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成本论文例1

财务管理是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其中企业财务活动是对以现金收支为主的企业资金收支活动的总称。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物资的不断购进和售出，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资金的支出和收回，企业的经营活动不断进行，也就会不断产生资金的收支。企业资金的收支，构成了企业经济活动的一个独立方面，这便是企业的财务活动，企业财务活动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企业筹贷引起的财务活动。

(二)企业投资引起的财务活动。

(三)企业经营引起的财务活动。

(四)企业分配而引起的财务活动。

企业财务关系是指企业在组织财务活动过程中与各有关方面发生的经济关系，企业的筹资活动、投资活动、经营活动、利润及其分配活动与企业上下左右各方面有着广泛的联系。企业的财务关系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企业同其所有者之间的财务关系。

(二)企业同其债权人之间的财务关系。

(三)企业同其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关系。

(四)企业同其债务人的财务关系。

(五)企业内部各单位的财务关系。

(六)企业与职工之间的财务关系。

(七)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的财务关系。

本文中我们要重点关注企业与税务机关之间的财务关系。这主要是指企业要按税法的规定依法纳税而与国家税务机关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任何企业，都要按照国家税法的规定缴纳各种税款，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实现．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及时、足额地纳税是企业对国家的贡献，也是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因此，企业与税务机关的关系反映的是依法纳税和依法征税的权利义务关系。

二、税收筹划的概念和内容

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或者股东权益最大化,是在法律法规允许并鼓励的范围内,通过经营、投资、理财等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对多种纳税方案进行最优化选择的一系列行为。税收筹划是企业合理、合法的行为,是国家法律法规鼓励的,更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税收筹划实质就是节约税收支出,提高企业利润,是促使利润最大化的手段之一。为此企业要加强税收筹划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应用。税收筹划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合法性。税收筹划不仅遵守税收法规，而且还体现了税收的政策导向。它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为依据，受到国家的允许和鼓励。

2、目的性。税收筹划的目的，就是要减轻税收负担，同时也要使企业的各项税收风险降为零，追求税收利益的最大化。

3、积极性。政府根据纳税人谋取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心态，有意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引导投资者和消费者采取符合政策导向的行为，来实现某些宏观调控的需要。

4、计划性。税收筹划是纳税人一种具有计划性的涉税经济活动，又是一项事前经济活动。纳税人在经营活动前会把缴税作为影响经济利益的主要因素来考虑，而纳税行为则是在纳税人应税经营活动发生后才发生的。

5、整体性。税收筹划的整体性，一方面指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轻重；另一方面指企业应当选择总体收益最多但纳税并非最少的一种方案。

税收筹划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应用表现在财务管理的每一项活动当中。

1、投资设立活动税收筹划

投资设立活动税收筹划是指企业在投资设立过程中，在申请工商注册和办理税务登记时，根据国家的优惠政策和企业实际情况，通过分析比较，选择适合的注册地点、企业类型、组织形式、产品类型的过程。如注册地选择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发区等；企业类型选择国家实行税收倾斜的外商投资企业、国家科委主管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类型选择高新技术产品、星火产品等。在组织形式上可根据税收差别及自身情况选择合伙制企业还是公司制企业，是分公司还是子公司。

2、筹资活动税收筹划

（1）筹资形式的选择。企业对外筹资有负债筹资和权益筹资两种形式。权益资金可长期使用，不需要支付利息，但可能要支付股息，且股息从税后利润中分配，资金成本较高；负债资金到期要还本付息，风险较大，但利息可在税前扣除，资金成本较低。当负债筹资比重增大时，企业获得的节税收益增加，特别是当息税前利润率大于借人资金成本时，还可产生正的财务杠杆作用，负债筹资比重越大，企业的权益资金收益率就越高。但负债过多，资产负债率过高，财务风险也随之增大，这就需要企业在筹资成本效益与风险之间进行均衡，合理确定资本结构比例。

（2）融资租赁的利用。融资租赁是现代企业筹资的一种重要方式。企业通过融资租赁，可以迅速获得所需的资产，保存企业的举债能力，同时租人的固定资产可以计提折旧在所得税前列支，支付的租金利息也可按规定在所得税前扣除，因此融资租赁的抵税作用比较明显。

3、生产经营活动税收筹划

（1）合理选择存货计价方法。按税法规定，存货发出的计算方法可以在个别计价法、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平均法、后进先出法等中任选一种，但一经选用在一个会计年度内不得随意变更。因此,对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要充分考虑市场物价变化趋势的影响。通常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选择后进先出法，可以使期末存货成本降低，本期销货成本提高，以降低当期利润，从而降低当期的所得税。反之，在物价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则应选择先进先出法以减轻当期的所得税。在物价波动的情况下，宜选用加权平均法或移动平均法，以避免企业各期应纳所得税额上下波动，增加企业统筹安排资金的难度。从长期看，存货计价对企业税负没有影响，实际交纳的税款是一样的，但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无异于“无息贷款”，对企业来说缓解了资金压力、节约了筹资成本，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相应的财务收益。

（2）合理选择折旧计算方法。折旧分期计入成本，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利润和当期应纳所得税额。企业应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选择适合的计算方法和折旧年限。一般情况下，选择加速折旧法可推迟纳税，有利于企业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但也并非总是如此，例如当企业适用开办初期减免所得税政策时，加速折旧法使企业在减免期内利润较少，而减免期后利润又较多，税款支出也较多。因此,企业应结合自身情况作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

（3）合理列支成本费用。《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应纳税所得额是指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去准予扣除项目金额后的余额。并明确规定了准予扣除项目的内容和标准。可见,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充分列支准予扣除项目，就能有效的减轻所得税负担。因此企业对于已发生的损失要及时报批核销，如资产的盘亏和报废、坏帐损失等；对于限额列支的费用应准确掌握其允许的限额并予以充分列支。如业务招待费、广告费等；另外对于一些可预计的费用，应以预提的方法计入费用。

（4）合理选择结算方式。企业的结算方式与税负也有一定关系，例如：直接收款方式销货收入的认定，以实际收到货款或收到销货凭证时为准，因而可对取得货款时间稍加控制，相应影响损益；又如分期付款销货收入，按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作为收入的实现，也可作度控制；工程收入实现采用全部完工法等也可以达到递延收入的效果。通过对结算方式的策划使销售提前或滞后，达到使利润集中于税收减免期内的目的，享受最充分的税收优惠。

4、收益分配活动税收筹划

（1）用好再投资退税政策。税法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方投资者，若将分得的利润再投资于本企业或在中国境内的其他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退还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2）股利分配税收筹划。企业的股利分配方式主要有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两种。股利政策对股东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的现金流量均有一定影响。用现金发放股利，股东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企业有一定数额的现金流出。而发放股票股利，无需支付现金，可以增加营运资金,相对扩大了所有者权益的数额,使企业价值最大化。股东也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还可以从股票价值增加量中获取收益。

除此之外，企业还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兼并亏损企业达到整体税负减少的目的.

纳税成本论文例2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格局已初步建立，与之极不相称的却是纳税人权利暗弱和意识不明的现状，这极大地阻碍了依法治税方略的推进。在各经济主体的利益边界日益明晰、利益驱动机制日趋强化的今天，只讲义务而不讲权利的义务论已得不到认同。税收作为“维系一个民族命运的大血脉”（马克思语），没有纳税人真切的认同和参与，是难以畅行的。因此，彰显纳税人权利、重塑纳税人意识都应成为当前依法治税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似乎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

一是更新税收理论。在对税收根据的认识上，我们不妨吸收西方“利益交换论”的合理内容，以“税收是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费用，体现了国家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的观点更新传统的税收理论。承认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就是一种利益的“等价”交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并不是无偿的，政府是在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前提下才取得税收的，以培养纳税人的权利主体意识。

纳税成本论文例3

 

税收的重要性历来是毋庸质疑的。我国唐代名宰相杨炎曾说过：“财赋者，邦国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轻重系焉”, 霍姆斯又曾说，税收是文明的对价（Taxes are the price we payfor a civilized society）。的确，文明才是任何政府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税收只是手段和必经过程而已。

为了高度文明这一目标的实现，人们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引来了文明的威胁，即市场的天然缺陷——市场失灵、外部效应、竞争失效和垄断，信息不充分，偏好不合理。因此，管制、补贴、立法等政府作为显得必不可少，而政府作为的关键经济后盾便是税收。德国财政学家瓦格纳在其《财政学》一书中说，从财政的意义上看，赋税是作为对公共团体事物建设的一般报偿，公共团体为要满足其财政上的需要，以其主权为基础，根据一般的原则和标准，按公共团体单方所规定的方法，对另一方按所规定的税额，强制地向个人征收赋课物。

以上对税收的界定很好的印证了Oliver Wendell Holmes的名言。税收与文明的“有偿合同”关系体现了税收最原始的性质，也是税收产生的初衷和应到达的理想状态。当这套理论呈现在人们面前时，每个人都会认为税收是美好的，值得为其牺牲暂时的、个人的利益，应当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忠诚性的或习惯性的纳税遵从。但显然现实状况并非如此，从世界各国看，税收不遵从问题特别是逃税问题一直是一个困扰各国政府的难题，我国亦不例外，公开暴力抗税作为我国税收征纳矛盾的现实表现，每年税务战线因暴力抗税而牺牲的事件总有几次，近年大案要案还时有发生，案件多发、税收秩序混乱的地区仍然存在，涉税违法行为有不断蔓延的趋势。也就是说，我国纳税人目前大部分停留在制度性遵从和防卫型遵从的层面上甚至有部分根本不遵从，整体上纳税意识偏低。

这些现象的产生从源头上说，是因为税收的本性和使命被置于各异的现实情况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扭曲。具体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理性人本性所致：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公共产品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收益的非排他性。在边际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有效的资源配置的原则就是免费提供公共物品给对其有需求的任何人。正是公共产品的这种特征引发了免费搭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享受由别人提供资金，而自己不付分文的外部收益的动机。“如果不存在惩罚措施并且只有少数人采用这一战略的话，免费搭车可以是任何一个理性人的做法。免费论文，制度建设。”税收的主要流向恰恰是公共产品。因此在税收领域，免费搭车者同样认为，即使他们不遵守税法并减少了税收支付，他们能得到的政府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也不会受到影响。与此同时，“如果一个群体中的所有人都选择免费搭车策略，那么，就无车可供其乘，因为没有人乐于生产公共产品. 在这种策略下，每个人的境况都会变坏，因为公共产品的收益将被完全放弃。”即引发所谓的公地悲剧。免费搭车问题必将导致公共产品供应的萎缩，具体到税收领域，就是大规模的税收流失，最终税收的作用无从谈起，政府失去经济后盾，即使有心也无力可施。

另一方面是我国的诸多阶段性现实因素所致。

1.观念和理解上的问题：

在中国的历史上，税总是以“苛捐杂税”的形象出场，是“猛于虎”的苛政“代言人”，税在人们心中一直没什么好形象。虽然经过近百年的“进化”，“‘国家本位’、‘义务本位’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这决定了直到如今，在人们的观念里，税依然没有完全地摆脱“横征暴敛”的影子。加之，我们当前对税最基本的认识之一就是税具有无偿性、固定性和强制性。这种耳熟能详的性质界定无疑加剧了纳税人心理上的排斥感，淡化了税收的原则之一——受益原则。

2.实践中的问题

现实中，税收的数次、大批量的不翼而飞也使人们对税收的使命产生了强烈的质疑。这反映出行政主体对纳税人的权利侵犯之严重程度。其病源有以下几点：

（1）在立法上，税收立法权限划分不明确，立法程序不严格，立法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给予了随意侵犯纳税人权利很大的空间。

(2)在执法上，税务机关和执法人员缺乏严格执法的观念。“公款消费”问题、“关系高于法律”是典型代表。“在纳税人和税务官员的交往中，明显存在给税务官员支付不正当报酬的机会，而且这是结成利害关系的基本动机。形成了当前这种存在于税收领域的不良风气。尤其在我国这种关系本位的社会中，在角色的冲突面前，往往舍法律就人情，因人而异的执行法令规章似乎成了理所当然的事”。通常违法事件被查处，人情网络是一种有效的“溶解剂”。这样就形成了违法被处罚的预期成本很低的社会心理。明显地，人际关系的因素已经软化了税法在实际贯彻执行过程中的刚性，甚至造成“人际关系因素就是法律规则的事实上的等价物”的状况，其结果是成为滋生腐败的更加肥沃的土壤,形成恶性循环。这种环境让纳税人望而却步。免费论文，制度建设。

在历史和现实双重因素的叠加下，要使整个社会形成如宣传的“纳税光荣”的纳税意识和纳税理念，其难度可想而知。尽管如此，加强纳税意识仍旧是势在必行的。

针对以上分析原因,要重塑人们对于税收公共使命的认同感，真正提高纳税人的纳税义务意识将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

从根本上说，要提高纳税人的纳税义务意识，就是要击破纳税主体和征税主体的对抗关系，停止“警察抓小偷” 的低层次的模式。被禁锢在这种游戏里，无异于将纳税人的态度禁锢在对纳税的厌恶、敌对、仇视态度里，激起逆反心理，感染其他人乃至整个社会，破坏自觉纳税的健康社会氛围；也无异于将征管部门禁锢在“管理者”的角色里，难以实现向“服务者”形象的转变。应由对抗转变为自觉自愿，如果非自愿，权利的设定无意义，形同虚设，自此，权利和义务的循环锁链也会断掉，给全面纳税带来危害。

具体来说，提高纳税人义务意识要从内、外因两方面同时入手，树立双重激励机制。

内因即指从观念上促成纳税人纳税的自发性。.第一，进行科学宣传。如前所述，中国的税法宣传和税法本身缺乏人性化的内涵，过分强调了法律的尊严和刚性。通常总在宣传的“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光荣义务”昭示着税收有着典型的任务性特征，致使纳税人对纳税有了一种排斥感，我们应当把税收的全貌展示给纳税人，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对税法的不同界定会导致对纳税人地位及权利的不同构建。我们可以借鉴西方观念，从个人本位角度去宣传。西方社会以社会契约思想为基础的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是从个人本位出发，结合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来说明税收的起源和本质，认为税法不过是以人民的授权为前提，将其意志法律化的结果。虽然这种全新的税收文化氛围和中国传统文化有明显的碰撞，但是，一方面，税收必须去直面这种文化交锋，“从中寻找新的文化基点，借助文化传播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培养纳税人更为牢固也更为健全的税收权利意识和税收道德意识”；另一方面，考虑到千年传承之文化理念毕竟是根深蒂固的，这个过程应当循序渐进，从基础做起，争取在公众心目中形成一种双赢的税收理念，既保证改革的成果性，又避免改革的过度激烈。

第二，充分保障纳税人权利。“征纳权利具有根本性，征纳权利范畴的提出和证成是税法理论体系形成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标志，是实现税法学范畴从‘固守规则模式论’向‘权利本位论’研究范式转换的关键”,而“纳税人权利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所以纳税人权利范畴的提出和证成是摆脱传统的‘国家与法的理论'及其在税法中表现的‘国家分配论’的羁绊，实现税法学范畴从从‘固守规则模式论’向‘权利本位论’研究范式转换的关键”。

保障权利从宏观上讲需要一个完善的税收法律体系，从微观上讲需要一个科学的税收征管环境。因此，在立法上，应当建立税收法律体系的效力级位，完善其内部结构，加强立法的科学性。在执法上，要建立刚柔并济的征纳体系。

外因即指从实践上加强纳税义务意识的自觉性。以严格的法律制度规范税收领域的问题，一方面要严格监管税务机构和制度，对税收的征收和使用进行严格的监管。“近年来中国税收违法现象有严重化趋势，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其他违法人员的违法行为在广大纳税人中间产生了一种示范效果，使广大纳税人由旁观和从众心理支配下选择这一行为。”

另一方面，加强征管力度。免费论文，制度建设。免费论文，制度建设。征管力度的松弛会导致偷税、逃税成为部分纳税人经常使用的小伎俩，初犯转变成惯犯，形成心理适应，同时影响原本具有良好税收遵从意识的纳税人，造成其心理失衡，从税收遵从转变不遵从，形成恶性循环。美国自克林顿执政时期国税局（IRS）三任局长治税理念也是在向使税收控管日益严密的方向发展，让国内实实在在感受到“税收与死亡同样不可避免”，由此看出，即使是在公民纳税意识普遍较强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严格的税收管理和优质的纳税服务两者也是不可偏废的。这给与我们以莫大启示。加强纳税人义务意识，严格管理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

综之，无论是实践还是制度设定，在根本上是为了营造一种良好的制度环境、思想氛围，既从内部激发自觉纳税的自发性，又从外在上加强约束，加强纳税人诚信纳税的自觉性，刚柔并济，形成和谐的纳税环境和纳税文化。在我国，虽然纳税人的诚信纳税意识有所提高，但是针对现状，形成科学的、高层次的纳税的义务意识任然任重而道远。

结语

近年来，企业故意偷税、拖欠税款，个人隐瞒收入、不自觉进行纳税申报等现象突出，从根本上说是纳税人纳税义务意识淡薄所致。这给税收的征管工作带来不便，增加了征税成本，不利于科学纳税体系的形成，也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其危害严重，因此加强纳税人义务意识是必要的、紧迫的。促进纳税人自觉诚信纳税，需要从内部、外部同时干预，双管齐下。免费论文，制度建设。一方面使纳税人在心理上树立对纳税的使命感，消除排斥感，挖掘内在的自发性；另一方面，严格税收征管，提供全面税收服务，在实际的行动和制度上减少不诚信纳税的现象，增强外部的自觉性。免费论文，制度建设。

加强纳税义务意识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需要多管齐下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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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海曼:《财政学：理论在政策中的当代应用（第八版）》，张进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

6.杨小强:《中国税法：原理、实务与整体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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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斌：《中国税改辩论：文化差异对财税制度设计及其运行效果的影响》，中国财经政治出版社2007年7月版。

纳税成本论文例4

1 国外对纳税遵从的研究

1.1　对纳税遵从理论模型研究

纳税遵从的正式理论研究起始于1972年allingham＆sandmo的《所得税逃税：一种理论分析》。他们在“纳税人都是理性人”的假设基础上建立了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即a—s模型)。他们研究认为，纳税人作出纳税遵从或不遵从的决策只是为了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同时，他们从理论角度论证出罚款率、稽查率与纳税遵从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税率与逃税之间的关系不能确定。a—s模型是第一个基于新古典 经济 学理论提出的静态研究模型，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研究范式和方向，但也存在若干缺陷。

aim(1992年)用期望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现实的纳税遵从度高于预期效用理论得出的遵从度。认为人们纳税的可能原因是高估了稽查概率。所以在低概率损失面前，纳税人是风险厌恶型的，所以选择遵从。

elffers和hessing(1997年)的实证研究表明-有意提高预扣税款可以提高纳税遵从。因为人们往往将获得税款返还视为一种获得。而将补缴税款视为一种损失。

1.2　对纳税道从成本的研究

纳税遵从成本的测量源于1934年，海格(haig)首次对税收体系的遵从负担进行了正式地估算，但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税收流失现象充斥各国，遵从成本问题才开始在国外的研究中凸现出来。当时的代表性的研究就是英国学者锡德里克·桑德福(sandford)的《税收遵从成本：计量与政策》和《税收管理成本和遵从成本》两本著作。

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对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大多是集中在对全都税收或某项税收的遵从成本进行测量。且基本上都是采用的抽象调查的研究方法。美国slemrod(1989年)的对税收遵从成本与税收遵从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果得出税收遵从成本与税收不遵从程度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性。即税收遵从成本越高，则税收不遵从程度也越高。

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对税收遵从成本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编写纳税遵从成本的指导年鉴。 现代 的税收遵从成本研究的重点也不同于最初测量的目的，它不再是对仅整个遵从成本进行测量，更重要的是估计特别税收条款变化的影响。blumenthal和s|emrod(1995)在《美国的近期税收遵从研究》中就提到，他们的研究目的除了研究纳税遵从成本的规模和组成成分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公司的税收状况与遵从成本之间的关系以及要了解 企业 对当时税改方案的态度以及对税改措施的建议等等。

2　国内对纳税遵从的研究

国内对纳税遵从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直接研究纳税遵从的课题不是很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及西方国家。

王火生(1998年)、麻勇爱(2002年)、张文春(2005年)对国外纳税遵从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并分析了其对我国税收征管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马国强(2000年)在借鉴西方学者对纳税遵从和不遵从多项分类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了更集中的概括；将税收遵从分为防卫性遵从、制度性遵从和忠诚性遵从；将税收不遵从分为自私性不遵从、无知性不遵从和情感性不遵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决定税收遵从与不遵从的因素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税收观念、二是税收知识、三是税收制度、四是纳税程序、五是逃税成本。

近十几年，国内学者对税收流失的研究相对密集，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税收流失规模的测算、成因的探讨以及对策的提出上。马拴友(2001年)、郝春虹(2003年)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应用于税收征纳行为分析中。研究得出纳税人与税务当局的非合作博弈。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分别以一定的概率随机选择稽查和逃税。税收流失表现为征税中存在的纳税人与政府、政府与纳税人以及政府、税务机关与税务人员三种委托问题。贾绍华(8002年)采用现金比率法和税收收入能力测算法，利用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税收收入流失情况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1995—2000年我国的税收流失率均在26％以上。

国内学者对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但大多局限于定性分析和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引进。雷根强、沈峰(2002年)介绍了纳税遵从成本的概念和分类、分析其组成要素，提出了在我国应重视对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李林木(2004年)对国外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成果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特别是对纳税遵从成本的评估和构成作了比较详细地介绍。

李林木(8005年)结合我国的实际对纳税遵从同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奉行成本方面，提出了测算我国 企业 税收奉行成本的系列公式。并通过抽样调查推算了我国企业的税收奉行成本；在税收威慑机制方面，提出了建立我国“第三方税源信息报告”制度、信息化的税源信息比对系统和税务审计选案系统的构思；在税收激励机制方面。研究了提高我国纳税遵从度的诚信激励政策，还研究了国际上旨在激励税收不遵从者改过自新的税收赦免政策，并评估了这一政策在我国的应用前景。他的研究较为全面，也给我国当前的税收征管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杨得前(2007年)研究了税收道德与纳税遵从之间星正相关的关系。作者将税收道德定义为促使纳税人付税的内在动机，是纳税人自觉支付税款的意愿。从关系契约的角度研究指出，公民的税收道德在相当大程度上内生于公民与政府、公民与税务机关及公民与公民的互动之中。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纳税人的税收道德，主要体现在司法腐败和安全这两个因素上。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性别、年龄及婚姻状况对税收道德有显著影响。而收入水平和接受 教育 的程度对纳税人的道德没有显著影响。作者对税收道德的研究在国内对纳税遵从问题的研究中是比较有新意的，拓宽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范围。

纳税成本论文例5

税收遵从是指纳税人依照税法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即及时准确地申报，并且按时缴纳税款的行为。近年来国内的学者对税收遵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1、理论模型上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并加以改进。刘芳、陈平路（2004）用逃税的成本收益比较模型，分析影响逃税行为的各种因素，包括税率、税收查处概率、惩罚率以及逃税操作成本、逃税的心理和社会代价等，并在此基础上针对这些因素与逃税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提出治理逃税行为的政策建议。

耿军会等（2008）在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了行贿对稽查概率的影响，对模型进行了扩大，指出收受贿赂会造成中国税收更大规模的流失。通过对个人所得税现状的分析，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提出了建议。

谷成（2009）在扩展 A-S 模型基本假设的基础上，运用委托—理论模型和博弈理论模型探讨了税收征纳双方的相互影响，并指出稽查策略的选择、稽查概率的确定和处罚力度等对模型的结果都具有重要影响。

上述学者基本上是对A-S模型的改进、扩展或者结合国内实际进行的模型研究，大都以事先的“理性人”假定为前提。值得思考的是，实际当中的决策者往往只能做到“有限理性”甚至会表现出“非理性”，存在许多理性假设不能解决的问题。

2、以博弈论的方法研究偷逃税行为。

周晓唯，张璐（2008）通过建立规范的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博弈模型，基于征税机关与纳税人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得出该模型的纳什均衡解，并证明了应从增大对偷税行为的惩罚力度、降低征税部门的稽查成本、提高对征税机关有效稽查的激励、降低征税机关的稽查风险等方面入手来治理偷逃税现象。

倪烈恒（2008）认为偷逃税的产生是由于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造成的。文章建立了税收博弈模型，通过 5 个假设条件，得到了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点，讨论了税务机关稽查率、稽查成本、偷逃税金额、行贿金额、处罚率及社会心理成本5个因素对纳税人偷逃税行为的影响，并给出了政策建议。

上述等学者引入了博弈论的模型，通过分析征税机关和纳税人各自的行为选择及相互影响，并对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采取了因素分析法，最终得到纳什均衡点，得出利于税收遵从的政策建议。

3、基于前景理论的税收遵从研究。

前景理论修正了传统的风险决策理论，证明在很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结果，系统性地偏离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偏离期望效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不是完全风险规避的，而是假设在“收益”区域，个体规避风险；在“损失”区域，个体追求风险。

何红渠等（2005）首先提出了在期望效用理论下的纳税困惑，特别体现在实际税收遵从水平比理论水平高，文章基于前景理论建立了纳税决策和税收遵从行为模型，得出结论：税率与纳税遵从水平负相关。

杨磊和陆宁（2007）用前景理论的基本观点分析了税收不遵从的原因，指出税收决策中的纵向参照点和横向参照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从建立公平税制、加大惩罚力度、增强公共财政的透明度，建立税收激励机制、加强税收文化建设、培养公民纳税意识等五方面遏制我国税收不遵从行为。

陈平路（2007）摒弃了传统的期望效用分析工具，采用了前景理论对个人的偷逃税行为进行了分析，利用边界分析得出偷逃税额会随着税率的提高而增加的结论。

上述学者对期望效用分析工具进行了改进，摒弃沿用多年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引入了“有限理性”人的概念，运用前景理论对税收遵从的各要素进行了模型分析，将心理学的重要特征和其自身的核心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解决了许多与理性选择相背离的问题。目前我国基于前景理论研究偷逃税行为的文献还不多。

4、多角度研究影响纳税人税收遵从行为的因素。

孙玉霞（2009）指出影响税收遵从决策的除了经济因素，还包括非经济因素。按照经典的逃税模型——A-S模型所揭示的主要因素是稽查概率和罚款率，除此之外影响纳税人遵从决策的因素还包括：税收遵从成本、税制、纳税人个体特征、对政府的满意程度以及税收文化等。

杨得前（2009）分析了强制税收遵从与自愿税收遵从的相互作用，并以43个国家为样本，综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多元回归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对影响自愿税收遵从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自愿税收遵从度与一国政府的廉洁程度及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童疆明（2009）通过实验方法分析了影响税收遵从行为的主要因素，指出高稽查率和高处罚率、纳税人获得的公共物品越多、“没有第三方披露的收入”在纳税人收入中所占比例越低，个体的税收遵从水平就越高。

采取多角度研究的学者多结合传统经济学A-S模型及其拓展、行为经济型前景理论、博弈论及信息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经济心理学的相关理论综合讨论，再分析税收遵从成本、税制特点等因素，最终得出影响纳税人行为选择的各因素与税收遵从的关系及对策。

参考文献：

[1]刘芳、陈平路.逃税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学与工程版），2004（01）

[2]耿军会，刘莉，李巧莎.效用最大化模型与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治理[J]. 经济与管理，2008（04）

[3]谷成. 税收遵从的理论模型与政策引申——基于对 Allingham-Sandmo 框架的考察[J]. 财贸经济，2009（03）

纳税成本论文例6

一、问题的提出

从我国近年的税收实践来看，税收不遵从现象相当严重，表现为纳税人偷、逃、骗、抗税情况普遍；税务机关在税收执法中屡屡出现违规事件：国家审计署于2008年7月17日公布了16省区市国税部门税收征管情况审计调查结果：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国税部门违规将71户企业的130.92亿元税款延期征收，占企业当期应缴税款的54％；而116户享受高新技术税收优惠的企业，有85户不符合条件，享受的税收优惠达36.31亿元。安徽阜阳耗资千万元建白宫式政府办公楼事件作为政府用税铺张浪费的一个典型案例暴露了我国政府的用税不遵从行为之冰山一角。

毫无疑问，税收不遵从行为将导致税款流失，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对中国税收不遵从行为所导致国家税款的流失。很多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不同角度不同方法的测算。有的专家认为。我国每年因逃税而损失的财政收入不少于1000亿元。有的学者认为。我国每年的税收流失规模大约为2500～3000亿元。也有研究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每年各类税收流失5700～6800亿元。有些学者曾以“1／3的支出效益大于零，1／3的支出效益等于零，1／3的支出效益小于零”来概括中国公共支出的效益格局，实际上也是用税不遵从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因此，堵塞税收漏洞，减少税款流失，提高税收遵从度，成为我国税收领域里亟需解决的问题。目前理论界对此的研究大多从单纯地依靠税收法律、税收制度、征管水平等强制性手段去思考，这种“法制”思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但长远看来，却未能根本解决问题。“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种宗教、一个利益集团的税收文化观。总是或轻或重地影响到税收制度和税收管理。”因此，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税收不遵从问题有必要引入“税收文化”概念。古人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良好的税收文化氛围可以营造一种“近朱者赤”的“染缸”效应。可以潜移默化地熏陶和改变税务关系主体的文化观念，为提高税收遵从提供软动力。

二、税收文化与税收遵从的辩证关系

税收遵从是指税收法律、法规所规范的组织和个人对税收法律法规的遵守和服从。“法律、法规所规范的组织和个人”即纳税主体、征税主体和用税主体，“税收遵从”从遵从主体角度则可以相应地区分为纳税主体的纳税遵从、征税主体的征税遵从和用税主体的用税遵从。税收遵从本质上是对涉税主体心理状态及其行为的一种描述，反映了涉税主体对依法征税、诚信纳税、合理用税的感性和理性的认识，它深受一个国家的税收理念、征税思想、国民的纳税意识和纳税心理等因素的影响。而税收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所构建的税收思想、税收制度、税收管理、税收观念、税收知识、税收道德、税收修养和税收精神的总和。它由正式约束――税收法律法规，非正式约束――税收价值观念，实施机制的构成要素――用税人、纳税人、征税人等构成。征税人文化、用税人文化和纳税人文化作为税收文化的三个分层文化与相应的税收遵从主体之间可以表现为如下的关系：

(一)用税人文化与用税遵从

用税人文化是指用税人即政府具有科学合理的用税意识和行为。公共产品理论认为税收是社会成员因获得社会公共产品。而向该产品的提供者――社会公共权力(国家)支付的成本补偿。政府的任何较大支出都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力求做到公开透明并接受纳税人监督以符合社会公众的意愿。政府只有在这一理论所产生的约束下才会建立起用税遵从的观念。

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强权思想之下对税收的理解是作为臣民对皇上无条件地供奉，皇上如何开支，臣民没有说三道四的权利。这样的税收理念与思想使得封建国家的赋税可以不受限制地征收，苛酷的税吏可以趾高气扬地加派。受这种传统的税收文化影响，现在的政府官员“长官”意识浓厚，政府的预算往往变成政府官员的预算；各级政府部门不遵照政府预算使用税款的现象时有发生，税款使用中的铺张浪费、人浮于事、拖拉疲沓等低效率和浪费等用税不遵从行为非常严重。

而西方国家基于“公民思想”产生的“利益赋税说”和“税收价格说”等理论，将税收定义于公民为获取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公民将个人的部分收入以税收形式让渡给政府。使之能够提供公共产品而服务于公民自身利益，为西方国家政府当局普遍接受和奉行从而为西方国家用税文化打上了强烈的法制色彩。西方国家政府对税款的使用及监督能真正做到依法办事。

(二)征税人文化与征税遵从

征税人文化是以征税人为主体，反映一个国家治税理念、税收制度、管理体系、服务质量等的税收文化。征税机关只有在良性的治税理念之下给税收执法人员树立良好的税收精神，征税人员在征税过程中才能做到秉公执法、忠于职守、清正廉洁、礼貌待人、文明服务。尊重和保护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权利，依法接受监督。

我国传统的征税文化带有强烈的“官本位”色彩，相当一部分税收执法者认为，权力是国家赋予用来管理民众的，在执法过程中，随意使用征税权。多年来，征税部门税收征管的认识还停留在对纳税人进行制约、监督、处罚的层次上，基于纳税人“非偷即漏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来制定几乎所有的税收法规和征管措施，使得本应是“纳税人权利之法”的税收法律成了“防纳税人之法”、“治纳税之法”。国际税收专家卡路・西尔瓦尼说：“税收征管的目标是培养纳税人自觉依法纳税的习惯。惩罚逃税者，或催促拖欠税收款者按时纳税，这本身并不是税收征管的目的。”这很清楚地说明税收执法的目的不在于威慑或者惩罚纳税人，而在于培养纳税人税收遵从意识以及依法纳税的习惯。

对比西方国家的征税文化，从其征纳关系就可见一斑。西方国家的征纳关系直接表现为征税人为纳税人服务的关系，“为纳税人服务”作为其税收征管“金字塔”的最底层而深受纳税人的认同，为西方国家良好的征税遵从秩序奠定了基础。

(三)纳税人文化与纳税遵从

纳税人文化是指以纳税人为主的税收文化，它围绕着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和权利展开，包括纳税人意识、纳税意识、奖惩认知、行为习惯等。

，

纳税意识作为纳税文化的核心，对纳税人的税收遵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的传统税收文化中。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极其复杂：一方面，老百姓历来对“皇粮国税”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另一方面，又对无常无度的税赋具有天生的逆反心理。而建国以后的“非税论”和“计划经济”观念，以及人们长期生活在没有“明税”的环境中，导致了公民又无法形成自觉纳税意识。

而西方国家的公民普遍具有“纳税人有权享有政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公民有权知晓政府财政支出的用途”的权利观和“享有了政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必须依法纳税，为国家税收作贡献”的义务观。所以，上至总统下至老百姓，都有自觉纳税的意识，在加拿大这样一个高税负的国家，它的税收体系主要建立在纳税人“自我遵从”、“自我评估”和“自我申报”的基础之上，该缴多少税基本上由纳税人根据税法自行计算、自行缴纳。统计结果显示：超过90％的居民纳税人、超过95％的企业纳税人都能及时、准确地自行申报纳税。

上述通过对分层税收文化与税收遵从的辩证关系的论证可清晰地看到税收文化是影响税收遵从的重要因素之一。征、纳、用税人文化影响着征、纳、用税人的遵从行为，同时，征税人和用税人的税收遵从行为还会对纳税遵从产生示范效应。因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民纳税之间是契约型的交换关系，政府若用税不遵从，实际上是违背了公众与政府之间的财政契约，进而构成纳税人选择偷逃税等不遵从行为的一大诱因。而征税机关作为政府委派的代表政府组织收入的机构，其在税收执法过程中对税法表现出不遵从。则导致纳税人对纳税产生抵触情绪。

三、税收文化视角下提升税收遵从的对策建议

在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中，应提炼出中国税收文化的精华，研究税收文化。从纳税人、用税人、征税人的角度重新思考和审视现代税收文化，要形成税收文化的价值观念，并作为一种理念来引导社会公众，发挥税收文化的导向功能、凝聚功能、约束功能、激励功能和促进经济发展功能，通过加强先进的税收文化建设，提升税收遵从。借鉴比格・纳瑞的税收文化观，就是要避免落后或消极税收文化对现行税制的冲击、扯动和阻碍等文化混乱现象，必须有一套足够进取、足够积极、足够人文的税收理念、税收伦理、税收游戏规则发生作用。可以从征、纳、用税文化三方面加强税收文化建设以提升税收遵从。

(一)更新纳税人的税收理念，强调纳税人的权利，提升纳税遵从

从我国税收理论历来强调税收“三性”来看，我国税收文化中对纳税人的义务强调得过多，负担的沉重使人们自然缺乏纳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因此。要将原来根植于人们头脑中的税收理念改变过来，引入税收价格论，形成公共财政观。瑞典学者林达尔提出的“税收价格论”将税收定义为公共产品的价格，它能清楚地解释人们必须纳税的原因：纳税的过程是等价交换的过程，是纳税人依据等价交换的原则。为购买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人们纳税是为自己纳税，是符合自己根本利益的。而不是为政府纳税。该理论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政府征税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有利于克服人们对税收的抵触心理。正如孟德斯鸠说：“因为国民相信赋税是缴纳给自己的，因此愿意纳税”。

在更新纳税人的税收理念的同时，强调纳税人的权利保护是保障纳税人对税法遵从的一个重要手段。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09年11月30日在官方网站上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将纳税人权利概括为：知’隋权、保密权、税收监督权、纳税申报方式选择权、申请延期申报权、申请延期缴纳税款权、申请退还多缴税款权、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权、委托税务权、陈述与申辩权、对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拒绝检查权、税收法律救济权、依法要求听证的权利、索取有关税收凭证的权利十四项。笔者认为，这些权利大都界定在征纳过程中，属于征管领域里的权利，显然过于狭隘。而完整意义上的纳税人权利应从宪法层面上的纳税人权利和税法层面上的纳税人权利两个方面予以体现。宪法层面上的纳税人权利即“赞同纳税权”，它是指纳税人缴纳税款必须经过社会公众自己同意，没有纳税人的同意，政府是不能课税的。在纳税人真正享有了“赞同纳税权”后。就会明白依法纳税从根本上是为自己的利益，也会认识到政府依法征税和用税是为了维护全体纳税人的利益，于是其对税收的厌恶感和排斥感自然就会减轻许多，甚至是基本消除，纳税人的忠诚性遵从度将大大提高。强调纳税人在宪法层面上的权利从另一个方面构成了对政府用税遵从的一种约束，“赞同纳税权”引申出来的“政府服务权”和“税款节约权”将提高政府部门运作的透明度、确保税务机关的高效和廉洁，更有利于遏制政府腐败和官员腐败。

而税法层面上的纳税人权利包括税收立法和税收征管方面的权利，应制定《税收基本法》作为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纲领，并提高税收立法的效力层次，改变税收法律少而税收行政法规、规章多的现状。

(二)更新征税人的税收管理理念，规范征税行为，提升征税遵从

征税人是税收征纳关系中的另一主体，征税文化的建设直接决定征税人的行为意识和税收遵从行为。要培养征税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新三民主义”的观念，逐步由过去税收管理的“管理导向”理念转变为“服务导向”理念。借鉴西方近年来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对现代税收管理理念提出的新要求即将客户服务理念引入税收领域。建立纳税人洞察体系。紧紧围绕“顾客满意”，以顾客需求为起点，坚持顾客导向，深入分析、研究，以达到顾客满意为目标。树立“以服务为中心”的现代税收管理理念是时展的趋势。

同时，规范税务人员执法行为。确保税收管理与服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通过强化对各级税务部门和税务执法人员的法制观念教育和思想监督检查力度，提高税收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专业水平、法制意识，规范执法人员工作规程，塑税务机关与税务人员公正廉洁的新形象，消除公民纳税上的心理误区，促使其自觉自愿地向国家缴税。

(三)建立用税人与纳税人之问的税收契约文化。提升用税遵从

纳税成本论文例7

“纳税筹划，又称税务筹划、税收筹划，英文为taxplanning或taxsaving”按照英文原意，planning偏重于“计划”、“设计”、“方案”、“打算”等；saving偏重于“节约”、“节俭”。所以中文翻译成“筹划”本身就赋予了它更多的主观能动性的含义。因此，就字面意思看纳税筹划本身还是应该包括筹划（planning）和节省（saving）两个方面。

但目前学术界没有一个对纳税筹划概念的统一定义。各种对纳税筹划的描述性定义都略有侧重点，但基本的含义都至少包括三个方面，通常也称为纳税筹划的“三性”：合法性（合法或者不违法）、筹划性（事前的计划安排）、目的性（节税、避税、取得税收利益等）。还有向四性发展的趋势，增加了“专业性”（或者其他），表明纳税筹划正在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以及纳税筹划正在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行业。

众多的定义在基本函盖了上述三性或四性外，对纳税筹划的诠释各有侧重，不同的侧重点实际代表着不同的纳税筹划观念或称理念。随着历史和实践的发展，纳税筹划理念的这种变迁从来就没有停止,而且也还要一直的发展下去。这种理念的发展变迁，一方面是理论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纳税筹划实践本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代表着纳税筹划从理论向实践发展过程中理论自身被发展被充实的过程。

二、代表性概念辨析

把众多的纳税筹划定义作一下比较，可以发现，其对三性的中前两性的描述基本是一致的，就是合法性（不违法）及筹划性。而分歧或者说差别主要在于对目的性的表述，也就是对纳税筹划目的的认识。而对纳税筹划目的的认识的不同正好反映了纳税筹划的理念差异。按照对纳税筹划目的和纳税筹划在企业活动中的地位区别不同的筹划理念，将目前代表性的定义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1、强调节税(和避税)为主的筹划理念

这是纳税第一种有代表性的筹划理念，也是对最基本的纳税筹划目标的表述。也是纳税筹划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出现的最初动机所在。

这种理念的最权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表达是荷兰国际财政文献局（lbfd）《国际税收词汇》，它是这样下定义的：“税收筹划是指通过纳税人经营活动或个人事务活动的安排，实现缴纳最低的税收。”盖地主编《税务会计—理论·实务·案例·习题》第二版493页）。

对于节税的合法性，在1935年，英国上议院议员汤姆林爵士针对“税务局长诉温思特大公”一案，作了有关税务筹划的声明：“任何人都有权安排自己的事业，依照法律这样做可以少缴税。为了保证从这些安排中得到利益……不能强迫他多缴税。”（盖地主编《税务会计—理论·实务·案例·习题》第二版494页）。

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纳税筹划理论和实践都强调以“节减税负”为主要目的，包括“节税”和“避税”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把纳税筹划作为总称（taxplanning），而进一步分为节税（taxsaving）和避税（taxavoidance）。但无论是节税还是避税，都与偷税漏税有着本质的区别。

目前。在我国纳税筹划实际上主要是指“节税”。人民日报社出版的《会计管理与纳税实务》一书中在谈到纳税筹划与节税的关系时说“纳税筹划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上几乎等同于节税……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在实践上是把纳税筹划等同于节税的。”

一般来说，节税的概念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而避税的概念很长时间里不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规避法律是不应该的，特别是对税收这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事情上，少不注意便会被认为是在教人“偷漏税”，所以中国的专家在研究讨论避税的时候多是研究国际避税问题。但是避税行为并不因此而消亡，盖地先生的《税务会计》一书中就说到：“可以说，自从有了税收，就有了避税。我国唐代诗人杜荀卿的诗中曾有‘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摇’，说明当时避税与反避税已是很普遍的行为，当然他是不能与现代避税同日而语的。”如果我们到现在还不能正视避税问题就很不应该了，研究避税问题和钻营偷税漏税是完全不能等同视之的。虽然避税有可能违背税法主旨，但目前世界各国都已经认可税收是纳税人的一种负担，虽然是应尽的义务，但他有权利在税法安排的框架内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纳税模式。而且，税法制定在先，纳税人没有承担因税法疏漏洞而造成税收流失的责任。另一方面，避税的研究，可以推进税法完善。避税作为一种纳税筹划手段，仍是不可否认的存在于税务活动当中。

所以，无论是节税还是避税，都是纳税筹划的目标，或者说是纳税筹划的手段，也是纳税筹划作为一个学科和一项实践活动所必须认真面对和深入研究的。

2、强调纳税筹划为企业经营管理组成部分的观念

纳税筹划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最初是纳税人主观能动性的体现，所以从事纳税筹划理论研究的税务专家主要是为企业纳税人服务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一般企业对税法的陌生以及税法本身的严厉性，所以纳税筹划的理论研究和对实践活动的知道还主要是少数专家的事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意识到,纳税筹划不应是税务专家单方面的活动,或者说单纯税务专家的工作已经不能满足企业经营活动的需要，因为企业经营活动本身要求把纳税筹划与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以至于企业的整个战略部署协调起来,融合起来,以使其成为整个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的一部分。

例如印度税务专家e·a·史林瓦斯在他编著的《

公司税收筹划手册》中说道：“税收筹划是经营管理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税收已成为重要的环境因素之一，对企业既是机遇，也是威胁。”还有美国南加州大学w·b·梅格斯博士在与别人合著的、已发行多版的《会计学》中说：“在纳税发生之前，有系统地对企业经营或投资行为做出事先安排，以达到尽量减少缴纳所得税，这个过程就是筹划。主要如选择企业的组织形式和资本结构，投资采取租用还是购入的方式,以及交易的时间。”虽然这一类纳税筹划理念已经将纳税筹划作为企业经营管理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种筹划仍然是以节税为主要目标的筹划，强调对企业经济行为的预先筹划的目的或者目标仍是为了：“合法的少纳税”、“达到尽量少缴纳所得税”。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为：在这些定义、概念中有一个隐含的当然前提，就是税负的减轻必然的意味着纳税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这并不是显然成立的。

3、强调新的筹划目标的筹划理念

当纳税筹划进一步发展之后，新的纳税筹划理念也随着出现，这就是：纳税筹划目的不单纯以节税（节税和避税）为筹划的最终目标，而是进一步与企业经营活动融合后，将纳税筹划作为一种手段为企业纳入整个企业经营活动之中，或者融入到企业经营活动当中，为经营活动的总的目标服务。

例如《税务筹划》（电子版）（20__年第1期）中的“筹划理论”对纳税筹划相对较为完善的定义是“税务筹划是纳税人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选择最优的纳税方案，以争取税收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筹划活动。”虽然这个定义抽象的描述为“以争取税收经济利益最大化”，但是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广阔的“筹划空间”而不是局限于直接的“节税”、“避税”。

在这里，传统的纳税筹划的三性也有所改变，而是将纳税筹划的基本特点表述为：合法性、筹划性、整体性、成本性。也就是说这里弱化了目的性，强调了整体性，补充了成本性的特征。我们可以理解，弱化目的性是因为新的纳税筹划理念下目的的表述无法一概而论，不如回避；而对于整体性，文章中表述为“这里有三层含义：一、指税务筹划对企业的各种决策来说是牵一处而动全身；二、税务筹划需要多个部门配合才能完成；三、综合考量各种税种是税务筹划的重要原则。只有照顾到以上三个方面才可能实现节税整体效益最大化。”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比较新颖的纳税筹划理念。

至于纳税筹划目的，在国家税务总局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遍的20__年全国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指定教材《税务实务》中，虽然同样没有给出相对权威或者先进的纳税筹划概念，而仍然沿用了三性特点并强调纳税筹划的目的是“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地取得‘节税’的税收利益”。但是在解释了筹划“三性”特征之后，还做了如下补充：“税收筹划的目标是获得税收利益，然而税收筹划不能只局限于个别税种税负的高低，而应着重考虑整体税负轻重，因为纳税人的经营目标是获得最大总收益，这就要求他的整体税负最低。在考虑整体整体税负的同时还要着眼于生产经营业务的扩展，即使缴纳税收的绝对额增加了，甚至税负也提高了，但从长远看，资本回收率能增长，还是可取的。理想的税收筹划应是总体收益最多，或许纳税并非最少。”

这意味着以新的筹划目标为标志的新的筹划理念实际已经出现，并正在发展和发扬过程当中。

4、期待纳税筹划理念的进一步发展和变迁。

从前文表述来看，纳税筹划中筹划（planning）的成分应该远超过节省（saving）的成分，这也代表了目前纳税筹划理念较先进的领域。也就是说筹划不再限于单纯的节税，而是筹划以纳税主体的总体收益最多为目标。

所以在现阶段，我们有理由期待一种相对更先进或者说更全面的纳税筹划的概念也即纳税筹划的观念出现，并真正在纳税筹划实践中得以体现和运用。它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内容或者观念：

纳税筹划是财务管理活动的一部分；纳税筹划从属于企业整体发展战略；纳税筹划的目标不是单纯的税负减轻，而是最优（必要、合理）税收负单情况下的企业价值最大化；如果“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被修正，纳税筹划也随之修正。

同时我们还有理由期待在纳税筹划理念发展过程中，节税和避税等纳税筹划技术手段的延伸和发展，也就是说纳税筹划的技术不应再局限于传统的节税和避税手段。例如《税务筹划的新境界——反映情况争取政策支持》一文中所说的“高层次税务筹划的实施并不侧重于对既定税法的钻研与巧妙运用，而是更多地倾向于自身谈判实力的提高。一般的避税与节税筹划需要的是纳税人在对现有税法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找到自身可以利用的有利规定，从而合理合法降低税负。不同于此，企业申请政策的筹划方法关键在于对现行税法的利弊进行分析，找到说服立法机关改变政策的充足依据。因此，相对于一般的筹划方法对具体业务的操作技巧的要求，这种更高层次的筹划更加看重的是谈判水平与自身实力，特别是对行业经济的深刻把握。”

另外，在以新的纳税筹划概念和行为为标志的新的纳税筹划理念的发展中，纳税筹划实践活动的发展也会出现不同以往的趋势，这些趋势表现在对经济活动和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三、纳税筹划理念对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影响

目前随着人们对纳税筹划的理解越来越深入,纳税筹划的发展出现了几个方面的明显趋势:

一是,纳税筹划融入企业经营活动中,并与企业战略越来越密切的联结起来,包括:1、企业会在充分考虑税收政策变化的影响后制定或调整企业战略决策,如烟酒生产企业为应对消费税税率的调整而改变上下游企业关系，合并或收购原本属于客户关系的独立企业等。2、企业在制定战略时，通常会把纳税影响作为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在投建新厂时会考虑税收的影响因素进而选择适合的厂址、建立分厂还是收购控股子公司等。

二是，专业化趋势明显。正如w·b·梅格斯博士与他人合著的《会计学》中，作了如下阐述：“美国联邦所得税已变得如此之复杂，这使为企业提供详尽的税务筹划，成为一种谋生的职业。现在几乎所有的公司都聘用专业的税务专家，研究企业主要经营决策上的税收影响，为合法地少纳税制定计划。”在国家税务总局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遍的20__年全国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指定教材《税务实务》中，将税收筹划作为现代税务咨询的一个组成部分来介绍，具体表述为：“随着现代咨询业的发展，税收筹划作为中介机构一种全新的税务咨询方式应运而生了。”在实践中的表现是众多的中介机构的出现和纳税筹划中介业务的承办，虽然在我国目前仍不甚完善，但发展趋势足可期待。

三是，纳税筹划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甚至有如《税务筹划的新境界——反映情况争取政策支持》（《税务筹划》（电子版）20__年第2期）一文所列举的实例中所说的，“一些企业通过自身的影响与努力，使税收立法机关更加清晰地了解已出台的税收政策在执行中的实际效果，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从而对该政策进行调整或规范，使其更加科学合理。……从税务筹划的角度来看，企业这种通过主动申请而获取特殊税收政策的做法，在本质上仍属于税务筹划方法论的范畴。”纳税筹划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四是，纳税筹划走进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例如某些生产销售受季节性影响比较明显的企业的按照工作量核算工资的职工，往往主动要求企业将其工资计算后按年度基本均衡的发放，而不一定要求立即兑现。还比如买车，在选

择进口车或者国产车时，不少人会想到进口车的关税占其售价的很大一部分。人们也会常谈起喝酒、抽烟对国家税收贡献很大，那么少喝白酒，啤酒，多喝些果酒，就可以少负担些税款。更如当初开征利息税后，居民凡响强烈，从而改变投资策略以至于改变投资观念的例子。如此等等，其实久而久之，普通百姓在进行投资或者重要的经济行为如买卖房产时，也会很关注税负问题，会力求寻找一个优化的经济行为方案。这些其实也是纳税筹划范畴，反映了纳税筹划本身的普遍性和纳税筹划理念发展的重要性。[结语]:需要说明的是,因为纳税筹划本身紧密的联接着税法安排和纳税行为,所以纳税筹划与其他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不完全相同，纳税筹划理念发展的不同阶段，并不会因为出现新的理念而完全取代原有的理念，而是新的理念是对原有理念的更高层次的充实，原有理念则仍旧在新的理念框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新的理念的发展只是把纳税筹划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从而也将纳税筹划实践和其理论发展导引向了更高境界和更深远的层次。

参考文献：

[1]盖地主编《税务会计—理论·实务·案例·习题》第二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__年。

[2]国家税务总局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编20__年全国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指定教材《税务实务》，中国税务出版社20__年12月。

纳税成本论文例8

2013年6月7日，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此次的修正稿是经历了近五年的不断完善才最终形成本次修正案版本。此次的修订内容有限，主要从与其他法律制度之间的衔接、其他部门和机构对征税信息的报告义务以及增大对征税管理的内容。对于我国税收征收管理体制和模式，修正案并没有做出具体更改。本文将总结主要境外国家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和制度模式，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对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正案》提出相关意见，以及我国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体系建设和完善。

一、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基本内涵

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基本内涵可以从其名字上得出，是规定和规范税收征收管理的法律制度和规范总称。对于具体何为税收征收管理，则是一种相应达到税收管理目的和税收征收目标的一种手段。 从法律制度的性质而言，税收征收管理法应当属于税务机关进行税收征收过程中的行政执行法律制度，其内容的依据是我国税收相关法律制度和行政法律制度。法律性质而言，税收征收管理制度能够在一定范围之内确定纳税主体或者执行主体的行为是否合法，是否使用了正常的征总方式。另一方面，税收管理制度更多是对纳税主体的约束，能够对正常纳总主体的纳税行为进行管理，对违规的行为进行定性。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税收和税收法律规范发挥作用，同时也能够节约征税的成本。

从内容上而言，税收征收管理法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在理论上是存在争议的。有学者提出应当将税收行政执法和具体的税收内部管理都纳入到税收征收管理法中来，前者会包括登记、税收执行程序、税收案例处理程序以及稽查管理等。而后者的税收的内部管理，则会涉及到税收整体规划、减免和各税务机关关系等内容。

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基本理论包括税收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税收目标的不确定风险理论以及税收遵从理论。这些基本理论从不同税收主体为出发点，得出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基本价值，在有效的、降低税收成本的基础上来完成税收目标，提高各主体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效率和自身价值。

二、境外主要国家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研究

（一）美国

美国是全球税收管理制度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税收征收管理制度有着健全的法律制度作为基础，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各方主体：纳税人、征税主体和中介机构，其行为准则和法律地位都由法律进行明确，任何一方在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中都是具有平等法律地位。在健全法制的基础上，美国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税收征收服务的理念深入人心

税收征收过程中，无论对于征税主体还是中介机构而言，都将服务理论贯彻始终。例如充分发挥税收制度对社会收入的再分配功能，对于低收入人群，美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保障他们的税收减免权利，同时有中介机构保证这些减免能够最终由相应的人群所享受。

2.个人纳税主体和信息互通

个人纳税主体作为重要组成部分，有完善的信息跟踪制度，完全由其社会安全号来确定每个人的税收信息。利用现代化的征税工具，与银行、工商等部门建立了机构之间互享信息的平台，能够有效监管个人纳税主体的各项日常消费、收入情况，并建立了全国能够共享的数据中心，确保税收的公平和效率。

3.税收征收管理的监管力度非常强

监管力度主要体现在税收征收管理人员的组成结构方面，美国有强有力的税务审计能力，采用严格的审计方式对纳税人进行监管。一般纳税人在这种严格监管之下，漏税行为变得很难逃过处罚，形成了良性的、有效的约束机制。

（二）加拿大

从基本社会背景而言，加拿大具有经济发展较为稳健、人口密度小和社会福利制度完善的特点，由于历史的原因，加拿大的税收征收管理经历过三次较大的税收管理改革。目前所形成的是一种具有混合特征的税收征收管理体制，并且充分发挥纳税主体的税收申报，税务为纳税人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税收管理体制。

1.税收征收管理主体具有多层次性

税收征收管理主体的多层次性是由联邦的制的国家制度所决定的，加拿大同时存在全国级别的税收征收管理主体、州级别主体和市级别管理主体。三者之间相互独立，并将这种独立性延伸到包括税种、征收方式或者纳税人的分类等方面。例如，市级别的就会负责市级别范围内的财产税的征收和管理，而部级别则是整体信息系统的运行和维护。

2.多样的纳税申报和评审体系

多样的纳税申报制度是一种赋予了纳税人更多自由的制度，其中纳税人对税收可以自由进行纳税申报，其中包括比例，只是这种申报最终要由相关征收管理机关进行审核。随着电子信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上申报的比重逐年提高，并且税收缴纳的方式也以电子交易为主，例如通过银行电子银行进行扣缴，或者直接通过网络账单进行单向的支付。

评审体系为了实现税收征收的公平性，对不同情况的纳税主体分别采取不同的评审体系，其中最主要的是四种评估方式：一般、快速、再审和文书评审四种。对于海外税收征收管理，主要通过与其也国家签订的双边税收协议进行约定。

3.完善的纳税服务措施

加拿大在税收征收管理制度方面一直致力于能够使纳税人能够在不受其他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的干预下能够主动、自由和准确地进行纳税的申报，使其不再成为纳税人的一种负担。因为纳税本身就已经使纳税人具有强制性的国家义务，而税收征收不能够再变相地增加纳税人的时间和精力等成本。

为了达到这种目标，加拿大在税收宣传和咨询服务方面进行了长期、稳定地努力，使民众能够在纳税理念上更进一步，使后续的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变得简单执行，不需要再执行过程中对民众进行教育和培训。与此同时，还注重对中介机构的服务进行高标准、严要求，增加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中的志愿者参与度，减轻执行层面纳税主体的负担和民众的基本服务需求。

（三）日本

日本的税收征收管理制度具有大陆法系的基本特点，具有较为完善的成文法基础，对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理论进行了概括。以此为基础，伴随着经济的高度发达，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也形成了较为完备和特征显明的体系。

1.针对不同纳税人类别制定不同税收征收管理制度

在这种区别和差异主要源于日本基本的税收征收是由纳税人自由申报的，只是在自由申报过程中，依纳税主体的各项信息分成不同类别。最为特色的是同的纳税主体所使用的纳税申报表格颜色具有差异，蓝色是对于具有较高认知水平的纳税人，目前大多数人使用蓝色申报表。在此背景之下，如果使用白色申报表，则变相成为一种对纳税人的处罚。

2.严格的税收调查制度

调查制度是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中成本较高的措施，因而为了能够提高效率，日本将调查制度分为三大类：日常调查、书面调查和特别调查。最后一种特别调查，只有出现金额较大和影响较为恶劣的案件进行外，一般不会启动。调查制度本身有着严格的法律程序和限制，在信息互享方面，调查过程中能够经过法院授权获得调查相关信息和数据的权利。日本这种调查制度一方面避免了法律理论中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又能够有效提高调查的效率。

3.严格的税收征收管理中介机构制度

从事税收征收管理的中介机构或者服务机构，在日本称之为税理士，如同各国的律师法、税务师法一样，有着严格的考试准入制度和自律体系。

（四）荷兰

荷兰在西欧的人口密度最大，经济发展水平却不落后于其他国家，所仰仗的就是其先进的税收制度和税收征收管理制度。

1.税收征收管理机构依不同纳税主体设立

荷兰将纳税主体依据不同的规模进行分类：个人、大公司、小公司以及进出口纳税主体。针对不同的纳税主体，荷兰专门设立了四类别的税收征收管理机构。这种税收征收管理方式能够有效的提高管理的便捷性，无论是对纳税主体还是征税主体，能够有效节约征税的成本。

2.有效处理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之间的关系

税收征收管理关系的核心是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之间的关系，只有两者之间的关系融洽和达到共赢时才能够实现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价值。荷兰当局通过对两个主体进行不同的教育和约束，形成了一种双方合作的良好关系。对于纳税人而言，主要是进行有效纳税理念教育，注重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对于征税实施主体，则是通过提高服务理念，同时接受纳税人的意见等方面实现。

3.建立了有效的信息收集体系

荷兰在很早就建立了有效的信息系统对个人投资者和其他纳税主体的信息进行搜集和整理，形成完备的数据系统。在搜集相关信息时，对税收相关的信息进行广泛搜集，能够对未来纳税人的纳税预期进行有效判断。

三、境外国家税收征收管理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2013年6月新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正案》中对于原法并没有做太多修改，对于税收征收的理念也没有将理论界所讨论的结果纳入进来。在此，以境外主要国家的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基本特征为基础，得出我国税收征收管理制度未来发展的主向和路径。目前的修正案仅是对个别条文的修订，未触及基本原则和理念。笔者认为应当对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基本理念、制度的基本模式和具体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三个层面进行完善。

（一）转变税收征收管理制度的基本理念

将服务理念贯彻于税收征收管理制度，本着为纳税人服务的理念完成基本的税收目标。本次修正案中建议将本法的名称中加入“服务”二字，使着重于管理的法向服务法转变。

（二）转变基本的税收征收管理模式

纳税成本论文例9

依法纳税是企业应尽的义务，但同时企业也有权利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纳税筹划。自20世纪70年代纳税筹划进入我国以来，国内学者和实务界就纳税筹划可以降低税负这一点得到共识。但是总体来说，理论研究还是滞后于实务操作，而且对于纳税筹划本身也有很多的误解。纳税筹划误区存在已久，国内学者和实务界也曾意识到，但是没有足够重视。如果不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那么纳税筹划的理论研究及实务的推进都将受阻。

一、纳税筹划等同于“避税”吗？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人们往往把“纳税筹划”等同于“避税”。其实不然，“纳税筹划”的范围要大于“避税”，即纳税筹划不仅仅只为了避税。“避税”一词从概念上说，是指纳税人利用税法上的漏洞或税法允许的办法，作适当的财务安排或税收策划，在不违反税法规定的前提下，达到减轻或减除税负的目的（尹晓蓉，2010；王庆奎，2012）。而“税务筹划”的概念，根据我国知名税务专家盖地教授的定义，是“指企业（自然人、法人）根据所涉及到的现行税法，在遵循税法、尊重税法的前提下，运用企业的权力对经营、筹资、投资等活动进行旨在减轻税负的谋划和对策”（魏旭、王瑞，2012）。上述定义表明，“纳税筹划”和“避税”都有减轻税负这一目的。但是两者的定义又有不同的侧重点。由于纳税筹划是一种法律范围内的事前理财活动，它不仅仅为了减轻税负，更重要的是让企业正确履行依法纳税的义务。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下，选择合适的纳税筹划方案，让企业能够获得最大的税后利益。

“纳税筹划”和“避税”在主体上也有所不同。毫无疑问，避税的主体一定是纳税人。纳税人通过税法的漏洞等，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达到少纳税款或递延纳税的目的。已有文献对纳税筹划主体的认识，基本上都是持单主体论的观点，认为纳税筹划的主体只有一个，那就是纳税人，纳税筹划是纳税人的一系列活动。但是也有学者开始意识到，纳税筹划的主体不止一个。笔者也持双主体论的观点。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万事万物都是辩证统一的，征纳双方都应该是纳税筹划的主体。纳税人作为缴纳税款的一方，除了要足额缴纳应缴税额外，还要想尽办法尽量减轻税负，所以才要进行纳税筹划，以更好地保障自己的利益。而征税方也应该进行纳税筹划，因为开展纳税筹划可以确保国家税收足额及时入库；可以建立良好的税收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的税收新环境；也可以监督纳税人正确实施节税筹划。

二、脱离企业发展战略的纳税筹划有意义吗？

毋庸置疑，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之所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是因为在实务中仍然还有很多人开展税务筹划的时候唯“税务筹划”独尊，没有真正考虑企业发展的战略，甚至最后根据成本效益原则来衡量，纳税筹划并没有给企业带来一点正效应，反之是负效应或者无效益。究其原因，这样的纳税筹划在得到税负减轻好处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非税成本。如盖地（2012）在《税务筹划：目标、原则与原理》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非税成本是企业因实施税务筹划所产生连带经济行为的经济后果。非税成本包涵的内容很多，具有复杂性，其中有可以量化的内容，也有不可量化的内容。通常认为，非税成本包括成本、交易成本、机会成本、组织协调成本、隐形税收成本、财务报告成本、沉没成本和违规成本等。总之，脱离企业发展战略的纳税筹划是没有意义的。

凡事不能舍本逐末。不能舍“企业”之本，逐“税收”之末。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主体是逐利的。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典型代表，也是以盈利为目标，盈利才是企业的终极目标，企业在这一主旨下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根据发展战略制定经营目标，而经营目标就决定了纳税筹划的范围。无论如何，纳税筹划不能凌驾于经营目标或者发展战略之上；否则，其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很可能与企业的终极目标南辕北辙。

因此，企业不能短视纳税筹划所带来的短期收益，而应该高瞻远瞩，在企业发展战略的指导下进行有效的纳税筹划。

三、防范涉税风险的纳税筹划就能成功吗？

目前有关纳税筹划的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主要讨论纳税筹划的定义、目标、特征等理论体系；第二类重点在纳税筹划的方式上，试图找出有效的纳税筹划方式；第三类剖析纳税筹划的风险以及防范风险的举措；第四类主要是实例文章，谈纳税筹划的具体应用。但是，读者常误认为企业如果能把这些已经意识到的涉税风险都规避掉或化解掉，那么纳税筹划就能成功。殊不知，纳税筹划是个系统性强、政策性强、技术要求高的工作，不只是防范涉税风险那么简单。纳税筹划要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下，根据纳税人的发展战略进行，并且要根据内外部因素的变化及时调整，这样才能提高纳税筹划成功的几率。纳税筹划本身是个事前的策划行为，但是它最终能否成功还取决于事中的控制和事后的反馈。

且不提纳税筹划本身属于系统工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会影响纳税筹划的成功，单就防范涉税风险来看，也不可能穷尽所有涉税风险，更谈不上一一规避或化解这些风险。无论是外部的涉税风险还是内部的涉税风险，除了已经被人们意识到的，还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会影响纳税筹划的整个过程。我们要把纳税筹划的涉税风险全部找出来让人们意识到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范，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纳税筹划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才有可能成功。

纳税筹划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决策应贯穿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投资、理财、营销、管理等所有活动。企业在开展纳税筹划时务必要把握宏观，着眼微观，仔细研究纳税筹划方案并根据环境变化与时俱进，真正发挥纳税筹划应有的作用，给征纳双方都带来利益。

（作者为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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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孙爱玲，滕淑珍.纳税筹划中的常见误区[J].武汉：财会月刊，2012（22）.

纳税成本论文例10

1、税收文化的含义

迄今为止，在财税著作中还很少发现税收文化的概念，它似乎是1个带有感彩的时尚新词，然而税收文化的历史同国家1样悠久，因为有国家就必须有税收收入，有税收收入就必然会形成税收文化。然而，目前在我国对于税收文化的含义尚无1个统1的观点。1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税收文化是税收人员在长期税收实践中形成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职业道德和职业理念的总和，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管理功能。这种观点把税收文化看成是1种行政管理文化，认为税收文化的目的即是使广大税务人员形成1致认同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调动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提高税务人员的素质。另1种观点认为，税收文化是指公民纳税意识的提高从而促使纳税人能自觉的依从税法。这种观点认为，在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广大纳税人缺乏税收意识，税收文化的目的即在于使纳税人自愿依从税法，消除税收文盲现象。还有人把税收文化理解为税收的历史轨迹，典章制度，言论著述，教育培训以及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

以上3种观点都强调应从我国税收征纳的实践去把握税收文化的概念。但前两种观点把税收文化的概念分别局限于强调征税人的管理和纳税人的税收意识，而第3种观点又过于强调税收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忽视了税收文化的内在要素构成。实际上，“税收文化”可以分解为“税收”和“文化”两部分。文化，从社会存在的意义上说，就是历史演进过程的沉淀及其轨迹，量化为所谓传统文化，质化为所谓文化传统。而税收作为1个历史范畴，它的历史轨迹映印着国家权力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步履和足迹。因此，由不同的历史土壤滋生和催长的税收实际上承载和积淀着极其深厚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逐渐衍生为特定的税收精神，形成特定的社会心理和税收环境。这种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围绕税收而形成的并影响国家税收的全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总和就是税收文化，它包括财税体制、税收法规、税收监管、税务人员和纳税人等要素。显然，分析我国的税收文化必须考虑我国税收文化的历史，即我国的传统税收文化。

2、我国的传统税收文化

我国的税收文化历史悠久，“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司马迁语），说明随着中华民族第1个国家—夏朝的建立，为满足国家财政运转需要的赋税也随之出现。从税收制度的雏形（夏商周的贡助彻）到税收制度的确立（鲁国的初税亩），再到税收制度1系列变革（战国的租赋制，隋代的租调制，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1条鞭法），传统税收的根本制度和主要精神基本保持不变，从而积淀成我国的税收文化传统。

（1）我国传统税收文化的优点

在我国几千年的税收文化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传统。有“富民强国”的民本主义思想，如“仁政惠民”、“与民休息”等；有重视税源涵养的思想，如用财、聚财、生财的3财之道治税理论等；有强调税收促进生产发展的思想，如轻赋薄徭、以农为本等；有发挥税收的社会调控功能的思想，如实施均输平准、设立常平仓等。

（2）我国传统税收文化的弊端

我国的传统税收文化植根于中国宗法社会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和大1统中央集权的政治上层建筑之中，因此，中国宗法社会特有的家国同构造成的政治伦理化倾向对传统政治文化和税收文化影响颇深，由此造成的我国传统税收文化的弊端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弊端之1是作为税负承担者的社会成员和拥有征税权的政府之间的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性。古代中国是1个封建君主专制的臣民社会，统治者与百姓是君臣关系，统治者至高无上，庶民伏地称臣。在这种“家天下”的宗法社会里，税收被认为是作为“子民”的臣民对作为“父母”的君主的无条件的供奉，是无权利的义务。同时，立法权操持在君主1人手中，君主可以无需争得公民同意、无需承担什么义务而任意开征新税。弊端之2是征税权力的人治特征和随意性。与纳税人形成的“皇粮国税”非交不可的强制性义务观相反，对拥有立法权、征税权的权力者而言，法只是手中把玩的道具，因而出现所谓“人情大于王法”等现象。由于征税与纳税体现了1种君父和臣民般的身份，因此，不纳税成了有地位、有身份的象征，皇亲国戚或功勋显著者就享有免税特权，这更巩固了人们对不纳税身份的崇拜心理，并逐渐形成了对税收的片面认识，认为税收如同洪水猛兽，收税就是苛政，只有“不纳粮的闯王”才值得欢迎。弊端之3是重农抑商的农本主义特性。我国自春秋战国以来，政治家的主流思想1直强调农业为本，工商为末。在税收上就是限制农民弃农经商，对工商业课以重税，并在各方面加强对商人的压制和剥夺。这种农本主义特性加上我国文化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使商人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严重压抑了商品经济的自然发展。

3、我国税收文化的现状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10多年来，在汲取我国传统税收文化中优良因素的基础上，随着财税体制的规范、税收征管的完善、税法的普及以及纳税人和税务人员素质的提高，我国公开、公平、公正的税收法制环境逐步取得成效，良好的税收文化已在我国初步形成。然而，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作为政治文化1部分的税收文化也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而处于变革之中。由于税收文化是由1系列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等要素构成的，当这些不同要素的发展速度不同时，就会出现税收文化的混乱和滞后现象。在我国税收文化传统中的不良税收文化因素尚未清除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就更加明显。

（1）纳税人与征税人的地位不平等

在现代民主国家里，纳税是民主政治的体现，不但纳税人之间平等，纳税人和征税人之间也应是平等的。但我们传统的认识是国家是领导人民的，（虽然也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在具体事务关系上，很难体现这1点。）税务机关代表国家，当然也居于领导地位，发号施令、言出法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百姓则处于被领导的地位，不管税务机关的决定是否公正合理，必须服从。当然，从理论上税，纳税人对不合理的决定有权抗争，但由于国家和百姓地位错位，这项规定很难实行。例如，许多纳税人交纳个人所得税而拿不到正式的法定收据—税务机关的发票，至多只有代扣代缴单位开的白条收据。纳税人交钱纳税，征税人却怕麻烦而不开收据，这典型说明了双方地位的不平等。

（2）由于征税方权利大于义务而带来的征税权的随意性

在传统的人治文化影响下，时至今日，许多税务人员在心中仍只有权力没有义务的意识，仍未真正确立依法治税的观念。在现实中，道德观还不时地左右着法制观，荣誉感还在1定程度上作为衡量税收征缴的是非标准，“纳税光荣”长期来也1直成为税务机关广为宣传的颂词。正是在这种治税意识下，税务机关中不遵循税法要求、随意性减免税收、税外收费等问题长期得不到纠治，“收人情税、关系税，以补代罚、以罚代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等现象仍时有发生。而这种征税权力的人治性在税收政策上的表现就是计划纳税。虽然我国早已提出“依法治国”和“依法治税”的概念，但在事实上多半还是按计划征税，实行指令性的税收计划。如果税务机关到了年底尚未完成税收计划，多在计划之外去征税补足。相反，未到年终税收计划已完成，则为了不做大基数，加大来年的收入任务，以后征税10分消极。这种行为不仅带来了地方干预、长官意志，还干扰税源，侵蚀税基，造成了税负的区域不平等现象。

（3）由于纳税人义务大于权利而带来的纳税意识的漠然性

我国传统上的仇税嫉税心理在建国初期达到了极致，当时广大群众以“民国万税”为旧社会的主要特征，把个人不纳税的“大锅饭”体制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虽然在改革后人们对税收的认识逐渐加深，但与国外流传的“惟有死亡和税收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在我国部分纳税人中流传的则是“要致富，吃税务”，这集中的表现为他们对税收了解的肤浅性、对税法熟悉的局限性、履行纳税义务上的逃避性以及行使纳税人权力的集体无意识性。而这种意识的根源则在于纳税人权力和义务的严重非均等状态。由于我国长期把纳税“义务说”当作课税的理论依据，过多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特点，强调纳税是每1个社会成员应尽的义务，而很少顾及纳税人应享有的权利，致使广大纳税人只承担纳税义务而享受不到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以致产生对纳税的反感和对征税的抵触心理。

（4）体制环境存在的问题

除了征纳双方外，影响税收文化的其它1些因素的缺陷也加剧了税收文化的混乱。首先是“抑商”的文化传统阻碍了税收文化的完善。无论是在建国初遏制私营工商业发展的大1统的公有制经济中，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中，“无商不奸”的传统思想使许多人对私营企业主仍存有偏见，甚至在当今社会贫富拉大的情况下产生了仇富心理。其次是在改革以前的苏联模式的财税体制下，税收作为国家的1项职能被异化为国家主义的机制，其后又出现了非税论和税收万能论的思潮，使我国对税收的职能始终界定不清，税收文化更是无法得以发展。而目前的各级政府间税权关系不清及政府与国企关系理不顺依然未能提供1个促进税收文化发展的体制环境。最后是税收立法工作的滞后和税种体系结构的不健全，在1定程度上阻碍了税收目标的实现，不利于良好税收文化的形成。

4、我国税收文化的建设与完善

完善我国的税收文化就必须要明确税收文化的内涵，税收文化的建设并不只是税务机关单方面的职责，也不仅仅是提高纳税人的税收意识和社会上的纳税氛围，而是1个从完善财税体系、健全税收法规、加强税收监管到提高征税人素质和纳税人意识的各要素互相联系的系统工程。要建设完善这1系统工程应着重加强以下3个方面的建设。

（1）加强理论建设，（2）更新思想观念

税收文化建设首先应从理论上入手，进行税收文化理论的研究，以此引导征纳双方的思维、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第1，针对我国税收文化理论上的混乱现状，界定税收文化的合理范围，加强税收文化的理论研究。同时，批判吸收其他国家尤其是转轨国家税收文化的理论观点，结合我国国情加以分析和利用。第2，对纳税人而言，应通过税法的宣传教育，使纳税人弱化“纳税光荣论”，认识到依法纳税并非光荣与否的道德问题，而是守法与否、大是大非的法律问题。第3，对税收机关而言，要实现由单纯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树立现代税收服务观，把为纳税人服务、让纳税人满意作为税收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并将税收服务贯穿于税收征管、稽查、监控和培养税源的全过程。第4，对政府机关而言，各级政府应更新税收观念，认识到为政必须理财，理财必先治税，治税重在依法；坚持依法治税，重在依法治官，严在依法治权。

（3）加强制度建设，（4）改进工作方式

税收文化制度是税收文化的核心和准则，它既通过固定的行为规范，推动税收文化理论的发展，又将其成果作用于税收文化的行为。第1，要注重税收文化的物质基础即税收活动中1切有形实体的建设与完善，它是保证税收功能有效发挥，实现税收文化目标的客观条件。如健全税收征管手段和设备、提高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改善纳税人申报和税务人员工作的环境等。第2，在工作服务上，要优化服务方式，拓展服务领域。如开通税法咨询热线、推行多元化的纳税申报方式、设立相对独立的税收服务组织机构并把税收服务的窗口延伸到纳税人中去等。第3，在税法宣传上，要贴近百姓生活，实际而具体。如通过对公共建设运用多少税收收入、效率如何以及低保解决了多少人的温饱等的宣传，让人们切实认识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同时要运用多种宣传方式，如通过开展知识竞赛宣传税法、在发票上印制税收小知识等。第4，完善我国财税体制，使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关系分明、政府与企业的上缴利税关系分明、企业与员工的代扣代缴关系分明，为税收文化的完善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第5，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法体系，考虑制定税收基本法，并充实有关纳税人权利的内容，作为税务机关在征税工作中尊重纳税人的行为准则。同时要构建税收的司法保障体系，并研究设立税务警察和税务法庭。第6，加强税务系统自身的制度建设，如建立领导责任制、首问负责制、行为规范制度及监察处罚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