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学论文例1

（一）PBL教学法的内涵

PBL（Problem-BasedLearning）教学法是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1969年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霍华德•白瑞斯在加拿大多伦多的麦克马斯大学首创。它是一种让学生通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来理解并掌握知识的新型教学法。PBL教学法提倡让学生通过自学、讨论、研究和合作解决问题，着重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提升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的作用是及时提供知识上的帮助和研究方法的指导。

（二）PBL教学法与公共政策学教学的契合

由于PBL教学法比传统的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法等更能适应公共政策学的教学需要，因此与公共政策学的学科特点有很多契合之处。

1.有利于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

在公共政策学教学中，学生对政策问题的认识往往停留在表面，难以深入，原因在于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不够，而公共政策问题的交叉性和综合性则要求学生必须在课后主动学习相关背景知识，这在课堂有限的课时内是无法完成的。PBL教学法突出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学生围绕问题查资料、开展小组讨论等学习活动，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寻找问题答案，使课上与课下有机结合，从而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2.有利于构建循环学习模式

公共政策学各章节具有较强的连贯性，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可以在不同章节从不同角度予以阐释和理解，这就决定了公共政策学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PBL教学法以问题为基础，以问题的解决过程为核心，很好地契合了公共政策学教学的延续性和主观性特点。从提出问题开始，学生通过查资料，补充相关理论知识开始基础学习；然后通过研究、讨论等学习活动，进入深入剖析问题阶段；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或政策建议。通过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带动学生进入“提出问题—学习—思考问题—学习—解决问题”的循环学习模式中，有利于提高教学的质量和学生的应用能力。

3.有利于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

在以往的公共政策学教学中，常常会发生教师的作用与课程要求不相适应的情况，要么“满堂灌”，要么“蜻蜓点水”，难以真正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采用PBL教学法，教师在指导学生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要给学生指明学习的方向，并营造有利于开放性探究学习的氛围，遵循自主性和探索性原则，把自己的一切教育行为定位于支持和帮助学生自主学习和自我解决问题。从而有效转变教师的角色，发挥教师在课程理论与实践教学全过程中的指导作用。

二、PBL教学法在公共政策教学中的应用

（一）教学内容体系的梳理与问题引导

在应用PBL教学法过程中，首先要向学生介绍课程的理论渊源和框架体系，使学生对公共政策学的内容体系和教学目标有宏观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解决以下问题。

1.课程总体认识要准确

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准确把握课程的内容体系，对各章节的内在逻辑关系有清晰的认识。首先，在政策科学理论的演变上，学生要能准确理解，并与政策实践的发展相联系；其次，对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调整、监控和终结等各章节的内在联系和相互衔接要进行详细介绍，使学生树立公共政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的概念；最后，要对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方向和理论进展有初步了解，从而促进学生把现实问题与政策学科发展联系起来，有利于深入掌握课程内容。

2.公共政策问题的引导

在对整体教学内容体系和理论框架的讲授过程中，按照PBL教学法的原则，应该对学科的理论问题和政策实践问题进行相关引导：一要引导学生对身边的公共政策从理论的视角去理解和认识；二要引导学生学会从政策过程角度发现和分析现实中存在的政策问题，从而在宏观层面使学生逐步养成在理论知识的学习中发现政策问题。

（二）教学章节的内容设计与问题研究

1.精心设计教学章节的内容与传统教学方法不同

PBL教学法不仅要实现知识和技能在师生之间的位移，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在构建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发展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达到学生自我学习、自我培养的目的。这就要求教师必须从理论知识的掌握和运用着眼，精心设计每一章节的问题体系，构建规范的问题链条，把学生对问题的研究由浅入深，不断拓展，从而充分调动学生对政策问题研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培养学生研究问题的兴趣

PBL教学法的关键是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核心，培养学生研究问题的兴趣。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按男女生比例以10人为一组，每章结束时安排一次案例讨论，让学生互相交流所思所想，然后每组汇报讨论结果；在课程结束后，每组进行案例汇报，其他同学现场提问，组员进行补充。因此，创设了研究问题的教学情景，缩短了教学内容与学生之间的时空距离，让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调动了研究问题的积极性。

（三）教学内容的引申与问题探讨

公共政策学教学局限于课本是不够的，必须把课本内容与现实社会问题紧密结合，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引申，从而提高学生对课程相关公共政策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通过问题探讨有机串联课本各章节的内容，加深学生对现实问题的理解。笔者把公共政策理论学习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结合课程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进行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探讨、推进中国政策评估事业的思考、21世纪中国政策体制改革等专题研究，弥补了西方公共政策学理论与我国政策现实相脱节的不足，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PBL教学法在公共政策学教学中的完善

（一）找准课程定位行政管理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

必须由传统的理论型向应用型及创新型转变，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复合型、应用型公共管理人才的要求。因此，公共政策学课程的定位应围绕培养学生分析政策问题的能力，紧密结合现实问题，将理论问题通过现实案例表现出来，通过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应用能力，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把公共政策学课程从偏重理论教学转化为侧重知识的运用、能力的提高和思维的训练。

（二）转变师生角色应用

PBL教学法必须转变教师和学生的角色，这样才能保证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的连贯性和有效性，避免教学双方产生越位、错位和失位问题。教师的角色应该定位为指导者、合作者和设计者，在教学中围绕对问题的认识和研究给予学生全过程的指导，并与学生形成合作关系，彼此交流意见，帮助学生探索问题，从而提高对问题的理解。学生的角色也发生了根本转变，由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化为知识的自学者和问题的研究者，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适应新角色，师生双方都要尽快进入并适应新角色。

公共政策学论文例2

【论文摘要】 维也纳大学罗斯那先生使用微观 经济 学的概念和技术工具 分析 社会 政策制定的原因，并探讨了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目标、 政治 科学 方面的 问题 以及两种类型的分配效应等，为社会政策 研究 提供了新的范式，本文对其进行详细述评。 【论文关键词】 社会政策经济学 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养老金经济学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Personnel Burea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s] Professor Rosner uses the set of microeconomic concepts and tools to analyze the cause of social policy, the extent of social policy, the objectives of social policy, some political science aspects,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It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policy. We introduce the findings to Chinese scholars. [Key Words]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Social Health Policy, Economics of 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 历史 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 理论 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的专著《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 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 内容 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

公共政策学论文例3

二、《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的活动形式

遗忘是大学生知识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如何及时地回顾和总结有助于大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巩固与提高，教师在每一章节讲解结束后，通常会安排一定的时间对本章节的内容进行复习回顾。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这一任务主要是由教师来完成的，包括课程课件的准备和讲解等。笔者在《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中为了能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活动，将《公共政策学》课程每一章节的总结任务交给学生完成。《公共政策学》课程进行之初，在绪论中对《公共政策学》课程主要内容进行简介，然后再要求学生根自己的兴趣自愿报名，对某一章节的课程进行总结，每一章节只安排一名学生。为了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在期末评定成绩时，根据学生完成情况给予一定的加分。在具体进行时，总结的内容由学生自己完成，但由教师把关。《公共政策学》课程每一章节内容授课完成后，学生上讲台以教师身份对本章内容的进行总结。进行总结的学生讲述课程进行情况，可向其他学生提问及要求其他学生上讲台互动等。教师则站在旁边进行观察，对学生总结过程中出现的知识点遗漏或误解等进行及时更正。学生总结结束后，教师要对学生的表现进行点评和指导，包括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程度和讲演技巧等。在学生总结活动进行过程中，得到总结机会的学生大都表现非常积极，也对课程内容进行了较好的回顾。学生制作的课件，内容生动有趣，反映了同龄人的思考和认识模式，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优于教师自己制作的课件。得到总结机会的学生还对《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内容进行适当扩展，启发了其他同学甚至教师的思路，促进了学生进行课外自我延伸式学习。在得到总结机会的学生进行课程总结时，课堂气氛相对于老师主讲时，更为活跃。台上台下的互动比较多，讲者与听者都在这种互动中收获了不少。总之，通过参与式教学形式，确实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使他们主动地汲取《公共政策学》课程知识，能够深入认真地思考和总结《公共政策学》课程，并在此过程中体会到学习《公共政策学》课程的乐趣。此外，学生在如何面对公众进行演讲等方面也得到了较好的锻炼。应该说，学生是参与式教学活动形式中受益最大的群体。对于其他没有机会参与总结的学生而言，由于有机会参与总结的学生总结时体现了同龄人的思维，所举的例子也比较贴近他们的生活，因此也加深和巩固了他们对《公共政策学》课程内容的认识和理解。同时，教师的点评也有助于学生从别人的讲演中学习，从而提高自己的讲演能力。教师通过参与式教学可以了解学生的思维特点和感兴趣的内容，从而在安排《公共政策学》课程内容和调整讲课方式时能更好地适应学生的特点。

三、《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的效果调查

为了更科学地评价《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形式的优劣，笔者在课程结束时就学生在经历《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过程中的感受对他们进行了匿名问卷调查。问卷调查表内容分为客观选择和主观判断两个部分。与《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形式相关的主要是客观选择部分，从多个不同侧面请学生们对《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形式进行客观评价，包括教师与学生总结的区别、总的评价、活动中的心理变化等；主观判断主要用于收集学生对《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的总体评价和建议，但在主观判断中，学生们对《公共政策学》课程参与式教学形式也谈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从115名学生中回收有效调查表共98份，对其中的客观评价结果进行了统计，得到学生对每个方面问题的选择比例。对于“如何看待老师安排同学在每章结束后进行小结的这种教学方法”，有56.7%的同学选择“很好”。由数据可知，大多数同学对于这种教学形式是认可和喜爱的。这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总体上，有57.7%的同学认为这种教学方法很好；其次，有73.6%的同学认为如果上台总结，自己的收获会很大；最后，认为这种方法对解决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疑问与不足有帮助的学生比例达88.3%。但结果也表明，这种方式对于上台总结的同学会有更多收获，但对于未作总结的同学来说，收获则不够大。这反映出学生总结时在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上把握不够，需要经过更多锻炼，也说明在活动形式上还要进行改进和完善，以便坐在台下的学生也能有更多的收获。从老师和学生讲解的区别来看，大多数学生听讲时的心理状态不受学生和教师身份变换的影响；而听讲状态的改变则因人而异，呈现出均衡分布。总的来看，这些数据说明上述教学形式值得肯定，但还需进一步完善，这在后面的主观判断题中也有体现。在主观判断题中，很多参与总结的同学谈出了自己对总结的看法，一致的意见是总结花时间多，但对于课程知识的掌握、自己的心理素质、演讲能力等都大有裨益。因此，也有学生建议应让更多的同学得到锻炼，比如让多人同时准备总结，在实际讲解之前从中选择最好的上台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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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革命性力量，历来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被誉为："当前信息技术核心和标志"的互联网因其革命性的特质，势必会成为公共政策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颠覆传统理念，赋予公共政策互以联网时代的全新内涵。

一、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理论创新

（一）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体制创新

多元化的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价值观念不仅主导我们的社会生活，亦对多元主体和多元价值体系之社会格局下的公共政策提出了协调与平衡包括经济与政治、中央与地方、整体与局部、政府与公众、长远与近期、效率与公平等各种社会关系的新要求，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广泛渗透推动了包括文化创新、信息系统创新和组织创新在内的全新公共政策体制。

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本质上都是具有一定政策文化背景的人的社会文化活动，而一项公共政策文化，必然受到相应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公共政策的实质在于"公共特性"，互联网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对体现"公共特性"政策文化的创立、贯彻和更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开阔公众视野、拓宽信息渠道、提供参与机会、激发并增强公众对公共政策的关心程度和自主意识--不仅沟通了政府与公众、完善了政策过程，使公共政策更具科学性和合法性，破除了"经验型"政策文化的局限性，更真正实现了由"个人封闭型"向"公众参与型"政策文化的转变。

信息是公共政策的基础，公共政策是否合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供决策者使用的信息系统状况。互联网在公共政策领域的英语、更新和完善了公共政策信息输入、传递、加工、选择和反馈系统，是决定者及时顺利获取信息，更好分析使用信息并提高政策方案的有效性。

公共政策不仅需要足够的信息，更要求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将各种不同意见充分表达交流后，通过公共政策组织系统理性选择，形成最佳结果。互联网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突破了政府对信息的垄断格局，使得公共政策不仅仅局限于政府组织内部，而真正实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领域创新

公共领域是介于自律的市民社会和掌握公共权力的国家之间的一个领域，具有开放性和平等性、批判性和批评性、讨论性和推理性等特征。网络以其普遍性、平等性、匿名互性和分散性和交互性为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提供了公平效率、言论自由、充分辩论的"多对多"交流模式的新型公共领域。

由于公共领域强调舆论和公众意见的形成，保证公众的话语权便成为了公共领域的必要前提--互联网话语的自由性和多元性冲破传统一元价值观，前所未有的挑战了传统公共领域的话语霸权；互联网话语的分散性和互动性保证了传播者和受传者平等互动，打破了传统公共领域的时空限制；互联网话语的主体平民化与平等化使话语权分散到普通民众中，打破了传统公共领域的精英话语权模式；互联网话语权的权力性和权利性增强了话语权的影响力，打破了传统公共领域话语权强制力。互联网时代，网络公共空间在传统社会的基础上构建了广阔的公共领域，完成了公共政策的领域创新。

（三）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合法性就是公共政策被认可的具有一定的历史性价值，包括公共政策的主体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和价值合法性，公共政策只有具备合法性才能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可和执行；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会影响整个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国家法治进程的发展，是不可回避的根本性问题。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广泛渗透能切实有效的促进公共政策合法化，以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和法治化发展。

公共政策的"公共特性"要求其以民主价值未经依归、公民参与为核心、社会正义为目标，公共政策主体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在公共政策主体公共性缺失和公共政策无法充分代表多元利益主体的公共利益两个方面；公众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重要基石，对公共政策合法性有重要作用，而互联网构建的互动型公共政策新平台能有效消除公共政策主体合法性危机。

传统公共政策往往聚焦政策内容而忽视制定程序的具体表现为缺少将政策议题触发机制转化为政策设置议程的制度化程序、公共议程设置基本机制的局限性和公共政策程序缺少公众协商性民主机制等。互联网提供了公共政策制定前的触发机制催化空间和实现协商民主理论的实践平台，有效解决了公共政策"重实体轻程序"的程序合法性危机。

传统公共政策遵循以公共权威部门为主导的精英立法模式，由于缺少公众参与和价值认可、缺少多元主体的利益表达和对公权力主体的监督与制衡，其价值的设定和执行极易偏离公众对政策的价值诉求。公众对政策冷漠、质疑、批判甚至抗拒而非认可和支持造成了公共政策价值合法性危机。互联网提供了理性和批判性的公共平台，通过多元利益主体的公共协商对公共政策是否具有公正性、正义性、公共利益性的价值进行评判，评判结果成为判断公共政策是否合法的依据，这种评判和质疑形成了公共政策的价值评判机制，促进公共政策体现公平、正义和公共利益之价值合法性。

二、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悖论分析

与传统公共政策相比，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可谓是建设性与破除性并存、广阔性与局限性同在，以致公共政策悖论的形成。

（一）平等悖论

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创新改变了传统理论等级森严、自上而下垂直控制的政策体系，而这种平等是以技术发展为前提、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这就在本质上限制了政策参与范围，反而造成了公共政策的不平等。

（二）成本悖论

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创新突破传统理论的时空界限而实现了信息多元、开放、交互式传播，而在对参与者知识素养的要求、政府对参与进行的规范、信息权威度与可信度层面上来看，会联网时代公共政策成本反而有所增加。

（三）绩效悖论

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创新提高了公众参与的质量、能力，虽有利于培养现代公民，也存在着参与质量有限、销蚀公民责任、合作能力下降等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广度、深度、效应等的问题。

（四）稳定悖论

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创新使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声音有了传播的可能，为舆论监督提供了新载体的同时也会出现非理性化和无序行为，成为社会稳定的极大隐患。

三、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传统公共政策理论均是从互联网资深固有缺陷对公共政策的消极影响角度提出了难以解决的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悖论，如果从影响互联网的因素分析，是否可以找到引发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困境的根本原因呢？

（一）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直接因素

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直接因素是互联网的普及程度，包括互联网的实际拥有情况和有效使用情况两个方面；公民实际拥有电脑数量、政治素养、工作性质、收入水平、所在地区互联网相关基础性设施和政府电子政务建设情况等因素均会影响互联网的普及程度。

尽管互联网以其自由性优势、低成本优势、平等性优势为公共政策提供了便捷有效的途径和手段、降低了公共政策的参与门槛、激发了公众参与热情、扩大了政策参与规模、保证了公共政策科学性、促进了公共政策民主化，但这一切均是建立于相同的互联网拥有和使用情况的基础之上、以互联网的普及为首要前提。网络时代不等于互联网占有和使用人人相同，互联网普及程度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必然会导致公平悖论、同意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成本必然导致成本悖论、互联网普及情况造成的公民参与程度差异必然导致绩效悖论、甚至可能导致稳定性悖论。所谓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若抛开互联网普及程度这个前提孤立研究公共政策悖论，势必会陷入难以解决的困境。

（二）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间接因素

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间接因素是公民的文化程度，包括公民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公民文化程度可以通过影响互联网普及程度而间接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从更深层面来讲文化程度还会影响公民的政治素养和政治诉求。公民文化程度与其阅读能力、语言能力、技术能力、工作性质等息息相关。

文化程度对互联网的实际利用率、互联网技术操作水平、政治参与积极性、政策理解能力和政治诉求等方面均有影响，忽略了公民文化程度差异就等于忽略了网络时代公共政策的"公共特性"，是不科学不理性的；公共政策缺失"公共特性"必然会产生公平悖论、缺失理性和科学性必然产生绩效悖论和稳定悖论，这样的政策本身就是一种浪费，结果必然造成成本悖论，甚至会导致网络时代公共政策陷入合法性危机。

（三）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根本因素

根据著名的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不同经济条件下的公民必然会拥有不同的政治诉求。无可否认，经济因素对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直接影响甚至会超于传统公共政策。无论是直接影响因素即互联网普及程度还是间接影响因素即公民文化程度，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

经济影响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政府电子政务建构水平、影响互联网普及程度；在没有互联网情况下研究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讨论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较传统公共政策的种种进步、谈及互联网的种种优势，便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毫无意义。

经济影响公民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当公民的文化程度不足以支持其利用互联网参与公共政策，这就等于关上了公民通过互联网参与公共政策的大门、取消了公民通过网络参与公共政策的资格，此时互联网不再是进步的象征，反而强化了传统公共政策的消极影响，互联网时代公共政策有事皆归于无、所谓公平荡然无存、弱势群体的话语销声匿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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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学论文例5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4-0101-03

1 问题的提出

“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是近十多年来在中国新闻媒体、书刊杂志、政府文件上出现频率较高的术语。公共政策作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社会处于变革和转型时期所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往往是名词概念出现在前,真正的研究、实践在后。虽然“公共政策”一词在人们口头上和书面中已经使用了一些年,但是在中国真正的公共政策研究才刚刚起步,就连有关公共政策的学科定位和自身概念在学界还存在着模糊认识;至于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这些具体的环节上,学者们的争议则更多。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公共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关于“公共政策”,有哪些人在研究?都说了些什么?主要采用哪些方法进行研究?本文试图解答这些问题从而探寻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方向。

2 样本来源及指标设计

2.1 样本来源

本文对公共政策研究的评述选取的刊物是《中国行政管理》,选取的时间段为2004―2009年。剔除了非学术性的书评、会议综述等文章后,最后所获得的总样本量为70篇。需要说明的是,样本的选择标准是论文具有明显的公共政策学学科取向或问题取向,即主要从文章的具体内容来判断是否符合样本要求而非标题中有“公共政策”字样。

《中国行政管理》是目前我国行政(公共)管理学科唯一大型综合性权威学术月刊。其理论成果反映了目前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较高水平,从中我们可以对中国目前公共政策研究的现状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2.2 指标设计

基于评估的需要,本次评估设计了一些具体指标,包括:

(1)年份。分析在不同的年份,研究在数量上是否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2)作者单位为了统计的方便,对于合作文章,均以第一作者为主要作者,作者单位与学术地位均采用第一作者的资料;对于有诸多头衔的作者,我们只采用第一单位的资料。

所有未标明资金支持的都看做是无资金支持。与学术地位。分析哪些人在做公共政策的研究。我们将作者单位分为高等院校、行政学院、研究所/学会、党校/团委、其他或未标明五类;学术地位则划分为博士研究生、讲师、副教授(副研究员)、教授(研究员)、无标明或无学术身份五个层次。

(3)资金支持。四个层次为:部级社科或自然基金、省市级政府基金、高校或研究中心基金和无资金支持。

(4)研究主题。我们将研究主题划分为基础理论、具体政策分析(或政策选择)、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过程、价值取向和其他。但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分类,具体的分类标准在分析样本时还会进一步阐明。

(5)研究方法。参照陈辉在《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基于高校学报的分析》中的分类方法,把研究方法分为质化研究、量化研究和非经验研究三类。

(6)研究阶段。根据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实际状况,本次评估将研究阶段分为概念界定、问题描述、变量识别和变量分析四个阶段。

3 样本的分析

3.1 论文的发表年份

《中国行政管理》每年刊登的论文有近四百篇。这些文章涉及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而核心为公共政策研究的文章从2006年的9篇到2009年的15篇,呈稳步上升的状态。可见近年来“公共政策”的确是一个高频词汇,也反映出学术界开始关注公共政策,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公共政策的视角来进行学术研究。

3.2 作者单位与学术地位

从图1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研究者所处的机构部门比较集中。多达75.7%的研究人员来自高等院校,这表明高校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阵地。

图1 作者单位

从表1中可以看出,多达32.8%的作者“未标明或无学术地位”,而研究者中教授最多,所占比例为28.6%,其次是副教授。这表明教授、副教授等具有较高学术地位的研究者是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主要贡献者。同时,讲师和博士研究生也达到了一定的比例,这说明不少年轻的研究者正把目光投向公共政策领域。

3.3 资金支持

表2显示,多达71.4%的研究都没有资金支持。获部级社科或自然基金资助的研究论文有12篇,占17.1%。获省、市级政府基金资助的研究占8.6%。样本中仅出现了2篇高校和研究中心资助的研究,且均见于2009年。这些都反映出资金来源单一且支持力度不够。

3.4 研究主题

有些研究主题不是很容易区分,在此详细地说明分类标准。基础理论研究是指研究人的社会活动特性和利益需求结构,研究现代政府治理与政策系统的关系等。具体的政策分析是指基于具体问题(如公共物品、产权、城镇化、NGO等)进行的研究。政策制定既包括宏观政策的制定,也包括具体政策的制定。政策执行是指对公共政策的实施过程的研究。这里归为政策过程这一类别的文章,其主题是宽泛地研究政策过程。研究主题涉及价值目标、公众认同等方面的,姑且以价值取向来概括。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基于具体问题而进行的公共政策研究最多,占27.2%,可见现阶段对公共政策的研究是带有相当程度的问题导向性的。然后是政策过程,占17.1%。另一方面,样本中有3篇文章的标题直接提及“中国转型时期”,不少文章在行文中也提到,可见学者们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正在努力立足于我国国情,以期更好的发展。

3.5 研究方法

质化研究是通过观察、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及焦点团体讨论等方法来发现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构建研究结果或理论的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是运用统计技术考察“量”的规律性,从而把握事物性质的研究方法。

如表3所示,既非质化研究又非量化研究的非经验研究达到了81.4%。这些论文通常都按照概念界定、提出问题、分析对策这样的三段式结构来撰写,研究方法滞后,缺乏创新。

3.6 研究阶段

表4反映出,在公共政策研究的论文中,82.9%处于问题描述阶段,这说明大部分公共政策研究仍处在研究的初始阶段,重复进行着低水平的研究,缺乏深度的挖掘。

4 结论与启示

以上的分析表明,近6年来我国公共政策研究在研究者覆盖范围、涉及的研究领域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表面的繁荣无法掩盖内在的危机:理论体系缺乏创新;研究内容有待丰富;研究方法亟待改进;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反映在上面针对性的统计分析中,表现为:概念化的研究停留在问题描述阶段;研究方法滞后单一导致知识的积累性不强;重复型研究众多,缺乏影响力;缺乏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等。

以上种种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缺乏问题意识。公共政策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生命力在于要回答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目前,大量的研究尚停留在对西方国家的公共政策理论进行介绍的层面,还未将研究重心转向中国的现实问题。

第二,中国公共政策研究方法单一滞后。大多数研究者完全是埋头做研究,采用的绝大多数是非经验主义的方法。非经验主义方法也不失为一种方法,但当此研究方法比重过高且流于形式时,对公共政策的研究会局限在基础理论层面。由于缺乏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有机结合,导致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结构性失衡,缺乏可操作性。

第三,我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存在矛盾: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专家学者重理论、轻实践,大多进行“不出门”的研究;而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又重视实践经验、轻视理论的作用。这就造成我国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应用率和采纳率低。

因此,首先我们要加强对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公共政策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从研究者集中在高校而鲜少有社会组织研究足可以说明这一点。其次,研究者需要改进研究方法,努力提高公共政策的研究水平。我们需要的不是只停留在概念界定、问题描述阶段的重复研究。一门学科的发展和繁荣与其研究方法息息相关,我们需要通过摸索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体系。再次,还要重视公共政策学科建设,加大研究基金的扶持力度,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我们带着面对问题的勇气去反思已做的研究,虽然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在目前的环境下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但是政策研究多元化、系统化、科学化的发展进程是大势所趋,绝不会停止。

参考文献:

[1] 张金马.公共政策:学科定位和概念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0(1):7.

[2] 丘昌泰.公共政策:当代政策科学理论之研究[M].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1997:1-2,35-49.

公共政策学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G642.0？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7-0046-02

公共政策学是教育部公共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要求开设的所有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的四大平台课程之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在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开设，现有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城市管理等四个专业，且公共政策课程均已在上述四个专业开设。

因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是我校唯一拥有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学科交叉优势的学院，教学研究覆盖区域经济和公共管理两大学科，因此本文拟在此学科交叉背景下，针对《公共政策学》的课堂教学思路进行探讨，以期为公共政策课程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参考。

19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的政策研究还只是附属于经济科学。以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Woddrow Wilson）提交关于行政研究的论文开始，美国公共行政学科方始建立。因此，公共政策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还属于新兴学科，也是一门正在不断发展中的学科，是指权威的国家机构及公共团体为了实现特定的公共目的，对社会价值进行合理配置的决定与实施过程。追溯来看，公共政策学起源于政治学、管理科学等学科。1947年，美国学者西蒙提出“管理即决策”。1951年美国政治学家勒纳和拉斯维尔共同主编《政策科学：视野与方法的近期发展》一书，该书第一次对政策科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发展方向做了详尽的论述，被人们认作是公共政策学诞生的标志。

中国公共政策学科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引进西方政策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目前已成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部分。由于在我国起步和发展均较晚，还属于一门新兴学科。总的来看，公共政策教学的专业化人才缺口较大，高校教师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偏重理论，在关注社会公共政策现实、提出政策解决方案等方面较为欠缺，从而使这门课一定程度上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在课堂教学上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案例教学和社会现实的结合不够紧密。由于选择合适的案例开展教学，有助于学生实现从“课堂学习”到“政策实践”的认识转变与政策体验过程，因此案例教学也是公共政策学发源地美国的MPA等教育的基本方法。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发展期，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不均衡、城乡发展程度差别较大。在这样一个时期，北京上海等地已经进入发达经济初级阶段，2012年北京经济总量已达17801亿元，2012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3797美元。但就在北京周围，在承德、张家口、保定等首都周边，还存在一个贫困程度较深且集中连片的区域，存在着近200个贫困村、154万贫困人口，被称为“环首都贫困带”。这样的社会现实导致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问题急剧增加，政策问题层出不穷，公共政策分析的案例异常丰富，为公共决策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实践机会。因此，当前存在的大量丰富生动的公共政策案例完全可以用于公共政策学的课堂教学案例加以分析，而这对于拓展并创新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公共政策案例教学的概念界定[1]

案例教学（Case Method）是由美国哈佛法学院前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朗代尔（C.C.Langdell）于1870年首创，后经哈佛企管研究所所长郑汉姆（W.B.Doham）推广并得到了迅速传播。案例教学法撇弃了照本宣科的课堂灌输方法，具有开放式、互动性、启发性等特点，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有利于对课堂理论进行实践验证，因此被认为是代表未来教育方向的一种成功教育方法。20世纪80年代，案例教学引入我国。

所谓教学案例，指的是真实发生过的、和教学知识点密切相关的事件。小劳伦斯·E·列恩认为：“教学案例是一个描述或基于真实事件和情景而创作的故事，它有明确的教学目的，学习者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后会从中有所收获。”案例教学，则是根据事件发生的具体场景，进行后期模拟还原，从中探讨该事件本身所包含的理论问题和解决思路。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将前期真实生活引入后期学习过程之中的教学方式，有助于同学们结合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理论模拟和实践分析。

公共政策案例（public policy case），即将实际生活中的具体公共政策引入课堂教学或学习者思维之中的可操作的应用形态，是对某一公共政策情景（a policy situation）的直观化和具体化的描述。公共政策案例教学则是基于丰富鲜活的公共政策现实活动，将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进行教学，目的是在教师启发引导的基础上，帮助学生掌握公共政策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通过政策具体过程（如制定、执行、评估、终结、分析等）和具体细节的分析来促进公共政策学教学水平的提高和政策解决思路能力的提升。

二、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的优点和缺点

通过公共政策案例教学，学生可以在分析具体现实公共政策的基础上，对公共政策的功能、类型、系统等基本概念和价值、环境、体制、工具等公共政策理论知识进行“再检验”，并进而深入理解和认识制定、执行、评估、终结等政策过程，也可以通过对问题进行不同视角、不同环境、不同条件的比较评估，自觉或不自觉地训练“分析有条不紊、探究坚持不懈、决策当机立断”的政策分析能力。

但综合来看，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也有其明显的优点和欠缺之处。

（一）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的优点

优点很明显，主要有：

1.有利于通过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方式来深入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案例教学倡导在教师引导、学生准备、现场讨论、课堂总结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理论学习能力、问题分析能力、即时思辨能力和总结提升能力。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的教学方法，也有利于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教学环境。因此案例教学法可以明显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深入提升教学质量，从而达到教学要求。

2.有利于结合公共政策学科本身的特点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公共政策学融汇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等不同学科不同层次的知识，具有较为复杂的系统知识特征。因此，单纯的理论教学会使学生对政策术语和范畴等这些本来源自生活的理论知识反而感觉理解较为困难，也容易感到枯燥。现实、生动的公共政策案例分析，能够加深同学们对诸如自由裁量权等公共政策术语、理性决策系统等学科范畴及其他理论知识的理解，比较能够以切入生活的方式，简易而又生动地抓住知识点，从而提高学习效率，也有利于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公共政策学的兴趣。

3.有利于通过针对性探讨政策分析过程来培养学生公共政策素质和能力。公共政策学本身即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个主要的工业国家，其后由于发展的需要迅速扩展到许多国家和地区，具有彻头彻尾的政府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实践基础。尽管不断有学者进行理论总结和提升，但通过针对性的过程分析，明晰公共政策产生的政策环境、价值内涵、决策体制、制定议程、执行障碍、评估模式、终结策略等分析程式、步骤和方法，从而既着眼于政策问题本身，又能在理论指导下超越政策问题，可以系统、延续、及时地培养学生分析现实公共政策问题的素质和能力，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二）目前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的缺点

尽管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有着显著优点，但限于我国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历史较短，一般同学政策参与不多，当前正处于经济、环境、社会等转型发展过程等因素，目前我国高校公共政策学的案例教学也同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主要表现在：

1.单一案例分析的灵活性和课程案例分析增加的单调性。无疑案例教学具有生动、现实、互动的教学特点，以启发引导为主，但由于公共政策学涉及到多学科交叉背景知识，从而使单一案例分析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的观测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参考结论，这既需要同学们同时具备宽口径知识和专业视角，也加大了问题分析的难度和深度；同时，经常进行案例分析，因为固定的理论知识总是落后于不断发展的政策实践，也容易使同学们感到总是有一层隔膜的政策体验。并且，分析的案例越多，理论和具体案例之间的差距就越大，最后案例分析就逐渐演变成为对理论知识的另一种叙述方式，从而使人感到别样的单调。

2.现实政策的演变过程映衬出案例教学分析的过去式。分析公共政策为的是解决公共问题。但公共政策学的案例分析，往往是以过去式的公共政策问题为分析对象。即使对于曾经发生的某一公共政策问题的结论是永远不变从而使具体分析可以绝对正确，但这种分析对于正在发生和尚未发生的公共政策现实仅仅具有借鉴参考作用和理论指导意义，学生只能“横看成岭侧成峰”却难以“身在此山中”以便去识得“庐山真面目”。这种现实政策的演变过程映衬出案例教学分析的过去式，就使得案例教学分析大部分时间、大多数场景仅仅停留在了课堂，实际指导意义较为欠缺。

基于以上公共政策案例教学分析的优缺点，笔者力图跳出一般案例教学的窠臼，提出了“摸底—点题—仿真—实践”的四步案例教学法，力图凸显政策实践中的理论脉络，注重理论讲解中的实践能力，通过“实时新闻、现场分析、政策把关、实践验证”的教学思路来切实提高学生对于公共政策学理论的把握能力和现实问题的解决能力。有关内容，将会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思路创新研究》一文中进行详细介绍。

参考文献：

公共政策学论文例7

中国的公共政策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在借鉴西方的公共政策学科建设的经验发展而来的。由于中西方文化与历史差异、国情世情社情不同、社会利益团体作用与价值存在差异、民众在公共政策中的地位各不相同、学者自身修为与学术水平各异、研究政策科学的思维与方法等各有特色等，这些都使得中外对于公共政策学科的理论构建和价值取向呈现出较大的发展差异。

一、中外公共政策学科理论构建对比

不可否认，西方公共政策理论中不乏诸多优秀理论为各国学者借鉴，如较为流行的政策过程理论、制度理性选择理论、政策扩散框架、大数量比较研究方法等，其中政策过程理论又衍生出了三种新模型：多源流分析、倡导联盟框架、以及中断性均衡理论，西方公共政策学科理论构建实际具备一个较为完整的构建范式，如拉斯韦尔的分析型科学理论构建范式、德洛尔“总体政策”型的学科理论构建范式等等，对于公共政策研究假设、检验、证实都有一个明晰的分析框架。

相较于西方，中国公共政策理论更多的着眼于公共政策过程。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胆子要大，但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看到不妥的地方要赶紧改。这一思想后来被人们形象地概括为“摸着石子过河”，这是一种适合中国改革开放实际情况的决策模式，另一个带有改革开放时代印记和中国特色的政策推行方式即“试点先行-典型示范-全面推广”，另外还有由央地关系现实问题造成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特有政策执行现象。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西方公共政策理论更为多元化、多样化，同时也更加带有理论化、抽象化气息，比较可贵的是一种理论探讨的逻辑和精神，一个持续发展的理论探究过程。而中国的公共政策理论主要源于经验和实践，而且学界焦点随着政府的关注点和领导的讲话、想法转移，立足于实践的确是必要的，然而随着政策环境越加复杂化，理论的升华和创新则显得极为重要。

二、中外公共政策学科价值研究对比

中外公共政策学科的研究焦点存在较大差异。在西方，公共政策学科的价值研究和伦理取向已成为其学科发展的主导性课题之一，并且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而中国侧重于研究政策过程等实际性问题。

西方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中引入价值维度，是公共政策本质属性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言： 人的全部活动都是在追求着某种价值目标，价值目标越大，人们所激发的潜能也就越大。倘若公共政策失去价值导向，它就会立即失去存在的理由而仅仅停留于文本的形式。自十九世纪公共行政学诞生以来，关于价值问题的争论一直是公共行政学和公共政策学研究的主流议题之一。学者曾凡军在其《西方公共政策价值变迁研究》中分析了传统公共行政学时期、新公共行政学时期的公共政策价值论，前者主要倡导价值中立和效率至上等价值观，致使工具理性牢牢把握着行政决策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决策价值理性和伦理因素被长久忽视；后期的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则倡导价值涉入、事实与价值统合、社会公平、政策伦理和价值等价值观。

中国关于公共政策价值问题、伦理问题的研究成果比较匮乏，仅有的一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公共政策过程这一主轴进行的。中国学者有关公共政策学科的论著，大多围绕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监督展开，对政策终结的研究也比较少，学者专注于研究政策过程中所使用工具、参与主体、政策面向对象等，相对较少地涉足影响政策参与主体具体行为和利益倾向的价值问题。

三、中外公共政策学科价值取向对比

本文根据现有文献研究总结，良好的价值导向应该满足以下三个标准：一是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合规律与合目的相统一原则，即主体需求的尺度与客观世界的尺度相契合，而非偏离甚至冲突；二是实现社会统一与个人选择相统一的原则，避免片面追求个体需求价值或公共政策价值，实现价值追求的调适与融合；三是实现兼顾与急需相统一的原则，基于阶层差异贫富差异地区差异等诸多差异，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出现轻重缓急，从而确定重点、兼顾一般成为必须。

西方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历经了以效率为取向向以公平、效率协调统一为取向的演变，而观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亦是出现了侧重公平、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尤其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确立以来，公共政策的人本价值取向成为核心。然而，观之中西方的公共政策实践，学术界追求的所谓主流价值并未完全实现，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利益作用的机制，西方“铁三角”、“议题网络”概念都意在突出利益集团、政府、国会（议会）等利益团体用其自身建立的利益网络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整体而言是一种精英集团的利益取向。相较之下，中国更加倾向于人民利益取向，但其中不乏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冲突，即人的私欲与人民利益的冲突。

四、对我国公共政策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建议

中国公共政策学科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使公共政策学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复兴战略，本文对我国公共政策学的后续发展提出了如下几点建议：

首先，增强学科发展的自觉性、自主性。中国学者应在公共政策学科理论构建上具有担当精神，主动研究中国公共政策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破除对西方公共政策理论与方法的过度迷恋，须知中国公共政策学科发展需要自立自强。

其次，建构突出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理论体系。西方公共政策学科理论虽然丰富多样，但未必适合中国的“土壤”。前文提到，中国也在实践中总结出了特色的政策制定和施行模式，如“摸着石子过河”的政策制定模式。实践证明，我们并非“不能”，而是“不为”。在探索建立中国特色公共政策理论体系过程中，要立足本国党情国情世情，不断总结归纳并应用过去的成功经验、吸取政策失败的教训。

最后，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公共政策价值。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决定了人民利益是党和政府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根本利益取向。但在解决现实问题中，我们还面临着多种利益的取舍与调和，只有合理有效处理矛盾、协调各方利益与冲突，中国公共政策才能在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有效施行。（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1]陈振明.政策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黄骏.比较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J].理论探索，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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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曾凡军，韦彬.西方公共政策价值变迁研究[J].行政与法，2009（4）.

公共政策学论文例8

中图分类号： C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7-0269-02

公共政策学是一门边缘性、交叉性学科，具有很强的综合性，涉及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领域内的很多内容。公共政策教学则是在兼顾理论体系完整性的基础之上，有目的地从系统科学的角度介绍公共政策的基本知识和发展前景，探求公共政策的实质，以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从而为改善公共决策系统、提高公共政策质量打下基础。但由于公共政策学对于我国高校来说还属于一门新兴学科，国家在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的投入方面偏颇，造成从事公共政策教学的专业化人才存在缺口和高校教师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偏重理论，在强化问题意识，关注政策现实方面欠缺，从而使这门课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

一、高校公共政策学课堂教学方法中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各大综合性院校和财经类院校都相继开设了公共政策学这门专业课程，在不少的师范类院校和理工科院校也设有相近的专业。这表明，公共政策学专业在全国高校的覆盖面较广，高校学科设置的变化也紧跟国家教育政策变化的步伐。公共政策专业的灵魂就是把握国家政策的脉搏，更新和完善政策方案的设计，以便使社会更好地发展。但公共政策学在我国高校毕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因而课堂教学方法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必定存在着一些亟待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一）教学信息化程度不高

由于公共政策学本身学科属性的特点，公共政策的教学内容必须与时俱进，这就要求教师要及时了解国家大政方针的改进和变化，收集、整理和更新公共政策专业的相关信息。然而，在实施信息收集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信息获取的渠道过于狭窄、信息处理不及时、更新较慢等，这就导致学生在课堂上汲取的知识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不利于学生将来的就业与发展。

教学信息化还要求教师掌握相关的现代信息技术，比如多媒体教学操作。多媒体教学要求教师能够进行多媒体课件的制作，熟练地将公共政策的教学内容通过多媒体的形式反映出来。但是部分教师仍保持手工操作方式，不愿意学习先进的技术，从而造成了大量的、低效的重复机械劳动。与此同时，用于公共政策教学使用的多媒体课件在数量和质量方面跟不上教学的变化，配套内容比较落后，有重复使用历年课件的现象。教学课件设计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合理，这些因素也都影响了公共政策教学方法的改进。

（二）人才培养目标在教学中存在偏差

公共政策的教学任务是通过学习和训练，使学生切实掌握认识和分析公共政策的基本方法，从而具备分析现实公共政策的能力，为进一步掌握从事政策分析和实际政策工作的系统化理论和完备的技术手段打下基础。我国国家和地方政策的不断变化，对高校教师在公共政策教学方法与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虽然考试是评价和改进教学方法使之有利于培养创新人才的基本途径，是引导学生主动、创造性地学习的重要手段，但一味地追求最终的分数而忽视人才培养的最初目标是与教学任务背道而驰的。由于高校的教学质量往往通过期末考试的形式体现，这就造成了教师和学生为了应试教育而进行“教”与“学”。公共政策学是一门需要与现实情况相结合进行学习的学科，教师为了进行应试教育，在教学方法中缺乏一定的主观意识，忽视理论联系实际，仅是照本宣科地给学生灌输索然无味的纯理论知识，不但导致了学生上课的积极性和趣味性下降，同时也违背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而学生也更多地关注对理论知识的学习，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缺乏创造性的解决问题的的能力和探索精神，对知识点的掌握不够扎实。

（三）教师课堂教学方法使用不当

公共政策这门学科在我国发展历史不长，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发展起来。近几年，随着国家大政方针的变化，社会的发展需要公共政策作为指导，公共政策这门学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就其当前教师的教学方法来看，还存在在一些问题。从师资力量的内部角度来说，教学师资队伍结构参差不齐，一部分教师未接受过公共政策学科的系统教育理论，另一部分教师的专业技术职称未达到要求。教师少学生多，这就导致教师的教学任务不能按时按量完成，不能采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学生的听课效率也大大降低。从教学方法的采用角度来说，有的教师教学上没有独立性，在教学中频繁变化教学方法，这也会导致学生对上课内容不知所云，分散学生的注意力，造成他们学习效率的降低。

二、对公共政策课堂教学方法的思考

公共政策学是一门实践与操作性很强的应用社会科学，学科性质与定位决定了高校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提高学生对课程内容的认识和分析能力。

（一）采用现代技术，提高教学信息化水平

在硬件等基础设施投入方面，国家要加大财政拨款力度，确保高校的多媒体教室覆盖率能满足教师和学生的需要。其次，对于从事公共政策教学的教师来说，要对其进行信息化教学管理的专项培训，这里不仅包括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多媒体教学设备的使用方式，还包括如何使用多媒体将其服务教学等等。课件的制作不能照搬课本，要突出国家政策变化的事例，可以结合新闻等形式表现出来。多媒体教学设备包括电脑、投影仪。使用多媒体课件用于教学还应注意的是，将计算机能表现的信息元素的文字、图片、声音、动画和视频等有机结合，要从提高课件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出发，这一点是对公共政策教学人员提出的更高要求。通过一段时间系统的培训，公共政策的教学人员在信息化设备的使用方面就无大碍了。同时，从事公共政策教学的人员还应积极交流与合作，通过网络、图书馆、报刊等途径搜集有关政策变化的最新信息，以保证获取最前沿的政策信息。

（二）转变公共政策教学考核方式

传统应试教育的考核方法往往采用的是期末闭卷考试法，这不仅为教师的“填鸭式”教学埋下了隐患，同时也削弱了学生的自主意识和创新能力。在我国高校在公共政策教学中，要把自主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作为公共政策教学的重要价值取向，并作为公共政策教学效果评估的最高标准。在转变公共政策考核方式上，首先是要进行考试方法的改进。可以采用开卷考试代替闭卷考试，同时结合学生平时课堂的发言表现、作业情况和论文设计等，这样就能切实培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新能力。其次是改进考核的内容。减少纯理论知识死记硬背的考核，注重学生通过自主性学习而进行探讨性问题的解答，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最后，教学质量的检测不仅是通过对学生考试成绩的考查，也应增加对教师考察的部分。这样，才能使教师在进行公共政策教学时不断改进方法和完善教学水平。

（三）灵活引入多样的教学方法

我国高校的教学模式长期受传统单一教学模式的影响。教师是课堂的主人，而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作为教师，以“ 授人以渔”为天职，应立足于培养学生自学、钻研的学习习惯和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在课堂授课，形式上要做到发挥性讲授与解释性讲授并举；知识面上，应当在剖析教材主要内容的基础上，要涉及有关我国公共政策的最新动态。因此，引入案例分析法、专题讨论法是帮助改进公共政策教学方法的重要途径。

公共政策案例分析法是指围绕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目的，向学生提供模拟性的教学情境，使他们经过研究和讨论，将所学的公共政策理论和方法用于解决实践的政策问题，从而启迪学生的思维，提高他们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首先，对于教师而言，教师要选择具有针对性、创新性、典型性的公共政策案例，因为高质量的案例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其次，组织学生进行案例分析是教师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作用。案例要在上课前发给学生，给学生以充足的自由阅读和思考的空间。在讨论中，教师要仔细听取学生发言并评判学生的理解是否正确。在案例教学后，教师要及时进行评价。案例教学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将案例分析法引入公共政策教学，将新的教学模式与学生成绩评价方法用于课程教学中，对今后学生们的毕业设计也都是有帮助的。在教学中，可以采用课堂教学、课堂提问、课外质疑、撰写文献等形式，这是具有前瞻性的新型教学模式。

专题讨论法是指学生在课堂上就某一个公共政策中的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专题讨论的教学方法旨在启发学生能从多角度思考问题，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可将公共政策教学分为公共政策系统、公共政策结构、公共政策过程和公共政策分析几个专题来进行研究，让学生们参与讨论课之中。老师作为听讲人根据学生专题讨论的内容提出其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不足，更能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这样也能使得同学们能对老师所讲授的知识点有更加深刻的印象，了解公共政策的重点内容，同时也提高了教学的效果。

结语

教学是高校办学质量好坏的关键，公共政策教学方法要秉承国家政策方针的指导原则，并且要能与实际相结合，以多媒体教学为辅助，突出案例分析法和专题讨论法在公共政策教学中的运用，提高学生听课的趣味性和积极性。高效率的教学方法是保证高校教学正常运行、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的培养目标从知识传授转到能力培养，教师的教学方法从板书讲授转到多媒体教学。作为高校公共政策专业的教学方法也必须不断完善与改变工作方式，用多样性、开放性、创新性的思路和手法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迈入一个新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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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冯军.论大学教学学术的培育[J].教育发展研究，2010，（7）:36.

公共政策学论文例9

关键词：

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

一、引言

对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决策者而言，在政策决策时依靠的手段较为有限，如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头脑风暴等，这些方法对制定合理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具有较大局限性，政策制定者仅能从中获得有限信息，从而导致由于信息不对称使得决策缺乏科学性依据，政策的实施更加困难。因此，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制定亟需一种成本较低、易试验且支持量化分析的工具以帮助其考察和验证相关政策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分析和比较不同政策的优劣。政策仿真理论与技术的发展为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

二、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界定

对于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国外学者并不热衷于对其概念作明确定义，更注重研究其内涵。本文同意多数学者的观点。一是因为政策科学涉及的公共权力机关不仅包括一国或地区的行政管理部门，也包括立法、司法部门甚至行业协会等机构，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二是因为法学领域对政策的定位多着眼于狭义的解释，比较国家立法与政党政策间的区别和联系，使两者互不隶属。同时，似乎没有注意到公共政策与政策、法律与法律制度这些概念间的细微差异；三是因为就我国国情而言，部门立法的现实及行政管理部门的条例及命令等在实践中的重要性，无法割裂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与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联系，把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作为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更有利于知识产权的实践，有利于相关的学术研究。结合知识产权领域与政策科学领域的研究，可以对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作出如下定义：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对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及管理等进行的制度配置和政策安排，包括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行政规定或命令、规划、措施和项目等。

三、公共政策仿真及其应用

（一）公共政策仿真

公共政策结果的形成或涌现过程十分复杂，受地理、文化、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个体行为及个体间的互动对公共政策的效果产生难以预料的作用。随着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发展，国内外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对社会政策进行建模与仿真分析逐渐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所谓公共政策仿真，是指以控制论、系统论为基础，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对实际的或设想的公共政策系统进行动态模拟试验，以观察或评价政策实施效果。运用仿真技术进行公共政策仿真，分析相关政策的效果和影响，或者比较不同政策的优劣，大大地推进了公共政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弥补了传统公共政策研究中定量研究缺乏研究工具、研究方法的缺陷。

（二）公共政策仿真的应用

目前，计算机仿真技术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军事学、人口学等科学领域。如由美国Sandia实验室开发的美国经济仿真模型Aspen、圣塔菲研究所开发的虚拟股市模型、股票预测支持系统模型及ISAAC军事模型[1]等。在国内，尹文耀、李芬等对中国的生育政策进行了仿真模拟，对现行的生育政策进行了评估，并提出了现行生育政策应该再稳定15年的政策建议[2]；李稻葵等建立了一个新的货币政策理论模型框架，探讨了市场情绪、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并根据中国的历史数据进行了政策模拟[3]；穆月英、王艺璇在对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投入产出模型，对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和最低收购价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分别进行了模拟分析[4]。除此以外，仿真研究还涵盖了医疗保险政策、财政税收政策[5]等多个领域。

四、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的必要性、可行性

是否保护知识产权,对哪些知识赋予知识产权,以何种水平保护知识产权,是一个国家根据现实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需要而作出的公共政策选择和安排。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对于国家或地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价对于政策的制定者、研究者而言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综合上述有关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仿真的相关文献，经检索，暂未发现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的研究文献，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研究仍处于空白。如何保障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科学性、针对性，公共政策仿真方法及技术的发展为此提供了可能的突破路径。对知识产权公共政策进行模拟与仿真，有着迫切的必要性；同时，知识产权法学与政策科学研究的融合、仿真技术的发展保证了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研究的可行性。

（一）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的必要性

由于政府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和立法技术的需要,实际工作中政府部门可能会使法律制定的过程“短路”:政府可能致力于委托知识产权专家制定和完善法律制度,而对政府主管部门内部以及相关部门之间的磋商却关注较少,使得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与发展政策之间的一致性得不到充分考虑[6]。其实导致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短路”的因素远不止这些，最核心的则是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高度复杂性，包括政策主体的复杂性、政策环境的复杂性及政策演进的复杂性。1.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主体的复杂性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主体包括政策的制定者和接受者，制定者如立法、行政、司法及利益团体等，接受者如个人、企业、公众甚至公共权力机关自身等。如与专利有关的公共政策，涉及的主体至少包括专利立法机构、专利行政管理机构、专利审判机构、发明设计人、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专利侵权者、专利人、专利机构、专利法律服务机构、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等。而且这些主体都是强烈异质化的智能体，各主体之间也会因先天禀赋、后天教育及拥有资源的差异而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特征，这些主体对于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有着不同的响应策略，根据自己的响应策略采取不同的行动来实现预期目标。2.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环境的复杂性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发生作用的环境无法超越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Systems）”。“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最早是由英国学者Trist，E.L.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组织是由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社会技术系统，强调组织中的社会系统不能独立于技术系统而存在，技术系统的变化也会引起社会系统发生变化。随着知识财产在财产体系中比重的不断上升，知识产权客体的不断扩张，技术与知识产权交织程度的日益增加，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所处的这种社会－技术系统得到了强化，更加统一。有关知识产权的正式组织或非正式组织，技术系统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相互作用，政策主体的交互式行为等多种因素形成的复合系统使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政策环境变得异常复杂。3.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演进的复杂性在理想的条件下，公共政策效果的涌现过程和公共政策问题的解决过程是重合的[7]。对知识产权公共政策而言，在其制定阶段，政策的预想效果如果与政策的问题特征相符，则政策方案的设计及选择可能是科学的。在知识产权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如果政策实际效果的涌现符合制定阶段的预想，政策所针对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则说明该知识产权政策方案是科学的，而且得到了有效执行，政策如期运行直至问题解决。否则，要么是政策方案存在缺陷，要么是正确的政策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它将导致政策方案的调整，或者政策执行方式的调整。而实践中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效果的涌现过程与问题的解决过程往往不是重合的，即知识产权政策由于政策惯性、利益平衡等因素并不一定因为政策效果的涌现有所调整，政策的执行方式也可能因同样的原因而将错就错。某些政策效果的涌现也有可能发生在政策终结以后，对于政策的调整已无实际意义。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演进因政策主体的复杂性、政策环境的复杂性而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

（二）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的可行性

面对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这些复杂性，传统的定性和定量的公共政策研究方法似乎变得无能为力，其科学性、有效性面临着严重挑战。而源于社会仿真的公共政策仿真技术的发展被认为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公共政策研究的手段和方法，为解决这一挑战带来了希望。公共政策仿真方法对于克服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复杂性带来的不确定性提供了可能。政策仿真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基于主体建模的仿真方法的广泛应用，为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有效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通过对仿真系统中相关利益主体特征和行为模式的分析，建立包含个体特征属性和行为规则的模型，利用多主体间的交互和协作机制，模拟成员个体间既相互独立又交互作用的社会现象，从而使得对复杂群体行为的分析成为可能。政策仿真与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等相关研究表明，将仿真方法应用于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仿真分析具有严密的理论基础；政策仿真的相关应用案例也表明，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的研究目标，在通过艰苦的努力工作之后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五、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的研究思路

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研究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可广泛应用于知识产权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及政策评价等诸多方面，必将为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检索国内外相关文献，暂未发现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研究的文献，借鉴政策仿真研究的思路，以基于主体建模的仿真方法为例，图1所示的主要研究框架和研究思路可供参考。

（一）基础理论分析

通过对问题背景、相关文献的梳理分析，把知识产权相关理论与公共政策理论相结合，研究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概念、特征及体系，总结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相关参数进行定义，分析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影响及互动机制；对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进行深入剖析，对政策制定者、相关政府部门、知识产权权利人、知识产权使用者、知识产权中介机构及一般社会公众等不同类型的主体的特征、行为规则和应对策略进行归纳，总结不同类型主体间的互动机制与行为模式；对政策有决定性影响的特定主体的响应过程与应对策略进行重点分析。

（二）建立数据模型

基于上述基本理论分析，利用基于主体建模的仿真方法，研究并设计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系统的总体框架和具体功能模块；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立3个主要功能模块：主体参数与行为规则模块、主体交互行为仿真模块和政策库模块，并对编程实现的治理仿真系统进行校验、修正。

（三）仿真系统应用

在案例分析部分，以知识产权相关公共政策为例，通过政策抽象化过程，设置政策影响下不同主体的特征参数、策略及行为规则，将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系统应用于具体政策的模拟与分析中，进一步检验和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系统的决策支持功能。

六、结语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的研究目标：以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模拟和分析为目的，利用计算机软件和网络技术，通过构建数学模型，构建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系统，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政策制定、执行和完善等阶段提供一个成本低廉的、支持量化分析的政策决策试验平台，用以考察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分析和比较不同政策的优劣，权衡利弊，从而提高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可以预见，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仿真及其应用的研究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价值，对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优化知识产权政策环境，制定科学有效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推进我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发展具有重要的应用和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胡晓峰等.战争模拟:复杂性的问题与思考[J].系统仿真学报,2003(12):1659-1666,1686.

[2]尹文耀,李芬,姚引妹.再论中国生育政策的系统模拟与比较选择——兼论现行生育政策再稳定15年[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14-24.

[3]李稻葵,汪进,冯俊新.货币政策须对冲市场情绪:理论模型和政策模拟[J].金融研究,2009(6):1-13.

[4]穆月英,王艺璇.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实施效果的模拟分析[J].经济问题,2008(11):87-89.

[5]熊光练,郑立海等.医疗保险政策空间仿真研究[J].医学与社会,2009(9):1-2.

公共政策学论文例10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070-02

公共政策分析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在吸取、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经验的基础之上，也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公共政策分析系统。但是，鉴于我国国情较为特殊，而且公共政策发展起步较晚等因素，这一体系并不十分完善，而且存在一些问题。对于我国公共政策分析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予以分析讨论，对中国政策科学的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体系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共政策分析不同于公共政策，综合国内外学者观点，公共政策就是政府选择或者决定做或者不做的所有相关公共事务，是政府对社会价值所做出的一种权威性分配。而公共政策研究主要将重心放在“方法”的运用上。“方法”是主要指公共部门对公共政策进行制定的具体过程，也包括公共政策的内容。同时，这种“方法”也是对公共政策研究探讨的全过程。也就是说，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方法是其本身的内在规定[1]。人们对公共政策本质的探究和分析决定了公共政策制定和政策活动的基本类型和模式，同时也会对政策分析的形式与结果产生影响。也可以理解为政策分析、政策本质和政策解释的活动，三者从理解意义上讲，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一、公共政策分析的实质

自从政府的统治职能、经营职能以及服务职能进行转变以来，政府部门自身的工作形式和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新型的服务型政府，政府需要对于公众提出的要求给予及时有效的回应与解决。同时应注重效率与质量并存。社会公共问题作为政府服务的中心和重心，使得公共政策替代原先的治理理论和方法，并且逐步成为政府解决社会事务的重要工具。国外学者对于公共政策分析的实质有大量不同的观点，但结合我国国情，可以将政策分析活动理解为是分析人员将现实政策问题作为研究议题，以政策分析过程为指导，以实现民主为目的，同时带有能动性的政策主张和创造活动[2]。对此特作如下解释。

第一，公共政策分析是具有专业性的活动，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参与。公共政策分析是需要依靠专业人员运用相关专业知识以及分析能力的活动，这一规定强调了公共政策分析活动的专门化、职业化程度。

第二，公共政策分析的主线是以政策进行过程而展开的研究活动。在政策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在政策研究领域，先后建立了线性政策过程模型与非线性政策过程模型[3]。政策分析的目的就是将不同的政策研究模型加以综合，形成具有科学性、专业性的政策分析过程。公共政策分析的目的是为政策制定、实施等行为提供相关的理论基础，因此，政策分析工作应以政策过程为先导。

第三，政策分析不是进行政策制定的行为。从事政策分析的相关人员虽然有专业能力，但是分析专家是不可能仅仅凭借理论知识来决定国家政策的。政策分析是相关知识专家运用科学的手段，在进行充分调研活动的基础之上，根据具体国情向相关部门和公众提出有效的行动建议的具有专业分析性的科学研究活动。

第四，各个部门的交流沟通是公共政策分析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环节。政策分析人员通过将已存在的政策资料转换为政策信息，进而形成完善的政策理论体系，然后以书面形式进行表达阐述，使得决策者能够及时有效地得到最先进最完善的政策理论信息。

二、现阶段我国公共政策分析的主要特征

目前我国的公共政策分析研究主要是将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从公共政策分析的特征和功能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实现经济的和谐长远发展是我国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因而公共政策分析的重心在于为经济建设服务。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部门紧密围绕着“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体，研究制定了与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公共政策。从另一角度分析，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创新为公共政策分析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同时，发展经济建设一直是我国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一重要国策决定了我国目前的公共政策分析必须将发展经济、搞好社会经济建设为研究中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路线方针。

其次，实证调查研究是保持公共政策分析时效性和客观性的重要依据。我国的公共政策分析要求将逻辑分析、实例调查、理论概念三者相结合。要坚决杜绝和避免以感性认识代替理论分析的行为。实证分析的目的是将实践调查与理论研究相结合。实践调研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党在在进行公共政策制定以及社会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同志曾经强调指出：“各级党委，必须将调查和研究工作相结合。杜绝党内少数人不作调查，不与群众沟通，做出具有个人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可见，实践调查是公共政策分析能否成功的关键[4]。公共政策分析实质是对政府政策从制定到实施以及终结这整个过程的研究，这一系列活动必须保障其客观性，从而才能确保公共政策能够顺利实施。

最后，公共政策分析的目的与我国的长期发展规划是一致的。公共政策是国家政权机关为实现特定的社会管理目标所制定的准则规范。也就是说，公共政策实质是“党和政府对相关机构、团体和个人进行引导、规范的行为准则和指南”[5]。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引领和指导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和发展，党和政府从政策的制定、直到实施、执行都发挥着重要的监督作用。因此，我国公共政策分析的目的与我国长远发展规划的既定目标是一致的。

三、我国现阶段公共政策分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对策

公共政策本质上是社会权威部门对社会价值的再分配。要想体现社会价值分配的公正性、有效性和权威性，就需要从公共政策分析这一理论研究着手，在其理论深化发展的基础之上，同时与实践相结合，二者相互推动，共同发展。公共政策分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兴起和发展以来，在制定、执行、评估等一系列过程中都日趋成熟。但是，对于目前我国不断变化发展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日趋复杂的社会局面，我国的公共政策分析系统仍然面对着挑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

1.从理论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应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体系。我国目前公共政策分析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这是由于我国公共政策分析起步晚，理论基础相对于西方国家较为薄弱所造成的，而且我国目前还尚未形成一套完善成熟的公共政策分析理论体系。对此，我国应加强对公共政策分析的理性价值的认知，将公共政策理论分析的范畴扩大延展，使其不局限在某一特定的学科领域之内[6]。同时，西方国家在公共政策分析方面已经形成一系列较为完整的理论，但是不能仅仅依靠照搬，引用西方的先进理论来扩充我国公共政策分析理论。对于西方先进理论应去除糟粕，留其精华，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充分利用我国现有的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成果，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分析理论体系。

2.负责公共政策分析的相关政府部门缺乏独立自主性，应构建专业的公共政策分析组织系统。目前我国对公共政策进行分析的政府部门都不是单一的科研机构，担任公共政策分析的政府人员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也承担着日常的行政工作，这一现状导致了政策分析的准确性、科学性和能动性都受到了限制和影响。目前我国公共政策分析组织体系的主要力量是政府部门、政府相关专业分析机构和高等院校，这一组织体系较为复杂，各个机构之间缺乏信息沟通渠道，容易导致公共政策分析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所以，我国在构建公共政策分析的专业组织时，国家应当加强政府与公众的互助与合作，充分发挥各个部门的优势，建立必要的信息沟通机制。对于公共政策分析和研究系统的管理要进一步规范化，制定行业规则，对于政策分析主体与政策制定主体进行明确划分，保障各个机构进行研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3.我国公共政策分析缺乏专业性，尽快建立规范、专业、综合的公共政策分析系统。近年来，我国通过对西方国家公共政策分析理论研究发现，要想实现对公共政策分析的客观、准确的研究，需要以成熟的方法论和专业的分析工具作为研究顺利进行的前提。目前，我国公共政策分析存在的问题包括缺乏对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缺少对现行的公共政策的前瞻性研究等。而且，实践中的公共政策分析缺少对政策执行效果的预测分析研究，容易导致分析结果脱离实际，对国情现状分析缺乏客观性。问题研究较为单一，易局限于某些特定领域，缺乏综合性考量。对于这一情况，我国应尽快完善公共政策分析的方法论体系，在进行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充分考虑当下政治、经济、社会等相关因素，形成一套完整的、综合的理论分析基础。同时应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跨学科合作，利用各种资源，增加公共政策分析内容的广泛性。注重政策分析人员与政府部门政策制定者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是政策分析研究专业性的另一保障。

公共政策分析的最终目的是协同政府部门制定完善的、高效的公共政策，以实现促进我国各项公共事业稳步发展的目的。因此公共政策分析不仅仅只是对于当下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分析，还需要进行全面的实践调查研究，而且对于政策的制定、执行、终结等全过程进行分析总结。对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公共政策分析还存在较大不足，应避免政策分析中的短板，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在进行政策分析的同时应充分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国情，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具备专业性、客观性、有效性的公共政策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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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3〕张顺.多重视角中的公共政策与公共政策分析[J].理论探讨，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