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调查报告例1

近几年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不断增加，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社会各界对此类案件也高度关注，为此，《侵权责任法》中就设专章对此类案件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自《侵权责任法》施行以来，本院共受理两起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其中一件已调解结案，另一件为新收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从数据可知，本院辖区内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作为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治理的病例相对大医院而言少且简单，因而发生医疗事故的几率也相对较低。

该类案件的特点是审理周期长、处理难度大，诉讼时双方常会发生冲突、哄闹等现象，调解难度大，且普遍存在着一个主要难点：鉴定问题。由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大多涉及医疗领域的专业知识，其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大大的超出了法官的认知水平，因而，在审理该类案件时，鉴定结论成为影响案件事实的具有杠杆作用的重要证据，医疗损害鉴定的公正性、科学性也成为当事人双方关注、争议的焦点。但目前，我国的医疗鉴定制度并不完善。

一、我国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现状

医疗损害鉴定的二元平行机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涉及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鉴定方式主要有两种：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和社会鉴定机构的医疗过错鉴定。医疗事故鉴定由医学会组织鉴定专家组进行，鉴定专家由双方当事人在医学会医鉴办工作人员的组织下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鉴定实行合议制，鉴定结论由鉴定组集体负责，鉴定人员不接受法庭质证。医学会的鉴定专家库充分吸纳了医学专业的权威，为鉴定的科学性提供了坚实的保证，但是，由于医学会的性质，其与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有些专家就是由卫生行政机关的人员兼任，而专家库中的临床医学专家与被鉴定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或多或少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具有一定的行业倾向性，因而其公正性受到患者一方的质疑，难以被患者认同。医疗过错鉴定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依据职权或应当事人的请求，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医疗损害结果与医疗机构有无过错、因果关系等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是由果及因的鉴定，鉴定目的主要是确认人身损害的方式、方法、程度及后期治疗费用等，鉴定人个人对鉴定结论负责，其鉴定结论相对于医疗事故鉴定具有较强的中立性，但由于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员不是从事临床的医学专家，其对医疗行为的风险性及医务人员的可预见性认识较少，对临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鉴定缺乏应有的科学性、权威性，因而难以保证鉴定的科学性。两种鉴定方式对同一医疗行为难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从而导致鉴定结论存在差异，甚至完全不一样。而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对这两种鉴定方式的适用先后顺序、证明效力等级等作出规定，也未规定当医患双方就同一纠纷提出不同的鉴定方式时该如何处理，两种鉴定方式处于并存状态。

二、二元化的鉴定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鉴定混乱，不利于纠纷的化解。显而易见，医疗事故鉴定对于医院方面而言更为有利，而患者一方则会更倾向于医疗过错鉴定，出于不同的诉讼请求及趋利避害的心理，当事人双方往往会要求选择不同的鉴定方式，以达到自己所期望的医疗纠纷情形。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各地法院对此采取不同的做法：一、只做医疗事故鉴定，二、只做医疗过错鉴定，三、两种鉴定同时进行，四、先医疗事故鉴定，如果鉴定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再进行医疗过错鉴定。这种情况不仅造成地域上的不公平，且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可能会让未被法院采取的鉴定申请一方对将来的鉴定结论产生心理上的不信任、不服从，这样不仅不利于案件纠纷的解决，反而可能会激化矛盾。

(二)延长审理周期，增加诉讼成本。由于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不信任、不认同，往往会提出要求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来进行抗辩，使得这类案件在审理过程中要经历多次鉴定、重复鉴定，增加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三)增加了法官对鉴定结论的采信难度。对于普通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可依据证据规则，结合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进行分析判断，而对于医疗诉讼，具有高度专业化和技术性的医疗职业行为是一般人不了解的，因而难以判断医生诊疗的过程、细节是否科学合理，其大大的超出了审判人员的认知范围，正是基于此点，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需要进行鉴定，但在面对不同的鉴定结论时，在法律没有规定效力等级的情况下，审判人员难以分析采信，这样似乎使整个案件又陷入了一种矛盾之中，给审判人员审理案件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三、打破二元鉴定体制，建立统一的医疗损害鉴定制度

(一)整合两种鉴定体制。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与司法机构的医疗过错鉴定各有优异，笔者建议可以结合《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有关鉴定制度的规定，将两种鉴定方式进行整合，对医疗损害鉴定在机构设置、人员配置、技术标准、鉴定方法、鉴定程序等方面做出统一明确的规定。建立拥有专职鉴定专家，摆脱卫生行政部门干预的中立的医疗损害鉴定组织，同时鉴定内容必须包括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行为在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等等。

案件调查报告例2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1]，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过程中，由专职机构或者专职人员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家庭环境、学习情况、心智状况以及案发后表现等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并出具书面的调查报告，为司法机关公正合理地惩罚、教育、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参考依据。社会调查制度因其有利于刑事审判中量刑的科学化、准确化和合理化，已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被赋予特殊关注。但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运行困难重重，本文基于此尝试分析镇海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发展情况、主要特点以及存在的现实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发展情况

镇海法院刑事审判庭早在1991年就在刑事审判庭中成立了专门审理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以下简称“少年合议庭”），由专人负责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进一步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20__年3月，镇海法院设立了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20多年来，少年庭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和逐步推进社会调查制度，具体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初创阶段。1991年，少年合议庭成立以后，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尝试开展社会调查工作。这一阶段，无论是在调查报告的主体、方式、形式、内容等方面，都处于较为初级的探索阶段。当时的社会调查以法院为主导，采取两种方法：对于本地户籍未成年人，少年庭法官对法定人进行走访，以谈话的形式制作调查笔录；对于异地户籍未成年人，由法院向未成年人家庭寄送调查表，要求其法定人认真填写后寄回，以调查表作为社会调查的载体。上述社会调查的材料主要反映未成年人的家庭情况、成长经历、性格特点等，为更好地帮教未成年人提供了良好的素材，但同时因为被调查对象限于未成年罪犯的法定人，所以社会调查基本都反映出未成年罪犯平时表现良好的一面，不能全面客观反映其真实情况，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影响不大。

2、深入阶段。20__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 这一规定，为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施社会调查制度提供了最直接的法律依据。镇海法院在以往审判实践的基础上，制定了更为详细的社会调查制度，社会调查由原来单纯依靠法院转为以法院为主，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共同参与，亲自到未成年人所在家庭、社区、学校、单位进行走访，调查报告较为真实地反映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前的平时表现、性格特点、成长环境等。同时，镇海法院与镇海看守所建立了良好的工作机制，对被羁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发放心理测评的综合测试题，对未成年人犯罪后的表现及心理状态进行测评，以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犯罪前后的表现。

3、规范阶段。20__年，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宁波市公安局、宁波市司法局联合发文《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开展社会调查，调查主体为未成年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者暂住地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提供或审查社会调查报告，人民法院应当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量刑依据进行质证。这一规范性文件，明确了社会调查的主体、内容、作用等，操作性强，为司法实践起到很好地指导作用。

20__年至20__年第一季度（图表一），镇海法院受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共对53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发出调查函86份，并对其中12份的社会调查报告进行当庭质证，对符合非监刑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尽量适用缓刑或单处罚金。这对于提高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质量，加强司法机关之间及其与司法行政机关之间的配合，更加有效地加强对未成年人罪犯的矫正帮教，建立对犯罪未成年人评估体系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取得的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主要特点

1、社会调查主体多元化。由于法律法规对社会调查缺乏明确细化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程序

的启动主体与直接调查主体呈现出多方参与的趋势。长期以来，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均可以作为社会调查主体，社会调查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20__年以来，镇海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主要由未成年人户籍所在地或者暂住地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直接参与调查。而启动社会调查程序的主体，仍呈现多元化特点：一是由公安机关启动。公安机关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立案后，通过司法系统内部联网信息平台或者书面委托方式，委托相关机关开展调查。二是由检察机关启动。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认真审查公安机关是否随案移送社会调查报告等材料，如公安机关未移送社会调查报告，检察机关也可以委托相关机关开展调查。三是由人民法院启动。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也可启动社会调查程序，对可能适用非监禁刑但尚未提供社会调查报告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开展调查。以镇海法院已经进行过社会调查的53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例（图表二），横向比较三家单位，其中由公安机关启动社会调查的案件为37件，占69%；由人民法院启动社会调查的案件为13件，占25%；由检察机关启动调查调查的案件为3件，仅占6%。

2、跨区域调查案件数量多（图表三）。在86名被调查对象中，其中宁波大市籍贯的未成年人为4名，宁波市外但浙江省内籍贯的未成年人为5名，浙江省外籍贯的未成年人为75名。由于外省未成年人犯罪较多，大部分案件都需要跨区域进行调查，工作量较大。

3、司法指导性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社会调查报告是极具司法指导性的综合性材料。首先，调查报告所反映的内容是对未成年犯罪量刑的酌定情节之一，是影响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重要依据，特别是拟判处非监禁刑和免刑的被告人。其次，调查报告为法庭教育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法庭教育是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对于未成年罪犯能否认罪服法，自觉改造有着积极影响。由于每个未成年罪犯的个体情况存在不同，接受法庭教育的自觉性和感悟点均不相同。因此，调查报告为法官结合案情和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把握庭审感化点提供了有利依据。第三，调查报告为跟踪帮教提供了有效的参考资料。一方面，对未成人罪犯所在学校、家庭、单位进行社会调查，为确立该未成年人罪犯有无帮教条件和制定帮教措施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也对未成年罪犯在执行刑罚过程中帮助其正确认识犯罪行为、认真悔罪改造极为有利。

4、调查报告回函效果较差（图表四）。由公安机关以邮寄送达的方式委托相关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直接参与调查，是当前通用的做法，但由于种种原因，调查回函效果并不理想。据统计，超过70%的调查函在寄出后得不到任何回复，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只有一份无法进行社会调查的情况说明；14%的调查函回复不详，调查内容填写过于简单、敷衍了事；9%的调查函逾期回复；只有6%的调查函及时地得到较为客观、全面回复，该部分主要为本地户籍或浙江省内户籍的未成年被告人。

5、案件审理天数增加（图表五）。根据《浙江省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实施办法（试行）》规定，进行社会调查的时限为7个工作日，最长可延长至15个工作日，加上邮寄委托调查函、司法部门回寄调查函等程序，导致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天数普遍增加。20__年，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全面推行社会调查制度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为16.6天，同比增加9.2％。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为28.5天，同比增加6.3％。

图表五：平均审理天数对比图

20__年平均审理天数（单位：天）

20__年平均审理天数（单位：天）

同比增加（％）

简易程序

13.2

15.6

18.2

普通程序

17.8

19.5

10.7

三、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问题

1、 社会调查主体不统一。

由于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社会调查的主体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 20__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也仅仅规定社会调查的启动机关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但没有明文规定社会调查的主体。在司法实践中,没有专门的社会调查主体，司法机关可以委托其他机构社会调查，也可以直接依职权进行社会调查。自20__年以来，根据宁波市规范性文件《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镇海法院受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对每一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委托户籍地或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会调查，这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社会调查主体，但由于异地籍未成年被告人占绝大多数，社会调查委托函回复率极低，异地籍未成年被告人户籍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调查主体。

2、 社会调查启动阶段过晚。

目前，我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多数被羁押，只有少数被取保候审。因而,应尽早启动社会调查,根据社会调查的情况，确定是否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减少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时间,避免刑罚不确定所带来的伤害。但长期以来，社会调查启动的时间过晚,多数是在较晚的审判阶段进行的。20__年以来，宁波市规范性文件《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应当立案后，应及时委托社会调查。但实际上，公安机关往往只是以书面委托形式发函，没有全面落实社会调查报告，对于是否回函、回函具体内容不予关注。甚至，法院受理的有些宁波本地户籍的未成年被告人在公安机关发函后，司法行政机关未予回复，直到审判阶段，法院仍需依职权启动社会调查。在审判阶段启动社会调查,不仅因为刑事案件审理期限较短，要在几日内提交社会调查报告，时间过于仓促，而且在审判阶段进行社会调查可能会增加羁押时间,从而与该社会调查制度设计的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初衷相违背。

3、 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流于形式。

作为沿海经济发达城市，镇海流动人口多，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异地籍未成年罪犯更是占了绝大多数。大多数未成年被告人户籍地与居住地长期分离，司法机关的社会调查委托函一般发至被告人户籍地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但由于被告人长期在外地居住，户籍地社区矫正机构很难从村委会或街坊邻居、工作单位或学校了解到他们的真实情况及现实表现。因此，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报告的质量不高，内容流于形式，社会调查报告内容过于简单、敷衍了事，缺乏深入的剖析和挖掘。尤其是以表格为载体的社会调查报告，多数指标简单且带有随意性，再加上表格填写者大多与未成年被告人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填写内容的客观性也难以保证。

4、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定位不清。

由于我国目前基本上没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规则,现有的法律、司法解释仅仅粗略地规定了社会调查报告的大致内容、使用必要性和参考作用,理论界、实务界对于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成长经历、家庭情况及案发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可以认为是“品格证据”[2]。有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有相关性、专业性、科学性和应用性，属于“专家证据”。[3]也有的观点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刑事诉讼所列的证据种类中的证据，只能在量刑中起到参考作用。

5、 社会调查报告在裁判文书中表述不足。

早在20__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判决书样式》中，已经明确要求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情况写入判决书中。20__年，最高人民法院新印 发的《关于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判决书样式和一审未成年人刑事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刑事判决书样式》再次强调，判决书中应专门论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内容以及控辩双方提出的意见。但由于现有的社会调查报告质量不高，控辩双方也没有实质性的质证意见，判决书中关于社会调查报告的表述也往往出现格式化表述，缺乏针对性的分析和论述。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20__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专门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其中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社会调查制度写入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成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意义重大，也进一步明确了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法律基础，但该条文的规定，与以往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一样，都是纲领性、原则性、非强制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有待于司法解释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明确作为一项专门制度进行系统化的规定，以满足当前司法实践的需要。

1、设立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

世界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一般都由专门机构负责。如在日本，设有家庭裁判所，由调查官负责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庭前审查。在德国，设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由经过专业培训的工作人员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4]我国应成立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聘用符合社会调查工作需要的人员专门从事社会调查报告,并不断完善对社会调查人员的培训工作。具体而言,可以把此项工作划归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在司法行政机关设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机构。同时，加强异地委托调查。建立全国性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协作网络，建立委托调查合作机制，从而提升社会调查报告的有益价值。

2、社会调查程序应在侦查阶段启动。

刑事诉讼中第一个环节是侦查阶段, 在侦查阶段进行社会调查，有利于整个刑事诉讼的快速进行。早在1995年，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10条规定：“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讯问应当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讯问前，除掌握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外，还应当了解其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制作讯问提纲。”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广泛 ,需要大量的工作时间才能完成，在侦查阶段开始社会调查工作，可以减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时间和等待判决的时间 ,符合对未成年嫌疑人快诉快速的原则要求。因此，侦查阶段开始社会调查程序,可将对未成年嫌疑人的教育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当中。

3、统一社会调查报告介入诉讼的模式。

案件调查报告例3

（说明：因从2002年开始实行大民事统计，为了进行比较，从1991年起统一按大民事统计方法进行统计）二、通过对近三年判决和调解结案的离婚案件抽样分析，离婚案件在实体上的新特点

（一）结婚时间比较短，离婚率却比较高（二）、年龄比较小，离婚率较高

30岁以下离婚的占46.5%，30—40岁的离婚的占34.5%，40—50岁离婚的占13.5%，50岁以上离婚的占5%。

（三）、女性提起诉讼的比例高于男性

女方起诉为58件，占58%；男方起诉为42件，占42%。男方提出离婚的主要原因有：性格不和及无感情基础、女方有婚外情、经济纠纷及对性生活不满；而女性提出的离婚理由主要是：丈夫虐待妻子、性格不合、丈夫有外遇、经济纠纷及男方有罪。

（四）、离婚的原因比较集中（五）、通过判决或调解，离婚的比例高，有88件，占88%。（不包括撤诉案件在内）

三、在程序上的新特点

（一）、举证困难。在证实夫妻感情破裂方面的证据主要是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其他相关的书证和证人证言比较少。书面证据主要就是结婚证，常住人口登记卡。大部分判决或调解离婚的，证据也不是很充分，从统计的判决准予离婚的57件案件中，只有结婚常住人口登记卡，当事人的陈述的有42件，占70%。大部分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是因为证据不足，从统计的12件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中，因证据不足的为8件，占67%。

（二）、公告送达的案件为11件，直接送达的为89件。

（三）、缺席的比例高，缺席审理的为24件， 占24%。（五）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后，短期内（在6个月到一年内）第二次提起离婚诉讼的比例高，有19件，占19%；第二次提出离婚诉讼判决准予离婚的比例高，19件中被判准予离婚的为18件，占95%。

三、上述现象存在原因的分析

（一）、为何离婚案件长期以来一直居高不下？

笔者以为：

从婚前感情基础来分析。现在在外打工的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特别是农村的年轻人，打工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大，又没有父母的监督和帮助，恋爱比较自由。但也产生一个负面作用，双方了解不是很深时，就已经进行同居生活。从分析表明，婚前恋爱时间不到一年占18%，特别是早婚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结婚时一方未到婚龄的占15%。

从婚后的感情建立来分析：结婚的时间长短中分析，就会发现，结婚的时间的长短与年龄成正比例，30岁以下，一般结婚在10年以内，从时间上结婚10年以内的比例为36%；从年龄分析上30岁以下离婚的占46.5%。即年龄越小，其结婚的时间越短，夫妻之间的感情还不很牢固，加上年轻气盛，说离就离。但大部分都已生育了子女，孩子也比较小，认为孩子小越好办，对孩子的感情上不会有较大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大，结婚的时间越长，一方面夫妻的感情比较深厚，不易破裂；另一方面，随着孩子长大，双更多的要考虑孩子的感情及其影响，也就会比较理智。（二）、为何30岁以内的离婚率较高（达46.5%）

以前在农村，一谈到离婚，就觉得十分丢人。现在农村的青年在外打工的比较多， 他们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多，见得世面比原来的要宽阔的多。人们的生活观和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加上现在的电子信息高速发展，人们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对离婚的案件及离婚程序了解的比较 清楚。夫妻之间实在和不来，能够比较理智的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另一个方面，由于受到外面的精彩世界的诱惑，一些人开始对自己在家务农的结发之妻感到不满，想方设法通过婚外情来寻找满足，有的想干脆加以抛弃。

（三）、女性提起诉讼的比例高于男性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妇女在家庭中经济地位提高，不再忍气吞声，一旦对婚姻不满，就可依自己的意愿提出离婚。离婚后，妇女有能力自己独立生活。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男人对外交往比较多，接触危及婚姻关系的不良因素的几率比较大，相对女方更容易受外界影响，比如有的丈夫养成了、酗酒等不良嗜好，有的丈夫不尊重妻子，对妻子任意打骂，还有的与他人同居，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夫妻之间的感情。欧美男性提出离婚的主要原因有：太太有外遇、要求太多、无法与亲戚很好相处及婚姻对自由限制过多。而妻子提出的离婚理由更多，主要有：丈夫大男子主义、不关心体贴妻子、婚外性关系、嗜酒及、婚姻暴力（对妻子进行身体和心理虐待）、个性不合、性生活问题及财务困难等。

（五）、离婚原因比较集中的体现在婚外情方面（五）、现在离婚案件在程序上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主要是离婚案件有其独特的特点

1. 突出表现离婚案件的证据缺乏与离婚率高的矛盾。离婚案件涉及的主要是人身关系，尤其是感情方面的事，是人的内心的思想活动，只有当事人本人最清楚，别人只能从一些表面现象去摧测，加上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大家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和“宁愿建一座庙，不愿拆一桩婚姻”的思想，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应的证人是比较困难，但有些案件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又没有人肯出来作证，另一方当事人又不答辩和参加开庭，通常如果是第一起诉的，以证据不足判决不准离婚。如果是第二次起诉的，一般仅以原告的陈述就判决离婚。

2.公告送达的案件增多，案件事实无法查清，处理上随意性较大。在实践中，一方因下落不明，其原因主要有在外打工，从未与家人联系，一般与家人联系，只要其家人不说，仍无法查找其下落；还有就是一方本来是外省人（多数是女方），如果夫妻关系发生矛盾，大多数是一走了之；另外就是一方（也多为女性）存在婚外情，干脆家庭与情人远走高飞。而另一方又常因计划生育被罚款，这时起诉到法院，只有通过公告送达。这类案件在证据方面也是不很充分，但通常多会被判决离婚。

3.对待离婚案件的观点正在发生变化。大部分办理离婚案件的法官认为，离婚案件是涉及个人的隐私问题，因充分体现个人意思自治。只要当事人提出离婚诉讼，对方同意离婚，不管是否符合判决离婚的条件（夫妻感情完全破裂，调解离婚的除外），一律判决离婚。不再重视调解的方式结案。

4.同样是审理一件民事案件，对于离婚案件所花费的时间和成本要高于其他案件，而且从效益的角度来讲，又是比较低，因而大部分法官对于离婚案件并不是十分的重视。往往抱有一种吃力不讨好的感觉，所以在处理上，主观随意性比较大，很少去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5.第二次起诉在一定的意义上变成了判断是否准予离婚的又一新的标准。笔者在上述的分析中也提到，第一次起诉如果证据不足，被判决不准离婚后。通常法官会对当事人解释只有等下次起诉，当事人也会认为第二次起诉，法院一定会判决准予离婚。而实践中，在当事人第二次起诉后，即使证据不是很充分，一般也会判决准予离婚。这里的理由一般有两种，一是依照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在被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分居一年以上，视为夫妻感情确以破裂；二是以被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的夫妻关系没有能够改善，因而认定其夫妻感情确以破裂。

四、思考与建议

民事案件无小事。单个看起来离婚案件只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有人认为离婚案件比较简单，其实不然。在民事案件中，离婚案件不仅在数量上占据较大的比例，而且离婚案件也是最为复杂，且最为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一类案件。如果处理不好或不妥，极易引发新的矛盾和纠纷，各类报纸也经常登有这类报道。

（一）、端正认识，抓好离婚案件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但是在我国，犯罪学家、临床心理学家分别证实了青少年犯罪和青少年及儿童罹患心理、精神疾病与家庭环境的关系。临床心理学的大量统计数据说明，亲生父母离异的过程和结果，都对孩子尤其是幼龄孩子造成不可避免的心理伤害，他们的孤独、自卑、怨恨等不让良情绪可能导致难以矫治的人格障碍。因此，应重视对离婚案件当事人的调解工作。这需要法官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工作。这又与司法效率相冲突。通常，我们对待事关重大社会生活特殊类型的案件，成立专门的法庭进行审理，如少年法庭，军人维权法庭等。在这里笔者有一个建议，即各基层法院成立一个专门的婚姻家庭法庭。配备一些经验丰富的资深法官和适当的女法官，注重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解开当事人的思想疙瘩，尽量挽回一个家庭。对这样的专门的法庭，不宜定经济指标，对它以一高一低两个比率来进行考量，即以调解结案率（高）和当事人重复起诉率（低）。

（二）、注重证据，加强职权干预。

婚姻案件不能把它简单当作一般的民事案件来处理。它不仅解决双方当事人的感情问题，还要附带解决财产、子女问题。对单纯的夫妻感情，我们没有必要过多的加以干预，但对于因婚外情、婚外性行为、家庭暴力、重婚等原因导致的离婚，还是有必要以公职权加以干预，以更好的保护弱势群体的婚姻家庭关系。对于一些当事人确因证据不足，但又必须逃离枷锁婚姻（这里把一方利用婚姻家庭之名实行对另一方的虐待称之为枷锁婚姻），应给予一定的帮助，即可以增加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

（三）、加强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观

案件调查报告例4

一、再审案件调解率低的原因

我院自2004年以来，共审理民事再审案件30件，其中调解结案的仅为5件，调解率仅为16.7%。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再审案件调解率很低，造成此结果有诸多原因。

(一)现行法律对再审案件调解的规定有待完善。《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了调解工作的总原则，第五十至五十二条规定的是当事人调解请求权和自行和解权，第八十五至九十一条和第一百二十八规定的是法院调解程序。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了二审法院审理上诉案件，仍可以进行调解，而第十六章审判监督程序中就没有调解的规定。2004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对再审案件进行调解的规定，当然，民诉法总则第九条的立法精神是调解应贯穿民事审判的始终，对再审民事案件进行调解也是法官应做的工作。但对再审案件的调解在理论方面还有争议，在法律规定上还有盲点。

(二)再审案件当事人之间一般矛盾相当尖锐，积怨久远。提起再审的案件一般都是经判决结案的案件，这些案件原来就没有调解成功，当事人之间分歧较大，在法院判决后，当事人上诉、申诉、缠诉，信访不断，矛盾是愈演愈烈，冲突较大，调解的平台基本被破坏殆尽，调解难度相当大。这是再审案件调解难的最大原因。

(三)再审案件来源复杂，当事人存在误解。审判监督程序下的纠错原则是依法纠错。然而很多人对再审程序存在着误解，认为既然启动了再审程序就说明原裁判确有错误，法院应当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改变原裁判，由于这种误解的存在使得再审申请人和向检察机关申诉的当事人往往固执己见，不愿接受调解，使调解失去当事人的配合。即使经反复做其工作后能勉强愿意调解，因为误解较深，调解的成功率也很低。

(四)再审案件案情复杂、疑难。再审案件多是经过一审、二审、重审等多次审理，因案件已经多次审判且历时久远，错综复杂的事实更难以查清。加上当事人坚持己见，一争高下，赌气打官司的心态占了上风，所以对这类再审案件调解也是相当难。这类案件一般以合伙纠纷案件居多。如我院审理的薛丽、薛晶与史顺利、史经来合伙纠纷案及郑宏斌与尹前发合伙纠纷案。该两案均属合伙纠纷，因当事人在合伙期间没有规范的协议和帐目导致发生纠纷，且案件事实经一审、重审等多次审理后更加错综复杂，事实认定难上加难。双方当事人在再审期间已不是纯粹的诉讼，而是打赌气官司，让双方坐下调解都非常难。

(五)再审案件涉及的社会关系复杂，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有社会公众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上级法院的监督、人大、政协、政府的监督，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人民法院自身的监督。再审案件的产生来源也是这些监督主体监督的结果，反过来这些监督主体又关注着再审案件的裁判，再审案件承办人审理过程中的言行同样也被监督，所以承办法官有顾虑，庭审合议后交审委会讨论，依审委会意见判决定案，不想惹火烧身。

(六)再审中当事人不到庭造成调解难。有的法人主体灭失，或自然人下落不明，甚至有些当事人故意规避既判义务，或有的申诉方申诉动机就是为拖延或逃避履行义务，在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使案件失去调解基础。

二、提高再审案件调解结案率的对策

如何解决再审案件的调解难问题，提高再审调解率，以减少信访，维护稳定。笔者认为，再审案件承办法官必须站在讲大局的高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畏惧心理，摸索经验，扬长避短，做好再审调解工作，提升再审调解成功率。

(一)善用技巧促调解。再审案件当事人之间矛盾尖锐、激烈，冲突较大，积怨久远，这是再审案件的显著特点，针对这个特点，再审法官要采取先背靠背分头做工作，缓和对立情绪，形成了调解的基础和氛围，再面对面谈调解方案的办法。若一开始就让这类案件当事人直面相见，进行调解，可能是仇人相见，分外红眼，一调即败，使调解工作全线崩溃，这是应值得注意之处。

(二)利用当事人厌战心理，抓住时机促调解。再审案件当事人历经多次诉讼，有的身心俱疲，再审程序正好给这类当事人提供一个言和休战的平台，对此类案件，再审法官要善于把握其心理，抓住时机，找准双方的利益平衡点，最终促成双方和解。如我院成功调解的张丽与李春波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就是此类典型案件。

(三)强化庭审打好基础促调解。再审案件已经过审判，但又被提起再审，有些案件就是因为案件事实不清，这就要求法官进一步发挥庭审功能，审清案件事实，通过庭审让当事人清清楚楚的明白事理，这就为调解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强化庭审，特别是对提出无理要求、过高要求的一方当事人，在审前无法作调解工作，通过进一步庭审后，使他们明事实、明法律、明利害，调解可顺势而成。

(四)查清法律事实促调解。客观真实不能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

只是追求的终极目标。再审案件复杂、疑难，通过审理事实不清，此时再审法官应如何入手?笔者认为，通过诉讼机制，最大限度地确认法律事实，以接近客观事实。通过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让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明白，承担败诉的诉讼后果的原因，再审法官要判前释法、判后答疑，以免除认为是冤案的一方当事人的思想怨结。

(五)适时转移重心有的放矢促调解。再审案件是经过一审或二审裁判的案件，所以有相当部分案件事实部分是清楚明白无争议的，此时再审法官处理再审案件就不一定要再次开庭审理，因当事人双方对事实已无争议，此时争议的焦点，转移至对事实、法律关系的认识、法律的适用上，所以要将工作重心转移，在案件定性、适用法律上下功夫，向当事人作好解释，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有益于促进调解协议的达成。

(六)深入了解案件背景，对症下药促调解。再审案件既然已经一审或二审，再审法官在处理再审案件时，要多向原审法官了解案情，案件的背景，当时调解没成功的原因，判决的法律依据及理由等案内、案外的情况，这样才能作到调解工作胸有成竹，并有的放矢，进行调解有时还可在原调解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调解协议可能会很快的达成。

(七)善于利用监督力量促调解。再审案件涉案背景复杂，社会广泛关注，要区别对待，再审法官这时不要退缩，而是要主动向社会群众作好解释工作，向党委、人大、政协、政府主动汇报案情，他们也会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支持法院工作，帮助法院作当事人的调解工作，这样你调解的力度就加强了，调解成功率自然就会升高。如我院成功调处的艾滋病患者任某、徐某诉县人民医院、信阳市中心血站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再审一案，在办理该案时，承办人和院领导多次向县委、县政法委汇报案情，积极争取县委、县政法委的支持，在两被告给予适当赔偿的情况下，由县里拨付原审原告司法救助款一万元，最终成功地化解了矛盾，使案件调解结案。

案件调查报告例5

一.  从1991年——2003年十三年来离婚案件的数量分析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件数  218  169  193  235  205  224  207  219  187  228  261  227  212

占当年的比例  20%  12%  16%  15%  13%  21%  18%  20%  15%  21%  25%  23%  24%

（说明：因从2002年开始实行大民事统计，为了进行比较，从1991年起统一按大民事统计方法进行统计）

从以上表中可以看出，离婚案件的比例总体上是有所上升，并且占据民商事案件较大的比例。几年来，许多国家的离婚率直线上升。据美国统计，在过去100年间离婚增长率是人口增长率的13倍，有1／3的初婚者以离婚告终。前苏联的离婚率也高达35%左右。我国1980年离婚率为4.75%，而到了1997年离婚率竟增加到13%，有的大城市甚至达到了25%。①

二、通过对近三年判决和调解结案的离婚案件抽样分析，离婚案件在实体上的新特点

（一）结婚时间比较短，离婚率却比较高

结婚不到一年的有5件，占5%；结婚1—3年的15件，占15%；结婚3—5年的16件，占16%；结婚5—10年的30件，占30%；结婚10—20年的25件，占25%；结婚20年以上的9件，占9%。

（二）、年龄比较小，离婚率较高

30岁以下离婚的占46.5%，30—40岁的离婚的占34.5%，40—50岁离婚的占13.5%，50岁以上离婚的占5%。

（三）、女性提起诉讼的比例高于男性

女方起诉为58件，占58%；男方起诉为42件，占42%。男方提出离婚的主要原因有：性格不和及无感情基础、女方有婚外情、经济纠纷及对性生活不满；而女性提出的离婚理由主要是：丈夫虐待妻子、性格不合、丈夫有外遇、经济纠纷及男方有罪。

（四）、离婚的原因比较集中

从分析表明，离婚的原因主要有：（1）.因一方存在婚外情而导致离婚的25件，占25%；（2）.  因不能正确对待家庭生活矛盾而导致离婚的23件，占23%  ；（3）.因一方在外打工，夫妻长期分居而导致离婚的17件，占17%；（4）因双方感情不合分居而离婚的11件，占11%  ；（5）因一方患有严重的疾病的8件，占8%；（6）.  因家庭暴力而离婚的4件，占4%（7）  .因一方被判处刑法而离婚的3件，占3%；（8）.因家庭经济困难而离婚的2件.  占2%；（9）因婆媳关系不和导致离婚的2件，占2%；  （10）.一方因网恋而导致离婚的1件，占1%。(11).其他案件4件，占4%。

（五）、通过判决或调解，离婚的比例高，有88件，占88%。（不包括撤诉案件在内）

三、在程序上的新特点

（一）、举证困难。在证实夫妻感情破裂方面的证据主要是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其他相关的书证和证人证言比较少。书面证据主要就是结婚证，常住人口登记卡。大部分判决或调解离婚的，证据也不是很充分，从统计的判决准予离婚的57件案件中，只有结婚常住人口登记卡，当事人的陈述的有42件，占70%。大部分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是因为证据不足，从统计的12件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中，因证据不足的为8件，占67%。

（二）、公告送达的案件为11件，直接送达的为89件。

（三）、缺席的比例高，缺席审理的为24件，  占24%。

（四）、调解的比例比较低，调解结案的为31件，占31%。判决结案的为69件，占69%。（2003年我院一般民商案件的调解率为46%）。  

（五）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后，短期内（在6个月到一年内）第二次提起离婚诉讼的比例高，有19件，占19%；第二次提出离婚诉讼判决准予离婚的比例高，19件中被判准予离婚的为18件，占95%。

三、上述现象存在原因的分析

（一）、为何离婚案件长期以来一直居高不下？

笔者以为：

从婚前感情基础来分析。现在在外打工的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特别是农村的年轻人，打工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大，又没有父母的监督和帮助，恋爱比较自由。但也产生一个负面作用，双方了解不是很深时，就已经进行同居生活。从分析表明，婚前恋爱时间不到一年占18%，特别是早婚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结婚时一方未到婚龄的占15%。

从婚后的感情建立来分析：结婚的时间长短中分析，就会发现，结婚的时间的长短与年龄成正比例，30岁以下，一般结婚在10年以内，从时间上结婚10年以内的比例为36%；从年龄分析上30岁以下离婚的占46.5%。即年龄越小，其结婚的时间越短，夫妻之间的感情还不很牢固，加上年轻气盛，说离就离。但大部分都已生育了子女，孩子也比较小，认为孩子小越好办，对孩子的感情上不会有较大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大，结婚的时间越长，一方面夫妻的感情比较深厚，不易破裂；另一方面，随着孩子长大，双更多的要考虑孩子的感情及其影响，也就会比较理智。

从离婚的原因来分析：年轻的夫妻离婚，大部分是因为因一方在外打工，夫妻长期分居而导致离婚。本来婚前基础不牢，结婚的时间不长，夫妻如果一方外出打工或双方不在同一个地方打工，夫妻长期分居生活，感情就会慢慢变淡，很难经得起冲击。另外，外出人员一般年收入在1.5万—2万元，和在家乡的收入反差强烈，从而导致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变化。一旦有什么波折，及易导致离婚。

（二）、为何30岁以内的离婚率较高（达46.5%）

以前在农村，一谈到离婚，就觉得十分丢人。现在农村的青年在外打工的比较多，  他们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多，见得世面比原来的要宽阔的多。人们的生活观和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加上现在的电子信息高速发展，人们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对离婚的案件及离婚程序了解的比较  清楚。夫妻之间实在和不来，能够比较理智的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另一个方面，由于受到外面的精彩世界的诱惑，一些人开始对自己在家务农的结发之妻感到不满，想方设法通过婚外情来寻找满足，有的想干脆加以抛弃。  

（三）、女性提起诉讼的比例高于男性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妇女在家庭中经济地位提高，不再忍气吞声，一旦对婚姻不满，就可依自己的意愿提出离婚。离婚后，妇女有能力自己独立生活。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男人对外交往比较多，接触危及婚姻关系的不良因素的几率比较大，相对女方更容易受外界影响，比如有的丈夫养成了、酗酒等不良嗜好，有的丈夫不尊重妻子，对妻子任意打骂，还有的与他人同居，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夫妻之间的感情。欧美男性提出离婚的主要原因有：太太有外遇、要求太多、无法与亲戚很好相处及婚姻对自由限制过多。而妻子提出的离婚理由更多，主要有：丈夫大男子主义、不关心体贴妻子、婚外性关系、嗜酒及、婚姻暴力（对妻子进行身体和心理虐待）、个性不合、性生活问题及财务困难等。

（五）、离婚原因比较集中的体现在婚外情方面

从上面的分析表明，因婚外情而导致离婚的比例位居第一。成年人的婚外情,尤其是男性所占的比例要高于女性。从分析的数据反映，男性为15件，女性为10件,比例为1.5：1。据北京某区调查，由“第三者”插足而引起的离婚在1982年占总数的14％，1983年占30％，1988年达到了40％左右。在上海徐汇区的调查，随机抽出的633件离婚案件中，夫妻一方或双方有婚外情的占了35％。武汉某区1995年1—7月受理离婚案件480件，其中因“第三者”插足的占了60％以上。而婚外情中，真正纯感情交往的比例比较小。大部分都与性有关。巴尔的摩的心理学家葛莱丝针对发生外遇的男女所做的研究发现，75％的男性表示性欢愉是让他们“偷腥”的主要原因，但只有35％的女性如此表示。77％的女性认为发生婚外情的理由常常是“陷入恋爱之中”，而这个比例在男性中只有43％。②婚外性关系的背后也隐藏着种种动机：对幻想的爱与性的追求，或对浪漫的寻求；好奇心（尤其是那些没有什么婚前性检验的人）；妇女想证实自己的吸引力，男子想证实自己的男性气质；各种原因引起的性自卑；性厌烦；性试验；对自己伴侣的报复（即使是不让对方知道）；偶然遇到实现妄想的机会，以及想验证一下自己的能力。对于有些人来说，婚外性关系的吸引力，在于其秘密性，他们说“猥亵”的性比“合法”的性更令人满足等等。当然也有出于性需要未能满足的情况。旅游、节假日、离家在外和晚会等，都会是引起婚外性关系的潜在因素，但通常只是短暂的。由于现在男女在外打工，机会都很多，这就增加了亲热的机会，使得婚外性关系更有可能。除此之外，大部分以夫妻感情不合、不能正确对待家庭生活矛盾为由的案件中，其实际上就隐含了夫妻性生活不协调的原因在内。新近上海的一份调查报告则明确表明，自1984年以后明确提出因性生活问题而离婚的人数明显增加，目前在离婚夫妇中有23%以上认为性生活不和谐而不愿意将家庭维持下去，还有36%的离婚缘由系“第三者”插足所致。这样，直接由性因素造成的再加上“第三者”插足所致，在离婚案例中竟有半数以上与性有关。③

（五）、现在离婚案件在程序上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主要是离婚案件有其独特的特点

1.  突出表现离婚案件的证据缺乏与离婚率高的矛盾。离婚案件涉及的主要是人身关系，尤其是感情方面的事，是人的内心的思想活动，只有当事人本人最清楚，别人只能从一些表面现象去摧测，加上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大家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和“宁愿建一座庙，不愿拆一桩婚姻”的思想，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应的证人是比较困难，但有些案件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又没有人肯出来作证，另一方当事人又不答辩和参加开庭，通常如果是第一起诉的，以证据不足判决不准离婚。如果是第二次起诉的，一般仅以原告的陈述就判决离婚。

2.公告送达的案件增多，案件事实无法查清，处理上随意性较大。在实践中，一方因下落不明，其原因主要有在外打工，从未与家人联系，一般与家人联系，只要其家人不说，仍无法查找其下落；还有就是一方本来是外省人（多数是女方），如果夫妻关系发生矛盾，大多数是一走了之；另外就是一方（也多为女性）存在婚外情，干脆家庭与情人远走高飞。而另一方又常因计划生育被罚款，这时起诉到法院，只有通过公告送达。这类案件在证据方面也是不很充分，但通常多会被判决离婚。

3.对待离婚案件的观点正在发生变化。大部分办理离婚案件的法官认为，离婚案件是涉及个人的隐私问题，因充分体现个人意思自治。只要当事人提出离婚诉讼，对方同意离婚，不管是否符合判决离婚的条件（夫妻感情完全破裂，调解离婚的除外），一律判决离婚。不再重视调解的方式结案。

4.同样是审理一件民事案件，对于离婚案件所花费的时间和成本要高于其他案件，而且从效益的角度来讲，又是比较低，因而大部分法官对于离婚案件并不是十分的重视。往往抱有一种吃力不讨好的感觉，所以在处理上，主观随意性比较大，很少去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5.第二次起诉在一定的意义上变成了判断是否准予离婚的又一新的标准。笔者在上述的分析中也提到，第一次起诉如果证据不足，被判决不准离婚后。通常法官会对当事人解释只有等下次起诉，当事人也会认为第二次起诉，法院一定会判决准予离婚。而实践中，在当事人第二次起诉后，即使证据不是很充分，一般也会判决准予离婚。这里的理由一般有两种，一是依照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在被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分居一年以上，视为夫妻感情确以破裂；二是以被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的夫妻关系没有能够改善，因而认定其夫妻感情确以破裂。

四、思考与建议

民事案件无小事。单个看起来离婚案件只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有人认为离婚案件比较简单，其实不然。在民事案件中，离婚案件不仅在数量上占据较大的比例，而且离婚案件也是最为复杂，且最为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一类案件。如果处理不好或不妥，极易引发新的矛盾和纠纷，各类报纸也经常登有这类报道。

（一）、端正认识，抓好离婚案件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但是在我国，犯罪学家、临床心理学家分别证实了青少年犯罪和青少年及儿童罹患心理、精神疾病与家庭环境的关系。临床心理学的大量统计数据说明，亲生父母离异的过程和结果，都对孩子尤其是幼龄孩子造成不可避免的心理伤害，他们的孤独、自卑、怨恨等不让良情绪可能导致难以矫治的人格障碍。因此，应重视对离婚案件当事人的调解工作。这需要法官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工作。这又与司法效率相冲突。通常，我们对待事关重大社会生活特殊类型的案件，成立专门的法庭进行审理，如少年法庭，军人维权法庭等。在这里笔者有一个建议，即各基层法院成立一个专门的婚姻家庭法庭。配备一些经验丰富的资深法官和适当的女法官，注重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解开当事人的思想疙瘩，尽量挽回一个家庭。对这样的专门的法庭，不宜定经济指标，对它以一高一低两个比率来进行考量，即以调解结案率（高）和当事人重复起诉率（低）。

（二）、注重证据，加强职权干预。

婚姻案件不能把它简单当作一般的民事案件来处理。它不仅解决双方当事人的感情问题，还要附带解决财产、子女问题。对单纯的夫妻感情，我们没有必要过多的加以干预，但对于因婚外情、婚外性行为、家庭暴力、重婚等原因导致的离婚，还是有必要以公职权加以干预，以更好的保护弱势群体的婚姻家庭关系。对于一些当事人确因证据不足，但又必须逃离枷锁婚姻（这里把一方利用婚姻家庭之名实行对另一方的虐待称之为枷锁婚姻），应给予一定的帮助，即可以增加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

（三）、加强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观

目前，我国婚姻家庭的总体情况是好的，以爱情为基础的自主婚姻不断的增多，夫妻平等、团结和睦的家庭已成为当代社会婚姻家庭的主流。但是，由于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人们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在发生变化。婚外性行为、包二奶的现象正在冲击着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一些舆论导向只注重自身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其担当的社会责任。大部分人认为现在离婚率高的原因是年轻人看电视、电影多了，受其中的影响大深所致。我们要宣传社会主义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它是文明社会的基石，它为男女的性生活提供了最安全、最健康、最合法、最自由的空间；为儿童社会化提供了最适应的场所。④

注释

案件调查报告例6

一. 从1991年——2003年十三年来离婚案件的数量分析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件数 218 169 193 235 205 224 207 219 187 228 261 227 212

占当年的比例 20% 12% 16% 15% 13% 21% 18% 20% 15% 21% 25% 23% 24%

（说明：因从2002年开始实行大民事统计，为了进行比较，从1991年起统一按大民事统计方法进行统计）

从以上表中可以看出，离婚案件的比例总体上是有所上升，并且占据民商事案件较大的比例。几年来，许多国家的离婚率直线上升。据美国统计，在过去100年间离婚增长率是人口增长率的13倍，有1／3的初婚者以离婚告终。前苏联的离婚率也高达35%左右。我国1980年离婚率为4.75%，而到了1997年离婚率竟增加到13%，有的大城市甚至达到了25%。①

二、通过对近三年判决和调解结案的离婚案件抽样分析，离婚案件在实体上的新特点

（一）结婚时间比较短，离婚率却比较高

结婚不到一年的有5件，占5%；结婚1—3年的15件，占15%；结婚3—5年的16件，占16%；结婚5—10年的30件，占30%；结婚10—20年的25件，占25%；结婚20年以上的9件，占9%。

（二）、年龄比较小，离婚率较高

30岁以下离婚的占46.5%，30—40岁的离婚的占34.5%，40—50岁离婚的占13.5%，50岁以上离婚的占5%。

（三）、女性提讼的比例高于男性

女方为58件，占58%；男方为42件，占42%。男方提出离婚的主要原因有：性格不和及无感情基础、女方有婚外情、经济纠纷及对性生活不满；而女性提出的离婚理由主要是：丈夫虐待妻子、性格不合、丈夫有外遇、经济纠纷及男方有罪。

（四）、离婚的原因比较集中

从分析表明，离婚的原因主要有：（1）.因一方存在婚外情而导致离婚的25件，占25%；（2）. 因不能正确对待家庭生活矛盾而导致离婚的23件，占23% ；（3）.因一方在外打工，夫妻长期分居而导致离婚的17件，占17%；（4）因双方感情不合分居而离婚的11件，占11% ；（5）因一方患有严重的疾病的8件，占8%；（6）. 因家庭暴力而离婚的4件，占4%（7） .因一方被判处刑法而离婚的3件，占3%；（8）.因家庭经济困难而离婚的2件. 占2%；（9）因婆媳关系不和导致离婚的2件，占2%； （10）.一方因网恋而导致离婚的1件，占1%。(11).其他案件4件，占4%。

（五）、通过判决或调解，离婚的比例高，有88件，占88%。（不包括撤诉案件在内）

三、在程序上的新特点

（一）、举证困难。在证实夫妻感情破裂方面的证据主要是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其他相关的书证和证人证言比较少。书面证据主要就是结婚证，常住人口登记卡。大部分判决或调解离婚的，证据也不是很充分，从统计的判决准予离婚的57件案件中，只有结婚常住人口登记卡，当事人的陈述的有42件，占70%。大部分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是因为证据不足，从统计的12件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中，因证据不足的为8件，占67%。

（二）、公告送达的案件为11件，直接送达的为89件。

（三）、缺席的比例高，缺席审理的为24件， 占24%。

（四）、调解的比例比较低，调解结案的为31件，占31%。判决结案的为69件，占69%。（2003年我院一般民商案件的调解率为46%）。

（五）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后，短期内（在6个月到一年内）第二次提起离婚诉讼的比例高，有19件，占19%；第二次提出离婚诉讼判决准予离婚的比例高，19件中被判准予离婚的为18件，占95%。

三、上述现象存在原因的分析

（一）、为何离婚案件长期以来一直居高不下？

笔者以为：

从婚前感情基础来分析。现在在外打工的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特别是农村的年轻人，打工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大，又没有父母的监督和帮助，恋爱比较自由。但也产生一个负面作用，双方了解不是很深时，就已经进行同居生活。从分析表明，婚前恋爱时间不到一年占18%，特别是早婚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结婚时一方未到婚龄的占15%。

从婚后的感情建立来分析：结婚的时间长短中分析，就会发现，结婚的时间的长短与年龄成正比例，30岁以下，一般结婚在10年以内，从时间上结婚10年以内的比例为36%；从年龄分析上30岁以下离婚的占46.5%。即年龄越小，其结婚的时间越短，夫妻之间的感情还不很牢固，加上年轻气盛，说离就离。但大部分都已生育了子女，孩子也比较小，认为孩子小越好办，对孩子的感情上不会有较大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大，结婚的时间越长，一方面夫妻的感情比较深厚，不易破裂；另一方面，随着孩子长大，双更多的要考虑孩子的感情及其影响，也就会比较理智。

从离婚的原因来分析：年轻的夫妻离婚，大部分是因为因一方在外打工，夫妻长期分居而导致离婚。本来婚前基础不牢，结婚的时间不长，夫妻如果一方外出打工或双方不在同一个地方打工，夫妻长期分居生活，感情就会慢慢变淡，很难经得起冲击。另外，外出人员一般年收入在1.5万—2万元，和在家乡的收入反差强烈，从而导致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变化。一旦有什么波折，及易导致离婚。

（二）、为何30岁以内的离婚率较高（达46.5%）

以前在农村，一谈到离婚，就觉得十分丢人。现在农村的青年在外打工的比较多， 他们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多，见得世面比原来的要宽阔的多。人们的生活观和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加上现在的电子信息高速发展，人们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对离婚的案件及离婚程序了解的比较 清楚。夫妻之间实在和不来，能够比较理智的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另一个方面，由于受到外面的精彩世界的诱惑，一些人开始对自己在家务农的结发之妻感到不满，想方设法通过婚外情来寻找满足，有的想干脆加以抛弃。

（三）、女性提讼的比例高于男性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妇女在家庭中经济地位提高，不再忍气吞声，一旦对婚姻不满，就可依自己的意愿提出离婚。离婚后，妇女有能力自己独立生活。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男人对外交往比较多，接触危及婚姻关系的不良因素的几率比较大，相对女方更容易受外界影响，比如有的丈夫养成了、酗酒等不良嗜好，有的丈夫不尊重妻子，对妻子任意打骂，还有的与他人同居，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夫妻之间的感情。欧美男性提出离婚的主要原因有：太太有外遇、要求太多、无法与亲戚很好相处及婚姻对自由限制过多。而妻子提出的离婚理由更多，主要有：丈

夫大男子主义、不关心体贴妻子、婚外性关系、嗜酒及、婚姻暴力（对妻子进行身体和心理虐待）、个性不合、性生活问题及财务困难等。（五）、离婚原因比较集中的体现在婚外情方面

从上面的分析表明，因婚外情而导致离婚的比例位居第一。成年人的婚外情,尤其是男性所占的比例要高于女性。从分析的数据反映，男性为15件，女性为10件,比例为1.5：1。据北京某区调查，由“第三者”插足而引起的离婚在1982年占总数的14％，1983年占30％，1988年达到了40％左右。在上海徐汇区的调查，随机抽出的633件离婚案件中，夫妻一方或双方有婚外情的占了35％。武汉某区1995年1—7月受理离婚案件480件，其中因“第三者”插足的占了60％以上。而婚外情中，真正纯感情交往的比例比较小。大部分都与性有关。巴尔的摩的心理学家葛莱丝针对发生外遇的男女所做的研究发现，75％的男性表示性欢愉是让他们“偷腥”的主要原因，但只有35％的女性如此表示。77％的女性认为发生婚外情的理由常常是“陷入恋爱之中”，而这个比例在男性中只有43％。②婚外性关系的背后也隐藏着种种动机：对幻想的爱与性的追求，或对浪漫的寻求；好奇心（尤其是那些没有什么婚前性检验的人）；妇女想证实自己的吸引力，男子想证实自己的男性气质；各种原因引起的性自卑；性厌烦；性试验；对自己伴侣的报复（即使是不让对方知道）；偶然遇到实现妄想的机会，以及想验证一下自己的能力。对于有些人来说，婚外性关系的吸引力，在于其秘密性，他们说“猥亵”的性比“合法”的性更令人满足等等。当然也有出于性需要未能满足的情况。旅游、节假日、离家在外和晚会等，都会是引起婚外性关系的潜在因素，但通常只是短暂的。由于现在男女在外打工，机会都很多，这就增加了亲热的机会，使得婚外性关系更有可能。除此之外，大部分以夫妻感情不合、不能正确对待家庭生活矛盾为由的案件中，其实际上就隐含了夫妻性生活不协调的原因在内。新近上海的一份调查报告则明确表明，自1984年以后明确提出因性生活问题而离婚的人数明显增加，目前在离婚夫妇中有23%以上认为性生活不和谐而不愿意将家庭维持下去，还有36%的离婚缘由系“第三者”插足所致。这样，直接由性因素造成的再加上“第三者”插足所致，在离婚案例中竟有半数以上与性有关。③

（五）、现在离婚案件在程序上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主要是离婚案件有其独特的特点

1. 突出表现离婚案件的证据缺乏与离婚率高的矛盾。离婚案件涉及的主要是人身关系，尤其是感情方面的事，是人的内心的思想活动，只有当事人本人最清楚，别人只能从一些表面现象去摧测，加上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大家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和“宁愿建一座庙，不愿拆一桩婚姻”的思想，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应的证人是比较困难，但有些案件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又没有人肯出来作证，另一方当事人又不答辩和参加开庭，通常如果是第一的，以证据不足判决不准离婚。如果是第二次的，一般仅以原告的陈述就判决离婚。

2.公告送达的案件增多，案件事实无法查清，处理上随意性较大。在实践中，一方因下落不明，其原因主要有在外打工，从未与家人联系，一般与家人联系，只要其家人不说，仍无法查找其下落；还有就是一方本来是外省人（多数是女方），如果夫妻关系发生矛盾，大多数是一走了之；另外就是一方（也多为女性）存在婚外情，干脆家庭与情人远走高飞。而另一方又常因计划生育被罚款，这时到法院，只有通过公告送达。这类案件在证据方面也是不很充分，但通常多会被判决离婚。

3.对待离婚案件的观点正在发生变化。大部分办理离婚案件的法官认为，离婚案件是涉及个人的隐私问题，因充分体现个人意思自治。只要当事人提出离婚诉讼，对方同意离婚，不管是否符合判决离婚的条件（夫妻感情完全破裂，调解离婚的除外），一律判决离婚。不再重视调解的方式结案。

4.同样是审理一件民事案件，对于离婚案件所花费的时间和成本要高于其他案件，而且从效益的角度来讲，又是比较低，因而大部分法官对于离婚案件并不是十分的重视。往往抱有一种吃力不讨好的感觉，所以在处理上，主观随意性比较大，很少去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5.第二次在一定的意义上变成了判断是否准予离婚的又一新的标准。笔者在上述的分析中也提到，第一次如果证据不足，被判决不准离婚后。通常法官会对当事人解释只有等下次，当事人也会认为第二次，法院一定会判决准予离婚。而实践中，在当事人第二次后，即使证据不是很充分，一般也会判决准予离婚。这里的理由一般有两种，一是依照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在被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分居一年以上，视为夫妻感情确以破裂；二是以被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的夫妻关系没有能够改善，因而认定其夫妻感情确以破裂。

四、思考与建议

民事案件无小事。单个看起来离婚案件只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有人认为离婚案件比较简单，其实不然。在民事案件中，离婚案件不仅在数量上占据较大的比例，而且离婚案件也是最为复杂，且最为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一类案件。如果处理不好或不妥，极易引发新的矛盾和纠纷，各类报纸也经常登有这类报道。

（一）、端正认识，抓好离婚案件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但是在我国，犯罪学家、临床心理学家分别证实了青少年犯罪和青少年及儿童罹患心理、精神疾病与家庭环境的关系。临床心理学的大量统计数据说明，亲生父母离异的过程和结果，都对孩子尤其是幼龄孩子造成不可避免的心理伤害，他们的孤独、自卑、怨恨等不让良情绪可能导致难以矫治的人格障碍。因此，应重视对离婚案件当事人的调解工作。这需要法官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工作。这又与司法效率相冲突。通常，我们对待事关重大社会生活特殊类型的案件，成立专门的法庭进行审理，如少年法庭，军人维权法庭等。在这里笔者有一个建议，即各基层法院成立一个专门的婚姻家庭法庭。配备一些经验丰富的资深法官和适当的女法官，注重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解开当事人的思想疙瘩，尽量挽回一个家庭。对这样的专门的法庭，不宜定经济指标，对它以一高一低两个比率来进行考量，即以调解结案率（高）和当事人重复率（低）。

（二）、注重证据，加强职权干预。

婚姻案件不能把它简单当作一般的民事案件来处理。它不仅解决双方当事人的感情问题，还要附带解决财产、子女问题。对单纯的夫妻感情，我们没有必要过多的加以干预，但对于因婚外情、婚外、家庭暴力、重婚等原因导致的离婚，还是有必要以公职权加以干预，以更好的保护弱势群体的婚姻家庭关系。对于一些当事人确因证据不足，但又必须逃离枷锁婚姻（这里把一方利用婚姻家庭之名实行对另一方的虐待称之为枷锁婚姻），应给予一定的帮助，即可以增加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

（三）、加强

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观

目前，我国婚姻家庭的总体情况是好的，以爱情为基础的自主婚姻不断的增多，夫妻平等、团结和睦的家庭已成为当代社会婚姻家庭的主流。但是，由于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人们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在发生变化。婚外、包二奶的现象正在冲击着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一些舆论导向只注重自身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其担当的社会责任。大部分人认为现在离婚率高的原因是年轻人看电视、电影多了，受其中的影响大深所致。我们要宣传社会主义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它是文明社会的基石，它为男女的性生活提供了最安全、最健康、最合法、最自由的空间；为儿童社会化提供了最适应的场所。④注释

案件调查报告例7

本辩护人接受被告人姑母张某某的委托后，经过阅卷和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现将有关调查结果逐一向法庭陈述如下：

一、张某某的家庭情况。

张某某的童年时代，父亲张**在某某县某某乡工作后转到德州**公司后来又去济阳承包窑厂，母亲王**在**县一棉储备库工作，父母平日对张某某疏于管理和教育，加之教育方式简单粗暴，在与父母生活期间，家庭并没有给张某某带来多少温馨。 二、张某某辍学后的主要经历。

在其2001年辍学后，家中本就无人管教的张某某又失去了学校的约束和教育。无所事事、生活无着的张某某成了名副其实的野孩子，整日在外流浪，形同孤儿。这段时间主要是和邻村（铁匠村）的同龄人周浩兵在一起，整日上网游玩度日。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支付上网费，除了从奶奶手中讨点零钱外，张某某主要靠捡破烂卖钱上网玩游戏，不上网时就自己在家看武侠小说。但张某某的奶奶没有精力和能力对其管理约束，自身生活极其艰苦更没有能力照顾张某某的生活。

亲友看到张某某整日沉迷网络，于心不忍。2005年其小姑张某为其联系了**县**纺纱厂（在**县***镇），张某某在该厂工作了4个月。期间表现还算可以，只是很少与工友沟通交流。因年幼且从没有喝过酒，在工友的婚宴上喝多了酒，自觉很是丢人，张某某辞去了工作。继续在社会上流浪，在网吧的虚拟世界中度日。

2007年春天，因小姑父何某某发生车祸在某某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出院后在荣庄针灸治疗，张某某在**县***镇*村和荣庄等地守候照料姑父三个月。姑父病情稳定后，张某某离开医院，在花完小姑给的部分生活费后，又回到从前的生活轨道。

三、张某某的性格特点。

幼年时父母疏于管理教育加之教育方式粗暴简单，后来父母相继弃年幼的张某某而离家出走，失去家庭温暖的张某某辍学在家、生活无着，其幼小心灵受到严重创伤，陷入极度孤独、自卑、怨恨的不良情绪中，越来越性格内向，自我封闭，除了和邻村的伙伴周**结伴捡破烂、上网游戏外，不愿与任何人交往，并逐渐对现实生活中的东西失去兴趣，平日没有任何爱好，整日沉迷于打打杀杀的网络游戏。

四、实施犯罪前后的情况。

在实施犯罪前的几天时间，张某某一直在平原县城上网度日，因为没有生活来源，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因为无钱支付上网费用，张某某不得不将衣服押在网吧。为了能填饱肚子，他徒步从**县城走回老家**镇*庄找奶奶想点办法。但奶奶不在家，他才想到前邻家偷点东西变卖。

作案后，张某某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依然回到县城、等地的网吧上网度日。

五、对张某某抢劫案件的思考。

张某某抢劫案件，虽属个案，但其反映的却是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本案之所以发生，主要因为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家庭结构缺陷和家庭教育方式不当，是发生本案的深层次原因。家庭的残缺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催化剂”。夫妻关系是家庭存在的基础，当夫妻双方感情破裂或因其他原因而失去一方乃至双方时，家庭结构完整性遭到破坏，极易导致未成年人放任自流，误入歧途。家庭的不完整导致家庭成员间情感交流失衡，人际关系冷漠，加之父母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影响，作为未成年人的张某某逐渐形成孤僻、冷漠、自卑等不良性格特点和厌世情绪。

2、文化程度偏低缺乏学校教育是发生本案的又一原因。良好的学校教育可以对家庭教育的不足起到弥补和矫正作用，帮助未成年人抵制和消除不良社会因素的影响。但由于过早辍学，使张某某失去了接受学校思想品德教育和培养的机会。

3、沉溺于上网是诱发赵子龙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性格孤独内向又无人管教，上网成为张某某缓解内心紧张，释放内心积郁的理想选择。虚拟的网络世界可以不受法律和道德规范的约束，未成年人不成熟的心理无形中被无限放大。各种充斥着暴力拼杀等不健康内容的网络游戏对张某某的成长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腐蚀作用。在未成年阶段，其主要的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就是模仿，网络上大量不健康内容成为他们模仿的对象，久而久之，耳濡目染，少数未成年人在性格上表现为极强的攻击性，遇事头脑简单，不计后果，容易导致暴力犯罪。同时，由于没有经济来源，为了解决上网费用和基本的温饱问题，赵子龙靠捡破烂、偷废铁卖钱来维持生计。也正是在实施盗窃的时候，才导致了本案的悲惨发生。

综上，张某某抢劫案件的发生，让人深感同情和遗憾。希望法庭能综合考虑到导致本案发生的各种综合因素，本着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罪犯的方针，对被告人张某某从轻处罚。

案件调查报告例8

承办人：XXX XXX

调查时间：2021年3月29日至2021年4月12日

当事人：XXX，系XXX居民，身份证号码XXX，任XXX扶贫专业合作社法人。

调查情况：XXXX年XX月X日，XXX扶贫专业合作社因建设需要，从XXX手中转包了1.65亩土地，并签订了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合同，准备用于建盖养猪场。

2020年11月18日，该合作社到XXX人民政府办理相关设施农用地用地手续，XX人民政府经核实于11月18日同意备案并出示《设施农用地备案表》（乡农设备〔2020〕第01号），备案选址界线总面积1143.19平方米（旱地336.87平方米，其中基本农田1.75平方米；其他园地806.32平方米），使用年限为2020年11月1日至2025年11月1日。

2020年11月25日，该合作社开始建设生猪养殖场的猪舍和生产用房等相关设施，到2021年2月份已基本完成建设。

2020年2月16日，我局生态修复与耕地保护股在开展设施农用地备案监管巡查时发现，该合作社生猪养殖场实际建设界线与《设施农用地备案表》（子里甲乡农设备〔2020〕第01号）不符，超占了201.68平方米，且存在占用基本农田情况。

2021年3月29日，我局生态修复与耕地保护股向我执法监察大队移送线索。

2021年3月30日，我执法监察大队连同昆明宇恒科技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对该合作社生猪养殖场核查线索并进行现场勘测，经核查，该生猪养殖场确实存在超出备案范围线建设的违法行为，实际建设地块总面积1046.18平方米（旱地422.85平方米，其中基本农田105.04平方米；其他园地623.33平方米）。通过套图对比分析，超占土地面积201.68平方米（旱地180.78平方米，其中基本农田103.29平方米；其他园地20.90平方米）。

案件分析：XXX扶贫专业合作社现有社员62人，涉及农户62户，其中建档立卡户53户，涉及贫困人口231人。在增加群众收入、助力脱贫攻坚、带动当地老百姓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有从轻处罚的情节。

案件定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超过批准的数量占用土地，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七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之规定，该合作社已构成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且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的违法事实。

以上违法事实既有该合作社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又有该合作社生猪养殖场的现场勘测记录、现场照片等相关证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

案件调查报告例9

一、20xx年来退补案件的基本情况

1、从数量上看，退补案件数呈现上升态势。20xx年我院共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案件96件，其中退补案件18件，占19%；20xx年我院共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案件91件，其中退补案件21件，占23％；20xx年1月至3月，共受理刑事案件26件，其中退补案件7件，占30％。

2、从补充侦查案件性质来看，多为两抢一盗案件、故意伤害、等侵犯公民人身权案件。20xx年退补的18件案件中有13件为该五类案件，而20xx年退补的21件案件中有15件为该五类案件，20xx年退补的7件案件有4件该五类案件。

二、司法实践中退补案件的原因分析

（一）立法方面的原因

如法律赋予了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但对鉴定的时间只规定在审判阶段不算入审判期限，这就意味着在审查阶段中，必须算入审查期限中，因鉴定结论往往是案件的核心证据，重新鉴定的结论出来之前，公诉部门不能对案件审结，这就导致只要出现当事人要求重新鉴定，案件就必须退补，因为重新鉴定的时间一般占用了审查期限的大部分时间。如胡某故意伤害致人轻伤一案，在审查期限还有10天时间里被害人李某对伤情申请重新鉴定，到审查期限届满，重新鉴定仍未得出结论，检察机关只能退回补充侦查。又如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自行侦查，但对自行侦查如何计算期限等问题未作规定，且基层检察人员的工作时间呈饱和状态，基本上难以腾出时间、精力去补充侦查，这样使得该规定成了一纸空文。

（二）侦查机关的原因

1、言词证据缺乏系统性。部分侦查人员证据意识淡薄，讯问或询问的内容缺乏关联性、针对性、系统性，而该证据在移送案件之前又未有针对性地再进行复核，这便很容易使该类证据与其他证据产生矛盾，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该类证据的证明力。如在部分案件中缺少对犯罪嫌疑人的系统的讯问笔录，往往需用几份口供才能反映整个案情，而当这几份口供之间在内容出现相互矛盾时，事实便难以认定。这类问题在多人多次的重大复杂案件中尤为突出。

2、自首材料缺乏规范性。实践中，反映犯罪嫌疑人是否有自首情节的证据主要有两种，即《抓获说明》和《报案情况说明》，所谓抓获说明实质上就是公安民警的证言，本应按照制作证人证言笔录的程序进行制作，或写明身份亲笔书写证词。但实践中，往往由承办民警制作一份抓获经过说明来代替证言，有的写得简单潦草，有的不是抓获行动参与人所写，有的甚至连详细经过也没有记载，难以与其他证据互相佐证。

3、现场勘查违反法定程序。部分案件中进行现场勘查的民警并非专门办理刑事案件的民警，他们的程序意识、保护现场的意识不足，导致《现场勘查笔录》制作粗糙，流于形式，甚至时有违法办案情形发生。如在几起现场勘查中，办案民警邀请的见证人均为本案中的被害人，该行为违反了《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现场勘验检查规则》关于“应当邀请一至二名与案件无关的公民作见证人”的规定，使得见证行为因情感、利益等因素的影响而蒙上主观色彩，从而使见证人对诉讼行为真实性和合法性的证明失去说服力。

4、未成年人的年龄证明材料不充分。由于传统因素，我国大部分农村人口的户口登记为阴历，且因农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法律意识不强，经常有错登现象，而公安机关往往仅调取网上户籍材料，对是阴历还是阳历在所不问不查。如办理张某等人盗窃一案时，按照公安机关提供的户籍证明上的记载，张某在案发时已满16周岁，应当负刑事责任，后承办人经自行补充侦查，找到了张某的生父母、养父母，询问了村里干部，又走访了张某的同龄朋友，最终查证张某作案时才满15周岁，没有达到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遂建议公安机关作出撤销案件的处理。

5、对审查逮捕工作性质认识的偏差。将审查逮捕部门对犯罪嫌疑人的批准逮捕标准视为公诉标准，一旦批准逮捕后，不再注重案件证据的充实、核实和固定，对案件可能涉及其他罪名的证据也不再收集，便直接移送公诉部门。如在盗窃案中，犯罪嫌疑 人往往会将盗窃的财物再进行销赃，而明知是赃物仍予以购买的人就构成了掩饰犯罪所得罪，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只对已批捕的盗窃罪名进行调查取证，对其他相关人员的犯罪事实就不重视了。

（三）检察机关的原因

1、将退补作为缓解工作压力的手段。即以退补为由借用侦查机关的办案期限来缓解工作压力的现象，当前，公诉部门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矛盾，在时间紧、要求高的情况下，致使一些没有必要补充侦查的案件无效退查。

2、退补缺乏证据指导，导致侦诉双方意见分歧。在一些案件中，侦诉人员对证据收集、应用、甄别的要求和标准不一致，又缺乏相互沟通，使得双方对补查事项发生分歧，且实践中公诉人对补充侦查提纲也不够细化，最终导致侦查人员不能领会或者不能完全领会需要补充侦查的事项，以致案件久查不清。

3、在现行的刑事法律规范中，对退回补充侦查程序的规定不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公诉人在退查的内部审批上做法不一致，在公诉人行使退补权时缺乏审查和监督，容易造成退回补充侦查自由裁量权被任意使用。

（四）庭审制度的原因

以“证据为中心”庭审模式，强化了公诉人的举证责任，公诉人需面临更大的诉讼风险和心理压力。因此，新的庭审方式对公诉活动提出巨大挑战的同时，也对侦查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公诉环节的证据源于侦查环节，一旦法庭认定证据不足而作出无罪判决，既否定了公诉部门的指控，也否定了侦查部门的工作。故而公诉人在审查时要严格依照条件，对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充分性以及来源的合法性进行全面、认真地审查。

三、完善补充侦查工作的对策及建议

1、增强侦查人员证据意识。侦查人员要把强调证据意识贯穿整个办案始终，特别是在立案之初尤为重要。在收集证据时，不可先入为主，主观臆断，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证据，又要收集排除其无罪、罪轻的证据，从而减少日后不必要的退查。实践证明，只有在侦查阶段对案件进行严格筛选、鉴别、论证和组合，才能为下一步案件的移送审查奠定良好的证据基础。同时，在收集证据过程中，侦查人员还要树立强化固定、保全证据意识，注重使用先进科技侦查手段，才可有效避免因证据发生变化造成屡查不清的情况。

案件调查报告例10

一、存在的问题

1、无借款借据。这类纠纷约占接案数的占5.6%。从审理的情况来看，案件纠纷的当事人一般是相知或相熟的朋友同事，借款的数额一般在5000元到20__0元之间，个别的有超过30000元的。借款人经常以“倒个手”或“有要紧的事”或“用几天”等理由向一方借款，由于对方催的急，另一方不问青红皂瞒着家人把钱借了出去，也不打借条，等到还款的时间，对方就不了见人影，逃避推脱。怕得罪朋友，不借出去的钱要不回来，处于两难境地。

2、 还款不索要借条。这类纠纷约占结案数的占10.5%。从审理的情况来看，一方还款不向对方索要借条主要表现在，还款时出借人没有携带借条、还款的地点不在出借人家里、把钱还给一方的配偶或者家人、甚至托人代还等等，由于借款人不注意还款的方式方法，不当面撕毁借据，一旦诉讼，他们就相互指责谩骂，甚至给对方施加压力，威胁人身安全，造成不良影响。如20__年6月15日，被告张某因购买电脑缺少资金，向原告刘某借现金30000元，并出具借条一张。20__年3月10日，原告以催要未果向法院。被告张某辩称，借款13天后我就清偿了借款，只是出于对朋友的信任没有要回借条。 法院审理后认为， 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重要证据是被告张某出具给原告刘某的借条，从日常经验法则和交易习惯来看，原告持有借条，表明被告没有实际履行还款义务，原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没有完全消灭，被告提供的证据相互间不能形成证据链，其辩驳理由不足已原告提交的借条要主张的事实。原告持有的借条盖然性高、可靠性大，对主张的事实有证明优势，据此，法院判决被告清偿原告借款30000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550元，被告在上诉期限内未上诉。

3、借贷设定的抵押物不规范。这类纠纷占结案数的23.1%。审理中存在“用某某的房子作抵押”的情况较多，他们抵押的基本办法就是在借据中用文字的表述形式加以说明，但不另行设立房产抵押合同，更不在房产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因而抵押没有法律效力，抵押权不能实现。另外还有3.5%的案件对不得抵押的土地所有权、耕地、宅基地也进行抵押，这种情况虽然少，但危害性不能低估。农村一些“搬迁户”在借款时将耕地、宅基地抵押给他人， 引起多种纠纷。如20__年3月20日，原告虎生贵向被告赵家武借款14000元，并立下“欠钱证明”一张。该“欠钱证明”写到：被告赵家武以其自家的三间房子作抵押，单志福、赵家花二人签名担保，20__年农历10月1日归还借款，过期每天按500元还钱。借款期满后被告携妻外出下落不明，20__年3月3日原告虎生贵来院，请求三被告偿还借款14000元及利息70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在“欠钱证明”中约定的抵押物，未另立合同，也未对抵押物进行登记，抵押物不发生法律效力。单志福、赵家花为原告虎生贵实现其债权签名共同担保，且原告请求承担的担保责任在6个月的法定期限内，故单志福、赵家花的连带责任保证不能免除。由于原告虎生贵与被告赵家武约定的逾期利息，意思表述不明，不能支持。法院逐判决被告虎生贵清偿原告借款14000元；被告单志福、赵家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单志福、赵家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赵家武追偿。

4、担保借贷的方式不规范。这类纠纷占结案数的31.8%，一方面反映所谓的“保人”不懂民事担保，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担保法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审理中发现“担保人，某某人署名”的情形较为普遍。签名担保，履行见证，这是担保人的基本义务。但出借人没有要求将担保的方式和担保的期限写清楚，担保人的法律约责任得不到巩固，从根本上降低了借贷担保的风险。担保人为了逃避担保责任，常常离家出走。因此在出借较大数额的借款时，出借方除要求借方提供有经济实力的个人或单位，进行相应明确的担保外，还必须写明担保人的担保期限和担保的方式，以免在债务人无力清偿借款时由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或实现担保物权。

5、借据不规范，还款期限不明。这类纠纷占结案数的14.9%。审理中我们发现有的借条内容十分简单，比如20__ 年4月5日，原告王强强诉被告李晓明民间借贷案。原告王强强提供了一张借据，其内容是“李晓明借王强强现金18000元，20__年10月8日”。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王强强没有证据证实其借款有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无法认定权利遭受损害的具体日期，故根据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判决驳回了原告王强强的诉求。这就充分说明，借据不规范所引起的法律后果。

6、将利息计入本金收取高息。这类纠纷占结案数的6.8%。这种情况比较复杂。审理中发现民间借贷中的“计复利”是导致贷款额急剧膨胀的计利方法。贷款人都是因为急用钱，在没有办法筹措资金的情况下，不得已向出借人借款。出借人不会轻易借款，而是采取隐含、迂回、引诱、第三人担保等方法进行高息贷款。把一定时间段内产生的利息计[！]入本金，在出具借条，以增大本金数额，发生纠纷后，该借据就成了打官司的一张王牌。有的在借据约定了利息，但对方若不按期归还借款，形成所谓的”违约”，便把已产生的利息加入未归还的本金，重新更换借条，依次类推，谋取高利，有的直接把利息写明在借据里，如借10000元，每月利息500元。如20__年4月，被告樊建军向原告陈俊良借款20__0元，后被告樊建军给原告归还10000元，还剩10000元未还。20__年8月28日，被告樊建军给原告出具了一张写有“樊建军借陈俊良现金89000元，担保人韩学士”的借条。20__年2月28日原告陈俊良以被告樊建军拒不清偿89000借款诉讼来院。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实际向原告借款20__0元，后被告给原告归还10000元，原告诉请被告偿还89000元与事实不符。原告将20__0元借款计入本金谋取高息，没有法律根据，法院逐判决被告樊建军清偿原告借款10000元，被告韩学士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另外，还有借贷中存在的“三角借贷关系”等占结案件的3.8%。

总之，这些问题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贷款规模的宏观调控，公民、法人等向非金融机构的个人借款的民间借贷越来越多，民间借贷市场更趋活跃，呈现出借贷规模扩张化、借贷用途多样化的特点。由于民间借贷目前尚不规范，民间借贷的风险逐渐增大，酿成的纠纷不断出现，资本收益趋向膨胀，从而

导致资本聚集。

二、负面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资金供求矛盾也日益突出，民间的借贷活动不断增多，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解决个人、企业生产及其他急需，弥补金融机构信贷不足，加速社会资金流动和利用，起到了拾遗补缺的正面作用。但不规范的、盲目的民间借贷行为对企业的正常生产、区域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企业不能健康发展。企业高息负债后，财务支出增大，使本来效益不好的企业雪上加霜。借贷资金退出生产经营过程后，企业难以支付到期债务，通过吸收新的高息本金来偿还到期的高息负债，拆东墙补西墙，严重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

2.债务纠纷增加，影响社会安定。民间借贷手续简单、缺乏必要的管理和法律法规支持，盲目性、不稳定性，易引起纠纷。同时借贷金额小，多发生于社会基层，一旦发生纠纷，对社会安定产生负面影响，发生欠债不还，有的通过暴力收回借款，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追债公司。另外把借款用于、吸毒等非法行为，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3. 助长了“高利贷”的存在。民间借贷资金利率一般比银行同期利率高3—4倍。过高的利率，一方面加重了经营者的财务负担，不利于借贷资金的使用者健康发展；另一方面造就了部分食利阶层。

4、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国家各金融机构限制了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及效益不好企业的信贷支持，这些企业在得不到银行信贷支持后，利用支付高额利息直接从社会上融资，使社会资金失去控制，干扰国家的利率、信贷政策。 影响了银行资金的能力，对金融系统宏观调控不利。

三、 几点建议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资金配置方式，以市场需求为基础，广泛活跃于民间社会，促进了城乡经济尤其是个体经济的发展，在银行、信用社从严控制信贷规模的情况下，以民间借贷方式调剂市场供需矛盾，有其一定的进步作用，它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对于民间借贷我们应当采取“正确引导、促进发展”的原则。思想上要正视民间借贷的存在和发展，用肯定的目光发现民间借贷的优势，发现它在社会信用构成和地方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1、加强政策宣传力度，“引导”、“疏导”并举。一方面利用政策宣传、融资知识教育、法制建设等多种手段，引导民间借贷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切实解决民间借贷中存在的实际问题。通过解决问题，拓展渠道、疏通阻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