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科技论文例1

首先，民族地区本科院校的大多数学生，在录取时录取分数与全国的发达地区相比分数较低，可见其理科基础与全国发达地区有一定的差距；其次，前面已提及，在民族地区本科院校，生物化学课程通常设置于大二上学期，但因调查表明大多数学生此时有机及无机知识掌握不甚牢固；第三，通过笔者对报考民族地区本科院校生物技术专业多位学生的访谈发现，他们中大多数在录取时是调剂到该专业的，其他在录取时虽直接填报该专业，但对选择报读该专业的目标和意义尚存模糊之处。所以，在民族地区本科院校生物技术专业，要让学生牢固掌握庞杂的生物化学知识，深刻理解抽象的生物化学概念，以取得较大规模的生物化学课程教学效益，在教学中逐步全面、习惯地实施反思性教学，有着极为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一）反思性教学有利于不断提高生物化学课程教学效益

调查表明，民族地区本科院校学生在生物化学课程学习的过程中，随着教学的深入，面对生物化学抽象的概念、庞杂的知识体系和程序繁琐的实验技术，普遍会产生枯燥、烦恼、厌学等情绪［3］。针对这些情况，教师如能全面、认真地观察学生，并及时与他们进行有效的沟通，以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刻的反省回顾，包括对在教学过程中所依据的教学理论是否正确、采用的教学方法是否有效、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是否融入生物化学的最新研究与发现以激发学生学习生物化学知识的兴趣，以及教学语言和行为是否合理等，自我展开逐项分析；之后，立即提出并实施改进问题的新的方法或手段，将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教师，促使自己会教，越教越喜教，越教越娴熟；而对于学生，促使他们会学，越学越想学，越学越得心应手。于是，师生皆大欢喜，从而大幅度提高生物化学课程的教学效益。

（二）反思性教学有利于促进生物化学教师专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生物化学课程是生命科学各专业及医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也是农学、工学类专业的必修课，因而无论是在普通高等院校，还是在职业技术院校中，生物化学课程均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生物化学教师，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为追求更好的教学效果，应与时俱进，自觉、主动在自己的专业信念、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等专业素质上，不断成长并追求成熟，及时更新、演进和完善。实际上，通过反思也为生物化学教师的专业发展创造了继续教育的机会。现代社会是一个终身教育的社会，教师的角色和作用现已发生了根本改变。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着、合作者和促进者，还必须通过较系统的自我研究，及时发现自己知识、能力或技能等方面的缺点或不足之处：是生物化学某个模块理论知识、某方面实验技能的问题？还是教育理论、心理学基础、教育教学策略和技能技巧方面的问题？亦或是双语语言教学、创新研究、学术水平方面的问题？等等。当教师体验到这些困难、麻烦或不能马上解决的问题时，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不安全和不确定的感觉。于是，教师不得不在在行动中或行动后回头分析自身的经验。这样，经过反思，发现了问题立刻弥补：要么及时通过自学专业教育教学理论或专业知识，要么脱产进修，要么出国深造等。总之，通过反思性教学，既能促使生物化学教师自觉检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提出改进措施，从而使其教学行为更为睿智和成熟，生物化学教学质量和创新教育水平，又能有效、快速、持续地提高生物化学教师的专业素养。

二、在民族地区本科院校生物技术专业生物化学课程教学中实施反思性教学的策略

生物化学课程体系错综复杂，涉及面很广，而它又是生物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或主干课程之一，与生物技术专业其他核心课程，如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原理、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发酵工程原理、微生物学和普通生物学等联系极为紧密，是学习这些课程的基础。所以，笔者认为，生物化学教师要在生物化学课程教学中真正地实施反思性教学，发挥反思性教学的价值，必须明确反思性教学的目的，养成自觉反思的习惯，并熟练掌握反思性教学的方法。

（一）明确反思性教学的目的

反思性教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发展，二是为了专业引领。首先，实施反思性教学是为了实现教师和学生的全面发展。因为生物化学课程的“繁”和“难”，所以生物化学教师往往因难于梳理而不安，学生常常因难于理解而烦躁。通过反思性教学既要求生物化学教师教学生“学会学习”生物化学，乐于学习生物化学，使学生成为善于学习的全面发展的学生；又要求生物化学教师“学会教学”生物化学，热爱教学生物化学，使生物化学教师自身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直至成为学者型的教师。其次，实施反思性教学是为了对生物化学教师进行专业引领。通过专业人员参与的专业引领的反思活动，使生物化学教师明确如何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生物化学专业基础理论和前沿理论知识、教育教学理论知识和心理学理论知识来指导自己的生物化学教学实践，有助于提高其反思、独立教学和独立研究的能力，促进其专业水平的发展和反思性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二）养成自觉反思的习惯

正因为促使教师通过其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成长的机制是反思和更新，所以养成自觉反思的行为习惯是教师逐渐走向成熟的关键。生物化学教师通过全面地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亦即从对教学前、教学中和教学后等各环节进行回顾和评价，总结自己的成功与教训，并及时“充电”，将努力学到的先进教育教学理论和前沿生物化学专业知识，整合到教学实践中去改进教学行为，不断完成自己的教育观念的更新并加以提升，养成自觉反思的行为习惯。

（三）熟练掌握反思性教学的方法

民生科技论文例2

关键词:结构方程模型 民生科技 民生科技需求

民生问题是指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民生科技则是与民生问题最直接相关的科学技术,即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相关的科学技术。党的十七大报告已经从政治的高度,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快推进社会建设。目前,关于民生科技的研究已成为国家各部委、研究机构和科技管理部门非常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认为,对湖北省民生科技需求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是在20 世纪60 年代由Bock和Bargmann最早提出的,被称为近年来统计学三大进展之一。它是一种建立、估计和检验因果关系模型的方法,模型中既包含有可观测的显变量,也可能包含无法直接观测的潜变量。从数理角度看,结构方程模型综合了路径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是一种多用途的数学方法。目前结构方程模型已在心理、行为、教育和社会科学等学科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针对民生科技需求,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安全科技需求、健康科技需求与教育科技需求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湖北省发展民生科技选择优先发展领域或突破口提供参考。

概念模型―理论假设

(一)相关概念

民生科技的着眼点在“民生”。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给“民生”做出了解释:“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 关于“民生”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孙中山先生提出:“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就是说“民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总根源。我国现在提出民生科技,就是强调科技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是逐层递增的。本文依据马斯洛的理论,把民生科技分为安全科技、健康科技、教育科技,其对应的需求层次是递增的。

安全科技。安全科技指保障人民生产生活安全、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科学技术。如重大生产事故预警与救援、食品安全与出入境检验检疫、生物安全保障、突发公共事件防范与快速处置、重大自然灾害监测与防御等技术,都属于安全科技。

健康科技。健康科技指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健康状况息息相关的科学技术。如与“衣” 相关的对皮肤无刺激的健康面料;与“食”相关的食品保鲜、饮水净化;与“住”相关的太阳能住宅、太阳能热水器、绿色安全装修材料;与“行”相关的低能耗新能源汽车、智能交通管理系统、高速轨道交通系统;与“医疗”相关的预防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甲型H1N1等重大传染疾病传播的技术,都属于健康科技。

教育科技。教育科技指与教育教学、就业创业等活动相关的各种科学技术。如提升教学效果的各种教学应用软件和多媒体技术,方便学生报名、学习的电子报名系统、网络远程教育,方便研究人员查找资料的数据库服务,以及为学生就业创业提供信息服务等技术,都属于教育科技。

(二)理论假设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有两个基本论点。一是人的需求取决于他已经得到了什么,尚缺少什么,只有尚未满足的需求能够影响行为;二是人的需求都有轻重层次,某一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另一个层次的需要才出现。

在我国人民已经解决温饱的情况下,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生理需要不再是困扰我们的问题,而随着最近几年的安全问题成为广大人民关注的焦点,相应地对安全科技的需求急剧增加,也最为迫切。健康科技需求尽管也涉及到衣食住行等,但它已经不再是简单地维持生命的延续,而是追求“衣”得更时尚、“食”得更科学、“住”得更环保、“行”得更安全,是比安全科技需求更高一层的科技需求。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中,受人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比较高级的需求,在现代社会要获得这些离不开教育,因此教育科技需求可以看作是比健康科技需求更高一级的科技需求。基于上,本文作出如下三个假设(见图1);假设H1:安全科技需求的满足会对健康科技需求产生正向的影响;假设H2:健康科技需求的满足会对教育科技需求产生正向的影响;假设H3:教育科技需求的满足反过来会对安全科技需求产生正向的影响。

数据分析

(一)数据收集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全部是湖北地区的居民,既包括城市居民,也包括农村居民,涉及湖北地区的武汉、荆州、宜昌、黄石、襄樊、恩施、孝感、咸宁、天门、仙桃、潜江、黄冈、安陆、云梦等30多个城市或地区,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电话访谈、实地考察等三种方法。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220份,回收205份,剔除不合格问卷9份,有效问卷196份,有效回收率高达89.09%;内容包括安全科技需求、健康科技需求、教育科技需求三大类共25个问题。问卷采用五分制评分标准:非常需要记5分,比较需要记4分,不清楚记3分,比较不需要记2分,非常不需要记1分。

(二)信度分析

本文选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作为建模的主要手段,并运用Spss16.0和Lisrel8.70软件对模型进行分析处理。通过结构方程分析,不仅可以对结构模型中的参数进行估计,而且可以通过卡方检验等来验证所提出的理论模型与数据的吻合情况。

信度分析是为了测度量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因此它又被称为可靠性分析。DeVellis认为,α值为0.60～0.70是可接受的,若α值为0.80～0.90 则表示量表可靠性较高。本次调查问卷的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06,各子层面的信度的α系数均在0.60～0.70之间(见表1),证明该问卷的结构是可靠的。

(三)验证性因子分析

首先,本文对模型的拟合水平进行了检验。如表2所示:绝对拟合指数χ2/df为 2.13,在 2～5范围之内;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也达到 0.08的理想水平;拟合优度指数GFI达到了 0.80;AGFI虽没有达到0.80,却已经很接近,基本上符合;相对拟合指数 NNFI达到了0.84,非常接近理想水平;CFI也达到了0.85。可见,多数拟合优度指标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说明设定模型的结构是合理的,可以进一步通过标准因子载荷情况来检验其效度。25个变量的标准因子载荷系数在 0.16～0.65之间,t值在 1.97～9.10之间,表明在 0.05水平上统计显著。

(四)研究假设验证

表 3为理论假设检验结果。H1、H2、H3三条理论假设均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这些假设的因子载荷系数在 0.48～0.77之间, t值在5.55～10.73之间。在上述假设中,可以发现安全科技需求和健康科技需求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健康科技需求和教育科技需求之间也有显著的相关性,这一点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是一致的。在人们的基本生理需求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安全需求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需求;健康需求则是更高层次的需求,是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而教育是人们获得尊重和追求自我实现的途径,是更高层次的需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人的低一级需求得到满足以后,就会产生更高一级的需求,所以前述的两个显著相关性在理论上也可以得到解释。但是,教育科技需求和安全科技需求之间的相关性不是很高,因子载荷系数只有0.48,这是因为对大多数人而言,需求是呈阶梯状上升的,安全科技需求和教育科技需求之间相隔了需求层次,因而其相关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教育科技需求的满足之所以会反过来对安全科技需求产生正向的影响,是因为安全不仅包括生命、财产的安全,还包括心理的安全,接受教育之后的个体会更加关注心理的安全,追求内心的安宁、平衡与健康。

结论

民生科技包括的内容非常多,在早期的研究中我们就曾经将民生科技分为环保科技、健康科技、安全科技、数字科技和教育科技。但是后来研究发现,既然民生科技是以人为本的科技,就必须站在个体的立场去考虑问题,个体会关注安全、健康、教育这些与己息息相关的科技,而环保科技不过是为了使生活更健康,数字科技也只是高科技的一种体现,归根到底还是为人服务的。本文利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前文提出的种种假设,得到了如下的结论:

政府应优先发展安全科技,满足人民的安全科技需求,解除人民对安全的担忧,保证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在发展安全科技方面,尤其是要加强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食品安全、饮水安全、药品安全、交通安全;构建科学的养老、医疗保障体系;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提供完善的应对紧急事件或自然灾害的预案和应变能力。

政府应该重视健康科技,尤其是要贯彻环保理念,加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为人民提供一个自然环境优美、精神产品丰富、健康文明的生活环境,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政府不应忽视教育科技,要保持民生科技需求层次的不断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教育可以提升个体的素质,教育的终极目标则是提高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素质,教育科技则是保证这个终极目标实现的有力工具。着眼于现在,教育科技有利于提升民生科技需求的层次;着眼于未来,教育科技有利于保持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对民生科技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本文主要是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民生科技需求进行了研究,如何在模型中同时考虑需求和供给,是下一步要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民生科技论文例3

中图分类号：G807.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6-0808-04

民族传统体育是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确定民族传统体育学为体育学下的二级学科，纳入了学科发展的轨道。1998年，民族传统体育出现在国家教育部新修订的本科专业目录上，自1999年开始招收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生。这为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丰富体育文化，培养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作为民族传统体育，国外没有现成的经验，国内的理论研究视野多局限于项目和技术，缺乏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支撑和宏观上的把握。十年过去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学科体系建设仍然处在经验阶段。表现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是武术学科，武术学科研究的内容又多为技法。

为了使民族传统体育学成为传承民族体育文化，弘扬民族体育精神的载体，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完善奥林匹克运动的载体。必须对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进行深入研究。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民族传统体育学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武术学院毕业并参加工作的往届毕业生、武术学院2003级应届毕业生、2005级在校大学生、在校学生的家长。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本文收集的资料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 教育部关于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方面的指导文件：2) 开设民族传统体育学部分高校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等教学文件：3) 2000年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1.2.2问卷调查法本文根据调查内容所需设计四类问卷：调查对象是如上“调查人员”栏所述四类人员。共发放问卷450份。其中往届毕业生50份，回收38份：2003毕业生85份，回收79份：武术学院在校2005级学生100份，回收89份：学生家长45份，回收36份。问卷进行了新度、效度检验。

1.2.3逻辑分析法本文依据对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为逻辑起点，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课程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学时分配等相关问题进行依次递进的逻辑推理。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问题原因和解决对策。

1.2.4数理统计法将回收的问卷进行分类统计，并在SPSS上进行数据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设定

2.1.1确立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主要依据

2.1.1.1我国当前政治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对高等人才的需求我国正处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创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使命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9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规定》，明确指出我国素质教育的宗旨和目标就是要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当前形势下，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学生必须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注重良好习惯的培养，健康人格的铸造和人文素养的提高。

2.1.1.2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及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有人指出中国高等教育：过弱的文化陶冶，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思想底蕴不够：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科视野和学术氛围局限：过重的功利导向，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和扎实的基础训练受到影响：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抑制。

人文素质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1) 具备人文知识；2) 理解人文思想；3) 掌握人文方法；4) 遵循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或文明的真谛所在，是人文素质的核心。人文素质缺乏会影响大学生思维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对工作的创造能力、对问题的洞察能力、对事物发展的前瞻能力、对问题的分析、判断、解决的能力。而文化素质欠缺，文化根底肤浅，正是当代学生素质缺陷的突出表现。

考察世界高等教育，有两种典型的模式：1) 以美国为代表的通才教育，2) 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专才教育。在信息时代，“方法教育”尤为重要。方法教育的实质在于学习技巧的提高与学习的有效性的增强，在于对资料卡、图书馆、计算机、信息网的充分利用。

文辅相教授提出教育的第3种模式：“普通教育――专业教育――‘临床’教育”的构想。这种基本模式的设计基点在于要正确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的关系，实行专业性教育与综合性教育相结合，让专业人才的成长建筑在较宽知识面的基础上。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实行现代科学教育与现代人文教育相结合，让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建筑在较高文化素养的基础上。

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关系，实行理论与实际结合，让人才的培养不囿于书本和学校的范围。

2.1.1.3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特性对其培养目标的要求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几千年形成的民族文化在体育领域的缩影，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身体活动形式、内容、风格、偏好等。随着国家地位和民族威望在国际社会中迅速提升，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开始走上了全面振兴的道路。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为当前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它所承载民族自身内在的信仰、思想、文化素养的追求，或者说人文精神、文化底蕴是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生存的重要文化标示。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充分挖掘其教化功能，振奋民族精神正是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优势和特色，这一点是确立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立足点。

2.1.1.4社会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培养学生的实际需求状况由于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专业设置包括三个专业方向：武术方向：包括套路、散打：民族民间体育：体育养生。

2.1.2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存在的问题及目标确立

2.1.2.1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存在问题北京体育大学武术学院建院1958年。1998年以前，培养的人才主要是为了解决武术师资、教练员和科研人员。根据社会对民族传统体育人才的需求，民族传统体育学于1997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批准，被设为体育学下的4个二级学科之一；1998年国家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武术专业拓宽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北京体育大学民族传统体育（前身为武术学科）的本科学生培养目标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表1)。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目前民族传统体育的培养目标是：本专业培养具备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知识与技能的，能从事武术、传统体育养生及民族民间体育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存在问题是：过窄的专业技术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忽视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特殊地位和功能；与遵循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重创新的人才培养要求相背离。这严重影响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和扎实的基础训练，并且与社会发展对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需要相脱节。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毕业生实际就业与培养方向存在差距。

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培养的学生就业定位在运动训练和学校体育教学两个方向。然而，近三年的就业形势表明，毕业后从事专业运动训练的学生人数占毕业总人数不足2%；毕业后从事教学的学生人数占毕业总人数不足20%；从事公安的学生占到15%以上，有不少学生选择了自谋职业。而且，通过在校学生及其家长的调查显示。有45%左右的学生和38%的家长希望毕业后从事公安工作；有30%的学生和35%的家长希望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只有8%的学生希望从事教练员工作。这种培养方向和就业实际的差距一方面来自于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单一性，另一方面来自于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普及化所带来的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的综合性、高学历的现实状况。

2.1.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定位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应该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培养基础扎实、知识全面，具有良好的人文修养和科学精神、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掌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理论知识与技能，实际工作能力较强：从事民族传统体育以及相关领域教学训练、管理、社会健身咨询与指导以及安全机构等工作，承担弘扬和传播民族体育文化精神的“一专多能”的高素质人才。

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及其能力2.2.1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及存在问题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2003年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培养规格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基本理论与知识，受到这些方面的技术、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组织教学、训练、科研、竞赛、裁判、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掌握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体育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的技术技能；具有在本专业领域进行教学、训练、指导与管理的基本能力；熟悉国家所制定的与本专业有关的方针、政策与法规；了解本专业的国内外发展动态；掌握有关本专业的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目前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没有体现素质教育和人文修养的理念；在知识和能力结构上，没有体现本科教育厚基础、宽口径的知识结构，而是过分强调专业技术；在技术上有过多依赖竞技体育的倾向而缺乏对学生全面能力的培养；不具有本专业特色能力，缺乏社会竞争力；没有体现一专多能的社会需求，能力结构单一。

2.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定位作为高等教育有机组成部分，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学生理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素质：

文化素质：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学习世界优秀文化遗产，掌握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加强文学、艺术等诸方面的修养，必须达到高等教育标准，能够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核心是做合格的大学生。

思想政治素质：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核心是做当代合格的中国人。

道德素质：遵循社会公德和较高职业道德的素养。核心是做高尚的公民。

业务素质：一专多能，有较强的岗位适应能力，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核心是做合格的高层次劳动者。

身心素质：身心健康、养成良好生活习惯、人际交往好、适应环境能力强。核心是做具有强健体魄的人。

综合素质：既要具备专业特长，有鲜明的个性，又要知识面宽，全面发展。形成良好学习习惯，为终身学习打下良好基础，保持可持续发展。

因此，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培养规格应定位为：

本专业学生必须有较高的政治素养、专业素质和人文素质，主要掌握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基本理论与知识，接受相关技术、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组织教学训练、组织竞赛、管理、社会指导及相关领域的实践能力。

毕业生应补充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对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基本知识有一定了解；初步掌握继承和弘扬民族体育文化精神的理论与实践能力；掌握一定法律、公安领域相关知识，为从事国家安全机构工作打下基础。

2.3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2.3.1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历史回顾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进行了几次大的课程改革，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课程结构有所改革，教学内容不断更新，但就大的框架和体系而言，基本上仍然延续了50年代初的模式。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包括：

1） 公共必修课。共30学分占到总学分的18.18%，其中外语为16学分、计算机为2.5学分、政治思想教育为10学分、军事理论为1.5学分、法律基础为1.5学分。

2） 专业必修课程。目前包括体育学概论、应用写作、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教育学、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中国文化概论、运动训练学、科研方法概论、专项理论与教学实践和专项训练。共70学分，占 43.75%。

3） 限制选修课（一）。包括传统武术各拳种、中国武术史、武术基础理论、中华体育养生概论、古汉语、体育社会学、中医基础理论、体育测量与评价、可视化程序设计以及中国式摔跤、体育养生、、木兰扇、舞狮、短兵、太极拳、散打、跆拳道等专业技术课程。共28门课，选够25分，其中必须包括10学分学科知识。

限制选修课（二）。分为运动训练方向和体育师资方向。前者包括运动训练方法、运动生理机能评价、运动员科学选材、疲劳恢复与营养、运动员生理机能生化评定、运动员心理咨询与训练、运动生物化学、运动技术分析与诊断。后者包括现代教育理论、学校体育学、体育舞蹈、田径、篮球、乒乓球、体育游戏、体育保健、教育心理学、足球、体育教学基本技能。选够10学分。这类课程主要是为将来择业准备的教育。

4） 任意先修课。共15学分，占9.39%。

5） 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毕业论文、毕业实习与学术活动三部分。共10学分，占6.25%。

完成全部计划共160学分达到毕业标准。

2007年计划虽做了相应的调整，但基本格局没有变化。

2.3.2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1) 目前许多全国重点院校都推行“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方针。在低年级实施通识教育，在高年级进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逐步推进在教学计划和导师指导下的自由选课学分制。而北京体育大学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方向课程几乎占据了77%。这严重偏离了目前加强基础淡化专业的方向，尤其受竞技体育的影响太大，通识教育严重匮乏，更像是职业教育。

2) 除了公共基础课所涉及的跨学科的内容外，民族传统体育跨学科的课程少之又少。现有的课程存在重复设置现象。例如，运动训练极其相关学课课程多处重复；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武术基础理论、中华体育养生概论存在重复设置；中国体育史、中国武术史存在重复设置现象。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体育心理学之间存在重复设置想象。术科类的重复设置现象也相当严重，套路类的专项训练与竞技武术中的长拳、太极拳、南拳、刀枪剑棍术有大量重叠、而传统武术也包括这些内容。专项训练中以散打为主、副项包括短兵和跆拳道，而限制选修课也有这些课程的设置。

3) 学科建设不够完善，缺乏支撑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对外的主干学科有：体育学、历史学、中医学三门，主要课程包括：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中国武术史、中国文化概论、武术理论基础、传统体育养生学、中医学基础、专项理论与技术、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运动心理学。这显然存在明显不足。

主干课是指对专业建设和发展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课程，是对实现培养目标能起主导作用的专业必修课和公共必修课。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设置中缺乏支撑本学科的主干课程。当然，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民族传统体育学科起步较晚，学科建设由不成熟到成熟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基础理论研究严重滞后，影响了本学科发展。再者，尽管学科成立已经有十个年头，有近80所高校开设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但是缺乏学术交流的平台，没有相关的专业学术刊物。没有权威单位领导，各自为政，重复办学现象严重。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发展。

2.3.2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改革方案首先，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人文素养。通过增设通识教育中哲学类、文学与艺术类、历史类课程；专业理论中国武德教育课程；跨学科拓展课程公安基础理论类课程；公共选修课程中的人文社科课程。即全面，又灵活全面培养综合素质和加强人文素养。

其次，淡化竞技，突出技能培养。适当减少运动训练方向的课程和学时比例，增设提高学生技能的课程尤为重要。例如，通过专项教学与训练，在保障专项训练水平的基础上，加强学生教学、训练能力的培养，增加假期社会体育指导环节，扩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增强才干。

增设公安类基础理论课程有利于增强学生与法律有关社会学知识；针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特殊性，有利于进行预防犯罪教育，防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针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生就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就业方向的引导，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目前，毕业的学生中大约有20%左右的学生毕业后从事公安、特警、等相关工作，而且随着公安院校的转型，未来到公安系统就业的人数有增加的可能。

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主干课程的最终形成。目前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缺乏主干课程。通过增设武德教育、武术文化学等相关课程无疑丰富了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的内涵，为民族传统体育主干课程的形成奠定基础。

凸现学科体现特色。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课程改革中增设武德教育、武术文化学等相关内容正体现了继承、传播和弘扬民族精神。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1) 当前民族传统体育的培养目标缺乏当代教育理念：过重的功利导向，没有体现本科教育厚基础、宽口径的知识结构；与社会发展对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需要相脱节；没有体现民族传统体育在培植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2) 在培养规格上，没有体现倡导素质教育和人文修养的理念；在知识和能力结构上，过分强调专业技术的提高：在技术上又过多依赖竞技体育而缺乏对学生全面能力的培养；不具有本专业特色能力，缺乏社会竞争力；能力结构单一，没有体现一专多能的社会需求。

3)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设置存在重复设置现象：学科建设不够完善，缺乏支撑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

4) 应增设哲学类、文学艺术类、史学类、公安类基础理论和武德教育课程。

5) 淡化竞技，突出技能培养。应适当减少运动训练方向的课程和学时，增设提高学生技能的课程。

6) 在学院范围内有目的的引导开展社团活动，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校内课程与校外学习相结合，拓展技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3.2建议1) 成立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会等学术组织，搭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的平台，研究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定位和课程设置等相关问题。

2) 成立专业民族传统体育学术刊物，构建学术交流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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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科技论文例4

〔中图分类号〕D2―0；G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2－0048－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信息技术深刻变革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发展方式研究”（10AZD025）

〔作者简介〕文兴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71。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邓小平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江泽民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文明水平的主要标志。”由于这些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等重要思想，并且引导着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故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

笔者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核心是“科学技术动力观”。1991年，江泽民同志讲道：“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迅速转化，愈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推动力量。”1994年，江泽民同志写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本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并且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这些观点很鲜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并且不是一般的动力，而是“重要动力”、“最主要的推动力量”；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这些观点，可以概称为“科学技术动力观”。对“科学技术动力观”作出有系统的论述，是本文的主旨。

一、“科学技术动力观”是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确立的社会发展观

人类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自组织系统。从自组织理论的观点看，一个自组织系统的进化过程，就是该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和有序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只要我们沿着这一思路对社会大系统的进化稍作分析，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人类社会为实现其历史进化所必需的条件几乎无一不是靠科学技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社会越向前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也就越快；后来的社会与先前的社会相比，其主要的差异之一，就发生在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不同水平上。例如，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之所以历时千年而变化不大，其生产和消费都基本上维持着一种准静态的平衡，就因为那时的科学技术不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也不发展。进入工业社会后，以机器大工业为特征的近代生产方式的建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同时也把科学变成“应用于生产的科学”，使科学“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使“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马克思讲的这么多“第一次”所指出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科学变成了“应用于生产的科学”而生产也变成了“科学的应用”过程。这样，最终形成了科学技术越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越发展，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越发展，科学技术本身也越发展的正向良性循环。

二、“科学技术动力观”全面地强调了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科学技术与社会自始至终存在着互动，存在着科技社会化进程。所谓科技社会化，是指将科技知识及蕴藏在知识背后的科学方法、科学信念和科学精神等通过一定的渠道渗透到社会之中，为广大公众所理解和接受，并且内化为自觉的社会生活规范的过程。在古代，科技力量不强，科技社会化并不突出，直到近代，科学技术才显示出其知识的力量。在当代科学技术日益显示出其生产力功能后，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即科技社会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强大的历史潮流。科学技术那种实事求是、客观而公正的本性，否定迷信、不承认教条的革命精神，不因循守旧、敢于创新的创新意识，学术自由民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科学观念，为真理和正义而义无反顾的科学品格等，对提高社会公众的精神生活质量是非常有益的，是值得借鉴的。

1996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接见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代表时讲道：“我们不仅要靠科学技术提高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而且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努力形成学科学、用科学、爱科学、讲科学的社会风气和民族精神，创造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社会精神风貌。”1996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的重要论断。“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这一论断，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搞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搞精神文明建设也要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国民素质。

三、“科学技术动力观”完整地把握了科学技术的多重职能

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是科学技术在开发和改造自然的征途上凯歌高奏、所向无敌的英雄时代，也是人类陷入严重忧患和巨大灾难的危机时代：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已成为当今人类生死攸关的全球性问题。科学技术空前放大了人类开发和改造自然的力量，同时也空前放大了人类破坏生态和毁灭自身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和地球的命运。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与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探索紧密结合，提出并组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使经济增长从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规模扩张转到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在《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起来――〈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干部选读)序》一文中，江泽民同志写道：“如果用更多的科技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提高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能力，那末，我们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就能够更好地动员和组织亿万人民，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描绘出更新更美的画卷。”他不仅全面地把握了科学技术“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的多重职能，而且明确地提出了“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这一切，标志着“科学技术动力观”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依据“科学技术动力观”，科学技术的基本职能和价值目标就不只是开发自然、驾驭自然、索取自然，而是“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使社会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人类文明日臻昌盛；只有把科技搞上去，才能不断地保证人民素质的提高；人民的素质提高了，更多的人掌握了知识，掌握了现代的科学技术，才能导致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等要素所构成的系统朝着合理的方向演化。

四、“科学技术动力观”要求树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的大科学观

“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这个论断，是邓小平1977年就作出的。1995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讲道：“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科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科学。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之间相互影响、渗透，联系愈来愈紧密，由此产生的综合学科、交叉学科层出不穷，社会经济和科技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自然科学的发展丰富了社会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自然科学研究有重要指导作用。我们提倡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注意学习自然科学知识，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注意学习社会科学知识，我们要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深刻认识并掌握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指导实践。”

科学是观念地把握对象的特定方式，是通过揭示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对象的特定方式。一般说来，自然科学的功能主要是认识变革“物”，实现物质变换；社会科学的功能主要是研究人和社会，实现行为变换。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现代科学逐步深化且日益成熟的象征，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构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主要不表现为知识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而表现为各门科学之间既分化又综合的对立统一。一方面，学科越分越细，原来的一门分为两门或多门学科；另一方面，各门学科相互渗透，出现了一大批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综合学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交叉学科、综合学科，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又重合在一起。例如社会生物学、生态经济学、人口地理学、社会心理学、生命伦理学等等，都是由一门或数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交叉而成。当代社会历史的客观进程，当代任何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经济问题、社会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等所具有的高度的综合性质，不仅要求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主要部门进行多方面的广泛合作，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而且要求把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结合成为一个创造性的综合体。这是当今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2001年8月7日、2002年4月28日、2002年7月16日，江泽民同志先后三次就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发表重要讲话。这些重要讲话，既为人们正确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科学指南，也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此间，他作出了“四个同样重要”的重要论断：“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以及“两个不可替代”的重要论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懈进行探索，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理论，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在这个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我们必须始终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加快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那种认为搞现代化建设只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就可以了、社会科学知识可有可无的想法和看法，是片面的、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五、“科学技术动力观”是唯物史观的现代拓深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通过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者的矛盾运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走向，揭示了生产力是最终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过去，生产力一般是指物质(实物)生产力，至于科技和知识生产力，则是直到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后，才逐渐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明确起来的。江泽民同志从现代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通过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概括、总结、提升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科学技术动力观”，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科技和知识生产力不仅决定着物质(实物)生产力，并且最终决定和制约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水平、速度乃至方向。其实，一切社会创造物都不过是人类智力(或智能)水平即科学知识水平的外化物化。只要我们承认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的历史，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承认人的科学化知识化水平是最终决定和制约社会历史发展水平、速度乃至方向的。当今时代是科技生产力即知识生产力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科学实践活动已成为所有实践活动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实践活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必须给予定位和确认，确认科学实践的社会第一实践的客观地位，确认科技生产力即知识生产力的客观支配地位及其主导作用。“科学技术动力观”实现了唯物史观的这个飞跃，为推动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指出了一条基本的实践路线。

六、“科学技术动力观”与科学发展观的辩证统一

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既是“科学技术动力观”历史的传承和逻辑的延伸，又是与时俱进的新发展。

1.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

2003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4年6月，胡锦涛同志作出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的重要论断。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意义是十分重大和深远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他告诫人们：“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末，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当今时代，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与伦理的疏离、理性与价值的分裂，在当代西方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西方发达国家今天所面临的科技异化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明天所要着力避免的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这就奠定了避免科技异化的政治基础，推进着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和谐统一。

2.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纲推进科学发展

2006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动员令。胡锦涛同志指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需要大力发展我国科技事业”，“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15〕�

3.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两个基本方略”及其重要意义

全国科学技术大会闭幕后，国务院于2006年2月9日、3月20日分别印发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简称《科技规划纲要》）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简称《科学素质纲要》）。笔者认为：以《科技规划纲要》和《科学素质纲要》为标志，党和国家在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实践着“两个基本方略”，即以加强自主创新为主导的“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方略”和以全民科学素质建设为主导的“科学技术普及发展方略”。

应该看到，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深刻地讲道：“要坚持科技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把科技创新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紧密结合起来，与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紧密结合起来，使科技创新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要在全社会广为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接受科学技术的武装，进一步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社会风尚。”这就是说，我国的科技进步不仅要“顶天”，在科学前沿和高技术领域有所创造、有所作为，而且还要“立地”，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科技、理解科技、运用科技，充分享用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的巨大恩惠。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两个基本方略，是基于“科学技术动力观”的两个重大的科学抉择。

第一，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方略”是应对知识化的全球竞争新挑战的科学抉择。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有自身的政治意愿和战略利益。为了尽快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数万亿元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对缩小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不能仅仅依靠引进技术满足自身的科技需求，不能指望别人来解决我们自身发展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在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深刻地指出：“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面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势，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只有把科学技术真正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真抓实干，急起直追，才能把握先机，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民生科技论文例5

0 前言

科技哲学可以粗略分为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科学哲学是一种对科学本身的探索，包括价值、目的、结构等，而技术哲学是对人、自然、价值问题等方面的探讨。所以这不仅仅是一项综合学科，还是一项浩繁复杂的问题研究，而这一观点所面对的问题是在不确定的地点与不确定的时间无法确定无法控制的因素，这也是其具体的理论困境，因此本文通过自然、人类命运以及创造力三个方面阐述其困境的具体方向，并根据此分析出困境所在。

1 从自然方面看科技哲学理论困境

21世纪自然四大科学难题包括：夸克禁闭问题、宇宙中的暗物质问题、科学理论对称性和实验结果不对称性的矛盾、类星体问题等。例如，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超光速运动，可以制造出比光快了300倍的光脉冲，这对因果律和相对论是巨大挑战。相对论当中指出如果超越了光速可以进行时空倒流，而超越光速300倍的脉冲并没有进行时间倒流，这也就是说科学理论和实验结果并不相符，但是相对论这一科学理论却又适合作用于许多科学解释当中，我们不能否定其错误性，同时爱因斯坦通过了严谨的科学证明了这一理论，在理论的范围内也不能驳斥其错误原因，但是事实又证明二者之间的矛盾。综上所述其理论困境之一就是不严谨。

科技哲学理论是一种不完整的理论基础，人类并不能够在确定的时间、确定的空间、确定的地点去用已知的知识去证明未知的事物，我们通常将这种行为称作是预知，而称这种结果为未来，无论我们搜集到了何种证据，无论我们掌握了何种规律性的轨迹，但是依然不能对未来进行预知。因为人就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就是一人的不确定性去控制事物的确定性，从而综合事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我们所认为的定律，而科技哲学理论也是因此应运而生，其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猜想，猜想科技的哲学价值，对社会的贡献价值，对人类的作用价值，但是最大的问题也在于这些仅仅只是猜想，因此不确定的未知因素是这个冠之以“科技哲学”这名，却并无实际因素支持的最大假想问题的难点之一。

2 从生命方面看科技哲学理论困境

“21世纪议程”。是人类对生命的重要探索方向，和平与发展已经是时代主题，战争从局部战争化逐渐地过渡到了高科技化，而在科技哲学的认知当中，想要彻底过渡成非暴力化，这就涉及了科技哲学的另一大理论困境――不切实际。

什么是战争，战争是对生命的破坏以及对人类文明的摧毁，局部化战争理论是缩小战争解决主要矛盾的方式之一，战争高科技化，是保证生命通过科技比拼国力压缩“战争来源”的主要方向，但是非暴力化却是空谈之一，只要是战争就必定有暴力，无论是局部战争的人员牺牲，还是高科技战争的经济牺牲，都是一种暴力因素，只不过是将战争变成了“不流血”的方式。

在非暴力化理论当中，通过比拼经济、技术、生产水平等方面，对人民的生命形成保障，杜绝暴力因素，但是这样何尝又不是政府国家或者人民本身作用在人民身上的一种无形的压力，从美苏20世纪的冷战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二者是处于高科技比拼的前沿，是非暴力战争的一种初级形式，但是损失掉的却是国民经济与国民幸福，那些因“非暴力”战争所导致的贫穷、饥饿、流离失所的人民，又何尝不是被“暴力”所笼罩的无辜，所以从关爱生命的角度来看，科技哲学只是用于大的形式以及大的理论空间，却不能将其着眼于细处，如果我们从反的方向推论，很容易看穿其“空谈”的本质。

3 从创造力的角度看科技哲学的理论困境

20世纪末兴起的以知识创新和应用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发展浪潮还将进一步延续。关于创新主体的开发与培育又是问题的关键，关于提高人的创新素质、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培育创新文化问题受到高度重视，科技哲学延续多年的一个热门研讨话题是：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新知识的创新和生长有什么规律？几年前，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根据脑科学研究新成果，提出多元智能论，其影响和20世纪 70年代关于裂脑人的研究一样，对教育科学引起了巨大冲击，（7项智能：语言、逻辑与数学、空间思维、肢体运动、音乐感受与理解、交际、自律）上述智能均有助于提高人的创造力。对于人类文明成果的评价，均把原创性放在首位。但是，有关创新的规律认识（包括主体内在的因素和环境的因素）都还有待深化。例如，西方国家认为“文化多元化”是创新活力的重要源泉。不少国家仿照美国，用吸引高文化层次的移民解决本民族人口下降。也有人认为，凡是处于进取创新状态的人都必然处于逆境等，这些观点都值得讨论。但总的说，21世纪的社会将更有利于创新，人们更理解非常规见解，对它们采取宽容态度，真正对创新的扼杀可能还是来自人自身，如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包括追求自身物质享受的平庸主义），缺少自我超越、追求卓越和奉献精神等，都是不利于创新。

我们不难发现科技哲学理论是相对片面的，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关于世界观的解说，而形成哲学思想的并不是任何伟大的哲学系统，而是赋予哲学生命的人，每一个成功的哲学家必定有一套属于自身的哲学理论，但这些理论基础是在于其自身对世界观的认知以及了解，也就是说哲学本身寄托于人类本身，因人类本身的不确定性产生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即使所有成功的哲学观点都有这种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就是“错误”。

任何一种哲学系统都有错误，都有相对的反驳观点，而冠以科技之名的哲学观点当然有错误。如果说数学不科学那么现在我们所形成的大部分世界观都会崩塌，但是谁又能说数学科学？这只不过是我们人类自己通过对自然的揣摩所形成的一套“游戏规则”，按照这套游戏规则我们可以在世界当中如鱼得水，但是一旦我们脱离了准则范围呢？那么到时候数学准则是不是会崩塌，随之而来的所谓的科技哲学是否也会消失，这都是不确定的。因此，科技哲学本身的理论就有严重的猜想问题，这一问题形成了最为根本的理论不确定性，也是科技哲学的致命点。

3 结束语

科技哲学的兴起有其必然之处，而科技哲学所形成的理论观点也有璀璨之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以辩证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去思考科技哲学的理论漏洞。正如科技哲学本身的名字一样：“科学是严谨的，技术是有目标且确定的，哲学是人在这二者之上的一种对世界以及未来的思考，那么只要有一点是不确定的，所有的观念都成了相对理论”。所以，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从每一个猜想入手，最大限度地完善理论依据，从而反证科技哲学理论的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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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科技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4-0028-07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技文化建设，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情下进行的。因之，其既不能照搬别国科技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又必须遵循科技文化建设的内在发展规律。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科技文化建设的现代化，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个历史性课题。为此，党在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对科技文化建设进行了艰难的探索，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建设之路。与之同时，党在推进科技文化建设现代化的征程中，伴随着探索中挫折与跨越的交替，也积累了一些弥足珍贵的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科技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作为科技在其发展历程中所积淀而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1]44，科技文化反映的是人优化科技活动的意向，其具体包括科技的价值观、制度、行为和成果四个层面。关注科技文化、建设科技文化是我们党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科技文化建设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理论体系，并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其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遵循和精神标识，从中不断汲取思想力量、获取方法指南，并自觉运用于科技文化建设。这“不是个别人也不是一个党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2]。早在1940年2月5日，在参加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3]6，号召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自然科学研究。可以说，在科技文化建设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直是我们党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以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教育方针为例，其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订的。1940年9月1日，李富春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开学典礼上就强调，要培养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的专业人才，为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迎接新中的诞生培养科学技术人才[4]372。据当年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学员后来回忆，当时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时就已体会到，“一个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首先要学习的是做一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专门人材，只限于学习有关的自然科学课程是把握不住方向的，而且也很难把实际工作做好” [5]453。

新中国建立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科技文化建设也由此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开幕词中指出，“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6]92。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对自然科学学习的认识已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将其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掌握结合在了一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声中，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重新迈开了前进的步伐。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和科技思想的基础上，系统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科技和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科学论断。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论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新时期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7]346。可以说，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而且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由此推动我国科技和文化工作进入了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敏锐地观察到科技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在分析我国现实国情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实施了科教兴国的战略。1995年5月26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明确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8]51。翌年5月27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阐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社会主义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起来，对于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8]73。可见，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是与党的第一、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科技思想一脉相承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发展。

进入21世纪，如何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成为党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顺应世界科技的发展变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代表党中央及时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 [9]187，把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到了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高度。2012年11月8日，代表党中央在十七大报告中又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10]7。这些论述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思想，推动了包括科技文化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党的十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2014年6月9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特别强调，“在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11]126，因此，要矢志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快推进科技文化建设的创新发展。可以说，这一论述不仅拓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文化视角，而且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文化内涵，进一步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

纵观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要确保科技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必须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科技文化建设，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科技文化建设的强大精神支柱，不仅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及其奋斗目标所决定的，还因为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文化的前进方向相统一。因之，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科技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必须正确处理好科技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之间的关系，确立马克思主义在科技文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

二、与时俱进地探索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之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文化建设，作为整个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是与中国社会的巨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历程中，随着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主导思想从科学救国到科教兴国的演变，不断推动着科技文化建设向前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建设之路。

在革命战争年代，将科技文化建设与救亡图存结合起来，是党对根据地科技工作者提出的中心任务。1941年6月12日，《解放日报》在其发表的社论中就指出，“提倡自然科学正是发展抗日的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到坚持长期抗战与增进人民幸福这个目的所必须的、所应有的步骤”，认为“也只有在坚持长期抗战与增进人民幸福的总目标之下来提倡自然科学，才有革命的、进步的意义”[12]。以延安大学为例，其制订的办学方针之一即是“以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与提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干部为目的” [4]385。在革命根据地特定历史条件下，党探索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的这些最初尝试，不仅直接推动了革命战争的进程，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科技文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为政治服务的科技文化观基本延续了下来，它集中表现在“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成为党领导科技文化发展的时代最强音。1950年6月1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中关于科学工作的各条规定，就是今后我国科学工作的总方针，即“要发展科学的思想以肃清落后的和反动的思想，培养健全的科学人才和国家建设人才，力求学术研究与实际需要的密切配合，使科学能够真正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农业、国防建设、保健和人民的文化生活”[13]16。据实而论，这一政策导向对巩固新生的政权和推动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一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新中国科技文化建设从当时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以及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出发虽然是必要的，但以革命的思维和方式处理复杂的科技文化问题终非科技文化发展的正道。此后，随着“政治挂帅”的持续发酵，科技文化建设自觉不自觉地滑向了政治化的泥潭，以致科技文化日趋成了极左政治的奴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党科技文化建设指导思想实现拨乱反正的重要标志，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思想，而且把新中国科技文化建设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是时，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科技文化的作用，强调“我们应当按照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尊重科学技术发展规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对科学技术体制进行坚决的有步骤的改革”[13]806，积极倡导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之路。这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迎来了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春天。

及至20世纪90年代，在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和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基础上，代表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其不仅体现了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而且实现了科技指导思想的不断创新，从而把我国科技文化建设推向了时展的新高度。1996年2月9日，在接见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落实党的科教兴国战略，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为实现‘两个转变’造就越来越多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管理人员”[8]68，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科技文化环境。

随着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的向前推进，在深化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上，又代表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科W发展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我国面向未来的重大发展战略。2006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增强全民族的自强自尊精神，大力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9]194，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到自主创新的伟大事业之中。可以说，这一论述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关于科技文化建设理论的概括和重申，又是基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而提出的新认识。

有道是：挑战无休止，应对也无止境。党的十以来，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与时俱进地推进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2013年3月4日，在参加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一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时的讲话中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必须“最大限度调动科技人才创新积极性，尊重科技人才创新自，大力营造勇于创新、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 [14]，对我国科技文化生态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给予了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关注。这一科技文化观的阐发，不仅表明了我们党对科技文化自身特质的自觉，而且也展示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的自信，有力地推动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从上述党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探索来看，伴随着其从革命型政党向建设型政党的转变，我们党不仅在实践中进一步明确了科技文化建设的目标，而且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着科技文化建设的理论。正因如此，党对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的探索，不仅提升了其对科技文化建设的认识高度，而且自觉将科技文化建设与自身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成功实现了党的领导与科技文化建设的统一。

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科技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也是科技文化建设的主体和依靠力量。党领导下的科技文化建设事业是由人民群众来完成的，因之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投身科技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其建设者的作用，从而凝聚起强大的科技文化建设力量。

科技要发展，人才是关键。这是历史早已揭示的真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根据地科技文化建设中深刻认识到人才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性，十分注重延揽和优待科技人才。1941年6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最近边区中央局所颁布的施政纲领中规定了提倡科学知识与文化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这无疑对今后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将有更大的推进，将会招致更多的科学艺术人才来到边区，将更提高边区的以至全中国的科学艺术水准”[15]。事实也是如此。是时，上述党促进科技文化建设政策的实施，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边区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而且使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成为边区人民的共识，有力地支持了边区的革命和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技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50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新中国的科学工作应该成为群众性的事业，应该把科学理论与群众的经验结合起来，把专家的智慧与群众的智慧结合起来，把科学研究工作与群众的生产工作结合起来” [16]。在党看来，这是科学界应该努力的正确方向。1956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科技文化建设也由此被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58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从现在开始，全党和全民的主要注意力必须转移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方面来，以便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7]。是时，通过群众性科学技术运动的开展，广大人民群众在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后，参与科学技术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进一步激发出来，全国上下掀起了一个学文化、学技术、学科学的群众性热潮。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推动科技文化建设的强大动力。1979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要把注意力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既要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专家的作用，也要大力开展广大职工参加的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活动。要鼓励和尊重职工群众提出的大大小小的合理化建议，对于有价值的建议要给以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一切轻视甚至扼杀合理化建议的行为，应当受到批评以至必要的处分” [18]。正是在党中央的正确引导下，广大人民群众科研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使得全社会尊重科学、热爱科学蔚然成风，营造出了一个宽松和谐的科研环境。

中国特色科技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1992年，党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要努力创造更加有利于知识分子施展聪明才智的良好环境，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8]35。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基础上，把对知识分子作用的认识提高到了更高的水平，从而进一步调动了知识分子科研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进入21世纪，面对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2010年6月7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要充分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积极营造诚信、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鼓励自主探索，保护知识产权，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学术争鸣，使一切创新想法得到尊重、一切创新举措得到支持、一切创新才能得到发挥、一切创新成果得到肯定”[20]752。2014年6月9日，代表党中央又进一步强调指出，要按照科技人才成长的规律改进科技人才的培养机制，“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完善好人才评价指挥棒作用，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11]128。这些尊重科研活动规律的论述，无疑为新时期建立起真正能激发创新的科技人才发展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不仅最广泛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投身科技事业，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科技人才的创造活力，提升了科技人才的创新能力，从而推动了新时期我国科技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党不仅仅认识到了科技文化建设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充分调动民众科技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了科技文化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其要实现整体推进、协同发展，必须在全社会着力构建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通过全民参与的社会动员，建立起科技与文化密切结合的运行机制。

四、将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科技文化作橐钥蒲Ъ际跷依据而生成的一种文化形式，是与科技的产生发展相伴而生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呈正向关联的发展态势。随着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向前推进，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科技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一方面促进了科技的繁荣和发展，另一方面对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也逐步走向深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科技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将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以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发展边区科学事业案》为例，其便把科技文化建设作为促进边区科技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不仅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观在边区得到了大张旗鼓的宣传，而且科学技术普及在边区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有当事者后来回忆说，陕甘宁“边区科学技术和自然辩证法融为一体、‘亲如一家’，以至于当我们提到边区的科学技术时，就不能不谈到边区的自然辩证法；提到边区的自然辩证法，同样也就不能不谈到边区的科学技术”[21]118。可以说，陕甘宁边区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结合的如此紧密，是边区对敌斗争的需要与当时的科学研究产生互动的结果，其不仅仅是边区科技事业发展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边区科技和文化工作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之所在。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其为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的紧密结合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1962年6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正确的技术政策和措施，既要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和要求，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又要符合我国自然资源的情况和特点，合乎科学技术的规律，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22]，即科技文化建设要健康发展，必须将其与科技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并注重科技文化建设所处的特定时代条件和社会基础。这是党在对历史与现实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刻总结的基础上，得出的较为深入和广泛的认识，其正确反映了科技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我国科学发展的正确道路。

“”结束后，拨乱反正首先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并由此推动了科技及其文化建设的快速、协调发展。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指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23]37。这是邓小平科技战略思想展开的新起点，其为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作了思想准备。是时，在邓小平的主持领导下，我国的科技文化建设得到了空前发展，从而迎来了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春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引下，我国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的紧密结合和汇流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1999年6月15日，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必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密切教育与经济、科技的结合”[8]（133-134）。这一关于科技及其文化发展关系的论述，充分认识到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紧密结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科技战略思想。

面对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建立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指引下，党对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必须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与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紧密结合起来，“通过理论创新不断推进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文化氛围”[9]194。2011年5月27日，代表党中央在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祝词中指出，“科技创新同文化创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带头大力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优良传统，坚持用创新文化激发创新精神、推动创新实践、激励创新事业” [24]。这些论述表明，党中央不仅把创新作为科技及其文化建设的目标，而且把创新有机融入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之中，突出了创新的主动性和由此带来的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的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可以说，将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是党领导科技及其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党领导下的科技及其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科技文化的发展是以科技的发展为前提的，加强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是我们党领导科技建设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因此，实现科技文化建设与科技发展的有机结合，是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性选择，其对像中国这样一个正向现代化目标迈进的国家来说可谓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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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科技论文例7

西北民族大学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占地2880多亩，分西北新村校区和榆中校区。经过60年的发展，学校形成了以本科教育为主体，研究生教育、预科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教育和国际教育等协调发展的办学格局。拥有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授予权、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权和招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硕士、博士研究生权。为国家培养了各级各类人才12万余人。学校现有56个民族在校生22059余人。

西北民族大学是一所优势和特色比较鲜明的多学科门类的综合性大学。学校设有59个本科专业，拥有民族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畜牧学、兽医学、管理科学与工程、音乐与舞蹈学、美术学等13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拥有法律硕士、艺术硕士、社会工作硕士、工程硕士等4个专业学位硕士点，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博士点，有“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12个学科门类。有3个国家民委重点学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计算机应用技术；有4个甘肃省重点学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格萨尔学、民俗学和宗教学；中国少数民族（藏、蒙古）语言文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社会学、汉语言为特色专业建设点。

学校拥有一支以博士生、硕士生导师为中坚力量的教职工队伍。现有教职工1700余人，其中专任教师1100余人；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190余人、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400余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22人，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7人，甘肃省领军人才6人，博士生导师14人，硕士生导师247多人。有蒙古语言文学主干课程1个教学团队，有藏语言文学主干课程和20世纪中国文学2个省级教学团队。

学校现设有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学院、法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现代教育技术学院、体育学院、文学院、维吾尔语言文学学院、藏语言文化学院、蒙古语言文化学院、外国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音乐学院、美术学院、舞蹈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电气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化工学院、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医学院、管理学院、预科教育学院、继续教育与职业教育学院等25个学院。有1个国家民委——教育部共建重点实验室：中国民族语言文字信息技术实验室；有1个甘肃省动物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4个国家民委重点实验室：藏文信息技术实验室、生物工程与技术实验室、口腔医学综合实验室、电子材料实验室；有4个独立建制的研究机构：中国民族信息技术研究院、格萨尔研究院、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有3个省部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西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中心和西北民族文献研究基地。

学校坚持“以人为本，助人成功”的办学理念，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大力加强学科专业建设，深入推进以学分制为基础的人才培养方式改革，推进课程建设特别是精品课程建设，重视和支持教学改革研究。2000年以来，学校获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甘肃省教学成果奖21项，国家教改项目6项，省级精品课程24门。2007年，学校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并获得优秀。

学校图书馆现有图书资料260万余册，其中纸质图书158万余册；博物馆馆藏文物1500余件，其中3级以上文物117件。图书资料和馆藏文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学校注重科学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2001年以来，学校承担各类科研项目818项，其中“863”项目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7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60项，省部级项目252项；出版专著614部，8255篇，被SCI、EI、ISTP等收录124篇。科研成果获得奖励2项，省部级奖励305余项。学校研发《藏汉双语信息处理系统》获199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藏文视窗平台、字处理软件和藏文网站》获2001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受到了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学校编辑出版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和《英藏敦煌藏文文献》出版计划，实现了我国珍贵历史文献的回归与面世，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敦煌学与藏学研究的又一个里程碑。

学校出版发行《西北民族研究》(核心期刊)、《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自然科学版、藏文版、蒙古文版)。其中《西北民族研究》是ULICH’S国际期刊指南刊物，CSSCI来源期刊，民族类核心期刊，甘肃省一级期刊；《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社科学报，蝉联2-3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民族学类核心期刊，2009年被评为“中国北方优秀期刊”。《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藏文版被评为全国民族地区学报优秀期刊。

学校坚持德育为先，以民族团结进步为价值追求，汇聚各民族优秀文化，发挥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优势，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努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曾先后两次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光荣称号，两次被甘肃省授予“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光荣称号。学校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被授予“国家西部大开发突出贡献集体”荣誉称号。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积极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成为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与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先后同美、英、法、德、俄、日本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科研机构建立了交流和合作关系；成功举办了八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先后聘请了150多位长期外籍专家，外教和近400位短期外籍专家，接收培养了400多名留学生。

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民委、甘肃省委、甘肃省政府对学校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朱德、董必武、彭德怀、陈毅、邓小平、李维汉、习仲勋、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赛福鼎·艾则孜、李铁映、费孝通、司马义·艾买提、铁木尔·达瓦买提、司马义·铁力瓦尔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民委、甘肃省委、甘肃省政府领导同志都曾亲临学校视察指导工作，给各民族师生员工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西北民族大学是全国综合性大学中艺术类专业设置齐全、综合实力较强、办学特色十分突出的院校之一。

二、学院及专业介绍

音乐学院

音乐学院起步于1951年，以培养音乐表演、教育、创作人才为目标。现拥有我国当代作曲家尚德义教授，小提琴教育家、音乐学家李曙明教授、声乐教育家赵景华教授等学科带头人。聘请琵琶大师刘德海、作曲家王西麟、陆在易、王世光、刘聪、楚兴元，声乐教育家赵登营、栾峰，合唱艺术家黄培方等为兼职教授定期授课。学院设有音乐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表演（演唱、演奏）三个本科专业，音乐与舞蹈学硕士学位、艺术硕士培养点。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被教育部确定为特色专业建设点。

学院现有专任教师61人，其中教授14人、副教授19人、讲师18人。在校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共800余人。《人民音乐》、《音乐创作》、《中国音乐学》《中国音乐年鉴》核心刊物及其它刊物共发表我院学术论文千余篇；出版文集《天人乐舞》、《乐舞论》、《中国艺术歌曲论》、《音心对映论争鸣与研究》。学院成功举办了“第六届中国音乐美学学术年会”、“尚德义教授作品音乐会暨学术研讨会”、 “中国艺术歌曲研讨会”以及相关李曙明教授学说的“‘音心对映论’争鸣与研究专题笔会”等全国性学术会议。受国家民委委托先后组成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团出访西欧与非洲。学生合唱团获《首届中国室内合唱比赛》、《首届中国民歌合唱汇演》、《黄河大合唱合唱邀请赛》金奖。

咨询电话：0931-2938146 2938141

音乐学专业（学制四年、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系统掌握音乐教育的基础理论与方法，具有较高程度的演唱、演奏、伴奏能力及教学能力。可在高等院校、中专和各类中小学任教；在各种音乐研究部门从事研究工作；在文化艺术团体、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组织策划社会音乐活动。

主要课程：乐理、视唱练耳、艺术概论、和声、曲式与作品分析、中外音乐史、音乐欣赏、合唱与合唱指挥、声乐、钢琴和其他乐器、教育学、心理学等。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学制四年、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较全面的音乐理论修养，熟练掌握作曲技法，具备创作能力，可在高等艺术院校任教，或在各类文艺团体、艺术教育机构、中等学校、企事业单位、群众文化团体担当作曲、指挥、从事艺术行政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主要课程：作曲法、和声学、曲式与作品分析、复调、配器、钢琴、视唱练耳、中外音乐史、民族民间音乐、音律学、音乐美学、艺术概论、名作赏析、电脑音乐制作等。

民生科技论文例8

关键词：江泽民生产力思想； 时代特征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形成了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生产力思想。特别是在江泽民时期，国际国内环境和条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全球化浪潮蓬勃发展，知识经济初露端倪，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既不断取得成就，也面临一些问题。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江泽民不仅全面继承了邓小平的生产力理论，而且对生产力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深刻分析生产力内在要素的时代特征，进一步强调劳动者的地位 

生产力的内在要素包括物质实体要素和非物质实体要素。江泽民在生产力的物质实体要素中突出强调劳动者的地位和作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一)对劳动者的构成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 

江泽民提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在对劳动者构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江泽民进一步提出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他强调，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和凝聚一切积极因素、调动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是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不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0页) 

(二)强调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江泽民指出，发展生产力，“既要重视物质生产水平，又要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他强调，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进一步分析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而且，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创造得越多。人们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是在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中向前发展的”。(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07-02) 

江泽民将“人的全面发展”明确纳入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之中，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这是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丰富和发展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敏锐把握时代精神，突出科教和创新在生产力中的作用 

关于科技在生产力中的地位，马克思曾提出生产力中包括科学，邓小平同志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针对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科技对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的时代特点，江泽民进一步强调，我们要敏锐地把握这个客观趋势，在掌握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跨越。 

(一)提出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思想。 

民生科技论文例9

1.2评价取向上重学术价值、轻社会效益目前，高校的科研绩效评价中往往侧重于论文、著作、项目和经费，而对知识产权、专利实施、成果推广、科技开发和经济效益等不太关注；过分注重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而轻视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只重研究前期的理论成果，不重成果的社会效益；在评价科研成果时，将所谓的“技术水平”（发表文章的级别）作为重要依据或唯一指标，而对于直接面向应用研究和技术服务的科研项目而言，尽管其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常被定义为水平不高、意义不大。在科研评价体系中，横向项目的权重价值往往明显低于纵向项目，科研成果主要靠相关专业人士鉴定，而不是按照成果的转化前景和转化可能评价。在职称评审中，仍然将“是否承担国家和省科技项目，是否发表过论文作”为主要指标；在评价科技成果时，仍然将“技术水平”作为重要依据。因学术评价异化，导致相当多的教师侧重于方案的理论分析和评价，而不注重工程技术方面的论证，研究成果仅限于做鉴定、写论文和报奖，轻视成果的实用价值，没有顾及科研工作与生产力的联系，更没有考虑科技成果的惠民性。

1.3运行模式上重闭门研究、轻成果转化目前，高校的科学研究基本上还是“躲进小楼成一统”，是在“象牙塔”里的内部循环，为研究而研究、为职称而研究、为待遇而研究是比较普遍的科研现状。许多高校在制订科研成果转化相关条例时，都存在重研究、轻转化的问题，在高校科技管理奖励条例中也存在对民生科技激励不足的问题。多数科研管理者不直接参与研究，不了解研究成果本身，不熟悉成果产出的流程，无市场运行和商业管理的经验，没有有效推广研究成果；作为开发研制者的教师，多数不了解整个生产和商业环节，这极易导致科研成果在转化中难产。研究者、生产者和市场之间没有沟通和融合，高校科学研究和生产推广缺乏理解和沟通，二者形成了相互脱节的“两张皮”：一方面，高校每年推出大量的科研成果无人问津；另一方面，企业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技术和产品，导致高校科研成果难以民生化。即使有部分做到了产学研相结合，但其组织形式较为松散，行为具有零散性和短期性，缺乏整体性和持续性。

2改进高校科研管理的措施

在科技惠民重要性日益突显的时代，高等学校必须有与此相适应的科研管理体制、观念取向、评价体系和运行模式。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制约科技惠民有效开展的瓶颈，落实科技惠民政策，提高科技产品的惠民效果。

2.1改革科研管理体制，主导科技惠民现行的直线型科层制组织体制与学科交叉、融合的网状结构相互矛盾，需要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有利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资源统筹管理、有利于整合科研队伍、有利于促进产学研结合和科技惠民的管理体制。具体可从以下3方面改革：①效仿教育部、财政部组织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即“2011计划”，建立科技惠民（或民生科技）中心，突破高校内部和外部的体制壁垒，改变“分散、封闭和低效”的现状，释放人才、资源等创新要素的活力，增强科研成果的惠民性。要充分利用已经建立的大学科技园，放宽条件设置，使教师能到企业兼职或以技术入股，科学地规定利益参与者的参与责任和利益分成，加强民生科技产品的合作开发和转化，将停留在论文层面的科技成果转变成惠民型的现实生产力。②设立高校科研成果信息化平台，以促进科研成果的交流和共享。当今社会知识传播的手段越来越现代化和多样化，以互联网为技术支撑的信息化平台是目前较理想、较实用的传播工具。高校科研成果信息化平台能够为高校科研成果持有方、科研成果购买方和其他参与者提供详尽的信息服务，可有效提高技术信息供求双方的交流效率。③建立专门的科研成果转化机构或科研成果转化中介机构，以提供成果转化的专业化服务。积极推介高校科研成果，为企业等买方市场提供准确、到位的技术信息咨询服务，疏通产学研结合的通道，从而提高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成功率和惠民程度。

2.2革新科研管理理念，关注科技惠民高校的科研管理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高校管理部门对科技惠民的认识以及在此引导下高校科研人员的科研民生观和科技成果的惠民性。因此，要树立以下3种理念：①树立服务社会、服务民生的理念。高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研究科学的基地，还担负着服务社会的重任。产业发展促进了学科建设，学科建设反过来也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也是培养人的过程，我国部分高校通过科技产业培养了一批工程硕士和经营型人才。在科学研究方面，既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科学技术前沿，也不能忽视科学技术直接面向民生、服务百姓，要“接地气”，多关注具有应用性、实用性的技术，积极开展民生科技的研究、转移和扩散，使科技真正地服务于社会。②树立纵向与横向同等重要的理念。在实际工作中，横向项目能有的放矢地解决民生中的实际问题，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做好、做优横向项目可反映一所高校的科研水平。应把“是否满足实际需求、是否解决实际问题和是否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作为衡量科研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③树立只有将科研成果成功转化，才能使科学技术成为现实生产力的理念。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科技成果的转化数量、质量和速度上。因此，只有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广泛运用科技成果，才能将科学技术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真正力量，潜在的生产力才能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应加强宣传工作，努力营造科研服务社会、服务民生的浓郁氛围，引导教师树立科技惠民意识，积极承担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科研任务。

民生科技论文例10

一、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农业科技传播的建设力度

(一)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力度。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大财政、公共投入对于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投入比重或者是数量，使公共研究部门的科研人员有足够的资金从事研究。可在财政、公共投入中划拨出一定比例，按科研成果在研究领域产生的影响，以及在生产领域中取得的效益，分类分等级地对科研人员进行奖励，奖励政策可适当向应用技术倾斜。此外，还应针对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出台相应政策，对科技成果转化所获收益，可按一定比例，用于对科技成果完成人和为科技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进行奖励。政府相关部门应调整科研人员考核评价体系，逐渐向评价或者鼓励的体制转型，不以论文数量的多少作为科研人员考核和评定职称的唯一标准。此外，科研评价体系应采用多元化的标准，不同的科研院所和高校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

(二)加大对大众媒介的扶持力度。一是政府应加大对大众媒介的重视力度，利用大众媒介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的特点，扩大农业科技传播范围，增加传播效果。二是农业科技传播具有公益化属性，对于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节目和报纸，政府应予以支持。政府应鼓励大众媒介兴办涉农专业报纸，或者在主流报纸上开辟农村农业版面和栏目，并给予适当的政策和资金倾斜。三是将农业科技传播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将节目的制作费用和采编人员的采访费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或进行差额补助。

(三)加大对农民文化素质和科学素养的培养力度。政府应在农村大力增设农村书屋，有针对性地采购农业科教、种养殖、文学、法律、医疗保健等书目和报刊，充分发挥农村书屋的信息窗口功能，帮助农民及时了解和掌握各种致富信息、生产信息、市场需求等。此外，政府应加强对农民技术员培训的力度，动员、吸纳更多的涉农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成为农民技术员培训基地，使更多的农民获得培训机会;增设符合当地农业产业发展的、农民急需的专业技术课程，解决农民实际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开设科技培训夜校、定期请农业专家作报告，或者在农闲或节假日期间组织专家进行短期技术培训。

二、科研机构应充分发挥科研主体作用

(一)端正科研态度。第一，科研工作应该是健康的，是纯粹的。科研人员应克服功利思想，正确认识科研工作与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淡泊名利，不搞花架子和形式主义。第二，科研工作应该是真实的。农业科研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推动农业发展。因此，必须是在解决问题中形成理论，并用所形成的理论再去指导实践。第三，科研工作应该是科学的。科研人员应以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指导，着眼于农业生产中的具体问题，从调查研究做起，切忌纯理论的臆想和拼凑。

(二)加强与媒介的合作。科研人员应注重与媒介的合作。科研机构应有针对性地加大对宣传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力度，可设立科普发言人，并通过科普发言人与媒介进行对接，借助媒体为各类社会热点、科普需求作出权威、准确的解答，不断填补科研机构与受众之间的知识沟。

三、大众媒介应加大对农民的重视力度

(一)回归农民受众本位。大众媒介应重视农民受众的信息需求。针对媒介形式，应对不同类型的大众媒介进行整合。可根据不同媒介的不同优势进行优势互补，在同一时间段，就同一主题或内容，以统一口径进行传播，以壮大传播声势，提高传播效果。针对媒介内容，对农民喜爱的信息要加以强化，对农民不关心或不感兴趣的信息要加以改善。选题时，要符合当地的农业产业结构和实际生产情况，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符合农民根本需求。针对农业科技节目的播放时间，大众媒介应充分考虑到农民的生活习惯，节目播出时段尽量与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和从事家务劳动的时段错开，并可根据农业生产的特点，在“农闲”时增加播出时间或者根据农民需要安排重播。

(二)回归科技本位。大众媒介进行农业科技传播的意义不应局限于对某个科技成果、某种实用技术或某项科技政策的传播，而是要利用持续的、不间断的科技信息流通，形成信息环境，培养农民受众的视听习惯，塑造农民受众的科学理念，提高农民受众的科学素养。现有的农业科技节目普遍科技含量较低。因此，大众媒介应注重传播内容的实用性和时效性，以贴近农民生产生活、符合农业生产规律、能产生实际经济效益的内容，提高科技节目的“含金量”，真正做到回归科技本位。

(三)提高媒介工作者的科学素养。媒介工作者在制作节目和撰写报道时，应将语言通俗化，将信息“去专业化”，在兼顾信息科学性、严谨性的同时，变死板机械的传播方式为农民容易理解的举例子、打比方等方式，消除广大农民受众与农业科技信息之间的隔阂。此外，媒介工作者应加强对农业科技知识、农业政策的学习和积累，完善个人的农业知识结构，提升个人的科学素养，才能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消除知识盲点，避免错误报道，保证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四、农民应加强对自身的要求

(一)努力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一是农民必须正视科学技术发展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巨大变革，主动尝试接触、积累和运用农业科学信息，积极主动地收看、收听农业科技节目，阅读农业科技报刊，参加各种农民技术培训，努力提升自身的文化科学素质。二是农民应该主动关注党和政府针对“三农”问题制定的方针政策，以及辽宁省的农业发展政策，做到对政策心中有数，并能从政策中发现机遇，为个人的农业生产行为提供支持和保障。

(二)努力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农民应主动接触利用多种媒介，视媒介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有效工具，针对不同时段、不同环境选择适合的媒介形式，并根据媒介各自的特点，将有价值的科技信息保存下来。此外，农民还应利用媒介进行及时的信息反馈，将想看的内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时向媒介进行反映，使媒介可以更好地了解农民的需求，并及时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参考文献】

［1］张通生，赵梁．新农村建设中的科技传媒传播创新［J］．产业与经济论坛，2011，10(2):41～42

［2］李成砚．涉农报纸如何在农业科技传播中发挥作用［J］．中国报业，2012，7:6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