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意识论文例1

生态文明意识是指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的、科学的、合理的认识。它是由文化与自然价值相结合，从而形成的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同时它也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加强生态文明意识的教育。

一、加强对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教育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我国目前的大学生广泛缺乏生态文明意识，由于一些高校将教学育人重点放在了培养学生文化素质与政治素质方面，而恰恰忽略了对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德育教育的培养，使得当代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淡薄，有关生态文明方面的知识了解甚少，从而将建设生态文明这一目标淡化，没有从较高层面上建立一个完整科学的生态意识。因此，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和行为经常发生。例如：浪费水电、浪费粮食、不爱惜公共设施、随手丢弃垃圾，随处乱写乱画等。对于普遍存在的这些问题，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一些高校虽然进行了生态文明意识的教育，也开设了一些关于生态文明的课程。但是，由于缺乏教育力度，课程空洞乏味，仅仅从图片以及罗列的数据方面让大学生了解有关生态文明的内容，学生并没有真正的感受到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其效果并不理想，致使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并没有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因此，对于生态文明意识的教育关键在于让大学生清醒的认识到生态文明的建设关乎全民族的发展与福祉，要积极提高自身的生态文明意识，以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看待问题，明确如果不能够合理地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制约经济的发展，制约人类文明进步的步伐。党的十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趋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因此，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教育，提升其生态文明素养显得尤为迫切。

二、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教育的解决对策

（一）开设具有综合性的课程

在加强对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教育方面，高校应致力于开设一门综合性的课程，该课程面向所有专业的学生开放，其囊括关于生态文明各方面的知识内容，具有灵活性、充分性以及内容的广泛性，成为一门公共必修课。以往的课程设置多数是以选修课的形式出现，仅仅是通过一些幻灯片或者一些数据来让学生对生态文明进行简单的认识，而该综合性课程，从内容上更加充分饱满，使得大学生能够通过课程的学习深刻地认识生态文明的重要性，掌握一定的环境保护知识，自身建立起一定的生态文明观念，从而形成自觉的生态文明意识。

（二）不断加强关于生态文明意识教育的师资力量

在生态文明意识教育方面，老师作为主要的引导者，首先应提高自身的生态文明意识，具备各方面素质，以身作则，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因其自身生态文明意识的高低会对德育教育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应当打造一支力量雄厚、水平过硬的教师团队。在德育教育的过程中，多开展一些具有真正意义的、有价值的活动，将关于生态意识文明、生态法治文明、生态行为文明等知识教授给学生，使学生真正树立起正确科学的生态文明理念。

（三）将生态文明意识教育不断的与校园文化相融合

大学的校园文化生活对于大学生精神素质的提升以及道德情操的养成产生着重要的引导和指示作用。在校园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积极将生态文明意识观念与其融合，切实开展一系列校园生态文明建设的活动，通过活动的形式，引导和教育广大学生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节约资源的观念意识，使得校园成为培养大学生态文明意识的摇篮。

（四）开展各类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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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课堂教育理念落后，教育创新乏力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在内容上和方法上缺乏创新，导致理论与实际相脱节。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采取“一刀切”的教学法，缺少个性化教育，导致不同学生群体难以用自己的方式和思维接收到有针对性的、能够解决思想实际问题的教育内容;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实质不了解，以职业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等代替理想信念教育，出现少讲或不讲的现象;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能准确地把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内容，只会讲空话、套话甚至假话，使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课堂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2.社会实践教育重视不够，落实不到位目前许多高校在实践教学的认识上还存在误区，没有充分认识到课外活动实践的重要性，没有具体的实施大纲，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配套制度，考评和监控机制更是处于空白阶段。一些地方、部门和高校领导存在着片面的政绩观，认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属于“虚功”，没有完善合理的活动机制和科学管理方式，缺乏可操作性，导致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中的实践教育越来越边缘化，使教育者产生了一种应付的心态，导致实践教育陷入了一种“说起来重要”“做起来可以不要”的尴尬境地。

3.队伍建设机制不完善，运行不协调在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队伍的建设上，有些高校对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队伍建设不够重视，缺乏具体的措施和明确的规划，一些高校有意压缩队伍编制，给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待遇过低，教育队伍工作条件改善、职业培训深造、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制度不到位、不落实，使从事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的人员积极性不高，教育资源严重流失和浪费。

三、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面临的挑战

1.西方“西化”阴谋不断渗透，威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搞“人权”外交，无非是想以虚构和捏造等伎俩在国际上给中国制造舆论压力，以此来混淆国内不明真相的人的视听，达到动摇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险恶目的。宗教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敌对势力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千方百计地用宗教渗透的方式，在我国新疆和等地是备受敌对势力“关注”的地方，煽动教徒和部分群众寻滋闹事，破坏社会安定，极大地冲击了人民的思想武装，更给众多无辜百姓造成了重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2.信息网络化对意识形态传统功能的弱化在信息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从网上获取和信息，网上信息的这种共享性，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信息落差越来越小，教师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难度却越来越大。网络时代的“文化反哺”现象使年轻一代垄断了网络的话语主动权，他们不再简单地按照教育者制定的目标去获取知识，而是“运用自己的判断力，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再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网络上那些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不良信息就有可能被大学生认同接受，进而达到侵蚀国家对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成果的目的。

3.社会转型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挑战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社会转型期出现了新问题和新矛盾，对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巩固和提升带来了重大影响。例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现状导致了贫富阶层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不均，失业与就业的矛盾冲突，导致人们的社会心理失衡等，这些突出问题如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人民对社会失去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就丧失了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根基。

4.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对民族文化的冲击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必然选择，也必将面临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冲击。随着经济全球化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断深入，包含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技术和知识，已经在我国大面积扩散和加速流动。当前中国传统经典文化备受冷落，国富民强、八荣八耻的传统观念渐隐渐退，对崇高理想信念的追求日益匮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立世精神已成空谈。因此，我们必须竭力捍卫民族文化的个性和根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以国为重的文化传统，充实及适应文化全球化，又保持鲜明民族个性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

四、加强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有效途径

1.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渠道，不断增强其吸引力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强化大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是课堂上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切入点，是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必然要求。因此，教师在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应注重把历史与逻辑统一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和阐述，善于将教材中的理论观点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用社会热点问题导入课程内容，以激发学生听理论课的兴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讲授、理论灌输是必要的，课堂讲授必须随着学生情况的变化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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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川端康成；生态意识；文学

川端康成是日本新感觉派作家，1968年凭借其代表作《伊豆的》、《雪国》、《古都》等，成为日本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虽然当时的日本早已现代化和西方化，但川端康成文学立足于继承并超越传统民族文化的生态意识却大放光彩。羽鸟彻哉在《作家川端康成的思想基础》中提到“论及川端的人都应该考虑其孤儿遭遇及恋爱体验”。亲人相继离世，逐渐形成了感伤与孤独的性格，卢梭在《一个孤独的漫步者的遐想》里说过，观察者的心灵越是敏感，在与自然的壮丽伟大和谐交融时，就会有越强烈的狂喜油然而生。川端的成长经历，使他渴望从自然中寻找精神解脱，洞察自然万物的情感更纤细，更能发掘旁人看不到的自然的精髓。川端少年时代就阅读过《源氏物语》、《枕草子》、《万叶集》等名著，虽然当时稚嫩的他并不能体会文章的深意，只不过朗读语句感受文章的音调和韵律而已，即使这样年少的他也因此沉浸在多愁善感之中，每提笔创作心中都有回响，这些作品对他的文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火如荼的战争以及战败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也是促使川端文学作品回归自然和传统的催化剂，这些都是川端康成生态意识形成的基础。

我国对川端康成的研究从最初的文学译介、评传，到比较研究、女性研究，以及禅宗、文化、美学等跨学科的多元视角的文本解读研究。一方面，我国学界对川端文学的研究已取得巨大成就，但多集中于研究其作品中体现出的古典美意识，聚焦点仍在川端文学的审美意识。另一方面，生态批评近年极受学界关注，但对川端康成文学从生态批评视阈进行分析研究的并不多。

生态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或它们与环境之间密切相关的关系。生态最早是生物学术语，属自然科学范畴，如今已渗透到社会科学领域。目前生态批评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人们认同的文学研究方法和批评流派。生态意识是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种新的价值观，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变化的哲学反思。文学研究者们近年也开始重新审视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识，探讨文学创作及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鲁枢元是最早提出生态批评三分法中国学者，他认为人不仅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还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就人的生存境遇而言，除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还应当有“精神生态”的存在。“自然生态”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社会生态”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精神生态则属于人与其自身的关系，精神表达了人作为人的内在的、本真的含义。

笔者拟采用鲁枢元的文艺生态批评理论，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个层面解读川端康成的文学作品，体会作者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对人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所进行的文学深思与创作，此研究不仅对当代作家的创作具有启示作用，也为当代生态文学的研究提供范本，为广大文学爱好者进一步研究川端文学的深层生态意识抛砖引玉。

一、自然生态意识

何为自然生态？文心雕龙道：“云霞雕色，草木贲华，林籁结响，泉石激韵”。川端康成曾说：在小说家中，我这号人大概是属于喜欢写景色和季节的。自然的美是无限的，人感受的美却是有限的。他擅用细致的笔触描摹自然，“溪中多石，流水的潺潺声，给人以甜美圆润的感觉”，“听到从屋檐滴落下来的轻轻的滴水声。檐前的小冰柱闪着可爱的亮光”，“狗尾草绽满了淡黄色的花朵。细长的叶子一株株地伸展开来，形似喷泉，实在太美了”，景致细微，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自然的喜爱和赞颂。“他更多的是崇尚自然事物的美，即自然美。在审美意识中，特别重视自然美的主观感情和意识作用”。

小说《雪国》中，岛村对山峦有着莫名的憧憬，从山水中寻找渐逝的感情。连驹子的琴声也因“透过冬日澄澈的晨空，畅通无阻地响澈远方积雪的群山”，而不同以往充满力量，这力量从美妙的自然中得来。正如作者川端康成曾说生命的活力借助自然的无限得以显现，主张要尽力揭示大自然的生命力，展示大自然的灵魂。作者一方面着力展现自然景色之美，一方面又将它与人物形象和内心波澜融合，甚至将自然作为前景，而将人物融于自然背景中，“盈盈皓月，深深地射了进来，明亮得连驹子耳朵的凹凸线条都清晰地浮现出来”，“在她的脖颈上映出一抹衫林的淡淡的暗绿”，“驹子的脸仿佛映在银河上”。作者常借带有疏离感的自然描写营造凄美的意境，“月儿皎洁得如同一把放在晶莹的冰块上的刀”， 将驹子的纯美却悲哀的感情融入景中，目光转向秋蛾，“翅膀是透明的淡绿色，有女人的手指一般长。对面县界上连绵的群山，在夕晖晚照下，已经披上了秋色，这一点淡绿反而给人一种死的感觉”，有种全景眺望之感，近景是奄奄一息脆弱不堪的将死之虫，远景转换至余晖映照下的群山，近物远景散点透视，渲染出一种凄美孤寂的意蕴。

川端笔下的风景充满幻想和象征，是他自己感受的借助之物。作品中的自然现象与人生经历相通，与情景相融，形成与人物心灵交互感应的纽带，并赋予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看作是自己的精神、情绪和内在价值的比喻或象征，人融于景，景化于人，通过景物唤起情感，情绪从中得以传达表现。眼前奄奄一息的秋蛾象征着驹子无论如何挣扎却难逃命运捉弄的悲惨结局，悲凉浸润了岛村的心。映在镜中广袤无垠的白雪，“愈发耀眼，活像燃烧的火焰”，对岛村而言，皑皑白雪是驹子的纯净的化身，她感情的赤诚如火焰耀眼地燃烧。

《伊豆的》中广为人称道的“雨”的描写也是如此，“阵雨已经把从密的杉树林笼罩成白花花的一片，以惊人的速度从山脚下向我追来”，为了赶上一行人，“我”加快了脚步，此刻的雨仿佛如同催促我一般 。“雨”在川端笔下已然被赋予了生命，作者把个人欲望巧妙融入了雨中，自然和人在此刻形成了心灵的相互感应，营造出自然和人调和之美感。

二、社会生态意识

川端笔下的滂沱大雨、银装素裹、皓月千里、晨光熹微、蜂飞蝶舞，无处不彰显着自然之灵动，无处不体现着自然之生机，作品中淳朴的风土人情与自然交织成一幅人情温暖，景致浓厚的画卷，其短篇小说《伊豆的》中，“我”与淳朴的艺人们和天真的薰子在旅途中结伴而行，他们自重自爱，对“我”也处处照顾，还真诚的邀请“我”冬天去他们家，并商量着腾出一间房让“我”住，甚至要去船上亲自迎接“我”的到来。朴素的情谊如涓涓细流浸润着我孤寂乖张的心，每读一遍都是一次心灵的净化之旅。《雪国》中，驹子为给行男治病，不得已当了艺妓，叶子更是对行男无比钟情，悉心照料。行男死后驹子对叶子照顾有加，叶子也能体会驹子的心情。后来驹子到了一户人家做工，那家人待驹子很好，孩子哭了怕吵醒驹子就背到外面哄。在岛村冷漠虚无的目光中，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更显珍贵、鲜明。绉纱场看着织女呕心沥血织出的薄纱，不由得发出感叹“那一往情深的爱的追求，曾几何时，难道竟会变成对所爱的人的鞭笞么？”透露着淡淡人与人之间温情，飘渺着的颓伤虚无的主韵律。

这与作品的创作背景不无关系，自1935年始，于1947年完成，创作历程长达12年，而在此期间的日本军国主义膨胀发穷兵黩武，给亚洲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后经历战败，“那时节，战争受害者和疏散者都带着行李上车，车上笼上一种惧怕空袭的气氛，和不规则地流动着一股焦臭的气味”[12]（P20）。日本国内经济等各方面遭遇重创，局势动荡不安。而作品中所构筑的世界却捕捉不到半点战争的气息，“战争期间，尤其是战败以后，日本人没有能力感受真正的悲剧和不幸”。战后川端更无所期待，“不相信战后的世相和风俗。或许也不相信现实的东西”。川端对战争“最消极的抵抗”便隐藏于作品中，岛村游离在战争喧嚣之外，对西方舞蹈艺术颇感兴趣的他，无所事事，写出的东西大多“纸上谈兵”，一切在他眼中皆是徒劳，精神流亡着的他对人性的冷眼旁观、消极遁世的表现更像川端康成本人。

《雪国》所流露的人生虚无、徒劳无益的悲观调子，不能说这只是川端一贯的人生观的反映而没有战争对川端的影响[11]，川端的雪国安详宁静，人情温暖，用笔创造出在混沌中守护着精神的境域。同样，战后作品《古都》中，自然美和人情美交织中笼罩着寂寞哀愁，千重子曾对苗子说过：“也许幸运是短暂的，而孤单却是长久的”，是千重子孤儿心境的展现。早年被迫分开的姊妹在重聚后都愿为了对方的幸福甘愿作出牺牲，迫于种种因素，不得不再次经历离别。孤儿的悲哀心境是川端的真情流露，战败的日本一度陷入孤立无援之地，社会价值观一度崩溃，川端在回归日本传统，极力描写人的善良淳朴、积极向上的生命力，不免受到战败颓废悲伤的情绪浸润，笔下流露伤感，“对我来说，比起政治上的愤慨来，更多的是由于内心的哀伤。我的工作恐怕无法从这种哀伤中逃脱”。川端文学总是透漏着些许人文关怀，在战败后的历史时刻，这种人文关怀是以所蕴含的回归自然与古典的韵味去抚慰日本人心灵的伤疤。

三、精神生态意识

1968年在瑞典斯德歌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川端发表了《我在美丽的日本》，禅和日本文学及对他作品的影响贯穿演讲始终，他引用了道元禅师和明惠上人的和歌，追溯日本文学的渊源和发展脉络，阐明日本传统的自然观和宗教观。他曾说“我相信东方的古典，尤其是佛典是世界最大的文学。我不把经典当作宗教的教义，而是当作文学的幻想来敬重的”，川端向世界传达的是“心境无边光灿灿，明月疑我是蟾光”的天人合一，崇敬自然的观念，是日本传统文化的精髓。

这种观念一定程度上启迪了川端康成深层精神结构中“宿命”和“虚无”的生命体验 ，如《雪国》中驹子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岛村的徒劳厌世情结等。川端文学对于自然景观的描写不少体现了最纯粹最鲜明的佛禅色彩，这与其深受佛典禅学的影响密不可分。前文自然生态中提及，川端竭力展现自然的灵性和生命力，自然是他感受的载体，也是他抒情的对象，这体现了川端生态意识中对自然的态度。此外，川端在文学创作中，受佛禅的影响，常借由自然思索人生，用自然的博大永恒，反衬人生的无常渺茫，《雪国》终章对浩瀚银河的描写片段， “犹如一条大光带的银河，使人觉得好像浸泡着岛村的身体，漂漂浮浮，然后伫立在天涯海角上。这虽是一种冷冽的孤寂，但也给人以某种神奇的媚惑之感。”银河包容万物，永恒璀璨，而驹子的悲剧叶子的焚灭，都在诉说着世事无常，美轮美奂中浸透着悲哀。“不知为什么，岛村总觉得叶子并没有死。她内在的生命在变形，变成另一种东西”，叶子在烈火中死去，岛村却感悟到叶子似乎是“涅”轮回转世成“另一种东西”，万物一如，轮回转世的佛禅思想让结局中绝望中透出一丝希望，羽鸟彻哉论及川端的宇宙观时提到，宇宙中有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流，所有事物之间的差异都只不过是出现在生命之流表面的一时的形态。无论是我还是你，无论是人还是植物，甚至就连动物和矿物，当他置身于巨大的生命之流之中的时候，原本就是一物。也可以说，川端眼中的自然与人平等共生，叶子的重生幻化成落入九天的银河，象征着人从自然而生，终回自然怀抱，这种交融共生的精神生态，从其作品中可窥见一二。

四、结语

川端文学一直致力彰显自然之灵，祝颂大自然的神奇。在《雪》、《伊豆的》、《古都》等重要作品中，构筑了一个个静谧美丽充满温情的世界，但由于受到战争的阴霾侵蚀，文笔基调交织着淡淡的温情与悲伤。时代影响下的各种因素导致川端无法明确表达对战争的态度，另一方面，社会价值崩溃和崇敬自然的传统观念消逝，促使川端积极投入到“回归传统”的创作中，手中的笔便是川端的信仰，在混乱破败中辛勤耕耘出一片守护心灵的净土，收获宁静。川端的特殊个人成长经历使他拥有更敏锐的洞察力，更深层的体味自然魅力的能力，得以挖掘到旁人忽略的风景。日本古典文学的熏陶和佛禅文化的洗礼，是形成川端康成自然审美的来源。战争的不幸，传统的消逝，让川端万般焦急，回归和超越传统的生态意识成为川端的创作追求，在文学中构筑美好世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作者的用心良苦值得我们深思。

反观现代社会，快节奏的都市人忘记了放慢脚步去感受美好自然。为谋求经济快速发展，常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未遭破坏的自然生态变得越来越可贵。世界的一些角落战火仍未停息，贴着发展经济标签的利己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在世界横行，精神生态、社会生态的平衡也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重视精神、社会、自然生态的健康发展及如何才能在人、社会、文化、自然中寻找平衡点，已然成为不可避免的话题，关注生态、重视生态应成为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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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意识论文例4

十七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充分体现了当前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明确指出了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生态文明意识的培养又是重中之重。要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必须着眼于国家发展的未来，关注祖国的下一代，着力于小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塑造和养成。

一、注重小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塑造和养成

1.1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的必然要求

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稳步、和谐推进的坚实保障。树立生态文明观，培养生态文明意识，主要还是靠教育。生态文明意识的塑造和养成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小学教育作为一个人接受整个学校教育的最初阶段，是塑造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起点。因而，在教学实践中结合小学生自身特点，营造节约环保氛围，培养生态文明意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关乎千秋万代的伟大事业，而小学生是祖国的未来，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并使之得以不断地延续和传承，就必需从娃娃抓起，着眼于发展的未来。培养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一代，培养具有生态文明意识的一代。

1.2不断加强完善小学生素质教育的丰富与拓展

小学生素质教育过程中有两个方面尤为重要，其一是启发性教育，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其二是德育、体育教育，培养他们的健全人格和健康体魄。力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既要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又要有健康的体魄、高尚的道德、善良的心灵和优雅的情操。

在启发性教育之中，可以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传递“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等一些朴素的生态文明理念，引导小学生关注自然、关注环境。使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能从节水、节电等一些细节做起，不断增强自身的生态文明意识。素质教育重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成长成才，所以，在日常的教学实践中，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开展生态文明意识的养成教育，必将成为加强和完善小学生素质教育的丰富与拓展。

二、在教学实践中培养小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

2.1课堂教育——培养小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主渠道

课堂是小学生获取科学知识，提升文化素养的主要渠道之一。要在课堂教育中培养小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就要求在遵循教学大纲要求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教材的内涵和外延。同时，不断丰富教学方法、完善教学手段、拓展教育途径，灵活地运用多种教学策略。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结合小学生的特点，不要试图引导他们理解很多大道理，记忆往往对他们帮助更大。例如在语文教学中渗透生态文明意识的培养和教育，教师可以适时讲述一些与课文相关，有趣味性、故事性的环保事件，让他们记住这些有趣的故事，知道其中哪些做法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在数学应用题的案例编制过程中，也可以融入一些日常生活中节约、环保的要素，如对不节约的生活习惯造成水、电浪费的量化等。

2.2课外活动——培养小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有效载体

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养成习惯。”要将课外活动作为培养小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有效载体，通过课外活动，实现对课堂教学的必要补充，对学生进行兴趣培养和品德教育。实践已经证明，正确组织和吸引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可以扩大他们的知识领域，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培养和发展他们的兴趣、才能与特长。

在课外活动中渗透生态文明意识的教育和培养，其一要求活动主题明确，其二要求活动形式丰富新颖。例如，新华社曾有过这样一则报道——“江苏扬州开展‘生态文明你我同行’系列活动，面向社会征集节能减排‘金点子’。扬州市中、小学生广泛参与，争做珍惜资源、保护环境的小卫士。”通过类似主题鲜明的课外活动，使他们懂得生活中要环保、引导他们学会如何去环保。

2.3家庭教育——培养小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教学延伸

当前，小学生教育过程中存在“5+2=0”现象，即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严重脱节，在学校里对小学生进行5天的系统教育，当小学生回到家后由于教育的不连续或滞后，经过周末两天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学校教育中产生的效果。所以，在小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塑造和养成教育过程中，实现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密切配合与协调，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例如，可以尝试以“绿色家庭日”为主题，利用假期，组织学生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绿色环保活动。通过这样的平台，在温馨的家庭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

三、关于培养小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思考

3.1小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培养需要全社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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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说过：“人不是存在者的主宰，人是存在者的牧人。”应该说，刘庆邦是把对 自然 生态被严重破坏的罪过归之于宋长玉等人竭泽而渔式的毁灭性开发，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是无情的。 经济 的 发展 不能成为破坏环境的借口，这应该成为人类的共识。 现代 科学 技术和工具理性的高度发达，必然导致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科技理性和科技神话在创造大量物质文明的同时，也破坏了人类赖以存活的自然环境。人类必须在与自然危机四伏的关系中，重新思考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问题。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 规律 。”掌握了自然规律的人类，一定要更加自觉地按照自然规律文明地对待自然。因此，恩格斯同时也警告：“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美索布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竞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当前，随着生态问题的凸显，生态伦理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生态伦理通常是指人类在进行与自然生态有关的活动中所形成的伦理关系及其调节原则。人类的自然生态活动反映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又蕴藏着人与人的关系，表达出特定的伦理价值理念与价值关系。人类作为自然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自然生态构成了人类自身存在的客观条件。因此，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给予道德关怀，从根本上说也是对人类自身的道德关怀。人类自然生态活动中一切涉及伦理性的方面构成了生态伦理的现实内容：合理指导自然生态活动，保护生态平衡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对影响自然生态与生态平衡的重大活动进行科学决策以及人们保护自然生态与物种多样性的道德品质与道德责任等。生态伦理的核心是：为了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保护自然资源，实现生态平衡。

对自然生态的忧思，使刘庆邦的《红煤》在展开主人公的人生故事的同时能够放眼具体环境和人的互动关系。人与自然的视角也使这部小说获得了一种大气，一种忧患意识。

三、拯救大地：以“树”为旗与“发展”批判

生态意识论文例6

海德格尔说过：“人不是存在者的主宰，人是存在者的牧人。”应该说，刘庆邦是把对 自然 生态被严重破坏的罪过归之于宋长玉等人竭泽而渔式的毁灭性开发，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是无情的。 经济 的 发展 不能成为破坏环境的借口，这应该成为人类的共识。 现代 科学 技术和工具理性的高度发达，必然导致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科技理性和科技神话在创造大量物质文明的同时，也破坏了人类赖以存活的自然环境。人类必须在与自然危机四伏的关系中，重新思考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问题。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 规律 。”掌握了自然规律的人类，一定要更加自觉地按照自然规律文明地对待自然。因此，恩格斯同时也警告：“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美索布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竞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当前，随着生态问题的凸显，生态伦理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生态伦理通常是指人类在进行与自然生态有关的活动中所形成的伦理关系及其调节原则。人类的自然生态活动反映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又蕴藏着人与人的关系，表达出特定的伦理价值理念与价值关系。人类作为自然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自然生态构成了人类自身存在的客观条件。因此，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给予道德关怀，从根本上说也是对人类自身的道德关怀。人类自然生态活动中一切涉及伦理性的方面构成了生态伦理的现实内容：合理指导自然生态活动，保护生态平衡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对影响自然生态与生态平衡的重大活动进行科学决策以及人们保护自然生态与物种多样性的道德品质与道德责任等。生态伦理的核心是：为了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保护自然资源，实现生态平衡。

对自然生态的忧思，使刘庆邦的《红煤》在展开主人公的人生故事的同时能够放眼具体环境和人的互动关系。人与自然的视角也使这部小说获得了一种大气，一种忧患意识。

三、拯救大地：以“树”为旗与“发展”批判

生态意识论文例7

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一书中，伊格尔顿是这样评述威廉斯理论观念的影响的：“在英国，任何想要逃避威廉斯著作的压力的马克思主义批评都会发现它的著作是严重地残破和削弱。”［4］作为威廉斯的学生，伊格尔顿的文化观处处显露着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思想痕迹，他把文化看作是一个重新体验和掌控某种经验的过程。伊格尔顿在1967年出版的《莎士比亚与社会》一书就是从威廉斯的理论框架出发的，从书名人们就可以看出，在这部献给威廉斯的学术著作中，伊格尔顿旗帜鲜明地宣示其文化与社会的批评视野。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即使在这部深受威廉斯影响的著作中，伊格尔顿仍然表现出他独特的思想特质。伊格尔顿对威廉斯的理论观点既有占有，又有批判与超越。一方面，伊格尔顿的文化观秉承了威廉斯的思考模式，强调英国从历史的、动态的角度去理解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文化是不可能独立于社会物质条件之外的，与社会现实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有着不可割裂的密切联系，对于文化的考察必然要在社会语境即社会的物质条件框架下开展，因此，无论是在《审美意识形态》、《甜蜜的暴力：悲剧性的概念》等高深的理论作品中，还是在《莎士比亚与社会》、《权力的神话：对勃朗特姐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样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伊格尔顿自始至终都自觉地将文学文本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进而突出文化的物质属性，此外，综观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理念，他始终认为无论在哪种具体的社会结构下，都应该倡导一种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地享有、参与、创造和控制共同文化；另一方面，纵观伊格尔顿的一系列文学理论著作，如《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等，我们发现伊格尔顿都是在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基础上开展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的，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观是从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中不断吸取养分和灵感的，但是伊格尔顿并非完全站在威廉斯的理论框架内思考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这一问题，在对二者关系的积极思考与探索中，伊格尔顿也发现了威廉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因此，伊格尔顿跳出了威廉斯的理论框架，在一个新的理论视野中审视文化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而这个所谓新的理论视野就是在西方理论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

二、伊格尔顿意识形态观的理论渊源

一直以来，在伊格尔顿的思想世界中，意识形态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词，众所周知，在伊格尔顿近四十年的文学理论研究中，他积极尝试把意识形态概念引入20世纪西方思想与文化研究历史，从意识形态研究这一独特视角来关注文化理论与文学实践问题，进而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在文化批评这个大的视域中构建了关于文本生产的科学，即文学生产理论体系。长久以来，在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意识形态都是备受关注与争论的概念，其内容最为复杂，意义最为含糊，无论其内在的基本含义还是外在的社会功能与意义都是扑朔迷离又难以明确界定的。然而，伊格尔顿在其文学理论研究中，从未放弃对意识形态的梳理，曾专门写就《意识形态引论》试图澄清意识形态的概念。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与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的意识形态观念。最早，意识形态的理性概念出现在启蒙主义理想中，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思想家特拉西是第一位把意识形态概念引入西方哲学史的人，对于他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关于观念的学说，其核心任务是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及发生规律。之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在欧洲诸国日渐流行，人们对于这个概念的界定和它本身涵盖意义的探讨从未停止。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首创了意识形态的德语词汇，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一系列重要论著中阐述了意识形态概念。在伊格尔顿的老师威廉斯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的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意识形态是指特定阶级或集团特有的信念体系；第二，意识形态是指各种幻觉的信念体系，尤其是所谓的虚假观念或虚假意识，它们与真知或科学知识形成对照；第三，意识形态就是意义和观念的一般生产过程。［5］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他把意识形态看作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在他看来，从本质上说意识形态是编造幻想和遮蔽现实关系的精神力量，是一种虚假意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阐释深刻影响着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中，伊格尔顿写到：“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一个更大的理论分析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旨在理解意识形态———即人们在各个时代借以体验他们的社会的观念、价值和感情。而某些观念、价值和感情，我们只能从文学中获得。理解意识形态就是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和现在；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的解放。”［6］在马克思之后，葛兰西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丰富了其概念，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在艺术、法律、经济和所有个体的及集体的生活中含蓄地显露出来的世界观”［7］而非错误观念或依附于经济基础的现象，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文化霸权理论革命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它不仅把意识形态从认识论层面带入到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领域，而且更进一步地把意识形态视为霸权斗争的核心范畴，从而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决定论，为我们理解意识形态与政治问题之间的关联提供了理论基础，突出了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使意识形态从认识论层面上升到实践层面。作为阿尔都塞学派成员，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观还深受阿尔都塞理论思想的影响。在阿尔都塞早期著作《保卫马克思》中，他指出“意识形态使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作为表象体系的意识形态之所以与科学不同，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的和社会的职能压倒理论的职能（认识的职能）。”［8］在此，阿尔都塞要强调的是意识形态是社会必不可少的结构要素，是一切社会总体结构的组成部分，他主张意识形态具有现实的社会作用，应该从维持社会运转这一实践职能方面来理解意识形态的内涵。由此可见，在阿尔都塞的理论体系中，他所关注的并非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而是意识形态作为一套信仰机制在社会中怎样发挥其功能和影响的。在意识形态与文学艺术研究的关系方面，在《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一文中，受布莱希特的启发，阿尔都塞开创了从文本与意识形态的离心结构这一视角去考察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新范式，这一理论范式对伊格尔顿这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正是伊格尔顿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

在当代西方理论界，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极具争议又异常复杂，因为它往往附着于异彩纷呈的各种哲学与文化思想观念中，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人能把其丰富且复杂的内涵意义提炼成一个单一的定义。在《意识形态引论》一书中，伊格尔顿仔细地梳理了西方思想史上出现过的各种意识形态概念，就这一概念内涵意义的复杂性问题，伊格尔顿指出有多少意识形态理论家就有多少意识形态理论，由此可以看出，伊格尔顿并未简单地继承某种意识形态理论，而是更加倾向于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由复杂的概念交错而成的文本。在阐释自己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时，伊格尔顿并未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自身封闭的理论框架出发，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模式出发，在平衡和利用多种理论概念资源的基础上，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重新进行了批判性的阐释。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中，伊格尔顿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科学的分析对象”，他指出“意识形态不是一套教义，而是指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完成自己角色的方式，即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职能上并因此阻止他们真正的理解整个社会的那些价值、观念和形象。”［9］在此，可以看出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如意识形态的自发性、经验性与无意识性以及意识形态的主体垂询功能，在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伊格尔顿并非简单地占有或继承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观念，在对意识形态的阐释中，伊格尔顿主要贡献在于它发展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特别突出了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与政治属性。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久违的阶级概念在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观中得以回归，并占据了社会政治运动的核心位置。在《审美意识形态》和《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等一系列著作中，他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即阶级视野下来审视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伊格尔顿指出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是文学作品的标准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只有能够体现某一社会阶级的种种价值观念和趣味的作品才会被赋予文学作品这一资格，因而，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学这个概念通体浸透着某一特定社会阶级的价值判断，符合社会结构中占据权力主体地位的阶级的价值标准的作品才能被称为文学。换而言之，在形式上，上至阳春白雪的诗歌，下至下里巴人的口述传奇故事只有与权力主体阶级的价值标准一致才能被称为文学，反之亦然。在伊格尔顿的理论体系中，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与政治性是紧密相关的。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中，伊格尔顿写到：“我希望我已证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可不必把文学和意识形态作为两个可以被互相联系起来的独立现象来谈论。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种种社会权力问题有着最密切的关系。”［10］之后，他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的情况为例，证明了文学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性。首先，伊格尔顿指出，在十八世纪，文学不仅仅体现了占据社会权力主体地位的阶级的某些社会价值，还是严密保卫这些价值的深沟壁垒，又是传播它们的大道通衢，此时，文学包括一整套意识形态机构，如期刊、咖啡馆等等，发挥了巩固社会秩序的作用，既传播了权力主体阶级的价值标准又捍卫了其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显而易见。此外，伊格尔顿认为，19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研究强势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宗教的衰落。作为意识形态的另外一种载体，宗教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限于深刻的困境，在科学发现与社会变化的双重冲击下，人们对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理性认知逐渐抬头，宗教这一极其有效的意识形态控制方式不再能控制普罗大众的感情和思想，其强势的精神统治地位正处于日渐消亡的危险之中，于是英国文学发展成为一门学科，接替宗教继续承担意识形态这一任务，捍卫社会主体权力阶级的统治地位。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一门学科，英国文学是在技工学院、工人院校中首先成为常设课程的，而非在大学。这表明了，文学的本质即意识形态，它向普罗大众的头脑中灌输着他们在社会中完成自己角色的方式，并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角色与职能上，从而阻止他们真正的理解整个社会的价值和观念，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正如斯洛文尼亚精神分析理论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所言，意识形态犹如一个幽灵，它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又时时刻刻缠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观念中。在伊格尔顿意识形态观建构过程中，马克思、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理论观念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影响，在梳理西方理论界众多理论家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基础上，伊格尔顿批判性地阐述了自己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并围绕意识形态这一核心概念建立起了文学生产理论体系。

三、伊格尔顿文学生产观的理论渊源

生态意识论文例8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谱系

Ideology一词的汉译是“思想体系”或“观念形态”，也常译作“意识形态”。该词最先由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观念学派发明，法兰西院士特拉西(Destuttde Trace，1754～1836)采用这个词来研究当时社会中的种种意识和观念，企图由此掌握意识和观念的普遍规律，并构建一套理性、科学的意识和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创造性地运用“意识形态”概念，并注入新内涵，到20世纪，意识形态的概念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出现了许多复杂的意识形态理论，虽然各家观点都有自身的思想背景，但它们都聚扰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或者倾向于马克思主义。

概括地讲，自马克思以来，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含义主要有如下7种模式。1、错误意识。这种理解仍属于18世纪启蒙思想的范畴，启蒙哲学家们的目的就是使理论现代化世俗化，要让科学和政治领域内的探索和思考从旧式宗教正统的桎梏禁忌中摆脱出来。马克思对宗教和黑格尔的国家概念的批判即属于此。2、领导权和阶级合法化。马克思在参加到工人实践成为共产主义者后，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开始具有阶级论眼光和强大批判力，比如认为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前所鼓吹的“自由”“平等”的人性论，到进入资产阶级社会却转而意味着市场制度里“人在市场上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的自由”。3、物化模式。20世纪初卢卡契用以指现代社会兴起后的合理化、商品化和工具化等思潮和趋势，这些思潮从社会制度到肉体感受各层面对日常生活进行系统化重组。物化模式把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推广到主体身上。韦伯认为，在现代的合理化进程中工具理性吞没了价值理性，不祥的命运像“铁笼”一样正不可挽回地落向人类的头顶。卢卡契则转而希冀无产阶级能超越资产阶级的物化的意识形态，变革社会，消灭资本及其物化进程而臻及全面解放。4、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代世界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其实是商品逻辑对文化领域的大渗透，启蒙时代以来的批判性文化已被抽空了“否定性”和“批判性”力量，纳入到商品消费文化中，被完全政治化和商品化了。5、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法共党员阿尔都塞认为，包括家庭、教育制度、宗教等在内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执行着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功能，它们以国家强制为后盾，用“询唤”的方式为把个体生产为“主体”，提供抚慰性的整体幻景。意识形态就成为“对个体与其现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其功能在于“俘虏”主体并且使之听命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使精神臣服于资本。6、支配权的意识形态。法国学者福柯试图证明现代以理性为自身的中心地位而排斥、压抑和界定处于边缘地位的“疯癫”，同时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技术全面控制人体，并内化到体验中。再如，阿尔及利亚革命者弗朗兹·法农则发展出一种种族政治斗争的模式，认为革命就是殖民地人民在争夺意识形态的主导权的过程中，学会摆脱掉强加于他们的自卑感和边缘感，摆脱对殖民者及其支配性价值体系的被动服从。7、语言和传媒的异化。当代的大众文化和传媒研究发现，在当代社会，尽管传播媒介和公共圈层及其所使用的语言表面非常开放、多元、灵活，但本身却遵循着商品和政治的逻辑，非常封闭，具有某种压抑性和意识形态功能。就传媒和公共的关系而言，只能是传媒为你、代表你说话，而你不可能真正向传媒说话或提出不同意见，一切都必须服从传媒的要求，改造为传媒语言（注：这里的模式参照了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对意识形态知识谱系的清理，参见《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版，206～230页。）。大致而言，前三种模式是较为经典，强调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中的结构性内涵，其关键词大体为“正确”对“谬误”、“先进”对“落后”、“总体”对“局限”等。后几种意识形态模式，则在西方语言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传媒学的影响下，把意识形态逐渐落实为一种社会性话语活动，强调其商品化、政治化及其背后深藏的权力机制或压抑性功能。这对于理解具体的文学作为话语活动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后面再提。

在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内涵另有准制度化的规定。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才发表，也由于考茨基、梅林和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者的阐释，“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这一观念逐步地确立起来。“意识形态”的概念也在并不必定失去它的批判性内涵的同时，使其降为次要地位的倾向，其内涵相对地“中性化”了。一种是把意识形态当做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的总和，另一种则把意识形态当做跟某一阶级的利益相联系的政治思想。人们由此也开始公开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思想称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形成的意识形态的解释也大致从前苏联引进，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解也是如此，始终与意识形态关联。“意识形态”一词最初以音译“意德沃罗基”引入，成仿吾、李初梨等人在20年代一再引用，非常时髦。从一开始把文学界说为“意识形态”，就有着非常机械论和实用主义的色彩，认为“文学为意德沃罗基的一种，所以文学的社会任务，在它的组织能力”，文学是“反映阶级实践的意欲”，是“一个阶级的武器”，“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不可逃避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是故意地是宣传”（注：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马克思主义有关文学的理论观点与中国革命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申明文学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学艺术“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因而有阶级性，“文艺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这一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反映论和文艺观中国化的结果，推动了群众文艺的蓬勃发展，发挥了文艺在政治革命和社会斗争中的作用。此后，“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或“文学是意识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惯用语，其基本内涵直至90年代仍然沿用。

“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提出及其内涵

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整体变迁好比一个钟摆，一个时期摆向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一个时期摆向文学独立和主体审美。从总体上看，将文艺规定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强调政治化斗争化的意识形态内涵，一直占主导地位（注：参见童庆炳、陈雪虎《百年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之省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建国后进入建设时代，新中国文学观念理应作相应调整，但由于国际国内复杂政治情势和“左”的思潮的惯性影响，从50年代直至70年代末，文学和文论一直被看成是政治的晴雨表，一次次政治运动都以文学和文论为其发端。文学观念和理论长期裹足不前，封建僵化，只强调意识形态和社会斗争，不尊重文艺的独立性，抹杀了文艺理论自身学理探索的必要，几十年一以贯之，并且加以神化，把科学变成了迷信，甚至成为政治斗争、清除异己的手段。进入80年代，文学观念和理论逐渐摆脱“泛政治化”的倾向，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文学自身的特点和作用。古今中外的各方面的思想资源都被调动起来，对文学特性的认识开始深化。80年代初中期，全国美学热以审美的观点来解说文学，马克思关于“艺术”掌握世界的思想，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感悟”和“妙悟”理论，前苏联审美学派的研究思路，“形象思维”问题和“共同美”的讨论，西方20世纪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各种批评理论都成为实现文艺理论观念变革的重要资源。正是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下，钱中文、童庆炳和王元骧等文论家，根据文学实践校正50至80年代文艺思想，总结百年中国文论，提出了“审美意识形态”论和“审美反映”论。

据考证，“审美意识形态”的提法最初出自俄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沃罗夫斯基的论文《马克西姆·高尔基》(1910)（注：沃罗夫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7、278页；亦可参见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但较为成熟、有学理的研究来自苏联美学家布罗夫。他认为，文学是与政治、宗教、哲学、道德等并列的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思想里面，只有具体的意识形态，没有绝对抽象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只有在各种具体表现中——作为哲学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法的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才会现实在存在”；“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现象，其特殊实质就在于这种‘审美方面’”（注：布罗夫：《美学：问题与争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1、42页。）。显而易见，在他看来，“审美”并不是简单地对“意识形态”进行修饰和限定的“种差”。在80年代中国，当时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几位倡导者都有自己的思路，不尽相同。钱中文认为，文学研究的是文学所以为文学的、具体的意识形态，即“审美的意识形态”，而非哲学意义上的抽象的意识形态，非那种抽象化了的、非实体存在的文学形态。在具体地研究文学时，则要注意审美方法与哲学方法的融合。只满足于从哲学的角度看到文学是一种意识的形式，是人对现实的意识反映，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讨论文学的特性，“必须使审美方法与哲学方法融为一体”。在理解和把握文学的内涵时，必须把审美特性与意识形态性结合起来，“文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审美的意识形态性”（注：钱中文：《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文学评论》1984年第6期；《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论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文学观念的系统性》，《文艺研究》1987年第6期；《论文学形式的发生》，《文艺研究》1988年第4期。）。童庆炳则认为，探讨文学的具体特性必须将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视角结合起来，既要看到文学价值的多元性和结合性，更要看清审美是文学的“志业”，是文学的必要条件、基本依据和特殊本质。文学广延性强，它必然有社会性、政治性、道德性、宗教性、民俗性等等属性，但文学的所有这些属性都必须溶解在审美活动中，文学才可能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他同时又指出，把文学仅仅规定为“审美”、“娱乐”、“体验”还是太陕隘，不能揭示文学全部版图的种种景观，为此他甚至提出“文学五十维”、“文学五十元”说，在90年代末提出“文化诗学”的研究思路（注：参见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华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9页；《文学五十维》，《新作家》1992年第1期；童庆炳为“文化与诗学丛书”撰写的总序，载童庆炳著《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但从总体上看，“审美意识形态”论提倡者诸家在思想观念和理论方法的革新上都有一致性：一是认为文学活动是人的情意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出于人的内在的审美要求，文学是审美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出于外在功利需求或政治目的的需要。二是在理论研究上强调必要在确认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基础上，将文学活动、认识活动、伦理实践等其他社会活动区别开来，研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

从总结20世纪的高度把握文学研究，既要看到其社会文化的延展面，更要谨守文学的本位和规律。文学从根本上讲是审美活动，文学的特性是审美，应当辩证全面地看待“审美”本质。可以说，“审美意识形态论”既强调艺术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生产本性，又注意到了文学作为艺术的审美本质特征，从而摆脱了僵化的旧有文学观念体系和理论范式，也超越了80年代出现的一些纯审美理论的狭隘性。因此可以说，审美意识形态论既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又在新的现实中发展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是八九十年代文论界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具体到《文学理论教程》，也要看到它在1989年之后的具体语境中（初版在1992年），试图实现在教材中使文学观念更新换代，步步修订加以完善的努力。《教程》的核心命题“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在世界文化思潮和现代中国现实的基础上，把苏联模式中的意识形态分析、中国古典文论与欧美文论中的审美论、西方20世纪的形式主义和话语理论等理论资源，以马克思主义审美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点进行现实的碰撞和整合的结果。反过来看单同学坚持的“……文学与意识形态不同质，……意识形态性的现实实用特征和审美的非功利、超越及自由性的特征使两者具有天然的相斥性，他们不可能融汇成为一个实存事物”的观点，以及“不过是人为虚构和神化出的概念”的说法，就让人感到不免简单和轻率了。

引入“话语活动”论的必要性

单小曦认为：“我们知道，如社会习俗、幻想、集体无意识等社会心理因素并不常常构成‘文本’和‘话语系统’。因此，从意识活动的角度说，社会心理因素不能构成话语活动的重要内容。”这一想法恰恰透露出对《教程》中引入西方20世纪的形式主义和话语理论等理论的无知。我们知道，在90年代以来文学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到文学本体层面，其中最为探本的是文体和语言的问题。针对过去认定文学语言只是形式的理论，人们发现，文学所展现的生活与语言是无法剥离的，“审美意识形态”也没能深入解释文学中语言所具魅力问题。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与它自身的话语活动（或体制）又有什么内在的关系呢？正是在这些问题的牵引下，《教程》引入“话语活动”论，并且把对文学和审美意识形态的界说进一步语言化、话语化。

现代语言理论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意识活动从来都是与语言活动相辅而行，没有脱离语言而独存的意识活动，也没有哪种意识不能以语言（包括各种“拟语言”和人体语言）表达表现出来，文学活动是意识～话语两位一体的活动。而意识形态作为比较系统的社会意识也是如此，在具体性上它总是以话语活动的面目出现。甚至精神分析学所描述的“无意识”和“本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意识”、“超我”和“语言”（按照拉康的看法，一个人的无意识恰恰是他人的意识和语言，而梦是符号变成想象的过程）的一块隐蔽的殖民地。从批判的角度看，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和制约不会仅仅停留在理性的强制层面上，相反，它往往偷袭、渗透、占领无意识王国，而且这种对无意识的隐蔽操纵也常常是卓有成效的。阿尔都塞曾根据语言学的“结构”和拉康的“想象态”的概念，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一种话语体系，即“一种具有独特逻辑和规则的表征体系(system of representations)”，是“社会的历史生活的一种基本结构”。但意识形态并不表达人们的真实生活，因为“在意识形态中，真实关系不可避免地被包括到想象关系中去”。这样，意识形态是人与世界的体验关系，或是人们借以体验现实世界的那种“想象态方式”。以话语体系的概念来理解意识形态，确实看到了艺术所提供给我们的体验的独特性和社会性。当然，阿尔都塞认为，艺术并不能与意识形态划等号，而是具有双重性质：

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由一种既是审美的又是意识形态的意图产生出来的。当它作为一种艺术作品存在时，它作为一件艺术作品……产生出一种意识形态结果……因此，艺术作品与意识形态保持的关系比任何其他的物体都远为密切，不考虑到它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特殊关系，即它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效果，就不可能按它的特殊审美存在来思考艺术作品。（注：以上分别参见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1～203页；董学文、荣伟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20～521，537页。）

艺术就是这种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性质的话语形式。这一看法，对于那种把艺术看做意识形态的直接图解的庸俗唯物论来说，无疑较能切合艺术的实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程》将“意识形态”界说为“上层建筑内部区别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话语活动，如哲学、伦理学、宗教、文学及其他艺术等”，强调意识形态一词“总是涉及人们所说、所写、所信仰的东西（话语体系）与人们所身处于其中的种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复杂联系，它表明话语领域存在着不同集团、阶层、阶级、民族或权力关系之间的复杂冲突与调解情形。而文学正具有这种性质”（第59页）。“‘话语’更能显现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即文学并非单纯个人话语行为，而是许多因素或关系相互作用的社会话语活动”（第60页）。当然文学属于意识形态话语，但并非任何话语都是意识形态。

生态意识论文例9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谱系

ideology一词的汉译是“思想体系”或“观念形态”，也常译作“意识形态”。该词最先由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观念学派发明，法兰西院士特拉西(destuttde trace,1754～1836)采用这个词来研究当时社会中的种种意识和观念，企图由此掌握意识和观念的普遍规律，并构建一套理性、科学的意识和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创造性地运用“意识形态”概念，并注入新内涵，到20世纪，意识形态的概念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出现了许多复杂的意识形态理论，虽然各家观点都有自身的思想背景，但它们都聚扰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或者倾向于马克思主义。

概括地讲，自马克思以来，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含义主要有如下7种模式。1、错误意识。这种理解仍属于18世纪启蒙思想的范畴，启蒙哲学家们的目的就是使理论现代化世俗化，要让科学和政治领域内的探索和思考从旧式宗教正统的桎梏禁忌中摆脱出来。马克思对宗教和黑格尔的国家概念的批判即属于此。2、领导权和阶级合法化。马克思在参加到工人实践成为共产主义者后，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开始具有阶级论眼光和强大批判力，比如认为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前所鼓吹的“自由”“平等”的人性论，到进入资产阶级社会却转而意味着市场制度里“人在市场上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的自由”。3、物化模式。20世纪初卢卡契用以指现代社会兴起后的合理化、商品化和工具化等思潮和趋势，这些思潮从社会制度到肉体感受各层面对日常生活进行系统化重组。物化模式把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推广到主体身上。韦伯认为，在现代的合理化进程中工具理性吞没了价值理性，不祥的命运像“铁笼”一样正不可挽回地落向人类的头顶。卢卡契则转而希冀无产阶级能超越资产阶级的物化的意识形态，变革社会，消灭资本及其物化进程而臻及全面解放。4、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代世界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其实是商品逻辑对文化领域的大渗透，启蒙时代以来的批判性文化已被抽空了“否定性”和“批判性”力量，纳入到商品消费文化中，被完全政治化和商品化了。5、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法共党员阿尔都塞认为，包括家庭、教育制度、宗教等在内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执行着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功能，它们以国家强制为后盾，用“询唤”的方式为把个体生产为“主体”，提供抚慰性的整体幻景。意识形态就成为“对个体与其现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其功能在于“俘虏”主体并且使之听命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使精神臣服于资本。6、支配权的意识形态。法国学者福柯试图证明现代以理性为自身的中心地位而排斥、压抑和界定处于边缘地位的“疯癫”，同时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技术全面控制人体，并内化到体验中。再如，阿尔及利亚革命者弗朗兹·法农则发展出一种种族政治斗争的模式，认为革命就是殖民地人民在争夺意识形态的主导权的过程中，学会摆脱掉强加于他们的自卑感和边缘感，摆脱对殖民者及其支配性价值体系的被动服从。7、语言和传媒的异化。当代的大众文化和传媒研究发现，在当代社会，尽管传播媒介和公共圈层及其所使用的语言表面非常开放、多元、灵活，但本身却遵循着商品和政治的逻辑，非常封闭，具有某种压抑性和意识形态功能。就传媒和公共的关系而言，只能是传媒为你、代表你说话，而你不可能真正向传媒说话或提出不同意见，一切都必须服从传媒的要求，改造为传媒语言（注：这里的模式参照了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对意识形态知识谱系的清理，参见《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版，206～230页。）。大致而言，前三种模式是较为经典，强调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中的结构性内涵，其关键词大体为“正确”对“谬误”、“先进”对“落后”、“总体”对“局限”等。后几种意识形态模式，则在西方语言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传媒学的影响下，把意识形态逐渐落实为一种社会性话语活动，强调其商品化、政治化及其背后深藏的权力机制或压抑性功能。这对于理解具体的文学作为话语活动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后面再提。

在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内涵另有准制度化的规定。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才发表，也由于考茨基、梅林和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者的阐释，“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这一观念逐步地确立起来。“意识形态”的概念也在并不必定失去它的批判性内涵的同时，使其降为次要地位的倾向，其内涵相对地“中性化”了。一种是把意识形态当做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的总和，另一种则把意识形态当做跟某一阶级的利益相联系的政治思想。人们由此也开始公开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思想称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形成的意识形态的解释也大致从前苏联引进，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解也是如此，始终与意识形态关联。“意识形态”一词最初以音译“意德沃罗基”引入，成仿吾、李初梨等人在20年代一再引用，非常时髦。从一开始把文学界说为“意识形态”，就有着非常机械论和实用主义的色彩，认为“文学为意德沃罗基的一种，所以文学的社会任务，在它的组织能力”，文学是“反映阶级实践的意欲”，是“一个阶级的武器”，“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不可逃避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是故意地是宣传”（注：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马克思主义有关文学的理论观点与中国革命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申明文学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学艺术“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因而有阶级性，“文艺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这一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反映论和文艺观中国化的结果，推动了群众文艺的蓬勃发展，发挥了文艺在政治革命和社会斗争中的作用。此后，“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或“文学是意识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惯用语，其基本内涵直至90年代仍然沿用。

“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提出及其内涵

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整体变迁好比一个钟摆，一个时期摆向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一个时期摆向文学独立和主体审美。从总体上看，将文艺规定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强调政治化斗争化的意识形态内涵，一直占主导地位（注：参见童庆炳、陈雪虎《百年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之省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建国后进入建设时代，新中国文学观念理应作相应调整，但由于国际国内复杂政治情势和“左”的思潮的惯性影响，从50年代直至70年代末，文学和文论一直被看成是政治的晴雨表，一次次政治运动都以文学和文论为其发端。文学观念和理论长期裹足不前，封建僵化，只强调意识形态和社会斗争，不尊重文艺的独立性，抹杀了文艺理论自身学理探索的必要，几十年一以贯之，并且加以神化，把科学变成了迷信，甚至成为政治斗争、清除异己的手段。进入80年代，文学观念和理论逐渐摆脱“泛政治化”的倾向，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文学自身的特点和作用。古今中外的各方面的思想资源都被调动起来，对文学特性的认识开始深化。80年代初中期，全国美学热以审美的观点来解说文学，马克思关于“艺术”掌握世界的思想，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感悟”和“妙悟”理论，前苏联审美学派的研究思路，“形象思维”问题和“共同美”的讨论，西方20世纪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各种批评理论都成为实现文艺理论观念变革的重要资源。正是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下，钱中文、童庆炳和王元骧等文论家，根据文学实践校正50至80年代文艺思想，总结百年中国文论，提出了“审美意识形态”论和“审美反映”论。

据考证，“审美意识形态”的提法最初出自俄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沃罗夫斯基的论文《马克西姆·高尔基》(1910)（注：沃罗夫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7、278页；亦可参见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但较为成熟、有学理的研究来自苏联美学家布罗夫。他认为，文学是与政治、宗教、哲学、道德等并列的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思想里面，只有具体的意识形态，没有绝对抽象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只有在各种具体表现中——作为哲学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法的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才会现实在存在”；“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现象，其特殊实质就在于这种‘审美方面’”（注：布罗夫：《美学：问题与争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1、42页。）。显而易见，在他看来，“审美”并不是简单地对“意识形态”进行修饰和限定的“种差”。在80年代中国，当时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几位倡导者都有自己的思路，不尽相同。钱中文认为，文学研究的是文学所以为文学的、具体的意识形态，即“审美的意识形态”，而非哲学意义上的抽象的意识形态，非那种抽象化了的、非实体存在的文学形态。在具体地研究文学时，则要注意审美方法与哲学方法的融合。只满足于从哲学的角度看到文学是一种意识的形式，是人对现实的意识反映，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讨论文学的特性，“必须使审美方法与哲学方法融为一体”。在理解和把握文学的内涵时，必须把审美特性与意识形态性结合起来，“文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审美的意识形态性”（注：钱中文：《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文学评论》1984年第6期；《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论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文学观念的系统性》，《文艺研究》1987年第6期；《论文学形式的发生》，《文艺研究》1988年第4期。）。童庆炳则认为，探讨文学的具体特性必须将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视角结合起来，既要看到文学价值的多元性和结合性，更要看清审美是文学的“志业”，是文学的必要条件、基本依据和特殊本质。文学广延性强，它必然有社会性、政治性、道德性、宗教性、民俗性等等属性，但文学的所有这些属性都必须溶解在审美活动中，文学才可能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他同时又指出，把文学仅仅规定为“审美”、“娱乐”、“体验”还是太陕隘，不能揭示文学全部版图的种种景观，为此他甚至提出“文学五十维”、“文学五十元”说，在90年代末提出“文化诗学”的研究思路（注：参见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华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9页；《文学五十维》，《新作家》1992年第1期；童庆炳为“文化与诗学丛书”撰写的总序，载童庆炳著《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但从总体上看，“审美意识形态”论提倡者诸家在思想观念和理论方法的革新上都有一致性：一是认为文学活动是人的情意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出于人的内在的审美要求，文学是审美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出于外在功利需求或政治目的的需要。二是在理论研究上强调必要在确认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基础上，将文学活动、认识活动、伦理实践等其他社会活动区别开来，研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

从总结20世纪的高度把握文学研究，既要看到其社会文化的延展面，更要谨守文学的本位和规律。文学从根本上讲是审美活动，文学的特性是审美，应当辩证全面地看待“审美”本质。可以说，“审美意识形态论”既强调艺术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生产本性，又注意到了文学作为艺术的审美本质特征，从而摆脱了僵化的旧有文学观念体系和理论范式，也超越了80年代出现的一些纯审美理论的狭隘性。因此可以说，审美意识形态论既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又在新的现实中发展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是八九十年代文论界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具体到《文学理论教程》，也要看到它在1989年之后的具体语境中（初版在1992年），试图实现在教材中使文学观念更新换代，步步修订加以完善的努力。《教程》的核心命题“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在世界文化思潮和现代中国现实的基础上，把苏联模式中的意识形态分析、中国古典文论与欧美文论中的审美论、西方20世纪的形式主义和话语理论等理论资源，以马克思主义审美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点进行现实的碰撞和整合的结果。反过来看单同学坚持的“……文学与意识形态不同质，……意识形态性的现实实用特征和审美的非功利、超越及自由性的特征使两者具有天然的相斥性，他们不可能融汇成为一个实存事物”的观点，以及“不过是人为虚构和神化出的概念”的说法，就让人感到不免简单和轻率了。

引入“话语活动”论的必要性

单小曦认为：“我们知道，如社会习俗、幻想、集体无意识等社会心理因素并不常常构成‘文本’和‘话语系统’。因此，从意识活动的角度说，社会心理因素不能构成话语活动的重要内容。”这一想法恰恰透露出对《教程》中引入西方20世纪的形式主义和话语理论等理论的无知。我们知道，在90年代以来文学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到文学本体层面，其中最为探本的是文体和语言的问题。针对过去认定文学语言只是形式的理论，人们发现，文学所展现的生活与语言是无法剥离的，“审美意识形态”也没能深入解释文学中语言所具魅力问题。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与它自身的话语活动（或体制）又有什么内在的关系呢？正是在这些问题的牵引下，《教程》引入“话语活动”论，并且把对文学和审美意识形态的界说进一步语言化、话语化。

现代语言理论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意识活动从来都是与语言活动相辅而行，没有脱离语言而独存的意识活动，也没有哪种意识不能以语言（包括各种“拟语言”和人体语言）表达表现出来，文学活动是意识～话语两位一体的活动。而意识形态作为比较系统的社会意识也是如此，在具体性上它总是以话语活动的面目出现。甚至精神分析学所描述的“无意识”和“本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意识”、“超我”和“语言”（按照拉康的看法，一个人的无意识恰恰是他人的意识和语言，而梦是符号变成想象的过程）的一块隐蔽的殖民地。从批判的角度看，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和制约不会仅仅停留在理性的强制层面上，相反，它往往偷袭、渗透、占领无意识王国，而且这种对无意识的隐蔽操纵也常常是卓有成效的。阿尔都塞曾根据语言学的“结构”和拉康的“想象态”的概念，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一种话语体系，即“一种具有独特逻辑和规则的表征体系(system of representations)”，是“社会的历史生活的一种基本结构”。但意识形态并不表达人们的真实生活，因为“在意识形态中，真实关系不可避免地被包括到想象关系中去”。这样，意识形态是人与世界的体验关系，或是人们借以体验现实世界的那种“想象态方式”。以话语体系的概念来理解意识形态，确实看到了艺术所提供给我们的体验的独特性和社会性。当然，阿尔都塞认为，艺术并不能与意识形态划等号，而是具有双重性质：

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由一种既是审美的又是意识形态的意图产生出来的。当它作为一种艺术作品存在时，它作为一件艺术作品……产生出一种意识形态结果……因此，艺术作品与意识形态保持的关系比任何其他的物体都远为密切，不考虑到它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特殊关系，即它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效果，就不可能按它的特殊审美存在来思考艺术作品。（注：以上分别参见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1～203页；董学文、荣伟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20～521,537页。）

艺术就是这种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性质的话语形式。这一看法，对于那种把艺术看做意识形态的直接图解的庸俗唯物论来说，无疑较能切合艺术的实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程》将“意识形态”界说为“上层建筑内部区别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话语活动，如哲学、伦理学、宗教、文学及其他艺术等”，强调意识形态一词“总是涉及人们所说、所写、所信仰的东西（话语体系）与人们所身处于其中的种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复杂联系，它表明话语领域存在着不同集团、阶层、阶级、民族或权力关系之间的复杂冲突与调解情形。而文学正具有这种性质”（第59页）。“‘话语’更能显现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即文学并非单纯个人话语行为，而是许多因素或关系相互作用的社会话语活动”（第60页）。当然文学属于意识形态话语，但并非任何话语都是意识形态。

生态意识论文例10

【关键词】意识形态、认识与实践、社会心理与个人心理、社会主义文艺

一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支点。

这是因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中反映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和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先在的，就像葛兰西所指出的，“是由每个人从其进入这个意识的世界之时起，就自动陷入的许多社会集团所强加的”（P.233）。人们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进入一定文化、接受一定意识形态的过程。阿尔都塞也认为只要一个人进入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到“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他的思想和行动无不受一定意识形态的支配和规范，所以他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文化客体”，是人们必须接受的赠品。出于对意识性质以及它与人的思想、行为之间关系的自觉认识，马克思主义才从根本上把文艺界定为一定社会意识形态，并要求无产阶级文艺自觉地担当起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以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和鼓舞人民大众的历史使命。因而意识形态性也就成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思想灵魂。

正是由于这样，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这个命题自它提出之后就遭到许多“纯艺术论”的倡导者的反对，新时期以来，在我国文艺理论界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和否定，以致有些文艺部门的领导也回避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这实际上是在思想上放弃了对文艺的领导。这些年来，我们的文艺事业在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与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完全背道而驰的创作倾向，起着腐蚀人们的意志、毒害青少年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的作用，这显然是与文艺界所出现的一股淡化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是分不开的。

这股思潮在我国出现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分析起来大概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了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想的影响。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有些思想家就竭力否定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否定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中个人存在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意识形态直接等同于国家意识形态，等同于一个纯粹的政治性的概念，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断言随着剧变，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也宣告终结。这观点很契合我国某些长期以来深受极“左”思潮压制和饱受“”文化专制之苦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思想和心理，他们也就趁我们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之机，以批判文艺界的极“左”思潮之名，跟着在我国掀起一股否定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试图以文艺是一种“美”、一种“文化现象”来取而代之。这些观点在理论上自然是经不起分析的，因为“美”不可能完全脱离“真”和“善”而独立存在的，所以审美评价和审美选择在根本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因此审美观的差异说到底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差异，它是不可能与意识形态完全没有联系的。另一方面，也与以往我们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片面性和不确切性是分不开的，这种片面性和不确切性具体表现为：

一是纯科学的倾向，亦只是从意识论、认识论的观点，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反映被反映关系的角度，来说明意识形态的性质，对于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和价值内涵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和阐明。意识形态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意识，它作为反映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的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是属于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信念体系和行为规范的范畴的，它的任务就是为了凝聚人的思想，把人的行为引导到同一的方向、共同参与到对社会的变革实践。所以，它不仅有认识的属性，同时还有价值的属性，不仅有理论的功能，同时还有实践的功能。这些方面，葛兰西、阿尔都塞和晚年的卢卡契都曾有不少合理论述和发挥，并得到西方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同。如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作为表象体系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社会的职能比理论的职能重要得多”。卢卡契认为意识形态的“目的是使人的社会实践变得有意识有活力”，“所有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决定性问题是：Wastan（做什么）？”《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解释意识形态时也认为它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这些见解都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在我国过去，可能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早年以意识形态所指代的“虚假的意识”，亦即指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合法的统治而制造出来的一种虚幻的价值观念划清界线，在阐述意识形态时都侧重于从它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方面，亦即认识论的、科学性的观点来进行发挥，而忽视从实践性的、对社会变革的功能方面来进行理解，这就把意识形态实证化了、认识论化了、纯科学化了。这理解显然是不够全面、准确的。

二是纯理论的倾向，侧重强调意识形态是自觉反映一定社会存在的思想（理论）体系，而无视它与社会心理、个人心理和日常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认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自觉的思想观念，不但是从对社会心理加工、提升而来，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是以社会心理为“共同根源”的，同时还表现为只有经由社会心理，意识形态才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样，就把意识形态混同于意识形态理论和意识形态科学，视意识形态为远离生活、高高在上、只是少数意识形态专家在研究的纯思辨的、理论形态的东西。尽管我们在理论上都承认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是相互影响并积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但由于对这种反作用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没有足够的注意和深入的揭示，从而使得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说明上，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几乎显得无所作为。而我们之所以强调要真正阐明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反作用的道理必须深入分析揭示它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就是由于马克思所说的：“思想从来也不超出世界秩序的范围”，因为思想不可能直接打破现实关系实现对社会的变革，所以“思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表明意识形态总是以现实的人为物质载体的，它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首先必须融入生活、融入大众、融入社会心理、融入人们的人格无意识之中，唯其这样，它才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实践的精神动力。在这方面，葛兰西、赖希、弗洛姆等人都曾做出许多有益的探讨，如葛兰西提出：必须革除“哲学是一种奇怪而艰难的东西，认为它是由特定领域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理智活动”的观念，“不应把所谓‘科学的’哲学的东西，同只是观念的和意见的片断汇集的、日常的和大众的哲学分割开来”。他批评当时意大利流传的以克罗齐和金蒂雷为代表的“内在论哲学”，认为它的最大的缺陷之一就在于：“它们不能在上层建筑和底层之间、‘普遍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这些探讨对于我们克服对意识形态理解的纯科学、纯理论的倾向，全面、深入理解意识形态性质，实现意识形态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是有突出贡献和积极意义的，它应该被吸收到我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来，并作为我们探讨文艺意识形态性的重要理论依据来加以研究。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