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犯罪论文例1

融资犯罪刑事控制：结构性紊乱与失衡

刑法犯罪论文例2

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基础主要是自然理论说，三权分立说，心理强制说。

1.自然理论说。自然理论以理性，天赋人权为基础，要求国家崇尚人权，自由，权力让渡，要求国家对犯罪的刑罚在法律上事先明文规定，从而限制国家刑罚权的任意发动。

刑法犯罪论文例3

「内容提要我国刑法的通说将“经单位集体讨论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单位犯罪的核心要件。但是，这种理解具有难以划清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的犯罪和单位自身犯罪之间的界限、扩大或缩小单位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不符合现实社会中的单位犯罪的实际情况、无法适用于规模较大的现代企业等弊端。 在追究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时，应从追究单位自身固有的责任角度出发，除关注单位集体决定和单位负责人的决定之外，还应考虑单位的目标、业务范围、规章制度、防范措施等单位自身制度方面的情况。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单位的真实意志，正确地认定和处理现实中所发生的单位犯罪。 「英文摘要In China，the corporate crime，generally，refers to a harmfulcommitment that is determi ned and carried out by the board ofdirectors or leaders of the corporation.It is difficult，howev er，to differ this concept，corporate crime，from that of employee‘scrime.Furthermore，this definiti on can neither indicate the rangeof corporate crimes，nor refle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isco mmitment.In addition，this concept also cannot be used to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rporat ion in the modern society.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apart from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leader of the corporation，when we consider the legal responsibilitiesof corporate crime，we also must take the other elements intoour account，i.e.，the policy，rule and aims of the corporation. 「关 键 词单位犯罪/单位意志/刑事责任Corporate crime/Corporate will/Criminal liability 「正 文 中图分类号：DF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07（2001）04-0065-（8） 在单位犯罪的研究中，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本质，即单位到底是因为自己固有的原因而承担刑事责任还是对其组成人员的犯罪行为负连带责任的问题，历来是单位犯罪研究中的难题。在坚持后一种见解的场合，通常主张应以单位组成人员为中介来追究单位刑事责任；而在坚持前一种见解的场合，便主张不应以单位内自然人行为人为中介而应根据单位自身特征直接追究单位刑事责任。在我国，虽然刑法理论上主张单位犯罪是单位自身的犯罪，单位的刑事责任也当然是单位自身的刑事责任，但是，就目前一般所主张的单位犯罪的概念来看，仍然是以单位内自然人行为人为中介来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现行刑法虽然明确否定了以前的多个刑法草案以及学术界多数人所主张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由单位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犯罪的，是单位犯罪”的主张，而代之以“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现行刑法第30条），但是，从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的探讨及司法实践的实际操作来看，仍然是以“经单位集体讨论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单位犯罪的核心要件的（注：另外，虽然通说根据刑法第30条的规定，认为所谓单位犯罪，是指由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机关、团体实施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但是，在单位犯罪特征的分析上，仍然认为，这种犯罪是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员决定，并由直接责任人员实施的。以上情况，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194页。）。（P 177）笔者认为，这种仅将经单位集体决定或负责人决定实施的犯罪作为单位自身犯罪，并以此为基础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见解不符合现代社会中单位犯罪的实际情况，也没有概括出我国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单位犯罪类型的全部情况；相反地，应当从实际出发，结合单位自身的业务范围、组织结构、规则制度等客观特征来考虑单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问题。以下从这一角度出发，谈谈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通行的单位犯罪刑事责任认定标准的弊端 我们认为，以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包括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的行为和意志为基础来判断单位犯罪并追究其刑事责任，将“经单位集体讨论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单位犯罪的核心要件，这种认识方法之中具有以下弊端： 首先，难以划清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的犯罪和单位自身犯罪之间的界限。的确，单位负责人或单位机关成员是代表单位发言、行动的人，将他们的行为理解为单位自身的行为是最符合单位活动的实际情况的，因此，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将按他们的决定所实施的犯罪理解为单位自身的犯罪，是有其道理的。但是，如果仅将这种由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所决定实施的犯罪看作为单位犯罪，而将此之外的情况作为自然人犯罪的话，那么，所谓单位犯罪和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将单位作为道具加以利用而实施的个人犯罪有什么区别呢？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正如单位犯罪否定论所言，“经法人机关决策实行的犯罪行为，从表面上看是以法人名义实施的，似乎是法人的行为；但从实质上看，由于法人不具备主观要件，自然也不会有受犯罪主观要件支配而实施的客观上的犯罪行为，即这种犯罪行为实际上是由法人机关成员的犯罪心理支配而实施的。”单位既然完全没有自己的意志可言，完全听命于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的操纵，就像是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手中的一个道具一样，当然就不存在所谓单位犯罪了。另外，按照这种观点，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的犯罪意志直接转嫁给单位自身，成为单位的犯罪意志。那么，单位犯罪的范围是应该没有什么限制的，只要单位领导人为了单位的利益，经过决策程序所作出的决定都应该看成是单位自身的决定和行为；而且，作为预防单位犯罪的最佳对策，应当是处罚单位代表或机关的自然人，因为，只要让他们不产生犯罪的念头就够了，而没有必要特地处罚单位。但是，这些推论显然和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相悖。 其次，上述理解有扩大或缩小单位负刑事责任的范围之虞。按照上述理解，单位集体决定或单位负责人的决定就是单位自身的意志，因此，只要是按照单位负责人或单位全体成员的决定而实行的违反刑法、构成单位犯罪的行为，即便该行为是完全背离单位的宗旨或业务范围，或违反单位的有关防止违法行为政策的行为，也仍将该行为转嫁给单位自身，追究单位自身的刑事责任，这明显是在不当地扩大单位负刑事责任的范围；另一方面，当单位的一般从业人员按照单位的既定规则或政策展开业务活动时，即便引起了严重的危害社会结果，构成犯罪，但只要没有证据表明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和该犯罪行为有关，单位就可以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这显然是在不当地缩小单位负刑事责任的范围，其结果，客观上只会鼓励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将单位作为道具实施某些个人犯罪，或疏于对手下的一般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 再次，上述理解也不符合现实社会中的单位犯罪的实际情况。在现实社会中的单位犯罪，除了由单位代表机关或机关成员亲自组织、策划、实施的犯罪类型之外，还有另外两种类型：一种是单位的一般从业人员在从事单位的业务活动过程中所引起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单位代表或机关并没有直接参与其从业人员的犯罪活动。尽管如此，但我们认为，单位仍得承担刑事责任。其负责任的原因是，因为其没有尽到应尽的防止手下的从业人员实施违法行为的注意义务；另一种，是由于单位自身的原因而引起了危害社会结果发生的情况。这种情况，往往是由于单位自身的目标定得过高，只能以不合法的手段才能实现，或者单位自身的运营机制中存在诱导、鼓励或默许单位成员实施违法犯罪行 为的倾向因而导致单位从业人员所实施的犯罪现象（注：但是，这种所谓单位自身结构导致单位成员犯罪的情况也仅是从现象上来观察的结果，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应该是，也仍然是个人。因为，既然单位由于其自身结构的不合理而导致了单位成员的犯罪，那么，单位组成人员就应该有义务和责任改革该不合理的结构和制度，以防止再次发生类似情况。但是，单位中对单位事务负有全盘监督责任的领导人员在发现了某种迹象或已现实地发生了某种违法行为之后，却疏于采取措施，以至仍然出现由于单位自身缺陷而导致单位成员的犯罪行为时，就不能将这种情况归结为单位自身的原因了，而应归结为单位的领导人员的过失。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仍可以追究单位中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一般来说，现代社会中，在企业特别是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单位中，单位代表或机关主动决定或讨论实施某种犯罪行为的情况比较少见，而比较常见的则是后两种情况。现代西方学者认为，之所以不采用处罚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的个人抑制模式，而应当采用通过对单位组织体的意思决定过程施加影响来抑制单位成员犯罪的组织体抑制模式，处罚单位自身，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P686）另外，现代社会中的单位犯罪的特征之一就是，引起危害社会结果的企业活动往往是由在复杂的组织构造中工作的众多的自然人所承担的，每一个自然人，对于企业活动的全局并没有充分的理解，只是对于自己所从事的那一部分工作有了解而已。因此，在许多场合下，单个的自然人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引起危害社会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由于企业活动而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显然不能由某一个自然人来负责，而只能追究企业等单位自身的责任。当然，从这种企业等单位自身的制度缺陷或恶劣的企业文化氛围中，或许能找到追究对本次单位犯罪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根据。 最后，上述理解无法适用于规模较大的现代企业。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中，由于拥有复杂的政策决定程序，业务实施责任分散，因此，单位代表或机关往往并不直接干预具体的业务，而是授权给各个职能部门，由他们具体操作实施，所以即便单位的一般从业人员在单位业务活动过程中实施或引起了违法犯罪行为，也常常会因为难以认定这些行为和单位上层人员之间的关系而被作为个人犯罪处理。相反，在一些中小企业中，由于单位代表人的权限比较集中，常常参与企业的具体业务活动的具体策划和实施，因此，在这种小型企业的从业人员实施了犯罪行为的场合，因为比较容易确定其代表人员同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所以，往往比较容易被认定为单位犯罪。这样，结局便是，同样是单位的一般从业人员在业务活动中所实施的行为，在大型企业中，因为难以确定该行为和企业代表机关之间具有直接联系，所以常常被看作为个人犯罪，对该直接行为人进行处罚；相反，在中小企业中，因为比较容易确定该行为与企业机关成员之间联系，所以往往被作为单位犯罪而追究企业和企业领导人的责任，客观上造成单位因其规模不同而在是否适用单位犯罪的规定上也不同的不平等结果。 之所以出现将单位犯罪看作是“经单位集体决定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的犯罪”的现象，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在我国的单位犯罪或者说单位犯罪论的研究中，虽说在形式上将单位看作是与其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相独立的主体，但实际上仍然是将单位作为自然人的附属物，而完全没有考虑单位自身情况对于单位中的自然人作出某种决定时，会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即我们现行的单位犯罪论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单位自身特征在单位犯罪的发生机制中的作用。实际上，单位犯罪的产生，并不完全是由于单位内的自然人的某个决定而引起的，而是由于单位固有的管理体制不完善或组织结构中存在某种缺陷而导致的。这种情况，往往由于和单位领导人的决定之间没有直接关系而难以认定为单位犯罪，所以，只能作为自然人的犯罪而追究自然人行为人的个人责任，或作为意外事件而不追究任何人的刑事责任。但是，对于这种由于管理体制的不完善或组织结构上的缺陷而引起的重大灾害，如果不追究任何人的刑事责任或仅仅只追究自然人行为人本人的刑事责任的话，则不仅无法满足一般人的处罚感情，而且，对于出事单位本身也不可能产生太大的触动。因此，按照现行的单位犯罪理论，将单位犯罪仅限于“单位集体决定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的犯罪”场合，无法处罚某些真正值得处罚的单位犯罪。 历来的见解认为，单位是为了实现一定目的而设立的法律上的存在，其自身并不能实施刑 法上以自然人为主体而设计的犯罪。理论上所谓的单位犯罪不过是基于视为单位头脑的单位中枢机构的自然人的意思而实施的危害行为而已。但是，正如美国的法人犯罪论的研究成果所表明的，法人并不是单纯的自然人的集合，法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会通过一定方法，在制定正式规则的同时，还会用增加报酬、晋升职称或官职等巧妙刺激自然人的目标。（P83-85）换句话说，单位是具有远在其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的总和之上的影响力和复杂性（complexity）的社会组织体。这种行为主体，在许多场合下，会成为导致其构成人员的自然人犯罪的原因（注：在我国，有些研究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具体内容可参见谢勇：《法人犯罪学——现代企业制度下的经济犯罪和超经济犯罪》，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而且，单位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之所以远大于一般人所造成的危害，其原因也在于此。因此，处罚单位犯罪，不考虑这种由于单位自身的原因而引起其构成人员犯罪的情况，仅只考虑将单位代表或机关的意志和行为转嫁给单位自身的情况，显然是不合理的。 二、单位刑事责任论的提倡 由于以上情况的存在，近年来，国外便出现了从与具体的行为人的行为相独立的单位行为、意思中考虑单位责任的见解。这些见解与传统的将个人责任转嫁给单位并以此为基础来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方法不同，而是试图从单位作为社会组织体的本质或者说独自存在的复杂特征中探求对单位进行谴责的根据。在此，单位犯罪前后单位自身的对应措施，根据单位的政策、规则、结构、议事程序、历史传统等形成的单位文化，以及单位的为防止从业人员实施违法行为的制度可组织性的措施以及使这些措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配套措施等便成为判断单位是否具有纵容、鼓励、默许单位成员犯罪，或单位是否履行了其防止、监督其从业人员的注意义务的指标。这些见解，尽管在各个学者那里，关注的重点和叙述不尽一致，但是，在关注单位作为组织体的性质，从单位的政策、结构、规模、政策或目的、业务内容等各种具体情况，并由此判断单位是否具有构成某种犯罪所必须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以力求和传统的刑事责任观念相协调一点上则是一致的。因此，即便在现行的刑事责任理论的体系之下，这种从单位自身特征出发，追究单位自身的观念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和考虑的。 但问题是，现实社会中的单位毕竟是由人所组成的团体，尽管它可以左右其组成人员的意志和行为，但它毕竟必须通过自然人来形成其现实的意志并展开活动。因此，完全脱离其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的单位犯罪的概念是否能够存在，存在疑问。 在日本，藤木英雄博士曾试图从撇开自然人的单位自身的行为中来考察单位的刑事责任。他以“个人的加害行为是基于单位的意思决定而实施的法人自身的行为，因此，可以对法人做出该种意思决定进行谴责”为前提，认为，对于过失犯，因为是以违反注意义务为其本质的，所以在观念上可以赋予单位作为组织体的义务； 当单位组织体没有履行这一义务时，便能认可单位的过失。这种见解，在直接考察单位自身的意思及基于该意思的行为方面，可以看成是组织体的单位责任论。持类似见解的板仓宏教授也以“即便在进入法律评价之前，也能具有作为企业组织体的意思形成；对于这种集团性的意思形成，也可以进行社会伦理性的意思谴责”为前提，主张从单位代表到最底层的从业人员的所有的成员行为，只要客观上具有业务关联性，就都可以看作为单位自身行为的企业组织体责任论。（P23）这种见解认为，即便在不能确定到底是谁实施了违法行为，而且，单个的行为人也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或过失的场合，只要能证明单位活动在客观上具有失误，那么就能肯定单位的过失责任。因此，可以说，这种学说也是主张单位自身的犯罪行为的见解。 但是，对于上述见解，批判意见认为，它给单位科处绝对责任，违反了责任主义。但实际上，藤木博士和板仓教授的见解也是要求单位必须违反了客观的注意的义务，因此，应当说，他们的见解并不是主张只要有从业人员的违反行为，就一定要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的意义上的绝对责任。但是，藤木博士和板仓教授都强调自己学说的长处是，即使没有特定具体的行为人也能对单位予以处罚，这就确实会让人怀疑，该学说实际上不是在主张对单位科处绝对责任吗？因为，在从业人员具有违反行为的场合，单 位具有怎样的过失？该过失和违反行为之间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些情况，如果不能特定谁以什么样的形态实施了违反行为的话，通常应是无法判断的。因此，无视上述具体问题的客观注意义务违反的见解，在结局上，不能不让人产生只要发生了违法行为就得负结果责任之嫌的感觉。但是，这种藤木、板仓说的缺点，并不能抹杀其试图建立单位固有的刑事责任的理念的妥当之处。所需要做的是，以与责任主义相调和的形式重构单位固有的刑事责任论。 笔者认为，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及犯罪构成体系出发，在考虑单位固有责任的场合，也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从单位客观上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及主观上是否具有罪过两方面来进行考虑。 首先，单位必须实施了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这是单位负刑事责任的前提。但是，单位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是通过作为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不论是单位代表或机关的组成人员还是最底层的从业人员——所实施的。因为，单位自身并不能像自然人那样活动；自然人行为人的行为若没有引起刑法所规定的、作为某种犯罪的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的话，则在客观上无法判断该单位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 由于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的行为具有既属其个人行为的一面又有属单位业务行为的一面的双重属性，因此，如何判断单位组成人员的某种行为到底是单位组成人员自身的行为还是单位自身的行为便成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认为，应当从该行为是否和单位自身的业务相关的方面来进行考察。 所谓单位组成人员的行为和单位自身的业务相关，是指单位组成人员所实施的某种违反行为，在形式上，属于该组成人员的职务或职责范围之内的行为。在单位组织体之内，单位的业务被具体划分为每个组成人员的职责和职务，即个人的职务或职责是单位业务的一部分；反过来说，单位的业务是单位组成人员的职务、职责的集大成。因此，只要单位组成人员的行为是在履行职务或职责的过程中所实施的，就肯定该行为是单位业务行为的一部分，即具有业务关联性。职务、职责的范围，一般是根据单位的内部规定及雇佣合同来划定的，但是，单位或行业内的习惯或一般做法也是判断职务、职责范围的标准之一。单位组成人员的某种违反行为，如果不是和自己的职务、职责有关的行为，就不能看作是单位自身的行为。出租车公司的雇员在驾驶出租车揽活的途中，发现自己的仇人，便有意将其撞死，这种行为显然和出租汽车公司的业务活动无关。 单位组成人员所实施的某种违反行为只要是属于单位的业务范围内的行为，就可以在形式上将其看作为单位自身的行为。从这一意义上讲，传统的将单位的代表人员、中间管理人员和最基层的从业人员分开，仅将其中部分人的行为看作为单位自身的行为，而将另外一部分人的行为不视为单位行为的做法，是人为地将单位整体加以分割，不符合单位组织体犯罪的实际情况的。但是，仅有单位组成人员的犯罪行为，并不能马上就肯定该单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因为，单位组成人员和单位自身毕竟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尽管单位组成人员的某种行为是在单位的有关业务范围之内实施的，但该行为有可能是出于该组成人员自身独断专行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不能追究单位自身的刑事责任的。因此，为了追究单位自身的刑事责任，还得判断该单位组成人员的违法行为是否是单位组织体自身意志的真实反映。这样，便有了以下的要件。 其次，该单位组成人员的行为必须是单位自身意志的真实体现，它是单位负刑事责任的实质要件。关于单位自身意志的内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判断：一是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在单位的业务活动上所作出的决定。因为单位机关是单位的意思形成机关，他们通过一定程序所作出的决定当然是单位的最直接体现。但必须注意的是，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所作出的决定必须是在单位的业务活动上，在其职责权限之内所作出的，否则就不能视为单位自身的意志，因为，单位的人格，在本质上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即只有在成立宗旨和业务范围之内才能存在；二是单位的规章制度、目标、政策、激励机制等。之所以将这些情况也作为单位意志的体现，是因为考虑到现代社会中的单位，不单纯是财产或自然人的集合，而是超出这些人或物之外的，具有自己独特人格的组织体，而单位政策、结构、规章制度等恰是单位人格的具体体现之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现实社 会中，单位领导明目张胆地组织、策划、实施单位犯罪的情况比较少见，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制定政策、方针，确定单位目标等方式来间接地鼓励或刺激手下人员实施犯罪；或者单位作为其组成人员的监督者和利益责任的归属者，本来具有督促其从业人员不要实施违法行为的义务，单位是否履行了这种义务，根据其是否制定有防止违反行为的措施可以判断出来。因此，在追究单位自身的刑事责任时，不考虑作为单位自身的人格体现的单位构造、目标、规章制度等各种具体情况，显然是不全面的。 在从单位的主观意志方面来探索对单位进行伦理谴责的根据时，也应当以现行刑法中有关自然人的刑事责任的理念为判断基准进行分析（注：我国目前有关刑事责任的通说认为，由于人具有意志自由的能动作用，就使得国家能够要求人们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选择和决定自己的行为，并且依据人们所选择和决定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标准，来给予肯定或者否定的评价。在一定条件下，行为人本应选择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但却选择了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犯罪行为；或者本来能够避免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的危害，但却没有避免，这便使行为人被国家认定为犯罪人，受到否定的评价即谴责。因此，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哲学根据，首先在于犯罪人是基于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实施了犯罪行为。以上内容，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即作为对单位进行刑事谴责的根据应当是单位尽管可以采取防止、监督其从业人员实施违法行为的措施，但却没有采取，因而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只有在这种场合下，才能对单位进行刑事谴责。但是，正如国外学者所指出的，和与追究自然人的刑事责任的场合所不同的是，在自然人的场合，意图实施行为的主体和形成反对动机，打消实施该行为念头的主体，当然是一致的。与此相对，在单位的场合，在内部对自然人行为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监视、制止的机制，不仅存在于该单位的组成人员的内心，而且从单位的制度性的防止犯罪措施中也能体现出来。（P686） 那么，该如何判断单位没有采取防止、监督单位组成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措施呢？在这一问题上，可以从单位内部是否存在制度性的、对单位成员的行为进行监督的防治措施方面来判断。在单位的制度性的防止犯罪措施的内容上，可以参考日本下级法院在“两罚规定”的适用中，判断业务主是否尽到了其监督义务时所采用的标准，即以是否具有“为防止、监督违反行为而采取的制度性或组织性的措施，和为使该组织性措施有效发挥作用而采用的督促、监督措施”为内容（注：参见日本高松高判昭和46.11.9，载于《附图{图}》第275号，第291页以下，即，“所谓事业主为防止违反行为所必要的措施是指，为防止该违反所采取的客观必要的措施，因此，事业主所采取的一般的、抽象的防止违反行为的注意和警告尚不够，它应当是指足以有效防止违反行为的发生而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否采取了）与上述相当的具体措施，应当以单位的机构、组成为主，根据该单位的事业种类、性质以及事业运营事情等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判定”。）。这样，便可以在现行的刑事责任理论体系之下，建立起以综合考虑了以下单位自身特征为内容的单位刑事责任论，即单位行为和单位责任应当分别判断；为追究单位固有的责任，除了单位组成人员的自然人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这一成立单位犯罪所必要的客观条件之外，对于单位自身，还要求其自身具有引起该种犯罪行为的主观意志。这种主观意志可以从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的意志和单位自身所具有的鼓励、促进或阻止、监督其组成人员犯罪的制度性措施或规则制度等情况来判断。单位活动，既具有作为其成员的自然人活动的一面，又具有人作为组织体的活动的一面。与这种实际情况相应，单位责任，应看成是自然人责任和组织体责任的复合。从这一角度来看，仅从组织体的角度来寻求单位责任的企业组织责任论，或仅从自然人方面来寻求单位责任的通说的见解，都不过是看到了一面而已。 应当注意的是，在上述单位自身意志的判断材料中，单位代表或机关（包括单位负责人）所做出的决定是主要的，单位自身特征是判断单位代表或机关所作出的决定是否是单位自身意志的真实表现的辅助材料。因此，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在有关单位的业务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犯罪意识和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毫无疑问地可以归于单位自身；当单位的一般组成 人员依照单位代表或机关的决定实施行为时，也可以将该种行为归于单位自身，单位的一般从业人员在单位的业务活动过程中所实施的某种犯罪行为，该种行为虽然不是基于单位自身的某种决定所实施的，但是，该种行为的发生，是由于单位中没有建立起有效的防上单位组成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机制而引起的场合，也应当将这种单位的监督过失归于单位的决策机关的失误而追究单位自身的过失责任。但这种场合下的单位过失责任是一种推定，当单位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其采取了各种制度性的措施防止单位组成人员的业务上的违法犯罪行为时，就可以免除单位自身的刑事责任。 收稿日期：2001-01-10 「参考文献 黎宏。美国近年来的法人刑事责任论述评[J].法商研究，1999（1）：88-94. 侯国云，等。新刑法疑难问题解析与适用[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 何泽宏。单位犯罪研究[J].现代法学，1998（1）：51-55. 赵秉志。关于法人不能成为犯罪主体的思考[J].法学研究，1989（5）：56-62. 〔日〕佐伯仁志。有关法人处罚的考察[A].芝原邦尔。松尾浩也先生古稀祝贺论文集（上卷）[C].日本：有斐阁，1998. 〔美〕艾伦。赫库斯特多拉。企业：20世纪的犯罪者[M].〔日〕板仓宏，等。日本：学阳书方，1990. 〔日〕藤木英雄。法人能有刑事责任吗？[J].〔日〕季刊现代经济，1974（14）：168-173. 〔日〕板仓宏。法人犯罪的理论和现实[M].日本：有斐阁，1975.

刑法犯罪论文例4

由犯罪客体类型化的刑法保护客体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既可以表现为一定的利益，也可以表现为一种秩序和状态。但是，一旦行为构成犯罪，则刑法保护客体也便受到了现实的侵害或威胁。所以，犯罪事实中必定包括着现实化了的犯罪客体。可以说刑法保护客体处于一端，而犯罪事实中的犯罪客体则处于另一端，中间是一种类型化的，作为犯罪构成事件的犯罪客体。这也正是犯罪客体理论的体系构成（当然，是以一定的角度出发，而若从其他的角度出发，也可得出其他的体系构成）。作为犯罪事实一部分的犯罪客体，是一种已然发生的行为事实，而且必然存在于客观世界中。如果行为并没有使一定的犯罪客体现实化，也就没有使刑法保护的客体受到侵害，那么行为就不可能构成犯罪。那么作为犯罪事实的犯罪客体，在刑法理论和实践中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呢？由于我国刑法理论对于犯罪事实（也可称为犯罪构成事实，两者有细微的区别）的研究是不够的，虽然犯罪事实在司法实践中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前面也提出犯罪客体要件对定罪及量刑有重大的作用，是因为定罪是量刑的先导，定什么样的罪，必然决定量什么样的刑，在这种意义上，犯罪客体要件作为犯罪成立的判断标准之一部分，对量刑也有极大的影响。而犯罪客体事实则直接表现了社会的危害性，是社会危害性的物质载体。社会危害性的基本意义在于危害了社会性的利益[16]。故犯罪客体事实的首要特征是现实性。犯罪客体事实和犯罪结果有密切的联系。犯罪结果是犯罪客体事实的表现形式。如故意杀人罪，个人的生命权利（刑法所保护的客体）被行为人所侵害，其表现出来的就是被害人死亡的犯罪结果，生命权利受侵害这一客体现实通过犯罪结果体现出来。有时犯罪结果并不以实害的形式出现，而是以一定的危险状态出现，这时，客体事实则表现为危险的存在，这必须由立法者和司法者进行判断。客体事实是刑法保护客体受到威胁，而不是现实的受到侵害。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客体事实的确认，对于定罪和量刑是有积极的意义的。首先，防止单单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方面来定罪量刑。同样是倾向于刑法客观主义的。我国刑法学家张明楷教授认为，当行为不具有形式违法性时，应以形式违法性为根据将其排除在犯罪之外，当行为不具有实质违法性时，应以实质的违法性为根据将其排除在犯罪之外。于是，任何犯罪都是同时具有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的行为，对犯罪的处罚便同时具有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合理性[19](P127)。这种主张是有力的，正确的。因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应注重对犯罪结果的认论和区别，即把对犯罪客体事实查明放在重要的地位上，必须以之为根据定罪量刑。陈兴良教授指出，司法裁量是要解决法律规范对具体案件的问题；因此，案件事实的识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适用法律过程中，与法律案件有关的客观现实的一切事实都是真相判断的对象(P565)。因此，作为犯罪事实的一部分的犯罪客体事实，正是对犯罪客体要件的实现，也便具有重大的意义。五、结语犯罪客体，首先是刑法保护的客体，作为社会生存的必要条件以及统治阶级意志支配下的利益，是刑法建立的基础，现代刑法的目的也正在于保护社会，不同的仅仅是对各种具体利益的取舍。同时，也是刑法理论中犯罪构成的基础，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一切犯罪之构成要件系针对一个或数个法益，构架而成。因此，在所有之构成要件中，应可以找出其与某种法益的关系[12](P6)。我国刑法将主客观统一于犯罪构成中，也把形式与实质统一在其中，但刑法保护的客体仍然是犯罪构成的构架的基础。其次，刑法保护的客体，体现在犯罪构成中，是一种类型化的客体要件。犯罪客体要件在犯罪构成中具有实质的意义。尽管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存在很多的缺陷，但是，把犯罪客体要件纳于犯罪构成之中，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有的学者认为，我们研究犯罪构成理论，存在五在误区，其中之一就是认为必须推翻现有的犯罪构成理论而构建新的犯罪构成理论。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当然，也不是说犯罪构成理论不能有所变革。再次，在另一端，是现实的犯罪事实中受侵害或威胁的刑法保护的客体──犯罪客体事实。在刑法理论和实践中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所有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参考文献：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113-116页。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8-9页。 [日]野村稔：刑法总论[M]，全理其、何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100 页。 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160页。 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434页。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53页。 高铭暄：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135页。 高仰止：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6年，172页。 李晓明：论对犯罪客体的质疑[J]，法学杂志，第22卷2001年第5期，22页。 [日]平野龙一：刑法总论[M]，有斐阁，1972，5页。转引自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1页。 [南斯拉夫]卜思天.M.儒攀基奇：刑法－刑罚理念批判[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1页。[12] 林山田：刑法特论[M]，台湾：三民书局，1978年，2页。[13]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M]，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96页。[14] 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249页以下。[15] 徐振华：犯罪客体新探[J]，武汉：法商研究，2009年第2期。[16] 冯亚东：理性主义与刑法模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2页。[17] 宋振武：犯罪客体论[J]，烟台：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1期，45页。[18] 杨兴培：再论我国传统犯罪客体理论的弊端[J]，上海：法学，1999年第9期，37页。[19] 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108页。[20] [日]刑法理论研究会：现代刑法学原论[C]，东京：三省堂，1996年，3版，124页，转引自周光权：法治视野中的刑法客观主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87页。

刑法犯罪论文例5

英国有句古诗，“我的破草房，风可进，雨可进，但是国王不可进。”住宅是私人的城堡。住宅是整日劳累的人们栖息的港湾。我国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根据宪法的该条，对私人空间的刑法保护，由刑法第245条加以规定。 该条规定了两个罪名。一个是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的非法搜查罪，另一个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非法侵入住宅罪。非法侵入住宅罪，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予以规定的一个传统罪名。关于非法侵入住宅罪的研究，日德等国均有专著面世。 相比之下，国内对于非法侵入住宅罪的研究还很不深入。笔者拟在本文中谈谈自己对非法侵入住宅罪的一些思考，权作抛砖引玉。 一、本罪的法益 法益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具有重要的解释功能。对法益认识的不同，在对构成要件内容的解释上，往往结论相左。本罪的法益是什么？笔者拟在对国内外相关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 德国关于本罪的法益有所谓的一元说和相对化说。一元说中公共秩序或社会利益说认为，本罪的法益是公共秩序或社会利益。住宅平稳说认为，本罪的法益是个人利益中的住宅平稳或安宁。占有说认为，本罪法益是个人利益中的占有权或与占有保护权相近似的权利。住宅权说认为，本罪的法益是住宅权。相对化说认为，关于本罪的法益必须根据刑法所规定的对象的多样性分别探讨，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确定本罪的构成要件。等等。日本也有各种类似的学说。 从日德的情况来看，关于本罪的法益，主要是以下几种观点的争论：公共秩序说或社会利益说、占有说、旧住宅权说，新住宅权说、住宅平稳说与相对化说（含多元的法律保护论）。 关于公共秩序说或社会利益说，由于从日德刑法体例上看，本罪的法益是社会法益。关于非法侵入住宅的犯罪，德国刑法典第123条破坏居住和平以及第124条严重的破坏居住和平的犯罪均规定在第七章针对公共秩序的犯罪行为一章中。日本规定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是刑法分则第十二章，其第十一章是“妨害交通罪”，第十三章是“侵犯秘密罪”（当时的立法者认为本罪属于对社会法益的犯罪，但现在的刑法理论普遍认为该罪也属于对个人法益的犯罪，第十四至十九章都是对社会法益的犯罪。故可以肯定，日本刑法将非法侵入住宅罪规定为对社会法益的犯罪。不过日本改正刑法草案将侵犯居住罪规定在第三十二章中。其前后分别是奸淫罪、胁迫罪、对名誉的犯罪、对信用与业务的犯罪、侵犯秘密罪。看来，日本的立法部门现在也倾向于认为本罪是针对个人法益的犯罪。尽管公共秩序说在日德有体例上的根据，但理论界均是把它作为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进行论述的。 占有说认为本罪是侵犯财产的一种犯罪，被认为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因此少有支持者。 旧住宅权说认为住宅权属于家长或者户主，这被认为是封建观念的残余，故殊不可取。 关于相对化说，在日德有其法典上的依据。因为德国刑法第123条破坏居住和平罪规定本罪的对象包括他人的住宅、营业所、宁静的庄园以及确定用于公共服务或者交通的锁闭的空间。日本刑法第十二章侵犯居住罪中第130条规定的对象包括住宅、他人看守的宅邸、建筑物或者船舰。可以看出，本罪的对象在德日刑法中不仅包括私人住宅，还包括了公共场所。对象不同，犯罪的性质，或者说保护的法益就很难完全一致。故德日才有所谓相对化说的多元化的法益保护理论。 剩下的新住宅权说与住宅平稳说，留待后面评析。 国内有学者认为，非法侵入住宅罪，是指未经允许非法进入他人住宅或经要求退出无故拒不退出的行为。(P490)这类似于国外的住宅权说。另有学者认为，本罪侵犯的是他人的居住安全权利。该学者还指出，我国刑法理论及司法实务采取安宁说，是与我国国情切合的。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宗族聚居为其特色，走户串门、未经同意入宅是习以为常的，如果将凡是未经主人同意而入宅的行为认定为本罪，是不现实、也是不合理的。(P333)由此看出，该学者基本上主张的是住宅安宁说。 从国内外情况看，关于本罪的法益主要集中在新住宅权说和住宅平稳说之间的争论。新住宅权说是在批判平稳说的过程中产生的。新住宅权说虽仍然使用“住宅权”一词，但他与战前以家长支配权或户主权为基础的住宅权观念不同，是以个人的自由权或自我决定权的观念为 基础的。国内有学者认为，联系我国的国情与刑事政策，我们宜采用住宅平稳说。理由是：第一，我国是一个“熟人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熟人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非常密切，既习惯于访问他人的家庭，也欢迎他人的来访。第二，我国居民的住宅目前并不宽敞，许多家庭是三代同堂乃至四世同堂。如采取住宅权说 将会面临在家庭成员对承诺的看法不一致时如何处理的难题。第三，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如坚持住宅权说，只要未经同意的侵入，即使没有妨害到住宅的平稳或者安宁，也作为犯罪来处理，显然打击面太宽。第四，我国刑法第245条仅将住宅规定为侵入对象，不包括其他场所，也说明立法旨在保护个人住宅的安宁。第五，刑法规定非法侵入住宅罪固然存在保护住宅权的一面，但是立法者保护住宅权并不是为了保护住宅权的形式的权限，而是为了保护存在于住宅权背后的利益，住宅权背后的利益就是居住者生活的平稳与安宁。第六，由于目前教科书大多认为只要没有针得住宅主人的同意而进入的，就是非法侵入，由于刑法第245条条文中没有情节严重的规定，可能导致将尽管违背主人的意愿而进入，但并没有严重妨碍他人住宅的安宁的也作为犯罪处理的不合理情形。根据刑法第13条的规定，显然只能将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的非法侵入住宅的行为予以刑法规制。最后，我国的司法实践证实了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法益是住宅的平稳。因为实践中作为非法侵入住宅罪处理的都是严重妨害了他人的住宅平稳或者安宁的情形。(P495-499) 笔者基本同意上述学者关于本罪的法益应是住宅的平稳的主张及其理由。但是，我们不能说住宅权说就完全没有它可取的地方，即使主张住宅平稳说，也不能对妨害住宅平稳的程度过于强调。是否严重妨碍了住宅平稳或者安宁，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以及同一时代、同一地区的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尤其在现代社会，人们都处于各种压力之下，不得不压制某些欲望与情绪，因而需要缓解紧张情绪和希望受到保护，个人的住宅是缓解紧张情绪的最佳场所，因而成为人的自由的核心领域。因此，我们在强调保护住宅平稳或者安宁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住宅权本身的尊重与保护。 二、本罪的认定 （一）住宅的理解 如前所述，德日刑法关于本罪的对象，不仅包括私人住宅，还包括在我们看来应属于公共场所的建造物、营业所等。在我国由于本罪被规定在刑法典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之中，加之条文明确规定了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故人们无可争议地认为，本罪的对象限于私人住宅。但何谓住宅呢？刑法条文没有明确规定，只是留给学界去解释。 日本学者主张住宅应该是人们日常生活所使用的、未经同意他人不得进入的场所。(P95)从住居这一观念本身来看，应该认为需要某种程度的继续性。因此，由于短时间的休息而由旅客使用的旅馆的客房等，不是住居。只要实际上使用于日常生活，就不需要居住者总是正在住居之中。暂时不在其中的场所，也是住居。在并无特别设备的野外的陶土管之中，或者神社、诗庙的底下等，即使在那里有流浪者正在经营日常生活，也不能说是住居。但是，只要具有能够进行通常的日常生活之程度的设备，不论是帐篷房还是野营车，都能成为住居。房屋拉窗外面的檐下走廊、作为公寓共用部分的楼梯通道及其顶部、住居等的房顶上面，也可以是住居的一部分。此外，附属于建筑物的围绕地，也被包含在住居之中。住居不限于是居住者作为自己的区域所占居的场所，也可以是为他人所占居的场所。而且，不问其房屋、建筑物等所有关系如何。借用人供其日常生活所用的借用屋，也是其住居。另外，不需要住居是被合法占居的，只要不合法的居住事实上被维持着，也应该保持平稳，因此，即使是有权利排除其不合法居住的人，也不允许擅自侵入其中。例如，房东在租赁契约解除后为了赶走还在继续居住的租居人，违反承租人的意思进入其承租屋的行为，也可以构成住居侵入罪。不过，房东的行为处在社会观念上所承认的范围内时，就阻却违法性。(P120) 笔者认为，上述学者的观点基本上是妥当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28日在《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就刑法第263条第1项规定的“入户抢劫”解释时指出，“入户抢劫”是指为实施抢劫行为而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 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抢劫的行为。户和住宅的含义应该说是相近的。本罪的住宅也应该作大致相同的理解。 （二）“非法侵入”的理解 日本学者认为。所谓侵入就是以干预的形式侵犯住所的安宁。不论其方法是否公然的侵犯或是否使用暴力行为。侵入一般是违反居住人、看守人的意志进行。(P653-654)国内学者认为，所谓“侵入”，包括两种情况：其一，未经住宅主人允许，不顾主人的反对、劝告或阻拦，强行进入他人住宅；其二，进入时住宅主人并不反对，但主人要求行为人退出时行为人不肯退出。（这相当于日本的不退出罪）。(P334) 上述学者的看法基本上是妥当的。还有一些问题值得研究。一是，侵入是身体的部分侵入还是全部侵入？尽管有观点认为，由于必须侵害了现实的支配权，因此，成立侵入，必须是身体的全部进入对象之中。但笔者认为，即使只有身体的一部分，也是有可能严重妨害他人的住宅安宁的，因此，侵入不应限于身体的全部进入。二是，未有身体进入，但是在窗外以装神弄鬼等方式让声音进入他人住宅而严重妨害了他人住宅安宁的，能不能成立本罪？笔者认为，尽管没有身体的进入，但同样妨害了住宅的安宁，情节严重也是有成立本罪的可能的。 （三）承诺及推定性承诺的理解 存在住宅主人的承诺或者推定性承诺时，当然不属于非法侵入。但是，这种承诺必须是住宅主人的真实意思。住宅主人基于被威逼或者欺骗而做出的有瑕疵的承诺的，不阻却违法性。如怀着抢劫或者强奸的意图，对住宅主人说“晚上好”，住宅主人说“请进”，这种情形的承诺就不是住宅主人的真实意思，应该说是非法侵入。关于承诺的理解还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 一是，在多人共居的住宅里，何人的承诺是有效的？是不是只有全体人的同意才算有效的承诺？关于这个问题，旧住宅权说认为只有家长或者户主的承诺才有效。但现在人们认为，在家庭中人们的权利是平等。因此，在两个以上的住居者在家的情况下，原则上只有全体在家者明示或者默示的同意进入，才不算非法侵入。另一方面，在家居者具有上、下位的关系时，如父母和未成年子女，主人和雇请的保姆，在是否同意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时，通常应以上位人的意见为准。此外，在只有处于下位的人在家时，在家者不能在可能明显违背上位者意志的情况下，允许他人进入。如保姆与窃贼串通后，让其进入主人的住宅，应该说属于非法侵入。这里最成问题的是出于通奸的目的得到配偶一方的同意而进入他人住宅的处理。 旧住宅权说往往认为，在夫妻关系中住宅权归属于丈夫，因而妻子的承诺没有任何意义，不阻却违法性。新住宅权说往往认为，尽管在夫妻关系中双方权利是平等的，一方出门在外，另一方有独立的承诺权，但住宅权是夫妻双方共同享有的，一方的承诺不能违背另一方的意思，除非一方长期在外，事实上住宅是由一方支配管理的，或者双方已经处于分居状态，否则一方同意奸夫或者奸妇进入住宅由于显然是违背配偶方意志的，不阻却违法性。住宅平稳说往往认为，妻子也是居住者，丈夫不在家时，得到妻子的承诺而平静地进入住宅的行为，即使出于通奸的目的，也不能认为是以侵害侵入住宅罪所要保护的事实上的住宅平稳的样态而进入的，故认为不成立侵入住宅罪是合适的。 笔者认为，在夫妻一方出门在外，另一方同意企图与其通奸的人以平稳的方式进入住宅的，由于没有妨害住宅的安宁，不宜认为构成本罪。当然，在配偶在家的情况下，一方公然违背配偶的意志同意通奸者进入的，应该说已经妨害了住宅的安宁，可以构成本罪。 （四）罪数及竞合 国外有观点认为，侵入他人住宅和盗窃、抢劫、抢劫致人死伤、伤害、杀人、放火等各种犯罪之间具有牵连关系。出于抢劫预备的目的而侵入他人住宅的时候，就是抢劫预备罪和侵入住宅罪之间的观念上的竞合。基于杀人预备的目的的时候，也是如此。(P99)国内有学者认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只是为了实现另一犯罪目的，也可以说是实施其他犯罪的必经步骤。因此，只应按照行为人旨在实施的主要罪行定罪处罚，不按数罪并罚处理。(P714)笔者认为，若承认牵连犯的概念，在行为人事先就怀有实施盗窃、抢劫等企图而侵入他人住宅的，非法侵入住宅行为和随后实施的盗窃、抢劫等行为，确实存在手段与目的的牵连关系，按牵连犯处理是合理的。如不承认牵连犯的概念，则由于行为人实施了两个行为，侵犯了两个法益，实行数罪并罚也是合情 合理的。当然，在行为人非法侵入住宅后才产生盗窃、抢劫的意图的，即使承认牵连犯的概念，也不属于牵连犯，而应该数罪并罚。 【参考文献】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肖中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日〕大谷实.刑法各论[M].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日〕大塚仁.刑罚概说（各论）[M].冯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日〕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M].顾肖荣、郑树周等译校，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 肖中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日〕大谷实.刑法各论[M].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张明楷.刑法学（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刑法犯罪论文例6

第二、三种观点很相似。两者的主要观点值得肯定，但均有不足之处。前者认为侵犯财产的方式只限于“非法占有”，这就遗漏了非法损毁、扣压、使用等侵害行为。后者将暴力犯罪定性为“极端攻击性行为”，有欠准确。原因在于：“极端”在质和量上不易确定；暴力实施的方式不仅仅限于攻击，还可表现为强制；并非所有的暴力行为都会构成暴力犯罪。第4种观点，言简意赅，定性准确，却未提及犯罪的客体，即“他人的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暴力犯罪的特征应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 暴力犯罪首先是一种犯罪行为，符合一般犯罪构成要件。2. 暴力犯罪的手段，应当包括使用暴力、以暴力相威胁或者两者交替使用。这是暴力犯罪最本质的特征。3.暴力犯罪的犯罪对象是他人的人身或财产。既包括对他人人身进行的攻击、伤害，也包括强制、限制、威胁；既包括对他人财产的非法占有，也包括非法损毁、扣压、使用等影响他人正常行使财产权利的行为。根据这几种特征，对暴力犯罪可做如下定义：所谓暴力犯罪，是指行为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非法侵犯他人人身或财产的犯罪行为。三、 刑法条文中涉及的暴力犯罪在我国的1997年新刑法中，有关暴力犯罪的条文占很大比例，而明确提到“暴力”的刑法条文共30条。在这些条文中，第20条、81条、278条、451条，均与具体犯罪无关，故只有余下的26条有讨论意义。为方便起见，不妨把这些条文简称为“涉暴条文”。（一）前提在讨论之前，对于这26个涉暴条文的性质，首先明确以下两点：1. 这26个条文所涉及的犯罪（共31项），远非我国刑法所含暴力犯罪的全部。有许多犯罪，虽然在刑法中未明确提到暴力，但在实践中多以暴力实施，可能成为极典型的暴力犯罪，如爆炸罪、武装叛乱罪、暴乱罪等。2. 即便这些条文所涉及的犯罪本身，也不能笼统地认为就是暴力犯罪。暴力仅仅是实施犯罪的手段之一，当行为人采取其他手段实施该项犯罪时，显然不能被认为是暴力犯罪。（二）统计分析这26个涉暴条文在分则各章的分布情况，详见下表：分则章节及名称条文总数涉暴条文数量比例：（占全部涉暴条文的百分比）密度： （占本章条文百分比）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31935％29%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91727%8%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26312％12％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91312%3％第五章 侵犯财产罪1428％14％第七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1414%7％第十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3214%3％第一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120第八章 贪污贿赂罪150第九章 渎职罪230涉暴条文在分则各章的分布从这个表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条文的分布特点：1、 覆盖面广。在分则的十章中，有七章含有涉暴条文。这说明暴力犯罪仍然在各种犯罪形式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暴力犯罪侵犯的客体，经常是包含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在内的复杂客体。2、 在各章的分布不均。（1） 无论从比例上还是密度上，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都高居榜首。这从侧面说明，就犯罪对象来说，暴力犯罪对人身的侵犯显然远远高于对财产的侵犯。这也是一些学者仅仅把人身作为暴力犯罪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2） 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是密度、比例最低的一章。这可能是由于相当一部分的军人违反职责罪是以不作为方式实施的，不会诉诸暴力；另外也可能与军人的身份，即直接参与社会交往的机会较少有关。（3） 有三章的内容不含任何涉暴条文。这是因为，在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和第九章（渎职罪）中，大部分犯罪都缺少犯罪对象，而在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中，犯罪客体过于单一，缺少下位概念。（三）分类 首先，根据造成的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可对暴力作如下分类：1、 轻微暴力：对他人人身未造成任何伤害，或仅造成极轻微的伤害。2、 一般暴力：对他人人身造成轻伤。

刑法犯罪论文例7

犯罪构成事实既然是行为成立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具有量刑意义的行为事实，它在犯罪构成中应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则应该考虑。从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上看，犯罪构成的理论，是从行为事实中发展起来的。中世纪意大利宗教裁判上的概念拉丁语Corpus delicti，是构成要件一词的来源。而在此之前，据德国学者的研究，在中世纪意大利的纠问程序中使用的Constare delicti，意思是犯罪的确证。在一般纠问过程中，首先必须调查是否有犯罪存在，在得到存在犯罪的确证之后，方可对特定嫌疑人进行特殊纠问。到1581年，意大利刑法学者Farinacius提出Corpus delicti一词用以表示已被证明的犯罪事实。1796年德国学者Klein最早将Corpus delicti译成德语Tatbestand，仍是诉讼法上的概念，直到费尔巴哈，Tatbestand才明确地被当作实体刑法上的概念来使用。日本学者则将Tatbestand译成构成要件，在前苏联，则由犯罪构成一词来表示构成要件，而且在内涵上也是不同的。［9］台湾学者林山田指出，在早期刑法学中，所谓“构成要件”，含义相当广泛，系指构成刑罚之法律效果之一切“法律条件”。换言之，也即指法律所规范之构成犯罪之一切要件，包括犯罪构成事实、违法性与罪责等问题。但后来又结束这种见解，乃采狭义的构成要件，仅指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各个不同犯罪类型的构成事实。［10］不管论者对犯罪构成事实的理解怎样，也不管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上的构成要件不同于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犯罪构成，但行为事实却是刑法理论所应着重关注的，而在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却没有找到应有其地位和意义的犯罪构成事实。而从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犯罪构成事实（被确证的犯罪事实）是现代刑法犯罪构成理论的一个基础。中世纪意大利纠问程序中的Corpus delicti的概念，是指在一般纠问程序中所应确证的犯罪事实，它意味着舍弃了与行为人联系后的一种外部的客观实在。［11］这时这种客观实在并不称为犯罪构成，因为其中没有包括行为人主观方面的事实状态，即在犯罪主体方面以及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欠缺的，而只是纯客观的，外在的行为事实。犯罪构成事实，依据一定的标准，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种类。犯罪构成事实有基本的构成事实和修正的构成事实。前者，是指由刑法分则性条文规定的标准的犯罪构成要件被行为实现后出现的犯罪构成事实，而后者，则是相对于标准的构成事实的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未遂、犯罪既遂、［12］以及结果加重犯的行为事实。由于犯罪构成事实在实际中是千差万别的，而刑法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犯罪形态都规定在法典中，所以，依据常发性的行为状态，将其规定为标准形态，在司法实践中，作为定罪量刑的一个基点。针对千差万别的犯罪现象，刑法相对于标准的形态而言，将有异于标准形态的犯罪构成事实，规定了减轻或加重的刑罚，从而使刑法分则成为一个统一、有机的整体。而在犯罪构成上，可以分为基本的犯罪构成和修正的犯罪构成。基本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条文就某一犯罪的单独犯的既遂形态所规定的犯罪构成，在日本刑法学中，基本的犯罪构成指例如像“杀人的”那样，预定以单独的行为人完全实现犯罪形式，不需要其他补充的自足形式规定的构成要件。［13］而修正的犯罪构成指以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前提，适应犯罪行为的各种不同犯罪形态，而对基本的犯罪构成加以某些修改变更的犯罪构成。犯罪构成事实是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后呈现出来的犯罪的行为事实状态，所以，仅仅完成了基本犯罪构成的行为，它的犯罪构成事实可以称为基本的构成事实，而不足或超过基本犯罪构成的则是符合修正的犯罪构成的修正的构成事实。虽然具体的犯罪有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但每一种犯罪都可能有基本的犯罪构成。而在现实的犯罪现象中，犯罪构成事实有的是既遂的单独犯的犯罪事实，有的则是未遂的、中止的、预备的或者结果加重的以及共同犯罪的行为事实，这样对犯罪构成事实的区分，可以较清楚地认识犯罪的完成或未完成、单独或共同的形态。因为在行为事实上，犯罪构成事实是不相同的，犯罪既遂状态之下的犯罪构成事实一般要求有危害结果的发生的。除这种划分外，犯罪构成事实还可以依照犯罪构成的其它分类再进行划分，如有的学者分犯罪构成为独立的犯罪构成与派生的犯罪构成，所谓独立的犯罪构成，又称普通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条文对具有通常社会危害程度的行为所规定的犯罪构成，所谓派生的犯罪构成，是指以独立的犯罪构成为基础，具有较重或较轻的社会危害程度而从独立的犯罪构成衍生出来的犯罪构成，如加重的犯罪构成和减 轻的犯罪构成。［14］依此犯罪构成事实也可分为独立的犯罪构成事实和派生的犯罪构成事实，前者，是行为事实状态表现出通常社会危害程度，而后者，则是由于具有一定的减轻或加重的行为事实，而表现出较轻或较重的社会危害性，如强奸罪，独立的犯罪构成事实仅仅具有普通的一般的社会危害程度，而加重的，则可以因为行为人具有其他的行为事实如手段残忍、造成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等情形。

刑法犯罪论文例8

【正文】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民事和行政的法律手段已不足以对其进行有效地防治和解决，许多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刑事手段来惩治危害环境的行为，以弥补其他法律手段的不足。当前，我国的环境犯罪现象十分突出，如何运用刑法的手段来保护环境，杜绝环境污染，进而使生态免遭破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我国1997年3月颁布的《刑法》在第六章第六节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标志着我国依法治理、保护环境的工作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也还存在很多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有关环境犯罪规定的现状

（一）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规定的进步性

结合我国1997年3月颁布的《刑法》，归纳我国刑法有关惩治环境犯罪的相关规定，总结其进步性主要体现在如下3个方面。

1．设专节惩治环境犯罪。我国现行刑法采“法典式”的立法模式，在原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基础上，对有关环境犯罪的内容加以整合、补充和修改，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设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节，既体现了惩治环境犯罪规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又增强了惩治环境犯罪的可操作性，对惩治环境犯罪也更有针对性。

2．规定了一系列环境犯罪的具体罪名，扩大了环境刑事立法保护的范围。按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依环境的自然属性和犯罪手段特征的不同，我国刑法按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严格遵循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将环境犯罪分为两大类：一是污染环境的犯罪和破坏自然资源保护的犯罪。前者包括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等3个具体罪名。后者包括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非法狩猎罪，非法占用耕地罪，非法采矿罪，破坏性采矿罪，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盗伐、滥伐林木罪，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罪等11个罪名。我国突出了作为国家基本法律的刑法在惩治环境犯罪中的作用，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多种环境犯罪。

3．加大了环境犯罪刑罚力度。过去我国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在罪与刑的关系上不相适应，处罚明显偏轻，主要原因是囿于传统的犯罪分类标准及对防止污染、保护自然资源的特殊价值和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例如，1979年刑法仅有的128条盗伐、滥伐林木罪最高处3年有期徒刑；129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130条非法狩猎罪最高处2年有期徒刑。而1997年刑法借鉴国外刑法规定了较为适中的刑罚，将这三种罪分别提高到7年和3年有期徒刑，其他罪则最高刑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二）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规定的不足

我国环境犯罪规定的不足主要在于宏观方面。如没有借鉴为西方发达国家实践所证明的有效保护环境、打击环境犯罪的一些先进做法：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严格责任原则和危险犯”。

1．部分自然因素没有纳入刑法保护范围。例如刑法遗漏了对草原资源及自然风景名胜的保护，没有规定水和海洋污染犯罪；还有破坏环境罪以外的其他犯罪行为也可能造成环境与生态利益的巨大破坏，但刑法在规定对这些行为处罚时，并没有升到保护环境的高度。

2．没有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及严格责任原则。在确认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和责任制度的问题上，我国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面临一定的挑战。环境犯罪作为一类新型的犯罪，往往不但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更与普通犯罪有着很大不同，其中突出的一点在于因果关系认定上十分困难和复杂，常常涉及深奥的科技专业知识，运用一般技术手段、知识经验和传统刑法理论难以或不可能查明，原因事实与损害发生的因果关系，损害程度，损害内容和损害发生经过之间的关系往往不甚明了，以致证明主观过失极为困难。无罪过则无犯罪，也无刑事责任，是我国刑法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1]按传统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从正面直接准确的认定“行为”是必然导致该“结果”发生的行为，即按严格意义上的必然结论将使许多环境犯罪游离于刑事法网之外，很难追究该罪的刑事责任。如果有条件的实行严格责任原则或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既可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又可以使环境犯罪分子得到应有制裁，受害人得到及时救；而且又不失科学，避免了无休止拖延诉讼时间，提高了诉讼效益，并且使潜在犯罪人减少侥幸心理，从而更好地预防犯罪，保护环境。

3．我国刑法没有规定环境犯罪的危险犯。仔细审视现行刑法典关于环境犯罪的具体条款，不难发现，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除少数罪名的规定属于行为犯外，将多数环境犯罪规定为结果犯而不是危险犯，即只有在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时才给予刑事处罚。显然，目前这种只惩罚结果犯而不惩罚危险犯的刑事立法，必将放纵许多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并且理应受到刑事制裁的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从而大大降低了刑法在预防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仅靠在刑法中惩治结果犯，打击环境犯罪往往力不从心。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无须等危害环境的实害发生，法律就应把这种足以造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的行为定为犯罪，规定环境犯罪的危险犯对犯罪预防就具有积极意义。

二、完善我国环境犯罪的设想

（一）完善刑法对环境的保护体系，增设环境犯罪新罪名

1．水环境污染罪

目前，我国刑法对污染水环境的犯罪是适用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来处罚。而对于造成水体严重污染的结果犯，以及对危害水环境的行为犯和危险犯，都几乎找不到刑事制裁的依据。鉴于水污染已经对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和人身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笔者建议把水环境污染罪独立出来，以便更好地利用刑法的制裁措施来加强对水环境的保护。

2．污染海洋罪

海洋污染有污染源多，污染源扩散范围大，污染持续性强，对水生动植物危害严重等特点。我国海洋污染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广东沿海、渤海湾等多次出现污染赤潮。我国刑法对污染海洋的犯罪同样是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处理，如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4条对此进行了相应的规定，但是由于海洋污染犯罪的特殊性，单列一罪是十分必要的。

3．破坏草原罪

我国草原植被遭破坏的严重程度在某些地区已经相当惊人，草原沙化、退化、碱化面积达到了可利用草原面积的1/3。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了我国北方的沙尘暴天气。现在国家大力号召保护草原，退耕还草。刑法单独增设破坏草原罪也是理所当然。

（二）我国对环境犯罪应当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研究和确立刑法因果关系的目的在于确定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概而言之，因果关系是犯罪客观方面的两个因素，即主体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我国法律对因果关系认定没有明文规定，要使行为人对某一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就必须确定该结果是由于行为人的行为造成的，亦即要确定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结果只有与行为之间存在这种特定的连接方式，才是构成犯罪的因素，而危害结果与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具体情况，不仅直接表明主体行为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大小，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主体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所应负责任的程度，因此，在犯罪构成整体结构中，具有十分重要地位。[2]对于普通刑事案件，运用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就可以解决。但是在环境犯罪中，吸收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合理内核，将其适用于环境犯罪行为的因果关系确立中，是十分必要的。在刑事立法上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是各国的通行做法。公害较严重的日本就在其颁行的《关于危害人身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第5条对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做了规定。

在我国，关于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适用范围，学者们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以为，是否运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不是由环境侵害者的行为方式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实质上的联系。因此，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可以适用于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和部分其他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在这方面，司法实践往往先行于立法。例如，贵州省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追究了当地发生的农药环境污染案主要肇事者的刑事责任。

（三）我国对环境犯罪应该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又称严格责任，是19世纪后期开始出现的，由德国1884年的《工伤事故保险法》所创立，是随着近代民事法律理论与实践发展而确立的一项新的归责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无论侵权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过失还是无过失，只要实施了一定行为，并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后果，侵权行为人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一原则在追究法律责任的民事和行政制裁中，已被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所适用，我国《民法通则》也确立了民事责任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是由于各国国情不同，不少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在刑法上并不承认这一原则。

在对环境违法案件中规定无过错责任原则，以此来追究行为人责任，已经为许多国家所采用。例如，美国的《资源保护和再生法》、《废料法》，英国的《空气清洁法》、《水污染防治法》等都规定了环境犯罪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美国的《废料法》规定，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任何废料倾入江河或港口，不论其主观上有无过错，均构成犯罪。法国实务上一般趋向于至少有起码程度的过失，但如法律有特别规定，则仍依客观责任处罚之。[3]我国目前的刑法制度还不承认无过错责任原则。有的学者甚至断言，无过错责任的环境犯罪在我国刑法中没有存在的余地[4]；有的学者还甚至归纳了多种考虑，认为在我国不宜规定无过错责任原则[5]。

目前我国的环境状况日益恶劣，环境犯罪层出不穷。大气污染使空气质量恶化，全国各地大小烟囱仍然在冒着黑烟。有关方面对这类“案件”，也往往是以行政处罚了事。笔者认为，基于环境问题的严峻现实，对我国环境犯罪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进行立法，现在应该是提上议程的时候了。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明确无过错该责任的适用条件。对那些严重污染（既包括污染土地、水体和大气的行为，又包括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有毒废物及放射性废物的行为）或破坏环境，给公私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造成人员重大伤亡的行为，由于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已超过行政制裁所能承载的范围，因此有适用严格责任的必要。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既有利于案件的和审判，因为它无须证明行为人是否有主观过错；又可以及时对案件进行处理，避免诉累。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对制止环境犯罪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四）我国环境犯罪应增加危险犯的规定

环境法中的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危害环境的行为，足以造成环境的污染或者破坏，而使自然生态环境、他人健康或公私财产处于危险状态者。这种行为虽尚未造成实际的危害后果，但危险状态已造成，即构成环境犯罪既遂。环境犯罪危险犯的“危险”不是主观臆想或推测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危险”是针对人类环境而言的；（3）“危险”的程度是比较严重的。只有具备上述三个特征才能称之为环境犯罪的危险犯。危险犯的行为方式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

我国目前刑事立法中尚无危险犯的规定，笔者认为这是立法上的一个重大缺陷，危险犯的设立是刑事立法当务之急。就环境犯罪的特点而言，一旦行为人着手实施其行为，就将对环境产生现实的及潜在的危险。如果在立法中不规定危险犯，结果必将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系统平衡不能恢复或难以恢复。立法上增加对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可以防患于未然，把环境犯罪遏制在危险状态刚刚露头之际，使环境得到及时的保护；有利于充分发挥刑法的预测、指引作用；既可以弥补行为犯的不足，又可以防止结果犯的滞后。因此，笔者建议在立法上增加对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充分发挥刑法惩治危险犯的先期屏障作用，有效地防止环境犯罪的发生。

在环境犯罪立法这个领域，我们所确立的制度并非十全十美，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立法中所确定的每一项原则，都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客观需要而产生，并根据实践经验和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改进，逐步趋于完善的，我们不能以一成不变的僵化观点来看待问题。刑法为环境保护保驾护航，必须在环境犯罪的立法上有所突破，这必将是大势所趋。

【注释】

[1]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322页。

[2]乔世明著：《环境损害与法律责任》，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289页。

刑法犯罪论文例9

关键词：单位犯罪犯罪的构成要件刑罚

单位犯罪，在刑法理论上，也称为法人犯罪，是相对于自然人犯罪而言的。我国1979年刑法未对单位犯罪作出规定，之所以在1997年刑法中规定了单位犯罪，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需要并借鉴了国外立法中优秀成分的结果。英美法系国家较早地规定了单位犯罪，英国于1842年伯明翰与格劳赛斯特案中，法人因未履行法定义务而被定罪；随之是大陆法系国家。单位犯罪的规定在我国最早出现在198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其中第四十七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犯走私罪的，由司法机关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该单位判处罚金，判处没收走私货物、物品、走私运输工具和违法所得。”此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一些刑法修改补充规定中，先后又规定了几十种单位犯罪。这些规定确定的是一些具体的单位犯罪，具有分散的特点。修订后的刑法在总则中对单位犯罪作出规定，实是立法中的又一大进步。下面试围绕单位犯罪就其有关概念、构成要件和刑罚等内容作一论述。

一、单位犯罪的概念与特征

单位犯罪是犯罪的一种具体形态，先来讨论一下犯罪问题。19世纪法国刑法学家、犯罪学家塔尔德曾经指出：“犯罪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可以用一般的社会规律来加以说明。”①我国刑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了犯罪的基本概念，即“一切危害国家、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上述犯罪概念表明，我国刑法上的犯罪概念，是一个坚持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实质特征与违反刑法禁止性规范的形式特征相统一的犯罪概念，可以说，犯罪是指一切危害社会的、违反刑法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这一概念涵盖了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因单位犯罪同样具备这三个特征，所以作一较深入的阐释。

（一）社会危害性。法律的规定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当某一种具体行为侵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或动摇了其统治秩序时，它必然以法律的形式把它约束起来，即规定为犯罪行为，从而名正言顺地加以制约。我国刑法总则对于构成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外延作了概括的规定，分则中又将严重社会危害的内容分为十章，区别情况作了具体规定。社会危害性可以说从本质上体现了犯罪，从其表现形态来看可以划分为物质性危害和非物质性危害，前者是能够具体确定和度量的，又是具体有形的物质形态，后者是抽象的、无形的、不能具体测量的一种损害；还可以划分为现实的危害和可能的危害，前者是已经实现的社会危害，具体表现为实害犯，后者是可能发生的社会危害性，具体表现为危险犯或者不完整的故意犯罪形态，如犯罪的预备犯、未遂犯和中止犯等。某一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及其危害程度的强弱大小，这些是根据统治阶级的价值标准来判断的，因为法律毕竟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形式，它要适时而恰当地将其意志表现出来，必然要打上这一鲜明的特征烙印。同时，社会危害性还要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而体现出明显的动态意向，在不断的改变中体现其历史形态和可比性质。为了把犯罪和违法行为相区分，社会危害性还有一个程度问题，即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才能构成犯罪，否则只是一般的违法行为，用普通的道德规范加以调制就可以了。

（二）刑事违法性。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犯罪行为属我国刑法明文禁止的行为，只要触犯了这些条文即构成犯罪。与此相对应的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即自由”，这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体现。我国刑法中的禁止性规范散见于刑法典、单行法规、附属刑法中，内容广泛。如果某一个人的行为，尽管具有某种社会危害性，只要它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同样不能认定其具有犯罪的性质。

（三）应受刑罚处罚性。某一具体行为也必须达到应当给以刑罚处罚的程度时，才能认定为犯罪。从一般理论上讲，构成犯罪必然要处以刑罚，刑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二者不可分离。通常情况下，有犯罪必然有刑罚，除非具有法定免除刑罚情节、享有刑事管辖豁免、超过追诉时效等几种情节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有罪无罚。从立法上看，所有的犯罪，都必须具有应受刑罚处罚性这一特征。

犯罪概念的上述三个特征，是辩证统一的，缺一不可的，三个特征中，社会危害性是本质特征，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罚性是从社会危害性特征派生出来的，三个特征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共同构成犯罪概念的总体，成为区分罪与非罪的总标准。

清楚了犯罪的概念及其特征，单位犯罪的概念就清晰地呈现出来。刑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根据本条的规定，笔者认为单位犯罪的概念，可作如下归纳，即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谋取单位非法利益，经单位决策机构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的犯罪。这里没有采用“法人犯罪”这个概念，因为在实践中这类犯罪并不仅仅是法人单位实施的，也有非法人单位实施，使用“单位犯罪”这个概念能够把法人单位和非法人单位均包括在犯罪主体之中。

二、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

以上是对单位犯罪概念的阐述，下面对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探讨。

“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是指依照刑法的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或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②由定义可见，犯罪构成具有如下几个特征：其一，犯罪构成是由刑法所规定的。刑法对犯罪构成的规定是通过总则性规定和分则性规定共同完成的。这不仅在刑法典上表现出来，也在刑法总则与专门刑法、附属刑法的关系上表现出来；其二，犯罪构成总体上必须符合犯罪概念的基本特征。犯罪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离开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应受刑罚处罚性，就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犯罪构成；其三，犯罪构成是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的总和。我国犯罪构成采用的模式是犯罪构成与刑事责任相联系的结构，因此，我国刑法上的犯罪构成是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四大类要件的总和。其中，具有核心意义的是主观罪过与客观危害相一致。单位犯罪同样具有以上四个构成要件。

（一）单位犯罪的主体

单位犯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

公司、企业。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也是企业，由于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在单位犯罪中所占比例较大，因而有必要将其摆在突出位置，这样有利于加强对公司犯罪的惩治和预防，所以刑法中将二者分开表述，以示其重要性。我国目前主要的公司形式就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修订后的公司法在

有限责任公司章节中规定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所为犯罪行为，是股东为了个人利益借公司名义而进行犯罪行为的，应按个人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是为了股东利益目的，并以公司名义实施的，应按单位犯罪的规定对其及责任人员进行定罪量刑。企业的内容也非常广泛，除包括国有的和集体的公司、企业外，还包括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及各种合资、合作企业，它们大多从事生产、运输、贸易等经营活动，实行经济核算并以营利为目的。

事业单位。所谓事业单位是指受国家机关领导，没有生产收入，不实行经济核算，所需经费由国家开支的单位。与公司、企业不同，事业单位一般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是注重于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有些事业单位主要依靠国家预算对其拨付经费，它们的任务只能是从事公益性事业，不参与市场竞争，因此成为单位犯罪的可能性很小；而有些事业单位能够直接参加有关的民事活动，享有民事权利，承担经济责任，甚至被推向市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虽然一般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参与了市场经济活动，是很有可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的。

机关。我国刑法第30条规定的单位犯罪的主体包括“机关”。所谓机关，从广义上讲是指所有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军队、政党等等；从狭义上讲，机关仅指国家行政机关。刑法规定构成单位犯罪主体的机关，并未明确是指广义的机关还是狭义的机关。在刑法修改乃至目前的刑法学研究及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国家机关到底能否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的争论。肯定说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刑法原则，更是宪法原则。国家机关如果触犯刑法构成犯罪，同样应受到法律制裁，不应享有任何特殊。而国家机关也会因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增强其威信。否定说则认为，将国家机关作为犯罪主体有损国家机关的威信，对其惩罚无疑是国家的自我惩罚。

笔者认为，把国家机关列为单位犯罪的主体是不妥的。国家机关是国家的管理机构，行使国家的管理职能。首先，从立法背景来看，我国原是一直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国家机关经商或以其他方式介入经济领域、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况比较普遍。因此，造成国家机关参与犯罪现象的存在。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1997年修改以前的刑法中尚无确认单位犯罪的规定。自80年代起，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走向市场经济，政企分开，各司其职，这使得国家机关涉足经济领域，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乃至消灭，这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对于一项渐趋消亡的事物，却在立法上将其确立为构成犯罪的主体，这种立法的迟缓和不科学有碍国家机关自身职能的发挥。其次，从国家机关职能而言，将国家机关确立为单位犯罪的主体也殊有不当。将代表国家行使特定职能的国家机关作为犯罪主体，于情理、逻辑上都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国家机关的职能是依法对国家行使管理，其利益即是国家的利益，所以，所谓国家机关的犯罪，实质上只是某些机关领导人为了政治目的或经济上的不当得利的自然人犯罪。因为，这只能是某个人的犯罪恶意，而不能上升为国家机关的犯罪恶意。再次，我国刑法对于单位犯罪的处罚刑种，只规定了罚金刑。只有犯罪单位具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资产时，其受到刑事处罚、被判受罚金刑时，才能显示出刑法对单位犯罪进行处罚的惩治效果和教育、预防犯罪的作用。而国家机关实际上并没有自己所有的财产，其资金费用均来自国库，是国家财政拨款，这在刑罚执行上存在大大的疑问，罚得再多也是左边口袋送到右边口袋，无实际处罚意义。今天罚他20万，他明天向国家财政开口要25万，因为，他除了要补回被罚掉的财产外，还会要求因此而需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等。这无疑造成国家对自己的惩罚。从司法实践看，我国从1987年公布实施的《海关法》确立国家机关为犯罪主体以来，已发生了多起影响较大的机关涉及犯罪案件。如丹东汽车走私案、泰安走私案等。但这些案件没有一件是按单位犯罪案件处理，而仅仅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这决非偶然，这反映了国家机关在单位犯罪中作为主体的不可操作性及司法机关对国家机关能否作为犯罪主体的困惑与怀疑。与其在怀疑和困惑中尴尬地保留不可行的东西，不如顺其自然，将国家机关从单位犯罪主体中剥离，以正其位。最后，我国刑法典使用机关这一“字样”的目的，也没有把某种国家机关排除在外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任何一种或一级的国家机关，只要实施了刑法所规定的单位犯罪，都应当受到惩罚。那么，如立法机关，这在实践中又有谁能立其为犯罪主体呢？法国新刑法典第121-2条明确规定了除国家外，法人在法律或条例有规定的场合，对其机关或代表其利益实施的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这是值得深思与借鉴的。。

团体。团体是指由某一行业、某一阶层的人员自主成立的组织，包括人民群众团体、社会公益团体、学生研究团体、文化意识团体、宗教团体等。与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相比，团体的结构比较松散，履行的社会职能比较特殊，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影响。

（二）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

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刑法规定的成立单位犯罪必须具备的单位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我们对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进行研究，可以赋予单位一定的人格，即视其为是一个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存有自己的认识和意志，能够对外界的影响作出认知和反映，并体现于行为之中的人格化主体。这种人格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单位的认识和意志是群体的认识和意志，是单位全体共同的或者是其决策层的认识和意志，这是单位作为一个整体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观依据。集体意志是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主要区别之一，它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形成，或是由单位内有权对本单位事务作出决策的机构集体研究决定；或是由单位主管人员和负责人员以单位的名义作出决定并付诸实施。单位内任何个别成员的意志，非经上述程序转化成集体的意志，就不可能成为单位犯罪的构成要素。

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犯罪的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单位犯罪大部分是故意犯罪，但也有一些是过失犯罪。犯罪的过失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当然由过失构成的单位犯罪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数量虽小却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失犯罪应当由有关自然人负责，但这种观点不利于正确分析和认定单位犯罪，而且也违反了罪责自负，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还有一个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的问题，这主要是为了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加以区别。个人犯罪一般是为谋取个人利益，而单位犯罪则是为谋取单位利益，这里的单位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所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单位犯罪都是经济犯罪，因而具有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的主观目的。在这里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应作广义的理解，即在某些情况下，它并不一定意味着单位必定能够获得违法所得，而且也包括为本单位的局部利益或者暂时利益而实施的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

（三）单位犯罪的客体

单位犯罪的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就我国的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单位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还是较为狭窄的，从与国际趋势接轨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放宽对单位犯罪客体的限

制，这是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利益和要求的需要。从目前国际上的趋势看，单位犯罪涉及的罪名不断扩大，承认法人犯罪的国家绝大多数都规定，除了极少数犯罪，如重婚罪，法人不适用外，其他犯罪都可以追究法人的刑事责任。如美国刑法中法人犯罪就包括通常认为只能由自然人实施的过失杀人罪、盗窃罪等。法国新刑法典也规定了许多可以由法人构成的犯罪，只有一些只能由自然人才能实施的犯罪如犯罪、抛弃家庭罪才成为法人犯罪的例外。

（四）单位犯罪的客观方面。单位犯罪的特点在于这种犯罪行为是经单位决策机构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的，这是单位犯罪在客观上的重要特征，也是其与个人犯罪在客观上的重大区别。这里的单位决策机构可以理解为单位的权力机构，如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这些机构成员经过集体讨论后形成的决定可以代表单位的意志。而单位负责人员则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机关、团体、事业单位的行政领导，这些人有权就本单位的事项作出决定，所以其决策行为也可以视为单位的行为。单位其他成员的个人行为触犯刑法，如不是依法代表单位，则不构成单位犯罪，如果单位其他成员是为了完成单位交给的任务而触犯刑法则构成单位犯罪。单位犯罪多数是以作为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也有一部分属不作为形式。单位采取主动措施去从事非法经营活动，以实现其既定意图，这是单位犯罪的主要方式。通常情况下，单位的非法经营活动，是由多人共同实施的，其中有的人可能知道内情，有的人可能不知道详细的内情，而只是在上级或领导的指示下实施了犯罪行为，鉴于此种情况，只要犯罪意志是单位集体的意志，个别人的不知情并不影响单位犯罪的构成。在多人共同实施的单位犯罪行为中，虽然从整体上看是作为犯罪，但其中有些行为人可能表现为不作为。对这种情况应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因为个别人，甚至是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不作为就否定了单位犯罪的成立。

从国外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看，单位不作为犯罪多数是一些造成污染、公害、危害公众健康、交通安全方面的犯罪。例如美国伊利诺斯州诉胶片再生利用系统公司的判例，由于该公司不发给工人必要的劳动保护设备，不采取正常的防护措施，致使工人中毒伤亡。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法人在从事其他经济、商业活动中的不作为犯罪，例如隐匿不报自己资信情况的商业欺诈犯罪、不报资产、收入的偷税犯罪等等。我国刑法中以不作为形式进行的单位犯罪数量比较少，比如单位偷税罪、单位逃避追缴欠款罪等。

三新领域中的单位犯罪

社会已进入了高科技信息时代，随着对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和信息技术的高度重视，环境污染犯罪、侵犯知识产权、计算机犯罪等新领域中的犯罪现象与这些领域中社会成果同时显现出来。而在这些新领域犯罪中，单位犯罪呈普遍现象。同时，这些单位犯罪又显示出许多新的特点：犯罪范围广泛，证据失全性严重，隐蔽性强，迷惑性大，危害严重。针对这些新领域、新特点的单位犯罪，刑事立法应作出相应的规定，以充分显示刑法的惩治犯罪、预防犯罪和保障社会秩序的功能。

（1）环境污染中的单位犯罪

环境保护针对的是对环境有害的影响。所谓的有害影响是指环境破坏，即一切降低环境质量、损害环境生态的事件或者行为。如工业污染、生活污染等。至目前，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都十分严重。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是各种企业事业单位。随着单位犯罪的出现，尤其是在环境犯罪方面，单位犯罪所造成的环境危害远比个人同类犯罪的危害要重。企事业单位造成的环境污染，有的十分严重，使人民的生命健康的财产受到严重损害。企事业单位污染还往往引起重大纠纷，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单位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成为现代社会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美国学者盖斯指出：“从汽车、工厂和焚化炉排出的……有害污染物，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等于暴力强制毁灭。这些永恒存在而且日益增多的损害，直接违反当地的州的和联邦的法律，毁灭人民的健康和危害公共安全。……污染已成为大规模的犯罪浪潮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刑法中涉及环境犯罪的只有三种，即刑法第338条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第339条的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由此，特别是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涵盖看，它集水污染、大气污染等几罪为一体，显现出立法的不成熟。再如，刑法第337条规定的违反规定逃避动植物检疫罪，刑法将此罪列入侵犯公共卫生管理罪中。而动植物既是生态环境的主体，又是自然资源。该罪侵犯的同类客体，不是公共卫生，而是环境资源的保护。故应将此罪移入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现行刑法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列入结果犯也是不科学的。因为，由污染造成的公私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并非马上就看得出来，而是一个渐进缓慢的过程。为有效地保护环境资源，有利于司法机关查处案件，减少和避免精力、经费的浪费，将此罪由结果犯修改为行为犯，并将此罪分解为严重污染环境罪或水污染罪、大气污染罪及违法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罪。只要有条款中规定的污染环境的行为，即构成犯罪。把造成严重后果作为结果加重犯予以重罚。这样促使行为人或单位对被污染的环境认真治理，避免严重后果的发生，有效地遏止单位污染环境的犯罪，有效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此外，针对我国的生态资源，如草原、植被、药材、鱼类等遭到大肆破坏的现象，而其中许多是单位为牟取利益所为，在刑法环境保护一节中，可增设有关的犯罪并加以刑罚处罚。如违法采集、经营植物罪；破坏植被罪等，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罚金。对单位犯此罪的，没收违法所得，同时可处违法经营或违法所得倍数的罚金或判处禁止从业刑。由此，充分展示刑法对环境资源、生态平衡的保护功能。

（2）计算机领域中的单位犯罪

社会已步入信息时代。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普及，计算机犯罪也呈上升趋势。可以预料，在今后五年至十年左右，计算机犯罪将会大量发生，从而成为社会危害性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一种犯罪。单位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可能实施计算机犯罪，而且，其犯罪类型与形态日趋多样化、复杂化。1990年5月，日本发现了第一例公司之间采用计算机病毒作为斗争手段的案例：日本一公司企图利用计算机病毒来破坏夏普公司的X6800微型计算机系统数据文件，以达到不正当竞争的目的。我国也已发现一些计算机犯罪的案例。但鉴于我国刑法对单位进行计算机犯罪尚无规定，导致了有罪无刑，司法实践无法操作，也造成了单位可能由于实施此类危害行为可以成为违反行政性法规、规章的主体，但却不能成为非法侵入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犯罪主体，从而造成立法上的严重失衡。

根据刑法第30条规定精神，只有刑法明确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单位才能成为该罪的主体。而现行刑法第285条、第286条两种计算机犯罪均未明确单位可以成为该罪的主体。故单位犯此罪后，却得不到惩罚，只能对直接责任人员按个人犯罪惩处。这无疑轻纵了单位犯罪，加重了犯罪个人的刑事责任，这是有失公正的，也是与罪刑相符原则相悖的。所以，应尽快在刑事立法中，将单位纳入计算机犯罪主体行列加以处罚。这在国外已有立法例可以借鉴，如法国。《法国刑法典》第226-24条规定：“法人实施计算机犯罪，应负刑事责任。”确立单位为计算机犯罪的主体，有关刑种可更加丰富，如除采用罚金刑外，还可以采用资格刑和禁止从业刑。而对直接责任人员则可以分档处罚：一般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可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另外，随着电子信息发展、计算机应用范围的扩大，诸如网上侵

犯知识产权罪、网上传播物品罪，电子商务罪（包括电子商务诈骗、合同诈骗、网上购物欺诈等）新类型的犯罪将越来越多。而单位出于非法利益的功利性目的，也必然涉足这些新领域的犯罪，且其罪过恶意更深，危害更大。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刑事立法针对这些新领域中出现的新的犯罪（也将是全球性的犯罪）类型，确立新的犯罪罪名，并将单位当然地列入该类犯罪的主体范围，并相应扩大单位犯罪的刑罚种类，如增设永久性或限期性禁止从业刑等，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四、单位犯罪的刑罚

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应受刑罚处罚性，单位犯罪也是如此。我们先来看一下刑罚。“刑罚是统治阶级以国家名义惩罚犯罪并适用于犯罪人的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方法。”③刑罚具有几个特征：第一，刑罚是强制措施，且在国家强制措施体系中，是最为严厉的一种，是实现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第二，刑罚是刑法所规定的强制措施，刑罚作为犯罪的法律后果规定在刑事法律之中，它与犯罪相联系，并作为犯罪的法律后果与犯罪保持对应关系；第三，刑罚只能由人民法院依法适用。依照我国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审判权由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因此，除人民法院之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对公民适用刑罚。人民法院在适用刑罚的时候必须依法适用，即依照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适用；第四，刑罚只能适用于犯罪人，对任何无罪的公民，不能适用刑罚；第五，刑罚由专门机构来执行，这些机构是公安机关、监狱或其他劳动改造场所、拘役所等机构。刑罚的这五个特征，单位犯罪基本具备。单位犯罪刑罚的运用可以有效地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法国现代著名刑法学家马克?安塞尔在其新社会防卫论中强调“通过对犯罪进行预防以及对犯罪人进行妥善安置来消除犯罪、保护社会”。④特殊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以防止他们再次犯罪，而一般预防是指国家通过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警戒社会上不稳定的分子，防止他们走上犯罪道路。

刑法犯罪论文例10

正文：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民事和行政的法律手段已不足以对其进行有效地防治和解决，许多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刑事手段来惩治危害环境的行为，以弥补其他法律手段的不足。当前，我国的环境犯罪现象十分突出，如何运用刑法的手段来保护环境，杜绝环境污染，进而使生态免遭破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我国1997年3月颁布的《刑法》在第六章第六节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标志着我国依法治理、保护环境的工作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也还存在很多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有关环境犯罪规定的现状

（一）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规定的进步性

结合我国1997年3月颁布的《刑法》，归纳我国刑法有关惩治环境犯罪的相关规定，总结其进步性主要体现在如下3个方面。

1．设专节惩治环境犯罪。我国现行刑法采“法典式”的立法模式，在原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基础上，对有关环境犯罪的内容加以整合、补充和修改，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设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节，既体现了惩治环境犯罪规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又增强了惩治环境犯罪的可操作性，对惩治环境犯罪也更有针对性。

2．规定了一系列环境犯罪的具体罪名，扩大了环境刑事立法保护的范围。按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依环境的自然属性和犯罪手段特征的不同，我国刑法按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严格遵循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将环境犯罪分为两大类：一是污染环境的犯罪和破坏自然资源保护的犯罪。前者包括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等3个具体罪名。后者包括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非法狩猎罪，非法占用耕地罪，非法采矿罪，破坏性采矿罪，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盗伐、滥伐林木罪，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罪等11个罪名。我国突出了作为国家基本法律的刑法在惩治环境犯罪中的作用，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多种环境犯罪。

3．加大了环境犯罪刑罚力度。过去我国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在罪与刑的关系上不相适应，处罚明显偏轻，主要原因是囿于传统的犯罪分类标准及对防止污染、保护自然资源的特殊价值和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例如，1979年刑法仅有的128条盗伐、滥伐林木罪最高处3年有期徒刑；129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130条非法狩猎罪最高处2年有期徒刑。而1997年刑法借鉴国外刑法规定了较为适中的刑罚，将这三种罪分别提高到7年和3年有期徒刑，其他罪则最高刑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二）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规定的不足

我国环境犯罪规定的不足主要在于宏观方面。如没有借鉴为西方发达国家实践所证明的有效保护环境、打击环境犯罪的一些先进做法：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严格责任原则和危险犯”。

1．部分自然因素没有纳入刑法保护范围。例如刑法遗漏了对草原资源及自然风景名胜的保护，没有规定水和海洋污染犯罪；还有破坏环境罪以外的其他犯罪行为也可能造成环境与生态利益的巨大破坏，但刑法在规定对这些行为处罚时，并没有升到保护环境的高度。

2．没有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及严格责任原则。在确认环境犯罪的因果关系和责任制度的问题上，我国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面临一定的挑战。环境犯罪作为一类新型的犯罪，往往不但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更与普通犯罪有着很大不同，其中突出的一点在于因果关系认定上十分困难和复杂，常常涉及深奥的科技专业知识，运用一般技术手段、知识经验和传统刑法理论难以或不可能查明，原因事实与损害发生的因果关系，损害程度，损害内容和损害发生经过之间的关系往往不甚明了，以致证明主观过失极为困难。无罪过则无犯罪，也无刑事责任，是我国刑法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1]按传统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从正面直接准确的认定“行为”是必然导致该“结果”发生的行为，即按严格意义上的必然结论将使许多环境犯罪游离于刑事法网之外，很难追究该罪的刑事责任。如果有条件的实行严格责任原则或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既可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又可以使环境犯罪分子得到应有制裁，受害人得到及时救；而且又不失科学，避免了无休止拖延诉讼时间，提高了诉讼效益，并且使潜在犯罪人减少侥幸心理，从而更好地预防犯罪，保护环境。

3．我国刑法没有规定环境犯罪的危险犯。仔细审视现行刑法典关于环境犯罪的具体条款，不难发现，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除少数罪名的规定属于行为犯外，将多数环境犯罪规定为结果犯而不是危险犯，即只有在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时才给予刑事处罚。显然，目前这种只惩罚结果犯而不惩罚危险犯的刑事立法，必将放纵许多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并且理应受到刑事制裁的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从而大大降低了刑法在预防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仅靠在刑法中惩治结果犯，打击环境犯罪往往力不从心。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无须等危害环境的实害发生，法律就应把这种足以造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的行为定为犯罪，规定环境犯罪的危险犯对犯罪预防就具有积极意义。

二、完善我国环境犯罪的设想

（一）完善刑法对环境的保护体系，增设环境犯罪新罪名

1．水环境污染罪

目前，我国刑法对污染水环境的犯罪是适用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来处罚。而对于造成水体严重污染的结果犯，以及对危害水环境的行为犯和危险犯，都几乎找不到刑事制裁的依据。鉴于水污染已经对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和人身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笔者建议把水环境污染罪独立出来，以便更好地利用刑法的制裁措施来加强对水环境的保护。

2．污染海洋罪海洋污染有污染源多，污染源扩散范围大，污染持续性强，对水生动植物危害严重等特点。我国海洋污染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广东沿海、渤海湾等多次出现污染赤潮。我国刑法对污染海洋的犯罪同样是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处理，如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4条对此进行了相应的规定，但是由于海洋污染犯罪的特殊性，单列一罪是十分必要的。

3．破坏草原罪

我国草原植被遭破坏的严重程度在某些地区已经相当惊人，草原沙化、退化、碱化面积达到了可利用草原面积的1/3。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了我国北方的沙尘暴天气。现在国家大力号召保护草原，退耕还草。刑法单独增设破坏草原罪也是理所当然。

（二）我国对环境犯罪应当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研究和确立刑法因果关系的目的在于确定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概而言之，因果关系是犯罪客观方面的两个因素，即主体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我国法律对因果关系认定没有明文规定，要使行为人对某一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就必须确定该结果是由于行为人的行为造成的，亦即要确定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结果只有与行为之间存在这种特定的连接方式，才是构成犯罪的因素，而危害结果与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具体情况，不仅直接表明主体行为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大小，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主体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所应负责任的程度，因此，在犯罪构成整体结构中，具有十分重要地位。[2]对于普通刑事案件，运用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就可以解决。但是在环境犯罪中，吸收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合理内核，将其适用于环境犯罪行为的因果关系确立中，是十分必要的。在刑事立法上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是各国的通行做法。公害较严重的日本就在其颁行的《关于危害人身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第5条对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做了规定。

在我国，关于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的适用范围，学者们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以为，是否运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不是由环境侵害者的行为方式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实质上的联系。因此，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可以适用于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和部分其他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在这方面，司法实践往往先行于立法。例如，贵州省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追究了当地发生的农药环境污染案主要肇事者的刑事责任。

（三）我国对环境犯罪应该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又称严格责任，是19世纪后期开始出现的，由德国1884年的《工伤事故保险法》所创立，是随着近代民事法律理论与实践发展而确立的一项新的归责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无论侵权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过失还是无过失，只要实施了一定行为，并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后果，侵权行为人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一原则在追究法律责任的民事和行政制裁中，已被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所适用，我国《民法通则》也确立了民事责任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是由于各国国情不同，不少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在刑法上并不承认这一原则。

在对环境违法案件中规定无过错责任原则，以此来追究行为人责任，已经为许多国家所采用。例如，美国的《资源保护和再生法》、《废料法》，英国的《空气清洁法》、《水污染防治法》等都规定了环境犯罪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美国的《废料法》规定，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任何废料倾入江河或港口，不论其主观上有无过错，均构成犯罪。法国实务上一般趋向于至少有起码程度的过失，但如法律有特别规定，则仍依客观责任处罚之。[3]我国目前的刑法制度还不承认无过错责任原则。有的学者甚至断言，无过错责任的环境犯罪在我国刑法中没有存在的余地[4]；有的学者还甚至归纳了多种考虑，认为在我国不宜规定无过错责任原则[5]。

目前我国的环境状况日益恶劣，环境犯罪层出不穷。大气污染使空气质量恶化，全国各地大小烟囱仍然在冒着黑烟。有关方面对这类“案件”，也往往是以行政处罚了事。笔者认为，基于环境问题的严峻现实，对我国环境犯罪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进行立法，现在应该是提上议程的时候了。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明确无过错该责任的适用条件。对那些严重污染（既包括污染土地、水体和大气的行为，又包括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有毒废物及放射性废物的行为）或破坏环境，给公私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造成人员重大伤亡的行为，由于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已超过行政制裁所能承载的范围，因此有适用严格责任的必要。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既有利于案件的和审判，因为它无须证明行为人是否有主观过错；又可以及时对案件进行处理，避免诉累。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对制止环境犯罪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四）我国环境犯罪应增加危险犯的规定

环境法中的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危害环境的行为，足以造成环境的污染或者破坏，而使自然生态环境、他人健康或公私财产处于危险状态者。这种行为虽尚未造成实际的危害后果，但危险状态已造成，即构成环境犯罪既遂。环境犯罪危险犯的“危险”不是主观臆想或推测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危险”是针对人类环境而言的；（3）“危险”的程度是比较严重的。只有具备上述三个特征才能称之为环境犯罪的危险犯。危险犯的行为方式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

我国目前刑事立法中尚无危险犯的规定，笔者认为这是立法上的一个重大缺陷，危险犯的设立是刑事立法当务之急。就环境犯罪的特点而言，一旦行为人着手实施其行为，就将对环境产生现实的及潜在的危险。如果在立法中不规定危险犯，结果必将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系统平衡不能恢复或难以恢复。立法上增加对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可以防患于未然，把环境犯罪遏制在危险状态刚刚露头之际，使环境得到及时的保护；有利于充分发挥刑法的预测、指引作用；既可以弥补行为犯的不足，又可以防止结果犯的滞后。因此，笔者建议在立法上增加对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充分发挥刑法惩治危险犯的先期屏障作用，有效地防止环境犯罪的发生。

在环境犯罪立法这个领域，我们所确立的制度并非十全十美，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完善。立法中所确定的每一项原则，都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客观需要而产生，并根据实践经验和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改进，逐步趋于完善的，我们不能以一成不变的僵化观点来看待问题。刑法为环境保护保驾护航，必须在环境犯罪的立法上有所突破，这必将是大势所趋。

【注释】

[1]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322页。

[2]乔世明著：《环境损害与法律责任》，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