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哲学论文例1

2大学英语文化哲学中渗入传统文化元素

随着全球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先进科学技术的高度应用，国家之间形成了文化传播以及文化交流的新局面。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要求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更进一步的相互学习交流和借鉴优秀的文化元素，然而在这过程中也带来了一定的矛盾和冲突。针对不同文化间的矛盾冲突问题，许多学派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观点，从总体来看，大部分研究者都把问题的焦点放在了外语教育的目标文化语上。在大学外语教学的过程中，通常强调的是对英美文化的学习，主要培养学生使用英语时的交际能力以及英美文化敏感度，很少在外语学习中加入本民族语言的文化学习。在跨文化交际方面，主要培养学生分析西方文化在行为规则、价值取向、思维模式等方面的能力，在西方文化模式的认同、适应方面得到了过分的强调。这样，使得具有深远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受到了威胁和挑战。目前，大多数高校开设的课程中，仅有大学语文等少部分学科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相关，而且都基本上被设置成了辅修的课程，较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4]。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不仅应该把其中的英语综合能力以及英语跨文化交流作为主要的学习内容，而且还应该注重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化进行传承和传播，从而增加我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3增强学生自主学学英语文化哲学的能力

大学英语在高校课程设置中属于一门知识面广、学习量大的基础公共课。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师资力量严重缺乏以及学生英语水平高低不一等问题，导致教师注重集体同步走的效果。教师忽略了英语优秀学生不能深层次的学习英语知识，而英语基础知识薄弱的学生则跟不上教学的步伐，从而不能很好的达到教学效果[5]。在多元化的教育模式推动下，大学英语课程相应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的人文关怀理念逐步发生了转变。大学教师在英语教学中逐步转变了传统的以教学为主、学生被动听课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科学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教材，并合理选择学习的方式方法，使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学习。同时，当学生在自主学习英语的过程中遇到难题和疑问，教师可以及时给予指导和帮助，从而有效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水平。

4大学英语教学中创设外国文化学习氛围

英文哲学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G64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808（2015）S2-0047-02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领域逐步扩大及生活信息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外语教学以及外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国家英语水平的高低对最新信息的吸取和交流的质量与速度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一个国家英语水平也严重制约国内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才培养制定的规格。面对严峻的形势，大学英语的教学作用与地位日益受到广泛关注。本文主要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文化哲学以及方法进行相应的研究。

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发展出现的问题

（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的问题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学英语教师教学观念十分陈旧，只传授浅层的语言知识，而极大地忽视了教学人文价值的内涵。近几年来，所研究的外语教学理论过于强调以学生作为核心而努力尝试，不断地寻找各种教学手段与模式。但是依然未根本地转变以教师为教学中心的传统教学观念，依然保留着旧式“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对英语课文按照传统的教学思想进行逐字逐句地讲解，力图将文章中每个语言点以及单词都讲清楚，使用语法翻译法并将之一贯进行到底。同时，在大学英语教学课堂中的讨论也流于形式。师生之间的交流方式也很单一，主要表现为师生之间的一问一答；第二，教学内容与方法设计不合理，严重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历经中学六年正规英语训练的大学生早已掌握一定程度上的语法知识与词汇量，然而大学时语法、词汇、短文写作与阅读仍然是英语教学中的组成部分。另外，许多英语教师在课堂上仍然采用旧瓶装新酒的传统“翻译教学法”，虽然形式上是运用现代大学教育手段，但是在内容方面依然还是以语言知识的传授为主，单纯地讲授大学英语教材中短语的作用和使用、讲授对文章中段的理解以及基本的阅读技巧、运用等。第三，由于应试教学的倾向，高校严重忽视了对学生人文素养和精神的熏陶和培养。大多数领导过于重视四、六级考试，甚至把其考试通过率作为衡量学生英语教学质量水平的主要标准，还出台了相应的教学奖励津贴来刺激大学英语教师集中提升高校学生的通过率。其教学活动主要以提高学生考试成绩作为主要的目标，导致大学英语教学渐渐成为所谓的“过级教育”，这无疑不利于教学的发展，因而迫切需要进行教学改革来纠正这种错位思想。

（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的教学评价问题

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从单纯以知识本位为核心理论的文化价值观的教学评价来看，考试往往是英语教学的核心，主要是其评价方式是利用各种类型的考试，再借助于考试分数来最终反映整个大学英语教学效果。然而虽然这对于目前来说是一个进步，但是这种评价方式将知识作为主要的衡量尺度，第一，只重视知识的获取而没有考虑到自身英语教学。一旦知识的价值取向和教学主体发生冲突，这种教学评价极不利于大学英语教学活动的开展，甚至还会产生多种负面影响。忽视主体的教学，是一种物性化教学，没有体现人性化的评价方式。第二，强烈的主观色彩。单纯运用伦理、哲学学方面的知识，严重缺乏合理、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基础。例如，终结性评价虽然应用广泛，但是缺乏对教学主体发展的真实写照；第三，将大学英语教学作为学与教相分离的教学活动，片面地将师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看作成相互独立的个体教学活动。在评价教学的过程中，严重地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长期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导致这种教学评价并没有发挥出实质性的育人功能。因此，需要重视学生的主体性，不能单纯地以考试分数来衡量教学效果。

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发展中文化哲学的含义与研究

（一）文化哲学的含义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哲学是每个时期的精神核心。关注时代的发展变化以及现实人的生活是新时代文化哲学的重要使命，更是文化哲学得以生生不息的主要原因。而文化哲学所特有的世界性意义、新视野与时代性能够集中展现人文哲学的本质特性。所以，文化哲学注重人文性质，强调人存在的意义，其思想无疑十分契合英语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教学本质。因此，相关研究人员需要切实将现时代的哲学精神作为当今时代社会教学变革的理论指导，作为各高校不可推卸的义务和使命。

（二）文化哲学领域中教学改革研究

1.文化哲学领域中文化价值演进的要求社会主导文化由理性、伦理文化以及经过科技理性文化逐步转向多元文化，这无疑推动了各国英语教学改革，英语教学改革的共同趋势是转变对教学的价值认识观，能够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正确看待目前高等教育所遇到的问题，重视大学生综合文化素质能力的培养。教学改革的变化，让英语教学文化研究渐渐由工具论转向本体论的研究范式，大学英语教学研究的价值取向由“技术”兴趣转向“实践”兴趣再紧接着深入到“解放”兴趣。2.各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文化哲学的发展诉求如今，世界各国已经纷纷对英语教学展开了新一轮的改革，其根本目的在于改变传统人才培养模式，最终实现各高校学生学习方式的根本变革，培养学生善于分析并解决问题、善于发现并思考问题以及终生学习并积极创新的能力。要求培养学生坚强、创新、进取、关心、自信、诚实、奉献、合作、批判、乐观等良好的品质。同时，社会的主导文化逐步从科技理性文化转向多元化文化发展，是目前各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共同发展趋势。迫切需要转变旧式教育的认识，从文化视角领域上来认真看待并集中解决教育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重视提升大学生文化素养。各国之间文化的冲突是导致改革的重要因素，文化的反思和融合及相应的批判也是教学改革和课程调整政策的主要依据，忽视错误的文化政策以及文化的影响是导致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

三、研究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文化哲学方法

（一）更新教学观念，加强自主能力

由于在高校课程设置当中，大学英语课程具有学习量大、知识面广的特点，极易出现师资水平不一，人才严重缺乏的情况，这无疑导致学生的英语水平不均。基础知识弱的学生难以跟上教学进度，而知识能力强的学生难以更为深入地进行英语知识学习，这迫切需要相关研究人员进一步对教学实施改革，帮助大学英语教师统一规划。借助于目前多元化的教育模式，逐渐使“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代替“以教学活动为主，学生单纯听课”的教学模式。大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选择感兴趣的教材，科学地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进行学习，从而逐渐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独立解决英语课程中所遇到的难题。同时，高校英语教师也应该帮助遇到困难的学生，给予他们提供相应的指导，大幅度提升英语学生的能力。

（二）提高大学英语教师的人文素养

现阶段，大学英语教师的人文素养的高低、优劣与英语教学的实际效果有着直接的关系。教学素养即英语教师平时生活中的修养与锻炼。英语教师的人文素养应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大学英语教师需要具备真诚的人文态度；第二，大学英语教师需要文化、历史、哲学、艺术、社会、政治、教育、美学、宗教等多个方面的人文知识；第三，大学英语教师需要关怀学生。教师的根本所在，是能将人文精神、基础知识、学习态度很好地融合于一体。修炼人文素养，有利于提高自身的师德水平，塑造人文态度、积累基础知识、促进人文精神的发展，更有利于大学英语教师深层次地把握与领悟实践知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三）教学改革中国内外文化哲学研究

1.善于在教学改革中使传统文化元素与文化哲学结合全球一体化世界格局的冲击和各个国家不同文化与地域之间交流，逐渐塑成了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新局面。在这个新局面中，需要灵活借鉴各个国家传统文化元素，这会引发许多冲突问题，需要以全新的视角看待问题的焦点,加强国与国之间传统文化的理解。因此，在大学外语教学中，应当重视英美文化的学习，将培养点逐步放到英语语言文化敏感度以及英语交际能力的学习上。然而许多高校普遍没有将本民族的文化融入外语学习中，不注重跨界英语文化的交流。因此，高校英语教师在传授基础知识的时候，需要重视中西方的英语文化交流，学会分析西方文化在价值取向、行为规则、思维模式等多方面的学习能力。与此同时，需要注意不应该片面地将跨界英语文化交流作为首要地教学内容，更应该重视我国的传统文化，将我国传统文化与跨界英语文化学习进行合理的安排，使其相互促进与融合，以促进高校学生英语课程的学习。2.文化学习氛围与教学改革的联系适当的文化氛围有利外国文化的开展，大学英语教师不仅向学生传授英语教材内的知识，还应该积极收集各种有关于英语专业的视频资料异以及相关实物信息，有利于教师利用这资料并借助于多媒体进行直观教学展示。还能是学生切身感受与理解中西方文化哲学的差异，无疑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文化学习氛围。然而，教师也应该引导学生学会利用课余的时间搜集大学英语方面的资料，不仅能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也能加深文化理解与学习基础知识。因此，将文化学习氛围和教学改革很好地联系在一起，具有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在研究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的文化哲学方面，需要集中研究教学改革、评价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如何正确培养教师的人文素养，加强学生自主性学习能力的培养，更新教学观念，将文化学习氛围与教学改革相互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符合现阶段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现实需求，从文化哲学视角，发展英语教学。

参考文献

[1]张家政.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文化哲学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0.

[2]孙宇.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文化哲学研究[J].才智,2014,35(35):30-31.

[3]樊文娟.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的文化哲学研究[J].校园英语:中旬,2014,08(8):70-70,71.

[4]陈艳.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文化哲学研究[J].校园英语:下旬,2015,01(1):18-19.

[5]郑欢,何雪.大学英语改革：从语言教学到跨文化双向传输教学--大学英语语言文化教学模式研究述评[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1):84-89.

[6]郭佳.英语专业教学中的中国文化意识培养——一份基于使用《阅读中国》进行文化教学改革的报告[J].外语学刊,2011,03(3):148-150.

英文哲学论文例3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05-0192-02

双语教学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搜索《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发现仅2013年一年就有将近五千篇文章讨论双语教学，这说明双语教学研究已经成为教育者和教育研究者共同关注的热点课题。

哲学作为一门性质独特的学科而言，也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重视英语语言的学习、使用和思维训练。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是我们表达观点、反思常识、进行判断推理并进而掌握思维方式的工具。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为此他提出要“教给哲学说德语”，认为“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邓晓芒先生深以为然，并认为，当前哲学学习的任务是“教哲学说汉语”。但是，邓晓芒先生也承认，在教哲学说汉语之前，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向西方人学习纯正的哲学思维”，认为只有在深入领会了西方人“对思维的思维”之后，才能找到恰当的手段把我们的语言文化优势发挥出来，教会哲学说汉语，带来汉语语言与哲学两者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一、哲学系双语教学中的难点

沈阳大学非常重视开设双语课程，鼓励教师参加双语教师培训，且已经在很多专业开设了双语课程。政法学院哲学系的双语课程由本人承担，目前经过六个学期近三百个课时的实践经验，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获得学生们的认可和好评。但是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正是在应对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找到了推进改革的契机和动力。

在学生方面，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对语言的练习和使用上。一种语言，如果不能用来表述思想，就只能是僵化的符号。很多学生对使用英文的自信不够，不肯开口说英语，把活生生的语言学成了化石。在双语课程的开设之初，我们首先进行了学生英文水平的测试，包括听力、词汇、语法、阅读、写作五大方面。反馈的结果是，当考核的内容仅关涉日常交流时，学生们的成绩还算差强人意，但是一旦考核的内容涉及到哲学专业知识，学生们的成绩就有点惨不忍睹。很多学生宁肯把单词拼写出来，也不肯读出来，有什么想法了，宁肯写出来，也不肯说出来。“哑巴英语”的现象在偏远地区生源中表现的尤为突出，给双语教学课程带来了很多困难。

在教师方面，遇到的难题主要包括以下三点：第一，学生们对双语教学的必要性认识不够。有一部分学生对双语课很排斥，认为双语教学加大了学习的负担。很显然，他们一方面要认真学学英语，应对四六级考试，学习语言的任务已经不轻松。在另一方面，哲学的专业课已经在进行思维的思辨训练，任务也是非常繁重，实在没有必要加重学习负担。此外，因为哲学学习的内容抽象玄远，哲学家的观点复杂多变，想要学好哲学，还需要阅读大量哲学原著，在已经有中文译本的情况下，本科生的学习似乎使用中文就足够了。很多学生认为，采用双语方式学习西方哲学家的原著，他们需要付出双倍甚至多倍的努力，还未必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第二，学生们对双语教学目的认识不清。他们认为在哲学系开设双语教学，目的是为了学语言，把双语课看成大学英语教学的辅助手段。大部分学生在双语课程开设之初就跟教师反映自己的英语水平很差，希望通过双语课程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也有很多学生把学习的重点放置在词汇记忆、语法解析等问题之上。第三，学生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一方面很难保证双语教学课程的英语使用比例，另一方面也为公平公正的考核带来难题。很多在课堂中表现很好的学生，却没有在试卷中获得好的成绩，相反，很多平时不是很积极的学生，却能获得较好分数。

二、哲学系双语教学的改革尝试

在哲学专业开设双语课程，其目的绝不仅仅是进行语言的学习，而是要通过语言的学习，进行思维上的训练。当前的哲学是说德语、说英语的，由条件所限，我们首先有必要通过英语语言的学习，熟悉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进而理清哲学的基本概念，理解哲学命题的真实含义。为此目的，就必须在我们当前进行的双语教学中进行改革，设计有针对性的、切实可行的双语教学模式，达成通过语言学习哲学的目的。哲学专业双语教学的模式探索由以下四个部分构成：

1.通过对语言的历史性分析培养学生兴趣。不能否认的是，学习语言绝不是轻松的娱乐，必须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如果没有兴趣作为支撑，学习的过程很难被坚持下去。因此必须采用一切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我们总结出了一个有效的方式，那就是对语言进行历史性分析。也就是说对于基本的词汇，我们考察和讲解它的词源和历史变迁，对不同哲学家使用的相同概念，进行历史性解读，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加深学生对词汇的理解。因为本人曾经学习两年的古典文字拉丁文，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也经常为学生讲解英语词汇和拉丁文词汇之间的关联，对于理解安格鲁萨克森语言习惯也有不少帮助。

2.通过讨论课训练学生的表达能力。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索绪尔认为“语言对思想所起的独特作用不是为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使他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因此，声音是语言的重要特点，一种语言若是没有声音，就丧失了实际的使用。因此，在通过语言来学习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双语教学中，就必须鼓励学生使用语言。我们采用的方式是增加讨论课的数量。一般而言，在学习一个章节之后，我们都会组织讨论课，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复述、讨论哲学家的观点和对命题的论证，这样一来，不仅能够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还能有效激发学生开口说英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英语的潜力。

3.通过分段式教学培养学生用英语思维的能力。语言的学习过程绝非一蹴而就，在哲学系以培养思维习惯为目标的双语教学活动中，我们采用的是分段式教学的方法，来达成目标。在一个学年两个学期的双语教学活动中，坚持用英语组织教学，在第一阶段通过教师的双语讲授，使学生熟悉英文材料。此时，英文使用比例大约在60%左右。第二阶段，要求学生阅读带有中文对照的英文原著，和哲学家的思维进行无中介的接触，使用英文理解、分析哲学家的基本思想。此时，英文使用的比例大约在80%左右，只有少量较为复杂的论证过程需要用中文加以补充。第三阶段是使用纯英文原著，在对英文的阅读过程中熟悉西方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并训练学生使用英文发表观点、论证命题。恩格斯曾经有名言，说看一个人是否掌握的一门外语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能够用这种语言思考。通过这三个阶段的努力，我们希望所有的学生都能达到用英语思考的目的。

4.多种考核形式，全面反映学生学习水平。针对有些学生课堂表现较好，但是考试成绩较差，同时有些学生不爱开口，却能考出好成绩的情况，我们在教学活动中采用了多样化的考核方法，适当增加平时分数的比例，争取尽量公平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水平。对于那些口语表达较好，但是考试表现不佳的学生，我们认真考察了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有些学生是因为技术层面的原因（比如单词记忆错误等等），我们要求他们认真对待学习的每一个步骤和环节。对于那些不爱说话，但是考试却表现很好的学生，我们鼓励他们多发言，尽量激发他们英语水平的全面发展。同时，采用多样化的考核方法，在课堂表现、课后阅读、小组讨论、期中小论文、期末试卷五个方面加权评分，尽量公平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水平。

三、改革的实际效果总结

哲学系在每届学生中都开设两个学期的双语课程，使用的教材是古腾堡网站上David Hume著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在第一学期，学习的重点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在第二学期，学习的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用英文思维的能力。

可以说，这样的努力获得了较好的成果：通过对语言的历史性分析，让学生对学习语言的兴趣得到了提高的同时，深入领会了语言所承载的思维的历史；学生们用英文发言、进行小组讨论、写作论文，使用语言表达思维的能力也获得了发展，语言从符号变成思维的工具。经过两个学期分段式教学，他们不再畏惧外语，能够顺利阅读、翻译、理解英文原著；能够熟悉哲学中的重要概念、领会哲学家的著名命题，以语言为载体，切中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这些成就都为他们的进一步深造提供了有利条件。在10级哲学考研的过程中，尤其是面试阶段，很多“985”、“211”院校都要求学生用英文解释哲学家的基本概念和命题，而我们的学生在这个环节表现的尤为突出。有两名学生因为面试环节的突出表现获得首都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奖学金。当然，成绩只能说明过去，而双语教学是历时长久的事业，还需要我们在未来不断努力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邓晓芒.让哲学说汉语――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EB/OL].[2010-12-22].

英文哲学论文例4

    费格尔首创“逻辑哲学论”名称的情况，自然使人联想到费格尔与“维也纳小组”的关系。费格尔的那篇文章实际上是在宣扬“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观点和任务，因为费格尔曾是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moritz schlick）的学生。但是，“信息哲学”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因为它的创始人与美国哲学界并没有类似于石里克与费格尔那样的关系。因而，将其说是欧美哲学界的互动和呼应更为贴切。在英美学术圈，往往是一个学科先在英国问世，然后再到美国完成所谓的“乘数效应”，最后达到其应有的功效。

    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已经问世一年多了，但关于“信息哲学”的名称，国际哲学界似乎还有些方面需要没有完全达成一致。我以为也需要就名称问题检讨一下。

    1、国际现状。弗洛里迪认为，关于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的名称存在两种趋势：一是追赶时髦，如“赛伯哲学”（cyberphilosophy）、“数字哲学”（digital philosophy）、“计算机哲学”（computer philosophy）；一是表达某种特殊的理论旨趣，如“计算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computing science）、“计算哲学”（philosophy of computation）、“人工智能哲学”（philosoph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计算机与哲学”(computer and philosophy)、“计算与哲学”(computing and philosophy)等。而弗洛里迪则认为，“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这个名称是最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明确指称一个新兴的哲学学科。可是，一年多来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单纯，人们对“信息哲学”这个名称还是有不同的意见。

    2、pci之一。弗洛里迪在《元哲学》（metaphilosophy）发表的奠基性文章用的是“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pi）。而在《布莱克威尔哲学导引丛书》（blackwell philosophy guides series），却用的是《计算与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pci）。这究竟是为什么？弗洛里迪的在《计算与信息哲学》的前言中是这样解释的，“对于本书的名称，布莱克维尔的哲学编辑和我同意使用“计算与信息哲学”（pci）这个名称。pci是个新的但依然是个鲜明的标签，希望这个新标签既可以满足学术的需要，也可以满足市场的需要。本书导言的标题是“什么是信息哲学？”，其中我对这个新的范式进行了论证，认为“信息哲学”（pi）在概念上要比现在这个名称更令人满意，因为它明确地保证了新范式背后真正的东西与名称的一致性。作为本书的基础，我认为还是将其放在网上，免费供大家使用。”不难看出，“计算与信息哲学”这个名称，显然有比较强的妥协因素在其中。其结果就是“导言”不放在这部书的印刷本中，弗洛里迪还是坚持他的理念。

    3、计算与信息。那么这著作在多大程度上有悖于弗洛里迪的意愿呢？我以为瑞典学者的解释很有启发意义，可作为参考。在《科学哲学的范式转移：信息哲学与新的复兴》这篇文章中，多迪希－斯诺科维奇（gordana dodig-crnkovic）说：“在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中，人们分别用‘informatik’,‘informatique’和‘informatica’（在英语中对应的术语是informatics） 来指称computing。有意思的是英语术语computing具有经验的取向，而与之对应的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术语informatics，却具有抽象的取向。”在她看来，“这种术语的差异可以分别追溯到19世纪英国经验主义与欧洲大陆的抽象传统之间的差异。”实际上，信息与计算恰巧强调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常说的“informatics”就是指利用计算机和统计学技术来管理信息的学科,更具体一些，它是以及时保有和在空间传输知识为目的，对于看作知识媒体的数据与信息进行系统处理的学科与技术的总称。举例来说，在基因组计划中，informatics包括发展快速搜索数据库、分析dna序列信息、从dna序列数据预测蛋白质序列和结构的方法等。

    4、pci之二。今年8月份在土耳其召开的“第二十一届世界哲学大会”（the 21st 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专门新辟了一个section，其名称为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我注意到五年前的1998年，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第二十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并没有这个section。可以推断，作为一个新兴的哲学分支，1998年之后才引起国际哲学界的关注。这与信息哲学得以确立的时间基本吻合。参加此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社科院哲学所原副所长姚介厚教授，回国后在哲学所做了专场报告，其中还专门提到这个新兴的领域，并说哲学所目前也有人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把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译为“交往与信息哲学”，我以为这也是个意蕴深远的理解。在中文中communication也是个外延很广的词，有“传播”的意思，在这个词项下它往往与“传输、传递（transmit）、扩散、散布、广播（dissemination, spread, broadcast）”相关联，表征的是某种（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单向“流动”，还有我们通常所谓的“通讯”或“通信”的意思。但是，communication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是“交通、交流、交换（exchange, intercourse）、互动（interactive）”具有双向流动的意思。这使人联想起当下比较流行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计算机网络构成的语义空间就是一个交往空间，是一个公共领域，因而在这个空间中引发的诸多话题无疑为哲学探究开辟无限广阔的前景。

    5、中文译名。由此可以看出，“计算”和“信息”不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历史渊源方面均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信息哲学的内涵要更宽泛。我们说，“计算”更强调方法论的作用。而“信息”则肯定要包含更为宽泛的内容，计算机、网络、通信等诸多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哲学成就。另一方面，信息哲学对于信息的本质的讨论则远远超出计算机哲学所要讨论的范围。据我的研究，情况基本如此，信息与计算恰巧强调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从这门哲学学科的名称上来看，基本采取了一种整合英美与欧陆哲学传统的态度，这也算是“信息哲学”所表现出的一种新气象吧。至于中译名，我以为“信息哲学”这个名称足以表达其间的意蕴。我与弗洛里迪曾专门讨论过中文的表达方式的问题，他也赞同我的观点，认为中文可以就叫“信息哲学”，而无需加入“计算”，因为我们没有他们所遇到的那类困难。我们的难处属于另类，或许叫“信息与资讯哲学”才对，这样便将台湾的表达方式反映出来。

英文哲学论文例5

费格尔首创“逻辑哲学论”名称的情况，自然使人联想到费格尔与“维也纳小组”的关系。费格尔的那篇文章实际上是在宣扬“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观点和任务，因为费格尔曾是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moritz schlick）的学生。但是，“信息哲学”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因为它的创始人与美国哲学界并没有类似于石里克与费格尔那样的关系。因而，将其说是欧美哲学界的互动和呼应更为贴切。在英美学术圈，往往是一个学科先在英国问世，然后再到美国完成所谓的“乘数效应”，最后达到其应有的功效。

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已经问世一年多了，但关于“信息哲学”的名称，国际哲学界似乎还有些方面需要没有完全达成一致。我以为也需要就名称问题检讨一下。

1、国际现状。弗洛里迪认为，关于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的名称存在两种趋势：一是追赶时髦，如“赛伯哲学”（cyberphilosophy）、“数字哲学”（digital philosophy）、“计算机哲学”（computer philosophy）；一是表达某种特殊的理论旨趣，如“计算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computing science）、“计算哲学”（philosophy of computation）、“人工智能哲学”（philosoph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计算机与哲学”(computer and philosophy)、“计算与哲学”(computing and philosophy)等。而弗洛里迪则认为，“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这个名称是最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明确指称一个新兴的哲学学科。可是，一年多来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单纯，人们对“信息哲学”这个名称还是有不同的意见。

2、pci之一。弗洛里迪在《元哲学》（metaphilosophy）发表的奠基性文章用的是“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pi）。而在《布莱克威尔哲学导引丛书》（blackwell philosophy guides series），却用的是《计算与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pci）。这究竟是为什么？弗洛里迪的在《计算与信息哲学》的前言中是这样解释的，“对于本书的名称，布莱克维尔的哲学编辑和我同意使用“计算与信息哲学”（pci）这个名称。pci是个新的但依然是个鲜明的标签，希望这个新标签既可以满足学术的需要，也可以满足市场的需要。本书导言的标题是“什么是信息哲学？”，其中我对这个新的范式进行了论证，认为“信息哲学”（pi）在概念上要比现在这个名称更令人满意，因为它明确地保证了新范式背后真正的东西与名称的一致性。作为本书的基础，我认为还是将其放在网上，免费供大家使用。”不难看出，“计算与信息哲学”这个名称，显然有比较强的妥协因素在其中。其结果就是“导言”不放在这部书的印刷本中，弗洛里迪还是坚持他的理念。

3、计算与信息。那么这著作在多大程度上有悖于弗洛里迪的意愿呢？我以为瑞典学者的解释很有启发意义，可作为参考。在《科学哲学的范式转移：信息哲学与新的复兴》这篇文章中，多迪希－斯诺科维奇（gordana dodig-crnkovic）说：“在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中，人们分别用‘informatik’,‘informatique’和‘informatica’（在英语中对应的术语是informatics） 来指称computing。有意思的是英语术语computing具有经验的取向，而与之对应的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术语informatics，却具有抽象的取向。”在她看来，“这种术语的差异可以分别追溯到19世纪英国经验主义与欧洲大陆的抽象传统之间的差异。”实际上，信息与计算恰巧强调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常说的“informatics”就是指利用计算机和统计学技术来管理信息的学科,更具体一些，它是以及时保有和在空间传输知识为目的，对于看作知识媒体的数据与信息进行系统处理的学科与技术的总称。举例来说，在基因组计划中，informatics包括发展快速搜索数据库、分析dna序列信息、从dna序列数据预测蛋白质序列和结构的方法等。

英文哲学论文例6

费格尔首创“逻辑哲学论”名称的情况，自然使人联想到费格尔与“维也纳小组”的关系。费格尔的那篇文章实际上是在宣扬“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观点和任务，因为费格尔曾是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MoritzSchlick）的学生。但是，“信息哲学”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因为它的创始人与美国哲学界并没有类似于石里克与费格尔那样的关系。因而，将其说是欧美哲学界的互动和呼应更为贴切。在英美学术圈，往往是一个学科先在英国问世，然后再到美国完成所谓的“乘数效应”，最后达到其应有的功效。

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已经问世一年多了，但关于“信息哲学”的名称，国际哲学界似乎还有些方面需要没有完全达成一致。我以为也需要就名称问题检讨一下。

1、国际现状。弗洛里迪认为，关于这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的名称存在两种趋势：一是追赶时髦，如“赛伯哲学”（cyberphilosophy）、“数字哲学”（digitalphilosophy）、“计算机哲学”（computerphilosophy）；一是表达某种特殊的理论旨趣，如“计算科学哲学”（philosophyofcomputingscience）、“计算哲学”（philosophyofcomputation）、“人工智能哲学”（philosophyofartificialintelligence）、“计算机与哲学”(computerandphilosophy)、“计算与哲学”(computingandphilosophy)等。而弗洛里迪则认为，“信息哲学”（philosophyofinformation）这个名称是最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明确指称一个新兴的哲学学科。可是，一年多来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单纯，人们对“信息哲学”这个名称还是有不同的意见。

2、PCI之一。弗洛里迪在《元哲学》（Metaphilosophy）发表的奠基性文章用的是“信息哲学”（PhilosophyofInformation,PI）。而在《布莱克威尔哲学导引丛书》（BlackwellPhilosophyGuidesSeries），却用的是《计算与信息哲学》（PhilosophyofComputingandInformation,PCI）。这究竟是为什么？弗洛里迪的在《计算与信息哲学》的前言中是这样解释的，“对于本书的名称，布莱克维尔的哲学编辑和我同意使用“计算与信息哲学”（PCI）这个名称。PCI是个新的但依然是个鲜明的标签，希望这个新标签既可以满足学术的需要，也可以满足市场的需要。本书导言的标题是“什么是信息哲学？”，其中我对这个新的范式进行了论证，认为“信息哲学”（PI）在概念上要比现在这个名称更令人满意，因为它明确地保证了新范式背后真正的东西与名称的一致性。作为本书的基础，我认为还是将其放在网上，免费供大家使用。”不难看出，“计算与信息哲学”这个名称，显然有比较强的妥协因素在其中。其结果就是“导言”不放在这部书的印刷本中，弗洛里迪还是坚持他的理念。

3、计算与信息。那么这著作在多大程度上有悖于弗洛里迪的意愿呢？我以为瑞典学者的解释很有启发意义，可作为参考。在《科学哲学的范式转移：信息哲学与新的复兴》这篇文章中，多迪希－斯诺科维奇（GordanaDodig-Crnkovic）说：“在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中，人们分别用‘Informatik’,‘Informatique’和‘Informatica’（在英语中对应的术语是informatics）来指称computing。有意思的是英语术语computing具有经验的取向，而与之对应的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术语informatics，却具有抽象的取向。”在她看来，“这种术语的差异可以分别追溯到19世纪英国经验主义与欧洲大陆的抽象传统之间的差异。”实际上，信息与计算恰巧强调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常说的“informatics”就是指利用计算机和统计学技术来管理信息的学科,更具体一些，它是以及时保有和在空间传输知识为目的，对于看作知识媒体的数据与信息进行系统处理的学科与技术的总称。举例来说，在基因组计划中，informatics包括发展快速搜索数据库、分析DNA序列信息、从DNA序列数据预测蛋白质序列和结构的方法等。

英文哲学论文例7

至于从事哲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倘若不知晓上述欧洲“大牌哲学家”的相关思想，那几乎就等于没有学过哲学。英美哲学在中国似乎不如欧洲哲学“走运”。上世纪西学传播之初，实用主义、逻辑分析哲学在中国学术界也曾风靡一时，最明显的例证是杜威、罗素都曾在中国讲学。其中杜威前后在华讲学两年，讲演竟达百次以上，杜威之举使实验主义哲学在中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罗素到中国讲学亦近一年的时间，先后在上海、南京、长沙和北京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讲学活动，受到学术界热烈的欢迎。据罗素本人的回忆，中国听众的求知欲非常强烈，他们聆听演说时就像饥饿者面对盛宴一样。嗣后，实用主义、分析哲学一度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胡适、张申府、洪谦、金岳霖、冯友兰皆对上述哲学理论进行专门研究。其中金岳霖、冯友兰二先生乃是创造性地运用“逻辑分析方法”的佼佼者，他们分别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金岳霖先生的《论道》、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等书便是活用“逻辑分析哲学”的代表。二位先生对逻辑分析哲学给予极高评价，金岳霖先生认为:“哲理之为哲理不一定要靠大题目，就是日常生活中所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而此精深的分析就是哲学。”①冯友兰先生晚年回忆道:“(我的)哲学是从逻辑学入门的。用古人的话说，就是从逻辑学‘悟入’，用今人的话说，就是从逻辑学这门学科‘打开一个缺口’。”②遗憾的是，正所谓“物极必反”，英美哲学之研究在中国取得极高成就之日，也恰恰是其没落之时。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起，英美经验主义及分析哲学逐渐淡出学人的视野，很难再独领了—即便在学术自由、文化交流频繁的今天，英美哲学也仅能出现于少数哲学研究者的著述中或少数高校讲坛上。这当然有政治上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有其理论自身的原因。

二、欧洲(德国)哲学缘何在中国得以流行

针对欧洲哲学与英美哲学在中国的不同命运，我们不仅发出这样的疑问，缘何欧洲哲学易于为国人接受，而英美哲学则反是呢?我们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按何中华先生的思路，此问题可从两个维度即民族维度和时代维度进行求解。所谓民族维度，主要是考察哲学的民族特性，寻求不同民族哲学之间的同、异;所谓“时代维度”则从“共时性”的角度考虑不同哲学间有无“沟通”的机缘。对于欧洲哲学同中国哲学的不同特质的详细考量，不是本文目的，笔者此处仅在于指出二者之间的“共性”(沟通的契合性)，此“共性”乃是欧洲(德国)哲学得以在中国流行之要因。从民族维度的哲学特质而言，欧洲哲学同中国哲学在以下方面有其“贯通”之处:在本体论方面，二者皆承认“本体论”存在，且天然地表现出整体(机体)主义特征。中国古典哲学将道、仁、太极等作为最高本体，并认为此本体并非游离于万物之外，而是同万物打成一片，共成一体，所谓心物不二、体用不二，“形上”、“形下”不二，表现出有机整体主义之特征。德国哲学自康德起，虽有现象与物自体之分，但那不过是其为安排科学知识的权宜之计，于他而言，现象与物自体并非始终隔离的，二者存在沟通、贯通的可能，譬如，“美”即贯通“现象”与“物自体”的桥梁。至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则消除了“物自体”这个障碍，将万物收摄在“绝对自我”、“绝对理念”的圈子里，万事万物在这个“本体”内同样是相互关摄、相互牵连的关系，大略表现为“整体主义原则”。其后的胡塞尔、海德格尔则分别从意识角度、存在角度来探讨“世界”:胡塞尔主体间性的提出、海德格尔“天、地、神、人的圆舞”理论之阐发，同样彰显了整体(机体)主义的本体论倾向，此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天人合一”之机体主义有吻合之处。在辩证思维方面，欧洲哲学同中国古典哲学表现出天然的“亲和”。谈及辩证法，无疑为德国哲学的精彩处。辩证法起源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追问”，历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进一步发展，至康德方有小成，康德的“二律背反”实则“辩证逻辑”之凸显，不过康德在否定意义上使用之。辩证逻辑发展至黑格尔，才称得上“登峰造极”，其正、反、合的三段论“模式”乃将世间万物发展之趋势“一网打尽”。就理论层面而言，中国古典哲学也许无系统的辩证逻辑之理论推演，但就思想而言，中国古典哲学亦处处散发着辩证逻辑的光辉，诸种关于辩证思想的论述在儒家经典如《易经》、《中庸》等著作及老、庄文本和佛学著作(自唐后，佛学已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中随处可见，更让人称奇的是，中国人还将这种辩证思想运用于具体的“学科”之中，举凡中医、书法、建筑、军事等“实用”技术，莫不完满地体现出辩证思维的智慧。以愚浅见，若将欧洲的辩证系统称之为理论理性的话，那么中国的辩证思维则凸显出具体的、实用理性之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金岳霖老先生曾有中肯的论断:“中国哲学家没有发达的逻辑意识，也能轻易自如地安排的合乎逻辑。”①欧洲哲学尤其德国哲学中这种“似曾相识”却又系统化、理论化的辩证法不但容易引起国人的共鸣，还引发了国人系统化研究辩证逻辑的兴趣———这无疑是中国人易于接受德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哲学品性而言，欧洲哲学同中国古典哲学皆具有浓郁的人文主义特征。熟悉中国哲学史者当知，中国古典哲学可谓“人文主义”之典范。这种人文主义品质主要包含三个层次:一是重视生命的创造性。中国哲学历来注重生命“大化流行”的族类意识，《易传》中的“生生之谓易”乃此思想的集中体现;二是注重人格的重塑。儒家的成圣成贤，道家的真人品质，佛家佛性的现实性之追求，皆表明人既是“道”或“天”等最高本体创造活动之结果，同时也表明人是可以通过后天之修为达成“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之圣贤境界;三是“人文化成”理念的推广。中国哲学之极高理想乃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心灵的关系搁置于“上下与天地万物同流”的“仁”之境域中，乃是人之价值最高实现。对于欧洲哲学，其同样呈现出典型的人文主义特征，同样重视“人”的价值、人的精神。譬如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至黑格尔，皆凸显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和道德意识，体现了人在宇宙中的尊严。至于叔本华、尼采等非理性哲学家则彰显了生命自身的“元”动力(意志)，此颇具“生命本体论”的哲学理念更贴近儒家“大化流行”之主张。这里还需指出的是，叔本华、尼采的叙事风格，尤其尼采具有诗意的哲学表达，也构成其得以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因素。又则，发轫于上世纪初的“现象学”运动，本来就是针对拯救西方人文精神之“堕落”而来，自然更强调人的价值、人文的价值，自然易引起共鸣;以存在主义著称的“海德格尔”哲学，乃是对“西方技术宰制人之命运”的反叛，其浓郁的“人文思想”和道家、佛家色彩的思维模式，某种程度上更加适合中国人的“口味”。我们当然承认，中国的人文主义同欧洲毕竟有所不同，成中英先生曾指出:“中国哲学的第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内在的人文主义。”①此看法颇准确，之所以言及内在，源于本体思想的“心物不二”理念，而欧洲哲学思想毕竟在心、物之间有所隔，这明显体现在上帝与人的对立上。

不过，这并不影响欧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因为异域文化相互接触、碰撞时，心理上对“文化上的似曾相识”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和“心理认同”，此种心理认同乃是不同哲学思想得以接纳和传播的前提。就美学视野而论，欧洲哲学同中国古典哲学皆不约而同地对“美”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兴趣和追求。中国古典哲学以追求“大道合一”为鹄的，此“大道合一”在中国古典哲学首先表现为一种“美”的境界:孔子的“依仁游艺”、颜渊的“陋巷之居”、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逍遥游”皆不同程度地表现为一种人与天道、人与自然、人与心灵的一种默契之美。某种程度上，我们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乃是自然境域中体悟美之存在的哲学，虽然中国的美学理论研究并不发达、不系统。欧洲哲学(理性派)则重视美学理论的研究，其对美学理论的偏好与探究既易于引起中国学者的兴趣，亦可补中国美学“学理”之不足。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例，自康德以来，几乎所有的哲学家皆对美学理论有过相关的研究，康德著名的三大批判，其中作为连结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桥梁的乃是以美为研究对象的《批判力批判》;费希特虽无直接以“美学”命名的专著，但却对美学下过功夫，他不但认真地研究康德的美学著作，而且与德国浪漫派关系密切，还被推崇为德国浪漫派的理论导师，其关于美学的真知灼见散见于《伦理学体系》、《现时代的根本特点》、《激情自我———费希特书信选》等著作中;至于黑格尔，更是研究美学的大家，其皇皇巨著《美学》在学术界的影响至今不绝于耳。非理性哲学家叔本华、尼采则既是美学理论的研究者，同时还是“美”的践行者，他们的文笔优美流畅、生动洗练，一改德国哲学枯燥、晦涩之文风，颇为人接受。至于海德格尔哲学，尤其后期思想，几乎将人带入一个神秘的美学世界，梵高的画、荷尔德林的诗、老庄的“玄思”皆走进其研究视野，为其后期哲学抹上了一层“美学”的亮色。另外，海氏之美学更富于体验、感悟的成分，自然为中国人所欣赏。就时代维度而言，大致有两个因素:一是“开放的时代”给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提供了一个机缘，此为西方文化得以传入的前提;二是欧洲哲学尤其是现、当代欧洲哲学经历了“后现代”向“前现代”的复归，譬如叔本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立场(其中以尼采对古希腊诸神的崇拜与分析为代表)，海德格尔对作为“澄明”真理之反思，皆是在回归“古希腊”(前现代)的基础上进行。以儒释道为主要流派的中国古典哲学本质上隶属“前现代哲学”，欧洲哲学在这种“回归”式的创新中“遭遇到”独具魅力的东方哲学，如佛学对叔本华的影响、老庄对海德格尔的影响等等，这势必使得其哲学带有些许东方色彩，并因此构成与中国哲学会通之契机。

三、英美哲学缘何在中国难以发展

在解答了欧洲(德国)哲学易于被国人接受的同时，我们对以逻辑分析为主要特征的英美哲学缘何不易接受的缘由应大致有所悟解。这仍可以从其哲学之特性即民族维度考量之。

其一，英美哲学具有拒斥“形上之本体”的趋向。无论以罗素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还是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乃至此后兴起的语言分析学派，皆拒斥“本体”的存在:实用主义重视经验，排斥“超验之本体”，因为“本体”在感觉之外，为无用之物;逻辑分析主义则对两类命题(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进行分析，认为诸如“本原”、“本体”、“实体”等命题既不能根据逻辑形式证明其正误，又不能借助经验证实或证伪，故是无意义的命题。恰如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卡尔纳普所言:“现代逻辑的发展，已经使我们有可能对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提出新的更为明确的回答……在形而上学领域里，包括全部价值哲学和规范理论，逻辑分析得出反面结论: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全部是无意义的。”①以英美哲学的视野观之，中国古典哲学的“道”、“仁”、“佛性”等本体论思想皆属于无意义之物，应当丢弃。无疑，此主张实质上祛除了价值、伦理存在的合法性，自然难以为国人接受，方东美先生就曾明确指出:“本体论同时是价值论，一切万有存在论都具有内在价值，在整个宇宙之中更没有一物缺乏意义。”②事实上确实如此，即便金岳霖、冯友兰二先生深谙英美哲学(分析哲学之方法)，但他们并非若逻辑实证主义者那样拒斥形而上学，反而是以此严谨的逻辑方法来建构其形而上的本体论，以便为人的存在提供价值、意义之终极来源。

其二，英美哲学所孕育的“见物不见人”的“物本主义”、“见‘理’(逻辑)不见人”所导致的“机械主义”，同中国古典哲学人文主义相疏离。英美哲学重实证，亦重实用，甚至推崇“有用就是真理”，这种实用观点发展至后来，则容易蜕变为“物化主义”，将价值、意义掏空、漂白，而将人蜕变为向自然、外物索取的“活物”。谈及实用，中国古典哲学似乎也带有“实用主义”的特色，不过中国的“实用”大抵与英美的实用主义哲学不同，中国的“实用态度”当然含有器物层次的实用，但更多的是道德、修养意义上的实用。中国人判断某物有用的标准是以“某物(理论)是否能促进或提高人的德性”，倘若不能，那么我们就称之为“无用”，反之则是有用。质言之，中国的“实用主义”依然暗含重视人本的“人文主义”倾向，而非那种带有偏见的“物化”的实用主义。然而，就英美哲学的“思辨”角度而言，实证主义看重事实，看重分析，整个世界在他们眼中是一系列的逻辑结构，一系列的机械的公式定律。以其视野观之，人类所认识的现存的世界永远不可能超越于这个逻辑，超越于他们的事实世界。这种“见理不见人”的机械世界，不仅抽掉了人存在的意义，而且还否认了人的超越性、创造性。以中国古典哲学的立场，所谓的世界“根本就是普遍的生命的大化流行，其中物质条件与精神现象融会贯通，毫无隔绝”③，此世界无孤立人之外的纯粹逻辑结构，即使有，亦必然地存在于生命的大化流行之中，存在于人的“参赞天地之化育”的过程之中。英美逻辑分析与中国的人文主义立场之相悖由此可见一斑!

其三，以分析为特征的英美哲学思维难以契合以综合性“象”思维为根基的东方思维。中国的思维长于且偏好综合思维，这种综合思维建基于周易“观物取象”的“象思维”，观物取象重直观、重类比，同时亦重联想。客观地讲，就知识的确定性而言，这种综合性的“象思维”带有模糊性、不确定性，但是这种思维的优势在于富于创造性、富于美感，它是具体的、是“活”的而非僵硬的，这种象思维始终是“人”围绕着周围的世界在思维，思维(主体)的流动性、开放性、启发性赋予此思维以活力与魅力。而英美哲学的思维以分析为主，譬如语言分析哲学，若以中国的整体、模糊思维观之，它不但破坏了“语言”之外的东西(言外之意)，而且破坏了语言自身的整体美感———中国的诗歌若进行语言逻辑分析，则无异于对美的扼杀。同时，英美的逻辑分析思维极其严谨，力避“主观思想”(人)的侵入，为了祛除主观思想的干扰，他们还发展出以数理运算符号为特征的近乎琐碎的数理逻辑，认为数理逻辑乃是最客观、最有效的方法，亦是宇宙间的普遍真理。我们当然承认这种逻辑认知方式在知识层面的客观性、有效性，但这种“祛除”了“人在场”的琐碎分析，技术性过强，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断然不相契，自然难以为国人接受。考察逻辑实证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颇类同印度唯识论，唯识论同样擅长逻辑分析，但过多名相与琐碎分析为中国人所“头痛”，最后也只能落个“不了了之”的命运。

其四，英美经验主义哲学及语言哲学、分析哲学，所暗含的自由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之主张同中国的伦理秩序之传统相违背。英美逻辑实证主义暗含了自由主义之基质，因为既然关乎本体论、价值论等意义层面的东西被漂白、被驱逐后，剩下的就是以实用为唯一原则;然而，倘若将此“实用主义”原则贯彻到底，且不言“实用”将蜕变为“无实质的实用”，而且还将导致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相对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因为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使用标准和原则，此恰如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格拉所主张的“人是万物的尺度”那样，贯彻到底的“实用主义”同样将导致“无尺度”的悖论。事实上，英美也确实存在着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潮。这种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同中国的伦理秩序观念断然不相契。中国以农立国，尤重伦理，伦理秩序乃是治国之基，家国同构尤彰明此伦理秩序的重要性。以哲学而论，古典哲学的天人结构亦隐含了一种伦理秩序，倘若人人在遵循“时”的原则下(若不遵循“时”，则有汤武之革命)，各安其位，即可造就和谐之“治世”;反之，即为乱世。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曾在知识界产生一定影响，然而当知识分子遭受到“军阀无政府主义”动乱之苦，乃深悟其本质，于是幡然醒悟，遂渐渐远离此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之思潮。中国人的自由乃是有序的自由、有秩序的自由，孔子所谓“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即此。庄子的逍遥游堪称绝对的自由，然而其自由的根底仍需遵循的底线法则———道，离开秩序的绝对自由将导致绝对的不自由。此已由历史给予证明，而无须靠“外在”逻辑之推理。更何况，英美自由主义对家庭(血缘关系)的主张同中国传统社会截然相反，此亦构成其哲学思想难以为国人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时代维度而言，英美哲学难以被接受的原因还由于历史与现实之文化政治环境使然。建国后由于我国采取了“一边倒”的策略，对“美帝”采取批判的措施，使得我们不但对英美哲学缺乏客观上的了解，甚至一度中断对其哲学思想的联系和了解;改革开放后，随着中西(美)交往的频繁，英美哲学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但是由于美国政治上惯于充当“世界警察”之角色及其在国际事务中所表现出的“指手画脚、趾高气扬”之姿态，亦令人生厌，客观上也影响到人们研究其哲学文化的热情。这里笔者须澄清一个话题，我们探讨英美文化不易被接受，并非言其不重要，恰恰相反，我们在境界哲学、伦理哲学、美学过于强势，我们惯于采用直观的综合思维(象思维)，恰恰缺乏以分析为主要特征的逻辑思维。张君劢先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曾引用乔维特在其为费里巴斯篇所写导言中的一句话，“知识世界永远一分再分;所有真理最初都是其他真理的相对。然而，如果没有这种分化，便不可能有真理;如果不把各部分重新结合为一个整体，也就没有完整的真理”①，并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知识观点看，东西方已经分离了两千多年。现在是重新综合为一观念整体的时候了”①。笔者以为，虽然英美的逻辑分析同中国哲学缺乏契合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它，恰恰相反，在科学技术领域，我们尤需要这种明晰、严谨的逻辑。当下，如何克服我们习惯的“大一统”思维去迎接新的思维方式非但是哲学界而且是科技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英文哲学论文例8

中图分类号:B56文献标识码:A

玛丽・布伦达・赫西(Mary Brenda Hesse)是英国最著名的现代科学哲学家之一,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英国出版的著名学术杂志《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研究》的学术顾问。专门研究逻辑学、方法论、以及自然与社会科学的基本假设等的哲学解释。她被公认为“很有学问的人”,是革新的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同时她又多次到美国各大学讲学,善于吸取美国科学哲学的新成果,使其与英国分析哲学的“合理因素”相融合,形成一种既继承英国科学哲学传统又富于现代特色的理论系统。

玛丽・赫西于1924年10月15日出生在英格兰的赖盖特。曾就读于伦敦帝国学院的科学与技术专业,并于1948年获得该专业的博士学位。1949年,她又获得了伦敦大学的理学硕士学位。

她的大学教学生涯始于她接受了1951年在英国利兹大学做数学讲师的任职。从1955年至1959年,她一直作为历史与科学哲学讲师在伦敦大学任教。1960年,她首次被委任为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讲师,开始了在英国剑桥大学长期而杰出的工作。1968年,她被指派负责大学的读物。1975年她被任命为剑桥大学的科学哲学教授,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赫西作为受邀访问过美国许多大学的教授,而为美国学者所熟悉。她于1962年到过耶鲁大学,于1966年到过明尼苏达大学,于1968年到过芝加哥大学,于1972年到过圣母大学。她从1977年到1980年一直担任在剑桥大学的斯坦顿讲师,并于1983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担任吉福德的讲师。她同时是科学协会、英国科学哲学学会和英国科学史学会的长期会员,并于1979年就任为科学哲学协会的会长。最后,她当选为英国科学院的一名院士。

她发表的许多专题论文涵盖在关于科学哲学主题的各类专业刊物上。她的著作包括《科学和人类的想象力》(1953年),《力量和领域》(1961年),《科学的模型与类比》(1963),《科学推理的结构》(1974),《归纳逻辑的应用》(1979年),《科学哲学中的革命和重建》(1980),以及与迈克尔・阿尔比布合著的《现实的构建》(1987)。这些专题文章和代表作在当时以至现在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与影响。

作为科学哲学家,赫西的研究涉及了自然科学、方法论、本体论,以及自然与社会科学方面的人类影响。此外,还包括科学哲学是否可以人为地划分为“必然的”和“偶然的”方面,然后是赫西对科学哲学的相当一部分的批判可以作为用于她著名的攻击假设性的科学依据演绎理论的定义。此后我们将此称为假说―演绎学说(H-D theory)。正如卡尔・波普尔认为的那样,纯粹的逻辑演绎就足以达到进行科学推理的目的。根据假说―演绎学说的模型,科学研究开始于某种或某些假说,然后通过逻辑演绎能够从假说而得出观察的影响。

然而,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到假说的可靠性呢?根据假说―演绎学说,当“伪造”的假说验证失败后,应该在经过严格的尝试之后,接受一个科学的假说。在一定条件下首先完成通过经验性的结论演绎得出的结果,然后回归到实验中,以验证这些经验性的结论是真是假。如果取得预期的结果,那么证明之前的假设没有伪造,而且所得到的结论也是可以证实的。但是,如果预期的结果没有得到,那么这一假说就是伪造的。假说―演绎学说认为,如果取得预期的结果,也不能证实这个假说就是真的,当然也有可能是真的。这种情况也许是建立在由真的或可能为真的假说通过错误演绎的方式得到的。例如,曾经出现过说明地球在宇宙中心的理论。不过,那些不符合理论的数据就可以证明假说是伪造的,从而假说―演绎学说认为,伪造是唯一合法的科学家的目标。

赫西坚持认为,尽管这一假说―演绎学说的科学描述是易于理解的,但是现实中的科学家们如何验证他们的假说却是难以协调的。一方面,由于疏忽而确定的伪造假说显示有利于那一假说的证据总是与验证假说的理由是无关的。这并影响科学家是如何实际操作的。她认为,当代科学和科学史是难以让人信服的。众多案例研究中逻辑缺陷的出现使她在工作中提出了所有证明这种观点的不足之处。

20世纪80年代,赫西逐渐远离了纯逻辑问题,转而开始研究关于科学的问题,并将重点放在科学的社会分析问题上。她关注于科学与政治、哲学、宗教制度的相似和不相似的思考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她主张这样的说法:科学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而是受人为企图心的善恶控制,无可否认人类行为不单纯的领域已经涉及到科学之中。事实上,她非常幸福地认为这样的观点没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如可证伪性,是区别于其他人类信仰形式的科学。因此,她是如此乐于持有这样的信条,科学是众多人类知识形式之中的最好的概念。赫西认为,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一样是相同偏见的共同主题。

英文哲学论文例9

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我们在传授英语知识的同时，也应注重对英美文化的传播。英语课程作为一种跨文化、跨地域的课程，其中包含有与我国文化有很多相异的方面。所谓的文化哲学是哲学角度研究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从学科分类角度来看，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研究者从哲学研究的理论高度出发，通过对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进行严格的批判反思和学术定位，而展开研究和论述的哲学理论。我们从文化哲学中考虑，我国大学英语的改革是对文化、人以及英语课程三者之间关系的全面深层次的考虑。这对于进一步实现大学英语的课程改革，为将来一轮改革提供一个全新的思维空间。

一、大学英语课程中文化方面解读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教师以及学生都认为知识包含于文化，这也是很多学者被称为文化人的重要原因。这种将知识和文化结合为一体的认识是错误的，这种认识在大学英语的教学过程中也非常严重，这也反映出在大学英语知识教学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文化的教学。有很大一部分人都认为在大学英语的学习过程中，只要我们掌握了英语中所含的词汇以及与英语相关的语法知识，我们就能够顺利通过各种类型的考试。因此，我们在教学中过多的强调知识学习，而忽略了文化的学习，更别谈跨文化交际的英语学习。这也是我国当前大学英语教育的工作者应该深深反思的一个问题。

文化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文化从不同的角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将政治、社会、经济、艺术、文学以及历史称作与知识相关的文化，第二类是将社会习俗、思维方式以及相应的生活习惯称作为常识文化或者称作交际文化。我们的大学英语教学更加强调第二类文化的植入教学。所以，我们在进行大学英语的教学过程中必须嵌入相关的文化教学，使学生在进行英语技能学习锻炼的同时，逐步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等相关方面的能力。

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如何提高大学生的文化哲学素质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国家对于大学英语人才的培养不断增加，大学英语的改革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大学英语的教学过程中应该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探究出适合新一轮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的创新意识，提高综合文化素养及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的内部驱动力。

1.加强我国传统文化对于大学英语课改中文化哲学的渗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剧和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开辟了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的新时代。全球化使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借鉴，但也带来了摩擦和冲突。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些摩擦和冲突，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发现，这些研究者几乎都把眼光聚集在外语教育中的目标语文化上，外语教学中强调英美文化的学习，培养学习者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英语的实用交际能力，鲜有涉及本族语文化的导入。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着重分析西方文化在思维模式、行为规范、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特征，过多强调对西方文化的认同与适应。然而，汉语的发展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许多高校的课程设置中，和民族文化相关的课程大体上都只有“大学语文”，且几乎都把该课程设为辅修课程。从英语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而言，英语的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与英语综合能力是整个英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我们也应当注意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传播，不断增强我们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2.培养学生英语的自主学习的能力，增强学生文化哲学领悟能力。大学英语是一门量大面广的公共基础课，大学英语教学长期面临教学资源严重不足与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等困难。大学英语大班教学“齐步走”的最终结果是优生“吃不饱”和差生的“吃不消”，最终导致学生的“齐不走”。随着多元化教育的不断发展，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的人文关怀精神也发生了渐进式的变化。详细的来说就是，大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应选择适合自身的教材进行学习以及适合自身学习的学习方法进行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进行相应的指导。大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逐步转变传统教师的主体地位，逐渐增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导程度。

3.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增加外国文化氛围创设。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增加外国文化氛围创设对于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有着非常大的帮助作用。教师在进行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大学英语课本中的具体内容收集相关的视频资料或者一些实物，当讲到这些内容时，全方位的展示给大家，让大家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此外，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也可以动员学生进行搜集。

综上所述，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应当注重对于学生人文特性的培养，可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实现终身教育，提高综合文化素养。因此，设计大学英语课程时也应当充分考虑对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和国际文化知识的传授。

三、结束语

我国的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期，国家对于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也会不断加大力度。在大学英语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对于英语文化哲学的研究，从文化哲学的角度不断更新大学英语等相关课程的设置。在课程内容上借助于学科课程的文化价值和精神财富揭示出东西方民族文化深层结构中的隐蔽部分，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适合各民族文化特征的交际策略，从而实现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参考文献：

[1]郭万群.论间性理论视阈下的大学英语多模态教学与研究――兼论外语教育技术的哲学基础[J].外语电化教学，2013.

英文哲学论文例10

(二)对朱熹理学的“概念史”诠释朱熹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功不可没,他通过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元典的重新诠释,才有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四书》,并且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概念的哲学体系,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朱熹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解经方法的哲学家,他不仅注重义理的发掘,同时也没有摒弃对章句的训诂,潘德荣[1](P57)认为朱熹把“意义整体的圆融和谐确立为对经典的理解之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朱熹的哲学着作包括《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朱子语类》等,都是在对元典文本的深入阐释的过程中,发展出的新的哲学理念,因此,诠释朱熹的哲学思想,必须要潜回到相应的历史背景,把握儒学动态的发展过程。作为典籍英译者,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典籍的诠释者,特别是经典的跨文化诠释者,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像朱熹那样的哲学家,要去发展或建立新的哲学体系,而是要努力做到如何忠实地再现不同历史阶段的哲学典籍的内涵,并且要立足当下,使中国哲学典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参与世界哲学之间的对话,使中国文化的精神在异域发扬光大。朱熹把理学的主要概念:理、气、心、性、天理等都全部融入对《四书》的注解之中。

如《论语·为政》中,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朱子的解释是:“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11](P56)此处朱子以“理”解释天命。又如朱子对《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一句的注解是“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形成,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意味建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11]其中,朱子以“理”来解释性,从而树立了一个由理主宰的形而上学的世界。对朱熹所说的“理”这一基本概念的理解一定要放在整个哲学发展史的背景下进行,这就是黄俊杰先生所说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四书章句集注》中出现了高达364个“理”字。而“理”字并未在《论语》中出现,直到战国中后期,孟子才将“理”“义”并举,“心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木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WhatisitthenofwhichtheysimilarlyapproveItis,Isay,theprinciplesofournature,andthedeterminationsofrighteous-ness.”[12](P478~479)可见,孟子将“理”与“义”并举,同时作为道德的准则来理解。荀子也讲“Proprie-tyisunchangeablePrinciple.”肯定物之理是可知的。《庄子·内篇》中庖丁解牛的故事,有“依乎天理”的说法,所谓天理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但是荀子和庄子并没有提出对“理”的解释。《韩非子》的《解老》篇对“理”做出了解释:“理者,成物之文也。”又云:“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13](P4)所以,韩非子对“理”的解释是物体的外表形式的区别所在,这可以理解为“理”的基本含义,与《庄子》中的“天理”不同。魏晋玄学家郭象则认为“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物物有理,事事有宜”[13](P41),郭象认为每一个事物都是独立存在的,此物是此物,彼物是彼物,都是必然的,这个必然性就是理。在宋代儒学家那里,“理”变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范畴。张载认为“气”的聚散攻取中“顺而不妄”者就是“理”,阴阳之气的相互作用和推移就是“理”。可见张载以“气”为根本,“理”是气化过程的产物而已。二程则认为“理”为世界的最高本原。所谓“天者理也”。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观点,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有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14](卷一),同时,朱子又说:“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同上)“理”此时又有了自然规律的意义,又说,“理则为仁义礼智。”(同上)可见,朱子的“理”又有道德标准的意义。郭尚兴先生在《汉英中国哲学辞典》中对“理”的翻译如下:“理:Principle,Logic,Truth[15](P561)理学:Neo-Confucianism[15](P563)程朱理学:TheSchoolofPrin-ciplerepresentedbyChengYiandZhuXi[15](P563~564)。”作为当代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者,我们一方面先要回归元典,从中找到核心概念的训诂学意义,其次要从典籍中的核心概念的演变发展史中把握其丰富的内涵,这也是黄俊杰教授所说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还要注意经典诠释者是在哪一种具体的历史脉络或情景脉络中解读元典的,这对经典的理解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