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部转正总结例1

2012年2月7日（农历正月十六），上午8点18分，随着一阵噼噼啪啪的礼炮声，克胜营销总公司所属的11个分公司、7个片区市场加“绿色联盟”共26辆统一克胜LOGO的“北京现代”组成的营销车队，载着克胜农化全体营销将士的昂扬斗志和百倍信心，也载着集团领导的重托和全体员工期待，满怀豪情驶出公司大门，出征全国各地市场。

据悉，从1月25日（正月初三）开始，今年营销的各项准备工作就紧张而有序的进行，各分公司负责人放弃春节假日部分休息时间，齐聚集团，共商农化国内市场营销大计，研究落实全年度各项营销工作，大家紧紧围绕集团2012年“改革促改变，转型促发展”总体工作思路，经过连日来的学习、研究、沟通、讨论和交流，按照“改革、转型、发展”的总体要求，在系统学习和领会以“一个绩效考核管理机制、一个薪酬福利激励体系和一个PDCA循环工作法”“三个一”为核心内容的管理激励措施和具体保障机制的基础上，大家的思想和观念全部统一到集团的重大营销战略部署上来，群策群力、献计献策，努力找准“改革与改变相结合、转型与转变相结合、发展与发现相结合”这三个方面在农化市场营销的切入点，一致赞同并结合农化板块的市场营销实际，全力贯彻落实集团的一系列“改革促改变、转型促发展”的重大举措；明确了今年的奋斗目标，谋划了营销工作的主要市场竞争举措和思路；特别强调今后要把提高农药技术服务水平作为提升市场占有率的利器，要真正找准并切实解决农民的服务需求，不断提高为农民提供超值服务的能力；集团同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服务和推动市场营销工作的各项政策。在随后的2月5日，集团营销总公司、绿色联盟公司分别与各分公司签订2012年营销目标责任状。新责任制体制更完善、机制更灵活、目标更明确、奖惩更分明，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致表示：2012年要以“改革促改变”大干一场，“转型促发展”再创辉煌。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看似同样出征，定有不同收获。”今年克胜的农化行业国内市场营销与往年不同，是在全体营销将士明确新年营销工作新思路、新目标、新举措、新要求、新发展的基础上，以“改革、转型、发展”的总体要求为统领，大家系统学习和全面领会以“三个一”为核心内容的管理激励措施和保障机制后，充满信心地出征市场，这些必将打破原有传统的营销观念、思维定势和营销模式，为克胜农化主业营销带来勃勃生机和源源活力。

可以预见，克胜“改革、转型、发展”的历史大幕就此从农化主业国内营销开始缓缓拉开，迅速落地生根，并发芽、成长，直到参天大树。农化市场营销正在转型，开始由原来的旧跑道拐弯驶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快车道，克胜营销将士也正在营销市场跑道上转弯、转轨、转型，而善于主动转换跑道并从“弯道处超越”对手，正是克胜市场营销成功转型的标志之一。

那么，农化主业营销的成功转型对我们集团其他产业有何启示呢？我想至少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1、集团高屋建瓴作出的“改革、转型、发展”的总体战略部署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完全切合集团四大产业升级发展和战略管理客观需要的，在目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是集团的长期发展战略，大家对此必须充满信心，要坚定不移地不断稳步向前推进，不得有半点犹豫和动摇。

2、“改革促改变”，“改革”是手段，“改变”是目的，那么你所在的岗位要“改变”什么？推动“改变”的措施是什么？是“大改变”还是“小改变”？

“转型促发展”，“转型”是手段，“发展”是目的，那么你所在的部门、分厂、子公司要“发展”什么？推动“发展”的措施又是什么？是“大发展”还是“小发展”？

市场部转正总结例2

一、引言

汽车零部件是整车的基础，整车产业的发展需要强大的零部件产业做后盾。在我国一直以来都存在“重整轻零”的思想，各方面对汽车产业比较重视，而对汽车零部件产业不够重视。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伴随着中国的汽车行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汽车零部件产业也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陈光祖（2009）认为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被边缘化的可能性加大，要把汽车零部件产业放到重要战略地位考虑。

近年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和高校的一些学者对汽车产业的组织结构，发展水平和产业竞争力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这些基本是围绕汽车产业的研究。对汽车零部件产业研究少，而且大多是定性研究，定量分析几乎寥寥无几。

一些学者用SCP分析框架对中国汽车整车产业进行了研究。罗元清（2006）用实证方法研究汽车产业的市场绩效，选择了前三位企业绝对集中度，企业数目，企业平均规模和轿车产品比重作为影响因子，用1991年到2004年的年度数据做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产业利润与集中度和企业规模正相关，与企业数目和轿车产品比重负相关。陈军，成金华，付宏（2004）用SCP范式对中国汽车产业进行了定性分析，提出了优化汽车产业组织结构等建议。

对汽车零部件产业研究多是针对中国零部件产业现状的定性分析。比如赵斌（2003），马静静（2008）等以产业组织理论SCP分析框架为基础，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三个方面对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进行了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相对较少。简怡（2004）用1992年到2002年的年度数据回归分析了四厂商集中度对利润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集中度和产业经济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于焱（2008）对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产业竞争力建立了一套衡量指标，并据此提出提高我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竞争力的对策。

二、理论背景

以爱得华·梅森和乔·贝恩为代表哈佛学派提出了结构—行为—绩效（SCP）产业组织分析框架。虽然和很多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一样，不可避免地不完美，但是由于它以新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为基础，在承袭了一系列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以实证研究为手段，把产业分解成特定的市场，从结构、行为、绩效三个方面的，被公认为是一个即能深如具体环节又有系统逻辑体系的分析框架。SCP理论认为市场绩效受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影响，所以它研究的是市场结构中的多种要素和绩效之间的关联。

为了研究市场结构和绩效之间的关系，通常用回归分析。传统上对市场绩效的测定通常有以下四个几个指标：销售的超额利润，即经济利润和收益的比值（TR-TC）/TR，第二个指标是利润率，第三个指标是价格成本加成，即（总收益-可变成本）/总收益，第四个指标是托宾q，即企业的市场价值和它的资产重置价值的比值。对市场结构的测定指标通常有市场集中度（一般用CRn衡量），进入阻碍以及其他变量，比如研究者在SCP研究中曾经使用过新近的销售增长作为市场结构测量变量。市场行为的测量工具比较多，也更容易因产业不同产生差异。比如价格行为，资本运作，广告行为等。

以前经济学家做过的基于SCP研究框架的实证研究有这么一些：柯林斯和普林斯顿（1969）采用制造业的截面数据做回归分析，他们的基本假设和贝恩一样：其他情况相同时，集中度越高，平均利润率就越高。他们回归了价格—成本加成和四企业集中率的比值、资本与销售的比值及区域分布。结果验证了预期。在柯林斯和普林斯顿的研究发表后，经济学家采用了大致相同的方法，只是在模型中加入了一些能够影响收益率的其他的自变量。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维斯，他在模型中加入了广告费用所占比例，总部雇佣量和总雇佣量的比值，存货和销售的比值，过去的产量的增长等自变量做回归。Ravenscraft回归了价格—成本加成和市场份额，市场集中度等变量。

三、基于SCP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

（一）测定指标的选取和基本假设

1.市场绩效：市场绩效的测量指标一般有销售的超额利润，利润率，价格成本加成和托宾q这四个指标。本文选择了成本费用利润率，即每付出一元成本费用可以获得多少利润。计算公式为：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100%，其中利润总额是指赢利企业的赢利额减去亏损企业的亏损额。

2.市场结构：一般地，用产业集中度来衡量市场结构，用最大的四家企业的市场占有率（CR4）来衡量产业集中度。简怡（2004）的研究中，用CR4了来衡量市场结构，用年度数据回归分析表明产业集中度对汽车零部件产业市场绩效不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与传统基本假设不符。因为完全竞争和垄断理论暗示了这样一个假设：随着市场越来越集中，经济利润不断增加。所以集中度越高，平均利润就越高，即产业集中度和市场绩效应该是正相关关系。

本文放弃了用CR4来衡量市场结构，而采用企业数量来衡量。这是由于中国汽车零部件市场的特殊性决定的。我国汽车零部件工业企业个数多，规模普遍较小，从整体上看集中度很低。如果用CR4来衡量会得出这是一个典型的竞争市场，甚至是过度竞争的市场的结论。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CRn这个指标本身存在一定缺陷，它只反映了n个最大企业的情况，而忽视了产业中n个企业以外的企业数量及其规模分布情况。事实上，中国零部件企业基本生产自己特定的几个车型的几个型号的产品，产品差异化程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寡头结构特征的市场。因此采用企业数量来衡量市场结构更为科学。企业个数越来越多表示寡头市场结构向竞争市场结构过渡。本文基本假设是企业数量和利润成负相关。

3.市场行为：SCP理论中市场行为可以分为市场竞争行为和市场协调行为。市场竞争行为包括定价行为，广告行为和兼并行为三种具体行为。市场协调行为是指同一个市场上的企业为了某些共同的目标而采取的相互协调的市场行为，可以分为价格协调行为和非价格协调行为。市场行为测量指标的选择范围比较大，比如资本和销售的比值，广告费用所占比例，存货和销售比例，过去产量的增长等等。

本文选择了出口值占销售值的比例和流动资产周转次数两个指标。中国汽车零部件市场的“三驾马车”是出口市场，配套市场和售后市场。其中出口市场面对的是国外相对高端客户，企业在价格制定相对比较高。基本假设是出口比值与利润是正相关。在中国存在一种明显的情况，做配套市场的企业通常都会被主机厂占用资金。主机厂从零部件企业把货物拉走，货款却迟迟不付。所以流动资产的周转次数应该对行业利润有影响。基本假设是流动资产周转次数与利润是正相关。

（二）实证分析过程

文章选取了2001年到2010年的季度数据，以成本费用利润率为因变量，以企业个数，出口货值占总销售的比值和流动资产周转次数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数据库。

首先检查多重共线性，输出结果为：

结果表明企业个数（NUMBER）序列和流动资产周转次数（FASSET）序列有很强的相关性，需要去掉一个。

如果去掉企业个数（NUMBER），用最小二乘法做回归，输出结果为：

结果表明FAEETS通不过显著性检验。

如果去掉流动资产周转次数（FASSET），用最小二乘法做回归，输出结果为：

结果表明FAEETS通不过显著性检验。

如果去掉流动资产周转次数（FASSET），用最小二乘法做回归，输出结果为：

所以选择去掉FASSET，保留NUMBER。经检验存在异方差，采用怀特检验结果如下：

在1%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所以存在异方差。

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权重为上述检验结果的残差序列的绝对值的倒数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结果如下：

（三）回归结果分析

回归结果表明，利润率和企业个数（NUMBER）是负相关的，企业个数每增加1%，利润率会下降0.000184。这与基本假设相符。说明了企业个数增加意味这垄断市场结构向竞争市场结构转变，这使利润率下降。利润率和出口值占总销售值比例（EXPORTR）是正相关的，出口值占总销售值比例每增加1%，利润率将增加1.665058%。说明出口商品价格利润率相对较高。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对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实证分析验证了哈佛学派的结构—行为—绩效（SCP）理论。当市场结构和行为发生改变时，对市场绩效有显著的影响。结果也验证了前文的假设，行业利润与企业数量负相关，因为企业数量增多说明市场结构向竞争性结构过渡，行业利润率越低，意味着市场绩效越好。因为行业利润率低说明竞争充分，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行业利润与出口率正相关，因为出口的产品利润率比国内利润率高。但相关系数比较小，可能是因为从06年起调整出口退税率和人民币升值拉低了出口利润率。

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尽管中国的汽车零部件行业企业数量多，有人对比欧美国家情况觉得要减少企业数量。但是应该看到，中国汽车零部件市场结构属于垄断性质的，在政策制定上不应该想着减少数量，而是要减少政策壁垒，让更多企业诞生和发展，培育竞争的市场局面，然后通过市场规律的优胜劣汰，减少数量。其次，提高出口比率有利于提高利润率，利润率高利于企业资本积累，在后期加速发展。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属于幼稚产业，政府应该保持原有鼓励出口的政策，并适当实施新的鼓励出口政策。第三，应该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大企业做配套，而中小企业面对出口市场比较多，而且中小企业更容易形成竞争局面，有利于资源有效配置。

参考文献：

[1]（美）Don E.Waldman， Elizabeth J.Jesnsen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年4月.

[2]盖世汽车网，汽车行业研究院《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趋势报告》汽车与配件 2008-22.

[3]赵斌，《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组织研究》 博士论文 2002年.

市场部转正总结例3

本文认为这两个突出的经济现象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其结果始终是分析当前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背景，经济转轨是分析二者之间内在关系的总背景，体制性约束是进行观点归结的落脚点。解释这种联系和结果需要理解西方现代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体制环境、实际作用和后续影响，在这一分析过程中会自然形成对当前经济失衡原因的基本认识。

二、经济转轨与财政政策工具性效果不足

评价中国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最好方式，是分析被调控对象的特殊性，看看实际经济运行的特征及出现的问题，是否符合凯恩斯政策原理的一般性描述。

（一）西方现代财政政策的内涵

西方现代财政政策（又称凯恩斯政策），主要用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短期非均衡问题。根据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在简化的假设下，任何实际产出的生产总会创造出同样数量的可支配收入，当收入没有全部用于消费而是一部分用于储蓄时，我们就说收入一支出的恒等式中出现了“储蓄漏损”；与此对应的是产出也并不全都是用于消费，还包括企业部门购买的资本品，它正好是收入一支出流中的一种“投资注入”，因此储蓄一投资机制决定着国内生产总值能否达到均衡，经济能否保持稳定地自主增长。

在“[总收入][总消费+（总储蓄总投资）][总产出][总收入]……”的产出循环中，总消费+（总储蓄总投资）是一个关键环节，市场机制的需求约束特征在此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消费倾向过低、当期消费需求不足导致总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增长过快；二是预期最终需求不足导致投资意愿过弱，大量储蓄从经济运行系统中“漏损”后不能实现正常的“注入”，转化为投资需求。这两种情况的分别出现或同时出现都会导致经济增长失速、市场不稳定和萎缩。针对这种情况，凯恩斯政策主张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吸纳“漏损”的储蓄，补充民间投资需求的不足，将总需求拉回到正常水平。这里政策的效果集中在投资乘数上，而乘数" 的关键是新增投资所直接引起的收入能以多大比例增加消费。消费是一切问题的核心。

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机制内生的矛盾，会周期性地激化。财政政策的运用既是市场机制周期性危机的要求，同时财政政策的效果又以市场机制的既有效率为条件。因此，发达的市场经济是财政政策产生和有效的隐含前提，财政政策能否启动市场机制恢复，能否在短期内顺利退出这两个基本点，正是由此得出的。

（二）转轨仍是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约束条件

但是这次重大转折并不意味着转轨已经完成，以后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完全按市场的一般规则进行分析和应对。从实际感受来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经济运行状态从资源约束到需求约束、从短缺到过剩的变化体现为一个渐变的过程。推动这种渐变的路径选择、实施步骤以及市场运行机制从无到有、从低效率到更有效率的运转，也必然是政府主导下的一个渐进过程。从政府推进改革的总体设计来看，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共十六大提出到 2020年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完成经济转轨的战略目标。这就意味着其间的20多年都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过程。目前只能属于转轨的部分质变阶段，是转轨途中的一种过渡状态。在此期间，制约经济运行的矛盾既有市场机制下的一般矛盾，也有转轨过程中的特殊矛盾，其中后者对经济运行的制约更具深刻性。在市场化总体程度已得到实质性提升，而市场化结构性不均衡问题突出的背景下，经济运行必然要经历一个供给总量基本平衡甚至供给长期过剩，而供求结构性失衡矛盾尖锐的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的经济运行既有别于传统体制下和体制变革前期的全面短缺状态，又有别于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约束状态，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后短缺时期”。低收入水平的供给相对过剩取代短缺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

（三）结构性问题成为市场机制运行的直接制约因素

由于渐进转轨策略的局限，结构性问题在这一阶段因累积而激化，制约着市场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升。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的突出压力：

1.渐进改革所形成的市场化程度不均衡和市场效率不均衡，使初步建立的市场机制出现运行不畅和低效率。用市场化水平作简单考察，产品市场内部的市场化次序表现为：农产品市场化程度高于工业品市场化程度，工业品市场化程度高于服务产品的市场化程度。要素市场内部的市场化次序表现为：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于土地市场化程度，土地市场化程度高于资本市场化程度。总体而官，产品的市场化程度高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这种不均衡意味着，由于市场效率实现程度的差异，最终消费品将首先出现买方市场的特征，而要素交易、供给调节方面将出现市场反馈不全面和低效率的局面。政府对市场的适应程度较低，则意味着政府对企业进行行政性干预的能力仍然很强，政策的传导机制还具有很强的传统计划体制的特征，如投融资体制方面。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经济运行中结构问题的普遍存在。

2.后续的转轨安排使总供求均衡经常性的低于充分就业水平下的均衡。中后期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由于各种风险不断增强，民众的不安全感和支出预期在加剧，普遍会根据体制变动的预期对消费需求做出不同程度的压抑。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转折来划分阶段，在这之前的近20年中，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下放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被集中控制的权力和利益，随着权力配置资源模式的被突破，相应的利益分配和索取的权利也被分解到更多的主体身上。微观经济获得了少有的活力，经济增长与体制转轨也因此而获得了持续的推动。在这之后的过程中，政府改革的主要目标开始转向集中下放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责任，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扫清障碍。比如包括职工下岗、养老、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的责任，比如职工住房、子女教育的责任。这些责任不放下去，国有企业的问题就无法解决，银行的不良资产还会增加，一些竞争性商品与服务就仍然要靠公共部门以较低的效率来提供，计划应该进一步退出的领域不能彻底退出，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方式的功能就不能进一步完善。这种下放对经济增长和体制转轨而言，意味着政府、企业、家庭三者之间一次新的利益关系调整。与前一阶段相比，利益调整的方向可能会是逆向的，至少是复杂的。此外，市场开放度提高也使国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更为直接。

处在目前转轨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的，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与市场失灵会同时存在于经济运行中，与之适应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框架也将逐步形成，政府将逐步学会按需求约束的特征来调控经济。另一方面，由于经济转轨并未完成，市场机制的效率必将受制于传统体制下各种遗留问题的解决程度。市场化的总体进展可能同时伴随着一些局部矛盾的激化。这些矛盾的外部表象是市场运行的受阻和不畅，而矛盾产生的原因则是传统体制因素的制约。某些局部矛盾激化的程度可能比市场机制的周期性失灵更加严重。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虽然更趋于市场经济下的通行做法，但其应对的问题既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中一般的周期性矛盾，也不是计划体制下的紧缩—扩张问题。

（四）财政政策工具性效果不足的必然出现

这里提出的财政政策工具性效果是相对于政府直接投资的产出效果而言。工具性效果不足，是指在转轨经济条件下，试图通过符合凯恩斯政策原理的财政政策调控并启动消费、实现经济自主增长是很难的。

在实际应对中，我们虽然按照凯恩斯政策原理一直试图以大面积、大幅度增加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改变消费预期，改善收入中的消费—储蓄结构；以连续、大量的政府投资来维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吸引民间投资，打通储蓄—投资障碍，但经济运行却一直无法摆脱消费难以启动、内需难以扩大的制约。政府投资带来的收入效应没有明显改变消费预期和消费倾向，而是更多地转化为储蓄的增加，成为下一次扩大投资的压力，使经济运行中的储蓄—投资机制进一步失衡。从评价财政政策效应的重要指标投资乘数来看，扩张性效果也一直呈下降趋势，表明政策的工具性作用不足。最终结果必然是政府投资无法疏导市场机制的传导障碍，进而形成了政府投资经济增长政府投资经济增长的直接外部推动式的经济运行特征。这种情况表明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并未产生凯恩斯政策预期的作用机理与传导效果。就启动经济自主增长机制恢复而言，这一政策的工具性效果严重不足。

既然目前的体制成熟程度和经济发展阶段还不足以使“财政政策经济运行市场机制”之间产生西方理论描述的内在机理与前提，积极财政政策就不具有一般性的反周期调节性质。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就主要不是市场机制内生的矛盾所引起，而应该是外部因素制约市场机制效率发挥的结果。至此，关于经济运行中的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我们就可以根据体制前提的不同提出两种解释：一种是成熟市场机制下一般的周期性原因造成的，是市场机制的短期非均衡问题，即市场机制导致的经济运行失衡。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弥补市场机制缺陷，消除经济运行中的障碍，从而恢复均衡和经济自主增长。另一种是转轨过程中的体制性原因导致的，是市场机制不成熟、不完善问题。这些问题总体上表现为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后市场机制的运行不畅，是体制性制约使现有的消费倾向、消费水平不能适应市场机制框架的要求。财政政策可以在一定阶段起到维持经济增长和稳定的作用，但无力消除这些体制性原因对经济自主增长机制的制约。仅就“财政政策一经济运行”的关系来看，不同体制条件下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凯恩斯政策主要体现为一种传导功能，作用于市场机制内部，是一种工具性使用。我国目前的积极财政则更多地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具有一般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和产出效果。与凯恩斯政策的隐含前提相比，我们的体制环境不仅不同，而且处于变动中，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在转轨经济条件下，指望通过财政政策启动消费和市场机制是很难见效的。

的积极财政则更多地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具有一般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和产出效果。与凯恩斯政策的隐含前提相比，我们的体制环境不仅不同，而且处于变动中，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在转轨经济条件下，指望通过财政政策启动消费和市场机制是很难见效的。

三、市场机制运行的障碍：消费的体制性压抑

按照凯恩斯政策原理，应对有效需求不足、启动经济自主增长的关键是投资乘数，即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取决于居民收支预期和收入差距的状况。以下我们就来具体考察这两个关键条件如何受到体制性约束，从而导致财政政策工具性效果不足。

（一）传统体制下的“社会契约”无法通过市场化过程出清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实现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目标，政府与公众之间相应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契约。这些契约一方面要求公众必须忍受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带来的消费利益的牺牲，以使积累保持在较高水平；另一方面则通过统一标准将较低价格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安排于企业或单位中。改革开始后，随着价格的市场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福利性公共品的供给价格必然逐步提高、成本逐渐外部化，顺利解除这一部分福利性公共契约是计划到市场转轨最终完成的前提。

（二）发展战略与转轨次序导致的多“二元结构”无法在短期内自动消除

中国20多年改革与发展的成就来自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渐进改革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动。即在非均衡条件下（如要素市场分割等）通过结构调整使资源转移和进行再配置，实现效率的提高和对经济增长的刺激④。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路径选择，在效率增进的同时，非平衡的发展战略导致了比改革初始状态大得多、也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大得多的两极分化。仅用传统“二元结构”（DualStructure ）还不足以解释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不足以解释差距何以会拉得如此大。

另一方面政府主导、渐进改革路径下的非均衡发展，不断衍生出与经济转轨进程相联系的新的“二元结构”。在近20余年的体制改革进程中，从市场广泛化和深化来看，表现为产品市场化生产资料市场化金融市场化的市场逐步启动和放开的过程，而在这三大部分市场化的内部，也存在一定的次序，例如产品市场化，就有日用消费品市场化耐用消费品市场化等分过程。体制变动导致的利益转移形成了非正常的收入分化。这种“体制性收益”和“体制性损失”，反映了体制变动过程中各人因所处地域、产业、岗位、人际关系等不同，改革的步骤与方式不同，避免社会震荡的保障机制和缓冲机制不同，在改革的各个阶段里发生的收入分配差异与既有财富转移。处在不同改革次序上的家庭部门之间，有的轻易就获得了转移性收益，有的没有获得这种收益的机会，甚至失去了既有的收益，也就负担了体制转嫁的损失。类似的变动过程中，显然还伴随着大量由于法律不完善、监督缺位、运作不规范、体制性资源滥用所导致的“衍生性”收益畸高者与损失畸高者。这种因既有财富占有格局变动导致的收入分化，加上以效率优先、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拉开的收入差距，必然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畸高收入阶层”与“畸低收入阶层”的逆向分离。多“二元结构”在经济转轨的不同阶段衍生、博弈、固化，使收入差距呈现一种全面扩大的态势，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加剧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程度。

（三）由上述两个原因导致的体制性后果：储蓄的过量漏损与消费环节的脆弱性

四、财政政策的一种后果：对投资体制性冲动的强化

第二阶段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主要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普遍的投资扩张，信贷膨胀和外资猛增是主要的方式。与前一阶段不同的是，由于高收入群体消费升级的基本完成，以汽车、住宅等高档消费品为特征的需求大幅增长，从 2002年下半年开始自发性的投资需求得到持续回升。在此背景和前一阶段政府投资行政性拉动的惯性作用下，中央政府投资增幅持续下降，并已出现负增长，地方政府投资增幅则迅速上升。2003年前三季度中央政府进行的固定资产项目投资额同比分别下降了7.0%、7.7%、14.0%，但地方政府的投资额同比分别达到41.5%、41.5%、39.7%.

出现政府主导型投资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化的原因，首先是传统体制下的投资冲动在特定条件下受到了刺激。1996年实行“软着陆”以后，经济过热迅速降了下来，但盲目扩张的投资机制并未从体制上消除。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实施和现行的流转税为主体分享的税收体制再次强化了政府投资行为，强化了地方对增长速度的记忆和追求。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分指标、下任务，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中的超前行为，工商注册、土地批租、税收政策等方面的竞相优惠和违规审批等冲动开始扩张。在投融资体制改革尚未到位，投资的微观约束机制和宏观管理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地方发展的冲动转化为简单的投资冲动并直接导致投资过热。目前出现过热的项目大都与各地发展“支柱产业”、“经营城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冲动有关。

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增长必然导致非市场约束的过度投资和重复建设，这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实现危机有着本质区别。同时，与传统计划体制下投资饥渴和预算软约束不同的是，这次发生在转轨背景下的政府投资冲动，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已经确立，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又远未完善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投资冲动启动后就不再直接以政府、以预算内资金增长来体现，而主要表现为民营、外资等企业投资和银行信贷资金的扩张（参见图3），但这些投资行为和项目都与政府的发展目标和意图紧紧相连。一些投资或者没有产权约束，或者资源通过非市场化途径获得（如土地批租环节的问题），本身并不反映市场价格。

微观方面制度性的国有企业退出壁垒构成了投资冲动的另一个重要变量。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由短缺经济时期投资扩张的预算软约束，演变为“后短缺时期”的弱淘汰机制和高退出壁垒。由于国有企业退出仍主要由政府决定，传统体制下的政府投资冲动的预算软约束很容易转化为转轨经济中的企业信贷扩张的软约束。在总需求因某种原因降低时，该淘汰而未被淘汰的国有企业需要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盈利与否变得并不重要，削价以获取市场份额的过度竞争越演越烈。而在某些领域的需求转旺时，政府行为的诱导又很容易使企业选择在原有的结构和水平上迅速扩张。

由于这样一种转化，我们看到，虽然国债资金和国家预算内资金对投资和经济运行的影响力已经下降，甚至在使用方向的不断调整中逐渐变得微不足道，但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冲动却在地方普遍形成了。这种冲动是体制性的，事实上与积极财政政策是否退出已没有太大关系。进步讲，积极财政政策是否退出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阶段的经济运行状况。

五、结语一：关于当前经济运行失衡的看法

市场部转正总结例4

中图分类号：F0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2―0030―07

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宏观波动属于短期问题，是经济总量的波动，与经济结构没有关系，也不考虑经济体制转型的长期问题。但是，经济制度转型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导致了经济波动体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对转型经济体单纯使用宏观经济学的短期分析和总量分析方法显然缺乏针对性，不利于对宏观经济运行状态进行恰当的把握。事实上，近年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是否过热以及宏观调控措施是否恰当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宏观分析思路上的宏观经济学思路和其他方法的分歧。突破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思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思考中国转型期经济波动，会有不同的认识。

一、体制转型的长期性和渐进性命题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仍未完成，在这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关于选择激进式还是渐进式的道路一直是转型经济学家讨论的一个热点。转型过程实质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关于转型所采取的方式，尽管也有经济学家如麦金农、钱颖一等赞成渐进主义，但是，以萨克斯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大爆炸式的激进主张显然占据了主流，并成为东、中欧国家转型实践的理论引导者。激进主义者主张大爆炸式的转型，其理论基础是以价格自由化、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平衡预算以稳定宏观经济、国有企业私有化为特点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而“华盛顿共识”的理论主张则来自于新古典理论的经典教科书，看起来十分合理。这些基础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要求所有价格同时全部自由化，否则就会导致价格扭曲；货币理论，根据通货膨胀源于货币供应量的认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预算赤字引起通货膨胀，且缺乏完善的大规模的金融市场，因此，以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平衡预算为特点的宏观经济稳定化政策成为必然；第三，比较经济体制，强调经济体制的概念和体制间各元素互补的重要性，经济体制不可分割相互替代，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强调经济体制整体的互补性，导出了大爆炸式的激进改革的路径；第四，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犹如一个怪物，阻碍了市场的发展，因此政府应该越小越好，这推导出为使政府淡出经济，就必须粉碎国家权力，实行快速、大规模的私有化。另外，还有很多理论，更一般的是人们对于自由放任主义存在的普遍性信仰。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强调非激进式的制度转型可能引发的问题。而对于激进转型则视为理所当然，对于这个鸿沟跨越的过程则被忽略而过，成为一个不被人知的“暗道”。

激进式转型国家始料未及的产量大幅下降、国有企业私有化使得“内部人”获益甚至有组织的犯罪活动证明了激进式转型的问题。相反，不被看好的中国渐进式改革则被视为成功的典范。显然，早期围绕着转型策略渐进还是激进的热烈讨论，说明经济学对转型长期性的认识不足，是对转型任务毫无准备的表现，这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经济转型上是力所不逮的。

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他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诺斯将这些规则分为正规规则和非正规规则，其中正规规则包括政治(及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合约，而非正规规则包括行为准则，一般体现为惯例、习俗、传统、习惯等。从诺斯对制度本身的定义和分类我们已经可以发现制度变迁的长期性而非一蹴而就的特征。从制度作为一种游戏规则来看，其本身就是一种博弈活动，因此，制度本身可以进一步定义为“多次博弈”之后形成的、人们在发生互动关系时较准确地了解别人的行为方式的社会契约。或者说，制度本身是多次博弈之后的均衡结果，制度变迁则表现为一种制度均衡向另外一种制度均衡状态的演变，这种演变从正式的规则看，表现为一种法律法规或合约被逐渐认可的过程，而不仅表现为其颁布的短暂瞬间；从非正规规则来看，其博弈的相持时间会更长。

因此，“制度变迁表面来看是不同的制度之间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替代的过程或一种更高效益的制度的产生过程。一般情况下，制度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连续的过程，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的组合所作的边际调整。”诺斯的这个结论充分说明了制度变迁和制度转型的长期性和渐进性。当然，历史上也有革命式的非连续性制度变迁的发生，但是这种剧烈变革只发生在正规制度领域，非正规制度的演进永远只能是渐进性的。因此，非连续的变迁其实很少是完全非连续的，这是社会中的非正规制约嵌入的结果，内含着习俗、传统和行为规则的非正规制约受到影响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此，柯武刚、史漫飞认为，“制度转型难免在预期上造成一种巨大的中断。它使过去熟悉的调节手段失效。旧的制度被废除了，但新的制度系统不可能一蹴而就。”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显然极大地影响了对于制度转型的研究思路，以新制度经济学以及非合作博弈论的运用，结合经济学的演进方法，日益演变成了对于制度转型的演化制度观。这种思路不是以静态的方式，而是以动态的方式思考制度结构，强调任一时刻当事人的制度环境及其发生和演化。“在这样的思路下，转型具有总和的不确定性，即使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没有公认的理论能说明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而且，总和不确定性还基于这样的事实，转型这一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包含了无数经济人之间的许许多多的合作，这通常意味着多重均衡，而且，没有人能够事先预知将被选择的均衡点。因此，改革的不确定性不是假设，而是一个现实，转型过程就是经济活动的人和政策的制定者对综合不确定性进行博弈决策的结果。”

制度变迁的长期性和渐进性命题事实上已从转型国家所采取的不同道路及其效果那里已经得到了实证。从转型的具体速度和顺序看，按照杰弗里・萨克斯等的理想，这是“一个迅速、全面、目标远大的改革工程，以便于实现标准的资本主义”，但是，除了从实施自由化的实践上中国、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三国实施了渐进方式，其他转型国家大体上遵循了大爆炸策略以外，在改革的其他方面，实施迅速转变的国家其实很少。就私有化来说，只有捷克和俄罗斯分别于1992年和1993年实施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其他国家实施的是渐进式私有化；从企业重组来看，列举出的所有国家实施的都是渐进式转型而且发生在转型的较晚阶段。最初实施大爆炸的国家后来纷纷转而实行渐进式的转型，大都是因为在某一方面的受阻，例如波兰的大规模私有化在政治上的受阻。转型方式在真正实施时采用了渐进的而非激进的方式，很好地验证了我们对于体制转型长期性的理论推演。

实施激进式转型国家的经济绩效无疑成为体制转型长期性方面又一个不言自明的证实。实施大爆

炸的所有国家都经历了初始的产量下降，有的国家在若干年产量下降之后开始复苏，但是，一些国家仍然在经历非常严重的产量下降，并远未达到对初始产量的完全恢复，还有一组国家自由化以来经历了持续的产量下降，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复苏的迹象。

二、体制转型长期性蕴涵宏观经济结构性特征的命题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过程的长期性蕴涵了宏观经济结构性特征。这是因为，这个变迁过程是市场机制逐渐替代计划机制的过程，只要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替代尚未完成的中间阶段，就会体现出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相对抗的过程，并因此导致了经济的结构性特征。由于在不同转型国家选择转型的形式不同，因此，转型期宏观经济所表现出的结构性特征在这些国家也应该有不同的表现。一般来说，在实施激进式转型的国家，旧的体制被迅速打破，而新的市场机制是循序渐进地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市场机制培养的一个较长时期内，经济增长速度会较慢，甚至长期负增长，这正是为什么实施激进转型的国家长期经济低迷的原因。而对于实施渐进式转型的中国，由于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宏观经济表现出来的结构性特征更加鲜明。

我国渐进改革的步伐采取的是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产品市场后要素市场、先易后难、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战略，到目前为止，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尚未结束，体制转型非均衡推进战略的选择使市场结构市场化发育程度出现不均衡，并因此形成鲜明的经济结构性特征。

(一)市场构成结构差异化。根据非均衡战略的选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不同类型的市场次第推进的，市场化推进程度差异已经十分明显。总体上，从市场结构来看，产品市场化程度高于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在产品市场内部，农产品(不包括粮食和棉花)市场化程度高于工业品市场化程度，工业品市场化程度高于服务产品市场化程度；在要素市场内部，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于土地市场化程度，土地市场化程度高于资本市场化程度。总体而言，产品的市场化程度高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这意味着，在市场化程度较弱的领域，资源配置的方式在形式上或实质上仍然是行政性的。

(二)城乡结构差异。我国城乡差异不仅体现在收入自，差异，还体现在市场化发育程度的差异，而收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跟市场化发育程度相关，这跟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和步骤次第推进紧密相关，是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由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工业化过程中的二元经济与制度变迁的混合体。城乡之间的结构性差别与改革的进程在时间上呈较强的相关性：1978年到1985年城乡差距缩小，正是农村全面、迅速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得到迅速发展的时期，而同期针对城市和企业的改革进展不大。但是自那以后，针对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缓慢，针对城市和企业的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逐渐推开。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渐走向深入，养老保险制度、医疗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逐渐推开，但是农村居民被排除在外，在城市居民享受改革成果的同时，农村居民承担了巨大的改革成本；财税制度实行城乡分割，例如在教育方面实行城市与农村的区别对待，城市的投资由国家解决，农村的则由农民自己集资解决；就业用工制度改革不彻底，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不仅存在制度上的差别，而且很多地区制定了一些限制农民工的政策；土地这一农民的重要生产要素仍然实施强制性的征用制度，农民在土地交易中不仅不能获益，反而遭受巨大损失。这些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一起，成为城乡分割的制度源泉。

(三)区域结构差异。受到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的影响，按照梯度开发理论的设想，我国非均衡改革战略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实施主要体现在对于东南沿海的优惠发展政策，沿海各省份因此优先获得了市场化改革的机会，成为市场制度改革的“试验田”，市场成熟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都优先得到了发展，从而较早享受到市场经济的利益。但东部地区在优先发展的前提下不仅未能实现对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相反更进一步汲取了这些地区的劳动力和资源，形成了加速发展的集聚效应，东西部地区市场化推进和经济发展受到抑制。

需要说明的是，区域结构不仅体现在全国的角度，在地区内部同样存在着相同的差别，而且，地区内部城乡差异也十分明显。以上三方面的特征相互交叉，使中国经济运行呈现出鲜明的转型期结构性特征。

三、中国转型期宏观经济波动特征

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仍属于体制的部分质变阶段，市场化程度在不同子市场存在推进程度的巨大差异，是转型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状态。在这个阶段，制约经济运行的矛盾既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矛盾，也有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矛盾，因此，经济运行既有别于体制变革前的全面短缺状态，又有别于成熟市场经济下的需求约束状态。这些反映在宏观经济运行上，呈现出转型期宏观经济波动的结构性和复杂性特征。

(一)转型期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交替出现的特征

在宏观经济学里，宏观经济失衡被总结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对比关系的两种类型，一般来说，在市场机制高度发达条件下，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是一个常态，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性供不应求导致的通货膨胀则是一个经常现象。但在我国经济结构性特征明显的背景下，市场化程度在不同市场构成部分间的差异意味着不同子市场在市场效率实现程度上的差异：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市场，价格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能力过剩成为主要的市场矛盾。这主要存在于市场化发育程度较高的下游市场、产品市场。在市场化程度较弱的市场，计划配置方式使得投资过热在这些领域经常存在，这作为引发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源动性因素隐含在经济机体内部。这主要存在于上游市场、要素市场、生产资料市场。不同市场构成的这一特点在区域的差别上也有一定的体现，并且更具复杂性。这样，宏观经济所呈现出的特征就不仅是由总供求之间的关系所导致，以上两大部分力量的对比关系也决定了宏观经济状态，如果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子市场力量较大，总体经济就呈现出偏冷态势，如果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子市场力量较大，就会从价格形成的源头上点燃经济过热的导火索，经济波动就再次以经济过热的形式显现出来。这样，市场经济经常存在的通货紧缩和计划经济经常存在的经济过热的交替出现成为转型期中国的一个鲜明的经济波动特征。

以上两种波动形态在中国已经有过展示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末期总需求的增长速度慢于总供给的增长速度所引起的以价格总水平下降为特点的通货紧缩现象，曾经引发经济学界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形态是否已经转型和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已经转向的讨论，这引导了我国世纪交替期间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主要特征的宏观调控措施，对拉动中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一时期，在总体经济紧缩的背景下，上游行业投资过热的因素仍然存在，并且在2002年后开始以房地产等资金、土地要素密集型产业的供不应求方式表现出来，它们带动了各种建材、能源等产业的高速发展，使宏观经济呈现出通货膨胀的趋势。

(二)转型期经济波动的结构性特征

因为完全市场的基本假设，宏观经济学遵循总量性研究方法，认为因经济失衡而导致的波动是总供求关系对比的结果，宏观经济有供大于求、供小于求或供求平衡三种状态，考察的指标体系主要是CPI、GDP增长率、自然失业率、投资率、货币增长率等，因此，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考虑结构性问题。事实上，即便是在发达市场经济体，结构性问题也普遍存在，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50、60年展起来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已经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主要论敌。

显然，转型期中国的事实与完全市场的假定相去甚远，由于市场化程度在三次产业间及其内部、在上下游产业间、在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问的差别，中国经济波动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根据上一部分的分析，由于市场化程度推进不一，在我国总体经济内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品市场和下游市场存在通货紧缩的因素，而在市场化推进较为缓慢的要素市场以及上游市场存在经济过热的因素，这两大市场成分则可能分别在内部形成局部紧缩或局部过热，与总体宏观经济表征出现背离。于是除了供过于求、供不应求以及供求均衡这三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之外，经济运行还可能表现出以下几种转型期不均衡态势，这使得以传统的总量指标在判断宏观经济状态时出现力所不逮。

经济波动的结构性特征在现实中的表现十分明显，我们用1991--1999年间名义GDP构成和实际GDP构成的比较来说明我国通货紧缩的结构性特征。

从第二产业来看，1994年以后名义值的比重基本不变，但是实际值的比重不断上升，实际值比重大于名义值比重，说明第二产业实际供给不断增加，而同时价格水平下降，是竞争加剧、供过于求的表现；第三产业的情况与第二产业恰恰相反，名义值比重大于实际值比重，前者在1996年经历了一个低谷后开始上升，但是后者上升则缓慢得多，说明第三产业供给增加幅度较小，价格上升明显，是供不应求的表现。因此，第二产业价格下跌成为通货紧缩的直接原因。

(三)转型期价格传导时滞延长、传导程度减弱、总体价格水平上升有限的特征

市场价格指标体系传达了不同环节的价格状况。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机制在不同的产业和地区是同质的，不存在结构性问题，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价格传导在最终环节体现出来，总体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可以作为物价总指数。在转型经济下，投资旺盛直接导致对于投资环节的生产资料的需求旺盛，并相应推动了燃料、能源和动力的需求，基础产业和基础材料供给紧张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并带动了这一领域价格指数――例如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和采掘业、原材料工业等的出厂价格指数的上涨，尤其是在基础产业部分价格仍然采用计划经济时期沿用下来的成本定价法的情况下，更进一步抬高了这一环节的价格水平。

而下游产业的生产和流通环节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必然结果――竞争加剧背景下厂商致力于改进制度、技术以占领市场，因此，供不应求的局面已经不复可能，供过于求成为经常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下，厂商致力于压低成本、降低价格，因此，上游的投资过热导致的价格上涨对于下游产品的价格影响力大大减小，基于完善的市场经济下的价格传导机制在这里出现失灵，表现为传导时滞延长、传导程度减弱的特点。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既有别于计划成分占比例较大的体制转型初期的宏观经济表象，同时又有别于完善的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表征：一方面是投资过热、生产资料的供不应求――以往其结果必然是总体的经济过热，另一方面其他产业一般表现为供过于求；一方面是上游价格迅速上升，另一方面总体价格上升缓慢。这种结果导致市场价格出现失真，形成假性的资源配置信号，造成资源的非有效配置，相应的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否出现了经济过热，以及是否应该采取紧缩的措施与以往相比显现了难度。

市场部转正总结例5

货币流通的特点和规律总是受一定的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影响的，因此，金融市场开放带来的上述金融结构的变化，无疑也会给我国的货币流通带来变化。金融市场的开放给货币流通产生的影响，表现在对货币的供给，货币的需求以及货币流通的结构三方面的作用。而这些作用对货币量的单方面影响或是扩张或是收缩。

(一)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货币供给由现金和存款两部分构成。流通中的货币可以区分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和潜在的货币两层。所谓现卖流通中的货市是指经常处子商品和劳务市场上为其服务，执行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职能的货币;潜在的货币.则是指暂时退出流通领域，处于价值储藏职能执行形态的货币。货币供给一般就是指这两种货币形态之和。为了以后叙述方便，我们用公式来表达:假如用Ms表示货币‘总供给，M:S表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MZ。表示潜在的货币，则:Ms=M25+M:s

金融市场的开放给货币供给带来什么样和什么程度的影响，又可分下而三种形况进行分析:

1.如果流向金融市场的资金不是直接来自于银行的货币发行(包括现金货币发行和存款货币信用创造)，则货币供给量M。不变，但货币供给层次结构、货币供给的测算速度、货币供给所形成的现实购买力总量会发生变化。

(l)供给层次结构效应这是指金融市场开放引起的货币供给总量中M:。增加M、M:s减少M:s的变化，以致原有结构M;s，M:S变为。这种结构变化程度可以用dms来衡量:

这种变化的实际意义是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增加到该变化的出现是因为，在金融市场开放后，由于金融资产、投资场所的提供，人们的资产效益，利息意识加强。使得他们产生了货币资产价值下降，金融资产价值上升的意识，从而，改过去用货币形态来实现价值储藏的习惯为用多种金融资产来实现的新方式。

(2)测算速度效应是指金融市场的开放带来的货币周转速度的变化，这种变化有正反两种影响，货币供给的测算速度一般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民经济总量指标与货币供给量之比。用GNP表示国民生产总值，则货币周转速度Vo可以这样倒推:

v。是包括M、。，MZ。在内的周转速度，可称之为真实周转速度，而现实流通中货币的周转速度为名义的周转速度。即

我们国家计算货币流通速度是指真实的货币流通速度。但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开发，真正对商品市场发挥影响的是名义的货币流通速度，即现实流通中的货币M:。和由潜在货币转化为现实流通中部分的货币增量才M，s的货币周转速度。

金融市场的开放，对名义的货币周转速度有正反两个方而的影响。一首先，是导致名义周转速度放慢，实际上，这只是货币供给层次效应的一种表现。即由于潜在的货币一部分转化化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使得其流通速度公式中的分母变大，从而，名义货币周转速度放慢。

v:为负，表示速度放慢。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开放，又产生了导致名义的货币周转速度加快的因素。因为，在金融市场机制下，金融信用活动活跃，生息偏好增大，人们将尽可能缩短手持货币收人的时间，而将货币尽快投资于金融市场。企业为了本身效益，同样将尽力减少闲置资金数量和滞留时间。货币的平均手持时间缩短。周转速度加快。因此，名义的货币速度在金融市场开放后究竟是加快还是放慢应根据这两种因素综合考虑。但是，整个货币流通速度，也就是真实货币速度，一般而言应呈加快的趋势。

(3)购买力流量效应这是金融市场开放后给货币供给形成的购买力总量带来的变化。

这种变化受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及其周转速度的制约。设货币总需求为:

D==Mls.VI

那么购买力流量的效应程度可以用dD表示:

2.前面讨论的是假定货币总供给M。不变。实质上，货币总供给Ms在金融市场开放后也会发生变化。同业拆放市场的开放，提高了专业银行资金使用效率，相对引起货币总供给增加。因为，一方面，同业拆放市场使各行之间的资金余缺得到迅速调剂，从而提高了资金的周转运用效率，使各专业银行对信用扩张更充满信心。另一方面，由于资金周转运用效率提高，各专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一般转存款(即超额储备)将减少而变成存款货币扩张的法定准备金。一般转存款的减少，由于削弱了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使得各专业银行的货币扩张能力相应增加。这是因为，货币供给的一般扩张模式是M。=mxB，其中B是基础货币，m是扩张乘数:其中r工、r:是法定储备和超额储备占存款货币D的比率，K现金货币与D之比，从乘数公式可见，在其它变量一定时，m与rZ成反比变化。即超额储备率rZ越高，乘数m就越小。反之则越大。在金融市场开放后，rZ将减少，从而m将增大。而在货币总供给M。mxB中，尽管基础货币仍不变，由于乘数m的增大，货币供给也就呈上升趋势升的程度由rZ下降的程度而决定。

影响货币总供给的另一个因素是“替代货币”的出现，即是指部分债券、票据的流通转让，将发挥类似货币的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职能作用。这在中央银行货币供给并未增加的情况下，实际上增加了货币供给量。

(二)对货币需求的影响金融市场的开放也给货币需求带来影响，具体表现在:

1.金融资产型货币需求增加。这种需求又可分为交易型需求和投机型需求。

(1)交易型需求金融市场中的二级市场形成后，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成为直接的买卖对象，并象商品一样有自已的价格。这样，金融资产的买卖也就必然要吸收一定数量的货币。这个量与二级市场的交易量相关，交易量的增大，服务于金融资产的货币就要增加。假如原来的商品流通规模为Q;，增加的蠢融资产交易规模为Q:，则过去的货币需求为:

(2)投机型需求这部分需求即是二级市场土的投机者的投机堆备金。二级市场开放之后，由于价格的变动，投机不可避免。一些人将在一定时间内持有一定量的货币以准备时机一到就及时买进证券，这种货币需求量要超过正常的需求，它的变动与金融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幅度成正比，与金融资产的收益成反比，由于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一般用利率来衡量，所以，投机型货币需求又与利率成反比。因此，当价格波动幅度越大越频繁时，投机型货币需求就越大;反之，就越小。当资产收益率越高时，更多的手持货币将被放弃转而购买资产;反之就越少。

2.物资商品型货币需求增加，金融市场的开放，导致物资商品型货币需求增加可从短期与长期进行分析:

从饭期来看，在物资商品市场上，生产资料市场对货币需求增加，生活资料市场对货币需求相对稳定。因为，企业长期受到资金短缺的制约，而金融市场的开放、打破了企业资金供应渠道单一的状态。多渠道的融资短缺资金供应渠道单一的状态。多渠道的融资方式、利率的诱发作用，潜在货币的转化，替代货币的增加，使得企业对货币需求现实增加，生产资料市场扩大。另方面，由于消费水平的相对稳定，金融市场的开放，对消费资料市场无甚重大影响。从长期来看，生产资料市场扩大的结果是企业的生产得到了发展，商品市场得到了发展，生产资料市场与生活资料市场共同扩大。

(三)对货币流通结构的影响

货币的流通结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这里强调的是货币投向结构和货币种类结构两种。

市场部转正总结例6

医院市场部目前做了哪些工作呢？发传单、挂户外牌、以及进行车套广告的维护等。挂多少牌？做多少车套广告？以及内容如何组织，设计等？更大程度上应该是策划人员的宣传工作。而执行这些工作，更多的是要求体力活（很多单位是将类似工作直接交给广告公司来完成的）。本院的具体挂户外牌等工作，交给几个身手敏捷的人，应该可以搞定。

市场部是否能够正常运转？能开展有效的市场开发工作？决定于医院制定的市场思路、市场开发人员基本的素质高低和市场部管理水平等。如果说策划工作要求的是有创意，求新，侧重于文字表达能力、平面设计能力等方面，是点对面的宣传工作；那么市场工作则基本上是根据市场开发工作的需要，侧重于公关能力、沟通能力等方面，是进行点对点的宣传工作；工作本身更多的要求市场人员较高的个人素质，以及较好的工作主动性、自觉性等方面。如果市场人员总是等着别人来安排其工作，同时其又不能很好的与人沟通，那么这样的市场人员原本就不合格。

一般单位用人，是因为“岗位”而选择“人”、用“人”；而我们现在的市场部工作是因“人”而设置“岗位”。如此，市场部工作怎么开展？市场部的业绩考核如何进行？

二、本院市场部的工作职能描述

1、调查市场、分析市场、总结市场规律，制定市场开发工作方向。

①、通过适当方式深入市场调查，分析、总结市场规律；

②、及时收集本医院病人信息，进行客观统计分析，找准市场方向。

上述工作，一是为了更好的明确市场工作方向，二是检验市场工作的业绩。当然，对医院策划部来说，也有必要进行市场分析工作。

2、适当的时候，进行医院全员营销培训，逐步提高医院整体营销水平。

医疗服务营销，不同于有形产品的营销。产品营销，可能是与生产者关系不大的工作；而医疗服务过程是病人来医院后的具体医疗行为，涉及到医疗服务的各环节，联系到提供医疗服务的所有医务人员。如何让病人来医院接受比较满意的医疗服务，自然就涉及到相关医务人员的营销观念，以及具体的营销行为。

提高我医院医务人员的营销意思、营销水平，进行医院内部的营销培训工作、营销工作，有时候更重要。

3、客服工作。

规范医疗服务，根据医院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程度的客服工作，提高医院现有客户的满意度，忠诚度，促进医院的良好口碑，从而促进医院的经济效益。客户服务工作也是销售工作配套的惯例。这同时也是全体医务人员共同的工作。

三、明确工作职能，有计划的有效率的进行市场开发工作

1、通过举办系列活动进行市场开发

①、策划、组织、举办各种活动：如大学生青春期健康讲座活动（女大学生人流总是比较多），针对农村市场的大型免费体检活动，以及其他各种公益活动等；

策划、组织、举办各种公益活动，对市场人员要求的素质更多。工作本身涉及到市场人员对相关政府职能部的公关能力，以及有效举行活动的执行能力，活动效果的分析、统计能力。

年后计划在湛江各高校，以及各级各类职业技术学院，有计划、有目的开展青春期健康讲座活动。为此，市场部还需要配备一名健康讲座人员。活动能成功进行，既是医院形象、医院品牌的进一步推广，也可以直接促进医院经济效益。

年后计划针对湛江农村市场，做进一步的市场开发活动。主要以乡镇、甚至有代表性的村为单位，组织一定规模的免费体检活动，或者专题讲座活动，进而发现病人，从而直接带来医院的经济效益。适时组织、安排周边社区相关工作。

②、活动类人员要求：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医学类、市场营销类相关专业毕业，25岁以上，性别不限，沟通能力强，工作态度端正，团队意思强，从事市场开发工作一年以上，有医药、医疗器械，医疗市场开发工作经验优先。

2、转诊类业务工作

市场部转正总结例7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造就了复杂的经济体制现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中国在转型过程中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模式，而不是大爆炸或休克疗法。中国的改革是分步进行的，由浅入深、先易后难、从点到面。这样的改革避免出现大的冲击，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但是很多艰难的问题也遗留了下来，许多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包括私有化、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等等；由于改革是从点到面，因此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高，而有些市场化程度则低。

1．总体市场化水平根据《2010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见表1）综合现今主流统计结果会发现这些指数中近70％的指标显示我国的总体市场化水平处于中等市场化程度（请和中等发达程度区分开来）。不管是政府的数据还是学术研究，近十年来③，大家比较赞同的是我们国家的市场化程度在60%～75%之间。

2．行业市场化水平经济学中认为，行业市场化，主要是通过行业的非国有化程度，即各行业非国有经济的占比来衡量。一般用非国有经济部门在岗职工人数占行业在岗职工人数的比重来衡量该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根据《2010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可以看出，市场化水平高的行业基本上是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以及房地产业（均超过45％）；而金融保险业（35.7％）、公用事业，比如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22.8％）、邮电通讯（14.8％）以及交通运输中的铁路运输（4.3％），还有文化产业如体育（7.5％）、教育文化艺术产业（4.3％）等，市场化程度都要低得多。显然，在这些垄断型行业中，市场化程度还是非常之低的。综合以上分析，对当前行业市场化的总体判断是：制造业市场化程度最高，服务业中的金融保险、文化产业等，市场化程度还很低。

3．地域市场化水平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非常不平衡。这从国民经济研究所的NERI指数可明显地看出来。2000年排名前10位的，除了安徽，其他都是广义的东部沿海地区。总体而言，市场化程度，西部最低（4.71），中部次之（5.47），东部最高（7.16）。而且，东部与中部的差距比中部与西部的差距要大得多。

二、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复杂性与转轨经济法的任务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育情况是极为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市场化程度高或者不高来概括。“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经济发育不够成熟”这一基本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在研究时，特别是要以这一事实作为研究基础时，应该区别情况，具体对待。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总的来说中国的市场化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不过需要我们经济法研究者注意的是，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依旧是国字当头。在这些行业中，市场准入门槛苛刻、行政干预很强，自由竞争较弱。而在一些行业，如轻工业行业或者服务餐饮行业，市场化程度较高；从地域上讲，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经济欠发达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低。另外，需要注意的还有，政府管理错位和错误的行政干预并不代表行政干预强（依法的行政干预），很多干预都是粗暴的、过度自负的违法干预。

1．转轨经济法要区分不同的经济领域采取不同的措施很明显，某些行业市场开放程度高，市场在资源调配中发挥着基础作用。市场经济的一些弊端暴露的较为明显。在这些领域，政府管制软弱无力放纵了市场的缺陷。比如餐饮业，一般来说会有一二十个监管单位对其进行管理，但是依旧保证不了食品的安全性，保证不了餐具的卫生，保证不了消费者不被宰价。这些领域，显然不是要减少政府的公权力的，而是要进一步加强执法授权，保证公权力被正确地执行。在这些领域，经济法依旧要注意控制市场的缺陷性，防止不正当竞争、防止可能发生的垄断。而在有些领域，权利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要的作用。在这些领域，就要凸显转轨经济法的控权功能，限制对政府授权。当然，经济法的控权的功能和行政法比起来弱很多，控权主要还是要由行政法来实施，经济法主要是注意控制对权利的授予。不过笔者同时也认为，经济法的控权功能并不一定非要表现的如行政法一般，体现在具体的控权行动之中，经济法如能在制定相关行业和地区的经济法规章时，将控制授权的理念运用其中，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强调和信任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能力，减少对政府的授权也是一种控权表现。

2．转轨经济法要和民法、行政法联动，发挥培育市场控制公权力的功能在市场经济发育较为完善的领域，会出现市场缺陷的问题。但是当这些缺陷暴露时，往往看不到政府发挥应有的功能。法律对于政府如何管控市场是有规定的，即便这些规定有些还有不完善，不够成熟之处，但在严格执行之下，大部分问题应该足以解决。如老百姓关注的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等问题，并不是由于政府公权力的管制太强而产生的，而是由于政府监管的错位而产生，只能说行政机关没有依法行政。在政府公权力不作为或者滥用时，行政法应该是控权的主要力量。但是在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的领域，制定的法律赋予公权力过大的干预市场的时候，经济法的控权作用就应该凸显出来了。

市场部转正总结例8

在当今形势下，利润中心制度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用，通过建立利润中心，企业业务单元的经济利润可以直接用相关的利润指标来考核评价，更有利于明确责任和加强管理。利润中心制度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绩效考评制度，更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企业管理方式。

利润中心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 盈利性

每个利润中心都会有独立的损益表，并以其盈亏金额来评估其经营绩效。非属对外的营业部门，就需要设定内部交易或服务的收入，以便计算其利润。从责任落实的角度来看，利润中心最大的特点是将企业的目标（盈利）与企业内部部门目标保持高度一致。

二、 独立性

作为利润中心，无论是否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在企业内部将其界定为独立的经营个体，在产品售价、采购来源、人员管理及设备管理等各方面均享有高度的自主性。同时，利润中心负责人的决策能够影响该中心的利润。从授权的角度来看，只有将影响利润的权力授予利润中心负责人，才能真正实现权责匹配。

三、内部市场化

企业内部多个利润中心之间，利润中心与成本中心之间按照市场机制建立交易关系，明确相互之间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收费标准，确定违约责任和索赔机制，同时，引入外部市场价格促使内部交易服务成本下降，如果内部服务成本无法降低则还应寻求外部交易机会。

内部转移价格(intenal transfer price)是企业对中间产品内部转让计价的一种标准。企业成立利润中心，实行分权管理，要解决好利润中心之间依照什么原则转移商品和服务的问题。当两个或更多的利润中心共同负责某种产品的开发、制造、销售时，每一个利润中心都要分享销售收入，那么就要使用转移价格机制来对收入进行合理的分配。转移价格主要不是作为会计工具，而是作为激励管理者进行正确决策的行为工具。

1.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转移价格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内部转移价格就是直接以市场价格作为责任中心之间中间产品或劳务的内部转移价格。此方法是假定企业内部各部门都立足于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它们可以自由地决定从外界或内部进行购销。同时，产品或劳务处于完全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并有客观的市场可供采用。

一般认为，市场价格是制定内部转移价格的最好依据。因为市场价格比较客观，对买卖双方无所偏袒，而且能激励卖方努力改善经营管理，不断降低成本。

同时，市场价格也最能体现利润中心的基本要求，在企业内部创造一种竞争的市场环境，让每个利润中心都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生产经营单位，以利于相互竞争，最后再通过利润指标来评价和考核它们的经营成果和工作业绩。

在采用市场价格作为计价基础时，为了保证各责任中心的竞争建立在企业总体相一致的基础上，企业内部的买卖双方都应遵守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各责任中心之间应尽可能进行内部转让，除非责任中心有充分理由说明进行外部交易比内部转让更为有利。

在利润中心或投资中心之间相互提品或劳务，在有客观的可供利用的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其内部转移价格要按市场价计价，这是使它们能形成“部门利润”的一个必要条件。

以市场价格作为内部转移价格的优点是:“买方”责任中心可以同外部市场相比，如内部转移价格高于现行市场价格，它可以舍内而求外，不必为此支付更多的代价；“卖方”责任中心也是如此，市场价格迫使它不能获得高于市场价格的收入。这是正确评价各个利润中心和投资中心的经营成果，并且充分发挥其生产经营主动性的一个重要条件。

实际上，以市场价格作为内部转移价格也有局限性。由于企业内部相互转让的产品或提供的劳务手续简单，往往比对外销售节约较多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如仍直接按正常的市场价格计价，这方面的节约将全部表现为“卖方”的经营业绩，而“买方”却得不到任何好处，因而其结果不太合理。

2.以成本为基础的转移价格

以成本为基础的内部转移价格就是在各产品中间产品或劳务的成本基础上加上一定比例的内部利润作为内部转移价格的方法，也称为成本加成法。此方法主要适用于各责任中心之间转让的产品或劳务处于不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即中间产品或劳务没有正常市场价格的情况。

从理论上说，成本加成可在各种成本基础上进行。但由于成本加成制定的内部转移价格是一种管理手段，它应与其他各种有效的管理方法相结合，因此，成本加成一般按中间产品或劳务的标准成本加成。以标准成本为基础进行成本加成具有以下优点:第一，定价基础相对稳定，因而易于操作;第二，避免将“卖方”的成本节约或浪费“转嫁”给买方，不仅有利于激励卖方努力降低成本，而且又便于正确考核买方的工作业绩。

比较有代表性的基于成本的定价法有两步定价法、利润共享等。

(1)两步定价法

两步定价法是建立包括两部分价格的转移价格。一部分与产品的标准可变成本相等。另一部分则是一个周期性支付(通常是每月一次)的定额，等于计划转移货物量所占用设备相关的固定成本。

在这个定价体系的一个优势是，生产部门的利润业绩不受最终业务单元的销售量的影响，这解决了最终业务单元的营销能力影响纯生产部门利润的问题。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部门和总公司的矛盾:对于购买方，不利用公司内的生产能力可能获得更好的服务，而且成本更低，质量更好。对于销售方来说，总生产能力不足，生产部门会为了自己部门的更多收益而选择为外界生产。

市场部转正总结例9

【关键词】市场化程度 农业增产 区域差异

一、引言

从2004年开始，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恢复性增长，扭转了多年连续减产的局面。2011年我国粮食总产量57121万吨，比2010年增产2473万吨，增长4.5%，粮食产量也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纪录，达到了2020年粮食产能规划水平，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与此同时，我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农业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实现了8连增。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国内农业来说，有利有弊。一方面有利于扬长避短，加速调整国内农业产业结构，利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的管理和生产水平，提升农产品质量，带动中国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农业综合素质的增强，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在参与世界农业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我国农业发展也面临风险和挑战。但是对于市场化发展对农业发展影响的研究，目前还缺乏比较系统的实证研究， 基于此，本文尝试利用2000-2010年中国28个省份数据，来研究市场化程度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程度及其区域差异。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描述

研究农业一般采用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被解释变量为农业总产出，解释变量包括农业投入的资本量、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等，本文研究选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对数形式。本文计量模型设置如下：

lnPit=β0+β1lnAPit+β2lnIRit+β3lnMCit+β4lnCHit+β5lnELit

+β6lnMAit+μit

其中，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为农业总产出（P），核心解释变量为市场化程度（MA），控制变量为农业从业人员（AP）、有效灌溉面积（IR）、农业机械总动力（MC）、化肥施用量（CH）和农村用电量（EL）。本文主要研究对象为全国28个可以获得数据的省份，将其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来考察分析区域差异。在时间跨度上，选取2000-2010年的数据考察入世以来我国市场化的发展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因变量为农业总产值（P），并以2000年为基期将农业总产值调整为实际值，农业从业人员（AP）、有效灌溉面积（IR）、农业机械总动力（MC）、化肥施用量（CH）和农村用电量（EL）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新中国60年农业统计资料》。市场化程度指标（MA）来自于樊纲、王小鲁、朱恒鹏所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于2001 年起陆续编制发表了中国各省的市场化指数，到目前为止已经涵盖了从1997 到2011年这十五年。利用时间跨度较长的分省市场化指数，既可以使我们从更长的时间跨度考察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地区差异，又为我们利用面板数据考察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供了可能。

三、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面板模型在回归前需检验数据的平稳性，本文选取最常用的两种单位根检验方法LLC和Fisher-ADF进行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lnP、lnIR、lnMC、lnCH和lnEL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不平稳的，只有lnAP和lnMA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但是这7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在1%的显著性下是平稳的，即一阶单整I（0）。接下来需要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Kao检验法和Pedroni检验法对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其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协整结果表明，Kao检验和Pedroni检验都说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可以直接对方程进行回归，此时回归结果是准确。

（二）回归结果分析

对全国和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子面板进行混合回归和固定效应回归，发现F检验均表明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面板数据确定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需要做豪斯曼检验。结果表明，需要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全国面板数据进行回归，而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对东部、中部和西部这三个子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见表2。

市场化程度指数变量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市龌的发展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农业市场化的程度在不断增加。从系数来看，全国、东部和中部的系数为正，说明市场化的发展对这些区域的农业生产产生了正的效应，而西部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农业生产在逐渐落后。市场化程度指标反映了一个地区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对先进技术、生产工具的接纳和可获得性的程度。东部地区由于其具有无可比拟的区位优势，市场化程度最高，有利用先进技术和生产工具的积极态度和资金优势，农业的市场化程度也最高。虽然近年来东部地区的农业耕地面积在减少，但是先进技术、工具和市场环境的优势条件抵消了耕地减少的副作用，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正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由于市场条件比东部差，市场化程度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相对东部较小。西部地区在农业生产中不具备土地优势、人员优势，在市场化进程中又比东部和中部缺少技术优势和市场环境优势，使得西部地区在农业生产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表现在负的系数。从全国整体数据分析结果来看，市场化发展对农业增产的贡献达到了2.26个点，影响显著。本文认为市场化程度对农业增产的贡献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促进了农业税费改革和财政转移支付。市场化发展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地方政府财政自筹的制度，减少了地方政府对于农民税收的征收的随意性，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同时中央财政每年向农民种地提供补贴，在提高种粮积极性的同时也增加了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提高了农业产量；在土地制度和劳动力转移方面做出了政策改变。市场化的发展促使家庭经营向专业化、组织化的大规模经营转变，促进了一批农业专业合作社和种粮大户的产生。另一方面，劳动力的转移缓解了农村土地的压力，从客观上改善了农业生产环境，从而实现了农业的连续增产；市场化的发展从农业资金、生产要素流通等方面为农业生产要素的大范围使用提供了便利。农业发展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农业要素的投入需要资金，不仅在研发生产方面企业需要资金支持，在使用方面农民也需要资金来购买各种生产要素。同时现代交通的发展、流通体制的完善也为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提供了便利。

在控制变量方面，全国和东部、中部农业从业人员在1%的水平下显著，西部在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农业从业人员对全国和各区域都有显著地影响。从全国来说，增加有效灌溉面积对全国、东部和中部来说有正的效应，对西部有负的效应。农业机械总动力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农业机械化能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能把大量农村劳动力从繁重体力劳动中释放出来，加快农村劳动转移的步伐。对全国来说，化肥施用量将会使农业总产值下降，其对农业生产的副作用开始显现。西部地区由于环境土壤的脆弱性，施用化肥对土地的生产能力将产生很大的负效应，但是东部和中部由于生态环境的相对优越和充分的自净能力，化肥施用的负效应暂时还未显现出来。全国、东部和中部的农村用电量变量在5%的水平下显著，随着农村电网改造升级的进行和农业电气化的推行，农村用电量的增加将对农业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结论

本文利用2000-2010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在市场化进程中农业生产的发展变化。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显著的促进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促进农业税费改革和财政转移支付、在土地制度和劳动力转移方面做出政策改变和在农业资金、生产要素流通等方面为农业生产提供便利。分区域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最高，有利用先进技术和生产工具的积极态度和资金优势，农业的市场化程度也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在市场化进程中比东部和中部缺少技术优势和市场环境优势，表现为负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发挥市场化发展对农业增产的作用，需要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农业经营主体的市场化。在家庭承包为主体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的发展种粮大户和各种农业合作组织，既可以发挥比较优势，集财集智，又可以解决因劳动力转移而出现的土地荒芜现象；农村资金的市场化。总体上说，农村中资金供给长期，不能满足农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要拓宽农村融资渠道，增加正规金融机构融资，减少融资壁垒，增加外源融资规模；农村劳动力和土地的市场化。农村劳动力要从农村土地中释放出来，缓解土地压力，需要改革户籍制度，破除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同时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在土地市场化方面，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实施大规模、机械化经营，增加农业产值；政府管理的市场化。要发挥政府在公共品供给方面的作用，增加基础设施、农民再教育、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服务、农业救灾等方面的供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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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浩，陈昭. 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度研究――基于分省非稳定面板的实证分析[J]. 南方经济，2008，（01）：61-75.

[3]杜江，刘渝. 农业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还是对外贸易[J]. 南开经济研究，2010，（03）：73-89.

[4]张永礼，陆刚，武建章. 基于MIV和GA-BP模型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15，（06）：1026-1031.

市场部转正总结例10

一、“十二五”永州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环境

“十二五”时期，永州经济结构调整既面临重要机遇，同时又面临严峻挑战。

（一）面临的挑战

1、增长压力加大。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外部需求的下降，由此使外向型产业面临了严重的生存困难，这些外向型产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尤其以东南沿海最为集中。而包括永州在内的中西部地区外贸依存度较小，因而受到的冲击表面上也较小，但是应当看到，永州等中西部地区主导产业对东部地区具有较大的市场依赖性。尤其是2008年以来，永州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力度不断加大，永州的外向型产业其实就是东南沿海部分外向型产业的延伸，因而受到的影响也较大，2009、2010年我市加工贸易不断下滑，就是这种影响的直接结果。目前，永州正处于工业化的关键阶段，而工业化本身就是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工业发展速度的降低或工业企业经营困难必然影响到工业化进程，造成增长压力加大，进而对整个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提出挑战。2011年1—3月永州主要经济指标全面下滑和在全省排位的回落，释放了经济增长压力不断加大的信号。

2、市场竞争加剧。一方面，由于永州经济外向度低，很多企业尤其是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是依靠国内市场生存的，东部地区的外向型企业一般具有更为雄厚的资金、更为先进的技术和更为高效的组织结构，当这些优质企业转向国内与内地中小企业争夺国内市场时，必然恶化永州中小企业的经营形势。另一方面，永州的加工贸易上游企业基本上都在东南沿海，受欧美市场订单不足和人民币升值影响，东南沿海上游企业不断打压加工价格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高其竞争能力。结果，我市加工贸易当中的中小毛织企业普遍处于养工人、保工资、维持基本运转的状态，企业利润下降。初步统计，2010年来我市有40%以上的毛织企业减产，蓝山县毛织企业正常经营情况下毛利润一般在15—30%之间（从广东大朗等接第二手订单为15%左右，自身直接拿第一手订单为25—30%左右），企业无利可图。

3、高能耗行业比重大。长期以来，永州市工业以重化工业为主，且规模工业企业户数有40%左右为高能耗企业，高能耗企业综合耗能量占全部工业能耗总量的比重达到90%以上。目前，全市规模工业高耗能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六大行业仅贡献了3成多的产值，却消耗了全市能耗总量的8成多。按照行业准入要求，全市电解锰企业目前符合新建项目准入条件的25000千伏安及以上电炉生产能力和环保符合达标要求的企业极少，大量产能来自高耗电、污染重的低效电炉，其中5000～25000千伏安电炉占总生产能力的90%以上，而且产业集中度低，没有一家达到10万吨以上的产能企业，最大的只有3万吨，达到2万吨以上的也只有2家，其他都是 1万吨以下的小企业。这种工艺装备落后、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结构形态既不利于节能减排目标的完成，也不利于新型工业化的推进。

（二）面临的机遇

1、区域经济格局面临重新“洗牌”。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区域经济结构正处在调整的关键时期，主要表现是中西部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速度与东部地区缩小差距，甚至部分指标超过了东部，区域经济向趋同方向发展。金融危机爆发后，外向型产业的困境使我国东部地区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有所减弱，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受影响相对较小,并且具有巨大的潜在需求市场，从而在经济增长贡献和经济政策上的地位都有所提高。毋庸置疑，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正在悄然破局，无论从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还是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看，这种变化都弥足珍贵。因为东部地区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又会反过来促进产业、资金、技术等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为后者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果永州能在这次危机中抓住机遇，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进技术和管理创新，使产业结构更趋合理，焕发出新的经济活力，永州的区域地位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

2、沿海产业转移内驱力增大。后危机时代，传统产业在东部地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外部市场的急剧萎缩也势必要求这些企业到内陆地区开辟新的市场。虽然东部地区还有一些成本较低的区位可供转移，但是中西部资金和技术的缺乏给这些企业提供了更大的边际报酬率，而永州等中部地区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也大大降低了这些区位的商务成本，使远距离的转移更具有吸引力。无疑，产业转移大潮的来临给永州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永州靠近珠三角，区位、资源优势明显，随着二广高速、厦成高速、洛湛铁路、湘桂铁路复线以及8条出省跨境公路等一批重大交通项目的陆续建成，永州作为东中西三大经济梯度承接地带的区位优势将更加凸显，环境承载能力相对较强，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结合成本低廉，可以大大降低产业结构的转移和调整成本，在产业结构上具备了梯度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利”条件。永州可以借此机遇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来打造产业集群，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深度开发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并通过知识溢出效应来获取新知识和新技术，实现技术升级。

3、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带来重大调整机遇。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近年来出现了重大调整，更加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要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2011年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要围绕促增长、促升级，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因此，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和项目将受到抑制，而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从国家战略层面得以系统的部署和推动，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的各种政策，无疑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给战略性新兴产业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这对原材料产业比重偏大、产业结构层次 偏低的永州来说，是重大的政策机遇，对抢占新一轮经济增长制高点，使永州经济发展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十二五”推进永州经济结构调整的总体思路

当前永州市正处于体制转轨和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在经济主体、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等多元化趋势加速和对外开放日益扩大的新形势下，面临的经济环境更加复杂。由上述分析可知，要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实现永州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就必须抓住机遇，积极迎接挑战，提前做好战略部署，唯此才能保证永州区域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并促进经济结构不断升级。其总体思路是：充分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争取更多更有效的国家投资，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完善城乡社会制度建设，积极承接东南沿海、长株潭和武汉城市群产业转移，并借助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零关税政策，紧紧抓住内需市场开辟、“一化三基”战略实施、区域竞争力提升、生态新城建设、农村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等核心问题，推动永州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权结构、技术结构、人才结构、投资结构、城乡结构、消费结构等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实现全方位的优化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三、“十二五”推进永州经济结构调整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市场导向原则。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危机，危机中企业对市场的争夺将更加激烈，而成本过高、质量一般的商品生产者很有可能在竞争中丧失市场份额，甚至亏损倒闭，因此，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必须符合市场的发展方向，重点发展收入弹性大、市场前景好、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重点开发能体现本地优势和特色，需求价格弹性小的差别化产品。同时，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办事，实现全市一盘棋，特别是在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坚决杜绝地方保护主义，使南六县和北五县区在合作与公平竞争中不断融合，使永州在省内外、国内外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提高区域地位和竞争力。

2、扩量提质原则。永州属于欠发达地区，经济总量偏小，产业层次偏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正确处理好扩量与提质的关系。所谓扩量，就是要扩充数量，增加一些既符合本地实际又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新项目、新产业、新投资。比如说，以中成药为主的新医药工业，它不仅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而且也非常切实永州的实际。像这一类的产业，就要向国家有关部门争取立项、投资，扩大其总量规模，努力提高该行业在全市经济中的比重。所谓提质，就是要在现有经济存量、经济水平、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加大调整力度，优化内部结构，全面提高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永州经济发展中的比重。

3、比较优势原则。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地区之间，无论是自然资源、地理区位，还是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和市场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生产成本低，生产效率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其产业往往具有竞争优势。如果一个地区缺乏比较优势，就很难形成区域竞争优势，即使有外力的支持，其产业做大做强也比较难。因此，永州应依托毗邻两广、近靠东盟的区位优势进一步抓好产业对接，发挥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都比广东和其他经济发达地区低的优势，发展制鞋、电子、毛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优质的果蔬、烟草、油茶、中药材等资源发展精深加工工业，充分有效地利用本地的人力、物力、财力、自然资源以及国际分工的好处。

4、可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永州地处湘江上游，生态环境的好坏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发展，同时也直接关系到下游众多地区的发展，永州在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必须将可持续发展作为调整和升级的标准和方向。目前，永州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文化底蕴深厚，这既是当前发展的宝贵财富，也是未来发展的持久动力。必须按照更高的要求，保护、开发和利用好这些生态和文化资源，提前谋划发展布局，采取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发展循环经济，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当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清洁能源和环保产业是下一轮技术进步的核心产业，“低碳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永州是一个能源贫乏的地区，清洁能源、新医药、节能环保和文化旅游产业不仅应当作为永州的一个重要经济增长点予以培育，而且也应当作为调整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