满足的方法是研究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否均匀一致，系统的各个部分之问的差异越大，体系离开平衡态就越远。前文提到，太平洋电脑城内部虽然有竞争，并不存在两个经营商品完全重叠的商家，这种经营生态位的分离造成了商家间必然频繁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流，因此太平洋电脑城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系统。

3.自组织是该销售点的运作模式

自组织管理模式的基本思想就是商业生态系统内的各成员共同制定系统协议，在遵守此协议的情况下各成员相互合作和竞争，实现自组织发展。太平洋电脑城生态系统正是在自组织管理模式下运作的。首先，太平洋电脑城是一个商业生态系统，具备在内部形成自组织的条件。同时市场管理部门为了规范商家的经营，会制定一定的规章制度，比如不能经营等，除此之外，该销售点不同摊位间在长期经营中也形成了一些无形的习惯，比如内部相互调剂产品）等。这些规章制度和习惯等构成了主导太平洋电脑城商家发展的序参量。其次，太平洋电脑城的经营主体是各个商家，而不是市场管理部门。这与协同论的观点是一样的。因为协同论的基本思想就是，系统的运作或动力不是来自系统外部或系统的最上层，而是来自系统内部各个要素或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

四、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商业生态系统管理模式的优点

①能够很好地处理企业专注和多元发展的平衡。企业需要专注，同样也需要多元发展准备。如何处理企业专注和多元发展的矛盾呢?本文提出的“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商业生态系统管理模式”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前面的案例中所提到的消费者购买电脑的例子，通过自组织管理模式，每个商家有效地平衡了多元发展与专注。②能快速反应市场的变化。有着共同制定的“序参量”的约束下，商家们可以随时合作，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而且成本极低，充分体现了高效率。③较低的管理成本支出。本文案例中，管理单位仅仅是制定相关经营规章制度、协调和收取相关场租费，而经营的主体是各个商家，所以其管理成本必然很低。

生态管理论文例8

近半个世纪以来，华北[1]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问题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学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本地区森林的分布与破坏、河流上中游的水土流失、下游河道变化以及平原地区湖泊淤废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为研究这一地区的生态变迁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迄止目前，关于先秦时代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分布的历史变化，考古学和动物学界已有一些学者作过甚有成绩的探讨，而对此后的情形虽有若干片断论说，但专门系统的研究则仍然缺乏[2]。

华北野生动物种类、种群数量与地理分布的历史变化过程，很有必要作为一个专门课题加陨钊胩教郑夥浅S兄谖颐侨嫒鲜兜钡氐纳淝ㄊ贰U馐且蛭谝桓鋈范ǖ牡乩砬蛑校吧镏掷嗉捌渲秩菏康谋浠唤鍪粲谏淝ǖ囊桓鲋匾矫妫乙彩嵌陨淝ǖ淖芴宸从场2还匀唤缰卸锏闹掷嗉倍啵颐俏薹?也无必要)一一加以考述，比较可取的做法是选择那些具有生态标志性的动物、特别是与人类关系曾较密切的大型经济动物作重点考察。恰好，关于这些动物历代文献记载较多，考古资料也较为丰富，这使我们有可能对它们进行较为具体的历史研究。

鹿类动物[3]，是大型陆地野生食草动物的典型种类，也是重要的经济动物。在历史上，鹿类曾对华北居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反过来说，华北地区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乃是当地人类活动改变生态环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历史表征。本文尽量汇集各类文献中的零碎记载，对中古即公元3—9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动物及其分布情况作较为详细的考述，并对其所反映的若干生态史问题稍作推论，为开展对华北生态史的综合研究整理一点基础资料[4]。

一、中古以前华北的鹿类

为更好地说明鹿类动物与生态变迁的关系，我们先来追述一下中古以前的情况。

在农耕和畜牧出现之前，由于人口十分稀少，技术能力极其低下，采集、捕猎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干扰还十分微弱，华北生态系统基本处于原始状态，各种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尚未受到破坏。因此，远古时代这一地区分布着种类众多、数量巨大的大型野生动物，甚至还有犀、象等后来只分布于热带地区的动物活动[5]。其中，鹿类动物是一个最为庞大的家族，也是当地原始居民的主要捕猎对象和食物来源之一。新石器时代的华北虽然已有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但捕猎野生动物仍为当地居民谋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一，而鹿类动物仍是他们最重要的肉食来源。这一情况，已为大量考古实物资料所充分证明。

袁靖曾“比较全面地收集了目前所知的我国各个地区新石器时代的54个遗址或文化层中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并对它们按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分别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根据他的研究，这些遗址(年代约在距今10000年至4000年之间)中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主要集中在梅花鹿、麋鹿、獐等鹿科动物[6]。笔者据其文附表资料统计，属本文讨论范围内(袁文分列为黄河中上游地区和黄淮地区)的35个遗址或文化层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中，鹿类骨骼的数量居于绝对多数[7]，一些遗址所出土的鹿类骨骼数量很大，比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一、二、四、五期文化层共出土有167具，白家遗址出土有218具；安徽濉溪石山子遗址出土数量更多达353具；山东泗水县尹家城遗址也出土有125具之多。这些事实说明，新石器时代鹿类动物在华北的分布十分普遍，并且种群数量之大应居于陆地大型野生动物之首。

到了商周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农牧业已取得一定发展，但人口仍然稀少，土地开垦尚不甚广，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仍有广袤的蒿莱丛林和辽阔的湖沼草泽可供栖息繁衍，因之彼时华北地区的各种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其中麋(即俗称的四不象)的数量最为庞大。

商代的情形，甲骨卜辞的记载可以说明。根据这些记载我们看到：在当时，捕猎野兽仍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卜辞中关于“麋擒”、“逐鹿”、“射鹿”、“获鹿”、“画鹿”、“获獐”之类的文字相当之多，可知鹿类仍是最重要的捕猎对象。据研究者统计，见于现有甲骨卜辞中的鹿类猎获数量，仅武丁时期就达2000头之多[8]，每次捕猎常常所获甚丰，猎获的鹿类常在百头以上，其中有一次“获麋”的数量竟多达451头[9]！殷墟动物骨骸出土情况证实了甲骨卜辞记载的真实性。根据古生物学家的鉴定和统计，殷墟出土的野生哺乳动物骨骸，千数以上者有肿面猪、圣水牛和麋，獐和梅花鹿的数量也在百数以上[10]。这些无疑反映：当时安阳及其附近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分布密度相当高。否则，以当时的狩猎技术条件，捕获如此众多的鹿类是不可想象的。

至西周初期，这种情况似乎仍无太大变化，《逸周书·世俘解》中有一条材料记载说：

武王狩(发生在武王伐纣之后不久，在殷都附近进行)，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11]。

这可能是一次动用大批军队而进行的大规模围猎活动，一共猎获13种野兽计10235头，其中包括麋、麈(鹿群中之雄性头鹿)、麝、麇(即獐)和鹿(应主要为梅花鹿)等在内的鹿类动物8839头，占全部猎物数量的76.5%；而麋又占鹿类之中的大多数(超过59%)。尽管《逸周书》是否为信史，历来史家均有怀疑，这段文字所载是否确实也不得而知；但其所反映的情况，在相当程度上是合乎情理的[12]。

自西周至春秋时代，华北平川草泽地区仍有大量的麋鹿栖息繁衍，山丘林地中也是獐、鹿成群。《诗经》的记颂反映：当时许多地区仍有广阔的“町疃鹿场”[13]，到处有“呦呦鹿鸣”，成群的鹿觅食徜徉于苹、蒿草丛之中[14]；行人在林野发现死獐、鹿的现象时有发生[15]。其它文献也有相似的记载，如《史记》卷4《周本纪》有云：“麋鹿在牧，蜚鸿满野。”虽是一种政治比喻，但也反映了当时郊外多麋鹿的事实；在春秋时期，有些地方甚至仍然麋多成灾[16]。因此之故，在当时鹿类的遇见率仍相当高。据《春秋左传》“鲁宣公十二年”记载，在晋、楚邲之战(战场约在今河南郑州、荥阳一带)期间的某一日，参战士兵曾两次遇见了麋(一次有麋六头)，且有捕获。这些事实说明，在当时，鹿类特别是麋鹿，仍是常见的动物。

但是，自战国以后，华北地区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同时由于铁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耕垦技术能力大大提高，广袤的丛林草莱不断被垦辟为农田，这使得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缩小，鹿类的种群数量也不断减少。因此，虽然战国秦汉文献中仍不时有关于鹿类的记载，但鹿群的数量已远不能与以前相比。从文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习惯于沼泽湿地的麋，在秦汉时代已少见踪迹；其它梅花鹿、獐等等，也逐渐由平原向山区退避。所以战国秦汉文献所显示的鹿类遇见与捕获概率已远低于春秋以前，东部平原地区则基本不见有捕猎鹿类的记载。这些正是战国以来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由于农业的高度发展而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反映。

不过，直到中古时代，华北地区的人口密度毕竟不象晚近时代那样高，生态环境破坏也不似近数个世纪这样严重。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本区域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西部山区，仍有大面积的树木丛林；东部平原地区还有一些水面广阔的湖沼泽地[17]。这些都给大型野生动物保留了一定的栖息场所。因此，在中古时期，华北各地山岭丛林之中仍有成群的獐、梅花鹿、麝等鹿类动物活动；麋也并未绝迹，在河流和沼泽附近，偶尔还可见其踪迹。在历次战乱和人口锐减时期，比如魏晋北朝时期，由于土地荒芜，草莽复生，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虽不及春秋以前那样数量众多，但较之两汉时期似乎有所增加。

二、中古华北的主要鹿种及其分布

历史文献关于中古华北鹿类的直接记载虽然不少，但资料极为零碎，并且对于鹿类的种属时常记载模糊，叙述起来相当困难，更无法从统计学上作出数量说明。在此，我们仅根据有关资料，就主要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作些描述。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分辨出，当时这一地区的主要鹿类有梅花鹿、麝、獐和少量的麋。至于其它属种，则无法断定。

1、梅花鹿梅花鹿（学名C.Nippon），古文献中或作斑鹿，可能是中古华北分布最广的鹿种，大抵各地丘陵山区多树木丛林之处，都有梅花鹿的出没。它的分布区域，可以根据当时文献中关于白鹿的记载来加以推断。

现代动物学研究表明，所谓白鹿，不过是梅花鹿隐性白花基因的表现型，是一种罕见的变异现象，发生机率极小。因此，有白鹿出现的地区，必定有梅花鹿的生息，而且其种群数量还极有可能是相当大的[18]。

从很早的时代开始，中国古人就以白鹿出现为“祥瑞”，因帝王圣明仁德所感而至。《宋书》卷28《符瑞》中说：“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因之，地方一旦发现有白鹿出现，必定要报知朝廷，捕捉到了以后都要上献皇帝，至晚从汉代开始，这已形成了一种惯例[19]。以白鹿出现为“祥瑞”的观念，自然是虚妄的；但史书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一般来说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官员已将捕获的白鹿上献给了朝廷，所以史书才记载了下来。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谗谀之臣谎报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有关记载，推知当时梅花鹿的种群分布情况。

魏晋南北朝文献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主要见于《宋书》和《魏书》。《宋书》卷28《符瑞》中所载，可确认属于本区者共11次，时间起于曹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终于刘宋后废帝元徽三年（公元475年）。其中言“献”者6次、言“见”者2次、言“闻”者3次。至于出现地点，该书称黄初元年有19个郡国上言白鹿出现，令人怀疑，（很可能是因其年曹丕废汉建魏、即位称帝，地方州县为了献媚，故而编造此种“祥瑞”上报，表示曹氏篡汉是“上应天命”。）其余10次，分别见于扶风雍县、天水西县、东莞莒县岣峨山、文乡县、谯郡蕲县、彭城县、徐州济阴县、雍州武建县、梁州和郁州；《魏书》卷112下《灵徵志》下所载，可确认在本区范围内者有22次，时间起自北魏道武帝天兴四年（公元401年），终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其称“献”、“获”或“送”者，共17次，称“见”者5次。除一次出现地点不详者，其余分别见于魏郡斥丘县、建兴郡、定州、乐陵、代郡倒刺山、相州、洛州、京师（平城）西苑、秦州（2次）、青州、司州（4次）、荆州[20]、平州、齐州、济州、徐州和兖州。

关于隋唐时期白鹿出现，《隋书》和两《唐书》没有集中的记载，《册府元龟》则记载有13次，其地点分别在华池之万寿原、骊山、麟州、沂州、九成宫之冷泉谷、济州、潞州、皇家禁苑(2次)、华山大罗东南峰驾鹤岭、皇家闲厩试马殿、亳州、同州沙苑监，以关中居多[21]。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在中古华北，许多州郡都曾有白鹿出现，而以多丘陵山地的州郡较为频繁；处于黄淮海平原的诸州郡也时见报道。由于京畿附近常禁民间私猎，而皇家苑囿往往养有数量不小的鹿群，因此，白鹿较多出现于这些地方。这些事实说明，梅花鹿在当时这一地区曾有相当广泛的分布，在丘陵山地较多的地方和京畿附近，梅花鹿的种群数量较大，分布密度较高；东部平原地带也有不少分布。

2、麝中古华北的另一重要鹿种是麝（学名Moschusspp.）。在我国，麝有两种，即马麝(学名Moschuschrysogaster)和原麝(学名Moschusmoschiferus)。著名的香料——麝香，系麝的包皮腺分泌物，是一种具有强烈芳香气味的外激素，为世界三大动物香料之一(其它两种分别来自灵猫和河狸)。在中药学里，麝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药材。据现代药学研究，麝香对人的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能兴奋呼吸中枢和血管舒缩中枢，中医用于治疗急热性病人的虚脱，中风昏迷和小儿惊厥等症，疗效显著。

因《大唐六典》、《通典》、《新唐书》和《元和郡县图志》等保存有较详备的唐代各地土贡麝和麝香的资料[22]，故不需太费力气，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确定当时麝的主要分布区域。据《通典》记载，在唐代，麝香被制成颗粒，诸州上贡数量自10颗至30颗不等[23]。当时除华北州郡贡麝香外，南方各地特别是山南、剑南也大量土贡麝香，说明麝香在当时是一种大量需用的药用香料，颇疑与唐代社会上层、特别是皇室多患“风疾”有关(“风疾”问题将另文讨论)。至于直接贡麝，大约是供皇家苑囿豢养并取麝香之用。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代贡麝和麝香的州郡，属于本区（或部分属本区范围内）的有共有22郡，其中贡麝的有同州冯翊郡、庆州顺化郡、丹州咸宁郡、延州延安郡、灵州灵武郡、虢州弘农郡，贡麝香的有商州上洛郡、岚州楼烦郡、忻州定襄郡、代州雁门郡、妫州妫川郡、檀州密云郡、营州柳城郡、河州安昌郡、渭州陇西郡、兰州金城郡、阶州武都郡、洮州临洮郡、廓州宁塞郡、叠州合州郡、宕州怀道郡、甘州张掖郡。

一般说来，能上贡麝或麝香的地区，即有麝的栖息。由以上记载可知，唐代在燕山——太行山一线以西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许多州郡土贡麝香或者麝，甚至距长安不远的同州亦以麝香称贡，说明这些地区均有麝的活动栖息。但黄河下游州郡，则不见有贡麝香的记载，说明唐代麝在那些地方很少分布或没有分布。考虑到麝的生活习性特别是食性，东部地区可能一向不曾有过大群的麝。

3、獐獐，古文献亦称麇（学名Hydropotesinermis），也是中古华北的重要鹿种。相比较而言，獐不象梅花鹿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并能够提供珍贵的鹿茸，亦不似麝是麝香的主要来源，因此它在古代的声望不及于后二者。不过，獐乃为当时重要的捕猎对象和重要的野味肉食来源，分布区域也相当广泛。在古代，獐的隐白基因表现型——白獐，也被视作一种吉祥物，史家谓：“白獐，王者刑罚理则至。”[24]即白獐的出现，是帝王施行刑罚平正公允、合乎法度的一种自然感应。因此，地方发现白獐出现都要报知朝廷；如果捕获白獐，也必定上献。我们从《宋书》、《魏书》及《册府元龟》中找到与本区有关的记载共27次。具体情况如下：

《宋书》卷28《符瑞》中载有17次，其中言“献”者12次、“见”4次、“闻”1次，时间起自曹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终于刘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除1处记载称19个郡国上言白獐出现不可靠（理由见上文）外，其余记载所涉及的地区有：琅邪、魏郡、义阳、汲郡、梁郡、汝阳武津、东莱黄县、马头（属豫州）、济阴、东莱曲城县、济北、南阳（3次）、北海都昌、汝阴楼烦；

《魏书》卷112下《灵徵志》记载有7次，6次言“献”、1次称“见”，时间起自北魏明帝永兴四年（412年），止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549年），出现的地区分别是章安、怀州、豫州、华州、徐州（2次）和瀛州；

《册府元龟》卷24《帝王部·符瑞》三记有3次，2次言“见”、1次称“献”，分别为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豫州）、十五年（海州）和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许州）。

据以上记载可知，当时白獐基本出现于本地区的东部，太行山脉以西则很少见，这似乎表明当时獐主要分布在本区东部。这是由于史料记载缺失，抑或实际情况即如此，尚须进一步考证。从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看，至少关中地区还栖息有一定数量的獐，例如唐文宗开成四年四月，“有獐出于太庙，获之。”[25]这或可认为是从禁苑中逃逸出来的，不能算作自然分布。但孙思勰也曾提到：岐州有上等的獐骨和獐髓，可以入贡[26]。不过，喜于溪河水际活动是獐的生活习性，只要其它条件具备，东部湿润多水区域更适合它的栖息。这样看来，当时本区东部獐的分布较多，故白獐出现亦以东部居多，似也合乎情理。

4、麋比较麻烦的是麋（学名Elaphurusdavidianus）。如前所言，在远古至于春秋时代，麋鹿曾是东部湖沼草泽地区的优势鹿种，种群数量十分庞大。但是，随着土地不断被垦辟，自战国秦汉以后，这一地区的麋鹿日益稀见，在诸鹿之中，其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域减缩最为明显，以至一些学者曾认为：西汉以后麋已在这一地区绝迹。[27]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至晚近时代，麋不但在华北、甚至在整个中国都逐渐完全绝迹，清代晚期仅北京南郊皇家苑囿中尚有少数豢养，八国联国攻进北京后，竟被洗劫一空，致使中国麋种断绝。直到20世纪80年代，始由英国乌邦寺公园引返其种，现于江苏沿海地区辟有麋鹿饲养场。在中古时代，麋在华北地区的分布已经很少，不过并未绝迹，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年）曾发生过一场天灾，史称“是岁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28]可见当时华北地区还有麋分布。因此，我们从一些零碎的资料中，尚可约略寻觅到麋在本区活动的踪迹。

首先，在华北北部边缘草原地带水源丰富之处，似乎还有些麋群活动。例如《魏书》卷28《古弼传》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如文中“麋鹿”乃指麋一种，则那里的麋鹿种群仍甚不小；若是“麋、鹿”两种的合记，则当地至少也还有麋的活动。无独有偶，唐·张读《宣室志》卷8记载说：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表明今山西北部地区尚有麋的存在。此外，位于陇右道廓州化城县东北七十里的扶延山中，也“多麋鹿”[29]。

内地亦见有麋的记载。如虢州、邓州、济源等地在唐代还有麋栖息。《新唐书》卷215《突厥》上云：“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30]同书卷162《吕元膺传》也说：“东畿西南通邓、虢，川谷旷深，多麋鹿……。”至于济源地区，初唐人王绩称其居住河、济之间时，“亲党之际，皆以山麋野鹿相畜。”[31]今山东高密、江苏洪泽湖一带，在唐代也有麋群栖息。前者见于《元和郡县图志》的明确记载[32]，后者则在《千金翼方》有所反映[33]。

由此可见，直到唐代，华北一些地方尚有麋活动，只是其种群数量远不能与先秦以前相比，活动区域也极为有限，与同时代的梅花鹿、麝和獐相比，数量也要少得多。这自然是因为原先最适于麋生息的东部平原沼泽地带，此时已变为农耕经济的中心区域，各地湖沼草泽虽未至全部淤废，但可供麋栖身之处已经不甚广；虽然山区川谷溪涧也适于麋鹿生息，但毕竟不能容纳很大的种群。

三、中古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

以上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对中古华北主要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进行了梳理，试图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尚有种群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资源。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意见，以下再对中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情况略作叙述。

中古文献关于华北地区猎鹿的记载甚为不少，不过主要集中在太行山——豫西山地以西地区。为方便起见，我们最好分区述说。

1、北部沿边地带华北北部沿边是草原地带或者毗邻草原，那里的野生动物资源较之内地远为丰富，故射猎活动亦比内地频繁。

文献反映，在北魏前期，都城平城以北地区、特别是今阴山一带，是鹿类及其它野兽栖息的渊薮，为获得充足的生活资源，当地居民经常性地进行大小规模的围猎活动，狩猎业甚至是北魏前期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大规模狩猎活动经常性地进行，魏王也常亲自出马。黎虎根据《魏书》统计：北魏前期5帝在位的85年间，共计出猎67次，平均每1年零3个月即出猎1次[34]，每次围猎都是收获甚丰。如公元413年，北魏明帝拓拔嗣“西幸五原，较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35]鹿类动物乃是最重要的围捕对象；《魏书》卷4上《世祖太武帝纪》更称：“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冬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帅所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虽然这一记载可能有较大夸张成分，但即使没有数百万而只有数十万，其场面也是极为壮观的；同书卷28《古弼传》又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一次围猎活动能有如此大的鹿类捕获量，对于今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说明狩猎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十分庞大惊人。鄂尔多斯沙漠南部地区，也有大量鹿群活动，猎鹿活动也是经常性的。北周时期，宇文宪之子宇文贵年方十一年，“从宪猎于盐州(今陕西定边一带)，一围中手射野马及鹿一十有五。”[36]也许这段记载有夸张成分，但如非当地有很大的野生动物种群，以一持弓小儿，在一次围猎中即能射得野马及鹿十余头，无异于天方夜谭，史书中也不能出现这样的记载。在幽州地区，鹿类动物也是重要的捕猎对象，当地甚至有人以驴子驮运鹿脯南下至沧州贩卖[37]。直到唐代，文献之中仍多记载北边地区的弋猎之事，比如张读《宣室志》卷8即记载有数事。其一云：振武军都将王含之母金氏“常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杀获甚多。”又云：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如此之类，不能俱引。正因为这些地区鹿类资源丰富，当地人们猎鹿活动频繁，唐代所在地区的诸州郡有多种鹿产品上贡朝廷，除上文所列麝香之外，灵州、蓟州贡有鹿角胶，胜州、麟州贡鹿角，会州贡有鹿舌、鹿尾等等。

2、关中地区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一向较为丰富，由于一些王朝曾在关中设置禁苑豢养鹿类，所以当地的鹿类有不少实际上处于半驯化状态。在唐代，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仍然相当丰富，卢纶《早春归周至旧居却寄耿拾遗湋李校书端》诗就曾提到周至一带“野日初晴麦垅分，竹园相接鹿成群”的景象[38]；当时文献中甚至不时出现关于鹿类进入京城街市、太庙乃至直入皇宫殿门的记载，说明在隋唐时期的关中甚至长安城附近，鹿类的遇见率还相当高[39]。这可能因为当时国家对畿内百姓的捕猎颇多禁令，故鹿群可以相当自由地活动。尽管在当时民间猎鹿受到禁止，但皇帝和王公贵族则时常纵猎于荒郊旷野、射鹿娱乐，这些在当时的诗文中多有记颂，毋须具引。

3、秦岭东部—豫西山地隋唐时代，在秦岭东部——豫西熊耳山、伏牛山和崤山地区,即自洛阳往西南的邓、虢、商等州，都有很多鹿群分布，猎鹿活动亦相当频繁，史书记载颇多。例如唐初突厥可汗颉利归降后，常郁郁不乐，太宗为顺其物性，打算任命他做虢州刺史，因为“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40]；有时皇帝也带着大批人马前往这一地区狩猎射鹿，如《册府元龟》卷115《帝王部·搜狩》载：“(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冬十月，狩于陆浑县；戊辰，较猎于韭山，上自射禽兽，获鹿及雉兔数十，令代官厨应烹之羊，尽放令长生焉。”直至中晚唐时期，邓、虢一带仍是鹿类众多，许多山民不事耕种，专以射猎为生，号称“山棚”，“山棚”常将猎获的鹿负载入市鬻卖[41]。商州地区的射麝活动，在唐诗中有不少咏颂，如张祜《寄题商洛王隐居》曾提到当地逸人野老“随风收野蜜，寻麝采生香”的隐居生活[42]；有些村落乃因居民多事猎麝而被称为“采麝村”[43]；由于朝廷土贡所迫，商州一带不少百姓直至垂白之年仍不能结束猎麝生涯，曹松在《商山》一诗中说：“垂白商于原下住，儿孙共死一身忙，木弓未得长离手，犹与官家射麝香”[44]。

4、太行山区南部太行山南部东西两侧在中古时期也曾是猎鹿的好去处。东侧的邺郡一带鹿类甚多，猎鹿之事时见记载。魏文帝曹丕与其族兄之子曹丹出猎，“终日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它书皆引作二十)。”[45]在当时的工具条件下，如果没有较大鹿群存在，以数人出猎一天即能猎获九头獐、鹿，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曹魏时期，国家曾在这一地区设置了大型苑囿，禁止民间猎鹿，致使荥阳周围鹿群成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大臣高柔极力主张取消禁令，听民捕猎[46]。直到唐代中期，温县(今河南温县)人捕猎还可猎获到獐和鹿[47]。济源一带在唐代亦为猎鹿之所，637年唐太宗曾率队前往济源之山狩猎，所获之鹿被送往有司造脯醢以充荐享[48]；裴休兄弟在济源时，曾有猎人以所获之鹿相赠[49]。至于其西侧诸州，也颇有猎鹿的记载，比如隋代皇帝就曾在汾阳宫附近(位于今阳曲)举行围猎，随猎的杨暕“大获麋鹿以献。”[50]再往南的潞州林虑山区，也是鹿类甚多，708年8月，唐中宗曾亲自“逐鹿于潞河”[51]。

在中古文献中，我们尚未找到关于黄河下游地区猎鹿的记载，虽然不能因此认为当地完全没有捕猎鹿类的活动，但与前述地区相比要少得多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猎鹿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获得所需鹿类产品。鹿类动物遍身是宝，比如鹿茸、麝香、鹿角胶、鹿骨、鹿尾、鹿筋、鹿胎、鹿肾等等都是十分名贵的中药材，鹿皮可以加工制成各种服饰，而鹿肉则具有很高的滋补营养价值。在中古时代，鹿类产品已被广泛地开发利用，比较显著的是它们的药用，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孟诜的《食疗本草》和苏恭等的《新修本草》，都十分强调鹿产品的医药价值，尤其是麝香应用非常广泛。不过，作为药材的鹿产品，流通区域较广，华北居民所用的未必即产自当地，故对此我们不作详述。但当地人所食用的鹿肉，则应为本地区所出产，文献中关于加工食用鹿肉的记载为数不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地鹿类资源的丰富程度。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卷8、卷9中记载有多种鹿肉加工方法，如以獐、鹿肉加工“五味脯”、“度夏白脯”、“甜脆脯”和“苞牃(以鹿头为原料)”等等。此外，在当时，獐、鹿肉还可以加工酿制成肉酱，该书卷8就对采用獐、鹿肉加工“肉酱”和“卒成肉酱”的方法进行了专门讨论。在《齐民要术》有关加工烹饪方法的记载中，獐、鹿肉出现的次数远超过除鱼之外的所有其它野生动物，如兔、野猪、熊、雁、鸧、凫、雉、鹌鹑等等，这说明在各种野味肉食中，贾思勰显然最为重视獐肉和鹿肉，也说明獐、鹿肉在当时是比较常见而易得的野味食料。直到晚唐五代时期，韩鄂在《四时纂要》中仍记载有用獐、鹿肉加工的“淡脯”、白脯和干腊肉的方法[52]。这两部关于农事和日常家庭生活的著作一再谈论鹿肉的加工食用，并与牛、羊、猪肉相提并论，表明鹿肉在当时并非太难得的野味。

关于唐代上层社会加工食用鹿肉之事，史书记载甚为不少。唐制规定：宫廷所需肉酱的加工事务，由光禄寺掌醢署负责，肉酱种类则是鹿、兔、羊、鱼等四醢[53]。在祭祀供品中，则有鹿脯、菁菹鹿醢、葵菹鹿醢等等鹿肉加工食品[54]。除了鹿肉酱之外，当时甚至还专用鹿尾作酱，安禄山就曾向唐玄宗进献过鹿尾酱[55]。在唐代，皇帝常以赐食表示对大臣的褒宠，其中鹿肉是常赐的肉食口味之一[56]。唐玄宗天宝时期，哥舒翰与安禄山、安思顺之间发生了矛盾，唐明皇想作和事佬，趁其三人来朝之机设宴招待他们，“诏尚食生击鹿，取血瀹肠为‘热洛何’以赐之。”[57]这些事例说明，在唐代上层社会的饮食中，鹿肉食品是相当常见之物。

百姓食用鹿肉的实例文献记载虽然不太多，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如《颜氏家训》载：北齐时，有人用数块獐肉招待女婿，而女婿竟认为岳父真是悭吝至极，因此非常愤恨以至举止失态[58]，这说明獐肉在当时并不算是珍贵难得的美馔。隋唐之际的王梵志曾在《草屋足风尘》一诗中谈到：贫困人家食具不完，有客相过，仅能以“鹿脯三四条，石盐五六课(颗?)”相招待，也说明当时在某些地方鹿肉并非难得的珍味，所以贫穷人家也能存些鹿脯即干鹿肉[59]。颜真卿在生活穷困、妻子生病时，曾向李太保某乞讨过新好的鹿肉脯[60]。如此之类，不一一具引。

要之，在中古时期，华北不少地方捕猎鹿类的活动仍相当频繁，猎鹿活动发生的地域，以本区西北部为主，这也与当时西北部地区鹿类资源较丰富的情况基本相合。但东南部也有一些鹿类栖息，特别是在丘陵山地鹿类也还比较常见，何以这些地区不见有猎鹿的记载，尚待查证。同时，尽管中古华北鹿肉不如家养畜肉那样易得常食，但也远不象晚近时代这样稀罕，故当时文献之中还颇有一些关于鹿肉加工食用的记载，特别是指导日常生计的《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等，都专门提到鹿肉加工方法，这从另一侧面证实当时华北地区尚存在较为丰富的鹿类资源。

四、从鹿类推测中古华北生态状况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对中古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已经取得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只是我们对于不同鹿种的分布密度，尚无法作出具体判断。这一方面是由于鹿是移徙活动的，即使在当代，也很难就某个地区野生鹿类的分布密度获得一个精确的数据，通常只能采用标志重捕法，或者统计捕获率、遇见率等等，取得一些相对数值；另一方面更由于现存中古文献可供利用的相关数据实不足以作这方面的尝试。因此，我们只能就总体情况概略地说，当时华北仍有不少地方存在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之所以作出这样的估计，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文献有不少关于白鹿、白獐和贡麝、麝香及其它鹿产品的记载；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关于猎鹿活动的记载中，时而出现相当不小的捕获数字，而文献关于食用鹿肉的记载亦可为此提供佐证。隋唐文献不时记载有獐鹿进入长安城中、甚至闯到皇宫附近，我们可据以推测：当时长安附近、关中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甚为可观。

在自然界中，任何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都是与一定的生态环境，包括无机环境和生物环境相适应的。就生物环境而言，各种动物的分布范围、种群大小和密度高低，既取决于食物资源的分布及其丰富程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不同动物之间复杂的竞争、共生与捕食关系的影响；而所谓经济动物，则与人口密度、经济生产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动物种群数量的增长与减少，分布区域的扩大与缩小，绝对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对生态环境及其变化的综合反映。相应地，特定区域中动物、特别是某些典型动物的种群大小及其分布情况，也就成为判断该区域整体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这就容许我们根据鹿类的情况，对中古华北的生态环境状况稍作推测。

首先，鹿类作为典型的食植(食草)动物和重要的经济动物，其分布范围与种群大小，既与森林、草地特别是其中可食林、草种类的分布与丰俭程度直接相关，更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经济活动强度（在农业时代主要是土地开发强度）有很大关系，人口增加、土地开发，以及相应发生的森林、草地的减少，必定会导致鹿类种群数量的下降和分布区域的缩小。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这种关系是比较清楚的。以《诗经》时代与中古相比较，前一时期人口尚少，华北还存在着广袤的森林和草场未遭砍伐开垦，鹿类喜食的植物如苹、蒿、芩之类仍很丰富，“畋猎”虽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民俗与国法对野生动物的季节性保护还是相当严格的，所以其时华北地区还到处是“呦呦鹿鸣”的景象。但到了中古时期，森林植被状况已大不如《诗经》时代，与远古更无法相比，故鹿类的栖息范围及种群数量相应地也就小得多，曾经是鹿类优势种的麋鹿，种群数量更是明显减少。只是与晚近时代的情况相比，中古华北的鹿类资源仍可谓丰富。

仅就中古时期本区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情况而言，其与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变化之间的相关性也有一定的显现。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从分布区域来说，以西北山地高原区较为丰富，北部边缘地带因属草原或毗邻草原，其种群数量更是相当庞大；而文献关于其东南部鹿类的记载相对较少，且现有的记载亦大抵多在拥有山地丘陵的州郡。这些情况，毫无疑问与有关地区的农业开发强度较弱、林草地较多有关，可与森林、草原变迁的研究成果互相映证[61]。

进一步检核各类史书的相关记载还可发现：它们主要出自唐以前的文献，出自唐代文献的则较少。这似乎表明，中古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存在着前丰后俭的情况。我们知道，魏晋北朝时期，北方地区长期处于战争动乱状态，人口密度一度下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土地荒芜的情况十分严重，农业经济曾经相当低落。但这种令人慨叹的社会经济衰退，也带来了一个从生态的角度看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后果：即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特别是草场和次生林的扩展。由于这种恢复和扩展，鹿类等野生动物获得了扩大其种群数量和栖息范围的机会。故此，魏晋北朝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特别是关于白鹿与白獐出现的报告较多，涉及的地区也较广，连在汉、唐时期均曾是农业繁盛、人烟稠密的东南部地区，也分布有相当多的梅花鹿和獐。但是，随着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逐渐恢复并取得进一步发展，人口密度逐步提高，一度荒闲的林草地又被复垦为农田，丘陵山地的林木亦由于各种需求的扩大而大片地遭到砍伐，可供鹿类活动的空间再度渐趋减缩，其种群数量亦渐减少。如此一来，唐代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不如前一阶段多，乃在情理之中。反过来看，中古华北鹿类的种群数量、地理分布及其变化，亦正是对当时森林、草地盈缩变化的间接说明。

其次，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判断一个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好坏的重要标准。鹿类作为动物界中的一个族类，虽不能完整地反映某个区域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但仍可据之对动物种类多样性与资源丰富性作出某种推断。这是因为：其一、鹿类曾是华北最为重要的野生经济动物，自远古以来即是当地人们捕猎的首选目标，仍有较多鹿类可供捕猎，即意味着尚有众多其它可供捕猎的野生动物；其二、在各种高等食草动物中，鹿类是对生境、特别是林草地的要求比较严格的一类，鹿类的种群数量和地理分布对生态环境的改变反应比较灵敏，有较多鹿类存在，即意味着整个生态环境尚称良好，其它野生食草动物亦应较为丰富，至少在华北这样的自然环境下是如此；其三、鹿类动物是生态“食物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食物链”中，鹿及其它食草动物属于“一级消费者”，是大型食肉动物的捕食对象，数量众多的鹿类及其它食草动物存在，为食肉猛兽提供了食物条件，相应地，后者亦必定存在着一定的种群数量。

也许对当时文献关于猛兽的记载略加征引，有助于进一步阐明以上观点，并增进我们对中古华北野生动物资源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整个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

曹魏时期一位名叫高柔的大臣，针对朝廷禁止百姓在禁苑中捕鹿发表了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议论。据高柔称：由于国家禁止在苑囿一带捕猎，致使方圆千里之地，鹿群恣意繁衍，附近以耕稼为生的百姓深受其害。他非常忧虑地指出：当时“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损者甚多。”[62]因此他主张放宽捕禁，允许百姓猎鹿。为了陈明利弊，他还特地作了如下的估算，称：

……今禁地广轮且千余里，臣下计无虑其中有虎大小六百头，狼有五百头，狐万头。使大虎一头三日食一鹿，一虎一岁百二十鹿，是为六百头虎一岁食七万二千头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为五百头狼一岁共食万八千头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间，是为万狐一月共食鹿子三万头也。大凡一岁所食十二万头。其雕鹗所害，臣置不计。以此推之，终无从得多，不如早取之为便也。

生态管理论文例9

一、国内外的经验与教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过去100多年来，人类与自然冲突中的几个严重事件中，我们能否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避免那种“先破坏、后治理”、“先污染、后治理”或者“先引进、后消除”（往往很难除掉）的惨痛的教训呢？

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大规模移民南部大草原。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开垦地土壤地力耗尽后马上撂荒，转而开垦新的土地。但是，草地的严重扰动诱发了大规模的沙尘暴：1932年爆发14次，1933年高达38次，1934年春季的沙尘暴，扫荡了中西部大平原，使全国小麦减产1/3。1935年5月，起源于堪萨斯、阿克拉荷马、科罗拉多三州黑风暴，裹挟着大量耕地表层黑土，形成了东西长2400km、南北宽1440km、高约3km的“黑龙”，3天中横扫2/3个美国,3亿吨肥沃表土被吹进大西洋，16万农民受灾。后来，据美国土壤保持局统计，1935-1975年的40年间，大平原地区被沙尘暴破坏的面积高达4000-6000km2a-1。为控制土地荒漠化和沙尘暴，美国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生态保卫战。其主要的做法是，推行“农场法案”，鼓励弃耕，政府采取补偿制度，建立自然保护区，恢复天然草原，休牧返林还草。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返林返草面积达150000km2，约占全国耕地总数的10%，在此基础上建立自然保护区144个。由此看来，美国主要是利用了人退的办法成功遏制了困惑该国几十年的“黑风暴”问题。

前苏联自1954年起在哈萨克、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沿岸和高加索部分地区大量开垦草地，至1963年累计垦荒600000km2。由于缺乏防护措施，加之气候干旱，造成新垦荒地风蚀严重，春季疏松的表土被大风刮起，形成沙尘暴。1960年3月和4月的沙尘暴席卷了俄罗斯南部广大平原，使春季作物受灾面积达40000km2以上。1963年沙尘暴受灾面积高达200000km2，新垦区农耕系统几乎瘫痪。沙尘暴同时殃及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国。比黑风暴危害更大、持续更长的是，同时发生并绵延至今的白风暴:前苏联在土库曼斯坦卡拉库姆沙漠中修建卡拉库姆运河，每年可从亚洲第三大湖咸海的主要水源——阿姆河调水灌溉1000km2的农田和草场。这种“创造性地再造自然”带来的生态灾难是异常沉重的：阿姆河被截断使下游咸海水位急剧下降，30年间湖岸线后退了10-20km，咸海湖底盐碱,“白风暴”(含盐尘的风暴)接踵而至，毁灭了60%的新垦区，并使其成为生命。当年斯大林提出了规模超过美国“罗斯福工程的”的“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倡导在草原区植树，同时继续发展灌溉农业。1949-1953年，该工程营建防护林近30000km2，但到60年代末，保存下来的防护林面积只有2%而已。

阿尔及利亚为防止撒哈拉沙漠的不断北侵，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从1975年起沿撒哈拉沙漠北缘大规模种植松树,号称世界级造林工程(绿色坝项目)。该工程延伸到邻国摩洛哥和突尼斯，绵延1500km。按照理论计算，该工程能使阿尔及利亚林地面积每年扩展10%。但由于没有弄清当地的水资源状况和环境承载力，盲目用集约化的方式和外来物种搞高强度的生态建设，结果使生态建设变成生态灾难，沙漠依然在向北扩展，现在该国每年损失的林地超过造林面积。2004年12月11-16日，作者前往突尼斯北部考察，我们沿海边行驶一天，也没有见到该“绿色坝”的影子。当问及突尼斯国立干旱区研究所所长，北非五国的绿色坝项目进展时，该所所长不无幽默地说：“那是纸上的防护林”。

荷兰举世闻名的围海造田工程对荷兰农业发展、市镇建设和自然保护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过去20年来，围垦区依靠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规律，采取少量的人工措施或完全没有人为干预，使荒芜的围垦土地出现生机，形成了总面积达1650km2的健康生态系统(董哲仁,2003)。这一成功做法引起了国际生态学界的高度关注，经常被作为生态重建的成功案例反复引用。实际上，该国围垦区的生态建设经历了几个阶段，反映了荷兰人对生态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第一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开发的围垦区，根据居民休闲的多种需要，进行景观设计；第二阶段是60年代以后，专门进行生态设计，为特定的生物群落形成创造条件，主要人工种植多种植物，为珍禽鸟类栖息创造条件，提高生物群落多样性。第三阶段是80年代以来，他们已经认识到，依靠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规律，不需要种植任何植物，经过若干年时间，同样可以建设一个健康的湿地生态系统,而其成功的主要秘诀则是大量使用本地种。

英国世界上最早工业化的国家，也最早尝到了生态破坏的苦果，大量采煤使得该国的生态环境“满目疮痍”。但到上世纪90年代，他们已经把历史上由于采矿(主要是采煤)而造成的废弃地恢复成了自然生态系统，并进一步规划成为世界上著名的乡村景观。他们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借助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Bradshaw,2000)。他们驾驭了被毁坏生态系统最初的演替过程，而那些生态系统能够成为目前的样子，在很大程度是依靠了自然力。该模式为英国前生态学会主席、皇家学会会员、利物浦大学教授A.D.Bradshaw所提倡，他认为借助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的好处有：其一，工作量可大大减少；其二，剩余的恢复过程可以自我维持，因为它是自然发生的；其三，生物多样性可以增加并得以维持。总结他一生在恢复生态学研究的经验，他认为生态恢复的重要因素有两条:其一,选择适宜的植物种类,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其二,利用自然力，在自然能够恢复的地方决不强加人工干扰。如果不遵守这些基本的规律，生态恢复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澳大利亚该国可能是全球遭受盲目引种造成生态灾难最严重的国家，试以兔子为例说明之。1859年，一个英国人为了满足其打猎的嗜好，从英国弄来了5只兔子后，一场可怕的生态灾难从此爆发了。兔子繁殖速度甚快，在澳大利亚失去天敌控制后，数量不断翻番。到1880年，兔子到达新南威尔士，开始影响南澳地区的牧羊业。1950年，澳大利亚的兔子的数量从最初的5只增加到了5亿只，这个国家绝大部分地区的庄稼或草地都遭到了极大损失，一些小岛甚至发生了水土流失。人们不得不组织大规模的灭兔行动，但收效甚微。到19世纪90年代，当兔群抵达西澳时，人们修了一条长达1000英里的栅栏，试图将其拦住。但是，这个栅栏很快被冲破了。绝望之中，人们从巴西引入了多发黏液瘤病，以对付迅速繁殖的兔子。但是病毒战只能使不断恶化的状况得到暂时缓解，一小部分兔子对这种病毒具有天然的免疫能力，它们在侥幸逃生后又快速繁殖起来。整个20世纪中期，澳大利亚的灭兔行动从未停止过。这个惨痛的例子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因防止生态退化在引进物种时“饥不择食”，而必须警惕生物入侵。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整个长江以北，将来自北美的火炬树大量种植，甚至种到了草原上；而长江以南的大面积土地，种植了来自澳大利亚的桉树，其中云南是“重灾区”。

中国“三北防护林”曾被誉为中国的“绿色长城”。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用了恐怕上千亿资金来“筑城”，但是收效不大(苏扬,2003；French,2004)。绵延上千里的防护林，现在已经是坍塌的“绿色长城”。种植的树种都是“杨家将”(杨树)，不仅许多地方的杨树长成半死不活的“小老头树”，而且由于普遍种纯林，在发生虫害时，一倒一大片，仅小小天牛就将宁夏20年的建设成果——几十亿株杨树毁于一旦。这些惨痛的教训足以说明，大范围植树，尤其违背自然规律的造林是得不偿失的。即使造林成功，其投资产出比也是不合算的。2002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共完成造林6764km2，国家投资12.32亿元，合1821元hm-2；再看“三北防护林”，2002年完成造林4538km2，投入13.93亿元(国家林业局,2002),为3069元hm-2。两者相加为4890元hm-2，这样在内蒙古南部项目区的牧民，每户仅从国家“造林”项目中，当年收益就高达48.9万元(以南部每户5人，人均20hm2草地计算)。这样的话，发牧民工资国家都合算——牲口不养了，退化草地完全能够自然恢复，用不着造林。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许多牧民甚至到目前为止，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划进了“三北防护林”治理区。那些资金根本不能保证落实到单位土地面积上，而是集中到几个容易通过验收的项目点上，这些点远不到治理区域总面积的10%！这就是为什么出现“边治理、边退化”、“治理赶不上退化”的根本原因。某旗县据说用1.5亿造林治理了6%的退化土地。依次类推，我们还得投入21亿元才能治理其余的84%退化土地,这是因为中国草原地区90%的土地面临不同程度的生态退化(国家环境保护局自然保护司,2000.)。即使不考虑时间问题，照这样下去，国家也要花上万亿才能治理涉及550多个旗县的生态退化，这样的费用任何国家也花不起(蒋高明,2004)。

二、要认清生态治理存在的关键问题

针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系统退化，国家相应启动了许多以改善生态环境的重大工程(国家林业局,2002),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一些治理效果相对于巨额投资来讲却不尽人意。造成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是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下述关键问题的存在：

第一，在西部经济发展方面，忽视了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薄弱的社会基础这些基本事实。(1956)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有关于少数汉族与民族关系的精辟论述：“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确切地说，黑河-腾冲线是我国生态环境、社会经济、产业类型的综合分异线：东部以汉族为主,占全国的94.3%，面积为42.9%；西部少数民族集中分布，人口虽只有5.7%，然其面积却达57.1%(张善余，1999)。目前，中国的东部经济发展很快，西部被迫追赶，但由于人才、交通与基础条件的限制，西部不可能赶上东部。中国1000个著名制造业的89%在东部，而西部仅占11%；仅一个江苏省(13.7%)就超过了西部十几个省的总和。因此，西部无论怎样追赶，经济的不平衡这条鸿沟是很难逾越的。而在盲目追求GDP中造成的西部生态退化所需的高额治理费用，却不得不由国家来“买单”，如2002年国家“六大林业工程”的256亿元主要用在了西部。

西部脆弱的环境容易造成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化、盐渍化、气候干旱化、水资源短缺等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应当成为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的重中之重。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600000km2，其中约有80%发生在西部，全国每年新增的荒漠化土地也大都分布在西部地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西部孕育着巨大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库，如云南是全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野生稻、茶、香蕉的近缘种都在这里分布；新疆干旱区、青藏高原地区分布有很强的适应特殊环境(高温、干旱、寒冷、强光、强紫外辐射)的物种，蕴藏着我国农业、医药业、工业持续的后备基因库。西部蒙古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傣族、瑶族、壮族等所居住的地方为中国陆地生态最完整的地方，因此，我们必须感谢少数民族为中华大家庭保留了如此多样和美丽的生态系统。西部开发决不能盲目追求GDP，而必须提倡绿色GDP，将这里的生态保护好就是对国家重大的贡献：一可以节省下来巨额的治理费用，二可通过其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东部和海外的观光客;三可将上风、上水向的环境保护好，为东部输入清洁的空气、水分、能源，如将这些折算成现金也是巨额的一笔费用，国际上流行的生态系统价值评估就是基于这种思路(CostanzaR.1997);四可为子孙后代保留完美的生态系统。而目前的现状是，西部的土壤在减少，东部的污染在增加，黄河永远不清，长江将变黄河，真是令人痛心。

第二，在生态治理措施方面，一些基本的科学理论问题没有搞清。如目前沙地草地普遍实行的种树与飞播种问题就没有考虑到生态本底。在草原上天然分布的就是草或者灌木，试图造林改变这种生态基础，但收到的效果是不大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在建国53年的森林覆盖率仅0.87%(其中包括浑善达克的天然榆树!),恰说明了造林实际上是失败的。另外树木“阻挡”沙尘暴比起草“捂盖”沙尘暴的作用来要小得多。飞播仅解决了生态恢复中的一个很小的次要矛盾，是建立在土壤中没有种子或种苗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的。实际上，退化沙地和草地中依然存在大量的繁殖体（孢子、种子、根、幼苗等），只是人们没有给它生长的机会，或者人们没有管住牲口的行为。另外，飞播带来了大量的外来种，容易使一个完美的生态系统变成物种比较单一的系统，如毛乌素沙地就变成了以羊柴、油蒿为主的灌丛，生物多样性价值和生态服务功能大大降低了。

第三，在治理费用的使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部门分割现象。经费使用缺乏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如经费是以“治沙造林”，或者“退耕还林”项目下达的，当地政府只好造林，不管实际效果如何，而上级领导也会以“专款专用”的理由监督，造成了“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的局面。地方领导关心的是生态治理费用有多少，而不是恢复效益有多大。现行政策强调退耕还林，还林有钱，还草没有钱，或者钱很少，这样，老百姓也就不顾树木死活来种树了。人们最热衷造林工程，很显然这里有“油水”，越是那些树木不能成活的地区，“油水”就越大，且基本上没有风险——树木早晚都得死，怨不到他们头上来。很多贫困县的造林工程都是“一把手”亲自抓，连“二把手”都摊不上，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某些草原上的林业局将一株不足1.5m的獐子松报价300元!这些树木后来大部分死了，找谁算帐去？年财政收入仅1000余万元的某旗县，三年来国家投入治沙造林的款项已高达1.5亿，其所在盟共有9个这样的旗县！治沙造林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实惠是不言而喻的。沙尘暴问题出现后，地方领导的车辆变得高级起来，试想这些贫困县(旗)的财政收入因为减免了牧民的牧业税大大下降了，而公款消费的水平却很快提高了，钱从那里来？

第四，重建设，轻保护，甚至不愿谈保护。长期以来，人们对待生态系统的态度，只是认为她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资源，而较少考虑到生态系统对于大量外来力的承受能力，利益的驱动促使人们把生态系统当成能够“赚钱”的场所。一旦当这个系统出现了问题了，人们又轻易地把退化的原因推向“自然”的一面，或者认为是别国的退化造成了我们的生态灾难。在政策方面，存在的不合理是，哪里退化严重得到的治理费用就越多，而保护好的地区，得不到经费；在对牧户的补助中，谁家的羊多得到的补助也多。这样就变相鼓励了“生态破坏”。“生态移民”政策缺乏对移民的自我维持能力考虑，盲目下任务、下指标，地方政府为了从中得到“移民安置费”，也会去抢任务。这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荒漠化土地越治理越多，一些冠冕堂皇的“生态建设”实际上是深层次上的“生态破坏”。以沙尘暴为例，大量的土壤物质每经历一次沙尘暴，就被刮掉一层地皮。这些物质在异地是有害的、令人讨厌的，但在当地却是宝贵的、是支持土地生机的关键因子，亿万年形成的土壤，损失了就不能弥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蒋高明,2002b)。可是，一些科学家不是将这个简单的道理及时地告诉国家，而是热衷于引进先进的仪器来监测我们损失了多少土，长期下去，于国家何益？而采取“人退保土”的办法，我们是能够减缓或者遏制土壤损失的。生态保护的关键就是保土。自然界虽然存在着应对环境波动的能力，但是人类的力量可以超越这种能力，使得生态退化超出能够恢复的“阈值”。因此，生态恢复必须在加大投入实施生态建设工程的同时，重视生态保护的作用，释放自然力。其中帮助社区发展生产、脱贫致富，是解决所有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Liuetal,2003)。在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中，要旗帜鲜明地提倡“以保为主、以建为辅”的原则，而不能背道而驰。

三、人口城镇化、生态自然化

自从工业革命后，人与自然就注定处于了一种“水火不相容”的状态，自然退化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天灾”而是实在的“人祸”。如果地球上没有了人，自然生态系统重现生机是不会存在什么问题的。目前我国生态最脆弱的地区大多位于西部，这里的自然环境原本就不适宜大量人口的生存。国际上普遍认为干旱区、半干旱区适宜的人口密度为1人km-2，而我们超过了2人km-2。解决这些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人主动撤离这些地区，而集中到城(镇)中去(蒋高明等,2003)。目前，美国约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里，韩国1/4的人口集中在汉城，埃及的尼罗河流域集中的全国99%的人口，其余地区处在自然状态，生态退化很少发生。应以人为本，将分散的、撒胡椒面式的经费使用模式向城镇集中，将以前用于生态补偿、修路、就灾、教育、医疗卫生、灭蝗灭鼠、造林种草、飞机播种、水利工程、希望工程等等的费用集中起来使用，大大提高了经费使用的有效性。利用城市化的各种有利条件，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可以达到实现城市化与治理生态退化的双重目标。国家花在治理上的费用，如阿拉善荒漠是450元hm-2，而那里的牧民每人有300hm2，如果费用集中起来，他可能每年就有1万多元，仅这个费用就足够他过上小康的生活。没有了人口的压力生态的恢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按照一般的规律，沙地草地是1-3年，草原是3-5年，森林地区是5-10年，荒漠是10-15年，至于湿地等则更容易实现自然的生态修复。我们以后生态恢复的重点必须是释放这种自然力。具体地，人口从严重退化地区的向外转移方式有以下的模式：

第一，人口向大城市的转移中国有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34座，这些城市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主要来自农村。北京平谷“京东大峡谷”有个桃峪村，近年100多口人自发地向沟外的城镇搬迁、年轻人进城做工，村里的人搬空后，周围山地长出了郁郁葱葱的森林，连农民家的院子里也长满了树，而政府花几百万元钱修建的公路、架设的电线从此失去了用场。如果持续鼓励民工离土，则他们对当地的生态压力可以大大减少，非常有利于生态恢复。从经济的角度，他们对家乡的贡献远比在老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要大的多。在“世界工厂”干活的民工们都会把挣到的钱返给老家，积少成多，这笔钱加在一起，在某些省份甚至超过了该省全部机器开动和全体农民“起早贪黑”辛勤劳作换回的财政收入。拥有8600万人口的四川省，1500万外地民工2003年寄回家的钱约为450亿元人民币，而该省同年的财政收入为292亿元人民币！试想，如果那450亿是从当地的土里刨出，得需要多少年，需要牺牲多少环境做代价呢？西部落后农村尤其提倡到东部大城市做工的做法，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移民搬迁和促进城市化。

第二，人口向局地的中小城市转移国内587座5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承担着接收退化地区迁移人口的重要任务，这些城市宜定位在现有的地级市和县级市，因为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许多城市还有更多的容人空间，尤其在西部地区，因为原来的人口非常分散。那些以能源型为主的城市更具备潜力，因此西部的经济战场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地下。西部的能源与矿山优于东部，可以为东部的经济持续增长输送动力和原料，而这一些需要人来做。在中国最西端的塔里木盆地，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气候恶劣，人类难以生存。自塔里木盆地丰富的油气藏被发现并开始大规模开发后，库尔勒、库车、阿克苏等一批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随着能源的开发，沙漠北缘的库尔勒市，上世纪90年代初还是个原始小镇，发展到今天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位居中国城市前列的中心城市。陕西省神木县2001年以前还是一片荒凉景象，现在能源开发所需采掘、加工、服务方面的大量劳动力为陕西省神木县新增1.3万个就业岗位，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从黄土高原的“穷县”变成了年财政收入5亿元的“富城”。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对能源的开发兴起了众多“资源型城市”，从山西大同、太原到新疆的可可托海，如今这些城市中有许多因为资源的枯竭而衰落，而现在崛起的新一代“资源型城市”正在竭力避免重蹈其覆辙，他们采取的路子不只是单纯地开采，而是开采和深加工一体化。这样可以保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避免人口向自然生态系统的回流。

第三，人口由分散式向乡镇转移在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化推进的过程中，农村城镇化的作用非常重要，现在全国共有建制镇19692个。然而，现有的建制镇中，72%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和较发达的中部地带，而经济落后的西部，其比重只有28%，需要迅速提高西部的城镇化，结合生态恢复，加速该过程。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在70%以上，而我们只有40%，因此，生态恢复的潜力在于城镇化。今后人与自然的总格局肯定是：人住在城市里，野生动物住在自然里，彼此相安无事。既然这个趋势不可避免，且我国的生态退化又如此严重，何不可将城市化要花的钱和生态修复要花的钱结合使用呢？内蒙古阿拉善盟现有人口中，城镇人口13万人，城镇化率达到68%，农牧区人口只有6万多人。即使如此，全盟现有的耕地面积尚可搬迁安置牧民1.6万人。而农牧区人口中,从事草原畜牧业的人口只有3万多人,需要搬迁的人口数量并不多。可以用较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生态和社会效益,目前全盟已成功搬迁转移牧民人口1.7人，进入镇区的牧民将以从事服务业、矿产开发业等二、三产业等为主。这些措施无疑都大大促进阿拉善盟270000km2荒漠的生态保护(伏来旺,2000)。

再看浑善达克，没有了人的压力，这里的自然恢复更易实现。中国科学院连续5年的实验充分证明，这里的退化沙地治理既不用种树、也不用种草，自然力完全能够胜任恢复退化生态的任务(蒋高明,2002a；刘美珍等,2003)。在1万多平方公里的沙地上，破坏的因素只有3万多纯牧民，而利用正蓝旗的上都高勒、桑根达莱和哈毕日嘎三个镇就可以将分散的牧民集中起来，他们退出的土地仅利用其中的100万亩高生产力的塌拉发展草产业就可以获得6000多万元的纯收入，建设成上万平方公里有野生动物自由出没的、没有围栏和人工干扰的自然保护区(目前中国尚没有一家)来发展旅游的潜力更大，而该旗目前的财政收入不到2000万元，而国家给该旗的生态治理费用就高达4000-5000万元。可见，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土地是能够升值的，关键是如何利用她和保护她。

四、先易后难、分类治理

目前的治理在很多情况下是啃“硬骨头”，如在荒漠上造林，在北方山区的阳坡“爆破造林”，而在一些很容易自然恢复的地方如四大沙地、北方山地的阴坡与沟谷、南方山地、南方湿地投入的生态恢复费用不大，或者有投入，但是治理上又在很大程度上用人力代替自然力，形成了许多所谓物种单一的“绿色荒漠”。我们应当采取“蚂蚁啃骨头”的做法，年年造林，使之年年见林,累计起来我们生态恢复才能有所作为；再加上我们提倡的将城镇化和生态恢复结合起来，中国的生态环境在不远的将来肯定能够改善。具体地，在实际治理中，应当改变目前的“一刀切”做法，实行先易后难、分类治理；在治理中，重点是解决社区生存的压力，释放自然的恢复潜力；在政策上鼓励企业参与，逐步形成以生态恢复为主的产业，按照市场规律运行。具体地：

第一，沙地与沙漠的治理沙地可以分成下列两种类型：1）无奈的沙，如阿拉善的西部、新疆的大部分荒漠，对于这种类型，主动的办法是放弃，即人退出来，使其自然恢复；2）能够适度利用的沙，如浑善达克、鄂尔多斯、科尔沁、呼伦贝尔等，可以利用的沙地中的丘间低地，但要在科技、经费、市场机制等保证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方式。建议国家首先将四大沙地的生态恢复列为重点，它们全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总面积约有150000km2，约相当于0.6个英国，4个台湾，恢复后的稀树疏林草地景观恰是“萨王那”类型的。可以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途径，全面实行退化沙地的生态恢复，并考虑作为其他更高附加值的利用方式，如生态旅游、国际狩猎场所等。经初步估算，10亿元就可以建立10000km2的浑善达克生物圈保护区，将3万牧民人集中到有交通、水源、信息和教育条件好的城镇中去，野生动植物按照自然的规律恢复。既可促进退化草原的生态恢复，又能保障治理期间牧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如能坚持此方案3-5年，四大沙地的生态恢复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中国的四大沙地具有破坏容易、恢复也容易的特点(蒋高明,2002a;b)，这一点是鲜为人知的。

第二，北方草地的治理我国天然草原占国土面积的41%，是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和绿色屏障(陈佐忠和汪诗歌平,2000)。草地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措施再加上政策的引导进行综合治理:1)严格载畜量计算基础上的自由放牧；2)退化草地恢复与改良。政策途径是鼓励轮牧、奖励休牧等。应当采取优惠的措施鼓励企业尤其是名牌企业(乳业、肉业、加工业等)的加入，形成龙头产品，当然消费的终端是以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为主的。草原也会因其无污染(天然草原是不打药不施肥的，另外最重要的是空气和水中无污染,这是任何内地环境所不具备的)、动物食物丰富的植物多样性而使其产品更具有市场竞争性，从而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回报。

第三，农牧交错区的治理可采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压缩农田面积，加强科技与经费投入，提高畜牧业的比例，发展奶牛业和育肥等措施。这里的问题同草原地区一样，关键是其产品的出路，这个出路同样在城市里。因此，我们建议市民，停止捐钱来草原、沙地、农牧交错区造林，与其造成金钱的浪费，还不如以实际行动，发挥“上帝”的购买能力，使这些地区能够在经济上“脱贫致富”，既解决了自己的日常消费问题，也解决了退化地区的生存压力。生态恢复的任务就可以“放心地”交给自然界去做了。

第四，南方退化坡地的治理实际上，南方退化山地在减少人为压力后，大部分能够恢复以森林为主的生态系统，实施的难度是如何摆脱社区贫困问题。国家可以通过严格的生态评估，确定优先恢复的退化山地与坡地，结合“天然林保护工程”、“自然保护区工程”以及“生态补偿制度”，封山育林、育灌、育草。通过农林复合系统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南方山地大农业，根据地方的区位优势，进行合理的生态产业规划，如建设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基地。南方贫困山区大多具备比较优美的生态环境，具有非常可观的生态旅游资源，建立保护区可带动这类生态系统的恢复。四川九寨沟在建立自然保护区以前，藏民是靠山吃饭的，以原始性的破坏自然为代价。1984年建立自然保护区，发展起生态旅游后，所有藏民都变成了生态系统的维护者，大面积的森林靠自然力全面恢复。目前，门票与旅游观光车的收入两项，每年就达3亿多元。

第五，退化湿地的治理我国现有湿地660000km2，其中天然湿地260000km2。但是，由于长期人类活动的影响，湿地被不断围垦、淤积，面积日渐减少。目前，我国天然湖泊已从历史上的2800个减少到1800多个，总面积减少36%，国家急需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护与恢复各类湿地。从生态系统的角度，使进入环境的水通过生态系统固有的功能，加上强大的科学技术应用，使水资源得到减量使用、循环使用、充分提高水分利用效率，减少水污染。湿地恢复的关键是生境的建立，一旦水体稳定后，水生植物群落非常容易恢复，在恢复过程中避免使用外来物种。沿湖、沿河、沿海的湿地应当尽量减少太多的人工痕迹，在这方面，荷兰的经验值得借鉴。

第六、退化森林的治理我国森林面积覆盖率约为14%，但这其中包括一定面积的灌木在内，灌木不是林。要制定全国的适合种树区域的规划，以封山育林为主。森林恢复的主要压力是谯采和放牧，因此，需要采取转移人畜的办法保证森林更新。人工林种植，森林树种要避免单一化，增加林分结构的合理性，使之能够抗病虫害、抗营养贫瘠，能够自我调节能力。在树种选择上，以前多强调速生，实际上在有条件的地方还应大量发展那些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大的传统本地物种，如东北的“硬杂木”、南方的楠木等。在区域布局上，造林的重点应放在东部山地或部分平原地，恢复从热带森林到寒暖温带的森林，尤其热带和亚热带的森林，这样东南的山地如能覆盖大面积森林后，以及湿地恢复后，可以向干旱的西部从空中输送水汽，减缓西部的旱情。相反，西部干旱区与半干旱区应停止在草原上和荒漠上造人工林，自然恢复本地的草原与灌木，而要造林的话也应沿河或阴坡低湿的地方，保障树木的成活和发挥生态效应。

五、保障经费使用的有效性

费用的使用重点是解决社区生存的压力，释放自然的恢复潜力。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涉及许多部门，如林业、农业、水利、环保、矿产资源、土地、自然保护区等。而在具体的生态恢复中，上述部门必须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全国一盘棋。实现上述治理的关键一环是保证经费使用的有效性。经费的发放应给具有较好经济实力和信誉的企业或科研单位，企业所采取的措施必须建立在科学的依据之上，而科研单位要有企业作为依托。在这种治理模式上，国家是“甲方”，她关心的是治理的实际效果，企业或科研单位是“乙方”，它们需要完成合同的任务。这样，企业是要承担风险的，而不是现在的“治理失败了，只当交了学费”。在治理中应当考虑使退化地区的“当事人”受益(实际上这是花钱的主要开支项)，而不是政府或者部门“养人”。治理后的效果应当能够巩固，社区的经济、生态应当可持续发展。应当采取公开、公平、竞争的方式使用经费，杜绝现有的国家资金地方政府（或国家部门）地方政府部门下级政府或政府部门项目实施者（包括农户或牧户的经费使用渠道，这样做的缺陷是资金使用不集中，条块分割。在治理中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建立有效的经费使用监督与检查机制。

对国家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生态工程需要有一个科学的评估标准。主要是对恢复后的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整体特征进行评估。对恢复后的生态系统的整体评估主要是指生态系统在外界干扰下的恢复能力，生态系统可持续自然演替的能力，在人的方面是能够在经济上可持续，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即我们反复强调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否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提高。对于那些违背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超大型人工生态工程，及时进行调整甚至果断停止都不失十分明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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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管理论文例10

摘要:生态旅游管理系统是一个功能系统,系统目标是实现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从静态上看,管理对象包括生态旅游区域中与生态旅游相关的全体人员、具有特色的民族民俗宗教文化、其它自然存在物和人工存在物;从动态上看,管理对象系统的各要素及要素之间关系的运动形成态旅游活动。 关键词:生态旅游管理;管理系统;系统分析;决策模式;管理模式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在10多年前被提出后,规模迅速扩大。随之而来的管理问题也日益突出。而人们对此仍然采用传统大众旅游管理的方式进行管理。由此,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使生态旅游陷入困境。 香格里拉腹地迪庆州中甸县作为在我省较早开展区域生态旅游的地区,也同样显示了这个问题。全县客增长速度所料不及,而管理问题也日益增多。例如虎跳先开发后规划的现实,碧塔海景区双线进入的矛盾和碧塔海水面行船的争论,以及门票收入分配的问题等。这些现象所蕴涵的,其实是生态旅游的组织体制、开发及环保等综合管理问题。而传统大众旅游管理对此束手无策。 由于生态旅游与传统大众旅游在性质上的差别,以及传统大众旅游管理已不适应生态旅游的现实,更鉴于生态旅游资源及环境具有脆弱性和管理失误造成损坏的不可修复性,有必要构建生旅游管理体系,以适应生态旅游的发展。特别是在生态旅游作为一个区域的支柱产业加以发展的今天,生态旅游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已成为当务之急。 本文试图从生态游的性质和般管理理论出发,以中甸县的生态旅游为范例,用系统的方法在理论上构建生态旅游管理系统框架,并部模拟应用,以期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抛砖引玉,引起有关专家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生态旅游管理的概念当个区域把旅业确立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时,旅游业必须是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是否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取决于旅游方式。生态旅游作为另一种新的旅游方式,是实现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而生态旅游管理则是实现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和保证。所谓生态旅游管理,就是对生态旅游活动的管理。即对生态旅游活动的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生态旅游活动是指生态旅游系统各因素及因素之间相互关系运动的表现。 生态旅游活动可概括为以下七个主要内容: 1.旅游活动:游客以观赏自然景观为目的的旅游过程。 2.保护活动:保护生态旅游资源及环境,以防止其变异的活动。 3.开发活动:开发生态旅游资源的活动。 4.服务活动:指在旅游活动过程中为游客提供相应服务的活动,包括提供住宿,餐饮,旅行,导游,翻译,游览娱乐,购物等服务的活动。 5.行政活动:指为规范旅游活动使其有序的政府管理机构的活动。 6.营销活动:指为招揽游客或推销生态旅游产品而开展的活动。 7.管理活动:即对生态旅游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协调等管理职能的执行过程。其实,一切涉及生态旅游的活动都属生态旅游活动的范畴。生态旅游与传统大众旅游相比较,具有三大特征,即:保护旅游资源及环境;谋富旅游地社区居民;从而所开展的各项活动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形成整体。这些特征反映了生态旅游的本质。并使得生态旅游管理与传统的大众旅游管理也呈现出本质的差别。 事实上,传统的大众旅游管理在本质上是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的综合运用。这种管理模式把景区作为一个企业或是社会福利机构(例如城市公园),在开发管理上尽其所能寸土寸金。在组织管理上,一包了之,收取承包费。这种管理模式对于城市景区或人工景区而言,或许行之有效。但对于生态旅游来说,却是灾难性的。 而遗憾的是,碧塔海景区的游船项却是采用这种方式管理的。生态旅游管理既不是离散的单元管理,也不是行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