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安全论文例1

一、背景

2005年5月2日某某大学一位学生在长江荆江段涉水，不幸滑落深水中，溺水身亡；2009年10月17日和2010年10月5日同一学校又发生两起溺水事故。据调查，这三起学生意外溺水事故都是班里几位同学一起到江边游玩，一时兴起而涉水造成的。2005年11月2日15时许，北京市林业大学一栋学生宿舍楼发生了爆炸起火，一男一女两名研究生在大火中丧生；2008年11月14日上海商学院徐汇校区一栋女生宿舍楼发生火灾，4名女生在消防队员赶到之前从6楼宿舍阳台跳楼逃生，不幸全部遇难；2003年11月24日，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一栋学生宿舍楼发生火灾，造成41名外国留学生死亡，近200人受伤，其中有中国留学生46人烧伤，11人死亡；2006年1月8日菲律宾马尼拉市北部大学区的一栋学生宿舍楼发生火灾，8人被烧死……。这些事故的发生，暴露了学校安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反映了高校校园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加强高校学生安全教育是十分重要和紧迫的。同时，高等学校作为高等教育活动的主导者，更有义务和责任确保高校校园的安全，努力为广大青年学生提供一个安全、健康、和谐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促进学生的成才和全面发展，在科教兴国、实现创新型国家中做出更大贡献。

二、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共性原因分析

安全科学有三条公理性基本观点，即任何事故都是原因的，任何事故都是由“人”和“物”两方面原因引起的，事故的严重程度和事故发生频率间存在“三角形”分布规律。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发生的场所及其“物”方面原因可能完全不同。但是，从事故原因的深入分析中可以发现有三点是共同的，即事故相关人员缺乏足够的安全知识、安全意识和安全习惯（这三点是事故的间接原因）。根据海因里希（Heinrich）的事故“三角形”理论，这三个共同点间的关系为安全知识、安全意识和安全习惯可以产生两个结果，即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而人的不安全行为一部分直接导致了事故，一部分又导致了物的不安全状态，不安全状态再引起事故的发生。

三、高校学生安全教育的重要性

目前，高校的安全意识普遍不强，安全观念相对比较落后。就大学生而言，他们的安全知识、安全意识、安全能力都难以令人满意，更谈不上安全习惯。在教职工中也普遍存在学生安全就是治安和消防的片面认识。这种现状直接影响着高校学生安全工作的顺利开展。必须意识到学生安全事关高校全局，没有学生安全，高校校园稳定就失去了基础，而高校的安全稳定对于社会安全稳定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学生安全涉及面广，包括健康、饮食、交通、学习、心理、恋爱、校园安全与社会安全等。出现安全问题的原因也纷繁复杂，有自然方面的，比如地震、海啸、台风、流行性传染性疾病等等；有社会方面的，比如社会治安、交通、国内社会矛盾和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矛盾与冲突等等；有学校管理与服务方面的，比如消防隐患、饮食卫生差、教学设施和设备存在安全隐患等等；有家庭和个人方面的，比如家庭经济困难、与家人感情不睦、个人学习压力、升学就业压力、恋爱和婚姻困扰、交友困扰、网络成瘾等问题都可能引发个人安全问题，个人安全问题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引发群体安全甚至社会安全。因此，必须加强高校的安全教育工作，研究和探索对在校大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的任务紧迫而重要，也只有开展好在校大学生的安全教育，才能有效预防和避免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四、高校学生安全教育的内容与方法

通过对高校学生事故共性原因的分析，我们得到事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事故相关人员缺乏足够的安全知识、安全意识和安全习惯，因此，高校安全教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现代安全理念教育

从对事故的统计分析发现，在各种伤害事故中，不安全事故只占4％，不安全行为占96％。在所有事故中只有2%是天灾，98%是人祸，由此可见人的意识和行为在日常生产和工作中至关重要。要消除不安全行为，就必须有正确的安全意识和行为、态度，需要从思想上、意识上树立正确的安全价值观。在科学技术进步、文化繁荣和知识经济时代，必须将“安全第一”、“安全至上”、“安全超越一切”的理论，即“安全第一公理”牢固树立在广大师生心中。“安全第一公理”的实质就是安全高于一切，其目的就是以人为本，人命关天，把关爱生命，珍惜人生，保护人类从事的一切活动的安全与健康放在首位，放在超脱一切的位置。因此，必须加大安全理念教育的力度，在校园中形成一个浓厚的安全文化氛围，树立“以人为本”和“一切事故都可以预防”的安全理念，培养出具有本质安全化的素质的人才。

对广大学生进行现代安全理念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提升大学生的安全素质，这对于提高其走入社会安全生存具有基础性意义和战略性意义。大学生应具备的安全素质不仅包括安全意识、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还包括安全伦理、情感、认知、态度、价值观和道德水平以及行为准则等。

（二）法制观念教育

作为培养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校，应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为社会输出的人才应是懂法、守法、执法的高素质的合格人才。因此，高校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法律法规知识教育，以增强大学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从而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特别是要加强大学生有关安全的法律法规知识教育，除在法律课、德育课等必修课中进行法律法规知识教育外，在其他课程教学及安全教育中也要对大学生进行有关安全的法律法规知识教育，如：《宪法》、《刑法》、《安全生产法》、《国家安全法》、《保密法》、《消防法》、《游行示威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及计算机网络安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知识教育，使学生懂得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分清犯罪与非罪的界限，了解道德、纪律与法律的关系，明确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并能用法律武器维护国家和自身的利益和权益，与犯罪行为作斗争。

（三）安全知识教育

安全知识教育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一是基础安全文化知识，是指提高大学生在各类活动中应具备的安全文化知识。例如，起居安全、一般用电安全、交通安全、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及避灾和逃生等。这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都应具备的最基本的生存素质。二是专业安全文化知识，是指从事各类生产活动和科研活动时所具有的安全文化知识。例如，化工安全技术、矿业安全技术、冶金安全技术、消防安全技术、建筑安全技术、运输安全技术、机械安全技术、科研实验的各类安全防护技术等。大学生了解和掌握必要的生活常识和安全防范的基本知识，增强安全防范的意识和能力，既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也可以在危险时更多地帮助周围的人。

（四）安全防范、自我保护的知识教育

增强学生的安全及防范意识是预防事故发生的重要措施。高校要教育大学生懂得安全防范自救的一些基本知识，如熟记火警“119”、匪警“110”等报警电话号码，一旦发生火灾事故或自己、他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或侵害时，要立即想办法报警，如无法报警，要能沉着冷静地寻求自我保护和自我解救的方法。大学生还应懂得一些基本生活常识，如使用灭火器等知识。总之，在校内，学生特别要加强宿舍以防火为重点的安全防范，了解掌握防火、防盗、防骚扰等知识以及防受骗、防食物中毒、防意外事故等常识。更要掌握在校外防抢、防受骗、防流氓滋扰、防交通事故、防意外事故等常识。教育学生遵守校纪校规，不到偏远地方游玩，出游最好结伴而行。在人际交往中，特别是女生在与异往中，更要注意保护自己。学校在安全教育及日常管理中应经常不断地给学生讲授这些知识，警钟长鸣，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及自救的知识与能力。

参考文献：

1、傅贵,李宣东,李军.事故的共性原因及其行为科学预防策略[J].安全与环境学报,2005(2).

人身安全论文例2

一、背景

2005年5月2日某某大学一位学生在长江荆江段涉水，不幸滑落深水中，溺水身亡；2009年10月17日和2010年10月5日同一学校又发生两起溺水事故。据调查，这三起学生意外溺水事故都是班里几位同学一起到江边游玩，一时兴起而涉水造成的。2005年11月2日15时许，北京市林业大学一栋学生宿舍楼发生了爆炸起火，一男一女两名研究生在大火中丧生；2008年11月14日上海商学院徐汇校区一栋女生宿舍楼发生火灾，4名女生在消防队员赶到之前从6楼宿舍阳台跳楼逃生，不幸全部遇难；2003年11月24日，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一栋学生宿舍楼发生火灾，造成41名外国留学生死亡，近200人受伤，其中有中国留学生46人烧伤，11人死亡；2006年1月8日菲律宾马尼拉市北部大学区的一栋学生宿舍楼发生火灾，8人被烧死……。这些事故的发生，暴露了学校安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反映了高校校园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加强高校学生安全教育是十分重要和紧迫的。同时，高等学校作为高等教育活动的主导者，更有义务和责任确保高校校园的安全，努力为广大青年学生提供一个安全、健康、和谐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促进学生的成才和全面发展，在科教兴国、实现创新型国家中做出更大贡献。

二、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共性原因分析

安全科学有三条公理性基本观点，即任何事故都是原因的，任何事故都是由“人”和“物”两方面原因引起的，事故的严重程度和事故发生频率间存在“三角形”分布规律。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发生的场所及其“物”方面原因可能完全不同。但是，从事故原因的深入分析中可以发现有三点是共同的，即事故相关人员缺乏足够的安全知识、安全意识和安全习惯（这三点是事故的间接原因）。根据海因里希（Heinrich）的事故“三角形”理论，这三个共同点间的关系为安全知识、安全意识和安全习惯可以产生两个结果，即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而人的不安全行为一部分直接导致了事故，一部分又导致了物的不安全状态，不安全状态再引起事故的发生。

三、高校学生安全教育的重要性

目前，高校的安全意识普遍不强，安全观念相对比较落后。就大学生而言，他们的安全知识、安全意识、安全能力都难以令人满意，更谈不上安全习惯。在教职工中也普遍存在学生安全就是治安和消防的片面认识。这种现状直接影响着高校学生安全工作的顺利开展。必须意识到学生安全事关高校全局，没有学生安全，高校校园稳定就失去了基础，而高校的安全稳定对于社会安全稳定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学生安全涉及面广，包括健康、饮食、交通、学习、心理、恋爱、校园安全与社会安全等。出现安全问题的原因也纷繁复杂，有自然方面的，比如地震、海啸、台风、流行性传染性疾病等等；有社会方面的，比如社会治安、交通、国内社会矛盾和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矛盾与冲突等等；有学校管理与服务方面的，比如消防隐患、饮食卫生差、教学设施和设备存在安全隐患等等；有家庭和个人方面的，比如家庭经济困难、与家人感情不睦、个人学习压力、升学就业压力、恋爱和婚姻困扰、交友困扰、网络成瘾等问题都可能引发个人安全问题，个人安全问题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引发群体安全甚至社会安全。因此，必须加强高校的安全教育工作，研究和探索对在校大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的任务紧迫而重要，也只有开展好在校大学生的安全教育，才能有效预防和避免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四、高校学生安全教育的内容与方法

通过对高校学生事故共性原因的分析，我们得到事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事故相关人员缺乏足够的安全知识、安全意识和安全习惯，因此，高校安全教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现代安全理念教育

从对事故的统计分析发现，在各种伤害事故中，不安全事故只占4％，不安全行为占96％。在所有事故中只有2%是天灾，98%是人祸，由此可见人的意识和行为在日常生产和工作中至关重要。要消除不安全行为，就必须有正确的安全意识和行为、态度，需要从思想上、意识上树立正确的安全价值观。在科学技术进步、文化繁荣和知识经济时代，必须将“安全第一”、“安全至上”、“安全超越一切”的理论，即“安全第一公理”牢固树立在广大师生心中。“安全第一公理”的实质就是安全高于一切，其目的就是以人为本，人命关天，把关爱生命，珍惜人生，保护人类从事的一切活动的安全与健康放在首位，放在超脱一切的位置。因此，必须加大安全理念教育的力度，在校园中形成一个浓厚的安全文化氛围，树立“以人为本”和“一切事故都可以预防”的安全理念，培养出具有本质安全化的素质的人才。

对广大学生进行现代安全理念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提升大学生的安全素质，这对于提高其走入社会安全生存具有基础性意义和战略性意义。大学生应具备的安全素质不仅包括安全意识、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还包括安全伦理、情感、认知、态度、价值观和道德水平以及行为准则等。

（二）法制观念教育

作为培养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校，应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为社会输出的人才应是懂法、守法、执法的高素质的合格人才。因此，高校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法律法规知识教育，以增强大学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从而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特别是要加强大学生有关安全的法律法规知识教育，除在法律课、德育课等必修课中进行法律法规知识教育外，在其他课程教学及安全教育中也要对大学生进行有关安全的法律法规知识教育，如：《宪法》、《刑法》、《安全生产法》、《国家安全法》、《保密法》、《消防法》、《游行示威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及计算机网络安全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知识教育，使学生懂得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分清犯罪与非罪的界限，了解道德、纪律与法律的关系，明确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并能用法律武器维护国家和自身的利益和权益，与犯罪行为作斗争。

（三）安全知识教育

安全知识教育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一是基础安全文化知识，是指提高大学生在各类活动中应具备的安全文化知识。例如，起居安全、一般用电安全、交通安全、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及避灾和逃生等。这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都应具备的最基本的生存素质。二是专业安全文化知识，是指从事各类生产活动和科研活动时所具有的安全文化知识。例如，化工安全技术、矿业安全技术、冶金安全技术、消防安全技术、建筑安全技术、运输安全技术、机械安全技术、科研实验的各类安全防护技术等。大学生了解和掌握必要的生活常识和安全防范的基本知识，增强安全防范的意识和能力，既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也可以在危险时更多地帮助周围的人。

（四）安全防范、自我保护的知识教育

增强学生的安全及防范意识是预防事故发生的重要措施。高校要教育大学生懂得安全防范自救的一些基本知识，如熟记火警“119”、匪警“110”等报警电话号码，一旦发生火灾事故或自己、他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或侵害时，要立即想办法报警，如无法报警，要能沉着冷静地寻求自我保护和自我解救的方法。大学生还应懂得一些基本生活常识，如使用灭火器等知识。总之，在校内，学生特别要加强宿舍以防火为重点的安全防范，了解掌握防火、防盗、防骚扰等知识以及防受骗、防食物中毒、防意外事故等常识。更要掌握在校外防抢、防受骗、防流氓滋扰、防交通事故、防意外事故等常识。教育学生遵守校纪校规，不到偏远地方游玩，出游最好结伴而行。在人际交往中，特别是女生在与异往中，更要注意保护自己。学校在安全教育及日常管理中应经常不断地给学生讲授这些知识，警钟长鸣，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及自救的知识与能力。

参考文献：

1、傅贵,李宣东,李军.事故的共性原因及其行为科学预防策略[J].安全与环境学报,2005(2).

人身安全论文例3

在社会学理论中，文化(culture)主要指社会性的精神产品，如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等。在国际政治学理论中，文化主要指个体通过互动而形成的共有知识或集体知识，它是一种社会共有的、结构化了的知识，包括规范、惯例、风俗和制度等。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对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规范、认同等概念作了明确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国际政治理论。根据建构主义的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文化是指不同国家行为体经过国家间互动、社会学习而共同拥有的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它包括国际法、国际机制、国际惯例和国际共识等知识标准。换言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层面的文化是指社会建构的共有知识，即共有观念，这种个体之间共有的和相互关联的观念和知识，既包括信念(belief)，也包括意愿(desire)。

规范(norms)是与文化直接相关的一个概念。任何文化都具有规范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约定，规范也是经由社会建构的，主要包括规则、标准、法律、习惯、习俗等。因此，规范是一种对拥有一定身份的行为体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和预期，它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它能够创造出行为模式。文化规范不仅是影响国家行为的因果性力量，更是建构国家外交政策的构成性要素。主要的国际政治理论，包括新自由制度主义，都认识到规范的重要性，但是建构主义认为规范对形塑国际关系的作用要超过新自由制度主义所认识到的规定国家行为，并强调重新定义国家利益、建构国家身份和培育集体认同是其更深远的影响之所在。(注：AmitavAcharya,ConstructingaSecurityCommunityinSoutheastAsia:ASEANandthe

ProblemofRegionalOrder,London:Routledge,2001,p.4.)

认同(identity)原本是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概念，指某社会行为体的自我同一性和个性，是本社会行为体区别于他社会行为体的规定性，或者说是社会行为体之所以为“我”而非“他”的规定性。(注：郭树勇：“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论’”，《欧洲》2001年第2期，第18—25页。)在建构主义那里，认同一词含有身份、特性和认同(同一性)三方面的含义。认同的形成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是“基于他人的社会承认之上的一种自我表象，这种自我表象的内容要和其他行为体对该行为体的再表象取得一致性”，换言之，个体从他者的眼中获知自我的身份，身份“存在于和他者的关系之中”。(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5页。)

集体认同(collectiveidentity)是认同发展的一种高级阶段或高级形式。认同本身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和他者的界限会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温特认为：“完全的认同是很难产生的……，但是，认同总是涉及扩展自我的边界使其包含他者。”(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认同跨越行为体的“知识”边界，从自我延伸到“他者”，将他者纳入自我的身份界定中，建立更为广泛的身份共同体、利益同心圆。这种跨越是自我身份社会化的过程，其结果是属于群体的国际集体认同的出现。国际集体认同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既可以表示行为体对相互间朋友身份的积极认同，也可以指对敌对关系的消极认同，基于集体认同建造的国家间关系既可以是冲突性的，也可以是合作性的。(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积极的认同关系使行为体在认知上把他者看作是自我的延伸。(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七章。)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相对于政治、经济、军事而言，文化、规范与认同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在冷战结束后以及全球化时代，文化、规范和认同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倍受关注。从文化的维度，通过文化、知识、规范、利益、认同等概念可以推演出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新的结构范式。认同理论就是在承认国际社会物质结构的前提下，重点强调由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构成的社会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并着重研究行为主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注：乔卫兵：“认同理论与国家行为”，《欧洲》2001年第3期，第26—35页。)

文化、规范、认同三个概念紧密相关：文化通过构建共有观念或知识塑造国家这一国际社会行为体的身份归属；行为体在社会实践活动即互动中明晰彼此身份特征，界定“自我”与“他者”，以及各自的利益，建立各种行为规范；规范不仅对行为体具有因果性作用，更具有构成性影响，即规范不但能够因果性地规定行为体的外在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构成性”地影响行为体的内在认同；规范的内化表现出行为体对可依赖性的集体预期的回应，集体认同的深度和广度则主要取决于规范内化的程度。

国际集体认同的建构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结构变动的核心在于文化观念的变动。温特认为，社会结构形成和存在的条件是行为体社会实践的结果：行为体之间的互动造就了社会结构，这种互动的过程是社会结构存在的基本条件。行为体可以建构一种结构，也可以分解这种结构，并建立另外一种结构，新的结构是由完全不同的文化观念构成的。

构建国际集体认同的核心要素包括物质力量、文化先进性以及行为体的地区与全球意识。虽然国际集体认同是观念性结构，但物质性因素具有观念性因素所不能取代的构成性作用。尽管温特认为诸如国家实力等物质性因素不可化约为文化观念因素，而且它们只有通过社会结构才对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影响，(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4页。)但是这并不能否认社会化了的物质因素对建构国际集体认同的价值。根据建构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设想，在建构和平共同体的历程中，强国的作用主要不是依靠威慑或劝说，而是凭籍一种权威吸引力，即因政治进步、经济发展和安全责任而产生出一种权威磁场，吸引着其它国家“心向往之”，纷纷加入由核心国主导的共同体中。(注：参见郭树勇：“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论’”，《欧洲》2001年第2期，第18—25页。)

集体认同的性质取决于文化的先进性，即由积极文化建构的集体认同将导致积极、合作性的国际关系；反之，将生发出消极、敌对性的国际关系。温特分析了国际社会的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认为它们分别建构了不同的身份关系：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在霍布斯文化中，行为体相互敌对，任意地使用暴力以图消灭或统治对方，杀戮和被杀是霍布斯文化下国家间关系的特征。洛克文化中行为体的竞争对手关系使各国摆脱了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竞争与合作构成了洛克文化国际关系的特征。而基于朋友角色的康德文化则使行为体培育出朋友关系的身份和认同，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模式超越了竞争与合作，不仅不以对方为敌，而且将对方的利益内化为共同体的利益，并由此建立了新的合作观念。康德文化中的合作高于洛克文化中的合作，后一种合作是作为自助的行为体之间的竞争手段出现的，而康德文化中的合作已经进化为行为体利益的一部分。在三种无政府文化中，康德文化是最高级的文化形态，因此康德文化建构了不可能在其它文化中出现的友谊式的国际关系。(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6章。)

收益或利益是国家合作的目的与基础。在收益的分配问题上，若参与国只关心相对收益，即自己所得是否多于别人所获，而不从绝对收益，即参与者都可得益的角度考虑合作，那么国家之间形成的只能是消极的集体认同，由此架构的国家间关系则只能是没有合作余地的零和博弈。例如，在霍布斯文化下国家间没有任何合作的可能性。只有当参与国认为合作能使每个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即每个人都能获得绝对收益，并因而舍弃对相对收益的追求，关注合作区域或更大范围内参与者的利益，视区域利益或全球利益为实现个体利益的必然步骤，各国间才能培育出地区意识或者全球意识，形成积极的集体认同。积极的集体认同不仅能使合作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得到增强，而且使合作的范围得以扩大、稳定性得以提高。(注：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133页。)

集体认同与国家外交决策

集体认同对国家行为特别是国家外交决策的作用通过两个渠道得以实现：一是通过界定国家的利益，影响国家的行为，尤其是对外关系的选择；二是生成国际规范，通过规范规定国家的外交行为，制约国家的外交政策。

(一)认同、利益与国家外交决策

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由这个国家的利益决定的。国家利益在一国的对外政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中指出，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家利益是衡量外交政策的最高标准，正如摩根索所言，利益是评价和指导政治行动的永恒标准。当然，决定国家利益的因素不仅仅指现实主义理论所强调的物质权力，而且包括由社会建构的国家身份和集体认同。温特指出，国家利益不仅包括安全利益(即安全)、政治利益(即独立)、经济利益(即财富)，还包括精神利益，如集体自尊等。(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94页。)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国家利益主要是由国家身份这一包括物质结构在内的观念结构直接塑造的。国家利益常常是国家从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行为体的行为由利益决定，利益由行为体的身份与认同界定，即“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注：SamuelHuntington,“TheErosionoftheNationalInterest”,ForeignAffairs,September/October1997.)。身份塑造利益，是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观念利益)而不是观念本身直接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注：[德]玛丽安妮著，阎克文等译：《马克斯·韦伯》，图宾根：J.C.B.摩尔公司1926年版，第347—348页；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图宾根：J.C.B.摩尔公司1920年版，第252页。转引自汉斯·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国家只有在具有某种身份和利益后，才能采取与其身份和利益相符合的行动。

认同是利益的基础。(注：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1992,pp.391—425.)行为体的身份包含了利益的成分，身份是利益的前提条件。有时行为体可能会根据利益选择身份，但是这些利益自身仍然是以更深层的身份为先决条件的。而身份并不等同于利益，也不能还原为利益。身份规定了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利益表示则是解释行为主体行为动机的内窥镜。行为体的利益依赖于身份，身份是行为体的利益指针。故没有利益，身份就失去了动因；而没有身份，利益就失去了方向。(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90页。)身份与利益结合起来共同构成行为体的行动。

国家作为具有人的社会特性的行为体同时拥有多种身份，其行为是被许多根植于多重身份的利益所驱动的。(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92页。)各种身份根据行为体对其意义的重视程度形成一定的等级排序，因而有些身份是表层和次要的，而有些则是核心和根本的。对于国家来说，当身份出现冲突时，核心的需要往往胜出并居于第一重要的地位。比如，是国家对内最高对外不可侵犯的身份，因此安全需要成为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当某种次要的身份受到威胁时，其重要性往往会超出没有受到威胁的重要身份。(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9页。)一种认同，只有处于变动或危机当中，才会突显出它的重要性。(注：王昱：“论当代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问题——兼论欧盟的文化政策及其意向”，《国际观察》2000年第6期，第49—54页。)

国家利益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利益是由行为体的身份建构的，国家在与其它行为体的互动中重塑新的身份，形成国家间新的认同，国家利益也随之改变。因而国家利益也是行为体与国际社会互动的结果。在互动中行为体重新认识社会环境中的自我，即“我应该是谁”，对自我身份进行重塑。当行为体的观念认同与身份定位发生转化时，行为体将重新界定利益追求的类型、目标和程度。国家利益源于国际社会化，是社会学习的结果。故国家利益不是先验给定的，而是产生于社会互动和社会化的过程中。(注：JefferyT.Checkel,“TheConstructivistTurn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WorldPolitics,Vol.50,No.2,

January1998,p.326.)托马斯·伯格认为，今天的德国和日本与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存在根本的不同，反军事主义已经成为德日作为国家自我意识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体现在国内规范和制度中。(注：ThomasBerger,“Norms,Identity,andNationalSecurityinGermanyandJapan”,inPeterKatzanstein

ed.,TheCultureofNationalSecurity:NormsandIdentityinWorldPolitic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6.)卡赞斯坦对战后日本和德国的警察和军队作了相似的分析。观念型塑并影响着国家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观念的变化意味着国家利益的变动。国家利益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它是通过与国际社会形成的相互作用而建构的。(注：参见PeterKatzansteined.,TheCultureofNationalSecurity:NormsandIdentityinWorld

Politics,p.2.)

当旧的国际格局被打破，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之时，人们往往通过对历史的重新阐释来确定自身的位置，以着眼将来。而对历史的重新阐释带来的是“自我”、“他者”的重新定义，以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改变，国家利益亦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二战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者，遏制苏联成为维系美国身份的纽带，冷战帮助美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形成这种认同。冷战的结束改变了国际形势，也终结了美国遏制苏联的认同。原有的敌手和威胁不复存在，认同随之削弱，遏制也失去了身份依托。因此，亨廷顿指出，美国应根据新的认同观，针对新的安全威胁和道义挑战，调整美国的国家利益，“调动新的资源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注：SamuelHuntington,“TheErosionofAmericanNationalInterest”,ForeignAffairs,September/October,1997.)

(二)集体认同、规范、制度与国家外交政策

如前所述，身份塑造利益。身份是认知建构的产物，在认知过程中，行为体的自我界线变得模糊，并在交界处与他者产生融合，集体认同由此出现。由于界定行为体利益的个体身份转为集体身份，行为体的利益构成也因此得以重塑。但集体身份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具有某种同样身份属性的行为体之间必定产生集体认同。比如，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具有某种共同属性——都讲法语，但两国却无法建立认同感。(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7页。)原因在于身份认知是一个利益渗透、交汇和融合的过程，集体身份可使行为体把他者的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亦即具有“利他性”。(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7—288页。)当行为体具有利他精神时，确定利益的依托往往是集体身份，而不是个体身份；衡量自我利益的基础是集体，而不是单个行为体自身；集体身份还能够使行为体克服利己主义的困境，把自我福祉延伸至包含他者福祉的程度，(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80页。)甚至让度部分自利以成就集体共识。自利只是国家利益的一种，是在集体认同缺位情况下的利益表象，而当集体认同在场的情况下，利他主义就会更多地决定国家利益的特征与内容，(注：包霞琴、苏长和主编：《国际关系研究》，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社会互动频率激增和相互依存日益发展使集体认同和集体利益生成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

规范对于国际集体认同的形成和国家利益的重塑具有构成性影响。拉吉认为，身份影响国家对利益的界定，规范因素和国家身份塑造国家利益。(注：JohnRuggie,ConstructingtheWorldPolicy:EssaysonInternationalInstitution,New

York:Routledge,1998,pp.14—15.)国家身份是基于国际社会承认之上的国家形象与特征的自我设定，它随着国家间互动样式的变化而变化，国家间互动在一定阶段固化成国际规范，国际规范反过来规定着各国的身份和利益，当国际规范发生变化时，这些国家的认同也会随之变化，利益也将发生相应的转变。规范的功能不仅是因果性地规定国家的行为，比如，因为某国是世贸组织成员故其行为必须符合世贸组织的规章制度；更重要的而且被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忽略的是，规范的意义在于改变了行为体的认同，使其拥有新的身份和利益，进而使其行为得以转变。因此，加入世贸组织改变了一国的认同和身份，进而使其利益及行为发生一系列的相应变化。可以说，国家利益是国家从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国家将国际规范内化，使遵循规章制度成为生存需要和自身发展的一部分，从而在社会互动中重新塑造自我身份和集体认同。因此，国家利益的形成受国际体系中认同与规范的影响，国家只有在国际体系中确定了自我身份或自我认同后，才能相对地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注：MarthaFinnemore,NationalInterestsinInternationalSociet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Press,1996,p.2.)

不仅规范对国家的行为具有约束作用，建立在规范基础上的国际制度也对国家行为具有深层次的规制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可以减缓无政府状态，通过提供信息促进合作，节省交换成本，有助于解决冲突，更重要的是减少欺骗的可能性。(注：RobertCohaneandLisaMartin,“ThePromiseofInstitutionalistTheory”,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9,No.1,Summer

1995,p.47.)在建构主义看来，制度不仅规范行为体的行为，还建构身份和利益。(注：AmitavAcharya,ConstructingaSecurityCommunityinSoutheastAsia:ASEANandthe

ProblemofRegionalOrder,p.22.)国际制度一旦得以确立，就成为国际社会共享的文化，“社会共有知识使互动在时间上具有相对的可预测性，也造就了稳定社会秩序的自均衡趋势”。(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33页。)因此，国际制度不仅有助于确立国家之间的认同，约束国家的行为，还可以通过改变国际体系的建构规范和管理规范使国家不再根据现实主义的观念和话语进行思考和行动。怀特认为：“没有成员之间一定程度的文化共同体，国际体系(特别是国际社会)不会形成。”(注：BarryBuzan,“FromInternationalSocie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7,No.3,Summer1993.)建构主义所期望建立的“多元安全共同体”(pluralisticsecuritycommunities)将得以实现，而国家将根据与支撑集体安全机制相同的规范或制度行动。(注：EmanuelAdler,“ArmsControl,Disarmament,andNationalSecurity:AThirtyYearRetrospectiveandaNewSetofAnticipations”,Daedalus,Vol.120,No.1,Winter1991,pp.11—18;RichardAshley,“TheGeopoliticsandGeopoliticalSpace:TowardaCriticalSocialTheoryof

InternationalPolitics”,Alternatives,Vol.12,No.4,October1987,pp.428,430;Rochard

NedLebow,“TheLongPeace,theEndoftheColdWar,theFailureofRealism”,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8,No.2,Spring

1994,pp.269—277.)因此集体认同还主要通过国际制度影响国家的外交决策。

因此，集体认同与国家对外政策之间的互动关联模式是，国家的身份塑造国家利益，直接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社会互动重塑国家认同，进而改变国家利益；国家身份的社会化过程形成国际集体认同，并通过国际规范、国际制度等形式得以固定，集体认同影响着利益的规范化构造，积极的集体认同使国家利益从利己不断走向利他。

集体认同与国际关系

与国家内部的有政府和有序状态不同，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即没有一个中央权威机构。国家的行为一般反映某种无政府结构的特征，身份的实践和互动验证并再造认同，一旦某种结构得以制度化，便成为强大的惯性源泉，(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15页。)使这种结构更趋稳定。规范的内化使国家遵守无政府逻辑，按照体系建构的身份和利益行动。比如，冷战时期的美国与苏联和冷战结束后的美国与俄罗斯，由于认同的转变双方关系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由视对方为敌手进行彼此遏制转变为相互接触与合作。温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这三种文化结构塑造不同的国家间身份——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关系，从而建构出不同的国家间关系，并对国际安全发挥直接的决定作用。

在霍布斯结构下，国家视对方为你死我活的敌人。敌人这种认同意味着，行为体不承认他者作为自由主体独立存在的权利，以及对暴力的无限制使用。一国的生存是以他国的死亡为前提的，因此采取强硬的改变现状的方式对待敌人，试图摧毁或征服敌人，而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考虑未来，为了和平积极扩军备战，以及在真正的战争中无限制地使用暴力，而在战争迫在眉睫之时，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抢占先手，粉碎敌人的第一次打击。(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30—331页。)而对他者的再现建构了敌手身份。当“冷战”这个文化形态形成之后，美国和苏联就有了一个共有信念，即他们互为敌人。这个信念帮助他们确立了他们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的确分别是对方的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冷战。(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33页。)因此，当敌意成为体系内主导角色的时候，国家间“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8页。)的关系模式就会产生。

洛克文化状态下的角色结构是竞争，不是敌对。在相互承认和尊重对方生存权利的前提下，展开竞争，武力的使用受到结构的限制。霍布斯文化中剥夺和统治对方的念头被“生存和允许生存”的理念所代替。在洛克结构中，国家间既对抗又竞争，既竞争又合作，双方不以消灭对方为生存的理由，而是在竞争中发展出合作。在洛克文化中，国家以竞争对手的身份看待对方，因而建构出不同于霍布斯文化的国际关系。纵然对手同敌人身份之间存有许多共通之处，比如都有对抗的意味，不完全承认对方的存在，但两者在对待他者和使用暴力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区别，并因此决定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国际关系。敌人希望改变对方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而对手承认对方的生命和自由，只是欲从对方手中拿走一部分财物；敌人在使用暴力时是毫无限制的，有毁灭性倾向，因为自我限制只会使自己处于相对劣势地位，(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31页。)而对手身份却对暴力使用有所节制；敌手之间的暴力冲突程度没有内在限制，除非受到实力或外部力量的制约，对手之间的暴力是自我约束的，受到相互承认生存权利的管束。(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9页。)一言以蔽之，霍布斯文化是一种相互为敌的自然状态下的暴力，而洛克文化则是文明社会的对抗。

康德文化与上述两种文化截然不同。上述两种文化形成的都是无政府自助体系，其中，霍布斯文化是纯粹的自助状态的无政府体系。虽然洛克文化在暴力的使用程度上与霍布斯文化存在本质区别，而且洛克文化已构筑出竞争中的合作关系，但其合作的基础仍是自助的。只有在康德文化中，行为体才彻底抛弃了自助模式，建立了朋友关系的集体认同。非暴力原则和互助原则是康德文化的根本特征。在强调朋友关系的角色结构中，国家间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争端，即非暴力原则；在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胁时，双方将共同作战，即互助原则。(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72页。)在康德文化中，互为朋友的国家间建立了永久和平的共同体，而合作和结盟已经不再是洛克文化状态下的权宜之计。洛克文化中合作含有对双方最终回到战争状态的预期，因而戒备始终充斥于暂时的合作过程中，而朋友身份对持久友谊的预期使得即使双方发生争吵也终能以和平方式化解。(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72页。)康德结构中的非暴力和互助原则建构出他助体系，康德文化的理想状态则是世界大同。

概而言之，在霍布斯文化中，国家间建构的是敌人关系的集体认同，因而处于有你无我的相互敌对关系中；在洛克文化状态下，国家不再以敌手的身份看待对方，而是在尊重的前提下开展竞争，各国间处于竞争和有限制地运用暴力的对抗中；在康德结构里，非暴力和互助观念的集体认同使国家间不以武力解决问题，合作的性质也从自助式演变为他助式的协作。

集体认同与国际安全

建构主义认为，集体认同与国际关系文化之间是一种互构关系，集体认同之所以决定国际安全，主要是因为行为体的实践活动构筑出不同的国家安全文化，安全困境和安全共同体都是由国家建构的，集体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中介和建构作用。国际集体认同建构了国家的安全利益，安全利益决定了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安全行为——战争的或和平的，而国际集体认同的转化会重新定义安全利益的内涵，从而使国家改变实现安全的方式。

在霍布斯文化中，国家的认同决定了彼此互相为敌，国家处于原始的自然竞争状态。国家之间在安全方面的竞争是纯粹的零和博弈。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50多年的纷争验证了敌人身份是如何造就阿以间持续冲突的。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地图中从来就没有犹太人的存在，犹太人被看作是2000多年前就已经离开巴勒斯坦土地的民族。阿拉伯世界认为不应该牺牲阿拉伯人的利益给犹太人以“公正的生存权”，因此采取罢工和暴动的方式反对联合国在1947年通过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为不使建国愿望破灭，犹太人认识到只有用武力才能实现分治及建国。阿犹间这种对问题的认知，几乎成为其后50多年冲突的基本模式。阿拉伯人旨在消灭以色列，事实废止联合国决议；以色列人则要武装保卫以色列，事实执行联合国决议。(注：参见辛旗：《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的宗教根源》，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3页。)阿犹之间在意识上都以剥夺对方的生存权实现自身的安全，相互的行为使敌人的认同再现、验证和强化。敌人的存在是对自身安全的威胁，保全自身的办法就是统治和驾驭敌人，剥夺它的生存权。这种想法使得双方最大限度地使用武力，并在非战阶段积极地发展武装，不消灭对方就被对方消灭是双方共同的理念，战争成了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于是双方陷入无止境的暴力循环。在霍布斯状态下，国家的安全诉求却使国家窘于没有安全保障的困境之中。

洛克文化构建了另一种安全文化：在原则下各国相互承认对方的生存权，不再视对方为敌人而是竞争对手，相互的存在不再给对方的安全造成威胁，在国际法的约束下自助体系中的国家不以杀戮和夺取对方生命的方式实现自身安全，即使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其程度也被限制在“生存和允许生存”的界限内。(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52页。)在洛克文化下建构的集体安全，是以集体力量威慑或制止其内部可能出现的侵略者和侵略行为的办法，保护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的一种安全保障体系。(注：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376页。)其目的是为防止内部成员对其它成员发生侵略行为。在一个国家无论采取“自助”还是“结盟”(国家仍是自助的)的手段都难以摆脱安全困境的情况下，集体安全是一种风险相对较小和可靠的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途径。但是集体安全存在致命的缺陷：首先，洛克状态下，国家虽然告别了“一国的安全即为别国的不安全”的安全困境，但国家间的竞争对手关系和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方式依然存在。其次，集体安全体系依靠共识和契约的约束力量凝聚内部成员，保持体系的平衡和稳定，但体系内一方实力的消长必然打破原来的平衡，带来国家间不同形式的冲突，破坏整个安全体系的稳定。第三，因成员对威胁安全的危险程度的评价不同，如威胁在地理上与本国相距遥远，或者即使临近危险但由于种种原因可以避开，集体安全因此无法保证成员在维护他国安全时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第四，个别国家为了保护其国家利益或长远利益，可能利用集体安全安体系打击“侵略国家”，甚至不顾国际法，损害“被惩罚国家”的权利。(注：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383页。)如美国对南联盟、伊拉克的军事打击。

在康德文化中，成员国相互间积极认同，任何一国之安全都被视为所有成员国之安全，国家间不以武力为解决彼此间争端的手段。(注：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

1992,pp.400—401;AlexanderWendt,Social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CambridgeMass.: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pp.297—302.)康德文化建构的不是集体安全体系，而是高于集体安全的多元安全共同体机制。在康德文化的多元安全共同体内，“国家间将积极地界定彼此的身份致使每个国家的安全被看作是所有国家的责任”(注：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1992,p.400.)彼此互信，自愿放弃使用军事力量，形成“一种广泛分享的对和平变革的预期”(注：EmanuelAdler,“ArmsControl,Disarmament,andNationalSecurity:AThirtyYearRetrospective

andaNewSetofAnticipations”,Daedalus,Vol.120,No.1,Winter1991,p.11;Richard

Ashley,“TheGeopoliticsandGeopoliticalSpace:TowardaCriticalSocial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

,Alternatives,Vol.12,No.4,October1987,p.430.)，国家将不再以自助和自利的范畴进行思考，而是以国际共同体的术语来界定他们的利益。在这个新世界中，“国家利益就是国际利益”。(注：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

人身安全论文例4

延安市地处我国西北部，经济欠发达，由于受经济状况、气候条件等因素影响，使社区体育的起步较晚、发展缓慢，因此，如何改变现状，更好的推动全民健身在该地区的发展，将是我们讨论和研究的问题。通过本次对延安革命老区的调查发现，延安革命老区相对于革命时期来看，整体的健身热情不是很活跃，意识也比较淡薄。所以，在延安革命老区推行“全民健身”刻不容缓。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论文以延安地区全民健身开展情况为研究对象，以延安地区60名居民为调查对象，研究延安地区全民健身发展的影响因素。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发

本文根据研究需要，通过期刊、网络、相关书籍等途径查阅有关延安地区全民健身等方面的相关政策和文献资料；检索近年来有关全民健身研究的实施现状和延安地区特点等方面的大量论文，以便了解延安地区全民健身发展的影响因素。

1.2.2专家访谈法

本次调研重点咨询了枣园中学、河庄坪中学、长庆安塞油田、井家湾等10家单位的25位体育部长和领导，针对相关单位的身体素质、体育设施、参与锻炼情况进行咨询。

1.2.3综合分析法

依据相关标准对延安地区全民健身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

1.2.4逻辑推理法

根据相关理论原理和普遍认可的事实依据延安地区特点，推论出在延安地区开展全民健身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1.2.5数理统计法

用spss11.0统计软件和EXCEL软件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延安革命老区全民健身的特点

延安地区全民健身参与人群较少，参与锻炼者主要为小区居民。而由于延安受特殊地势位置的限制不利于大面积发展小区，即使有些地方可以规划小区，但面积太小，因此对体育设施的投放也会相对减少。另外，大部分村民由于农务繁忙，没有时间参加体育锻炼或是意识的淡薄，错误认为田间劳作等于体育锻炼。

2.2延安革命老区全民健身的影响因素

2.2.1参与体育活动的意识淡薄

调查显示，有344%的人认为没必要参加体育活动；有547%的人认为参加体育活动很重要；有554%的人认为劳动可以代替体育锻炼，有394%的人认为劳动不能代替体育锻炼。可以看出，延安地区居民健身意识不强，对体育的理解和认识程度较低。井家湾村村民主要以经营农家乐为生活经济主要来源。通过对该村全民健身活动的调查，我们发现人们在思想认识上从整体上讲尚显偏低，仅有30%左右的农民对全民健身的战略意义有所了解，令人惊疑的是尚有60%以上农村居民对健身的战略意义和对健身生理与心理的作用不了解或很少了解；几乎一半的的农村居民对健身的认识尚停留在“没病就是健康”的肤浅层次上，也有相当一部分百姓错误的认为自己平时的田间劳作就是锻炼身体。

2.2.2健身器材、场地、设施的投资也直接关系着全民健身的开展

延安地区健身场地设施匮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造成场地设施匮乏的原因有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群众体育设施建设；其次是对体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导致体育场地设施萎缩。整个延安市村民的健身场所仅局限于附近小区、机关单位的一些简单的健身器材。另外，延安多山地，也就是说想要建设一些大的公园、娱乐健身场所还存在一定难度。

2.2.3特殊人士全民健身.

特殊人士全民健身也影响着全民健身的发展。目前延安地区的社会卫生保障体系和现有的健身设施也不能很好的满足残疾人的健身需求。

2.2.4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制约

延安地区气候属典型的高原大陆气候，不利于户外体育活动的开展。另外，春季和秋季气候变化不稳定，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在气候寒冷时放弃锻炼，而在气候宜人的季节又恢复锻炼。由此可见，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对延安地区居民开展体育活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2.5经济基础薄弱的制约。

延安区体育发展的水平、规模，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体育场地设施、组织体育活动的场次和体育管理人员等客观条件，及由此带来的群众经济收入增长和观念行为的转变。受收入水平的制约，延安地区全民健身场所和体育消费的有效需求不足，使体育消费市场不发达，是制约该地区全民健身体育发展的根本原因。

2.3延安地区全民健身发展的状况

以井家湾为例，该村于2008年修建“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该工程选址修建在村委会院子中，该工程总投资32万元。该工程修建后，许多农民利用其进行体育锻炼。根据与村委会干部座谈，村干部中专门有一名负责村民文化活动开展及共青团工作的干部，每年利用农闲和节假日组织农民开展文化体育活动，尤其春节期间，专门组织秧歌大赛、篮球比赛等体育活动（比赛），且村民自愿组织和参与比赛。

3.结论与建议

3.1居民文化水平低，思想意识淡薄，不能正确认识全民健身运动。

3.2健身器材、场地、设施的投资和经济基础薄弱。

3.3残疾人经济上的贫困和心理上的脆弱，对于残疾人的培训更是存在不足。

3.4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制约。

3.5建议，首先要加强宣传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向大众提供更多了解健身活动的信息和途径，增强健身意识。其次，加大对体育设施、场馆、场地的投入力度，让想锻炼和参与锻炼居民有地方练、有器材炼；最后，要注重对延安地区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尤其像腰鼓等具有延安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作者单位：西安体育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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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徐云.构建和谐社会视角下建设全民健身路径的现实意义探讨[J].经济研究导刊，2011（18）

人身安全论文例5

安全要从自我做起，强化自身的安全意识，在每项工作开工前要认真做好危险点分析，并做好安全防护措施，让每个工作班成员都清楚危险点及防范措施，不留安全隐患和死角。

人身安全论文例6

安全文化建设就是通过创造一种良好的安全人文氛围与和谐的人际关系，对人的观念、意识、态度、行为等形成从无形到有形的影响，从而对人的不安全行为产生控制作用，以达到减少人为事故的效果。而这种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就需要企业结合自身特点进行“造势”。要通过开展形式多样“造势”活动，激发职工的安全责任感。

一要定期组织技术比武、技术练兵、反事故演习等，要经常举办安全征文、安全警句征集、安全演讲、事故报告会、职工家属座谈会、安全形势分析会等活动。要利用好舆论和宣传阵地，宣传报道安全生产经验动态，形成人人想安全，人人抓安全，人人保安全的良好氛围。

二要在办公区域、工作场所和职工活动比较集中的宿舍、食堂悬挂安全警示牌和安全标语，或提炼安全警句，建设安全文化长廊，或设立安全色彩化标识，在所有的工作场所，用色彩标识警示作业人员，达到用视觉效果警示职工。当有些职工看到这些警示牌板时，便主动会放弃违章盲干、抢先下班的念头，重新确立了“干个标准活，交个放心班”的意志，使干部职工能时时警觉到安全，处处拥有安全。

三要加强安全文化建设的基础培训工作。通过培训，可以增强职工的安全意识，提高职工的安全技能。培训工作要形式多样，专家授课、岗前培训、岗位练兵、案例教育、观摩学习、分析讨论、预案演练等。培训工作要改变不出事故不培训，出了事故才培训，变事后补救为事前预防。培训中应进一步激发职工兴趣，讲求培训效果。

四要建立以“自我评价、自我提高、自我控制、自我负责”为主要内容的“安全自主管理模式”。通过成立安全自主管理小组、实施月度自我评价制度、开展“安全大家谈”活动、实施职工操作安全质量跟踪卡、签订“不违章”承诺书等措施做保证，真正实现“我要安全”的目标。

通过“造势”，要使广大职工不仅对安全理念熟读、熟记，入脑入心，全员认知，而且要内化到心灵深处，转化为安全行为，升华为职工的自觉行动，得到在从事任何一项工作时，思想中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做是否安全”的效果。

二、为安全文化建设进行策划

安全文化是一种独具特性的文化现象，是进行安全管理的有效形式。它以人为本，以文化为载体，通过文化的渗透提高人的安全价值观和规范人的行为，是安全管理的最高境界，而安全文化的渗透主要是通过安全文化阵地来实现。在管理中引入文化层面的东西，更有其现实针对性。所以说，在安全文化建设中，企业要发挥自身作用，凸显自身价值，挖掘自身资源，站在全局高度，从安全理论阵地、安全媒体阵地、安全文化设施阵地等三个不同层次和领域上进行总体策划。策划要在继承和创新的原则下，对已有的文化阵地进行整合提升，实现文化管理效能的最大化。要立足安全理论阵地，研究现实条件下企业安全工作的新特点和发展规律，研究职工的行为规律及各类事故中的人为因素等。通过各种理论分析和调查研究，提炼出适合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安全文化建设方案，在安全目标、宗旨、理念、管理哲学、价值观等方面进行理论引导，指导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

三、在安全文化考核机制运作上进行监督

安全文化建设是对过去多起事故理性思考的结果，是对原有安全管理工作的一次全面系统的“审视”和重新整合。作为企业一项先进的管理方法，通过文化氛围营造和理念渗透，安全文化建设要在物态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三个层次上逐步形成一套科学的机制。企业要在机制的有效运作上发挥监督作用。

1.督促各级领导自觉地学习《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不折不扣地履行好自己的安全职责，在切实抓好各项安全技术措施和安全管理的基础上，带头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真正把“没有消除不了的隐患，没有避免不了的事故”的安全理念内化在思想上，外化在行动上，不断提升各级领导的安全生产执政能力。

2.督查各级领导的安全到岗到位制度的实施情况，要及时提醒各级领导干部多深入班组、深入职工家庭、深入施工现场，养成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从而在企业形成未雨绸缪，超前预防，在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避免事故的发生。所有领导干部都要防止片面强调“分工负责”而忽视安全生产大局的错误思想，做到安全没有旁观者，个个肩上有责任。

3.企业的监督作用还体现在考核的深度上，扑下身子对每一名党员干部“安全绩效”的细致考核考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字统计，而是对每一起三违及事故隐患人的细致帮教和人因分析;考核的深度广度越大，保障作用越强，安全文化建设就会取得质的飞跃。

四、为构筑安全文化防线提供保障

为确保企业安全生产，企业应注重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坚持从职工思想源头上进行疏导，做好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工作，在稳定人心、增强队伍凝聚力上下功夫，切实做到:安全管理上有什么困难，就及时帮助寻找产生困难的思想原因，迅速消除思想上的障碍;职工群众有什么情绪，就及时关心，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安全生产上取得成绩，就及时表扬，宣传推广。具体来讲：

一是建立思想政治工作预警分析制度，针对职工每一阶段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政工人员深入基层摸情况、搞调研，提出具体的应对措施，并抓好落实，及时消除影响安全的隐患。

人身安全论文例7

严格遵守教师职业道德，依法执教，爱岗敬业，热爱学生，严谨治学，团结协作，尊重家长，廉洁从教，为人师表。并在日常工作中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一、认真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三个代表为指针，以先进性教育为引领，不断提高政治素质。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廉洁自律，依法治教。

二、自觉遵守宪法和《教师法》等法律法规，严谨治学，积极进取。不向学生和社会散布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言论，不散布消极言论，不牢骚满腹，不我行我素。

三、树立终身学习的志向，刻苦钻研业务，认真学习教育教学理论，积极参加业务培训和教研活动，强化教改意识，提高自身文化素质、教育能力和科研水平，敬业爱岗。

四、尊重同志，团结协作，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不拉山头，不搞派别。

五、热爱学校，关心集体，倡导正确的舆论，以主人翁姿态参与学校民主管理。

六、尊重学生人格，了解学生特点，关心学生成长，发展学生特长。不歧视、讥讽、挖苦、侮辱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不私自将学生撵出课堂或停课。

七、牢固树立法纪观念。不以教谋私，不收受学生、家长财物，不乱收费、乱补课、乱订资料，不迟到、早退、旷课，不训斥学生家长。

八、为人师表，言传身教，举止文明礼貌。不穿奇装异服，不留奇须怪发，不在教学区或学生面前吸烟，不在工作日或课前饮酒，不在课堂上使用通讯工具。

九、反映问题要用正确的方法，走正确的途径，不搞个人人身攻击，不散布未经查实的言论。

十、凡有违犯上述承诺规定者，自愿接受学校和上级根据有关规定作出的处理。

承诺人：xxx

遵章守纪承诺书范文【二】

为加强企业制度建设，杜绝各类违纪、违章事情的发生。提升员工职业道德水平，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理念，努力工作，提升个人和企业绩效。使广丰南方的明天更辉煌,在此,我向公司郑重承诺： 严格遵守企业规章制度，爱岗敬业，热爱集体，团结协作，尊重上级，廉洁奉公，为人表率。并在日常工作中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一、认真学习和宣传中国建材，南方水泥企业文化，不断提高政治素质。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廉洁自律。

二、自觉遵守《广丰南方规章制度》及国家法律法规，以身作则，积极进取。不向同事社会散布违背厂纪厂规的原则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言论，不散布消极言论，不牢骚满腹，不我行我素。

三、树立终身学习的志向，刻苦钻研业务，认真学习本职岗位理论知识，积极参加业务培训和科研活动，强化教改意识，提高自身文化素质，敬业爱岗。

四、尊重同事，团结协作，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不拉山头，不搞派别。

五、热爱企业，关心集体，倡导正确的舆论，以主人翁姿态参与企业民主管理。

六、尊重员工人格，了解员工的特点，关心员工的成长，发展员工的特长。不歧视、讥讽、挖苦、侮辱员工，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员工。不无故解除员工劳动关系。

七、牢固树立法纪观念。不，不收受供应商、经销商、司机等关联方财物，不迟到、早退、旷工，不训斥学生家长。

八、为人表率，言传身教，举止文明礼貌。不穿奇装异服，不留奇须怪发，不在危险区域吸烟，不在工作日或班前饮酒，上下班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通规则。

九、反映问题要用正确的方法，走正确的途径，不搞个人人身攻击，不散布未经查实的言论。

十、凡有违犯上述承诺规定者，自愿接受企业和上级根据有关规定作出的处理。

承诺人(签字、手印)：

XXX年四月二十四日

遵章守纪承诺书范文【三】

作为XX车间的一名员工，我深刻认识到了自己不仅仅是家庭中的一员，也是车间的一分子，安全遵章守纪是我对企业应尽的义务;作为从事化工行业的一名员工，我深刻认识到了化工生产电气设备多、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多、高速旋转机械多、特种作业多，劳动条件和环境相当复杂，本身潜伏着诸多不安全因素，潜在的危险性大，工作中稍有疏忽，潜在的危险会转化为人身事故。因此，我郑重承诺在以后的工作中将做到以下几点：

1、履行岗位安全责任，为企业安全负责、为部门安全负责、为员工安全负责、为自己安全负责。

2、自觉遵守国家、行业和公司的各种管理法律、规章、制度、规定，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与违章、麻痹、不负责任三大敌人做斗争，努力做到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被别人伤害。

3、遵守交通安全管理的各项法律、规章、制度、规定，不疲劳开车、不酒后开车、不将车辆借予无驾驶证人员驾驶，开车时不打手机、看信息。

4、遵守消防管理的各项法律、规章、制度、规定，积极学习灭火与火场逃生知识，熟悉各种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和逃生线路。

5、日常工作中不违章指挥、不违章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不盲目作业。

6、自觉接受公司、部门、班组的安全交底和技术交底，自觉执行安

全交底和技术交底要求的各种安全措施，不抱侥幸心理。

7、支持公司QHSE部和上级安检部门的工作，积极接受安全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对自己不安全行为的批评和建议并及时改正。不抱抵触心理、不打击、报复安全管理人员和其他指出自己不安全行为的人员。

人身安全论文例8

笔者认为，麻醉医师的自身安全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然而目前我国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却缺乏相应的内容，目前的麻醉科住院医师培训中存在一些不足:①片面追求麻醉关键操作的技法，忽略细节操作的规范性，如麻醉废气的正确处理;②注重医疗安全，忽略自身安全防范;③将合格的住院医师的素质局限在临床技能和专业知识上，而忽略人文素质和修养;④沟通能力有待提高，建立和谐医患关系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⑤法律知识欠缺，法律意识薄弱;⑥受到人身攻击时的防备能力欠缺。

自身安全教育的内容为了更好地适应现阶段的医疗环境，更好地保护自己，为我国医疗事业服务，笔者认为加强麻醉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自身安全教育应该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加强麻醉基础知识和技能的教育麻醉医师专业水平的提高和麻醉实践经验的丰富是安全医疗的前提，也是避免自身安全风险和增强承受力的保证。麻醉科住院医师培训应该进行严格的“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训练，同时应该强调知识的全面性和操作的规范性。要求我们做到从术前探视、协议书签署、麻醉实施到术后镇痛、术后随访等每一步都必须认真执行。麻醉住院医师应该对工作中各种危害自我身心安全的因素要有全面的认识，要有足够的防范意识，既要规范操作减少不必要的伤害，又要掌握危害自身安全事件的突发紧急处理方法。医患沟通能力医疗纠纷中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医师的态度不好或语言不到位所引起的，因此加强医务人员的沟通能力非常重要。医患沟通已经成为医疗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断提高技术的同时应重视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只有主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才能更好地减少或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带教教师应该指导住院医师利用各种途径和环节进行有效的医患沟通，主动提高医患沟通能力，善于利用沟通技巧。应该要求住院医师在术前访视中亲自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交谈，在实践中锻炼医患沟通能力。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拟施行的麻醉方案以及存在的风险，争取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解释麻醉方式等复杂的概念和操作，对不同的患者及其家属采用不同层次的解释，使其了解麻醉情况并理解支持相关的工作［12］。心理健康知识要使麻醉科医师队伍健康地发展，不仅要加强外科技术理论的培训，更重要的是要注重他们心理健康的发展，才能使他们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为人民健康事业作出贡献。对如何建构麻醉科住院医师的健康心理，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措施:①优化学习环境，提供人文关怀。繁重的工作负荷、不和谐的生活环境会增加住院医师的心理压力，并可能引发心理问题［11］。医院应该尽量为住院医师营造一个舒适、温馨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②提高对实习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认识。科室带教负责人和带教医师，对有心理困惑的实习生应及时给予心理疏导，积极关注实习生的心理状态和心理倾向，及早发现、反馈问题，并给予指导帮扶，切实帮助实习生舒缓心理压力;③在培训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带教医师不仅要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还要在传授理论技能的同时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在积极的师生互动中优化住院医师的心理品质;④倡导主动提升自身的人文修养。住院医师只有主动提升自身的人文修养，才能具有高尚的情操和高度的责任感。才能对自己工作的特殊性具有深刻的认识。法律知识当前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在不断推进，相应的医疗法律、法规机制正逐步健全，医疗卫生事业正逐步走向法制化的轨道。临床工作中，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争议案件频发，部分争议案件发生甚至与住院医师相关。因此，让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麻醉医师全面掌握有关医疗事故等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显得极为紧迫。住院医师培训的法律知识应该包括以下相关内容:执业医师法、医患关系的法律问题、患者的权利、医师的义务、医疗过失的法律责任等［13］。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可自编教材，提炼医疗事故的相关法律，简单易懂的阐明法规条文的含义，最好包含一些模拟或实际案例。

防范医疗工作场所的暴力行为发生在医院的恶性暴力事件，极大地威胁着医务工作者的人身安全，影响正常的医疗工作。但类似事件的发生却具有突发性和不可预期性，因此，住院医师为了保护自身人身安全，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学习有关的防暴知识是非常必要的。学习的内容可以参照丁香园论坛的《医疗工作场所防止暴力行为中国版指南》。对医疗工作场所暴力事件的萌芽、爆发以及善后等不同阶段要有清晰的认识，能有所准备，并懂得合理处理:①除了提高自身医疗专业知识和技能外，还要提高沟通能力和人文素养，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12］;②要有危机意识，事前做好防范措施，妥善处理医疗中的纠纷;③一旦医疗场所爆发针对医护人员的暴力事件时，医护人员应当及时采取合理合法、安全有效的防护措施，以保护自身生命财产安全;④事后处理是指暴力事件结束后采取的种种措施，主要包括保存现场、固定证据、减少损失、总结经验及吸取教训等。自身安全教育的方式由于住院医师工作繁忙、学习压力大，本科教学模式不太合适，效果也不甚理想，同时，融入了自身安全教育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增加了培训基地的教学压力，因此培训基地应该灵活采用多种教学模式，以使达到更好的培训效果。笔者认为对此有以下建议:①制定相应的培训计划，有节奏、分步骤的加强自身安全教育。培训基地应该将自身安全的相关知识系统化，结合已有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有计划地开展自身安全教育;②灵活应用多种教学形式。培训基地可以灵活应用多种教学形式，如专题讲座、PBL教学、科室早会学习、周会讨论、病例报告会等。专题讲座、PBL教学等方式学习，可以案例法为主，安排座谈、讨论、辩论、案例分析、调查研究等，有利于住院医师对自身安全相关知识作系统的学习，提升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3］。而在科室早会和平时工作中融入自身安全知识的教育，则有利于培养医师自身安全的防范意识，促进对知识的吸收和理解，增强对知识的实践应用能力;③加强实践训练。在平常的工作中，培养住院医师的自身安全意识，规范住院医师的操作，加强与患者和患者家属的沟通能力，增强自身法律意识，培养防暴能力;④鼓励住院医师主动学习。知识的积累和能力的提高离不开自身的努力，而医师的心理健康和人文素养是一个知识内化的过程，教育只是一种引导。当然，保护医务工作者身心安全，除了其自己努力外，也离不开医院和社会的支持。除了医院应该加强科学管理、提高医疗水平、重建医患之间的信任以外，还要依赖于社会大环境的改善。只有当社会制度、道德建设、经济支持、医院、医师和患者等各方面都努力，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医务工作者的身心安全。

作者：刘翔 杨万超 周曼 张兵 李文志 单位：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麻醉科 黑龙江省高校麻醉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重点实验室

人身安全论文例9

“安全理论”虽没有系统明确的体系，但仍可谓源远流长，从部族、国家的产生开始，就开始萦绕着人们。古今中外思想家、学者们都曾试图想给出一个具体、明确的概念，却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

（一）人的安全理论的发展

殷周时期，我国一些思想家从民心向背对政治稳定影响的角度，阐释了早期的安全观。如《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管子?牧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英国学者巴里?布赞将安全定义为对“免于威胁的追求”，显示“国家和领土完整，反对敌对势力的能力”[1]。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认为，安全意味着和平与对和平的维护[2]。思想家们对于“安全”的界定往往是局限于国家的范畴，一提到“安全”首先想到的是国家安全。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人们对“安全”所包含的内容有了新的衍生，已涉及个人、群体领域。为了便于研究和区分，前者被人们称为传统安全观，后者被称为非传统安全观。

“罗马俱乐部”的知名学者、工程师和科学家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人类处于转折点》等几份著名的研究报告，预警人类可能发生某些非军事性灾难，最先提出了非传统安全的问题（是指来自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对社会各元素，包括个人、群体及全人类非军事威胁和侵害）[3]。批判安全研究强调个体安全重于国家安全，突破了传统安全各流派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认识，更加倾向于非传统安全流派中的个人和群体的地位。受到批判安全研究的影响，女性主义安全研究视角也得到拓展，把研究范围广泛的各种对象作为女性可能受到威胁的安全客体，从社会性别角度批判地研究各个维度上以及层次上的安全问题。这其中已经涉及“人的安全”领域。

无疑，人的安全理论是对以往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的进一步发展，是对批判安全研究流派的继承，又是对女权主义学派的补充，更加注重向“人”这个维度倾斜，同时也越来越符合“以人为本”理念的要求。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大，环境复杂，各地呈现出的人的安全问题又各具特色。显然，批判发展的人的安全理论是难以完全解释中国式的人的安全问题，但对人的安全理论的现实需求无疑为其寻求市场提供了颇为充足的理由。已有学者对人的安全理论的实践操作进行了出色探讨，如封永平《安全新概念：人的安全解析》等[4]。

（二）问题的提出

江西省地处我国中部，典型的农业大省。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较快。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的留守现象越来越严重，其中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状况颇令人担忧。笔者认为，根源于西方的人的安全理论也许能够为我省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留守儿童人身安全的平衡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为了说明问题，笔者尝试根据现实数据，展示和分析我省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留守儿童人身安全现状，并运用人的安全理论解决当前农村面临的困境。

二、江西农村经济发展、留守儿童人身安全状况

（一）江西农业经济发展情况

1.农业增长情况

江西是中部地区农业大省，农业经济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全省农林牧渔业现价总产值仅9.9亿元，1978年为49.3亿元，2008年达到1 680.5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49年和1978年分别增长12.8倍和3.9倍，年均分别递增4.5%和5.5%。2011年我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2 207.27亿元，同比增长16.13%（按现价计算）[5]。

2.农村家庭收入情况

2007至2011年，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迅速增长，由4 098元增加到6 892元，增幅较大[6]。

3.农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农民生活质量方面，2008年，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达3 309元，比1949年和1978年分别增长44.3倍和31.8倍，年均分别递增6.6%和12.3%。2011年农民人均生活支出数额又有明显变化，达到4 660元，用于文化教育娱乐及服务的占6.8%，较2007年稍低，但用于衣着、医疗保健的比例明显增加，再也不是一年到头穿不上新衣、看不起病的状态。从2008年起，江西省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明显降低了，已由1957年的66.1%下降到49.4%[6]。

4.江西农村人口外出务工情况

截至2013年全省乡村人口2 493.09万，占全省总人口的55.35%（全省人口总数为4 503.93万），全年农民外出务工人员756.3万，占全省乡村人口总数的30.33%。截至2012年末，全省乡村人口年龄在20―45岁之间的占39.48%。

（二）目前江西农村的安全状况

近年，我省农村留守儿童人身安全受到伤害案件有增多趋势，见诸报端的有：2012年5月宜春天台镇5名农村留守儿童意外溺水事件、万年县一城中村住房起火，一对5岁和3岁的留守小兄妹不幸遇难；2012年12月江西贵溪校车落水11名儿童遇难事件；2013年瑞昌6名女童遭老师性侵；2013年6月南昌市红谷滩新区3个亲兄妹在村口一池塘旁边洗衣戏水时，全部溺水身亡事件等。可见农村留守人员的人身安全状况颇令人担忧。

三、困境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升的同时，我省农村“留守现象”严重，留守儿童人身安全问题尤为突出。青壮年大部分外出务工，大大削弱了农村安全防范能力，间接催生了涉及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事件。根据如上材料的佐证，可以发现，随着江西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留守人员的安全状况陷入一种非正常的“病态困境”，可以表述为：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留守人员的安全状况不容乐观；农民为了生活得更好，又不得不隐忍这种糟糕的安全状况存在，从而造成了一种矛盾的“恶性循环”，也是一种暂时难以挣脱的“困境”。

四、维护农村留守儿童人身安全的出路

人身安全论文例10

“淮南格物”说是王艮(号心斋，1483一1541)思想的一个核心观点，在历史上非常著名，但也引起了不少争议。在晚明时代大致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则批评心斋此说“未免意见之殊耳”，以为“不必别立新奇也”；一则以为其说深得《大学》“修身为本”之旨，“后儒格物之说，当以淮南为正”。今人对此大约有三种意见：一则以为“淮南格物”是心斋思想有别于阳明心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心斋所创的泰州学派必定是“一个假的阳明学派”；一则以为心斋“对于格物的讲法，也只是一说而已，并无什么义理上的轨道”，意谓此说的学术价值值得怀疑；一则以为心斋此说之于《大学》本义“固的然而无疑”，而且“同于吾人之说”，从而对此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一种学说观点何以引起如此不同的说法，很值得深思。不管提出这些评论所依据的思想立场有何不同，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作为一种思想史的评论或批评，首先必须对其学说的内在义理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具体到淮南格物的问题而言，惟有深入到此说的思想内核，在对其内在理路有较为全面的把握基础上，才能对其思想意义及历史意义提出中肯切实的评判。

本文的任务是，首先考察“淮南格物”说的形成过程，以此澄清一个流行观点：以为心斋在拜师阳明前就已形成了“淮南格物”说，我的结论是心斋格物说的最终确立是晚年的事情；其次，则要考察道学(含理学和心学)传统中的“格物”问题，以此凸显心斋格物说的问题意识；再次，则要通过对淮南格物的深入分析，揭示出此说的内在义理及思想特质之所在；最后，将结合历史上的各种评议，提出我们对心斋格物说的历史地位、思想意义等问题的看法。

一、“淮南格物”说的形成

有关“淮南格物”说的记载，错综复杂。其名称之由来，始见于赵贞吉(号大洲，1508 1576)《泰州王心斋墓志铭》，铭曰：“越中良知，淮南格物，如车两轮，实贯一毂”。“淮南”即指心斋。“越中”则是指阳明，这是将心斋的格物说与阳明的良知说相提并论。在该铭中，赵大洲还详细记录了心斋与阳明的会面经过：

越中王先生(指阳明)自龙场谪归，与学者盛论孔门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仇争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抚江西，又极论良知自性，本体内足。大江之南，学者翕然信从。而先生(指心斋)顾奉亲鹑居，皆未及闻焉。有黄塾师者，江西人也，闻先生论，诧曰：“此绝类王巡抚公之谈学问也。”先生喜曰：“有是哉!虽然，王公论良知，某谈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与天下后世也；如其异也，是天以某与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盖越两月而先生再诣豫章城，卒称王公先觉者，退就弟子。间出格物论，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晚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

今按心斋拜师阳明在正德十五年(1520)，心斋时年38岁。依赵文记载，心斋在此之前，既已形成了格物说，其云“如其同也”和“如其异也”这两句话，意思是说如果阳明与自己所见略同，那么这是“上天”降此人物于天下后世；如果阳明与自己所见不同，那么这是“上天”降此人物与我并立于天下后世。可见心斋自负甚高。果然，心斋在见了阳明之后，便搬出自己的“格物论”，欲与阳明相质，却被阳明婉言拒绝。后来以著作形式固定下来则是在晚年，即《格物要旨》。但现存所有心斋的文本均未见此文，大抵已经失传。

然而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赵的“某谈格物”及“间出格物论”这两点重要记录既不见于王襞(号东厓，1511—1587)及心斋弟子董燧(号蓉山，1503—1583)编订的万历本《心斋全集》所收《心斋年谱》，也不见于王东厓及王栋(号一庵，1503—1581)有关心斋的思想经历的叙述。如果大洲所述确为事实，这样重要的记录为什么《心斋年谱》正德十五年条一字未提?反而在嘉靖十六年心斋55岁条，却有详细的记录(详见后述)?在解答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先介绍另外一条重要的资料，事实上，这条资料才是赵大洲记录的原本，由于该条资料出自和刻本《王心斋全集》，故大陆学界未能注意及此。在该本卷首收有心斋弟子张峰(号玉屏，1501—?)所纂的《心斋年谱》，其中正德十五年条有这样的记载：

时文成讲良知之学于豫章。塾师黄，吉安人也。闻先生论，曰：“此类吾节镇王公之谈。”先生喜曰：“有是哉?虽然，王公论良知，某谈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与天下后世也；如其异，是天以某与王公也。”即日买舟往。

省略号之后的大段文字，详细描述了心斋拜师阳明的经过，其中所录两人的一问一答，虽间有个别文字差异，但几乎与董燧本《年谱》所载完全一致，惟有上引自“虽然”至“是天以某与王公也”的一段文字被董本全部删除，而其他记录则被董本全部照收。显然，由董本的立场看，张本在系年上有误。那么究竟孰是孰非呢?

现在我要提供一条重要的线索，可以从根本上解答上述问题。据我所知，这条线索尚未被人所注意，因为这条资料的记述方式非常隐讳且简略。据万历本《王心斋先生全集》卷二《世系》所录心斋曾孙王之垣撰《世系详注截略图》，有一条关于心斋长子王衣(号东埂，1508—1562)的记载：

(王衣)业儒，秉性刚直，内外成服。会物有本末之旨，启父格物之学。后虎墩北洋崔公挽云：“格物曾问，启至聪。”……

所谓“会物有本末之旨，启父格物之学”，值得引起充分注意，意思是说王衣对于《大学》“物有本末”有所领悟，启发了乃父心斋的格物之学。根据下面将要讨论的心斋格物说，可以知道有关《大学》经文“物有本末”一句的新解——亦即：释“本”为“身”，释“末”为“家国天下”，乃是淮南格物说的一个标志性观点。也就是说，“物有本末”之问题的解决，是淮南格物说得以成立的关键。现在我们突然发现，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是心斋长子王衣，并由他启发了心斋。那么，是否还有旁证呢?回答是有的。同上书卷5《门人列传》“王衣”条，这样记载道：

王衣，字宗乾，先生长子，以师事父。天性刚方，存心仁厚，幼奉庭训，悟物有本末之物，启先公之首肯。长游越中，会知必良，知为良动。阳明之契重，不阿谄，据外诱，甘恬退，励清修。君子路上人也。……弟宗顺为之志铭：格物一窍，宗乾启聪。……

所谓“悟物有本末之物，启先公之首肯”，与上述“会物有本末之旨，启父格物之学”的意思完全相同，而“格物一窍，宗乾启聪”则是王东压《铭文》中语。可见，关于王衣的格物之悟启发了心斋这一事实并非是王衣之孙王元鼎的臆造之说，也得到了东压的充分肯定。应当说，以上两条记录对于心斋格物说形成于何时之问题的解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依王衣的生年推算，正德十五年心斋拜师阳明那年，他年仅13岁。如果说在这样年龄已有格物之悟，实在是过于年轻了，基本上不存在这种可能。由此推断，当年心斋拜师阳明之际，居然信誓旦旦地说“某谈格物”，而且还“间出格物论”，欲与阳明相质，也就非常值得怀疑。如果说王衣“会物有本末之旨，启父格物之学”的记载为真实可信，那么正德十五年心斋便已有了所谓的“格物论”，实是绝不可能之事。排除了这一可能，那么董燧本《年谱》心斋55岁条的记录便极有可能是惟一正确的记录。该条记录称“(心斋)玩《大学》，因悟格物之旨”，至于其详细内容，由于后面将会讨论，这里姑置勿论。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1　心斋的格物说受到了其子王衣的启发；2　因此正德十五年心斋拜师阳明之前，不可能已形成淮南格物说；3　大洲《墓志铭》、张峰《年谱》有关心斋“格物论”的记述不可信，董燧《年谱》之记载当为信史；4　淮南格物说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最终确立于心斋55岁那年作《格物要旨》；5　以为心斋在拜见阳明前已有独自的思想，由此推断心斋所创泰州学派是独立于阳明学派的，这一论点已难以成立。

二、道学传统中的格物问题

自北宋初儒学复兴以来，随之而起的是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运动。将《礼记》的《学》、《庸》与《论》、《孟》并列为《四书》，虽倡始于二程，而集其大成者则是朱子。朱子定《大学》为四书之首，以为学者人德之门，且以为《大学》之要在于“格物”二字，而朱子对《大学》文本所作的最为重要的改订工作其实就是“格物补传”(共134字)。我们知道，朱子的格物解释若以一言而蔽之，则可以四字当之：“即物穷理”。然而欲了解阳明格物之义，却须从朱子的格物解释之义理进程说起。要之，朱子之释“格”为“至”，谓“物”为“犹事”之义，就此而言，“格物”二字便成了即事或即物之意，换言之，“格物”二字是不能自我解说的。而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大学》文本只是说了“致知在格物”，又说“物格而后知至”，却没有立“传”，对“格物”问题做出专门的解释，所以朱子认为有必要为“格物”章补传。他在“补传”中为格物致知提出了两个前提设定：“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大学章句》在这两个基本设定之下，格物致知之义便成了：以人心之灵即凡天下之物而穷其理，此谓格物；又以推广扩充人心之知识而“至乎其极”，此谓致知。然而朱子此释，语若两分，其义则一。格物就是即凡天下之物以扩充吾心之知识，亦即：格物就是致知的工夫。虽然，朱子以为如此解释，庶几合乎《大学》“致知在格物”之本义，然而事物上穷其事物之理，既可指格物，又可指致知。要之，格物与致知不可分，须以即凡天下之物为前提，故而格物致知就是一种求理于物的外向工夫而已。阳明据此而批评朱子格物论是求理于外、舍本求末、遗内逐外的义外之学，语虽苛刻，义或不谬。对阳明而言，不如此说则不足以直捣朱子格物论之巢穴而与朱子新本之说相抗衡。

在阳明看来，《大学》之要不在格物而在于诚意。阳明《大学古本序》中指出：“《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关于后一句，其意不是说“诚意在格物”，而是说格物就是诚意的工夫，换言之，格物工夫可由诚意所统摄。因此，同样反映了阳明复《大学古本》时期之思想的《传习录》上卷(徐爱所录的开首14条)，就有“格物是诚意的工夫”之说，意谓诚意可以统领格物，或者诚意须由格物工夫来贯彻。正是在此意义上，故曰：“《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这句话乃是阳明解释《大学》的基本立场，同时也是针对朱子的《大学》解释而发。因为在阳明看来，朱子只关心“致知在格物”之问题，却未能将格物致知与诚意工夫扣紧说，未能顾及“欲诚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这层义理问题，故而在朱子的解释系统中，物与心、意、知遂层层脱节，以至格物与诚意、正心不相连贯。

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哲学立场有误，二是错解了格物。前者表现为朱子“析心与理为二”这一原则立场的重大失误，依阳明之见，“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这一原则立场有误，是导致朱子哲学所有错误的根本原因，也正由此，朱子将格物错解成了“即物穷理”。若依阳明之见，格物之基本义有二：(1)“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义也； (2) “物”者， “意之用”，“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或“意之所在便是物”)。当然克就格物之义而言，以上二义便可尽之，格物于是变成了“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正心、诚意、致知便与格物连贯为一；另一方面，阳明又说：“正其不正，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此说则可与“四句教”中的“为善去恶是格物”一说相印证。合而言之，格物不再是“即物穷理”之意，更不是“扩充知识”之谓，而是指祛除物欲、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

然而问题是，“格其意之物”以及“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何以成立?即由谁来保证“格其意之物”、“正其不正”得到正确的实施?阳明的答案是“良知”。良知是“主人翁”、“大头脑”，良知才能保证格物无误。所以，在上述有关格物解释之外，还必须补充一条：“知者意之体”。阳明晚年提出致良知之教以后，对心意知物的问题，有了更为清晰的界定，并对《大学古本旁释》提出的“知者意之体”做了重要补充，他用良知来定义“知”，良知成了“意之体”。由于良知是心之本体，所以“心体”应感而动，也就是良知本体的应感而动；“意”是良知本体应感而动所展现出来的，所以说“有知而后有意”，人在意识活动中的是非善恶，都由良知自我掌控和监督，从而确保了为善去恶的可能，同时也就确保了格物的可能。与此相应，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也做了变动，以致良知来解释格物及致知，最终得出了著名的论断：“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

表面看来，在阳明那里，格物问题最终被化解成了致良知问题，而未必符合《大学》格物之原义。然而唐君毅则认为，若就《大学》一文之精神而言，阳明良知说未必能出乎其外，他指出《大学》所言“明德”乃指一内在于人心的光明之德，义同孟子的能知善知恶的道德良知，亦与阳明所谓心体良知无以异也；《大学》又言“明明德”，则是明德之自明，而非另有所以明德之人心以明之，此亦正同于阳明之良知本体能自致而呈现，“故通《大学》全文之精神而观，则见阳明之言致良知，实无大异于《大学》之言明明德”，“阳明良知之知，固亦通于《大学》之所谓‘知止’之知矣”。因此，阳明良知之教有进于《大学》格物之说，并能相契于《大学》之精神。唐君毅此说极有参考之意义。当然此说并不意谓阳明的格物解释便在义理上高于朱子，朱子之说实亦有合于《大学》之旨意者。个中缘由，非此处所能尽言。

由朱子及阳明的格物论以观心斋，则可说其淮南格物既不同于朱子，也不同于阳明，他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大学》第一章“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一句的“物”字上，而不同于阳明关注于“知所先后”之一句的“知”字上，又合“身家国天下”为一物，以“身”为物之本，以“天下国家”为物之末，进而提出了格物即安身、反身、修身之义的见解，开创了一套独特的淮南格物说。

三、格物安身

如上所述，在格物问题上，朱子“以至训格”，强调“即物穷理”；阳明“以正训格”，强调“正念头”。淮南格物则强调了“安身立本”之义。他首先从以下两点着手：(1)“格”是“絮度”或“絮矩”之谓；(2)“物”即《大学》经文“物有本末”之谓，“身与天下国家”为“一物”，其中“身”为“物之本”，“天下国家”为“物之末”。以此为据，所谓“格物”，就可做这样的解释：

度于本末之间，而知“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此格物也。物格，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也。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

以上便是淮南格物说的基本旨意。其主要特色在于：(1)释“格”为“絮矩”、“格式”之意；(2)释“物”为由本至末、无所不包之意，即“身与天下国家”均为“物”；(3)以“安身”概念来补充《大学》经文“以修身为本”的思想涵义；(4)进而以“安身”作为“格物”的完成(即“物格”)，并以此贯穿《大学》全文(特别是三纲领八条目)的义理系统。要之，其格物说的最大特色在于“安身”二字。

那么，何谓“絮矩”?又为何以“絮矩”释“格物”?心斋的具体解释是：

“格”如“格式”之格，即后“絜矩”之谓。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絜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上求。矩正则方正矣，方正则成格矣，故曰“格物”。吾身对上下、前后、左右是“物”，絮矩是“格”也。“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一句，便见絮矩“格”字之义。

这是说，“絜”应作动词解，即“防度”之意；“矩”则是指“吾身”。因此，“絜矩”便是修正吾身之意，质言之，亦即“修身”之意。相对于“矩”而言，天下国家是“方”，方之不正由于矩之不正，所以昉矩必须在“吾身”上做，而不能“在方上求”；矩正则方正，方正则意味着格物的完成。心斋以为，此即《大学》“格物”说之本义。再就“吾身”来看，相对于上下、前后、左右之物而言，身是本，物是末，“本乱”则不可能实现“末治”。由此正可凸显出“絜矩”作为“格”字之义的重要性，意谓作为修身工夫的“絜矩”是贯穿于本末的首要工夫。

接着上述“格字之义”一句，心斋进一步指出了修身、安身之于格物的意义：

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而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故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谓失本也。就此失脚，将或烹身割股、饿死结缨，且执以为是矣。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

首先令人注意的是“修身立本”与“立本安身”这两种说法。就上述引文的脉络来看，修身与安身属于一种整合关系：修身即是立本，立本即是安身。就《大学》文本而言，“修身立本”无非是“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再次确认而已，而“安身”说却是心斋根据《大学》文本之义理加以归纳而提炼出来的独特观点。可以说，对于“安身”这一观念的强调实是淮南格物说的最为显著之特征，“安身”是构成淮南格物说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心斋看来，“修身立本”也就意味着“立本安身”。修身与安身彼此关联，但又有层次不同。修身作为一种具体的工夫手段，其目的是为了达到安身。所以说：“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此正己而物正也，然后身安也。”实现了安身，也就意味着实现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目标。由此可见，安身构成了淮南格物的实质内容。

心斋甚至认为，《大学》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至善”均可通过他的这套格物安身说来加以解释，而且他自信地以为这是他与阳明的不同之处，他说：

“明明德”以立体，“亲民”以达用。体用一致，阳明先师辨之悉矣。此尧舜之道也。更有甚不明?但谓“至善”为心之本体，却与明德无别，恐非本旨。“明德”即言心之本体矣，三揭“在”字，自唤省得分明。孔子精蕴立极，独发“安身”之义，正在此。尧舜执中之传，以至孔子，无非明明德、亲民之学，独未知安身一义，乃未有能止至善者。故孔子悟透此道理，却于明明德、亲民中立起一个极来。故又说个“在止于至善”。“止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本治而末治，正己而物正也，“大人之学”也。……故《易》曰：“身安而天下国家可保也。”如此而学，如此而为大人也。不知安身，则明明德、亲民却不曾立得天下国家的本，是故不能主宰天地、斡旋造化。立教如此。故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

本末原析不开。凡天下事，必先要知本。如我不欲人之加诸我，是安身也，立本也，明德止至善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是所以安人安天下也，不遗末也，亲民止至善也。

从上述两段文字的总体来看，安身的意义远在修身之上，不仅可以用来解释八条目的本末关系，而且完全可以用来解释三纲领的结构关系。若按阳明之说，“明德”是体，“亲民”是用，换言之，明德是本，亲民是末。然而心斋却认为，在阳明的这一解释体系中，“止至善”无法落实。在他看来，必须引进安身观念，以与“止至善”之观念相配。具体而言，“至善”不适宜用来界定“心之本体”，因为“明德”便是“心之本体”；“止至善”正可用来诠释安身，换言之，安身便意味着“止至善”的最终实现。由此，明明德以及亲民之工夫，都必须落实在安身之上，才有可能。而安身所达致的目标就是“止至善”；“止至善”便意味着为明德、亲民“立起一个极来”——即“立本”。反过来说也一样，明德、亲民正是为了实现安身，以达到“止至善”之境界。有弟子问：如此解释有何经典依据?心斋断然回答：

以《经》而知安身之为止至善也。《大学》说个“止至善”，便只在止至善上发挥，“知止”知安身也。

总之，通过对安身观念的强调和阐发，通过将安身解说为“立本”，以此来涵盖三纲领八条目的结构意义，这是淮南格物说的一个主要特征，同时也应当是心斋在格物问题上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在心斋看来，安身足以统贯《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心斋自信以他的格物说，“不用增一字”便可解释《大学》，而且《大学》“本义自足验之”；进而以此合观《庸》、《论》、《孟》、《易》也无不“洞然吻合”。

既然安身就是立本，就是“止至善”，那么，什么是“身”?这显然是一个关键问题。首先就“身”与其他诸如心意知物等概念的关系来看，心斋赋予了“身”以一种“本”的地位。在“身心”关系问题上，心斋突出了身相对于心的重要性。他说：“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斯其为下矣。”可见，身是天下国家之本，这不是抽象地说，不是存有论意义上置身于本体的地位，而是在工夫论意义上，置身于一种“根本”的地位。所以说“安身”比“安心”在工夫论上具有首要的地位，他指出：

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本必端。端本，诚其心而已矣。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知不善之动者，良知也；知不善之动而复之，乃所谓致良知，以复其初也。

这是说，在“端本清源”这层意义上，身是本，因此安身就意味着端本。而要做到端本，还须配以“诚心”工夫。在诚心的过程中，良知具有“知其不善之动”的能力，故诚心实质上就是致良知，“以复其初”而已；而复初也就正是端本之意。可见，在这一套工夫系统中，身具有根本的意义。诚心或致良知，都是指向安身、为了安身。要之，之所以说身具有根本的地位，这是说相对于外部世界而言，身处于主体性的地位，而且还具有涵盖其他一切诸如心意知物、家国天下的总括性特征。在此意义上，“身”几乎等同于整体的“人”——一种整全意义上的人身，而不是与心处于另一极端的肉体存在。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所以说“安身之为止至善也”。

然而从“安身”与“安心”的语义结构中则可看出，其所谓“身”主要是指生理意义、实存意义之“身”，亦即具体地指“吾身”。心斋多次引用《易传·系辞下》中的三句话：“君子安其身而后动”，“利用安身”，“安身而天下国家可保也”，其中作为“安”、“保”之对象的“身”，含指原初意义的身体。在《周易》这部具有传统思想之原初形态的意义结构中，“利用安身”是与“吉凶悔咎”密切相关的。通过对卦象爻辞的意义解释乃至人为重构，就可避免种种危险，从而确保人身之安全。作为格物安身说的一个思想资源，《周易》文本的介在作用不可忽视。

同时也应注意到，心斋的另一重要主张：“明哲保身”亦与格物安身有关。根据心斋的说法，“明哲”指“良知”，“明哲保身”意谓保身是人心良知的必然要求。而“保身”又有“爱身”、“保重”等多重涵义，其所谓的“身”又是指个体的生命存在。归结而言，安身不是要保全生理意义上的身体，同时安身也不能脱离个体的生命存在。心斋认为，《大学》所谓“心广体胖，身安也”，便是此意。心斋以孟子之说“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作为依据，强调“保身”、“爱身”在所有的伦理行为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事亲”这一行为当中，保重受之于父母的身体，乃是行孝的第一要义。基于这一观念，心斋指出《大学》所说的“止于仁、止于敬、止于孝、止于慈、止于信”等伦理行为都必须以“安身”作为前提，“若不先晓得个‘安身’，则‘止于孝’，烹身割股有之矣；‘止于敬’者，饿死结缨有之矣”。意谓孝敬行为不能以损害身体为前提，否则便背离了安身原则。在此语脉中，“身”显然是指真实的生命。

总之，在宋明理学的“格物”诠释传统中，心斋的格物安身说可谓别树一帜，理应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那么，吾人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心斋的淮南格物说呢?在以下的结语中，我们将首先回顾一下历史上对淮南格物说的各种评议，最后来分析淮南格物说的理论意义及其历史地位。

四、结语

心斋门人王一庵对淮南格物说有一概括，颇得其要领，其要有三：(1)“格”如格式，有比则、推度之义；(2)“物”即“物有本末”之物；(3)“格物”云者，以身为格，而格度天下国家之人，则所以处之之道，反诸吾身而自足矣。这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刘蕺山对淮南格物说的评价，他指出：

后儒格物之说，当以淮南为正。曰：“格知身之为本，而家国天下之为末。”予请申之曰：格知诚意之为本，而正修齐治平之为末。

的确，就心斋格物说之有异于后儒诸家的特点而言，心斋正是抓住了“物有本末”这一关键问题，通过对此问题的解决，则“事有终始，知所先后”等问题便迎刃而解。蕺山也许是从这一角度，对心斋格物说不无欣赏。然而蕺山又以自己特有的“诚意”说来修正淮南格物，这显然是另一层面的义理问题，在此可置勿论。

人清之后，于心斋格物说亦有不少肯定之评价，譬如全祖望，他说：

问：七十二家格物之说，令末学穷老绝气不能尽举其异同。至于以“物”即“物有本未”之“物”，此说最明了。盖物有本末，先其本，则不逐其末：后其末，则亦不遗其末；可谓尽善之说。而陆清献公(指陆陇其)非之，何也?

答：以其为王心斋之说也。心斋非朱学，敌言朱学者诋之。心斋是说，乃其自得之言。盖心斋不甚考古也，而不知元儒黎立武早言之。黎之学私淑于谢艮斋，谢与朱子同时，而其学出于郭兼山，则是亦程门之绪言也。朱子《或问》虽未尝直指为物有本末之物，然其日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则心之为物，实主于身，次而及于身之所具，则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于身之所接，则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常。外而至于人，远而至于物，极其大，则天地古今之变；尽于小，则一尘一息。是即所谓身以内之物曰心、曰意、曰知，身以外之物曰家、曰国、曰天下也。盖语物而返身，至于心、意、知，即身而推，至于家、国、天下，更何一物之遗者。而况先格其本，后格其末，则自无驰心荒远，与夫一切玩物丧志之病。程子所谓“不必尽穷天下之物”者，其义巴交相发，而但“以一物不知为耻”者，适成其为陶宏景之说也。故心斋论学，未必皆醇，而其言格物，则最不可易。蕺山先生亦主之，清献之不以为然，特门户之见耳。

可见，全祖望的评论于格物之诠释史可谓曲尽其详，而对心斋格物说所下的论断亦不失中肯，惟认其与朱子之说有暗合处，则不免是清初学术风气的一种反映。

今人对心斋的淮南格物说注意者甚少，惟唐君毅对此非常推崇，而他自己对《大学》之义理体系有独到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大学》“改本”而不同于朱子阳明。他认为朱子和阳明在《大学》问题上的一个共同失误在于释物为事、物事不分，皆不免于“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这一相对成文之句有所忽略，而此两句“实为《大学》之一要义所存”。他认为“身为家、国、天下之本，意与心为身之本；而修身亦可说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诚意正心，又即为修身之本也”，进而指出：

心斋之学以安身标宗，知安身即知止至善，又以身为与天下国家，整个合为一物，虽与吾人前文所论不尽合，然其以天下、国、家、身为物，亦格物之物之所指，则固的然而无疑，同于吾人之说，以异于朱子、阳明之以物为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