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安全论文例1

对外资银行进入与东道国经济稳定性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目前未能达成一致。一类观点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可能促进东道国的资本积累和资本配置效率，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提高监管当局的监管水平，从而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而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给东道国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可能将别国的经济衰退或危机输入东道国；当东道国面临经济困难时，外资银行可能成为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谈儒勇等(2005)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可以调和的，而调和的关键在于外资银行的进入是否适度以及东道国是否具备相应的银行开放条件。我们认为，两类观点对我国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银行业低效率运行的现实需要外资银行的进入，而外资银行可能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则需要用精巧的制度设计来规避，新近颁布和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将在后面具体阐述。对于外资入股东道国银行这一特殊途径，巴曙松(2006)认为，外资入股给东道国银行业带来了利益共享者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共担者，有利于金融风险的分散，有利于金融稳定。

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检验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业效率、经济金融稳定性影响等方面。在银行业效率方面，Levine（2003）运用47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对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多的国家的商业银行利差收入较大，银行效率较低；Claessens(2001)运用80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减少银行的税前利润和日常开支；Denizer(2000)关于土耳其银行业和Barajas(2000)关于哥伦比亚银行业的发展中国家个案分析则证实外资银行进入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利差收入和提高贷款质量。以上实证研究均得到相同的结论，即外资银行的进入将提高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一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与其开放度正相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又和效率成正比。

在东道国经济稳定性方面，实证研究的结论同理论研究一样，存在分歧。Demirguc-Kunt等(1998)研究发现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与银行危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得出外资银行进入容易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结论。另一类观点则支持外资银行的进入，Barth等(2001)研究发现在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少的国家，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较低；叶欣等(2004)研究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将显著降低东道国银行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巴曙松(2006)提出，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富效率的金融体系往往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体系，而大部分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前都曾采取了排斥和限制外资银行进入的金融法规和政策，危机后则加快金融重组步伐，更大程度地开放了金融体系，比如日本、韩国、墨西哥和阿根廷。

二、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路径选择及其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可选择路径大致有四种：成立外资独资银行，即法人机构；在中国开办独立的分支机构；购买并持有中国国内银行机构的股份；与中方合资建立新的银行。在中国加入WTO以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途径是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中国加入WTO以来，入股中资银行的方式逐渐受到外资银行的重视乃至追捧；而法人机构的设立在入世过渡期的五年中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但随着2006年12月我国银行业的全面开放，最新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细则的实施，外资银行法人机构的设立将迅速增加。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路径与我国银行业改革和开放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2004年以来我国政府调整了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策略，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重点由主要引进外国银行来华开设分支行转移到着力推动中外资银行加强业务协作与股权合作，以促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快中资金融机构重组和改造。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仅2005年就有10家中资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其中包括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3家对我国银行业举足轻重的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掀起外资入股的新一轮浪潮。2006年12月11日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最新颁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一个基本的导向是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将受到一定限制，只能吸收100万元以上的居民个人定期存款。顺应该政策的指导，已有多家外资银行向银监会提交了设立法人机构的申请，目前已有9家经过批准，可以预测“法人导向”原则将有力地促进外资银行在华设立独资银行。

与此相应，外资银行进入路径的不同选择也以不同程度影响着我国的金融发展和安全。外资银行以设立机构进入中国的方式比较而言，设立法人机构比设立分支机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较小。外资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不仅加大监管难度，而且容易引入国际金融风险。首先，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没有独立的决策权，资金的调度受境外总行的影响，我国监管机关的监管手段因此受到限制。其次，由于其母行在境外，我国监管当局对其母行的风险难以监测和控制。一旦外资银行母行发生危机，风险会马上波及到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我国存款人债权的保障和清偿无法得到优先考虑。第三，外资银行是一个国家资金进出的重要渠道，其分支机构资金调度由境外的母行控制，可能成为大规模投机资金进出我国的通道，也可能在国内金融危机初显时抽逃资金进一步加剧危机，出现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情形。相比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外资银行设立法人机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较小，对金融稳定有利。首先，法人银行作为境内独立法人，是本地注册，由我国监管机构承担主要监管责任，监管机构可以通过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来监管可能出现的风险；其次，由于受母行经营的影响小，法人银行能够较好地规避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因此从加强金融监管、降低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安全的角度出发，应该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经营有所限制，或引导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向法人机构转变。我国2006年12月11日全面开放银行业，同时开始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限制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所带来的风险，在全面开放银行的同时又有力维护了我国的金融稳定。

而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我国金融的侵蚀上。2005年以来中资银行加快引资改革的步伐，特别是建行、中行和工行这三家大型国有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引发了关于金融安全的大规模争论。许多学者针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安全表示担忧，主要就是担忧我国金融的丧失。在我国，直接金融不甚发达，经济体系的资金配置依赖着银行业。银行业的丧失，等于丧失经济体系资金配置权，将严重危害经济。因此对金融的强调意义重大，然而从宏观的角度看，目前中资银行在我国银行业中居于控制地位，而且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限制仍比较严格，单个外资机构在一家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一家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过25%，外资尚无法控股任何一家中资银行，金融仍牢牢地掌握在我国手中。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金融安全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1．中国金融安全的关键：宏观与微观的区别。

金融安全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指的是通过金融系统的健康和富有效率的经营，保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是一国的宏观调控能力问题（吴晓灵，2006）。金融安全从微观上讲是保持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不因个别机构经营不善而导致系统性挤兑风险。微观意义上的金融安全是为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服务的，对金融安全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微观层面，不能仅仅停留在单个银行或者局部市场的层面。应该在宏观层面上在整个金融体系概念上理解金融安全这个问题。因此看待我国的金融安全不应当只关注单个银行的存亡或计较于中资银行股权是否被贱卖，而是应当考虑如何利用金融业开放与外资银行互利合作，建设一个富有效率、有力支持稳健的金融体系，建立反应迅速、运转有效的金融安全网。

从宏观层面理解金融安全，以整体眼光看待中国目前的金融安全与银行业，我们可以发现，对中国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是体制和观念落后、低效率配置资金、持续浪费公众资金、制造高额不良贷款、危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银行体系。建设安全、稳定和有效的银行业体系，提高其竞争力，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目前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资产回报和资金配置效率，将资金投放到最具有活力的领域和企业，并有效控制信贷风险。

2．外资银行进入有利于提升整体行业效率以促进金融安全。

引发金融不稳定的因素既有外部冲击，又有金融体系不健康的内因，建设健康的金融体系是维护金融安全的根本。外资银行在华的扩张，不论是设立机构还是入股中资银行都有利于我国银行业效率的提升，从而从根本上促进我国的金融稳定。如前文所述，对中国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是银行体系的低效运行及其制造的大量不良贷款，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是建设富有效率和竞争力的银行业体系，而外资银行的进入和扩张主要通过竞争和示范这两种方式促进中国银行业效率的提升。具体而言，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或法人机构，都加剧了我国银行业的竞争，给中资银行巨大的竞争压力，促使他们反思、学习、变革和完善；而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则是直接地为被入股银行带来先进的治理结构和管理理念。在竞争和学习中，在银行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中资银行改善他们的经营管理，将资金投放到更具有生产力的企业，有效控制信贷风险，从而提高整个银行业的资金配置效率。

3．入世前后中国金融安全状况的比较。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入世5年来外资银行在华分支机构的扩张和入股中资银行步伐的加快，并未给我国的金融安全带来明显的威胁，反而加速中资银行的改革，而且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地参与中资银行的改革，银行业整体向着更具效率、更加稳定的方向进步。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对我国金融安全进行了全面评估，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金融总体稳定，2005年中国金融改革和风险处置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明显增强。”王元龙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融全球化与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课题中，也对我国金融安全做出了“金融基本稳定；金融信号基本正常；金融运行平稳”的总体评价。总之，外资银行的进入与扩张，会带来一些不利于我国金融安全的因素，但我国通过金融政策的规定和引导，规避了很大一部分风险。而且瑕不掩玉，外资的进入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有力地促进了中资银行改变落后的治理结构和经营理念，促进了整个银行体系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为我国构建稳健的银行体系注入强心剂，促进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2006年12月11日，我国全面开放银行业，外资银行在华的扩张也势不可挡。

我们不难发现，在宏观上突飞猛进、超常规地引入外资，而不注重基础制度和结构的改革，不注重监管的加强，对于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来说可能是危机四伏的。许多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外资银行进入，特别是外资股权并购银行的行为进行政府管制。因此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坚定地开放银行业，在微观上继续鼓励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在宏观上控制外资进入的比例和节奏，紧紧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导权。

1．微观层面上继续鼓励外资银行的进入。

从发展趋势来看，金融开放不可逆转，而且中国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过度封闭的金融保护主义会造成资金配置效率的低下，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不安全。从目前来看，外资入股比单纯的引入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示范效应更加明显，对于促进中资银行改革的效率更高。因此在微观层面上要坚定地推进银行业的开放，鼓励外资入股中资银行，促进中资银行竞争力的提高，从而推动整个银行业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

2．宏观层面上警惕丧失金融安全的主导权。

从国际经验出发，东南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过快推进银行业外资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教训不能忽视，我国在推进银行业开放的同时必须紧紧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导权。首先，加快中资银行的改革，促进其市场化运作，成为自负盈亏、自负其责、高效运转的商业银行；其次，监测并关注在华设置分支机构的外资银行母行的经营动向，防止国际金融风险传入我国；第三，监测并限制国外战略投资者的短期投资行为，及时逐个评估国外战略投资者对中资银行改革是否发挥了应当发挥的作用，并据此决定国外投资者能否入股其它中资银行或者扩张其股份比例；第四，继续控制外资持股中资银行的比例上限；最后，培养具有竞争力的国内投资者，鼓励其投资中资银行业。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如何超越“贱卖”的争论与分歧？［J］.dcotor-,2006

［2］谈儒勇，丁桂菊.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5）

［3］吴晓灵.在开放中发展中国金融业［Z］.,2006

中国安全论文例2

一、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并针对现状提出保护措施

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加大信息网络技术文化建设和管理力度，加强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在推进网络版权保护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建立，2006年7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正式实施；国际承诺付诸实施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两个互联网国际条约也在中国正式生效，这两个条约更新和补充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现有关于版权和邻接权的主要条约《伯尔尼公约》和《罗马公约》，是自伯尔尼公约和罗马公约通过以来，新的作品形式、新的市场以及新的传播形式。1997年，美国国会又先后通过了《1997年网络着作权责任限制法案》、《199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着作权实施法案》以及《1997年数字着作权和科技教育法案》。在此基础上，1998年10月，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的规定，美国制定并颁布了《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从民事和刑事两个方面，对数字化网络传输所涉及到的技术措施和版权管理信息的侵权和犯罪，做出了明确规定，这样，使包括数字图书馆在内的网上着作权的保护在法律上有了严格具体明晰的界定。我国200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利国着作权法》第14条规定：“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着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着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着作权”。尽管我国着作权法没有直接提到数据库的着作权保护，但可以把符合作品要求的数据库归入汇编作品予以着作权保护，新《着作权法》第14条就是数据库着作权保护的法律依据。

二、我国网络技术安全立法现状

1过分强化政府对网络的管制而漠视相关网络主体权利的保护

虽然我们认识到立法在维护信息网络技术安全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仍然忽视了信息网络技术安全产业的自主发展。如我国有关政府部门颁布的各类法规和规章都不约而同纷纷只强调规范秩序、维护安全，而忽视了各网络主体的权利保护。

2立法主体多、层次低、缺乏权威性、系统性和协调性

有关我国目前具体的网络立法，一方面，近年来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另一方面又相继颁布了一大批有关网络方面的专门立法、司法解释和其他规定，甚至还有数量相当庞大的各类通知、通告、制度和政策之类的规范性文件。政府管理性法规数量远远大于人大立法，这种现象导致不同位阶的立法冲突、网络立法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

3立法程序缺乏民主的参与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法规和规章大都为社会所有领域信息网络技术安全所普遍适用，没有一部专门的信息网络技术安全保护法案能够广泛地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可以认为，我国早已认识到了信息网络技术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看，仅靠传统的和现有的法律体系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的需要。而且，由于立法层次低，立法内容“管理”的色彩太浓，且多是行政部门多头立法、多头管理，形成执法主题多元化，更不可避免带来了法律的协调性不够，严重影响了立法质量和执法力度。因此，尽快将信息网络立法问题做通盘研究，认真研究相关国际立法的动向，积极参与保障信息网络技术安全的国际合作，统一我国信息网络技术安全的法律体系，完善信息网络技术安全保护机制，已是刻不容缓。在具体的立法模式上，则可以参照世界上信息网络技术发达的国家，如德国、美国、法国以及新加坡等国家的立法模式。可以说，计算机网络法律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一个内涵与外延非常丰富的概念，它并不是单靠一个部门法就可以解决的。就我国立法的传统习惯和司法的现状而言，将信息网络技术立法在人大统一立法的前提下，可授权各个部门制定一定的部门法，在立法上成本更低、司法上更易操作。计算机网络法律的实质是由众多法律部门中有关法律、法规集合构成的法律法规群。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采用我国《立法法》来解决各法律部门之间的冲突，《立法法》明确规定了法律、法规的效力等级，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法规和规章。

我国立法的滞后决定了司法要先行一步，对于目前所产生的网上知识产权纠纷又不能坐视不理。因此，许多业内人士都在为此问题来积极想办法，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但是我国法律对于网上行为的界定还非常模糊，这也造成了司法实践的困难。

三、知识产权理论中的版权、专利权、驰名商标在网络下的侵权行为

也许有些人认为网络本身就是资源共享的，而且是开放型的状态，其可供进入的端口很多，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在网上发表言论或从网上拷贝下那些根本不知道署的是真名还是假名的文章。但是，须知网络只是信息资源载体的一种形式，其本质与报纸等传统媒体没有任何区别。网络经济也同现实中的经济规律是一样的，同样要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这其中就包括对网上的资源的利用问题。否则，无论对谁都是不公平的，因为，任何有价值的创造都应当获得其相应的报酬。

侵权行为集中化在网络环境下，行为人侵犯的知识产权主要集中在对版权的侵害上。一旦版权人的作品进入网络空间，网上用户便可以自行浏览、自由下载，轻易复制。版权人对其财产权甚至人身权都可能受到侵害。我们常说的网络侵权实际上经常指的是侵犯版权，但实际上网上侵犯知识产权的形式还是多种多样的。

目前网络侵犯知识产权的形式主要有：

第一，对于版权的侵犯即对于我们常说的着作权的侵犯。版权的无形性与网络的开放性特征相一致，所以导致了这种侵权方式。一方面，一些网站把别人的文字作品未经着作权人许可在互联网上公开发表，另一方面，一些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从网上直接拷贝下来别人的文章而发表。这两种都属于侵犯版权的行为。

第二，利用网络搞不正当竞争。

(1)域名抢注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因特网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加速和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经营者在因特网上进行交易的前提是其必须注册拥有自己的因特网地址——域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域名的价值性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因此，将知名企业的企业名称、商号、或者企业的商标作为域名进行抢先注册或进行使用，或者是待价而沽，进行转让、出租等行为越来越多。1998年10月12日，广东省科龙(荣声)集团有限公司在海淀区法院吴永安抢注域名纠纷案拉开了抢注域名诉讼的序幕。由于域名的法律性质尚无明确的界定，对因域名抢注而产生的纠纷按商标侵权，还是按不正当竞争处理，至今没有一致性的意见。

(2)利用网络进行虚假宣传构成不正当竞争。

因特网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介，其方便、快捷、廉价和不受地域限制的特点，越来越受到重视。许多经营者通过网络对自身及经营活动进行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有不少的经营者并不是本着诚实、讲信誉的原因则利用因特网对其经营活动进行宣传，而是进行虚假宣传来抬高自己，贬低其他同类经营者。

第三，商标侵权。

根据《商标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1)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2)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3)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4)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

四、存在问题

首先，网络时代的到来使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收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网络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流方式，传统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专有性，地域性，时间性等特点，但在网络环境中基本已经都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网络环境下的作品数字化，公开公共化，无国界化等新的特征。传播形式发生很大变化，速度更加迅捷，而且作品一旦在网上被公开，其传播，下载，复制等一系列的行为就很难被权利人所掌握，即使发生侵权，也很难向法院举证。网络传输的普及和应用，为权利人实现自己的权利带来了困难。权利人无法知道自己的作品被谁使用了，如果使用了，使用了多少次，很难主张自己的权利。

其次，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大量的作品正在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快地从传统形式(主要是纸介的形式，还包括录音、录像等形式)转换为网络形式，并上网传播，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作品的权利人以及传统形式的邻接权人与网络形式的传播者之间的权利冲突乃至纠纷。但是我国目前的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尚未完善，虽然已经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来约束网民的行为，但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和保守性，立法还远远不能适应网络技术的发展速度。网络侵权行为具有涉及地域广，证据易删除、难保留，侵权数量大、隐蔽性强等诸多特点，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且对于网络技术的立法，还面临着确认难，取证难，侵权责任分担复杂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难题。

再次，人们在传统的社会现实与网络社会中的道德观念存在很大差异。传统的社会，依靠法律法规，社会道德以及社会舆论等的监督，以及周围人们的提醒或者注视下，传统的法律和道德都会相对很好的被维护。而网络社会是一个相对非常自由的空间，既没有中心，也没有明确的国界和地区的界限，人们受到的时间空间的束缚大大缩小。我国也在把握时机，立足本国国情并努力与国际接轨，寻求一条有效的解决途。

互联网作为第四媒体，其功能之强大是其他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因此，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的危害要比传统的侵权行为要大的多。首先，计算机网络的全球性和信息传输的快速性决定了网络侵权影响的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在网络环境下，一条侵权言论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就能传遍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其不良影响也会随之遍布全世界。其次，网络侵权责任的界定困难。最后，由于网站内容容易被更改和删除，因此涉及网络侵权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取证非常困难。

参考文献：

陶月娥.论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J].辽宁警专学报，2005，(6)：50.

田宏杰.论中国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保护[J].中国法学，2003，(2)：147.

管瑞哲.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研究[D].华东政法学院硕士论文，2007，(4)：31.

中国安全论文例3

所谓民航安全管理体系，一般均是采用国际民航组织（icao）所界定的概念，其深意为：民航安全管理体系是一种措施体系，它遵循国家民航发展和国家安全政策，建立起民航安全方针和目标，为实现这一方针和目标而不断努力，民航安全管理体系由民航安全理论、安全法规准则、安全管理信息库、安全监管、安全文化、安全管理技术等多方面内容组成。要想切实实现民航安全目标，那必须确保构成民航安全体系的组成要素处于最优状态。民航安全管理体系的核心内容是风险管理，风险管理主要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与风险控制三个阶段，这三阶段按照次序构成一个循环的过程，但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应该将关注点投向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两方面，从而弥补安全管理体系中的纰漏之处，真实的推动管理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二、分析我国民航引进安全管理体系的事实背景

众所周知，民航事故的危害性极大，具有突发性、国际性、关注度极高、死亡率极高的特征，因而经由民航事故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间接损失都比较大，加之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日提升，民众对航空运输的安全性、舒适度和便捷性有了愈来愈高的需求。基于此种情况，如何冲破民航安全水平发展的瓶颈、有效改进繁杂航空系统的安全系数，成了当下十分紧要的一项工作。

在民航运输发展的初期阶段，我国的航空业基本上都是从事故特征中分析原因，在此基础上汲取教训，从而弥补安全漏洞，这个时期产生事故的原因大多是飞机自身或者与飞机相关的运行因素出现问题，可以称之为物理因素所引发的事故，所以航空技术人员基本上都是强化飞机自身的建设，忽略了事故隐患的调控与管理。20世纪90年代，我国民航行业内部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完备的运行规章、政府监督和飞机运行规范化的运行体系，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航空事故的发生水平，但是这一时期的也遇到了某些无法逾越的障碍，比如健全的法规体系依旧无法顾及到民航安全的方方面面、安全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比较落后等等。而这种所谓的管理体系随着长期的发展，不断兼容、不断攻破矛盾，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进而在全民航推行了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三、有效构建中国民航安全管理体系的具体手段

1。明晰现下中国民航安全管理水平

要想建构出行之有效的中国民航安全管理体系，首先必须明晰现下中国民航安全管理的水平，这样才能够对症下药，为安全管理体系的建构奠定良好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我国民航安全管理正式进入认为要素的研究时段，但那时更多的是侧重于环境对空勤人员心理、生理方面的研究；等到90年代中期，各大航空公司和研究单位开始在飞行员培训、机务人员培训方面引进了人为因素的概念，开始关注人为差错对安全管理的影响。目前，各大航空公司的人因数据、培训体制、规章程序等内容或多或少的都存在缺陷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国内的大型民航企业运行体系已经具备安全管理体系的雏形和框架，只需在具体落实、操作执行等方面加强训练，就可以帮助安全管理体系实现其价值和功用。

2。实现多个体系兼容和一体化建设

从安全管理体系这一概念从诞生到现在，仍旧有不少专家和研究人员在论辩安全管理体系与质量管理体系、安全健康环保体系、保安管理体系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都明白，多个体系的兼容性远远大于对抗性，其总体发展的趋势多朝向整合为一体，因此，一些航空企业之前实施的质量管理体系，对于后期发展的安全管理体系有着可观的借鉴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安全管理体系正处于快速成长、年轻开放的状态，实践也已证明其安全有力的概念和措施能够被吸收殆尽，所以说安全管理体系的构建要和企业紧密结合，实现多个体系兼容和一体化建设。

3。热衷于体系培养良好的安全文化

目前，国内的许多民航企业都在“关门造车”，热衷于自顾自的进行规章建设、体系建设，但必须明确的是，如果仅仅依靠一套完备的规章制度，那绝对不能覆盖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且规章本身就具有滞后性，因而必须不断更新和健全规章，才能保证规章跟得上时代脚步。所以，企业应该引进大量具有积极安全文化的营运人员，毕竟安全文化由共同的理念、做法和动机构成，它的基调需要依靠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言行来选定和培养，只有企业自身热衷于培养良好的安全文化，并制定好安全文化的总体规划，这样才能为中国民航安全管理体系的构建提供动力。

4。建立并健全完备的法规标准体系

安全管理法规作为政府管理民航安全的法律准则，也是企业进行安全生产和安全管理的行为依据，其善于明确在职人员的责任和权益，能够有效规范在职人员在民航生产过程中实施和接受管理的行为，从而达到安全的目的。关于安全管理法规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分别为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工作制度，具体的法规标准体系应该依据国际、国家、行业和企业五个方面进行全面构建。在实际的构建过程中，法规标准体系必须符合四个条件，一是适应民航安全管理的现实需求，二是与国际民航法规体系相契合，三是具备优良的执行成效，四是企业自身标准必须高于行业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并健全出相对完备的法规标准体系，才能为民航安全管理水平的提升尽一份力。

中国安全论文例4

一、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文化安全问题

文化产业核心层的不安全因素。所谓文化产业的核心层主要包括了新闻、书刊、报刊、音像制品与电子出版物以及广播、电视、博物馆、文化研究和文化社团等。而根据中国文化产业入世的承诺，虽然中国的报纸、书刊和图书等批发市场在2004年起就开始对外全面开放，但由于我国的出版产业长期存在贸易逆差，使得我国自身的文化并未从根本上得以传播。据统计，就电影产业而言，我国每年从国外引进的影片大约为20部，而随着国外等影视大片被分销到国内各地，以美国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手段，通过生产大量的相关文化产品，进而形成了空前的文化强势，因此，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使得我国自身的文化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1]。

文化产业层的不安全因素。文化产业的层主要是指包括室内娱乐、游乐园、互联网、网吧以及文化中介和会展拍卖等促使文化传播的具体产业。以互联网产业为例，其主要是指利用计算机、移动电话等新兴起的网络技术平台，进而传播文化信息和创造文化娱乐的事业，但在全球信息、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信息网络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安全，甚至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以美国为核心而进行的网络文化交流总体呈现出单向灌输和渗透的局面，通过利用自身的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对不同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式产生影响，是以美国为主的部分西方国家推行国际战略的重要手段。随着网络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应用，人们充分感受到“美国色彩”正在逐步突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并严重威胁着我国以网络为基础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安全[2]。

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产生文化安全问题的原因

内部原因。文化生产力水平较低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产生文化安全问题的首要内部原因。据统计，2011年，我国文化产业所产生的相关经济效益只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0.5%，由于我国目前仍未实施文化市场的有限开放政策，且文化生产力水平较低，这对我国文化产业市场规律的作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中国文化自身的存在产生了较大的威胁。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在具有较强商品属性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文化产业在发展中又比较容易受到上述两种性质的影响，从而产生相关的文化安全问题。例如，就文化的商品属性而言，部分提供低层次娱乐功能的相关文化产品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获得较多消费者的青睐，而在经营者获得较多的利润后，则又会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从而降低文化品位，无形中对我国文化的自身安全产生了较大的威胁[3]。

外部原因。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加剧了全球范围内人员、技术和资金的流动，同时也加剧了国家之间的文化竞争和文化冲突。在全球经济化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处于经济和文化转型期的现实决定了我国不同特征的文化将同时共存，而由于缺乏主导文化，使得我国的文化产业更容易受到国外文化的制约，在国外文化商品涌进国内文化市场的同时，也使得我国自身文化产业的发展对其产生了较大的依赖性，为中国的文化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挑战。

三、解决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安全问题的具体措施

树立文化产业意识与市场意识。 树立文化的产业意识和市场意识是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安全问题的首要措施。一方面，在文化的发展与交流方面，国家相关部门需要限制文化的过度多元化发展和低品位文化的交流，从而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文化产业意识，从而为我国的文化安全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属于经济基础层面的，因此维护主流意识的文化安全则是上层建筑，为了保障文化在其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安全，国家文化部门以及文化产业的经营者必须要形成并提高自身的文化市场意识，从经济层面加强我国文化的安全系数，从而实现文化产业健康发展与文化安全的双赢[4]。

创新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创新文化产业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是使我国文化安全受国外文化冲击影响降到最低的重要手段。由于文化产业是社会与经济效益共同结合的产物，因此，国家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能应该从“办文化”合理转型到“管文化”的层面中来，而文化的管理主体也应该从单一的政府主体转到政府、企业、事业和第三方文化机构上，从而实现文化产业的多角度、多层面管理，并最终实现文化安全。另一方面，在创新运行机制方面，可以将跨国文化公司以及非公资本企业纳入到文化产业的经营主体中，通过鼓励企业对文化的投资，从而打破文化产业运营过程中部门垄断的局面；其次，国家可以通过下达相关政策，允许跨国文化公司和国际文化投资机构在国内范围合法经营，从而在引进先进的文化产业经营和管理办法的基础上，也大幅度提高了我国文化的安全系数[5]。

中国安全论文例5

引言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各国之间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交流与接触愈发频繁。这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他们面临巨大的挑战：许多西方大国企图利用其文化上的优势，对其他国家实行文化渗透，这严重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因此，为了捍卫国家的文化安全，必须加强文化安全建设。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因此，大学英语文化教学是高校进行文化安全建设的重要途径。只有通过丰富当代大学生的中国文化底蕴，提高他们的英语表达能力，才能更好地向世界人民传播我国优秀文化，增强我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抵制西方大国的文化入侵，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然而，在教学过程中，却出现了“重西方文化，轻中国文化”的不良现象，这极不利于我国的文化安全建设。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大学英语课堂中国文化教学的进展情况。

一、大学英语课堂中国文化教学现状及必要性

近年来，文化教学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所接受。《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版）也明确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1】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许多教师积极向学习者灌输西方文化，讲授西方国家的风俗习惯、历史背景等，这对提高大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文化教学的过程中鲜有教师关注中国文化成分，换而言之，中国文化在大学英语课堂上被打入了“冷宫”，很少引起大家的重视。这种文化教学的不平衡和不平等必然导致跨文化交际的不平等和“中国文化失语症”的出现，【2】阻碍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总之，我国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的现状不容乐观，主要体现在：在教学过程中文化输入意识薄弱；重视英美等“精英文化”，摒弃多元文化；在英语教学中忽视母语文化；学生无法用英语这一国际语言表达母语文化等。【3】

众所周知，任何交际都不是单向进行的，而应该在交际双方循环往复。跨文化交际亦是如此。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不仅需要我们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同时也需要我们具备丰富的中国文化底蕴和将本土文化用英语恰当表述的能力。不难想象，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如果只有西方文化的大量输入，而缺乏适量的中国本土文化教学，长此以往，大学生势必会形成崇洋的思想，导致自我身份意识模糊，民族自豪感降低。因此，在大学英语文化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懂些西方文化，而且也要懂得本民族文化，二者并重”。【4】古今中外外语界泰斗无不是在外语和本国语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浸泡下成长起来的。我国的钱钟书、傅雷、许国璋、梁实秋等无一不是从小熟读诗歌散文，具有深厚的母语文化功底，然后习得外文，最后成就一番事业。他们的成功经历告诉我们，母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应该有机结合起来，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更是我们学习外语，顺利实现跨文化交际不可或缺的部分。【5】因此，在大学英语文化教学中，教师应该加强中国文化成分，培养学生有效地使用英语传播我国优秀文化的能力。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国际竞争与合作愈发频繁。在此过程中，各种文化间的碰撞、摩擦也是无法避免的。由于各民族历史、经济发展、社会意识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这种文化交流逐渐演变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全球化这种形态进行的新的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严重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6】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必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高校作为文化安全建设的重要场所，必须充分意识到自身的责任。就大学英语教学而言，文化安全建设要求广大英语教师在进行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的过程中，不能只是一味的强调西方文化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传播中国文化的必要性。总之，大学英语课堂应该加强中国文化教学。

二、大学英语课堂中国文化教学的原则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进行本土文化教学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文化平等原则、实用性原则和循序渐进的原则。

1、文化平等原则。大学英语文化教学包含两方面的内容：西方文化输入和中国本土文化教学。我们强调加强本土文化教学但不等于否认西方文化的重要性，也不是说母语文化优于目的语文化。我们应该明确，文化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它只是不同社会的产物，反映了不同民族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信仰、法律，及该民族人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教师应该激励学生以宽容、辩证的态度对待中西方文化差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既要避免崇洋思想的产生也不能“为中国文化独尊”。只有坚持文化平等的原则，才能消除教学中的文化歧视，促进文化间的相互了解，为顺利实现跨文化交际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2、实用性原则。大学英语中的文化教学与专门的文化教学不同。专门的文化教学其内容更为广泛，涉及面更广；而大学英语教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本土文化教学也应该始终围绕这一目标进行。此外，教学中导入的文化内容应该与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与日常交际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密切相关，同时也要考虑学生将来所从事的职业性质等因素。【7】只有让学生真切感受到所学内容实用、可用，才能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3、循序渐进的原则。文化的积累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因此，进行中国文化教学绝不能操之过急。过量的文化输入容易使学生产生疲倦感，难以吸收，从而影响学习兴趣。因此，文化教学应该与语言知识的学习相结合，相辅相成，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教师应该根据学习者的具体情况，适时、适宜的进行中国文化教学。

三、中国文化教学方法

1、对比法。在文化教学中应该提倡对比的学习方法。通过中西方文化的对比，让学生体会文化差异，形成文化意识，增强跨文化交际的的文化敏感性。对比的方法效果很明显，因为异同的反差能有效加深学生记忆并提高理解能力，教师应努力激活教材内容，进行对比分析，及时点拨学生领会文化异同现象。【8】通过文化对比，有利于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意识，促进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以《全新版大学英语》（第二版）第一册Unit One为例。该单元涉及到西方节日：万圣节（Halloween）。教师可以

采用对比的方法，将中国的“鬼节”与之联系，进行对比教学。在介绍完万圣节的相关习俗后，鼓励大家集思广益，回忆“鬼节”的传统习俗，鼓励学生尽量用英语进行表达，遇到困难时，教师给予一定的帮助。随后，教师将“鬼城”——丰都介绍给大家。通过这样的教学，极大的丰富了学生的母语文化知识：既了解了传统节日，又对旅游景点有了大致的了解。

2、教师引导与学生自学相结合。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仅靠课堂上的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教师应该积极鼓励学生开辟第二课堂，充分发挥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不断提高母语文化素养。信息时代的到来，给大学生提供了众多获取知识的渠道。教师可以以所学教材内容为基准，以专题的形式，鼓励学生课后搜集资料，以PPT的形式在课堂上呈现出来。通过这样的教学方法，既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又可以增强学生的多媒体操作技能；既增强了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创新能力，也可以促进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提高。

3、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中国本土文化教学应该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日常饮食、名胜古迹、风俗习惯、传统节日等都应该是教学的重点。假期结束后，教师可以组织学生把自己的旅游经历与大家分享；可以安排duty report，鼓励学生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与母语文化相关的知识及时介绍给大家。当然，教师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专题讲座等。

结束语

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中坚力量。大学生应该从思想深处认识到文化安全的重要性，积极提升文化素养；大学英语文化教学是实施文化安全建设的重要手段，因此，广大英语教师应该重视自身文化修养的提高，不断丰富中国文化底蕴，提升专业水平，更新教学理念，言传身教，为学生树立楷模。只有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促进高校文化安全建设的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2]从丛.“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N】.光明日报，2000-10-19：12

[3]郭姗姗，潘冬.全球化背景下的英语文化教学 【J】.教学与管理（理论版），2011，（9）：96-98

[4]刘润清.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发展趋势.【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1）：7-12

[5]苟丽梅，姜焕文.“母语文化”教学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阐释.【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04-107

[6]陈树文，郑士鹏 全球化语境下我国文化安全体系的构建 【J】中州学刊 2012（3）：100-104

中国安全论文例6

 

刘志军并非中国高铁的首倡者——早在他出任铁道部部长十年前，京沪高铁的讨论就提上议程，但直到2006年才正式经国家发改委审批通过。刘志军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中国的高铁建设，无论就其路网规模，还是投资规模、建设速度，都创造了纪录。

中国是否应该建高铁，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激进者，如北京交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赵坚，坚定地反对;也有很多人认为，高铁不是不可以建，适当地建一些对中国经济发展将起到促进作用，也存在一定的需求。

根据刘志军所做的最后一次报告——2011年1月4日召开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的专题报告，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新建高铁营业里程5149 公里，其中时速350公里的2154公里，时速250公里的2995公里。另有在建里程1.7万公里。换言之，中国在短短几年里新建的高铁里程超过世界所有国家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新建的高铁里程。

速度是有代价的。

成本代价

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中国以外地区每公里高铁建造成本在3500万美元至7000万美元之间，而中国因为劳动力和土地等因素，和其他发达国家比起来，成本要低得多。尽管如此，中国已建高铁的单位成本也达到了每公里1.3亿元人民币。根据赵坚的算法，建设1公里时速300公里高速客运专线的成本物理论文物理论文，是建设1公里普通铁路的3倍以上。

中国建设高铁的单位成本虽然比国外低，但由于中国建的里程数多，超过了世界总和，又多个项目集中上马，这使得中国高铁的投资总额也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在国外，特别是在民主国家，要让议会通过一个投资额巨大的高铁项目并非易事，政府需要证明其经济合理性，以及民众是否有能力和愿意承受。在欧洲，单纯的高铁客运专线只有寥寥数条，而且也是政府提供的铁路基础服务的一部分，是整个原有铁路网的有机组成部分，票价可以随行就市，上下浮动，非商务人士也能坐得起。而中国的高铁投资没有任何形式的外部监督，甚至不需要通过人大的审核，虽然一个京沪高铁项目就超过了三峡的投资总额。

铁道部为高铁背上高负债率之外，需要担心的还有客流量。京津城际快轨开通第一年实现客流量1800万人次，比预期的要少——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7月的一份关于高铁的报告，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着高估客流量的情况。

就算政企不分的铁道部现在不需要对投资回报率负责，重复建设也是个问题。京沪高铁建成后，在京沪铁路的京津段和沪宁段，将形成京沪高铁、城际快轨和既有线三条铁路复线同时运营的局面，有可能导致运输能力闲置，进而产生更为严重的经营亏损。

安全隐患

安全隐患比债务更烫手。

就在刘志军被免去铁道部党组书记职位、立案调查后的一个星期，2011年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在铁道部干部大会上明确表示，铁道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将是“全力确保铁路运输和建设安全。要突出抓好高速铁路安全工作，确保高速铁路安全持续稳定、万无一失”。

这对刘志军或许是个莫大的讽刺。从2008年的“4·28”胶济铁路特大交通事故事件中幸存下来保住了官位，刘志军当对安全问题有深刻的警觉。每次新线路开通试车，他都亲自站在驾驶室中国论文网。如遇国家领导人视察，刘志军更是亲自站在驾驶室。

业内人士向本刊记者分析，高铁的安全隐患不容小觑。

由于速度高，高铁对路基、路轨的要求都很高。中国有多条线路设计为时速350公里，为了保证最高时速的运行，路轨必须尽量笔直，因此遇山必须开挖隧道，遇河必须架桥，遇到居民区则必须拆除。

在欧洲这样讲究质量和按规则办事的地方，建一条高铁往往需要多年，甚至十年以上。这也是这些国家在上新项目时非常谨慎的一个原因，因为建设时间越长，意味着可开始运营产生收入的时间越后，投资回报的压力也就越大。

刘志军等不了这么久，因为赶上一个宽松的财政政策周期不易。中国高铁的建设工期比国外正常工期要短几年，即便如此，还经常需要提前完成。

工期压缩首先带来设备质量问题。由于多条线路、多个项目同时上马物理论文物理论文，要求物资的供应量很大。一家供货商向本刊记者透露，他们经常加班加点也不一定能满足供货数量的要求。而且由于工期很紧，几乎每条线路都会要求提前完成，更出现供货期大大压缩的情况。

路基沉降是另一个问题。任何路轨在建成后都会产生自然沉降。高速铁路沉降不能超过15毫米，否则列车就开不了。国外的解决方法是修完后，自然沉降四五年，然后再做后续的工程。

铁道部没有解释它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刘志军在1月4日的专题报告中只是笼统地提到：在高铁桥梁工程技术上，攻克了京津城际高铁松软土、郑西高铁湿陷性黄土、武广高铁岩溶地区、哈大高铁防冻胀、京沪高铁深厚软土等一系列世界性难题，实现了高铁路基沉降变形的安全可控。

中国高铁线路大多采用了高架桥梁的方法。铁道部的官方解释是为了节约耕地和减少拆迁。但有专家指出，其实这也是为了回避在路面上修铁路自然沉降的问题。

中国的建设速度不仅让世界瞠目，也因此气跑了一名外国专家。据称，铁道部为了监督质量曾聘请过一名德国专家来做监理工程师，在现场控制施工质量。这名德国专家一再要求现场的管理人员和工人慢下来，但没有人理他。他的意见在现场根本无法实施下去，最后愤然离去。

为了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新建线路，总承包商又非法层层分包，最后战线一拉开，沿线农民拉过来就干。而这些农民工往往缺乏必要的培训。

中国安全论文例7

[摘 要] 跨国公司作为国际投资的主要载体，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跨国公司凭借其优势占据了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已经对我国的产业布局、技术研发、市场控制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对我国的经济安全构成严峻挑战。我们必须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论文关键词】 跨国公司 经济安全 品牌保护 跨国公司作为国际投资的主要载体，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球500强已经有480强进驻中国，投资项目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跨国公司的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但跨国公司凭借其优势占据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跨国公司的大量进驻已经对中国的产业布局、技术研发、市场控制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对我国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对此，我们必须加以高度关注。 一、跨国公司对中国的产业控制 跨国公司对我国的经济安全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我国产业进行控制上。跨国公司对我国的产业控制主要采用并购的手段，突出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跨国公司并购重点转向我国重要行业的排头兵，抢占制高点。如西北轴承公司、无锡威孚有限公司、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常州变压器厂以及陕西鼓风机有限公司等在我国制造业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已经或正在被外国跨国公司并购或重组。第二，外资在我国的并购还表现出整体并购，呈现出全行业通吃的战略意图。如美国的卡特彼勒公司，从1995年开始与徐州机械工程集团建立第一个合资企业起，就着眼于对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整体并购，在并购山东工程机械厂后，又试图通过控股投资方式收购厦门工程机械公司、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工程机械集团、河北宣化工程机械集团等，试图造成完全控制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局面。第三，外资在我国的并购还出现了联合行动。如钢铁行业，产能规模全球排名前两位的米塔尔公司和阿塞洛公司，都把目光瞄准中国。2005年7月，米塔尔以26亿元收购华菱钢管37%以上的股份；2006年2月，阿塞洛以20.86亿元收购莱钢38.41%的股份等，在并购中国钢铁行业中相互配合，联合行动。据有关研究部门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许多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我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2005年我国信息产业的77%，增加值的79%为外方所主导。轿车90%的产品为外方主导，机械工业85%芯片和精密制造设备、70%的数控与机械制造设备、80%的石油化工生产制造设备为国外所占领。 由于跨国公司的控制，民营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挤压。一是跨国公司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垄断的市场等因素，在与国内的民营企业的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二是目前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主要还是以GDP数据为主要指标。跨国公司因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得到投资的地区经济指标迅速提升，所以各级政府都乐意通过招商引资来获得政绩。以江苏为例，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或推动本地经济增长，过度引进外资，将好的土地、税收、资金供应等生产要素优先供给外资企业，结果是加重了本土企业在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发展空间受到人为挤压，江苏本土企业难以与外资相抗衡，发展举步维艰，形成较为严重的“挤出效应”。 跨国公司对我国的产业控制，严重威胁我国民族经济的自主权，对国家的经济安全产生严重的影响。 二、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技术控制 跨国公司对我国的经济安全的影响还表现在技术控制上。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技术控制主要表现在：第一，向中国转移“夕阳技术”。跨国公司在来华投资时，往往将本国行将淘汰但在我国还相对先进的技术或设备转移过来，并利用我国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占有新市场，以延长旧技术的使用周期，获得效益，同时也为它们在国内研发新技术铺平了道路。如汽车工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汽车公司陆续来华投资，目前仍然生产化石燃料的汽车。而他们在本国内却大力研发满足未来需求新一代节能环保的新型汽车，如太阳能汽车、燃氢汽车和电动汽车。一旦他们技术成熟，我国目前的汽车制造技术立即面临淘汰，结果永远跟在人家后面，做技术的奴隶。第二，严控关键技术的流失。跨国公司在并购中国公司以后，在必须向中国转移技术的过程中，往往对其先进的技术进行严密的监控，设置苛刻的转移条件，以防止技术扩散。过去我们原想引进外资可以做到“以市场换技术”，实际上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虽然在引进外资的企业中，我方通过“技术溢出”（FDI）获得了一些浅层次的技术 和某些经营管理经验，但没有也不可能取得核心技术。例如浙江省的模具业曾经被日本企业纳入全球产业链，并在生产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的技术转移。但就在当地企业决定进军高端市场时，却遭到日本企业的集体封锁。 跨国公司占有世界R&D的75%～80%，控制着世界技术的发展方向，既是技术研发的主体，也是技术成果的拥有者。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技术控制，必将导致中国产生技术依赖，使中国丧失技术研发的主动权，对我国的经济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目前，我国对外技术的依存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我国大约9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专利。在我国的出口商品中，60%来自外国投资的企业。这种局面完全是跨国公司进行技术控制所造成的，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三、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市场控制 跨国公司凭借自身雄厚的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垄断优势，排挤国内企业，在关键产业中逐渐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如美国的微软公司，截止2003年底，在电脑操作系统领域中国市场占有率达到95%。在电信行业，思科公司在电信集线器、转换器、路由器市场已占有60%。摩托罗拉手机在中国市场占有率为26.8%，诺基亚手机占有率达16.7%，两者相加几乎占领中国手机市场的一半。在感光材料行业，柯达公司中国市场占有率超过50%，富士公司超过25%，两者合起来超过中国市场的三分之二。轮胎行业，跨国公司米其林与普利斯通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在70%以上。近年来，跨国公司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并购，其意图已不完全是商业性的，而具有明显的操控中国市场的战略指向。据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廷名介绍，目前我国80%的大豆压榨能力为跨国粮商控制，国内企业失去了话语权。在本轮粮食涨价大潮中，一方面获得了暴利，另一方面，也使国家的粮食调控难以实现，已经达到操控中国市场的目的。 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市场，跨国公司还使用品牌侵略手段。据统计，目前我国8大饮料公司已有7家被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吞并，4大年产超8万吨的洗衣粉厂已被外企吃掉3个。中国的合资合作企业，90%使用的是外国投资方的商标，国外品牌在碳酸饮料市场占有率超过90%，在化妆品市场占75%，在食品、医药行业占30%～40%。另外，年产超过500万吨的啤酒企业合资率已超过70%。这些数据，不得不让人为我们的民族品牌感到担忧。对于渴望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来说，既想快速获取本土品牌的市场渠道，又不愿看到本土品牌的过分强大。因此，很多外资并购案中，跨国企业在实现第一目的后即开始对本土品牌实施打压弱化甚至束之高阁。如宝洁公司，美方控股后，将中方原有的知名品牌“洁花”作废，取而代之以美方的“飘柔”、“潘婷”、“海飞丝”等品牌，结果中国市场上的洗涤用品的民族品牌几乎销声匿迹了。跨国公司就是这样通过控制品牌达到操控中国市场的目的。一旦中国市场被跨国公司所控制，国内的经济安全就很难保证。 四、应对策略 1.针对如上情况，我们提出以下策略 第一，在产业政策上，应大力发展民族经济。从长远来看，民族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就我国国情来看，民族经济主要包括“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当前要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强调保护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不能被跨国公司吞并。此外，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对我国民族经济来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的占比在不断下降，从1980年的80%下降到2000年的35%左右，而且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民营经济的占比则不断提高，成为民族经济的主体。因此，发展民族经济必须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经济学家调查发现，当前民营企业创造的效率，如对资源使用、生产等，差不多是国有经济效率的10倍，已经向国际先进的水平靠近了。但是我国的民营经济要具备与跨国公司抗衡的实力还需要多方努力。 2.在技术政策上，进一步加强R&D投资，增强国内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技术安全威胁是客观存在的，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居高不下，这种现状在短期内也无法改变。在现阶段我们不能因为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技术安全有威胁就关上吸引外资的大门，现实的做法就是我们必须加强在R&D上的投资。国际上的著名企业都把R＆D视为企业的生命，无不投之以巨资。有关资料显示，1996年，通用汽车的R＆D经费为64.13亿美元，占销售额的5.6%；朗讯的R＆D经费为41.19亿美元，占销售额的11.6%。我国的R＆D现状不容乐观，主 要问题是投入强度过低。1998年，我国R＆D经费支出总额为551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为0.69%；同期美国R＆D经费达2279.3亿美元，占GDP的2.79%；德国1997年R＆D经费达875.4亿德国马克，占GDP的比重为2.33%；日本的R＆D经费占GDP的2.92%。折合美元进行比较，我国的R＆D经费支出额不及美国的三十分之一、德国的七分之一、日本的十八分之一。近年来，我国R＆D经费虽有所增长，2000年，我国国内R＆D总支出为896亿元，占当年GDP的1.0%；企业R＆D的比重也由1998年的44.8%（1997年美国为74%，日本为72.7%），达到2000年的60.3%。但是差距仍然很大。因此，国家财政和企业都需要加大在R＆D的投入。 3.在市场政策上，国家应注意保护民族品牌。大宝并购案、徐工并购案、苏泊尔并购案和小护士并购案等都是民族品牌的丧失。前汉高(中国)日用品总裁韦德荣曾告诫过我们：“中国本土企业普遍存在对品牌核心价值的构建和管理方法的缺失。”因此，从现在起，一方面要着力培养中国企业家的把品牌做大做强的强烈愿望和信心，让企业家来发展壮大民族品牌，并利用现有民族品牌带动中国品牌的提升，实现中国品牌的国际化。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于民族品牌的保护。有关部门应立法明确对商标注册申请审查中对民族品牌的驰名商标进行保护。国家要成立专门的促进民族品牌国际化的机构，负责收集更新的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就国外的法律情况组织培训，交流先进的品牌国际化经验等，以便更好地为企业家保护好民族品牌服务。

中国安全论文例8

一、我国外汇储备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总量不断攀升，2006年2月，中国外汇储备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经济形势不景气，但我国外汇储备仍然保持高速增长，年增加量均超过4千亿美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21316亿美元。近来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与中国经济基本面转好有密切关系，说明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同时巨额的外汇储备也带了一系列的安全问题。

一是增大了外汇储备安全的风险，汇率风险、利率风险是外汇储备无法规避的两种风险。由于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冲击最为严重，美元资产最容易遭受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美国央行为克服金融危机的影响连续10次降低利率。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也一路走低，自2008年10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1年期国库券利率持续走低，截至2008年12月22日，收益率降到0.39%。截至2008年10月，美元对人民币已贬值高达9.5%，当时我国外汇储备额大约是1.9万亿美元，仅此汇率风险一项损失就已高达1300亿美元。我国的外汇储备高度集中于美元资产，不论是美国国债价值下跌抑或是美元汇率大幅贬值，都会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大幅缩水。

二是加大了外汇储备成本。超额外汇储备的存在增加了外汇储备管理的成本，有研究表明，向国外进行国债投资比向国内发放贷款所获得利息要少，向国外商业银行借款的利率又比一般的存款利率要高，要多支付利息。超额外汇的巨额存在所造成的少收的利息和多付的利息也不是一个小数字。

二、推行“一控二调三转变”以加强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管理

当前情况下，我国外汇储备要加强安全管理，必须要积极推行“一控二调三转变”的措施。具体说来一是要控制外汇储备规模，二是要调整外汇储备结构，三是要转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角色。

1.要控制外汇储备规模

哲学告诉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一切从实际出发”，那么关于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控制也不能有一个固定数量的额度，而要结合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外汇规模。一方面认清国际经济形势非常重要，从国际经济形势的走向来考虑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例如国际经济形式对做为世界工厂的我国没有太多影响，因此商品与服务项目仍将长久保持顺差，那么从总体上分析就不需要增加外汇储备。另一方面，也不能脱离我国国情。承前例从国际环境来看不需要增加外汇储备，但考虑到我国进出口规模巨大，季节性影响和大宗商品升值的趋势，需要一些流动性外汇储备来满足需求，那么就可以增加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的规模还要考虑外汇资产的成本与收益。开放经济条件下，储备作为一种干预资产可以平衡国际收支、稚定汇率，是一国实现外部均衡的重要手段，其收益主要体现在减轻解决内外经济失衡政策的成本。判断外汇储备规模是否适度，主要的是看本国经济是否在实现外部均衡的同时也实现了内部均衡，还要使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相对最小。

2.要调整外汇储备结构

调整外汇储备结构主要是指调整外汇货币储备结构，因为货币储备在我国外汇储备中份额较大，且流通性强，应该是调整的重点。从策略上讲可以逐渐减少美元在外汇资产中的比重，并逐渐提高增加欧元比重。根据推测，当前美元在我国外汇储备中的比重约为60%。近年来，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正逐步下降，而欧洲经济实力相对上升，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虽占主导地位，但己经不具有绝对优势。另外，美国的外债及国际收支赤字，越来越引起人们对未来美元价值及稳定性的怀疑。欧洲经济的发展速度在近年来石头迅猛，欧元的稳定性大大加强，中欧之间政治关系稳定，经济贸易合作更是日益密切，鉴于政治环境的稳定和经济交往的密切，可以预见中欧贸易合作在今后势必会加强。适时地对外汇储备中的增加欧元储备，既能达到分散外汇储备风险，均衡实现外汇储备的安全性的目标，又有利于今后中欧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所以从长期来看，以欧元作为首选货币将是一个必然趋势。

中国安全论文例9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7-0067-04

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文化安全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已成为广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同时又因为各国历史的不同而呈现出独特性。中国是世界闻名的文明发源地，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然而时至近代，在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小农经济、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文化系统，致使中国几乎隔绝于外部世界，一味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自我中心主义之中。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方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打碎了“天朝上国”的千年迷梦，中国屈辱地被拖入世界体系。正如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所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1]716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引发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也正是这场民族浩劫，使国人开始反思中国文化。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反思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和演变，可以为全球化进程中进一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一、文化认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前提条件

文化认知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内容有深入了解，对民族文化的精髓有所把握，以及当民族文化遇到外来文化时的自我定位、自我审视、自我反思。它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有机统一。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文化自觉能使我们对民族有正确的认识和自我定位，在了解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自觉地推动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和多元文化的良好互动。要言之，文化自觉既不是“全面复归”的盲目自信，也不是“全盘西化”的自我否定，而是在文化反思中做好自我定位，在文化批判中推进文化创新。所谓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的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只有对自己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3]简言之，就是对民族文化的历史和未来充满信心，是对文化历史的自我肯定，对文化理想的不懈追求。只有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才能使民族文化既保持自身特色，又能理智地接纳外来文明。

文化认知构成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心理前提。历史表明，导致近代中国衰落的不仅是器物和制度的落后，还有文化认知上的偏差。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这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战争以屈辱的形式将中国重新带回世界体系。从文化的角度看，鸦片战争也是一场文化战争，它凸显了东西文化的差异与隔膜，扩宽了囿于自我中心主义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鸿沟。《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中国近代史“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4]这种文化对抗是历史与文化心态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封闭、官僚制度下孕育出的文化产物。虽然古代中国曾有过辉煌的文化创造，但当现代工业借助资本主义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之时，中国却将自己包裹在旧有的农业文明模式之中，盲目自信。这就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冲突。错误的文化认知使得中国文化在近代错失发展机遇，面临严重危机和挑战，“保种保国”成为国家意识与民族生存的直接表达与诉求。

新文化运动开启了拯救中国文化的序幕，这场由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请来了“德先生”与“赛先生”，力图通过文化自新启国人之智，进而拯救国人的灵魂。将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它作为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救亡运动，唤起了国人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对于重构中国文化具有深远意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可以说，20世纪初的这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人进行文化反思，重新进行自我认知的文化自新运动，它立足于批判传统，却又未完全否定传统，而是致力于传统精髓与西方优秀文化的结合，在文化“自知之明”的基础上重塑文化自信。自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文化走上全面更新的征程。作为的历史性成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地进行文化反思，在客观地自我认知的基础上明确了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再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每一次理论和实践的进步都是文化认知深入的明证。实践表明，文化认知不仅是文化生存发展的观念前提，更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心理基础，因为只有充分、正确地认识自我，才能找到提升自我的途径，进而增强抵御风险的“免疫力”。

二、综合国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国力基础

综合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实力的综合性指标。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将国家综合国力划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其中硬实力是指由经济、科技、军事等因素构成的物质力量，软实力是指由文化、教育、意识形态等因素构成的精神力量。硬实力为软实力的发展提供物质支撑，其力量在于“强制”；软实力为硬实力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其力量在于“吸引”。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不仅要求文化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进而是向心力和吸引力，更需要综合国力的全面支撑。

综观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古代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特别是隋唐年间，中国的经济、技术、市场等各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依托于强大的综合国力的中华文化极具吸引力，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效仿和学习。然而时至近代，资本主义异军突起，欧洲国家的综合国力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中飞速发展，当工业文明席卷欧洲之时，中国却仍在闭关锁国的小农经济中缓慢发展。虽然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居世界前列，但是由于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封建制度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中国逐渐与世界先进国家拉开了距离。特别是近代以来几次战争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割地赔款，不仅使中国蒙受丧权辱国的民族屈辱，而且使国家综合国力遭遇重创，逐渐沦为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而此时的中华文化也面临着内部的文化认同危机和外部的文化冲突的双重挑战。国力的衰弱使中华文化失去了昔日的辉煌，甚至沦落为连国人都意图抛弃的负担，文化安全问题丛生。

可见，物质的繁荣发展不一定带来文化的繁荣，但是综合国力衰弱的国家，其文化注定是不安全的，注定是要被新文化所取代的。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她在带领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中，在致力于改造旧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同时，也十分关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就是因为综合国力是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物质保障，文化是综合国力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正如所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5]663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的引领下，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综合国力大幅提升。虽然我们依旧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与侵蚀，但文化安全状况相比过去已有巨大转变，中华文化正以独特的魅力重返国际文化舞台。从根本上说，这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得益于经济的发展，得益于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

三、文化创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在动力

文化创新是文化生命力的源泉，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在动力。文化创新是在社会实践和文化继承的基础上，依据时展的特征和要求，构建文化的新理论、新内容、新形式、新技术等，赋予文化时代性的变革。这种变革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对传统的超越，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对传统的重塑，融传统精华与时代特征于一体，进而形成新文化。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并不意味着严防死守的文化保守主义，而是要以兼容并蓄的胸怀、海纳百川的气度汲取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使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结合，不断创新文化发展模式。

回顾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化在闭关锁国政策和封建制度的束缚下已经奄奄一息，与世隔绝的文化生态环境将人们的思想桎梏于封建伦理纲常之中，致使文化发展缺乏创造活力，缺乏对整个世界的了解，缺乏对新事物的探求。陈独秀尖锐地指出：“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6]265因此，“由于几千年创造和积累起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没有与时俱进地实现主动的现代转型和更新，经济上的强势没能获得文化上的有力支撑和转化为文化上的优势，一个强大的帝国也就只剩下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7]当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迅速发展并蔓延至东方时，东西文化的冲突便成为历史必然，缺乏创造活力的中华文化在资本主义文明面前败下阵来。

新文化运动吹响了中国思想启蒙的号角，在这场运动中，先进的知识分子无情地批判了封建腐朽文化，他们倡导文化创新，创造中国的新文化。强调：“盖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以承后世崇敬者，不在其法制典章示人以守成之规，而在其卓越天才示人以创造之力也。吾人生千百年后，俯仰今昔，惟有秘契先民创造之灵，而以创造新国民之历史，庶以无愧于先民。若徒震于先民之功德，局于古人之成规，堕其自我之本能，蔽其秉彝之资性，是又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罪人也矣。”[8]156“吾人须知吾之国家若民族，所以扬其光华于二十祺世界者，不在陈腐中华之不死，而在新荣中华之再生；青年所以贡其精诚于吾之国家若民族者，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8]169可见，创新之于民族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文化创新更体现了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在动力。任何落后、僵化、封闭的文化都会被历史淘汰，只有不断为文化机体注入新鲜血液才能使之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所以，也只有不断创新的文化才是安全的文化。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建设中国的新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己任，不断探索文化发展的新路，正如所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5]534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集体更加重视文化创新对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9]“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10]显然，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文化创新都是国家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人对旧文化的批判，对新文化的思考，对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体现了对文化发展历史的反思，对文化这一民族血脉如何得以传承的热切关注。

四、国际视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必要条件

国际视野即世界眼光，它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不可或缺的条件。国际视野要求我们站在全球的广阔的角度上考察国家文化安全，观察文化发展。因为引发文化安全问题的因素不仅来自国家内部，也源于外来文化的冲击。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内部与外部、国内与国际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在分析文化安全内源性因素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差异和碰撞。只有了解他人，才能更好地反思自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从历史上看，让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中华文化为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一方面铸就了中国辉煌的文明发展史，一方面也造成国人的文化自大心态。中国人曾采取鄙视甚至是敌视的态度对待被视为非我族类的外来文化，自17世纪晚期开始便关起大门，隔绝于世，陶醉在自我制造的樊篱之中。即便已经被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也仍旧表现出不屑一顾的傲慢。缺乏国际视野是近代中国衰落的诱因之一，文化上的关门主义更是闭关锁国政策的直接体现。因此，当封闭的文化因战争的爆发而不得不面对世界之时，它的失败便成为必然，诚如马克思所言：“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692陈独秀也指出：“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6]133封闭的文化发展模式使中国文化失去了与外界交流的渠道，失去了了解他人文化的路径，失去了自我完善的空间。当西方文化伴随着商品和资本登陆中国时，已经明显落后于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中国文化无法为解决民族问题提供理论支撑，而且还不得不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文化安全问题伴随着民族危机凸显出来。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和殖民主义文化的侵略，中国文化面临着被消解的危险。为挽救民族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理性地思考中国文化的出路。他们既反对殖民主义文化，但也不主张文化上的关门主义，而是倡导中国应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对待外来文化，反对盲目排外。明确提出了中西文化应互相借鉴，互相融合。“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11]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实践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之路。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5]706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12]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国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相互借鉴中取得了创新发展，国家文化安全指数显著提升。虽然西方敌对势力依旧没有放松对中国的西化和分化，国家文化发展存在一定风险，但我们不应因为风险的存在而放弃发展的机遇，不应因为异质文化的存在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历史表明，文化发展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人为地破坏规律，就会阻碍文化进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必须拥有国际视野，必须将民族文化置于人类文化发展的脉络体系当中考察，才能使民族文化既具有文化的共性，又具有民族特色。国际视野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了一个视角，即文化安全不是文化发展上的严防死守，盲目排外，而是应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一切有益因素，并使之成为自身的一部分，不断推动文化的自我完善与壮大。

五、结语

中国近代史记录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历程，民族危亡不仅是对一个国家生存状态的描述，从文化的角度看，也是对国家文化安全状态的刻画。长期生存于农业文明模式中的中国文化在工业文明的挑战下变得岌岌可危，挽救民族文化亦是挽救民族危亡。为此，先进的中国人积极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既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路，也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之路。反思近代以来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形成与演变的过程，可以为新时期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离不开文化的自我认知，离不开综合国力的支撑，离不开文化创新的内在驱动，离不开广阔的国际视野，这是一个自我与他人、硬实力与软实力、国内与国际互动的过程。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交往的日益频繁，各国文化也在国际文化舞台上各展风采。但我们也应看到，当前的国际文化发展仍是以西方国家的强势文化为主导，并且这种优势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因此，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思考如何使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既保持自身特性，又能全面走向世界。中国近代史虽是一部民族屈辱史，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独特视角，值得深入挖掘与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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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安全论文例10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问题.

一、全球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根源在于金融经济的过度扩张。

金融经济的过度扩张是金融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自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20多年里，金融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真实经济的增长速度。目前，它的规模大约是真实经济的30-50倍。

金融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储备货币国家的货币制度和政策以及发达国家私营机构的金融创新决定的。

第一，1971年美国黄金窗口的关闭造成了储备货币与黄金的脱钩，这使得货币这一传统上真实而具体的财富变成了一种没有基本价值的抽象符号和新兴债务，从而使得金融经济与真实经济的分离成为可能。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元的价值与黄金脱钩，这不仅重新定义了货币，而且拆散了金融经济与真实经济的最后联系。

第二，货币这种没有基本价值的抽象符号或新兴债务脱离真实经济发展需要的过度创造，使金融经济与真实经济的分离与背道而驰成为现实。

中央银行创造货币非常容易。创造货币的方式有大杠杆和小杠杆之分。大杠杆指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小杠杆指中央银行改变银行存款的准备金比例和调节中央银行的贴现率或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来间接增加或者减少进入经济体系的货币。

商业银行也有创造货币的巨大能力。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传统方式是贷出存款。商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海还可以通过创造"近似货币"来增加经济体系中的货币。最典型的"近似货币"是信用卡。花旗银行发行的信用卡平均信用额度是2000美元，如果发行3000万张，花旗一家银行就可以创造600亿美元的近似货币。还有很多种近似货币，全部由私营金融机构创造出来，而且除了市场力量以外不受任何约束。

从国际方面来看，欧洲美元市场形成后的二十多年中，数以千亿计的欧洲美元在银行和银行间不断流转，反复贷出，随着欧洲美元贷款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不过欧洲美元终究不是具体的纸币或金属货币，而是一种电子货币。虽然这些货币的创造过程与国内银行的货币创造遵守同样的规则，但在1987年以前，这种无国界的美元代表一种自治的货币，完全由民间控制，因此与它们的美国表亲相比更少受到限制。例如，欧洲美元没有存款准备金的限制，经营欧洲美元的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就比国内银行要大的多。此外，在近20多年里，美国政府又通过巨大的贸易赤字把成堆的新美元送往国外。

第三，养老金、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崛起，金融期货与期权等衍生工具的开发和应用，以及布莱克－肖期权定价理论的完成使金融投机资本通过组织效率的提高、现论的指导以及金融衍生工具高杠杆率的运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

第四，电子网络和电子结算系统的引入极大地增加了货币或资本流动速度的增长潜力。科技的进步已使得每一笔交易的速度和准确性大大提高。作为购买力的货币或资金可以以光的速度在属于全球市场组成部分的各地市场间流动。在金融经济和真实经济的距离不断扩大之时，科技更造成两者间迅速的疏离。

世界经济财富价值体系示意图

金融经济过度发展的直接后果便是造成了世界经济财富价值体系的极度扭曲（如上图所示）。今天，世界经济巨大的财富价值，其形成如一座倒置的金字塔，在底层是实际的物质和知识产品，在其上是商品和真实的商业服务贸易，再往上有复杂的债务、股票和商品期货，最后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衍生期货和其它虚拟资本。金字塔的维持和扩张，有赖于各层的适当比例以及上一层结构有多大能力从下一层汲取收入。在整个财富体系难以维持所需的日益增长的收入时，整个金字塔就会轰然解体。由于连锁反应，庞大的金融体系可能就要顷刻垮掉。

世界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金融体系的可信度和稳定性归根结底还是要以货币资产转化为实物（含知识和信息）。但是，金融经济的过度扩张使得虚拟经济与实质经济严重脱节。目前，全球外汇交易额大于世界市场进出口总价值的60倍，并且还在不断繁衍。目前美国对金融和房地产投资的新信贷是制造业的3倍，美国实物贸易额不到期货贸易额的一半。跨国债券和股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分别高达151.51%、196.8%、690%和120%。其中衍生交易市场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1987年以来，每2年，这个市场的规模就要翻一番。根据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在11个国家67家银行的调查，这些机构手中持有的衍生交易合同总值在1995年以来已高达63.6万亿美元。这是全球GDP的总和的两倍多。1997年初，仅美国的商业银行就持有25.7万亿美元的衍生合同，这是美国GDP的三倍以上。与此同时，世界真实的实物生产，不论人均和地均计算，均比过去20年有实际的缩减，而实物生产中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服务于虚拟经济的运作。美国劳动生产率近20年来仅为1%左右，即使是在经济最为景气的20世纪90年代，整个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仅为1.1%，为战后甚至1870年（至1970年为2.3%）以来的最低水平。

我们可以看到，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金融经济过度扩张所带来的大量的纯粹的"虚拟"的金融资产近年来无节制地增长，结合整个世界真正物质生产的停滞和下降，已使金字塔严重变形、失真，为全球性的金融崩溃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美国经济学家乔纳森·特尼鲍姆指出：

"事实上，除了中国和其它少数国家以外，全球的实物经济都在持续的衰退。所有这些都表明，榨出更多的资本以支撑泡沫的可能性已经到了尽头。与此同时，泡沫自身已经攀升到几乎无限大的地步。"

金融经济过度发展的另一个必然后果便是投机活动的普遍化。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阿莱所指出的，世界经济已成为一个大，外汇市场每天20，000亿美元的交易中，真正与生产相关的不超过3%，其余97%与投机活动有关。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为了规避风险和逃避管制而发展起来的金融创新加剧了全球经济泡沫化的趋势。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转移风险和分散风险的作用，但从金融系统来看，它们只能起个别风险的转移和分散作用，而不能从整体上减少风险。首先，避险性创新只能降低个别风险，无法消除和减少系统风险。不仅如此，当代以衍生金融工具为特征的金融创新，在提高系统效率的同时，还增加了金融系统风险。金融创新加速了金融自由化、国际化和机构同质化，使金融业关系盘根错节、日益复杂，形成密不可分的联系，加深了金融业机构之间、机构与部门之间、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强化了系统效应。其次，金融创新的风险性还表现在衍生工具的杠杆效应。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保证金仅为4－10%，这种"以小搏大"的功能，同时蕴含着将风险放大的可能。特别是金融创新当立足点不对时容易产生泡沫经济，使创新严重脱离金融发展的现实基础，从而加大金融和经济风险。目前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衍生市场越来越为少数造市者（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经济公司等）所控制。这样，金融创新过程中所形成的风险过度集中和相互关联使风险的发生会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一旦其中的一个造市者违规，则主要市场参与者之间更大的风险暴露会加剧动荡的相互作用，直接威胁到整个金融衍生交易体系的稳定，增加了系统性风险。

二、恐慌自我正名机制的形成

浮动汇率体系下，金融经济和实质经济的严重脱节得国际金融市场变得更为神经质、更为情绪化、更为动荡不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的大幅度波动。货币的过度创造以及由此产生的全球性通货膨胀已使稳定的利率为大起大落的利率所取代。这种汇率、利率、商品和资产价格频率加快、振幅加大的急剧波动为跨时期、跨国界的金融投机创造了巨大的可能性，每一天有太多的金钱在全球投机市场上转手。另一方面，新科技的运用、新形式的货币以及新的交易工具以使得全球金融市场更容易为市场情绪的变动所左右。同时，金融经济或全球金融市场的变动不安和急剧波动已经通过利率、汇率和资产价格的变动传递到真实经济中去。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将近30年里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环境，但是自1974年开始的10年里，全球出现了两位数的持续通货膨胀，以拉美出口价格计算的实际利率则在－29%和＋27%巨大空间波动，主要储备货币间的汇率更是急剧而大幅度地震荡。在真实经济领域内，发达国家出现过多次经济衰退，高负债的发展中国家则出现了10多年的发展危机。不确定性也已成为真实经济的自身属性。真实经济与投机经济之间的拉锯战为投机经济储蓄利润并使真实经济增加成本，真实经济在金融风险上的成本正在持续不断地攀升。

然而问题还远不只如此。事实上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对于实质经济的巨大影响远非传统经济学理论所能解释。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是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世界银行和其后马里兰大学的经济学家古勒莫·卡尔沃（GuillermoCalvo）在很多会议上的提问："如此小的过失，怎么会导致如此大的惩罚？"墨西哥和阿根廷根本没有出现严重的政策失误。如果有失误的话，也是墨西哥政府在紧张地处理问题时暂时走到了市场情绪的对立面，然后引发了一场可以自我衍生的恐惧过程。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来：为什么一个小国的货币贬值在如此广阔的地区造成投资和产出的崩溃？显然如果忽略了恐慌机制和传染机制的形成就很难理解90年代历次金融危机对各个经济体实质经济的打击。

恐慌指的是在部分投资者中出现的，无法由现实来调节的非理性的反应。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学中，不管恐慌是如何发生的，它一旦发生，马上就有一种自我正名的机制，因为恐慌本身就可以为恐慌证明其合理性。最典型的例子是银行倒闭：当所有存款人同时提款时，银行被迫以低价出售自己的资产，于是经营状况良好的银行也会倒闭，因此，那些不恐慌的存款者比早恐慌者要蒙受更大的损失。

不过，只从银行倒闭来理解恐慌未免小题大做了，但是从发展中国家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实际情况来看，恐慌自我正名的机制是一个金融混乱和信心下跌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的过程，传统的银行倒闭只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金融危机恶性循环的过程

上图描述了这个循环，这一情形在遭受危机的有关国家都出现过。以泰国为例，当市场对泰国货币和经济的信心下跌时，国内外的投资者都会将他们的资金从泰国转移出来，泰铢出现贬值的压力，由于泰国中央银行无法从外汇市场上购买泰铢以维护其汇率（因为它没有更多的美元和日元的外汇储备了），唯一的办法是提高利率和减少流通中的泰铢数量，以缓解泰铢汇率下降的速度。不幸的是，货币贬值和汇率提高都会给企业造成财务问题，不管是金融机构还是其它公司都是如此。一方面，那些有美元债务的公司发现自己的财务负担加重了，因为每个美元所对应的泰铢数量增加了；另一方面，那些有泰铢债务的公司也发现自己的财务负担加重了，因为利率大幅度上升。由于高利率和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银行体系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安全地贷出资金，这意味着商业银行不得不削减支出，从而引起衰退。当经济中出现这些坏消息时，一定会让信心进一步下跌，经济终于崩溃了。

克鲁格曼在他最新的著作中将这一过程作了一个形象的模拟。会议室中的麦克风总有回音，麦克风发出的声音会被扬声器扩大，这个声音又会进入麦克风，如此循环往复。如果会议室的回音不大，扬声器放大出来的声音也不大，这个反馈就会逐渐"缩小"，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如果麦克风的音量放到最大，这个过程就会"爆炸"：麦克风会将任何细微的声音放大，这个声音又会再次进入麦克风，再次被放大，于是会变成令耳朵难以忍受的吱吱声。这里的关键在于，不是反馈的质量变了，而是它的数量增加了，让人们耳朵难受的原因是麦克风的音量被调得太高了。同样，一旦国际金融市场市场对某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失去了信心（即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良好），强大的市场情绪能够引起自我正名的恐慌，从而引发一连串反应，直至对实质经济产生爆炸性的打击。的确，从20世纪90年代的历次金融危机都表明，国际金融体系的恐慌机制能够将一国政府政策的微小失误无限放大，给该国经济造成灾难性的打击。

三、市场的双重标准

恐慌意味着市场情绪的失控，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讲，没有一个国家对恐慌具有完全的免疫力。但是，由于市场的双重标准的存在，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对于恐慌自我正名机制的抵抗能力非常脆弱。

我们可以用同样存在着货币贬值的压力时，澳大利亚和巴西所面临的不同处境来说明这一点。1996年，1澳元差不多相当于0.8美元，到了1998年夏末跌至0.6美元多一点的水平。这毫不奇怪，澳大利亚的出口大多数流向了日本和出了问题的东亚国家。但除了1998年夏末短暂的一段时间外，澳大利亚没有想办法去维持其汇率水平，它既没有在外汇市场上买入澳元，也没有提高利率；相反，汇率水平下降居然自动停止了。当澳元下降时，投资者认为这是买便宜货的好机会，因为他们觉得澳大利亚的经济相当稳定，因此这种信心成就了"澳大利亚奇迹"--尽管澳大利亚严重依赖出了问题的亚洲经济，但1998年它实现了经济繁荣。

然而，当1998年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崩溃，触发了对巴西货币雷亚尔的攻击时，澳大利亚让汇率贬值的方式被排除在外了。雷亚尔和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是巴西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它使巴西历经数代人的恶性通货膨胀转化为价格的稳定。巴西和华盛顿都害怕取消固定汇率会打击投资者的信心。确实，人们可以想象雷亚尔的比值被高估了20%，如果汇率调低20%，对经济的好处会大于坏处，但无人相信20%的贬值是一个可行的策略。因为每个人都害怕贬值引起的恐慌会对经济产生灾难性的打击。

通过让货币的汇率实现浮动，发达国家可以实现经济调整，因为市场完全相信这些国家，当然会令它们从贬值中获益。但1994年后，一个接一个的发展中国家：墨西哥、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到最近的巴西，发现自己无法享受到这种待遇。一而再，再而三地，这些国家令汇率适度贬值的努力演变为信心崩溃。因此，市场相信在这些国家实行贬值是常灾难，也正因为市场相信这一点，结果就如此。正如有的经济学家指出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小幅度的贬值。"

金融全球化的一个基本的逻辑便是，市场从来就不是一个中性的机制，市场只青睐强者。而且我们将会看到，在预期的范围内，心理因素可以重要到哪怕投资者的偏见就可以左右实质经济，也就是所谓的"信则灵"。

四传染机制与发展中国家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受到恐慌自我正名机制的攻击而爆发金融危机时，危机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不会局限于该国，而会通过一定的途径扩散到其它的一些国家，这就是金融危机的扩散效应。

传染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某国在危机期间及其前后，邻国的贸易能力将受到危机国贬值的打击，从而使邻国的货币、进而整个经济体受到冲击。这种危机传染机制实质上是由于国家间实质经济联系所引起的传动机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出口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且都向第三地出口类似的产品，当泰铢贬值时会间接造成印度尼西亚出口收入的下降。

所有的估算表明，遭受危机打击的经济体之间的市场溢出效应并不是危机扩散的主要原因。最明显的例子是泰国和韩国的关系，泰国并不是韩国的市场，也不是韩国的竞争对手。它与庞大的多的韩国经济基本上毫无关系。

第二种传染机制是指恐慌情绪的迅速蔓延。此时市场力量有意识地寻求对付其它国家。这些国家与危机国可能处于同一区域，也可能在区域以外，但都有一共性，即经济可能有系统性的弱点，比如：薄弱的银行系统、金融和地产部门容易受到高利率的打击以及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水平低等。在危机之间，这些国家通过高回报率吸引间接投资进行融资，这些系统性弱点尚不碍事。这种系统性弱点可能是确实存在的，也可能只是投资者头脑中虚幻的假象。但这无关紧要，只要投资者对这一经济体失去信心，它便无法抵御传染的侵袭。

所以，在东亚金融危机中，造成东亚经济体在短时间内相继倒下的原因主要不是实质经济间的相互影响，更重要的是投资者头脑中对亚洲经济的印象。投资者的胃口是被这些经济体共有的"亚洲奇迹"刺激起来的。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再具有传奇色彩时，他们会立刻怀疑其它的经济体，而不会考虑到该经济体的实际状况如何。很明显，不管这些经济体有何区别，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容易受到自我正名的恐慌机制的青睐。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市场信心的丧失，开始造成金融和经济崩溃的循环。这些国家实物经济联系有限，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投资者的心目中，一个国家的坏消息就是所有人的坏消息，当一个经济体对自我正名的恐慌缺乏抵制的时候，恐慌就降临了。同样，我们可以理解1998年当俄罗斯的经济遭到金融危机的打击时，何以与其实质经济并无多大联系的巴西经济会受到危机的感染。传染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者突然发现两个国家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巴西同样有难以应付的钜额财政赤字--尽管在危机前夕，麦肯锡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生产力急升的阶段，下一个10年它的收入肯定会大大增加，财政赤字还是相当合理的，因而与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有着本质的不同。

因此，20世纪90年代的历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即使对一个成功的经济体来说，市场和媒体对于其管理者的推崇，并不能保证该经济体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有足够的免疫力。对于缺乏国际金融市场信任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况尤其糟糕。

当经济对自我强化的危机缺乏抵抗力的时候，危机会在没有实质联系的经济体间扩散，但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类似齿轮的传动机制，让金融恐慌机械地传遍世界。

五、发展中国家政策选择的困境

恐慌自我正名的机制和危机传染机制的形成，致使各国经济显得非常脆弱，任何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失误，甚至是非常微小的失误，都可能造成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10多年前，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深分析员威廉姆·克来因（WilliamCline）指出，当今的国际经济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致于各国政府留给自己的政策空间已十分狭窄。这道出了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境。

正因如此，我们应当从国际金融体系的角度来思考发展中国家的困境，而不是赞同所谓的"后遗症理论"（hangovertheory）。这一理论认为金融危机是发展中国家为所犯的错误付出的代价。然而，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并不要求它的政府总是执行完满的政策。令人震惊的是，从日本到韩国这样最近遭灾的国家中，大部分不久以前还被当作榜样。显然，在此之前的推崇者是过度的盲目崇拜。但是它们的经济状况真的是像人们现在认为的那样糟吗？抑或是这种分析只不过是马后炮？我们可以作一个比喻：如果说在亚洲和拉美的经济衰退中高处不胜寒的美国经济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权威们可以深刻地解释美国经济何以遭此大难。显然，那些不受管制的对冲基金；那些得到错误信息进入高度流动的股票市场的小投资者；过度宽松的信贷消费以及由此带来的零储蓄率等等，都预示着大难临头。事实上，所有国家都有结构性问题。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结构性问题那么它也不再是发展中国家。

一旦发展中国家受到了金融危机的打击，就不得不在两难选择的抉择：要么冒着国家破产的危险坚持自己的政策的独立性（像马来西亚），要么听从IMF和美国财政部，采用严厉的紧缩政策。即使实施紧缩的经济政策同样会感到左右为难：如果达到了紧缩的目的，会减少需求，加重衰退；如果没有达到紧缩的目的，意味着情况已经失控，又会加深市场的恐慌情绪。

本来，在遭遇危机时，政府政策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平抑市场情绪。但是由于危机是自我强化的，那些理性的对实质经济起作用的政策不足以挽回市场信心，人们要令政策迎合市场情绪，即使是市场的偏见，市场的奇谈怪论。或者说，政府必须要令政策迎合市场的期望。这正是传统凯恩斯经济学破产的原因，国际经济政策居然与经济学毫无关系，它竟然成为纯心理学的试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不得不推行那些它们觉得市场认可的政策，无怪危机到来时，传统经济学的教科书被扔到了窗外。

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没有经过专业化论证的情况下，IMF已经决定在经受着市场恐慌的国家施行宏观经济紧缩政策。以韩国为例，1997－1998年里，韩元贬值了80%，亦即从840韩元兑1美元跌落到1565韩元兑1美元。无疑，货币贬值会使贸易物资的价格越升。然而，尽管如此，IMF仍然要求韩国以保持基本不变的通涨率为首要目标（与1997年的4.2%相比，1998年应为5.2%）。这样，为了在剧烈的货币贬值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稳定的低通涨率，韩国需要一次猛烈的通货紧缩。事实上，这正是IMF所期待的，而且，它也是这样命令的。在这项援助项目签署以后，短期利率从12.5%上升到21%。

对此，IMF辩解说，这些严厉的货币政策及举措的目的在于"恢复并保持市场的平静"。很难想象这样的政策会"恢复并保持市场的平静"。事实上，自从项目协议签署以后，市场上的恐慌气氛愈发加剧，以至韩国银行濒临破产危局。在协议出台后的第一天，韩国银行突然拒绝发放短期贷款，随后，11家大企业集团宣布破产。而近来则有更多的知名公司接连落马。

除了利率的提升，IMF亦坚持1%-1.5%的GDP增长率，以此加强财政政策。在此基础上，IMF要求30家商业银行中的9家停止运转。由此看出，IMF正致力于将韩国1997年6%的增长率在1998年降至2%。这项"减速"计划在1998年将被证明是多于的，因为韩国自身的宏观经济政策将无声无息地将其经济的紧缩一步到位。过度的杀伤对于几个月前还在追求稳固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国家经济而言是毫无意义的。

于是，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国家不得不接受危机是自身过错带来的惩罚的观点，因为除了以此等待投资者的信心恢复以外，它们根本没有其它任何选择。即使是全力避免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对象的马哈蒂尔，在一定程度上也采取了正统的紧缩措施，接受了由此带来的经济衰退。可以肯定的是，对避免危机处理方案的底线是：没有好方法。新世界秩序的规则似乎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

90年代一连串的金融危机警示人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确有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对自我正名的恐慌和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脆弱性。对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的认识，必须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成为各个民族国家的共识，这是维护金融安全的社会基础和根本保证。

注释：

1.金融经济作为国际金融领域的新名词尚无明确的定义。根据乔尔·库尔兹曼（JoelKurtzman）的说法，金融经济是一种与权益相关的金融资产及债务的交易相联系的一种投机经济。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和其它债务是金融经济中最基本的金融工具，货币是金融经济中最重要的一种新兴债务。有关问题可参见潘英丽："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与变革"，载于朱钟棣主编《21世纪世界经济走势预测》，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

2.刘劲松："从东亚金融危机看世界经济的体制性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5期。

3.（美）乔纳森·特尼鲍姆："世界金融体系崩溃的历史进程"，《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