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思想例1

一、马克思关于现代化概念的历史本质的论述

到目前为止，现代化运动的历史成果比较丰富和全面的实现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实现的社会发展和转型。现代化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全部成果的一种特定概括，它并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不等于现代化。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现代社会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成和发展的。因而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的运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马克思所坚持的现代社会的概念，就是资本主义时代，这是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概念基本的历史视野。

现代化运动最初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成发展的。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确立现代化运动最初的动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或把工业化、或把科学技术、或把资本主义价值观作为现代化的最初动力。但是，工业化形成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和技术能够成为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样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也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过程中才得以形成和发展。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现代化运动最初的动力和根源。

二、马克思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内容

1.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是现代性社会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把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分为五个阶段：部落所有制、古代所有制、封建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及共产主义所有制。这五个社会发展阶段的递进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而进行的，意味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发展过程也就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连续发展过程。其中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开始了从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转变，也就标志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就是进入了现代社会。马克思自己也把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成为现代社会。仅在《共产党宣言》就有“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大工业”、“现代国家政权”、“现代生产力”、“现代生产关系”。马克思所说的“现代”，不仅是与“过去”相对的时间概念，而且更是与传统社会相对的社会性质概念，有其不同于传统的特定含义，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特征的概括。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在谈到德国的历史条件时说：“……妨碍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因而也妨碍我国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建立的历史条件。”明确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和特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及社会并称，并视为现代社会。接下来他又说：“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现代的经济关系。”在这里他使用了“现实”和“现代”两个概念，其所说的“现代”明显具有现代化的意义。

2.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体现为他的工业化推动社会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及其被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都是机器大工业发展的结果。他指出：“分工、水利、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的利用，这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机器大工业不仅使封建主义社会崩溃，而且是资本主义社会确立，并成为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资产阶级在他不倒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你过去一切世代所创在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机器大工业远远超出工场手工业，创造了大量的生产力，它的发展还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其它现代化特征，“它使竞争普遍化了，使所有人的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调动；他在历史上第一次把自然科学与资本结合起来，使前者从属于后者，并使世界性的分工达到了空前的自觉；它擦净一切行会资本，把所有的资本都变成了工业资本，控制了整个商业，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它建立起现代化的大城市，这不仅取代了自然形成的旧城市，而且是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农村；它创造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信息工具，从地理上把世界缩小到最大的程度，使时间消失、空间也难在，结果，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及这些国家的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

现代化思想例2

马克思的农业现代化思想，是在马克思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对最终消除城乡对立所作的深邃思考。在我国向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度推进的今天，研究马克思的农业现代化思想，深刻认识其理论内涵，对于探索我国现代化之路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的农业现代化思想渊源

马克思在分析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时，出发点是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所带来的弊病。而现代农业显然不可能建立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现代农业要打破的恰恰是商品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都极低状态下的小农经济，解放农村生产力，转移农业生产领域潜在的过剩劳动力。

马克思认为，现代农业必须建立在加强社会交往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应该实现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和社会化，因为生产社会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分工的作用。因为从历史发展来看，生产社会化是靠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得到发展的，分工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

在考察丹麦土地所有制的时候，马克思深刻指出了规模化经营所带来的生产领域的深刻变革，也许在今天看来，农业规模化经营并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现代化，因为决定粮食产量的是土地质量与数量、气候等因素，农业规模化也仅仅是提高了人均生产率。“在丹麦，小土地所有制只起次要作用。可是，如果我们将这一思想运用于小块土地经营方面，我们就会发现：把各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经营的话，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变为多余的；劳动的这种节省也就是大规模经营的主要优点之一。”马克思的土地规模化经营思想，在我国工业化和信息化进程加快以及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而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而言，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脱离了土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到城市和第二、三产业部门。

马克思还大胆分析了从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提高农民素质，提高机械化水平等等方面发展现代农业。“这个纲领为小农（其中还专门谈到了佃农）提出的要求是：由市镇制备农业机器，按成本价格租给农民使用；建立农民合作社以购买肥料、排水管、种子等等并销售产品……最后，实行免费的农业进修教育和建立农业试验站。”到今天，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几乎是沿着这几个方面发展的。

二﹑马克思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最终归宿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失”，他们认为这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的措施。由此，纵观当今世界各个先进国家和地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和组成部分。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以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脱离农业现代化而单纯进行现代化建设，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马克思的农业现代化思想，是通过提高农业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提高城市化水平，最终实现城乡差异的消失，这也是他的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最终归宿。作为伟大的人类思想家，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农业现代化思想时，不能局限于他的这一观点，应该把他的农业现代化思想和他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最终美好愿望结合起来。

三、马克思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启示

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谈不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就没有中国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并加快我国的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农业现代化思想内涵丰富，对于我们今天的农业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加强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现代化农民

农民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价值主体和创造主体，首先必须现代化。农民现代化本质上是把农民怎样从传统人变为现代人的过程，是包括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和价值观念的现代化。世界农业发达国家已呈现出一个明显的趋势，即接受农业专门教育的人数占农业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多，农业劳动者越来越趋向知识化、科学化、专业化。针对我国农民素质低下的现状，可以通过以下措施：（1）加强农村教育投资，加强农村师资力量的配备，引导农村教育与农业商品化和市场化接轨；（2）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职业素质，科学开发农村的人力资源，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培养出会经营、懂管理、有文化、懂技术的新型农民，塑造农民的现代性，以适应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需要。

（二）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投入，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应用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技术进步与创新，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归根结底要有现代农业科技的支撑。建立一批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依靠科技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实验区和示范区，大力加强科技综合试验示范基地建设，提高农民自觉接受和运用科技的积极性，并逐步形成科技推广的市场化、产业化经营。调动大学、科研院所等机构的积极性，培育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品种，推动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产品加工和储藏技术，大力提高农业后续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开发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大力推动农业高新科技产业化；发展出口创汇农业技术，努力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三）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农业机械的应用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提高劳动效率。实现土地大面积机械化规模经营，在不改变现有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现实情况下，可以对土地等要素进行适当的整合，积极探索农户土地经营权的租赁、转让、和入股联合等改革措施。现阶段我国应把机械化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中心环节，加快农机行业技术创新的结构调整，重点发展各种专业农机产品，制定有利于农用工业发展的支持政策。根据不同地区的条件，走因地制宜、有步骤的农业机械化道路。

（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

产业经济学认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不同的产业结构所带来的国民收入水平是不同的，产业结构的演进会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总量的增长也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加速演进。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中，一个国家、地区旧有的农业产业结构会表现得效益低下，不适应国民经济新的发展形势的要求，因此需要改变原有的农业产业结构，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对旧的不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使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从而可以带来更大的效益，以满足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的发展是由低级到高级的一种发展过程，而产业结构的转换就是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不可避免的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产业结构的演进，可以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背景下，通过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精加工，对农产品进行包装、储藏、运输以及销售、餐饮服务等，使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起来，不但产业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而且经济总量也在不断增长。这就是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实行农业产业化的理论逻辑。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产生了一批“公司+农户”、“龙头企业+基地”、“公司+中介组织+农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专业化生产模式，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区域特色。

市场经济是信息引导的经济，农业市场化要求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用市场机制去处理好农业生产、分配与消费的动态关系，使农业供求关系在市场中不断获得新的平衡。因此，信息化是农业产业化的催化剂，信息化具有按市场机制和市场需求决策农业、操作农业的基础性作用。只有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及数据库技术建立农业产业化信息支持系统，才能有效地将经济活动参与者联系起来，满足农户、龙头企业的信息需求，促进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快速有序发展。

（五）统筹城乡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是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根本途径。在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农民在已有城镇就业迁徙到城镇定居；另一条是一些条件较好的乡村发展为城镇，农民就地就近转业从事工商变为城镇居民。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镇化进程，主要是针对第二条途径来说的，即重点放在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上，使之成为功能完善、人口聚集、能发挥农村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在区域逐步勾勒出一个城镇化体系。这是转移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现代化思想例3

二、英雄的无奈

欧美现代文学的文化转捩“水仙子”，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沉迷于欣赏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以至落水求之，化身为水仙。人们长期坚信，世上存在更具有价值的东西，直到有一日，突然发现终身追求的只不过是虚幻之物，因而转顾对自身的爱怜。这时的自恋自怜倾向真正成为一个问题，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整个现代主义文学，撇开其他方面，在涉及人和人的命运时，其实不外乎描写人如何成了“水仙子”，然后再思考是如何堕落到这种地步的。在荷马笔下，奥德赛英武绝伦。这种英雄性格产生的基础，乃是那个社会对其男性力量的需求以及对其力量辐射所产生影响的认可。当远征归来，见到妻子被人纠缠，他可以面不改色地杀无赦，而不必承担任何后果。

此后，历代社会又相继对人的精神力量产生过需求，哲人、宗教领袖、政治家等各种权威陆续登上英雄的宝座。一直到现代派文学产生之前，这些英雄形象始终占统治地位，成为生命价值的体现物。然而，到了现代派作家詹姆斯·乔埃斯笔下，奥德赛成了布鲁姆，成了都柏林街头的小行商，传统的英雄形象变形了。最新鲜，最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他们对同样处境的不同处理。布鲁姆回家后，明知妻子毛丽对他不忠，当发现妻子和勃伦在家中幽会时，他不仅没有恶向胆边生，怒杀什么人，甚至连理论一番的勇气也没有。和奥德赛借赛西显示自己的男子味大相径庭的是，布鲁姆逛窑子，原来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挺乐意被毛丽所耍弄。布鲁姆的“堕落”只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一种无可奈何。在大工业面前，男人的机体力量无足轻重;在严密制度化的社会组织当中，男人的进取精神也变得微不足道。于是，布鲁姆对妻子及其情人的任何举动，首先要考虑承担的法律后果，其次又考虑诸如婚姻制度、女权运动等等。他不仅没有可能冲动，甚至连基本的反应都失去了。布鲁姆受到的压力是双重的，除了角色改变产生的失落感，还存在对旧角色的双重心理期待。其中既有来自他对象的，也有来自他本身的。在当时，这是整个现代社会的一个文学化了的真实写照。

现代化思想例4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12-0037-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互联网时代的‘慕课’选择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14JD710050）资助。

作者简介：封德平（1970-），男，重庆人，西华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哲学、宗教、中国传统文化。

就文化根源而言，儒道同源，儒道分立乃春秋以后之事。在儒家演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其自身亦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断与封建制度相呼应，进而逐渐成为封建王朝治国之正统。至近代以来，在中国追求变革图强的过程中，“打倒孔家店”之声浪汹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遭受了致命的打击，而改革开放以后，人们逐渐重视传统文化的建设，于是才有了儒家的再次兴起。但长期与封建王朝相契合的儒家思想在民主时代的今天，还有意义吗？如果有，那是什么意义，什么层面的意义？发挥这种意义又需要什么条件？在当今时代，这些条件还能具备吗？对此，本文试作分析。

一、儒家的精神要义及其当代意义

儒家长期以来作为封建王朝之官学而存在，且有一整套制度与之匹配，如宗族、科举、乡绅制度等，在当今民主社会时代，这些制度都已成为历史。那儒家思想还有存在的空间和必要吗？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得搞清楚儒家思想到底是什么，其源与流如何，其次才是这些思想的当代意义问题。

第一，儒家的精神要义。任何思想流派都有它的问题域以及相应的解决之道，儒家亦然。儒家祖述尧舜，面对纷扰不断的人世间，儒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世间为何会出现礼崩乐坏？人的理想生存状态是什么？如何才能到达人的理想生存状态”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基本上都体现在“儒家的理想及儒家理想的实现路径和方式”之中。所以，下面我们就从儒家的理想及其实现这个角度来分析儒家的精神要义。

其一，儒家的理想问题。理想有个体理想和社会理想之别。就个体理想而言，儒家讲的是君子之道，以“圣人”为目标。儒家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学习并践行“成圣之道”的人，就被称为“君子”。但圣人之境至高至远，简单来说，就是达到“道”与“仁”的境界，之所以这里将“道”与“仁”共用，主要表明儒道同源，但目前学界没有太注意到这一点，其实《论语・述而》中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表达了这个思想。“道”深远广大以至于无法言说，借老子的话说“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正因“道”太过高远，于是只能讲“德”、讲“仁”。而“仁”的意思被用得最多的是“仁者爱人”，但这仅仅是孔子对樊迟的回答，并不是全部内涵，孔子是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回答的侧重点不同，所以每个回答都体现了“仁”的某个侧面，但都不是全部，所以就有了后世对“仁”的不同解读。实际上，关于“仁”的思想涉及三个层面的关系，即身心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这三层关系反映在个体心灵层面，体现为平和、宽厚、谦恭、孝悌、忠信、恻隐、民胞物与、仁爱万物等内容;而就结果来看，则可有三层和谐，即个体身与心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达此三者即是一种与自己、与外物高度和谐的自由生存状态。当然，每个层面的心灵境界与和谐状态都有一个程度问题，而且，实现的难易也不同。比如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相对比较容易，但像对待亲友一样仁爱他人则相对较难，而推及万物，甚至万物一齐、与道合真则相当难。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地放弃“小我”，成就“大我”，甚至“无我”的过程，这与道家和佛家修炼思想是完全相通的。所以“仁”的境界是有层次的。对多数人而言，太高了就达不到，故只能退而讲“义”、讲“礼”、讲“智”、讲“信”，由低到高，这实际上走的是“由德进道”的路子。只是儒家立足于人伦社会，表达方式也不同于道家，但最终的走向是一样的，高层次的“仁”就是“道”。[1]当然儒家没有突出这一点，儒家立足于人世间，“敬鬼神而远之”。而儒家既然立足于人伦社会，其“仁道”之社会理想即是“大同世界”，这种社会的现象描述可见于《礼记・礼运》，就其本质而言，它无非是指一种私心淡化、道德高尚、以民为本、为政以德、和谐美好、和而不同、各得其所的社会，即生活美好、社会和谐、各得其所的社会，甚至可以简言之为“和谐社会”。

其二，实现“圣人”和“大同世界”的路径和方式问题。儒家理想的实现路径集中体现在“内圣外王”上面，个体生命不断进行自我的道德修养属于“内圣”之道，而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代表以实现“天下大同”的过程则属于“外王”之道，这体现了儒家“由德进道”“为政以德”的路子。具体而言，儒家倡导从个体生命的历练为入手点，以“仁义礼智信”①为自我修为的标准，不断去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之道。同时，儒家认为，若人人都能践行“圣人之道”，日积月累，就会实现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也就是说，大同社会的出现是靠以身作则的圣人君子们开创出来。这样一个“内圣外王”之道也就是《大学》总结出来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以此观之，儒家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实现的基础是“仁政”，“仁”的载体是“人”，以人为基点，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是也，这样“由德进道”“为政以德”的路子就明晰地表达了出来。

但是儒家在其理想的具体实现方式上具有因人而异、因社会环境而异、因时代背景而异的多样性特点。比如孔子的不少弟子都向孔子请教关于“仁”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却是因人而异的。孔子对颜渊说“克己复礼”就是仁;而对子贡的问题“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的回答则不但予以了肯定，而且还把这种行为抬得很高，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可见对颜渊强调的是个人修养，而对子贡的回答强调的是广利他人。所以面对子贡的另一问题“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孔子表示：管仲是不拘小节而通达大义之人，成就了“一匡天下、泽被万民”的千秋伟业，这样的人就是仁者，这是把仁的境界进一步推到了不拘小节而广利天下的高度。再比如，儒家倡导“为政以德”，但尧舜禹夏商周以及此后的汉唐等不同的时代实现“德”的具体方式却又在不断调整，有禅让、有分封、有中央集权等不同制度下的“为政以德”，这也表明儒家在实现理想的具体方式和制度条件上具有弹性、多样化特点。而正是为了能实现不同制度下的仁的理想，儒家思想又不断地变化着它自身，于是儒家思想有了先秦子学、汉代经学和宋明理学的转换。先秦子学是儒家思想的“源”，其后的各种变化皆属于“流”，“源”相对稳定但“流”却是变化的，而且应当变。

第二，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当我们澄清了儒家思想的精神要义及其源流关系之后，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就可迎刃而解。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日益认识到：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只有站在中国本有文化的基础之上，推陈出新，中华民族才可能实现它的伟大复兴。总体而言，儒家“仁道”思想“内圣外王”，努力实现三层和谐关系，这对于中国人精神家园的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当下各种文明冲突的化解都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人精神建构与和谐社会的建立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其一，儒家的理想始终是一面旗帜，插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是人们调整其行为、化解其矛盾的标准，同时也指引着社会的前进方向，这是所有古老文明都必须具有的。若没有这样一种“遥不可及”、却又充满吸引力的理想，那人类也就看不到希望，崇高的、遥远的理想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虽然儒家并不能完全独自解决形而上的精神家园问题，但它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其二，儒家的道德标准并非只有遥不可及的终极道德，其丰富的阶梯性内容，使得它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亲和力，普通老百姓看得到、摸得着，比如“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就一直贯穿着人类的现实生活，“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对当今的教育也有着重要的启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其三，儒家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精辟理解，无时无刻不给人以启迪。如“巧言令色，鲜以仁”（《论语・学而》）;“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孔子家语・颜回》），等等，这一切都可能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其调节人伦关系的独特作用。

另外，儒家对待异质文化，总的思路采用的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和而不同”的法则，这对于化解当今不同民族族群文化冲突是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各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的差异是肯定存在的，其间必有矛盾，但只有承认主体间的矛盾可以“并育”“并行”，才可能和平、和谐相处。古代中国正因为奉行尊重与包容的“和而不同”之道，才使得儒、释、道及伊斯兰教等力量相安并立上千年。这种具有调和不同文化、不同功能的思想，对当今社会，不管是国内的族群文化冲突，还是国际间的民族文化冲突的解决，都是难能可贵的精神资源，对构建和谐中国、和谐世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儒家思想的局限及其现代性转化的必要性

儒家思想虽然具有如上所述重要意义，其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一个部分，侧重于人精神自由和人类社会秩序的构建层面，但它并不能解决这些层面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在当今民主时代，其不断发展出来的与封建王朝高度契合的思想局限性就更为明显地呈现出来，这种局限性主要反映在其思想本身和它与现实社会的矛盾两个方面。

第一，儒家思想对其“圣人”理想的确认理由阐释不足，使得它对人们的感召力受到影响。儒家想要让人们都能践行君子之道，但就个体生命而言，人们通常都会思考“我为什么一定要以‘圣人’为人生之追求？圣人也好，凡人也好，都会死亡，那圣人超越生死的终极意义又在什么地方？”诸如此类的问题，对儒家而言，无法真正回答。孔子对弟子说“未知生，焉知死”，采取了“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回避了这类问题。而后世朱熹等人构建出“天理”等理念，并发展出一套体认功夫，也主要是对佛、道思想及其修炼方法的借鉴，但由于并未能对形而上之境有如佛、道两家般极高远、深刻和详尽的体认和阐释，故并未实质性地解决这种问题。历史上这类问题主要是交由佛道二教来完成的，于是导致了儒释道三家相互为用，各有侧重，共同完成了人在精神和社会生活上的安身立命的问题，单靠儒家，无法根本、普遍性地解决这种问题。

第二，就儒家关于礼乐仁和、天下大同理想的实现路径来看，具有较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儒家走的是“由德进道”的路子，主要是意图通过道德的提升来实现美好的个体与社会理想，这忽视了人的物质需求不断扩张的现实，也缺乏对现实社会生产力水平提升的重视，没有看到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对不断增长着的人的各种物质文化需求的满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如果天下之人并非是普遍践行“君子之道”的人，那天下大同又怎么可能实现？且就现实而言，“圣王”理想也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即，儒家思想更多的是沦为了历代王朝统治社会的工具。自经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成为官学之后，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代又一代新儒家都把生命的历程铺设在“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人生追求阶梯上，但他们多数都无法真正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下》），而是不断挖空心思地讨统治者器重，奔命于不断攀登仕途新高峰的苦苦追求之中，儒家所期望的“圣王”一直难以出现，即使出现，也仅仅是昙花一现，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最后，儒家思想和近代以来开启的民主理念和制度有不少冲突，这给儒家的生存空间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段极其屈辱的历史，在面临亡国灭种的艰难岁月里，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不断反思进程中，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被部分人彻底否定。新文化运动中，“打到孔家店”的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及至新中国成立之后，反孔批儒也绵延不断。综观反对儒家的声音，其中最主要的观点认为，儒家是和封建社会专制制度相匹配的，其“仁义道德”“三纲五常”强化的是封建皇权，这与当今“民主”与“法治”理念和制度的要求相去甚远，所以，必须打倒。至于其它如压迫妇女（如妇女“三从四德”之规定）、禁锢思想（如八股取士）等，虽与巩固皇权有关系，但都属于次等理由。另外，儒家思想大量被误解、误读，比如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简单地解释成了君臣父子尊卑有序的服从关系，②这样一来，儒家似乎当然就与现代民主精神相背离了。

长期以来儒家思想契合了我国封建王朝统治的需要，获得了官学的地位，虽然它也存在着其自身思想的局限性和诸多负面效应，但如果把儒家放到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之中来看，其对世道人心的净化和社会的稳定发展都是功不可没的。但近代以来，儒家所契合的封建王朝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大为落后了，在中国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强国之路上，儒家思想连同相应的制度设计都被视为落后的代名词，受到了无情的批判，直到今日，都未能恢复其应有的地位。客观而言，儒家既然作为封建王朝的官学存在长达2000多年，那其诸多思想和制度设计就必然会被深深地打上封建社会制度的烙印，其众多理念都是为适应特定时期封建统治的需要而提出，与当今民主时代的要求必然会有诸多相悖的地方，在思想和制度设计层面都必然要求对其进行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性转化，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儒家就只能被历史所抛弃。

三、儒家思想现代性转化的可行性

由上可知，儒家思想必须进行现代性转化，但儒家思想又能否进行现代性的转化，其可行性空间在哪里？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进行现代性转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儒家思想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所有社会都具有的，并不仅仅为封建社会所独有，而问题域的持续存在性是儒家思想能够进行现代性转化的首要条件。近现代以来，不少人之所以否定儒家，主要就是认为儒家思想属于封建糟粕，维护的是封建集权统治，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民主社会发展的需要，甚至以“吃人的礼教”称之。实际上，这种现象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少人没有能够从问题域的角度来思考儒家的合法性，也就更没有从儒家思想的“源”与“流”的区分角度进一步思考儒家思想的合法性，也就看不到儒家进行现代性转化的可能性。根据前面的阐释可知，儒家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理解为“人如何在世俗社会中安身立命，如何实现个人与社会的高度和谐自由”，由此发演出了一套儒家“仁义道德”之学，而关于“道德”的学问是任何一个人和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所以这也就是儒家思想能够进行现代性转化最重要原因。

具体来说，从儒家的内在思想结构及其思想流变来看，儒家思想包含有“道”与“术”两个层面，“道”的层面不能变，只能完善，但“术”的层面却可以变，且本来就在变。儒家思想的最核心内容是“成圣之道”，体现为“仁”，外化为“德”，推而广之而有“以德配天”“为政以德”等治世理念，故有“内圣外王”之说。此“外王”并非仅指君王，而是能行“成圣之道”的君子，君王为外王的情况仅仅是其中之一。至于后世儒家思想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变革，更多的体现了为统治者服务的“术”的特点。汉朝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已经是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而建立的一个具有“天人感应”特色的思想体系，其曲解孔子之处也较多。其在《春秋繁露》中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总结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臣、子、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君臣父子之间双向约束关系被简化成了臣对君的绝对服从，形成了“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思想理念。这种背叛民本思想的儒家学说一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后来的宋明理学也没有能够真正回归到以民为本这一核心价值理念。后世儒者把“内圣外王”之“王”寄托于君王，促进了封建集权的日益强化，以致发展出了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走向了儒家原初“贤人政治”的反面。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民主时代已经开启，儒家就必须抛弃或变革其契合于封建统治的“术”的思想，在儒家“仁”的基础之上发展出适合于民主时代要求的新的“术”，这即是儒家思想进行现代性转化的重要内容。

第二，儒家所提供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性和可行性。儒家为了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倡导君子之学，主张“为政以德”的“仁政”理念，这本无可非议。但在历史的流变中，“为政以德”的“仁政”理念日渐转换成了“以德治国”的“德治”理念，“德治”又日益变成了统治者治民的手段，而对统治者则是“刑不上大夫”，这显然背离了儒家“为政以德”的“仁政”初衷。于是随着统治者物欲的膨胀，社会日益失衡，贫富分化、王朝更迭、周而复始，大同世界的理想始终遥不可及。为此，在民主时代，儒家受到批判，甚至被抛弃，似乎理所当然。然而，批判者没有注意到他们所批判的仅仅是实施“仁政”的具体手段，而不是“仁政”理念本身，他们混淆了“为政以德”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从治国模式和理念的角度来看，古代中国实行的是“天下”模式，包括“王天下”（以周为代表，实行分封制）和“家天下”（周以后的王朝基本上都采用的家天下模式，也即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模式）两种模式。[2]但不管是那种模式，都强调这个天下只能由“德者居之”，即要求“以德配天”。在理上来说，“道统”高于“政统”，故历代帝王通常都宣称自己的帝位是上天赋予的。但是这“天”是什么，它与“德”是什么关系呢？借用老子的思想进路理解，这“天”是“形而上”的存在，是终极性的、需要敬畏的“道”的范畴，但“道”于万物之中外显为“德”，人可以“由德进道”，如果人背离了“德”，也就远离了“道”，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把这种理念用在统治者身上，就必然要求统治者所应具有的“德”一定是以天下之心为心，以人民群众为本位。所以，即使在古代社会，统治的合法性也是根植于民的，这与现代社会的民主精神是一致的。个人以为，事实上可以这样理解集权、民主与仁政的关系，在古代社会，“为政以德”的“贤人”政治主要表现为集权政治，而在当今时代，则更多地表现为“民主”政治。我们今天不能囿于古代儒家主张的“王天下”或者“家天下”的人治模式，“王天下”和“家天下”的人治模式都是时代的产物，是工具，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儒家的目的还是借此以实现“礼乐仁和”之天下大同。而当今多种多样的民主模式也同样是工具，是今天这个时代更好地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具。“天下”与“民主”模式背后都贯穿着“仁德”的要求，所以，儒家完全可以实现在当今时代的民主转换，从而获得生存发展的新空间。对此，我国学者赵法生也曾谈到：“原始儒家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制度完全可以兼容和相通，民本是儒家的根本的政治理念，现代民主制度则为这一理念的落实提供了最佳的政治手段。”[3]

第三，儒家思想的现代性转化是中国崛起的现实需要。中国的崛起必须要有中国自己的精神家园的建构，而中国自身精神家园的建构又必须以本土文化为基石，不可能借用他国的信仰文化，这是大国崛起的现实选择。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且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必然应当是中国建构自身精神家园的重要资源。中国崛起的现实需要确定了儒家的现代性转化问题必然能够获得国家的高度重视，这反过来无疑又会推动儒家的现代性转化。

四、儒家思想现代性转化的方略

儒家思想必须且能够进行现代性转化，但儒家如何进行现代性的转化？笔者认为需要从儒家思想本身和儒家思想存在的现实制度条件两大方面，多角度地进行思考，方能较全面地解决这一问题。

第一，对儒家思想进行现代社会的准确定位。现代社会民主制度的实施和科学的发达是两个重要特征，特别是前者属于社会制度层面，必然要求个体具有相应的公民意识，而公民意识的生起又必须具有主体独立意识、权利意识等与之相匹配的精神理念。而这些在传统儒家思想中，是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阐发的，这是历史背景所决定的。所以，在当代社会，儒家思想就只能是众多治世思想中的一种，与其它各种思想共同成就一个现代社会，只是儒家侧重于社会伦常秩序的道德构建。

第二，儒家因为是立足于世俗社会而言道德净化，存在“形而上”阐释的不足问题。于是要么对儒家进行制度性宗教建构，要么让儒家与其它宗教，如佛教、道教等联合发挥效用，其中的取舍，当契合中国的现实。学者赵法生建议激活天命信仰，辅以圣贤崇拜和祖先祭祀，以对儒家进行制度性宗教建构，并以台湾和印尼孔教作为例证。[3]但笔者以为，把儒家定位为一种重要的道德教化思想，与其它宗教联合发挥安顿心灵、净化社会的效用的思路，更适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我国本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不同宗教之间本来就有各种矛盾需要调和，如果再人为增设宗教，无疑容易添乱。相反，把儒家仅仅定位为一种思想流派，并积极推动，那就可以充分发挥儒家与各宗教协调配合的重要功能，其原因在于儒家立足的是“形而下”，在“形而上”的层面可以和各种宗教进行沟通、整合。至于民间是否把儒家当成儒教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官方对儒家的定位。其实台湾的儒家存在方式也并不主要是以制度性宗教的方式而存在。[4]

第三，推动现代儒者的形成。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有赖于践行儒家思想的群体，古代社会能够践行儒家思想的群体是多样的，儒生、官僚、乡绅、宗族成员等都可能成为践行儒家思想的人员，而他们构成了一个社会的主干，其中儒生是思想的引领者，作用特殊。在现代中国社会，儒家思想的现代性转化同样也必须有一批现代儒家思想的践行者，他们应该广泛地存在于各个行业之中，发挥榜样的力量，其中在知识界更应当有现代儒者的大量存在。国家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引导现代儒者的广泛形成。当然，现代儒者不能仅仅是拥有儒家知识的学者，更应该是能够身体力行，努力践行君子之道的人。虽然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使知识界日益专业化，宗族制度和科举取士也成为了历史，这些似乎都摧毁了现代儒者形成的社会条件，[5]但笔者认为，靠信仰的力量、文化的力量，仍然可以推动现代儒者不断涌现，这是现代人仍然需要精神家园的缘故。

另外，儒家思想的现代性转化还需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要在民主发展的进程中重建儒家思想。民主发展是基础，只有把儒家思想的重建放置于民主的基础之上，才能避免回到专制时代的儒家。二是在理论上澄清历史进程中的儒家思想的“道”与“术”。使人们认清儒家思想的“变”与“不变”的关系，自然能使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流淌在现代民主社会的土壤之上。三是需要多渠道多方式地传播儒家“内圣外王”的核心精神，让它能够融化为广大老百姓的精神血液。思想的活力来自于生活，儒家思想只有生活化了，才具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结语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并不必然与集权挂钩，儒家思想也可以开出推进民主的新道路，集权与民主皆仅仅是儒家实现理想的工具而已（当然，反过来也可说儒家是统治者实现有效统治的工具，这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各取所需而已）。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供选择的社会治理模式具有差异，有些时期只能开出封建集权的治国处方，这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上层建筑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耕时代，集权统治是世界各地的常态，儒家如果不能与这一时期的集权统治常态相契合，那它就没有生存空间。另外，虽然我国长时间实行封建集权统治，但社会并非都是暗无天日，历史上存在的诸多开明盛世也有儒家的一份功劳。所以，在当今民主时代，我们只能反对那些经过了历史加工、变造，服务于皇权专制的儒家思想，但不是儒家的全部和核心。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及此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中的“打倒孔老二”都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拂去历史的浮尘，儒家倡导的“仁爱友善”“信义和平”“和而不同”等思想仍然熠熠生辉。

注 释：

①孔子曾将“智仁勇”称为“三达德”，又将“仁义礼”组成一个系统。孟子在仁义礼之外加入“智”，构成四德或四端，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仁义礼智即来自这四种情感，故称四端。董仲舒又加入“信”，并将仁义礼智信说成是与天地长久的经常法则（“常道”），号“正常”。曰：“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贤良对策》）。

②孔子基于礼乐制度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治国之道。《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孔子的意思是说：“做君主的要像君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像臣的样子，做父亲的要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简言之就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仁德之道。他描述的这种规则，对君臣、父子都是双向约束的，但现在却被普遍解读成了单向约束。

参考文献：

[1]陈声柏，张晓辉.全德之名与全体大用[J].孔子研究，2014，（4）.

[2]陈明，朱汉民.原道（第十七辑）[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5.

现代化思想例5

中图分类号：R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9)06-1156-06

当代名医姜春华，是现代中医学术理论重要的创立者和开拓者之一。他一生孜孜追求中医临床疗效的提高和突破，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学术理论，对当代和未来的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姜老是笔者80年代在上海第一届中医研究生的指导老师，在姜师的亲手培育下，笔者在姜师生前曾整理发表了数十篇关于姜春华学术思想的文章，篇篇都蕴聚着恩师的教诲。本文主要综述姜春华生前新颖的中医现代化思想和独特的中医现代临床辨治经验，籍以对中医现代化的理论作进一步的继承、研究和发扬。

1　突出辨证论治　不废为病寻药

姜师早在50年代就已提出病与证的关系问题，并认为中医的辨病，可以与现代医学的辨病结合起来，而治病一定要认病辨证，这是姜春华中医现代化思想最早的体现。姜师指出，病与证，经常是标本关系：先患病，后现证，这是病为本，证为标；先有证，后发病，这是证为本，病为标。虽有标本主次，但发病后的征象既可病证一致，叉可能出现差异。就患者的群体而言，病证合一，则可同病同证同治，异病异证异治，治法随病证异同而变化，此乃常规，故谓病证辨治之常；若病证互异，则据标本主次，或重辨证，或重辨病，病证互参，治法灵活化裁，不一定为病的规律和特性所制约，有时甚至会出现以寒药治病、以热药治证，以攻药治病、以补药治证的“双向调节”现象，故谓病证辨治之变。姜师经验，对于证同病异或病同证异，不论病证差异如何，主张以辨证为主，但又不废为病寻药。

1.1病同证异　基本方加辨证药　姜师推崇徐灵胎之说：“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能识病名而后求其病之所由生，知其所由生又当辨其生之因各不同，而病状所由异，然后考其治之法，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药。”姜师根据临床长期积累的经验，对一些常见病的分型拟有系列性的辨病效方，也即治病基本方，因在临床可据病分证套用，姜师戏称其为“套方”。在基本方使用时，再根据症状作深一层次的辨证化裁，加用治证或治症药。

如姜师治冠心病，分瘀阻、痰滞、肾亏、血衰、阴虚，气弱、寒凝等多种证型，并相应制订多种分型基本方。如治瘀血痹阻心脉的冠心病，常用化瘀通脉的枳实薤白桂枝汤，药物为枳实9g，厚朴9g，薤白9g，桂枝6g，瓜萎15g，此为基本方。然后又根据患者临床症状，作进一步辨证加减。如阳虚肢冷、脉弱汗出者，加附子9g，肉桂3g，干姜6g，龙骨15g，牡蛎30g；阴虚舌光，口干，尿赤，脉细微者，加生地15g，花粉15g，麦冬9g，石斛9g，五味子9g，去桂枝；气虚气短，懒言，肢倦体乏者，加党参30g，黄芪30g，白参9g，甚或加野山参3―5g。

又如治肝硬化，他认为此病可分多型，但主要病机是瘀血郁肝，气虚脾弱，主张在大队活血破瘀之中，重用益气健脾药，虚实同治。基本方为：黄芪15～30g，白术30～60g，党参15g，生大黄6～9g，桃仁9g，(庶虫)虫9g，炮山甲9g，丹参9g，鳖甲12～15g。然后又进一步辨证加减，如热毒蕴结，选加山栀9g，丹皮9g，连翘9g，白茅根30g，黄连1.5g；湿重，基本方去党参，加苍术15g；气滞，加枳实12g，大腹皮9g，乳香9g，藿香9g，苏梗9g；阴虚，加生地9g，阿胶9g；腹水、尿少，加茯苓皮15g，陈葫芦15g，虫笋30g，木通9g；阳虚寒郁，加炮附片9g，干姜3g，桂枝6g等。

基本套方再加辨证用药，这是姜师针对同病异证而灵活辨治的基本原则。

1.2证同病异辨证方加治病药

姜师认为，疾病的种类和症状可千变万化，而中医的辨证能适应各种疾病症状的变化而进行共性的归纳。不同的病，有时病理机制相同，即疾病在某阶段时机体对不同致病因素可有共同的反应状态和体征变化。异病而有相同的病理基础，所以能同治。但是，各种疾病都有各自的病因，如能在辨证共性的基础上，再兼顾到病的不同待征，则治疗方案更臻完善。

姜师在临床中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异病同证同治，在选择用药时即考虑到病的特性。譬如血管性头痛、亢奋性失眠、急性哮喘、肠梗阻腹痛等不同疾病在出现舌苔黄燥、大便秘结时都可辨其腑实证而用通便降泄之法。但头痛的泻法可用酒蒸大黄，以“鸟在巅顶，射而去之”，考虑到病在清空的特性；失眠便秘可用柏子仁、火麻仁，通便兼以安神；哮喘则可用瓜蒌仁、葶苈子，通便兼以泻肺平喘：肠梗阻腹痛则用承气汤，直接通便以荡涤肠中壅积。

另一种是在异病同治的复方中加治病药。譬如气虚可见于久咳、久痢、久喘、肿瘤等不同病种。姜师根据同证同治原则常重用补中益气汤，但久咳则加用截咳药，久喘则加用截喘方，久痢则加用止痢固涩药，肿瘤则加用抗癌方。

无论是同病异证异治或异病同证同治，从群体来看，前者是在治病基本方中加辨证药，后者是在辨证方中加治病药。其主要思路是以病分证，据证治病，层层辨证，病证合一。中心环节是将治病药融合于辨证方中。辨病与辨证，台之则效优，离之则两缺，这是姜师在现代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临床中，针对病证异同而灵活运用据证治病的高招。

现代化思想例6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1)01－0086－06

所谓党的现代化“转型”，就是党为了适应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中心工作、领导模式、运行模式等方面提出的转型或改革的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针对党如何走出“”阴影，带领全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提出了党的现代化“转型”的重大课题，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紧紧围绕党已经成为执政党、执政党需要加强建设这个主题，面向党的现代化“转型”这个目标，对执政党的中心任务、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加强党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推动党的工作正常化等执政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探讨。

一、明确党作为执政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经济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不能按照革命党的思维方式来处理有关问题。执政党的工作重点是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此，党中央和邓小平多次指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中心任务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80年代初，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党是执政党”。“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一心一意干下去”，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他还明确指出“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由此可见，邓小平已经明确指出了党是执政党、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也就是明确提出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是执政党的中心任务。

为了适应全党同志抓中心工作的形势，邓小平号召全党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全党同志除了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号召：“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

由此可见，邓小平已经明确提出全党同志要树立中心工作的概念，不仅如此，全党同志还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以便推动经济中心工作。

党作为执政党要抓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告别革命思维、转向执政思维的一种现代执政理念。因为从远处说，党是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加上建国后长期处于和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当中，党已经习惯于“斗争哲学”思维、革命思维，经济工作事实上淹没在革命运动当中。从近处说，当时党刚从“”走过来，正处于调整时期，怎样摆脱“”思维的影响、摆脱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和革命战争年代的运行方式等进而实现党的现代化“转型”已经成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头等大事。因此，党中央和邓小平提出党作为执政党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的论断，是告别革命思维、阶级斗争思维的开端，是党回归现代主流社会的重大选择，是走向现代化的起点。

二、发扬党内民主

针对十年“”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严重破坏，党内民主严重缺乏的情况，邓小平在党内大声疾呼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传统，发扬党内民主。

首先，邓小平多次重申同志关于党内民主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又说：“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小道消息就少了，无政府主义就比较容易克服”。

其次，邓小平针对当时党内民主缺乏的现实，特别强调要恢复党内民主传统，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他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任务。他指出民主是集中的基础，没有真正的民主，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说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特别需要保障党员的民利，“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在民主的问题上要相信广大党员和群众，他甚至讲“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

邓小平之所以大力强调党内民主，强调民主是集中的基础，实际上是鼓励人们大胆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针对当时全党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状况，他大声疾呼：“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这是对党内思想僵化和迷信盛行现状的当头棒喝!而造成这种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局面的深刻原因就在于党内民主长期遭到压制和压抑。所以，邓小平认为要从发扬党内民主人手，推进解放思想，突破“两个凡是”的条条框框的约束。

再次，邓小平强调发扬党内民主，提倡党内平等，要突破所谓“金科玉律”、“金口玉言”的限制，就要鼓励讲真话。他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就规定，要讲真话，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我们这次全会就是人人畅所欲言，包括中央常委讲的话，有不妥当的，大家纠正，这很好嘛。哪有什么金口玉言，即席讲几句话就句句准确?我们全会的风气很好，发扬这样的民主风气，就有利于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就是说，发扬党内民主就要不畏权威，倡导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面前人人平等，要真正实现党内的言论平等、思想自由。这实际上就是邓小平设想的党内民主的理想状况。

在邓小平大力推动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带动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短短几年内，不仅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得到较好的维护和发扬，而且党内生活已经摆脱“”时期的阴影，走上了轨道。对三中全会后的党内民主状况邓小平自己有个评价，他讲：“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同志生前多年盼望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党内的民

主生活，已经开始走上了轨道。民主制度一年比一年健全，民主生活一年比一年扩大”。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几年内是党内民主发挥得比较好、民主生活气氛比较浓厚，民主和集中的尺度与“火候”拿捏比较恰当的时期，是党内民主比较典范的时期。这些和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与率先垂范并在其中起到了中枢作用、核心作用有着密切的关联。

当前我们党正在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我们大力推进党代表大会代表常任制，实行党内重大人事任免的“票决制”等，这些举措是对邓小平关于党内民主思想的很好继承和发展。例如邓小平同志关于发挥好党员权利、党委委员权利等等的论述正是新时期推进党内民主的滥觞。但是，当前我们距离邓小平关于党内民主的最高境界，就是真正实现党内平等基础上的民主的设想还有很大差距。为此，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小平同志关于党内民主思想的精神实质，坚持党内平等思想，推动党内民主取得更大进展。

三、推动党的活动制度化、规范化

党内生活制度化、规范化是邓小平十分关注的问题，他在分析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端时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为此，邓小平对党的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

首先，邓小平强调的权威性，强调党规的权威性，强调依章治党。“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在他的推动下，中央对进行了修改，明确了党员权利和义务，增加了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纪律等重要内容。使适应时展的要求，成为全党共同遵循的党内活动的最高准则。的权威得到维护，党规的权威性得到维护，党走上依章依规(规范)治党的轨道。

其次，他还强调要保护党员权利、维护党员权利。他指出要明确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规定的……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党员在面前人人平等。

再次，在强调维护党员民利的同时，邓小平借鉴“”中党的纪律废弛、党的权威得不到发挥的教训强调要特别注重维护党的纪律。他指出：“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期间，党的纪律废弛了，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也是党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纪律相当废弛，许多党员可以自行其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决定，党规定的任务，可以不执行或完全不执行。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照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所以，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一个现代政党尤其是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带领十几亿人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党，如果没有必要的有力的纪律作为保障，只能是一盘散沙，不可能带领全体成员完成既定的使命。

最后，邓小平指出加强党的制度化，还需要建立一系列制度。除了修改，建立纪律检查委员会等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制度”，这些制度“包括加强中央常委领导的问题，建立中央书记处的问题，提出修改草案和制定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问题等”。这些制度的建立及实施，使我们党的活动真正步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当前，关于党的活动制度化、规范化的建设不仅没有过时，相反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一方面，党内多年来确实形成和制定了很多制度规范，但是这些制度和规范却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例如学习制度在很多地方形同虚设，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党的建设锐利武器也慢慢“钝化”不能发挥作用，以至很多腐败分子在被揪出来后写的悔过书中首先就是写：忽视了学习，没有人提醒等等。另一方面，党内的确有部分人事实上不受制度和规范的约束，面对这部分人，我们的制度和规范又显得苍白无力。为此，党内制度化建设，尤其是加强党员的制度意识(意识等)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可见，邓小平关于党的制度化、规范化的思想(或制度建党思想)依然是我们推进党的制度化建设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四、推进党的政治生活正常化

长期以来，由于“”的耽误、传统思想的作祟、体制机制的原因等，我们党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特权现象和家长制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等等弊端，这些弊端一方面使党的政治生活出现“异化”，另一方面也严重影响党的事业。邓小平为消除上述消极现象，提出了干部队伍年轻化，推进党内平等、党政分开等思想，为使党的政治生活走上正常化的轨道作出了贡献。

首先，邓小平提出要废除党的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领导干部年轻化。

长期以来，党内领导职务存在着事实上的终身制，邓小平对此倍感忧虑，在“复出”后不久，他就在全党大声疾呼要实现领导层的年轻化，他说：“老同志……第一位的责任是……认真选好接班人。选得合格，选得好，我们就交了帐了，这一辈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他还真诚地和老干部们交心：“我自己就有这个想法，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不是假话”。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带动下，我们党很快注意到了领导层的年轻化问题，并有计划地实现这个目标。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就是要使领导层年轻化。他讲：“几年前我们就提出干部队伍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些年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但只是开始。领导层年轻化的目标，并不是三五年就能实现的，十五年内实现就很好了……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要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鼓励年轻人”。这里，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宏大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的目标，并认为领导层的年轻化、整个党的年轻化，是为了使领导层保持活力，使整个党保持活力，这样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才能带领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

其次，邓小平大力倡导党内平等，反对党内的家长制作风和特权现象。

邓小平讲，由于我们党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加上共产国际中领导者个人集权的传统影响、过去我们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原因，因此在党内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家长制作风和特权现象。我们党要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应当消除这些封建的落后的传统风气，轻装上阵，紧跟时代。为此，他对党内的家长制作风和特权现象大加批判，倡导党内平等思想。

他对当时党的一些高级干部大摆家长威风的做法大加鞭笞：“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

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因此，“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关于特权现象，他说：“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无论特权现象还是家长制作风，其本质都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思想在作祟，是封建的尤其是专制传统没有彻底肃清的表现。要肃清这种现象，只有大力推行民主和法制，使封建主义在党内和社会上都没有容身之地。从党内而言，就需要大力发扬党内民主加大党内监督的力度等，而在观念上要教育全党同志树立党内平等的思想。

邓小平认为，针对家长制和特权现象，一方面要加以批判，从制度上加以废除，另一方面还要树立党内平等的思想。党内平等首先是人格平等，不能把上下级关系搞成猫鼠关系、君臣父子关系。也就是说党内同志之间人格是平等的。其次是“党员在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能违章党纪，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处分，也不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不许任何违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只有真正坚决地做到了这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的问题。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这样通过树立党内平等观念并通过民主监督就把那些搞家长制的人和搞特权的人在党内的生存空间给抽掉了，使这些人在党内没有容身之地。

废除特权，还要废除干部特殊化待遇，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带头废除了高级干部当时享有的一系列特权和特殊化待遇，密切了党群关系。

再次，邓小平对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的现象进行批判，提出党政分开和权力适当分散等主张。

建国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个人领导。对此，邓小平认为，权力过分集中，不仅造成的盛行，而且还带来很多弊端：“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这种情况必须加以改变，因为“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邓小平指出，改变这种现象，一是党政分开，党要善于领导。党委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二是权力适度分散，要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相结合，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传统等。

简言之，要通过逐步实行领导层的年轻化、倡导党内平等、党政分开等，使党的活动逐渐走上正常化、常规化，使党更加焕发青春和活力，就能更好地带领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梦。

现代化思想例7

2新时期增强铁路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

2.1有利于保障铁路事业的安全运输

安全是铁路生产和运输的基础，也是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首要条件。随着新技术和设备在铁路中不断应用，也要求铁路企业的职工要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其中，思想政治觉悟是很重的部分，因为，人的思想决定人的行为，并且铁路职工才是铁路事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因此，为了促进铁路现代化建设，必须增加对铁路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2有效提高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

提高铁路职工的素质对铁路企业的长远发展有重要的作用。职工是企业生产的主体，因此，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利于提高铁路企业员工的整体素质。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阶段，社会上存在各种思想，并且铁路职工的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一定程度上给职工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负担。铁路运输主要呈网状分布，具有点多线长的特点，因此，铁路职工都来自不同的地方，由于各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不同，在思想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以上这些因素都为职工队伍的建设增加了困难。对此，在铁路现代化的建设上，要对职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力度，从而建立一支能吃苦耐劳和具有专业技术水平的职工队伍。

3加强铁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式方法

3.1坚持做活做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

思想政治工作是做职工的工作，没有固定的程式和法则，功效显现不明显。一些单位思想政治工作呈现弱化趋向，主要原因是政工干部队伍不稳定。有的单位一年之内一个政工岗位换了一批人，造成政治思想工作“断线空档”；有的行政干部没有切实负起“一岗双责”，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劳心费神，思想认识有偏差，“说起来重要，干起来不要”，使思想政治工作把不住中心，跟不上职工群众的思想变化。要解决这些问题，思想政治工作者就必须深入职工群众，把满腔的热情、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思想政治工作中来。尤其是行政干部要主动把握职工群众思想动态，用真诚、真心和真情去解决职工群众的思想问题。一是建立完善以“党委领导、党政共同负责、党政纪工团齐抓共管、各级干部一岗双责”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政治工作管理体制，通过岗位目标责任制明确各级各类干部“一岗双责”管理考核，强化思想政治工作与生产经营管理的融人贯穿；二是要在各系统的专业管理中发挥思想政冶工作的服务保证作用，重点是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专业管理干部队伍思想理论建设，不断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专业管理干部驾驭全局、判断形势、自我管理和独立作战的能力。

3.2坚持做深做实，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凝聚力

思想的统一和稳定是铁路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保持职工群众的思想稳定，必须把“务虚”的工作实务化，把“无形”的工作效益化，让职工群众认同、认可并认理。必须从职工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抓起，消除职工群众“想说不敢说、想为不敢为”的恐惧感，做职工群众的代言人；消除职工群众“会上不说会后说、当面不说背后说”的距离感，做职工群众的贴心人；消除职工群众“不找领导去上访、不找组织去告状”的失信感，做职工群众利益的维护人。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实事，化“虚”为实，变“无”为有，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真正务实到位、落实“到家”，职工群众才能相信你说的是真话，办的是真事儿，解决的是真问题。当前，要紧密联系职工队伍思想实际，努力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使思想政治工作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改进和创新中加强。

3.3坚持做精做细，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推动力

近年来，铁路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一直处于“目标大、内容空”的半悬空状态，没有把上级要求与本单位工作实际结合起来，甚至近几年的工作安排都是上级文件的“翻版复制”，使职工群众错误地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无效”劳动。因而，推进落实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密结合质量、效益、改革、发展的任务和目标，把思想政治工作有机地融入职工群众所想、所盼、所需中，细化在岗位作业环节上，量化在目标措施上，变粗为细、求精求细，有用多做、无用不做，让职工群众摸得着、做得到、有收益，用效益观点解决思想政治工作“上面忙、下面烦，上面紧、下面虚”问题。

现代化思想例8

一、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1.春秋战国时期儒、道、法、墨诸子百家争鸣。

2.西汉董仲舒吸收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思想改造儒家思想，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因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3.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儒、佛、道纷争，儒学曾一度出现过危机，但因儒家思想的包容性和一些儒学大家的吸纳与融合，儒家思想进一步为官方所接受。

4.宋明时期，儒家思想在吸纳佛道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宋明理学，并逐渐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

5.明清之际，以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在继承传统儒学的基础上，着重对其弊病进行了批判，提出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从而使传统儒学出现了新气象。

6.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传统儒家思想已经难以适应时展的需要，康有为曾试图对其进行改造；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民主主义者则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彻底否定。

二、近现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思想理论成果

1.地主阶级抵抗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中国的知识界起到了思想启迪的作用。

2.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自强”，为西学的传播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3.早期维新派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但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也没有付诸行动。

4.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伸民权、设议院、变法图存等思想主张，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形成了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5.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起以“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再一次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6.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和国民革命的兴起。

7.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武器，是社会主义中国立国、建国的思想政治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先导，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

8.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

9.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重难点解析]

1.关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中的几个问题。

（1）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特点与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较为具体，如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其中“仁”和“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没有严密的理论基础，大多是关于思想修养方面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想方面的治国原则；孟子“仁政”和“民贵君轻”的主张使儒家思想开始与政治相结合。

关于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地位，我们应从两个方面去看：第一，从民间层面来，孔孟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影响很大，其与当时的墨家学说并称为两大显学，从学者甚众，在受众群体的范围和学说的影响上是其他学说所无法匹敌的。第二，从统治者层面来看，儒家学说地位低下，不为统治者所重视。孔孟辗转各诸侯国，所到之处，虽然有国君认同他们的观点，但总是没有人去实践。就像孟子见齐宣王时，齐宣王明明已经认同了孟子的观点，但依旧不愿将孟子的观念全面地用于治国之中。

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不为统治者所重视，主要是因为：第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分裂割据，缺乏稳定的政治环境，而且当时各诸侯国热衷于兼并战争和改革古制，以图自强。第二，孑L子恢复周礼和仁政爱民的主张不符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

（2）“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原因与影响。

“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原因主要有：①经济根源：生产力发展，出现多种经济基础并存的局面，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②政治状况：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度逐步形成，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③阶级基础：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十分复杂，代表不同阶级立场的思想家层出不穷，并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出现了“诸子百家”。④社会环境：在诸侯割据时期，各诸侯国竞相招揽人才，礼贤下士成为社会风尚，使各个学派都有了发展的机会。

“百家争鸣”的影响主要有：①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②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各学派之间取长补短，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特点。儒家思想在吸收、融合各家之长的过程中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③“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和后来社会历史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3）“诸子百家”中相对立的主要观点。

①治国上，儒家主张实行“仁政”，反对严刑峻法；法家主张法制，强调严刑峻法。②在人性上，孟子主张“性本善”；荀子提出“人之性恶”。③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庄子主张“顺物自然”。④在人生态度上，儒家主张积极人世，强调社会责任；道家主张“逍遥”的人生态度。

2.如何认识董仲舒的新儒学？

（1）董仲舒的思想核心是“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

（2）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点。

①从思想内涵上看，融儒家、阴阳家、黄老之学和法家思想为一体。也有人说，董仲舒新儒学外儒内法，兼采各家之长，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儒家思想的生命力。②主张在政治思想方面实行“春秋大一统”，强调君威，赋予君权以神权的色彩。③在宣扬君权神授的同时，又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④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性为目的，受到统治者重视，迅速成为社会正统思想。⑤具有神学色彩，其哲学思想的本质是唯心主义。⑥承认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如皇权专制），即维护现实统治。

（3）董仲舒思想的实质是思想文化专制统治。

汉武帝之所以接受董仲舒的新儒学，根本目的在于其思想适应了中央集权和国家大一统的需要，而不是因为其宣扬的仁政思想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秦朝的“焚书坑儒”的根本着眼点都是加强君主专制统治，而不是压制知识分子。

（4）董仲舒的新儒学中可取和需要批判之处。

①“春秋大一统”的主张有积极意义，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加强和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维护统一，对今天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有利于思想统一、维护中央集权，但限制其他学术流派发展的做法不可取。③“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学说，属于唯心主义，是无稽之谈，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限制君力过度膨胀和防止暴政。④“三纲五常”中的“三纲”充满了封建意识，应当摒弃。其中的“五常”推崇仁、义、礼、智、信，抛弃其中的封建成分，就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信”是今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

3.关于理学与心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1）程朱理学发展到陆王心学是理学发展的突出表现。

①陆王心学的出现，标志着重建儒家信仰的理论任务已经完成。②南宋的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创者，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认为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③明代建立了系统的心学理论，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学以至圣的修养关键在于“致良知”，强调“知行合一”。

（2）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不同点。

①从思想上看：程朱理学认为“理”是万物的本原；陆王心学认为“心”是万物的本原。②从哲学范畴上看：程朱理学属于客观唯心主义思想；陆王心学属于主观唯心主义思想。③从修养论（方法论）方面看：程朱理学强调“格物致知”（通过外物求“理”）；陆王心学主张“心即理”和“致良知”（通过内心的反省）。

（3）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的相同点。

①从代表的角度看：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都是宋明理学的突出代表。②从实质的角度看：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都以儒家纲常约束社会，维护专制统治，遏制人的欲求。③从内容上看：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都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理”，都是儒学的新形式，都继承了孔孟“仁”和“礼”的思想，维护封建统治。④从影响上看：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都有助于维护专制统治，扼杀人的自然欲求；都重视主观意志力量，强调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对人的人格、气质、品行、立志、责任感等方面的塑造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维护了君主专制统治，摧残、扼杀了人们的自然欲求，抑制了思想的自由发展。

4.如何认识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

（1）这里所说的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是指以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和谐发展、敢于探索、强调力行等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优秀思想主张，另一方面又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批判。如在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独裁，提出限制君权；在经济上，重视手工业和商业，提倡经世致用、“工商皆本”；在思想上，批判程朱理学，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家思想体系。

（2）以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儒家，之所以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批判，主要原因有三个。

①经济方面：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缓慢发展，但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②政治方面：随着市民工商业阶层的兴起，他们反对封建束缚，要求发展商品经济；君主专制日益腐朽，民族和阶级矛盾加剧，促使人们对现实进行理性反思。③文化方面：明清时期的统治者文化专制日益严重，造成文化恐怖局面，禁锢人们的思想。因此，进步分子要求摆脱思想束缚，面对社会现实，倡导个性自由。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

5.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

（1）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历程。

①春秋时期创立儒学。②战国时期发展儒学。③秦朝时期实行“焚书坑儒”打击儒学。④西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⑤隋唐时期“三教合一”，丰富儒学。⑥宋明时期发展理学，分为两派。⑦明清之际批判继承，焕发生机。⑧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思想。⑨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民主主义者把斗争矛头直指孔教，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⑩新中国成立后，儒家思想在“”中遭到批判；改革开放后，儒家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重视。

（2）儒家思想在中国曲折发展与演变的原因。

①思想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综合反映，经济是思想产生的物质基础，思想对维护政治局面的稳定起着较大的作用。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分散、保守、落后的自然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决定政治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要求思想的高度集中与统一，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思想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以完善自身，达到满足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因而催生了“大一统”的思想体系；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是以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为根本出发点的。②儒家思想经历代融合与演变，形成了～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因而不同的人对其有不同的认识。如近代康有为以儒家思想为武器，打着孔子的旗号，宣传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他透露了自己这么做的目的：“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自20世纪开始，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陈独秀认为“孔教与共和……存其一必废其一”，故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伏尔泰的房间里常年挂着一幅孔子画像，以此滋长启蒙精神营养。他认为孔子是用道德的说服力而不是用宗教的狂热和个人崇拜来影响别人的。被称为“日本实业之父”的涩泽荣一说过，企业家必须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他认为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晓“取之有道”的道理。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说过，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从孔子那里寻找智慧。

6.为什么说“中体西用”思想是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继承和发展？

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新思想萌发的主要标志。它是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起点，启迪人们去探索救国之路。我们之所以说“中体西用”思想是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继承和发展，主要理由有三个：第一，从目的上看，两者都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抵御外国的侵略，根本目的都是维护清朝专制统治和纲常礼教。第二，从方法和步骤上看，两者都主张从西方引进先进军事技术，不同之处是林则徐等人的主张没有完全实行，只停留在“制夷”的层面上，而“中体西用”思想则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实践。第三，从结果上看，两者都冲击了传统保守观念，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但最终都失败了。

7.康梁维新思想与早期维新思想的区别与联系。

（1）主要区别。

①早期维新思想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的一些改革主张；康梁维新思想提出了具体改革方案，为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历史根据，使变法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②早期维新思想既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付诸行动；康梁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迅速将其发展为一场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

（2）联系。

①早期维新思想是康梁维新思想的基础，即康梁维新思想是对早期维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②都主张变法：经济上主张振兴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上主张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文化上主张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办新式学校。③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④都是爱国的和进步的。

8.关于新旧三民主义中的几个问题。

（1）三民主义提出的背景。

①时代特征：鸦片战争以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②历史教训：辛亥革命前，先进的中国人提出的救国方案相继失败。③社会基础：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并登上政治舞台。④革命实践：孙中山放弃改良思想，走上革命道路，逐步提出三民主义思想。⑤欧美启示：欧美主要国家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启示。

（2）三民主义与同盟会纲领。

①民族主义，即同盟会纲领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思想内涵是：以革命暴力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争取实现民族独立自主。②民权主义，就是同盟会纲领中的“创立民国”。其思想内涵是：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完成政治革命。③民生主义，就是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其思想内涵是：解决以土地为中心的财富重新分配问题，平均地权。这些主张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民利的愿望，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民族主义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民权主义不是真正的人民，民权主要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权；民生主义没有提出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3）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关系。

现代化思想例9

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思想成了当前理论界的热门话题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凸现马克思对近代哲学、特别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实现的革命变革与终结的历史意义的同时，忽视了马克思与近现代哲学的历史与理论关联，忽视了它们共同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现代社会”，这种状况使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被淹没、被遮蔽了，马克思甚至不被看作一个现代思想家。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现代化问题的突出，人们日益认识到，马克思的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已被深深地嵌入现代性运动之中。本文以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为依据，立足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实践，探讨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一、何谓现代性?从内容上看。现代性内生于现代化的运动和结果之中

首先，现代化是一场理性运动。黑格尔指出：现代性首先是一个决心与传统断裂的概念，它告别中世纪的愚昧，面向理性之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反对经院哲学、反对教会的神权统治，主张用自己的感官感受世界，用自己的意志充塞生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世界，而这就与神灵、神性、神权相对立。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胜利其实就是理性对神权的胜利。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在其思辨的抽象的逻辑推演过程中，极大地发挥了人的理性的能动性思想。从康德哲学所实现的“人为自然立法”的哥白尼式革命，到费希特的行动的“自我”产生“非我”所体现的创造精神，最后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永恒外化及回归，无一不体现了近代以来人类在科技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所获得的理性的胜利。马克思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更是用哲学(理性)对神学的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宣称：“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他反对一切天上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 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现代化就是一个摆脱迷信、愚昧、专制而踏入理性、科学、自由的过程。理性化是现代化的首要标志。

其次，与理性化的内在特征相适应的现代化运动的外在体现是工业化运动。吉登斯说：“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缩略语。”现代化是以张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大机器生产和工业化运动。生产力由于大机器的采用所引起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劳动而得以获得巨大发展。资产阶级使“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要通过工业化“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马克思把生产力与工业化看成是开创世界历史进程的根本推动力，看成是现代性的深刻起因和原初动力。

再次，现代化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全球化过程。工业化离不开商品和市场，离不开商业化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虽然全球化的直接动力是资本无限增殖和扩张的本质，但更深层的动因则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所提供的可能与要求。生产规模的扩大、分工的发展、竞争的加剧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资本和商品的集中和积聚，要求有一个广阔的世界范围的活动空间，也迫使资本家走向全球开拓市场。这就使世界上各个彼此独立的国家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生产都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分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当今时代，随着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经济与交往的更深刻的全球化过程越来越清晰地为我们展现了现代化的深度和广度。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拓殖场域。

最后，现代化是个人在整个工业化、全球化的历史运动中日益感到现实化、有限化、具体化及变动不居的心理体验过程。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生活的具体化、日常化特征 日益凸现，而形而上学和神学日益没落，哲学再也不能提供一劳永逸的绝对理念和公式。因此，现代人 日益感到自身的有限性，福柯深刻指出：现代人“没有‘在他自己的存在中解放人’；他迫使他去面对生产他 自己的任务”。—删也就是说他们只生产当代生存的必需品，生产那些对于建构作为主体的我们自己来说不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大工业的迅猛发展与生产方式的变动性导致了个体的独立感、对事物变迁的速度感、对当下的占有感，构成了个人的现实化、有限化、具体化等心理体验的社会根源。

因此，从现代化的运动中我们可以知道 ：现代性就是以理性为核心的主体性 ，以工业化为核心的人对物的变革性，以全球化为核心的世界性，以变动不居为核心的人的有限性。

二、马克思如何看待现代性?马克思以人为价值尺度对现代性采取了双重的态度

1．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肯定态度。

欧阳康教授认为：“马克思关注现代性，首先就是要把握现代化的内在价值。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首先是从历史视角来展开的，把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历史必然，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现代性的一种积极成果。”四㈣正是这种历史主义视野，使马克思比一切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思想家更深刻地走入资本主义的价值深处，从而更客观地分析与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和现代价值。

首先，马克思以极大的热情肯定现代性的物质力量和文明成果。马克思在供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运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所㈣无论是对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过程的揭示，还是对共产主义的构想与描述，马克思对现代生产力的肯定都成了其理论的不容置疑的前提。有人据此认为马克思对一切都采取了批判、否定的态度，而唯独在其历史理论中对生产力作了本体论式的形而上学的非批判的理解，并进一步得出马克思理论见物不见人的结论，这种观点没有看到，马克思理论的终极价值是人。生产力之所以不容置疑，是因为它是人的自由和本质力量的展示与确证，是人的打开了的心理学。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所造就的技术进步与社会化大生产，既是自然人化的结果，同时又为人在更大的范围、更深的程度上变革世界实现自身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其次 ，基于上述理解，马克思进一步肯定了由生产力所导致的“世界交往”的积极意义。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它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它无情地斩断了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破坏了一切地方的、封建的、宗法的、保守的等级关系，资产阶级使“过去的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 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断言：“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世界历史”。曲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以整体的思维方式从历时性维度和共时性维度展开了现代性的深广内涵，其核心是肯定人的社会存在的多样性、开放性。

再次，马克思肯定了现代性所具有的解放思想的作用。现代性所具有的扩张性、变动性摧毁着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点。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大，社会状况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现代性所具有的变动不居性、革命性，直接造成了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冲击，隐含着思想解放的诉求和人对自由的渴望，是现代社会人的能动性与主体性的体现。

2．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态度。

马克思在肯定现代性的同时，对他身处其中的现代性的社会形式一 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马克思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社会形式使现代性走向它的反面。

首先，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早期的批判主要是围绕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的。他一针见血地揭露和指出资产阶级对历史变动性的无知、漠视与遮蔽，因而有意或无意的把资本主义现实看成是永恒的、不变的、普遍的。马克思由此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欺骗性，他指出：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完全不顾产生思想的条件和环境，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抽象出自由、平等、爱等越来越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并把这些思想看成是超历史的。马克思认为，“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因此，他要求我们把 “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意识的幻象被消除了，黑格尔所极为尊崇的“绝对观念”只是神的最后避难所。历史与理性的辩证法这一具有现代性内涵的思想被窒息于神学之中，暴露了自身的非现代性。

其次，对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的批判。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是对商品、资本社会内在矛盾的揭示，集中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性质和由此带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异化与矛盾的批判。现代资本主义是建立在雇佣劳动剥削之上的，是对于他人劳动的非法占有的最完备形式。物、商品、资本以其不可置疑的绝对力量主宰着人。人彻底地丧失了自己的自由，成了现代机器和制度的附属品，成了异化的存在。“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自己就越贫穷劳动不仅不是人的自由活动，反而是不幸的、使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的事情。劳动者不再是自己活动的主人，而是单纯的手段、客体的物、资本的奴隶。

再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和最深刻之处就是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历史任务，并把这一任务与共产主义相联系。他指出，只要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和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没有改变，现代性危机就不会解决。因此，“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而要消灭私有制，摆脱现代性的困境只有通过社会改造。马克思指出：“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构成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其他一切现代性思想的最根本的理论分歧。哈贝马斯主张用交往理论解决现代性危机，吉登斯主张用“自发现代性”来超越“早期现代性”，罗尔斯提出“公共理性”来补充个人理性，这些解决方法试图以文化观念的变革与重建来摆脱现代性危机，其实质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现实的肯定。相比之下，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内蕴深刻的理论张力，外显犀利的批判锋芒，透露出马克思最深切的人文关怀。

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意义

首先，必须肯定理性、科学、民主的现代价值，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和反现代性思潮。当前，反现代性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大行其道，他们以传统文化拯救世界的使命自居，夸大现代性的弊端，否定和解构理性，反对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性转型。这些思潮和观点严重腐蚀与冲击着我国现代化价值的合理性，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思想障碍。因此，我们必须肯定理性、科学、民主的现代价值在中国，反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腐朽思想如果不与肃清、批判封建传统观念和思想结合起来，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无论现代性在 20世纪展示出自身的何种局限性、风险、消极后果，现代性依旧是现代主体和现代社会根深蒂固的安身立命的内在支撑。”

其次，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没有强大的物质产业作支撑，现代化是实现不了的。而现代化生产力离不开信息化。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高新科技的广泛运用，大大提高了我国工业化的水平，改变了工业化的传统结构，加速了工业的现代化。由工业现代化带动了农业、国防、科技、教育、卫生、交通等领域进一步现代化的进程。因此，抓住新型工业化，抓住现代化的生产力，我们就抓住了现代化的关键，就抓住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核心与实质，也就抓住了现代中国的历史主动权。

再次，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投身全球化运动。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历史告诉我们：封闭就落后，落后就挨打。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的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朗岬)因此，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全面学习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优秀文明成果，积极投身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运动之中，加强对外贸易、技术、人才、资金、管理、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主动参与并开创“世界历史”新时代。

最后，努力克服私有制的弊端，全面建构和谐社会。现代性作为一种方法论，是对当下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关注，是对社会事件的历史性探讨。在现代中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各种矛盾必然会相当突出，这需要我们以批判的眼光坚持社会改革，不断克服、解决这些矛盾。当前建构和谐社会的方针与措施正是我国解决社会矛盾的有力举措。

因此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最内在的精神关联，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有着巨大的方法论启示。

参考文献 ：

[l]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吉登斯访谈录[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汪晖．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三联书店，1998．

[5]赵刽英，庞元正．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l995．

现代化思想例10

我国社会发展正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日益复杂。在这种形势下，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此，同志曾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进行创造和改进，特别要在增强时代感、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工夫。”面对新情况、新形势，实现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

一、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现代化日益重视，被认为是“推动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教育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构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教育现代化。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既为教育现代化提供强大的动力，又为教育现代化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另一方面，社会在迅速向前发展，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只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二、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内涵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就是使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内容、方式、体制、模式等各个方面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需要，并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改革、转变。[1]（P.36）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以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为逻辑起点而展开，涵盖教育思想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主体、社区教育等诸多方面。

（一）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的现代化

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的现代化，就是适应改革开放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突破落后、保守、迂腐、陈旧的观念，以广阔的视野、活跃的思想和即时的应变能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在继承和发展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的创新。

教育观念的现代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前提，它主要解决对思想政治教育若干基本问题的看法，例如，在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目标，以及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位等问题。

（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现代化

教育内容的现代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思想政治教育要为市场经济提供政治保证和思想资源，应紧扣时代脉搏，弘扬时代的主旋律，实现教育内容的现代化，在全社会构建起有效地导控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坐标体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社会转型的逐步完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体系将逐步建立起来。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按照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总目标，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实际，围绕明确的目标和任务，从思想理论层面、社会价值观层面和社会规范层面，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按照人的思想行为规律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科学地确定自己的内容。

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起一套符合现代教育理念，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课程和教材体系。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必须紧紧围绕培养目标和实际存在的问题，以及师生的思想脉搏，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跟上时代步伐，具有现代化的内容。

（三）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现代化

现代社会使人们的整个生存方式、思维模式和日常生活都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教育对象素质的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再停留在“一张嘴、一支笔”手工作业的层次，而应跟上形势发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现代化。

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运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实现信息化、网络化，让互联网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有效开展网上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应充分利用现代大众媒体形象、快捷、传播面广的优点，促使思想政治教育覆盖到全社会，使教育内容、形式更加贴近不同个体。此外，思想政治教育也应与心理学、行为科学、信息科学等软科学技术相融合，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四）教育主体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外壳是物质，中间层是制度，内核是人。现代化的主体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的现代化。实现教育客体的现代化，必先实现教育主体的现代化。教育主体的现代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根本。

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对象和要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思想政治教育应由传统的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化。因此，必须建立起一支具有较高的学历层次与文化知识，具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敬业精神，具有追求卓越、为人师表的师德修养，具有良好的教学基本功和技能技巧的专兼结合的教育队伍。

无论专职的还是兼职的思想政治工作者都需要具有高尚的政治品质、良好的职业道德、合理的知识结构；有较强的科学分析形势、有效宣传鼓动、广泛的协调能力；既要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专才，又要成为知识经济条件下贯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通才。

（五）社区教育的现代化

绝大多数学生的生活阅历是从学校到学校，缺乏对社会的深入了解，也缺乏足够的适应能力。社会环境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如果缺乏社区的有力配合，就难以取得最佳效果。因此，必须建立学校与社区良好的互动机制，形成全方位的教育格局，让学校、家庭、社区共同来抓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此相适应，学校也应建立一个面向社会开放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作为教育大系统之下的子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必须从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制度层面入手，统筹兼顾，协调安排。

（一）物质层面的现代化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首先要求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要求在人、财、物等方面提供保障。课堂教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在人员方面，学校应具有足够业务精、素质好的政治教师，以及必要的专职或兼职政工干部和校外辅导员，把课堂教学与和课外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在物的方面，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具有必要的活动场所、充足的图书资料和先进的教学设备，使得教师能够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师生需要密切关注社会现实、了解社会动向，需要组织学生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因此，必须有必要的经费投入，以保证教育活动顺利进行。

（二）精神层面的现代化

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在精神层面主要是教育观念的现代化。昨天的政治就是今天的历史，今天的历史又是明天的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的魅力在于其不确定性，即思想政治教育的与时俱进、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不断调整。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在精神层面不断完善自己。

首先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位问题。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具体来说，在新形势下，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定位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思想资源。

其次要树立大思想政治教育观。传统认识中仅仅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学校学科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视野过于狭隘。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学校的责任，也是家庭、社会的责任。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应扩大到每个家庭、社会之中。只有学校、家庭和社会全方位合作，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真正取得实效。另一方面，教育者应当具有一种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面育人的意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全局性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学校内外各方面都责无旁贷。无论是任课教师、管理干部还是后勤人员，都担负着思想政治教育任务。

此外，我们还应树立忧患意识和反省意识。一个民族只有时时反省自身，检讨自身，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自身，才能成为世界上有理性的优秀民族。而我们目前思想政治教育中对社会生活中的优点和积极面比较重视，对不足的地方谈得比较少。这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也不利于增强人们改革的紧迫感。

（三）制度层面的现代化

制度具有稳定性和根本性。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制度比人更可靠。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现代化都需要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来保障。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要求进行制度创新。

针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重布置轻检查、重号召轻落实的弊端，我们应当从以下方面入手，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制度层面的现代化。

1.激励制度。即运用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等多种手段，通过表扬与批评，颁发奖状、奖金等各种形式，鼓励和调动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督导制度。督导制度是使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督导工作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上级督导。即主管部门组织建立督导机构，对下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指导、检查，以此推动整体工作相对平衡地向前发展。二是校内督导。即学校组织督导小组定期研究、部署、检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级督导和校内督导都要求建立完善的督导制度。

3.检测评估制度。检测评估是判断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的重要手段。通过检测评估肯定成绩，有利于采取措施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成果；同时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便采取措施及时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动态性、渗透性的特点，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也具有相应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的检测评估应当遵循方向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全面性原则和实效性原则，[2]（P.209-210）将思想政治教育总目标具体化，即将目标分解成为可操作的、可测量的指标。

参考文献：

[1]郑永廷.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及其特点[J].学校党 建与思想教育，2001，（Z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