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和化学论文例1

设计艺术在处理好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同时，更偏重解决好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格外重视所设计的产品对人的心理与生理所产生的作用。艺术设计学是一门边缘交叉的新兴学科，是集汇艺术、科学、经济三门学科研究的主要所研究的内容，它的内涵和外延在当前作用下不断地充实和发展，目前它的学科体系尚在构建和完善中。在潘鲁生主编的《设计艺术原理》一书中，给设计艺术下的定义：是指以设计艺术的纵向历史发展和横向的理论研究为对象，针对设计发展和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以及经过不断验证提炼的艺术规律，进行总结、分析和凝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前瞻性和规律性的理论指导，是对设计艺术活动的理性思考。设计艺术几乎包括了设计艺术学中的研究内容、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

（二）环境艺术设计的概念和内容

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创造理想生存环境的历史；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也是人类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历史。环境艺术设计是时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环境艺术是以科学美为前提，进而表现出功能美；以功能美为基础来达到完善科学美的目的。在人是按照美的规律创造事物的的原则驱动下，人类对环境的艺术化处理，即环境艺术设计，是改良人类生存环境、提高人们生计质量、创造出理想生活的一种有用手段，环境艺术起码包含城市规划、建筑艺术、园林艺术、公共艺术、城市雕刻、壁画、和供人们生活、工作、休息的内部空间，即室内空间。

（三）设计艺术学科中有关环境艺术设计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设计艺术学科是一个具有归纳、多元交织、权变的特别学科。由于其学科的本性决定了，它与新的材料，新的科学技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观念、新的艺术形式、新的创造发明等等，它与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对其产生影响，甚至会因为某个因素让其发生变革。因此，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设计主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可以这样理解：设计系统的主体是由许多其他学科的学科体系和相关学科的系统连接。设计艺术学科便是一个完全通达的学科体系，它必定要不断汲取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新方式、新方法，以此在多元、交叉学科中不断发展壮大，以适应时展的需要及社会的需求。环境艺术设计学科包含在设计艺术学科中，它自然而然受其影响，也要不断地吸收-发展-壮大，以便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二、环境艺术设计的范围及其理论研究的内容

（一）环境艺术设计的范围

环境艺术设计是为社会大众创造出更加适宜的生存、生活以及发展的理想环境，是为社会大众营造出舒适、理想的生存环境空间的设计行为和设计方法。它与人类生活所涉及的多方面因素休戚相关，同时它与人类多方面的联系不仅对维持现代人类生活起着直接作用，也体现出了浓郁的时代文化特征。环境艺术设计的范围，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美学等，系属跨领域跨多种学科，范畴极其宽泛。它是集多种艺术、学科组成的综合性的有机整体。在其与空间、时段、目标的广泛性上，凸显出了它与其他艺术门类不相同的特征。它是以自然环境为出发点，通过人为的空间分割、规划、设计和景观营造建设手法，采用各种艺术、技术的手段，在满足人的需求的基础上，协调人、社会、自然环境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此营建出优质的生活、生存环境。“它包括建筑设计，室外环境设计，室内环境设计，景观设计，绘画，雕塑，广场设计，围绕主体建筑相关的外部等路桥和辅助设备，城市规划设计也属于这一范围”。

（二）环境艺术设计理论研究的内容

环境艺术设计是一个覆盖面很广的跨多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因为它具有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艺术，其决定了和建筑学、环境心理学、美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等学科的有机结合。环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们见识的不段增长，人类生活面的不断扩宽，环境艺术设计自身的知识面也要不断的拓展。其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三、环境艺术设计在整个设计学中的作用和意义

（一）环境艺术设计是多学科的综合

1.设计学中对设计类型的划分

在设计学中，对于设计类型的划分，不同的设计家和设计理论家由于自身所处的设计范围和他们本身所从事的行业的对设计的观点不同，进行过不同的归类。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发展，设计的领域也在不断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生产的各个领域扩展，过去的设计类型的划分方式已不能适应当前的设计活动，复杂的设计现象。在这样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设计家和设计理论家绝对倾向于按设计目标的不同，把设计大抵划分为：“为了传达的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为了使用的设计——产品设计；为了居住的设计——环境设计三大类型，这种划分方法的原理，是将构成世界的三大要素：自然——人——社会，作为设计类型划分的目标点”。

2.环境艺术设计是多类型的设计

环境分自然因素环境和人造因素环境，自然环境经由人工的设计、划分、营建、艺术化处理而成为人造环境。人工环境按照空间形式可划分为室内环境和室外环境，按功能划分，可分为居住环境、商业环境、工作环境等。设计界和设计理论界由于对环境艺术类型的区分并无统一的准则和方式，所以多半是根据空间形式来进行分为建筑环境设计、城市规划设计、室内环境设计、室外环境设计和公共环境艺术设计等。

3.环境艺术设计综合多学科

环境艺术是一门综合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美学等的艺术，是一种人为的艺术和自然环境表现形式的艺术。环境艺术设计即满足了人们生活的需求，又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推动了环境设计的可持续性发展。“诗意地栖居大地”，“适合于人、适合于空间、适合于时间”，即环境艺术设计的“三个适合”，它与环境艺术设计的“三个原则”其作用越来越被人类重视。比如，在多元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推进下的我国城市环境艺术，其发展模式也愈加的现代化，多样化，专业化。其文明发展，也融汇科学性、艺术性、公共性、趣味性于一体，经过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活化处理，从而促使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推动环境艺术与城市环境设计的和谐、绿色、可持续性的良性循环发展。

（二）环境艺术设计对当下建立设计艺术学科有了新的认识

进入21世纪后，环境艺术设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人们创造理想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对建立设计艺术学科的主题的确立一个新的认识。当今环境艺术设计，把经济、意识形态、技术、社会特质加以重视；在环境艺术设计的诸多要素中，将技术、科学、人文、美学等和其他商业因素加以融合，成为一体，大大扩展了设计艺术学的深度和广度。资源问题、生态问题、设计形态问题是21世纪我国设计艺术发展的三大主题。环境设计对未来社会文明的思考，不能简单地理解与市场结合即可，而是要有长远发展战略的眼光，如何进一步解决未来新的社会问题和进一步更新现有的设计语言？因此，对环境艺术设计的研究更应以“知识整体”的观点为立足点，不断的在整个系统中吸取新的理论、方法、方式，促使设计艺术学逐渐的完善和成熟。

（三）环境艺术设计在设计学中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设计实践、设计现象、设计规律是设计学研究的一门专业学问。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国设计界长期以来都只是重实践轻理论，或重技艺轻研究，造成了设计理论和设计实践的失调。忽略理论和实际的钻研，便是忽略能给将来带来成长的强大优势，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和来源，而理论反过来又能指导设计实践，让实践得以提升，如此循环反复，并不断的推动设计实践和设计理论得以全面深化和发展。环境艺术设计是理论和实践的综合体，其设计理念、设计手法、设计思维、设计表达等都离不开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同时其设计理论通过设计实践得以全面深华。环境艺术设计如果没有具体的设计事例来说明就会显得空洞；具体的环艺设计实例没有抽象理论的作依托就难以达到解决问题的实际。以设计的形式美法则为例，人们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时，可运用形式美的规律进行构思、设计并把它实施、营建出来。就是利用重复和交替、韵律和节奏的形式美法则作为构图手段与设计实施，这是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力回答。

（四）环境艺术设计体现设计的文化特征设计文化是人类艺术创作的文化

设计作为造物文化，它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综合体现。“文化是人的产物，人也是文化的产物，人创造文化，同样文化也造就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设计文化的体现，反映的是文化的创造力和主动性。“文化是一种经过时间的洗礼而形成的生活印记的沉淀，是不可复制的”。雷蒙.威廉斯曾说：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方式描述。由于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以及历史发展不均匀性，形成了各国、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特征。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其文化博大精深，拥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且经过千百年的继承和发扬，构成了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特征。文化在其向前发展过程中，出现一种特定现象即文化回归、文化复旧和文化反弹的迹象，环境艺术设计是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同其他文化一样出现此迹象，也就是常说的本土化现象，环境艺术设计的本土化，也正迎合了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方向。我国当下环境艺术设计中对传统文化要有新的理解，而不是照搬照抄，应该在继承中求发展。如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设计，就是我国传统环境设计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扬的综合体现。向前发展过程中，出现一种特定现象即文化回归、文化复旧和文化反弹的迹象，环境艺术设计是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同其他文化一样出现此迹象，也就是常说的本土化现象，环境艺术设计的本土化，也正迎合了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方向。我国当下环境艺术设计中对传统文化要有新的理解，而不是照搬照抄，应该在继承中求发展。如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设计，就是我国传统环境设计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扬的综合体现。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是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继承是环境艺术设计发展的源泉，创新是环境艺术设计的灵魂。人类环境要持续发展，必须要把人类文化和历史加以保护和利用，并借用科技的力量不断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

环境和化学论文例2

[作者简介]李一健（1989―），女，东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发展理论。（江西南昌 330013）

一、新时期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软环境的方法和途径

比较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将“软环境”解释为“是指与经济社会活动直接相关的非物质条件，是无形要素的集合”。[1]主要是制度环境、体制环境、政治环境，行政环境、法制环境和政策环境；以及服务环境、投资环境、治安环境，诚信环境与人文环境等等内容及要素组合成了整个的软环境系统。[2]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的因素渗入到了所有社会环境条件下的活动中。而人文环境和文化环境是软环境的本质内容，再加上软环境又是无形要素的集合，是以非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集合，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且人类长期的社会活动中会不可避免地留下软环境所烙上的印记。除此之外，人们在文化和精神上的状况一般可由精神文明的建设来反映，而软环境的建设恰好包含在这个范畴中。

软环境不是一种物质范畴的要素，虽然无形但却具备巨大的力量。以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来引导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以及培养新一代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青年，一直以来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的两个主要宗旨。毫无疑问，软环境这个“软件”的不断挖掘与建设正是这两个宗旨所需求的良好育人环境的正确着力点。专业性的书籍资料和教学设备等等这些硬环境，仅仅是理论教育环境建设整个过程的基础部分，犹如没有灵魂的躯干。而建设软环境所应该重视的部分，应该是朴实的学术道德风尚、清新的校园学术风气和先进的学科建设理念。这些内容才是建设良好的理论教育环境的关键。与其他自然学科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更加重视上述软环境的建设；而良好的教育软环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中也更能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

对于我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来说，增进教育“软环境”的各项深入研究以及实际建设都将大大提高整体理论教育的效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必须要从单纯的高校学科教育领域逐步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建设的领域中来。马克思主义教育必须不断地由理论向着实践推进，向着整个思想教育的社会化推进。

二、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相关软环境的内容及其现状

不断培养共产主义新人，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教育和传播工作的目的之一。站在这个基础上，从人的角度来说，不断地提高精神文明的建设和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软环境建设，这两者之间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两者都与我们“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相一致。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工作要想顺利开展，要想发挥出应有的影响力和生命力，要想取得丰硕的成果，必须要有一个和谐、有发展前景、软硬兼备的环境。具体来说，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良好软环境主要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人文环境。良好的教育软环境应该包涵先进的文化观念，应该对身处其中的人呈现一种人文的关照和正确的价值追求，这是实现理论教育目标的前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的目的是通过书本理论知识的传播，塑造受教育者的内心品性和优秀人格，从而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信仰，对整个社会履行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其次是制度环境。人文环境的作用是引导，制度环境的作用是一种约束。教育必须是引导和制约的结合。由高校相关机构制定全面的、具体的针对所有教师和学生的合理规范，同时辅以强制性的执行力量，营造守规矩的氛围和统一的道德伦理标准。这些都有利于严谨严肃的理论教育工作的实施。

再者是精神环境。精神方面的环境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所有相关人员。从微观的方面来说，教师、学生以及各类行政工作人员都要融入整个学校的良好学习氛围和道德风气中。从大的方面来说，则是涉及到整个优秀民族精神的弘扬，爱国爱党的社会价值观等。

最后是创新环境。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质特征是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受众不仅是高校内的学子，更是整个社会的广大群众，当然也不能一成不变，墨守成规。任何的教育实践活动一方面要紧跟时代步伐，应对各种新的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还必须先使自身的教育方法和教学内容不断推陈出新，全面达成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创新”二字。因此一种与时俱进的良好创新氛围是建设软环境的重中之重，

当前我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软环境建设工作，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也存在这一些明显需要改进的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于建设软环境的重要性已经有一定程度上共识，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缺乏系统性的规划和内容。我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进展到当下阶段，已经具备了日渐成熟并且高度可控的硬环境。公众的目光不再只集中在校园硬件设施方面，而是渐渐转移到了校园学习风气、校园学习环境等无形的方面。这些内容虽然没有实质的物质形态，但却对整个的理论教育工作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校园学习风气、学习环境的建设也不仅仅是喊喊口号，而是落实到了各种富有成效的实际行动中。但是对于整体的校园理论教育软环境的建设，我国高校还普遍缺乏比较系统的理论指导以及具有良好实践性的规划和内容。

第二，建设软环境的实践性工作取得初步的成效，但缺乏真正凝聚在一起的合力。软环境的建设有利于提升整个校园的育人环境，我国各高校均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实践活动，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谐校园”的理念是其中比较突出的成果。办学指导思想，教学实践以及素质教育的全面开展等工作均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与创新。但这些方面的工作并没有在所有相关人员之间形成思想上的统一认识，教师与学生之间、行政人员与教学人员之间未能形成协调一致的凝聚力。

第三，软环境建设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整体上未取得明显的效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始终面对着各种复杂的外部环境，各种复杂的、动态的非物质因素冲击着旧有的教育形式。因此，软环境的建设不能再是传统的“灌输式”，而必须利用各种不同领域的新文化元素渗透到多样化的教育形式中，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新的文化环境和新的社会价值不断地涌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软环境建设如何与时俱进地与之有效契合尚没有统一的定论，整体的效果也并不理想。

三、高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软环境如何优化

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3]建设良好的理论教育软环境是一项具有时代性意义的系统工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一是要选择和优化现有的外部环境，二是要主动地建设新的外部环境。这样才能更好地与时俱进地适应多变的外部环境，并且利用环境达到良好的理论教育效果。

首先是人文环境的优化。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根本要求。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和培养正确的文化观念必然是以良好的人文教育软环境为基础的。细分开来，良好的人文教育软环境需要对受教育者引导出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需要融入和利用各种精神物质文化，从而树立先进健康的现代主流文化观念，促进个体成员的社会化。

其次是制度环境的优化。理论教育的软环境必须能够像硬环境一样有效地约束受教育者的实际行为，这个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健全的制度这一群体内部的行为准则。理论教育是一种以切实提高受众思想道德素质为目的的教育实践活动，因此必须要有健康有序的制度环境作支撑。良好的制度环境既包括教育教学环节中科学合理地建章立制，也包括相应的考评机制和激励机制。两者相配合才能有效规范所有成员之间的竞争和协作，从而进一步将精神人文环境等有利因素调动起来，实现最终具体的合理制度化。

再者是精神环境的优化。宣传和发扬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且维护其权威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所肩负的重要责任。因此，道德教育必须与精神环境建设并举，必须要渗透到环境建设的方方面面，渗透到受众的深层次意识中。微观上讲，校园风气、学习风气和教学风气的建设必须重视道德教育；宏观上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与时俱进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以学习榜样、廉洁自律为核心的党员精神更加要重视道德教育。

第四是创新环境的优化。相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领域中的硬环境，软环境更显其复杂性和系统性。软环境的各个部分和各个因素之间是相互联系，有机结合的。教师、学生以及学科管理部门构成了整个软环境建设的实践主体，每一个环节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灌输式的传统教育无益于整个软环境建设的顺利进行，与时俱进地增强创新精神，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并采用创新的教育形式，才能取得新的育人成果。

最后是诚信环境的优化。社会成员的诚信始终是保证社会健康运行的基本道德要求，因此着力优化诚信环境必须根植于整个软环境建设的每个环节。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诚信更是其最基本的要求。因此必须将优化诚信环境定位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软环境建设的基调，才能保证整个软环境优化之路的推进。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政党最有力的政治工具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它肩负着传播和维护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落后僵化的思想观念和提高人民思想认识的伟大使命。与此同时，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全心全意服务于社会主义现实运动的优秀无产阶级新人的培养也必须以全面而富有成效的理论教育为后盾。

我国当前处于全球化的新时期，进入了扩大改革开放的深水区，社会环境受到了来自于各个方面的渗透和影响。因此更应该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软环境的建设。良好的理论教育软环境能够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社会化，能够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进而全面推动党的建设的新事业。

[参考文献]

环境和化学论文例3

作者简介：王雪梅(1976-)，女，重庆永川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科学计量学、GIS与文献计量学集成研究.

资源与环境科学以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地球系统特别是地球表层系统的特征和变化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涉及地球科学及其分支学科，以及生命科学、化学、工程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及管理科学的诸多分支学科领域。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源环境科学提出了巨大需求，中国科学院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相关的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问题，在资源环境和地球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3］。利用WebofKnowledge平台SCI-E数据库，对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及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进行统计，并与全球及中国论文产出相比较，了解中国科学院在地球科学与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研究产出及其发展状况。

1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从WebofScience的251个学科分类中遴选出与地球科学、环境/生态学相关的学科，根据学科分类在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SCI-E)数据库检索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相关论文，应用美国汤森路透公司的ThomsonDataAnalyzer文本挖掘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制图，对全球和中国的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产出进行统计分析。

地球科学(Geosicence)领域包括：能源与燃料(Energy&Fuels)、地质工程(Engineering，Geological)、石油工程(Engineering，Petroleum)、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Geochemistry&Geophysics)、地理学(Geography)、地质学(Geology)、地球科学多学科(Geosciences，Multidisciplinary)、湖泊学(Limnology)、气象与大气科学(Meteorology&AtmosphericSciences)、矿物学(Mineralogy)、矿产与矿物加工(Mining&MineralProcessing)、海洋学(Oceanography)、古生物学(Paleontology)、遥感(RemoteSensing)、水资源(WaterResources)；环境/生态学(Environment/Ecology)领域包括：土壤科学(SoilScience)、生态学(Ecology)、海洋工程(Engineering，Marine)、环境科学(EnvironmentalSciences)。

2015年2~3月在SCI-E数据库对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的SCI论文产出进行检索和统计，中国科学院检索范围包括署名中有“中国科学院”的论文，包括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不包括未署名“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科技大学论文。

2中国科学院论文产出总体态势

2009—2014年期间，SCI-E共收录论文955.6万篇，其中署名中国的论文有113万篇，署名中国科学院的论文有15万篇。图1反映了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2009—2014年年度论文产出量变化。全球、中国、中国科学院的SCI论文分别以年均2%，14%和10%的速度增长。2014年与2009年相比，全球SCI论文增长近11%，中国增长约为93%，而中国科学院增长了62%，由图2可见中国SCI论文增长速度远高于全球论文增长速度。

图3统计了中国SCI论文占全球百分比和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占中国百分比，表明中国论文占全球的份额持续上升，而中国科学院论文占中国的份额则逐步有所下降，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占中国科学院的份额稳中有升。从图2也可见，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2014年与2009年相比，SCI论文增长了约92%，与中国SCI论文的增速很接近，高于中国科学院整体的论文增长速度。

将2009—2014年环境/生态学和地球科学领域各年论文按照被引频次高低统计TOP1%，TOP10%，TOP20%和TOP50%论文的数量，以及中国和中国科学院相应级次TOP论文的数量，并统计中国占全球的比例和中国科学院占中国的比例(图4)。

根据论文全部著者统计的结果表明，中国在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基本为15%~20%，中国地球科学领域TOP论文数占全球的比例高于环境生态学领域，并且地球科学领域TOP1%的高水平论文比例很高。中国科学院在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为26%~32%，中国科学院环境/生态学领域TOP论文数占中国的比例高于地球科学领域。

3资源环境科学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

基于SCI学科分类，分别对2009—2014年全球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比例、中国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占中国SCI论文总数的比例，以及中国科学院SCI论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的论文数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全球各学科领域中，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发文最多，发文最多的20个学科领域主要侧重于医学和生命科学等，相比之下，中国产出偏重于材料科学以及化学、物理等相关学科领域，中国科学院在环境科学方面论文产出数量比例较高。

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占全球自然科学领域论文产出的8%左右，中国该领域论文产出占中国SCI论文比例接近10%，中国科学院该领域论文产出占中国科学院SCI论文比例约为20%(图5)。

2009—2014年，中国SCI论文占全球比例约为12%，而资源环境科学领域中国SCI论文占全球份额超过14%。其中，环境科学是全球、中国和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的最主要的领域。此外，中国在能源与燃料、遥感、地质学等方面论文产出占全球比例相对较高，而在生态学、古生物学等方面所占比例较低。中国科学院关于古生物学方面的SCI论文在中国资源环境领域论文中的比例最高，达到54%；此外，在土壤科学、地理学、湖泊学、生态学、气象与大气科学等方面的论文占中国的比例也较高，但在石油工程、海洋工程等方面所占比例较低，不足10%(图6)。

图7中，气泡的大小表征资源环境各子领域占全球资源环境科学领域论文产出份额的大小，即点越大，该子领域论文数在全球资源环境领域中的比例越高；X轴表示资源环境子领域中国占全球论文的百分比，值越高表明该子领域中国占全球的比例越高；Y轴表示资源环境子领域中国科学院占中国论文的百分比，值越高表明该子领域中国科学院占中国的比例越高。气泡大的那些子领域(如环境科学等)是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比较多的热点方向；右下角的那些子领域(如能源与燃料等)是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相对比较有优势的研究方向；左上角那些子领域(如古生物学等)是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相对比较有优势的研究方向。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2009—2014年发表的SCI论文主要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环境科学、生态学、地质学、工程学、气象与大气科学、农学、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化学、水资源、科学与技术、海洋与淡水生物学、地理学、植物学、海洋学等。

4主要研究机构的科学贡献

中国科学院几乎所有的研究机构都在SCI资源环境科学领域期刊发表过论文，2009—2014年根据全部著者统计超过100篇的研究所有50多个，在资源环境科学领域发表SCI论文较多的前10个研究所见表1，这些较多的研究所都属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机构。

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27个资源环境类研究所以第一著者发表的SCI论文共有22032篇，其中，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等较多，第一著者的SCI论文数都在1000篇以上(表2)。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为6.03次/篇，表2中的“表现不俗的论文篇数”统计的是这些研究所高于基准值的论文篇数，即当前总被引次数除以从年至2014年的累积年得到的年均被引6次及以上的论文［4］。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表现不俗论文都在150~200篇。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被引频次位于前10%的论文篇数，即研究所2009—2014年被引16次及以上的论文篇数，也是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最多，都在260篇以上。

参考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科学前沿分析中心设计科学贡献指数［5］，定义：

式中：Ci为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第i个研究所科学贡献指数，P10%i为第i个研究所被引前10%论文数量，Citedi为第i个研究所论文被引总频次，n为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的数量。结果显示，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科学贡献指数较高，都在0.1以上。

5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1)2009—2014年，中国科学院SCI论文增长了62%，高于全球11%的增长率，低于中国93%的增长率，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类研究所的SCI论文增长了约92%，与中国论文增速相接近。

(2)中国在全球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基本为15%~20%，中国科学院在中国资源环境科学研究领域各级次TOP论文中的比例为26%~32%，中国科学院环境/生态学领域TOP论文数占中国的比例高于地球科学领域。

环境和化学论文例4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张耀灿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个概念,我们是认同的。此外,陈秉公先生在其着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亦作出了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环绕在教育对象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也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除了教育以外,影响教育对象的一切外因的总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两种界定,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在实质上,两者趋向一致。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其发生作用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可是,从微观方面看,单个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我们试着从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创造条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二、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其次,书本传播方式。把文化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甲骨文是人类较早的记录文化的方式,虽不能同现在的文字相比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能见到和读到的许多书籍,特别那些关于古代史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正是书写方式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

再次,潜移默化式地传播模式。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人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文化的熏陶。家庭是人所接触和赖以生存的第一个环境,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过程,父母总是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经验和知识,或用语言,或用行为,总的说来是用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地方式把经验和知识传递给青少年。村落或社区环境,是对人进行潜移默化传播知识的第二个环境。人除了家庭环境外,还有社区或村落环境。在社区环境中,人在与社区其他人的交往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最后,网络传播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所谓网络载体,即‘以网络为载体’之意,也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最先进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向人们传播丰富、正确、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帮助人们形成时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以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过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相比,网络载体传播信息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信息内容的海涵性。二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三是传播手段的兼容性。四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三、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

文化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子。在高校中,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由高等学校的职能所决定的。******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即育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职能。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承丰富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创新,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时效性。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是具有丰裕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的教育教学阵地。此外,高校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几乎都能在高校的自由土壤中相互交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一是丰富了校园文化,二是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三是活跃了思想、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人才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就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高校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和优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载体,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阵地和途径,以丰富多彩的党团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辅助手段,把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外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为人才培养服务。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就是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和课外即第二课堂育人环境,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优化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通过情境创设潜移默化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大学生的头脑,优化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个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是通过隐匿在主体身上所负载的关于自身阅历、经历及通过家庭、社/！/区和社会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主体的言行、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在高校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社会交往,把自身所载的文化传递给另一个主体。从而使不同的个体文化在交流与碰撞当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可能。

“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这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在发展时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必然地在其发展传播时与其他文化碰撞与交锋。但是,任何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优化,必然要求与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或吸收或相抗或互相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推动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主体是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社会交往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文化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人类的精神符号。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亦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文化之间的交流、发展与扩散就是文化的变迁或迁徙。应当看出,文化迁徙与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环境中的特殊部分,必须要体现环境的共性。文化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活动,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少年的头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贯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环境和化学论文例5

情境教学是近几年来较为流行的一种教育思想，“其理论核心：学习者是学习过程的原动力，学习者将根据个体原有经验进行知识建构；教育者的职责就是为学习者创设进行情境学习的环境”。同以往的学习理论相比，“情景教学理论强调学习者通过与外部信息的相互作用而建构个体的经验；强调社会性的相互交往和作用对学习的重要意义；强调把所学的知识与真实任务情景联系起来”。这种关注学习者内部生成、社会性学习和“情景化”学习的教育思想与远程开放环境下的传统文化教学在课程目标、特点等多个方面存在着本质的一致性：

第一，社会性学习特点的一致性。从教学对象考察，远程开放环境下的传统文化教学，目前在远程开放大专、文科类本科学习者中进行。作为成人学习者，他们具有以下学习特征：功利性较强，自我导向意识明确；强调学习内容与个人体验的整合；大多是在职学习等。教学对象的社会性决定了社会性学习的主要特征。

第二，学习者内部生成目标的共同性。传统文化教学的课程目标不同于财务报表解释、法律基础与实务、证券投资分析、电子商务应用、实用文体写作等一大批实用性的课程，专以培养学习者的职业能力为主。它的文化性、社会性、历史性决定了它的教学目标必以濡养学习者的人文素养为重要指归。以《中国文化导论》课程为例。《教学大纲》规定：“本课程旨在使学员对传统文化有一个基本了解，并能以所学理论对当代社会和文化现象加以分析，从而能更深刻更准确的了解我们自己及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规定“本课程为研究性课程，在掌握一定的知识点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学员因尽可能从某一侧面对传统文化做深入的理解”。在此所谓的“以所学理论对当代社会和文化现象加以分析，从而能更深刻更准确地了解我们自己及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等，就是要学习者将理论知识内化生成为实际的人文素养及能力。这一目标要求与情境教学理论存在着共同性。

第三，情境化学习的可能性。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如果把整个传统文化比作球体的宇宙，课程教学所涉及的一百多个知识点就是宇宙中的星星，而且许多星星又自成星系；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世世代代的文化传承，近百年来又不断遭遇外来文化的冲击，于是在社会及日常生活中表现的文化形态就较为复杂。根据乔纳森建构主义教育理论“学习者必须将新旧知识联系整合起来”才能实现能力的迁移，“学习者是不可能学会老师知道的东西，他们只能学会自己知道的东西”。要真正理解传统文化的内蕴就必须构筑生活情境与传统文化相贯通的桥梁。远程开放学员成人化、社会性的学习背景使得创设这种情境化学习环境成为可能。

笔者在2004秋远程开放现代文员专业《中国文化导论》课程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将情境教学理论用于课程的教学实践探索并加以总结归纳，名之曰“情境一探究”教学模式。

二、“情境―探究”教学模式的实践

(一)“探究”的前提：“情境”的创设为学习者创设进行学习的环境是“情境一探究”教学模式得以实施的前提。根据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和要求，教育工作者必须为他们创设以下两种学习情境：

1．独立探究学习情境。即学习者进行自主学习、独立探究的学习情境。在远程开放环境下，主要针对网上资源的建设。包括CAI课件、Web网页以及学校电子书籍的充实等；以及学生在独立学习过程中必要的对教材的学习、页面的浏览和文件下载等活动的指导。

2．协作探究学习情境。远程开放环境下的协作性探究情境的创设主要指网上探究空间――网络教室的开辟和学习者互助协作小组的成立。

网络教室不仅包括中央电大、省电大、自建设资源等多级平台互动，还开包括教师管理功能区(学生行为统计、文章管理、考试作业管理、课程评估)、交流空间(留言板、公开讨论区、课程讨论区、公开答疑室、我的发言)等多个区块的活动空间的开辟。

互助协作小组的组建也是创设协作性探究学习情境的重要手段。在远程开放环境下，学生和教师处于准分离的状态；学习者更多的时间是面对网络，缺乏一定的学习氛围，学习者不免感觉枯燥。组建互助协作小组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尤其在涉及到较高层次的认知能力的学习，如对复杂的综合的问题的求解等，学习者之间的协作显得特别重要。一般根据学习者的基础、能力、居住环境等因素，按照“互补互助，协调和谐”的原则，4至6人分为一组。目前建立在远程开放环境下的协作学部分基于网络和计算机的支持(即网上小组讨论)，辅导教师可以是协作学习的组织、参与和指导者。如《中国文化导论》的课程学习，我们首先依据基础、性别把全班24人分为4个学习小组，指定固定的小组长，并初步拟定了小组协作学习的具体方案。

(二)学习者的“情境一探究”活动

学习者是学习过程的原动力，是整个学习过程的参与者和执行者。只是在不同的学习情境中，表现形式略有差异。

1．独立“情境一探究”活动

学习者从学习生活、工作情境、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问题，通过查阅资料，广泛阅读、浏览相关网页、认真思考、亲身体验等途径，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作出新的判断和新的结论，此所谓独立“情境一探究”活动。

如在学习了《中庸的文化内涵》一节后，许多同学对“中庸”的文化意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学们一方面收集了社会生活中多个与“中庸”有关的事例；一方面通过网上下载有关文章，把生活事例和传统文化理论相结合，纵谈“中庸之道”的积极和消极意义。由于是学生自己感兴趣的，自定专题、自我准备，于是就有许多富有个性的见地。一位在网络公司搞营销的学员就这样写到：“中庸”就是对上司要客气中带尊严；对工作，在懒惰中带用功，在用功中偷懒……发自肺腑的感悟，说明对“中庸”的文化内涵已有深切的领悟。

2．协作“情境一探究”活动

学习者通过BBS论坛、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学习小组等形式进行实时或非实时的协作性探究学习的过程，称之为协作“情境一探究”活动，网上讨论和小组讨论是其最主要的两种形式。

由于传统文化的教学不似对某种公式或理论的阐 释，各种文化现象互相渗透，精华和糟粕彼此依存，在教学过程中有时就非常有必要对具体问题开展讨论、辨析。特别是BBS论坛支持的实时性、非实时互式双向教学途径极其便捷地支持了协作“情境一探究”活动的展开。如关于“如何正确对待‘信”诚’等传统文化精神”这一专题。指导教师预先从网络、报刊搜集多个现实生活中关于“信”“诚”的事例，分发给各学习小组，要求结合传统文化精神对事例进行评析，并设定，如果你处于故事的情境中，你将如何处置?由各小组长组织讨论并做记录，讨论结果成为判定形成性考核成绩的依据。各学习小组积极组织了讨论，每位学员都发表自己的看法。各学习小组或者采用网上讨论的形式或者定时、定点小组讨论的形式，都能很好地完成对问题、情境的探究活动。事实上，对事例的讨论，或否定或认同，或设想第三种情境的过程，也就是情感的内化、能力的迁移过程。

虽然，在整个独立和协作“情境一探究”学习活动过程中，学习者是原动力，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主体，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教育工作者在为学习者创设完成“情境一探究”的学习环境后，就可以对学习者的学习过程置之不理。在远程开放环境下，师生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关系：教师是情境学习的环境的创设者，也是沟通“情境”与“探究”者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是促使学习者内部生成的催化剂。在探究性学习活动开始后，指导教师就要适时进行个别谈话、要随时进入网络教室了解学习者探究学习活动的进展，并根据学习进展的情况，加入提示，以便及时引导学习者进入探究学习情境，完成“情境一探究”活动的全过程。

三、“情境―探究”教学模式实践的几点反思

1．远程开放环境下的“情境一探究”活动有利于教学资源的有效配置

任何教学模式的教学实践活动都是学习者对资源的发现、获取、管理、利用和创新的过程。远程开放环境下的“情境一探索”教学活动有效地激发了学习者的兴趣，形成性考核的要求又给学习者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使得传统文化教学资源得到了较充分的利用。一学期以来，对《中国文化导论》的课程教学实践过程中的资源利用情况进行考察：文本资料(教材)、在线资源的利用率达到了100％；相关网页能及时跟踪并下载有用资料，有所发现、感悟的占40％左右。达到了远程开放环境下教学资源的有效配置。

2．远程开放环境下的“情境一探究”活动有利于传统文化教学目标的

环境和化学论文例6

二、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差异

中国媒介生态论与北美媒介环境论的碰撞，使我们得到了两种研究范式和方法，这对于拓展学术研究的思路，拓宽研究视野是大有益处的。但有必要从学理上对其差异进一步分析。从词义上分析，“生态”指主体（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任何研究对象）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状态，“生态”概念中包括主体，由主体与其生存的环境共同构成，是两者关系状态的表述。所以，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Haeckel）首次提出这一词汇时，将其描述为：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在媒介生态学这里，主体指媒介，它是研究媒介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状态，它包括如前所述的媒介与人、媒介与自然环境、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状态，是研究两者间的互为与互动，是关系研究；“环境”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外界事物“，环境”概念中不包括主体。在媒介环境学这里，主体指人，媒介是构成主体人所生存的外在环境的重要因素。媒介环境学将媒介作为一个环境构成的要素来研究，研究其在技术的迅猛发展作用下所带来的环境变化及其对人产生的影响，所以它立足于人，重在研究媒介。但无论哪一学派都必然研究媒介与环境，而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自然的三个向度上来观照两论之间的差异。

（一）关于媒介与人

媒介环境学重在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属于影响研究。他们以媒介技术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从而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结构性的变化入手，试图辨明这其中隐含的结构，并试着探明这种由媒介变化而导致的环境改变，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情绪的影响。波兹曼曾有过如下表述“：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讯息及讯息系统。具体地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它试图说明我们对媒介的预设，试图发现各种媒介迫使我们扮演的角色，并解释媒介如何给我们所见所为的东西提供结构”〔7〕。媒介生态学重在研究两者的关系，是在两者共在互存的认识下的两者间性研究。媒介生态学更为关注媒介与社会系统间的互动，它对于人的关注，体现在对于人与媒介间互动的关注。因为在媒介生态学论者看来，人与媒介间的互动会导致信息、能量、资源等的相互传递、沟通与共享，其中也必然体现出影响与建构的交互性。“媒介生态学是人类在处理‘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相互关系的生态智慧的结晶。它既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现象和媒介生态规律的漫长认识过程，也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经验和媒介生态知识的逐步积累和系统建构。”〔8〕媒介生态学中的人仅仅作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系统中的一环，对于其观察主要体现在对于人与其他范畴发生相互关系时的认识与体悟。媒介生态学所观照的是作为生态的整体中的人与媒介、自然及社会的关系，而不是以人类为关注焦点展开的研究。

（二）关于媒介与社会环境或社会生态

媒介环境学鲜明地提出“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的观点。从自然媒介到社会媒介的变迁过程，不难得出如下认识：媒介已日益深入地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中，媒介与自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难分彼此。媒介环境论者发现我们与世界交流的媒介传播手段，即我们使用的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恰恰是参与现实构建的基本因素，并在建构现实的过程中持续地发挥着影响。口语文化的社会、书面文化的社会、印刷文化的社会和电子文化的社会，其经济、政治、文化的特征也因为在不同的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的参与下各有不同，这种媒介环境对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正是结构性的。在观照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时，媒介生态论认为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已然构成一种彼此平等且共生的关系。媒介犹如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和生态系统，从属于社会生态系统，是其子系统之一，在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相互作用时，甚至还会与其他子系统产生竞争的关系，而媒介要生存于社会大系统中，就要促使自己内外兼修，要适应社会的大生态，还要维系自己内部的小生态，同时还要适应媒介行业内部的中观生态，试图在各种关系的适应与掌控中达到生存、平衡与和谐。

（三）关于媒介与自然环境或自然生态

媒介环境学很少讨论媒介与自然环境的话题，两者关系基本不在其关注的题域。但是在媒介环境论者对媒介环境学起源的梳理时，曾经提及对芒福德（LewisMumford）启发颇深的帕特里克•格迪斯（GeddesPatrick），格迪斯是英国生物学家、社会学家，也是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理论先驱之一。他对于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以及人类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给了芒福德深刻的影响。他提出的“人类生态”概念，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探索的方向。格迪斯的著作，证明了生物学原理能够给人类文化研究提供信息。作为媒介环境学公认的早期思想奠基人，芒福德的论著得以从城市这样的人造环境入手阐述其对于人和人类文明的影响，从而为媒介环境学的兴起奠定基础。但在此后的研究中，媒介环境学已经完全进入社会文化研究的领域。在林文刚《媒介环境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一文的结尾处提到“：从媒介环境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处的传播研究领域并不是在研究什么自然现象（如天体或相对论）的规律。媒介环境学者探寻的是人类社会文化,它们牵涉到很多难以捉摸和不可预知的变量（variables），例如各种各样的人类情绪、感觉以及动机,而这些变量由于时空或背景的迁异而千变万化。因此,媒介环境学是一个社会文化研究领域。”媒介生态学则特别强调媒介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媒介生态论者看来，人与媒介不仅存在于社会系统之中，也存在于自然系统之中，必然会与其产生相互关联与影响。媒介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媒介所根植的自然地点，所在区域的自然状况是媒介生存与发展不可回避的必要条件。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是基于媒介生存与发展所在地点的自然状况，并探讨自然环境与媒介发展间的关联而进行。事实上，自然环境状况与媒介生存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的形成有着毋庸置疑的关联性和必然联系。这种地理、气候、历史、文化间潜在的关系是不能在研究中回避的。媒介生态学对这个领域的关注和研究的拓展，是媒介生态学能够生发出最为直接和切近现实的指导作用的所在。

三、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同一与涵容

作为同为媒介研究的两个学派，在相互碰撞中实际上又相互启示，从学科研究的同门、学科研究对象的相同与相近来说，两个学派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一与融合。

（一）媒介生态论与媒介环境论的同一

两论虽然在差异中各自成长，但其在研究方面的同一性也愈加明显。其一，两论汲取的理论资源具有某种程度的同一性。谁也不能否认，20世纪初期技术的迅速进步给环境带来的后果，对于生态意识的崛起以及在学界也随之刮起一阵生态学范式及思维方式的旋风所产生的强大推动力。人们开始关注和思考生活中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媒介环境论者沃尔特•翁（WalterOng）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对宇宙的整体联系和演化史有了深刻而精细的知识，我们的确生活在名副其实的生态的时代。我们时代的特征是事物的相互联系，至少就人类的感知能力而言是这样的。”〔10〕无论是媒介生态论者还是媒介环境论者，他们受生态学的影响，都汲取了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养分。媒介生态论者驻足于媒介彼此之间以及媒介子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媒介环境论者则从肯定人在环境中的主体地位出发，更为关注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社会结构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其二，两论研究目的的同一性。无论是媒介生态学，还是媒介环境学，其研究目的都是为了谋求人与其所生存环境的平衡良性的互动与发展。生态论论者是在承认人与媒介共生的前提下，具体而微地关注媒介一方的发生与发展，并对此种状况进行相应地描述及对策研究。其研究根本旨在寻求媒介与媒介所在环境的平衡，根本上说是媒介与人生存环境的平衡。媒介环境学则更多地从批判的眼光指出现代社会的媒介本质，越来越多的媒介构成了人生存的环境。媒介构成了人生活的生态。媒介如何构成了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媒介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或者改变了人，人又当如何应对，如何寻找到媒介现实下的人与媒介环境间的平衡。探寻人与媒介间的关系，在批判中寻找人与媒介间的平衡与和谐的良性互动，这正是同一称谓下的两论研究的共通之处。

（二）媒介生态论与媒介环境论的涵容

作为同为媒介研究的两个学派，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两者必然存在着交叉和涵容。首先，都以媒介为研究对象。无论是媒介生态学还是媒介环境学都是在媒介发展迅猛的当下，对于媒介的一种关注与研究。两派都强烈地意识到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彼此之间的这样一种共生的关系。媒介已然是世界构成中的一部分，是人类交往不可规避的手段，并且彼此间交融互生。媒介生态学对媒介及其生态关系的研究，往往具体而实际，致力于为业界提供策略方面的指引与指导。而媒介环境学对于媒介的研究，则以人为关切对象，致力于媒介技术的宏观视野，力图指明媒介技术对于社会文化的重要影响。但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无论是具体而微的媒介，还是线条粗犷的技术分野，媒介始终在两论共同关注的视野之中。不论是出于传播研究的考量，还是文化研究的思索，两论都承认媒介业已成为构建当下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对象的同一关注，必然带来研究内容的涵容。其次，都以生态环境为研究题域。媒介生态学所关注的环境，是以媒介为中心，媒介所在生态圈层的其他因素的综合。在媒介生态学的有关研究中，媒介生存脱离不了媒介所在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外部环境的作用，研究这些外部环境与因素，才能够为媒介的生存与发展提出因地制宜的策略。媒介环境学所指向的环境，则直指媒介技术本身。口语、文字、印刷、电子媒介为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容器”（芒福德语）。这种环境论，既提供给媒介研究与文化研究以新的视野，但也并未脱离具体的媒介而成为虚无的想象。媒介环境论者往往植根于某一媒介形式，但也必须结合这种媒介形式所存在的时代、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其他具体因素。换句话说，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中也必然考虑到媒介与其他文化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也即媒介构成的生态与媒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共生关系的肯定和强调，正是两论的共同认识，也必然会因此在研究中出现相互涵容。第三，都研究媒介与环境的关系。两论从不同的向度出发，但关注的却都是媒介与环境间的关系。媒介环境学关注的是媒介形式构成环境，进而构建社会，形成文化，产生影响。如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Eisenstein）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该书用较大的篇幅阐述了印刷技术媒介产生的时间与背景，及由此产生的印刷文化，并进一步阐释印刷技术对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及近代科学的影响，从而导引出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存在必然关联的宏大主题。而媒介生态学也关注媒介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从而实现为媒介生存提供最佳策略的研究目的。如许多媒介生态学视角下的对具体媒介及媒介现象的观察，像《媒介生态学视阈下作为空间的华莱坞电影》《从媒介生态看城市台民生新闻的困境》等媒介生态学领域的研究往往针对具体的媒介或者媒介形式，分析媒介与所在环境间的关系，有的放矢地找到媒介生存与发展的规律，并提出相应的策略或办法。显然，两论都承认媒介对社会的参与作用，并从媒介的角度重新审视社会与文化，对于政治、经济因素所起到的作用皆持肯定并审慎的态度。这种共识指引下的研究，虽因目的不同，但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必然出现彼此涵容。

环境和化学论文例7

一、课程内容与思政教学融合的架构

环境化学是环境工程专业基于OBE①理念课程体系中很重要的一门专业课。目前，全国普通高校建有环境类本科环境化学专业点700余个，每年招收新生数万人。该课程的质量和内涵建设的推进符合一流本科教育的时代需求及生态文明建设所需高水平创新型人才的国家需求。环境化学虽主要是基于化学的理论和方法，但又有别于传统化学课程的教学重点。该课程是结合地学、生物、医学等交叉学科技术，以污染物为研究对象，注重将化学理论应用于解决复杂环境工程问题;研究污染物的甄别与表征、生成与释放、环境赋存与归趋、转化与代谢、毒理效应与健康影响以及污染控制原理与技术的一门课程［4］，同时，环境化学也是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保护人体健康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学科，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多介质体系，涉及气、液、固等不同形态与尺度的污染物;(2)多专业覆盖，涉及农业、冶炼、化工、交通等不同行业所导致的污染问题;(3)潜在危害性，涉及影响人体及生态健康的污染物的暴露，污染危害性和风险性评价、预测与防治;(4)复合性，资源—经济—社会多系统融合，复合污染及多样化解决手段;(5)区域性，污染问题的地理空间差异，区域的环境、生态污染差异;(6)全球性，污染物跨媒介、跨界和跨区域迁移，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环境化学以化学理论为主线，涉及普通化学、大气污染控制、水环境污染、土壤污染、绿色修复等诸多学科与方向，从环境、环境污染问题、环境污染治理三个方面为切入点，培养学生理论与原理的掌握、理论应用于解决复杂环境工程问题的实践能力以及环境可持续发展思维的培养，这些都为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科学发展观［5］等思政元素的融入提供了有效载体与实践途径。

二、环境化学思政教学实践

本课程基于“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设计，全方位将思政内容融入教学实践。采取课堂理论授课与学生课外拓展学习并重的模式，将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内涵作为主旨思政内容与环境化学基本理论、原理与方法进行有机结合，实现以下思政目标:首先是在专业理论知识的历史沿革与发展中体会文化自信;在案例教学和拓展自主学习中了解我国对环境问题基础理论的持续探索和伟大实践，深刻体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专业领域深刻领悟并践行生态文明建设，培养高度的人类环境忧患意识、环境保护责任感和正确的环境伦理观;并能够基于环境化学的新方法、新理论的拓展学习，对经济—社会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内涵和系统分析，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环境和化学论文例8

中图分类号：G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7）01-99 -02

大学校园环境是由师生员工、校园自然生态系统、校园文化等因子构成的集合体，契合生态学关于生态环境是由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等生态因子构成的整体的概念。生态学理论认为，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因此，以生态学视角开展大学校园环境建设，是现代化大学建设不容回避的课题。

一、大学校园环境建设的生态学意义

以生态环境理论为依据，构建生态良好、宜教宜学宜研的大学校园环境，对推进环境育人和大学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生态学意义。

（一）大学校园环境建设有助于促进校园人际和谐

生态环境理论认为，人是环境的核心因子，是环境建设的能动因素，只要尊重人、关心人，发挥人在环境建设中能动作用，就能形成美好环境建设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大学校园环境建设中，要以人为本，以体现制度管理的理性管理方式理顺干群、师生、员工之间的工作关系。以体现人文关怀的非理性管理方式营造师生员工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氛围。以“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为校园人际关系原则，引领师生教学相长。从而使大学校园环境成为人际和谐的生态系统。

（二）大学校园环境建设有助于加强大学环保教育

大学环保教育是将可持续发展意识和生态环境保护知识渗透到大学的教学和实践环节，使其成为师生员工的基本知识和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校园环境建设有助于加强大学环保教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大学校园环境是师生员工每天都必须面对的环境，是师生员工最熟悉的环境，也是对师生员工进行环保教育的最佳场所，只要学校将节能、绿色、循环再利用等环保理念体现在实际工作中，就必定会得到广大师生员工的响应和践行。另一方面，学校可以通过建章立制、建立设施等，为师生员工环保行为提供便利，从而促使师生员工养成良好的环保习惯。

（三）大学校园环境建设有助于优化校园人文生态环境

大学校园环境由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等因子组成，自然生态环境是大学校园环境的硬件，具有基础性作用。人文生态环境是大学校园环境的软件，具有精神熏陶和文化教化作用。大学的主要功能是育人。“文化育人，润物无声”是大学校园环境建设的题中之意。因此，大W校园环境建设中要注重对校园人文生态环境的开发和利用，特别是对大学精神的凝炼和彰显。大学精神是大学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体现大学生存意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校园人文生态环境的核心。

（四）大学校园环境建设有助于提高大学的美誉度

大学美誉度就是大学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近年来，我国大学发展受外部条件影响越来越大，如大学间的人才竞争、生源竞争、教育资源竞争等都受到大学美誉度的影响。因此，将布局合理、生态良好并与校园文化融为一体的生态环境纳入到大学校园环境建设中，将清洁、绿色贯彻到校园基础设施建设和日常管理中，使大学校园环境具备“天人合一”特质和“原生态”品味，具备静心治学和专心执教的条件。从而树立大学校园环境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二、大学校园环境具有生态学属性

生态学本来是研究生物物种、群落、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学科，但随着学科的融合和发展，生态学理论也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社会环境研究。就大学校园环境而言，它是社会环境的一个子系统，其内部构成因子及其相互关系同样具有生态学属性。

（一）大学校园环境具有生态系统属性

生态系统论认为，生态系统是在自然界的一定空间内，生物与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一整体内，生物与环境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在一定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大学校园环境是由校园自然环境、师生员工、校园文化环境等多种因子构成的统一整体，就大学的育人功能而言，大学校园环境各构成因子具有育人功能的一致性，并因此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发挥着各自独特的育人作用，从而共同维持大学校园环境的和谐统一。由此看，大学校园环境具有生态系统属性。

（二）大学校园环境具有生物多样性属性

生态学理论认为，生态系统多样性有助于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发展，它包括生态环境多样性、生物群落多样性和生态过程多样性。大学校园环境作为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其内部构成因子同样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从多样性角度看，大学内部有农学、医学、经济学、法学等不同学科和专业；有教师、学生、管理人员、后勤职工等不同工作人群；有生活区、教学区等不同职能区域；有自然、人文等不同小环境。这些不同学科、专业、工作人群、职能区域和小环境体现了大学校园环境构成因子的多样性。从差异性角度看，大学校园环境各构成因子的意涵、职能区划以及工作人群中个人的能力水平等都存在差异，从而体现了大学校园环境构成因子的差异性。

（三）大学校园环境具有群落竞争属性

生物进化论认为，生物进化是从生物群落竞争开始的，在生物群落竞争中，适应环境的生物，就能得到生存与发展，不适应环境的生物，就会被环境所淘汰，从环境中消亡。这是生物进化的自然现象和客观规律。大学校园环境作为社会环境的子系统，同样具有群落竞争属性。从社会环境看，大学之间存在着优质师资、优质生源及高层次科研项目的竞争。从大学内部环境看，各学科之间、职工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学科竞争表现为学校对优势特色学科的扶持和政策倾斜。职工竞争表现为竞聘上岗。当前，国内大学在用工上普遍采用“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竞聘制，这也顺应了“优胜劣汰”的生物群落竞争规律。

（四）大学校园环境具有生态平衡属性

生态平衡是指生态系统各构成因子之间通过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使整个系统处于最优化的协调状态。大学校园环境作为生态系统，其内部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师生员工、学科专业等不同因子，虽然位置不同、职责各异，但由于培养人才的目标一致，使得彼此之间都具有关联性，并不停地相互促进，共同推进大学校园环境的协调发展。这种协调发展就是大学校园环境生态系统的平衡。当然，这种平衡不等同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被动平衡，而是按照生态平衡规律，充分发挥人在改造环境中的能动作用，促进大学校园环境良性发展的主动平衡。

三、大学校园环境建设的生态学路径选择

所谓生态学路径，就是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大学的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来开展大学校园环境建设的途径和方式方法。大学校园环境作为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存在环境问题。选择生态学路径对大学校园环境进行建设，对社会环境治理具有示范和辐射效应。

（一）以物质循环理论为依据建设生态良好的大学校园环境

物质循环理论认为，原始的自然生态系统都具有完整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结构，可以自我完成从生产到消费再到分解直至再生产为特征的物质循环功能，使整个生物圈处于一种良性发展状态。将物质循环理论应用于大学校园环境建设，就是要用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实现良好的环境建设效益，从而形成节能、降耗、环境友好的“生态大学校园”建设体系。物质循环、再利用是当前国际社会通行的新型发展模式。建设生态良好的大学校园环境应该是面向物质循环、再利用的。

（二）以生态平衡理论为依据建设统一和谐的大学校园环境

生态平衡理论认为，生态系统要维持平衡就要有效协调各构成因子间的矛盾和冲突，进行系统整合，使生态系统形成持续的生命力。由此不难看出，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过程就是协调解决矛盾冲突的过程，也是追求生态系统和谐统一的过程。因此，建设统一和谐的大学校园环境，要注重协调和解决校园内各种矛盾。当前，大学校园环境面临的矛盾中既有人与环境矛盾，也有人与人之间矛盾，既有机制造成的矛盾，也有技术性矛盾。大学校园环境建设不能回避这些矛盾，要以理性的管理制度建设为载体，以非理性的人文关怀为方式，协调、化解各种矛盾，使大学校园环境成为统一和谐、充满朝气的生态系统。

（三）以生态安全理论为依据建设平安的大学校园环境

生态安全理论认为，资源耗尽、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对任何生态系统的发展都是灾难。也就是说，任何发展都必须在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良性循环的前提下进行，不能以牺牲生态安全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建设平安大学校园环境的核心是保持校园生态环境系统的平衡。为此，学校要做好三个方面工作。第一，要建立保护人才资源、保护校园生态环境的顶层设计及多部门协同推进机制。第二，要抓好防止资源浪费、防止环境污染、严格节能降耗、加强校园环境的自净能力建设、积极开展校园植绿和披绿建设等生态安全建设项目的立项和落地生根。第三，要抓好生态安全教育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工作。营造校园生态安全氛围、提高师生员工维护校园生态安全的意识和能力。

（四）以G色环保理念为依据建设绿色的大学校园环境

生态学视角的“绿色”，象征着生命和生态文明。对环境而言，“绿色”是保持生态平衡，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因此，建设绿色大学校园环境，要以实现大学教育功能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引导，在并将其纳入到日常管理中，通过制定环境管理制度，开展环境教育活动，营造环保文化氛围，提高师生员工环保素养等方式，促进师生员工以实际行动推进校园环保和学校可持续发展。

大学校园环境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大学的管理、教育、教学和实践活动等都具有切实要求，把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和主要观点贯彻落实到大学校园环境建设中并非易事，它涉及到大学建设的方方面面。只要学校强化理念引导，注重建立顶层设计、协调推进机制，积极推广节能、降耗、减排等新技术在校园环境建设中的应用，就一定能建成生态良好、统一和谐、平安、绿色的大学校园环境。

参考文献：

[1]刘贵华，朱小蔓.试论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J].教育研究，2007，（07）.

[2]余浩平.生态概念的存在论诠释[J].江海学刊，2005，（06）.

[3]张远增.绿色大学评价[J].教育发展研究，2003，（05）.

[4]韩英英.浅议绿色校园环境的建设与评价[J].环境教育：绿色学校，2002，（03）.

[5]王大中.创建绿色大学，实现可持续发展[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8，（04）.

[6]王成平.谈和谐大学校园的人际关系[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06）.

环境和化学论文例9

【作 者】张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6级博士研究生。南京，210093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7)04-0034-006

A Review on thet Transformation of Current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Theory

Zhang Wen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ecological researches made by anthropologists，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ory and several case studies of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which has been a new trend of western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recent20 years.I think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differs from traditional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terms of its qualities of synthesis，criticism and participation.

Key Words：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theoretical transformation；culture

生态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采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环境、文化与人的关系。在生态人类学理论形成和发展的100多年历史中，特别值得注意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一时段，因为在此期间，西方生态人类学领域出现了某种令人瞩目的转向――从60、70年代以新进化论和新功能论为主导的生态人类学，转向环境人类学或多种生态学①。旧的生态人类学往往持环境――文化的两分法，关注特定民族的生计活动及其手段，强调文化对于该民族适应环境和种群繁衍所发挥的物质，因此常被批评并认为是一种唯物主义简化论。受当代多种学术思潮影响而产生的环境人类学则超越了文化的“物质功能”，从象征、政治、历史等多重视角来探讨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它认为不是环境决定文化，而是文化想象和构建了环境，人们对一定环境空间的理解、表述和行动与其所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场景紧密相连。环境人类学还突破了原来的“文化孤岛”的研究方式，注重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对各种主体(包括当地人、政府、企业、NGO等)的环境话语和实践进行分析。新的研究视角也使得生态人类学探讨的主题不再局限于“环境适应”和“当地智慧”，而是与更多主题的讨论广泛相连，如发展主义与现代性，知识――权力的生产，统治与抵制技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等。

一、转向之前的生态人类学理论

人类学关于环境和文化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最早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的“环境决定论”。顾名思义，该学说主张环境对于文化形成和演变具有积极作用，认为环境是文化的原因。环境决定论以德国地理学家和传播论者拉策尔 (Friedrich Ratzel)的“人类地理学”为代表，从气候、地形等环境因素来解释文化的类型和分布。

环境决定论对环境与文化关系作简单的、线形的因果解释，这种解释在经验世界中很容易被否定，因此很快遭到后来人类学家们的拒绝，“环境可能论”继而出现。该理论认为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并非如此直接，环境只对文化发挥限制或选择的消极性作用，文化的直接原因还是文化。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美国的历史学派的博厄斯(F.Boas)、克鲁伯(A.L.Kroeber)、威斯勒(C.Wissler)等人。凯・米尔顿(Kay Milton)认为环境可能论的优点在于不容易遭到驳斥，缺点则在于缺乏分析力，只能在最肤浅的层面上解释文化多样性。②(P42)

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将生态学观点引入了人类学对环境和文化关系的认识，创立了“文化生态学”。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斯图尔德不满环境可能论者将环境降到纯属第二位和被动的角色。他将文化视为人们适应环境的工具，关心特定环境下特定社会的适应和变迁过程。因此在文化生态学中，文化与环境虽然是相互作用的，但是环境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米尔顿将文化生态学归于环境决定论之下，认为文化生态学是一种更为精微细致的环境决定论，注重研究特定的环境因素形成特殊的文化特征。③(P297)与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的个性相应，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指出不同环境下的文化可能有着多种的进化路径。“多线进化论”与怀特(L.White)提出的“单线进化论”相对。二战后，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M.Salins)和塞维斯(E.Service)综合上述两种进化论，提出“一般进化”和“特殊进化”的概念，对农业和国家起源等文化特定方面的进化进行研究。这便是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颇有影响的新进化论学派。

如果说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还试图通过文化概念与生态学保持距离，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的生态系统论则通过将文化概念边缘化，突出人口、生态系统、能量流动、体内平衡等概念，从而接近于生态学。该理论持一种生态系统的整体观，不再寻找特定物质文化的环境解释，而是注意生态系统内部的复杂关系和整体平衡。他的系统生态学同时也被称为“新生态学”和“新功能论”。拉帕波特 1968年出版的《祭祖之猪》因采用系统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新几内亚僧巴加马陵人家猪屠宰的“凯科仪式”(the Kaiko)而广受关注。他指出这种仪式的调节功能“有助于维护现有的环境，限制冲突的频率使其不致威胁地区人群的生存，调整人与土地的比率，推进交易的发展，将过剩的猪以猪肉的形式在整个地区人群中分配……”。④(P224)

新进化论和新功能论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生态人类学领域中占据主流地位，它们将研究重点放在文化的物质层面，关注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方式和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但其视野比较单一，往往变成了“生态化约论”⑤(P159)，其解释框架存在诸多不足：忽视文化价值理念和独立结构，忽视个人的能动性，缺乏对相关政治、经济、社会网络的分析，缺乏时间维度等。与上述潮流不同，同时期的民族生态学从语言学的基础上走到了环境决定论的反面，发出其“异端”的声音：文化对于环境具有决定作用，这种作用通过人们界定环境，对环境赋予一定的意义和真实性来体现。但极端的社会建构论往往不能自圆其说，被人们视为“非主流”。另外，70年代末还出现了“过程论”的生态人类学，该理论采用“行动者模式”，将分析重点从社会结构转向社会过程，并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以上两种学说克服了旧生态人类学理论的部分弱点，为80年代后环境人类学的出现做了铺垫。

二、环境人类学理论：象征、政治和历史生态学

美国俄勒冈大学人类学系的比尔赛克(Alctta Biersack)在1999年3月号的《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发表了论文《从单数的“新生态学”到复数的“新生态学”》。⑥该文在回顾拉帕波特的新生态学基础上，指出生态人类学发展的新趋势――复数的新生态学或多种生态学的理论特点，并介绍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案例。谢继昌先生的论文《文化、生态与人类学理论》也对比尔赛克此篇文章进行过评介。

比尔赛克认为，旧生态人类学往往陷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二元对立中。唯物论者强调文化的物质效果，将文化视为功利性的、适应性的工具，而唯心论者则将文化看作是独立自决的现实秩序。无论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都只关心那些边界明确的、稳定的、自我调控的地方实体及其所生存的环境。新生态人类学则超越旧的自然――文化，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两分法和化约论，关注全球化和地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反化约论的唯物主义，具有较强的综合性。

复数的新生态学分为象征、历史和政治生态学。象征生态学受象征人类学的影响，从环境的诗意(poetics of nature)来探讨环境的社会建构。人类社会中的巫术、生育仪式、图腾、世界观、神话和分类体系等都能反映多种环境的文化诗意。这与拉帕波特的“认知模式”的取向是完全不同的，该模式所关心的是参与生态环境的人口的生物祉。象征生态学从很多学科汲取营养：艺术史、文化地理学中的自然景观与地方研究、文学中的生态批评、历史学中自然的社会历史建构研究等。

旧生态人类学持自然――文化的两分法，认为自然是先于人类的客观存在，具有不依赖于社会的独立运行秩序，提供了建立人类社会所需的原材料。而文化则是人类在自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独特的生存适应方式。历史生态学则不完全同意上述看法，提出环境是文化建构的。环境是一定文化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人们实践的积淀，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的体现，是一件“工艺品”(符号和物质的双重意义上)。人类和环境的关系是辩证的，在重塑自然的过程中，社会也重塑了自己。

因此，历史生态学在以下两个方面取代了原有的环境决定论：第一，它提出相对的空间概念，认为环境空间是一定条件下的产物；第二，它对人类和环境的关系有着更为辩证的理解。历史生态学将环境与人类的能动性及人类――自然的互动联系起来，因此，它基本上不是以生态为重心而是以人为重心的。它恢复了传统唯物论的“实践理性”，而非传统唯物论的化约主义。

政治生态学批评旧的生态学只关心它们封闭的分析单位，而忽视了村庄与国家，地方与全球的社会关联。当今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地区不受到全球化、殖民计划和资本主义的渗透，因此有必要去关心地方是怎样受到殖民主义、市场化和国家的影响。新生态人类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拒绝了原来的“文化孤岛”概念：将文化当作是无时间的和纯粹孤立的观点已经过时了。原来被当作是对当地体系的搅扰与扭曲的外界影响与历史变迁，现在则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因此，作为宏大叙事的政治生态学一方面关注资本主义的历史，并将其批评重心放在此历史在全球范围内所造成的发展不平衡状况(因为资本主义发展需要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索取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这表现为一种强调系统或结构力量的“中心”的分析模式。另一方面，政治生态学中还出现了一种“去中心”的模式：分析特定的地方、区域乃至国家在面对全球化和世界体系时所采用的话语和实践，特别是那些与环境资源有关的社会运动和抵制技术。

除了比尔赛克的该篇论文，阿徒罗・埃斯克巴(Arturo Escobar)的《自然之后：迈向反本质主义的政治生态学》(1999)、康瑞德・科塔克(Conrad Kottak)的《新生态人类学》(1999)和彼得・布罗西斯(Peter Brosius)的《分析和干预：人类学对环境主义的介入》(1999)等论文也对当代生态人类学理论的转向进行过述评。综合上述研究，我们将环境人类学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环境人类学力图以更为辩证和互动的方式看待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用一种新的“一元论”将生活世界中的诸种现实(包括生态、物质、象征、政治、社会、历史)整合起来。在关注社会文化对环境建构时，环境人类学也没有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而是一直试图缩小长期存在于生态人类学内部的“自然”和“文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鸿沟。埃斯克巴认为要在“建构的自然”和“真实的自然”两者间保持平衡。前者指自然其实是一件文化产品，后者则承认独立的自然秩序的存在。研究“意义”和研究“自然法则”的人之间需要进行更多的对话。⑦(P3)

2.环境人类学将分析单位从原来的“地方”和“区域”进一步扩展到“国家”和“世界”，关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作用。像比尔赛克一样，科塔克也指出系统生态学和民族生态学都具有强调孤立和封闭的系统的缺点。由于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的影响，今天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必须关注地方、区域、国家和世界之间的联系，关心全球人口、技术、资本、影像、信息和观念的流动对地方社区生态和文化的影响。⑧(P24)

3.环境人类学带有鲜明的政治批判性和参与性。与旧生态人类学研究持有的文化相对和价值中立的立场不同，环境人类学十分关注全球化条件下环境运动中的冲突对抗以及权力关系，批判环境运动中的权力不平等现象，倡导一种更公正和可持续性的生态和社会关系。

4.环境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新的特点。除了传统的民族志方法，今天的生态人类学还开始使用高科技手段(如卫星映象和计算机技术)进行定位和大量数据的处理。另外，多学科合作进行宏观和大规模的研究也成为可能。

总之，在环境人类学看来，环境不再是封闭单位内某民族生存方式的简单而直接的原因，而是现代世界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表现。环境人类学既不是以生态为重的也不是以文化为重的，而是将两者精妙地结合起来，因为人们毕竟是生活在一体化的世界之中。

三、环境人类学的三个研究案例

比尔赛克⑨主要运用象征和历史生态学的理论，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末巴布亚新几内亚凯尔山地区(the Mount Kare)的挖金浪潮。作者注意到当地派尔亚人 (Paiela)图腾信仰内涵的转变对挖金浪潮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迅速渗透发挥的巨大促进作用。

凯尔山派尔亚人的图腾祖先是一条生活在湖中的巨蛇。传统上派尔亚人每年都要举行仪式，用猪群来祭祀巨蛇，换来当地动植物和人类的兴旺。巨蛇信仰在派尔亚人的传统宇宙观中确立了一条关键的“零和原则”：天与地的分隔，远与近的区别，生与死的轮回，报偿与代价的交换等。然而白人的到来似乎打破了这种定律――白人被派尔亚人看作是从天而降的(因为他们乘坐飞机而来)；他们具有神秘的力量，能通过望远镜和放大镜看到更远的地方和更小的物质，能通过灯具、火把和电力照亮黑夜，能用《圣经》联系过去；白人似乎特别长寿，并且无需多少努力便过着轻松优越的生活。白人带来的基督教与当地传统神话的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天国”信仰：在天国中，一切都是崭新和美好的。当地人对天国的追求也就是对千禧年(millennium)的追求，对永生、全知和轻松富足的生活(即白人的生活)的追求。于是原来强调时空界限、得失报偿的零和原则转而被希冀以少易多的船货思想(cargoic thinking)所取代。

图腾巨蛇在新宇宙观中仍占据了重要位置，但是其含义却与旧时不同。凯尔山的金矿被解释为是巨蛇的身体，金矿的发掘即为巨蛇秘密的揭开，标志着太平盛世即将到来，使人们找到通往天国的道路。派尔亚人与他们的图腾祖先于是有了一种新关系：它使他们获得金子和更好的生活。作者认为，图腾涵义的变迁史是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历史紧密相连的，而这种意义变化又进一步激发了当地人(配合资本家)的挖金热情。研究凯尔山挖金浪潮的生态学必须充分关注跨文化过程和全球化(包括意识形态、科技、资金等)被当地的信仰体系所调节的事实。

美国乔治亚大学人类学系的布罗西斯⑩运用政治生态学的视角(Peter Brosius)考察了马来西亚沙捞越州(Sarawak)伐木抗议运动的兴衰史。20世纪80年代末，马来西亚和发达国家的环保主义者发出呼吁，立即停止对沙捞越州森林的大规模砍伐，以保护当地皮南人(Penan)的生存权利和减缓环境危机。这场运动立即得到马来西亚国内外各界的响应和支持，却遭到政府的强烈反对。政府指控发达国家的环保组织所施行的是一种“生态帝国主义”(ecoimperialism)，干涉他国内政，强调本国有决定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力。90年代初，马来西亚政府又声称森林砍伐和环境破坏的原因恰恰在于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于是，这场运动的焦点又转移到西方的消费问题上，环保组织转而倡导人们限制自己的消费。而到90年代中期，当国际木材市场的需求量真的降低时，政府又感觉到压力，新的策略随即产生：他们开始实施一种“可持续的森林管理”，包括对伐木企业进行授权，强调科学伐木，对产品质量进行认证等。另外，政府和伐木企业还注重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发展和保持良好的公共关系，如发行相关杂志，派遣商务代表团进行访问等。正是可持续发展的话语，木材认证的科技手段以及与之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机构，使政府最终在这场较量中占了上风，沙捞越伐木抗议运动到此落下帷幕。

在对这场运动的描述中，布罗西斯特别注意各方力量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话语、策略以及由此带来的运动局势的变化。他指出这场运动从开场到结束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话语转型(人们的注意力也由此转移)：从80年代末的“呼吁停止破坏雨林，保护当地人利益”到90年代中期的“可持续的森林管理和木材品质认证”。这个转型同时也是政府将该运动从道德和政治的领域巧妙地转移到管理、经营和行政的领域的过程，借此成功实现了对当地社团和草根社会运动进行“封存”(envelop)的目的。作者最后指出，在制度化的官僚体系和草根环境主义的这场遭遇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谁发出了声音，谁沉默了；谁获得了优先权，谁被边缘化了；最终得到了什么，失去的又是什么。

同属政治生态学的研究，美国西乔治亚州立大学人类学系的盖宗[11](Lisa Gezon)更关注的是当地人的能动性。20世纪70年代，马达加斯加北部沿海地区捕虾业的迅速兴起，在为当地安坦卡拉纳人(Antankarana)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吸引了国内外渔业公司和其他地区的移民来到该地，从事虾的腌制、保存和运输工作。外来者和本地人在渔业资源的使用和管理上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安坦卡拉纳人的宗教和政治领袖Ampanjakas(相当于酋长)在传统上并不主动声称他对渔业资源的管理权，但面对外来者对其权威的挑战，他决定采取行动――通过利用历史记忆和祖先显灵仪式掌握斗争中的主动权。他邀请渔业公司来参加他们的宗教仪式，祈求祖先保佑下一个丰收季节的到来，而公司来参加这个活动也等于承认了Ampanjakas的合法权威；每年都举行浴神仪式，这个仪式能使新移民了解安坦卡拉纳人与美瑞拉人(Merina)历史上的不和以及Ampanjakas在当地的权威；另外，对美瑞拉人的愤恨也可转而用于其他不受欢迎的外来者身上，安坦卡拉纳入要求他们尊重当地的宗教禁忌和圣地，并且把不幸之事都归结为其对禁忌的违反上。就是这样，面对国内外更具有权力、财富和名声的竞争者，安坦卡拉纳人充分利用了象征和话语工具，为自己在争取环境控制权和族群斗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盖宗的这个环境人类学的研究案例为我们生动地展现出文化是如何创建和改变人与人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的。

四、结 语

布罗西斯对以新进化论和新功能论为代表的旧生态人类学和今日的环境人类学间的区别作出经典的总结：前者着重特殊生态系统的地方性适应，并且紧扣科学主义，对于文化或理念的分析也仅从适应的角度；而后者则有较多的灵感来源：后结构主义的社会文化理论，政治经济学，跨国主义与全球化的探讨等等。它留意权力与不平等的议题，文化与历史形成的状况，知识生产的意义以及跨社会往来过程频繁的重要性。正是由于这些区别，布罗西斯才认为环境人类学与传统生态人类学之间存在着“十分显明的断裂”。[12](P278)

环境人类学又被称为“多种生态学”(Ecologies)或“复数的‘新生态学”(New Ecologies)，笔者认为，环境人类学这种“复数的”或多样性特征正是表现在：

首先，多种理论来源。除了正统的生态人类学遗产之外，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界兴起的象征人类学，70年代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派，80年代的实践论，知识与权力关系等思想都对环境人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环境人类学已经脱离了生态学知识的狭小圈子，表现了当代人类学理论的总体发展趋势。正如米尔顿指出的那样，生态人类学已经失去其自身特性而消融到整个人类学中去了。②(P322-323)

其次，多种分析视角。多种理论来源使环境人类学的分析视角变得多样和复杂。从文化的适应性到象征性、构建性，从社会结构到过程、策略、实践，从动态平衡到矛盾冲突、结构的破坏，从价值中立到政治经济批判，从“无历史”到引入时间维度，从孤立封闭地看待分析单位到将其视为世界体系的一员等，环境人类学摆脱了旧生态人类学较为单一固定和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建立了自己更为综合全面的理论视角。

第三，在具体实践中倡导文化多样性。环境人类学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生态学――包涵着独特的理解和体验世界的方式，具有一定合理性。因此，环境人类学特别强调地方性知识的潜力。正如生物学家指出维护生物多样性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一样，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对于人类的未来也是意义重大的。

正是由于环境人类学的综合性、批判性和参与性，使它区别于传统生态人类学，在西方生态人类学领域中掀起了一场理论革命，并吸引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关注的目光。

注释：

①就笔者接触到的外文文献而言，指涉这种新生态人类学的名称并不统一，有“环境人类学”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多种生态学”(ecologies)、“复数的‘新生态学’”(new ecologies，与拉帕波特的单数新生态学new ecology相区别)或“新生态人类学”(new ecological anthropology)。虽然名称不一，但都指上世纪八十年代转向后的生态人类学。本文主要采用“环境人类学”的说法。

②Kay Milton.Environmentalism and Cultural Theory[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

③(英)凯・米尔顿.多种生态学：人类学，文化与环境.[A]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人类学的趋势.[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④Roy Rappaport.Pigs for the ancestor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

⑤谢继昌.文化、生态与人类学理论.[A]乔健、李沛良、马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C]台北：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

⑥Aletta Biersack.Introduction：From the‘New Ecology’to the New Ecologies.[J]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99.101(1).

⑦Arturo Escobar.After Nature：Steps to an Anti-essentialist Political Ecology.[J]Current Anthropology，1999.40(1).

⑧Conrad Kottak.The new ecological anthropology.[J]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99.101(1).

⑨Aletta Biersack.The Mount Kare Python and His Gold：Totemism and Ecology in the Papua New Guinea Highlands.[J]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99.101(1).

⑩Peter Brosius.Green Dots，Pink Hearts：Displacing Politics from the Malaysian Rain Forest.[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99.101(1).

[11]Lisa Gezon.of Shrimps and Spirit Possession：Toward a Political Ecology of Resource Management in Northern Madagascar.[J].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99.101(1).

[12]Peter Brosius.Analyses and Interventions：Anthropological Engagements with Environmentalism.[J]Current Anthropology，1999.40(3).

参考文献：

①李霞.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J]民族研究，2001.(5).

②任国英.生态人类学的主要理论及其发展.[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5).

环境和化学论文例10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宗旨皆以全面反思与试图解决人与自然关系、追求人类社会持续永恒发展为终极目标，然而其各自的理论基础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待深入挖掘与日益完善，这也是当下环境史学界与此次论坛所面临的基本而重要的议题之一。

（一）不同视域情境下环境史基础理论解读

环境史研究是随着环境问题的日渐凸显而逐渐推进的，国内环境史研究专家王利华、梅雪芹、韩茂莉分别基于不同视角对环境史理论加以解读。王利华以“生命中心论”为出发点，以中国古代的“农业史”和“家庭史”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人对土地与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环境的影响，论述了环境史的核心内容、基本范畴和价值功效等，廓清了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基础；梅雪芹以世界近代史为切入点，通过回顾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的生态反弹和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论述了其对我国环境史研究的影响及可资借鉴之处。此外，她还对当前国外环境史界的多部重要研究论著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实现对包括环境史研究的起源（“富困”问题）、历史研究的视角（上下左右的历史）、研究的方法（跨界别与实践）、评介标准（以自然为镜）、考评、分析与功能（回溯性的环境影响评价）等基本理论的“生态史学”（家园史学）的构建。韩茂莉以历史时期气候波动与人类活动为切入点，对“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与“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证思考，通过对历史时期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对人类生活、历史时期植被地理分布、农业活动与气候变动之间关系分析，厘清了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发展历程、基本特征。

（二）不同学科维度下生态文明基础理论解析

学者们立足于各自学科视野与基于不同视角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理论展开了多学科、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积累并提供了诸多学术文献与研究平台，本次论坛就生态文明理论之界定、生态文明实践与当下中国之建设目标、生态文明建设的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探讨。

首先是关于生态文明理论之界定。贾卫列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适应、利用自然过程中建立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方式，内涉三层含义：其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时代；其二是社会进步新的发展观――生态文明观；其三是一场席卷全球的以生态公正为目标、生态安全为基础、以新能源革命为基石的全球性生态现代化运动――生态文明建设。尹绍亭基于人类学视角认为生态文明是不同时代人类认知自然、适应和顺应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维护人类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知识、技术、教育、伦理、道德、信仰、法制的综合文化生态体系。吴兆录基于生态学视角认为生态文明应坚持以科学技术为基础，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文明意识，利用人类的生态智慧促进“环境―生物―人类”的整体协调演进。刘少航立足于生态危机与文明发展关联之视角，认为深生态学提出生态危机源于文化危机，需要生态智慧去解决。李静基于参与者角度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民参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关键作用，社会的合力影响。田挺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采用新思维，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生态文明走向中国政治生活和谐领域的前提是政府、社会、民众之间必要的思维转换。汪庆春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认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需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天人合一”等值得借鉴的生态思想并加以诠释。

其次是生态文明与当下中国之建设目标。张修玉指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与建设包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大指导理念；“两山理论”的两树实践模型；生态优势区、经济优势区、均衡发展区等三种分区管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四大目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条路径；构建与发展科学合理的生态空间、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文化、生态制度等六大体系；组织、制度、机制、资金、技术、人才、舆论等七大系统保障；区域、行业、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台港澳等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数据管理、工程实践、政策战略等任务；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等六大建设体系、科学发展、新常态、中国梦、人类福祉、一带一路、传统哲学、后现代主义之间等十大关系。

最后是生态文明建设及研究的相关事项。生态文明研究成为当下社会各界的关注点，出现了对生态文明滥用、随意使用的情况。鉴于此，周琼对生态文明研究中存在的“泛化”问题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认为在当下生态文明学术研究、具体实践与建设中都存有对生态文明“泛化”使用现象，着重警予在生态文明学术研究中，应注意树立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高度警惕生态文明不同形式的泛化现象，注意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跟踪调查研究，避免生态文明泛化使其成为无所不包的杂容所。

（三）当下情景环境史与生态文明之深层关联解说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层面关系阐释。韩茂莉认为，环境历史研究的关键点在于人类对其所经历过的且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过程进行反思，尤其是对当下全球性生态危机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进行原因追溯与全面反省，她以全球变暖导致绿洲农业发展水源短缺、冻土层解冻等对已修建青藏铁路的破坏性影响为例，深层剖析了环境史研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王利华以中国环境史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互动为阐述基点，认为环境史是一种强烈表达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模式，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等特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面梳理环境发展变迁史与系统反思各历史时期的环境问题史。梅雪芹指出，环境史研究有助于全面提升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意识自觉，有助于理解生态文明理论理念，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实践建设，是人类探索新文明形态有效途径之一。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标准相关尝试。崔新婷比较了北京市的两种绿化标准，一种是以频繁拔天然草、浇水、修剪、清除落叶等精细管理为主；一种是尊重自然规律要求乡土植物不少于70%且落叶覆盖土壤的粗放管理。认为这两种标准存在相互矛盾。并以单一植物马唐草和天然植物群落为例，指出杂草具有浇水少、消减雾霾、吸收金属污染、修复土壤等生B价值。建议城市绿化应转变观念，回归传统生态文化自信。刘凯运用综合指数计算2014年中国的289个地级以上城市绿色化水平。指出，地级以上城市绿化整体呈现出从东南向西部递减的趋势。当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对城市空间的绿色化予以关注，提升城市生态功能。曾P等通过对贵阳市花溪大学城建设中产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论述。指出，协调这一冲突应建立冲突协调、公众参与、生态补偿与法律保障等机制。如唐山，王瓒玮指出，大地震后的唐山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及凸显的生态危机为切入点。指出，人类面临无法规避的自然灾害，只能用向自然俯拾身躯的姿态来重新整肃社会系统的发展形式。

生态文明建设法制保障相关问题。从生态文明建设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而言，罗艺指出，创建生态城市，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实现途径和具体表现形式。目前，全国各地虽然掀起了生态城市建设的热潮，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从国内外实践来看，生态城市建设亟须法制保障。从构建与生态文明建设与时俱进的环境法律体系、建立专门化的环境执法机构、执法严格、培养公众生态环境意识等开展。王璐以地方民事诉讼案件为视角，对光绪初年吐鲁番地区的多起民事案件加清代地方府州、吐鲁番同知，以及乡约、阿訇、台吉、伯克等在案件处理中的作用、影响等做了分析，这对于民族地区的云南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