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历史论文例1

论文摘要：我国目前大力发展的加工贸易能耗高、污染严重、效率低下，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最底端。要想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必须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从贴牌生产到创立世界品牌，使我国改变给发达国家打工，外贸以数量取胜的面貌，取得自主定价，商品以质量取胜的真正贸易大国地位。3、进一步开放市场，积极扩大进口。坚持走开放型经济发展道路，适应国内外形势需要扩大国内市场开放，减少国内市场壁垒。一方面，通过引入竞争促进国内经济效率和增长方式转变，另一方面扩大进口、避免授人以柄。扩大进口的重点是，积极扩大先进的生产性服务的准入和进口，适时适度增加先进技术设备和资源进口，适当增加消费品进口。因此，顺差问题不在于出口过多，而在于进口增长相对较慢。我们的政策选择应该是，适应国内外形势进一步开放市场，积极扩大进口；坚持互利共 论文关键词：外贸 核心技术 贸易壁垒 Abstract:In the period ofWarring Stateswhen all schools of thoughts contended for attention， the philosophersmade greatacademicachievements， whichwere not limited only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but extended to historical studies. Their achievements have beeninfluential for thousands ofyears in China. So later scholars believed that their thoughts， based on the historiographer culture， took animportant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ofChinese ancienthistory. and should be discussed in a separate chapter in thebook on history. Key words;historiographer culture; philosophers in the period ofWarring States; thoughts of the philosophers; historical studies ofthe philosophers7 基本政策。1、进一步扩大内需，稳定国内经济增长。从长期看，为了利用好对外贸易依存度这把双刃剑，减缓国际经济波动可能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应稳定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积极扩大内需，将我国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建立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基础之上。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前提下形成我国工业制成品的比较优势，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自己掌控企业的生存状况。我国的国内市场容量潜力巨大，这正是很多外商看好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与繁荣的基础应是国内消费和投资。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是今后的重心，对外贸易活动应服从于我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在目前我国与其他国家贸易摩擦逐渐增多的情况之下，扩大内需不失为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对外贸易依存度的良方。2、加强技术创新，创立国际品牌，提升产品竞争力。我国目前大力发展的加工贸易能耗高、污染严重、效率低下，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最底端。要想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必须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从贴牌生产到创立世界品牌，使我国改变给发达国家打工，外贸以数量取胜的面貌，取得自主定价，商品以质量取胜的真正贸易大国地位。3、进一步开放市场，积极扩大进口。坚持走开放型经济发展道路，适应国内外形势需要扩大国内市场开放，减少国内市场壁垒。一方面，通过引入竞争促进国内经济效率和增长方式转变，另一方面扩大进口、避免授人以柄。扩大进口的重点是，积极扩大先进的生产性服务的准入和进口，适时适度增加先进技术设备和资源进口，适当增加消费品进口。因此，顺差问题不在于出口过多，而在于进口增长相对较慢。我们的政策选择应该是，适应国内外 形势进一步开放市场，积极扩大进口；坚持互利共赢的方针，促进进出口平衡协调发展。近期，重点应放在改变一边倒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控制热钱流入，其途径主要是放松外汇管制、释放外汇需求，实行意愿结汇和藏汇于民等节流措施，在促进外汇市场供求平衡基础上形成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机制，改善经济内外部均均衡。一、外贸由逆差转为顺差扭转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外汇缺口”问题从国际上看，不少发展中国家饱受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外汇储备不足之苦，都希望本国贸易基本平衡或略有顺差，并为扩大外汇储备规模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奋斗。如果发展中国家连续逆差，外汇储备下降，就可能出现本币急剧贬值、引发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后的巴西与阿根廷金融危机，都与这些国家的较大贸易逆差、外汇储备不足有关。我国外贸由逆差转为顺差是我国经济实力和产业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的结果和重要标志。正因为出现顺差和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使我国摆脱了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外汇缺口”，消除了长达几十年的“出口创汇”压力，使我国抵御外部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对比长期受“外汇缺口”困扰的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出现顺差，也只是“前进中的问题”。二、外贸顺差是引发摩擦的一个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在国际对比中我国的贸易不平衡情况并不突出，但却引起美欧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激烈反映，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以美国为例，其贸易不平衡是全球性的，它不着力解决全球逆差，却在明知对华逆差是从东亚转移来的情况下，对中国的逆差反映强烈，其政治因素大于经济考虑。各国对贸易不平衡都是从“适用主义”角度考虑的，顺差本身不一定是摩擦的原因，多数时候只是成为制造摩擦的一种借口。由于我国外贸在世界的地位迅速提升，中国与外界的矛盾和摩擦上升是正常的，不完全与顺差增大有关。三、加工贸易顺差大，总体上讲是利大于弊多年来加工贸易顺差一直远远高于总顺差，于是出现了对外贸过于依赖加工贸易的各种指责。在国内加工和配套增值后出口，必然形成顺差。事实上，加工贸易增值率越多、加工链条越长、我国获益越多，则顺差越多。我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必然承担转移带来的顺差。加工贸易顺差量大，一方面说明这是顺差的国际转移，证明我国的贸易利益是与世界分享的，从互利共赢和对外增信释疑的角度来讲，是对我国有利的；另一方面，如果把加工贸易看成摩擦之源、似乎加工贸易顺差越少越好，则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要求不一致，又是与事实情况相违背的。四、高顺差增大对宏观经济形势有积极意义辩证地看待顺差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一方面要看到顺差增长过快带来了外部失衡，增大了宏观调控难度，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顺差缓解了宏观经济其他方面的压力。一是顺差增加事实上支持了很多出口导向行业的发展，提高了职工收入，从短期看也有利于国内消费的扩大；二是有利于缓解国内产能过剩，避免影响相关企业的正常运转，减少破产倒闭，有利于增加就业和社会稳定，还有利于控制金融风险。顺差增加虽然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但这种问题在国际国内都是常常碰到的。如果把宏观失衡仅仅归咎于外贸顺差，将宏观政策寄希望于汇率政策调整，是不切实际的，也难以达到预期调控目的。作为一个崛起的贸易大国，必须清醒的看到与世界贸易强国的差距。只有抓住机遇，发挥优势，平衡外贸收支，加快发展，才能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为此我国应该在对外经贸中强调和坚持以下的如何认识我国外贸高顺差的影响及政策选择陈楠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辽宁沈阳，因为《春秋》所载诸多亡国弑君之例，可成为他研究权谋之术，尤其是君主防止臣下奸劫弑夺之祸的首选借鉴根据。这是韩非留意《春秋》的重要思想原因。《汉书·艺文志》谓汉初为《诗》作传者，“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史记·平津侯主父传》谓公孙弘“学《春秋》杂说”;《韩长孺传》谓其“尝受韩子杂家说”，此“韩子杂家说”应即《韩非子》中《内储说》、《外储说》、《说林》中杂说史事的“《春秋》杂说”。 此类“《春秋》杂说”在汉初的影响，应是战国诸子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习惯的余响。战国诸子中的历史意识使其学说体系别具一种引人注目的特征而受到关注，乃至当近世学者在评说诸子的学术渊源时，出现诸子之学源出史学说。如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谓诸子乃周史之支孽小宗，张尔田本之作《史微》，说不仅六经皆史，诸子亦史之支流余裔，刘师培倡“古学出于史官论”，谓九流之学俱源于史，江瑔本之作《百家之学俱源于史》。从大的方面看，诸子是传自古代的文献记载，当然属于史学的大范畴。此外，如上文所言，诸子虽以论辩说理为主，但其中 包含诸多史学知识的内容，使之显示出浓厚的史学色彩。《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孔子作《春秋》以来四百余岁，“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其中周室崩解与史官制度衰微，导致大量官书史册向外流散，从而为学术思想脱离官府控制而走向解放和新的繁荣，提供大量可供取资的思想文化资料，这即是战国诸子发达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战国时诸子学的发达，不妨可视为史学在特殊学术文化条件下的变相发达状态。因为诸子大量汲取历史知识与历史资料于其著作中，不仅使其内容丰富深邃起来，而且亦使史学借诸子的形式得到曲畅旁通的发展，或者说，是乃《春秋》之义转移到诸子中的保存发扬。后来司马迁继承孔子《春秋》著史而始名其书曰“太史公书”，就是战国诸子与《春秋》之义相通在汉初史学上的反映。对此，梁启超曾谓:司马迁作《史记》“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所以，对战国史学发展状况的探讨，不仅必须借助对诸子著作的分析考察，尤须注意发掘诸子著作中所蕴含的丰富史学思想观念。以下尝试考察战国诸子中表现出的丰富史学思想。一、诸子学说取证于历史如前所言，诸子之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往往要取证于历史。他们们怀抱各自的政治理想，寻求自己的历史榜样，以张大突显其思想学说。如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墨家取法夏禹，道家推崇神农、黄帝。由于诸子多出于论证自家学说的需要，因而往往强使历史就范于自己的理论，这使他们举证的历史材料之可信度，受到影响。有学者对此指出说:战国诸子“是专以理论阐述为中心的作品了。虽然它也征引了一些史事，但其目的只是为了阐明其思想理论。以致常常出现用自己的思想、观点来把历史加以改造而使它背离了历史的真实。这些作品所记的史事，其史料价值也就大大降低了。”这可举儒墨学说对尧舜的宣传造饰说明之，《韩非子·显学》:“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即韩非指出，孔、墨俱以尧舜作为学术偶像在宣传，却各按自己的学说需要造饰尧舜的形象，结果使尧舜被分别儒家化和墨家化，历史上的尧舜真相反倒因此被遮蔽隐没而难明。虽然诸子在历史编纂上的成绩因此受到局限，但诸子涉及的相关历史思想却十分值得关注。因为诸子学说多涉及社会文化及政治伦理等问题，诸如社会与国家的起源、政治制度的发展、道德伦理的变化和学术思想的演进等，多有论列，其中往往还涉及一些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所以，诸子学说中反映出的历史思想很丰富，几乎关涉到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大部分基本范畴。其中以儒、墨、道、法、阴阳各家最为值得关注。如《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像这样由天地起源，进而社会家庭，进而政治秩序，进而礼义制度的论述，无论就历史发展层次，还是历史发展内容方面，都表现出相当的历史思维水平高度，也反映出诸子对历史发展法则的思考深度。无怪乎金景芳先生称之为“简直可抵一部社会发展史”。所以，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对先秦诸子学说中的历史观念，当予留心。二、对社会历史的合理解释商周天命论，实际是在宗教观念指导下的神权政治学说，人类几乎成为天神意志操纵下的玩偶。春秋战国时代经历了一场人事政治的大竞赛，是即各国的富国强兵运动、变法运动，这样，人事活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开始受到重视，人们开始用人类自身的因素去解释和说明社会历史的《墨子·鲁问》。 五、诸子史学思想成就的历史地位诸子著述本属哲学义理的层面，故其在历史编纂上几无足称述，但在他们的哲学思考中透露出的丰富史学思想，却令人注意。首先，他们多努力寻求历史的逻辑联系，现实也启发他们深化对历史的认识。诸子著述的现实目的十分明确，但为寻求答案，往往主动求助于历史知识。这样，在诸子著述中表现出一些同历史有关的思想理论，推动了历史观念的发展。所以，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尤其是在历史观方面，先秦诸子的著作必须参考。后代的一些历史观，多可从先秦诸子追溯其来源。其次，由于诸子在面对现实进行思考时，往往都需借助于对往昔历史的探讨来寻求答案，因此就加强了历史传统的培育成长。战国诸子的社会历史观，既是对其前始于周公的注重历史借鉴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孔子重视历史思想的发扬，更是对秦汉以下注重历史借鉴思想的启发。这样，中国古代的史学文化传统，中经春秋战国诸子思想的浸润，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因之得到继承发扬和加强。这说明，史学在中 国文化传统中的主导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有学者提出一种观点，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史官文化压倒并覆盖巫官文化的过程中，导致神话传说向古史系统的演变，先秦诸子对此发挥出巨大作用。先秦诸子是在史官文化滋哺下成长起来的，尽管其思想学术归趣各异，但却形成一种援引历史先例，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现实的学术风格。孔子抬出周公，孟子言必称尧舜，道家搬出上古的“清静”与“无为”，墨家引证往昔的“兼爱”与“非攻”，法家也搬出众多历史材料作为论证说理的依据，结果使“信古”、“尊古”及“托古”之风一时大盛。在先秦诸子这场以“先王注我”运动中，由巫官文化所积累起来的上古神话传说，受到全面改造。创世神话中的人物，如黄帝、神农等，被改造成具有大善大德的圣人;感生神话中的人物，如契、弃等，被改造成商周王室的始祖。此外，如英雄传说中的大禹，也被塗抹得类似于“王者”的形象。至此，上古神话传说被肢解得面目全非，神和英雄都变成了后世的圣贤和帝王，神话中的人物全被编排到帝王的世系、谱系之中，从而形成三皇五帝的授受承传统系。史官文化如此促使了神话传说向古史的演变[11]。无论其说究竟是否合理，但它注意到先秦诸子在先秦史学发展中起到的巨大作用，这点还是值得肯定的。对于战国诸子而言，尤其要关注他们在史学思想理论上所作出的可供借鉴的卓越建树。鉴于战国诸子在政治哲理层面的辨析中表现出丰富的史学思想智慧，故而应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为之特书一笔。 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673. 姚曼波.春秋考论[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52.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72[M] //饮冰室合集: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 1996: 18. 蒙文通.蒙文通文集:第1卷《古学甄微》[M].成都:巴蜀书社，1987: 15. 金景芳.金景芳古史论集[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1: 224. 刘起釪.古史续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51. 黄彰健.中国远古史研究[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96: 1. 葛志毅.谶纬思潮与三皇五帝史统的构拟[ J].管子学刊， 2007(4): 55-62.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中册)[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 1004-1005. 陈奇猷.吕氏春秋集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4: 685. [11]王东.史官文化的演进[J].历史研究， 1993(3).

贸易历史论文例2

对于经济论文" target="_blank">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师生们来说，面对《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国际贸易理论部分的教学，都颇有畏惧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贸易理论较之国际金融理论和其他经济学科，具有更多的几何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理论发展又具有较强的逻辑连贯性，要求学生既具备扎实的微观宏观经济学基础和基本的高等数学知识，又要有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甚至还需要一点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热情和兴趣［1］。在教学中，教师往往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说教中去； 在学习中，学生往往忽视逻辑思维整体把握，割裂各个数学模型间的联系，陷入死记硬背的痛苦境地———从而，在教与学方面，都达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忽视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 缺乏哲学和历史的视野，必然将国际贸易理论说教成干巴巴的数学模型和几何线条，使得课程的教学缺乏生气和现实感。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综观几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我们发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把握好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与历史线索，才能使我们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理解和学习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上。以下，笔者结合自己本科教学的心得体验，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提炼和总结，希望对同行的教学有所帮助，并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存在的潜在规律。

一、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

国际贸易纯理论在长久的历史演化中潜藏着一条哲学线索，我们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首句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这句话是老子从哲学的层面上来探索宇宙万物演化的规律，也可以从系统的层面上来揭示国际贸易理论整体逻辑演绎的哲学规律。

（ 一） 道生一。

所谓的“道生一”，即，经济学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逐渐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为了说明理性人进行资源配置之道，数百年来，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们进行着一场构建一般均衡理论大厦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纪末，马歇尔将古典的劳动和成本价值理论和新兴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构建一个以供求分析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3］，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后经阿罗、德布鲁等现代经济学家的严格证明，使一般均衡理论实现了完全公理化。当我们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后，掌握了这个资源配置之道，接下来的《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学习中，我们就要将这个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经济格局下进行应用，来讨论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国际贸易问题。

（ 二） 一生二。

所谓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和现代自由贸易理论。

在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几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产可能性界曲线，二是相对价格线； 三是社会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在古典与现代贸易理论的不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古典贸易理论，坚持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同质性和唯一性的假设下，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条直线段； 而现代要素禀赋理论，贯彻要素价值论的原则，引入另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在两部门不同要素比例的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界呈外凸状。在封闭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社会无差异曲线的不同形状和位置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于是古典贸易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又进一步统一到比较优势理论中去。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贸易完全竞争理论”中的完美应用。

（ 三） 二生三。

所谓“二生三”，系指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诞生了“新贸易理论”。

1970 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在引入规模经济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模型，将资源配置之道贯穿到“国际贸易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分析中去，从而实现贸易理论的新变革。规模经济因素的引入，导致递减的机会成本，从而形成内凹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新贸易理论有三大贸易理论模型，它们是外部规模经济模型、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外部规模经济模型仍然应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说明外部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而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则将微观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方法应用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中去，从而证明了产品的差异性、规模经济，以及厂商的非合作行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决定作用。

（ 四） 三生万物。

所谓的“三生万物”，是指在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国际贸易理不断演化，从多个研究的角度产生诸多理论流派和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统一在供求价值论的理论框架下。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 供求价值论） ，即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国际贸易从其实务本质来说，就是一笔以国家为主体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一笔交易的达成，或是由于供给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我们都可以从供给方和需求方去寻找其交易背后发生的动因。同样，任何国际贸易理论，或是从供给层面，或是从需求层面来寻求不同形态贸易发生的基础，或二者兼有之。综观各种贸易理论，其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可用下图加以概括。

图 1 国际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从思维的高度展现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哲学脉络。综观诸多国际贸易数理模型，大多可以从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几何曲线的变化中得以生动说明。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变化： 或呈直线状（ 古典贸易理论） ; 或呈外凸状（ 现代要素禀赋理论） ; 或呈内凹状（ 新贸易理论） ; 或内外移动或偏向不同的坐标轴（ 反映要素积累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社会无差异曲线的变化： 或内移或外移（ 反映一国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轴或偏向 Y 轴（ 反映一国对 X、Y 两种产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弯曲或平缓（ 反映一国对两种产品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 。相对价格线的变化： 或相对平缓（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或相对陡峭（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而在 Y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相对价格线上生产均衡点和消费均衡点的位置又呈相应的变化（ 两点合一反映一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 两点分离则反映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状态；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左上方，反映一国出口 X 进口 Y;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右下方，则相反） 。三条曲线不同的变化组合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贸易基础和贸易形态的变化。此外，作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则成功应用于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的分析中。所有这些分析又统一于以供求价值论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设下的全球化资源配置之道。这就是资源配置之道在国际经济格局下简洁而有力的演绎。

二、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历史线索。

国贸理论的讲授，如果过多地渗透进数理的语言，不免显得枯燥乏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对其学习和讲授，历史视野的引进也必不可少。纵观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笔者认为，存在着三大历史动因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

（ 一） 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需要。

历史上，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存在着两大流派：

一是自由贸易理论流派； 二是保护贸易理论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国家为主角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一国国内不同部门的利益和不同国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学者或是站在本部门利益或是站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存在着强烈阶级性和对抗性。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就是自由贸易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的斗争史。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提出，是站在当时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重商主义； 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提出是为反对当时的《谷物法》，从而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进扫除了障碍； 李斯特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提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以对抗英法两国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的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各学派的理论观点也是在相互寻找对方理论逻辑漏洞的过程中而提出的，他们背后是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对抗，在思想层面上同时也是他们各自贸易理论观点的精彩叠呈的博弈。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金银是财富唯一形态的财富观，将绝对成本理论建立在更为科学的财富观的基础上； 李嘉图为回应《谷物法》支持者对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存在的逻辑漏洞的攻击，创立了比较成本理论，夯实了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使自由贸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广的范围； 李斯特则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出生产力理论以抗辩斯密的财富观理论，创立符合德国国情的保护幼稚工业论，在理论上指导着德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些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阶级烙印和人文情怀，其背景的充分展开，将展现出一幅生动而鲜活的历史画面。

（ 二） 理论在逻辑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论的发展既有质变，也有量变。当理论的质变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来的时候，理论就开始自我完善式的量变。这种量变是寻找固有理论在阐述或论证过程中所遗留的逻辑方面的漏洞和空白，进行自我填补、自我完善。这既是学术研究的路径，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这种动因，在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历史上，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虽然成功论证了各国参加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贸易基础，但是李嘉图的理论并没有解决贸易双方利益的具体分配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进出口商品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李嘉图留下的这一国际贸易利益划分问题的学术空白，被其后继者约翰·穆勒所填补。于是，穆勒创立了相互需求说，从而补充和发展了比较成本理论； 此后，马歇尔又运用数学工具阐释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说，以几何图形使这一学说“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罗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对 H-O 理论所遗留下的贸易利益在一国内部分配和要素积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问题的理论空白进行填补。

国际贸易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现为，随着价值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日益将自己建立在更为科学的价值论的基础上，使贸易理论的发展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到供求价值论的不断更替，国际贸易理论也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演进，最终将技术、要素禀赋和偏好集于一体，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标准模型，从而使其理论基础更为坚实完善。

（ 三） 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现象的反映和解释，当实践的发展，经济理论不能够解释说明新的经济现象时，就必然会得到不断的修正，甚至被否定，这就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国际贸易理论几百年来的演化史，其实就是不断地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历史，实践给予贸易理论以新的生机，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甚至实现了其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加国际贸易的各国将出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丰富的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稀缺的要素的产品。当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来实证检验美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时，却得出了与这一结论相反的结果。如何解释这个被普遍认为正确的理论却又与国际贸易的现实相矛盾的现象，引发了战后一系列新的贸易理论的产生，从而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向纵深发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来国际贸易发展历程，从劳动分工形态演变的大尺度看，过去一百年国际分工的基本层面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的不同工序、区段、环节和流程； 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的挑战，国际贸易理论也顺次经历了产业间分工理论（ 以比较优势原理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 、产业内分工理论（ 新贸易理论） 、产品内分工理论阶段［6］。二战后，国际贸易所表现的特征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预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来，约2/3 甚至更多世界贸易是发生在技术、资源和偏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其主要以制成品贸易为主。这对以产业间贸易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形成强大的挑战，导致 1970 年代“新贸易理论”的诞生［4］94 －95。当前国际产品内分工深入发展的现实，对以产品为基本分工对象的国际分工贸易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 而正在发展成熟的产品内分工理论弥补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长期忽视工序层面分工现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动因，或单独或共同地推动贸易理论大树不断地发展、繁荣壮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论的诞生，既有填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空白的需要，又与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争取自由贸易运动相联系； 重叠需求理论的产生，既有应对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又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长期忽视需求层面分析的缺陷； 普雷维什的“中心—论”的提出，则既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利益的动因，又有理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对参与国普遍有利，而二战后的国际分工情形正好与之相反。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讲授与学习贯穿哲学的线索，能充分展示理论数理推导的逻辑美，增强教学的条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涵； 贯穿历史的线索，则会增强理论课讲授的生动性，使其更贴进社会科学的本源，这不仅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论专业素养的养成，加深其对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的了解。联系历史背景，紧扣理论观点，再配以条理性和系统性的模型解说，必然使课堂的讲授张驰有度，更富有立体性。当然，这也对教师综合知识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战。哲学方法与历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 同样，高校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也必须将哲学和历史线索充分展现，并且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归纳，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讲授效果。

参考文献

［1］文娟。《国际经济学》课堂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 经济师，2009，（ 07） : 115 －116.

［2］老子，陈忠。 道德经［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3］朱富强。 计量经济分析能够“发现”理论吗？ ［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 01） : 74 －82.

贸易历史论文例3

对于经济论文" target="_blank">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师生们来说，面对《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国际贸易理论部分的教学，都颇有畏惧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贸易理论较之国际金融理论和其他经济学科，具有更多的几何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理论发展又具有较强的逻辑连贯性，要求学生既具备扎实的微观宏观经济学基础和基本的高等数学知识，又要有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甚至还需要一点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热情和兴趣［1］。在教学中，教师往往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说教中去； 在学习中，学生往往忽视逻辑思维整体把握，割裂各个数学模型间的联系，陷入死记硬背的痛苦境地———从而，在教与学方面，都达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忽视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 缺乏哲学和历史的视野，必然将国际贸易理论说教成干巴巴的数学模型和几何线条，使得课程的教学缺乏生气和现实感。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综观几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我们发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把握好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与历史线索，才能使我们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理解和学习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上。以下，笔者结合自己本科教学的心得体验，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提炼和总结，希望对同行的教学有所帮助，并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存在的潜在规律。

一、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

国际贸易纯理论在长久的历史演化中潜藏着一条哲学线索，我们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首句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这句话是老子从哲学的层面上来探索宇宙万物演化的规律，也可以从系统的层面上来揭示国际贸易理论整体逻辑演绎的哲学规律。

（ 一） 道生一。

所谓的“道生一”，即，经济学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逐渐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为了说明理性人进行资源配置之道，数百年来，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们进行着一场构建一般均衡理论大厦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纪末，马歇尔将古典的劳动和成本价值理论和新兴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构建一个以供求分析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3］，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后经阿罗、德布鲁等现代经济学家的严格证明，使一般均衡理论实现了完全公理化。当我们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后，掌握了这个资源配置之道，接下来的《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学习中，我们就要将这个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经济格局下进行应用，来讨论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国际贸易问题。

（ 二） 一生二。

所谓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和现代自由贸易理论。

在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几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产可能性界曲线，二是相对价格线； 三是社会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在古典与现代贸易理论的不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古典贸易理论，坚持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同质性和唯一性的假设下，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条直线段； 而现代要素禀赋理论，贯彻要素价值论的原则，引入另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在两部门不同要素比例的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界呈外凸状。在封闭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社会无差异曲线的不同形状和位置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于是古典贸易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又进一步统一到比较优势理论中去。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贸易完全竞争理论”中的完美应用。

（ 三） 二生三。

所谓“二生三”，系指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诞生了“新贸易理论”。

1970 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在引入规模经济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模型，将资源配置之道贯穿到“国际贸易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分析中去，从而实现贸易理论的新变革。规模经济因素的引入，导致递减的机会成本，从而形成内凹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新贸易理论有三大贸易理论模型，它们是外部规模经济模型、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外部规模经济模型仍然应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说明外部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而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则将微观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方法应用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中去，从而证明了产品的差异性、规模经济，以及厂商的非合作行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决定作用。

（ 四） 三生万物。

所谓的“三生万物”，是指在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国际贸易理不断演化，从多个研究的角度产生诸多理论流派和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统一在供求价值论的理论框架下。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 供求价值论） ，即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国际贸易从其实务本质来说，就是一笔以国家为主体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一笔交易的达成，或是由于供给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我们都可以从供给方和需求方去寻找其交易背后发生的动因。同样，任何国际贸易理论，或是从供给层面，或是从需求层面来寻求不同形态贸易发生的基础，或二者兼有之。综观各种贸易理论，其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可用下图加以概括。

图 1 国际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从思维的高度展现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哲学脉络。综观诸多国际贸易数理模型，大多可以从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几何曲线的变化中得以生动说明。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变化： 或呈直线状（ 古典贸易理论） ; 或呈外凸状（ 现代要素禀赋理论） ; 或呈内凹状（ 新贸易理论） ; 或内外移动或偏向不同的坐标轴（ 反映要素积累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社会无差异曲线的变化： 或内移或外移（ 反映一国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轴或偏向 y 轴（ 反映一国对 x、y 两种产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弯曲或平缓（ 反映一国对两种产品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 。相对价格线的变化： 或相对平缓（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或相对陡峭（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而在 y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相对价格线上生产均衡点和消费均衡点的位置又呈相应的变化（ 两点合一反映一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 两点分离则反映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状态；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左上方，反映一国出口 x 进口 y;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右下方，则相反） 。三条曲线不同的变化组合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贸易基础和贸易形态的变化。此外，作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则成功应用于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的分析中。所有这些分析又统一于以供求价值论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设下的全球化资源配置之道。这就是资源配置之道在国际经济格局下简洁而有力的演绎。

二、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历史线索。

国贸理论的讲授，如果过多地渗透进数理的语言，不免显得枯燥乏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对其学习和讲授，历史视野的引进也必不可少。纵观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笔者认为，存在着三大历史动因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

（ 一） 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需要。

历史上，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存在着两大流派：

一是自由贸易理论流派； 二是保护贸易理论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国家为主角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一国国内不同部门的利益和不同国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学者或是站在本部门利益或是站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存在着强烈阶级性和对抗性。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就是自由贸易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的斗争史。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提出，是站在当时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重商主义； 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提出是为反对当时的《谷物法》，从而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进扫除了障碍； 李斯特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提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以对抗英法两国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的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各学派的理论观点也是在相互寻找对方理论逻辑漏洞的过程中而提出的，他们背后是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对抗，在思想层面上同时也是他们各自贸易理论观点的精彩叠呈的博弈。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金银是财富唯一形态的财富观，将绝对成本理论建立在更为科学的财富观的基础上； 李嘉图为回应《谷物法》支持者对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存在的逻辑漏洞的攻击，创立了比较成本理论，夯实了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使自由贸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广的范围； 李斯特则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出生产力理论以抗辩斯密的财富观理论，创立符合德国国情的保护幼稚工业论，在理论上指导着德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些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阶级烙印和人文情怀，其背景的充分展开，将展现出一幅生动而鲜活的历史画面。

（ 二） 理论在逻辑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论的发展既有质变，也有量变。当理论的质变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来的时候，理论就开始自我完善式的量变。这种量变是寻找固有理论在阐述或论证过程中所遗留的逻辑方面的漏洞和空白，进行自我填补、自我完善。这既是学术研究的路径，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这种动因，在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历史上，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虽然成功论证了各国参加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贸易基础，但是李嘉图的理论并没有解决贸易双方利益的具体分配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进出口商品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李嘉图留下的这一国际贸易利益划分问题的学术空白，被其后继者约翰·穆勒所填补。于是，穆勒创立了相互需求说，从而补充和发展了比较成本理论； 此后，马歇尔又运用数学工具阐释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说，以几何图形使这一学说“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罗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对 h-o 理论所遗留下的贸易利益在一国内部分配和要素积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问题的理论空白进行填补。

国际贸易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现为，随着价值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日益将自己建立在更为科学的价值论的基础上，使贸易理论的发展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到供求价值论的不断更替，国际贸易理论也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演进，最终将技术、要素禀赋和偏好集于一体，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标准模型，从而使其理论基础更为坚实完善。

（ 三） 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现象的反映和解释，当实践的发展，经济理论不能够解释说明新的经济现象时，就必然会得到不断的修正，甚至被否定，这就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国际贸易理论几百年来的演化史，其实就是不断地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历史，实践给予贸易理论以新的生机，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甚至实现了其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加国际贸易的各国将出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丰富的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稀缺的要素的产品。当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来实证检验美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时，却得出了与这一结论相反的结果。如何解释这个被普遍认为正确的理论却又与国际贸易的现实相矛盾的现象，引发了战后一系列新的贸易理论的产生，从而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向纵深发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来国际贸易发展历程，从劳动分工形态演变的大尺度看，过去一百年国际分工的基本层面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的不同工序、区段、环节和流程； 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的挑战，国际贸易理论也顺次经历了产业间分工理论（ 以比较优势原理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 、产业内分工理论（ 新贸易理论） 、产品内分工理论阶段［6］。二战后，国际贸易所表现的特征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预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来，约2/3 甚至更多世界贸易是发生在技术、资源和偏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其主要以制成品贸易为主。这对以产业间贸易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形成强大的挑战，导致 1970 年代“新贸易理论”的诞生［4］94 －95。当前国际产品内分工深入发展的现实，对以产品为基本分工对象的国际分工贸易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 而正在发展成熟的产品内分工理论弥补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长期忽视工序层面分工现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动因，或单独或共同地推动贸易理论大树不断地发展、繁荣壮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论的诞生，既有填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空白的需要，又与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争取自由贸易运动相联系； 重叠需求理论的产生，既有应对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又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长期忽视需求层面分析的缺陷； 普雷维什的“中心—论”的提出，则既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利益的动因，又有理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对参与国普遍有利，而二战后的国际分工情形正好与之相反。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讲授与学习贯穿哲学的线索，能充分展示理论数理推导的逻辑美，增强教学的条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涵； 贯穿历史的线索，则会增强理论课讲授的生动性，使其更贴进社会科学的本源，这不仅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论专业素养的养成，加深其对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的了解。联系历史背景，紧扣理论观点，再配以条理性和系统性的模型解说，必然使课堂的讲授张驰有度，更富有立体性。当然，这也对教师综合知识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战。哲学方法与历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 同样，高校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也必须将哲学和历史线索充分展现，并且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归纳，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讲授效果。

参考文献：

［1］文娟。《国际经济学》课堂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 经济师，2009，（ 07） : 115 －116.

［2］老子，。 道德经［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3］朱富强。 计量经济分析能够“发现”理论吗？ ［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 01） : 74 －82.

贸易历史论文例4

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师生们来说，面对《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国际贸易理论部分的教学，都颇有畏惧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贸易理论较之国际金融理论和其他经济学科，具有更多的几何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理论发展又具有较强的逻辑连贯性，要求学生既具备扎实的微观宏观经济学基础和基本的高等数学知识，又要有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甚至还需要一点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热情和兴趣［1］。在教学中，教师往往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说教中去； 在学习中，学生往往忽视逻辑思维整体把握，割裂各个数学模型间的联系，陷入死记硬背的痛苦境地———从而，在教与学方面，都达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忽视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 缺乏哲学和历史的视野，必然将国际贸易理论说教成干巴巴的数学模型和几何线条，使得课程的教学缺乏生气和现实感。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综观几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我们发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把握好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与历史线索，才能使我们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理解和学习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上。以下，笔者结合自己本科教学的心得体验，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提炼和总结，希望对同行的教学有所帮助，并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存在的潜在规律。

一、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

国际贸易纯理论在长久的历史演化中潜藏着一条哲学线索，我们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首句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这句话是老子从哲学的层面上来探索宇宙万物演化的规律，也可以从系统的层面上来揭示国际贸易理论整体逻辑演绎的哲学规律。

（ 一） 道生一。

所谓的“道生一”，即，经济学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逐渐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为了说明理性人进行资源配置之道，数百年来，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们进行着一场构建一般均衡理论大厦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纪末，马歇尔将古典的劳动和成本价值理论和新兴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构建一个以供求分析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3］，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后经阿罗、德布鲁等现代经济学家的严格证明，使一般均衡理论实现了完全公理化。当我们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后，掌握了这个资源配置之道，接下来的《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学习中，我们就要将这个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经济格局下进行应用，来讨论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国际贸易问题。

（ 二） 一生二。

所谓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和现代自由贸易理论。

在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几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产可能性界曲线，二是相对价格线； 三是社会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在古典与现代贸易理论的不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古典贸易理论，坚持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同质性和唯一性的假设下，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条直线段； 而现代要素禀赋理论，贯彻要素价值论的原则，引入另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在两部门不同要素比例的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界呈外凸状。在封闭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社会无差异曲线的不同形状和位置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于是古典贸易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又进一步统一到比较优势理论中去。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贸易完全竞争理论”中的完美应用。

（ 三） 二生三。

所谓“二生三”，系指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诞生了“新贸易理论”。

1970 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在引入规模经济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模型，将资源配置之道贯穿到“国际贸易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分析中去，从而实现贸易理论的新变革。规模经济因素的引入，导致递减的机会成本，从而形成内凹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新贸易理论有三大贸易理论模型，它们是外部规模经济模型、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外部规模经济模型仍然应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说明外部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而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则将微观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方法应用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中去，从而证明了产品的差异性、规模经济，以及厂商的非合作行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决定作用。

（ 四） 三生万物。

所谓的“三生万物”，是指在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国际贸易理不断演化，从多个研究的角度产生诸多理论流派和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统一在供求价值论的理论框架下。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 供求价值论） ，即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国际贸易从其实务本质来说，就是一笔以国家为主体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一笔交易的达成，或是由于供给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我们都可以从供给方和需求方去寻找其交易背后发生的动因。同样，任何国际贸易理论，或是从供给层面，或是从需求层面来寻求不同形态贸易发生的基础，或二者兼有之。综观各种贸易理论，其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可用下图加以概括。

 

图 1 国际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从思维的高度展现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哲学脉络。综观诸多国际贸易数理模型，大多可以从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几何曲线的变化中得以生动说明。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变化： 或呈直线状（ 古典贸易理论） ; 或呈外凸状（ 现代要素禀赋理论） ; 或呈内凹状（ 新贸易理论） ; 或内外移动或偏向不同的坐标轴（ 反映要素积累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社会无差异曲线的变化： 或内移或外移（ 反映一国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轴或偏向 Y 轴（ 反映一国对 X、Y 两种产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弯曲或平缓（ 反映一国对两种产品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 。相对价格线的变化： 或相对平缓（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或相对陡峭（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而在 Y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相对价格线上生产均衡点和消费均衡点的位置又呈相应的变化（ 两点合一反映一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 两点分离则反映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状态；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左上方，反映一国出口 X 进口 Y;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右下方，则相反） 。三条曲线不同的变化组合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贸易基础和贸易形态的变化。此外，作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则成功应用于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的分析中。所有这些分析又统一于以供求价值论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设下的全球化资源配置之道。这就是资源配置之道在国际经济格局下简洁而有力的演绎。

二、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历史线索。

国贸理论的讲授，如果过多地渗透进数理的语言，不免显得枯燥乏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对其学习和讲授，历史视野的引进也必不可少。纵观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笔者认为，存在着三大历史动因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

（ 一） 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需要。

历史上，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存在着两大流派：

一是自由贸易理论流派； 二是保护贸易理论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国家为主角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一国国内不同部门的利益和不同国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学者或是站在本部门利益或是站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存在着强烈阶级性和对抗性。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就是自由贸易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的斗争史。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提出，是站在当时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重商主义； 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提出是为反对当时的《谷物法》，从而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进扫除了障碍； 李斯特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提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以对抗英法两国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的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各学派的理论观点也是在相互寻找对方理论逻辑漏洞的过程中而提出的，他们背后是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对抗，在思想层面上同时也是他们各自贸易理论观点的精彩叠呈的博弈。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金银是财富唯一形态的财富观，将绝对成本理论建立在更为科学的财富观的基础上； 李嘉图为回应《谷物法》支持者对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存在的逻辑漏洞的攻击，创立了比较成本理论，夯实了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使自由贸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广的范围； 李斯特则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出生产力理论以抗辩斯密的财富观理论，创立符合德国国情的保护幼稚工业论，在理论上指导着德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些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阶级烙印和人文情怀，其背景的充分展开，将展现出一幅生动而鲜活的历史画面。

（ 二） 理论在逻辑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论的发展既有质变，也有量变。当理论的质变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来的时候，理论就开始自我完善式的量变。这种量变是寻找固有理论在阐述或论证过程中所遗留的逻辑方面的漏洞和空白，进行自我填补、自我完善。这既是学术研究的路径，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这种动因，在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历史上，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虽然成功论证了各国参加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贸易基础，但是李嘉图的理论并没有解决贸易双方利益的具体分配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进出口商品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李嘉图留下的这一国际贸易利益划分问题的学术空白，被其后继者约翰·穆勒所填补。于是，穆勒创立了相互需求说，从而补充和发展了比较成本理论； 此后，马歇尔又运用数学工具阐释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说，以几何图形使这一学说“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罗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对 H-O 理论所遗留下的贸易利益在一国内部分配和要素积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问题的理论空白进行填补。

国际贸易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现为，随着价值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日益将自己建立在更为科学的价值论的基础上，使贸易理论的发展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到供求价值论的不断更替，国际贸易理论也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演进，最终将技术、要素禀赋和偏好集于一体，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标准模型，从而使其理论基础更为坚实完善。

（ 三） 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现象的反映和解释，当实践的发展，经济理论不能够解释说明新的经济现象时，就必然会得到不断的修正，甚至被否定，这就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国际贸易理论几百年来的演化史，其实就是不断地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历史，实践给予贸易理论以新的生机，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甚至实现了其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加国际贸易的各国将出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丰富的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稀缺的要素的产品。当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来实证检验美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时，却得出了与这一结论相反的结果。如何解释这个被普遍认为正确的理论却又与国际贸易的现实相矛盾的现象，引发了战后一系列新的贸易理论的产生，从而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向纵深发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来国际贸易发展历程，从劳动分工形态演变的大尺度看，过去一百年国际分工的基本层面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的不同工序、区段、环节和流程； 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的挑战，国际贸易理论也顺次经历了产业间分工理论（ 以比较优势原理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 、产业内分工理论（ 新贸易理论） 、产品内分工理论阶段［6］。二战后，国际贸易所表现的特征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预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来，约2/3 甚至更多世界贸易是发生在技术、资源和偏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其主要以制成品贸易为主。这对以产业间贸易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形成强大的挑战，导致 1970 年代“新贸易理论”的诞生［4］94 －95。当前国际产品内分工深入发展的现实，对以产品为基本分工对象的国际分工贸易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 而正在发展成熟的产品内分工理论弥补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长期忽视工序层面分工现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动因，或单独或共同地推动贸易理论大树不断地发展、繁荣壮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论的诞生，既有填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空白的需要，又与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争取自由贸易运动相联系； 重叠需求理论的产生，既有应对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又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长期忽视需求层面分析的缺陷； 普雷维什的“中心—论”的提出，则既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利益的动因，又有理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对参与国普遍有利，而二战后的国际分工情形正好与之相反。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讲授与学习贯穿哲学的线索，能充分展示理论数理推导的逻辑美，增强教学的条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涵； 贯穿历史的线索，则会增强理论课讲授的生动性，使其更贴进社会科学的本源，这不仅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论专业素养的养成，加深其对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的了解。联系历史背景，紧扣理论观点，再配以条理性和系统性的模型解说，必然使课堂的讲授张驰有度，更富有立体性。当然，这也对教师综合知识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战。哲学方法与历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 同样，高校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也必须将哲学和历史线索充分展现，并且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归纳，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讲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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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历史论文例5

国内学者传统观点认为葡人通过贿赂广东官员而取得居留地。在《明史》、《澳门记略》、《广东通志》中都有记载，因而这种观点流传较广。但近年来，不少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费成康在《澳门四百年》（注：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一书中就指出：“同意这些至少是身份不明的外国人前来贸易……这决不是仅因汪柏个人收受了重贿，而且必定有更重要的原因。”而朱亚非在《明代中葡关系及澳门之地位》（注：朱亚非《明代中葡关系及澳门之地位》，《史学集刊》1995年第4期。）一文中就明确提出贿赂并非取得居留权的原因。认为由于葡萄牙人在福建、浙江的武力活动失败后，吸取教训，对明朝官员采取恭顺态度，而明朝官员也考虑到沿海贸易对于增加财政收入和他们自身私益上均有利可图，同时他们还想利用葡人的力量来对付倭寇、海盗及造反的农民，因而同意葡人居留澳门。

（二）关于葡人居留澳门性质的研究。国内学者一般都认为澳门属于居留地性质，也就是因通商而划定一地段特许外人居留，且须缴纳租金。郑永康在《历史上的澳门问题》（注：郑永康《历史上的澳门问题》，《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一文中还进一步指出：“即使在《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后，澳门仍属于居留地性质，而清政府之所以没有坚持葡人交纳租金是因为葡方承担协助征收鸦片税的金额要比五百金大得多的缘故。”但最近也有一些学者从明朝、清前期两个不同时期中葡关系变化分析，认为在明、清前期两个不同时期，澳门性质并不一致。陈尚胜在《澳门模式与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注：陈尚胜《澳门模式与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在明朝，澳门只是明政府准许葡萄牙人栖息的一个贸易场所；而在清前期，澳门实际上是清政府设置的西方诸国在华侨民的“蕃坊”。

另外，国内外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澳门属于殖民地性质，葡人入居澳门属于侵略行为。

（三）关于澳门主权地位的研究。自葡人在澳门取得居留权之后，四百年来对澳门主权问题的论述较多。对澳门主权归属问题，海外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从殖民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中国皇帝因葡人平定海盗有功而把澳门让与葡萄牙，提出了所谓的“征服让与说”。大约在十八世纪葡萄牙政府就炮制出这种观点，此后一些学者就以此为根据提出这种说法。吴志良在《〈关于葡萄牙居留澳门的备忘录〉葡萄牙寻找澳门主权依据的过程》（注：吴志良《〈关于葡萄牙居留澳门的备忘录〉葡萄牙寻找澳门主权论据的过程》，《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中对葡萄牙缘何炮制“征服让与说”及过程作了分析论述，指出葡萄牙政府是为了使澳门作为他们的海外殖民地得到“法律上的承认”而蓄意炮制出来的。

国内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明政府同意葡人居留澳门后，澳门实际上已割让给葡萄牙，中国不再对澳门实施主权。如元邦建、袁桂秀在《澳门史略》（注：元邦建、袁桂秀《澳门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1988年版第327页。）中指出：“葡萄牙人统治澳门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张锡群、吴克明在《中国近代割地史》（注：张锡群、吴克明《中国近代割地史》河南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中也提到“从1553年算至今，葡萄牙殖民者入侵和统治澳门已有434年的历史”。但近年来大多学者都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他们认为1887年以前，中国政府对澳门实行全面主权。如黄启臣在《明至清前期中国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注：黄启臣《明至清前期中国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一文中从葡澳行政结构，土地主权，军事主权，行政主权，司法主权，海关主权入手全面分析明至清前期对澳门行使主权。而费成康在《关于1887年〈和好通商条约〉订立》（注：费成康《关于1987年〈和好通商条约〉订立》（《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一文中还明确提出：中国于1887年并未“割让”澳门，也未“永租”给葡萄牙。

（四）关于澳门贸易史的研究。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澳门贸易史进行了热烈讨论，发表了一些论著，这些论著尤其对明至清前期澳门国内外贸易的发展、繁荣、特性、衰弱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系统考察。其中对有些问题看法不尽一致，主要争论的问题是：明至清前期澳门贸易对中国经济是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明至清前期澳门贸易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对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李庆新在《明代广州对外贸易试探》（注：李庆新《明代广州对外贸易试探》，《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由于明代澳门贸易的繁荣，使澳门成为广州的外港，把广州贸易与国际贸易紧紧联结在一起，使广州对外贸易进入一个全新时期，从而带动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有的学者还进一步考察指出由于澳门贸易的繁荣，输入中国的白银达一亿两之多，使白银成为当时社会的流通货币，从而废除了封建实物税和徭役，这对于明后期“一条鞭法”的推行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从而有利于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中西科技文化的交流。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澳门的国际贸易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邓开颂在《鸦片战争前澳门的鸦片走私贸易》（注：邓开颂《鸦片战争前澳门的鸦片走私贸易》，《学术研究》1990年第3期。）和《澳门和苦力贸易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注：邓开颂《澳门的苦力贸易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两文中分别叙述了澳门贸易中的掠夺性和野蛮性，指出鸦片走私、华工输出给广东沿海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黄启臣、邓开颂进而在《明嘉靖至崇祯年间澳门对外贸易的发展》（注：黄启臣、邓开颂《明嘉靖至崇祯年间澳门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和《明清时期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注：黄启臣、邓开颂《明清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两文中指出由于澳门贸易被殖民国家操纵，并进行掠夺性和野蛮性贸易，使中国不能通过澳门的海外贸易积累足够的货币资本，从而妨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

笔者认为澳门的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应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情况进行分析。应该指出在澳门贸易前80年的黄金时间里，对明朝经济发展确有促进作用，况且，那时鸦片走私得到明政府允许，每年输入量也不超过200箱，且大多作为药材用，而那时的苦力贸易影响也较小。但随着澳门贸易地位重要性的下降，鸦片走私和苦力贸易十分猖獗时期，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妨碍作用。

（五）关于中葡关系发展对澳门的影响问题。目前史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尚处于刚起步阶段，研究论述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明至清前期的中葡关系上。如朱亚非在《明代中葡关系与澳门之地位》（注：朱亚非《明代中葡关系及澳门之地位》，《史学集刊》1995年第4期。）一文中具体论述了明代中葡关系的发展沿革，认为明统治者对葡萄牙采取的是一种既笼络又限制，既与之交往又对其保持戒备的羁縻政策，并进一步指出由于这种政策，使得葡萄牙在中国领土上立住脚跟，随着时间推移，形成尾大不掉之势，逐渐架空澳门各种权力，因而从长远来看，明代中葡关系发展于明朝不利。

对于清初的中葡交往，郑德华的《清初迁海时期澳门考略（1661-1683）》（注：郑德华《清初迁海时期澳门考略（1661-1683）》，《学术研究》1984年第4期。）和韦庆元的《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注：韦庆远《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两文中指出清初统治者认识到王朝刚建立，不便对葡人采取强硬政策，以免在澳葡人同南方反清势力结合，使澳门成为反清势力的根据地。同时又对澳门要求实施全面主权，因而清初统治者“基本上沿袭明代中葡交往的态度，对其采取‘约束’和‘防范’政策”。

（六）关于澳门早期历史的考古研究问题。有关澳门的早期历史，在中国史籍中载录较少。要全面了解澳门史，特别是澳门的早期历史，这得依赖于考古发现。近年来考古研究进展不小。在《珠海拱北新石器与青铜器遗址的调查与试掘》（注：谭世宝《澳门妈祖阁庙的历史考古新发现》，《学术研究》1996年第9期。）一文中记载在珠海拱北与澳门相接处考古发现：该地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斧、石＠①与石网坠等物与香港南丫岛、深湾遗址出土的形制相同，青铜斧和陶器花纹也相同，说明珠江口东西两岸当时存在着联系，同时也说明古代先民开发珠江三角洲的活动领域已扩展到澳门半岛范围。

澳门何时有定居居民和村落，历史工作者有不同说法。费成康认为远在元末明初望厦、蚝镜一带就有定居居民，而且明政府在平寇之后，对大横琴以外的地区包括蚝镜、望厦等地均允许百姓自由定居。（注：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谭世宝则指出“明初到嘉靖的漫长时期中，在相当于今澳门到珠海的沿海陆地及海岛的广大区域，并未出现合法定居居民和村落”，并认为“在澳门地区最早出现为政府所认可或确立的‘村之年代的范围，其上限不早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下限则不会晚于清康熙元年（1662年）’”。[21]

贸易历史论文例6

【原刊期号】200211

【原刊页号】61～63

【分 类 号】f52

【分 类 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2

【 标 题】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趋势分析

【英文标题】the evolution and prospect of trade protectionism in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zhang zhi-min

【 作 者】张志敏

【作者简介】张志敏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西方工业国家不同历史阶段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的发展变化，归纳了贸易保护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提出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政策的支撑点，进一步分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和贸易的重要启示。

【摘 要 题】贸易保护

【英文摘要】in this essay,the autho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s of trade protectionist theories and policies in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summarizes the regularities and prospect of trade protectionism,and concludes that trade protection is still the focus of the trade policies in every country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the author further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 of the new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our country to prac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关 键 词】贸易保护/历史/规律/趋势

trade protection/history regularity/trend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75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549(2002)11-0061-03

一、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的历史演进

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高潮。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著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

尽管自由主义理论从提出到付诸实践需要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不能否认，自斯密创立自由主义体系以后，尽管也出现过李斯特和凯里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但一直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在170年的历史中贸易自由主义始终占据了理论上风。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人物马歇尔时期，虽然现实中各种贸易保护的政策不断被实施，垄断也不断出现，但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仍然是宣扬自由主义，在稍后出版的《工业和贸易》一书中虽然涉及到垄断问题，但他认为垄断和竞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区别。只有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提出，才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然而，现实却非如此，真正贸易自由的历史却非常短暂。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获胜的同时就开始遇到挑战，因为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各种垄断组织不断出现，并在各国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进而为国家垄断奠定了基础。同时，李斯特和凯里的贸易保护理论对德国、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德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法国和美国分别于1881和1890年重新设立了关税法，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等国也相继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各国互相用高关税封闭本国市场，互相用货币贬值及降低工资等方法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使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贸易历史论文例7

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重要时期，其重文轻武的立国传统使其经济贸易发展超越唐朝达到了古代封建王朝的顶峰，然而重文轻武的立国传统也使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林立，外部压力巨大。伴随着宋代经济贸易的发展，茶叶经济也在宋展到了鼎盛时期，如何看待茶叶经济衍生出的茶叶贸易在宋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本文所要研究的。

1宋代茶叶经济的发展状况

1.1宋代茶叶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

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追根溯源可知，茶叶的原产地以及茶文化的发祥地都是在这片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茶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俨然成为了中国从古到今的重要文化符号之一。中国的茶文化发展经历了绵长的历史过程，而唐宋时期是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阶段。因为中国的茶文化在唐朝时期开始兴盛，而宋代更是进入了茶文化以及茶叶经济发展的鼎盛阶段。茶叶经济以及茶文化在宋代达到鼎盛时期是有其重要的历史背景的。首先，赵匡胤通过发动“陈桥兵变”建立的北宋，结束了自唐末到五代十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割据分裂局面，初步统一了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中央政权。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给宋代茶叶经济以及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宋代的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市井文化兴起也对宋代的茶叶经济以及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宋代各城市中茶馆林立，饮茶之风普及社会各阶层，品茶的方式多种多样就是宋代茶叶经济以及茶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例证。

1.2宋代茶叶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

在宋代，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市井文化的兴起，民间对于茶叶的需求量大大增加，相对于之前的朝代，宋代茶园的种植面积以及茶叶产量都大大提升了。茶园的茶叶生产朝区域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形成了淮南路茶叶生产区、荆湖路茶叶生产区、福建路茶叶生产区、江南路茶叶生产区、两浙路茶叶生产区等茶叶生产区。以茶叶生产为核心的茶叶经济的区域化和专业化发展倾向对于促进宋代的茶叶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茶叶产量提高以及茶园种植面积扩大的同时，宋代的茶叶经济发展还表现在茶叶的生产种植加工技术的不断提高上。宋代的茶叶加工技术不断改良提升，已经从人工操作的方式逐步地过渡到了工具操作的方式上来，宋代的水磨茶叶的工艺就是宋代茶叶生产加工工具化操作的典型代表。可以这样说，经过改良和提高后，宋代的茶叶生产种植加工技术已达到了同时期世界的领先水平，宋代茶叶生产种植加工技术的工具化、机械化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同时也对宋代茶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2宋代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茶叶贸易的原因分析

2.1宋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相关风俗习惯是茶叶贸易兴起的原因

宋代周边的少数民族大多都具有饮茶风俗。位于西北的吐蕃，茶是他们每日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以藏族为主体的吐蕃王国的人民大众大多都喜欢喝茶，他们对于茶叶具有极大的需求量。与北宋在北面接壤的少数民族政权辽朝更是嗜茶成风。契丹族是辽朝的主体民族，茶叶对于契丹族来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生活必需品，茶叶对于契丹民族的意义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饮品，更重要的是茶叶还是契丹民族的宗教祭祀仪式不可或缺的祭祀物品。除了藏民族的吐蕃王国，契丹民族的辽王朝以外，其他诸如党项民族的西夏王朝，女真民族的金王国，蒙古民族的蒙古王国等宋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对茶叶具有极大的需求量。究其原因，这些宋代周边的少数民族大多都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主要的生存方式，其饮食以肉、乳制品为主，饮食习惯过于油腻，而茶具有消油化腻的功效，对于消解少数民族长期食用肉乳制品所产生的油腻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次，少数民族地区一般都有祭祀的习俗，而茶叶一般都会被奉为祭祀的制品，这就更加增大了少数民族地区对于茶叶的需求量。宋代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饮茶和以茶为祭祀品的相关风俗习惯是茶叶贸易得以兴起的重要原因。

2.2通过茶叶来换取战马和保证军费来源是开展茶叶贸易的重要原因

在古代，茶叶不仅仅是商品，而且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还兼有政治上的属性。在宋代，茶叶的政治属性就表现在宋王朝通过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的形式来获取军费来源和换取战马。可以这样说，以茶叶贸易为核心的茶马贸易是宋代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政策。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看来，北宋的建立虽然结束了自唐末五代十国以来的地方割据的乱局，初步统一了中原地区，然而北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北方契丹族的大辽政权，西北党项族的西夏政权，西南的大理和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都对北宋造成了强大的外部威胁。而南宋更是偏安一隅，在北方先后面临着女真族的金政权以及蒙古族建立的蒙古政权的威胁。可以这样说，两宋时期都面临着强大的外部环境压力。因此，如何保证军费的来源以及战马的数量就成了宋代的重要的军事政治议题。开展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叶贸易，通过茶叶来换取战马以及保证军费的来源，就是宋代解决这一重要的军事政治议题的重要策略之一。

3宋代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茶叶贸易的主要形式

3.1宋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叶榷场互市贸易形式

所谓榷场互市贸易就是指官府在边境上互市贸易市场，互市贸易市场内的商品贸易由官府来主持的一种商品贸易形式。榷场互市贸易是宋代与周边少数民族贸易的一种主要形式，通过榷场互市贸易的形式来进行茶叶贸易一般都是大宗的茶叶贸易。在宋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叶榷场互市贸易中，宋主要以茶叶来换取少数民族的马匹。在这种榷场互市贸易中，宋获得了其所需要的优良马匹，而少数民族也获得了其所需要的品质优良的茶叶，可谓各取所需。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历史上所说的“茶马贸易”实质上就是官方组织的榷场互市贸易。由于茶叶的榷场互市贸易属于官方层面的贸易形式，其贸易额与利润也是十分巨大的，从中也能够收取到可观的税收收入。因此，榷场互市贸易一直以来都是两国所垄断。茶叶的榷场互市贸易受国家间的关系影响较大，当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不好的时候，榷场互市贸易的开展会受到影响，甚至会中断。

3.2宋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叶走私贸易形式

所谓走私贸易就是指在通过法定范围以外的形式进行贸易的一种方式。宋代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叶走私贸易在官方的茶叶榷场互市贸易出现以前已经存在，可以这样说，茶叶的走私贸易是宋代与周边少数民族茶叶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茶叶的走私贸易受两国关系的影响因素较少，无论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是好是坏都不会中断茶叶走私贸易这种贸易形式，甚至在两国关系恶劣的时候，茶叶走私贸易会成为两国茶叶贸易的主要形式。

4宋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茶叶贸易的历史作用及影响

4.1在经济层面的作用

对于宋朝来说，进行茶叶贸易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以及高额的税收，这对于宋朝的财政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其次，进行茶叶贸易可以使民间的经济得到发展，茶叶贸易催生的茶叶种植的发展，使茶叶种植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茶叶贸易会带动民间与茶文化相关的产业的发展兴盛，宋代的各类茶馆林立，茶馆经济繁荣兴盛就是一大例证。此外，进行茶叶贸易也可以带动贸易路线沿途的城镇发展以及边境城镇的发展，通往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贸易路线往往处于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自身存在着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而进行茶叶贸易可以为这些地方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从而带动它们的发展。

4.2在政治层面的作用

宋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茶叶贸易不仅仅促进了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茶叶贸易为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搭建了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通过这一交流对话的平台，宋与周边的少数民族能够增加理解，加深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增进了宋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友谊，有利于调节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在大历史观的角度看来，宋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茶叶贸易有利于促进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对于之后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4.3对于交通道路的建设方面的作用

众所周知，贸易的发展需要以顺畅的交通运输环境为基础。对于宋代与周边少数民族间的茶叶贸易，顺畅的交通运输环境同样必不可少。少数民族地区一般都处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交通运输基础差往往是这些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的常态。为了更好地开展茶叶贸易，无论是宋朝还是周边的少数民族都会重视交通道路的建设发展。无论是宋朝的整治改善河道，还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其区域内的陆路交通道路，都少不了茶叶贸易的内在推动因素的影响。

结束语

宋代的茶叶经济发展达到了古代茶叶经济的鼎盛时期。宋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茶叶贸易的原因主要是由周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产生的茶叶需求以及宋朝需要通过茶叶贸易来获取战马和保证军费而共同促成的。茶叶贸易对于宋和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政治以及交通运输层面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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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陶德臣.论运河在茶叶传播运销过程中的历史地位[J].农业考古,2013(5):277-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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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设计《明清商业革命》这一微课时，阅读了大量专著，如唐文基《16―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侯厚培《中国国际贸易小史》、樊树志《晚明大变局》、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节选下来的材料多达数千字，不管如何摘编，都不适合在一页课件中展现，因此如何让史料更精炼、更有直观性成为我备课时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在众多史料中，图片无疑是最直观的史料。那么如何在一幅图片中呈现更多的信息，让学生一目了然、记忆深刻呢？简单的实物图（比如商人会馆、银票银锭等）显然满足不了要求，关于宋代商业革命的教学很多教师习惯采用《清明上河图》，明清虽然也有很多风俗画，但都不能完全体现明代商业特点，因此我绘制了《明代商贸图》。通过地图，把大量的文字材料形象化地展现出来。历史学习具有严肃性，讲求严谨，史实要准确，结论要客观，在网上搜集的明代商贸地图都不符合要求，于是我在充分尊重史实、阅读大量专著的基础上，结合配套的历史地图册《明代工商业的发展》《明代疆域图》《新航路开辟图》《16―19世纪世界贸易图》等大量资料绘制了《明代商Q图》，并将一些信息通过注释展示出来。

二、信息提取的步骤化

读图是历史学习的基本能力之一，读图的基本步骤分为三步。

第一步，观察图片，提取信息。

确定时代，明清，14―18世纪。确定视角，经济。提取图片信息，五大经贸区、四大名镇、两大商帮、四大港口、白银流入。提取图示信息，商业城市、手工业城市、港口城市，与农林牧副特产、矿产资源和地理位置相关。提取注释信息，五大经贸区及其类型，与农林牧副特产、矿产资源和地理位置相关，三条航线联系了亚洲与欧洲、美洲，与新航路开辟相关。

第二步，分门别类，归纳信息――明清商业革命的表现。

第三步，联系所学――明清商业革命的影响，并整理为下面表格。

明清商业革命的表现[]明清商业革命的影响

农业：不同的农作物产区[]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区域化、专业化生产

手工业：专门的手工业市镇[]民营手工业超过官营手工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商业：经贸区、商业市镇、商帮[]国内市场形成，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增加，商人团体形成，商人社会地位提高，价值观念变化，奢侈之风盛行

外贸：海外贸易总量增加，白银流入[]货币变革，形成国际贸易循环，未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学生基本上可以从农业、手工业、商业三个角度进行归纳和分析，唯一不足的是在海外贸易方面，学生容易受“海禁”“闭关锁国”、朝贡贸易的思维定式影响，认为明清海外贸易不如宋达，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事实上，从隆庆至明末，明朝部分开放海禁，海外贸易有了长足发展，顺治至康熙，清朝虽屡次颁布禁海令，但海外贸易却未被扼杀，特别是1684年开海之后，海外贸易更是飞速发展。据黄启臣先生研究，1594年全国海外贸易总值为100万两，1745年闽粤江浙四港贸易总值高达3657余万两，而南宋海外贸易总量值不过500万两。所以16―18世纪，随着地理大发现，在西欧掀起商业革命的热潮时，中国对外贸易的拓展，表明中国也参与了这一场世界范围的商业革命，中国的各种产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出超的地位，白银大量流入，使白银成为中国国内主要流通的货币。

三、具象思考的深入

其实形象化教历史与形象化学历史的先例早已有之，比如漫画、实物图片、风俗画等图片史料的运用，左图右史的历史课件制作等。本课的设计只是通过对这类图片的加工，更集中、直观地展现相关史实和史实之间的相互关系，重考证，重史实，重细节，重逻辑。

历史学习的意义是启发人们思考：如何从图片的具象上升到思维的拓展呢？明清商业革命尽管产生了不凡的社会经济效应，然而中国明清时期的商业革命始终是一场未完成的商业革命，是中国开始落后于世界潮流的转折期。在图片的基础上，适当补充文字材料，启发学生思考。

材料明清时期江南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但没有出现类似于英国的工业革命。黄宗智提出了解释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内卷化”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江南的农户家庭虽然通过增加劳动力的投入获得了较高总收入，但由于人口压力导致的劳动报酬递减，人均日产却是下降的。真正的“发展”意味着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如18世纪英国农业以及现代机械化农业所展示的情形。但是，明清时期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则是出现了“内卷化”，成为“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典型代表。

贸易历史论文例9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一张1424年由威尼斯人编制的地图（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藏），启发了英国海军退休潜艇艇长孟席思（Gavin Menzies）的灵感，由此，他撰写了风靡世界的著作《1421：中国人发现美洲》（2004年出版），提出了美洲是郑和下西洋所发现的惊世观点。为什么西方人会有这种历史敏锐与感悟？这值得那些沉溺于从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农耕社会与商品社会的不同来论述中国历史的学者们深思与反省。本文从一种历史视角来研析，即以西方海权论集大成者马汉对海权战略的论述比照郑和下西洋的海权能力和实践，认为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不仅是中国海权战略思维嬗变的历史回应，是中国现代海权之嚆矢，而且也为世界现代海权构建提供了一种新思维。因此，郑和七下西洋的辉煌业绩即使在今天仍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为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海权与国家命运

早在古希腊时期，经济需求、海上贸易、地理条件、航海技术以及政治军事使人们的海洋文化、海权意识与实践在历史进程中逐渐萌生和发展。《荷马史诗》中描述的特洛伊远征，因阿伽门侬统帅的希腊联军有着强大的海上优势，最终获得胜利。而希波战争的最后结局，则是雅典率领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战（公元前480年）中对波斯海军大获全胜，控制了爱琴海的海上交通线，迫使有强大陆军的波斯撤离希腊半岛。萨拉米斯海战不仅是西方海军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而且也象征着西方海权的兴起。对此，德国海军史学者H・帕姆塞尔认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于海上作战而影响了历史进程。”①英国军战史专家杰弗里・里根在讲述世界历史最具决定意义的50场战役时，将萨拉米斯海战列为第一场决定性战役。②

西方文明源自地中海周围，其历史文化和军事战略与海洋关系密不可分。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学者色诺芬指出：“控制海洋会对决定陆战结局起重要作用。”古希腊历史学之父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首章的标题即鲜明地强调“海上势力的重要性”。故而，这种以海外贸易和海上力量相互结合为特征的“地中海模式”，一直影响着欧洲中世纪和近代的历史进程。无论是海战从帆船时代到机器动力时代，战场从地中海扩展到大西洋，还是古罗马同迦太基的海上争战，近代英国同葡萄牙、荷兰、西班牙及法国的海上霸权争夺，这种海军战略的模式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17世纪西方军事家、政治家们所竭力宣扬的那样：“谁控制了海洋，即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即控制了世界财富，因而控制了世界。”③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年）在其著作《海权论》中明确提出“海权”（Sea power）这一词。④他强调指出：“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⑤马汉在其军事战略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和《海军战略》中进一步阐释了“海权六要素”：一是地理位置，即海权国家应具有靠近主要贸易航道并拥有良好港口、海军基地的地理优势；二是自然结构，即国家疆界和海岸线形状有利于向海洋与外界发展；三是领土大小，这必须同人口、资源诸因素相配合；四是人口数量，即在国家人口数量中直接或间接参与海洋活动的人数应占相当大比例；五是民族性格，即植根于海外商贸基础的民族愿望和冒险精神；六是政府政策，即政府必须在和平时期推行发动海洋事业政策，在战时必须以强大的海军实现制海权。此外，马汉还认为要拥有海权就必须发展强大的海军，并拥有在海外取得补给的基地。显而易见，马汉的海权论是一种商业贸易与海上力量互动发展的战略思维，它不仅指出了海权的战略目的就是制海，而且提出了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崛起和国运兴衰的思想观念。正如他在《海军战略》中所强调的：“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⑥

马汉之后，在现代历史的发展中，各国军事家、政治家又对现代海权思想有了新的系统阐论。如以海权资源、海洋战略、海洋能力等为战略切入点而形成的现代海权思想，以及认为海权应是国家海洋权利（Sea right）与海上力量（Sea power）的统一之观点，等等。中国学者也提出了海洋军事力量、海上实力、海洋开发和海洋法制等构成现代海权的四要素。⑦

因此，从世界历史发展而论，海权观不仅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而且还同特定条件下的地缘政治、商业贸易、利益关系等紧密相关。而以控制海洋为手段，进而实现国家强大为目标的海权理论，是任何一个伟大的国家所不得不选择的战略理论。

郑和下西洋：中国海权意识的觉醒

若以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海权意识或海洋战略来考量分析，中国先秦三代至元朝时期尚无出现这种意识和战略。尽管在元代之前的中国历史也能找到海洋文化元素与活动，但这不是中国大陆文化的主流，因而也没有产生西方的海权战略思想。究其原因：一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酿成民族性格中的内向封闭型心态，缺乏向外开拓的冲动欲望和冒险精神；二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反映农业社会利益的儒家文化；三是古代中国海岸的地理政治布局特点是单一的制度，这同地中海等海域的竞争性、多中心的政治形势以及经济具有互补性的地理格局迥然相异；四是在地缘政治上，中国政权自古以来受到的威胁、压力或挑战，皆来自于西北内陆游牧民族的侵掠，而向东南海洋进军缺少刺激与动力。

元明之际，中国海权意识和观念开始发育、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广州通往欧亚各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唐代之前，中国没有设置专门的航海贸易管理机构，而海上丝路贸易的发展形势，促使唐朝于开元二年（714年）在广州设立市舶使与诸国交易，广州成为“异域殊乡，往来辐，金贝惟错，齿革实繁”之地。⑧宋元时期，海上丝路贸易进一步发展，造船业、航运业发达，说明中国已有对海外商业贸易的需求。据记载，元代在1274～1292年间六次大造海船，能详细查明的船只数目就达9900艘。摩洛哥人伊本巴都他曾在《伊本巴都他游记》中记载，元朝的大海船张12帆，分4层供随船客商居住装货；每船有水手600人、护航兵士400人；每船设大橹20支，长约与桅高相等，需用10至30人推摇。⑨二是元蒙时期对欧亚的扩张战略，已使中国不仅仅在政治军事方面，而且在经济文化上开始具有对外开拓发展的宽阔视野。尤其是元军在两次东征日本，南攻占城、安南、爪哇，经略琉球等海上军事活动中对海权意识有了新的认识。故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海权战略既是建立在这一社会基础上，又是建立在“海外重大利益地区”之上的，从而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最耀眼夺目之海权历史的光辉篇章。

从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五年（1430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共经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达东非索马里、肯尼亚以及波斯湾等地，堪称世界航海史上之盛举。郑和“无敌舰队”的战略目的究竟是什么？学术界依据《明史・郑和传》等有关下西洋史料，主要总结为以下几种观点：“耀兵异域”；“踪迹建文”；牵制帖术耳帝国；建立回教同盟；发展朝贡贸易；震慑倭寇；“取宝”；等等。从现存的中外史料分析，从“海权六要素”考量，比照马汉的海权论，明代郑和下西洋不仅反映明朝的政治军事目的，而且从其海洋活动的战略实施而论，也是中国历史上海权意识的觉醒。

首先，从经济上而论，自唐宋元以来的社会经济和海上丝路发展，对外贸易已成为国计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初因征战连年，国帑空虚、民生凋敝，故向海外发展贸易已是国家财政重要策略。明代《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记载：“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20“海外诸蕃”条记载，宣德后诸番来市，“椒木铜鼓，戒指宝石，溢于库市。番货甚贱，贫民承令博买，多致富”。故明初开展的海外朝贡贸易虽属“官方贸易”，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间需求。正如国外学者评价：“朝贡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商业贸易行为进行的活动，也就是说，因朝贡关系而使得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得以形成。”⑩

其次，从军事战略而论，郑和下西洋证明了明朝海军行动的实施具有海权战略价值和意义。当代一名美国海军将领曾言，“所谓战略，就是利用能够获得的资源和手段来达到目的的计划”。中国古代大规模海防建设始于明代初期，其东南沿海卫所制共建有58个卫、105个所、353个巡检司。其重要动因，一是来之于海上压力――“倭寇”；二是“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三是明成祖欲“居中夏而治四方”。以郑和七下西洋为典型案例分析，可见明代的海权意识极具战略价值和历史意义：一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强大舰队每次都有200多艘各种船舰和27000多名士兵等组成。其规模、编队、武备在当时无与伦比。这成为有效保障明代中国海外权益的坚强实力。明代海洋活动不仅限于郑和，从《明实录》的记载统计，仅永乐元年至十七年，官府修建的海船就有2718艘之多；像郑和多次统帅舰队出使西洋的使者还有王景弘、杨敏等10余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至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二是从战略上配合陆军讨伐安南，制止黎氏政权对邻国奉行的侵略扩张政策。三是经旧港之役、锡兰山之役、苏门答剌之役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从而清除海盗、讨伐敌对势力、平定外乱、调解国际争端、以武力威慑解决各种矛盾与冲突、扶植亲明政权，保障海上朝贡贸易通道，维护东南亚诸国秩序的稳定。四是在旧港设立宣慰使司（如同明代西南地区土官职制），在海上交通咽喉苏门答剌设立“官厂”储备物资，在南洋与印度洋要冲满剌加建立石城，盖造仓库以作中转补给，作为舰队横渡印度洋的基地。这一系列的海军活动，不仅说明了郑和下西洋的海权能力，而且也证明明朝海军行动的实施所具有的海权战略价值和意义。

再次，从政治外交而论，郑和下西洋的海权战略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明朝的国际威望，而且构筑了中国的政治外交话语权。据《明实录》记载，洪武至正统（1369～1449年）的80年间，亚非国家（日本、朝鲜未计）对华派使节共约694次之多；其中以郑和下西洋间的永乐朝为最盛，仅21年间约来使318次（平均每年约15次）。而仅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忽鲁谟斯等国来中国的使臣达1200人，是时“诸番使臣充斥于庭”。

最后，从历史意义而论，郑和下西洋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知识，而且他的海权观念和意识影响深远。郑和的随员马欢著《瀛涯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费信著《星槎胜览》，以及郑和航海行程记录《郑和航海图》等均记载了船队所至各国情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知识。而且郑和下西洋的海权观念影响到明中后期的海防思想，使朝野上下认识到海防关系国家安危，如胡宗宪的《筹海图编》、郑若曾等的《万里海防图论》、王在晋的《海防纂要》等著作中的思想观念也受郑和海防观念的影响。明宣宗时的重臣杨溥曾主张海防应“鏖战于海岸，不如邀击于海外”，这与马汉《国家海军战略》中提出的“所应再三致意者，一国以其海岸线而言，虽处守势，而其舰队之效用，都应采取攻势”，有异曲同工、不谋而合之妙。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启示与思考

西方学者一直称郑和下西洋远航为“军事远征”，并设想“假使欧洲航海家在靠近印度支那和马来亚的时候，中国已经在那里建立了制海权，亚洲的命运将会怎样？”由此可见，从世界历史进程审视，海权发展与大国崛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强大的海权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必要条件。因此，总结郑和下西洋海权战略和军事实践经验，不仅对推动中国现代海权发展有着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重要的历史启示与思考。

郑和下西洋开启了欧洲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前驱。有学者认为，明代是中国历史由开放逐渐走向封闭的一个逆转时期，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朝贡贸易是对私人海外贸易空间的挤压。然而，从另一种视角考量，正是郑和下西洋开拓了西洋、南洋等亚非诸国与中国在经济文化上的交往，扩大了彼此之间的利益需求，才会有明中后期私人海外贸易前所未有的繁荣，才会在东南沿海涌现出一批“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亦盗亦商的武装海商集团。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商品经济繁荣和商业资本的活跃，白银大量内流引起欧洲市场的“价格革命”，而且在私人海外贸易中新的雇佣关系明显发展，使明代经济渐具资本主义萌芽性质，从而对封建政治思想产生冲击作用。而郑和所开辟的印度洋、南洋海上通道，正是西方航海者来到东方的路径。因此，从世界历史意义而论，郑和下西洋是开启欧洲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前驱。

郑和下西洋可谓中国现代海权之嚆矢，中国现代海权拓展之航标。郑和下西洋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其海权意识，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能力远超过近代海军（如北洋舰队）；而当代中国海权能力的拓展，从一种视角来考量，也基本是沿着郑和下西洋劈波斩浪的航迹前进的。郑和下西洋无比强大的海上力量显示、舰队外交出访、国际援助和调解纠纷、打击海盗、保护海上通道、开辟大洋航线、建设补给基地、远程兵力投送、讨伐敌对势力、海上包围战略等，以及在海洋领域构建的政治话语权、军事威慑权、强大经济实力和国际秩序等，不仅是西方军事家、政治家所孜孜以求的海军战略目的和海权观，而且也是当代构建中国特色的海权强国战略措施，如“建设强大海军”，“和平崛起”，“索马里海域、亚丁湾护航”，远洋作战能力，捍卫中国在东海、南海的领土和经济权益，以及如何维护中国海上交通线等（如马六甲海峡通道）海洋权益。因此，弘扬郑和海权思想，是创建中国现代海权不可或缺的选择。如果说古希腊萨拉米斯海战象征着西方海权兴起，全球化滥觞于15世纪大航海时代，那么可以说中国现代海权战略的先导可追溯到郑和下西洋时代。

郑和下西洋将为世界现代海权构建提供一种新思维。西方海军战略家马汉认为：“海权的历史乃是国家之间的竞争、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地在战争进程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海上力量的历史，在很多程度上就是一部军事史。”故按照马汉的海权思想，海权三大支柱为“商品生产―航运贸易―殖民地”。然而，郑和下西洋与这种崇尚暴力、“血与火”的殖民海权却有所不同，它是具有中华文化特征的“文明海权”（或称“海权文明”）。这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首先，它以追求国际和平秩序为价值目标，并有能力引导和维持国际秩序的方式和规则。明成祖命郑和下西洋“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循礼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郑和下西洋的任务基本贯彻了这一目标。如第一次下西洋，郑和就在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剌岛）擒获海盗陈祖义，史称“海道由是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其次，采取以军事威慑为主的有限的军事行动。郑和下西洋在军事行动中除打击海盗和主动侵犯者外，基本贯彻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用兵原则，以及明廷“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的策略。

再次，是不以侵占他国领土和权益的友好交往。近现代西方海权往往建立在殖民地、海盗掠夺、抢占市场、获取资源利益等“血与火”的历史基础之上，而郑和下西洋则是建立在“宣德化而柔远人”、“厚往薄来”、“送往迎来”、“导以礼仪”、“皆推诚以礼待焉”等睦邻政策的友好交往基础之上。故郑和下西洋的海权文明使海外诸国心悦诚服，纷纷要求纳入“朝贡体系”，一些国家甚至主动要求将山岳河流纳入中国版图。满剌加“其王慕义，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请封其山为一国之镇”；渤泥国“王乞封其国之西山为一方镇”。郑和下西洋虽具有封建性质或时代因素，然其中和平、友好外交之内涵深意，足以给世界现代海权构建深刻启迪和思考。

从世界历史进程审时度势，一方面，领导者决心、决策和国家权力对于海洋事业和海权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一个海洋强国需要各领域建设的集成。海权发展是国家战略意志的体现，故海权战略是国家整体战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海权存续与发展的动力和支撑性要素既取决于其在国家总体战略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也取决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生产方式的活力和创新能力；而海权功能的发挥和有效运用则取决于与综合国力其他因素的良性互动关系。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以及近代以来西欧海上霸权国家的盛衰，都有力地证明这一事实。注释

[德]H・帕姆塞尔：《世界海战简史》，屠苏等译，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年，第14页。

[英]杰弗里・里根：《改变历史的战役：古今战争中的50个决定性战役》，谢毅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英]D・豪沃思：《战舰》，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年，第139页。

据已故当代战略大师罗辛斯基（Herbert Rosinski）的说法，此名词原为修昔底德首创。参见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美]马汉：《海权论》，萧伟中等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第3、2～3页。

[美]马汉：《海军战略》，蔡鸿斡等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第7页。

张世平：《中国海权》，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

[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4页。

唐志拔：《中国舰船史》，北京：海军出版社，1989年，第104～105页。

[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8页。

《明太祖实录》，卷30、卷71、卷134、卷47。

《明史・古里传》。

[法]奥古斯特・图森特：《中国人在印度洋的作用》，《郑和研究》，1990年第10期。

何平立：《明代潮州武装海商集团》，选自《中国历代军事文化论要》（第三编），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

贸易历史论文例10

【关 键 词】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宋元闽南/施坚雅/诺思

【 正 文】

中国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专著力作，汗牛充栋。其中，体制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都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图探索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两个概念：空间与制度。我希望透过对闽南案例的论述，引出一些研究方向的问题，就正于方家学者，期收抛砖引玉之效（注：本文讨论取材于我的近著《刺桐梦华录》（Billy K.L.So，Prosperity，Region，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The South Fukien Pattern，946-136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0）。）。

一　分析的框架

我对闽南经济发展的这项研究集中在宋元时期。在这段时期内，闽南成功超越了其他海洋中国的区域而真正脱颖而出。研究的框架由三个相关主题组合而成，即繁荣、区域及制度。繁荣是经济表现成功的象征；经济表现不能离开空间而存在；谈经济表现同样不能脱离了相关的制度。所以贯穿这三个主题的就是关乎一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经济现象。

众所周知，宋元时代中国经济十分发达。重要的表现包括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注：最近对宋代经济发展的质疑，参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币交易的普及化；广泛出现的城市化现象；人口剧增；地区生产专门化；交通运输的进步；国范围的贸易流通；日益复杂的商业手段等。上述的各种现象，不一定与海上贸易有直接关系，但海洋中国的繁荣，不特对促进宋元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代表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前缘部分。

作为宋元海洋中国佼佼者的闽南经济，包括泉州、漳州及兴化军三个州军。地区的政治经济核心集中在泉州。泉州当时在海洋中国的地位，相当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及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不论上海或香港，都不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都市典型，而是代表某一时代海洋中国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巅峰特例。以泉州为核心的闽南经济也是一样。

回到上述的三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宋元闽南经济表现可视为一个演变过程，分作四个阶段，各具特征。在考虑这些特征时，也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近代以前的繁荣到底具有什么意义。我提出了所谓“多元繁荣”的理念来说明这过程里最理想的表现。可想而知，这种有关繁荣性质的讨论，无从量化，基本上是定性分析而已，而且使用的史料不少属印象性描述。虽然如此，若能结合各种史料而建构出多元的面相，配合经济理论的诠释，或能作出新的观察和理解。另一方面，政治因素与经济表现息息相关，在讨论经济过程时，也必需引入政治层面的因素。

第二个主题涉及空间理念。过去30年来学界受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影响不少。他指出了空间结构对理解中国的重要性，并努力建构一套由中心地理论发展出来而应用于中国的宏观区域理论（注：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1964， pp.3-34；24∶2，1964，pp.195-228；24∶3，1965，pp.363-399；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residential Speech：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2，1985，pp.271-292.施氏多年来进行一项庞大项目，将1990年人口统计的很多数据输入一套地理信息系统，以量化的方法说明各变项间的关系，也证实了他的宏观区域理论。希望他的成果很快面世。）。施氏理论目的固然包罗文化社会政治诸层次，但框架却建基于市场及城市系统之上，因此对理解宋元闽南地区经济作用甚大。我利用他的理念考察这个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注意到许多前贤未发之义。此外，我提出“内部整合区域”的概念，用以表述闽南的空间情状，也深受施氏模式的启发。

最后一个主题涉及经济学的新制度论观点。在经济学及经济史领域内讨论长期经济表现时，制度的问题已变得越来越受注意。对宋元闽南经济的分析，前贤较少关注体制的解释，今日补上这一论述层面，或可开启新的视野。自科斯（Ronald Coase）以还，新制度经济学名家辈出，但最关注历史因素的莫过于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Douglass C. North）（注：Douglass C.North，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4.3， 1994，pp.359-368；Lee J.Alston，Thrainn Eggertsson，and Douglass C.North（eds.），Empirical Studies in Institutional Chan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他的理论出发点，正是试图建构一套解释处于不同时空的经济体系何以有截然不同的表现，所以也可能较主流经济学理论更适用于与西方社会文化差异颇巨的中国历史情况。诺思认为，制度即游戏的规则。此定义甚广，由正规法律以至伦理规范，皆包含在内。所有经济行为，都不能离开其特定的制度结构而运作。而制度与表现的关联，则在由制度整体（institutional matrix）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他的看法大致上是，一个经济若能有意或无意地催生一套更有效率的体制，减轻交易成本，则此经济亦能鼓励人才及资源投入具有增长潜力的经济部门，从而维持长期的良好表现。在试图解释闽南经济史时，交易成本分析不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而且可以从理论上更紧密地融合经济表现与其他重要的社会生活面相。

二　宋元闽南经济发展的四个时期

（一）第一期（946—1087）：起飞

这时期前30年，闽南尚在地方割据势力留从效与陈洪进的先后控制之下。他们为了应付庞大的统治开支，推广海外贸易不遗余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成功地发动本地商人参与这种一向为蕃商垄断的商业活动。自宋朝统一南方后，虽然失去了地方政权的支持，但当地舶商仍继续在海外贸易方面努力，和其他海洋中国历史性外贸中心如广州及明州进行相当激烈的商业竞争。在此阶段，闽南的海上贸易还是以转口为主，将南海的珍货香药等转运至华北以及朝、日等国牟利。与此同时，闽南商人也由中国其他地方购入纺织品及陶瓷，以供出口南洋、朝、日等地。在他们蒸蒸日上的海外贸易背后，却没有相应的入口商品本区销售市场，也谈不上什么主要的本地出口商品。他们在闽南惟一的经济助力，可能就是生产力日渐提升的农业部门而已。（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2章。）

（二）第二期（1087—1200）：整合的多元繁荣

这120年的时间，可能是闽南经济史的黄金时期（注：感谢苏尔梦（Claudine Salmon）提示今日海南岛所见族谱，不少提到其祖先12世纪由闽南移民至此。我没有看到这些材料，待考。不管如何，当时泉州与海南贸易往来不少，移民不足为怪。除非这批材料可以证明他们12世纪移民此地，是因为闽南出现经济不景气。）。闽商的国内外市场均已大为拓展，包括朝鲜、日本、三佛齐、占城、大食等主要海外贸易国家。贸易模式也由转口为主发展成转口兼出口。出口商品包括本地农产品及手工业制品。南宋开始定居本地区及邻近的福州的宗室国戚为数众多，为南海输入的奢侈品提供了重要的销路。此地区在南宋时兴起的外贸瓷产业，足以见证区域经济的繁荣。我估计在生产高峰时，此产业可能为泉州7％以上的人口提供衣食。其他生产部门的商品生产现象也十分明显，高比例的经济作物如糯米及大麦，支持了本地输到海外的大量商品酒。连稻米生产也出现区内分工的情况，让某些地区得以集中生产外销商品，同时支持高水平的城市人口及其生活。当然12世纪两浙及广东能够长期向福建输出价格廉宜稳定的食粮，也是闽南地区可以长期维持高度商品化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这种较平衡的发展之下，闽南越来越多的地区及人口可以从商业繁荣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益处。在其他海洋中国的港市，外贸所得往往为蕃商巨贾所垄断。海外贸易在闽南构成一种资源的凝聚力。商人的来源，除了本地人外，也有不少落地生根的蕃商，他们不久被接纳为闽南社区的成员之一（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

（三）第三期（1200—1276）：不景气与地区经济的政治化

政治因素在五代后期闽南经济刚刚起飞时曾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归宋之后由于中央上述的开放政策，政治因素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这种情况到了13世纪初当地经济出现问题时，才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性质，我总结为经济上的不景气以及区域经济的政治化。造成经济不景气的因素，包括若干海外市场的衰落或调整，农业商品化走过了头，本地区越来越受到全国性纸币通货膨胀的冲击等。这些接踵而来的困难，令海外贸易部门的调节更加举步为艰。在外贸萎缩而出口锐减的双重打击之下，本地区经济难以消解日繁的人口对有限资源的竞逐，也无法生产自足的粮食。但吊诡的是，在作为主要经济部门的海外贸易整体呈现萎缩的时候，田地价格及国内贸易却节节上升。对于那些尚未破落的舶商而言，如何广置田地并且增强在本区的政治势力以保障自己的不动产财富，变得日益重要。因而，争取权力取代了经商致富而变成了他们的首要之务。对于当地的精英家族而言，12世纪疏于争取本地政治势力的日子遂成为过去，大家开始结党夺权，占地谋职。这一种新的发展，体现在国家权力的本地化。在南宋末年，泉州实际由两大当地精英管治，一位官至知州（田真子）；一位掌市舶司（蒲寿庚）。这种发展造成社区严重分化，外贸机会由少数人垄断，精英集团间矛盾日深，后果严重。最后在鼎革之际爆发了总清洗，以宗室为核心的一批被屠杀过千，取而代之的是以蕃商为核心的一个新精英集团，他们聚合当地的汉人士大夫精英，形成一个新的权力结构。（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4章。）

（四）第四期（1276—1368）：垄断性的海上贸易繁荣

入元以后，以外族为核心的本地精英集团继续主导闽南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在垄断状况之下，虽然泉州的繁荣很快超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广州，成为全国不争的第一大港，这种经济表现却谈不上平衡，仅为少数人带来巨量财富。由于经济机会不均，加上移民等其他因素，泉州人口下降三分之二。内部矛盾及精英集团之间的冲突，终于引起元末一场十年战火，整个地区及其经济均破坏殆尽。闽南从此失去当日在海洋中国的领先地位。（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5章。）

三　十二世纪闽南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区域的内部整合

在12世纪的闽南，海外贸易的力量把当时相当大的一个地理空间的人力、生产、资本以及商业凝聚起来。这种内部整合的模式可以从空间上考察得到。我指出州县治所城市的格局虽在宋初已经形成，但城镇的发展受贸易影响较明显，不特出现消费性和生产性的市镇聚落，也有例如沿海的安海一类与海上贸易产生直接关系的远距离商业市镇。闽南泉、漳、兴化三地户口的分布，前者因为全区海上贸易中心，户口常占其半，明初始减至三成而为漳州所越。乡村聚落分布结构亦有所分化，大体上与市场关系越密切如晋江和南安等县，密度较高；反之则较疏，如莆田县。泉州城本身的都市型态，也说明了虽然城市结构取向仍以中轴的衙门区为重心，宋元泉州城的型态扩展动力，却无疑来自南郊的商业中心区。此外，从劳力及生产价值等角度看，外贸瓷产业不特在本地区经济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区内扩散分布甚广。广东海外贸易同样蓬勃，但同一产业分布模式非常集中，与闽南有明显的差异。这些现象，总合起来，呈现出闽南经济发展的一种整合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个高度内部整合的区域经济。（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6-8章。）

（二）国家与闽南地区经济

在这个经济整合的过程里，国家角色相当重要。就海外贸易而言，宋元两朝的基本政策取向，是鼓励更多本土华商积极参与其事。这总的政策方向，一则为民间创造了很大的致富机会，另一方面为中央以致地方的政府，开拓了重要的新财政收入来源。最终这种海外贸易的本土化，制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和多民族多文化的海洋中国社区。对闽南而言，政府政策最重要的体现是元?二年（1087）在泉州成立了市舶司，从此容许闽商在家乡直接合法地申报出口及入口清关。虽然不能说成立市舶司就造成了闽南海外贸易发达的局面，它至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制度条件。事实上，国家因外贸蓬勃也的确碰上诸如铜钱外流等困难，但它同时亦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有关海外贸易的商业活动，并从中获得财政上的益处，所以12世纪在闽南地区国家与舶商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见得严重，而且还不乏互相合作之例（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韩森提到官方记录不少走私的指责。参看韩森（Valerie Hansen）对拙作的书评（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4，Dec.2001，pp.1130-1131）。若将这些记录的时代也加以考虑，会发现最多出现在北宋前期及南宋后期，而不是在12世纪。）。国家对这时期的闽南海上贸易，没有太多的干扰。即使在蔡京权倾天下之际，也不闻他对家乡泉州有何不法骚扰（注：参看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对拙作的书评（Business History Review 76.1.Spring 2002，pp. 220-223）。若蔡京曾作任何非法之举，必难逃南宋初时人史家的评劾。）。

四　体制结构与交易成本的分析

商人的牟利动机是闽南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创造繁荣的过程中，闽南商人的作为表现得相当理性，虽则这种理性不会脱离所谓“制约式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规范（注：参看韩森的书评。她认为我的分析属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论。我这里用的制约式理性来自也获诺贝尔经济奖的心理学家西门（Herbert Simon），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相比，是对立的两种出发点。参考Herbert Simon，Rationality i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in Robin M.Hogarth and Melvin W. Reder，eds., Rational Choice Contrast Between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6），pp.25-40；Karen S.Cook and Margaret Levi，eds.，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但是牟利并非闽商所独好。故此嗜利之心并不足以说明何以闽南商人得以成功。以下分析一些诺思式的制度与交易成本问题，以为前面经济发展过程提供一种阐释。

（一）正规的法律体制

我认为在闽南执行的一些宋元官方法律，包括市舶条例、产权法及契约法，可以在理论上减低海外贸易的交易成本。市舶条例清楚开列出从事合法海上贸易的规矩，让合法舶商知所遵守。此法例至少在12世纪时曾经执行。海上贸易涉及大量动产产权（物货以致船舶）以及相当复杂的物主身分确认问题，当时法律对这些产权并不含糊，因而有助于复杂而长期的海上贸易运作，否则交易成本会变得极高。我考察了三种契约法律与海上贸易：第一种是出口货的赊贷契约，法律规定借贷累积利息不得过倍，也适用于这里；第二种为预购式生产契约，陶瓷及果品均有，也可能先垫付部分以助生产开支之用；第三种属租船契约，对高风险的海外贸易非常重要，创造了分散风险经营的可能性，让小商人也能组商队航行，分享商机。以上的法律机制，更重要的是执行。从材料来看，地方政府对执行这方面的法律还是相当认真的，这与政府财政收入有直接关系，不难理解。不单有明确的政策宣布，鼓励商人将案件送官审理，而且连理学大师朱熹在闽南当官时，也鼓励百姓碰上遭人违约受害时应该挺身而出，在法庭讨回公道。这与一般所谓无讼传统的理解，不无差距。

简言之，至少在12世纪地方政府仍未腐败时，闽南的法律体系对海上贸易具有积极意义。这并非意味着走私绝迹，无人毁约，或动产产权明确，毫无争议。以上的讨论旨在说明，当时运作中的法律，有助减轻交易成本，因而形成一套诱因及机会系统，无形中促进了某种比较平衡的海外贸易型态及其出色表现。（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0章。）

（二）非正规的文化与社会制约

商业行为除受正规法律的规范，也为非正规的文化社会变项所制约。在闽南可以讨论的例子包括儒家伦理、宗教信念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关于第一项，我特别注意在此地区影响甚深的儒家和理学的商业伦理问题。我的论点是理学虽然无意鼓吹利润挂帅，但也没有否定营商致富，条件是不违背道德伦理的规范，也避免过分剥削他人。与此最息息相关的伦理便是涉及交易和产权的诚信问题。有关的言论可见于朱熹、真德秀等人的文字。至14世纪中，更出现士大夫为信誉卓著的泉州商人撰写行状，并美其名为义士。可见在此地区儒家主流所倡导的伦理系统，可以巩固商业诚信，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注：这个例子目的在于说明，商人诚信受正统文化所重视和推许，而并非证明中国商人如何诚实。见韩森前引书评。）。

就而言，我特别注意报应的信念，并以为这种信念对商业行为可能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类似的例子有三，包括袁采世范、太上感应篇以及合伙契约格式所独见的神明罚则条款。若进一步考察与航海密切相关的妈祖及显惠侯信仰的教义，也可以梳理出商业伦理制约的影子。

最后是社会及血缘的网络。学界一般认为，虽然近世中国宗族的典型早在北宋时已确立，但普遍盛行则在明代。在闽南地区，南宋时已出现相当具组织性的宗族现象如祠堂、族谱以及族产等机制。这些家族血缘性凝聚力相当强固。族产一般仍以契约形式交由寺庙管理，但受到官府的充分承认，成为一种免赋税的私人资产，而后代亦不得任意变卖或分家。这些家族的成员有长期出仕者，有金榜题名者，亦有不乏务农经商之徒。由于舶商申报抽解以致缔订合约时均需要保人，此类社会网络对提供公私信用无疑起积极的作用，可以减少对财产担保的依赖。（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1章。）

五　地区和国家权力与制度变迁

近年有关诺思理论的探索，越来越重视权力的分析。研究近世海洋中国也不能例外。但在闽南的个案所见，经济选择及其效果，无法完全用权力因素来加以解释。当代的经济学理念如理性选择以及制度变迁，应用到复杂纷纭的中国历史空间时，不能削足适履，必须适当地加以调整。根据诺思的研究，正规制度变迁的原动力，常源自有关精英因私利所趋而产生的理性动机。这点宋末元初闽南叱咤一时的西域人蒲寿庚是最明显的例子。但另一方面，也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士大夫如真德秀等，本着爱民之心而促进了制度的转变。这就不是用牟利动机可以解释的了。

不管动机如何，正规法律毕竟由国家权力所确立并推行。在闽南的分析中，不妨将国家权力进一步划分为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当然，对百姓而言，两者不易区分，都是代表皇朝的国家权力。在北宋时期及南宋中叶以前，中央控制地方较严密，则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取向落差不甚明显。当形势开始逆转时，国家政策及法律在地方上执行的情况差异加大，造成地区制度实质的不同发展趋势。所以考察中国的制度变迁，更应该注意执行的层面。

至于非正规的制度变迁就复杂得多。三种有助减低交易成本的因素，即儒家商业伦理、民间宗教及宗族组织，虽然源远流长，但俱是南宋间闽南地区的新兴事物。从文献所见，固难证明它们与同时兴起的海外贸易有何直接关系。学界对这方面的讨论，主要上溯至明代。故诺思以企业家为制度变迁动力的分析，在此似乎有点格格不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所有这些非正规制度的变迁，都是无心插柳的社会发展结果。即是说它们形成的出发点大多与牟利无关，彼此也不一定有重要的关联。但是演进的结果，却产生了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制度条件。当然，同样的非正规制度，也见于闽南以外的地区，但那些地区却缺少了海外贸易的诱因和动力，因此没有交易成本可以降低。至于两浙和广东，海上贸易历史虽更悠久，但同类的制度现象仍有待明清时期始普遍展开，可不幸地，除了晚明一段时期，国家对海上贸易的政策已基本上逆转，不再如宋元般积极鼓励本土舶商参与其事。故此同样的制度，亦不会带来相同的交易成本效益。明末清初的一段时期则是例外，是中国历史上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时期之一。

六　空间里的制度与制度的空间性

最后是空间分析的制度层面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空间问题。上述已说明诺思的新制度经济学概念对讨论闽南地区经济的帮助，它们提供了一套重要的分析框架，整合了经济、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社会以至人口的各个领域，从而探究长期的经济表现演变。在区域理论视野里，我们也可以更有效地观察事先清楚界定好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这种空间进路，可以有助于建构或阐释复杂历史现象。若将制度观点及空间进路结合，是否可以用两者互补不足之处而催生新的视野？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讨论里，空间概念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有关的实证研究，常专注某一制度、产业或机构，不然就是讨论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前者使我们深入了解微观层次的个别制度及其经济意义；只有后二类研究，才在宏观层次上针对整体制度进行分析，并提供对个别经济体系的理解。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理论出现了局限性。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系，规模大小不一。比较前近代的法国、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分析它们不同发展道路的制度涵义，可以很有启发性，原因是它们的地理空间都较小。诺思在这方面的研究，对西方经济史是很重要的推进。但假设12世纪的中国经济体系，亦如那类西方国别经济一般，内部大致齐一，可以作为单一的个别经济体来考虑，则可能没有像研究西方历史那般具有建设性。施坚雅等人早已指出，中国地大物博，不宜视作没有分化的单一经济整体。中国的历程也可视为各地区发展历程的总和。这些个别地区的发展本来就快慢不一，无法同步，并且不断互动。不少制度的因素都带有空间效应，如法律运作的执行性格，地方性的法律，地方民间宗教及教育机制，地方的社会网络等。这些变项都有地理空间意义的核心区或实施区。在此范围内，制度对行为的制约最大。由此范围外延，控制效力渐小。在宋元的海洋中国，广州与泉州的制度整体便有分别，盛衰轨迹亦不一致。换言之，研究幅员辽阔、各地千差万异的中国经济时，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更多考虑空间的因素，并且发展更有效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

中心地理论是施坚雅模式的理论基石，以此用来说明中国的城市或市场结构，创获自然不少。但当这套模式被应用到非经济的层面去时，有很多争议。原因之一就是这套框架在建构经济与非经济元素的理论关联时，主要立足于人口的密度。资源密度虽然对社会各方面影响不少，却不足说明商业行为的许多选择问题。解决这类问题的途径是将经济及非经济的因素整合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从理论上把它们纳入一个制度整体来加以观察，并且从交易成本出发，分析它们在经济表现上所扮演的角色。这个新架构结合了施氏的市场体系和城市层级，也融入诺氏的制度整体分析，或许可以提示一个理解长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方向。

七　跨学科视野与多重标准的一点感想：兼回应克拉克（Hugh Clark）的评论

上述讨论引申出的一个基本问题，即经济史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带来的多重标准问题。简言之，以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时，无可避免地需要运用到经济学的概念及其理论与框架，可是这些分析工具大部分是西方近代学术发展的结果，其实证基础也主要来自西方的

经验。当应用在中国国情中时，大家都清楚不可以削足适履地硬套，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但怎样才算是适当？尽管众说纷纭，但完全归于主观的见仁见智，未免失诸笼统，不符合历史学严格学术训练的要求。不同学科如实证的历史学与经济学，学术的标准绝不相同，前一领域常用的一些举证方法，对后者而言会觉得没有足够的阐释力或流于以偏概全；后一领域惯用的推理方法，对前者而言又会感到好像证据不足或见林不见树。不过，既然跨越了学科的藩篱而拓宽了视野，就应该融会相关学科的不同标准。要达到这目的，有两个可能的取径，一是要求同时满足全部学科的标准，而不管它们落差有多大。第二种方向是让读者各取所需，即写历史时要满足历史学的实证标准，论经济解释时要合乎经济学的要求。对我来说，第一种方向力有不逮，只能战战兢兢地走第二条路。但就算在这种自我约束的规范里，亦不免遇上读者错置的困境，即不懂历史学的无法欣赏历史的史料论辩，缺乏经济学素养的却混淆了史实论述与经济解释。对笔者而言，这可能是一个两难之局。但我相信历史学，尤其是经济史，在最近几十年学术领域统整过程里，必能面对并解决这类难题，从而开拓历史学在本领域以外的广阔人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