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论文例1

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既是对养老保险基金运营与管理的一种过程控制，也是对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一种结果控制。从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内容可以看出，主要涉及了基金发展模式的选择、基金的缴费模式、运营规范、监管手段与模式以及对基金投资渠道的约束和规定等。之所以要对养老保险基金加以监管，动因在于养老保险基金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对于退休者的“养命钱”要采取审慎与科学管理的态度，对于托管方和运营方要进行严格的筛选，对于投资方式的组合要加以全面地分析，保证基金管理和运营的规范性、安全性、收益性、可持续性与协调性，注意对风险的防范和分化。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在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方面积累了广泛的经验，本文对于美英等代表性国家的养老金监管模式的分析，结合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和运营的现状，进而得出一种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操作具有实践意义的有效模式，以确保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发展。

一、国际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

分析养老金监管的框架时，重要的是要区分该行业面临的各类风险，从而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银行部门的监管在国际养老保险基金监管中是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手段，根据数量审慎的原则，内部和外部审计被认为是对银行监督十分重要的技术手段。大多数国家的银行监管主要包括了许可证制度和事前监督，跟踪监督、执行和解决过程，事后监督等三个重要的过程。从目前世界各国银行监管的发展来看，面临了诸多的金融问题和风险。因而，各国都在探讨新的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方式。

国外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监管人一般通过利用与资本金和储备相关的繁杂的准入程序来限制进入和提高安全性。以信托基金或基金会的形式建立的养老金计划尽管会核实托管人的职业证书、信誉以及基金的经营计划，但对基金经理很少实施严格的职业证书要求，并且基本上没有资本金和储备要求。通过不给那些有违反养老金法律的人给予终身排除在该行业之外的惩罚外，其他方面的监管还可以以更间接的方式进行。目前，世界各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管管理体制，主要有：一是由政府机构直接管理，如美国、日本；二是由信托投资基金会管理，如澳大利亚；三是由基金管理公司直接管理，以智利为代表。从监管模式来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审慎性监管。其前提是经济发展已很成熟，金融体制比较完善，并且基金管理机构也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国家，如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采用此模式。二是严格的限量监管。这种监管模式一般适用于经济体制不够完善、管理制度刚刚建立、市场中介机构不够发达、法律不够健全的国家，如智利、匈牙利等国家采用此模式。

目前，国际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改进趋势主要着眼于养老金投资组合的多样化，规避头次风险；健全评估和审计体系，做好监管过程中外部审计的整合，并明确外部审计的法定责任；加强对收费水平和结构的管理；构建监督管理的能力，对机构进行持续的监管；保持监管者的独立性，以确保监管的效果。一般采用开放式基金模式的国家引入的是非常主动的监督方式，制定了严格的准入标准；而采用职业模式的国家实行的一般是硬性监督方式，主要是由于其监管的机构数量较多。通过对国际养老保险基金监管体系的梳理，我国可以更有效率地借鉴和选择科学合理的基金监管模式。

二、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现状

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权主要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秘书处的法规及监管部来行使，主要负责对基金资产、资金运作情况进行监管，负责内部审计，对违纪违规的行为进行调查。2001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社保基金由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行政管理，赋予了相应的监管权利。财政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联合拟定了社保基金管理运作的有关政策，对社保基金的投资运营和托管情况进行了监督。除了法规及监管部外，社保基金的托管人（主要指商业银行）监督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的投资运作，发现违规行为一并向社保基金理事会进行报告。但是，从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整体的监管水平来看，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首先，从组织构成关系来看，养老保险基金主管部门与基金管理机构之间形成的是一种部门内的委托——关系。在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规则中，基金管理机构往往缺乏独立的经营决策权。这种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合一，社会部门集立法、营运管理、监督于一身，政事不分的后果是由于基金管理透明度低，缺乏有效监管，基金挪用、挤占、浪费现象严重甚至滋生腐败行为，严重威胁基金的安全

其次，我国社会保障养老基金整体仍主要以县（市）为单位进行统筹和管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分散在二千多个社会保障管理机构。这一制度安排的缺陷，不仅使基金管理层次过多，管理费用过高，而且导致基金的平均规模过小，难以实施较大规模、较为稳健的组合投资方略，投资风险和经营成本增大。

最后，对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来说，主要的方式仍然仅仅局限于已有的国债和储蓄两种投资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保证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性与收益性。

三、国际经验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模式选择的启示

国际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为我国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尤其是在监管模式和监管技术手段的选择上，如美国对401（K）计划的监管技术、英国对职业年金计划的监管体系等。我国在设计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模式上可以参考发达国家的这些方法，有选择地和针对性地应用到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体系的完善中去。笔者认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模式的选择以及监管技术手段的操作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严格筛选基金托管人，明晰委托关系

由政府机构直接管理的优点是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较低，政策执行较灵活，缺点是管理效率低下，制度运行缺乏透明度，会出现国家利益与基金所有人利益的不一致，以至出现挪用而造成基金损失；由信托投资基金会管理便于民主管理和监督，其缺点是决策权力过于分散；由基金管理公司直接管理，其优点是基金管理公司按市场规则运作和投资，透明度高、竞争性强、效率较高，缺点是成立专门的基金公司的创建成本、交易成本和营销成本都很高。

上述三种基金管理方式中，后两种方式更具有独立性，也更有利于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对于养老保险基金的托管人应当严格准入资格和条件，例如注册资本、技术要求等，不符合资格条件的，不能批准入市。选择基金管理人采取市场化的原则，考察基金公司以往业绩，对风险管理措施的设计以及投资理念、人员结构等。另外要体现一个分散性原则，一方面规避风险，另一方面，形成竞争格局和市场化考评机制。明确这种委托关系与各自的职责是进行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运营和监管的基础。

（二）健全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监管体制

投资的收益担保有助于维护投保人的利益，但是，严格的投资收益规定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为保证一定的收益，基金管理公司必须提取一定数量的波动准备金，以弥补投资收益率低于政府规定时的差额，这样一笔资金降低了投保人的净收益。另外一个负面效应是使各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组合趋同，加大了投资的系统性风险。为了保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借鉴国外做法，基金管理公司应提取一定比例的自有资本作收益担保的储备，促使其提高管理水平，在其收益较高的年份，提取一定的现金准备金。但考虑到我国具体情况，担保水平不宜过高，只需达到正收益即可。收益担保采用相对担保，即要求某个基金的收益达到整个基金行业平均收益的一定比例或不得低于行业平均收益的某个百分点（要保证取得正收益），可减缓基金管理者的压力，使其互相监督，防止某些公司违规进行高风险的投资。

（三）构建多元化的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模式

从一元养老基金监管模式向多元养老金监管模式的转变是世界各国养老基金监管的一个趋势，多元监管机制的建立意味着要打破目前养老金行政管理的模式,进行监控权力的重新分配,权力的分配过程不仅仅限于对原有规则的修补,很可能要重新洗牌,进行彻底的制度调整。构建多元监管模式的初步设想理论上,部分积累的制度框架涉及三个主体?押行政部门、养老金缴纳者和养老基金管理中心,两两之间互相监督、互相约束的关系构成养老保险制衡机制。由这三个监管主体和制衡机制构成了多元监管模式,它具备保值增值养老金的潜力,并有可能避免利益集团的产生,因而比一元模式稳定。监管主体的职权界定和制衡机制的建立是构建多元监管模式的关键。

监管机构应确立统一、直接的收缴和发放形式，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还可以避免收缴人员的道德风险，以防止养老金被中途截留。通过国家税收系统征收社会保障税并转入财政专户，是较为理想的征缴方法。社保机构应为每位缴纳者开立账户，在社保机构的监督下，由银行统一划拨支付,实现社会化收缴和发放。负责养老金运营的是具备法人治理结构的管理中心。管理中心由若干家投资公司、管理公司及保管公司组成,公司内部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各公司之间遵循公平竞争原则。养老金由财政专户直接转入管理中心下设的若干家投资公司账户，按照共同基金的模式进行投资运营，保管公司负责养老金的保管、收益分配并受社保机构的委托进行划拨支付。缴纳者有权向社保机构询问养老金的缴纳情况，对养老金的去向有知情权，而社保机构有义务向前者公布养老金征收情况并接受社会监督，在把养老金交给管理中心运营前应及时通知缴纳者,按其意愿交给指定的投资公司。总的看来,双方的制衡关系应建立在保护缴纳者这一弱势群体的法律基础之上。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论文例2

1997年7月16日《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中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实现收支两条线管理，要保证专款专用，全部用于职工养者保险，严禁挤占挪用和铺张浪费。基金结余额，除预留相当于2个月的支付费用外，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专户，严格禁止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

由以上可以看出，根据规定养老保险基金只能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以保值增值。然而，这两种方式都无力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首先从银行存款来看，在1985—1995年的11年间，银行存款一年期定期整存整取加权利率低于当年通货膨胀率的就有7年(1985，1987，1988，1989，1993，1994，1995，详见表1)，保值都谈不上，更无法增值。然后再看国债，由于国家债券品种较少，收益率虽一般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约一个百分点，但因缺乏完善的二级市场反而不如银行存款有吸引力。养老保险基金的运用现状也说明了这一点。如1994年养老与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额为376．99亿元，其中购买国债仅81．98亿元，占结余额的21．74％；1995年我国国债年末余额3300．3亿元，而当年购买国债仅90．5亿元，仅占当年基金结余额的16．58％。国债品种偏少，收益偏低是其主要原因。而且相对通货膨胀，国债的保值能力令人怀疑。以国库券为例，在1985—1995年的11年间，国库券收益率超过当年零售商品价格指数的只有5年，其他6年(1985，1988，1989，1993，1994，1995)国库券的收益率均低于物价上涨率(详见表1)，可见养老保险基金用于购买国债也难以保值增值。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得出；银行存款利率数据来自(1)周忠明，戴文桂．实用利率知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2)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利率实用手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P41—42。

注：①为消除复利与单利对计算结果的影响，本文取一年期数据，而不是看上去更高的较长期限的以单利计的数据(一年期利率复利计算后实际收益率不低于相同期限的较大数据的单利的实际收益率)。

②1990年1月1日至4月15日，年利率为11．34％，4月16日至8月21日，年利率为10.08％，8月22日至12月31日，年利率为8．64％，9．99％为其加权(以天数为其权效)平均年利率，本表括号内数据均为加权平均年利率。

②一年期利率按复利计算得出，其中1979年取3．96％，1981年为5．04％，1982年为5．58％，1983，1984年均为5．76％。

总体分析，目前由于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用的途径所限，基金的收益率偏低，这一方面使基金呈逐渐贬值的趋势，另一方面使得目标替代率(我国目标替代率的确定以养老基金收益率等于工资增长率为假设前提)无法实现，从而动摇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表1可以看出，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益率远低于工资增长率，个人账户实际积累额达不到目标积累额，如不及时调整养者保险基金的投资组合，提高收益率，我国的养老保险在不久后将陷入“被迫提高缴费率——企业不堪重负，个人无力投保——养老保险制度崩溃”的危机之中。

二、调整机构：提高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率的前提

1．调整机构的总体构想

从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用现状可知，其运用途径仅限于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收益率低而且由基金所有者直接运用养老保险基金，在生产关系高度发达、生产分工日益精细的今天已经力不从心。故基金所有者委托基金运营者基金投资运营业务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为此我们有必要引入委托一关系来分忻提高养老保险基金收益的切实途径。

以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运用仅限于购买国债和存入银行，根本不需要专门的投资机构。而将委托一关系引入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首先应从调整机构入手。

鉴于我国尚不具备专门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机构，而且资本市场合适的投资工具的数量有限，养老保险基金营运增值的渠道亦受到限制。调整机构不应是局部的修补，而应是全局性的变革(参见图1)”

首先我们对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作一简要历史回顾。我国是从1984年国有企业推行退休费社会统筹开始的。近年来这千变革取得了三次重大进展。一是1991年6月国务院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费用由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方负担，基金实行部分积累。二是1995年3月国务院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通知》，明确基年养老保险费用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并逐步形成包括基本保险、企业补充保险、个人储蓄性保险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三是1997年7月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有效地解决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统一和管理的分散化等问题，适应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适应了社会保险走向法制化相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

1997年的这次统一改变了养老保险群龙治水的混乱局面，有效地解决了政了多门、管理费用高等问题。新成立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劳社部)作为全国性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行使着养老保险基金所有人的职能，亦即担负着基金法人主体的角色。劳社部作为社会保障的最高权力机关，肩负着养老保险的行政管理和事业管理的双重责任。前已述及，劳社部缺少投资专家和系统的投资学知识，直接投资必然要成立自己的投资机构，加大基金的管理成本。而直接利用资本市场中的专门投资机构，既能有效地转移风险，也有别于节省成本。委托专门机构投资可以增加服务的竞争性，增加管理的透明度。

这样，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如何选择适当的投资人。可供养老保险基金法人选择的投资机构主要是资本市场的金融中介机构，如银行，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证券经纪公司等。而在我国，由于金融市场尚不发达，为有效降低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风险，宜运用大的银行，保险公司等合资入股的方式组建股份制非银行金融机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局(AdministrationBureauofSocialSecurityFunds／ABSSF)(以下简称为社基局)作为养老保险基金的专门投资者，该局可作为国务院直属的与光大、中信集团并列的单位，属于有限责任公司，完全实行企业化运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社基局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并可以根据各地的养老保险基金的规模，在全国经济活跃、养老保险基金结余较多的省设立分支机构，直接协调该省养老保险基金的运作。经济欠活跃、养老保险基金规模较小的西部地区，可以考虑在西安、成都等经济中心城市设立分文机构，负责几个省的基金运作，以节省不必要的设立新机构的开支。同时，在社基局内设立监事会。作为社基局的监督机构，监督资金使用状况和资金经营状况，但不干涉社基局的具体业务。当然因社基局的股东系大的银行及保险公司等，经济实力雄厚，投资经验丰富，一般不会有因营运不善而破产之虞。

此外，为确保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及养老保险各项管理工作顺利进行，可以考虑成立社会保障行政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行监会)和社会保障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社监会)。行监会由政府审计、监察部门牵头，有财政、银行、劳社部等机构的人员参加，挂靠于审计部门。社监会由人大、工会牵头，吸收企业代表、职工代表、民主人士和专家参加，挂靠于各级人大常委会。两大监督机构的职责都是负责监督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政策制定、执行和基金的运营。两个监督委员会与社基局的监事会从内外监督社基局，确保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和社会保障事业顺利进行。

养老保险基金事关全国企业职工衣食住行，国家政策理当扶植，可以考虑效仿农业发展银行的操作，成为社会保险银行(BankofSocialSecurity／BOSS)(以下简称社保行)，作为支撑全国社会保障事业的专门性政策银行，并按照人民银行的机构设置在上海、广州、西安、南京、天津、成都、武汉、济南、沈阳等地设立分行。养老保险基金用于存款的部分可存入该银行，并给予养老保险基金较优惠的利率，并按复利计息，对养老保险基金存款给予保值贴补，社保行在无力支付贴补额时可由财政弥补亏损。养者保险基金收益率较高时，可从其超过当年通货膨胀率的部分中按一定比例提取养老保险投资风险准备金，该准备金存入社保行并享有优惠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对社保行运用养老保险基金存款发放贷款的利息收入，应该减免营业税，为社保行给予养老保险基金优惠利率提供实际支持。用养老保险基金购买国债，虽然其回报率一般高于银行存款，但在通货膨胀盛行的今天，至少应对这一部分国债给予保值贴补。可以考虑由社保行发行特种国债，专门由社基局用养老保险基金认购，并给予较高收益率。出现意料之外的高通货膨胀时，给予保值贴补，确保养老保险基金保值。社保行的利润可用于支持与养老保险密切相关的事业，如社基局的办公设备的添置等。

2．委托一的博弈分析

基金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些投资机构能够按照基金所有人的投资意愿或策略行事，这里牵涉到委托一关系中的几个基本问题。一般认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人和人之间要达成对双方有约束力且有效的合同，需满足以下三个基本条件：(1)人以行动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具体的操作行动，即所谓激励相容条件；(2)在具有“自然”干涉的情况下，人履行合同责任后所获收益不能低于某个预定收益额，是为参与条件；(3)在人执行这个合同后，委托人所获收益最大化，采用其他合同都不能使委托人的收益超过或等于执行该合同所取得的效用，是为收益最大化条件。

但是，在委托一合同不完善时，有四个难以克服的困难，使劳社部与社基局的委托一存在潜在的风险。一是利益不相同。社基局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有时会采取短期行为或过于冒险的行为。二是责任不对等。人掌握着养老保险基金的经营权，但只承担有限盈亏责任，作为委托人的劳社部失去了基金的经营权，却最终承担盈亏责任。这种责任的不对等，使得人可能不负责任地决策。第三是信息不对称。由于人的信息优势，以及获取信息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掌握基金经营权的社基局既有动机又有可能欺骗委托人(劳社部)，而且委托人还很难监督和约束人。第四是契约不完全。在不完全的合同下，人总有空子可钻。强化委托人对人的激励机制，将使人经过收益成本比较后，自觉地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行事。假设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为Y＝Y(x)；人的目标函数为：X=X(a，W)，a为人的决策变量，可代表他的努力程度。W为不受委托人、人控制的外生随机变量。这意味着人的经营好坏由其努力程度和外界不确定因素共同决定。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Mirrless)指出：如果W具有一定的边界，即W对x的影响是在一个可观测的区间里，即便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可以通过事前的警告或鼓励，使人不会选择较低的努力水平，并且使委托人、人均获得满意的收益水平。

资本市场不发达时，市场上可供选择的投资工具少，而且风险不易分散和转移，此时政府多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运用规定途径及比例。如果资本市场是发达的，人主要将养老保险基金采取三种投资方式：一是通过某些形式的延期年金政策向保险合同支付保险费，即将养老保险基金用于购买寿险保单。二是把基金会成员的缴费转移进某种资产的组合，这叫做“分离基金”。三是与其他的基金结合投资于一个单独的资产组合，这叫作“共同基金”。事实上，成功的人会寻求以上三种投资形式的一定比例的组合。

假定社基局通过权衡比较，能够选择其中最为有利的一种投资方式，又假设养老保险基金仅存入银行和购买国馈会贬值，净收益为-10，设自然的状态有好与不好两种，由于我国宏观经济定势良好，好的状态出现的概率为0．8；设社基局在经营养老保险基金以外，无论如何努力工作所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为40、而努力工作需要支付20的成本，其净收益为20。在委托一关系中，基金所有人与运营人有比例分成(为分析方便，本文暂以五五分成为例)和固定收益两种利益分配方式。其支付矩阵如图2：

比例(五五)分成

注：①运营人的收益分布是努力程度与自然的函数。为分析方便，本文忽赂了努力程度一般的情形，假设运营人只有努力和不努力两种策略，努力指运营人殚思竭虑，并总能实现最优投资组合策赂；不努力指运营人仍将基金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两种情况下，运营人付出的劳动分别为20和5。为简化问题，设基金收益在“好，努力”的搭配下为100，“不好，不努力”时为-50，其他两种情形(好，不努力；不好，努力)时均为0。并假设所有人将养老保险基金委托给人后，不从事盈利性的活动，基金收益来自于运营人投资所得。运营人不努力时因合同约束，无暇从事其他盈利活动。

②30＝50-20，20为运营人努力工作的成本。

③-15＝(-10)+(-5)，其中-10表示养老保险基金仅用于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时的实际收益，因本文主要研究委托的情形，故在基金不委托专门机构投资而仅用于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时，省略了“自然”好与不好的差异。5表示运用养老保险基金于以上两种方式时所进行管理等付出的劳动。

④40＝60-20，经济环境好时努力工作收益为100，运营人支付给所有人40以外的60扣除努力工作的成本20即得到40。

⑤-60=0-40-20，40为运营人支付给所有人的固定额，20为运营人努力工作的成本。

可以看出，在图2中的比例分成或固定收益的利益分配方式下，无论自然出现好或不好的情形，只要运营人接受了委托一合同，运营人努力总是好于不努力，即不努力战略相对于努力而言是可剔除的严格劣战略。在固定收益方式下，所有人的收益40大于-15，故“委托，努力”是精练贝叶斯纳什均衡点。在比例分成方式下，由于运营人会选择努力工作，所有人的预期收益＝0．8*50+O．2*0＝40。而且50，0也都大于-15，我们可以做以下结论：无论采取何冲利益分配方式，“委托，努力”是所有人和运营人的必然选择。我们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在以上两钟情形下，运营人的预期收益(指净收益)均为20。然而运营人从事养老保险基金运营以外的工作最多也能获得20的净收益，理性的运营人不一定会接受委托一合同。而且越是风险厌恶的运营人更可能拒绝这一合同。

明智的所有人可以将五五比例分成改为四六比例分成，以提高运营人的预期收益，而所有人仍将获得远远高于自己经营(不委托)时的收益。可以考虑将所有人的固定收益下调为35，使运营人预期收益增加为25。理论上可以进行—九比例分成或将所有人固定收益下调为5或更低，也可以五五比例分成或将所有人固定收益定为40。

到底选择何种利益分配方式，比例或固定收益的确定为多少取决于二者的博弈过程、供求状况以及人的类型。在我国现阶段，养老保险基金所有人是惟一确定的，如果引入竞争机制，产生较多的养老保险基金运营人，则最终的委托一合同的制定会有利于所有人，会形成接近五五比例分成或固定收益为40的合同。在人财务公开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情况下，比例分成是委托人与人分享剩余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但是如果社基局(人)是风险中性的，无论劳社部(委托人)对风险的态度如何，固定收益是有效的办法。在商业银行与企业间的博弈过程中，企业也是接受了固定收益的办法，商业银行的固定收益表现为事先约定的贷款利息。通过固定收益的委托一后，基金所有人成功地转嫁了风险，人获得了剩余索取权，此时人极其努力地工作是最优的。对于委托人，尽管由于剩余索取权的分割和部分转让从静态上看使其利益受损，但这较之委托人自理基金的经营业务，仍是帕累托改进。因为，从动态上看，由于人获得了部分剩余索取权，其积极性提高了，运用其专业投资技术，可以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使委托人获得高于自理时的收益。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论文例3

根据有效市场假设，在定价有效率的市场中，“市场组合”(即那些由整个市场的全部金融资产组成的投资组合)对每单位风险提供了最高的收益水平，因而在特性上与市场组合相似的资产组合能够捕获市场的定价效率，而如果采取那些试图取得优于市场表现的策略，除了幸运之外，不可能取得彻底成功。指数化策略是以这样一种理论为基础通过复制特定的市场指数而实施的一种消极的投资组合策略。虽然评价指数化策略的好坏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国外学者在这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是，指数基金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盛行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我们应该考虑如下问题：既然我们一直强调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投资应该多元化，应该利用适合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特点的一切投资工具和投资策略，以确保其保值增值，那么，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是否可以运用指数化策略呢?中国的金融市场还不成熟，指数化策略基本上还没有在中国的基金运作实践中起到真正的运用，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人市也还处于酝酿和试验阶段，这些因素又会对指数化策略的运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本文通过分析养老基金指数化策略的依据、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回答了这些问题。

1、指数化策略适用子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的理论依据

1.1指数化策略的优点

一般来说，实行指数化策略的养老基金管理者并不试图用基本分析方法来区分价值高估或低估的股票，也不试图利用技术分析方法预测股市的变化并由此来构造投资组合，在预测投资回报方面也不做任何努力，他们唯一的目标是根据基准指数来设计投资组合并获得该指数的投资回报率。与积极的投资策略相比，指数化策略至少具有以下优点：

(1)可能获得更高更稳定的投资回报。从理论上讲，如果市场是相当有效的，那么，对于积极的管理者来说获得额外回报将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得因此支付更高的费用和成本。因为，与积极管理的养老基金相比，运用指数化策略的养老基金一般倾向于进行更小的交易量，佣金、手续费(含保管费和转让费)、执行成本(含市场冲击成本和市场同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可能较低，这使得其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缴纳的有关税收也少得多，因而投资回报可能更高。有研究表明，指数基金的成本费用与积极管理的基金相比，每年约低0.83到2.72个百分点。在控制了影响支出的一些因素后，也有研究发现，指数基金的成本每年大约低30-40个基点：”。如果把指数基金与积极管理的基金的投资业绩历史记录相比较，同样可以发现积极管理的基金并不占优势。例如，尽管美国的指数基金落后于市场指数回报率近40个基点，但大多数积极管理的基金同样被证实落后于与他们标准相同的市场指数，而且平均水平比市场指数回报率落后得更多，达110个基点。而且，运用指数化策略的养老基金倾向于追求长期收益，投资回报相对来说也比较稳定。

(2)更好地解决委托—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基金管理者的能力、职业道德和努力程度很难准确把握，投资者很难确定基金管理者是否在全心全意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服务，特别棘手的委托—问题就凸现出来。而且，无论什么样的行为评估程序，其统计有效性都可能由于过低的讯杂比(SignaltoNoiseRatio)而降低，基金管理者的真实能力也可能被市场波动的干扰因素所掩盖。在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的回报率可能更反复无常，讯杂比将会极差。在这种情况下，在养老基金委员会选择基金经理时，政治上的游说及门弟、学历、工作经历等因素将起很大的作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于基金管理服务业的竞争性及效率。因此，养老基金投资者在判断基金经理能力和忠诚度从而选择基金经理上遇到了困难。这种困难使得养老基金投资者更喜欢指数化策略，因为，与积极管理的基金相比，指数基金经理的能力更容易判断——主要是把他们获取的回报率与相关指数回报率相比较，也更容易比较——主要是比较各基金经理的跟踪误差(指数化策略组合的回报率与基准指数的回报率之差)。基金经理的经营活动更容易得到监督或控制，因为，基准指数一般由投资者选定或批准，基金经理的工作只是复制或模拟基准指数来设计投资组合并获得该指数的投资回报率，基金经理利用投资决策权为自己谋利的现象将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基金经理一般不能购买对自己有利但不包含在基准指数中的股票。这样，棘手的委托—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2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基本特征决定了指数化策略的适用性

指数化策略是否适合于养老社会保险基金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优点，更要取决于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基本特征。从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本质来看，它是国家为解决养老问题而运用法律手段筹集的专款专用的资金，是对养老社会保险计划的参与者的一种负债，是退休人口的基本生活来源。一般来讲，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具有法律强制性、社会政策目的性、政府干预性、社会化精算测定、数额庞大和从收到支时间间隔长等几个基本特征。

前3个基本特征决定了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在强调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多元化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同时，把安全性作为首要的最基本的原则，并更强调社会效益性。后3个基本特征表明，养老社会保险基金不仅有数额庞大的稳定的可用于长期投资的资金，而且这些资金的投资目标应该是获取比较稳定的收益以支付养老金。这就使得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对流动性的要求主要局限于满足支付养老金的需要，而一定时期内的养老金支付又是可以大致测定的(包括支付时间和支付金额)，因而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对流动性的要求比一般的投资公司要低。在这种情况下，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当然会把提高长期总投资收益率作为投资的核心目标，而使短期收益率的重要性大大降低。

我们知道，指数化策略需要大额资金，因为，市场指数为了反映市场的定价效率与整体走势必须包括大量证券，资金数额太小根本就无法复制市场指数；指数化策略需要可用于长期投资的资金，因为，指数化策略倾向于较少的交易，倾向于避免市场的短期波动而追求比较稳定的可观的长期收益。此外，指数化策略有利于抑制市场过分投机带来的波动，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这有利于国家宏观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基本特征决定了指数化策略比较适合于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这就为指数化策略成为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策略之一提供了重要依据。

2、指数化策略可能存在的问题

最近十几年来，世界范围内指数基金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对指数化策略可能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关注。

2.1扭曲基准指数中所包含的证券的价格

许多研究者十分担心运用指数化策略的养老基金会盲目购买基准指数中所包含的证券。因为，养老基金的资本数额十分庞大，如果1只运用指数化策略的养老基金在1个既定指数上投入了100亿元，而一种证券以0.5%的权重进入了这一指数，那么该养老基金就必须购买0.5亿元的这种证券。反之，若一种公司证券被从指数中剔除，该养老基金将不得不出售该公司证券。有人认为，养老基金的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基准指数中所包含的证券的价格被明显扭曲，或者基准指数所包含证券的价值被人为提高或贬低，因而会降低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这些顾虑乍一看好像是正确的，但它们应该以证券市场的其余部分作为背景来加以解释。若运用指数化策略的养老基金购买了0.5亿元的某一股票，且这一股票的价格上涨超过了某一“公正的价值”，许多了解情况的投资者将选择出售该股票。如果市场是有效的话，我们将会发现，随着许多股票从投机者手中转至该养老基金，发行此股票的公司的所有权结构会被改组。在理想的有效的市场上，这种变化对价格的影响应该是零。对标准普尔500指数等指数的研究表明，在一个拥有大量的指数和运用指数化策略的机构投资者的地方，上市公司证券被选人指数或被从中剔除通常会导致证券价格及其资本成本的扭曲。然而，这种影响看上去并不是很大田。我们认为，如果规模过于庞大(相对于所在的金融市场规模而言)，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大规模运用指数化策略及其带来的羊群效应(HerdingEffect)有可能扭曲证券价格，降低证券市场的资源分配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养老社会保险基金交由多个不同的投资经理运作，控制单个投资经理运作的基金规模，并引导他们相互竞争，投资经理之间将在投资策略上产生分化，即：一部分采取积极策略，一部分采取消极策略；采取消极策略的投资经理又以不同的市场指数为基准，那么，上述问题应该可以得到比较有效的解决。

2.2恶化公司治理

一些研究者批评运用指数化策略的养老基金经理不关心上市公司股东和经理之间的委托—问题，称这些养老基金是公司治理的搭便车者，因为其他人在这方面付出了努力。他们认为，如果一家企业因为对经理的不恰当激励而导致了现金流的减少，一个积极的投资组合经理还有机会夺取公司的控制权，改变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以获取更多的现金流，并在一定程度上从由此带来的股票价格上涨中受益。我们认为，这些情况的存在以及参与此类活动的投机者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然而，虽然我们可以将公司治理的失败看作是对市场有效性的破坏，但是，有限责任公司的正常逻辑是给予股东投票的权利而不是投票的义务，所以任何投资者都有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也有不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此外，积极的基金管理者对公司治理的过分参与也有可能会影响有限责任公司管理者的决策，从而使原有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2.3降低市场有效性

运用指数化策略曲养老基金还因为不参与证券投机，不预测未来的投资回报，不购买“贬值”证券等行为而受到批评。从理论上讲，如果整个经济转向了指数基金，市场有效性毫无疑问会急剧恶化，问题也将会恶化。然而，在一个无数经济人竞争市场投机利润的世界里，接近市场有效性的状态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指数基金是有益的。指数基金的优点是与投机者之间的竞争程度有关的，这种竞争将使得通过积极管理很难获得超额回报。如果在一个国家里有“太少”的投机者和太多的指数投资者，那么，通过积极管理获得的投资回报率将大大超过指数的回报率。然而，实际情况是，在任何国家里都是投机者远远多于指数投资者。

2.4强化基金产业的集中

由于运用指数化策略本身是一个固定成本的行为。一个管理小规模指数基金的计算机系统一旦建立，同样的系统就可以适用于规模更大的资产。对更大规模的基金而言，每单位资产的销售成本和分配成本也会更低。这就使得大投资者的费用十分低，较大的指数基金因此也可能获得丰厚的垄断收入。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使那些寻求管理指数基金的新公司面临进入障碍，从而导致指数基金行业的显著集中。这是指数基金发展的不利影响之一。与之相比，积极管理的基金没有这么大程度的伴随基金规模增长的回报增长。相反，许多积极管理的经理把大规模资产管理当作妨碍他们获取超额利润的障碍。有证据表明，在美国增长型基金的“最优”规模是15亿美元左右，价值型基金的“最优”规模是5亿美元左右，混合基金的“最优”规模是20亿美元左右。这种适度规模与美国指数基金业的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指数基金业已经被特大型基金所控制。我们认为，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由于规模庞大很容易产生这样的不利后果，这就需要政府通过立法等手段加以调控，例如，把养老社会保险基金交给多个基金管理人运作，以降低每个基金管理人所控制的资金数额；建立养老基金管理人之间的恰当的竞争机制，抑制羊群效应；禁止垄断或操纵市场等。

3、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用指数化策略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用指数化策略将面临4个主要问题：第一，较低的市场有效性使得人们怀疑指数化策略在中国运用的理论基础；第二，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指数化策略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第三，乏流动性的证券市场导致的较大的运行错误，将影响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用指数化策略获得预期回报；第四，政府能够做些什么来帮助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用指数化策略?

（1)较低的市场有效性的影响。最近几年的有些研究表明：与OECD国家的基金状况相比，刚出现基金的国家的基金价格演变存在着显著差异。新兴市场被认为有更高的违规性，更高的长期回报，更高的交易成本和更大的可预测性mo因此，一般来说，如果中国的市场有效性整体上比较差，对积极管理的经理来说就很有可能在基金管理过程中获取额外收益。

关于这个问题，认为，要看市场缺乏有效性的原因。理论上认为，在中国，可能导致较低的市场有效性的因素主要有：第一，信息的取得。较差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不发达的信息产业潜在地说明了中国的信息可获得性较差。第二，人力资本。较差的人力资本暗示了只有很少的资金人能够在可观察到的价格水平上果断避免错误。第三，交易成本。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常常会产生高额交易成本，因此，看起来某一统计水平上的市场有效性被打破，实际并不是一个获利机会。然而，如果这些因素在导致较低的市场有效性方面起作用，它并不一定说明积极的管理就一定是较好的选择。积极管理同样将因信息不充分、金融工具缺乏而受损。如果由于高交易成本而形成市场无效率，这种无效率对积极管理者也不是获利机会。关键是，在中国，投资者与基金经理之间的委托—问题更为严重，金融法律制度还很不成熟，对金融部门的监管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只会使指数化策略更有吸引力。

(2)如何运用指数化策略。信奉指数化策略的投资者认为，金融市场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人们很难提前预测，通过积极预测单个证券的回报来获取额外收益只不过是一种幻想，最好的选择是被动地模拟市场变化。为了最好地模拟市场、分散风险，就应该选取特定的市场指数，建立指数化资产组合。由于指数化策略的运用者更注重长期的盈利目标，一般不过多地考虑市场的短期波动，交易仅仅在股票发行、合并等情况发生时才进行。此外，与积极管理的基金经理对未来回报不做任何许诺不同，指数化策略的运用者一般允诺获取公众可观察得到的市场指数回报率。可见，指数化的投资组合也就是一个被动地获取等同于市场指数的回报的资产组合。然而指数化策略的运作并不像一般人想像得那么简单。只有高明的基金经理才能很好地运用指数化策略获取近似于市场指数的回报。

指数化策略的第一步就是基准指数的选择。在选取市场指数时，一般认为，最有用的一种市场指数是那种使每种证券的权重同其市场资本总额成比例的市场指数。对于这种指数容易建立指数化资产组合，而这样的资产组合不需要针对市场价格波动做出反应。事实上，每一种证券市场指数都是对分散化与流动性进行权衡的结果。大的市场指数倾向于高度分散化和缺乏流动性；较小的市场指数有时在分散化上似乎显得不够充分，但相比较而言一般更具流动性。而且，如果在某一金融市场内选择的资产组合是高度分散化的，这些资产组合之间多数被证实是高度相关的。只要能够充分分散化，在考虑指数的风险二回报特性时，指数定证券的作用并不太重要。一般认为，选择高流动证券以形成良好分散的指数将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当然，要考虑市场流动性，应注意2方面因素：市场影响成本(当发出市场交易指令时遇到的价格降低)和市场恢复能力(市场在一次交易后恢复到最初状态所需的时间)。在进行指数的程序化交易时降低市场影响成本，可以降低指数化基金的跟踪误差，而市场恢复能力的大小也会对跟踪误差产生影响。

在确定基准指数后，接着要考虑的问题是用何种方法来复制该指数。很显然，最简单的方法是“全复制法”，即按照权重比例购买基准指数中的全部证券，构造复制性投资组合(RepeatingPortfolio，使得基金持有的资产组合与基准指数完全一致，因而将获得与基准指数相同的回报率，同时面临支付交易成本的风险。“全复制法”的优势在于：因为包含了基准指数中的全部证券而显得比较容易操作，也减少了不断更新组合以寻求再平衡的需要。但是，由于兼并、破产、股票分割、发放股利、新股上市、股票回购等事件的发生会使所使用的权重发生变化，因而在这些情况下还是需要进行调整以避免投资组合价值的不连续变化。然而，许多国家的市场指数都有设计缺陷，其中最常见的一个问题是市场指数中包含高度不流动的证券(这一点在中国十分明显)。当一个市场指数包含有过多的非流动性证券时，这一市场指数通常将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此时，“全复制”的投资组合将由于对整个指数进行交易时面临的较大的交易成本而导致较大的运行错误(与市场影响成本和跟踪误差有关)。

为了克服这种缺陷，有人主张运用另一种指数化：持有一个与基准指数资产组合P不同的资产组合P，，并且使与P，相连的交易成本比真实指数P的交易成本更低，P和P，仍然保持高度相关，目的是通过解决交易成本问题来使运行错误最小化。一般情况下，就是用少于基准指数中证券数量的证券构造有代表性的复制性投资组合。

运用指数化策略的第3个方法是运用指数期货。由于与构造并维持分散的投资组合相比，运用指数期货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托管费用，降低市场冲击成本，所以，指数期货在养老基金投资中可以得到比较广泛的运用：养老保险基金经理可以通过购买或出售指数期货修改投资组合的B值(购买指数期货会提高投资组合的B值，出售会降低e值)从而控制投资组合的风险；可以利用套头交易防止不利的股价波动；可以构造指数化投资组合；还可以创造投资组合保险。

当然，适当的时候也可以运用指数期权。一般来说，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股票看跌期权来保护投资组合中的该股票，防止股价下跌带来的损失。但是，养老基金持有的投资组合一般是由大量的股票构成的；如果购买股票中每种股票的看跌期权，交易费用将相当昂贵。在这种情况下，养老基金如果通过在一个合适的股票指数期权中取得适当的头寸，就可以在投资组合分散化的同时抵御不利的价格变动。但是，运用指数期货存在2个缺点：(1)指数期货合约到期，养老基金将需要应用下一个可得到的合约来重新建立这种关系，这称为“滚动”(Rollover)的过程。在进行这种滚动时，大规模的指数化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将损失数额相当大的交易成本。(2)在经济水平上，当指数期货是“净零供应”(NetZeroSupply)时，指数期货的运用有一个基本的缺陷：因为每当有一个期货购买者时，就必须有一个等规模且方向相反的出售者。假设一国GDP的50%投资于应用指数期货的指数化基金，很难找到处于交易另—端的销售者。运用指数期权也存在着市场规模约束问题。如果指数期货期权被特大规模的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所运用，指数期货棚权市场的有效性可能会被破坏，运行错误将增加。这些正是规模巨大的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所面临的难题，它也决定了指数期货期权在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中的运用将是比较有限的。

概括以上分析，我们认为：

第一，当组成基准指数的证券的流动性满足在整个指数的基础上进行低成本程序化交易的要求时，“全复制”是可行的。对于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来说，“全复制”对分析和计算能力的要求也是最低的。

第二，当基准指数中含有较多的非流动性证券时，有代表性的复制性投资组合策略能够起作用；然而，它在分析和计算方面的要求相当复杂。

第三，当流动性指数期货市场存在时，合成指数基金常常是比较好的选择。在成熟的市场上，其交易成本比较低，监管和行政成本也都比较低。另一方面，运用指数期货将放弃运用“全复制法”可享有的某些权利，如贷出证券收入。

第四，当基准指数含有不成比例的非流动性成份时，指数期货和指数期权尤其具有吸引力。但由于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巨大规模，应用将受到限制。

在中国，由于证券市场缺乏流动性，现代金融经济方面的技术还比较落后，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十分不发达，运用指数化策略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全复制，指数基金与指数构成相同。但如果能从指数构成中有效地剔除不成比例的非流动性证券，效果可能更好。如果适当地发展流动性高的指数期货期权市场，实施全复制策略的养老基金运用指数期货／期权还可以获取高额边际收益。当然，指数化策略还可以用来构造一种可以保证投资回报率的金融产品变体，而这正是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统筹部分(具有确定收益的特性)所需要的。

(3)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用指数化策略是否可以获得预期回报。有些专家担心，在发展中国家，较差的证券市场流动性以及证券市场指数的缺陷会使得指数化策略产生严重的跟踪误差。在中国，由于金融市场还不完善，运用证券市场指数进行指数化策略同样存在着一些困难：一是，现有的市场指数中的大量证券不是充分流动的，降低了市场指数所代表的信息的真实性，使得应用这些指数进行指数化策略变得十分困难。因为，缺乏流动性的证券市场会通过“陈旧价格”(在时间t2时的指数计算被迫应用时间t1时的非流动证券交易的信息)使指数的信息内容受损，指数将因此无法准确反映金融市场的变化。二是，证券市场指数的管理程序有待改进。指数的组成应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进，并反映经济形势的变化，并且这一程序应当独立于各种特殊利益。三是，指数的种类和数量都不丰富，特别缺乏特殊指数和次级指数，使得基金在选择指数时显得捉襟见肘。但是，有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实行某些证券市场指数的交易计划是可行的。尽管在一天之内能够达到的一篮子规模(BasketSize)显然比美国要小得多，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基金可能比美国的指数基金资产规模小得多，因而，这并非一个关键性的制约因素。而且，有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养老基金运用指数化策略可以获得理想的回报。在印度，IDBI共同基金以NSE50指数为基准进行指数化策略，它每年的运行错误仅为0.35%。

我们对我国目前的指数型基金进行了考察，发现指数型基金天元1999年9月20日至2000年11月24日之间的平均周收益率为0.6721%，而同期上市综合指数的平均周收益率为0.4782%；优化指数型基金兴和、普丰1999年8月2日至2000年11月24日的平均周收益率分别为0.4879%和0.5389%，同期上市综合指数的平均周收益率为0.4769%。而且，无论是根据夏普指数，还是根据特雷纳指数和詹森指数；这3只基金的表现都不错(见表1)。此外，我们还对安顺、天元等10只基金的表现进行了研究，我们发现(如表2和图1所示)，基金的超额收益率与贝塔系数(***)基本上是负相关的，这就是说，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基金的风险偏好越高，则其回报率越低。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消极的投资组合策略的优势。可见，只要操作正确，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运用指数化策略是有可能获得预期回报的。但是，随着养老社会保险基金可投资资金的规模逐渐膨胀，大规模的指数化策略有可能影响金融市场的竞争和有效性，因此，中国的金融市场必须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才能为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指数化策略提供市场基础。

基金每周收益率根据《中国证券报》各基金每周一的净值公告计算而来，并根据《中国证券报》上同期刊登的新股配售公告采用以下方法对新股配售的影响进行剔除：根据新股发行配售和上市的实际日期，在发行日到上市日之间的配售成本按银行存款利息计算，将上市日当日的成交均价与资金成本之间的差作为新股配售带来的超额收益。在各基金的当期收益率计算中从期末净资产值中扣除这一部分添加的资产。在下一个时期的期初，这一部分新增的资产看成是基金中新添加的份额，因为这一部分资产价值实际上已经加入到了基金的净资产值中，它是一笔暂时不可流动的资产。本文每一时期的分析结果都使用这一扣除新股配售影响之后的收益率序列。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论文例4

前言

通常养老保险基金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各统筹地区的统筹帐户资金和个人帐户资金、企业年金。截止到2006年底，全国企业年金基金累计节余达910亿元，已有11个省市逐步做实个人帐户，基金积累规模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基金是一种储蓄性资金，承担着对受益人的长期支付责任，这决定了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策略必须具有长期性和稳健性。

由于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规模巨大，难以继续采用“以脚投票”的方式买卖股票，必须采用积极投资、参与管理的方式参与公司治理活动，形成以参与公司治理为导向的投资战略。本文拟对养老保险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途径及障碍因素作简要分析，以促进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

一、养老保险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主要形式

养老保险基金规模大、安全性要求高的特点决定了养老保险基金属长线投资者，只有参与公司治理才能更好地分享资本市场的发展成果。通常养老保险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措施主要有：

1、沟通磋商。养老保险基金就其关注的公司治理问题可以以信函、电话、私人访谈等非公开形式与目标公司管理层碰面，沟通思想，提出建议，尽量避免在年度股东会议上通过提交议案等公开形式发表批评性意见和建议。

2、提出公开批评。养老保险基金往往对公司的不良行为，如冒进扩张计划、管理层不合理的薪酬、不合理的收购行为等予以公开批评，舆论上制造声势，号召社会公众监督，向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施加压力，迫使公司改善经营。

3、提出议案。股东议案是股东提出的要求管理层采取某些特定行动的简明报告。议案一般只有建议性质，不具备法律的强制性，议案是否公开取决于股东与管理层的沟通情况，通常机构投资者会私下将议案提交管理层，然后视议案采纳等情况决定是否公开，公开议案会相应暴光机构投资者与管理层之间的裂隙，往往会引起股价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司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

4、争取其他股东投票权，获得更大的影响力。目前证券市场允许股东签署投票权授权文件，授权人代替该股东在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上替其投票。委托投票程序使得养老保险基金等股东有机会通过争取其他股东投票权，大大增加养老保险基金对投票结果的影响力。无论何种方式，既要积极主动，又要合乎现行公司运行规范，既要有一定程度的介入，又要遵循一定边界。

二、养老保险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障碍因素分析

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其面临的障碍因素有：

（1）优化养老基金本身的治理。目前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以及个人帐户基金采用的是信托投资方式，信托投资能有效保障资产的独立性，且能有效的保障投资收益。但是信托投资产生了多层次的委托——关系，而相关的监督管理机制不够成熟，委托方与方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易产生过度的机会风险、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2）资本市场的不够完善。当前受托管理养老基金有部分是证券投资管理基金，但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不完善，养老保险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相对较差。可鼓励企业年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投资于资本市场并参与公司治理，它应以开放式的证券投资基金方式直接进入股市，养老保险基金和资本市场的作用是相互的。

（3）养老基金过于分散。目前，养老保险除少数省市实行的是省级统筹，多数实行市县级统筹，统筹帐户的基金积累额由于现收现付，基金的积累额有限，基金的保值增值压力相对较小。但个人帐户基金在做实后，保值增值的压力较大，而过于分散的现状导致各统筹地区的基金规模不太。因此应逐步提高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在省级成立养老金投资机构，负责基金的投资运营。

此外，养老保险基金更注重投资的流动性和短期收益；基金管理公司缺乏足够的监督力量；监督企业的收益不确定而成本较大，以及存在利益冲突等等因素是也是妨碍养老保险基金参与公司治的因素。

总的来看，养老保险基金是我国现有机构投资者中最有可能参与公司治理的，具有较高的可行性，但目前发展仍有许多障碍，因此这一过程必须循序渐进、逐步推进。养老保险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离不开上市公司整体质量的提高和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并需要相应的制度及法律环境相配合。

参考文献：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论文例5

一、几种农村养老保险筹资模式

从各地改革的实际来看，在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上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以烟台为代表的“政府倡导、个人自愿”模式。主要以农民个人缴费为主，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的开展中只起政策倡导和推动作用，对农民参保不补贴。一种是以青岛为代表的“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扶持相结合”模式，实行财政补助和兜底。这种模式采取行政信誉支持的方式，财政补助资金允许先行“挂账”，视情况分期支付到位。另外一种就是以苏州为代表的以政府高补贴为特征的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相结合模式。政府对于推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之前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及其以上的老年农民无条件给予补贴。正常参保人员实行个人、集体和财政分别负担50%的缴费政策，并且财政补助资金当期全部到位。这三种模式反映了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体现了经济基础与制度模式选择之间的相互关系。烟台模式体现了政府以最小责任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良好愿望，但它既难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也难以反映制度的公平性，无疑终将淘汰。而青岛模式与苏州模式则代表了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模式，青岛模式是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入初级阶段的主要模式，苏州模式则是建立经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高级阶段的主要模式。总体而言，笔者认为在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模式的选择上必须坚持“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和“个人负担、财政补贴和集体补助”相结合原则。

二、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途径的探索

一是可探索通过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来筹集农村养老保险资金。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是土地的使用权流转，即在坚持农户对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将土地集中耕种，规模经营，产品则在承包者和实际使用者之间进行分配，农民依据土地的承包权得到用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相应收益。通过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既为农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又促进土地的规模经营，既提高土地对农民的保障作用，又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率。从制度条件看，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没有改变现有农村的土地制度，符合中央“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的政策。实行股份制后，土地的所有权仍归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承包权归承包者所有，转让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权[1].在具体操作中，可在科学测算、加强试点的基础上，将农民的土地转让所得，拿出一个固定的份额，用于建立农民的养老保险基金，如浙江省绍兴柯桥镇新风村的土地股份合作社。2001年该村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全村土地100%实现流转，结构调整面积达60%.合作社股份分为农户承包股、村集体所有股、现金股三种。农户承包权根据农户入股申请和土地承包权证的承包面积，并依照上年人均征农补贴水平，每一百元一股。股份制改造完成后，农户股占8.2%，村集体占31.18%，浙江新风热电公司占60%.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村集体就有能力拿出一部分资金来建立养老保险基金，这样不仅拓宽了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资渠道，也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土地的经济效益。

二是可探索“粮食换保障”养老保险资金筹集模式。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粮食是农民最主要和最稳定的收入来源。但自1996年我国粮食产量大丰收以后，粮食价格低迷，农民种粮收入持续下降，各地土地抛荒现象严重，直接导致全国粮食减产，粮价上涨和粮食安全问题。在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上，如果能够采取粮食换保障形式，在粮食主产区实行农民直接用粮食代替现金缴纳来筹集养老保险费，同时进一步改变现行的粮食补贴政策，将原来对粮食流通环节提供的补贴转移给参加“粮食换保障”的农民支付保险费。这样一种形式不仅可以刺激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资金来源，而且还可通过这样一种制度创新，将农民补贴方式、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粮食安全机制的重建、农村基层组织职能转换有机结合起来。政府只需将原来用于粮食储备的资金转为定额补贴资金，完全可以在不增加甚至减少财政负担的情况下，通过农民缴纳保险费（上缴粮食），就能满足国家粮食储备需要，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以低成本建立起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完成粮食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

三是可积极探索与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相结合的办法。长期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经费的投入是巨大的，在广大城市取得了良好效果，然而在农村，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项社会养老制度对于农村人口普遍抱有的“养儿防老”思想是一个巨大冲击和转变。很多农村人口不愿意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养儿防老”和“多子多福”这样一些陈旧观念。如果在农村地区建立普遍的养老保险制度，由社会为进入老年的农村人口提供稳定可靠的养老保障，就可以促使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贴近生育政策，自觉自愿地实行计划生育。因此，养老保险制度可作为计划生育的治本措施积极发挥作用，最终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发展与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双赢”。如可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运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经费，对于实行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户增加政府补贴，提高养老待遇，达到充实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来源，促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良性发展和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可持续发展的目的。2004年，中国政府开始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的试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夫妇，每人从年满60周岁起享受年均不低于600元的奖励扶助金，直到亡故为止。奖励扶助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山东青岛市城阳区在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也实行了对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的优先优惠政策，规定独生子或独生女父母到领取养老金年龄时，基础养老金分别增加10%和25%，根据现行的养老金测算标准，独生子及其父母每月将分别多领取41元；独生女及其父母每月将分别多领取103元。这一政策对进一步改变广大群众养儿防老的传统生育观念，对解除计划生育家庭的后顾之忧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三、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与制度创新

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的管理目前主要由当地经办机构负责。但是，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一方面，由于银行利率不高和投资渠道狭窄，基金难以实现保值、增值。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法律法规保障，基金的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挤占、挪用和非法占用基金的情况时有发生，基金的正常运转受到严重影响。一项在江苏省的调查显示，涉及的7个城市已经流失的农村养老保险资金占到基金总额的35%，基金流失的原因有地方政府挪用、养老保险机构挪用、违规投资和违规使用等。此外，高额管理费用的提取也导致了基金流失。据调查，一些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费用占到实收保费的30%以上。这些都给农村养老保险工作的顺利推进造成了极大的隐患，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亟待规范和创新。

首先，在基金的管理上，笔者认为可考虑将原来分散的县级管理提高到省级或部级管理的层次。通过设置中央与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分担管理责任。制定养老基金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执行严格的财务审批制度，对养老保险费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同时，还要建立明确的监督审核制度，国家审计部门要定期对养老保险资金进行检查，保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正常运转，切实杜绝基金的挤占、挪用、截留甚至贪污、挥霍现象的发生，确保农民“养命钱”的安全。此外，在利率的设定和缴费标准上，笔者认为，应改变原来的预定利率方式，避免因利率变动引发的养老保险基金不平衡。改进后的利率设定方法应在核定收益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物价变动的影响，采取变动利率分段计息的办法，以规避制度的系统风险，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平衡。

其次，在基金的运营上，要实行行政管理与基金运营相分离、坚持市场化运营的原则。成立省级农村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依法建立基金委托人、托管人、投资人制度，通过市场化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负责运营管理。在具体投资渠道上，可参照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做法，结合国内资本市场发育程度和省情进行多元化组合投资运营，如购买国家债券、企业债券、房地产市场、参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等。此外，根据各地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探索，笔者认为以下方式值得借鉴和推广，即引入资产建设要素，①通过实行保险证质押贷款项目，来实现基金保值增值。

保险证质押贷款是指已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农民，经经办机构允许，可直接用自己持有的或借用他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证》（下文简称“保险证”）作为抵押物，依据一定程序和规定到有关部门办理借款手续。所借款项仅限于农户发展生产、子女教育、疾病医疗等生产生活中急需解决的重大事项。具体规定借款对象必须是已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由农保部门对借款人和借款事由进行审核，条件符合的签订借款协议，并留置保险证作抵押。借款金额必须限定在保险证面值的一定比例范围内，可随还款信用的提高而逐步提高，最高控制在90%以内。农保部门与银行签订委托放款协议，借款利率与银行同期基准利率相同，逾期还款同样按银行罚息标准罚息，当遇到借款农民无法归还借款时，银行用被质保的保险证余款核销顶账。

新疆呼图壁县从1998年初开始这一项目的小范围试点，2002年正式在全县大面积推行。实践证明，这样一种形式具有参保农民受益面广，资金使用率高，基金保值增值效果好，农保制度吸引力强等综合效率。1998年至2004年七年间，该项目借款人数占到该县参保人数的42.39%，累计借款金额占农民参保资金总量的47.89%.农保基金运营收益达759.41万元，年平均利息收入突破百万元，年平均收益率达7.7%.并且据调查，在此期间农民以保险证质押借款的还款率一直保持在99%以上。

保险证质押借款项目把取之农民的资金重新借贷给农民，让他们直接参与资金的管理与运营。这不仅拓宽了农保基金保值增值渠道，在此过程中也增进了农民个人、家庭和社区的福利。更为重要的是，保险证质押贷款项目创建了一个积累家庭资产和本地财富的新循环，它使得农保基金在本地社区内部运行，避免了农保资金通过金融体系流出社区，这就是用农民的钱做农民的事情。这一项目其创新在于它突破了传统制度中农民在其生命周期内的“收入再分配”模式，把农民个人账户单一的养老功能转变为具有综合功能的发展账户，在确保农民实现养老功能的同时，支持农民把个人账户上的资金投资于他们当前急需的生产、教育、医疗以及其它创收活动，极大缓解了农民参保愿望与资金紧缺之间的矛盾，激发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呼图壁县的农村养老保险证质押贷款解决了贷款难的问题，金融部门也很放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上都很好，这不仅在农村适用，包括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转移就业、城镇下岗的再就业人员的小额贷款等都可以借鉴这一模式。因此，非常值得相关部门进一步探索和关注。

最后，在资金的监管上，要建立严格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机制。首先，政府要建立相应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机构，对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实施严格的内部和外部监督，以防范经营和道德风险。其次，要严把准入关。要对相应的基金委托人、托管人、投资人进行法人资格认定，要将经营不正当、管理不规范的机构拒之门外。第三，政府要制定农村养老保险基金限制性投资政策，规定安全投资和风险投资的比例，并根据专业管理机构的自律和资本市场的规范程度，收紧或放松其投资政策，力求使监管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此外，还可通过公开的信息披露制度、定期检查以及强制执行投资基金再保险等方式来确保基金投资的安全。

参考文献

[1]李郁芳。试析土地保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作用[J].社会保障制度2002（4）。

[2]卢海元。创新农村社保制度[N].经济参考报，2003-04-30.

[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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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论文例6

一、几种农村养老保险筹资模式

从各地改革的实际来看，在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上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以烟台为代表的“政府倡导、个人自愿”模式。主要以农民个人缴费为主，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的开展中只起政策倡导和推动作用，对农民参保不补贴。一种是以青岛为代表的“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扶持相结合”模式，实行财政补助和兜底。这种模式采取行政信誉支持的方式，财政补助资金允许先行“挂账”，视情况分期支付到位。另外一种就是以苏州为代表的以政府高补贴为特征的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相结合模式。政府对于推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之前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及其以上的老年农民无条件给予补贴。正常参保人员实行个人、集体和财政分别负担50%的缴费政策，并且财政补助资金当期全部到位。这三种模式反映了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体现了经济基础与制度模式选择之间的相互关系。烟台模式体现了政府以最小责任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良好愿望，但它既难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也难以反映制度的公平性，无疑终将淘汰。而青岛模式与苏州模式则代表了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模式，青岛模式是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入初级阶段的主要模式，苏州模式则是建立经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高级阶段的主要模式。总体而言，笔者认为在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模式的选择上必须坚持“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和“个人负担、财政补贴和集体补助”相结合原则。

二、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途径的探索

一是可探索通过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来筹集农村养老保险资金。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是土地的使用权流转，即在坚持农户对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将土地集中耕种，规模经营，产品则在承包者和实际使用者之间进行分配，农民依据土地的承包权得到用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相应收益。通过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既为农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又促进土地的规模经营，既提高土地对农民的保障作用，又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率。从制度条件看，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没有改变现有农村的土地制度，符合中央“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的政策。实行股份制后，土地的所有权仍归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承包权归承包者所有，转让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权[1].在具体操作中，可在科学测算、加强试点的基础上，将农民的土地转让所得，拿出一个固定的份额，用于建立农民的养老保险基金，如浙江省绍兴柯桥镇新风村的土地股份合作社。2001年该村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全村土地100%实现流转，结构调整面积达60%.合作社股份分为农户承包股、村集体所有股、现金股三种。农户承包权根据农户入股申请和土地承包权证的承包面积，并依照上年人均征农补贴水平，每一百元一股。股份制改造完成后，农户股占8.2%，村集体占31.18%，浙江新风热电公司占60%.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村集体就有能力拿出一部分资金来建立养老保险基金，这样不仅拓宽了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资渠道，也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土地的经济效益。

二是可探索“粮食换保障”养老保险资金筹集模式。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粮食是农民最主要和最稳定的收入来源。但自1996年我国粮食产量大丰收以后，粮食价格低迷，农民种粮收入持续下降，各地土地抛荒现象严重，直接导致全国粮食减产，粮价上涨和粮食安全问题。在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上，如果能够采取粮食换保障形式，在粮食主产区实行农民直接用粮食代替现金缴纳来筹集养老保险费，同时进一步改变现行的粮食补贴政策，将原来对粮食流通环节提供的补贴转移给参加“粮食换保障”的农民支付保险费。这样一种形式不仅可以刺激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资金来源，而且还可通过这样一种制度创新，将农民补贴方式、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粮食安全机制的重建、农村基层组织职能转换有机结合起来。政府只需将原来用于粮食储备的资金转为定额补贴资金，完全可以在不增加甚至减少财政负担的情况下，通过农民缴纳保险费（上缴粮食），就能满足国家粮食储备需要，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以低成本建立起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完成粮食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

三是可积极探索与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相结合的办法。长期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经费的投入是巨大的，在广大城市取得了良好效果，然而在农村，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项社会养老制度对于农村人口普遍抱有的“养儿防老”思想是一个巨大冲击和转变。很多农村人口不愿意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养儿防老”和“多子多福”这样一些陈旧观念。如果在农村地区建立普遍的养老保险制度，由社会为进入老年的农村人口提供稳定可靠的养老保障，就可以促使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贴近生育政策，自觉自愿地实行计划生育。因此，养老保险制度可作为计划生育的治本措施积极发挥作用，最终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发展与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双赢”。如可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运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经费，对于实行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户增加政府补贴，提高养老待遇，达到充实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来源，促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良性发展和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可持续发展的目的。2004年，中国政府开始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的试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夫妇，每人从年满60周岁起享受年均不低于600元的奖励扶助金，直到亡故为止。奖励扶助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山东青岛市城阳区在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也实行了对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的优先优惠政策，规定独生子或独生女父母到领取养老金年龄时，基础养老金分别增加10%和25%，根据现行的养老金测算标准，独生子及其父母每月将分别多领取41元；独生女及其父母每月将分别多领取103元。这一政策对进一步改变广大群众养儿防老的传统生育观念，对解除计划生育家庭的后顾之忧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三、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与制度创新

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的管理目前主要由当地经办机构负责。但是，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一方面，由于银行利率不高和投资渠道狭窄，基金难以实现保值、增值。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法律法规保障，基金的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挤占、挪用和非法占用基金的情况时有发生，基金的正常运转受到严重影响。一项在江苏省的调查显示，涉及的7个城市已经流失的农村养老保险资金占到基金总额的35%，基金流失的原因有地方政府挪用、养老保险机构挪用、违规投资和违规使用等。此外，高额管理费用的提取也导致了基金流失。据调查，一些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费用占到实收保费的30%以上。这些都给农村养老保险工作的顺利推进造成了极大的隐患，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亟待规范和创新。

首先，在基金的管理上，笔者认为可考虑将原来分散的县级管理提高到省级或部级管理的层次。通过设置中央与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分担管理责任。制定养老基金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执行严格的财务审批制度，对养老保险费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同时，还要建立明确的监督审核制度，国家审计部门要定期对养老保险资金进行检查，保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正常运转，切实杜绝基金的挤占、挪用、截留甚至贪污、挥霍现象的发生，确保农民“养命钱”的安全。此外，在利率的设定和缴费标准上，笔者认为，应改变原来的预定利率方式，避免因利率变动引发的养老保险基金不平衡。改进后的利率设定方法应在核定收益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物价变动的影响，采取变动利率分段计息的办法，以规避制度的系统风险，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平衡。

其次，在基金的运营上，要实行行政管理与基金运营相分离、坚持市场化运营的原则。成立省级农村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依法建立基金委托人、托管人、投资人制度，通过市场化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负责运营管理。在具体投资渠道上，可参照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做法，结合国内资本市场发育程度和省情进行多元化组合投资运营，如购买国家债券、企业债券、房地产市场、参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等。此外，根据各地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探索，笔者认为以下方式值得借鉴和推广，即引入资产建设要素，①通过实行保险证质押贷款项目，来实现基金保值增值。

保险证质押贷款是指已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农民，经经办机构允许，可直接用自己持有的或借用他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证》（下文简称“保险证”）作为抵押物，依据一定程序和规定到有关部门办理借款手续。所借款项仅限于农户发展生产、子女教育、疾病医疗等生产生活中急需解决的重大事项。具体规定借款对象必须是已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由农保部门对借款人和借款事由进行审核，条件符合的签订借款协议，并留置保险证作抵押。借款金额必须限定在保险证面值的一定比例范围内，可随还款信用的提高而逐步提高，最高控制在90%以内。农保部门与银行签订委托放款协议，借款利率与银行同期基准利率相同，逾期还款同样按银行罚息标准罚息，当遇到借款农民无法归还借款时，银行用被质保的保险证余款核销顶账。

新疆呼图壁县从1998年初开始这一项目的小范围试点，2002年正式在全县大面积推行。实践证明，这样一种形式具有参保农民受益面广，资金使用率高，基金保值增值效果好，农保制度吸引力强等综合效率。1998年至2004年七年间，该项目借款人数占到该县参保人数的42.39%，累计借款金额占农民参保资金总量的47.89%.农保基金运营收益达759.41万元，年平均利息收入突破百万元，年平均收益率达7.7%.并且据调查，在此期间农民以保险证质押借款的还款率一直保持在99%以上。

保险证质押借款项目把取之农民的资金重新借贷给农民，让他们直接参与资金的管理与运营。这不仅拓宽了农保基金保值增值渠道，在此过程中也增进了农民个人、家庭和社区的福利。更为重要的是，保险证质押贷款项目创建了一个积累家庭资产和本地财富的新循环，它使得农保基金在本地社区内部运行，避免了农保资金通过金融体系流出社区，这就是用农民的钱做农民的事情。这一项目其创新在于它突破了传统制度中农民在其生命周期内的“收入再分配”模式，把农民个人账户单一的养老功能转变为具有综合功能的发展账户，在确保农民实现养老功能的同时，支持农民把个人账户上的资金投资于他们当前急需的生产、教育、医疗以及其它创收活动，极大缓解了农民参保愿望与资金紧缺之间的矛盾，激发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呼图壁县的农村养老保险证质押贷款解决了贷款难的问题，金融部门也很放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上都很好，这不仅在农村适用，包括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转移就业、城镇下岗的再就业人员的小额贷款等都可以借鉴这一模式。因此，非常值得相关部门进一步探索和关注。

最后，在资金的监管上，要建立严格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机制。首先，政府要建立相应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机构，对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实施严格的内部和外部监督，以防范经营和道德风险。其次，要严把准入关。要对相应的基金委托人、托管人、投资人进行法人资格认定，要将经营不正当、管理不规范的机构拒之门外。第三，政府要制定农村养老保险基金限制性投资政策，规定安全投资和风险投资的比例，并根据专业管理机构的自律和资本市场的规范程度，收紧或放松其投资政策，力求使监管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此外，还可通过公开的信息披露制度、定期检查以及强制执行投资基金再保险等方式来确保基金投资的安全。

参考文献

[1]李郁芳。试析土地保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作用[J].社会保障制度2002（4）。

[2]卢海元。创新农村社保制度[N].经济参考报，2003-04-30.

[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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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论文例7

养老保险基金是政府为实施养老保险计划而按照一定的法定程序预先建立起来的、用于保障职工退休后基本生活需要的、法定的专用基金。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运行是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支撑点。《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为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确立了基本的框架。要做到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了解并认真研究目前养老保险基金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力图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发放以及运营管理等环节着手，梳理出影响养老保险基金安全运行的风险因素，并对比提出有关对策建议。

一、养老保险基金筹集风险

（一）基金筹资渠道少

从国外的情况看，养老保险基金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缴费；二是政府财政补贴，即政府从财政支出中安排固定比例的预算资金充实养老保险基金；三是基金营运收入。就中国目前情况而言，政府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允许养老保险费在税前列支以及当养老保险基金入不敷出时给予临时性补助。这种补助无法形成稳定的资金来源。另外，由于缺乏实际的积累，基金的营运收入也就无从谈起。这样，用人单位和职工缴费就成了基金筹资的主要渠道。由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主要覆盖国有企事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单位，其他形式的企业参保较少，实际上，中国养老保险基金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缴费。

（二）基金筹资面窄

国务院颁发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养老保险费的征缴范围包括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养老保险参保者主要是国有企事业和城镇集体企业。近几年来，尽管国家一直强调要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但收效并不明显。截至2006年末，城镇从业人员约2.8亿人，只有1.4亿人参保，筹资覆盖面仅达到50%（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6）。也就是说，仅有一半的城镇从业人员向养老保险基金缴费。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作为养老保险缴费主体的国有企业，由于受经济结构调整和减员增效的影响，近几年来在职职工人数一直呈现减少态势，从1997～2004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减少了43%（林铁钢，2005），这意味着基金供款人数的减少以及基金筹资能力的下降。

（三）企业欠缴现象严重

中国养老保险新体制规定：养老保险费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其中企业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为本人缴费工资的8%.从执行情况看，保费征缴并不理想，企业欠缴现象普遍。据统计，截至2002年底，全国拖欠职工养老保险费的企业总数超过了30万户，累计拖欠职工养老保险费440亿，其中欠费千万元的企业就有211户（王芳，2006）。企业欠缴行为使本就不宽裕的养老保险基金雪上加霜，无疑加大了基金的运行风险。至于企业欠缴原因，笔者认为，关键在于两方面：一是收费机制征缴缺乏刚性的强制约束，对违规手段处罚乏力。二是养老保险费率过高，制约了企业缴费的积极性。

二、养老保险基金的给付风险

（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

据中国人口信息中心统计和预测，目前中国65岁以上人口已超过1亿，60岁以上人口已达1.44亿，到2040年前将分别超过3亿和4亿，最高峰值将分别达到3.2亿和4.3亿，其分别占总人口的22%和30%.其中2020年和2050年80岁以上高龄人口将分别达2200万和8300万之多。这意味着在未来的30-40年里，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以每16年60岁以上、人口将以每13年增加1亿的速度增长，且高龄人口骤增，这样的增长量和增长速度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养老保险基金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数量增多；另一方面，人口寿命的延长使每位老人被赡养的年限增加。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透漏，1992年参保在职职工为8500万人，离退休人员为1700万人，赡养比为5：1；2004年底参保职工为1.23亿人，离退休人员为4103万人，赡养比接近3：1.预计到2020年，退休人数将超过1亿人，赡养比将增加到2.5：1左右。

（二）冒领养老金现象严重

近年来，随着离退休人员逐步实行社会化管理，养老金也实行社会化发放。由于这些人员中有不少人频繁更换居住场所，有关方面对他们的生存状况难以得到及时、准确地掌握和了解，因此在养老金的实际发放过程中，冒领现象比较严重。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据看，1998～2002年6月，全国共查处冒领养老金人员50790人，冒领金额为14033万元。为了杜绝冒领现象，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门在2004年发文，要求各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严肃开展领取养老金资格的协助认证工作。但事实上难度极大。已建立街道（乡镇）劳动保障工作机构的地区，由于贴近那些异地居住的退休人员，因此对他们的生存状况较为清楚；而尚未建立街道（乡镇）劳动保障工作机构的社保经办机构，由于工作繁重、人员有限等客观原因，难以及时准确地掌握每一个异地居住退休人员的生存状况，这样极有可能造成部分实际上已经死亡的原退休人员其亲属仍在冒名顶替死者领取养老金现象，从而造成养老保险基金的无谓损失。

（三）提前退休现象突出

提前退休从收入与支出两方面蚕食着原本就不太宽裕的养老保险基金。一方面，它减少了参保人数，使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它延长了领取养老保险金的年限，使得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相应增加。按保守估计，一个提前退休的职工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最少在3万元左右（郑秉文，2005）。尽管新的养老金计算办法试图通过多缴费、多受益的原则抑制提前退休行为，但不可否认的是，仍然有相当部分的参保人员，出于个人经济利益考虑，在自身条件并不完全符合相关政策规定的情况下还是想方设法提前退休；一些企业出于降低自身经营成本的考虑，希望借此达到减员增效的目的。在这种利益机制驱动下，企业和职工成为一个利益的共同体，部分企业出现了修改身份证加大年龄、伪造特殊工种记录、伪造病历等问题，千方百计搞提前退休，防不胜防。这种行为不仅侵害了其他参保人员的利益，而且由于釜底抽薪，使得原本就脆弱的养老保险基金风险加大。

三、养老保险基金运营管理风险

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风险是指养老保险基金从收缴到支付的管理过程中，由于管理环节多，管理层次低、管理主体多和管理效率低等原因而产生的风险，这种风险表现为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不能实现其预期目标，不能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完整性与安全性。

（一）个人账户“空账”运行

在养老保险从现收现付制向统账结合制转轨的过程中，政府率先单方面废除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隐性契约，打破了传统体制下职工投入—收益模式，导致“老人”个人账户无资金积累、“中人”个人账户资金积累严重不足，从而使这部分由隐性契约所形成的政府隐性负债显性化。政府打算由现收现付融资的社会统筹资金来偿还隐性债务，其收入主要来自企业缴费。不仅如此，政府还对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的资金实行混账管理，当社会统筹缴费不足以支付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时，直接挪用个人账户基金就成为便捷的渠道。其结果不仅使企业和在职职工同时承担退休职工养老金的支付和在职职工自己未来养老金个人账户资金积累的双重任务，而且也使按新体制缴费的在职职工的个人账户因被直接挪用而变为了“空账”。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规模已达到8000亿元，并且以每年1000亿元的速度增长。严重的“空账”不仅使养老保险基金面临“远期支付风险”，而且影响了现期参保者缴费的积极性，增加了基金筹资和“扩面”的难度。

（二）基金违规挪用现象严重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转为“统账结合制”后，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体制并未进行相应的凋整。一直以来，中国负责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是地方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基金监管的主要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基金监管部门，两者在行政上都隶属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这使得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多年来集政策制定、费用收缴、投资运作、监督查处等权力于一身。这种“左手监管右手”的管理体制，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基金被挤占、挪用现象通常难以防范，这无疑对基金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审计署专项清查结果显示，1992～2004年，仅养老保险基金就有约100亿元被挤占挪用。被挤占挪用的基金大部分用于搞基础建设项目、参与房地产投资、直接投资或委托放贷、兴办经济实体等。大量基金被违规动用，不仅影响到基金的支付，也削弱了基金的抗风险能力，不利于养老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行与可持续发展。

（三）个人账户基金投资渠道窄，保值增值困难

个人账户基金投资和其他基金投资原则上没有区别，都要强调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原则。但是个人账户的支付特性决定了短期内不存在流动性问题，而需要侧重考虑其安全至上和获得一定的收益。根据《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国发[2000]42号）的规定，“个人账户基金由省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统一管理，按国家规定存入银行，全部用于购买国债，以实现保值增值，运营收益率要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根据上述规定，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范围被限定为银行存款和国债投资。从表面上看，银行存款和国债可以取得稳定的利息收益，这种规定有利于控制风险，也是出于基金的安全性考虑。但事实上，在低利率市场环境下，上述投资渠道难以实现个人账户基金保值增值的目标。这意味着未来养老金的支付蕴藏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四、化解养老保险基金运行风险的对策

从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给付与运营管理等环节可以看出，养老保险基金安全运行存在许多风险因素，为确保养老保险基金能够持续平稳运行，笔者认为，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化解基金的运行风险。

（一）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险法律体系，提高基金运行效率

中国养老保险基金运行中的诸多风险与国家养老保险立法不完善密切相关。因此，应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险法律体系，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养老保险基金的征、支、管、投。具体来说，一是要明确参保人的权利与义务。养老保险不是免费的午餐，参保人既有享受权利的一面，又有承担义务的一面。二是要用法律来明确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体制，明确各自的职责。中央政府该管什么，地方政府应管什么，要用法律来规范。三是要明确社保经办机构的责、权、利。社保经办机构的职责就是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参保人，除此之外无权动用资金。四是要对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规则、投资透明度等强制性规范加以明确界定，确保基金运行安全。养老保险基金如何投资，政府、参保人、社会如何实施有效监控，这些都需用法律来明确。

（二）建立财政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拨付机制，形成国家对养老保险基金稳定的投入体系

养老保险是社会的“稳定器”、市场经济和和谐社会建设的“安全阀”。国家对养老保险基金制度建设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国际惯例，养老保险基金通常由政府、企业和职工三方负担，这是市场经济国家筹集养老保险基金的一个基本原则。中国政府也应遵循这一原则，要及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采取措施把向养老保险基金拨付列为财政支出的常规项目，形成国家对养老保险基金稳定的投入体系。具体来说，政府可采取如下做法：第一，建立财政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正常拨付机制。各级财政（包括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每年应根据财政状况，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拨付给养老保险基金。第二，各级财政可以从每年的财政增收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资金，充实养老保险基金。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2005年国家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2006年更是达到了3.9万亿元。上述建议在财政上完全是可行的。第三，建立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机制，将出售小企业或国有股股权分置所得变现资金、国有土地占有税等收入的一定比例充实养老保险基金。

（三）建立稳定的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机制，确保基金来源主渠道畅通

企业的养老保险缴费是养老保险基金的主要收入来源。基金要能持续地安全运行，关键在于它必须有稳定、可靠的资金收入，足以支付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这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笔者认为，建立高效的基金筹集机制，必须从以下三方面着手：首先，实行“税费分筹”的养老保险筹资新机制。对于具有国家社会福利性质的社会统筹基金，改以收税方式筹资；而个人递延工资性质的个人账户基金，仍以收费方式筹集。其次，要降低缴费率。现行的高费率使许多养老保险体制内的企业不堪重负而逃避缴费，形成“逃费—费率提高”的恶性循环怪圈。同时这种高费率还使目前许多处在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望而生畏”，以各种理由拒绝加入养老保险体系。实际上，如果政府承担起体制转轨的主要责任，如上所述每年向养老保险基金注资的话，降低企业缴费率也是完全可行的。再次，要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养老保险缴费率降低后，养老保险基金的增收途径主要在于扩大覆盖面。在继续抓好国有企业职工投保面工作的同时，把“扩面”工作重点转移到非国有企业的投保上。实际上，企业缴纳养老保险费，不仅是企业对其职工应负的责任，同时-也是企业对社会应尽的一份义务。

（四）积极探索高效的基金运营管理体制，确保基金保值增值

1.实行“统账分离，分类管理”。即根据统筹账户基金与个人账户基金的性质不同，实行不同的管理与投资运营模式。统筹账户基金，由于在运行模式上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这就决定了该账户基金必然具有短期性、高流动性特点，不会有太多基金积累，应由政府集中管理与投资营运，比较适合进行固定收益投资。而个人账户基金是由参保者个人缴费组成，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实行的是积累制，这部分基金随着个人账户的逐步做实，积累的规模越巨大，且具有来源稳定、可用于投资的时间较长等特点，是十分优质的投资资金，因此，宜采取民营化的管理，并实行市场化的方式投资运作。

2.要坚持专业化运作，委托专业性投资管理机构进行投资运作。世界银行的一份全面研究报告显示：在全世界范围内，由民营机构经营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益率普遍高于由政府部门经营的养老金，究其原因是：一方面政府经营往往服从于政治目标而不是经济目标；另一方面政府自身的运营效率不高，而且容易出现腐败问题。因此，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养老基金民营化管理的趋势，如南美国家智利在这一方面改革中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经验，这是世界银行近年来一直推崇的做法，值得中国研究和借鉴。根据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对某些基本具备经营条件的金融保险机构改造为专门的养老基金投资管理公司，通过专家合理运作，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论文例8

［论文关键词］个人账户；安全运营；风险分析

养老的安排不仅反映了社会制度的不同，更是不同年代人口结构变化的需求。当前，全球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的阶段，这种几乎确定的人口结构变化，促使养老制度从原来的非正式安排走向了正式安排，从原先的单方养老走向了多支柱养老模式，从现收现付的自然养老走向了现收现付与基金积累的双向养老模式。

因此，本文以个人账户基金可持续安全运作为中心，通过分析我国个人账户基金在运作中面临的外部环境风险和内部运营风险，从而从理论和制度两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为我国的个人账户基金安全运营机制的改革提供一些思路。

一、个人账户基金风险分析

伯恩斯坦曾经说过：“用什么来把我们认为的现代与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区分开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超越了人类在科学、技术、资本主义和民主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用以定义现代和过去分水岭的革命性观点是人们对风险的掌控力，即这样一种观点：未来已经不只是上天的意志，人们在自然面前也不再是被动的。”

（一）外部环境风险

1．人口老龄化的危机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按照中国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人口总数达132802万人，占世界人口1/4，预计中国人口增长的峰值出现在2030年。如果人口规模的扩大是一个稳态的增长模式，那么我们或许可以通过现收现付的代际赡养模式实现养老。

2.个人账户基金管理相关立法滞后

个人账户的基金管理关乎全民利益，在整个社会保险工作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需要强有力的法律支持。我国虽然已经有《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但对于基金管理的其他环节尚无较全面而又权威的法规，导致管制措施的遗漏、滞后、扭曲和失灵，使基金运行、基金组织机构及其行为、基金的监管、信息披露乃至基金的信用担保等一系列环节都无法可依，无章可循。［2］

（二）内部运营风险

由于历史的原因，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参加工作但在改革后退休的人员并无个人账户的积累，且当时基金管理采用的是混账管理，所以挪用新职工个人账户的积累基金一度成为普遍现象。而在2001年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工作之后，个人账户积累的资金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如何保值增值，是个人账户实帐运营下面临的新课题。因此，做实个人账户面临的内部运营风险主要源自两个方面：管理风险与积累风险。

1.管理风险——委托风险

个人账户在不同管理方式下将产生不同的委托风险。不同管理方式的核心在于基金受托方式的不同，养老基金的受托方式包括以下四类：一是集权受托人制，即指依据法律将全部同类养老保险基金都授权独家受托人管理，委托人不能更换受托人，如新加坡中央公积金、英国个人账户养老金管理委员会；二是多受托人制，即养老基金由若干受托人竞争管理，委托人有筛选和更换受托人的权利，如同智利的养老金管理公司；三是集合受托人，即指集合计划（养老金产品）的受托人；四是个人受托，如美国401（k）计划成员个人委托专业理财师CFP管理养老金。在集权受托人制个人账户的管理流程中，由于涉及到资金在多方主体的委托，因此产生了个人账户运营过程中的多层委托关系。

第一，个人账户基金的计划参与人（劳动者）与政府（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委托关系。其中，全体养老金产权所有者与地方政府存在委托关系，尽管地方政府是地方人民利益的代表，但其是否能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而进行活动是有一定疑问的。另一种委托关系发生在地方政府与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之间，地方政府委托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进行管理，保证基金的保值增值和完整性，此时地方政府是委托人，理事会是人。

第二，内部执行委员会（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和外部执行机构（其他功能管理机构人）的委托关系。个人账户管理委员会委托其他功能管理机构代收并管理企业和个人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费，此时，理事会是委托人，其他管理机构是人。

这种多层次的委托关系存在于现阶段的个人账户基金管理中，由此也产生了风险。地方政府（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是双层委托关系的核心与枢纽，地方政府的业绩取向与政府官员的个人品质，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和外部执行机构的工作效率是产生风险的重要原因。［4］

2.积累风险——投资风险

投资风险包括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是在整个经济体中普遍存在的风险因素，是市场参与主体都需面对的风险，主要由一国的政治、经济等基本情况决定，无法通过资产配置来分散风险，主要的系统风险包括：经济风险、汇率风险、政治风险、市场风险等等。由于上文已经对外部环境风险进行阐述，故在此不做详细展开。

个人账户基金在投资运营过程中具有周期长和规模大的特点。由于个人账户基金是锁定为养老所用的基金，其投资期限大多在20-30年，这样长时间的资金积累由于通货膨胀因素将使基金大量损失，因此需要极大地关注基金投资的安全性和长效性。

二、打造个人账户基金的安全运营机制：理论研究

（一）运营风险控制工具

理论上有四种工具来规避运行风险：总结流程环节、确定风险指标、收集损失数据、进行自我测评。

第一，总结流程环节。运营风险专家们一般都在争论一个问题：那就是机构的流程清单是否是运营风险的良好管理基础，是否是必要的。一个机构经常改变他们的业务框架，但这些改变并没有立即反映在流程手册中。流程手册通常被视为是不重要的东西，但只收集损失数据而不确认问题的根源是不合理的。只有找到问题出自于流程中的哪一环节，才能有效地对风险进行管理。

第二，确认风险指标。主要的风险指标是业务处理参数，可以用来预测这些流程或领域里运营风险境况的改变。因此，主要风险指标是管理运营风险的重要工具，因为运营管理层希望在运营损失时间实际发生前察觉警告信号。确认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是确定可能引起运营损失事业的动因。在该阶段，可以确定许多影响运营风险境况的因素。在大部分组织中，定期进行满意度调查是分析趋势的重要方式。

（二）投资风险控制工具

第一，平滑风险的金融工具。对于投资风险的规避，养老基金可以采用担保投资合同、指定债券组合和组合保险战略三种方式来平滑风险，其目的是使养老金的回报率等于用来安排养老金收益支付的假定贴现率。

组合保险和保险资产分配，其目的是为了保持基本的组合资产价值。机构投资者普遍采用组合保险，持有衍生产品的头寸来对冲组合中证券不利时的潜在损失。［7］

第二，规避风险的监管原则。国际上，由于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法治传统的不同，养老基金的监管模式形成了专业监管（英国模式）和金融监管（美国模式）两种类型。养老基金的监管措施包括发放许可证、对内部控制实施监管、佣金限制、信息披露、最低收益率要求、最低资本金要求、投资管制等。

三、打造个人账户基金的安全运营机制：主体能力建设

要做实个人账户，重要的是处理好账户相关的多方主体关系，打造联接政府、个人与相关运营机构的安全运营机制，同时明确各主体的相关责任和权利，进行政府、个人与相关运营机构的能力建设。

（一）政府能力建设

在个人账户做实的过程中，政府首先应当营造良好的养老基金运营环境，制定和颁布相关立法，如《中国养老金法》，同时推动金融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其次，要制定双轨养老金政策，即明确社会统筹国民化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经办机构（原社保机构的继续）；以及个人账户全民化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个人账户管理委员会（省级受托机构）。

第一，发展多元投资渠道，丰富养老投资产品。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发展证券市场的历史非常短，只有17年时间。对于中国在这17年的资本市场发展，有人说完成了成熟市场国家需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

第二，加快养老基金的监管立法。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中过多的行政干预不仅使监管缺乏应有的权威性与规范性，而且会导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最终的结果是监管弱化。权威的、操作性强的监管法律法规能够更好地促使基金管理部门从消极管理走向积极管理。

（二）计划参与者能力建设

第一，维护个人产权。谁是养老金的所有者，谁就具有委托权和监督权。在账户积累型养老金计划下，养老金投资者主要是计划成员。计划成员的雇主也可能向其职工养老储蓄账户供款，雇主不是为自己投资，而是为其职工（计划成员）提供养老储蓄。

第二，享有适度个人投资选择权。计划参与者享有养老基金的所有权，同时也应在个人账户投资管理的过程中，享有部分投资选择权。计划参与者应享有选择养老基金管理主体的权利，但由于计划参与者对金融投资的知识和信息有限，与专业的投资人相比，对投资工具和投资对象的选择能力也较无优势，因而对投资工具及待遇支付的选择方面应受到约束。［9］

四、结语

个人账户基金安全运营机制的打造决非一蹴而就。现在看来，要实现个人账户基金的安全运营，必须要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发展金融市场，结合中国的实际，明确各相关主体的责任与权利，进行政府、个人与运营机构的能力建设，经过长期的探索才有可能实现。这就意味着国家推出做实个人账户这一项养老制度安排仅仅只是一个起点，打造联接个人、政府和机构三方的个人账户基金安全运营机制才是我们的长期计划目标。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论文例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经济学院王亚柯教授指出：在破解城乡居民养老基金管理难题方面，不仅需要从基金管理与运营方面下功夫，还要寻求更为广泛的筹资融资渠道， 以推动养老基金的持续健康发展。通过将城乡居民养老基金中的国有资金调出，同时通过增加征收社会保障税、发行社会保障债券、调整国家财政补贴的方式，完成城乡居民养老基金的筹措与管理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栗燕杰提出：城乡养老保险基金只有进入资本市场，才能在较长时间内获得稳定的资金收益。在养老资金的管理方面，可以将个人账户、社会统筹账户区别管理;也可以聘请养老基金管理公司人员，展开社会统筹账户资金的运营活动。政府要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对资金运营中各个环节进行紧密监督，以解决个别政府人员的资金管理不作为。

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主要特征

1. 法制性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管理，需要按照国家法律规范执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缴纳投资、支出、监督管理， 都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节制地开展，团体与个人不得干涉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活动。

2. 长效性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具有保障城乡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责任与任务。其中个人享有的保障基金数目，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本资金的缴纳数额，以及基金享有人的生命长度， 有着密切相关的正比例关系。但当前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制度尚未健全，基金的长效性特征还没有完全发挥出自身的作用，基金的长期保障特性在未来会逐步彰显。

3. 专用性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保障城乡居民养老生活的专用基金，地方政府在基金的管理与运营方面有着特殊的规定与限制。财政部颁布的《关于规范管理社会保障基金的财政专户问题通知》，提出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取与运营都由国家立法部门强制控制，地方政府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中，需按照相应的规范妥善执行。结余资金不能任意使用，也不能用到其他的投资活动中。

4. 公平性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投资、管理、分配，要秉持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基金利用。公平公正包括经济、社会的公平公正，也就是在养老基金的分配过程中， 要照顾到贫困地区养老基金的财政压力，以及贫困居民的养老基本基金交付水平。通过政策与财政的倾斜，来完成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活动。

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研究的理论基础

1. 新制度经济学派理论及制度主张

新制度经济学派主要研究的课题为公共设施、外部财产纠纷问题，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属于公共保障产品，可以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展开相应研究。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指的是在运行某种经济制度中花费的资金，交易成本过高会使经济制度的发展陷入低效局面，交易成本过低也会产生一系列的贪污腐败行为。其中在交易成本中加入产权理论，能够有效解决交易成本问题。产权理论对各方的经济产权有着明确的划分，这能够从根本上对外界的不利产权特征进行界定，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而特定的产权方式若能够对外部的积极因素进行内化，则能够有效提升产权主体的经济收益。新制度经济学派理论指出： 各种制度会伴随社会发展而发生转变，制度的好坏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养老保险基金中新制度经济的运用，提出降低交易成本、明确基金产权的养老基金发展模式。通过控制收入支出、运营管理等方面的交易成本，强调基金监管主体来降低养老保险基金的颓势。

2. 政治经济学派理论及制度主张

当代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理查德克洛沃德指出：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缓解社会因收入不均而产生的矛盾与冲突问题，以维持社会长远与稳定的发展。民主论代表人物指出：政治力量的博弈促成了社会养老金制度，社会养老金制度有利于劳动与资本的分配不均衡问题的解决。新工业主义理论代表人物埃米尔迪尔凯姆提出，社会工业化成熟度的提高，促进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快速发展，国家财政也会逐步增加养老基金的补贴投入。政治经济学派将社会稳定作为养老基金管理的前提，现收现付养老基金制度的施行， 能够缓解老龄化的养老基金缺口。资金累积的养老基金制度，则会对同时代的老年群体造成利益冲击。

3. 新古典主义学派理论与制度主张

新古典主义学派包括生命周期假说理论、交叠世代模型理论等学说，是养老金经济学的研究依据。生命周期假说是根据某人一生消费结果的统计分析，理性消费者会利用收支平衡方式，来规划自身的消费与理财行动。交叠世代模型指出人口增长速率、社会生产力的增长率， 是影响养老基金数额提升的主要因素。新古典主义学派制度强调社会生产力与养老基金制度间存在的关联作用，通过增加养老基金税收和减少养老基金的政策干预，来提高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效率。市场化的养老基金运营制度，有利于养老基金的累积增值，有利于养老基金的私人化发展。

4. 公共组织管理理论与政策主张

公共组织管理理论以市场化管理、竞争机制作为主要管理理念，注重公共产品的绩效性、灵活性特征。公共组织管理理论指出：政府机构人员臃肿与贪污腐败问题，严重降低公共产品的运营效率。而且当前的公共产品服务属于政府垄断项目，公共产品服务的投入远远大于服务产出。因此利用企业管理方式，在市场竞争的前提下展开公共产品运营管理，能够有效提高管理质量，实现既定的管理目标。公共组织管理理论提出政府应逐步放开对公共产品的管理政策，通过自由的市场化管理、竞争机制，来提升公共产品的自身效率。政府在公共产品服务中起到监督作用，国营与私营合作才能促成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

四、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管理

疲软态势的原因分析

1.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制度缺陷困境

(1)法制体系不完善。当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制度，大多通过规章、通知、决定等进行基金的规定。但国务院下发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制度，并不是《宪法》中的法律条文，没有硬性的法律效应。大多数通知、规章制度的严谨性欠缺，会随着社会发展发生不定向转变，这为养老制度埋下了隐患。养老保险制度的法律缺失，会产生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支出、运营投资、管理等方面问题。政府人员会借助义务、管理方式、管理原则的模糊性，逃脱法律漏洞以展开一系列贪污腐败活动。法律缺失也会产生基金管理的碎片化和基金信息的不对称问题，这对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影响严重。

(2)基金收支机制问题。我国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制度，只属于大范围的含糊概念。不同地区在养老保险基金的补贴方面，并没有固定的方式与比重要求。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并不能一味依靠政府补贴予以实现， 养老保险基金应保持稳定的筹资渠道，专一的投资与发展方向，这需要相应的收支制度保障。同时在制度不健全、养老基金政府补贴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城乡居民并没有信心投入到不稳定的基本资金缴费中。

(3)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给付制度，并没有伴随国家生产力与物价的增长， 而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动。当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以缴费时长、缴费资金总额，作为养老基金发放的主要标准。但目前我国不同地区城乡居民养老基金领取数额， 存在着将近10 倍的差距。其中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地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月540 元，而吉林、河北、安徽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仍旧为55 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指出：不同地区的基础养老金差距在不断扩大，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基础养老金差距，已经超过社会工资、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

(4)基金投资运营机制不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基金运营问题，基金运营是实现养老基金保值增值的主要手段。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基金运营，包含制度与运营经验两方面难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主体为地方财政，但地方财政并没有较为保险与适宜的投资方案。财政并没有对货币市场的投资方式、投资风险、运营模式，有着清晰地了解与准确地把握。因此在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保值方面，不具有相应效益。《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指出：在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中，银行存款、国债投资不应低于总投资的50%， 银行存款应高于资金投资的10%， 金融债券投资应控制在总投资的10%以内，证券与股票投资应低于总投资的40%。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制度规定，有着更加单一的投资控制，其中银行存款为大多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渠道。投资渠道的限定，无疑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造成严重影响，养老保险基金无法从金融市场获得可观的投资收益。

各地区养老保险基金统筹为县级统筹，地方统筹并没有形成有效的资金流。县级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分化严重，不同县市没有资金互助与调节的习惯，因此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难以获得可观的效益。基金规模较小的前提下，投资与运营管理会出现管理成本大于投资收益的现象，这在各级政府都为棘手的问题。

2.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

(1)资金来源缺乏。《关于统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指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的养老基金构成，分为个人缴纳养老基金、非缴费型养老基金两部分。其中非缴费型养老基金的金额支付，需要由地方财政、户籍集体予以提供保障。但当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资渠道，大多为个人缴费与地方政府补助的结合，各地区的户籍集体或限于财力、或存有私心，都没有对养老保险基金给予相应的补贴。我国城乡地区存在区域经济实力弱、人口相对集中的弊端，城镇化程度偏低限制了地方财政的税收和非税收收入。在政府本身实力较弱的情况下，农村地区依靠财政补贴维系居民养老保险的做法，显得不太现实。

(2)基金运营效率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营，关乎养老保险基金的资金流动与保值增值。但当前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 存在两方面问题：首先国家采取较为严格的约束政策，对养老基金的投资方向进行重重限制;其次地方财政在养老基金的投资过程中，对养老基金的安全问题较为担忧，在资金投资中采取保守的投资策略。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总量巨大，但分散到各地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资金持有量较小。而地方财政大多利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结余基金，购买银行定期存款、国债等风险低的投资产品，获得的投资收益自然微小。央行利率、投资渠道、物价等因素的长期波动，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面临严峻压力。地方财政在资金持有量较小的情况下，恐于承担资金损失的责任，再加上人社部门的基金运营能力较差，因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无法保障。

(3)基金监管有待完善。各地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规模较小，但仍然存在资金挪用、贪污腐败的状况。这一方面是国家基金补贴政策不明确，各地区补贴落实不到位所产生的并发症。另一方面地区养老基金参保人数的增长， 基金支付比例的不断上升，对地方财政造成严重的压力。因此在各项资金筹措不能到位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人员就会产生动用居民个人账户资金的念头，这样一来即造成账户亏空与运营困难。而普通居民、财务审计机构无法发挥自身的监督作用，对各种资金流动账目进行监督，因此资金的监管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

五、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管理

疲软态势的破解路径

1. 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

鉴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资困难、投资渠道单一的现状，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构建才是未来养老保险基金的发展方向。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由国家财政、地方财政、社会集体、雇主、个人5 部分构成，是较为复杂的养老保障体系。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以个人为养老基金的主体与责任对象，以各种组成部分协同筹款作为供款方式，以满足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的养老保障需求。政府、集体、家庭在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中，起着重要的资金分配与调节作用，推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长远发展。

2. 养老金管理法律系统的完善

当前我国尚且不存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有关法律文件， 只是从规章制度层面下发相应的通知与决定，而且国务院的《通知》与《决定》有着较多的疏漏之处，不足以形成良好的规范效应。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法律体系的完善， 首先要将以往的各种《通知》与《决定》展开规范化整理，梳理出一整套完整的养老保险基金文件体系， 补充完善以往的疏漏之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立法，需要从养老基金的收入、支出、投资、监管等多方面展开，以此构建出具有等级体系的宪法、养老保险法、养老金管理法。通过明确的内容来规定各部分的权责范围，以保障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基金权益。在立法过程中要广泛征求城乡居民代表的意见， 结合各个地区的现实情况进行协调与问责， 以保障养老基金法律的正确性、合理性。

3. 逐步提高养老金统筹层次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统筹，有利于形成较为庞大的基金规模，有利于各地区养老基金间的互济与联动，有利于缓解不同地区基金给付水平的差异。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仍处于地级统筹阶段，想要完全实现省级统筹还需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全国统筹则需要经济与制度的全面支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统筹，是对养老基金统一而有效的管理，是缩小区域养老基金发展差异的有效手段。在养老基金的统筹方面，可以先将基础养老基金展开全国统筹，在基础养老基金差距逐渐缩小的过程中，推进其他养老保险基金的统筹层次。或者可以先将地市级养老基金统筹，逐渐发展为省级养老基金统筹，再逐步向全国养老基金统筹方向迈进。

4. 基金收缴支出制度体系的完善

(1)健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多方供款机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在财政补贴方面，仍旧遵照中央财政补贴基础养老基金，地方财政依据当地情况设定完备的补助层次。其中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基础养老基金实现100%补助，对东部地区实现50%补助。这样的补贴机制虽然实现补贴政策的全覆盖，却不能因地制宜地解决当前城乡养老金较低的现状。其中与国际社会保障投入比例相比， 中央财政的补贴金额较少。其次国家在集体补助方面的制度规定，并没有明确的任务与资金分配，这是导致集体补助额度较低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要利用各种缴费激励机制，提升农村居民的参保比例。城乡居民中涵盖较多的工人、自由职业者与农民，其由于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等限制，对养老基金参保没有明确的意识。地区财政可以通过缴费年限补贴、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缴费方式，激励广大城乡居民踊跃参保。

(2) 确立待遇给付增长机制。2014 年7 月1 日起， 全国基础养老基金数额从每人每月55 元提高到70 元，这一政策变化使全国1.4 亿城乡居民受益。但相比于物价水平、工资水平的增长，基础养老基金数额的增长幅度依然较小，待遇给付增长机制还需要长时间的调节与适应。因此在待遇给付过程中，不仅要从基础养老基金数额、物价与工资水平等方面考虑，还要从地区差异、特殊人群方面着手，使待遇给付增长机制保持稳定发展。

5.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机制的完善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需要交由专门的基金运作部门进行投资。当前我国已经实行部分地区的养老基金交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运营的先例，但政府参与的资金投资活动产生的收益非常低。而专业基金投资机构则熟悉投资的一整套运营方案，在市场竞争的前提下会选择更多的投资产品组合，以保障养老基金的最低收益。我国在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并没有制定出健全的法律体系，因此专业的投资机构运作所产生的法律风险较大。当前可行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可以采取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专业基金投资机构公共运营的基金策略，社保基金理事会将部分基金通过竞标的方式， 交由专业基金投资机构打理。而其自身则为基金流动状况的监督者，时刻关注基金运营中的各个环节。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论文例10

关键词 养老保险基金 金融市场 发展 综述

一、引言

随着个人账户基金制成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全球性大趋势,养老保险基金开始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的机构参与者,深刻地影响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事实上,养老保险制度变迁中的市场化、金融化特征日益明显,关键之处在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趋向是为了增进养老保险制度的经济效应,即通过建立基金积累制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进而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反过来,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又改善养老基金的财务状况,从而使得养老保险体系于金融市场、实体经济之间呈现出互相促进的关系,目前,养老保险基金与金融市场发展的问题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社会保障改革的中心议题,成为学者们和经济组织关注的前沿以及热点研究领域。

二、国外的研究

随着大部分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必然趋势。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失衡,使得传统的以现收现付制为主的养老保障体系开始出现财政收支失衡、收入分配不公以及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养老保险制度逐步陷入危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开始陆续改革本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虽然各国的改革思路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部分或全部引入个人账户基金制。正是个人账户基金制的建立,使得养老保险基金资产成为了可供投资的资本,在金融市场中寻求自身的保值增值。养老保险基金进入金融市场,不仅解决了自身面临的财务危机,也改善了金融市场的结构和效率,进而影响到实体经济,成为促进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和制约因素。各国的改革实践,同时也引起了理论界的巨大兴趣与深切关注,这一时期,开始逐渐出现有关养老保险基金与金融市场关系的研究。

1980年,美国著名专家博迪(Zvi Bodie)率先提出了养老基金作为稳定退休收入创新计划的理念。1990年,在其经典文献《Pension Funds and Financial Innovation》中分析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金融变革的主要动力,认为美国70年代中期以后产生的对长期固定收入证券的需求来源于养老保险基金。因此他得出结论,认为养老保险基金在金融市场演化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需求促使金融创新。

这一期间的研究多以发达国家为主,定性研究居多。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验证二者确实存在着某种相互的关联。但对于这种关联的程度大小,作用机制等问题则没有作答。因此,这一时期的理论还处于萌芽状态。此后,随着各国改革的逐渐深入,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也日益明细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各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初见成效,养老保险基金与金融市场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开始呈现多元化发展。就研究对象来看,即有对发达国家的研究,也有对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市场的研究,还有对他们进行综合比较的研究。研究方法也日趋完善,不少学者开始引入计量经济学模型来帮助定量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1.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布罗梅斯坦(Hans Blommestein,2001)利用交叠世代模型分析了OECD国家养老保险基金增长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他认为养老保险基金不仅影响金融市场的大小,而且影响金融市场的结构。正是养老保险基金的积极参与促使了发达国家由银行导向型的金融结构向证券导向型的市场结构发展。汤普森(John Thompson,2002)在比较了OECD国家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后,认为那些没有建立基金制养老保险的国家很可能就是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国家。只有当金融市场发展到特定阶段,其中的机构和工具能够为养老保险基金所用时,养老保险基金进入金融市场才会有效。德国学者博尔希 (Axel H.Börsch,2004)认为对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大陆经济体而言,金融市场对养老保险基金改革具有非常强的影响。老龄化的趋势将迫使年轻一代通过自我储蓄来提供将来的养老资金,因此金融市场的规模得以扩大,而养老保险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也将成为非常重要的媒介体。博迪(Zvi Bodie,2007)在分析了美国的401k计划后,认为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将使资本流动的风险转移;改善套利保值的能力;促进多样化;缓和造假风险,从而保证养老保险基金能够比过去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

2.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研究。世行专家霍茨曼(Robert Holzmann,1995)就智利的养老保险基金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进行模型分析和实证分析后,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良性互动,但养老基金对金融市场流动性和竞争程度的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沃尔克 (Eduardo Walker,2002) 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比较了智利、阿根廷和秘鲁等拉丁美洲国家的养老保险改革实践。认为养老基金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一是增加储蓄;二是减少企业融资成本;三是推动金融市场一体化;四是减少交易成本,增加证券市场流动性,降低证券价格波动性;五是对金融系统结构及其它市场具有二次效应。罗尔多斯(Jorge E.Roldos,2004)着眼于新兴市场的养老金投资管理问题,认为良好管理下的养老基金推动了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但是本地金融市场对养老保险与日俱增的需求的反应尚不明确,金融市场存在供给与需求不均衡现象。瑟奇穆克勒(Sergio L. Schmukler,2008)对智利的养老基金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具体讨论了其投资偏好和投资约束因子,认为养老基金对金融市场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但是其作用程度的大小是否如大家期望的一般,依然值得商榷。

3.综合比较研究。英国学者戴维斯(E Philip Davis,1995)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对养老基金影响金融市场总量与结构、影响金融创新程度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他认为养老基金能够强化金融市场中的中长期投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并引致金融结构的改变和金融市场的现代化。世行专家维塔斯(Dimitri Vittas,1996) 在总结了智利和OECD国家的养老保险改革经验后,认为基金制的养老金制度在促进金融创新和刺激金融市场现代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养老基金对于投资和风险管理的需求促进了美国金融市场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

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献明显增多,研究开始取得重大进展。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改革成果,特别是智利的典型例证,使得学者们开始更加关注这些地区,出现了不少针对这些地区的专门研究。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先进的分析方法也开始广泛应用起来,如面板数据模型、交叠世代模型等。这些先进的分析方法,使得学者们能够测度二者关联的程度大小,并分析二者的作用机制等问题。

三、中国的研究

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自建国以来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历史变迁。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原则。自此,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进入了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新的制度变迁阶段。随着部分积累制的确立,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约束的逐渐放宽,养老保险基金开始进入金融市场,影响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与此同时,国内也逐渐开始出现有关养老保险基金与金融市场关系的研究。

林义(1993、1995)在国内较早提出金融市场是社会保险基金有效营运的基本制度条件。李绍光(1998)研究了不完全金融市场条件下,养老基金的绩效问题。他通过分析养老基金的经营收益、缴费率和管理成本来衡量养老基金在金融市场中的投资绩效。就养老金进入金融市场、养老基金的资产组合、投资管理及组织结构等方面进行论述。耿志明(2000)从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将养老基金和金融市场发展的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加以系统化研究。他认为成熟的金融市场中投机性较弱,利率波动幅度小,系统风险较小、基础设施比较完善。这些都为养老保险基金在金融市场中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创造了条件。魏加宁(2002)对养老保险基金运营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基金的组合使用应成为养老保险基金运营的发展方向。林义(2005)从制度约束的角度探讨了养老基金与金融市场如何实现良性互动的问题。认为养老基金和金融市场的互动发展中最为关键的约束是嵌入性制度约束,只有当两者嵌入特定的社会制度环境,养老基金与金融市场互动的内在制度性特征才会逐步呈现出来。郑秉文(2006)通过总结智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25年的经验,认为智利的金融市场发展历程与养老金制度改革过程是同步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在智利金融市场的兴起中起到了基础性的推动作用,而要增进养老基金的投资效率,就必须重视建立稳定的金融市场环境和相应的配套措施。伴随着2008年下半年开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国内的部分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向金融危机下的养老基金保值增值问题,认为金融危机导致的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使得养老基金保值增值的压力激增。就我国而言,应该大力培育金融衍生品市场,在非常时期用衍生品来对冲风险,并进一步加强投资风险管理。

四、简评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养老保险基金与金融市场发展问题的研究是随着各国养老保险改革的实践发展起来的。西方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积累起了丰富的经验,而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才刚刚起步,因此,可以适当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理论和合理经验。尽管从目前看来,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系统的“权威”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与金融市场发展的理论框架,但已有的许多理论成果已经为进一步的研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研究方法的进步,使得学者们能够解释更多的理论问题,新的成果层出不穷。在这一时期,从事养老保险基金与金融市场发展的研究,无疑是非常迫切又具有广阔活动领域的工作,他将为整体理论体系的建设做出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