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论文例1

本文所采用的居民微观调查数据来源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同时，本文还将用到4个直辖市及78个地级市层面的宏观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数据库和2009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由于一些被访问者的数据缺失，本文最终收集到了9189个居民样本用于实证分析。其中，下标i表示第i个居民样本，ε表示随机扰动项。因变量为happiness，是度量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指标。在公式（1）中自变量为medicare，表示医疗保险；pension表示养老保险。β1、β2分别是两者所对应的回归系数。在公式（2）中自变量为社会保障项目指数social_security。X和Z是控制变量，X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矩阵，Γ是其相应的回归系数矩阵；Z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宏观环境变量矩阵，П是其相应的回归系数矩阵。

（二）变量定义

1.居民主观幸福感（happiness）。

被解释变量happiness的取值来源于CGSS问卷中被访者对问题“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是否幸福？”的回答。答案分为“很不幸福、比较不幸福、一般、比较幸福、完全幸福”，分别对应1-5的赋值。表1显示了居民主观幸福感调查结果的分布情况。在最终的9189个样本中，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分布情况与全样本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回答“很不幸福”和“比较不幸福”的比例为2.14%和7.66%，而样本中有18.01%的被访问者选择回答“一般”，另外56.55%和15.64%的被访问者选择了“比较幸福”和“完全幸福”。这样的分布情况表明删除数据缺失的样本个体后实证结果不会有明显差异。

2.社会保障（medicare、pension和social_security）。

本文用来衡量居民社会保障情况的指标medicare和pension分别来自居民对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您目前是否参加了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社会保障项目？”和“您目前是否参加了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保障项目？”的回答。当访问者回答“参加了”即赋值为1，当回答“没参加”时赋值为0。Social_security的取值为medicare*0.5+pension*0.5，是分别赋予medicare及pension各0.5的权重再相加的综合指数。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分为两类，一类是被访问者的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另一类是其所在城市的宏观数据变量。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性别（male），男性取值为1，女性为0；年龄（age），是居民在2009年的周岁；民族（nation），汉族取值为1，其他为0；（religion），有取值1，无取值0；教育情况（education），即根据学历推算的接受学校教育的年数；政治身份（communist），中共党员取值为1，其他为0；健康状况（health），来自被访问者对问题“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的回答，答案“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分别取1-5的整数值；户籍（urban_hukou），适用于调查结果“非农业户口（城镇户口）、居民户口、军籍”的取值1，其他为0；工作情况（work），有工作取值1，其他为0；收入情况（income），即2009年该家庭总收入的自然对数；婚姻状况，分为两个变量divorced和married，分别表示离婚和已婚状况，当离婚和分居时，divorced取值1，其他情况取值0，当已婚时married取值1，其他情况取值0；收入公平（fair），来自于问题“考虑到您的教育背景、工作能力、资历等各方面因素，您认为自己目前的收入是否公平？”，回答“不公平、不太公平、一般、比较公平、公平”分别取值1-5的整数。居民所在城市的宏观数据变量包括：收入差距（inequality），是2009年该城市城乡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值；经济增长率（growth），是2009年该城市GDP的增长率（%）。

（三）数据描述

用于实证研究的9189个微观样本涵盖了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82个城市，其中东部32个，中部30个，西部20个，说明研究样本具有一般代表性。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happiness的均值为3.76，处于中等偏“比较幸福”的水平。医疗保险medicare的均值为0.87，说明样本中87%的居民参与了医疗保险的社会保障项目，养老保险项目pension参与的居民却只有46%，低于医疗保险的参与率，这两个变量的标准差分别为0.33和0.5。社会保障综合指标social_security的平均值为0.66，标准差为0.33。

二、实证分析

（一）基本结果

由于在本文的回归模型中，被解释变量happiness的取值是1-5的整数，是一个表示程度的有序变量，因而本文采用OP模型对其进行估计。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不仅列出了解释变量的偏回归系数，还列出了解释变量对happiness的边际效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变量social_security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能够显著增进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体来说，当社会保障指标提高一个标准差（0.33），能使居民感觉“很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居于幸福和不幸福之间”的概率下降0.21%、0.83%、1.42%，但却可以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完全幸福”的概率上升0.85%、1.61%。通过对以上实证结果的分析，本文认为社会保障可能主要通过以下三种路径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首先是经济路径，社会保障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并在某些方面增加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如领取低保），从这个方面社会保障对幸福感有促进作用。其次是心理路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作为社会的“安全网”和“稳定器”防范于未来的风险，给人们心理上安定的感觉，还可以增加社会信任，从而提升了居民幸福感。最后是社会路径，社会保障可以使国民收入再分配，促进了社会公平，从而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对于其他控制变量，除了工作情况（work）和经济增长率（growth）两个变量不显著以外，其余变量都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并且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既有文献的研究发现大体一致。

（二）分项结果

目前在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分量最重、人民最为关注的当属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所以为了考察这两个指标各自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差异，现将其作为单独的变量同时放入回归模型中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从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都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根据边际效果的数据来看，医疗保险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高于养老保险。实证结果进一步说明，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对提高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意义。医疗保险影响大于养老保险影响的可能解释是：首先，医疗保险的覆盖度大于养老保险，从全体样本中就可以看出，有87%的居民参与了医疗保险，只有47%的居民参与了养老保险。其次，可以看出人们对于医疗保险的重视，因为健康对个人会产生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影响。最后，健康问题贯穿于人的一生，而养老保险的作用一般突出体现在老年生活方面。

（三）分群体结果

为了进一步探讨社会保障对于不同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本文按不同标准将被访问者分为不同群体，以观察社会保障对其幸福感影响的差异性。首先，按照被访问者所处的地域，将样本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居民两个子样本；其次，再按照CGSS问卷中的问卷类型将被访问者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子样本；最后，根据被访问者家庭收入是否达到平均收入将其分为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两个子样本。分别对以上子样本进行OP回归。对于每个子样本，社会保障都显著影响其幸福感，但是对中西部地区居民的影响大于东部，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大于城市，对低收入居民的影响大于高收入群体。这个结果可能的解释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低层次的需求被满足以后，人们更重视还未得到满足的更高层次的需求。生活在经济相对发达城市的高收入居民其基本生活需求得以满足，影响其幸福感的因素中高层次的需求可能占比较多。并且，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更倾向于照顾普遍大众及弱势群体，故对生活环境较差的居民影响较大。

养老保险论文例2

一、回顾我国养老保险近年来取得的成就

一是实现了由国家包揽费用向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方面共同分担养老保险费用；形成了费用合理负担和基金稳定筹集的新机制，减轻了国家、企业负担，增强了职工的投保、缴费、积累等自我保障意识。

二是实现了由“企业自保”向“社会统筹互济”转变，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了社会互济，体现了分散风险和均衡负担的“大数原则”。

三是实现了由“平均主义”、“大锅饭”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新制度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原则，其中个人帐户体现的是劳动者的贡献大小相联系的效率原则，而社会统筹部分则是贯彻了公平原则，以保护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权利，将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覆盖面太窄，农村的社会成员不能融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80%左右，但是长期以来，农民并未被纳入到社会保障的范畴中去，相较于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由国家和社会承担，农村人口则由农村家庭和农村集体经济承担。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青年婚后与父母分家已成为普遍现象。同时，土地不再是维系家庭的主要生产对象，一些青壮年常年在外打工，种种原因使得身在农村的老年父母的生活出现了困难。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养儿防老”的家庭保障体系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农村的集体经济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提供保障，很难满足农民养老的需要。

（二）资金的筹集和管理存在漏洞

养老保险主要有三种模式：一种是用一部分在劳动者退休期间正在工作的一代人创造的财富来支付养老金，由此形成现收现付制；一种是劳动者通过在工作期间的收入积累一笔基金，交由某个机构集中管理，在其退休后以投资所得向其支付养老金的完全基金制，还有一种是介于前两种模式之间的部分基金制，即当期缴纳的养老保险一部分用于当期养老金的支付，另一部分划入到缴纳者的个人账户当中去。但是当前实施部分基金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空账问题，即不光企业缴纳的社会统筹基金用来支付当期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就连个人缴费也被用于发放养老金，个人帐户有名无实，是空帐户。

另外，养老保险基金在筹集上缺乏法律保障，方式不够规范，各地区的筹资等级和筹资比例各有不同，造成了不同地区之间负担水平悬殊，不利于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由于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在筹资过程中，拖欠、不缴或少缴统筹金的现象比较普遍。由于资金管理上存在着漏洞，使得养老保险资金不能真正做到专款专用，经常被挪用，为部分管理者的腐败创造了条件。三、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措施

（一）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解决广大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

首先，应该继续维护家庭养老这一传统。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养老的功能有所弱化，但是无论是几千年文明古国的优良传统还是我国现行的法律的规定，子女赡养老人都是一种美德，一份义务。因此，在养老保险制度未健全之前，仍应该努力维护家庭养老这一传统，加强青少年尊老孝敬的思想教育，维护良好的社会道德规范，保障老年人的权益。其次，推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按照城镇人口的模式给农民建立个人账户，让农民为自己投一份养老保险，资金来源可由集体、个人和国家三方负担。这样的好处在于，当农民丧失劳动力时，如果子女有能力履行赡养义务时，参加养老保险可使农民的老年生活更加充裕，如果子女的能力有限，养老金可向老人提供基本的生活费用，使老人能够安度晚年。第三，发挥商业保险的储蓄功能，鼓励农民中收入较高的群体参加商业保险。

（二）做实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

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高峰期，养老保险的负担日益增大，如果按照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定，即缴费8%和企业缴费的3%全部进入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做实个人账户必然是困难重重。可以选择一种折中的做法：将人缴费的8%部分做实，进入个人账户，企业缴费的3%可以进入社会统筹基金，应付当期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支付。减轻政府的压力。

（三）健全筹资模式，进行多渠道投资

首先，将现行的社会保险费改为社会保险税。我国的养老保险资金筹集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法律强制力不够。企业拖欠、拒交和隐瞒职工工资的问题严重，而通过开征社会保险税的方式筹集资金比缴费具有更强的约束机制，也更能体现出养老保险资金筹集的严肃性和强制性。其次，变卖部分国有资产充实养老保险基金。第三，开征一些新税种，如遗产税、赠与税、奢侈品的消费税等，不但可以充实养老保险基金，还可以防止两级分化、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能够更好的完成财政的收入分配功能。此外还可以考虑发行一些长期国债补充养老保险资金的不足。

参考文献

[1]穆光宗，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变革和展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05

[2]叶响群，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困境与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1

养老保险论文例3

一、回顾我国养老保险近年来取得的成就

一是实现了由国家包揽费用向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方面共同分担养老保险费用；形成了费用合理负担和基金稳定筹集的新机制，减轻了国家、企业负担，增强了职工的投保、缴费、积累等自我保障意识。

二是实现了由“企业自保”向“社会统筹互济”转变，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了社会互济，体现了分散风险和均衡负担的“大数原则”。

三是实现了由“平均主义”、“大锅饭”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新制度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原则，其中个人帐户体现的是劳动者的贡献大小相联系的效率原则，而社会统筹部分则是贯彻了公平原则，以保护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权利，将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覆盖面太窄，农村的社会成员不能融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80%左右，但是长期以来，农民并未被纳入到社会保障的范畴中去，相较于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由国家和社会承担，农村人口则由农村家庭和农村集体经济承担。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青年婚后与父母分家已成为普遍现象。同时，土地不再是维系家庭的主要生产对象，一些青壮年常年在外打工，种种原因使得身在农村的老年父母的生活出现了困难。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养儿防老”的家庭保障体系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农村的集体经济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提供保障，很难满足农民养老的需要。

（二）资金的筹集和管理存在漏洞

养老保险主要有三种模式：一种是用一部分在劳动者退休期间正在工作的一代人创造的财富来支付养老金，由此形成现收现付制；一种是劳动者通过在工作期间的收入积累一笔基金，交由某个机构集中管理，在其退休后以投资所得向其支付养老金的完全基金制，还有一种是介于前两种模式之间的部分基金制，即当期缴纳的养老保险一部分用于当期养老金的支付，另一部分划入到缴纳者的个人账户当中去。但是当前实施部分基金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空账问题，即不光企业缴纳的社会统筹基金用来支付当期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就连个人缴费也被用于发放养老金，个人帐户有名无实，是空帐户。

另外，养老保险基金在筹集上缺乏法律保障，方式不够规范，各地区的筹资等级和筹资比例各有不同，造成了不同地区之间负担水平悬殊，不利于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由于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在筹资过程中，拖欠、不缴或少缴统筹金的现象比较普遍。由于资金管理上存在着漏洞，使得养老保险资金不能真正做到专款专用，经常被挪用，为部分管理者的腐败创造了条件。三、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措施。

（一）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解决广大农村人口的养老问题

首先，应该继续维护家庭养老这一传统。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养老的功能有所弱化，但是无论是几千年文明古国的优良传统还是我国现行的法律的规定，子女赡养老人都是一种美德，一份义务。因此，在养老保险制度未健全之前，仍应该努力维护家庭养老这一传统，加强青少年尊老孝敬的思想教育，维护良好的社会道德规范，保障老年人的权益。其次，推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按照城镇人口的模式给农民建立个人账户，让农民为自己投一份养老保险，资金来源可由集体、个人和国家三方负担。这样的好处在于，当农民丧失劳动力时，如果子女有能力履行赡养义务时，参加养老保险可使农民的老年生活更加充裕，如果子女的能力有限，养老金可向老人提供基本的生活费用，使老人能够安度晚年。第三，发挥商业保险的储蓄功能，鼓励农民中收入较高的群体参加商业保险。

（二）做实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

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高峰期，养老保险的负担日益增大，如果按照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定，即缴费8%和企业缴费的3%全部进入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做实个人账户必然是困难重重。可以选择一种折中的做法：将人缴费的8%部分做实，进入个人账户，企业缴费的3%可以进入社会统筹基金，应付当期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支付。减轻政府的压力。

（三）健全筹资模式，进行多渠道投资

首先，将现行的社会保险费改为社会保险税。我国的养老保险资金筹集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法律强制力不够。企业拖欠、拒交和隐瞒职工工资的问题严重，而通过开征社会保险税的方式筹集资金比缴费具有更强的约束机制，也更能体现出养老保险资金筹集的严肃性和强制性。其次，变卖部分国有资产充实养老保险基金。第三，开征一些新税种，如遗产税、赠与税、奢侈品的消费税等，不但可以充实养老保险基金，还可以防止两级分化、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能够更好的完成财政的收入分配功能。此外还可以考虑发行一些长期国债补充养老保险资金的不足。

参考文献

[1]穆光宗，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变革和展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05

[2]叶响群，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困境与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1

养老保险论文例4

1984年,我国在部分地区实行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职工退休费用统筹试点,建立了职工退休养老基金。1986年以来,政府有关部门多次颁发文件,要求逐步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并明确规定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一般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费不得低于本人工资的4%,最终个人缴费目标是本人工资的8%。1996年,企业平均缴费比例为20.33%,个人平均缴费比例为3%,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171.76亿元(人民币,下同),支出1031.87亿元,累计滚存结余578.56亿元。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已覆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并将逐步扩大到城镇个体劳动者。

经过10多年改革,一个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险制度已具雏形。但是,由于国力所限,加之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我国现在的养老保险制度还面临着许多问题。表现在如下方面:

1.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日益加剧。人口老龄化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了愈来愈重的压力。西方发达国家通常在步入工业化社会后才会出现老龄化,且老龄化速度较慢。我国则在工业化中期的起始阶段、经济建设资金需求集中的情况下便进入老龄化,使资源配置陷入困境。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0年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亚洲平均为6.8%,我国为8.9%。我国已进入老龄化时期,2000年和2010年这一比重将分别达到10.2%和12%,到2026年这一比重将达18%,届时全世界将有四分之一的老人集中在中国。而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平衡方式采用现收现付与基金积累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这种平衡方式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到来时,会造成资金需求的急剧增长,社会负担加重,对国家财政的稳定非常不利。

2.社会保险主管部门仍试图由政府包办养老保险,制定了过高的社会养老保险费交纳标准和替代率,造成国家、企业负担过重,部分参与者无力负担,同时也挤掉了商业性人寿保险发展的空间。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定的替代率为90%左右,而国际上一般为45-50%。我国企业养老保险,单位和职工个人的保险费交纳标准占职工工资总额的25%以上,若按退休职工人数平均增长2.9%,退休金每年增长8.8%测算,我国退休金占在职职工工资总额的比重,将在2025年达到并超过国际公认的29%的极限,此后将继续上升并一直延续到2080年。如超过29%的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势必会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和国民经济危机。因此,社会保障水平要与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

3.目前养老保险制度与国民收入分配变动的趋势不相适应。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收入一直呈现向个人倾斜的趋势,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较弱。从1980年到1995年,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5.7%下降为10.9%。与此同时,居民个人收入增长迅速。按当年价格计算,1978年至1995年间,城市居民的收入以年均15.9%的速度增长,城市居民存款余额也以年均34.3%的速度增长,由154.9亿元增加到23466.7亿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绝大部分的社会养老费用仍然由国家和企业承担。

二、寿险公司在养老保险体系中应扮演重要的角色

如前所述,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在我国深化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进一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鼓励个人的自我保障意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依据国际保险专家提倡的三支柱养老保险结构理论(三支柱为政府举办的基本年金、企业和行业举办的职业年金和个人储蓄性年金)来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应重新进行构造。在我国未来的养老保险体系中,寿险公司将成为一支非常活跃和举足轻重的力量,不仅仅作为第三支柱的举办主体,而且在第二支柱的资金运用和基金管理中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人寿保险是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以合同形式建立的一种较高水平的商业性保障,而社会养老保险是国家依法强制实施的养老保险,二者合理分工,密切配合,保障人们的晚年生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将人寿保险的市场机制引入到养老保险体系中,具有以下方面的积极作用:

1.寿险公司是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国力所限,我国社会养老保险虽覆盖一定范围,但还未达到覆盖全社会的程度,而寿险公司则在社会保障的空白地大有可为。同时,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有一定限制,收入水平较高的阶层可通过寿险公司来确保富裕的晚年生活。

2.寿险公司可以更加合理地配置资源,提高资金利用率,使养老基金作出最佳投资策略,从而使养老基金产生最佳的资本配置和最高的投资回报率。世界银行政策研究部一位经济学家曾指出,政府并不是最好的投资者,许多国家的公积金结余很少,而且在整个80年代大多出现了亏损。在竞争性体制下,寿险公司开办的积累式养老金方案更有可能将基金投资于公债、公司债、股票和不动产的组合,并通过加强管理,降低经营费用,从而更好地保护了养老金领取人的利益,促进养老保险制度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

3.寿险公司的养老基金积累方式比较适应我国未来人口快速老龄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符合世界各国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方式向基金积累方式改革的趋势,与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相适应。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相似的智利等拉美国家曾在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实行完全的基金积累制度,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发育以及保险和银行机构的成长。

4.由寿险公司承担一部分养老基金的管理,可促进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寿险公司作为机构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可以增加市场的机构竞争主体,减少资本市场的过度波动。数量庞大的养老基金进入资本市场,将对我国规模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5.寿险公司之所以在许多国家养老保险中担当举足轻重的角色,还在于其拥有其他机构不可比拟的优势。

(1)寿险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的精算师,可准确厘订交费标准和给付水平,根据谨慎的精算原理保证养老金的稳健运用和给付安全。

(2)寿险公司拥有众多的投资和理财专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寿险公司会制订最佳的投资组合,在确保安全性的前提下,保证养老基金最大限度地保值增值;同时,通过加强成本核算,尽力降低经营成本,为养老金所有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3)寿险公司承诺的养老金给付具有极高的安全性,养老金领取人的利益可得到充分保障。寿险公司的经营接受政府金融监管部门的严密监管,促使寿险公司进行稳健经营,提取足够的责任准备金,以保证充足的偿付力和流动性。

(4)商业寿险公司经营养老保险业务符合国际惯例。无论在养老保险体制比较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养老保险体制正走向完善的拉丁美洲国家,寿险公司均在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美国,其团体退休金计划一般由雇主发起,但雇主一般并不将养老基金直接进行投资,而通常是由寿险公司、银行、投资公司等从事金融服务的机构来提供投资服务。寿险公司提供的基金积累工具主要包括团体延期年金、存款管理合同、退休金专用基金投资保险合同。而美国个人退休金储蓄计划(包括个人退休金帐户和自营者退休金计划)均由寿险公司、银行、相互基金公司、信用社等金融机构主办。瑞士严格规定团体养老金计划必须由寿险公司经营管理。英国政府养老保险为现收现付制,职业和个人年金为完全积累,而后两者基金的绝大部分由寿险公司进行运作和管理。而众所周知的以智利为代表的拉丁美洲国家,对其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私有化,不仅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也推进了金融市场、保险和银行机构的发育和成长。

三、寿险公司开办养老保险业务应得到的政策支持

寿险公司开办养老保险业务,能促进社会和经济的稳定,使广大年老者能够老有所养。由于养老金业务的经营目的显著区别于其他寿险业务,故政府应在税收、投资等方面给予寿险公司的养老金保险业务以政策支持,同时寿险公司将继续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以促进养老基金运行的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

1.税收方面。参照西方国家经验,对企业和个人合格养老保险计划的缴费免征所得税,即税前支付养老保险费。同时,为充分保障养老金领取人年老时领取到足够的养老金,应将基金的投资收益免征所得税和资本增值税。雇主通过向养老保险计划缴费,使其在有生之年平均分配收入。在超额累进所得税体制下,缴费可使其收入从较高收入期间推迟到较低收入期间,使其实际税负得以大大减轻。投资收益的免税可使养老基金含投资毛收益在养老保险计划中滚动,最后在支付养老金时再交纳税金,实际上体现了政府对养老金领取人的税收优惠待遇,鼓励企业和个人为实现国家的政策目标做出贡献。当然国家也要制定措施。防止企业和个人滥用税收优惠。

另外,各国对于寿险公司养老金的给付,也赋予某些税收优惠待遇。如英国规定,批准养老保险计划下信托人同意支付的死亡趸领养老金,可以免征所得税和遗产税;退休时一次性给付的现金也可享受免税待遇。为充分保障人们的晚年生活,促进社会安定,西方国家还鼓励个人参加寿险公司开办的养老保险,并给予税收优惠和税收补贴。如瑞士规定,一对夫妇购买人身保险用于养老,每年可得到大约5000瑞士法郎的税收补贴。

养老保险论文例5

企业年金的发展历程阐释

企业年金(CorporationPension)是由企业向职工提供的退休养老金,保障退休员工在一定年限内按年度获取一定数额的现金收益,又称“雇主年金”或者“职业年金”。与政府管理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不同,企业年金是由企业发起成立并进行管理,其设立一般是自愿性的,只在少数国家强制要求建立企业年金。根据各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同,企业年金在养老保险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有所区别。在实行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中,例如北欧国家、荷兰、瑞士等,政府是养老保险的推动力量和管理者,企业年金占社会养老保险的份额较小。而在采取社会保险模式的养老制度的发达国家,养老保险的职责是由多层次的养老体系共同承担的,其中国家管理的基本养老金保障覆盖面广、水平低,由于退休员工工资相挂钩的企业年金计划提供大部分的退休替代率,另外个人自愿型养老保险起补充作用。这样的三支柱型养老保险体系被世界银行以及其他的一些国际组织所推崇。2005年世界银行报告提出了更为细化的五支柱模型,企业年金仍是其中的重要支柱。

考察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和英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可以发现,其企业年金的规模都超过了国家管理的社会养老基金规模。在这些国家中,企业年金的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与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政府采取税收优惠等激励手段大力促进企业年金市场的发展,以此减轻政府管理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所承受的压力。此外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是,这些国家企业年金的历史悠久,普遍被企业和员工接受与重视。

企业年金的形式是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而转变的,特别是在最近20年中,过去占主导地位的待遇确定型基金(DefinedBenefitpensionscheme)逐渐让位于更受欢迎的缴费确定型养老基金(DefinedContributionpensionscheme)以及混合型基金(hybridpensionfund)。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雇员享有的灵活性增加,企业与员工的紧密程度有所降低,投资风险由原先的雇主承担转变成雇员自主承担。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收益固定型养老基金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不断增大,一些企业的年金计划规模达到甚至超过企业市值,企业的财务能力难以承受金融市场的波动,给年金计划进而给企业本身带来的影响。特别是伴随着21世纪初期主要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深度调整,待遇确定型的养老基金普遍处于基金不足的状态,巨额的赤字对公司的融资与经营活动都造成了不利影响。摆脱这种不利影响的一个途径就是用企业不承担投资风险的缴费确定型年金计划代替待遇确定型年金计划。这种转变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同时新建立的年金计划也基本上都是缴费确定型企业年金。

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到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有一个分散-集中-再分散的过程:工业化时期之前,基本上是分散化的家庭养老,随着工业化进程国家承担起集中养老职能,近年来又是朝着建立分散化的个人养老账户发展。当然目前的分散化并不是回到最初的状态,而是一种统筹保险与个人账户的结合,国家保障基本的养老支出,个人账户保障退休后的生活质量。目前,国际上大多数的国家都采取这种“多支柱”的养老保险制度,根据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各种支柱所承担的保障水平也不同。

从养老金筹资方式来看,历史上的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有一个从隐性的基金制(养儿防老)转变为现收现付的统一养老金支付,然后发展为以国家现收现付部分资金以担负起基本养老金,企业采用基金制进行个人账户的累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承担的风险与获得的养老金水平的差异有着紧密的联系,基本上是个人面临的风险越小,差异越小,反之养老基金的风险越大,所能提供的养老金的差异就越大。国家统一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由国家保障个人的养老金支付,个人几乎不承担什么风险,但是个人获得养老金水平也基本上没有差异;在完全的缴费确定型养老保险基金制度下,个体退休时得到的养老金支付不仅与个体工作期间的缴费有紧密的联系,还与养老基金的投资策略、金融市场的变化、人口死亡率的变化以及通货膨胀率都有很紧密的关系,也就是说即使是两个人工作同样的年限拿同样工资,退休后由于投资市场的不同或者是退休的年代不同,所得到的养老金支付都很可能有很大的差别。

从养老保险制度的变革历史中我们发现,大多数的变革都是由危机引起的。建立起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体系是由于面临养老危机,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的改革是应对政府的财政危机以及人口老龄化危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采用现收现付制建立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是牺牲下一代福利为上一代人养老,如果这种代际转移支付能够永远进行下去,建立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就不失为一种帕累托改进,也就是在不牺牲其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增加社会福利。然而,从实际情况看,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如果说第一次遭受危机的时候国家尚可以采取从基金制向现收现付制的转变解决社会养老问题,那么当这些国家再次遭受到经济危机侵袭的时候,短期的财政压力将导致政府无力应对,产生加重经济危机的宏观经济影响。相对于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造成的短期财政压力,人口的老龄化导致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危机。许多学者和国际组织在多年前都注意到这个问题,人们普遍认识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以及人口寿命的延长,世界各国的人口结构普遍朝着老龄化发展。在老龄化的趋势下,要想维持现有的养老保险水平,将会大幅提高劳动人口的缴费比例,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在人口老龄化趋势无法改变的情况下,解决社会养老问题的出路就在于发展基金制,也就是说发展基金制的养老保险体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采用基金制既是为现在劳动人口未来养老支出建立储蓄,也是在社会经济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建立储备。作为进行基金积累的主体有几种选择,既可以由政府统一管理进行积累,也可以由企业建立年金计划进行积累,当然也可以由个人自行积累。在这几种积累形式中,以企业为主体建立养老保险计划是较好的选择。这是因为公共管理的资产往往有极差的投资表现,另外政府作为现收现付基本养老金的管理者,如果同时进行资金积累的管理,可能会存在弊端。其次,如果由个人自行积累养老资金,那么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问题将导致一些人将用于积累的资金拿去消费,最终不得不由政府承担他们的养老。如果在企业这个层面进行养老基金的积累,可以兼顾效率与公平,同时可以降低风险。由企业进行的基金积累在合适的政策指引下,缴费可以保证,容易得到快速发展。与政府管理的基金以及个人基金相比,企业年金计划的规模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既可以分享到较高的投资回报,又能够避免出现大面积的系统风险。

从以上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发展采取积累制的企业年金是完善和发展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必由之路。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与企业年金

我国的现代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是伴随着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建立的,1984年到1993年间基本建立起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制度,1993年开始建立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2004企业年金正式作为我国补充养老金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了市场化规范化运作的轨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国注重吸取了世界其他国家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经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方案始终与国际主要潮流保持一致。比如我国企业年金的建立在规范之初就采用了国际主流的缴费确定型企业年金。在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实行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中,规定了我国企业年金实行完全积累制,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资金进入个人账户,账户基金按照国家规定投资运营并积累投资收益,退休时职工可从本人所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中一次或定期领取企业年金。另外为了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也是充分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还不够成熟的现实,我国企业年金的管理在风险控制上更为严格,不仅采用了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分开管理的形式,对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领域、品种和比例都做出了严格规定。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发展企业年金的紧迫性更加突出。我国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全国平均养老金替代率在2007年为83%,部分省市甚至超过100%,也即是说养老金高于在职职工工资,这种水平的基本养老保险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的老龄化问题将会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严重,预计到2030年将会由不到3个在职职工来养活1个退休员工,到205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占人口比例可能超过30%。如果继续使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维持现有的养老金替代率,届时在职员工的缴费率将超过60%,这是不可能实行的。大幅增加财政预算以保证养老金的发放将导致高额的政府赤字,无法持续。如果不增加财政预算,将来基本养老保险水平必定会大幅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迫切需要企业年金发挥补充养老金的作用,应该对企业年金的发展进行大力扶持,包括制定统一的企业年金优惠政策以及其他鼓励措施。

对企业来说,企业年金计划的实施与管理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重要的一环,建立企业年金计划不仅可以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是提高职工凝聚力,提升企业文化的很好机会。相信随着对企业年金的了解以及相关政策的出台,会有更多的企业加入建立和管理企业年金计划的行列中来。

内容摘要: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企业年金在社会保险体系发展历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阐述了在我国大力发展企业年金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企业年金不仅是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更是建立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保证。政府需要完善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引导企业承担起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责任,二者共同努力发展企业年金市场。

关键词:企业年金养老保险现收现付制基金制

参考文献:

养老保险论文例6

1我国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现状

失地农民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就存在。当时通过“以土地换就业”的方式，使他们在国有企业内就业，成为工人，从而很好的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就业、养老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传统的政府安置方式逐渐失灵。目前我国的失地农民安置方式普遍实行的是一次性货币补偿，由失地农民自行解决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问题。由于货币补偿方式操作简便，失地农民可以直接获得一定数额的安置补偿费而不用担心政策的变动是否会影响将来养老金的领取，所以比较容易被接受。但是，这种方式并没有很好的考虑到一旦当失地农民花完这些补偿费，尤其是当这些人丧失劳动能力之后的生活保障问题。由于他们的短视，他们往往会将这些补偿费花费在子女的婚嫁以及新家的建设方面，而很少的考虑到自己的养老问题，因此，货币补偿方式并不能真正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

2现阶段我国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探索的几个模式

失地农民的就业和养老问题的解决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胜利这个总目标的实现。目前，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有两种类型：（1）政府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即以各县、市区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为实施部门，运作失地农民养老保险。（2）商业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即以商业寿险公司为主体，以各土地征用行政村为投保单位，各投保行政村交了保险费后，签订保险合同，按合同规定，商业寿险公司履行给付养老金义务。我国的各省、市（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不同的地区根据本地区经济情况制定了一系列适合本地区的关于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无论采用的是政府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还是采用的是商业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或者是二者的结合，都有着各个地区自己的特色。下面将对几个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部分试点城市的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分析。

2.1上海市失地农民的安置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上海市对失地劳动力的安置分为两种方式：失地吸劳和失地养老。失地吸劳是指对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劳动力负责就业安置；失地养老是指对女性45周岁以上、男性55周岁以上的失地农民直接纳入养老范围，每个月给予一定的养老补贴。近年来随着就业市场的变化，上海市将安置原则调整为“落实安置补偿，用于基本保障，适度生活补贴，进入市场就业”，其具体做法是：（1）先保障。由失地单位负责落实安置补偿费用，主要用于解决失地劳动力的基本保障，由失地单位为失地劳动力一次性缴纳15年的基本保险和医疗保险，失地劳动力办理“农转非手续”。缴费标准可以由农民自主选择“城保”或者“镇保”。（2）再补贴。对失地劳动力落实基本保障后，失地单位从安置补偿费用中再给予失地劳动力一次性（在12个月到24个月城镇低保标准选择）生活补贴，以减轻失地劳动力“农转非”后不能马上就业的生活困难。（3）市场就业。失地劳动力在落实基本社会保障、领取一次性生活补贴、户籍农转非后，即成为城镇居民，纳入城镇居民就业及社会保障体系，劳动保障部门为其提供《劳动手册》，提供就业培训、职业指导及职业介绍服务，帮助其通过市场就业。

2.2江苏省苏州市失地农民的安置模式

2004年苏州市出台了《苏州市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试行办法》，规定在合理计算征地安置补偿费的基础上，将失地农民的安置补偿费、土地补偿费等全部用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将16周岁以上的失地农民全部纳入基本生活保障体系，建立起包括养老、医疗、失业、最低生活保障及再就业优惠的政策体系。具体做法如下：（1）对年龄在16周岁以下的失地农民，每人一次性领取不低于6000元的生活补助费，其就业后按照新增劳动力进行管理，并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2）对女性16周岁至35周岁，男性16周岁至45周岁的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后按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享受养老待遇。（3）对女性36周岁至54周岁，男性46周岁至59周岁的失地农民，以实行基本生活保障的当月起至到达养老金领取年龄时止，按月领取不低于160元的生活补助费，到达养老年龄按规定领取养老保险金。（4）对女性55周岁以上，男性60周岁以上的失地农民，从实行基本生活保障当月起，按月领取不低于200元的失地保养金。

2.3江西省上饶市失地农民的安置模式

上饶市的规定则有所不同：（1）该养老保险是处于自愿原则，按照失地农民自己缴纳多少，政府等额配套多少的原则，降低参保“门槛”，实行“低进低保”，缴费标准分为A、B、C、D四档。失地农民参保可自行选择其中一档，但一经选定，则不得变动。（2）按缴费标准一次性缴费的农民，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的，可从参保的次月其按现行失地农民养老待遇标准每月领取养老金。（3）个人按月享受养老待遇档次必须与其缴费档次相对应，也分为四档：即：A档每月150元；B档每月160元；C档每月180元；D档每月200元。（4）此外，每年的7月1日为调整失地农民养老待遇的执行时间。从2006年7月1日开始，凡失地农民开始享受养老待遇的时间至调整养老待遇的执行时间满一周年的，在原养老金的基础上每月再增加10元。（5）失地农民增加的基本养老金所需费用从失地农民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收不抵支时，由县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给予补助。

2.4浙江省义乌市失地农民的安置模式

义务市失地农民的安置采用的是发放土地补偿款并利用商业保险为失地农民的养老进行保障的模式。具体如下：（1）土地补偿费按2：4：4的比例分配，村集体留20％，40％用于村民分配，40％由村集体统一用于养老保险。（2）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推出新险种“团体年金分红保险”等，规定统一由村集体投保，保险费从村集体的土地补偿费中列支，签订保险合同，寿险公司履行给付金义务。（3）本金归集体所有，以中国人寿保险公司2.5％的保证收益和不低于投资收益70％的红利来支付年满60周岁的男性和年满55周岁的女性的失地农民的养老金。这种方法等于把失去的土地变成货币“存”了起来，有利于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

从以上几个地区关于失地农民的安置，我们发现，尽管各个地区实行的失地农民的安置办法各不相同，但各个地区都综合考虑了本地区的财政承受能力和实际经济发展情况，并结合当地失地农民的现实情况，这些都使得失地农民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未来社会生活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是，哪一种模式更适合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呢？哪一种模式更能给失地农民带来最大的利益呢？我想，这应该结合我们国家各个省、市（区）的具体情况来判定。或者，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并不存在哪一种模式可以完全适合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总的来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的出现，未来关于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的解决将会越来越完善，且越来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转3我国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几个建议

从以上的几个模式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乡镇企业发达的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的工作都完成的比较好。在这些地区，政府不仅为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做了规划，而且对失地农民就业的培养更下了一番功夫，这样有利于解除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能够促进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并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他们所实行的“以土地换保障”的政策是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我们应该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对“以土地换保障”的做法进行深入研究，制定出一整套有利于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办法。参考失地农民沪、浙、苏等地成功的经验及其他经济不发达地区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探索，为了真正贯彻落实党对“三农”问题、尤其是对失地农民的帮助政策，我们仍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1)应当适当降低失地农民缴交养老保险的比例，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失地农民由于失去了土地这个生活支柱，加之在短时间内不能很好的适应城镇生活并取得收入，微薄的土地补偿金不足以弥补整个家庭的开支并留下足够的余额缴交养老保险，这严重挫伤了失地农民为自己办理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政府应加大对这部分社会弱势群体的帮助，采用政府全额或者政府和集体共同为失地农民提供养老保险的模式，在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可以考虑由失地农民个人缴交少数，政府、集体缴交多数的这样一个办法，以保证失地农民真正可以做到“老有所养”。

(2)是要适当的提高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金的发放比例。在很多城市，失地农民由于身份的转变而要承担更多的消费支出，同样的东西由于土地的失去而使得他们的生活成本迅速提高。如果仍然按照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比如月160元，是不一定能够真正让失地农民“老有所养”的，届时政府要从别的渠道来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与其在未来某一时间花费更大的精力来解决同样的问题，不如在制定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金发放的时候适当的提高发放的标准，一次性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当然，这也要根据各个地方财政的实力而决定。但是，高额的土地转让增值收益应该是可以为失地农民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补偿的。

(3)要适当健全我国养老保险法律法规的建设。以法律的手段来保证失地农民的利益不受侵害，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要对失地农民土地补偿金、失地农民的养老及就业等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防止政府部门的寻租行为等。法律的健全有利于真正保证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

（4）除了政府要有所作为外，商业保险机构也应该顺应形式的发展，适时推出适合失地农民的险种，为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提供一定的辅助作用。此外，家庭养老依然是失地农民养老的重要方式之一，在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仍然要注重德教，注重对青少年尊老爱幼的教育，培养失地农民的子女使其有一定的生存及发展能力，真正使得失地农民可以做到安心养老。

总之，各地区的政府应对自己辖区内的失地农民有足够的关注，并制定出适应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策，真正从失地农民的角度出发，承担自己应尽的义务，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等问题。

参考文献

［1］28省（区）失地农民调查报告［J］.国家统计局，2003.

［2］高勇.失去土地的农民如何生活［N］.人民日报，2004223.

［3］沈兰，高忠文.“土地换保障”的两张养老保险模式研究［J］.农村经济，2007，（5）.

养老保险论文例7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1%左右，农村的老人占全国老人的比例达到75%，老有所养一直是广大农民群众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政府十分关心的问题，但农民自愿参加养老保障统筹的积极性不高，部分地区政府强制收缴养老统筹费，引导变成强制；赡养纠纷事件逐年猛增，家庭养老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笔者认为，出现这些偏差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的农村养老体制存在重大缺陷。

一、农村社会养老的现状

（一）老龄化加快

自70年代我国成功地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86％。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为7.64％。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上升到8.59％。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已达1.25亿人，达到10％的老年型标准。预计到2020年将有2.3亿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5％左右，2050年将达4亿多，占总人口的26％左右。人口老龄化在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沉重压力的同时，也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老年供养系数上升，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加重。1991年60岁以上老人供养系数为13.74％，2000年为15.6％，预计2010年达到17.62％，2020年达到23.77％，2050年达到48.49％。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太小，覆盖对象有缺陷

目前我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老年人口，其中百分之七十五在农村。据统计，未纳入社会保障的农村人口还很多。1998年建立社会保障网络的乡镇仅占全国乡镇总数的41%，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会的村委会不到村民委员会总数的20%。另外，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进城务工者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不到200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1.14亿人，所以很有必要考虑这个特殊群体的养老保险问题。基本方案中没有体现出对留在农村的农民和进城务工的农民给予区别对待。进城务工的农民既没被纳入到农村养老保险体系中，也没被纳入到城市养老保险体系中，处于法律保护的空白地带。

（三）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险的功能被削弱

家庭养老是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所谓家庭养老，即以家庭为单位，由家庭成员主要是年轻子女或孙子女赡养年老家庭成员的养老方式。养老内容，主要是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籍三个方面。养儿防老的观念在我国农村根深蒂固，家庭赡养一直是最重要的养老方式，“子承父业”高度概括了上下两代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稳定的世代交替，能在家庭内部自然的完成赡养老人的职能，并形成相应的道德规范。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这是促使家庭养老方式变革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进程，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更。弱化了土地保障作用，促使了社会养老方式的产生；另一方面，工业大生产劳动方式的重大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者作为养老义务承担者的角色，家庭赡养和生活照料功能随之受到削弱。劳动力流动和人口的迁移。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不同地区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态势。城市、沿海地区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各方面的原因出现了加速发展的态势，它们对外来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日渐增强，同时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原先隐藏在集体出工劳动方式中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涌现出来，而户籍制度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改革，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向城市、县城和沿海发达地区流动和迁移成为可能。这些“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人员长年在外务工经商，势必影响对老人的供养，对传统家庭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四）农村养老不能完全依赖土地保障，但是土地对于有的农民来说仍然是重要的生产资料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从1978年到1998年，全国农民平均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比重由91.5%下降到了57.2%，其中纯农业收入仅占总收入的42.9%。目前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大约40%来自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1/4左右来自劳动收入。来自转移性与财产性的收入约占纯收入的5.7%。由此可见,来自土地的农业收入已难以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以之养老更是奢望。有的农民已经摆脱土地的束缚，参与到现实的社会保障中。但是，土地对于有的农民来说仍然是很重要的生产资料。近年来农产品的价格日益下降，从土地上获得的收益非常微薄。而且农民的承包地被大量征用，代价是极少的土地补偿费。所以完全依靠土地来养老的选择也是不可行的。

（五）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家庭“四、二、一”人口结构的形成，家庭小型化也在发展

农村家庭人口结构也将出现以下变动趋势：

1、已婚子女与老年人分居的现象逐渐增多，老年人单身户或一对夫妇比重提高。据1995年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全国只有一个老年人或老年夫妇独自居住的家庭约为2049万户。预计我国老年夫妇家庭、单身老人家庭即纯老人家庭将大规模、大面积地出现。

2、特殊老年群体大量出现。这样的群体主要有三类：一是丧偶老人群体。由于人类平均寿命延长以及性别比的变化，丧偶老人主要是丧偶老年妇女会大量增加。部分丧偶老人再婚，另组家庭。也有许多老年夫妇因一方去世而成为单身老人家庭。二是独生子女父母家庭。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身的大批独生子女21世纪初开始步入婚期，他们的父母也将由目前的准老人步入老年。三是两代老人家庭。下世纪随着人口老龄程度的加深，高龄化也将在我国出现，到那时将是许多低龄老人不能与其子女共居，但却要赡养已进入高龄的父母，组成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两代老人共居的家庭。以上这些纯老户与特殊老人群体，在居家养老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困难，需要社会予以关怀。

所有这些，决定了我国农村必须在家庭养老基础上建立相应的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这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变化的必然趋势。

（六）资金筹集与基金的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由于历史欠账的规模过于庞大，使得我国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由名义上的部分基金制回归为事实上的现收现付制；在现收现付体制下，最初几代退休者享受了远远超过其缴纳的养老金，而支付这些费用的后参加者又一厢情愿地希望通过自身的缴纳换取仍旧慷慨的养老金支付保证；然而，养老基金的积累往往不能达到这种要求，养老金的支付只能靠更高的缴费率来维持，债务会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而愈积愈多。房海燕女士（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博士）于1998年在比较乐观的假设条件下，根据给付配置精算成本法测算出我国隐性公共养老金债务1997年的现值为17998亿元，数目惊人。理论上的天文数字已足以使我们担忧，而已经发生的养老金拖欠现象就使人们更有理由怀疑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险系数。当人们对社会养老保险的支付保证产生怀疑时，扩大覆盖面就成奢谈了。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状的产生原因

现阶段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形成是多年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积淀的结果，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下面将讲述其中的两个比较基本的因素。

（一）农村经济落后

一方面由于农业本身是第一产业，创造生产力的效果没有其他产业那么明显，所以国家对其管理与监督的力度不够。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的发展主要在农村，国家的管理可能会因管理层级太多而导致管理的失灵。我国的国情是人口多，地区发展的速度快慢不一，所以，国家进行干预，规定政策为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较为贫困的地区，政策的倾向对于农村的发展极为不利。

（二）立法滞后

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只有1992年1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实行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国家没有根据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及时地对法律做出调整。

三、我国农村未来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构想

我国农村未来老年人养老方式，应在继续鼓励老人自养、家庭赡养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养老社会化体系建设，并使之与其他养老方式相互补充，各有侧重，共同构筑我国农村未来养老保障体系，使老年人过上健康、幸福、长寿的生活。

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应具备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二是老年人生活照料体系；三是老年医疗保健体系；四是老年救济体系；五是精神生活体系。由于我国农村老年人人数众多、地域分布广、收入差别大，建立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应体现多元化、多层次、多方式、多渠道的特点。

（一）老年人生活照料体系

这是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集中供养方式。主要针对高龄老人及有特殊困难的老人。1996年我国80岁以上老年人有800万，75岁以上老人有2000万，且高龄老人每年正以5.4％的速度在增长，到2020年将有30％左右的老年人进入高龄期。这些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都要经历从能够自理、半自理到不能自理，甚至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的过程。他们之中将有部分人住进敬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老年生活服务中心等设施，他们的起居日常生活照料由这些老年服务机构承担下来，由老人或家庭提供一定的费用。另一种是社区服务方式。对居家养老但需要生活照料的老人，由社区老年服务组织为主提供服务人员进入家庭服务，或提供定时、专项服务。因此，社区老年服务和老年人集中供养机构，进入下世纪将会有较大的发展。

（二）老年医疗保障服务体系

这是老年人社会化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疾病是老年人的大敌，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影响很大。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医疗保障问题，完全依靠国家是不可能的。应根据国情和农民的意愿，在政府支持下，国家、集体、个人共同投入，建立起多形式、多层次、多类别的医疗保障制度。尤其要鼓励农民互助共济兴办合作医疗，并将它们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通过充实医疗设备，完善医疗服务网络，提高医务人员素质，确保农村老年人享有保健医疗，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实现健康老龄化。

（三）老年社会救助体系

这是老年人社会化保障体系的补充。相对贫困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对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老人，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和经济发展水平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供最低生活补助，并对贫困老人减免相应费税，提供医疗方面的优惠和照顾。继续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供养，确保其生活水平不低于当地村民的一般生活水平。

（四）老年精神生活体系

主要是根据老年人的爱好、兴趣的需要，以乡村为单位，建立老年文化、体育、教育、娱乐活动场所。

总之，未来我国农村将建立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主体，社会救助、社会照料和社会福利服务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M].时事出版社,1998.

养老保险论文例8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文献中养老保险被直接称为社会保障(Socialse-curitySystem)。按筹资方式的不同，养老保险可分为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System或UnfundedSystem)和基金制(FundedSystem)两种类型。现收现付制是从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以来至今大多数国家采纳的一种养老保险制度模式；而基金制是自20世纪80年代人口老龄化及养老保险面临的财政支付危机以来，一些国家开始试行并逐渐实施的一种养老保险模式。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Samuelson(1958)和Diamond(1965)的世代交叠模型(OLG)的基础上，多数研究通过对个人储蓄、收入分配、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的认识，对养老保险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Barro(1974)从遗产动机的角度、Romer(1986)从个人储蓄、劳动供给的增长模型讨论了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等。不过这类研究通常不考虑技术、人力资本、制度等要素。

自Lucas(1988)和Rome(1990)等的新增长理论形成以来，经济增长更加强调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的重要作用，于是人力资本积累与物质资本一样也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此后，许多研究借助于人力资本积累这一桥梁来研究养老保险制度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在人力资本的新增长模型中，教育投入成为衡量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教育投入量、受教育时间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三者之间是成正比的，延长受教育时间意味着教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育投资越多，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就越高；反之，受教育时间少则教育投资则相对会减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也较低。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可分为政府和非政府两类，其中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一般表现为财政性教育投入，而非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则包括企业、社会其他经济组织、学生家庭以及学生本人等。但从新近的文献研究来看，各类研究主要针对养老金制度与政府或者学生家庭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而进行，一般不涉及其他非政府主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如企业和社会团体对教育的资助)的内容，且研究路径也各有差异。

二、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研究

通过世代交叠模型假定年青期和年老期人力资本和养老保险效用存在代际间相互转化，是研究养老保险制度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属于公共支出，需要符合公共服务效用最大化的公共决策原则；而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则需要符合个人终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这样，通过2期或3期的世代交叠模型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就可以针对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这两种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类研究，约束条件为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微观主体效用最大化和经济稳定增长。

(一)养老保险与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基金制条件下的强制性储蓄或社会保障税使父母在年老时获得的养老保险与子女未来承担的赋税无关，也无法产生遗产效应，这可能造成生育率上升和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下降，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Stuart，1998等)；反之，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则能通过对年青期个体强制征收养老保险或社会保障税并转移给当期的老年期个体(或者父母)，以保证年老期个体(或者父母)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也有利于鼓励父母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有利于经济增长。

Kemnitz&Wigger(2000)等则认为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实际上是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外部性时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政策手段，它可以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促成人力资本积累达到最优水平，而基金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则与没有社会保障的自由放任经济一样会造成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其原因是，每一代人的人力资本积累总是建立在上一代平均基础之上的。如果每个人都增加学习时间，不仅可以提高其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还可以提高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及劳动生产力。在具有基金制社会保障制度的自由经济中，个人并不能获取人力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全部收益，也不可能为了提高下一代人力资本水平而增加学习时间，因此个人投人学习的时间往往少于最优配置的学习时间。

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条件下，养老金的数量往往与个人的工作年限和工资收入有关，而工资收入通常是与教育程度正相关的，这相当于将养老金数量直接与年轻时积累的人力资本挂钩，使得延长学习时间的人能够在年老时获得更多养老金，这种更高的回报是来自于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增加而带来的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所以从理论上讲，只有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才能体现出人力资本积累在代际之间的正向溢出效应，刺激各代人为了提高下一代的生产能力而积累更多的自身人力资本。

(二)养老保险与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离不开政府对公共教育领域的资助，许多研究还将政府人力资本投入引人理论模型分析之中。政府支出包括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其中，非生产性支出中包括政府用于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由于一国政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府每年预算的约束，增加一方面的公共支出比重则必然会导致另一个公共支出领域预算的减少。

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模式中，当期工资与养老金数量挂钩，这利，养老保险计划不影响当年的财政收支平衡，政府可将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支出领域，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以提高全社会生产效率。而在基金制的养老保险模式下，个体的养老金数量或者说未来的福利是由他本人过去的储蓄和基金运作表现决定的，与下一代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而带来的教育收益率的提高没有关系，他们希望政府能将更多预算投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这将会减少政府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公共支出，从而不利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因此从养老保险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结果来看，这些结论也大都偏向于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对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在一个3期的世代交叠模型中，Buiter&Kletzer(1995)考虑了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的代际转移再分配政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发现当年轻个体不能够从资本市场上进行借贷以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时，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尽管会降低物质资本的积累，但却有利于公共资源偏向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而Kaganovich&Zilcha(1999)的研究表明，假定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下存在市场均衡，那么政府会将大量预算开支用于教育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这时养老金计划也许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在子女的福利状况是由人力资本水平决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定的前提下，父母的效用函数由其自身消费大小和子女当期的人力资本回报来决定，因此，父母考虑到今后的退休福利水平，就必然会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这时政府给予家庭的教育补贴也会起到积极作用。此外，Bellettini&Ceroni(1999)还将公共支出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并引入理论分析，指出只有现收现付社会保障才会增强公众赞成提高生产效率政策的意愿，从而对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也有一些研究如Starketa1.(1997)、Panu&Poutvaara(2007)等从跨国之间劳动力流动或者技术转移的角度考察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结论是跨国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能够促进欠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并通过技术人员的双向流动提高欠发达国家的人均人力资本，但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形式下，比例工资制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和固定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费用制养老保险制度国家间的劳动力流动会导致前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减少和后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并由此带来帕累托改进。

三、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应用研究

与理论研究不同的是，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应用分析并不关注养老保险制度的唯一合理性问题，而是围绕着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这些主题，对不同经济体中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与受教育年限、退休年限、社会福利及生育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Rojas(2004)的研究配合了内生生育率选择来量化1985年以来西班牙的高等教育资助(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结果显示：西班牙的政府教育补助的增加改变了人口教育程度的分布并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受教育人群中低人口出生率和高人均寿命改变了总人口的年龄结构，使得政府必须增加社会保障税率以平衡养老金预算，因此这一机制实际上降低了教育投入政策的社会福利。

在充分考虑了美国劳动者工作期内缴费形成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这些参数的条件下，CruzAEchevarria.AmaiaIza(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美国，由工作期内劳动者缴费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支付制度会促使人们考虑提前退休，但随着未来社会保障费用负担人口的减少，预期寿命的提高也能够促进单位资产GDP增长速度的提高。现收现付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养老保险制度能够促使个人延长受教育时间，增加家庭或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但随着社会保障负担率的提高会带来单位资产GDP增长速度的降低，使政府面临着预算平衡等问题。

我国的养老保险模式是现收现付型还是混合型模式目前还存在许多争议，不过从目前养老保险资金账户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现阶段中国仍然处于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模式中。针对这种情形，近来国内也有一些关于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研究。例如，于凌云等(2008)针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过程中养老保险和人力资本公共支出的增长效应进行了分析，并通过人力资本这一指标来体现它们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从公共支出角度来看，政府对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与人力资本和长期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一种负相关关系；公共教育投入对于长期人力资本及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很明显，而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却不明显。超级秘书网

针对中国长期的城乡分割的现实情况，赖得胜等(2004)、田永坡等(2006)等的文献根据当前中国“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障模式，对我国城乡人力资本投资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由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位，造成了基层政府和农村家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庭在教育投资领域的沉重负担，因此需要尽快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提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比重，从而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

养老保险论文例9

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总体制度框架

鉴于我国社会经济结构急剧转型的时代背景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无论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的进一步调整，还是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都必须立足于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统筹发展的战略高度，都必须能够适应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急剧转型的现实需要，特别是要能够适应城乡劳动力就业方式的转变以及城乡劳动力频繁跨地区迁移的现实需要。只有将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下，方能有助于解决社会经济结构急剧转型中的新生劳动者群体（如农民工、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方能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在城乡流动、跨地区流动时其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难题。为实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统筹发展、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中国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位应着力于：在维护社会公平和制度结构弹性的基础上，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与平衡发展。

（一）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战略目标与制度框架

国外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保险改革战略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兰德公司、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等多家国际著名智库，都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进行了长期的跟踪研究，形成了大量战略研究报告及政策建议，为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险改革发挥了重要的决策咨询作用。由于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广、制度结构复杂，更由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高度敏感性（对养老保险制度的任何调整，都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阻力很大，甚至容易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使得这一改革往往步伐缓慢；因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发展的一条重要国际经验就是：战略先行，周密论证，稳步推进。明确我国养老保险的战略目标，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国家战略的核心及重中之重。近期来说，这一战略目标就是：要在2020年建立、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制度，为中国13亿城乡居民建立起多层次、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为此必须从战略高度进行顶层设计和制度目标设计，必须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战略目标定位、制度框架设计，运行机制、核心技术、环境支撑等，有一个系统、全面、清晰的认识把握。唯有如此，才可能正确设计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制度蓝图、战略目标、战略框架、战略步骤及战略措施，才有可能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构建我国养老保险体系这一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实现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科学设计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目标模式，必须充分估计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及其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必须充分考虑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的总体要求，必须充分考虑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发展这一关键问题，必须充分考虑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与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险目标模式的对接和有机结合，争取赢得战略主动，切实避免战略失误。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国际经验表明：在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初创时期，制度覆盖范围及人员较少，财务平衡较易实现，制度调整及政策空间较大，操作起来也较为容易；一旦制度实现全覆盖之后，尤其是制度进入成熟期后，不但财务平衡面临风险，调整进程往往异常艰难，而且调控空间也非常狭小。因而，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模式选择、目标定位及可持续发展极为关键。长期来看，我国养老保险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建立、完善以国民年金制度为基础，以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为主体，以经济保障、精神慰藉、服务保障为一体、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

第一，在整合现有的针对不同人群的各类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在2020-2030年建立健全国民年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养老保险覆盖全民，制度基本统一，待遇水平占社会平均工资的30%-35%，税收征缴，财政补贴，体现政府有限责任；推进和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将社会救助养老金、公职人员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地方年金、老年帮助、家庭保障计划等整合于一体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集经济保障、精神慰藉、服务保障为一体的城乡养老保障体系。

第二，在2015-2020年建立健全公职人员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一是改革完善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择机分离个人账户，社会统筹部分实现基本养老金全国统筹，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基本统一的公职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二是整合体现企业、单位及个人责任的缴费型养老保险制度，形成补充养老保险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体系。将原来统账模式下的个人账户基金并入企业年金，逐步形成以个人缴费为主、市场化运作、强化基金积累与有效增值、体现个人责任和有差异的养老保险重要补充支柱。积极推进和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同时，需要政府在税收优惠、政策扶持、有效监管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三是鼓励发展各种商业人寿保险计划、年金计划，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多样性、灵活性、补充性保障功能。需要认真研究制度转型的约束条件、推出时机及过渡办法。既要保障原有制度下覆盖人群的实际利益，又要为新制度的推进创造条件，还要充分考虑到制度转型的困难和不利影响。需要考虑对个人账户既得权益的保护，考虑我国目前大多数企业尚未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现实，考虑职工、居民、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统筹发展的诸多问题。审慎决策，周密部署，稳步推进。总体而言，老人老办法、中人过渡办法、新人新办法，应该是制度转型过程中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

第三，进一步优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结构，逐步提高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制度按“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模式运行，制度结构力求简单易行，体现制度的非缴费普惠型与个人缴费责任相结合的特征。基础养老金部分向未来的国民年金过渡；个人账户部分逐步进入补充养老保险计划，政府承担政策优惠和监管责任。在制度设计上与城乡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预留接口，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转移衔接，使养老保险关系易于接转，真正实现城乡养老保险“一卡通”的制度平台、资金平台和技术平台。

第四，积极突破制度和政策障碍，着力发展各类补充养老保险制度，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强化监管，积极推进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家庭年金、个人年金和商业人寿保险计划，加快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步伐，科学合理界定政府责任、市场作用、个人及家庭责任的合理边界，切实转变政府承担养老保险无限责任的既有思路。通过结构调整锁定政府在基本养老保险中的有限责任，鼓励公职人员和城乡居民承担养老保险责任，强化政府对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的激励机制，以有效避免人口老龄化高峰期政府财政承担无限责任的风险，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政府需要在保障职业年金、企业年金的安全运行、风险控制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设计这一理念，必须体现在养老保险的战略目标、战略框架之中，必须体现在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是养老保险长期战略顶层设计务必遵循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准则。

（二）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构建需要高度关注的约束条件

1.将养老保险体系构建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之中，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高度重视养老保险体系构建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中的养老保险体系构建，已成为制约一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议题，倍受各国关注。而中国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和养老保险体系构建的长期性、复杂性、敏感性，对此更应从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给予高度关注。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是我国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任何一种形式的养老保险制度都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国民产出和合理分配问题，无论养老金权益的积累方式是采取现收现付制、基金积累制还是其他机制，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最终都需要通过变现购买经济活动人口所生产的物品和服务来保证劳动者退休后的生活。从宏观层面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老年人口数持续增加，经济活动人口数持续减少，在劳动生产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整个社会所能够提供给老年人口的消费品和服务将减少，而这将势必加剧代际矛盾。从微观层面来看，只有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才能使政府掌握雄厚的财力，并将其用于资助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有能力不断偿还各种历史债务，并保证新债务的发行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和信任，才能使企业和个人有足够的缴费能力。因此，对我国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只有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才能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提供足够的国民产出，以满足其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程度决定了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水平如果超越了经济的发展水平，则可能导致养老保险制度在财务平衡上难以为继。养老保险制度与国民经济良性互动机制的确立，是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2.在对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覆盖的制度模式、实施步骤及推进的时序进度等战略问题进行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审慎决策，稳步推进需要强调的是，与欧美发达国家养老保险制度相比的重大差异在于，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目前仍处于制度建立与完善的初创时期，调控空间较大，而这恰好也是提升养老保险战略研究重大决策价值的最佳时机。只有抓住目前短暂的机遇，反复论证并明确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战略目标、战略框架、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在避免重大战略失误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赢得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战略主动权。如果忽略养老保险的战略目标或不注重在顶层科学系统地设计主体性战略框架；那么，我国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较大的风险，不但战略调整的空间将变得非常小，而且战略调整进程的推进也将非常困难。对此值得重视的一条重要国际经验是，养老保险制度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特征，其制度演化发展的惯性极大，改革调整极为困难。

3.实现我国养老保险改革的战略目标，必须从战略高度上重视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险管理体系的改革与重构现行社会保障管理按照属地化原则设计，曾经在城镇养老保险改革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城镇养老保险制度之所以长期未能实现省级统筹，利益机制和管理体制是其重要原因。城乡基本养老保险战略目标的实现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垂直管理体制的构建及其高效运行。如果没有管理体制上的重大调整，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险战略目标就可能很难实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实现也将大打折扣。因此，从战略高度重构社会保险管理体制，高度重视基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平台建设，高度重视对城乡社会保险管理干部的系统培训和能力建设，应当成为我国社会保障高层决策的一项重要议题，对此必须加以高度重视并尽快付诸实施。这是我国养老保险发展战略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加快构建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现实背景下则更具紧迫性。强化制度体系及管理能力建设是我国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保证。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管理能力建设主要包括养老基金管理、养老保险经办体制建设和专业养老服务人才培育等方面，其中，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是处于核心地位的内容。养老保险经办体制和经办机构的能力建设是我国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养老保险政策的制定和实际管理操作方面的不同步往往难以避免。只有在养老保险经办体制完善和经办机构准备充分的前提下且关键问题预期可操作时，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才能真正做到可持续。此外，管理能力的提升有赖于对管理人才的培养，养老保险制度的良好运行依赖于专业养老服务人才的优秀工作绩效。养老保险服务最终是通过经办人员传递到国民手中，经办管理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及服务水平直接关系到养老保险的工作绩效和国民对养老保险制度满意度的评价，也直接关系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公众信任基础。

三、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强化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管理和建立风险控制体系，探索多元化的基金投资渠道

在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快速发展以及养老保险收支平衡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基金投资绩效、投资安全及风险管理就成为一个关键性的瓶颈制约，对此需要制度和机制创新，强化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和风险控制。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应当体现政府政策扶植，如投资有一定收益的社会保障特种国债，投资国家长期基础设施和重点建设项目。在完善市场机制和强化监管的背景下，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和多元投资组合方式，强化综合配套和完善各项制度保障，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基金的风险控制机制。建议尽快推出社会保障基金长期国债投资项目，发行30年以上的社保基金长期社保国债，国债利率实行指数化浮动，盯住经济增长率、利率、通货膨胀率等多种综合指数，实施动态调控。一方面提高社保长期国债利率，提升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另一方面国家可主导对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的投资，增强国家对宏观经济及长期战略发展的调控能力。即使是资本市场十分完善和发达的欧美国家，目前也正在抓紧研究发行30年以上的社保基金长期指数化国债投资项目，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建议由财政部牵头，组织专门课题组进行集体攻关，近期拿出方案，尽快实施。这是在中国目前的经济、金融条件下，解决社保基金安全营运和保值增值的上策。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最终责任人是中央政府。社保基金的安全直接影响人们对社保制度的信心，影响人们对社会稳定的信心。创新社保基金保值增值途径，可以更好地体现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体现政府对社保基金机制创新的思路，体现政府对经济社会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体现政府对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维。

（二）我国退休政策的改革调整，需要进一步立足国情，解放思想，拓宽思路，积极创新，推行综合性的改革思路

实施标本兼治的退休政策改革策略，强调发展模式和就业模式的调整是退休制度改革的根本着眼点。我国现行的发展模式和就业模式乃是传统现代化模式发展进程中的一种体现，其基本态势表现为资源扩展型、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如果现行发展模式没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从以资源扩张向以人为本的战略转移，从以城市为中心向以乡镇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转变；那么，这一发展格局中的退休政策的调整空间则是有限的。同时，必须着眼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力资源充裕的现实国情，发展中间技术，大力发展服务业，使我们具备退休政策调整的广阔空间和调整余地，扬长避短地推进中国式发展模式和就业、创业模式。这样一来，按现行思路设计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诸多困境，均可从根本上得到缓解。以下是本研究对退休政策调整的具体思路：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制定我国2020-2030年综合退休政策调整战略规划和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老龄事业的总体规划，制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退休政策调整的联动方案，制定退休政策调整与劳动力市场协调发展的政策思路；预先谋划新的退休政策调整的战略规划方案，为政策的实施到位预留充分的社会磨合期，一是择机逐步提高领取全额养老保险待遇的时间，二是逐步推行弹性退休政策，三是探索建立退休制度调整与劳动力市场相协调的长期综合性战略思路。

（三）理顺社会保险管理体制，加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平台建设

由于受制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的冲突，我国现行社会保险管理体制中的管理和协调难度不断增大。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改革计划的推进及有效实施、养老保险制度整合、社会保险税费征缴、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与监管等，都迫切需要尽快理顺管理体系，强化政府集中管理，提高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能力，加强社会保险管理平台和服务平台建设，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加快社会保险信息化平台建设。同时，需要强化服务意识，堵塞管理漏洞。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新的探索提出了若干新课题，但其管理和服务难度要大大超过以往的城镇社会保障改革。构建集中管理、垂直管理的养老保险管理框架，强化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的有效性、预见性，加快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对于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高度重视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保障融合发展的相关配套支持政策

要实现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使养老保险、养老服务与我国社会结构、家庭模式相契合，使家庭养老保险资源与社会养老保险资源相配合，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我国的养老保险问题的正确思路，才能实现养老保障的可持续发展。政府需要在立法上支持、巩固、维系家庭社会制度，支持社会成员对家庭养老的各类行为，在社会上倡导家庭和美理念，巩固、完善我国家庭保障制度的既有优点。国家的老龄事业工作者以及社会的扶老助老力量，都应该特别关注老年群体。同时，需要完善实现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保障融合发展的各项配套政策。

（五）积极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

现阶段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在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中的作用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亟须从战略高度重视商业保险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重要保障作用。需要完善国家的政策支持，加快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计划，不断完善和优化政策环境。发挥保险公司在我国老龄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发挥保险公司专业化的发展优势，鼓励多种形式的保险专业化发展方向，使商业保险在城乡养老保险领域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使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迈出实质性的战略步伐。

养老保险论文例10

根据我们对相关领域文献的研究，同时，由于农民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需求是一个离散的、非连续的变量，因此，常规的线性回归模型不能适应这种情况。而我们设置的问卷中，将农民是否愿意参加养老保险设定为“是”和“否”两种情况，因此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本文采取自变量按类别逐步纳入模型回归的方式，回归结果显示，“性别”、“个人平均收入”、“养老方式”、“是否了解新农保”和“养老预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逐步放入并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显著结果基本保持稳健。

1、被调查者性别对农民参加“新农保”意愿有显著影响

男性比女性参保需求更强烈。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男性的养老观念较为先进，“养儿防老”意识较弱，依靠自己养老观念较强；而女性的养老观念较为落后，“养儿防老”意识较强，依靠自己养老意识较弱。

2、被调查者的个人平均收入对农民参加新农保意愿有显著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其风险比(Exp(B))是2.33。人均年收入对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程度很大，且呈现正相关，即家庭收入高的农户会选择参与养老保险；而收入低的农户会选择不参加农村养老保险，较高的收入意味着有较高的缴费能力和保险需求。

3、被调查者的养老方式对农民参加“新农保”意愿的影响

回归结果表明，选择“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的参保意愿比选择其他方式来养老的农民更强烈，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符合经验常识。

4、被调查者是否了解“新农保”对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

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对“新农保”的了解显著影响农民的参保行为，其风险比(Exp(B))是2.901，说明越了解“新农保”的农民越愿意参加养老保险,这也是符合经验常识的。

5、被调查者养老预期对农民参加“新农保”的影响

据调查数据显示，“养老预期”显著影响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意愿，农民越不担心养老，其参加养老保险的意愿越低；越担心养老，越愿意参加养老保险。

（二）对缴费承受能力的考察

现实中，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建立和持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缴费承受能力，农民缴费承受能力较高，将有利于养老保险的建立和持续；相反，如果农民缴费承受能力不高，或制度规定的缴费标准超出农民承受能力，将阻碍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制度及时建立也无法长期持续。但是，农民的缴费承受能力却绝非仅受家庭收入、富裕程度的影响，还受到文化程度、保险意识等多方面的影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上文类似，本文也将以农民“自身因素”以及“制度与意愿因素”两类变量群为自变量分析影响农民缴费承受能力的具体影响因素。为避免变量间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本文采用多元逐步回归法对农民缴费承受能力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在纳入模型的变量中,“平均收入”、“是否了解新农保”、“文化”、“婚姻”四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1、被调查者个人平均收入对农民缴费承受能力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个人平均收入对农民缴费承受能力具有正向作用，个人平均收入越高，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缴费承受能力越强。

2、被调查者对“新农保”制度的了解与否对农民缴费承受能力的影响

为了考察制度和意愿因素的影响，本文将“是否了解新农保”、“是否愿意参加养老保险”、“是否已参加养老保险”3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发现“是否了解新农保”显著影响农民缴费承受能力，对“新农保”了解的农民比不了解的农民具有更高的缴费承受能力。

3、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对农民缴费承受能力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对农民参加“新农保”的缴费承受能力具有正向影响,且结果呈显著性，说明文化程度越高,农民的缴费承受能力越高。实际调查中我们了解到，文化程度高，对“新农保”制度的了解和认知比文化程度低的人要更深刻，因为“新农保”制度是在政府补贴的基础上，多缴多得，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在认识到这一点并结合自己的经济基础上，则会偏向选择缴费较高的档次，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获取更多福利。

4、被调查者的婚姻对农民缴费承受能力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已婚的农民缴费承受能力较低,未婚农民的缴费承受能力较高。年轻的、未婚的农民往往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对养老保险的认识和接受能力基本上都高于年长的、已婚农民,这可能是导致上述结果的重要原因。

二、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简要结论

调查发现，被调查者基本信息中，南通地区老龄化程度更高，被调查者的文化素质、人均收入水平以及缴费承受能力均比玉林地区要高，说明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具有更高的缴费承受水平。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需求，南通地区的农民对新农保的了解、参与、需求均高于玉林地区的农民，说明新农保在南通地区的推广程度较高，在玉林地区推广程度较低。从回归分析中得出，在对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中，“性别”、“个人平均收入”、“养老方式”、“是否了解新农保”和“养老预期”这些农民自身因素呈现显著性。在对农民缴费承受能力的影响因素中，“平均收入”、“是否了解新农保”、“文化”、“婚姻”四个变量对其具有显著影响。

（二）政策建议

1、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升农民收入

对于收入较低的农民来说，未来良好的养老保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因为在收入较低的情况下，农民考虑第一位的是基本生活需要、子女教育等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使农民有意愿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但有可能没有参保能力或不得不选择较低的参保档次，这从江苏南通和广西玉林两地实地调研的结果比较也能得到同样的结论。因此，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尤其是较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状况，将有助于提高农民的参保能力，进而保证较高的参保率和参保质量。

2、加大宣传力度，调动农民参保积极性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作为一项新的制度，目前各项政策措施的制定还不够完善，阻碍了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这在玉林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农民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一是拓宽宣传渠道，通过广播、电视等农民易于接受的方式，把“新农保”政策总结成农民通俗易懂的政策，让农民打消对政策的观望意识，真正了解“新农保”的优越性。应当切实改善农村教育状况，整体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在调查中发现玉林地区的农民文化水平较低，提高农民文化水平有利于加深农民对“新农保”政策的理解，而不是如调查中发现他们觉得“新农保”政策与他们毫无关系甚至从没听说过这样的情况。二是加强农民养老风险意识的宣传，倡导养老方式的多元化。在对两地的调查中发现农民的养老方式都较为单一，且养老方式对农民参保意愿有正向影响，农民作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主体，只有其个人提高养老风险的意识和传统养老保障思想的转变才能激发他们的参保积极性，从而才能提高农民的参保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