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例1

《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的出版问世，自然有助于后人治学。触动我们编著这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金融思想学说史的动因就是：为了彰显中国人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所展现的金融智慧；为了展示业内人士在推动金融事业和金融学科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为了能使后人了解和把握前人在金融领域中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也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份值得学习、思考、参照的精神财富。

中国自古就有后人为前人修史的传统，为的是让事物的发展有个回望的驻点，让过程的描述尽量符合实际，让功过是非的评价有更加客观的依据。但修史之事未必一定留待后人去做。历史是人写的，社会的人总有立场、观点、方法，如果后人对史料的把握有局限，则做出的叙述和评价就会有局限、有倾向性，甚至有偏见。再说金融思想学说史与金融业发展史应当有所不同：金融学说史是对金融理论发展的沉淀和概括，而这需要业内人士的共识，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需要社会的评价；金融业发展史是对金融业发展状况的叙述和概括，而这不需要业内人士达成共识，不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也不一定需要社会的评价，因为金融业发展史已经是过去发生了的事情，是既定的事实，而思想学说史是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它是对人的思想、理论主张的叙述和概括，其叙述和概括既能反映在书面的表达中，也能反映在思想和言行里，对其意义和精华的理解往往需要提出佐证、阐释。所以，金融思想学说史的研修，一定都让后人去做未必完全正确、适合。而且事实上，已出版的西方金融学说史中已经纳入了当事人还健在的内容，例如当时健在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现在依然健在的哈里・马科维茨的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等。

鸦片战争，门户开放，列强入侵伴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其中包括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和发展的经济学也进入中国大门。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伴随着《国富论》的出版，逐步推进了中国经济科学的近代化进程。早期中国人自己著述的经济科学多偏重于财政金融。有资料记载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有近20部经济科学著作出版，其中中国人自编的著作占2／3，多属财政金融类，具有代表性的有1911年梁启超著的《中国国债史》和吴琼编著的《比较预算制度论》。所以，选择这一百年评介中国金融思想学说，不仅表明中国金融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要借助于西方经济学科的推动，而且也是对历史的尊重。而金融业发展的过程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起，中国进入了民主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有相当的发展，1928-1936年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事业逐步兴起，现代银行开始出现。

值得提出来的是，在这一百年中，历史的天空并不平静。战争改变政治经济格局，给人们带来灾难，也给人们带来启迪；运动给一部分人带来冲击，且事前、事中虽然束缚了人的思想，但事后则让更多的人思考。特别是中国提出改革开放以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给学术界带来了科学的春天。金融界在阳光雨露的照护下，呈现出学术的繁荣。我们选择这一百年作为时空界线，研究概括代表人物的金融思想学说，就是要呈现他们度过的学术生涯，走过的研究历程，取得的有价值的成就，同时要表明在中国，只要在正确的、科学的方针路线、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是大有作为的，中国金融界蕴藏着丰富的聪明才智。借用爱因斯坦的话，也许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目的在于用粗线条描绘出人类智力如何寻找观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联系。

本文摘选自《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中绪言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例2

一、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

伴随着银行的诞生，学者已经开始思考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但受限于当时结构主义，使金融问题无法被单独作为一个专门的分支进行研究，而是将金融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分支来研究，金融的地位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最先就金融发展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始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代表人物主要有格里、肖、帕克里克、戈德史密斯等。西方早期的货币金融思想研究的变量大多集中于货币、信贷等和商业银行等这些常见的金融变量，研究者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与经济的相互联系，也就金融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给予肯定。

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到银行的活动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的产业，但是这种增长体现在是本无所利的资本变得有利可图。随后经济学家开始把金融理论放在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开始研究，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首次系统对货币经济理论进行研究，还提出了货币金融对实体经济活动具有重要实质性的影响。不过他只是初步研究了货币金融对短期经济的影响，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对长期经济的影响，因此，他的观点不能作为严格意义的金融发展理论。

虽然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金融对经济的作用，但是真正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学者是熊皮特，他在1912年《经济发展理论》中明确系统的分析了货币、信贷和利息等金融经济变量对经济发展重要促进作用。此外，熊皮特还将经济发展的根源在于持续不断的创新，银行信用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体现在为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提供必要的购买力，银行的信用创造了这种购买力，而信用创造的能力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他认为银行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主要关键的角色。在这之后，西方学者开始重视研究其他金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强调资本、储蓄等金融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索洛・米德在对哈罗德――多马模型基础上，经过改进建立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模型。该阶段的研究虽然已经开始涉及到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定性分析，但是很少有学者关注到单个金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大小。

格利（Gurley）和肖（Shaw）在1955年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1956年的《金融中介与储蓄―投资》两篇论文中试图建立一个从初步到逐渐深化的金融发展模型，用来解释“经济发展水平跟金融在经济作用成正比例”这个论断。随后，两人还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角度去论断了金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两篇论文开创了从采用基本模型论述金融对经济发挥作用的新模式。随后的1960年，格利和肖发表了《金融理论中的货币》还提出了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运作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制度的运行效率等观点。与此同时，金融结构理论的创始人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也在1955年发表了《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于金融形态的比较实验》文章开启了金融结构研究的历程，为后来的金融结构研究奠定了基础。

格利和肖虽然只是在金融增长的层次上进行了分析，但是已经初步涉及到金融制度变革等金融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制度性因素，为后来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指明了研究方向。在此后的1962-1969年间，众多学者对此类领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他在此书中首次明确了定义了金融发展的概念，即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此外，戈德史密斯在此概念基础上首次对金融结构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界定，构建了金融结构理论研究的总体框架和金融相关率、各类主要金融中介机构的相对规模指标等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FIR和其他若干重要指标，同时他还综合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国际横向比较和历史纵向来论述FIR值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的基本结论，提出了金融发展在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12条定律。

格利和肖为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启蒙后来相关研究者，而戈德史密斯的研究成果又进一步推动了后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成果虽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得到验证，但却没有就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形成的运行机制做进一步扩展和研究，仅在实证研究中则仅限于35个国家，研究对象相对狭隘，也没有指出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因果关系。

二、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

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的影响，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进程中遇到国内储蓄积累少和资本不足，这些因素制约了战后这些国家的经济恢复。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这些国家金融体系效率低下和金融发展滞后。所以以麦金农（Mckinnon）和萧（Shaw）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先后出版了一系列与之研究成果相关的著作。随着受关注程度的加大，人们也越来越注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且新古典主义发展思路已经取代了结构主义思路，成为当时的主导经济理论。不少学者开始将研究的重点领域从发达国家的金融系统转变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这些很大程度上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发展土壤。

20世纪7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产生的标志是麦金农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萧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问世。他们都是以落后地区和后发展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他们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发展和其经济之间的关系被学术界称为“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这两个理论的精辟见解和独到研究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和货币金融的一个重大突破，在当时的学术界引发一股热潮。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他们的理论都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制定本国或本地区金融政策和确定本国货币改革的理论基础。

麦金农和萧的核心思想认为，对于那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其内部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发展一般缺少良性循环的运动。这些国家要想获得更大发展，必须取消金融抑制政策和思维，通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和汇率及资源的配置随市场供求关系变动。市场化改革的措施可以通过采取取消利率、汇率的人为管制，减少政府对金融活动的过度干预，并且鼓励私营金融机构的创立和发展，充分利用国内资本来降低对外资过度依赖的不利局面，运行贸易自由化、税率合理化和政府支出体制机制的改革。

三、赫尔曼、默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的“金融约束论”

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出现之后，很多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盲目跟风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因此并未获成功。究其失败的原因，有学者《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一书中指明：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为金融发展理论构筑了微观基础，金融约束的理论框架是在信息经济学基础上对金融体制中的政府管制程度进行分析，政府的适时适当干预，而不是完全对利率和汇率“毫无作为”可以有效地促进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证明了金融约束也是金融自由化的必经阶段。

上个世纪90年代，赫尔曼、默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1997）为代表的新一代研究者，从不完全信息的角度，将之前的金融发展理论模型重新增加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这个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约束论”与其国内的实际发展规划、经济社会制度有更好的兼容性，理论也为重新审视金融体系中的政府管制力度问题。他们认为经济中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问题导致瓦尔拉斯均衡在现实中难以成立，麦金农和肖在这方面的观点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石，因此政府对金融活动的管理和规范是有必要存在的。金融约束本质上是政府方面通过对存款监管、市场准入限制和其他政策让银行拥有“特许权价值”，并因此获得租金。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对租金在生产部分、企业和政府之间分配，从而有效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出现机率，起到鼓励创新，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从而对经济发展起到正向促进效应。两人还同时指出，金融约束在发展中国家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在通货膨胀率较低、实际利率为正和良好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条件下才可实施。金融约束论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进程中所常见的信息不对称和金融监管功能缺失，采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弥补市场失灵。进一步分析了政府适时适当干预有助于金融发展，在理论上更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要作用。因此它并不是否认金融深化，而是对金融深化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补充。

进入上个世纪末，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改革中不断涌现出新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尝试将各理论，如博弈论、内生增长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结合金融发展理论为出现的新问题进行解释。他们利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对金融体系的构成要素和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分许，同时还将金融因素引进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以便更好论述金融对经济增长和效率影响。可以说，内生金融发展理论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金融发展理论。

参考文献：

[1]（R.R.阿罗）R.R.Arrow主编.风险投资.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 1999.

[2]（美）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著，周朔等译.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美）迈克尔・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全球深具影响力的管理大师经典著作.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10）.

[4]Vandana Chandra，林毅夫，王燕.领头龙现象：低收入国家赶超式发展的新机遇[J].劳动经济研究，2013，（1）：3-34.

[5]埃斯里・德米尔古克-肯特（Asli Demirguc-Kunt），罗斯・莱文（Ross Levine）编；黄纯纯译.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银行、市场和发展的跨国比较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of banks， markets and development.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巴曙松著.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金融结构与中国金融政策.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03）.

[7]格利，肖.金融理论中的货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8]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例3

基本上所有对《金融的逻辑》一书的议论评价，都没有绕开宋鸿兵的《货币战争》。把这两本书拿来做比。销量方面《货币战争》或将胜出。但如果从它们各自对金融系统内部规律的分析上看。《金融的逻辑》自然要比《货币战争》郑重和严肃得多。很多读者认为。应该把《货币战争》当成一部小说来读。想起年初郎咸平的那句话：如果你实在穷极无聊了。想看《还珠格格》的话，你可以顺便看―下《货币战争》。

金融发展史的背后当然有更深层次的东西，但却不是宋鸿兵笔下波诡云谲的“阴谋论”。金融发展史就是国际银行家们操纵政治、制造战争、频频制造金融危机的历史?用如此眼光打量历史也未免太过含糊、轻佻了。金融发展史背后的逻辑，体现在经济发展促使金融制度做出调整；体现在社会制度的变迁促使金融发展路径的改变；同时，还体现在不同的文化会衍生出的不同金融逻辑。

比如中国传统消费理念是“量入为出”、儒家文化提倡“养儿防老”。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消费理念就相去甚远。陈志武在《金融的逻辑》中指出。儒家文化的“养儿防老”主张靠血缘关系来实现人际金融交易，这事实上纵容了一种“搭便车”、等“免费午餐”的惰性，是不道德的，相对而言，美国等外部金融市场更能逼着每个人去“自食其力”。对于长久浸淫在儒家“孝道”文化中的人来说。这个观点无疑是平地惊雷。孰对孰错尚没有明确定论，但是，他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至少为大家提出了不一样的思考方向。

在《金融的逻辑》一书里，陈志武不仅揭示了文化差异所引起的金融逻辑的差异，还以独到的视角、严谨的逻辑、深入浅出的论述，解析当下中国金融制度设计的困惑：又联系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提出中国金融的发展出路。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了，迅速发展的中国，从经济弱国到经济大国的过程中。会不会也发生金融危机呢?不发展金融当然不会有金融危机，但为杜绝金融危机就要固步自封吗?中国的金融市场要发展，要深化，就要放开手脚，而不是“量入为出”，这样只会因噎废食。

这本书带给决策者和投资者的思考和启迪是多方面的。对于决策者而言，自然是要考虑怎样把好金融逻辑的“脉相”。建立怎样的金融制度和监管机制：而对于在金融世界竞相逐鹿的投资者，也许只有先闭门修炼内功，参透“金融的逻辑”。方能拥有更高的视野，在风起云涌的金融大潮里少受伤害。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例4

【关键词】

货币银行学；历史的方法；理论教学

1 历史的方法之含义及其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联系的观点去看待和分析问题。一件事情的发展总有其来龙去脉的演变过程，如能对事情探本溯源，则对其今天之所以如此的现状也才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学界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民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第一句话即对什么是历史有如下定义：“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因此，所谓历史的方法就是从“这是一段历史”、“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的思想和思维认知角度，去看待我们所要学习与研究的那些事物。

根据历史的定义，我们可以明白，抱定历史的方法去认识事物，对我们理解和把握事物，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至少在这几方面，历史的方法其作用是明显的：一是帮助了解事物本身的由来及其演变；二是认识到有些事情的发展是有其客观规律性的，用于经济领域则极有助于明了诸如“货币金融是市场发育的产物”等等大量存在的类似的观点；三是可以在了解事物由来演变的过程中探知不同地区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所在；四是只有在更深入地认识了当前面临现状的古今中外渊源之后，才可以更好地把握现状、改善现状或预测发展方向。因此，历史的方法在学习和认识事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无可替代和不容低估的。

2 货币银行学课程理论教学的主要知识内容及其显著特点

货币银行学是大多数本科院校经管类专业的一门基础核心课程，性质地位重要。虽然教材版本不同，编写体例和知识结构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根据笔者对一些比较常见、使用较多的部级规划教材的分析，该门课程理论教学的主要知识内容是明确的，大致都包括如下一些共同的基本部分：货币、信用、金融市场、商业银行、中央银行、货币供求、通胀通缩、金融创新、开放金融等等。

纵观该门课程理论教学的主要知识内容，我们可以归纳发现其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不管是货币、信用、金融市场，还是商业银行、中央银行、金融创新等，都涉及到它们的产生、发展与演变，更涉及到中西方在货币银行市场产生、发展与演变方面的一些不同比照。这个显著的特点，为货币银行学课程理论教学中历史方法的运用创造了极大的可能性和存在空间。而历史的方法之巨大思想和思维认知价值，无疑将对学生有效地学好货币银行这一比较复杂的市场的知识产生重要的催化作用，使他们从货币银行市场的庞大体系、数量众多的名词概念、种类繁杂的专业术语等等表象中解脱出来，把握这一无形虚拟金融经济和有形实体产业经济的紧密联动，从而能更好的领会与掌握货币银行市场的特点和运行规律。

3 历史的方法在货币银行学课程理论教学中的运用

明了了历史的方法之含义，清楚了货币银行学课程理论教学的主要知识内容及其显著特点，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体事例，就历史的方法在货币银行学课程理论教学中的运用作出一些示范性的基础探索。

3.1 运用历史的方法对货币信用的知识进行学习

货币的问题，主要涉及到货币及货币制度的产生、发展与演变经历，涉及各阶段的币材、货币形式、货币制度种类、优缺点等，这些都是可以从大量历史知识、事实、故事的角度去进行教学内容、教学素材的组织提炼的。如果丰富了这些教学素材，经过这样的教学过程，学生无疑会对货币产生发展的客观性形成具体而微但又深刻的认识，并可以充分发挥想象，进一步讨论或预测欧元、亚洲元、人民币国际化、500元乃至1000人民币的发行、未来货币等等一系列极具想象与拓展空间的话题。

信用的问题，主要涉及信用的产生，信用的形式种类发展，信用工具类型变化，对利息本质的古典、近代与现代学派观点等问题。这些知识的课堂理论教学，不仅很多内容本身是一个理论界定问题，并且由于教材的编写体例和规范性，使得其理论性更强，学生学起来就会觉得枯燥乏味，但如果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能抱以一个历史的方法，从历史的角度引导学生思维去认识和分析，都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3.2 运用历史的方法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知识进行学习

金融市场的知识讲述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成熟金融市场形成的基本条件。这是一个理论性相当强的问题，涉及到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金融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立法与金融机构的健全、政府宏观调控与监管的适当等抽象性、宏观性和理论思辩性较强的一系列问题。如果不能用历史的方法，对中西方金融市场的发展进行一个比照性的研究，而是泛泛的向学生介绍一下这些观点，学生学习和理解起来就会存在比较大的困难与障碍。而通过对中西方金融市场发展运用历史的方法进行一个比对性分析，学生学习起来就会感觉生动、有形和可理解得多。

金融机构的学习中涉及到商业银行、非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三大类金融机构的知识，运用历史的方法，对中西方商业银行的起源、业务种类及收入占比变迁，非商业银行的产生发展、具体种类、业务现状，中央银行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央行职能变迁、银行独立性、中西方金融机构历史与现状对比等进行学习和认识，就能够有效地避免理论说教与灌输，实现课程理论教学的生动、有形和具体化。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例5

[相关链接：①任理轩：《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作》，载《人民日报》，2009―09―15；②陈东林：《新中国经济建设历程的回顾与联想》，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1)；③郭建宁：《新中国成立6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4)；④董朝霞、郑洁：《垒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世界历史性特征》，载《学习与实践》，2009(4)；⑤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中国六十年》，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8)；⑥王庆五：《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3)；⑦苏长和：《中国模式与世界秩序》，载《外交评论》，2009(4)；⑧鲍宗豪：《论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⑨王绍光、郑永年、周弘、吴晓明：《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1949―2009》(专题讨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5)；⑩张建君：《中国模式的转型逻辑及制度框架》，载《江汉论坛》，2009(7)；⑩李君如：《慎提“中国模式”》，载《学习时报》2009―12―07。]

热点二：网络舆情的民意表达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入选理由：2009年，中国网民数量已达3.38亿，继续稳居世界第一。网络正在改变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活动。2009年，网络热点事件为数众多。这些热点事件主要涉及公民权利保护、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和公共道德伸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公共问题，体现了广大网民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网络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平台。从云南“躲猫猫”到杭州“欺实马”，从逯军“替谁说话”到“史上最牛团长夫人”的“我们是有身份的人”，全民监督与网络曝光交融互动，网络舆情的民意表达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因此也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学者们围绕网络与民意表达、网络与民主公开、网络与反腐倡廉建设、网络与舆论监督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主要观点有五：一是网络已经成为当下民意表达的重要载体，面对网络舆论影响与日俱增的形势，政府要关注网络舆情，重视网络民意，着力建立快速应急机制，提速回应网民关切。二是网络的突出作用体现为促进参与式民主的发展，促进社会平等，促进政治、政府公开的发展，促进选民与人大代表的沟通，促进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加强。三是网络监督必须和其他监督渠道一起，才能形成合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外部监督必须和政府内部的体制建设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败等问题。四是法律是解决问题的主渠道，网络监督只能起到补充作用；应该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制和机制，在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五是网络的大众化和匿名性，使网络监督与“网络暴力”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因此，要加强对网络秩序的规范和引导，努力培育网络公民文化，以发挥网络监督的积极作用。随着网络成为公民表达关切和政府推进政务公开、决策民主化的重要平台，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上，网络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相关链接：①何频：《论网络文化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1)；②张淑华：《网络对媒介民意表达结构的变革》，载《当代传播》，2009(1)；③杨永志：《论互联网在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2)；④张小兵：《网络表达与社会稳定》，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⑤施营：《新媒体语境下的公众表达――网络公共对话的可能》，载《东南传播》，2009(4)}⑥顾明毅：《网络舆情及社会性网络信息传播模式》，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5)；⑦梅琼林、聂静虹：《新媒介环境中的公共政策制定》，载《探索与争鸣》，2009(6)；⑧刘颖：《网络传播中的个性表达与法律规制》，载《新闻战线》，2009(6)；⑨张丽红：《论我国公共决策与网络舆情》，载《广西社会科学》，2009(7)；⑩李菲：《和谐社会构建与网络舆情引导》，载《理论导刊》，2009(7)。]

热点三：国际金融危机与后危机时代的世界格局

入选理由：2009年，全球联手抗击金融危机的举措成效初现，世界经济在震荡中艰难走过“最困难的一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率先走出了一道亮丽的上行线，成为照耀全球经济信心的“灯塔”。面对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极大改变当今世界并将深刻影响全球未来发展的国际金融危机，学术界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国际关系等众多学科都给予了深层次的关注。学者们围绕金融危机与全球化、金融危机与国际经济金融秩序、金融危机与全球治理改革、金融危机与后危机时代世界格局调整、金融危机与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等方面进行了重点讨论。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深刻认识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透过世界金融危机审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反思当前世界经济体系、自由市场和主流经济学，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

实意义。二是深入探讨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战略选择。中国应着力进行新能源开发、技术革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把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全球产业分化、整合和转移新趋势与中国的产业政策、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发展低碳技术和绿色经济，努力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问题，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增长，完成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历史性转变。三是着力强调保持金融业稳定和全面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性。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和货币秩序之重建，在对金融业进行全面的整顿和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实行统一的监管标准和治理框架，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过程中争取更大的代表权和发言权，扩大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权和话语权。四是深度把脉国际金融危机对大国关系和世界格局产生的重大影响。金融危机后，以G20峰会为标志，全球进入意识形态和世界力量对比的新时代，各个发展模式共同克服危机、复苏经济的过程也是多元全球化秩序构建的过程，国际金融乃至全球经济体系将朝着更加均衡、公平和综合方向加快改革。金融危机推动了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的深度演变和改变国际政治议程的优先程序，对中国的对外关系提供了更多的战略机遇和挑战。

[相关链接：①厉以宁：《世界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载《社会科学研究》，2009(2)；②孙立平：《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社会后果》，载《社会》，2009(2)；③王雷：《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蛮迁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2)；④高放：《从世界经济危机看社会主义前景》，载《科学社会主义》，2009(3)；⑤戴相龙：《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及我国的应对措施》，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3)；⑥孟庆龙：《从世界历史看当前经济危机的重大影响》，载《世界历史》，2009(3)；⑦成思危：《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对策》，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5)；⑧田伯平：《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艰难复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6)；⑨惠宁、何磊：《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基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分析》，载《学术月刊》，2009(6)；⑩焦世新：《金融危机与多元全球化秩序》，载《社会科学》，2009(9)；⑩孙丽丽：《开启国际经济新秩序――G20伦敦峰会评析》，载《和平与发展》，2009(4)。]

热点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理论回应

入选理由：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和经济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日益凸显。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引起政府部门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2009年，政府部门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社会救助、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以及“新医改”三个方面：关于社会救助的研究，学术界主要围绕着救助标准、对象和管理机制来展开。在社会救助的标准方面达成共识的同时，对于社会救助的对象和管理机制产生了较大分歧：在社会救助对象方面，有的主张采用普遍主义的原则，有的则主张采取特殊主义的原则；而在社会救助的管理机制方面，有的认为应该由政府主导，有的认为应该由社会主导。关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研究，学术界主要侧重于筹资渠道、政府责任、转移接续等问题，认为应该由政府主导，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方式。关于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的出台，学术界的争论日趋活跃。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是继续市场化，还是回归公益性”这一问题上：有些学者认为，政府应该加大对公共卫生医疗服务的投入，确立公立医疗机构的主导地位，加强对医疗服务和药品的计划价格控制，更加充分体现出医疗的公益性；而有些学者则认为，“看病贵、看病难”并不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而是制度设计存在问题，如果主张医疗行业由政府主导，实质上是在强调市场失效的同时，假设了政府有效，但绝大多数医疗产品和服务并不是公共品，而是私人品，市场完全能够有效地供应，市场并未失灵。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学术界将会对社会保障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继续予以特别关注。

[相关链接：①郑新业、张莉：《社会救助支付水平的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的证据》，载《管理世界》，2009(2)；②代恒猛：《社会救助政策的转型与整合――北京经验》，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2)；③周风华：《社会救助对象瞄定：方法与实践》，载《社会主义研究》，2009(4)；④姚树洁、戴颖杰：《对政府出资筹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制度探讨》，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⑤周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研究》，载《学术交流》，2009(9)；⑥谢安：《我国农村老龄化趋势及新型养老保险体制的建立》，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9)；⑦王虎峰：《中国新医改：政策框架、执行及评估》，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4)；⑧顾海、李佳佳：《国外医疗服务体系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启示与借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5)；⑨曹荣桂：《公立医院要在深化医改中有所作为》，载《求是》，2009(15)。]

热点五：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模式转换

入选理由：2009年，由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使得全球经济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发展困惑，低碳经济似乎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走上新一轮长周期的新的增长点。学术界因此形成了四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全球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金融产业的过度膨胀，使得新能源产业与低碳经济的发展获得了全球的广泛关注和认同，甚至被看成全球经济未来发展的共同方向。中国产业选择需要在工业化发展和温室气体减排之间进行平衡，需要在环境与贸易利益方面作出权衡取舍，寻求低碳发展道路。第二，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代替传统能源、以低碳能源代替化石能源，采取低碳发展模式，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社会，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正在成为全球共同行动的理论基础。第三，“碳关税”成为某些发达国家在遭遇金融危机之后行使贸易保护主义的最佳借口，“碳关税”不仅违反了世贸组织的基本规则，也违背了《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碳排放配额或信用的交易是否应纳入世贸组织体制、配额分配是否涉及补贴措施尚待明确，在设计国际气候制度时应考虑国际贸易的影响。随着新能源与低碳经济发展的全球共同行动，发达国家强调全球采取“共同一致”的行动，而发展中国家则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底线，这将成为今后国际社会有关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博弈主题。第四，节能减排和新能源对中国不仅仅是一种国际道义责任

或抵挡外国贸易制裁的权宜之计，而是能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低碳经济给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突破口，将全面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

[相关链接：①张国宝：《积极构筑稳定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载《宏观经济研究》，2009(4)；②郎春雷：《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产业的低碳发展研究》，载《社会科学》，2009(6)；③高辉清：《发展循环经济，迎接低碳时代》，载《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09(7)；④刘学敏：《低碳发展之路需要经济和能源结构的双重转型》，载《中国科技投资》，2009(7)；⑤曾冠：《碳排放贸易及其与WTO体制的关系》，载《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9(7)；⑥龚雯：《“碳关税”是行贸易保护之实》，载《人民日报》，2009-07-04；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应对气候变化课题组：《当前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与政策建议》，载《中国发展观察》，2009(8)；⑧冯之浚、金涌、牛文元、徐锭明：《关于推行低碳经济促进科学发展的若干思考》，载《政策嘹望》，2009(8)；⑨郭万达、郑宇劫：《低碳经济；未来四十年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载《开放导报》，2009(8)；⑩韩文科：《多元化路径发展清洁能源》，载《中国经济周刊》，2009(24)。]

热点六：非公有制经济研究的新突破

入选理由：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不断深入。200g年，学术界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小企业融资等三个方面。在家族企业的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家族控制、法律环境作为重要的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会对公司行为产生影响(如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与非家族上市公司相比，信息披露质量较低；而法律环境较好地区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高)；家族企业不仅仅是创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创业也不仅仅是家族企业生命周期中一个阶段或战略，相反，家族嵌入式创业是关于家族对创业全面综合影响的恰当描述，因此，家族涉入创业活动产生了与创业理论和家族企业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特的理论问题，正发展成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学者们认为，改制企业与私营企业在治理结构上的差异，一方面源自改制企业与政府更为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源自企业股东、经理人与管理层更强的能力以及工会更为积极的作用。从整体上看，中国非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的利润率与销售额没有显著的影响。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学者们认为，中小企业与银行采用关系借贷融资所形成的关系深度与企业的成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并在规模较大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处于弱市场竞争环境下的企业群体中有所体现。从已发表的数量众多的文章可以看出，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研究在2009年取得了重要进展。

[相关链接：①李胜楠、牛建波：《家族企业董事会规模价值再研究――基于绩效波动与绩效水平的整合分析》，载《经济管理》，2009(2)；②周立新：《家族企业网络化成长模式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及机制》，载《南开管理评论》，2009(3)；③阳、刘吕科：《小企业信贷约束研究的最新进展》，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3)；④陈晓红、林莎：《企业治理结构和自愿性信息披露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小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载《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5)；⑤冯华、孙燕：《家族企业的人力资源配置与生命周期》，载《改革》，2009(6)；⑥张秀烨：《公司治理：内部机制与规制政策》，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6)；⑦皮建才：《转型时期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政治经济学》，载《财经研究》，2009(7)；⑧李宏彬、李杏、姚先国、张海峰、张俊森：《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载《经济研究》，2009(10)；⑨李孔岳：《公司化的组织与家族化的运作――基于中国私营企业的实证研究》，载《学术月刊》，2009(12)。]

热点七：历史唯物主义的新阐释

入选理由：近年来，“重新理解马克思”在学术界较为流行；而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新阐释则成为2009年的一个热点。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学科性质的新解释。有学者把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为一门可以运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加以确定的实证科学，以此来突出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另有学者指出，这种以“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将历史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化的做法会使马克思哲学消失在实证科学的硫酸池中，最终陷入一种历史宿命论；还有学者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既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度，又以革命历史目的论方式指明了人类解放的前景，它具有历史科学性和历史目的论的双重理论特质。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谱系的新解释。为摆脱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的简单化倾向，学术界超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概念框架，通过将资本、生产、实践、异化、物、时间、自由、价值、存在、感性、历史和意识等概念纳入唯物史观的概念诠释谱系之中，形成了更为丰满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诠释谱系。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质内涵的新解释。主要包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方法论、世界观、个人观、群众观、科学观和道德观的新阐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预设、微观基础和宏观图景的新解释，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性、后现代性之内在关系的新考察，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之内在联系的新理解等。四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资源的新发掘。这既包括对维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布洛赫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的探讨，也包括哈贝马斯和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爱德华・索亚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等。可以预见，“历史唯物主义新阐释”作为整个“重新理解马克思”学术活动的中心，它所蕴涵的学术冲击力将会越来越大。

[相关链接：①段忠桥：《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②孙麾、吴晓明主编：《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哲学与史学的对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③张盾：《“历史的终结”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命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1)；④官敬才：《维柯与历史唯物主义》，载《河北学刊》，2009(1)；⑤李荣海：《唯物史观的“实践”阅读――兼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几种理解》，载《东岳论丛》，2009(2)；⑥马俊峰：《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重意蕴》，载《哲学研究》，2009(3)；⑦王南：《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双重意义的统一性》，载《教学与研究》，2009(5)；⑧孔明安：《本质主义的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反思》，载《马克主义与现实》，2009(5)；⑨张雪

魁：《经济学、现代性与历史唯物主义》(上、下)，载《人文杂志》，2009(5、6)；⑩俞吾金：《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兼答段忠桥教授》，载《学术月刊》，2009(10)。]

热点八：话语研究的多学科关注

入选理由：近几年来，“话语”(discourse)一词在中国学术界的出现频率特别高，话语研究已成为中国学界的一大学术生长点。特别是在2009年，较为集中地涌现出一批相关论文、论著，“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中心”在高校成立并持续召开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期刊《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也得以出版。成为热点的“话语”是一个跨学科的术语，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意思：在语言学界，往往指篇章，有时指言语；在文艺学领域，话语可以指文论体系性的东西；在文学领域，则指以语言为基础的叙事方式；在更为广泛的文化研究中，话语的含义也更加丰富和宽泛。这些研究在着力吸收西方话语研究新成果的同时，也试图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主体性以及话语研究的中国范式。2009年，语言学领域的话语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从单纯的书面话语转向多摹态的话语研究，强调其即时性的动态不定的一面。话语研究在中国文论、文学批评领域相当盛行，已成为评论家、理论家操作娴熟的一个得力武器；很多学者试图从语言、话语出发，一方面揭示出现实中国20世纪文学在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的特色，一方面显露中国人现代经验的方式与生存方式。话语研究在中国当代的新闻与传播研究界非常普遍，学者们采用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划定一定的语料库范围，分析新闻报道的特色以及背后的动机(如对汶川大地震、网络语言、人肉搜索、网络上关于“90后”的报道等，采用话语批评分析的方法作出富有新意的探讨)。话语研究还把触角伸入了更为广阔的学科领域，既有在人类学领域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也有在司法领域分析庭审的材料与对话，更有在教育领域分析师生对话的话语评价，甚至有学者提出了“话语学”的概念。

[相关链接：①曹顺庆：《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见《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第2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②陈汝东：《论话语学的学科建构》，见《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第12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③文贵良：《文学话语与现代汉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④高玉：《“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⑤代树兰：《电视访谈话语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⑥施旭：《文化话语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热点九：基础教育改革的理论重建

入选理由：2009年对于中国基础教育来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变革与创新能量集中释放的一年。这一年不仅有不少重要著作出版、有较多的相关学术会议和论坛举办，而且以基础教育改革为主题的学术论文达六百余篇。历史经验的梳理，实践变革问题，以及相关政策的反思，一方面反映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的制定过程之中，另一方面则直接指向前提性和基础性理论的重建，所体现出的主要特点有三：首先，以学校变革为核心任务的基础教育改革推出集约式成果。三十年来，中小学校变革逐渐由教法、教材等“基质”式变革转向以教学、德育、管理等领域为单位的改革进而出现以学校整体结构和基本形态为对象的“转型性变革”，其成果呈现了学校转型过程中变革理念的发展和变革经验的提升。其次，以理论实践交互建构为基本特征的基础教育改革推进中国教育学理论发展与重建。一些学者以重大攻关项目合作方式，深入探讨并揭示了共处于中国社会转型变革中的基础教育改革实践与中国教育学理论的交互建构和双重转型。再次，以教育公平为核心理念的教育均衡发展实践推动教育政策研究深化。在教育“公平、均衡、优质、特色”发展理念指引下，在学校改革及素质教育经验的区域性推广中，不仅激发和呼唤出多样化探索的新路径与新策略，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教育政策研究的深化，基础教育宏观决策的价值取向问题、弱势群体受教育权问题、重点校问题、示范性高中校长实名推荐上名牌大学问题等等，受到社会和学界的高度关注。此外，回顾三十年基础教育变革历程反思发展中的问题，在终身教育的视域下重新解读中国基础教育，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探究，基础教育改革话语的类型及特征分析等主题受到较普遍的关注。上述动向表明：中国基础教育持续三十年的改革已经由学习模仿、尝试创新进入到立足本土问题、着力本土重建、提炼中国经验、作出中国贡献的崭新阶段。

[相关链接：①叶澜等：《基础教育改革与中国教育学理论重建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②王嘉教等：《西北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③金忠明、杨千菊：《论我国基础教育变革的复杂性和转型性》，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④施雨丹：《世界基础教育发展的主题词》，载《外国教育研究》，2009(1)；⑤孝政涛：《试论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前提预设》，载《中小学教育》，2009(3)；⑥陈建华：《“文理分科”：基础教育价值取向的扭曲》，载《南京社会科学》，2009(4)；⑦林丹、柳海民：《渐进改革：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路向的理性选择》，载《教育研究》，2009(7)；⑧庞庆举：《论“新基础教育”之“新”》，载《中国教育学刊》，2009(9)；⑨杨小微：《以终身教育反思中国的基础教育》，载《文汇报》，2009-10-10。]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F72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2 — 0118 — 02

[收稿日期]2014 — 01 — 21

[作者简介]崔佳宁（1984—），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司金融，融资租赁。

一、引言

融资租赁业是中国入世10年之中最为受益的行业之一。在经历了入世前的极度低迷之后，从2007年3月1日起，在中国境内受银监会监管的银行，可以控股设立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金融租赁公司。由此而拉开了中国融资租赁业的高速发展的新篇章。然而，如何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融资租赁行业近年来的发展全貌？如何客观、恰当地评价我国我国融资租赁业的现状？如何引导我国融资租赁业和谐、有序地发展？都是值得关注和深思的问题。

由我国融资租赁业的资深专家史燕平教授组织编写的《中国融资（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13）》一书，于2013年7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报告问世后，得到了业界广泛的好评。同时，作为从事融资租赁研究的一员，笔者也认为，该书虽然名为“发展报告”，但其内容的严谨与深刻并不亚于教材或专著。本文将简要介绍该书，希望该报告可以得到我国融资租赁业的从业人员、研究人员的足够重视。

二、报告特色

（一）历史与国际的纵横视角

这一理念明确的体现在本报告引言及前两章所呈示出的“历史——现状——展望”的行文逻辑之中，而且这一逻辑不仅体现在引言与前两章的顺序安排上，而且即便在其他章节内部，这种梳理历史脉络的理念同样清晰可见。例如在分析增值税对融资租赁业影响的第七章中，其分析的起点一直追述到了增值税的起源，而且也简述了改革开放至今的几次重要税制改革与政策变化，最终才基于对以上历史变迁的思考做出了对当下增值税改革影响的判断。可以说这种具有历史感的章节安排与内容书写，使得本报告虽然名称中包含“2013年”的字样，而其内容绝不仅仅是对2012年行业内各种现象的简单概括和评论，更多地方体现的是融资租赁业发展各方面的历史轨迹。而且为了保证报告对上述历史脉络的准确把握，报告撰写过程中还对业内资深人士进行了采访，他们均是在融资租赁业有几十年从业经验的学者、企业家、行政官员，他们多年的经验不但能保证对融资租赁业发展历程的精准把握，而且受访者不同的身份也保证了视角多元。

而该报告国际视角的特色，并不是指报告第三部分简要论述了世界租赁行业的发展概况。而是指本文的理论立足点是建立在对全球租赁业发展以及国际租赁研究成果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的。该报告撰写团队近年来多次承担《世界融资租赁年报（中国篇）》的编写工作，而且本报告报告撰写过程中，也邀请到美国犹他大学的融资租赁研究专家Jame Schallheim探讨了有关融资租赁的形式、本质、特点等一系列进行租赁研究所必须弄清楚的基础性问题。在这些国际的活动中，该报告撰写团队在对世界各国的租赁业发展也有了深层次的认识，对融资租赁的定义、租赁物的划分有了更为精准的了解。

在综合了上述历史视角与国际视角之后所形成的，便是对当下我国融资租赁业核心概念最为精确的认知，这一点突出体现在报告最后《市场角度下融资租赁的界定与交易形式分类》中。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历程的特殊性，“融资租赁”四个字的概念一直界定不清，也由此导致过国内租赁市场的种种乱象与监管难题，以及对外经济交流中的鸡同鸭讲。因此，在对我国融资租赁业各个方面发展过程全面认识后并且结合国际交流合作中的各种经验，本报告中对融资租赁业中种种术语的精确释义的确为租赁业务、租赁研究与国际接轨做出了贡献。

（二）多学科的交叉视角

融资租赁是学科综合性非常强的一种金融业务，经常涉及到会计、税收、法律、营销等经管类的专业知识，个别时候甚至涉及到医疗、机械、能源、IT等技术性非常强的理工类专业知识。因此，报告主编史燕平教授认为融资租赁犹如一个盒子，盒子的各个面看似独立却实有关联。所以，在融资租赁的理论研究、操作实务、交易设计、政策制定等各个方面，若是没有盒子的立体感，经常会犯站在税收的立场讲监管的问题，或者站在法律的立场讲会计的错误。

在这一点上，该报告体现出很强的学科交叉型。虽然从各章的标题中会看到诸如“法律”“税收”甚至“光伏”这样的关键词，但仔细阅读后会发现，在这些章节的论述中，处处体现了融资租赁非常强的学科交叉性。例如在第四章谈到融资租赁案件面临的法律问题时，用到了租金总额与租赁物总价的大小判断这一思想，而这一思想实则来源于金融学中关于金融学中融资决策的相关内容；在光伏电站融资租赁模式的探讨中也可以看到金融风险控制与光伏专业技术的结合。

可以说在学科的交叉综合性这一方面，该报告的确给读者呈现了一个关于融资租赁各个方面的、有机联系的、展开的盒子，适合身处融资租赁不同侧面的从业人员了解融资租赁的其他各个侧面，让我们看清了融资租赁各个侧面的形式、本质、联系，这些章节同时也说明了融资租赁行业需要复合型的人才。

（三）监管与政策的宏观视角

融资租赁是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所进行的研究不可以脱离中国经济运行现阶段的特殊环境与国情。而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似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大特色，这只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手几乎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任何一方面所必须关注的宏观大背景。

本报告对这种宏观层面的特点把握也及其到位，并且做到了利弊兼顾不偏不倚的论述。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该报告对租赁监管与租赁相关政策两个方面的分析上。首先，在监管上，该报告第三章详细论述了当下内外资融资租赁公司的国民待遇差别。报告认为，由于我国融资租赁业发展历程的特殊性，形成了当下监管中的差别待遇，而这种差别待遇严重影响到了行业的公平竞争，对行业的长期发展非常不利，实行非审慎监管才是将来的发展方向；而后，在关于我国区域性融资租赁促进政策与部分地区融资租赁业发展状况的对比中， 更是以全国各地区的宏观视角提供了地方政府制定融资租赁相关政策与推动融资租赁业发展时宝贵的思路与实践经验，值得有条件利用融资租赁完善金融改革与金融深化的地区参考借鉴。

（四）市场细分的微观视角

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该书的第二大部分。该报告从前面的历史国际视角、学科交叉视角、宏观环境视角对融资租赁进行的阐述之后，在第二部分才进入了融资租赁业最核心的部分——融资租赁市场本身。

其实在该报告问世之前，报告主编史燕平教授在她之前的租赁研究中将融资租赁市场划分为出租人市场、承租人市场和租赁资产市场。这种划分方式是一种看似简单却极其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划分方法。因为融资租赁本身是一种金融服务。这种服务也的确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商品，商品的供给方就是出租人，需求方是承租人，商品是以资产为载体的金融服务。这是一种规范的、理论层面的划分与分析方法。但是在当时提出这种分析方法的时候（2004年），我国的租赁业刚刚起步，数据很难搜集，导致难以用这样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融资租赁市场，只是用了外国的数据对国外的融资租赁市场进行了分析。但这次则不同。在中国融资租赁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原来的分析方法可以对中国融资租赁市场进行更深一步的分析。

在市场供给方面，也就是出租人方面，报告的第十章对融资租赁公司的融资渠道做了论述，可以说融资渠道是关乎租赁公司存亡的重大问题。报告指出，在银行信贷仍是各大公司主要渠道的大环境下，点心债、资产支持证券等融资渠道会成为未来的方向。

而在市场需求方面，也就是承租人方面，第十一章以上市公司作为承租人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对于上市公司来讲，以短期内获得大量现金流为目的的出售回租成为了融资租赁各种交易形式中最受青睐的一种。但这种现象并不值得乐观，它背后反映的是金融资源的垄断与不当配置。

在对供求的分析之后，报告第二部分的重点放在了资产，对资产的论述涉及到飞机、船舶、医疗设备、农业机械等。而在对各种资产的论述中，处处体现着前面各种分析视角的结合，任何一种设备都会从历史的、国际的、宏微观的、供求的视角去分析，甚至涉及到非常专业的科技知识。这正是在读完关于各种资产的论述后才会感觉到，融资租赁的核心在资产，对于资产在市场中的风险、价值、供求等一系列问题的判断才应该是融资租赁的核心内容。

三、报告的核心理念——关于融资租赁融资本质特征与核心竞争力的思辨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例7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是列宁经济国际化思想亦即全球化理论的集中表达。这一理论实质上是关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发展新时代的理论,是新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着作发表已近百年,笔者认为,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加速推进,全球化内涵的不断丰富,当代资本主义产生了许多重大的不同于马克思时代也不同于列宁时代的新变化。从发展的趋势看,资本主义在经历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以及由其转化而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进而向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演进,或者说发展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正如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在金融领域。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认为,列宁指的新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称之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经历列宁所论述的由传统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即从一般垄断到国家垄断阶段的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转变到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阶段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这称之为传统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亦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从本质上说虽然依旧是在列宁讲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内的变化,但确实是重大变化,甚至是某种质的变化。

    “注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研究是胡锦涛同志一再要求的,正如我们所认为的,在这个阶段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必将产生多种极不相同的与全球化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重挑战,并非仅仅来自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骤然剧变,还有来自全球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

    因此,如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由传统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变化的实质和根源即转变的内在机制、影响及历史地位,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定位和阶段性特征,以便在扑朔迷离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中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趋势,更主要的是对于我们在揭示和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和运行规律中,利用全球化的机制和发展规律、做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也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二、梳理与辨析

    “金融资本”的概念不是时下才出现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着作中。“金融资本”的概念是由拉法格首先提出的。奥地利学者鲁道夫·希法亭首先对“金融资本”做了系统的阐述,并做出了卓越贡献。而列宁对金融垄断资本的概念、必然性、形式、特征等进行了科学阐述,全面、科学地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金融资本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有人也将列宁称之为“金融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

    列宁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做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那么,马克思是怎样论证这种转变的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着作,特别是《资本论》中,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必然导致的结果的角度,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必然性。“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融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就是说,所谓垄断资本是由于资本集中而达到极限的资本。马克思不仅通过对资本积累历史趋势的分析,从理论上推断垄断的产生是必然的,而且敏锐地发现当时所出现的垄断组织萌芽。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为保证这种生产的顺利进行,资本家之间的原料供给和产品销售方面形成的资本家联盟就是最早的垄断组织形式。恩格斯晚年沿着这一思路,更多地关注垄断资本形式问题。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金融资本”的概念,但他们关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和资本集中进而到垄断的形成、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信用、股份公司以及银行的作用、工商业关系的分析等,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研究金融资本问题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进入20世纪,金融垄断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导形式,金融资本垄断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

    拉法格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第一个深刻把握“金融资本”精髓的人。他在1903年就发表了《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一文,文中以美国为典型,通过对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的研究,看到了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日趋结合的趋势,分析了金融垄断资本的基本特征。拉法格指出:“金融资本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控制着各种类型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和金融企业,在各种金融活动扩展的同时,银行作为新型的金融机构迅速发展起来,“金融业已成为强大的吸压泵,它把资本集中起来,再压进工商业各条渠道上去”。这样,工商业和银行业的关系更加紧密,工商业需要银行为其筹集资本,而银行集中资本只有重新回流到工商业中才能为其筹集资本;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二者间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是一个不断融合、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

    由此可见,尽管拉法格没有明确为“金融资本”这一概念下一个科学的定义,但他已经明确地指出“金融资本”是垄断资本形成和发展的产物,其要旨在于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融合。拉法格还认为,金融垄断资本的产生是合乎规律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即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是对中世纪封建社会行会组织垄断的否定,而金融垄断则是由自由竞争所导致的“否定之否定”,垄断资本主义是一般商品经济规律运行的必然结果。

    奥地利学者鲁道夫·希法亭首先对“金融资本”做了系统的阐述,并作出了卓越贡献。希法亭在1910年出版的《金融资本一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一书中,以当时德国的银行资本为研究对象,明确提出了“金融资本”这一理论范畴,探讨了金融资本形成的原因、途径、运行规律及银行资本在金融垄断资本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第一个对金融资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考察的人。希法亭由货币问题分析入手,着重考察资本发展的历史,把资本区分为三个阶段:高利贷资本、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并围绕货币流通和信用发展,系统考察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信用、股份公司等。通过考察,希法亭将“金融资本”界定为“固定在产业资本中的银行资本”,强调在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融合的过程中银行资本的统治作用。

    希法亭把金融资本的研究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考察密切结合起来,将“现代的”资本主义与以前的资本主义相区别,他清楚地指出两者的密切联系。希法亭认为,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标志就是由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融合而形成的金融资本取代了产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并认为“不懂得金融资本的规律和职能,就不可能了解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就不会有科学的经济学和政策”。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叫做金融资本的时代,而把帝国主义视为金融资本的对外政策。所有这些表明,希法亭已经了解了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例8

荷兰是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国家，构建了第一个现代意义的金融体系，加快了其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本文以荷兰金融与产业成长历史为线索，分析荷兰成为超级大国的基础和根本原因所在，从而揭示金融成长如何保证和加快产业成长，为我国发展提供借鉴。

一、农业商品化、工场手工业规模化与商人资本

（一）农业商品化与“商品农”

荷兰独立后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导致农业的分工和专业化以及商品化，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专业化农业生产，农产品的商品率相当高国际贸易论文，成为欧洲国家粮食的重要供给国。荷兰弗里斯兰的哈姆马农产品的商品率甚至达到92.3%，1572年由于弗里斯兰经历战争商品率下降。

在沿海地带渔业成为重要产业，与当时其他国家不同，荷兰的三大渔业（鲱鱼、鲸鱼和鳕鱼业）不仅仅限于捕捞，而且还进行加工、包装或提炼，渔业成了一种工业。荷兰省北部岛屿以及荷恩与阿姆斯特丹之间地带17世纪上半叶从事海上渔业加工的乡村男劳力占其总数的50%[1]。1562—1657年出口到波罗的海的鲱鱼中75%是荷兰运输，1661—1720仍占60%，此后比重大幅度下降，1730—1740，荷兰一国要占欧洲全部鲱鱼年产量的1/2以上。

农产品、畜产品和渔业从生产、加工到销售已形成大规模商品生产，高产量、高商品率和众多的从业人员说明荷兰的农业已突破传统生产方式，农业已形成一种产业，支撑着荷兰经济强国的基础。德·弗雷斯(1971)[2]总结认为，荷兰乡村经济转变的主要特征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农”的形成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作为前向联系，农产品的商品化维系着为之服务的运输和市场网络。凭借繁密顺畅的流通渠道，乡村农产品贸易不仅遍及国内，而且扩大到国际，成为荷兰庞大商业帝国机器运转的“基本润滑剂”。作为后向联系国际贸易论文，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刺激了人们对于土地开发的投资兴趣，推动了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肥料和饲料的贸易扩大，促进了乡村手工业的兴起和教育的兴办。直至整个18世纪，荷兰农业始终在欧洲保持了最先进的生产水平。

（二）工业与金融业的形成

纺织业特别是呢绒工业是荷兰的第一支柱产业，已形成生产的大众化，而且纺织业的结构调整（如新呢绒生产取代旧呢绒生产）使荷兰保持着持续的优势。至17世纪，来登成为欧洲最大的毛纺织中心。

国内工业中居突出地位的是造船业。在17世纪初期造船业已成为荷兰居第二位的支柱产业。政府兴建的国内四通八达的运河和造船业的大型化、机械化使荷兰水上运输趋向经济化——运输成本低廉化。造船业既为荷兰的海外贸易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又为荷兰国内经济飞跃提供了基础，促进了荷兰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形成和发展，同时推动了海上贸易在全球范围的兴起。

（三）商人资本与农业、工业成长

在农业、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成长过程中，商人资本起着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起始阶段，由于经济规模较小，商人资本和产业资本采用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方式，通常融为一体。当荷兰农业商品化、工场手工业规模化迅速扩大时，产业成长的预期收益吸引更多商人资本流向农业和工业，由于商人资本具有雄厚的资金、专业的商业技能，从而逐渐控制了生产和销售的全部过程；同时，与商人资本早期实行合伙制的原有生产者逐渐丧失生产资料国际贸易论文，沦为工资劳动者。产业资本的增加进一步加强了农业产业化和工业的发展，即产业成长。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专门从事农业、制造业的产业部门和专门为产业融资服务的金融部门。

二、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与国际贸易中心的确立

（一）现代银行制度与对外贸易

农业商品化和工场手工业规模扩大以及造船业的经济化促进了荷兰的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大内在地要求金融机构为之提供便利的国际贸易支付体系。在威尼斯银行业模式基础上建立的金融机构框架已不能使支付体系顺畅、有效。此时，1609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进行了一个划时代的改革——银行券代替硬币，同时要求进出口商在该行开立账户，600弗罗林以上的支付必须使用汇票。“银行券的发行与流通是金融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金融对经济推动作用产生一个飞跃的转折点，最初发行是为了节约金属铸币和在支付体系内提高效率，但却为后来信用货币制度的建立做了重要尝试，开辟了通过创造廉价货币以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1]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业务创新对荷兰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提高了支付效率，这是其最初的目的，而且事实也达到了预期目标。更为重要的是支付的便利吸引了更多的其他国家的商人在阿姆斯特丹银行结算，既带来了资金，也使阿姆斯特丹由一般的商品集散地演变为国际贸易中心。第二，信用工具的产生大大满足了产业成长所需资金。农业商品化和工场手工业规模的扩大，使得仅依靠内源融资不能满足产业成长的需要国际贸易论文，传统的银行借贷既受资金来源约束，也有筹资成本过高的影响。信用工具的产生使得货币乘数作用出现，从而为产业成长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对外贸易迅速成长为荷兰的支柱产业。第三，降低了筹资成本。银行业务的创新大大便利了资金的借贷，也促进了银行业的竞争，大量银行聚集在阿姆斯特丹，使得银行的借贷利率比欧洲其他国家要低几倍，低利率贷款为产业扩大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有力支持。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荷兰，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已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而且在发展过程中，生息资本已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一点已经表现在利息率的低微上”[2]。

（二）证券市场与贸易垄断

海外贸易的迅速成长激发荷兰人纷纷组织贸易公司，同时带动了银行业和保险业的扩大，产业成长（海外贸易）大于金融成长，资金需求成为瓶颈；同时荷兰在早期实行的合伙制贸易方式问题凸显：这种具有短期行为特征的贸易方式与荷兰迅速壮大的海外贸易不相匹配。为解决长期资金问题，1606年荷属东印度公司成立之时即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股票，这张股票让荷兰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辉煌。该公司采用股份制向全社会募集资金，有的股东只有几十个荷兰盾，表明股份制在荷兰已成为普及的筹资和投资方式。1608年国际贸易论文，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建立，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股票交易所。尽管只有联合西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股票在此交易，另外还有政府发行的各种类型的债券（更多股票和证券交易在非正式市场交易），这个市场却拥有成熟的交易技术，包括期权和期货合约的使用。阿姆斯特丹是当时欧洲的商业中心，与此相匹配，该交易市场成为国际股票市场的中心。——17世纪荷兰资本积累比欧洲各国的资本总和还要多，对外投资比英国多15倍。投资于欧洲、东印度和美洲的外国债券的资金超过3.4亿荷兰盾。英国国债的很大一部分由荷兰人持有，每年有上千万荷兰盾的利息收入[3]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更为重要的是17世纪中叶的“金融革命”——各省从向商人—银行家借款转为直接向富人出售国库券。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欧洲最著名的短期和长期信贷供应者，成为一个规模空前的国际金融市场。

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为对外贸易提供了丰富的资金，也解决了企业所需的长期资金问题；同时，证券市场的大众化使得金融成长快于产业成长，从而保证和加快了现代商业（海外贸易）的成长。.

股份制帮助荷属东印度公司打败英属东印度公司，奠定了其贸易垄断地位；证券交易所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建立为对外贸易提供了雄厚的资本和便利的支付体系；资金的自由流动使阿姆斯特丹成为资金的集散地：一方面，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和金融工具的创新使国际资金大量流向阿姆斯特丹，另一方面，发达的金融体系又为荷兰和其他国家提供了廉价而便利的资金来源。金融成长把广大居民购买力的利益和产业成长（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促进了荷兰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荷兰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同时国际贸易论文，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至此，现代金融制度已成功帮助荷兰确立了国际贸易中心，金融成长和产业成长进入成熟期。

三、资本自由流动与产业衰落

海外贸易汇集的大量财富和诸多物产，源源不断流入荷兰，进而转化为巨额商业利润和资本，至17世纪中期，荷兰已成为世界商业霸主。然而，曾促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资金自由流动，出现国内资本脱离产业转向借贷资本，贷款回收的困难和泡沫经济的破灭，动摇着其金融体系的稳定。

首先，转口贸易的兴盛改变了商人资本的性质。商人资本原为获取商业利润而参与并逐渐控制国内产业生产，当转口贸易变得更为有利时，商人资本便倾向于进口而非制造，资本则由产业资本转向商业资本，显然阻碍了国内产业进一步成长。由于转口贸易的特殊作用，以阿姆斯特丹为首的商业城市，期望靠转口贸易扩大财富国际贸易论文，无视国内工业成长的根本利益，激励政府实行低关税，对国内工业放弃保护，也就意味着对国内产业成长的阻碍：海外贸易脱离国内产业成长，失去交换的基础；放弃国内工业保护，也就意味着商品生产国商品竞争力的提升和直接贸易的兴起，荷兰的转口贸易失去依托。商业资本在荷兰商品经济发展中不是逐步让位于工业资本，而是使工业资本越来越屈从于自己，这一演变趋势与西方近代资本结构演变的总趋势恰好相反[4]。

其次，金融成长脱离国内产业成长，失去基础和载体。金融业在促进海外贸易迅速成长的同时，荷兰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然而至17世纪后期，荷兰资本更多用于对外借贷而非国内产业投资。荷兰金融业的高度发达具体表现在利息率的低微上，而同期其他国家的利息率则是荷兰的几倍。由此不仅导致商人资本从产业资本转向借贷资本，而且促使商人（尤其是大商人）在国内低息借贷，国外高息放贷，进一步加剧国内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减少。

第三，银行坏账形成金融危机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到18世纪末期国际贸易论文，荷兰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由商业资本主义演变为借贷资本主义。对外大量放款为荷兰赢得了金融资本家的美誉，然而对外放款的对象：一是外国政府、君主，一方面增强了外国的军事和工业实力，另一方面战争使得大量贷款成为坏帐，严重影响着荷兰的金融业；二是对外金融投机，到17世纪下半叶，其影响超过对外贸易。1758年，荷兰商人购买的英格兰银行、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股票占这些股票总额的1/3[5]。南海“泡沫事件”导致投资者损失惨重。坏账的形成和商人资本的损失大大降低了荷兰的金融竞争力。各种投机活动导致一系列银行破产倒闭，引发1763年的金融危机。

四、启示

1．产业成长是现代金融体系形成与成长的基础

农业、工场手工业、海外贸易等产业的兴起增加了融资需求，银行券、汇票、期权、期货、国库券等金融工具创新蓬勃发展，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银行、非正式交易市场等现代金融体系产生，产业成长引致金融成长；另一方面，金融成长又为农业、工场手工业、海外贸易等产业提供充足的资金，进一步促进产业成长，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业本身得以成长。

2．现代金融体系保证和加快了海外贸易的成长

阿姆斯特丹银行建立的支付制度第一次显示了现代金融制度的威力，促使阿姆斯特丹迅速成为国际贸易中心；荷属东印度公司发行的股票既保证了企业长期生存，又促使荷兰海外贸易迅速获得垄断地位；资金的自由流动促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资金的集散地。因此，银行券、国库券、股票等金融工具的创新、银行制度和证券市场等金融制度创新既保证和加快了国际贸易中心的确立国际贸易论文，又促进了金融业自身的成长，使荷兰保持了一个多世纪的世界霸权。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荷兰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3]，或如亨利?塞所言荷兰是“商业和金融资本主义的象征” [4]。

3．金融成长与产业成长必须保持合理关系

金融成长以产业成长为基础。“郁金香事件”显示了泡沫经济的危害，此后历史上多次的泡沫经济与此都有相似之处——金融成长脱离产业成长必然带来泡沫的破灭；“南海事件”表明资本自由流动的负面效应，美国历史上也多次发生外国投资者遭受巨大损失的金融危机。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成长超过产业成长所需以及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危害已引起各国关注，尤其是拥有外国巨额证券资产时更应引起重视，国家金融安全成为政府的职能之一。

作者：史恩义 男，1967年8月生，山西襄汾县人 工作单位：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投资

学位：经济学博士

参考文献

[1].范?德?沃德．乡村史系学报与荷兰乡村史的研究[J]．欧洲经济史杂志，1971，31(1)：236．

[2].德?弗雷斯．黄金时代荷兰的乡村经济1500—1700[J]．经济史杂志，1971，31(1)：266-267．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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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化背景下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充分发挥学术平台的理论辐射作用

国际分工与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发展

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问题

美元霸权和信用评级垄断支撑美国霸权

扎实做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工作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新的起点上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建设学习型政党提高思想领导能力

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加强高校学习型领导班子建设

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的几点要求

论“第二次结合”的思想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

中国金融发展史论文例10

[DOI] 10.13939/ki.zgsc.2015.03.011

1 引言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学术界永恒不变的研究主题之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戈德史密斯、麦金农和肖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就提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金融和经济发展。总体来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分为四块：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引导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二者相互作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关系。本文借助于帕加诺的AK模型所推导出的结论，运用我国1983―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 文献综述

在过去的40年中，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在学术界受到空前关注，出现大量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文献。这一领域研究的先驱可能要算熊彼特（1912），他认为一个国家金融部门的发展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以及个人收入的提高。格利和肖（1955，1956）系统探讨了各种金融中介在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戈德史密斯（1969）首次从实证方面对金融和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通过对国际上近30多个国家的经济和金融的发展状况研究，揭示大多数国家二者间存在大致平行的关系，但没有明确给出具体的关系。

国内关于金融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也很丰富，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文献主要基于全国的视角来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谈儒勇，1999；韩廷春，2001等）；这类研究都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起到或多或少的作用。第二类研究主要是通过区域数据来研究两者关系的区域差异（周力，2002；郑长德，2003）这类文献的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发展在不同地区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第三类就是研究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的关系（姚耀军，2004；许崇正，2005等）。

3 基本模型和理论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不少学者开始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机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帕加诺模型。他借鉴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建立了研究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机制的AK模型。

4 实证分析

以上理论分析表明，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三个途径对经济增长能够产生影响。在这一节中，我们转向实证研究，试图通过中国1983―2012年的30年时间序列数据来检验上述理论结果。

4.1 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

金融发展不仅表现为金融数量上的增长，更强调的是金融效率的提高，因此本文以金融的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来衡量我国金融发展水平。

我们借用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率（FIR）来衡量金融发展的规模，本文将以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的效率指标应该反映金融体系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本文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额与存款额的比值来表示这一指标，用FE来表示。本文以GDP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本文研究所选用的数据来源于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4.2 实证检验

4.2.1 ADF检验

本文使用Eviews3.1计量软件分别对金融规模指标（FIR）、金融效率指标（FE）、经济增长指标GDP进行ADF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中数据可以看出，GDP增长率（GG）、金融相关率（FIR）和效率指标FE是非平稳序列。在对原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的序列D（GG）、D（FIR）和D（FE）的ADF是平稳序列，可见原三个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

4.2.2 协整检验

由上面的检验结果，GDP增长率、金融相关率以及金融发展效率都是一阶单整序列，故三者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可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从上表结果可以看出，在5%显著性水平下，GG、FIR、FE这三个变量间存在且只有一种协整关系，也就是说，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4.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协整检验，我们确定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但这并不能说明两者之间因果关系如何。为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们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考察其因果关系，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看出，在5%显著性水平下，金融发展效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能显著影响金融发展效率，而金融效率不能显著影响经济增长。

5 结论分析和政策建议

5.1 结论分析

本文基于帕加诺理论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我们的实证检验结论发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金融发展并不显著影响经济增长，具体表现为金融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Granger关系，而金融发展效率也只是单向受经济增长影响。

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指标选取或者考察期限长短方面；另外，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金融市场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不再像以前那么单一，这必然会对金融体系的效率产生影响，因而可能在做实证分析的时候分阶段去考虑得到的结果应该会更理想一些。

5.2 政策建议

尽管本文的实证结果没能检验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间显著的影响关系，但不能否认的是，从长期来看，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但是由于现阶段我国的金融发展还处在相对较低水平上，政府信贷政策的倾斜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例如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这些导致我国金融发展效率不高。

鉴于此，我国应该积极推行金融体制改革，调整信贷政策，合理有效地引导资金流向，促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可更好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 Goldsmith， Raymond. W1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M]. New Haven， CT： Yale U1 Press， 1969.

[2] Pagano M..Financial Markets and Growth： An Overview[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37，1993：631-622.

[3] 韩廷春.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经验模型与政策分析[J]. 世界经济，2001（6）：3-9 .

[4] 谈儒勇.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1999（10）：5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