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论文例1

第一，部分理论和社会现实不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同时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衰退，反而出现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不仅让学生难以信服，甚至还会使部分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生怀疑；第二，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问题、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等，政治经济学都难以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2、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唯一的研究对象可以使得其理论体系简单而完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开始把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当中，其研究对象也从一元变为了二元。二元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两条线索贯穿整个研究体系，两条线索之间的主从关系、结构安排难以处理，使得整个研究体系的逻辑线索变得不再清晰。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冲突的现象，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在此处肯定，彼处却又否定———诸如“利润”、“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部分是进行批判，到社会主义部分又进行肯定———降低了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目中的信服力。3、研究方法落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长于逻辑推理，但缺乏实证研究，较少注意前提假定是否符合实际，也少注意结论是否能够通过经验检验，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说服力。

（二）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属于学科层面，它的不完善对本门课程教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环节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从教材、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理论发展的不完善意味着市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教材，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则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好，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几个方面互为依托，互相影响，每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使得其他方面产生新的问题。

1、教材方面。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革新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内容的编排方式来划分，可以把这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延续传统的“一导两块”编排方式，即导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以谷书堂（1992）、吴树青（1993）、魏埙（2002）、蒋学模（2005）、程恩富（2007）、张彤玉（2009）、柳欣（2009）等为代表；第二种是突破传统的编排方式，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糅合在一起，以张维达（2000）、逄锦聚（2009）、程恩富（2011）等为代表。两种编排方式各有所长：第一种编排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表述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但是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缺乏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指导，并且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的叙述逻辑常常不一致，在理论体系上不够一体化；第二种编排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体系较为完整，能够较好地融合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但是这种编排方式也有缺陷，主要问题就是内容庞杂，并且会使学生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这两类教材除了上述差异外，还存在一些共同问题：第一，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不稳定，经常随着中央的文件精神变化而变化，近乎沦落为“政策解释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认为这个不是科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第二，批判性强，客观性不足。资本主义部分内容过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及矛盾；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光明。这种写法缺乏客观公正的分析。第三，知识陈旧。各种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内容都来自《资本论》，所以内容上大同小异，难脱窠臼，缺乏突破性的理论创新。《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用《资本论》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很多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效应，国际汇率的复杂决定过程，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等等。

2、教师方面。

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理论经济学领域地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2006年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后，政治经济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导致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大幅减少。受此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数量不断受到压缩，部分高校管理类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部分高校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中不再要求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渠道越来越窄，经济类刊物收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愈来愈少，在某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甚至会被排斥在外。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学术边缘化的影响下，教师队伍日渐萎缩，梯队培养后继乏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不断削弱。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客观上要求讲授教师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授课技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他们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责任心不强。不少教师以完成课时量为教学目标，认为自己只要完成教学课时数和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不过问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第二，理论功底不扎实。部分教师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局限于教材，既不去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也不去梳理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理论素养低下，课程讲授只会照本宣科，不能予人启迪，难免枯燥乏味；第三，教学方式落后。不少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时，不思提高教学技能，增加教学手段，只会采取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来教授学生，单向灌输，缺乏互动，无法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加上考核方式单一，造成学生出现“厌学”情绪。

3、学生方面。

大学生来高校学习深造的主要目的是就业，所以他们在课程的选择上非常功利，对就业和前途有帮助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理论色彩浓厚的课程则不感兴趣。他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这门课程对我有什么帮助？”教师的标准答案不外乎三条：第一，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有助于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第三，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师所站的立场和学生不一样，不容易体会学生的强烈需求。在就业的压力面前，学生会觉得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如一门实用性的技术，经济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如其他经济类课程，社会主义信念的增强解决不了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怀有这类想法的学生占有大多数，他们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缺乏动力，修学分成为他们前来听课学习的唯一目的。除了功利性因素之外，由于课程本身的因素，大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会遇到以下困难：第一，认识问题。部分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理解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第二，政治经济学本身比较抽象，相对难以理解，同时由于学生们在思维方式上难以一下子转换过来，不会用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而难以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三，在整个经济学类的各门核心课程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联系非常弱，在基本范畴、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其他课程都有很大差别。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难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课程的知识融合起来，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方面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一）不断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滞后于时展是其理论不够完善的根本所在，政治经济学只有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发展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摒弃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典作家对我国的错误影响，还原马克思《资本论》最真实的本源；其次，要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以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为基本出发点，以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为经济学科其他理论提供理论支点和智力支撑；第三，要大胆借鉴其他学科和经济理论已有的学术成果，在不削弱政治经济学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政治经济学；第四，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不能只简单讨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更要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开展竞争和合作。

（二）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队伍的素质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队伍是保障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而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将极大地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激励水平，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师资队伍的活力和凝聚力；其次，要为教师搭建好学习交流的平台，鼓励政治经济学教师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和兄弟院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交流与学习，为本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学习机会；第三，要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研究，并把科研成果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以科研带动教学，提升教学的水平和层次；第四，要为教师队伍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要求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三）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式，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改

变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技能，是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客体，而改革创新教学方式的核心就在于提高客体———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由于缺乏互动，传统的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会使学生逐渐产生厌学的心理，而创新教学方式的关键就在于要增加互动，增加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第一种适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是一种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来解释抽象理论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融入生动有趣的案例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增加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二种教学方式是研讨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的互动性更强，要求学生对教师布置的问题进行积极思考并写出讨论稿，通过教师的审核后，在讨论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即要做到讨论前有准备、讨论中有争论、讨论后有总结。这种方式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也使得教师对学生能够有更为深入的了解。需要注意的是研讨式教学对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要求非常高，既要使学生有话可说，有话敢说，引发争论，又要保证学生发言围绕主题开展，一旦发现不当言论要及时进行引导和纠正。

政治经济论文例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经济学领域必须坚持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这是在我国具体国情下繁荣和发展经济科学的内在要求和正确道路。长期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大量引入，我国出现了从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主张应当有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两个基础，发展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遭到削弱甚至被边缘化、西方经济学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情况。在一些人的思想中，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不应当作为主流经济学，能不能成为主流经济学，发生了疑问。

出现这种状况，从客观上说，一是由于世界社会主义现在处于低潮，而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科技、管理和人民生活等方面明显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上由于缺乏经验和主观上的失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曲折发展，由此一部分人容易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长期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定市场经济的传统观念，使有些人认为现在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能提供理论指导。再加上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和平发展的敌视，努力通过传播他们的包括经济理论在内的价值观念向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使得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理论观点、价值观念和它的思维方式严重影响了一些人的思维方式。

现实情况表明，当前在经济学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严重的挑战。怎样在西方经济学大量引进的条件下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与时俱进。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与时俱进，就是要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用符合实际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来开拓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从实践中提出重大理论课题，对这些问题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形成创新性的理论成果，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这应该成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唯一正确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否在同西方经济学的较量中真正发挥指导作用，能否真正成为主流经济学，从根本上说就是看能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中国的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健康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于资本主义时代，它致力于提供摧毁旧制度的科学的思想武器，发展到今天的中国，其主要任务已经变成为建设新社会提供科学的思想武器。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仅一般的说需要重视吸收和借鉴各种经济学说中的有益成果，而且特别是需要吸收和借鉴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成果和科学的分析方法，结合中国实际拓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在这方面引进西方经济学有其必要性。但是必须看到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的理论基础是不科学的，它对社会经济制度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分析建立在维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否认资本主义是历史过渡的社会经济制度。以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新自由主义来说，它是以超阶级、超历史的所谓“经济人假设”、“私有制永恒”、“市场原教旨主义”等既缺乏科学根据又违背历史实际的假定为立论根据，不仅不能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主流，而且它的核心理论也不能成为我们吸收和借鉴的内容。另一方面，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的现象层次方面的分析，如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方面，有着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些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吸收和借鉴的方面。当然，由于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条件方面的不同，也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那种离开对西方经济学二重性的认识，认为在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用它来取代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不仅不是与时俱进，而且是理论上的一种倒退，因此是完全错误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产生的作用和面临的挑战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功和失误的历史经验并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有理论观点，而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和新经验，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突破了其中一些已经过时的传统观点，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实现了两大突破：不仅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而且突破了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否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能够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场革命。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真理性也已经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所证明。

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这种所有制结构使得劳动过程从总体上讲归国家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由国家或劳动者集体的代表指挥，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结果从总体上也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劳动者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凝结为剩余价值，但剩余价值仍旧归劳动者所有。把剩余价值一般与资本一般相联系，并归为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这种生产方式上，把剩余价值特殊与资本特殊相联系，并归结到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上去，就可以掌握正确认识。

与此相应，对资本积累及其一般规律的认识也要坚持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资本积累同资本、剩余价值等范畴一样，都是商品生产或市场的一般范畴。资本积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前提，没有资本积累，就没有社会再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积累是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前提和具体表现形式。资本积累的规模越大，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就越多，社会财富的积累也就越快。资本积累是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没有资本积累，就没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资本积累又是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特殊范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家把他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随之再扩大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工人自己创造的财富成了扩大对自己剥削的手段。资本积累既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又是资本家扩大剥削的手段。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然表现为方向相反的两极的积累，即一极是资产阶级手中的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积累是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巩固。劳动人民通过资本积累可以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为基本坐标，运用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的方法重新处理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某些理论问题上的不同认识，这样，就要求经济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为依据，重新认识和处理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体系。

只有坚决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不断地学习、领悟和运用“三个代表”所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才能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政治经济论文例3

政府教育投入充足不是指财政拨款提供的教育服务能完全满足居民的教育需求。这种充足到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做到。政府教育投入是否充足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判断：一是财政拨款能否基本保证与其经济水平相称的或政府自己制定的教育目标的实现，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二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比较，财政支出的教育经费是否偏低。长期以来，我国规定应该免费的义务教育必须依靠收取学费（杂费）来维持，还有大量儿童因为交不起学费和书本费而失学。2003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为3.28%，远远低于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GNP4%的目标，也远远低于与我国具有可比性的印度2001年4.1%的水平。显然，我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是不足的。

为什么我国政府教育投入长期不足？我国的公共财政决策机制不完善是根本原因。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经费的分配是政府主导的。虽然近年来人大代表开始关注财政资金的分配，但由于财政部门提交给人大代表的预算草案非常简略[1]，受信息、时间和其他因素的限制，人大不可能对预算草案做实质性的改变。财政预算的编制和调整事实上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作为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由政府的效用函数所决定。在我国政府的效用函数中，财政支出是成本，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官员们的经济租金、居民的满意度等为收益。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是各级政府的优先事项，也是官员升迁的主要考核，关乎主政官员的仕途。另外，用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能产生大量的经济租金，为官员们提供了很多寻租机会。教育支出虽然对经济发展有长期的促进作用，会增加居民的满意度，但短期内对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所产生的经济租金也远远小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特别是，居民的满意度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没有很大，在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中作用很小。我国的教育财政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在政府主导的财政经费分配制度下，在地方主政官员为几年一任且主要由上级决定升迁的政治结构中，对地方政府而言，同等数量的财政支出，教育支出产生的效用大大低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等方面的支出。尽管增加教育投入能增进社会福利，但如林毅夫[2]所指出的，没有人可以保证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政府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因此，居民无法对财政资金分配施加影响，政府效用函数偏离社会福利函数，是政府教育支出不足的制度根源。正如世界银行的报告所指出的，虽然有些例外，缺乏有效的居民声音一般会导致分配到教育部门的资源不足，而且贫穷居民更难享用到这不足的教育资源[3]。

二、教育财政严重失衡的解释

教育财政严重失衡也是我国长期存在的问题。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学生之间的教育财政资源差距之大世界少见。

地区差距的直接原因是地方为主、分级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基础教育经费长期由县及以下政府和农民负担，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巨大差距引起的地方财政能力和农民收入差距，在缺乏比较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时，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巨大差异。

城乡差距属于地区差距，其直接原因一方面与地方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相关，因为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县、乡负责，城市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市、区负责，农村地区的县、乡与城市的市、区之间财力的巨大差异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差异。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对农村的歧视性政策，如不承担农村学校建设的责任，也是造成教育资源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

学校之间的差距包括不同地区学校之间的差距，也包括同一区域学校之间的差异。前者是上述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的表现。同一区域学校之间的差异在城市表现突出，即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城区，办学条件差异巨大的薄弱学校、一般学校、重点和示范学校并存。学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长期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政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重点学校制度到目前的示范学校和一流大学建设，实际都是政府主动选择的。重点学校制度在早期对提升我国的教育水平、特别是教育质量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教育发展有了相当基础的今天，它所产生的教育不公平、特别是教育腐败的负面效果已经远远大于其积极作用。重点学校制度之所以今天还能延续，是因为它能给重点学校和政府官员带来很大利益，很大程度上是学校和政府官员寻租、设租的结果。

学生之间的差距既产生于上述几个方面，也产生于居民家庭财富和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异。我国居民财富和收入差距之大位居世界前列。富裕家庭子女可以上条件非常好的私立学校，可以通过支付大额择校费上公立重点学校或示范学校，甚至可以出国留学。同时，大量少年儿童由于支付不起学费、书本费和其他学校收费，又得不到必要的经济资助而失学。我国的义务教育法、教育法等法律明确规定政府要资助贫困学生就学，但立法后近20年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贫困学生资助制度。直接原因是各级政府互相推诿，无人承担责任[4]。

我国教育财政的巨大差异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还是公共选择机制不完善。如果居民的意见能对政府的形成和官员的任用有决定性的影响，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弱势人群的众多人口所产生的力量，将会改变我国的教育财政体制、改变对农村居民的歧视性政策、改变重点学校制度、改变对资助贫困学生的推诿状况，最重要的是将会大大改变政府的效用函数，教育资源的分配将是另外一种状况。

三、学校乱收费久禁不止的解释

虽然有人有不同观点，但笔者认为学校乱收费是事实。学校乱收费的事实可以从近几年居民价格投诉中教育收费年年位居前列可以得到佐证。目前几乎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学校有多少收费项目，以及什么项目是合理收费什么项目是不合理收费，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学校乱收费是事实。

学校乱收费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突出。笔者见到的中央政府关于制止乱收费的文件是1991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关于坚决制止中小学乱收费的规定》。此后各级政府几乎年年发文制止学校乱收费，但13年过去了，学校乱收费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

对于学校乱收费有很多解释，如政府拨款不足、政府和其他有权部门的摊派、合理收费的界限不清、学校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等等。政府拨款不足是学校乱收费的重要原因，对政府拨款不足我们已经做了解释。那么政府和其他有权部门的摊派、合理收费界限不清、以及学校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等现象为什么能长期存在？笔者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学校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

学校治理结构是有法律或实际效力的学校利益相关人的权利与利益的分配和保障结构。学校的直接利益相关人主要有学生及家长、学校所在社区居民、教职工、校长、政府（上代表社会）或其他出资人、校友等，其中学生与家长、教职工、政府是学校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我国目前还没有学校法，只是在义务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中有一些条款涉及到各利益相关人的权利和利益问题，没有系统的学校治理结构的规定。我国现行的公立学校本质上是政府建立的一个公共服务机构，虽然法律规定有些学校可以取得法人资格，但其经济责任，如学校债务最终是由政府承担的。在我国现行的学校治理结构中，校长（或书记，下同）是学校的最高决策者。校长由政府任免，校长代表政府管校，政府与校长构成典型的委托关系。这种委托关系加上学校依赖政府的财政资金，较好的维护了政府在学校的利益。校长在学校的运行中主要依靠教职工，在目前的薪酬制度下校长本人的收入与教职工收入直接相关，在校长的任免过程中，政府有时会征询教职工的意见，因此教职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校长的权力，校长的利益与教职工密切相关。校长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自觉维护教职工的利益。当然，在政府的利益与教职工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校长会根据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进行权衡取舍。与政府和教职工不同，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中没有保护机制。

学生及家长与公立学校的关系从本原意义上是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在法律和现实中是公共服务消费者与公共服务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小学阶段，作为公共服务消费者的学生及家长，在接受公立学校的教育服务时，只能到政府指定的学校去，没有选择余地，公立学校事实上是特定行政区域内生产公共教育服务的垄断者。虽然学生及家长可以选择到民办学校或区域外的公立学校就学，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公立学校的治理结构中，学生及家长对校长的任免、教职工的聘用和薪酬没有影响，在学校的决策中没有发言权。面对居于垄断地位且无法对其施加影响的学校，学生及家长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

具体到学校收乱费久禁不止，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举办学校的政府实际不想禁止，二是决定学校收费的治理结构不当。教育法规定，学校要“遵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学校乱收费，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校收取了国家（政府）没有规定且学生及家长不愿意交纳的费用，二是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收费。其中第一方面的问题更为普遍和严重。

举办学校的政府实际上不想禁止乱收费，是因为该级政府没有为学校提供必要的资金，如果真要禁止乱收费，一些学校就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转，这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学校乱收费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默认的。西安学院向2004年录取的每一新生收取3万元的“捐款”，就是典型事例。西安音乐学院院长为收费辩解道：“现在一直要求学校扩招，但经费一点也不增加，你说这个学校应该怎么办？”，“除了教职员工的工资外，每年陕西省给西安音乐学院的经费是300万元。”该院的一位副院长指出，政府300万元的拨款只够半年的水电费。不算基建投入,学院每年最少需要8000万元才能过日子[5]。中小学这种情况更为普遍。虽然中央政府年年发出制止学校乱收费的文件，地方政府也以发文件的形式执行中央政府的文件，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应付舆论和公众的一种姿态，属于格斯顿所的“象征性公共政策”[6]。即使上级政府采取行动查处学校乱收费，也往往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而教育部门对学校乱收费承担领导责任，查学校乱收费相当于查自己，当然不愿意查，也不会有很大效果。

决定学校收费的治理结构不当，是指长期以来学校做出除国家规定以外的收费决策，或者提高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时，学生及家长没有知情权和决策权。教育法等有关法律对学校收取国家规定以外的费用如何决策没有明确的规定，现实中普遍由校长决策。在学生及家长对其没有制约能力的情况下，校长为了学校运转和教职工及个人的利益，自然倾向多收费。如果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中安排学生及家长的权利保障机制，比如在学校（不是政府）做出涉及包括向学生收费等与学生利益相关的事项的决策时，必须征得学生或家长的同意，结果将会大大不同。学生及家长评估收费决策时，会比较收费的成本和利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如果学生及家长觉得某些项目值得交费，将会同意学校收费。由学生及家长同意的收费，就不能看成是乱收费。这样，学校收费只有两类，一类是国家规定的收费，一类是学生及家长同意的收费，乱收费就在源头上得到了制止。因此，治理学校乱收费的治本之策是学校治理结构的改革。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公立学校改革中，通过学校治理结构的调整，建立家长有很大决策权的学校管理委员会（SchoolCouncil）作为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据此保护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7]。

总之，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些教育财政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学或管理学角度去解释，用公共选择、政府和学校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解释。

注释

[1]高杉.财政报告不列细目不利于监督.北京青年报,2004.2.19（4）.

[2]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学：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载R.科斯等主编.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96-397).

[3]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Report2004:MakingServiceforPoorPeople.Oxford：ACopublicationoftheWorldBankan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3.(114-115).

[4]袁连生等.义务贫困儿童资助制度,载茅于轼主编.公正透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路.出版社，2004.（52-55）

政治经济论文例4

笔者认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地位主要是靠两大支柱支撑的：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和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数学形式化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正如英国经济学家霍奇逊写到的，“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用词语表述的占到90%以上。但到20世纪90年代，在主要的和历史悠久的杂志上90%的文章是由代数、微积分和计量经济学所支配”[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就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但是，这些批评无法阻挡它的蔓延之势，近年它又成为中国经济学西方主流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例如，留美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龚六堂的看法就很具有代表性。在接受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记者的在线访谈时，龚六堂指出，“在广泛的引入数学工具以后，经济学已经可以称的上一种科学了。”[③]无疑，对于经济学中数学形式化不遗余力的推行者来说，是否使用数学已成为判断一个学者的研究是否是科学的标志，他们甚至把数学看作是真理的化身。然而，正如美国数学家和数学史家克莱因指出的，数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知识体系，它显示了人类理性的能力、根源和力量，但正如其它知识体系一样，数学本身同样显示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如果稍微浏览一下数学史，我们就会知道，正如经济学一样，数学的发展过程同样充满着矛盾、混乱和冲突。因此，如果把数学作为判断科学与否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把我们人类的智力创造物作为真理的化身了，这确实是在哈耶克意义上的“致命的自负”论文。

笔者并不反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但反对它在经济学中的泛滥。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然而奇怪的是，学经济学的学生无须具备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方面的必备知识，但却必须“精通”数学。数学在经济学中果真是这么重要吗？非也。乔治斯库—罗根金指出[④]，对经济学来说，数学模型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是有用的。第一，在工程经济学中，已知价格和生产系数，试图求出最优解，这处理的是约束条件，最好的例子是线性规划。第二，对于推理来说只作为一种明喻，但我们首先必须具有某种推理，如果忽视了这个条件，我们就陷入了无用的数学游戏。经济理论的创新总是先于词语或数学的表述，乔治斯库—罗根写到，正如许多著名的数学家认为的，数学的任一分支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同义反复，在数学发展史上精确的新奇是一种“新”定理的发现行为，而不是定理本身。因此，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并不标明理论的创新。霍奇逊也指出，数学是有用的，它的发现是富有创造力的，但它的应用只涉及到逻辑的演绎推理，而不是理论上真正的新奇。在例外的情况下，数学能鼓励理论的变化，如博弈论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西蒙“有限理性”概念的更广泛的接受，然而，这个概念的创造本身不是来自数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把注意力集中在推理的形式化链条上，而不是隐含的范畴和基本假定上，鼓励了理论上的保守主义而不是创新[⑤]。总而言之，数学在经济学中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论证工具起到作用，经济理论的创新丝毫不会来自数学的应用，经济学特别是理论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科学根本与数学无关。

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下面所谈到的批判实在论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极端的观点：数学形式化建模完全不适合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让我们首先说明数学的应用需要具备的条件，由于数学推理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所以它是以如下形式的事件规则性为条件的：“每当有事件x，就会有事件y产生”，这是一种导致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应用的封闭系统。因此，对于那些假定科学就意味着使用数学的人来说，经济学可以是并必须是科学的这种断言实际上就是主张，上述事件规则性和封闭系统在经济社会领域上是普遍存在的。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就明确地提出了这种主张。他写到，“任何一门科学的基本条件就是可以分析并加以预测的规则性的存在。天体力学就是恰当的例证。但对于许多经济现象来说，这也是真实的。确实，它们精确的分析展示了就像在物理科学中所发现的令人惊异的规则性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为什么这门科学要依赖与物理学同样的一般原理和方法”[⑥]。

但是，在过去20多年间发展起来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realism）社会科学哲学对上述科学观念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巴斯卡(bhaskar)观察到，自然科学中所得出的事件规则性事实上大部分只发生于实验状态之中，它们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人类干预的结果。事件的规则性只可表述为“在条件e之下，事件x恒常地导致事件y”，而非“事件x恒常地导致事件y”，条件e即代表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即实验状态的建立。根据这种观察，自然科学对任何实际事件规则性的认识都离不开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巴哈斯卡还观察到，在受控实验活动中所得出的结论或“规律”常常可以成功地应用于实验状态之外，这就是巴斯卡有关自然科学实验的两个著名问题。

为了解释这两个问题，巴斯卡指出，我们必须放弃自然是由事件的规则性构成的这种实证主义自然观，而把世界看作是有结构的，是不及物的，是不可化约为我们所经历的事件的。批判实在论认为，世界不只是由事件和事物状态以及我们对这些实际的经验或感觉所构成的，而且也是由更深层的结构、机制和趋势所构成，虽然我们对其无法进行直接观察，但它却管束着我们经历到的或未经历的实际事件。与实证主义的经验实在论不同，批判实在论认为，实在本身远不是无景深的，而是复杂的、有差别和多层级的。三个重叠但本体上不同的实在领域被区分，即经验的(经历与印象)，实际的(除经验之外包括事件和事物状态)和深层的(除实际事件和经验外包括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按照批判实在论的看法，实在的这三个领域不仅在本体上是不同的，而且关键性的是它们相互之间经常是“不同时”发生的。因此，当经验与事件不一致并允许对给定事件的经验进行对比和修正时，事件也典型地与管束它们的结构或机制是“不同时的”。例如，就结构与事件的不一致来说，秋叶与重力规律的作用是“不同时的”，因为秋叶是否落地也受制于热力学的、空气动力学的和其他的原因或趋势。

现在，我们就能对巴斯卡有关自然科学实验的两个著名问题做出解释了。按照批判实在论，秋叶落地的实际状态和管束秋叶落地的机制或结构是不一致的，秋叶落地是由重力的、热力学的、空气动力学的、惯性的以及其他各种相互抵消、相互强化的多重机制所决定的。实验活动的作用就在于为了分离出某种机制，通过干预，把所有其它潜在地处于抵消或强化状态的机制隔离开来，建立起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因此，实验的作用就是要创造一种特定条件，在这种条件下，非经验性的规律、趋势或某种机制作用的方式在经验上可以被确认。当然，规律本身总是在发挥着作用，只要存在着能引起反应的条件，机制就能被激活，不论是否别的在发生，例如，即使树叶在我手中，它也服从重力趋势。因此，受控实验中所发现的规律为什么常常能成功地应用于实验之外，原因就是人们通过对自然界的作用，激活了规律发挥作用的相关环境。在这些地方，事件的规则性根本不是显而易见的。事件规则性只是在实验控制的条件下才能自发产生，而自然科学通过封闭隔离从而获得事件规则性的实验是科学的一种特殊情况，这种特殊的情况是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成功应用的条件。

但是，在人类社会领域中，通过实验控制获得这种事件规则性的可能性是相当有限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根据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在经济学和社学科学领域中，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应用的条件并不存在，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是它盲目地崇拜自然科学成就的产物。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代表人物劳森指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把适用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条件搬到经济学的社会领域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根源就来自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把自然科学实践误解为对事件间普遍关联规则性的研究。为了形式化建模的需要，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在其理论结构中做了两种封闭：内在封闭——一种原因总是产生同样的结果，它意味着现象的结构是稳定的和不变的；外在封闭——一种结果总是有同样的原因，它意味着从给定的约束和行动，只有一种结果是可能的。把这两种封闭条件结合起来，主流经济学就采用了一种封闭系统的思考，通过演绎在事件层次上对经济现象进行决定论的解释，劳森斥之为演绎主义。为了充分达到使用数学的“科学性”，主流经济学做出了如下简化的假定：技术和制度约束（实际上是不变）、均衡结构、给定偏好、代表者、理性最大化，等等，这些与现实毫不相干的假定就是上述封闭性思考的体现，而这种封闭性思考，真正地把经济学限定于了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鼻祖孔德为“科学”所划定的界限之内了。孔德写道，在知识的每一分支上，若要使我们的研究具有实证性，那就必须把它们的范围加以限制，只去研究实际存在的事实，而不必努力去了解这些事实的初始和最终结果。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能理解和解释经济生活历史性变化的过程呢？

二、范式革命与新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对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异端经济学各流派是视而不见的，这种话语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霸权地位的写照。正如剑桥大学27名博士生的公开信写道的，这种单一的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分析方法垄断了经济学，它已经在这个专业中创造了一种社会惯例，那就是：只有符合那种主流方法的经济学的知识成果才是好的研究成果。因此，其他模式下的经济学知识都很容易被当作过于贫乏或者根本不属于经济学而不予考虑。然而，正当主流经济学拒斥异端经济学的各种批评，陶醉在他们自己所营造的“象牙塔”之中时，他们吃惊地发现，法国学生使用了精神病学上的一个术语autism[⑦]对其做出了诊断：自我封闭，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社会交互作用，专注于数学幻想，由于有限的和专门化的词汇所导致的语言损伤，过度迷恋某种东西（假定和模型），这种智力缺陷已使它没有能力解决真实世界中许多重要的问题。正如陈平教授在谈到美国经济学会2000年年会的议程安排时所指出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目前正面临着类似于19世纪末权威物理学家所受到的历史的嘲弄，下面我们就简要说明为什么主流经济学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并概述新的经济学革命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首先，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经济学家们不再对人类创造力所导致的新奇事物充满惊异，换言之，他们已丧失了对复杂经济过程之奥秘充满好奇心的科学精神，这充分体现在它为经济科学所划定的范围上。钱颖一写道，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学……是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根据这种范式，“经济学家们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⑧]。说的更明白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在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以及既定资源条件下，研究经济行为者如何最优地对强加给他们的假定条件做出反应，这些假定条件的变化被看作是外生的，或者完全不给予解释，或者把它留给其他学科。很明显，经济行为者的创造性活动在这种理论体系中是没有地位的，因为这种创造性活动必定来自新古典经济学假定条件的变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换言之，它关键性地取决于“新奇的创生”。很明显，如果一种经济学理论无法容纳“新奇的创生”，我们就很难说信奉这种理论的经济学家还会对人类创造力所导致的新奇事物充满惊异，这样的“科学”还会有何种科学精神而言？如果丧失了科学精神，这个学科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正如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痛斥的，现代经济学已日益成为一种为自身而所存在的智力游戏。而且，“克莱默和考兰德对美国顶尖大学研究生的一项调查揭示了一种骇人听闻的状况：这些年轻的和未来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或者对经济学文献没有兴趣。他们精明地感觉到，在经济学这个专业上的成功主要是取决于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知识”[⑨]。这实在是对经济学家们智力创造力的一种，它是丧失了科学精神的新古典教研制度必然的结果。

其次，在新古典经济学这种貌似“科学”的体系中，经济学家们也丧失了作为社会科学家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从而把经济学改造成了一种冷冰冰的惟利是图的计算技术，以致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学已经完全摆脱了道德判断和道德说教。更有国内学者以“‘不道德的’经济学”为题对此加以论证：“本文开始指出了经济学分析‘离不开’道德规范，紧接着又指出这种离不开只是把道德规范作为一种外生的条件或约束，而经济学本身作为一门学科不是研究道德规范，其任务也不是道德说教；最后进一步指出，经济学提出的政策建议或制度设计，不依赖于道德水平的高低，而宁可假定人们在道德水平极低的前提下进行工作，反倒更现实、也更‘保险’”[⑩]。这种看法充分体现了目前主流经济学占统治地位的信仰：存在着一种价值中立的实证经济学。正如罗卫东教授指出的，这种“不道德的”经济学包含了三重含义，一是经济学不研究道德问题，二是经济学不做道德判断，三是经济学研究活动本身是不讲道德规范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排除了性别、阶级、种族、道德伦理和经济行为者的观念等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经济学家还能怎样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怀有深切的关怀？然而，通过经济思想史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剖析，罗卫东教授说明了这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经济学的乌托邦。最近，威尔伯教授在《经济理论中的伦理学》[11]一文中也指出，经济学和伦理学是内在相关的，因为经济学家和经济行为者都持有塑造其行为的伦理价值。在第一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必须理解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如何影响理论和政策；在第二种情况下，这意味着经济分析必须扩大有关人类行为的概念。在笔者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偏向提出严厉的批评之后，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网站就登载了从《投资杂志》2003年春季号传来的消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宣布：“新古典经济学、金融等不是未来的潮流，因为如果没有考虑文化、政治和种族的性质（ethnicity），我们就不能理解个人和团体的人类行为，就不能解释21世纪的复杂性”[12]。评论者指出，这个决定不只是对post-autisticeconomics运动合法性的一个证明，而且也是对其所走道路的证明。

笔者认为，对任何社会科学学科来说，能否充溢新奇惊异和人文关怀的时代精神，是其理论框架具有科学性与否的关键性标准。这也是我们发展一种对新古典主流进行替代的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它必然赞成经济学是一种实在论的科学。与新古典主流封闭系统建模的方法不同，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认为，由于人类具有真正的选择性，社会经济领域在本体论上与自然领域所存在的重大差别就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存在依赖于人类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包括人类的观念与行动。正是因为如此，社会结构只能展现于处于开放系统的人类活动之中。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的社会经济本体论对经济学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在开放系统中，经济学家们所研究的某种现象的环境能够影响这种现象的行为，而且这种现象的形式和结构是可以变化的，因此，替代新古典主流的经济学必定是一种有关经济演化的科学，它是一种在其理论框架中能够使“新奇创生”内生化的经济学，这就是笔者之所以把演化经济学的发展看作是经济学革命策源地的重要原因。其次，在一个开放与结构化的世界上，人类的能动作用依赖于结构与机制，反过来，社会结构的任何方面也依赖于人类的能动性，结构与能动作用互为前提。这是因为，经济社会系统中的“新奇创生”必然是作为异质性个体创造的结果，而观念（或偏好、知识等）的变化是个体创造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经济学必须对经济行为者有关性别、阶级、种族和伦理等方面的观念和意义(meaning)进行阐释，新的经济学将吸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有关社会存在的观念依赖这种解释学创见，但又避免了它把观念依赖与观念决定混为一谈的错误，因而它首先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实现了“意义”的内生化。最后，虽然人类的能动作用与社会结构相互构成，但这两者又是相当不同的事物。使这两种相当不同的事物发生接触的正是(内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只有社会经济关系的概念才能说明个人如何因其自身原因采取行动，同时又对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做出了贡献。因此，根据批判实在论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概念，新的经济学既拒绝方法论个人主义，又拒绝方法论集体主义，而赞成一种方法论的有机主义。

对于一种能使新奇和意义内生化的新型经济学来说，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为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科学的目的。首先，由于认识到实证主义所谓的事件规律性在经济领域中是极稀少的，因此，经济学的目的不是预测，而是对有关人类实践的识别、理解和解释，即识别、理解和解释这些实践未知的条件、人们的无意识动机、所利用的意会性技能和意外的后果。其次，由此所产生的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对管束和便利人类行动的结构性条件有见识的转变而达到人类的解放，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结构转变，为社会各阶层提供更大和更平等的发挥创造潜力的机会。最后，因为社会结构对人们的实践所产生的转变是开放的，而人们实践的转变要依赖于他们对世界所持有的观念和理解。所以，与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一个独一无二的功能就是要通过对人们的观念和理解进行批判性解释，以推动在社会结构与人类能动作用之间所能达致的转变，这是批判实在论这种科学哲学标签中“批判”这个术语所蕴含的意义。因此，根据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与自然科学家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持久动力一样，新奇惊异也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特征，但对于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来说，追寻人生的意义同样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内在的要求，而不是一种额外的附加。

我们应该指出，这种新型经济学的发展根植于自亚当•斯密以来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范式革命”的概念并不适合，由于它是一种路径依赖的科学演化过程中的突现现象，因此，“范式转变”可能是一个更恰当的概念，正因为如此，笔者就把这种新型经济学命名为“新政治经济学”，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然而，如果它能把新古典经济学从主流的地位中驱除出去，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心脏地带，那么，这无疑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让我们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对此加以说明。

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是生产和分配，如何创造经济剩余和怎样对其进行分配是其核心问题，但在19世纪的边际革命中，新古典经济学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交换问题。凡勃伦在1900年发明了“新古典”这个术语用来说明马歇尔的工作与古典经济学的连续性，但莫里斯•多布却认为，把主流经济学定义为反古典的可能是更好的描述。熊彼特也对这个术语表示异议，他说，“把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的理论称为新古典就像把爱因斯坦的理论称为新牛顿一样没有多大意义”。[13]我们知道，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和异端经济学家都声称继承了亚当•斯密的传统，并对此争论不休。但实际上，亚当•斯密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思路：经济均衡和经济演化，在古典经济学解体后，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思路就分裂为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一种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上升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另一种则是反对新古典但其内部又相互攻讦的异端经济学各流派。

经济学研究的这两大传统具有根本性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摈弃制度、技术、政治、人类心理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致力于发展一种不受这些因素影响的和给定资源条件下的最优配置的经济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更一般的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真正的科学，而“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中“政治”所代表的因素无法反映这种“客观科学”的性质，因此就用“经济学”作为学科的称谓取代了“政治经济学”这个传统的术语。但是，异端经济学各流派从不同的角度反对把经济学的范围限制的如此狭小，总的来说，他们认为，经济科学应该包括更为重要的资源创造（即如何生产出更多的经济剩余）等问题，因此必须认真对待被前者所摈弃的因素。如果按照笔者的这种归纳，“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作为经济科学的代名词要比“经济学”更适合。但是，经济学这两大研究传统的关键性分歧并不在于经济科学的范围，而是对经济科学的性质存在着对立的认识。在经济思想史中，“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就代表了经济理论研究的两种不同方法。“经济学”坚持理性最大化假说、均衡结构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使用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和非历史的方法；而“政治经济学”则反对“经济学”的上述方法，具备了或隐含地赞成笔者对新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概括：满意假说、演化结构、方法论有机主义和社会历史的方法。因此，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所谓古典经济学解体后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指异端经济学各流派，通常并不包括新古典经济学。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在西方经济学界已出现了一种“新政治经济学（newpoliticaleconomy）”。方福前教授最早对这种“新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原因、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做了评介，他写道，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试图把理性选择分析和制度分析、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把政策评价、规范描述和实证分析融入同一个理论体系，这使得新政治经济学具有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明显不同的特征[14]。方福前教授的这个评价很恰当，但笔者这里所提出的新政治经济学则完全建基于异端经济学的主要流派，这些流派对理性选择理论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使我怀疑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综合实际上仍是以新古典范式为基础的，它无法充分展示新奇和意义内生这种研究纲领的潜力，因而无法为异端经济学从根本上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提供一个统一的基础。此外，笔者也不同意西方学者对新政治经济学的狭窄定义：主要是研究国家和经济（市场）即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为了体现这种差别，在新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的英译中，笔者建议使用前缀“neo-”而不是“new”翻译汉语的“新”字，以表示它与古典和异端经济学的继承和创新关系。

三、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

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笔者所倡导的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呢？很明显，现在无法做出比较全面的概括，除了批判实在论这种科学哲学基础外，以下三点可能是最基本的。第一，演化是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式。笔者认为，目前的社会科学正处于向演化的社会科学转变之中，但这个过程才开始不久。就经济学而言，虽然马尔萨斯和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达尔命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代异端经济学许多流派的开拓者也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如马克思、凡勃伦和熊彼特等，欧洲老制度主义者更把他们的组织命名为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但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明确地意识到，政治经济学必须转变成一种演化科学，笔者只不过是把政治经济学这种即将到来的创新命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而已。

第二，新政治经济学是以新奇和意义内生为纲领的。魏特、福斯和霍奇逊曾把新奇创生的内生化定义为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根本差别，笔者曾据此提出对演化经济学各流派进行创造性的综合[15]。但通过对批判实在论更深入的思考，并受奥地利学派和汪丁丁等人[16]的启发，笔者认识到，对演化经济学来说，这种定义可能是不全面的，因为意义不仅是人类社会新奇创生的内在要素，而且演化经济学还需要它对新奇的价值进行判断，这使我加深了对女性主义经济学等其他异端流派重要价值的认识。异端经济学更广泛的综合可以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理论素材，而新政治经济学则是演化经济学在我国独特发展的同名词。

第三，新政治经济学是跨学科的。虽然政治经济学已有的传统强调了必须认真对待制度、技术、政治、人类心理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然而，在异端经济学中，不仅没有一个流派为此提供一种统一的框架，而且也没有明确地和大规模地吸收相关学科的新知识。笔者受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启发，曾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文本的重新阅读，以系统论为基础，提出了一个由文化认知模式、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技术体系和生态地理系统五个亚系统组成的理论分析框架，这可以被看作是笔者在新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早期尝试[17]。无独有偶，弗里曼和卢卡为了解释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的经济史，后来也提出了与笔者极为类似的五个亚系统的理论框架：经济、政治、技术、科学和文化[18]。无疑，新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理论框架内在地要求它必须是开放的和跨学科的，这与新古典主流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截然相反。

维特根斯坦曾说，要说新东西，但要使用旧材料。正如演化经济学把新奇创生定义为现有要素的新组合一样，新政治经济学没有必要从头开始，异端经济学更广泛的综合将是其发展的重要途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异端经济学各流派之间的交流迅速增加，一个重大的进展就是他们发现相互之间具有许多共同的方面，除了对主流经济学都持批判态度外，他们基本上都赞同实在论的科学哲学。笔者也发现，在经验研究方法上，许多流派都采用了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方法，而奥地利学派有关解释学方法的独特贡献，可以与前三种方法相综合，从而构成新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经验研究方法。特别是劳森在1994年发表《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性质及其与其他传统的联系：一种实在论的观点》之后，异端经济学各流派围绕着批判实在论展开了对话，许多人都认为，他们可以在批判实在论这个共同的方法论基础上统一起来，但在具体经济理论上可以保持竞争的观点。我们下面就讨论批判实在论与异端经济学创造性综合问题。

批判实在论是超验（或先验）实在论(transcendentialrealism)在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中的特称，其代表人物自称完成了科学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目前它不仅在西方经济学界已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的主流学说，而且，它还在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和法学等社会科学诸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费利特沃德指出[19]，批判实在论在经济学中的性质、起源和方向上具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第一，与近20多年发展起来的其它种类的经济学方法论不同，批判实在论在经济学中有其自身的传统，它植根于异端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中，如以凡勃伦和康芒斯为首的老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批判实在论的产生和发展利用了上述学派的许多见解，特别是这些学派先驱人物的思想。第二，虽然在过去的20多年间，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急剧增加，但大多数可以被看作是为方法论而方法论，而批判实在论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它不大关心方法论自身，而是试图为替代性的经济学开辟道路。因此，批判实在论吸引了许多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和寻求替代的异端经济学家。

批判实在论的出现为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展示了广阔的前景，但是，后者没有必要教条地遵循批判实在论已有的结论，这是因为批判实在论仍处于发展之中，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可以为之做出贡献。首先，批判实在论可以被恰当地看作是异端经济学各流派相互交流和对话的媒介，他们对批判实在论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如霍奇逊和女性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纳尔询（nelson,j.a.）等提出了与劳森不同的看法，更有甚者把批判实在论看作是与他们一样的一种异端流派，因此，创造性综合必须考虑各流派所提出的不同见解。其次，在政治经济学中，存在着批判实在论的两种观点，一种主要是受到巴斯卡著作的影响，另一种特别受到劳森的影响。巴斯卡与成熟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具有特殊的关系，关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而劳森在经济学中具有更宽广的异端态度，明确地集中在当代经济问题上。尼尔森(nielsen,p.)[20]认为，在这两种观点的核心方面，批判性的建设和发展的和谐既是可能的又是需要的。最后，同样也是尼尔森指出的，目前的批判实在论集中在抽象的哲学推理上，忽视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很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倾向：粗糙的和超越历史的政治经济学阻碍了经验的和理论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因此，他希望大家像马克思一样处理好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可以避免尼尔森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特别是这种综合要以当代经济问题为核心，利用异端经济学提供的理论素材，创造性发展新政治经济学，同时它也丰富和发展了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

在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上，非马克思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综合是最困难的问题，而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流派的综合则相对容易，因此我们这里只对最困难的问题加以讨论。相对于异端经济学的其他流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创新无疑是独特的，但在不忽视这种差别的情况下，正如批判实在论的发展一样，一个共同的基础是可能的。实际上，相对于主流和异端的分裂，前两者的分歧就成为第二位的问题了，他们之间应该加强相互学习和对话。众所周知，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同时，正如尼尔森指出的，非马克思的异端流派在某种程度上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连续和发展，许多流派之间较早的存在着相互参照和交流，但对于这种动态的和不断发展的传统的积极的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经常地对其加以吸收。然而，这种状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了很大改变，2000年，奥哈诺的著作介绍了西方经济学界马克思与非马克思异端流派之间日益加强的联系[21]，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谢尔曼和老制度主义者（或激进制度主义者）达格尔就演化主题展开了对话。[22]我们应该对此加以注意，因为在我国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中，人们并没注意到异端经济学其他流派的重要价值，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实际上也把西方经济学等同于主流经济学了，但与主流经济学的比较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实际上远不如与异端经济学其他流派的比较价值大。

由于篇幅所限，有关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就无法继续讨论了。最后，笔者需要指出的是，新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无法单独通过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而实现，这是因为，异端经济学的发展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文化为背景的，对于我国在21世纪的经济复兴来说，它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紧紧抓住我国重大的实际经济问题，并通过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对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许多独特和原创性的贡献。

[①]贾根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2期。后，post-autisticeconomicmovement网站（）为此专门设立“中国方面”，并与载有该文的《经济学家网站》（）建立链接。

[②]hodgson,g.m.,evolutionandinstitution:onevolutionaryeconomicsandtheevolutionofeconomics,edwardelgar,1999,p.2.

[③]见《龚六堂副教授在线访谈实录》，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刊2003年第3期。

[④]georgescu-roegen,n.,methodsineconomicscience,journalofeconomicissues,vol.ⅹⅲno.2june1979.乔治斯库—罗根，一位富有创造力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数理经济学的开拓者之一，但在其事业生涯的后半生，他转变成了对经济学数学化最严厉的批评者。

[⑤]hodgson,g.m.,economicsandevolution,politypress,1993,p.16.

[⑥]转引自lawson,t.,backtoreality,infullbrook,e.(ed)thecrisisineconomics,2003,routledge,p.129.

[⑦]在英文辞典中，autism是指儿童的一种精神病学上的失调，其特征是在交流和社会交互作用方面显著的缺陷：耽于幻想、失语和诸如重复行为和过度迷恋某种东西的反常行为。

[⑧]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第2页。

[⑨]马克•布劳格：《现代经济学已露游戏人生之病象》，经济学消息报，2003年6月20日，no.546.

[⑩]转引自罗卫东：《经济学与道德——对经济学某些倾向的反思》，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

[11]post-autisticeconomicreview,no.20,no.21,2003,.

[12]转引自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网站：.

[13]williamk.tabb,reconstructingpoliticaleconomy:thegreatdivideineconomicthought,routledge,1999,p.92.

[14]方福前：《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述评》，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4期。

[15]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学术月刊》，2002年第12期。

[16]汪丁丁、罗卫东、叶航对话录：《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依据——行为和意义的综合视角》，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17]贾根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传统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18]freeman,c.andlouca,f.,astimegoesby:fromtheindustrialrevolutionstotheinformationrevolu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2001,p.125.

[19]fleetwood,s.(ed)criticalrealismineconomics:developmentanddebate,routledge,1999.

政治经济论文例5

二、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现实图景:基于江苏和贵州的对比分析

在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国家权力体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几乎不存在独立的个体，人们的行为大都以集体利益为出发点，集体行动成了个体行动的代名词。因此，那时的个体大多数时候是国家权力体系的附庸，还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主体差异性和多元化。在文化多元主义日益明显与经济主体日益分化的当下，主体的差异性也随之产生。利益主体的差异性预示着当代社会中各阶层的利益分化比较明显。在当代中国，这种利益分化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层次如城乡、地区、行业等之间，也发生在不同的所有制职工和阶层之间。［5］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农村的经济利益分化问题越来越突出，但相关的定量研究却屈指可数，主要可从农村阶层分化的研究中窥知一二。对于农村阶层分化的标准，学界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以职业的差别作为衡量阶层分化的主要依据。陆学艺指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民已经分化为八个职业不同、利益不同、要求和欲望不同的阶层。”［6］这些阶层包括: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二是以收入的高低作为分层的主要标准，将不同收入的农民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三是以社会资源的拥有情况来分层。这种类型的划分以毛丹和任强为代表，他们认为，在中国农村，社会资源分层比职业分层更有包容性和适用性，这里的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人脉资源，但经济资源是主要的资源。据此，他们将农村居民划分为以下四类:上层(精英阶层)、中上层(人阶层)、中下层(普通村民)以及下层(弱势群体)。［7］从上述分层依据不难看出，职业分层与收入分层有很大的关联，职业分层甚至是以收入分层为基础的，资源分层又以经济资源为主。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划分农民阶层分化的主要依据还是收入水平和财富存量。收入水平是描述农民阶层分化的重要指标，主要以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为衡量标准。财富存量是反映农民财产积累情况的指标，财富存量包括动产、不动产及货币储蓄。由于农村市场发育不成熟，农民的财富积累情况应主要以现金存款、住房情况和家庭耐用消费品来衡量。这其中，最易于测量的是农民经济收入状况和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因此，本文以这两个指标作为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程度的主要依据。首先看农民的收入状况。由于农民的收入难以直接测量和统计，为了让农民的回答更接近真实数据，我们将农民的收入分为“农作物种植收入、养殖收入、打工收入、经商收入、政府补贴收入以及其他收入”6部分，农民的人均年收入等于上述6项收入之和与家庭户籍人数的比值。调查显示，贵州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均值为5061元，江苏农民的为20988.9元，初步统计，江苏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是贵州农民的4.1倍。而如果以4000元作为分档依据，分别以“4000元以下、4001～8000元、8001～12000元、12001元以上”作为农民人均年收入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的依据发现，江苏和贵州农民的收入分化均比较明显，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农民的比例却大相径庭。其中，贵州“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呈典型的金字塔形，数量依次大幅度增加，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分别是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的2.8、3.1和3.8倍。与之相反，江苏“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农民的比例则呈倒金字塔形，数量依次大幅度减少，高收入农民的比例分别是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农民的5.9、6.2、124.5倍。可见，无论是江苏农民，还是贵州农民，农村农民的经济利益分化均是比较明显的。至于江苏和贵州农民利益分化呈现不同特点的原因，地理位置、思想观念、历史传统、收入来源等都是其主要的原因。当然，家庭劳动力的多少也是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这一点，访谈时多位农民和村干部均有提及。例如，调查时贵州GP乡某工作人员提到:“形成农村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的多少、家庭劳动力的有无和强弱。一个家庭有四至五个劳动力，另一个家庭无劳动力或劳动力弱智，劳动力无或弱的家庭收入只能维持生活，甚至靠政府给的低保才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而四五个劳动力的家庭每人每月收入3000元，除开生活开支，一个家庭每月的存款可达万元，两到三年这个家庭就变化大了，两层房屋有了，车子有了，衣着各种高档的东西都有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这就是形成贫富差距的原因。”收入来源和家庭劳动力多少确实有密切的关系，劳动力越多的家庭收入来源更多地以打工收入为主，劳动力越少的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以传统种养殖为主。这一点，我们的问卷调查可以证实。如表3所示。江苏农民家庭人均收入高且“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呈倒金字塔形的主要原因在于江苏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打工收入，其次是经商收入，二者合计占95．2%。而贵州农民的收入来源却是收入较低的传统种养殖收入，占45．4%，是江苏农民的9.5倍;贵州以经商为主的农民比例仅有11．8%。再看农民的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本文调查假定如果家里有耐用消费品，就赋值为1，如果没有就赋值为0，家庭耐用品的拥有程度就等于这16种家庭耐用品之和的均值，均值越接近1，家庭耐用品拥有程度越高。为此，应以0.25为分档依据，家庭耐用消费品分为低拥有、中低拥有、中高拥有、高拥有四种类型。调查显示，贵州农民以低拥有为主，比例高达65.4%，是江苏农民的19.2倍，中低拥有、中高拥有、高拥有的农民比例依次递减，其中高拥有的农民比例为0。与之相反，江苏农民的上述比例则逐次递增，高拥有的农民比例达46.6%，接近一半。仔细分析发现，贵州农民拥有最多的三件家庭耐用消费品分别是电话、电视和洗衣机，分别占92.5%、83.5%和64.7%，而拥有健身器材、空调、汽车、摄像机、照相机等奢侈耐用消费品的比例几乎为0。江苏农民电话、电视、洗衣机和电冰箱的拥有率几乎为100%，电脑、热水器和空调的拥有率均在80%以上，拥有率最低的是健身器材，比例为14.9%，对贵州农民零拥有的汽车、照相机和摄像机，江苏农民拥有的比例则分别为36.8%、52.9%和19.5%。数据和调查均表明:第一，江苏和贵州农村内部存在明显的经济利益分化。在村庄内部，农业劳动者阶层往往处于利益金字塔的底部，他们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人数众多;农民工阶层处于金字塔的中间，他们是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以长期或短期雇工的形式出现在城市，家庭收入也以此为主;村务管理者阶层和自主经营者阶层处于金字塔的塔尖，他们是农村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是农民中的权力拥有者和财富集中者，他们人数虽少，却垄断着农村大部分政治、经济、文化和人脉资源，这些资源的差异是农村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第二，江苏和贵州农民在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程度上也存在较大的差距，此差距是不同地域之间农村经济利益分化的进一步补充。

三、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影响

近年来，人们对农民政治心理变迁的研究日益增多。研究表明，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当代社会，农民的政治人格由依附、封闭、单维走向独立、自主、开放和多维，农民的政治态度由冷漠、情绪化走向理性，农民的政治意识由村民意识、臣民意识走向公民意识，农民的政治理念中有了自由、平等、竞争、权利、法治、效能等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概念。［8］尽管如此，农民的迷信和政治怀旧心理，政治参与的功利心理、盲从心理、冷淡心理以及依赖家族和宗族的政治心理、反权威的逆反心理等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9］正因为如此，农民政治心理制约着我国现代民主政治生活，对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在参政主体、参政形式、参政时间、参政组织原则和组织方式等方面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表明农民政治心理的变迁对民主政治进程的作用不可小视，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必须将农民培育为具有责任意识的现代公民。囿于指标的限制，下面拟从三个方面分析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心理的影响。

1．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信任心理的影响

利益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密切相关。正如罗素•哈丁所言:“信任可简单地界定为暗含的利益，即在信任关系中，你的利益暗含我的利益，因而我信任你意味着我期望你会为了我的利益行事”［10］。马克•E．沃伦也曾指出:“当一个人信任时，他假定在信任者和被信任者之间存在共享的或共同的利益。”［10］4这里的意思很明了，共同的利益是缔结双方或多方信任关系的核心与关键。有调查表明，农村利益分化是形成农民政治信任阶层分化的根本原因:“普通农民阶层对政府和政治系统的价值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现实利益是否得到应有尊重，而农村精英阶层对政府的信任感则表现得较为复杂:一方面由于受益于体制性权力，而对国家和政府产生信任和依赖;另一方面却因为利益冲突，而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产生质疑和不安。”［11］这表明，利益分化是影响农民政府信任阶层分化的主要因素。那么，作为经济利益分化的主要衡量指标，农民的收入分化会对政府的整体信任心理产生什么影响呢?考虑到我们已在多篇文章中分析了农民政府信任的层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此处就将政府信任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来对待，即下述分析时选取的是“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程度”的单项选择题而非其它。为此，调查时，我们将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分为“很不信任、不太信任、一般信任、比较信任和十分信任”五档，并分别赋值“1～5”分。为了更有效地表达，对政府信任数据的处理策略是:将3分及其以下的界定为“低信任”，将3分以上的界定为“高信任”，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可知，整体而言，大部分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处于高信任状态，比例高达88.1%，是低信任农民的7.4倍。具体来说:第一，中高收入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最高，高信任比例达94.9%;第二，农民的收入越高，对政府持高信任状态的比例就越高。可见，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基本呈正相关关系，即农民的收入状况越高，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就越高。为了进一步检验农民的收入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之间到底存在多大的关联，以农民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为自变量，以处理后的农民对政府的整体信任情况为因变量，进行逻辑斯蒂回归。结果显示，尽管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基本呈正相关关系，但这种相关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因为他们之间的显著性水平为0.218，大于0.05。尽管如此，从Exp(B)值即发生比可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对政府高信任的发生比分别是低收入农民的1.153、3.828和2.046倍，也就是说，高收入农民对高信任政府的发生比越高。

2．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政治选举心理的影响

选举参与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根据参与的态度，可将其分为“积极参与和消极参与”;根据参与的心理，可将其分为“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一般而言，积极参与意味着主动参与，消极参与意味着被动参与。至于影响选举参与的因素，利益则起着关键的作用。正如徐勇所言:“民主选举背后有复杂的变数，其中，利益和体制最应引起重视”［12］。于建嵘也指出:“在因乡村选举而进行的利益博弈中，处于不同结构位置的国家利益、社区利益、个人利益及家庭利益，都可通过“习惯”来表达，进而影响甚至决定乡村选举的结果。”［13］可以说，“利益是村民参与选举的决定性动机，利益关系影响着村民参加选举的形态，利益相关度则决定着村民参加选举的程度。”［14］正因为利益对农民的选举参与如此重要，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影响表现为:农民是积极参与选举还是消极参与，是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参与。为此，我们做了相应的调查。调查显示，整体而言，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时的心理都比较消极和被动，比例高达63%，是积极参与选举农民总数的1.7倍，其中，中低收入农民积极参与选举的比例最低，仅为19.1%，仅为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的44.5%。仔细分析发现，农民的收入分层对其积极选举参与心理的影响并不呈正相关关系，而是呈“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结构，即低收入农民和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村干部选举的比例最高，达40%以上。这说明，收入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心理的影响是不稳定的，低收入和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的比例高于中间收入群体。

3．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参与心理的影响

在经济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作为一种整合社会经济利益的有效机制，参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由于政治制度化程度低，人们的参与热情若不能得到及时释放和有效满足，必将大大增强其挫败感，进而引发“参与危机”，诱发社会动荡。［15］因此，通过量化的方法了解农村经济利益分化对农民参与心理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囿于调查内容和篇幅的限制，此处主要探讨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心理。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仍然有积极心理和消极心理之分。整体而言，农民是倾向于比较消极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百分比为56.3%，比积极参与的农民比例高12.6%。具体而言，农民的收入情况与其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是呈正比的，即农民的收入越高越倾向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其中，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比例分别比低收入农民、中低收入农民、中高收入农民高14%、24%、35.9%。这表明，农民的收入水平与其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呈正比。那么，农民的收入情况对其参与公共事务的心理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为此，进行了逻辑斯蒂回归。结果显示，农民的家庭收入与其对社会组织的参与情况在0.001的水平上呈显著性;从NagelkerkeR2系数来看，农民的收入情况对其参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影响达11.8%;从发生比即Exp(B)值可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社会组织的发生比分别是低收入农民的1.767、2.672和4.716倍(详见表9)。也就是说，农民的收入情况是影响其参与公共事务的显著因素。

政治经济论文例6

摘要：经济危机通常指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社会经济的大混乱，从一般意义上说，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就有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也避免不了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国经济相互联系、日益密切，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也应运而生，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变化。

关键词：经济危机；政治经济学；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9）02-0101-03

经济危机这一热门话题被全世界所关注，这不仅因为它的范围广、破坏性大，更是因为在当今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正确理解和分析经济危机有助于促进本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同样，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發展。

一、经济危机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危机就是指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素引发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他还曾提到，虽然简单商品生产中产生了经济危机的萌芽，但是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形态中，经济危机主要是由于自然灾害、瘟疫或战争等天灾人祸造成的生产不足，而不是生产的过剩。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相对过剩才成为一种经常的规律性现象，才表现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及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总是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作一种自然和理想的经济组织形式，因而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是偶然性的昙花一现，随着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危机的认识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地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第二，资本主义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简单地说，就是资本家为了满足个人私欲，无止境的追求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是工人创造的、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因而，社会财富两极分化严重，全社会的购买力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再加上没有政府的干预，这就客观导致了生产出来的产品“相对过剩”，资本家的私人劳动不能全部转化为社会劳动，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性或矛盾就暴露出来了。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金融资本高度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了新的特点，这种危机突出表现为虚拟经济远远脱离实体经济。大量剩余资本因实体经济衰落，制造业利润的下降，如脱缰野马般涌入金融部门。以美国为例，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金融资产流量相对GDP的比例在1952～1979年平均为0.257倍，而1980～2007年迅速增加到0.418倍。非金融公司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比，在20世纪70年代为40%多，到了20世纪90年代接近90%，20世纪70年代金融部门所获得的利润还是非金融部门的1/5，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就达到了70%左右。金融化不断膨胀的结果必然导致资产泡沫的破裂，导致金融危机，进而引起和加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二、经济危机的影响

当代全球社会出现了各种经济乱象，如果我们回头看20世纪，或许对我们当下有所启示。20世纪是个不安全的世纪，20世纪的上半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而20世纪的下半叶世界由热战转变成了冷战，而冷战中也发生了局部战争和区域冲突。这是为什么？我们从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中可以看出，西方先后两次工业革命后，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西方各国纷纷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资本主义内生性的经济危机也随着而来，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如果不能够在本国化解，那么想要缓解危机就要从本国转移出去，帝国主义选择以战争的方式转移国内危机，因此就挑起了世界大战，掀起了瓜分世界市场的狂潮。由生产过剩引起的经济危机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这些客观上都是因为自由市场不能挽救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中大规模的失业，导致失业工人和破产的中小资本家把火撒在黑人头上，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各种暴力充斥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解国内的经济危机，有些国家选择了政府干预经济的道路，比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罗斯福自己称这是新国家主义，而美国的有些学者认为这是罗斯福社会主义，不管什么主义他采取的都是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手段，因为私人企业为了追求剩余价值，永远都会是顺应经济周期的发展，而国家干预是要用行政手段作为经济的逆周期调整，因此美国在罗斯福新政后，经济危机平稳的着陆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崛起，形成了冷战格局。冷战格局的形成，实质上也是美苏两个国家在世界上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争夺市场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冷战还是热战，战争的背后都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每次危机都使生产倒退几年甚至几十年，为世界带来莫大的灾难。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危机不再只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噩梦，经济危机加剧了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转嫁危机与反转嫁危机的矛盾；加剧了国家相互之间的争夺商品市场和输出危机的矛盾。总之，经济危机加剧了世界的各种矛盾，它是世界动乱的重要经济根源之一。

三、经济危机促进新时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的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成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任何国家都不会是经济危机的“守夜者”和“局外人”，经济危机导致的后果是经济衰退，而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各国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都要对上层建筑做调整，这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的外部条件。

自2008年美国引起的次贷危机后，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发生了金融危机，直至今日，全球经济仍然没有走出低迷，通货膨胀在全球范围迅速扩展，由此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经济全球化开始流行起来，自由贸易秩序受到了挑战，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更加助长了贸易保护主义，而中国在面对经济危机的挑战，提出了拥抱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互利共赢的主张，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在面对国际社会深刻变革和经济危机的国际环境下，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生态文明”的伟大战略，这些倡议和战略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政治经济学。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从国际背景看，当前世界经济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深层次调整之下，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世界经济格局面临着复杂的局势，西欧北美缓慢复苏，发展中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发展缓慢。而新一轮技术革命的突破，将对全球产业分工和经济地理产生深刻影响，从而影响国际格局和力量的对比，全球正处于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中，区域之间、国家之间联系愈加紧密，大国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围绕地缘政治、经贸秩序、国际规则制定等展开激烈角逐。而中国经历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中流砥柱，中国因素也越来越重要。

从国内背景看，中国的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际的外需下降，而我国又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这从客观上导致了我们的生产出来的产品大量产品滞留，与此同时，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应当保持在85%以上才能算是健康的企业。而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2011年中国全部产业的产能利用率甚至达不到65%，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客观地说，这些因素影响了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改革开放至今，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为了解决民营企业的困境，为了解决国内产能过剩的危机，立足国内和国际的新局势，在遵循互利共赢的原则下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着力打造经济共同体、贸易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力图与参与国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一带一路”不仅是单纯的区域规划，也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布局，更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体现，它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内涵，是立足当代中国发展实践而产生的新理论。

（二）“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

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并没有人提出“生态文明”这一概念，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解决由产能过剩引起的经济危机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办公厂、开拓市场、开发自然资源。过度的资源消耗、严重的环境污染，日益威胁着环境和生态的平衡，破坏着社会再生产的正常条件。基于这一点的考虑，资本主义国家将重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其中就包括中国。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接收了大量污染严重的工业产业，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成了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世界上最全的工业门类，工业总量一跃成为世界第一。这些都是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目前中国也是世界第一污染大国，我们向世界碳排放的贡献度最大，我们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也是世界最大。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们产能过剩的问题依然很严峻，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严重的生态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提出为解决中国发展问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我国是一个工业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一直延续下来靠的就是生态的多样性和延续性，解决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问题，答案不应该从工业本身去寻找，而应该转向农业也就是乡土社会，中国的农村还保留着原生态的文明形式，环境污染没有那么严重，基础设施基本上已经全覆盖，这些因素为工人返乡，企业下乡提供了基本条件，因此，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的建设可以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农村经济和乡土社会的发展。

“生态文明”战略是植根于中国的国情，立足当代中国发展实践产生的伟大战略，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人與自然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不只是今天的发展理念，恩格斯早在两个世纪前就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行自然规律。”深感于此，更能理解“生态文明”伟大战略的意义，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生态问题，就要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生态文明”和“一带一路”倡议运用于中国的发展实际，并对中国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两大倡议的提出和运用促进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同时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时代内涵。

作者简介：华瑞，内蒙古工业大学。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探索思考论文

[摘要]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加强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探索和思考不仅是历史时代的需要，也是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本身发展的需要。本研究回顾了国内外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梳理了目前国内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两个方面，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进行了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与方法；教材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20）07-0121-03

2015年11月，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这种说法是武断的，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在部分学科发展中被边缘化的状况。同时，他也强调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贯彻落实重要讲话精神，就要求重新确立起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专业教学科研中的重要作用，重视政治经济学课程在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与改革中的主导地位，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与思考。

当然，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探索与思考也是政治经济学自身在中国发展的需要。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在学科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政治经济学课程本身作为一门经济学理论基础课程，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再到结合了各种社会主义实践和新兴理论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具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和相对不同于目前所谓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理论体系，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具有独特的视角，理应作为经济学类的专业基础课程受到更多关注。

本文在回顾了国内外关于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主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目前国内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两个方面，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进行了探索和思考。

一、国内外关于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研究文献回顾

国内外关于政治经济学本身发展的研究文献数量众多，但是有关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研究文献并不多，尤其是国外。

国内关于政治经济课程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政治经济学课程建设面临的困境及对策研究，这方面的文章最多；二是专门针对政治经济学课程讲授过程中各种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应用，从现有文献来看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案例教学研究、互动式教学模式研究、CSCL模式研究、参与式教学、探究式教学、PBL教学法、研究性学习和教学法以及基于各种平台的B-learning方式等；三是主要就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教材内容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内容沿革的一些思考，这些文献多数认为政治经济学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理论和课程的内容。国外关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相关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教学内容和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发展研究，国外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问题。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了两个方向：一是主要集中在对于马克思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探讨和发展；另一个是指新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

可见，国内就政治经济学课程目前存在的困境做了很多分析，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但是总体来说，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现状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加上国内研究尤其缺乏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探讨，也使得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困境并未得到根本改观。相对而言，国外一些关于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研究虽然是直接针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内容展开的，但由于受到国外主流以及其他经济学流派发展的影响，很大程度上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继承和探索，导致缺乏理论的传承性和体系性，多数往新政治经济学的方向发展，很多高校甚至将这个课主要对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开放，与国内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发展已经不是同一问题。因此，改观国内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现状，提升目前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质量显得尤其重要。

二、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近些年来对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探索也一直继续着，但成果有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没有根本改观。近些年来，我國高校经济学教学科研中却出现了“西化”倾向，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主要表现在教材陈旧、教师队伍弱化、学校不重视、学生积极性不足等问题。

（一）教师队伍“青黄不接”

教师队伍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课程授课的质量和课程最终的发展高度。然而目前，政治经济学的师资队伍日益萎缩，老一辈的政治经济学教师陆续退休，年轻教师多数缺乏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热忱，不愿意上政治经济学，甚至有些年轻教师自己都从内心排斥政治经济学，觉得这门课是多余的。在教师团体中，一些政治经济学的任课教师甚至会觉得与西方经济学任课同事之间缺乏一种学科的自信感。教师队伍显得单薄，“青黄不接”的现象在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中十分明显。

（二）学校组织重视不够

政治经济学课程在一些高校中曾经被取消过，之后随着国家各界对于政治经济学课程重要性的呼吁，恢复了部分，但依然存在有些之前开设过这门课的专业没有恢复，即使恢复了课程学时也存在被压缩的情况。此外，在一些高等院校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性质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专业基础课或专业必修课性质，变成了专业选修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性质。

（三）学生上课热情不足

学生对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热情不足有一部分原因在于部分学生高中时接触到过一些思想政治课程知识，觉得大学再学就是浪费时间。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课程就是马克思经济学或者就是学习《资本论》，认为这些已经不能解释现代经济的很多问题，不是主流经济学，因此学了也没有用，普遍存在“轻政经、重西经”的现象。

（四）教材结构内容陈旧

政治经济学教材虽然数量不少，但缺乏高质量的教材，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材主要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个维度去构造整个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有一些教材编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对教材编排进行了调整，按照从基本原理、基本经济制度出发，再到经济具体运行，最后再涉及经济增长与发展等逻辑思路展开，虽然形式上跟传统教材相比有了较大改进，但实质内容没有发生较大变化，基本原理和基本制度部分未能推陈出新，而后面的经济具体运行和经济增长发展部分又主要是对西方经济学内容的堆砌。现在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普遍存在内容陈旧、结构安排不合理、逻辑不严谨等问题。这一方面未能体现政治经济学现展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却又使得政治经济学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自身学科发展的独立性，使得政治经济学陷入了目前有些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

三、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和形式的探索与思考

针对上述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要改观政治经济学课程在高等院校课程设置以及教学中的地位，无疑有很多角度可以思考，学校层面应该在专业培养计划制订时就重视政治经济学课程地位的提高，有针对性地增加关于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项目的支持力度，组织或鼓励专业教师参加各种有关政治经济学的研讨会或论坛，提升专业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

（一）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探索与思考

教材是课程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也是学生接触和了解课程内容的重要渠道。但是结构不合理、内容陈旧的教材往往会给教师的教学带来很大压力，同时也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也是学生对政治经济学产生厌恶情绪的重要原因。因此，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探索和思考就是针对政治经济学教材和教案的改革。

政治经济学教材必须与时俱进，对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前沿研究持开放态度，可以学习包括国外调节学派、社会结构学派等学派的思想主张，以及像《21世纪资本论》等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思考成果，同时，结合国内孟捷、王艺明、荣兆梓等一些学者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思考，梳理出政治经济学自身发展的逻辑，重新审视不断发展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所带来的新的理解。比如对现在资本主义内部劳资矛盾的认识，对资本主义在危机中的自我调整并趋于稳定的能力、资本主义多样性、“新经济”现象、资本主义危机等的认识；更要结合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等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成果，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和前沿发展成果结合起来进行解释和探讨，实现理论的一脉相承，从而增强政治经济学在现实中的解释力，共同推进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创新和发展，这无疑是政治经济学课程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根本。

（二）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探索思考

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是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重要动力。教师是主导教学方式方法改革的重要窗口，因此提高授课教师的理论功底以及科研水平是重要环节。首先，我们要加大对政治经济学授课教师的培训力度和水平，结合实际情况邀请国内外知名教授进行访问讲学，并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以鼓励相关专业教师提高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能力建设和研发积极性，防止与改变教授政治经济学的教师在教师队伍中被边缘化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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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非体育发展研究：政治经济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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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种方法论对几个关键性问题的解释对比

（一）抽象

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关键步骤是抽象。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抽象的方式有趋同之处。抽象和具体、单面与多面的统一等观念深深植根于批判现实主义。例如，人类首先按性别划分，然后按阶级等等。同类型的层次化也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中，并且可能是其方法的最主要方面。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不断穿梭于历史无关的和历史主义之间、一般劳动过程和特定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间、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之间等等。然而，仔细考察，两者的差异确实存在。抽象可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类是经验主义的抽象，这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方式。第二类是实质的、本质的或系统的抽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方式。经验主义的抽象是从具体或多面抽象为单面。它沿着较少的实在、更纯粹的概念的方向远离现实。当然，任何将世界划分为对象的研究都需要概念，即使研究者没有意识到，从具体到概念的抽象法，在批判现实主义看来就是形成无内容方式的一种抽象。AndrewSayer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主要是对形式或形式上相似的关系的抽象，而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理性的抽象。这要求在所研究事物之间的本质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抽象。不能以形式的相似性，如人们的贫困，来区分人，而要以其与他人的丰富的关系来区分，例如，作为国家、雇主或家庭的人。从某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也运用了这种形式的抽象，例如，将中世纪以前的古代、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视为阶级社会的具体形式。不过，此处马克思只是部分分析。此后，他更深入地指出，一切社会形态由再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生产方式所规定。这为理解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间的区别，以及扩大再生产的特定历史形式的积累过程指明了方向。马克思诉诸经验主义抽象形式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即反对把资本主义简约为历史虚无或自然形态的做法。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因此是历史的创造，它所产生的核心矛盾——剥削行为，绝不能被解释为世界的法则，或某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导抽象方式是历史的、系统的或本质的，是通过实践而进行的抽象。它与实践的社会历史的具体形式，与现实以及更具体的、多样的、整体的历史阶段相符合。例如，对资本抽象后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地理政治经济学中“区位”这一概念非常重要，它离不开人类生活的具体社会形态。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区位观念，要早于资本主义初期商品贸易所依赖的区位概念。区位成为生产中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房地产对优越地段的追求，是在最近才产生的，也许不早于有多个区位可选择的企业的出现。抽象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抽象层次。经验主义抽象方式的结果是产生了不同的“水平”，它与越来越多的抽象概念的层次相符，趋向具体的层次与趋向其他方向的层次相对立。因此，可以通过整合较抽象的概念与其他概念再现具体：从顶端开始的一系列嵌套的先决条件。地理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已经吸收了这种抽象层次的概念，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取决于抽象的层次以及在理论概念上与历史特异性的相符程度，例如，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更具体的形式。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中固有的一种方式是注重概念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本质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本质。例如，国家不能独立于使之成为国家的物质条件。生产关系在各个时期各不相同，具体的国家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在阐明特定时期的国家形式时，要首先阐明生产关系的历史。这意味着，国家从来都不仅是作为经验主义抽象的国家，而是特定历史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或任何其他具体形式。再如，要研究资本，必须首先抽象出剩余价值，然后抽象剩余价值的不同表示形式及其在生产上能够被占有的具体形式——租金，利息和企业利润，而它们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

（二）内部和外部关系

批判现实主义在抽象问题上的方法核心是一种内部和外部关系的概念。抽象的目的是要确定一种结构，在这些结构中，通过定义使对象成为由该结构所决定的运动模式的内部关系的产物。外部或偶然关系只影响运动模式的表述，而不影响模式本身。历史唯物主义的内部关系是主体与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并被进一步看作财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就被这样理解。“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作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因此，劳动者不依赖劳动就拥有客观的存在。个人把自己看作所有者，看作自己现实条件的主人”。并且“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主体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直接要以个人作为某一公社成员的自然形成的、或多或少历史地发展了的和变化了的存在，要以他作为部落等等成员的自然形成的存在为媒介”。换句话说，这种财产关系，成为一些社会组织形式（例如家庭）扩大成为部落和公社的先决条件。个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拥有生产的物质条件。资本主义消除了这些关系，使个人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和物质的客观条件表现为与其自身无关：不是作为他存在的前提，而是既定的、物化的、外在于人的、并作为必要的决定因素被占有，这就是外部关系。物质生产的客观条件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而主体显得独立于既存的任何客观条件。生产手段、劳动对象和工具如今表现为资本的社会形式，作为与劳动者无关的事物，它们雇用了缺乏客观性的劳动者（没有与土地等相似的客观存在的形式）。主体和客体在此被主体和客体的逆转所分离。现在，以资本为形式的客体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雇用了主体。资本似乎成为主体而工人成为以抽象劳动力为形式的客体。如果现在以劳动对象和工具的形式出现的客观条件外在于个人、物化于资本形式并因此缺乏前提，那么人们参与其中而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也是如此。例如，工资关系现在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外在必然性”：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必然的，但从工资工作能否被找到来看是偶然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关系表现为自然的、继承的、个人无论是作为部落成员或在奴性的关系中与生俱来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一方面，个人从被认为从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另一方面，社会关系表现出物化的、个人必须适应的东西。因此，虽然个人可以选择他的工资工作的方向，但不能拒绝这种选择。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个人的客观条件在当代社会表现为外在于主体的外部关系。如果与主体有关，则是自给自足的、没有必要前提条件的，因此没有历史的或非地理政治经济学的。无对象的主体和客体似乎独立于任何主观性：只以超出任何主观控制的资本的逻辑而存在，因而产生了矛盾，例如，没有买者的卖者和没有卖者的买者、未投资的资本、无力支付的债务、没有原材料的工厂等。简言之，资本的限制必然产生，如果生产要继续发展，就必须缓和这种限制。历史唯物主义是典型的历史主义主张：人及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内部关系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表现为”那种没有历史前提的事物之间的外部关系。批判现实主义则是历史无关的，具有自然主义（科学主义）的性质，它主张内部和外部可以直接应用而与主体和客体无关。

（三）整体性和多样性

历史唯物主义从整体上来认识世界，整体的组成部分凭借其与整体的关系才成其为部分。整体性就是应对处于变动中的“离心力”关系的问题，即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张力不断重复出现。因此，通过一个整体的整合的力来缓解离心力，整体以其自身具体的形式而不是以其组成部分的形式而变化。批判现实主义对世界的看法是本质上的多元论，也可表示为分化的或多样性的：由众多关系的结构所组成，每种结构都反映组成它的要素之间独特的因果特征，并且这些关系可能包括偶然关系。例如，将劳动分工视为具有因果联系的独立结构，并有别于资本分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探讨整体性有两个限定性条件。第一点，这并不意味着对世界的决定论的理解。未来仍然是开放的也是无法预测的，不同的部分可以并能够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发展，但仅是“相对地”。整体化的冲动，一致的必要性，或称之为“社会秩序”，起源于生产，一切都开始并归结于生产，并且生产始终是社会的生产。在资本中，产生的必要性表现为积累的必要性。整体性的不同部分都是生产的条件或关系。同时，整体性不是静态的，而总是在整体化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的自主性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又可能产生新的机会。第二点，这是一个集合的整体，不仅是与生产有关的整体性，而且是关于生产参与者的具体活动的整体性。生产的参与者带来了整体的连贯性并重塑整体性，同时整体性又重塑了参与者。例如，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和一定的生活方式。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人们生产了自己的世界：不仅包括他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手段，也包括他们的社会关系、文化、政治等等。将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是把生产及其客观条件、物质和社会、政治、话语权、空间等都看作是生产的瞬间，如同马克思所指明的，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条件都被视为独立的、物化的、有着自身的逻辑，以自己的方式发展。

（四）矛盾和变化

批判现实主义认可变化的世界。没有变化，它的系统开放性的概念，它对人性的批判，都将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它无法解释变化产生的原因。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矛盾产生变化，矛盾的概念在空间经济研究中也很突出。历史唯物主义中矛盾概念的核心是对立统一：生产性的个人，或社会意义上的、不能简化掉社会关系的个体与生产条件的对立统一。生产条件可能促进、破坏或抑制生产活动，通过生产条件（制度，技术等）的变化来缓解矛盾，使生产进一步发展，但是，新的生产障碍会不断产生。例如，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国家形式的出现，都是以剩余产品的生产为前提并促进了剩余的扩张。但是，社会劳动分工的不同部分逐渐产生独立的运动形式，可以抑制甚至破坏生产。资本主义中的直接生产者将货币工资作为其生产的必要条件，且是外在的条件，或“外部必然性”。这种外在性有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的“自然统一”，在那里劳动者将他的客观条件看成属于他的，作为他的“无机的身体”，这些关系的瓦解让位于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统一：劳动力和生产手段被生产关系用货币财富联结起来。劳动通过工资工作有效地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然而，资本也自我驱动去再生产自身，随后产生工资下行压力以及机器对工人的替代，工人自我生产的能力被削弱。在历史上，这是劳工运动的发展、抵抗工资削减和推动建立福利国家的原因，即矛盾的产生与缓解。与此同时，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劳动力。如果将劳动力逐出劳动过程，也就排除了能够产生比成本更多的价值因而能够产生资本家的利润的生产条件之一。这反过来，迫使资本需要缓和由其优势（包括其向任何空间的扩展）所造成的矛盾。“缓和”但不能克服，“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批判现实主义承认变化，但没有矛盾的概念。它是在二元论下的对立统一，如个人与社会、文化和经济、经济和政治等，其目标是弥合它们的差异并探索、定义、阐述它们组成二元论的两部分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术语来讲，就是探讨它们是如何内在联系起来的：在脱离独立的因果力量的条件下，它们如何能够被归入单一的结构。“文化与经济的辩证法”的研究就是一例。然而，它缺乏对这种二元论的历史、先决条件的考察。

（五）因果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概念非常相似。它们反对原子论式的因果概念，即原因定量地影响结果而不改变对象或结果的性质，都坚持因果关系的行为理论，即变化因人们的行为而发生。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中，根本的真实性和经验世界被区分开来，它从关系结构及其运行的偶然环境中来阐明经验现实。应该指出，这完全符合上述批判现实主义所阐释的内部和外部关系之间的区别。历史唯物主义也认为世界具有层次性，但不是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而是形式和内容或马克思多次描述的表象和实在、形式和本质、表象和本质以及表现形式和隐含联系之间的区别。虽然表象和实在可能让人联想到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和实在之间的区别，但是马克思说的却是完全不同。他的“表象”是指意识形态的形式，与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的形式不同，是根植于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它们是“实在”的形式，虽然有时是虚幻的形式。如果表象颠倒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仅仅是因为起作用的社会关系本身已经颠倒。例如，工资形式掩盖了劳动者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联系到内部和外部关系，那么，外部关系是表象，是内部关系这个实在的历史发展结果。这种表象被理解为生产的社会条件和所有生产关系的物化自然。事物有自己的历史轨迹，因此，正如马克思敏锐指出的，成为彼此矛盾的一部分，这种矛盾导致人们不断重申生产的中心性，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是以积累为中心。表象还包括国家、家庭、空间、文化和劳动分工等，它们通过前面提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抽象得以再现。批判现实主义将低层次的抽象而产生的表象作为关系的构建物。批判现实主义对因果关系的解释遵循如下思路：首先，揭示以社会关系的结构为形式的实在，这种实在需要特定的因果关系性质，并且是经验世界的必要条件；然后指出它与偶然条件的结合是如何作为观察事物的起点。例如，DoreenMassey对企业的新的劳动空间分工及其特定的地理表现之间关系的分析。换句话说，人们需要运用前面所述的经验主义抽象方式，抽象出关系结构，以便从表象返回到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确实可能从一些经验的形式开始，如同在批判现实主义中一样，例如对地域发展不平衡或城市形式变化的研究。但是，这必须被置于资本和它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中来考虑。批判现实主义分析中被认为是偶然的条件现在表现为构成一个矛盾整体的条件，这个矛盾将要被调动起来、再利用和改造，以便消除积累过程中的障碍。看似偶然的条件得到改造和重新组合成新的关系，以便能够使单个资本或资本整体来应付它们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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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经济正义范畴是对前人经济正义思想的继承和深化。

赫拉克利特“一切事物都换成火，火也换成一切事物，正像货物换成黄金，黄金换成货物一样”。他把万物的始基比喻为货物和黄金，说明了经济生活对希腊生活的特殊意义。特拉西马库斯则说“正义满足的是最强者的利益。正义即强权。与此相反的权利观和正义观都是愚蠢的天真表达。”他将正义与利益相挂钩，并关注其现实的存在，将正义与一定的权力结构相关联，达到了一种深度。柏拉图说“一个正义的社会也是一个满足相互需要的社会：智慧者思考，勇敢者防御，节制者生产。”这种在社会分工上的各得其所，可以说是对经济正义最早的明确表达。亚里士多德则区分了交易平等的正义和分配平等的正义，他把经济正义具体化了。中世纪将上帝看成正义的化身，并认为使人获得财富是一种正义的奖赏，而且还要求富人慎重地对待自己的财富。这是用神学的语言表达了人们对经济正义的诉求。近代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推进了经济正义思想的跨越式发展。洛克强调了财产是与人的生命健康和自由同等重要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自然权利，这是一切自然权利的基础和核心。洛克将经济正义提升到人的权利的核心位置，并成为资产阶级宪法的重要原则和斯密为首的西方经济学思想的重要原则。康德强调正义是基于人的理性的“道德律令”的实践活动，从而通过实践的概念给正义以不断生成的样态。黑格尔对精神劳动及其异化的强调，为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产生做了理论铺垫。马克思是由“林木盗窃法”的讨论开始关注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的，并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深入而系统地探讨了经济正义这一问题，并形成了经济正义思想。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用“经济正义”这一概念，且出于对资产阶级虚假正义的反感，也很少使用正义一词，但是这并不能掩饰其经济正义思想的光辉。

2.马克思经济正义这一概念具有多层次性，在不同语境下有独特的含义，需要对此进行全面地解析。

对“经济正义”这一概念的理解，可谓是众说纷纭，但多集中在对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的讨论中，这是经济正义的核心内容。张雄教授在《经济正义，被定义了的话语》中，强调“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如果一种状态既是平等的，而又具有帕累托效率，那它就被描述为‘经济正义’的。”他精准地抓住了马克思“经济正义”范畴的实质和核心，并进行了通俗化和现代化的语言转换。马克思的经济正义的内涵，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他强调经济正义实现的现实前提是社会生产力的高效率发展，即以国民财富的高效率的迅速增长为前提。从而给人们提供尽可能大的可供分配的蛋糕，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一个正义的经济制度必然是最大限度地推进生产力的增长，产生“帕累托效率”的制度。在此意义上，处于异化劳动状态的工人要比封建社会的农民的经济地位要好得多，这是由个体所拥有的经济正义受到历史发展状况尤其是生产力现状的制约的事实决定的。第二层面，经济正义归根到底反映的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意味着一种合理化的分配和总体上的均衡。张雄教授在其文章中对这个“帕累托效率”进行了具体地阐明，他指出：从柏拉图所强调的契约正义看“，正义的本质就是最好与最坏的折中”，“正义作为社会德性的性质就是不偏不倚，公正不阿”，因此，“它意味着既不牺牲自己而成全他人，也不损害他人而致利于自己的一种德性张扬。”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法律上的正义来说，它是“矛盾冲突的有效协调”；从罗尔斯的社会正义和制度正义来说，平等和自由的优先地位不容置疑，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允许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自由。他还深刻地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内部的经济正义的实现受到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和国际关系的制约和影响，这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博弈的结果。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经济正义强调人们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地位的平等和应该享有的自由权利的平等，关涉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创造财富机会和分配机制中分享劳动成果份额的对等性和差异化的合理限度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或西方均质化抽象化的正义，而是在承认个体天赋差别和努力程度差别的基础上，使个体的劳动获得符合其心理期待和符合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以及吻合其付出的公正待遇。马克思一直强调，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义和绝对的公平。但是，关注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给人以尊重和尊严，达到社会历史发展限度内的最大程度的和谐，则是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应有之义。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经济正义将效率与公平有机地结合起来，带着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并且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3.马克思将经济正义作为其正义思想的核心范畴来使用。

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把自己的正义理论建立在经济正义的内核上，强调经济正义是实现政治正义、文化正义等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一直强调经济生活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地位，尤其是物质利益对人的社会生活和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德意志意识形态》强调“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的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经济正义的核心和实质是让广大劳动人民有尊严地按应该享受的国民待遇活着，让其积极地参与国家管理和制度建设，并获得人格自信，而人民自信的现实前提是让广大劳动人民富起来，像有钱的资产阶级一样拥有“口袋里的权力”。恩格斯也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国民经济学成为唯一的一门科学”，而他则是致力于对这门科学的前提进行批判。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鼓吹的“经济正义”虚假性的揭示中强调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经济正义，从而将经济正义的理论提升到了历史哲学和经济哲学的高度。总之，马克思经济正义范畴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和深刻的内涵，将人们对正义的理想追求和价值追求推到新的境界。

二、建构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的基础：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新采掘

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深刻影响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既是我们深刻理解和批判各种各样的虚假正义观尤其是资产阶级正义观的理论武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以“经济正义”为核心的正义体系并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有机统一的理论基础。只有深刻理解和剖析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内在结构，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现实价值。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内在结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理论基石：基于“人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纬度的正义原则

正义是一种价值观念，是评价现实生活中正义和非正义的价值原则和标尺。

1.正义的价值观念具有相对性，却都以对人性的理解为基础。

张雄教授指出“经济正义是一种价值判断，推崇什么、反对什么，直接受不同国家文化习俗、政治倾向和的影响，它具有相对性。”同理，从不同角度和理论视野提出的正义原则也有相对的特征，但却会有深层次稳定的基础。功利主义哲学家，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将正义变成了总量的算计；罗尔斯等自由主义哲学家，则强调自由的重要价值是他的正义原则；康德强调对基于自由意志和人类理性的道德律令的绝对服从。三种正义观各有特点，却都以对人性的独特理解和考量为基础。因此，基于人性的科学认识并对人的存在的意义的考量，是所有正义理论产生的前提，也是衡量一种正义理论完善与否的重要标准。

2.马克思对人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将人的本质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使人性本身随着历史的波动处于流变状态。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与费尔巴哈等哲学家不同，马克思现实的考察人性，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现实性”进行了进一步揭示，人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可以确认“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并且“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这总是与特定的生产力和交往状况相关。更为重要的这个现实的人所处的世界，现实的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在不断地生成之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此，马克思关于人性的理解特别强调其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更强调其历史性。“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这无非说明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人的历史存在，就是人们的生活本身，而基于这种现实的经济活动基础上不断以肉体的自然形式和交往等社会形式生成的现实的人，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人性。因此，也不存在永恒的正义，正义的价值和原则都随着不断生成的实践在不断地生成中。

3.马克思在人与动物的区别上理解人性，从而使人的本质具有层次性，正义也具有层次性。

正义的基本内涵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的存在“人就是人”，经济正义的重要内涵是为真正的人的存在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用带有嘲讽意味的笔触写道，“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因此，获得生产自己物质生活本身的权力是最基本的经济正义。马克思指出“，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这种生产又与人的需要相关，人有三种基本的需要和生产，一是满足基本生存的需要和必须的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二是满足更高层次需要的生产，包括超出必要生存之外的诸如奢侈品的生产和精神产品的生产；三是人自身的生产———繁衍后代。维持基本生存和繁衍后代的生产，是人与动物一样的自然存在物。所以马克思愤怒道“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当做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因此，他说整个无产阶级遭遇了普遍的不正义，工人阶级所要求的不是历史的权利，而是作为人的权利。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他曾对人是类存在物作过解释，他说“人是类存在物———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看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这种自由，一方面表现在人比动物依赖生活的无机界更为广阔，自然“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另“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而且“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才能“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进行生产”，这才是“真正的生产”是全面的生产———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定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人作为类存在物，高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可以超越自己所属的种属的尺度而按任何尺度进行生产，而且不仅仅按生存需要进行生产，更按美的尺度进行生产。从而确证了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的高贵之处就是，他不仅仅是动物般的肉体的存在，更是精神的存在和超越动物生存本能限制的自为和主动的存在。在此意义上，他认为正义的社会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犀利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把人变成工具而造成普遍异化现实的“非正义性”，工人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而且最为悲哀的是有着自由意志的人有意识地将自己沦为生存手段。

4.正义价值观念和原则的相对性又与历史性紧密关联，从社会历史时间意识上，不同的正义观是立足于不同的时间坐标，具有鲜明的历史纬度。

海德格尔写道，“从将来返回到自身，决心就以当前化的方式把自己带入到处境中。曾在来自将来，其情形是：曾在的将来从自身释放当前。我们把这种作为曾在着的———当前化的将来的统一现象称为时间性。”现代哲学的最大进步是全领域地贯通过去、现在、将来的新的时间坐标系的确立。以现在的时间坐标来看，康德的道德律令是超越时间空间的绝对抽象，而功利主义的正义观是基于资本主义现实存在的正义观，因此，在很多思想家看来缺乏未来和过去的纬度。马克思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坐标中来考量正义和经济正义，基于现实中作为历史绵延环节的现实存在对经济正义进行分析，因此，具有深刻的辩证色彩。如对异化劳动，马克思看到了其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也看到了其不合理性，他把对经济正义考量放入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的时间和空间隧道，这使得马克思的经济正义理论，具有对现实更强的解释力和批判力。

（二）马克思经济正义理论的核心：从宏观层面关涉基本经济制度是否合理合法的制度正义

罗尔斯特别强调制度的正义，他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具体而言，“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而“主要制度”无非是“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它们“确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前景即他们可能希望达到的状态和成就。”这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马克思则更早的对制度正义尤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正义进行了系统地论述。马克思眼中的制度指的是“迄今为止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权力”。一方面，从历史的普遍性上，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评价社会经济制度的一般标准，并对所有的经济制度形态进行了纵向考察。马克思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经济正义意味着“经济制度”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契合。“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对生产方式的符合，有两个层面：从生产力角度看，正义的经济制度意味着在生产力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大大推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为人们创造丰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解放；从生产关系上，正义的经济制度要有符合人类进化的增益目标，要彰显人的高贵存在的特有的价值，要人以人的尊严和自由地活着和发生交往等社会关系为前提。马克思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对一切社会形态的经济制度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给予了辩证分析。资本主义曾创造了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奇迹，建立了世界市场，开启了全球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彰显了人类主体翻天覆地操控自然的巨大力量。然而，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走向它的反面束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惊叹到“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隘了，再容纳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来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在此意义上，伯曼指出马克思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最激烈批判的人，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最热情赞扬的人。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特殊意义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正义进行了特别的关注。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处于普遍异化的现实存在，探究了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根源。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转引布雷的话说，“这样去探究事物的本质，我们就会发现一切统治的形式，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公平都是从现在占统治的社会制度，即现存的私有制度中产生出来的。因此，要永远消除现在的不公平和贫困，就必须彻底摧毁现代的社会制度……”“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枉费心机地希望通过消灭现存的不平等但并不触及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来纠正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这种反常情况”，“政府是财产不平等的产物，而财产的不平等和现在的社会制度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指出“只有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弄清楚国民经济学运动本身的真正规定性。”马克思强调说“在私有制范围内”，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的存在物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种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马克思进一步具体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呼吁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只有废除私有制，在公有制大家共同拥有社会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工人阶级才能拥有经济正义，通过自己的劳动公平地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进而消除异化的生活困境，自己拥有自己的产品、自己的类生活、掌控自己独特的类活动劳动，才能与社会的其他人处于平等的地位。因此，基于基本经济制度在整个社会结构的核心地位，马克思的经济制度的正义分析，把人的解放看成了人们不断打破不合理制度模式尤其是经济制度这种根本的社会制度的束缚并探求新的制度模式以实现人的幸福的历史过程，是“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

（三）马克思对“按劳分配”具体社会主义经济正义原则的论述，具有现实性历史性的特质，为我们建构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理论提供了范式

马克思认为人们的生活的现实性是人类存在的现实前提，他同时强调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生产正义实现的前提，强调“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多寡是实现分配正义的现实前提。在此意义上，他将共产主义区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并强调“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不同，按劳分配具有走向更合理的按需分配必要环节的特征。一方面，他强调与历史和生产力状况相契合实行按劳分配的必要性，更强调要辩证看待按劳分配。按劳分配作为对按资分配的扬弃，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有其局限。另一方面，基于历史理性，马克思反对将“按劳分配”做教条化理解。他在《哥达纲领批判》强调，从来都不存在着“不折不扣”的按劳分配，为了社会的整体发展，很多对劳动的扣除是必须的。因此“，按劳分配”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的唯一标尺和照耀万物的“以太”，但是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按劳分配”却是维持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的重要纬度。总之，马克思历史地看待经济正义问题，将经济正义的解决置身于社会发展的历史流变之中，无论是制度还是其经济正义的框架，都必须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通过积极的“易”，确定其合理性。这为我们客观地看待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现实困境和理论困境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当然，马克思的经济正义理论有更多的内容值得我们去探讨。总之，马克思站在现代性和现代性批判的高度，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尤其西方经济学开辟的现代性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洞察，发出了“不是资本创造世界，是工人的劳动创造了资本，资本的本质无非是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物化”的历史评判，从而把经济正义的深度和广度推到了新的境界。马克思对经济正义的贡献表现在：一是，在阶级立场上，对经济主体利益的关注，由“少数人”到“多数人”进行了价值标准的转换。二是，对经济正义的考察从现实中现象出发，而历史地深入到根源本质的考察即社会所有制度即基本经济制度的考察上。三是，对经济正义进行了现实的具体的全面的考察。如内容上经济正义包括生产资料所有的正义、劳动者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的正义、劳动过程的正义以及劳动者用自己的获得自由的兑换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正义。四是，从人的本质的高度审视正义与非正义，并在历史发展的时间空间坐标下考量经济正义问题，因此赋予经济正义更广阔的视阈。

三、新政治经济学建构的关键：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

理论只有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才有威望。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挖掘本身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呼唤。中国需要不同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新政治经济学，建构新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是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对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有着理论基础和方向指导的意义，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1.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正义思想为指导。

一个国家主导正义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对流行的正义理论体系的现实的选择，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以其深刻性构成中国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理论的基础。现在，中国比较流行的正义理论，有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正义观，有西方的功利主义正义观，有康德的基于自由意志的道德律令的义务论正义观。他们各有优缺，可谓是各执一词。但是，从历史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和人的本质意义上的价值维度上双重去考量这些事情，马克思的正义思想会有更明智的结论。马克思强调人有其为人的意义上的崇高性，要基于历史的发展和人的本质的科学内涵来进行正义的评价，不能因为“多数人同意“”自愿”等为不正义的行为开脱。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的构建，其核心是对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和中国化的深度推进。

2.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建构必须坚持人民经济正义的主体立场和价值维度。

一个国家主导正义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基于经济基础的一种理论立场的选择。中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的构建，必须坚持人民的经济正义的价值纬度作为基本原则，指导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进行行为抉择。人民的经济正义纬度，有利于社会的成功人士看到自己的幸运背后的庞大群体的默默的支持，而慎重地对待自己的成功和财富；人民经济正义纬度，会使得政府机构和企业决策者超越所属组织的特殊利益，而基于社会发展的高度有更强的责任意识和更高的价值目标；人民经济正义纬度，有利于对强拆等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更快更强地达到舆论的一致声讨，从而一定程度上遏制和腐败现象，也有利于对互联网金融等有利于更多人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经济创新制度和举措，消除一定的阻力，有利于他们更好地成长。

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建构的关键是制度建设。

制度是社会的基本权力结构的安排，对于个人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制度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并相应地必须进行生产关系的调整而呈现出一个不断生成且一旦生成对整个社会发展起统摄作用并呈现出刚性稳定结构的状态。一个社会的制度作为形式规定整合着个人，并成为个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以及活动的自由限度，因此对于社会整体稳定和发展动力的激发与控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尤其对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的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传统、人民的个体性尚未得到充分发育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转型中的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可以看到世界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各国多样的制度模式的利弊，因此，为中国构建自己的制度提供了必要条件。中国社会主义正义体系建构的制度建设的关键是认清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中介阶段，处于与资本主义诸国的普遍历史联系中并面对自己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困境，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开放的心态，大胆地对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进行创造性的理论融合，并构建有中国特色和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的系列制度，为社会主义人民主体性的发展和创造性地发挥以及在经济正义基础上的美好幸福生活提供制度的引导和保障。

政治经济论文例10

1引言

所有学派的经济学家都确信，自由贸易比保护贸易好。传统贸易理论已经很好地证明，自由贸易可以避免保护政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实际上，他们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即使其他所有国家都实行贸易保护，自由贸易仍然是最好的政策。他们提出，如果其他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保持开放的国家从廉价的进口品中所获得的利润仍将大于其在拒绝出口的市场上的损失。尽管经济学界存在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倾向，但贸易保护从未消失，能真正做到自由贸易的国家为数极少。尽管许多国家想要利用外国市场，但是他们又通常不愿意开放自己的经济。即使支持自由贸易的论据充分，贸易保护主义仍不断以新的面貌出现。

主流贸易理论是将贸易政策视为提高经济效率（或福利）的一种手段，而这恰恰使它在解释现实的贸易政策时面对着一个锁死的怪圈，即如果是追求效率，就要选择自由贸易政策；如果选择贸易干预政策，就不能实现既定的经济效率或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这促使我们必须从新的角度来思考贸易政策的本质，那就是收入分配问题——经济学的另外一个主题。“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正是从这一主题出发为填补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奠定了基石，成为近二十多年来贸易理论迅速发展的一个令人瞩目的领域。它将政治学的范式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作为公共政策决策的具体形式之一，从国家非经济效率的目标或社会利益（特别是收入）分配及冲突的视角去探寻贸易政策产生和变化的政治过程，因而比纯贸易理论更好地诠释了现实中贸易扭曲政策的存在、形式、结构和演变。

2贸易政策决定的政治经济学模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政策制定中的政治和社会因素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与此相应地，经济学家们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中建立了一些政治经济学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政府的目标是成功地掌握政权和维护政权的稳定而非社会福利最大化。

（1）中点选民模型。中点选民模型假设政府是民主产生的，任何一个政党只有得到了多数选民的支持，该政党才有可能执政，因此，政府在选择任何经济贸易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如何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中点选民的意见将会代表多数选民的想法，因而政府要尽可能地选择靠近中点选民的意见的政策，越接近中点选民意见的政策越能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2）集体行动理论。研究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所谓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种政策是否被政府采纳并不在于受益或受损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利益集团行动是否有效。在影响政府政策的游说中，人数较少的利益集团容易统一，从而在集体行动中步调一致，在游说中取得成效。而人多的群体，搭便车的人越多，积极参与的人反而少，意见也不容易统一，集体行动的效率低。

贸易中受损的集团每一分子平均涉及的利益一般会很大，他们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游说政府限制贸易以保护他们的收入。人们一定以为在贸易中收益地集团会同样尽力去说服政府放宽贸易限制。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和其他大部分国家，在制定贸易政策时，想限制贸易的人比想放宽贸易的人更具影响力。一般说来，任何产业中贸易收益者的集中程度，对情况的掌握程度，以及组织程度都不如那些贸易受损者。

从政府利益的角度看，尽管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但是当多数人的利益无法形成一种力量对其决策形成影响，而且政府迎合少数利益集团利益泛、而能够赢得更多的选票时，按照“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政府往往会选择总福利水平下降、大多数人利益受损而少数人收益的贸易政策。

（3）次优理论。它最早由理查德•利普塞（RichardLipsey）和凯文•兰开斯特(KelvinLancaster)提出的。他们指出传统的贸易模型只有在其前提条件——所谓均衡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具体到贸易领域，只有在所有市场因素都能得到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自由贸易才是最合理的政策——最优政策。而现实情况是各国或多或少地面临市场失灵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尤甚。这样自由贸易的优势就无法得到最大发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政府主动干预，引进或增强激励机制，才能抵消市场失灵的后果。政府插手可能会扭曲经济信号，但如果运用得当，恰好可以平衡市场失灵的市场结构，此时干预贸易的政策就是次优选择，它比自由贸易更实际也更恰当。

（4）战略贸易理论。它由加拿大学者詹姆斯•布兰德（JamesBrander）和芭芭拉•斯潘塞（BarbaraSpencer）创立，他们认为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比较优势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争取“租”（某种要素投入某个部门的所得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变得日益重要。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实现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进而消除“租”的问题。但规模经济理论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强调了不完全竞争的和寡头垄断竞争的存在，认为政府可以采取特殊行动帮助自己的寡头企业。政府政策可以帮助企业产生正的外部效应和将利润从外国公司转移到国内企业，以提高自己的国民收入。

（5）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根据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国家政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私人集团为增进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公共手段制定出来的，而不是为了促进公共福利而无私地制定出来地。这个学派认为，经济政策是权势集团为了私利进行竞争和执行分配策略的结果。他们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学文献（内生性贸易理论）就说明了这种做法，它指出关税和其他阻碍自由贸易的手段完全可以被理解为特定集团的寻租行为。

一国国际贸易政策制订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但特定的国际贸易政策不可能公平地满足和实现所有需求者的利益，必然或多或少地损害一部分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的利益，至于最后选择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和实现一个利益集团或政府部门的国际贸易政策，这要看这个利益集团或政府部门是否拥有更多的权力资源和谈判砝码，因此国际贸易政策形成过程就是不同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在权力资源基础上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选择的结果。

（6）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的最初倡导者是美国经济学家查里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他认为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建立和管理自由经济。金德尔伯格说，领导国建立自由世界经济既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也是为了全世界的经济利益，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和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Krasner）则认为霸主建立自由世界经济主要是为了促进自身的利益，特别是政治和安全的利益。

对霸权稳定论进行最详尽、最系统实证性评论的人是经济史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Eichengreen，1989），他说霸权和贸易自由化之间存在着积极的联系。在比较19世纪的历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之后，艾肯格林得出结论说：“在历史记载中，多边主义取得成功的唯一例子恰恰与某一个大国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发生在同一个时期。关贸总协定运作越来越困难恰巧与美国经济相对衰落发生在同一时期”。

根据霸权稳定论，当国际体系中具有超群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某一突出国家即所谓霸权国家出现的时候，它必然要求并试图建立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这是因为自由贸易体制能够增加其全体国民之所得，提高其经济增长率，增进其在全球的政治影响。但是一旦霸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被削弱从而失去盟主地位，它就可能转向保护主义，以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这时稳定的国际经济关系或自由贸易体系就将受到挑战，保护主义可能成为一些国家的选择。

3国内文献考察

我国很多学者针对具体的贸易政策进行了政治经济分析，仝娜（2006）利用中点选民模型对产生保护贸易制度的原因进行分析，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分析了保护的成本和收益，并利用布罗克（Brock）、麦基（Magee）和杨（Young）的竞选贡献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单的数学化推导，得出贸易保护的水平和结构是需求方（按照行业来组织的利益集团）和供给方（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相互作用的结果。

朱彤、樊茂勇（2000）对GATT/WTO格局的变化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国内强权利益集团的利益左右着政府的政策导向，国际经济格局的构筑取决于强权国家政府共同博弈的结果，而强权国家的权力则取决于它在国际生产和金融中的统治地位，各国相对经济实力的改变必将引起现存的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

赵君峰（2006）对反倾销进行的分析认为，由于消费者和反倾销的生产者在团结程度以及对政府的影响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导致政府制定的贸易政策多是有利于那些反倾销的生产者，而消费者的福利则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耿伟（2003）认为如果现实中存在收入再分配成本、信息和投票成本、“免费搭车”问题、不完全信息制和代议制等，那么贸易保护主义会在政策决策中以少胜多。经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政治市场的不完善是影响贸易政策选择的两大因素。经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削弱了自由贸易政策的效率优势，而政治市场的不完善导致游说活动发生，使贸易政策被利益集团左右。

王元颖（2004）指出，关税只是一种表象，是收入或财富进行分配的一种手段，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利益之争和利益博弈，由此关税政策成为政治利益集团公共选择的产物。朱启荣（2003）采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各国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内在动机，指出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各国追求自身利益博弈的结果。

朱传杰（1999）认为国家利益以及国家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选择倾向，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各个国家国际贸易政策的取向，国际贸易政策不仅是内生变量，而且只要国内市场的竞争不够充分或存在垄断，贸易保护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像一个幽灵一样飘荡在自由贸易的上空。

盛斌（2001）认为作为收入分配的次优手段，贸易政策可能是“慈善”的政府实现社会福利函数和提供社会保险的途径，也可能是“自利”的政府为了寻求政治支持或竞选获胜向少数利益集团出售的政治商品，也可能是在“民主”的政府目标函数下兼而有之。

周茂荣、杜莉（2004）从静态博弈的角度出发，证明了任何一国试图实施单边自由化的努力都很难成功，短期内各国出于本国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均会选取保护贸易政策

4结语

对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较好地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现实的缺陷，但仍存在几点不足。

贸易政策的中点选民决定论理论上似乎没问题，但在解释很多民主政府选择牺牲大多数人利益来保护少数人利益的贸易政策方面，却遇到尴尬，不如集体行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利益受损集团会尽力游说政府实施贸易保护，而这极容易出现寻租现象，滋生腐败，使政策的选择出现偏差，使贸易政策有可能成为体现个人意志和谋求个人利益的糟糕政策，从而消耗了有限的经济资源，造成社会净损失。

次优理论和战略贸易理论鼓励政府干预经济，却有可能导致政府的无效率干预，因为政府干预政策的成功，需要许多限制条件，如完全准确的信息、恰当的政策工具、战略产业的选择、恰当的干预时机、恰当的干预力度等等，一旦这些限制条件无法满足，就可能导致政府的无效率干预，扶持了没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导致资源的浪费，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损失。

霸权稳定理论倡导建立一个由霸权国家领导的国际体系，其将霸权假设为国际合作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论断是没有充分证据的，也不能解释霸权衰退之后国际合作的可能性。霸权一定程度上能带来贸易的自由化，但也可能导致单极世界的产生，出现霸权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他国利益，弱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无话语权的现象。

新政治经济学似乎过于强调利益集团在贸易政策形成中的作用，认为政府的贸易政策是为了换取利益集团的支持“待价而沽”，或者说政府蜕变成了特殊利益的俘虏。这种分析忽视了政府在政策形成中的作用，其实政府在多个利益集团的冲突和博弈过程中可以处于一种相对超脱的地位，它可以选择与不同的利益集团结盟，或是将不同议题捆绑起来，在和利益集团的博弈中更有利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