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论文例1

所谓的文化管理，实际上就是后现代企业的企业文化战略。与现代企业不同的是，后现代企业将企业文化建设作为其管理的核心。因此，我把“企业文化建设”称之为“文化管理战略”。这一称呼上的改变昭示了后现代企业与现代企业的不同。在企业文化上升为管理战略的后现代时期，对企业文化的整合或“建设”变得空前重要。在此，我要强调一个观点：企业文化必须“建设”。有些实力派企业家可能不太赞成这一观点，那是因为他们尚未领悟到企业文化的本质，特别是尚未领悟到后现代文化经济时代“文化”的本质及其重要性。认为企业文化无须“建设”的企业家或学者们的理由无非是，企业文化蕴藏在企业实践过程之中，企业家在奋斗过程中自会形成自己的风格、价值观与信念。然而，这正如说“人类只需要实践，不需要理论”的观点一样，是一个明显的错误。而事实上今天每一家试图获得持续成功并追求卓越的企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很大程度上将通过企业文化得以体现。正如一个政党必须拥有自己的纲领一样。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这一人类历史的永恒进程无疑也适用于企业。企业家在奋斗过程中虽会形成自己的风格、价值观与信念，但这一切须不脱离时代精神更不能闭门造车。真正的企业文化应该兼收并蓄，去芜存菁。而自发形成的企业文化，或许存在很多糟粕，或许根本背离了时代精神，或许正将企业引入深渊。因此，后现代企业的文化战略必须整合，必须上升到人类思想的高度。这是一个卓越的后现代公司不可逃避的命运。后现代企业文化是前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融合卓越的后现代公司必须走在时代的前面。而后现代企业文化整合的首要原则就是，在吸取后现代文化精神的同时，适当借鉴前现代文化。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后现代文化本身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复古主义。正如后现代建筑曾经从古典主义建筑中吸收了大量有益的因素一样，后现代企业文化也将会从古老的文化中获得一些关键性的启迪。古典文化，特别是东方文化，可以在诸如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给后现代人提供有益的启发，从而促使后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后现代企业文化建立在对现代企业文化解构的基础之上后现代企业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的关系正如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前者对后者虽有继承，但更多地表现为革命性的颠覆。后现代企业文化的整合将建立在对现代性八个精神向度的解构与超越的基础之上。对现代性二元论的解构与超越——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的现代企业文化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高层管理与普通员工之间的对立。与之对应的是，后现代企业将通过废除二元论，并通过相应的企业制度变革打破所有者与经营者，以及高层管理与普通员工之间的对立，全面构筑新的超二元论的企业文化。对现代性个人主义的解构与超越——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现代企业文化导致权威崇拜和团队之间关系的冷漠。而后现代企业则将以反个人主义文化和后现代民主精神，废除权威崇拜和冷漠的团队群际关系。对现代性进步神话的解构与超越——建立在进步神话基础之上的现代企业文化导致企业以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为惟一目标。与之相反，后现代企业构筑追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展与进步相互平衡的企业文化。对现代性未来主义的解构与超越——建立在未来主义基础之上的现代企业文化导致对现实生活的漠视——企业员工被异化为生产机器。与之对应的后现代企业则将调整现实与未来之间的关系，构筑人性化的工作空间与工作文化。对现代性世俗主义的解构与超越——建立在世俗主义基础之上的现代企业文化导致货币拜物教的泛滥和神圣情感的消失。而后现代企业则将通过对世俗主义的超越和信仰的回归，终结货币拜物教在企业中的侵蚀力量，构筑健康理性的公司文化。对现代性以自我利益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的解构与超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现代企业文化导致企业伦理的危机。后现代企业则将在稳态经济、阳光经济等后现代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建设超越传统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伦理体系。对现代性之自恋人格的解构与超越——建立在自恋人格基础之上的现代企业文化导致企业员工的孤独、自闭等心理症状。而后现代企业将通过交往理性的构筑，使企业成为一个员工交往的理想场所，逐步破除现代自恋人格对员工所造成的伤害。对现代性之单面的男性精神的解构与超越——建立在单面男性精神基础之上的现代企业文化导致鲨鱼式的领导风格，导致工作狂和管理上冷酷无情的铁血作风。与之对应的后现代企业则将倡导海豚式的领导风格、倡导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以及柔性管理作风，从而构筑后父权制和后女权主义的企业文化。后现代企业文化是对本企业文脉的传承与革命传统企业进行企业文化整合之际，最重视对本企业创业过程中所积累的文化的发掘。而富有解构精神的后现代企业，将对本企业文脉进行全面的解构，从企业战略的高度，保留对企业发展有利的文化传统，并以后现代精神进行革命性建构与创新。其中包括对现代企业文化的本质性超越。后现代企业文化是个人文化视界与集体文化视界的融合富有真正民主精神的后现代企业，以多元文化为主导，在塑造企业文化代言人——公司英雄人物时，也一反现代企业的模式。现代企业文化的代言人通常就是企业的最高领导。将所有荣耀与光环集中于一人身上，这无异于塑造新的权威。而权威主义与后现代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后现代企业应以“典型人物多样化，企业英雄团队化”为原则，树立与现代企业截然不同的企业形象代言人。在后现代企业英雄塑造过程中，我们并不是要抹杀企业领袖的权威、魅力、号召力和影响力，而是要以后现代精神为本，在塑造领袖人物的同时，推出最高领袖之外的企业英雄。这些企业英雄可以是领袖团队中的其他人，也可以是“知识工人”中的优秀代表。总之，要使后现代企业实现人人为企业主人的目标，仅靠产权革命还不够，还必须进行一次文化革命。而现代企业虽然也会在普通员工中树立典型人物，但他们本质上只是企业领袖人物的附庸。达到“典型人物多样化，企业英雄团队化”的后现代企业与现代企业的普通人物典型具有本质的不同。因为无论是现代企业的领袖典型还是普通员工典型，都摆脱不了个人主义的桎梏。而通过“典型人物多样化，企业英雄团队化”，后现代企业将达到个人文化视界与集体文化视界的融合。后现代企业文化是人文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融合现代企业文化是建立在技术主义的现代社会背景之下的。因此，在现代企业文化中，单面的男性精神得以肆虐，企业如同一部向自然开战的技术主义的战车，它看到的只是矿藏、单纯的利益，它利用技术主义的手术刀，对自然、社会、甚至人本身进行理性而冷漠的解剖。现代企业只拥有或只认同工具理性，而工具理性使社会变成单面的社会，使企业变成单面的企业，使人变成单面的人。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理性走向了它的对立面——癫狂或非理性。而当技术成为非理性之时，技术也就背离了文化的范畴。这意味着以技术主义为主导的现代企业文化是建立在反文化的基础之上的。现代企业文化的困境由此可见一斑。而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平衡的社会，它不对工具理性进行片面的张扬，它倡导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的融合。在这种融合中，理性恢复为一个整体，理性成为真正的理性。后现代企业文化是真正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人类却只有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才会领悟。而正因为我们曾经陷入现代及其文化的泥潭，今天以人文理性与工具理性建设后现代企业文化才会成为我们的一项伟大任务。后现代企业文化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融合现代性之未来主义并未造就现代企业的理想主义文化，相反，它导致的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现实主义，准确地说是务实主义。由于未来主义相信只有拼命劳动才会创造美好的未来，因而它使人遗忘了当下生活的意义。未来主义使人活在乌托邦中，而乌托邦与理想主义是格格不入的。理想主义一旦沾上乌托邦的色彩，就会使人陷入疯癫的非理性状态。后现代企业文化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融合，换句话说是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化。现实主义并不排斥对未来的预期，但这种预期是对未来所进行的科学的规划，它使人在脚踏实地的基础上充满生活的激情。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与态度，它以现实为基础，并以完美的态度完善现实。而未来主义的乌托邦是以不可能实现的事物作为人们生活的目标。这就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不同，也就是现代企业文化与后现代企业文化的不同。抛弃了未来主义的后现代企业文化，将重建当下生活的意义。后现代企业的员工可能与现代企业的员工一样辛勤和忙碌，但他们并不以莫须有的未来作为生活的目标。如此对立的企业文化必然导致完全不同的企业制度。

现代文化论文例2

[中图分类号]D4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5-0082-01

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所说的现代文明更多是一种同步于世界的外国文化，虽然现代文明中有中国文化传统的部分，但似乎文化传统成了现代文明的对立面。其实文化传统对现代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内容体系

（一）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容体系

中华文化传统博大精深，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由于我们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不侵略、不称霸的民族性格。南部和西部有高山、沙漠，东部濒临大海，北部则是冻土带。整理中国文化传统其特点如下：

儒学是主流文化。孔子创立儒学框架，战国时经孟子、苟子的继承与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一个派别。在秦朝时经历了“焚书坑儒”，到西汉时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逐渐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

中国文化传统是一个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多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体系，它充分吸收了其他许多民族优秀的文化。而且有主动吸纳外国文化的举动，引入佛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二）现代文明的内容体系

文化界限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似乎没那么明晰了。现代文明已经扩展到世界范畴，超越国界而成为全球共享。因为中国和西方已正趋于同步，现代文明趋同于物质文明，其核心价值如下：

民主观念。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它是的核心思想是“民有”“民享”和“民治”。

法治精神。法治精神是依法治国又一个具有战略性号召力的新概念。它主要包括法治的善治精神、民主精神、人权精神、公正精神和和谐精神。

全球视角。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让整个世界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形成了一个地球村。整个世界范围内人们所持有的价值观念是全球伦理，也是现代文明一种独特的美景。

二、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对接

（一）中国文化传统与科学理念

在中国古代社会比较重视人文学素质的培养，对自然科学知识比较薄弱，不具备理性思维方式。但中国古代也产生了许多科学技术成果和文学作品，这些都为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二）中国文化传统与民主观念

民主观念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核心价值之一。但是，专制统治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占主导。不过中国文化传统与民主观念也是有衔接的。

（三）中国文化传统与法治精神

中国文化传统是一种温情的文化，以“仁”“义”“礼”

为活动的原则，是一种道德本位的德行文化。但“法治”概念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早就存在，战国时期韩非子以“法治”代替“仁义”治国，得到了统治者的采纳。虽然最后被中央集权制所取代，但文化传统中也有一些法典、法仪可以为现代文明提供借鉴。

（四）中国文化传统与全球视角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世界成为“地球村”，交往不断增多，以前只是同民族、同文化范畴内交往，现在面对的是不同文化渊源的对象。以前的理论渐渐淡忘，新的伦理观念即全球伦理成为潮流。但是，仍然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基因遗传，推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文明发展应该成为一项全球共同任务。

现代文化论文例3

二、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软实力”也是一个企业在现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经济下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企业文化建设首要任务是在运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围绕建设和谐社会这个当下的社会目标，在继承优良传统基础上进行创新，大胆尝试新思路、新方法，为企业的健康稳步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如新时期油田企业文化精神：从创业走向创新，从胜利走向胜利。因此，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所起作用是极其重要的。首先，企业文化对企业整体和企业每一个员工具有引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引导企业员工的思想行为和企业整体的价值取向、规范标准两个方面。如果企业的价值取向不能更好的为和谐社会服务，如果企业员工的思想行为与企业的价值取向不一致或违背企业的规范标准，企业文化就会将其纠正，并且将其引导到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规范标准上来。这是因为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一旦形成，他就有了自身的价值取向和规范标准。其次，企业文化对企业员工思想心理、行为准则具有一定的规范和约束作用。企业文化的约束功能不仅仅是传统的通过完善的管理制度来约束，更重要的是来自企业的企业文化氛围、大众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来约束。道德规范是从伦理角度、群体意识、社会舆论和共同的习俗、风尚等精神文化内容来约束企业的领导者和员工的行为。如果企业的领导者和员工违背了道德规范的标准，就会受到众人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并且自己的内心也会感到内疚和不安。在胜利油田的“三老四严”道德规范，即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一直约束着广大大庆石油人必须严格工艺规程操作、严格质量标准管理、严格公司的规章制度，打造油田企业文化品牌，实现持续发展。再有，企业文化建设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不仅仅表现在拥有什么关键技术、关键设备、运行机制和人才的竞争上，要更好的建设企业必须还要通过企业文化来塑造公司员工的团队意识，如调动起公司员工积极性，让公司员工为公司的建设、发展献言献策，提合理化的、有益公司的建议，尊重员工的劳动成果，使得公司员工觉得自己就是企业建设的一份子，在认识上与领导者保持一致，从而在行动上与企业的步调协调、一致。还有就是企业文化建设要以人为本，要关心员工、激励员工。在我国油田企业文化的核心内涵：创业、创新、竞争、发展。而经营理念则是以人为本，科技领先，效益至上，竞争发展。那么这些油田企业是如何做到的呢？那就是鼓励员工发挥内在动力，深入挖掘并发挥他们的最大的潜力以达到员工心理需求的更深层次，比如在企业内部举行各种竞赛活动、演讲比赛活动、技术大比拼、评比先进和技术职称的晋升等等来激励员工，最大限度的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样企业才有可能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提升自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最后，企业文化提升整个企业在广大公众心目中的精神面貌和品牌形象。一个企业的品牌价值是靠时间的积累，当然也是这个企业文化的积累。优秀的企业文化，对于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将发挥巨大的作用而独具特色的，个性鲜明的有正确价值观的优秀企业文化将能够产生巨大的品牌效应。胜利油田的文化理念和经营，它是用各种鲜活生动的方式进入到每一个油田员工心中的，这样胜利油田才能够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社会效益最优化这个经营宗旨。再比如大庆油田开发建设已经有50年了,为什么大庆油田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经久不衰，还保持着强有力的竞争力？那是因为它培育和形成了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核心的大庆油田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并且仍然在不断地创新和发展。可见，树立企业信誉，打造品牌形象，进而扩大企业影响，是一个企业巨大的无形资产。

三、我国企业文化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对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起步比较迟，企业文化在我国引起关注开始于八十年代中期，虽然近年来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还是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误解。这些误解和问题有可能成为发展健康、高效的企业文化的阻碍，从而减慢我国企业发展的脚步。比如片面的认为企业文化主要是丰富员工的文化生活的;企业文化没有属于自己的鲜明个性，抄袭模仿或照搬其他企业的，创新能力差；企业文化缺乏群众基础，认为企业文化建设与普通员工无关；企业领导者想要在短期内形成属于自己的企业文化，对企业文化建设采用“拔苗助长”的方式等等。

四、企业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

随着世界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经济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也越来越快，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一天比一天激烈，各企业的领导者逐渐认识到现代化的企业管理中企业文化管理的重要性，都在建设自己的企业文化。那么企业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1）不断提高管理者和普通员工的素质，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培养团队精神，增强凝聚力。（2）要正确理解和认识企业文化，勇于创新，建设有个性化、与众不同的企业文化，如大庆油田近期实施"原油持续稳产,整体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矿区,创建百年油田"战略,这必然对油田企业文化理念体系建设提出新的要求。（3）要有耐心，要不断传播企业文化，扩大其影响力毕竟企业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现代文化论文例4

1.1必须做好共同价值观的引导，用先进的价值观来引导和培育企业员工。共同价值观属于企业文化的核心所在，同时也是企业的根本信念所在，是企业管理的最高要求。企业的价值观念来源于员工队伍，来源于企业的客观环境。不同的企业，其价值观念往往不同。

1.2必须对企业精神进行深入的提炼，从而进一步的激励员工。作为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企业精神的实质便是共同价值理念。企业精神的基本内涵必须丰富且具有深远的意义，具备较强的内部凝聚力与感召力。因为各个企业的发展历程、经营管理方式、业务发展结构、员工结构等各不相同，同时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条件也有所差异，因此企业精神必然是具有独特性的。

1.3要抓好共同理念的培养，用企业理念凝聚员工队伍。企业理念也可以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它在很大程度上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了发展决策的正确指向。企业在刚刚建立时便已经拥有了初具原型的经营理念。企业经营理念的本质便是企业经营管理方法和发展之道。企业文化的建设属于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任务，也是一项非常艰巨且具有较大难度的任务，应该要有重点、分阶段的开展。不仅要有长远目标，又要有近期效果。只有一步一步地扎实推进，才能取得实效。

2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发展趋势

企业文化代表了一个企业的生命力，优秀的企业文化不但会对企业管理工作带来积极影响，同时也会对企业的思维方式以及战略发展目标的规划产生影响。现代企业基本都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提出了企业管理工作以人为中心，始终尊重人、关心人、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借助人的力量来发展企业。

2.1企业经营管理手段朝着理念化的方向发展。企业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未来发展，企业理念的转变应该属于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内容。这种管理模式和过去的管理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可以结合国内外市场环境的转变以及自身企业的实际特点来确定其经营管理理念，之后再将其落实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未来企业管理发展的趋势便是理念管理，过去海尔公司在兼并企业的过程中并非是委派财会人员，而是委派海尔文化中心的人去完成这项任务，让企业员工认可海尔公司的管理理念，在思想上形成共识，这个企业就自然被激活了。海尔公司的这种管理模式是国内企业管理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2.2管理方式朝着信息化方向发展。企业管理方式的信息化发展即是建立和完善企业信息管理系统，通过搭建统一的数据库同时对相关数据信息进行收集加工，从而为企业管理工作人员提供准确信息实现辅助决策的功能。企业信息管理系统中主要包含了财务管理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这些现代化信息管理系统的有机整合能够帮助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

2.3企业之间的人才争夺呈现出本土化趋势。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世界五百强企业纷纷入驻我国，目前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大约有超过70%的企业进入中国，他们都已经在国内设立了分公司。世界五百强企业利用其自身的福利或者提供更好晋升机会等措施来挖掘人才，实行雇员本土化，如此便导致了国内企业优秀人才的流失。面对当前的市场竞争形势，国内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怎么制定出一个有效的人才发展战略以及人才争夺对策是非常重要的。

2.4越来越多的企业朝着学习型组织的建设方向发展。所谓学习型组织指的是通过培养企业内部的学习氛围，从而最大限度的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在企业内部营造出一种系统全面的、具有较高柔性和人性化的管理组织。其本质在于借助各种学习活动来让企业员工的综合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因此在当前的发展形势下，企业学习型组织的建立已经越来越普遍化，也属于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重点方向。

2.5企业文化建设呈现出合金化的趋势。在当今时代，国内各大企业要活的生存与发展，就必须要积极与国际接轨。因为国际市场处于不断融合之中，我国企业文化建设也逐渐开始呈现出与外国企业文化相融合的趋势。如海尔公司的文化便集合了东西方的管理理念，在继承中进行创新，在引进中逐渐消化，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海尔文化。张瑞敏先生曾经这样比喻过海尔公司的企业文化：海尔文化中的团队精神是从日本企业文化中吸取的，海尔文化中的创新精神等同于美国文化。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国内企业也应当积极借鉴西方优秀大型企业的管理文化，从而最大限度的推动国内企业的发展。

2.6创立学习型企业文化。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从本质上来说即是知识传播的过程，优秀的企业中包含了有助于学习与知识共享的内部文化，而其实际行为也和企业文化有机的融合。二十一世纪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重点便是学习内容与效果。学习型企业文化建设的重心在于利用学习与创新途径来处理好过去一直以来的分工、竞争以及反应性等基础问题。在过去的企业管理工作中，过于专业化的分工让企业变成了相互独立且比较冲突的领域，不利于团队精神的培养，管理工作也出现了偏差，因此必须进行创新和改革。

3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3.1企业文化可以把企业员工都凝聚在一起，发挥出团队的能动性。现阶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即是经济成分与经济利益逐渐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因此，国内的企业应当要努力营造先进的企业文化，创造企业员工都能够认可和遵守的价值理念与企业精神，从而让企业员工的思想得到统一，最终实现提升企业内部凝聚力的效果。

3.2企业文化建设可以有效增强员工队伍的综合素质。企业文化从根本上来说即是人的管理，是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也是对员工创造性与能力的开发。企业文化的建设过程便是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模式转变的过程，它可以让现代企业内部管理工作从过去的以管物为重心逐渐向着以管人为重心转变。

3.3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为企业发展带来较多的经济效益。美国著名大学哈佛大学曾经进行了这样一个调查：“影响美国企业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研究人员在美国国内的各大大型企业以及全球五百强企业中进行了抽查，通过深入分析研究他们得到了下面的结论：优秀的企业文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企业提升经济效益，例如说雀巢公司、沃尔玛、惠普公司、大众公司等企业，他们能够获得今天的地位和影响力，都是因为其拥有自身独特的文化。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国内的企业，比如说海尔的张瑞敏先生在谈论海尔的发展历程时曾经讲过：海尔公司从刚刚建立到今天所获得的一切成绩，其主要功绩在于企业文化。

3.4企业文化可以让企业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管理相适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目前国内大部分企业已经进入了国际市场，他们在国外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设置了分公司，那么如何对这些分公司展开有效的管理，如何让其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环境，这便是现阶段我国企业所需要解决的最关键问题。实践说明，过去一直使用的泰勒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要借助于文化管理手段，来让先进的企业文化培育出优秀的企业精神和价值观念，从而对分散的企业实施有效的领导。

现代文化论文例5

二、中医药企业运用文化营销的必要性和优势

1.中医药企业运用文化营销的必要性

五千年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孕育了具有独特价值和深厚底蕴的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和国粹。中医药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凝聚着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中医药企业作为弘扬中医药文化的重要载体，国家给予了高度重视。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重点开展中医基础理论创新及中医经验传承与挖掘，研究中医药诊疗、评价技术与标准，发展现代中药研究开发和生产制造技术，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中药资源，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研究和国际合作平台建设。”还有《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也指出了发展中医药的意义和价值，对于中医药产业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推进中医药迈向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面对这样的机遇，中医药企业应该立足自身，整理和深入挖掘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发挥优势，开展文化营销，让消费者感知并且认同凝聚在产品和品牌中的中医药文化，进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样，面对市场上西药、生物药的竞争压力，消费者对中药的信任度降低等情况，中医药企业也需要大力开展文化营销，发挥中医药文化对中医药企业市场营销积极的推动作用。

2.中医药企业运用文化营销的优势

我国中医药企业在开展文化营销策略方面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首先，中医药文化历史悠久，消费者对于中医药文化的接受和认同度较高。中医药特有的文化内涵赋予了中医药产品在治疗方面的整体观，其独特的疗法使中医药产品毒副作用低，在疑难杂症和慢性病的治疗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尤其是中医的养生文化被大多数消费者所接受并推崇。其次，许多中医药“老字号”企业文化底蕴深厚，资源丰富，在文化营销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例如北京同仁堂、云南白药等企业在长期的营销活动中在产品和品牌中不断渗透着文化，使企业的文化感召力深入人心，在营销团队、渠道建设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够有力的支撑企业进行文化营销。

三、文化营销在中医药领域的成功案例—东阿阿胶

山东东阿阿胶成功的开展文化营销已经从一个固定资产几万元的小作坊发展成全国最大的阿胶及其系列产品生产企业，以文化为利器从传统企业转变成文化型企业，向中华气血滋补国宝级企业迈进。东阿阿胶挖掘产品本身的文化内涵，让消费者了解阿胶的历史，申请并获得了“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基地”的称号。阿胶属于滋补保健品，顺应当前消费者所追求的健康理念，符合国家倡导的“治未病”，通过赋予产品丰富的文化内涵，来唤醒消费者对中医药的认知，弘扬中医药文化，进而提升东阿阿胶的品牌影响力。在品牌建设方面，东阿阿胶也植入文化战略，聘请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组成团队，搜集古代经典和民间验方，形成阿胶学术文化、美容文化和滋补文化三大体系，对品牌的文化内涵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在东阿阿胶的主要标识中也运用了文化因素，红色的图形体现了浓重的东方色彩，易于被消费者接受并认可。在企业文化营销方面，东阿阿胶倡导“厚道”文化体系，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和公益活动，并通过兴建中国阿胶博物馆，举办阿胶文化节等文化活动大力传承并创新中医药文化，增进消费者对阿胶的了解，带动阿胶行业健康发展并真正实现文化价值的引领。

现代文化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6-0299-02

1 法律文化与政策的功能一致性

作为文化现象的法律是与作为治国手段的法律是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我们要了解走向现代化的法律文化与政策过程之间的关系，有必要了解作为治国手段的法律和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法律和政策都是统治阶级推行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的基本手段。它们为了维系统治者政治权力的持久的合法性存在，必须推行表面上“不偏不倚”的形象来整合各方面的利益要求，以社会的最具权威的“仲裁者”的身份，通过颁布法律和推行公共政策对人们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和行为进行规范和调整，并对各种社会政治组织进行监督。法律和政策之间的这种在功能上的根本统一性决定了作为法律运作过程中的观念形态反映的法律文化和政策过程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法律在公共政策学的视野里，就是“立法决策”，是地位和内容特殊的政策，是获得“法的形态”的政策。

法律和政策不仅在政治功能上是一致的，而且在社会职能上也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法律和政策都是调整人的行为，亦即调整社会关系的准则、尺度的特殊表现形式。它们通过明确制定规则，指引人们作出特定的选择；对个人、团体、组织的行为作出某种判断；通过规范的实施过程来对相关人员进行教育；同时根据既定的规范推测当事者相互间作为的可能趋势；对违反既定规则的当事人进行必要的制裁和惩罚等等。

2 促成法律文化现代化与政策过程民主化产生联系的条件分析

2.1 市场化改革使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历史上最深刻的伟大变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是我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的现实物质层面的原因。传统法律意识是封建的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极端落后的产物。所以,真正的治本之策的是消灭它存在的基础。小农经济不能为人们带来更多的利益追求，而市场经济则引领人们不断突破家庭的藩篱，促使人们在更广范围的族群中追求更大的利益。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是自由交易、公平竞争，是规则经济、权利经济。而法律文化、治国之策都会在生产关系、经济运行机制中、在人们的经济交往方式中寻找到真实的答案。市场经济的主体具有自主性、契约性、竞争性、统一性和流动性，他们身上所表现的权利义务的相对性, 能够自然但却有效地维护社会的总体和谐与安定有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治的传统极大地伤害了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使得诸多政策深深打伤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烙印，以首长意志和行政命令代替法律和市场规律，严重压制了市场主体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和政府角色科学定位内在要求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也就是法律文化不断更新、决策体制不断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过程。

2.2 利益是两者产生联系的永恒的纽带

利益是政策利用权威性资源进行分配的重要对象。同时，利益是法律文化的价值向度。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们的社会生活出现了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多样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要求兼顾日益多元化的利益格局。我们需要构建的全新的法律文化同样要抓住这一点。通过对法律文化的把握，我们可以坚持与推广符合法治精神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并在时机成熟时，使其获得法的形态。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服务，这是上法律文化现代化与我国政策、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内在统一的最根本的现实基础。我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需要法制人文基础的加固，“人文精神对人的价值的关怀和人生意义的追求是人类创设一切制度的基本动因。”我们在决策时，理所应当地需要深入体察民情、广泛集中民智、合理珍惜民力，以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2.3 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决定着政策过程中所必须把握的基本准则

受经济基础变动的影响，政治上层建筑也发生了重大变革。今天我们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社会的变迁呼唤着法律文化的变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内在地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中推进我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

首先，我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就是一个人治观念流行向法治观念流行的过程。如何看待权力与法律的关系是区分人治观念和法治观念的分水岭。前者认为领导人的权力高于法律，后者认为法律高于领导人的权力。我国的法律是体现人民的已知和愿望的。法律规定的决策、政策的程序性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必须适时地升为法律，成为全体公民共同遵守的准则。

其次，我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同时又是一个“国家权力本位”观念向“公民权利本位”不断转变的过程。现代法学认为，权力和职责相对应,权利和义务相对应。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是法治社会得以形成的人文条件。权力本位是指以国家权力为本位,强调公民只有服从的义务,专制社会的法律文化都是如此。权利本位是指以公民权利为本位,要求国家权力必须以维护和服务于公民权利为义务,民主社会的法律文化便是如此。人民选举国家官员是体现民利的重要表现，然而民利更多的情况下是通过政治参与来体现。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迈向现代化的法律文化内在要求我们的法律必须安排民众有序参与政策制定过程。这是评价社会民主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准，这也是制定出来的政策能否充分反应和表述人民最根本利益的重要标准。我们很难想象一项政策在脱离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前提下能够充分表达和体现自己的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从而实现自己的合理诉求。

再次，我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同时又是行政官员服务意识和公民主人翁责任感不断增强的过程。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的深入，将不断荡涤持久积淀在我国公民心中的臣民心理，进一步地树立公民观念。在全新观念塑造的过程中，善于发现政策过程中违背自己愿望、侵犯自身利益、抵触具体程序原则的环节和过程，并在遵循法制精神的原则基础上与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同时，各级领导干部要彻底摈弃“官本位”思想，明确认识到权力只能姓“公”，不能姓“私”。只有在政策制定、执行的整个过程中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把握“执政为民”这个原则，才能赢得人民的尊重和应有的地位，才能获得自己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又次，行政法治是法律文化在制度层面上同政策过程民主化相结合的现实体现。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法律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构建的。它的构建的过程，必定也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付诸实践的过程。与此同时，走向现代化的法律文化也是突出强调对权力实施必要的监督和制约的法律文化。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党和政府处理行政事务的基本方式。而行政权力行驶的特点之一是行政首长负责制，是上下级之间的命令和服从。

第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加强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和政策民主化之间联系的外部原因。世界贸易组织是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长期运行的产物。加入世贸组织,不仅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全面、深刻的影响,而且也使中国的法制建设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与严峻挑战。为了切实履行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应尽的义务和中国所作的承诺,我国基本完成了法律、法规、规章的清理和修改工作,按照法制统一、非歧视和公开透明的原则,抓紧完善既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又符合我国国情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为发展中外经贸合作关系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同时入世也给中国的司法改革带来了新的契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将坚持兼顾公正和效率的价值取向,与时俱进地深化司法改革,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司法制度。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法律文化与世界各国各地区法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大大加快,这将极大地促进中国法治文明与世界法治文明的共同发展。同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是一次重大的机遇，这对于中国人民认识这一套规范体系、各行政部门遵循世贸组织规则行事有着重大的意义。我国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行政部门收到世贸组织规则的约束。这同样迫切需要我国各有关行政部门认真对待与全球化浪潮相适应的法治化进程，慎用自由裁量权，广泛倾听社会的声音尤其是专家的意见，确保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以适应入世的需要。

3 结论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的过程是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走向完善，由“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是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是国家权力本位转向公民权利本位的过程。在政策的准备阶段，由于公民民主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民主程序的不断完善，一些有利于大多数公民根本长远利益的政策提案将会不断酝酿形成；在政策的执行阶段，由于行政法治的推行，权力结构的科学调整，加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部力量的推动，公共政策的执行日益注重权力的监督制约，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落实，提高政策主体的综合素质，而政策客体在自身利益得到切实尊重、障和增进的过程中增强了对政策的社会认同感。当然，一些曾经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行之有效的政策必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走向终结。而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将会继续完善，甚至可能进一步获得法的形态。

总之，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是法律实践的深化，渗透到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必定也是政策实践的现代化。我们坚信，我国的法律文化现代化与政策过程民主化必将继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继续良性互动下去！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现代文化论文例7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科学规划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用先进的文化培养公民的现代化公民人格，以文化和人的品质的现代转型，促进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小农人格向公民人格的嬗变，实现“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

一、先进文化和国民现代公民人格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大国向工业和信息社会跨越式转型的剧烈嬗变中，文化、政治、经济等领域内部和各领域相互间思想、制度和机制的冲突和错位，孕育了社会生活中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感性和理性、垄断和竞争、强制和自由、腐败和廉洁、人治和法治、蒙昧和科学的冲突与矛盾，阻碍着科技、教育、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和谐发展，显示着社会和谐发展对先进文化和国民现代公民人格的急迫需要。

（一）文化和先进文化

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物质文化为人的衣食住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和给养；制度文化调整和规范人的行为，为社会生活的有序展开提供各种组织制度和机制；观念文化包括思想、艺术、科学、哲学、法律、政治、道德、宗教和神话等内容。文化具有广泛而丰富的应用价值、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在文化和人的密切交融与相互作用中，文化哺育着人类心灵的健康发育和茁壮成长，塑造着人的生活方式、人格品质、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先进和科学的文化是“真”的发现“、善”的积累“、美”的创造。先进文化是推动人与社会不断进步和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制度保障、精神动力、智力与思想源。先进文化引领正确价值追求、规范优良道德实践、确立民主制度和法治机制、繁荣科学理论和思想、孕育健康社会风气、塑造公众完美的主体人格。善于吸收人类的先进文明、建设先进文化，是领袖们一贯倡导的。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P299)也说过：“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还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2](P706—707)今天，建设中国现代化的先进文化，即是推进社会道德思想、文化哲学、经济制度、政治文明、法制文化的积极变革与发展，培育社会和公民现代化的科学精神、健全的民主法制和广泛的政治参与制度与机制、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生活方式、较强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尊重知识和人才的实践理性、义利兼顾的价值追求等，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与前提。

（二）人格和现代公民人格

人格是文化塑造的结果，是人的道德品质、审美趣味、知识积累、思想素质、政治修养和心理健康等的内在素质和外在表现，代表主体的知识、文化、审美、道德修养及实践理性等素质同社会要求相吻合与协调的程度，是主体社会价值的客观表现和评价标准之一。构建和谐社会，亟需用先进文化营造蕴含丰富先进时代性文化内涵的社会有机环境，定向培育国民现代化的公民人格——习惯公平竞争、密切合作；尊重知识和人才；奉公守法、合法取利；崇尚民主与法制、积极参与政治，具备相应知识和能力；习惯社会变革、善于接受新事物；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和看法及要求；守时惜时、对个人和社会充满信心、办事讲究效率；善于制定和实施计划；信任并善待他人与社会；善于扬弃传统的思想和智慧；积极沟通、相互尊重、自信，善于保护弱者和地位低的人的自尊和权利；了解社会生产、教育、政治运行过程，能正确处理合作与竞争、纪律与自由、生产和效率、组织和个人的关系；具备良好的文化生活、物质消费理性；能实际体现优良的家庭道德、公共道德、职业道德；具有爱国、艰苦朴素、注重环保的情感和行为习惯；注重家庭、学校、社会组织功能对人的养成教育，善于以优良的文化价值、文明习惯、正确方法教育人，引导公众做正确的事、健康的人。

二、塑造国民现代公民人格的宏观文化战略选择

塑造国民的现代公民人格，需要从宏观层面确立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培育全社会共同的现代化文化观念和价值追求。梁漱溟先生认为，社会文化的核心内涵，是国民共同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进行文化变革，也需要首先从这里着手。“概人类文化占最大部分的，诚不外那些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技术、组织制度等。但这些虽极占分量，却只居从属地位。居中心而为之主的，是其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之价值判断。——此既是说，主要还在其人生何所取舍，何所好恶，何是何非，何去何从。这里定了，其它一切莫不随之。不同的文化，要在这里辨其不同。文化之改造，亦重在此，而不在其从属部分。否则，此处不改，其它尽多变换，无关宏旨。此人生态度或价值判断寓于一切文化间，或隐或现，无所不在。而尤以宗教、道德、礼俗、法律，这几样东西特为其寄寓之所。”[3](P297)因此，通过现代化的教育、科技、道德、政治、法制、经济文化建设，培育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文化审美追求，是国家文化战略的合理选择。

（一）推进教育现代化发展、培养人的现代化人格品质

解思忠在《中国教育忧思录》中，对中国教育存在的缺陷进行了如下的概括：近乎空白的人格教育、乏力的精神教育、被功利熏染的道德教育、偏废的文化教育、倾斜的科学教育、落后的健康教育、薄弱的职业教育、狭隘的审美教育。这些不足，揭示着我国教育现代化存在的问题。教育包含教育设施和设备等物质条件，教育体制、制度和结构等制度体系，教育思想、目标、内容、方法和教师队伍的职业修养与人格品位等文化思想内涵。相应地，教育现代化就是教育目标、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师队伍、教育方法、教育手段、教育管理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既是科技和经济现代化的先导，也是政治和文化现代化的前提，还是人和社会现代化的必要科学食粮和人文基础，培养人的各种现代化素质和能力，塑造国民健康的多元现代人格。

（二）促进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现代化

好的关系胜过好的教育。家庭熏陶和学校教育，应当循序渐进、文化养成；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教育孩子和学生如何尊敬师长、爱护环境、团结同学、认真学习、讲究卫生、科学饮食、锻炼身体入手，促进他们的成长健康、心理健康、人格健全、自强自立、养成良好习惯、自爱、爱家、爱校、爱国等。家长与教师依据感性经验与目的教育孩子和学生，忽略健康人格、习惯、实践理性的养成，会损害他们的人格、身心健康，破坏他们的全面、自由地和谐发展。家长和教师对儿童只养不育，代劳一切，纵容放任，不教导孩子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不培育孩子健康的人格、自立的能力、做人和做事的良好素质，违背科学、文明教育的要求，其结果是不道德的。

（三）普及现代科技文化知识、培养公众的科学素养与科学精神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发展和应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马克思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力量”[4](P184)、“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4](P184)、“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4](P184)受传统人治文化的影响，我国公众普遍缺乏实用主义的科学精神与素养，社会和公众极度缺乏对科技的自觉向往和强劲追求，这造就了中国社会近代百年的屈辱历史。普及和强化各种自然科学和现代科学知识的教育，培养公众的科学精神，塑造公众自觉尊重科学、崇尚科学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培养公众积极学习并善于运用科学技能的实践传统，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和崇尚科学、积极学习科学、合理地利用科学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循序渐进地积累公众良好的科学素养和相应地实践精神，是文化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内在需要。

（四）推进政治文化现代化、营造崇尚民主法制的社会文化环境

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公民社会，促进国民对政治的广泛有效参与，让各种社会组织获得充分发展并分享部分社会管理职能，鼓励各种工商业、金融业、教育和公益服务类的社会团体和组织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循序渐进地加强权力监督，促进政府职能在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不断获得完善与发展。彻底改造官僚文化，“官文化”造就了高高在上、俯视众生；自以为是、自私自利；心胸狭隘、因循守旧；顺上欺民、当官弄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官官相护、徇私枉法；投机取巧、欺上瞒下的异化人格，这些是民主法制现代化发展必须根除的绊脚石。促进法制文化、民主制度和行政道德的完善与发展，这是现代化过程中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内容和要求，对于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而言，没有政治和法制的现代化，不能彻底改造官僚体制，不能确立现代化的行政道德规范，不能培养公众优良的现代化政治人格，中国的现代化最终就不可能彻底实现。按照专业过硬、政治合格的标准，对党员干部、政府官员和公务员进行考核、任免、奖惩，使之在专业素质优良的基础上，做业务过硬、政治合格的掌权者。他们应当能自觉将优良专业能力和合格政治素质统一起来，正确、高效地履行职责，推动政治文明的现代化发展。切实保障行政官员和公务员懂法、守法，依法行政，培养党员干部的现代化素质和能力：有坚定的社会主义觉悟和为人民服务的愿望，尊重知识和人才，具有民主法制意识和能力，崇尚公平竞争，具备鼓励和支持年轻人和下属大胆创新的精神与勇气，善于和观点不同的人团结协作、和谐相处，具有健全的知识结构，政治合格、业务过硬、精神追求和人格健康等，能够依法行政、奉公守纪、恪尽职守，做到向上对党负责、向下为民尽职。

三、以文化养成教育，培育社会和公众健康的社会实践理性

“文化养成教育”，就是通过营造具有积极文化内涵熏陶的生活、学习、社会环境，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审美、做人、道德实践、交往、合作、竞争、守法等环节中，贯穿寓教于乐的指导思想，以循序提高主体的道德修养为目标，在具体活动中蕴含正确的价值和行动导向，训练和引导公众逐步养成良好的行为、认知、价值选择、道德实践习惯，不断提升主体的社会实践理性，塑造主体的健康人格和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群体，以有效地推动人的现代化发展。

（一）塑造义利兼顾的人生和社会理性

在继承艰苦奋斗、勤俭耐劳、崇德尚和、爱国奉献、探索求知的优秀文化传统，丰富民主法制、公平竞争、尊重知识和人才、诚实守信、善于创新、习惯变革等先进文化内涵的同时，注意摒弃传统重义轻利理念的束缚，塑造义、利兼顾的人生和社会理性，注意克服和纠正市场经济下唯利是图的自发行为，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协调，是人和社会健康、和谐发展，彼此相互促进的文化保障。

（二）培养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提高公众和社会的环保理性和能力

现代化的工农业生产、商业经营和生活消费，对环境产生了无情污染和巨大破坏，导致了资源的枯竭、生存环境的恶化、社会矛盾的层出不穷。如土地的沙漠化、淡水资源的枯竭、社会分配不公和腐败的愈演愈烈、各种食物中农药的高残留、农药和化学制剂广泛使用对土地和水源以及人的肌体的潜在毁灭性伤害等。培养人和社会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能力，克服和纠正商品经济自身无法抑制的非理性功利追求，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把兼顾社会效益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把属于子孙的土地、资源和环境保护好，是中国社会现代化无法回避的艰巨任务。

（三）重塑和弘扬社会人文精神与理想

市场和资本势力的异常活跃、感性生存的自由与疯狂、市场经济原则的独步天下、实用主义的大行其道、政治现代化的艰难爬坡、社会法制的极端疲软、高尚审美的普遍劣质蜕变、信仰和理想及归宿感的丧失、心灵世界的空虚，导致了文化生活的极端多样和感性、文化价值的异常多元和无序、文化人格的严重落后和畸形、文化环境的“合法”污染和混乱、文化继承的群体消极和无为、文化变革的普遍自发和无序、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庞杂与唯利是图、文化建设的无序和制度管理的严重滞后、健康平民文化的销声匿迹和“精英文化”的畸形繁荣等。积极推进先进文化建设，用丰富的时代性先进文化精神与品质，培养公民的科学精神、民主法制意识和能力、广泛的政治参与能力、自觉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尊重知识和人才的实践理性、习惯平等竞争的主体人格、追求道德完善的价值取向、义利兼顾的人生追求、文明礼貌的良好修养等，是培养国民现代公民人格的实际需要。

（四）塑造公众和社会健康的生活理性

通过制度化、量化、操作性强的制度建设，及时考评奖惩，培养公众简朴、实用、科学、合理消费的实践理性，杜绝铺张、浪费、奢侈、攀比的消费观念和消费道德，引导公众追求健康、文明、淳朴、真诚、相互帮助的价值追求和交往道德，循序渐进地培养公众自由、快乐、简洁、文明、义利统一的生活理智和生活道德，弘扬爱岗、敬业、创新、合作、讲求效率、注重质量、乐于自我完善的工作观念和职业道德，等等，是丰富时代性先进文化内涵、建设文化养成有机社会环境、培养国民健康主体人格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五）有效增强和普遍提高公众的民主法制意识和能力

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法制化变革，是国民文化心理和人格的现代化转变过程。民主和法制建设是社会现代化的内容、文化现代化的方向、培育公民民主法制意识和能力的制度保证。只有民主法制观念和习惯深入人心，公民理性的民主法制人格才会逐步形成；只有民主法制成为社会和公众普遍的意志要求和实践行为时，才可以说民主法制建设已经熔铸成了相应的社会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心理中的意识形式，成为了培育人与社会的民主法制能力和促进民主法制传统不断形成和发展的良田沃土。

因此，丰富先进的时代性、民族性文化内涵，全力塑造文化养成教育的有机社会文化环境，贯彻文化养成原则，用积极的社会文化价值导向，塑造公民健康的审美心理结构、意志结构和行为习惯，培育国民健康的主体人格和文化生活理性，形成国民普遍的现代观念和现代公民人格，使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同现代化要求协调一致，促进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物质、制度、思想保障。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现代文化论文例8

二、“和谐化艺术设计”

“和谐化设计”的概念及核心“和谐化设计”的概念。所谓“和谐化设计”，也叫“和谐化艺术设计”，是指在现代艺术设计过程中，坚持以“和”文化精神为指导，在处理人、作品（产品）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构成作品（产品）的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时，调和其矛盾与对立、使之获得动态平衡，建构一个有机协调的统一整体，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受众的实用和审美的双重需求。四、“和谐化设计”的基本内容，和谐化设计的基本内容就是指现代艺术设计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协调关系。主要包括：设计主体关系的和谐、设计主体与消费主体关系的和谐、主体与客体关系和谐、客体关系的和谐、设计主客体与环境关系的和谐等等。

（一）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和谐

“主体”包括设计主体和消费主体，是设计中人的因素。“客体”是指设计对象，即由材料构成的产品或作品，它属于设计中的物的因素。因此，从本质上讲，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设计中人与物关系。客体是联系设计主体与消费主体的中介与桥梁。主体与客体关系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设计师与产品或作品的关系；二是受众与产品或作品的关系。要建立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和谐关系，首先，要实现设计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和谐。设计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作品或产品是设计师的创意和设计意图的物化，设计师的设计思想要通过作品或产品来表现；另一方面，设计师是产品或作品的直接创造者，设计师的素质和能力决定产品或作品的艺术品位和特色。当然，设计师的设计思想在产品或作品中的体现程度，受到设计手段的制约。所谓“设计手段”，是指设计师用以作用于设计对象的一切因素，包括物质手段（硬件）和精神手段（软件）。设计手段是联系设计主体与客体的中介，采用何种手段对设计效果的影响极大。在普遍采用电子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现代艺术设计中，必须建立和谐的人——机关系。电子计算机是模拟人类思维的工具。在人——机关系中，人永远处于主动地位；人制造和利用电子计算机为人类造福，绝不能成为电子计算机的奴隶。在艺术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对电脑及网络技术的熟练程度和操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设计的质量和效率。因此，每一个现代设计师都应当把学习和掌握电脑及网络技术作为一门必修课，这是建立人—机—产品（作品）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必要条件。

（二）客体关系的和谐

客体关系的和谐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客体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和谐；二是客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和谐。首先，产品或作品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和谐的。为此，必须做到以下三点：其一，产品或作品的形式构成关系的和谐。前面讲过，西方传统美学是特别重视形式美的，受其影响，现代艺术设计十分重视产品或作品的形式构成关系的和谐。比如：平面设计一般由文字、图案、色彩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其形式美。其中，文字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在某些平面设计中，甚至可以文字为主题。图案由点、线、面三个要素构成，协调点、线、面的关系，是构造形式美的关键。可见，能否构造和谐的色彩关系，对设计效果的影响极大。

（三）设计主客体与环境关系的和谐

所谓“和谐化设计”十分注重设计主客体与环境关系的和谐。设计主客体与环境的关系是指人、产品（作品）与环境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人与环境的关系。设计离不开环境。“如果我们脱离环境而存在，那么就不可能有什么设计活动，也不可能产生正确的观念和思想。正确的设计也就不可能创造。”艺术设计的环境包括两个方面：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有学者把研究设计主客体与环境的关系的学科称为“设计生态学”。从设计生态学的视角看，设计生态系统是由主体、客体与环境构成的有机整体。离开了环境，设计生态系统就不能正常运行。主客体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环境对主、客体产生重要影响。就自然环境对设计的影响而言，自然环境成了一些设计师的灵感之源，比如，当代西方有的设计师受生态环境被破坏而产生灵感，提出了“生态设计”、“绿色设计”等新理念。

现代文化论文例9

对中国民法发展与民法现代化的问题,在学术界几乎从来就没有达成一致。但是,从现代化的特定语境来说,似乎又是一个合符逻辑的话语形式。本文正是从现代化的语境出发,对该问题进行辨正,并分析其意义。

一、中国民法现代化的话语背景

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曾写道:“‘现代化’是一种通用却又意义不明的表达”。[1]实际上,英语Modern一词早就存在,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历史学家将君士坦丁堡自1453年陷落之后的历史称之为“现代史”,用以将他们的时代与他们所称的“黑暗中世纪”相区别,说明历史的进程。十月革命后,苏联历史学家认为开始了一个新时代,于是把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后至十月革命前的历史称之为近代史,而将十月革命后的时代称之为现代。1949年后的中国学者也如此这般地(以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为界限)使用了近代和现代这两个概念。可见,西方学者对历史的划分以及对Modern一词的使用并没有作太细的区别,也可以说,他们所用的Modern包含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近代和现代的意义。[2]因此,对于现代化,即英文Modernization的翻译和理解,也就因对现代意义的不同运用以及意欲表达的意思甚或对不同时期的强调而略有侧重,也因此出现不太一致的表述,有的用“现代化”,也有的用“近代化”,还有用“早期现代化”等来表述的。因此,从广义上理解,有人认为现代化一般“指整个世界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过程,它从16世纪开始,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由于这一过程很长,不妨对其作更细的划分,其中较早的阶段可以叫做早期现代化,也可以叫做近代化”,[3]据此,不妨认为狭义上的现代化仅指相对于近代化而言的距今天更“近”的时期的“现代”社会的发展。其实,这种过细的划分似乎并不利于对社会发展过程的全面观察。同时,权威的现代化研究者认为,“现代化”是从西欧开始,然后向世界传播的。[4]更重要的还在于“现代化”和“近代化”,二者从其根本意义和价值取向上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就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的表述,所以,我们视其为同义语也未尝不可。而且,现代化不单是社会经济等某一领域的发展,更表征着社会在现代科技革命的冲击下,也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是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的变化和发展[5]。所以,笔者倾向于把现代化作为一个相对和发展且含义广泛并与近代化同义的概念来理解,将其看作是“一个发展的动态过程和现实活动,相对于传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6]。易言之,现代化首先是一个发展的范式,[7]是社会由传统到现代进步并体现现代性的不断变革的趋势和过程。它是指社会不可避免的全面转型和发展,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渐发展,市民社会逐渐形成并日益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过程;是由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但刑事强制规范占主导地位的礼俗社会向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至上性,诸法分离且民事授权性规范占主要地位的法理社会的演进的过程;是体现理性精神的科学技术从神学桎梏中解放出来,并不断以其历史前进的杠杆的革命性力量,推动人类文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又向知识社会演进的过程;是平等、自由、民主、开放、竞争、科学、人文精神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牢固成见”,人的素质不断提高,人不断占有现代精神的过程[8]。所以,我们通常并不一定在时空意义上对其作严格的区分。至于那种“绝对”意义的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它社会生活方面达到某个共同指标,则将其视为某一阶段现代化的状态、程度或目标,由于该种指标反映和表征了现代社会的属性和特征,故又可名之曰某个阶段社会所具有的现代性。其实,此所谓“绝对”的意义也是相对的,不同阶段的各项指标会随社会的发展而调整,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征,恰如今天的电子化、信息化与19世纪20世纪的工业化的重大差异。

现代化不仅是社会的转变的过程,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它还是一种研究的范式,是与本土化、后现代化(Postmodernization)或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等范式相联系但又显然存有区别的研究进路。所谓本土化或本土范式,人们认为其往往多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出发,反对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发展之单线发展观,而强调社会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平面化共存。[9]似乎它并不认同传统与现代二者的截然分别。对此,笔者认为,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是简单地划分为若干对立的路径和样式,总是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复合与多样性,在很多时候,二者其实是很难截然分别的。我们放眼当今世界,会发现“现代化”如欧美诸国者,仅就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论,我们似乎应该承认其已经充分发展而“现代化”了,然而,如果具体考察将会发现,在其大公司与现代技术称雄世界的同时,仍然存在为数不少的规模不大的手工作坊,这种手工作坊也许早已“古”不堪言了,但是,我们绝不会因为有小作坊的存在就否认其经济与社会的现代性,况且此小作坊与彼小作坊所具有的意蕴和存在价值也是不可简单化而等量齐观的。换言之,传统与现代应是相比较而言而不是决然的对立的划分,我们似乎更应从相对的和总体的意义上对其进行认识,看到其由低而高,由落后而发达的发展和演进态势———尽管时间的推移并不就一定意味着发展。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与现代的共存又未尝不可。在笔者看来,本土化不是一般意义的对现代化的反动,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发展所做出的另一种解读和诠释,似乎也不是通常的所谓后现代化的话语。被我国学界不少人认为是“本土化”代表的朱苏力先生就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他说人们很多时候对他的观点多有误解,其实,他不过是不大愿意重复那些大家都已经接受的东西罢了,因为那已经是讨论的前提了。苏力先生不认为,讨论本土资源会走向封闭。[10]在这里,我们显然不能忽略苏力先生所谓本土化所蕴含的趋于发展的态度和取向。其实,本土化无非是更加注重与本土因素(或“本土资源”)的结合及其对发展的影响罢了。不过,联系我国社会总体上还不发达的现实,从整体的以及更宽的视野,我们似乎应立足于社会各方面全面的吸纳、建构和发展,而不仅限于本土化。因此,现代化相对于本土化的研究范式,可能更具包容性和积极意义而少误读。

至于后现代化的思潮或曰后现代话语,也确实影响着人们对一些问题的分析。我个人认为,在大多数时候,学界对后现代思潮作了简单化的理解。其实我们不应简单地将后现代主义一般的理解为解构(deconstruction),相反,如果说它更多地是从现代化的缺陷出发所作的批评和反思,也许更具积极意义。就我的理解来说,它虽然是对现代性的反动,但它不是要完全否定现代化,而是要纠正启蒙理性所标示的现代性的狂妄自大、傲慢与偏见,以另一种极端方式使现代化更趋“绿色化”。[11]其实,所谓后现代是否真正的“后”于现代了也不无疑问。李泽厚先生曾把艺术领域的后现代看成是“极度现代”(extremelymodern),而不看作是“后现代”(postmodern),认为“它们恰好是‘现代’的极度扩张和直接伸延,这种扩张和伸延表现为某种‘普及化’”,而真正意义的“后现代”离我们为时尚远[12]。因此,我认为,面临后现代化话语的流行,我们不应视而不见,反思固然重要但更应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际,诚如有学者所言,应自说自话[13]。我们不应不加分析地认为后现代主义就是挑战一切、摧毁一切、战胜一切,它是有前提的,其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是在此前提之下的反思、怀疑与反对。如果一个国家和社会连基本的现代文明水准都不具备,“现代化”尚且不及,何谈后现代与后现代化?正如因营养过剩而肥胖的人们可能会大叫控制食物的过量摄入而挑剔饮食,要求减肥,但对于饥饿的人来说最为急迫的问题是解决食物的供应一样。前者是对的,后者也是对的。对于各方面还远未发达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应该关注的更多的是诸如解决食物供应的问题而不是需“减肥”而挑剔食物的问题,应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发展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而不是人云亦云地跟着时髦而似乎已后现代化了。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工业化社会产生而没有在落后国家萌芽了。因此,我不认为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之不可区分和调和。在我国当下的社会现实面前,我们应更多关注的似是现代化这一颇具意义的现实话语对我国社会及其法制和法治的积极作用,恰如哈贝马斯所坚信的“启蒙与现代性是今天尚未完成但值得继承的事业”。[14]在我国这也正是当务之急。

二、中国民法现代化何以可能

基于上述理解和分析,如果我们不是过度苛求现代化理论所作的诠释,立足于建设而少批判,我们将会发现,现代化的过程在我国确乎正在发生,社会面临转型也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从清末以来我国社会就开始了转型,正如“五四”以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而救亡总是又一次压倒启蒙一样,[15]百余年的中国历史负载了太多的不幸,现代化的过程充满了太多的痛苦和坎坷,至今仍在并不轻松地进行着。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手段,法的价值是通过经验来发现并通过理性来发展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各种方式,尽可能有效地建筑社会结构,以最小的阻碍和浪费,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利益需求。[16]在社会与法律的关系中,是社会决定法律而不是法律决定社会。因此,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法制也必然发生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亦即实现法制的现代化。换句话说,法的现代化是社会之全面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其实,从现代法治思想与制度的肇始与发展,据伯尔曼的研究,在工业革命前就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与社会的变革,即开始了从中世纪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从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起,除了革命变革的某些时期,西方的法律制度持续发展达数代和数个世纪之久,每一代都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进行建设”;“这种持续发展的自觉过程被认为(或曾经被认为)不仅仅是一个变化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有机发展的过程。甚至过去巨大的民族革命,……最终也都放弃了对这些革命或革命的某些领导人所曾试图摧毁的法律传统的攻击”。[17]如果这个思路能够成立,我们当然也可以说,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也将逐步经历一场由身份到契约的变革,由以往的熟人社会渐次迈向“陌生人”社会,作为调整市民社会关系并为市场提供一般规则的民法,也当然应该而且必须与社会及其法制的发展同步,当然地应该实现其现代化。鉴于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结论,民法现代化作为民法发展与变革的基本范式,是民法发展的概念,借以反映民法的发展与变革而体现现代社会的特点并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过程。从操作层面,也就是不断地制定、修改和完善我国的民法,使其从内容、形式到观念体现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本规律,满足日益复杂多样的权利保护的需求,逐步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民法体系。明乎此,民法现代化与法制的现代化一样,不仅意味着中国民法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变革与创新,而且也体现着人们基于社会全面发展对法律进化的认同以及不断探求和推陈出新的价值取向,是中国民法发展的必由之路。它当然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更应该是一个能动的变革的过程。

然而,这仅仅是逻辑(或理论的)推演,现实是否真的如此?理论与实务界是否对此都认同呢?换言之,民法现代化之说真的可能吗?这是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北京大学法史学教授李贵连先生说,法律现代化和民法现代化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古代没有民法,后来我们仿造德国民法典制定大清民律草案,德国民法典本身就是现代化的,怎么过了100年又来说现代化呢?所以,“我对中国民法现代化的概念是不接受的,是接受不了的。我觉得中国没有什么民法现代化的问题”。[18]应该说李贵连先生的观点在学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也有其道理。其实,就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有民法、今天是否存在民法现代化之说,似乎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较长时期以来,由于论者所持立场和标准不同,似乎使这一问题成了无法完全达成共识且颇具争议的难题。[19]如果一定要以现代西方民法的观念来衡量,诚如谢怀先生指出,即便在西方,连“古代民法”、“中世纪民法”等提法都不恰当,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没有民法。因为近代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但如果说近代民法中有的制度在罗马法中就有了,这还可以。[20]因此,我们不能不加区分的笼统地说我国古代是否有民法,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就此进行探讨。如果说以确立权利为基础的体系化的成文的民法在中国古代确实不存在,但自古却存在着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和相应的法律调整,[21]存在着在特定情况下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纠纷的具体方法和规则即民事法律规范,应当没有疑问。如果在此意义上认为,中国古代的户婚、田宅、钱债等是古代中国的民法规则也应该是可以的,只是这种规则由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实在不算发达而已,其表现形式也颇具“中国特色”。正如梅仲协先生所言,“礼为世界最古老最完备之民事法规也”,至唐时,“惜乎民刑合一”,在最完备的“中华旧法”中,“其民事部分,唯户婚、杂律中,见其梗概耳”。[22]这些既存的固有制度不可否认也是民法的具体表现,而且其对后来改制和立法颇有影响。当然,由于它是农村“熟人社会”的产物,其内容的传统性和保守性当无异议,且不具形式理性这一现代社会(至少在具有法典化传统的社会)对民法的诉求,因而,我们把中国民法在其既存的规范基础上适应社会的进步而转型与发展的进程名之为现代化,应该可以吧?如果按照梅因的说法,从一个社会刑事法律与民法的比例即可以判断其文明与开化的程度,“法典愈古老,它的刑事立法就愈详细、愈完备”。[23]我们更能合符逻辑地得出民法现代化的结论。虽然我们不能简单认为梅因的说法就是真理,但其确是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从刑法社会到民法社会演进发展的过程也表明社会发展的过程,从诸法合体与民法的落后到民法的逐渐发达,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甚至我们可以说,私法(民法)文明是法治文明乃至社会文明的核心。中国今日之需要民法调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我国民法之落后又使其发展变得极为急迫。因此,我国古代民法的不发达不但不是否定民法现代化的理由,恰是我国民法之需要现代化的原因。同时,近代以来,虽然我们在文本形式上引进了当时的“现代民法”,但其只是文本而已,而民法绝不仅仅是一个文本,它是一个动态和发展的系统,具有其独特的精神意蕴。当我们引进现代民法的文本之时,现代民法的价值和精神并未能被同时引进。由于社会条件的不成熟,以及文本本身不是由经验而来,自然有一个将其与中国之社会现实结合并适应不断发展着的社会现实而向前的发展过程。人需求的无限性以及社会发展的广延性,使民法的发展呈一个自然的社会历史过程,此过程不也可称为民法的现代化过程么?总之,我们从宏观和民法与中国社会关系的视角似乎已经明了,社会的发展需要民法的发展,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民法现代化的法制现代化在内的全面现代化的过程。易言之,民法现代化乃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24]虽非不证自明的公理,但其确是符合逻辑与社会现实的客观需求。可见,我们如此这般坚持和强调民法的现代化,不是出于任性,而是对现实的尊重和对于民法现代化的相对和发展的意义的理解。试看当初被人们认为不朽的民法典不也经历了诸多的演进么?因为这种演进,我们认为已经现代化了的各国民法,由于种种社会条件的变化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发展的机遇,[25]其因势而变的现展我们当然可以称之为民法的现代化。没有不变的绝对的现代化的民法,即便此时是现代化的民法,彼时亦未必还可谓现代化。从发展的角度讲,“法,唯有法律家的每日力求阐明之、改善之,始能恒久存在”。[26]其实,对法的阐明和改善,远不止由法律家所为。三、中国民法现代化的意义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中国民法现代化不仅是民法发展的态势与事实,也是民法研究的基本进路,是民法学者不能回避的问题。对其涉及多方面的问题,笔者拟另作研究。这里需强调的是,现代化的民法发展模式与研究进路,在我国当下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民法现代化强调了民法的发展进步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为民法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背景和素材。我们把民法现代化置于社会的发展视野之中,不是说将其视为不证自明的当然的理论预设(尽管从宏观上看似为不可抗拒的趋势),而恰恰是想说明,民法的现代化与社会之任何现代化事业一样,都必须有其历史、文化和日常经验的根基。历史是不能被割断的,文化更是以其强大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日常经验则是人们经过长期试错取舍而形成的习惯,它们无一不对民法的这一与人们生活悠关的法律的发展产生影响。不管是通过立法的抑或司法的过程而实现的民法现代化,它都不可能是突兀而至的,相反,是由其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的社会需求促成的。现代化的理论正是要使人们对社会之重要规范的民法及其作为调整私人社会关系的法律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联系的了解,从而对民法及其发展有明确的观察路径,正确理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第二,民法现代化理论通过对民法与社会关系的揭示,刺激人们对民法现代化的系统性的关注,即民法现代化不仅是民法制度的现代化,而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民法观念、制度、形式及其方法的系统的变革。作为规范体系的民法,当然是制度化构造的,但制度以什么样的形式才能构成一个合乎逻辑的体系,有限的成文法靠何种方法进行诠释才能使其因应社会的发展而达到其规范社会而至秩序化社会的功能,民法需要何种思想观念为基础才能发挥作用,等等,无不相互关联,缺其一民法现代化将无以为继。因此,讨论和探究民法的现代化,不仅要关注制度现代化,更要重视形式与方法的现代化,还必须强调民法观念的培植与更新,并以此成熟民法的社会心理基础与客观环境。第三,渊源于社会现展的民法现代化,揭示了法律发展进程中确定性与变革性的关系,为民法发展提供了观念上的先导。“法律必须稳定,但不能一成不变”。[27]法律的确定性的意义自不待言,但如拉德布鲁赫指出,“法律上的效力只能在毫不脱离民众生活实际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否则民众生活就会拒绝服从它;一项法律只有在其实际运用于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指望切实可行时,才会‘产生效力’”。[28]也就是说,如果社会生活已发生改变,但法律若非随之而改变的话,它将不被人们所认同和遵守,此时其存在的意义就近乎为零。因此,在坚持民法对规范社会生活的确定性的同时,必须适时而主动的变革民法,使其适应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需求,起到“市民社会”的作用,也因之使民法的“立”、“废”、“改”成为人们的自觉而理性的行为。

--------------------------------------------------------------------------------

注释:

[1]〔美〕芮玛丽.革命在中国.〔M〕.耶鲁大学出版社.1973.31.转引自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1.

[2]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0.

[3]〔日〕依田喜心家.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译者前言.3

[4]〔日〕依田喜心家.日中两国现代化比较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译者前言.338.

[5]〔印度〕A·R·德赛.重新评价“现代”概念〔A〕.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罗荣渠主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28.

[6]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研究〔M〕.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73.

[7]对现代化的理解,可谓众说纷纭。参见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G·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M·J·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至于现代化与近代化的概念,由于其基本含义和取向所具有的相通性,原则上将其作为同义语使用而不加区分,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

[8]程宗璋.关于民法与现代化的思考〔J〕.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1).

[9]黄文艺.当代中国法律发展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20.

[10]苏力教授浙大对话实录〔EB〕.Law—/detail.asp?id=1363.

[11]这种看法也许与通常意义上人们的认识是有重大差异的,对此笔者拟另文加以阐述。同时参见陈弘毅《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看后现代思潮》,《法理学的世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2]李泽厚.关于“后现代”〔A〕.李泽厚.走自己的路(杂著集)〔C〕.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2.250—251.

[13]朱景文.当代西方后现代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508—537.

[14]陈弘毅.从哈贝马斯的哲学看现代性与现代法治〔A〕.法理学的世界〔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77.

[15]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A〕.中国现代思想史论〔C〕.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16]〔美〕庞德.通过法的社会控制法的任务〔M〕.沈宗灵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71.

[17]〔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M〕.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6.

[18]中国民法百年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文集〔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84.

[19]这一问题由来已久,国内学者中历来有肯定说者与否定说者;一些外国学者如滋贺秀三、寺田浩明等也对此发表过见解,近来又有新说。参见俞江《关于“古代中国有无民法”问题的再思考》,《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另外,李显冬博士的研究也显示,中国古代肯定没有形式意义上的民法典,但不可能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民法,这是颇为中肯的见解。参见李显冬《从〈大清律列〉到〈民国民法典〉的转型———兼论中国古代固有民法的开放性体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330页。

[20]谢怀拭.外国民商法精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3.

[21]张晋藩.清代民法概论〔A〕.载梁治平编.法治在中国:制度、话语与实践〔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0.

[22]梅仲协.民法要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5—16.

[23]〔英〕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6.207.

[24]虽然民法的现代化所体现的进步性不及科学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的革命性变革那般直观和富有直接的财富意义,甚至有的制度因其本身合乎人类理性而长久地为人们所推崇似乎掩饰了民法现代化所展现的进步意义,但这种进步所体现的民法因应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具有的社会适应性则是无可争议的。回顾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激越和动荡,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对民法的深刻烙印。于是才有了在19世纪理性主义的法典化基础上的深刻反思,才有了相应的民法方法论上的转向和制度的一系列变迁,也才有了所谓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的的民法现代化。参见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民商法论丛》,7)。虽然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历经风雨依然傲然存在,但其通过“诚实信用”等一般条款及相关判例以及直接进行的对相关内容所作的修改等,对民法典的发展则是有目共睹的。至于德国债法现代化法的出台及其对德国民法现代化的意义,似乎只观其名,即可一目了然。

[25]在当今这个急速发展和变化的社会,民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多方面的,由马俊驹教授和舒广先生所总结的环境问题对民法的冲击,即可见一斑。参见马骏驹、舒广《环境问题对民法的冲击与21世纪民法的回应》,载《中国民法百年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文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现代文化论文例10

城市化，或称城镇化，都市化，是英文Urbanization不同译法。Urban（城市）是Rural（农村）的反义词，除农村居民点外，镇及镇以上的各级居民点都属于UrbanPlace（城镇地区）[1]。根据城市的发展历史，现代城市由Hamlet（小村）、Village（村庄）、Town（镇）、City（城市）、Metropolis（都市）一步步演变而来的。所以UrbanPlace（城镇地区）既包括City，也包括Town，因此将Urbanization译做城镇化更全面。

对于城市化的涵义，不同的学科分别依据各自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例如，人口学认为城市化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地理学认为城市化是农村地域转变为城市地域的过程；社会学家认为，城市化是由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经济学家认为，城市化是由农村自然经济转化为城市集约大生产的过程[2]。尽管不同学科理解的侧重点不同，但大家一致认为城市化是一个过程，是人类文明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是社会分工和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它包括人口的非农化、产业的高级化、地域景观的复杂化等。

1.2现代化的涵义

现代化的英文是Modernization，根据《牛津英汉大词典》注译有两个含义：①现代化，②现代文明。现代化这个术语开始被学者们广泛使用是在1958年，丹尼尔·勒纳发表《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中。勒纳提出了相互对立的两种社会系统，一是传统社会，一是现代社会[3]。所谓传统社会是指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比较落后，生产力较低的前工业社会；而现代社会则指市场经济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很大的提高，生活方式有很大的改进，生产力较高的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并且他认为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社会、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

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学者英·克尔斯给现代化下了一般定义的同时，还给出10项指标来明确现代化的状态和发展水平，它们分别是①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②第一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下降至12%-15%；③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上升至45%；④非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超过45%；⑤成人识字率超过80%；⑥大学生占20-24岁年龄人口比重10%-15%；⑦城市化50%；⑧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为2人以上；⑨平均预期寿命70岁；⑩人口自然增长率1%以下[4]。可见现代化也是一个由低级社会不断向高级社会转化的过程，其实质是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出现了产业多样化与高科技化；生产的社会化与集约化；劳动者的文化、科技、健康观念等方面的高素质化；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富裕化。

2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2.1城市化过程与现代化进程是相生相伴、既联系密切又有区别

城市是人类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和商业、手工业分离的产物，这就意味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城市兴起和成长的前提。所以从广义上说，自从有了“城市”，城市化进程也便开始了，只是在前工业社会，城市化速度实在太慢了，由于工业化的推动，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现代化起源于工业化，但它不仅包含现代工业，而且还包含有现代农业，现代科技和人的思想观念的先进性等，所以城市化早于现代化。到了工业社会，通过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与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联，其相生相伴的关系越来越明显。从区域来看，工业化水平高的地方，城市化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也较高。从时间来看，自工业社会以来，世界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基本一致。

现代化源于工业革命，但不仅仅限于工业化。工业化推进了城市化，但城市化也不仅包含工业化。相对而论，城市化更侧重从地域角度来推进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变及城市内部的地域级差的转化，而现代化更侧重从社会的角度来推进社会各要素变化的文明进程，但现代化的含义更为全面，它既包括两种地域的整合，又包括社会结构的优化等。所以从内容看，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从时间角度来看，城市化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发展过程。

2.2城市化的本质是现代化

在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最具有革命性的是经济现代化，即社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而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必然要求人力、资金的集中，城市化正是在这种生产要素高度聚合的背景下产生的特定现象。

从工业革命一开始，城市化也就顺应了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促进了两种地域明显的分异，一种是促使了现代意义上城市地域的形成；另一种是导致农村地域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产生的巨大集聚力和辐射力，农村地域的优化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由此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产业开始出现了专门化和多样化，科学技术在生产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城市居民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提高，这一阶段完成了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工业现代化阶段。

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城市化过程开始有要素的集聚走向扩散阶段，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产业分工更加复杂，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高，现代化建设覆盖范围变宽，这时进入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工农业及其它行业的现代化阶段。

将来随着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城市要素与农村要素将融合共生，社会生产水平更高，社会文明程度在所有人群中得到共同提高，人民生活将更加富裕，现代化建设的内容更加全面，这样就进入现代化的第三阶段——社会的现代化阶段。可见，城市化发展过程所带来的各个方面的变化正是现代化建设所要求变革的内容，所以从城市化引导的动力机制看，城市化的本质就是现代化。

3我国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状况

3.1我国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不同步

早在1964年，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20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纲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进一步强调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5]。事实上，我国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不同步。①“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年），我国仿照前苏联的发展模式，过分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大大推进我国工业现代化进程，同时城市化水平得以迅速提高，城市化水平由1952年的12.5%增加到1957年的15.4%；②“”至国民经济恢复期（1958-1965年），1958年开始的“”完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中国国情，工业的发展依赖于“人海战术”，农业人发性进入城市，1960年城市化水平为19.7%。1961年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注重现代化的内涵建设，动员大批城镇过剩人口返回农村，1965年城市化水平下降至17.9%，城市化进程与现代化建设协调发展；③“”时期（1966-1976年），当时错误地推行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工厂内迁，大批城市人口迁往农村，1976年城市化水平降至17.4%，这种非正常现象极大的阻碍了工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进程，由此阻碍全国现代化建设，国民经济持续恶化；④建设“四个现代化”时期(1978-1992)，“”结束后，我国现代化建设曾有短暂的“洋冒进”，总的看来，城市化进程得到极大的发展，但在我国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一直贯彻的方针是“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使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现代化建设与城市化进程本质上没有得到很好结合，城市化扯了现代化建设的后腿；⑤现代化城市建设时期(1992-)，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给城市建设以巨大的推动力，招商引资、全国文明城市、卫生城市、优秀旅游城市评比相继拉开城市环境建设的高潮，城市环境质量明显改善[6]。深圳、上海按西方口径统计已率先步入现代化城市行列，城市化与现代化建设相得益彰，而农村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建设形势依然严峻。

3.2城市化水平与现代化建设水平的地带性差异

用全国各地区的城镇人口与总人口比例表示城市化水平，用人均GDP来粗略的反映现代化进展，对两者进行比较（见表1）。我们发现：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往往也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东部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同时表现在城市化水平和现代化发展程度也较高，其市镇非农业人口比例和人均GDP分别为33.8%、9364元（1998年），而西部作为我国落后地区，它的城市化水平和现代化发展程度明显偏低，分别为20.7%、3838元[7][8]。但从现代化与城市化发展的潜力来看，东部有着较成熟的工农业发展基础，较雄厚的科技优势，较高的城市密度等，而中西部则有着较丰富的耕地、自然资源。

4我国城市化的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构想

(1)结合上面的分析，根据现代化的内涵，我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不应局限于“大城市论、小城市论和中等城市论”的争论，而应注重于现代化内涵的城市化发展道路[9]。目前，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现状是工业现代化建设程度快于农业现代化建设程度，城市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总的看来农业发展的滞后严重影响了城市化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现代化发展存在着地带性差异，所以我国城市化道路选择不仅要考虑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发展重点问题，还要考虑不同地区的适宜性问题。

(2)东部地区是我国城市化水平与现代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其工农业生产率、人民生活水平较高、思想观念也较先进。同时，本地区设市城市和大城市多，分别占全国的44%和43%，城市设施和条件相对较好，但由于绝对人口和外来人口多，人均耕地少，城市负荷重，以致非农人口转化压力大，旧城改造难度大。如果我们在城市化道路选择中不分析该地区特点，盲目强调本地区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发展，势必影响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也限制了先进思想在本地区的普及，由此影响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因此本地区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重点是要突出非农人口的转移和农业现代化建设两个方面。选择的城市化道路要以保护耕地，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为核心，强化区域城市规划，有针对性的发展小城市、小城镇；大城市则在内涵建设基础上，形成有生命力的城市带、城市圈，发展都市农业，促进城市健康发展。

(3)中部地区是我国城市化水平与现代化发展程度居中的地区，它的现代化发展优势有：人均耕地最为丰富，农业生产潜力大，同时其农业生产率较高，工业也有一定的基础，正处于工业化的前半阶段，其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是要考虑到工业的现代化建设问题。本区城市化已有一定的基础，城市体系框架已初步形成，城市化正从发育阶段进入成长阶段。但是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中地位不突出，或者城市首位度过高，缺乏承上启下的次级经济中心城市。结合现代化与城市化水平的实际，本区的城市化发展应在不抑制区域大城市发展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地区中心城市，形成多个中心城市组成的城市体系，以工业带动农业的发展，提高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使城市化与现代化同步发展。

表1东中西三大地带城市化与现代化部分指标对比(1998)

Tab.1Thepartialindicatorsofurbanizationandmodernizati-onamongthethreedistricts

市镇非农人城市密度人均GDP工业全员每医生人均

地区口比重(%)（个／平（元）劳动生产负担人耕地

方公里）率（元／人·年）数（人）（亩）

东部33.82.18936435484.255790.78

中部26.60.83513926982.466541.87

西部20.70.26383828543.546501.24

资料来源①表中第一栏数据来自参考文献[8]；②第二栏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年）》和参考文献[7]并经过整理得到；③其它各栏数据来源于参考文献[7]。

(4)西部地区是我国待开发地区，其城市化水平和现代化建设程度最低。目前该地区的现代化建设的突出问题是现有基础较差，工业发展水平较低，其工业化发展程度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农业生态环境脆弱。城市化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不仅中小城市、小城镇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而且大城市发展也显得不足，所以本区城市化发展道路应是在加强农牧业、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着重发展大城市，提高它的功能和实力，以带动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

1谢文蕙，邓卫.城市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

2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3陶文达.发展经济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4吴永保.城市现代化及其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J].城市发展研究，2000,(8):25-27

5蔚芳.城市化与现代化[J].城市问题，2001,(3):16-19

6顾朝林，柴彦威，蔡建明，等.中国城市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8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