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术论文例1

中图分类号：G25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3）10-0279-03

1引言

SCI、ISTP和EI是国际公认的3大著名检索工具，不仅具有文献检索功能，还具有对期刊和论文影响力的评估、科研成就的评价等功能，通过评价收录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一地区或机构科学研究水平和实力。内蒙古农业大学图书馆2011年购买引进了web of science（SCI）数据库，SCI作为世界知名的3大检索工具之一，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学术研究的重大突破、学科前沿的最新研究动态和热点难点问题，是衡量一个机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因素。一所高校发表的论文被SCI收录的情况反映了该校的学术地位和综合研究能力。定量分析了2003～2012年10年来的科技实力和发展趋势，以为内蒙古农业大学学科建设、科研决策及人才培养提供客观公正、科学准确的评价数据和理论依据。

数据来源为登录SCI数据库，检索策略为地址= （inn* mong* agr* univ*）；出版年= （2003-2012）；引文数据库=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XPANDED）；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Science （CPCI-S）；CCR-EXPANDED； IC。

2结果统计与分析

共检索到署单位名称为内蒙古农业大学的作者发表的论文716篇，本次统计不包括本校人员以其他形式署单位名称发表的学术论文。

2.1论文数量分析

2003～2012内蒙古农业大学发表的论文被SCI收录的情况见表1、图1。从图表中可以看出10年间，内蒙古农业大学每年发表的论文被SCI收录的数量呈快速递增的趋势，2007年发表的文章被SCI收录60篇，以后逐年增加，到2012年发表的文章被SCI收录达164篇，这说明本校的科学技术研究水平和能力在逐年提高。近年来，学校每年对发表被SCI等3大引文系统收录文章的教师给予奖励，既提高了内蒙古农业大学的学术地位，又激发和提高了老师的科研能力，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这将会对该校科学研究的发展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2.8论文主要国际国内合作情况

通过合作，可以更快地将自己的科研成果传播到世界。研究表明，合作研究成果的论文一般比独立完成的论文要获得更多的引用，具有更高的参考价值。我校科研人员参与发表的716篇SCI收录论文中有228篇通过机构间合作完成，占31.8%，合作机构达105个，合作国别有17个国家和地区。可见，我校科研人员国际国内合作是比较广泛。

3总结与建议

经过以上统计分析，近几年被SCI收录的论文数量虽然逐年在增加，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1）从引文量来看，除去自引文献，实际被引的数量并不高，说明我们整体论文的科技水平还偏低，论文质量有待提高。

（2）从发表文章的期刊影响因子来分析，只有一种期刊的影响因子超过了5，大部分都在1以下。分析其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每一学科 SCI收录的期刊种数较多，其影响因子各不相同，影响因子高的期刊，所要求的论文科技水平质量就高，如果我们科研人员的论文质量达不到此类刊的质量要求，拒收比例就高，论文投不到此类刊上，投到影响因子较低的刊上相应影响因子就不会高。其二，我们的科研人员的论文质量较高，但是没有认真地去选刊，产生了高水平的文章投到了影响因子较低的刊物上，因而表现出了大部分作者的论文所发表的期刊影响因子整体偏低。建议作者今后在努力提高论文质量的基础上，在文章发表时，作者一定要认真比较分析同一学科不同种刊物影响因子，正确评价文章的质量，做到适得其所。

（3）继续加强国内外机构间的科研合作，提高科研水平。我校科研人员总体发文量与全国其他高校想比，数量和质量还相差甚远，我校现有的科研水平和科技投入与经济发展需要还不是很相称；其次，由于许多国外刊物不符合中国国情，不少优秀学术论文没有被该系统收录。主观原因是我们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国际合作的意识是有，但强强联合是不够的，没有通过国际合作这个大舞台大幅度提升自己科研水平的想法。因此，我们应正确看待和认真分析我校的科研现状，进一步加强和鼓励教师们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加强学术国际间的合作，产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论文，努力提升我校整体科研实力。

农业学术论文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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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学术论文例3

一、农业推广专业硕士学位教育的特点

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是为适应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完善我国农科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而设立的培养应用型农科人才的新型学位类型。它是学位制度改革的新产物，是农科研究生教育的新发展。它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实践性。

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学位获得者除了应具有所从事农业推广领域的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外，还应具有解决农业推广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即应用能力。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实践性还表现在培养对象的学习心理上，由于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招收对象主要是具有大学本科学历，4年以上农业推广实践经验的在职人员，更为强调理论的实践意义和实践价值。 具体表现在：其一，理论要具有对实践活动的直入性，即教师提供的理论要能够直接回答他们所关心的现实问题。其二，理论要具有和实践的高度贴近性，即教师提供的理论要与本地区、本部门工作实际紧密联系，而不是仅仅在宏观维度上展示实践的一般性。其三，理论要具有向实践转换的快捷性，即教师提供的理论无需经过多少转换环节就可以直接用于指导实践工作，而不是一种建立在假设前提下的纯理性逻辑构想。

（二）差异性。

这里的差异性，主要是指受教育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一是毕业时间不同，有的毕业几年，有的毕业十几年，有的毕业二十几年；二是年龄差异大，年龄小的有二十几岁，年龄大的有四十几岁，甚至五十岁；三是职业与工作单位不同，农业推广硕士学员有的是来自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技术干部，有的是来自高等学校的教师，有的是来自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有的是来自政府机关的干部。学员在工作经历、知识结构、专业基础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

（三）职业针对性。

199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指出：专业学位是作为具有职业背景的一种学位，是为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专门人才而设置的。199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农业推广（暂用名）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指出：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具有特定的职业背景，与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发展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从这两个法规性文件的条文看，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具有明显的职业针对性。实际上，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获得者中，有许多原来就从事基层农业推广工作，或者毕业之后，他们会选择从事农业推广工作。

（四）学习方式的灵活性与时间的矛盾性。

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本身是在职人员，组织人事关系仍然保留在原单位，课程的学习采取“进校不离岗”的方式进行。具体可以采取业余时间上课、周末或每月集中授课等方式，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另一方面，学校对学生的控制程度很低，往往不能保证学院有足够的时间学习。学员在攻读学位期间，兼有繁重的工作任务，部分学员还身兼数职，集行政职务、专业技术职务于一身。因此，学习与工作的矛盾十分突出，给农业高校的培养模式、教学计划安排、教学方法等提出了新的挑战。

（五）涉及专业领域多，覆盖面广。

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侧重于应用，主要为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发展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人才。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农业推广的涵义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业推广不再局限于农业技术推广，还包括信息咨询(科技信息产品信息、市场信息及市场预测)、农业经营、产品开发、农业、农村及区域规划与发展等。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从产业来看，不仅涉及农业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而且还涉及农业经营管理、农业机械等；从学科看，有作物学、植物保护学、园艺学、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生态学、气象学等;此外,还有农业经济学、农业机械学等等。这就给农业推广硕士导师队伍建设、尤其是导师的专业结构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农业推广专业硕士学位教育的定位

我国开展农业推广专业硕士学位教育的时间不到十年，在掌握其教育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农业推广专业硕士学位教育的定位，将有利于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提高办学质量，服务于我国的“三农”。

（一）培养大量的从事科教兴农，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素质人才。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农业推广硕士（暂定名）专业学位设置方案》明确指出，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目标是：“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 热爱农业，遵纪守法，品德良好， 艰苦奋斗，求实创新，能积极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服务；掌握相应推广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关的管理、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具有较宽广的知识面，具有独立担负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发展较高层次性质工作的能力。”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基础地位的巩固需要更多高层次农科应用型人才，农业第三次革命和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呼唤设立农业方面的专业学位。我国有成千上万的人以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经营涉农企业、管理农村工作或以农业工作为职业，他们是现代农业技术的主要传播者和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的主要师资力量。而农业推广硕士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为农民培养师资的研究生教育。农业推广研究生是为农民传播技术的中介力量，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和技术储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在教育。”因此，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是对党中央、国务院“科教兴农”战略的具体落实。

（二）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大部分研究生都是紧密围绕着生产和本职工作而进行学习。一般都是“干什么，学什么”，有一定的期望和较明确的目标，甚至有的研究生是带着课题来充电的。这就要求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必须立足现实，理论联系实际，将理论运用于实际工作，指导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相应的，在招生对象、培养目标和方式、课程设置以及学位授予工作的管理等方面应当与现有的农科“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管理有所区分。强调农业推广专业学位具有更灵活的培养方式，课程结构更综合实用，论文工作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论文可以是专题研究、可以是高质量的调研报告、也可以是农业项目或工程中具体问题的解决实施。

三、提高质量，促进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发展的政策建议

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特点及其定位对于提高教育质量，更好地培养农业推广领域的实用性人才具有很强的约束性，同时也具有明确的指导性。因此，促进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应围绕培养基层农业推广人才这个中心，着力提高教育质量。

（一）实行弹性学制和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的个体差异及在职在岗的特点，决定了其学制不能一刀切，必须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一般为3年，可提前或推后，但最长不超过5年。在教学方法上，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农业推广硕士学员以在职学习为主，在职学习与脱产学习相结合，规定课程学习时，学员到校脱产学习，而课题研究和论文撰写则回原单位边坚持日常工作边完成，以利用原单位的资料和其他条件，以及学员在工作岗位所承担的课题研究基础，保证课题研究与生产实际的紧密联系，保证学位论文的质量。对研究中必要的测试分析工作，如原单位不具备试验和分析条件,也可在学校进行。课程学习的授课方式可根据课程特点，可以采取课堂讲授，专题研讨和研究生自学相结合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但要严格实行考核制度，保证教学质量。

（二）充实师资，提高教学质量。

首先要建立一支富有生产实践经验的高校指导教师队伍。由于农业高校长期以来单一地采用学术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导致许多教师重理论，轻实践，专业面窄，知识结构单一。尤其是多数青年教师，缺乏生产实践经验，他们很难胜任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的指导工作。因此，学校应有计划地选派青年教师轮流到有关生产实践部门去挂职锻炼一个时期，或高校教师主动面向生产实际，积极参与生产，并就生产实际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丰富自已的实践经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指导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的重任。

其次是精心选聘任课教师。教师上课水平的高低及教学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农业推广硕士的培养质量。学校要尽量聘请那些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态度严谨并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教师上课，这样的教师给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上课，知道要给他们讲什么、如何讲，能够讲授有关本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成果，教学效果就会非常好。另外，学校也可聘请农业推广或农业、农村管理部门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到学校任兼职教师，单独给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上课，或与学校教师共同开设一门课。

（三）高度重视学位论文工作。

学位论文是检验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培养其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和独立担负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能力和科学研究方法与能力的重要环节。农业推广硕士生第4至6学期应以学位论文工作为主。

学位论文的指导应实行双导师负责制，由校内导师和学校从用人单位聘请的资深专家联合指导。学位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或具有明确的生产背景和应用价值，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农业技术推广项目的策划、农业设计项目或技术改造项目，也可以是技术攻关研究课题，也可以是新工艺、新材料、新品种的研制与开发。选题应注意有一定的难度、先进性和工作量，应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农业技术推广、农业和农村工作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位论文形式可以是技术推广策划或项目设计，也可以是研究型论文。论文工作完成地点，根据论文选题的要求，可以在学校完成，也可以回单位完成，或穿插两地完成，但不管在何处完成，都必须定期向双方导师汇报论文进展情况，及时接受导师指导。

对农业推广硕士学位论文成果和学术水平的评价标准应与学术型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有所区别，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要求要有一定的创新，但更重要的是应获得在农业生产或农村管理方面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或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农业推广硕士学位论文评阅人和论文答辩委员应有来自农业技术推广第一线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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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学术论文例4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5.04.031

Analysis of Output and Academic Influence of Papers of Tianji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ased on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ZHANG Yu-wei， WANG Xiao-rong， JIA Bao-hong， SONG Bin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ianji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Tianjin 300192，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has statistical analyzed the research papers published by Tianji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TAAS） between 2003―2013， based on the Web of Scienc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situation of constructing disciplines of TAAS has been analyzed through the amount of published papers，the cited frequency， H index， the distribution of cited countries，disciplines distribution， etc.

Key words： TAAS; Web of Science; SCIE; paper output; cited frequency; disciplines distribution

天津市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天津农科院）成立于1979年，是一个以应用研究为主，具有较强实力和地方特色的社会公益类综合性农业科研机构。历经几代农科人的艰苦创业，天津市农科院各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已成为天津农业科技战线的主力军，科技创新与科技服务位居全国先进行列，为天津乃至全国农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30年来，天津农科院注重顶层设计，强化全院协同创新，打造了一支由院士、国家和市级专家、高中级研究员为主体的500余人规模的科技创新队伍，各研究机构呈现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可喜局面。目前，已经建成了14个研究机构，分别为：天津科润黄瓜研究所（简称黄瓜所）、天津科润蔬菜研究所（简称蔬菜所）、天津市农作物（水稻）研究所（简称作物所）、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所（简称畜牧所）、天津市林业果树研究所（简称林果所）、天津市植物保护研究所（简称植保所）、天津市园艺工程研究所（简称园艺所）、天津市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简称资环所）、国家农产品保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天津）（简称保鲜中心）、天津市农村经济与区划研究所（简称区划所）、天津市农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简称信息所）、天津市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简称生物中心）、天津市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简称质标所）、天津市设施农业研究所（简称设施所）等。

科研论文是体现科研单位工作成效和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一个单位、一个学科和一名科技人员产出科研论文是体现该部门、领域或该人的科研活力的重要参考。Web of Science是一个基于Web而构建的动态的数字研究环境，兼具知识的检索、提取、分析、评价、管理与发表等多项功能。在内容上，Web of Science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著名的三大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为核心，有效地整合了学术期刊等重要的学术信息资源。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科研机构和高校都将Web of Science的信息产品作为评价科研成果的重要依据。在我国，Web of Science的信息产品，尤其是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简称SCIE）收录及引用论文的统计分析结果成为评价学术单位科研成效和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近年来，天津农科院科研水平不断进步、重视国际间合作，陆续有优秀论文被SCIE收录。分析天津农科院科研论文的SCIE收录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客观地评价该单位的科研现状和水平。

1 数据收集

通过Web of Science的SCIE数据库，于2014年11月对天津农科院各研究所2003―2013年被收录的论文进行检索。利用数据库的检索、分析功能结合手工统计，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天津农科院论文发文量及变化趋势

2003―2013年，天津农科院共有76篇论文被SCI收入，其中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为33篇，如图1所示。11年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总体呈波动上涨趋势，其中2003―2005年无，2010年以后增长较快。

2003―2013年，天津农科院各研究所发文量中，如图2所示，保鲜中心发文量最多。保鲜中心、植保所、畜牧所发文量大于5篇，蔬菜所、黄瓜所、作物所、生物中心、林果所发文量小于5篇。质标所、园艺所、资环所、信息所、区划所、设施所无。

2.2 天津农科院论文学术影响力分析

为反映天津农科院的发文质量，分别统计了2003―2013年天津农科院各研究所的SCI科技论文被引频次（以后简写为TC）、篇均被引量、TC≥20、10≤TC<20、1≤TC<9、TC=0的占比，以及潜在被引指数和H指数，从而反映学术论文影响力。

表1显示，2003―2013年天津农科院SCI发表的论文总被引量为175，篇均被引量为5.30，潜在被引指数为-3.03，H指数为7。被引频次1≤TC<9的论文最多，占到了发文总量的60.61%。其次是TC=0的论文，占发文总量的24.24%。TC≥20、10≤TC<20的论文分别只占6.06%和9.09%。

农科院各研究所中，保鲜中心的总被引量和篇均被引频次均为最高，分别达到了87次和10.88次。总被引量排名前4的从高到低依次为保鲜中心、植保所、作物所、蔬菜所。篇均被引量排名前4的从高到低依次为保鲜中心、作物所、植保所、蔬菜所。

潜在被引指数统计的为各单位零引用发文占比与最近一年（2013年）发文量占比例之间的差，差值越小，被关注度越高。各研究所的潜在被引指数，黄瓜所最低为-66.67，畜牧所最高为33.33。发文被国内外同行关注程度排名前3位由高到低依次为黄瓜所、作物所、植保所。

各研究所的H指数方面，保鲜中心的H指数最高为4，其次植保所、蔬菜所的H指数为3。

2.3 天津农科院论文施引文献的国家分布

施引文献是指引用天津农科院发文的SCI文章。通过分析2014年11月统计的引用了天津农科院2003―2013年发表SCI文章的施引文献的分布情况，可以了解天津农科院的研究成果被哪些国家所关注，从这个角度可以反映天津农科院科研的影响力。

从图3中可以看到，天津农科院的研究论文受到22个国家科研人员的关注，关注度（引用次数）最高的为中国，引用次数占所有国家的42.44%。对天津农科院论文关注度最高的前5个国家从高到低依次是中国、美国、巴西、伊朗、韩国，5个国家的引用次数超过了总引用次数的70%。

2.4 天津农科院各学科论文产出量分析

天津农科院整合院内科技力量，促进软硬学科协调发展，形成了学科齐全、优势突出的良好局面。目前，该院已形成了作物、蔬菜、林业果树、畜牧兽医、植物保护、农业资源与环境、农产品加工与贮运工程、农业质量标准与检验检测、农业信息技术、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观赏园艺等11个学科大类。

如图4所示，天津农科院2003―2013年被SCI收入的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集中在林业果树、作物、畜牧兽医、植物保护、蔬菜、农产品加工与贮运工程6个学科，其中蔬菜、农产品加工与贮运工程两个学科的论文最多，分别为8篇。观赏园艺、农业信息技术、农业资源与环境、农业质量标准与检验检测、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等学科还未有论文被SCI收入。

2.5 天津农科院各学科论文学术影响力

表2显示，天津农科院各学科论文中，农产品加工与贮运工程的总被引量和篇均被引量均为最高，分别达到了87次和10.88次。总被引量排名前3的学科从高到低依次为农产品加工与贮运工程、植物保护、蔬菜。篇均被引量排名前3的学科从高到低依次为农产品加工与贮运工程、作物、植物保护。作物学科的总被引量排名第4，但篇均被引量排名较高，排名第2。

各学科中，被引频次1≤TC<9的论文，林业果树、作物、蔬菜、农产品加工与贮运工程4个学科均超过了学科论文总量的50%。畜牧兽医学科1≤TC<9，TC=0的论文分别占50%。植物保护学科TC=0的论文最多，占到了57.13%。

各学科的潜在被引指数，作物最低为-33.33，畜牧兽医最高为33.33。发文被国内外同行关注程度排名前3位由高到低依次为作物、蔬菜、植物保护。

各学科的H指数方面，农产品加工与贮运工程的H指数最高为4，其次植物保护、蔬菜的H指数为3。

3 结 论

2003年以来，天津农科院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SCI论文总体呈上涨趋势，2010年以后增长较快。尽管论文数量还不算多，但表现出了较好的增长趋势。这是天津农科院近年来重视科研工作、积极引进人才、加大科研投入的结果。

天津农科院下设14个研究机构，分为11个学科大类。2003―2013年发表的SCI论文集中在8个研究所、6个学科。这说明天津农科院学科优势明显，在林业果树、作物、畜牧兽医、植物保护、蔬菜、农产品加工与贮运工程等学科论文产出量较多。而在观赏园艺、农业信息技术、农业资源与环境、农业质量标准与检验检测、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等学科还未有论文被SCI收入，反映出天津农科院在学科布局的完整性、均衡性上欠佳。今后，天津农科院在保证优势学科发展更强、更高的基础上，要注意学科的均衡发展，通过引进和培养领军人才、年轻力量加强薄弱学科的建设，提高整体的科研水平，逐步形成优势学科突显、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格局。

2003―2013年天津农科院SCI发表的论文总被引量为175，篇均被引量为5.30，受到22个国家科研人员的关注。天津农科院的科研成果正在受到世界上科技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但是，发表的论文中被引频次1≤TC<9的论文最多，占到了发文总量的60.61%，TC≥ 10的论文只占15.15%，高质量论文较少，在提高论文质量上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因此，天津农科院要通过制定各种奖励机制、培训机制、考核机制，鼓励与其他科研机构进行交流合作，做出更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发表更高质量的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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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婷，颜蕴，续玉红，孟宪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论文产出及国际学术影响力分析――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J].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13（2）：54-63.

[3] 马桂莲，张琴，姚佳，等.基于Web of Science收录的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科研论文统计分析[J].上海农业学报，2014（2）：115-119.

农业学术论文例5

从1999年高等院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已趋向于大众化,这为研究生规模的扩大提供了生源基础,1999—2005年硕士研究生的招生数年均增长率为27.57%[1]。这种增长不仅表现在学术型人才的培养上,专业学位也有很大的发展。我国从2000年开始招收在职农业推广专业硕士,2009年开始招收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这是研究生教育从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一次转变。

1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

农业推广硕士是与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发展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旨在培养具有一定农业技术基础,熟悉农村发展情况,并能运用相关理论指导农村发展,主要为农业技术研究、应用、开发及推广,农村发展,农业教育等企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具有综合职业技能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该专业学位有以下特点:

1.1职业性

职业性是专业学位的基本属性,是专业学位区别于其他学位类型的本质特征。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具有特定的职业背景,与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发展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必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紧密联系才具有生命力。

1.2实践性

实践性是专业学位的重要属性。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除了具有从事农业推广领域的坚实基础理论和宽广专业知识外,更具有解决农业科研、生产、管理一线工作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1.3研究性

研究性是专业学位的本质属性。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虽然是应用型研究生,但是作为高层次人才必须具有一定的学术能力,如文献查阅、试验开展、论文撰写等基本科研素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不断变化的,如果专业学位研究生不具备研究能力,其实际问题解决的能力必然不强。

2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

2.1招生方面

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生源2009年是从参加全国硕士生招生统一入学考试的考生中调剂而来,2010年采取“分列招生计划,分类报名考试,分别标准录取”的方式招生。对于大多数农科院校而言招生比较困难,在学术型研究生招生有缺口的情况下要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就更困难。因此,近2年招收的专业学位研究生部分是从学术型研究生中成绩靠后的学生中调剂而来,部分是本科基础较差的应届生。相对学术型硕士生来说,生源质量和学生基础都稍逊一筹。保证生源质量是提高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第一步。可以采取措施吸引优秀的应届生报考。

2.1.1对于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在学费和生活补助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比如学费可以比自筹学术型研究生低。这样可以吸引一些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无法继续深造的优秀本科生报考。

2.1.2 增加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的名额,选拔优秀应届生直接攻读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

2.1.3进行正面的宣传来提高社会对全日制专业学位的认知度。目前农科学术型研究生的就业处于低谷,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刚招生2年,就业去向的好坏直接影响以后的招生,而社会的认可程度对于学生就业的影响较大。因此,要加强正面宣传,提高农业推广专业毕业生就业率,以促进农业推广专业学位招生。

2.2培养方面

2.2.1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在职推广硕士不同,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没有一定的职业背景,大部分来自于应届本科生,对于他们的培养应该采取与在职推广硕士完全不同的培养方案。培养应该以职业为导向,把他们对职业的要求融入培养的全过程。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培养模式和师资方面与学术性研究生应有所不同,要突出农业推广专业学位职业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2.2.2课程设置要求。研究生课程设置是围绕研究生培养目标而进行的课程总体设定和安排,是人才培养活动及其模式的实质性要素和体现教育思想及人才培养目标的载体部分,是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核心[2]。对于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考虑到生源主要是没有工作经验的应届毕业生,而其毕业后的就业去向主要与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发展等领域相联系。因此,课程设置应与其实际情况紧密相关:应该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目标,以综合素质和应用知识与能力的提高为核心;应该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按需设置”,并且体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职业特点。由于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制为2年。因此,课程设置不能像学术型研究生那样细化。注重应用型课程,相应减少纯理论性课程的设置,满足学生学习和就业的双重需要。

2.2.3教学实践环节。教学模式能否调动研究生的积极性直接影响课堂教学效果的好坏。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一般为2年,而对于农科类而言,试验的周期较长,结合这一点在教学方面可以采取案例分析和现场讲授等方法,让学生从感性上有一定的认识,以便更好地将理论性和应用性知识有机的结合起来。考虑到全日制推广硕士学制较短和社会认可度低,很多导师对这类研究生还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因此采取“双导师”制[3],也就是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共同承担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校内导师负责研究生科研能力、科研素质、理论基础和创新思维等研究生基本素质层次的培养;校外导师负责研究生的选题、研究等实践应用能力层次的锻炼。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授课方式应结合其应用性和实践性的特点,采用案例式、专题讲座等授课方式,结合学科前沿、国内外最新形势,把农业实践理论和实际问题引入课堂教学中[4]。专业实践是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高质量、充分的专业实践是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应届本科毕业生的实践教学原则上不少于一年。为确保实践教学环节的质量要求,学生要提交实践学习计划、撰写实践学结报告等。

2.2.4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全日制农业推广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应该来源于校外导师的课题或校内导师的横向课题,必需要有明确的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可采用调研报告、案例分析、规划设计等形式,也可以采取澳大利亚一些高校的做法,学位论文不一定要进行答辩,如果需要继续深造的学生可以申请论文答辩,其余的学生学位论文只要导师和同行专家评阅通过即可按照规定授予学位。

3参考文献

[1] 廖湘阳.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与保证的专项[r].全国第七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学术会议,2008.

农业学术论文例6

一、学科思想——古农学的科学标帜

石声汉先生受任古农学研究时近“五十而知天命”之年，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促其从炙热的现代生物科学转入“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4]的故纸堆中。当时新中国在规划宏伟的社会主义蓝图，继承中华古国数千年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遗产，是共和国奠基自立的基础。同志早在40年代初就未雨绸缪，告诫本党：“清里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族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申明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尊重自已的历史，绝不能割断历史”[5]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建国后传统医学和农学领域首先根据中央指示开展历史遗产整理，农学方面“清家底”工作在农业部督导下，制定规划，建立机构，延揽专才，起势有声有色．石声汉先生恰是在此鼎革时期的学术背景下，改道易辙，厕身古农书领域。石声汉先生对祖国农业遗产素怀珍重之情，大约青年时代就有兴于古农书的探索，唯因昔日社会条件所限而只能“临渊羡鱼”，但却从未自泯夙愿，多年来长期关注这一领域的学术动态。细读石声汉先生有关著作，许多古代农书农事似乎早有深思熟虑，某些重大的国内外农史资料早年已有涉猎或备录。石声汉先生与饱经忧患的同代知识分子一样富有民族自尊心，曾负笈欧洲获伦敦大学植物生理哲学博士，英国学者称其学术上有“剑桥气质”[6]。但他却并不自以为是，从骨子里痛恶数典忘祖的民族虚无主义，自信在古农书领域内本民族独具优势，颇不安于本国古农书研究水平落于人后，深为时人不自重祖国农业遗产而焦虑。从其现存信稿和有关口碑资料看，他多年一直为此耿耿于怀，“心里始终是个疙瘩”[7]，在“”时期许多公众场合曾坦诚申明，维护本民族应得的国际学术地位，也是他倾心于古农学的重要原因。

中国农业遗产宝藏自本世纪初始走上现代开发轨道，最初涉足者即为精于现代农学的专家，但在旧中国毫无统筹擘画的状况下，先觉者只能自发地进行零碎的个案研究，较新中国继承农业遗产的宏图大略和大规模的整理工作相去甚远。所以当石声汉先生筚路蓝缕进入这一领域时，仍面临着披荆斩棘的草创艰辛。特别是要遵循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清理数千年农业遗产，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这里既要对历史悠久、内涵复杂的古代农业科学技术作出符合实际的认识，更要运用全新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加以研究，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形成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主导性学术思想。前辈学者初涉这个特殊的科研领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自己的学识和专长，逐步实践、探索，直至确立或选择这种学科思想，以统领整个研究工作。尽管他们对这一过程并无郑重声明或详确论证，但从其整体思路和具体工作之中仍可看出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途径、方法、风格等，即后人评论常谓的“治学路子”。石声汉先生整理研究农业遗产的“路子”集中体现在他所倡导的“古农学”之中，他以此概括自立的学科思想，又用以命名主持的研究机构，作为鲜明的学术标帜。

石声汉先生标帜的“古农学”概念本身已很明确，顾名思义，古农学即古代农业科学；申言之，就是我国传统农业在数千年发展中形成的经验性的科学技术知识体系，主要以古农书的载体形式在古代农业中传播演进。古农学的提出绝非即兴而名的标新立异，说到底还是石声汉先生在古农书整理研究中实践认识的产物。当农业遗产整理工作发起之始，中央农业部就邀集各方专家，确定以农书校注为遗产整理的重点，并直接领导组织了大型骨干农书的校释和出版。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总揽数千年祖国农业遗产中的珍藏，在博大深厚、纷繁驳杂的农业遗产宝库中首先划出易于科学开发的领域．石声汉先生则全力投入古农书中潜心探研，深入认识这一领域基本矛盾及其特殊性，准确地把握其学科范畴，给古农书赋于科学的意义，在历代农家的故纸中首次树立起“农学”的旗帜，作为一门当代科学研究不断从实践和理论上开拓。

石声汉先生古农学思想渗透在他的古农书校注研究之中，特别是在分析解释古代农事问题的观点、思路、方法等方面，更容易感受到这种学科思想的内涵。科学亦属历史范畴，农业科学也包含着不同的历史形态，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传统古农学与近百余年的现代农学水平虽不可同日语，甚至在某些理论家眼里还有本质的不同，但毕竟是中国农业科学前后相承的发展阶段，古农学同样占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理所当然应归属于中国农业科学范畴。就实质而论，科学是有系统的知识体系，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在农书记载中自成体统，有关生产系列、技术环节、农事概念等等，古今农学大体相通，唯建立学科的理论、观点、方法有所差异。前者立学于古代哲学观念，凭借经验性感知建立知识体系，后者立学现代生物科学理论，依靠实验性的研究建立知识体系。大约考虑到这种同中之异，石声汉先生命名时特冠以“古”字，以体现与现代“农学”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关系。他在给好友杨东莼先生的致函中所说的“攘窃前人所积，近年来思路渐成体系”[8]，从总体看即指古农学学科体系臻于成熟而盲。古农学的学科价值，除资以科学地“识古”，客观地揭示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基本面貌和内部规律外，同时更有“察今”的作用，“古为今用”始终是我国农业遗产整理的方针，对此石声汉先生也曾有深刻的思考：首重古农学的直接使用价值，石声汉先生指出农书中尚有增产效益的技术经验，改进提高再用于农业生产；尤其重视至今仍行于农业中的传统农业工具、作物和技术知识，主张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加以总结和改造，发展其生命力，以更好地服务于当代农业。次重古农学对认识我国农业传统和未来道路的历史价值。用石声汉先生的话说，“研究古农学，只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今天农业所根据的优良传统，更重要的还在于‘溯往知来’，为提高农业生产寻找广阔的道路”[2]。这种价值取向、也是我们今日探讨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所遵循的基本思路。

任何新建学科都不可能一立而就，古农学建设必然经历长期的曲折过程，石声汉先生为此做了大量坚实的基础建设，自谦为“服务性的工作”。他通校了历代骨干农书，并加以理论的总结研究，《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和《中国农学遗产要略》，可视为古农学概论之作。同行学者在五六十年代也出刊许多重要校注农书和研究论著，其中《中国农学书录》、《中国农学史》亦屑古农学支柱性著作，从所有这些校注农书和研究论著即可反映出农业遗产整理高潮时期，古农学学科建设的规模和水平。在农业遗产研究领域，早期与古农学同时发生、相辅相兴的，还有农业历史学科，前者着重于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横向系统研究，后者则侧重整个古代农业的纵向历史考察；古农学为农业历史做了基本资料的深入研究，至80年代农史研究终于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发展规模远超乎兴盛一时的古农学。然而，显隐兴替本是学科发展的正常现象，古农学近年虽步履迟缓，但学科自在的地位和固有的学术价值规律，决定其势必再度中兴，并将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二、研究方法——小学兼农学的考证法

石声汉先生研治古农学既有鲜明学科思想，又具富有创造意识的科学方法，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称赞他“巧思过人”，即就其古农学思想和研究方法而推崇。关于石声汉先生研治古农学的基本方法用自已的话概括起来说就是“传统的小学修养和近代科学的最新成就”[9]，他运用这种方法校注整理农书，也用于考证研究重大古代农事农史。“小学和农学”[10]相结合的考证方法，是在严守校勘成法、绝不轻改原书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传统语言文字学(小学)手段考证农书古籍文字的形体、读音和意义，并结合文献学的手段解决版本方面的各种问题，昭明古代农事名物的原本情状。在此基础上极尽现代科学理论、方法之优长，剖析其中的农业技术原理，揭示生产经验和农业知识的科学成分，并指出局限、错误及违背现代科学之处。通过深入考证研究再将结论和凭据，按通常校注方式加以记载。这种传统学术与现代科研相结合的研究过程似乎顺理成章，其实很不简单。翻阅石声汉先生的校注，便知这种大跨度的学科交叉结合，实为一创造性的研究过程，能以一人才力而兼之，实屑大不易。兹仍就“农学”和“小学”两方面，分析石声汉先生创用的这种研究方法，以及何以独能运用此法的个人原因。

就农学方面看，采用现代化农业科学知识和研究方法主导农书、农事考证，这是石声汉先生倡立的古农学与旧考据学的本质区别，而现代农学的具体应用又表现在不同的层次上。首先是将现代农学理论和知识体系作为农事考证的参照，石声汉先生的注文和著作并未完全遵循古农书经验性的理论和知识系统，而是站在现代农学理论的高度考注农书，充分运用现代科学的体系分科别类地研究古代农业。同时，注意学随时变，把现代农学概念大量移植于古农学，古今概念间则通过严谨的训诂统一名实关系，既不违古代农业实际，又保持所用概念的科学性而易为现代人接受。因此在农书校注中很重视农事名物古今概念的“对释”，重大农书则以今语通释，创行了古农书“今释”体例．其次是现代农学研究方法普遍应用，使古代农事的考证过程和结果科学化。在以田间实验为中心的多种途径的农业科学研究方法之中，综合运用各种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已成精良研究方法体系，古农学虽很少径用其具体的实验方法，但从石声汉先生实际工作和论著中仍可看出现代科学方法论的思想主导着整个感知、思维及研究的全过程。例如在搜集整理资料时，除善用历史文献外，也很重视实际观察和调查；选题研究过程中更能巧妙使用具体与抽象、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逻辑与历史等辩证思维方法形成科学认识，进而以统计、类比和系统方法等建立理论体系。他重实践。躬亲资料到著述的整个研究工作环节，有实证学者的风格，同时重视理论探索，有思辩学者的风采，大约是攻获植物生理哲学博士的功力，对于农业科学技术善作哲学思考，故研究结论显得精辟而富有哲理。总之，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角度检阅石声汉先生的古农学研究，在名物的考证、农事的解读、农史的研究、农书的整理、论作的撰著等方面，几乎都可看出科学方法在这一古老领域的创造性运用，日本学者据其书而识其人，也惊异地发现他“作为自然科学者所磨炼的分析能力，不随从别人而展示独自的境地”[11]的创新意识。石声汉先生现代农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素养显然源于长期从事的生物学专业基础，17岁入武昌高等师范生物系就读，21岁助教于中山大学即授动、植物学并进行脊椎动物分类研究，26岁考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植物生理学，29岁回国先后任杭州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农专生物学教授，并以植物生理学家名世。解放后20多年久居西北农学院，执教植物生理生化，主攻作物水分生理研究。生理生化为生物学基础，而生物学又是现代农业科学基础科学的中坚学科，正是以精深的植物生理学和广博的生物学基础，再加对西北农业和本校农学各专业的全面涉猎，石声汉先生蓄蕴了精博的现代农业科学修养，故在古农学研究中能驾熟就轻，触处即通。

石声汉先生研究方法另一面是小学为中坚的传统考据学，主用于古农书整理，也行之于有关农事农史的研究。由于古农书毕竟属于古籍文献，古农学概以古代农业科学技术为对象，完全凭借现代科学尚难解决本学科基本矛盾，唯有结合运用传统考据学首先扫清古代语言文字、农事名物、文献形式等方面的障碍，才能客观地认识学科对象的历史面貌及其本质。考据学本是我国古代学术研究中相沿既久的一种常规方法，至前清臻于科学完善，鼎盛时期百余年几乎统治了整个清代学术界，近现代之交尚存遗风余韵。清代考据学的精萃在于“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强调通过严谨的文献资料考核研究古代事物。从方法论角度看，其科学性在于严格地运用归纳法，依靠大量例证加以结论，致有“例不十，论不立”之说．至晚清西学东渐，在现代科学方法全面兴起的历史条件下，考据学相形见绌，逐渐显露种种弊端，但考据学“求实”精神和“归纳”研究方法，终不失为我国学术的优良传统，仍有可信用的科学成分，有待在某些领域继续使用、改造和光大发扬。石声汉先生正是在这种立场上将传统考据的科学精华移植于古农学领域。考据学的中心学问是传统的语盲文字学，即由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组成的所谓“小学”，着重从形、音、义方面训释古籍字、词、语义。小学三科中以音韵为中坚，通过语音历史演变规律推求古音，进而因声求义以获正解，故音韵在考据中最关键也最艰深，令人惊异的是石声汉先生音韵学造诣极高，即使专攻音韵学的传统语言学家也常叹服其精。据西北农大图书馆一位前辈回忆，石声汉先生在一次诚挚交谈中曾言，他所以敢受农书整理之命，实与“自巳懂古音，在音韵学上下过功夫”有很大关系。因为音韵学是古代文献语言的核心，通音韵则小学通，小学通则古书通，古书通则考据遂通。当然，多种学科构成的传统考据也并非音学一把锐器可以包揽，还需要文字、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以及整个历史文化的知识，方可考明古代文献中的复杂事物。这种综合才能或称为“考据功力”，清代学者即以此相矜尚，然石声汉先生竞能在这多方面头头是道，俱见功力。从石声汉先生农书注释和古农学论著中，常见以声音为主的古文字形、音、义彼此互求，或以古汉语构词和语法规律求农作物名类，或用方言俗语及某些外来古语辨农史是非，小学方法运用十分娴熟。有关文献学知识也颇为渊博，古籍学家所论的目录、版本、校勘三长，似乎无一不精，故善从各类文献中钩沉辑佚为人鲜知的农书和资料，有时胆色俱励地直斥某书之伪，并详确地辨明伪书、伪文、伪者和作伪时代。在古代历史和中外文化知识方面，更见博闻强记之长，披揽积蓄极为丰富，故能随时将古代农书农事置于具体历史背景下加以综合研究。

人或不解长期从事现代科学研究的专家，何以对传统学问有如此广博精深的修养?据知其人者论，实不唯其才华横溢，先天秉赋过人，主要还是生平于文史知识为主的“国学”孜孜不息的涵养之功。石声汉先生出身一贫穷的寒士之家，他的父亲曾为人佣笔，精诗文、书法、国画、金石、篆刻等，所以他在清苦中尝得较早的家学启蒙。5岁习《四书》，7岁读《诗经》、《左传》，8岁看《聊斋志异》。幼年阅《红楼梦》即达十多遍。小学已诵读大量诗词古文，自幼铺奠了古典文学艺术的根基。后来从业现代自然科学，终不减嗜古好文兴趣，过盛的文才处处溢露，日常以诗词记事盲志，有时还用文盲文备课作文，为刊物撰写杂文、小说，或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书法、篆刻为工余养心消遣，潦倒岁月也书刻鬻字聊补薪俸不足。在语言方面无论从实践到理论都保持长期的研习之功，精通多种外语，可以英文和德文著作，又学习各地方言，能说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方语；至于历史语音似乎用力更勤，在20多岁时就开始研究《广韵》，能熟练检用历代韵书，50年代还同山东大学80多岁的栾调甫先生书信商研音韵学，讨教整理古籍的“家法”，往来函件数万言之多[12]。明了石声汉先生久养而成的这种独特的学识结构，便知其转入古典学术领域并无行山阻隔，古农书整理唯有象他这样博通古今、文理兼养之士，才能出色当行地创用“小学兼农学”的研究方法。

三、学术成就——凿空《齐民要术》之功绩

石声汉先生的学术成就，在植物生理学和古农学领域皆负盛名，而以农书校注研究影响最为广泛深远。总计精校出版的骨干农书有《?锸ぶ?榻袷汀贰ⅰ镀朊褚?踅袷汀贰ⅰ端拿裨铝钚Wⅰ贰ⅰ侗忝裢甲胄Wⅰ贰ⅰ杜┥＜??Wⅰ贰ⅰ杜??樾Wⅰ?种，有关古代农书、农史研究著作8种，论文多篇。在总计数百万字的著作中有专书专题研究，同时有对农书和古代农业遗产的总体研究，其中《农书系统图》、《中国古代农书内容演进表》、《中国农书评介》、《中国农学遗产要略》等，所谓的“一图一表一评一略”，即屑多年农书、农史研究的总结。这些丰硕成果也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嘉勉，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和部省级多种奖励。然而仅从这些方面尚不足以深论石声汉先生，唯有从凝聚其才智和创造力的《齐民要术》校释和研究中，方能观见他在古农学领域攀登的学术高度。

《齐民要术》是北魏著名农学家贾思勰撰写的综合性大型农书，也是世界古代农书中无与伦比的著作。全书记载了公元6世纪以前我国传统农业的生产经验和各种科技知识，内容包括大农业各部门、各专业的技术，颇具农业百科书体的特点，开农家大全式农书体例之先河。《齐民要术》的价值在于全面展现了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渐臻完善时期的发展情况，对日益成熟的精耕细作技术措施作出深入的总结记录，显示出中国农业悠久的优良传统和早熟的高超农艺水平，观其书即可知中国农学的非凡历史成就，亦可知其在世界古代农学史上的绝对领先地位。全书引先秦至魏晋的上古文献多达160多种，其中有些后世日渐散失而成逸书，本书存载的文字可供考据古书，古史之用，因而兼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这部农学巨著隋唐以后一直在民间抄刻相传，并为后来的农书大量地引用。除历代农家视为宝典倍加珍重外。经学传注家还用以校勘经典和古书文字。至本世纪《齐民要术》始为现代科学家注意，特别是农业科学家颇为倾心其古农学价值的探索。日本学者由于农史源流关系对《齐民要术》似乎更富热情，利用本国独藏的较早版本和侵华战争形成的特殊历史环境，颇有组织地长期开展《齐民要术》研究。1940年日本占领北京后，便在北平高校设立专门机构开始译解原书；后来在日本京都大学又组织《齐民要术》轮读会，集中了多种专业的优秀学者全面研究这部世界农学名著．日本学者钻研既广泛而且专深，心得感知的境界也大不相同，特将《齐民要术》研究视为专门学术领域，效法学界将许慎《说文解字》称“许学”、郦道元《水经注》称“郦学”之类的风气，尊贾思勰《齐民要术》的综合研究为“贾学”，并对中国人在这一领域的落后局面不无微辞。虽然当年我国学者初闻“贾学”之称多以为“未见其可”，然从《齐民要术》于国内外古典科学中的地位及在今日自由活泼学术风气之下，复言“贾学”，亦未见其不可。尽管日本学者较早步入贾学领域，但是国外学者要完全贯通根植于中华历史文化传统的《齐民要术》终不免障碍重重，正如日本另一位著名的贾学旗手熊代幸雄所称，本书中确实有许多“日本方面不可能到达的深奥理解”，故以释译《齐民要术》为主攻目标的日本贾学研究，也不免“牛步漫漫”[13]。因为本书经一千五百多年的传抄刻印演生出许多讹、倒、衍、脱，几无一个版本无错字破句，有的地方根本无法通读．早在宋代人已觉其“奇字错见，往往难读”[14]；辗转至明代，人们对所引的某些古字，“或不得其音，或不得其义，文士犹嗫之，况民间其可用乎?”[15]所以到了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便以“文词古奥”作出总评结论，故近世以来，读者不免叹为“奇书”，“未敢通读”。中外古今学者所以感到《齐民要术》难读难懂，实因通解这部古典农学名著所需知识学科跨度太大，而学界又往往缺乏“对于小学和农学都有素养的有志之士”[10]。

上文第二部分预先分析了石声汉先生于传统小学和现代农学的精深修养，评介了他据此创行的考证研究方法，正是凭借这种独特的学识和考据法通解了《齐民要术》，终于拨开了长期弥漫贾学的迷雾，作成《齐民要术今释》。今从攻坚的角度看，石声汉先生今释本突破了前人备受困惑四大难题：一是奇字、难词、疑句的解读。此类问题原书颇多又最令读者望而生畏，今释极尽小学之长，形、音、义考据多端，除个别字句以外，疑难文字词句基本解决。二是版本演生伪异字句的勘订。因本书流传版本种类较多，系统也比较复杂，再加类书摘引中的异同，利用起来使人难以适从。今释本出入经史子集，采用版本、目录、校勘等文献研究手段，比较折衷，去伪存真，以求原书本来面貌。三是原书正文与注文、大字与小字掺杂的厘定。原书除正文之外，还有作者的注文，各本虽多用大小字体加以区别，但因古籍错简和抄刻错误，不少注文以大字掺入正文，注文中也时有后人批语札记相杂，真伪莫辨。今释本采用综合考证方法，匡谬纠误详加分析，终使正文、注文各归其位。四是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恰当地注释原书农事名物，阐明农学原理，亦是今释本最大特色。清朝乾嘉时代的考据大师于《齐民要术》也曾竭力用功，然而有所发明之处甚少，皆因无农业科学专长之故。今释本充分显示出注释者精深的现代农学造诣，以及善于“古今结合”进行综合考证研究的优长，不仅使本书农艺、农史条条件件得以发明，而且还对全书的农业科学技术系统地分析，形成纵(时代)横(类别)分明的知识体系。并撰写《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一书，以通俗的方式直接宣传原书的农学成就。总之，石声汉先生今释本及其研究著作既富古典学问深厚功力，同时也充满现代科学的气息，使这部古代农学名著与当今人的认识方式终于沟通，在历代《齐民要术》注释和研究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石声汉先生通解通释《齐民要术》的历史功绩，在国内和国外学术界同时带来深刻影响。这种“凿空”之功不唯使一书贯通，而且以根本上扫除了古农书和农业遗产整理的最大障碍。为我国古代农学和农业历史研究开辟了全面发展的道路，近40年来本专业日益兴旺的历程即昭明了石声汉先生的不朽功绩。同时今释本在国外贾学领域也颇负盛誉，当第一、二分册传至日本后，以谦恭严谨称著的东邻同行即致函石声汉先生，申明将暂停持续了十多年的《齐民要术》日文翻译工作，待今释本第三、四分册出齐后再全面参阅翻译；日本《校订译注齐民要术》工程终于1959年告竣，日本学术界亦誉为“堪称划时代的业绩”[16]。石声汉先生为进一步传流《齐民要术》，在世界范围内弘扬历史悠久、成就卓著的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将《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译为英文向国外发行，英文版连刊四次皆磬售一空。当世界人民粗知中国这部伟大的古农书及其价值后，更欲亲自阅读或研究，于是英国和德国学者也分别以两种文本翻译出版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古典农学名著，而英德文本的《齐民要术》也主要是依据石声汉先生今释本翻译。

石声汉先生于1971年病逝，但是他通解《齐民要术》并广传于世界的功德是永世不没的，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悼念文中所说，石声汉先生以今释的不朽名著《齐民要术》而“在西方世界已很出名，因此石声汉是不会被忘记的”。看来日本西山武一与英国李约瑟西位东西方汉学大师见解正相互补；西山以石声汉其人为贾学之幸，而李约瑟又以贾学亦石声汉其人之幸。

参 考 文 献

[1] 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知识》，科学出版社，1957。

[2] 孙 健．《石声汉教授和古农书研究》，见《光明日报》，1962-05-13。

[3] 日渡部武．《贾学的创始者们》，见：《石声汉教授纪念集》，内部资料。

[4] 宋应星．《天工开物·序》，石声汉先生常以此明志。

[5] ．《新民主主义论》，见：《选集》,1967横捧袖珍本。

[6] 英 李约瑟．《给石定栩的倌和纪念文》,1985-03。

[7] 石声汉致刘仙洲的信．见：姜义安，《深切怀念石先生》，油印稿。

[8] 石声汉给杨东莼的信．见：姜义安，《深切怀念石声汉先生》，油印稿。

[9] 西北农学院1956年呈报的“全国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登记卡片”，石声汉先生亲笔撰写栏目。

[10] 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小引，科学出版社，1957-12。

[11] 日 渡部武．《石声汉教授对中国古农书研究的成就及其对日本汉农学界的深刻影响》，见：《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12] 此一大段有关事实见姜义安《古农学专家石声汉先生事略》，《西北农学院学报》，1982(2)。

[13] 日 熊代幸雄给石声汉的信，收北农大古农学研究室。

农业学术论文例7

（一） 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1、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文革中被解散的研究单位恢复了编制和活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的恢复在文革后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恢复在1978年。同年，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历史研究室，不久浙江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农史研究机构。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称：到1990年，广义范围农业各业务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的农史研究机构已近20个。这些单位的农史研究者，都在新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80年代初期起，这些研究单位大都着手招收培养农史学科的研究生，这样，在老一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的同时，新一代农史研究骨干也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自身的壮大以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史学界、科技史界、经济史界、民族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纷纷加盟农史研究，有些甚至已经进入农史界的圈子。最明显的是考古文物界。江西省在70年代末成立了陈文华主持的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开始设在江西省博物馆内，后来设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内），编辑《农业考古》，打出"农业考古学"的旗帜，成为农史研究领域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农业部下属的农业博物馆，1983年开始筹备，1986年正式开馆，馆内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的常年陈列，她下设的研究所亦以农业历史为重要研究方向，出版了一批图谱和专著，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该馆是农业历史学会的挂靠单位。科技史与农史联姻是有传统的，胡道静先生就称自己是科技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在农史学会正式成立以前，农史工作者主要是通过科技史学会的农史专门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这种联系现在还有继续。李根蟠由于曾在中国农科院工作的关系，成为出入经济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从1981年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于1987年9月正式成立，由刘瑞龙任名誉会长，王发武任会长，会员包括了农史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共283人。1993年换届，由郑重任第二届理会长，会员增至382人。1998年再度换届，郑重继续任会长，会员增至570人。90年代，农业部成立当代农史研究室，1994年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下设立当代农业历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史学会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8次学术年会，对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进农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地方，河南省和广东省也先后成立了农史学会，广东省农史学会的活动尤为正常和活跃。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著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1、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著的是中国农业遺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繆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著；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著《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著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两汉魏晋南北朝：缪启愉继《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后推出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考订之翔实、校释之精审，超越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本《齐民要术》校释本。缪氏还有《齐民要术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一书，对《齐民要术》的科学内容作了分析。游修龄的《疑义考释》（收入游氏《农史研究论文集》）运用现代化科学知识考释《齐民要术》中难读难解问题，是继《及其作者贾思勰》之后研究《齐民要术》的又一力作。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明清：石声汉在身患沉疴情况下奋力完成的《农政全书校注》遗稿，经过整理压缩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明清农书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研究《农政全书》及其作者徐光启的论著，在农书及其作者的研究中居于首位；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所载，截至1991年，有关论文达167篇。就本时期的研究而言，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是研究徐氏生平的力作；《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专集和席泽宗、吴德铎主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6年）也收集了部分成果。明清不少地方性农书，如《农桑经》、《马首农言》、《三农纪》都有了校注本[2] 。王达对王恒力《补农书校释》作了增补[3] 。宋湛庆对明代马一龙的《农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4] 。我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亦由马宗申作了校注，由农业出版社从1991年到1995年分4册出齐；至此，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农书已全部整理出版。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著作，最著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著，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转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又有《茶》、《古兽医方集锦》、《常绿果树（上编）》、《稻（下编）》等分册问世。另外又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陈祖椝、朱自振编，农业出版社，1981年）、《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朱自振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章楷著，农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董智勇主编，中国林学会林业史学会1993年）等资料集。为了摸清明清农书的家底，经过王达的长期努力，已知明清农书（包括佚书）已逾千种；有关成果在2001年的《中国农史》中连载。作为传统农学资料精华的整理，彭世奖编著的《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中国农业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中，中国与东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其一，被吴德铎称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的《全芳备祖》，它的宋刻本传到日本后，长期被珍藏于宫内省图书馆，文革后，承蒙日本友人、尤其是天野元之助教授的帮助，原书被全部摄制寄来我国，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作为"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一种影印出版。其二，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传到日本后，天野元之助教授根据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农书版本的研究，70年代撰写了《中国古农书考》，作为对《中国农学书录》的补充，并与它合刊发行；天野这本书，文革后亦由彭世奖翻译成中文出版（农业出版社，1992年）。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作物史的研究涉及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嗜好作物。从研究论著数量看，粮食作物中，稻最多，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棉花最多；园艺作物中，果树最多，蔬菜和花卉次之，嗜好作物中的烟和茶均可观，尤其是茶，研究论著的数量冠于各种作物，但相当部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的。在作物史的各种论著中，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是最重要的成果。游修龄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旗手之一，他善于把现代科学知识与农史研究结合起来，熟练而巧妙地把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训诂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应用到农史研究中去，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这种治学特点在《中国稻作史》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游氏新时期撰写的农史论文，大多收集在《农史研究文集》（农业出版社，1999年）中，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论述作物史的。作物史方面的论著还有章楷的《植棉史话》（农业出版社，1984年）、倪金柱的《中国棉花栽培科技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郭文韬的《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5] 等。农业生产的其他部门史亦成果累累。如畜牧史方面，谢成侠的《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相继出版，《中国养马史》也再版并出版了日译本。张仲葛、朱光煌主编的《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程绍迥、张仲葛主编的《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亦已问世。林业史论著有张钧成的《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陶炎的《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等。渔业史的论著有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张震东等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等。蚕桑史的论文数量亦可观，其中蒋猷龙关于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的研究较有影响[6] 。土壤学家王云森写了《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据报道，他的《中国土壤科学技术发展史》正在出版中[7] 。研究农具史的学者不少，其中周昕用力最勤，《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是他研究成果的总汇。水利史是与农史密切相关、但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一个学科，在本时期相当活跃，成果丰硕。其中与农史关系较大的专著有：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繆启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芳的《明清农田水利史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等。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也有不少从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特点的论著，其中董恺忱、杨直民的《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2期？）较有新意。

在史学领域内，综合性的通史著作更能反映了该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作为农业科技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堪称两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前者梁家勉任主编，动员了农史界几乎全部的力量，数易其稿，经过8年的工作，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将近100万字。该书集80年代中期以前农史界研究之大成，并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新成果，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范楚玉、董恺忱先后任主编，北京的几位学者参加编写，游修龄为主审，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余万字。该书在《史稿》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80年代中期以来农史界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按长时段分篇，每篇依次介绍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该时期的农书，然后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阐述该时期农学的发展；在材料的发掘、内容的开拓和论述的深化方面都有新的创获，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农史研究的水平。近代农业科技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撰（具体组织者为闵宗殿）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它的出版填补了农业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古代状况。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8]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著，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著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王潮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利用近现代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或初期阶级社会的民族的有关资料，研究农业发展的早期形态；或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农业历史上的有关事物。李根蟠、卢勋在实地调查和广泛利用民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耦耕、耦犂等也取得可喜成绩。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2册和罗钰的《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9]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著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转贴于 5、 地区农业史

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代，例如，1965年出版的《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所收集的，就是浙江地区农业史的论文。陈恒力也曾致力于太湖地区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不过，比较系统地开展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还是80年代的事情。这是农史研究深入发展自身所要求的，亦与当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息息相关。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专业的农史研究者，也有经济史的研究者，有关成果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张波的《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文，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等。近年张泽咸也发表了论述了汉唐时代边疆地区农牧生产的系列文章，如《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汉唐间东北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1、2期）等。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加盟大大促进了地区农业史[研究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包含了不少与农业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形成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著作，相当一部分在9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如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0年）等。一些省区也在编写本地的农业发展史，如江苏省农林厅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陈钧《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广西，不但有《广西农业经济史》（左国金等编著，新时代出版社，1988年）、《广西农业科学技术史》（廖振钧编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且有农业的各种专题史和生产部门史，如土地利用史、土壤肥料史、植物保护史、农业机械化史、水利史、粮食生产史、油料作物史、糖业史、甘蔗史、烟草史、林业史、畜牧史、渔业史等。随着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到来，对西部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对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绿洲农业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研究农业史，把农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也是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农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一方面是受到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影响，同时，当时教育界提倡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史的结合，也成为这种研究取向的动力。80年代末就有人呼吁以文化学作为农史研究的新视野[11] 。从1994年，《农业考古》开辟了"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与饮食"专栏，另增加每年两期的《茶文化专号》。同年底，中国农史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七次学术年会，主题是以吴地文化为重点的区域农业史。有关论著也逐步多起来。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史，要求注意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与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观念形态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研究大致上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别部门、各别项目或各别地域农业文化的研究，如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吴越文化、齐文化；其中茶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已经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文化研究亦成果累累。二是总体的研究。从文化角度对农业史的总体考察，首推石声汉。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著。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12] 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可参阅叶茂等的综述《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的第五部分[13] 。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著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著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在欧美，环境史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有关研究并不比国外晚。例如60年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之作。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尤其是90年代后期各种环境灾害纷至沓来，环境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做，农史研究者只是其中之一。如历史地理学界等广泛开展对各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农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研究最令人瞩目[15]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论述最多，《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是其总结性著作，内有"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分界编"等。朱士光的有关研究成果结集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对河西地区沙漠化和农牧史的研究，李并成做的工作较多[16] 。其余如蓝勇对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17] ，王建革把生态学理论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的一系列论文[18] ，萧正洪关于环境与技术选择关系的论述[19] ，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竺可祯[20] ，继起研究的有文焕然、张丕远、邹逸麟、满志敏[21] 等人。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起草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列出5个研究重点，即：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过去500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过去2000年来人对环境变化适应的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物理过程研究，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又有从经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以至东亚古代自然观的，强调这种自然观的特点是主张人与自然协调。例如90年代后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持了环境与东亚文明的国际合作研究[22] 。以上研究，不限于农业史，但均与农业史有密切关系。关于农业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史界主要是从农学思想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中国古代各业协调发展、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雏形；彭世奖、倪根金、闵宗殿、李根蟠等人都在做这方面工作[23] 。《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也组织了关于"生态、农业、社会"的专题讨论。1999年底，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借用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的范畴，考察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把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把研究推向深入。[24]

与环境史关系密切的是灾害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20世纪初历史学者就开始收集历史上的灾害资料并进行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10卷，中法大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年第1期）就是其代表性的成果。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8、90年代，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成果累累。许多省区都编辑了地方的自然灾害史料，水利部水管司还编辑了几个大河流域的旱涝档案史料；人们从多角度探讨灾害的成因（自然因素中的气候、人文因素中的过度垦殖，尤为学者所注意）、灾害对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灾害发生的规律性、灾害与人口关系、减灾措施与荒政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各学科的学者，但研究内容多与农业史有关。在农史界，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做的工作较多，他们选编了《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张波、卜凤贤还对灾害学和灾害史的理论进行了探讨[25] ，《农业考古》90年代末开辟了"农业与灾害"专栏。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在新时期的农史研究中，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和讨论的中心之一。这一讨论的背景是，文革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史学界在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如何评价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此外，这一讨论又与国外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批评联结在一起。讨论最热烈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是精耕细作，这是大家公认的。论者把精耕细作理解为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综合技术体系。农学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天人相参"。又提出"多元交汇"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学界有不同认识，或认为是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或认为是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农牧结合类型。二、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种完全否定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的意见，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在基本肯定传统农业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的差距相当大，分歧集中在对传统农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以及是否出现如同美籍学者黄宗智所说的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农业。对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前，中国传统农业是否已经落伍，如果已经落伍，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上的分歧更大。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的作用。论者大致肯定在农业现代化中应该把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中的精华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新模式。有关讨论文章，几个农史刊物都有刊载，《农业考古》设有"农业历史与农业现代化"专栏；专著则有郭文韬等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年）。关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点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两个结束语，有较系统的论述。有关讨论情况，可参阅叶茂等《传统农业与现代化》[26] 综述。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著。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著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新时期农史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一一介绍了。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了一些工具书，如闵宗殿编的《中国农史系年要录（科技篇）》（农业出版社，1989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林业出版社，1992年）等，给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编纂《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百年》，包括研究综述和大型论著索引的数据库，将以文字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出版。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

[2] 李长年：《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高恩广、胡辅华：《马首农言注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版；邹介正：《三农纪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年。

[3] 农业出版社，1983年。

[4] 《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5]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

[6] 【日】吉武成美、【中】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农业考古》1987年2期，1988年1期。

[7]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8]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9] 在《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2期、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2期连载。

[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

[14] 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范楚玉：《中国古代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3期，1984年；李根蟠：《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波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著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17] 《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还有关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变化的系列论文。

[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0]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1] 文焕然，文熔生著《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著《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农业学术论文例8

二、对应用型农业推广硕士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探究

（一）教师实践能力的提高

鼓励教师到实际的农业推广实践中去，接受农村发展的综合实践锻炼，在以下三个方面得到改善和提升：1.增强综合性学科意识。教师在农业推广实践中会发现农民素质、政府导向、相关政策、传播方式、市场等多方面的因素都会制约一项技术或理论的应用，任何社会问题都不可能靠单一学科得以解决，必须确立综合性学科的意识。关注农业政策的研究，以及农民的需求和行为特点，使得更多的农业科学应用到解决“三农”问题中，建立更多的交叉学科和综合性学科。2.确立问题导向的思维方式。应用型农业推广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导向与学术型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导向不同，最重要的区别是前者更加关注的是学习者在学习实践中的问题，从而思考问题的解决，确立问题导向的思维方式。所以在开放的实践环境中，教师可以及时发现农业推广过程中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及时采取防范措施，预防一些潜在问题的发生。3.获得实践经历与经验。应用型农业推广硕士的教育应重视实践经验和实践经历，如果教师具有充分的实践经验，理解理论的实践价值，他们就能够形象地教授理论知识，使理论作为抽象的思维在经验的基础上呈现更具操作性的实际意义。

（二）教学内容和授课方式上的创新

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主要是为培养农业与农村管理机构、农业服务、农业技术等岗位的高层次应用型管理和技术人才。这些研究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职业实践经验丰富，但是对于应用型农业推广硕士培养教学中，并没有把这一特点突出体现出来。实际上，很多农业院校的农业推广硕士教育缺少能够适应应用型人才的优秀教材与案例，有的培养单位甚至直接使用学术型学位研究生教材或将其简化后使用，或者将国外的教材和案例拿来使用。建设适合应用型农业推广硕士的综合性课程，建立符合自己学科特点的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分析问题的方法，这对于农业推广硕士教育内容的创新是十分有益的。

（三）加强教学与论文指导体系的开放性

农业学术论文例9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的《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的精神，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具有特定的职业背景，与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发展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与相应学科的农学硕士学位处于同一层次，侧重于应用，培养面向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发展工作需要的高层次人才。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应培养既能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发展的理论研究，又能运用农业与管理科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与非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培养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其课程体系要突出整体性、综合性、宽广性和实用性，课程内容要反映相应领域的国内外最新成果[2]。

1.2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生源特点

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主要来源于高等农林院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2009年，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均从参加2009年全国硕士生招生统一入学考试的考生中调剂录取。2010年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招生初试科目按照与学术型研究生招生“科目对应、分值相等、内容区别”的原则设置，单独进行招生，但也有部分从参加学术型研究生考试的考生中调剂录取。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与以在职人员为主、通过参加全国GCT联考入学的非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有很大的区别。总体来说，他们在知识结构、外语能力等方面优于在职的农业推广硕士，但在实践经验上则较为欠缺。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在毕业后既可从事与农业推广相关的职业，也可进一步报考博士深造，因此，在课程体系中既要考虑实践性，也要兼顾一定的理论基础。

1.3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学制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现行培养模式是三年制，非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学制也是3年，但因为以在职人员为主，集中学习的时间较短且较为灵活。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学制为2年，因此，其培养不能照搬学术型硕士和非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模式。由于课程学习时间缩短，而且需要加强实践环节，因此在课程设置上，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压减课程数目和学时。然而，就目前缩短硕士研究生学制的实践而言，二年制硕士生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仍有“赶课”的现象，同时学制缩短后，每个研究生能够完成的科研工作量必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学位论文的完成质量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3]。

2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构建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及全国农业推广硕士专业指导委员会《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精神，结合以上对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特点分析及学校的实际情况，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可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模式。

2.1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要以实际应用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目标、以综合素质和应用能力的提高为核心，要做到理论性与应用性课程有机结合，突出案例分析和实践研究。课程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公共课，包括政治理论课、外国语、农业推广理论与实践、农业传播技术与应用、农业科技与“三农”政策，该部分设10个学分；（2）领域主干课，根据农业推广硕士的不同领域如农村与区域发展、农业机械化、作物、植物保护等，每个领域设置4～6门专业课程，其中包括1门案例研究课程，该部分设8～10个学分；（3）选修课，根据各领域的培养目标及学校的条件开设，选修课包括经济管理、计算机应用、知识产权、信息检索等方面的课程，可选2门课程，该部分设4个学分；（4）实践教学，要求原则上不少于1年的实践教学，并结合实践进行论文研究工作，该部分设6个学分。此外，每个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必须完成制定培养计划、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学位论文等必修环节。

2.2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教学方式

目前，在研究生教学上，传统的灌输教学方式仍然存在。由于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强调应用性，重点在提高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在教学上相应要求教学的方式、方法灵活多样，课堂教学要把讲授与讨论结合起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加强案例研究、模拟训练或现场教学，培养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根据学校的实验条件，给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开设相关的实验课程，提高学生的操作动手能力。课程学习结束后必须进行考核，课程考核可采用闭卷、开卷、研究报告、文献综述等方式进行。加强第二课堂教学，如组织研究生参加学术讲座、“三下乡”等，拓宽研究生的知识面，开阔视野，培养团队精神。

2.3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在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够系统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为学生将来从事职业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由于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大部分来源于应届本科毕业生，实践经验较少，因此研究生在学期间，实践教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年，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4]。入学后第1年，以学校实验室和导师工作室为平台，熟悉仪器设备及相关的实验技能。可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或开设第二课堂的方式，让研究生有较多的途径了解、接触科研，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入学后第2年，在研究生基本完成课程学习及具备了一定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实验能力的基础上，安排研究生学生进入各生产企业、联合培养基地、产学研基地、研究所、实验中心等结合学位论文开展实践教学。办学单位要提供和保障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开展实践的条件，建立多种形式的实践基地。可吸纳和利用社会资源，合作建立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以此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的紧密联系，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供需互动机制。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要提交实践学习计划，撰写实践学结报告。要对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实践指定负责人，实行全过程的管理、指导和质量评价，确保实践教学质量。

2.4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学位论文及评审答辩

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必须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服务于农业、农村、农民和生态环境建设。强调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职业性，决不是要放弃对它的学术要求，学术是学位的本质体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定位在“培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上的，作为“高层次人才”，自然应当有一定的学术要求[5]。论文要有一定的规格和标准，体现一定的技术难度、先进性和工作量，要能反映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农业技术推广、农业和农村等实际问题的能力，应具有一定的理论分析和应用价值。论文的形式可以是研究论文、项目（产品）设计、调研报告等。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学位论文至少应有2名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评阅，其中最好有一位是来自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评阅通过后才能参加答辩。答辩委员会应由3～5位专家组成，其中应有来自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导师可以参加答辩会议，但不得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通过答辩，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可授予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3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教师队伍及教材建设

3.1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教师队伍建设

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研究生实行的是“校内导师+校外导师”的双导师制。校内导师主要是从学校内部相关领域中理论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指导能力强、研究成果丰富的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教师中选任，负责研究生的课程学习，指导学位论文，对研究生进行管理等工作。校外导师则主要是从基层或企业从事与农业推广相关的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中选聘。校外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实践教学、项目研究、参与课程与论文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工作。由于我国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起步较晚，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的知识结构和实际工作经验离专业学位教育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加强专业学位教师队伍建设是当前专业学位教育中一项迫切的任务。各培养单位要制定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的遴选办法，建立教师评价激励机制。要提高专业学位教师队伍的学历层次，加强在职培训，支持教师到国内外参加有关课程的培训和研讨，鼓励专业学位教师申报横向课题，到相关的产学研基地挂职，以提高实践经验。聘请政府、生产部门有丰富实践经验和较高理论水平的人员参与教学，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3.2全日制农业推广硕士的教材建设

农业学术论文例10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0（b）-0223-01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占其中最大比例的是农民。如何做好农村工作，科学发展，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重要工作。在推进农村的各项工作中，要切入了解与农民沟通的特点，牢牢抓住沟通的要害，掌握有效的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法，推进农村的快速发展。

1 与农民沟通的特点

对于不同的人群，沟通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存在很大的差别。由于不同的人群的教育背景、历史条件、生活环境等的差异性，使沟通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迥异。农民是一个有着特殊背景的巨大团体，他们手中掌握着国家发展的根基，然而受教育背景、生活条件等的影响，与农民沟通呈现出特定的特点[1]。

生活在农村、乡镇的大部分农民，受教育程度低，掌握的科技知识较少。对于各种科学技术的了解较少，因此与其沟通交流要尽量使语言通俗化，易于理解，不可以像做学术报告或者和专业人士交流一样，大量使用专业术语；这样会造成双方互相产生隔阂，因此要牢牢把住农民的知识文化背景这一特点，尽量使沟通通俗化。

农民对于不同的事物所表现出来的心理是大相径庭的。政府、科技部门与农民沟通主要贯彻新政策、思想，推广先进技术、机械等。先进的科学理论、机械设备对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具有重大意义。农民对于先进的农业理论、机械很乐于接受，以期增产、增收，发展高效农业，获得更大的农业收入。

然而，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农民的思想相对比较保守，对于新的思想、科学理论，在初始阶段都持观望态度，一者认为先观望第一批敢吃螃蟹者的收益，如果新的思想理论、机械设备带来较大收益，待第二年再引入，这样可以减少风险，确保自己收益的稳定性；一者持等待依靠心理，依赖农村的带头人，对各种事情都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以第三者的身份处之，你愿意来帮助我推进新技术、理论、机械设备，他就去用，没有高兴亦或是愿意之说，你不愿意来我这里推行，他也不遗憾，不去恳求学习先进知识理论。

除了因循守旧而又期望借助新的科学技术理论、机械设备提高自己的农业收入的矛盾心理，有小部分农民持排斥心理，对于外来新事物一棒子打死，认为没有益处，只依靠传统的技术理论来稳定自己的农业收入。

不同农民因各地风俗文化、历史背景的不同，对于新事物、新理论所持的心理不一样，与其沟通要了解清楚相关的背景，做到有的放矢。

中国现有体制下，农民分区域居住，划分为行政村，村落行政事务由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共同主持。此外，行政区的划分是有一定的规则的，通常一个村落内由几个大的家族组成，每个家族都会有一个领导者亦或是德高望重者。因此，要充分利用这一特点，找准沟通交流对象，快速推进科学技术理论等[2]。

除了上述几个主要的特点外，还要认清现在的国内形势，农民中的大部分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大部分是老人、病残以及妇女，使新技术理论的推广存在一定的障碍。

2 与农民工作的方法

无论与何种人群沟通、工作，都需要讲究一定的方法策略。与农民工作过程中，要采用合适的工作方法。

农民的文化底蕴、知识积累等的限制，对于与其沟通，进行推进科学技术理论、机械设备的科技人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农业）推广人员必须有耐心，在遇到有的农民对工作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反对时，都要做耐心细致的解释，从而做好推广工作[3]。 推广人员说的意思农民不理解，受地域、文化、方言等的影响，农民想表达的意思推广人员也可能听不懂，因此会出现双方互不理解的尴尬局面。对于科技人员来说，要持一个永久的耐心，不厌其烦的为农民解释先进的科学技术理论，农民不懂的地方会变换各种通俗易懂的方式为大家解答。

与农民接触就要表现出朴实、诚恳、谦虚、热情[4-5]。农民大部分都很淳朴、热心，科技工作者要与农民坦诚相待，急农民之所需，为农民着想，为农民谋利益、幸福。与农民成为知心朋友，关心农民的生活需求，给农民提供信息，传授先进技术，提高农民朋友的技术、知识水平。同时不要摆架子，与农民朋友沟通要使语言尽量通俗化，与其成为真正的知心朋友，快速推进先进的技术理论、设备等。

除了上述的工作方法，还存在其他的好的工作方法，各级工作人员应在探索实践中不断摸索，提高与农民沟通工作的效率。

3 实际工作中与农民沟通的特点与工作方法

笔者主要从事与农业相关的水利工作，该水利工作肩负着农田灌溉与防洪抗旱等多项重大使命。在日常的与农民工作中掌握了与农民工作的一些特点与工作方法。

水利在农业生产中至关重要，农民对于水利上的新技术新理论普遍呈现出乐于接受的心理，水利发达，则农业发达，农民的收入随之也大大增加。在推进灌溉的新技术中，农民对于此技术的储备知识较少，在沟通语言上必须采取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专业名词通俗化。

在推进水利的新政策、新措施中，采用与村落负责人先沟通的方式方法，让其今早了解新政策、新措施、新理论的方方面面，使其帮助水利工作者一起辅导农民朋友采用新措施。

农作物最怕干旱，因此水的重要性尤为突出。新的灌溉方式可以节省水资源，提高灌溉效率。滴灌、喷灌是很好的灌溉技术，应逐渐替代以往的漫溉方式。在与农民朋友沟通交流时，要把漫溉解释的通俗易懂，就是现在大部分采用的水从农田的一边慢慢灌溉至那一边这种古老的方式，同样要将滴灌、喷灌解释的通俗易懂。在与农民沟通，推进水利工作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要端正态度，充满耐心，推进工作的顺利进行。

4 结语

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农业是基础。在推进各项新措施、新技术、新理论、新设备等工作中，要掌握好与农民工作的特点，采取合适的工作方法。认清农民的各种心理、文化背景、风俗文化，找准切入点，端正好工作态度，充满耐心，与农民成为知心朋友，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需，为农民谋幸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 蒋冰晶.沟通视域下农民化解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2，40（4）：2427-2430.

[2] 李秀英.任瑞丽.浅谈沟通在农业推广中的重要作用[J].内蒙古农业科技，2005（7）：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