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普通话的诗歌例1

“废话诗”走红引发网络模仿效应

诗人乌青，被网友戏称为“废话诗”的鼻祖，他创作的《对白云的赞美》、《假如你真的要给我钱》和《怎么办》等诗歌开了“废话诗”的先河。与传统诗歌语言精练、内涵深厚的特质不同，“废话诗”直白记录生活的琐事，完全用自言自语的“口水”语言写成。在作品中，乌青这样描绘对白云的赞美：“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在《假如你真的要给我钱》中，他用自己的银行账户信息组合成了一首诗：“我的银行账号如下：招商银行/6225××74/郑功宇/建设银行/4367××13……”

网友调侃说，“读你的诗还不如打开电视看广告”，“李白杜甫一定会泪流满面”。然而，“废话诗”一现身网络，就引来众多模仿写作者。几乎“零门槛”的准入标准，让不少网友觉得，闲暇之余写一首“废话诗”绝非难事。

诗歌口语化探索误入歧途

事实上，“废话诗”只是近年来“网络口水诗”兴起的冰山一角，“梨花体”、“羊羔体”、“垃圾体”等先后被热炒并引发争议。

对此，不少国内知名诗人表示，“废话诗”的口语化无可厚非，但在追求自由表达、惯性写作过程中却忽略了诗歌的“精神内核”。

《诗刊》杂志编审、诗人周所同说：“从格律诗到新诗，诗歌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求新求变，当代不少诗人探索用更风趣、更幽默的白话语言写诗，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但‘废话诗’以记录自我生活琐事为主，内容较为狭窄，游戏成分和炒作成分过多。”

《人民文学》杂志原主编、第一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诗人韩作荣说：“就诗歌的本质来说，尤其是新诗，它跟白话文没什么区别。用白话进行诗歌创作的关键在于有没有诗意和诗学结构。独特深刻的发现和启迪，在‘废话诗’中并不存在。”

推广普通话的诗歌例2

激不起半点涟漪

朗诵，让他的人生轨E得到改写

信念上翅膀

情感得以有处安放

他在香港普及古典诗词

赋予朗诵艺术更多传统的内蕴

他可以低入尘埃，为孩子们写他们的诗篇

他也曾名扬文艺界，用声音声动国外

他言――

朗诵是情感和生命的需要

就像树生长在土Y一样的自然

那时年少 几多艰苦几重忧？

祖籍四川双流，出生於天津，在内蒙古生活过二十N年，後又辗转来到香港打拼，向垒先生的人生道路几经波折，可无论岁月的足E如何行走，始终不变的，是他那颗追求文学、追求朗诵艺术的心。

早年的向垒先生，受益於祖传中医的家庭背景，在内蒙古大草原下乡期间成为一名赤脚医生，针灸技术在当地被广为称道；後来有幸考取大学中文系，毕业後从事教师行业，埋头耕耘着自己的一片土地。1985年，35岁的他带着太太和孩子来到香港，渴望能在这里寻找到新的发展。

初来乍到，陌生的广东话、繁体字让向垒先生感到极不适应。繁华的物质世界，悬殊的生活境遇，让他遭遇了家庭的变故，妻子离他而去。他只好一边打工一边带着未足4岁的儿子，一个人又当爸又当妈，靠着自己的一双手，独立抚养儿子长大成人……当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因此，刚到香港的几年，相依为命的父子吃了不少苦。他不得不放低姿态从零开始，在一家公司从事着简单又粗重的仓务员工作。

一个人最无助的情景，莫过於在最艰难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分担的人，而管如此，落在身上的担子K没有因此被向垒先生卸下。他一边凭着微薄的收入支撑着家里的生计，一边全心全意地照顾好孩子。那时候，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来到香港寄人篱下的感觉，也正是如此，才给了他最坚定的信念：无论生活如何艰难，我都要挺过来，我要改变自己的家！

一心努力的人，生活总不会辜负他。向垒先生天生一副好嗓音，时代的中学生舞台生涯，以及多年後偶然的机缘，他有幸遇到了演艺界一名老艺术家，从此埋下了一个走上银幕的心愿。为了改变命运，向垒先生想方设法安顿好孩子，毅然报读了夜校，专心学习影视电影表演专业。他的先天资质，加之後天努力，很快便如鱼得水，不久便成为特邀演员，踏上银幕，期间逐步走上文字工作和进入专业广播机构做播音及配音工作，工作时间比较灵活。

上世纪90年代，向垒先生开始拍电影。那时候，古装片和动作片盛行，他不仅善於武打、擅长骑马，古装形象也十分好，赢得一些导演的重视。在拍电影的几年里，向垒先生做出了一些成绩，在《黄飞鸿第二集男儿当自强》中和李连杰出演对手戏，与张曼玉、林青霞、甄子丹、梁家辉同台参演《新龙门客栈》，还在刘德华主演的电影《战神传说》、周润发主演的电影《和平饭店》中担任角色……凭着出色的演技成为一名优秀演员。

及至孩子七八岁，考虑到对孩子疏於照顾，向垒先生告别了电影拍摄生涯。他在回忆那段岁月时曾经辛酸流I：“当时，我带着孩子住在天台石屋里，日子过得很辛苦。免费的图书馆、[乐场成了我和孩子常去的活动地，我们最多的运动就是爬山。”後来，向垒先生实现了自己当初的诺言，通过努力改变了家庭，从在顶楼加盖屋熬日子，住进了属於自己所拥有的房子。安定下来後，他开始一边从事编辑工作，一边在电台做播音员，生活按着自己愿想的方向前行。

向垒先生常对人说：“苦难是祝福！”

将朗诵培以传统的沃土

多年的经历，让向垒先生的舞台和银幕的表演能力、朗诵技法等都有了很大提高，为他日後在艺术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慢慢走上从事普通话教学的道路，在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做了三年普通话讲师，也在香港浸会大学兼任普通话讲师多年，完成人生的又一次华美蜕变。

中国是一个追求传统的国度，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最讲求气，这气，在古典文学中也最能觅到踪影。出生於书香世家的向垒先生，自小受身为上海文史馆研究员的爷爷影响，在古典诗词方面拥有深厚的沉淀。然而，香港专注於古典诗词朗诵培训的机构太少了，怎麽能让如此内蕴丰厚的古典诗词在香港迅速推广开来？2002年，向垒先生毅然起成立了香港朗诵艺术语言中心，专注教授传统文化的朗诵技法，尤其是古典诗词和散文的音技法，不遗N力推广中华民族的优秀的语言艺术，推行普通话。

幸运的是，回归後的香港，香港人的普通话意识日益增强，这对向垒先生来说正是极好的机遇。他带领老师们对学生进行朗诵和普通话培训，不到一年时间便打响名气。f暇时，他不断涉猎，观赏不同的剧种、欣赏音乐、赏析各类绘画、书法、摄影，大量观看中外电影电视剧、体育运动、世界风光、地理民俗、历史人物信息，探索方言与普通话的分别，朗诵古今名篇……通过窥探人文艺术，从中汲取养料，拓展视野，提升文艺修养。他深知艺术相通，教师唯有成为不断充溢的一碗水，才能提供最好的教学资质，无愧学生。然而，古典诗文的教学进展相对较为缓慢，如何推广成了向垒先生面临的最大难题。

他了解到，在香港从事普通话教学的老师数不胜数，也有越来越多的幼儿、中小学生有这方面的需求，他们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习和各种才艺看得很重。而随着企业、机关等单位对人员素质的要求逐年提高，这些从业者们对自己的语言能力也渐渐有了增值意识。於是，在中心，除了向垒先生和另外一位全职老师外，其他老师均被安排到各学校、家庭、企业和机关开展教学工作，以此促进中心的发展。

近十二年，向垒先生逐步组织和举办了二十几届朗诵比赛，现如今每年三届，各有侧重。为了全面提高香港学子的听说读写的能力，他又举办了四届现场作文大赛和汉语拼音大赛，以及歌唱大赛（其中包括清唱）。K在香港政府剧院举办公开的朗诵演唱表演会，不仅给师生孩子提供了表演的舞台，也促进了与内地的文艺交流，还加强了当代优秀文艺的传播。向垒先生特别注重香港本土的文艺创作，不论比赛与表演，他都积极推广原创诗文和原唱原诵，更积极把古体诗词、相声、快板、绕口令等语言技法推广给香港市民，甚至把腹语的表演艺术也推介给香港人……每一次的赛後讲评和示范，他都不断地推动着朗诵的普及与提高，促进了香港的朗诵学风，增进了百花齐放，百家鸣气象。向垒先生的热情带动和真诚细腻的示范，已逐步影响了香港粤语和英语的朗诵风貌，对朗诵界的学生们老师们来说是一场美好的福音。

另一方面，向垒先生注重教师的培训，专门为在职和兼职老师们开办系统的朗诵培训，以及中文语法与写作能力的训练，以期提高教师队伍的中文能力、写作能力和朗诵水平。他还为这些培训教师提供操练的机会和工作的实践，使学以致用。向垒先生为香港培养出无数优秀的语言艺术的指导教师、朗诵评判、优秀的中文教师……因为他的引领，好多学生走上了和语言相关的职业，如律师、教师……学员对向朗诵的评价：“您是顶级教师！” “您是大师！”“做您的学生，我感到自豪！”“跟您学习，是一种幸福”……

将传统文化的朗诵艺术带到香港，这是向垒先生给香港提交的最好答卷。他言，我们的朗诵不应该只是现代的，也可以是陈旧的、传统的；我们既要有豪迈有激情，也要有温和、有婉约，这样朗诵才能虮涞梅岣黄鹄础

向垒先生朗诵主席的古体词《沁园春B雪》时，在造型的配合上用心，在古新声上着力刻画，给观众展现出一幅白雪飘飞的莽莽雪原，屹立起一位面对历史风云而大气磅礴的傲然领袖。

向垒先生吟诵岳飞《满江红B怒发冲冠》时，吟着自己谱曲的大漠风光激越豪情，再现出边塞将士誓死捍卫疆土的凛然正气。唱中穿插着吟诵，声情K茂的表演中，朗诵家已把个人的经历穿越历史，与宋代抗金将士同生共死……几分钟古古腔的演绎，岳元帅的大将风范深入人心。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伴随着一代人成长，序诗《在时代》和尾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被那个时代视为经典，也是向垒心中一首不朽的歌。从中学，到大学；从做中学老师，到做大学讲师，每一次的朗诵，他都热血沸腾。就是这种全情投入的热血沸腾的激情表达，这篇成为朗诵家向垒的代表作。结尾模仿的湖南话，以方言的感染魅力，让历史更真实地再现。在香港的舞台上，在视频的点击中，在不同背景、不同年龄的观众中，向垒的《东方红》朗诵留下了震撼的回响！

一位大学校长，几年後告诉向垒先生：“你上次在我们大学的朗诵讲座，师生们仍然记得，你倡导的思维模式，让我们受益良多！”

余光中教授，是当代艹龅奶ㄍ迨人，也是一位热爱朗诵的人。所到之处，他现场听过无数人次朗诵他的代表作《乡愁》。他八十大寿时，香港作家联会为他祝寿，当听完向垒所朗诵的《乡愁》时，余老先生情不自禁地走上台来，向朗诵家伸出消瘦的双手，真诚地细语道：“谢谢，谢谢你！”

每一次的大学交流、大型文艺活动的主持、大型的表演会，向垒在讲台上、舞台上的语言艺术的表演风采，久久地印在许多与会者的心里。其中包括中央一些部委的领导，一些省市的领导，专业的教授和学者、文艺工作者……中国作协的《文艺报》，也曾特别报导中国作协代表团在与香港作家欢聚中，所领略的向垒朗诵的突出亮点。

除了推广诗歌艺术，向垒先生还在写作上煞费苦心。在香港，不乏很大一部分学生古文基础相对薄弱，对中国历史和地理等知识了解不深。於是，他专门在中心成立一个写作班，教孩子们写作技巧，K灌予他们一定的古文及学科知识。“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写作只是课程的一个延伸，我们最初还是会回到朗诵，因为朗诵可以帮助学生在脑海中感受到生动形象的画面，孩子的想象力提高了，写作水平自然就提升了。”

针对目前香港的一些诗作，存在读起来不顺口、气不连贯的缺陷，有些甚至高深含蓄，难会其意，K不适合学生朗诵。向垒先生於是提起笔来，利用空N时间从事诗歌创作，他说，给孩子们写诗歌和故事，用儿童的眼睛看世界，用儿童语言说童趣，如今已成为他的最大乐事之一。

他曾用情感的声音声动国外

“朗诵是音乐，是一门艺术，它能蚩缭接镅裕跨越国界，带给人全身心的陶冶和享受，以及在读者与听者之间形成能量的传递和流动。”只要提及自己锺爱的朗诵艺术，向垒先生常常这样说。

在香港朗诵界，向垒先生不乏忠实的听众。他的朗诵激情饱满，技法细腻，富有极强的感染力，K能自如挥洒各种文体，朗诵作品多次获海内外报刊、新华社等媒体的推介，赢得海外朗诵界及诗人的高度肯定。

向垒先生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用自己的声音，让更多优秀诗人的作品插上情感的翅膀，在文化领域飞翔。许多诗人带着诗歌慕名前来，请向垒先生为其朗诵作品，最终也总能被向垒先生的认真与投入所打动。向垒先生和香港许多诗人长期合作，把他们介绍给香港民众和孩子们。在他心中，能蚓⌒耐乒阆愀圩骷业氖歌、团结香港诗人是件很喜悦的事。因此，他乐於寻求和制造这样的机缘，已完成的十二届中外作家诗文朗诵比赛就是基於这样的因缘诞生而成长的。曾几何时，他内心深处埋下一颗艺术的种子，如今已生根发芽，结出茂盛的果实。现今，因他的带动，朗诵诗的创作也有了明显的起色。

向垒先生不仅在香港是个广为人知的艺术家，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在他的朗诵生涯里，有一件事令他终生难忘。那一次，他在瑞典的一场活动中倾情朗诵一位当地老诗人的作品，现场掌声激烈，无数观众为之动容。那位老诗人一只手指残缺，拜访他的第一天，向垒先生送给他一本书，两个人因此结下情谊，“谢谢你将我的诗歌通过朗诵呈现给世人，我很感动。”老诗人告别时这样说。及至第三天，向垒先生在返回香港前又去拜访了这位老诗人，刚进门的那一刻，他惊呆了：他看到这位断指老人正一边听着他的光盘，一边用他的一只手指在向垒的诗歌纸上比划着。见向垒先生前来，老人迫不及待地伤健手合弹起钢琴，向垒先生则又一次朗诵起老人的诗歌，那美轮美奂的意境，让两个人都全身心陶醉其中。

2005年，“龙的传人诗的故乡首届中国诗歌节”在安徽马鞍山举行，向垒先生再次以深情的朗诵，赢得社会各界的誉，以及当地报章的好评。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当他在所有人面前朗诵自己的诗歌时，反应最强烈的竟然是外国人。“当我在自己的国土朗诵自己的诗歌，歌颂自己的故土，表达自己对祖国炙热的爱时，他们纷纷过来和我握手言谢，我惊讶於他们竟然能将我这种情感如此深切地感受出来。”他激动地说。而当他在李白纪念馆再一次朗诵起《母爱》这首诗时，一位日本官员通过翻译告诉他：“你让诗歌插上了翅膀，我想把你的诗歌翻译成日语，介绍给日本人。”这让向垒先生在又一次深感诧的同时，s感激於他――一个完全听不懂中文的人，居然能在朗诵声中感受到了浓浓的母爱。这使向垒先生懂得，声音是传递情感最好的方式，而朗诵，让这种情感得以有处安放。

2009年，向垒先生代表香港作家，出席在匈牙利举办的世界诗人大会。在一个午宴上，西班牙一位世界著名诗人朗诵了个人的诗歌，向垒用普通话译本再次朗诵了一遍，全场热腾起来。向垒也朗诵了一位巴西女诗人的诗，获得美女诗人突如其来的热吻回报……目睹向垒现场的朗诵，匈牙利国家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兼朗诵家，激动地拥抱着向垒，K用他的头顶着向垒的头，表达着无比的钦佩之情。“我是一个音符，在五洲四海，唱响我们华夏兴旺的嘹亮民歌”，向垒用行动演绎着自己诗歌。

在瑞典的孔子学院，向垒先生从中国的象形文字讲到李白的《静夜思》，绘声绘色的演讲，给不同程度的瑞典汉语爱好者留下难忘的印象，学院负责人说：“你是学生们尾坏玫睦鲜Γ

在国内一次大型的中美诗歌交流会上，向垒先生的普通话朗诵，赢得现场多次掌声，多位中外英语教授告诉向垒：“你的朗诵，让我获得美妙的艺术享受，谢谢你！”

向垒先生，在世界的舞台与角落，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中华文化使者的文明角色。

“我用我的母语朗诵诗歌，我忘不了外国人热情的掌声、喝彩声、感叹声，日本和服女朗诵家的敬佩态度；学校礼堂的欢呼声、官兵含I的神情……我为祖国的当代汉语――普通话而感到骄傲！”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应该继承中国的传统，讲中国话，写中国的东西。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做一个充满正气的人，要在我朗诵出来的语言里，呈现出爱国爱故乡的气息，袒露磊落的胸怀。”一路走来，向垒先生的内心是如此的充满感恩。他说，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心怀正气，拥有自己的目标K为之努力前进，如此方能问心无愧。如他对文学的追逐，一颗拳拳的赤子之心从未变过。多年来编着有诗文集《鹏腾》、《赤子情怀》、《心弦琴》、《天海颂扬》、《故园我心》和《朗诵秘籍》等，这难道不是对艺术最好的崇尚方式吗？正是这种真挚情感的朗诵和创作，他的诗歌，已有数十首被不同的华人作曲家相谱曲，以及在内地香港公开演唱。他的诗文，在海内外报刊发表，包括人民日报（海外版），他的散文诗，多次被获选入年度选，甚至诗集获希腊文学奖。向垒自己一直在学习作曲，自己也在演唱自己的歌曲，而歌手也乐於接受这位朗诵家的歌词和流畅的音乐旋律。

向垒，看重生活、语言、文化和艺术，长期解读着民族传统，咀嚼着世纪潮流，已逐步形成了他的文艺思维体系，艺术表现模式――激情豪迈而细腻自然的舞台朗诵风瘛K从诗经里、论语里、易经里、楚辞、汉魏风骨、唐诗宋词、元曲里，找寻语言的根源；从传奇杂剧、四大名著里，透视民俗人生、心理百态。他反复挖掘揣摩，塑造人物，刻画心理；他认真探索，努力展示时空，呈现层次域，体现节奏旋律；用声情K茂的话语所营造的动感剧情，赢得共鸣。从而冲击着当今的朗诵界、声乐界和广播表演界。

他从中华民族的土壤中汲取精华，从方言的关S中剖析出微妙的丝带，从传统的、外来的、新潮中吸收着众多的知识元素，又从中揉合着筛选着，慢慢成为自己的资源。前几年，他考取基督教研究硕士学历，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学位。他兴趣广泛，近年仍在不断装备着自己，真可以说是活到老学到老。他持有驾驶牌照、地产牌照、中国香港健美总会一级健身教练执照、拥有由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高级保健按摩师、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颁发的中级中医针灸师资格。现今还在继续学习着中医整脊的系统知识，K且坚持学习声乐、钢琴和书法等。运动成为他每天的习惯，保健更是他的强项。如此繁杂的知识和能力，进一步激发着他的生命活力，持守着他对理想的追求。而家庭的温暖，第三代生命的降生，让他对学习与传承的信念更加坚定。

推广普通话的诗歌例3

中图分类号：J8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4-0046-01

一、话剧台词与诗歌曲赋的相似之处

1.生成与发展。国外话剧与我国诗歌曲赋一样，具有相当深厚的历史，据传早期的话剧产生自古希腊，在表现人类文明方面与我国著名的《离骚》《楚辞》等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即是为了记录一些人类生存发展的信息，同时传达当时社会的一种审美理念和文化认同。而它们的发展，均是受到社会生产生活环境的变迁，以及社会审美取向的发展而变动的。也就是说，・话剧台词与诗歌曲赋一样，是产生于现实社会，并受限于现实社会的文化表现载体，它们的创作灵感均来自于社会实际。2.夸张与还原。话剧台词与诗歌曲赋同样具有文化韵味，因此除了能够记录和描述实际之外，还能将情感、思想等进行夸张修饰。3.文笔与节奏。诗歌曲赋须得重视一定的节奏，以便上口传送，特别是诗词辞赋更是讲究合辙押韵。话剧台词也是如此，期望以更加优美顺畅的言语组合，引起观众的共鸣。

二、话剧台词与诗歌曲赋的区别所在

话剧作为一种文化舶来品，其各种组成在诸多方面与我国诗歌辞赋有较大区别：1.结构形式。话剧台词用词相对较为直白，主要是为了便于观众理解，一些文学上常用的修辞手法一般不容易出现，在整体格式上，话剧台词也不曾会有严格的格式要求，只要能够构建语言环境，利于表演即可。而诗词曲赋则不同，词曲一般都有既定的牌名，根据节奏进行填词，古体诗有律诗、绝句、五言七言之分，辞赋的格式要求同样严格，一般要求骈句的形式出现。由此可见，话剧台词更具随意性和可塑造性。2.普及效果。话剧因为其独树一帜的直观与直白，因此更能够获得社会群众的接受和传播。而诗词曲赋由于本身结构限制，只能以一些精简的语句来表示大意，这就要求观看者必须要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在古代诗词曲赋只能是“骚人”才能接触的事物，就算是当今时代，想要欣赏亦或是创作诗词曲赋亦不是大多数人能够办到的，因此相对而言诗词曲赋的普及效果不及话剧台词。3.展现方式。话剧台词的表现，需要结合表演者的动作、声音，必要时候需要掺入少量的音乐、灯光等。它不同于词曲，要依靠音乐伴奏才能展现全部风采，又不同于诗歌和辞赋，仅靠把酒击杯便能豪情抒发。

综上，话剧台词相对而言，具有直观的立体感，舞台表演的特殊性，表演者之间的对话和动作参与性，集各类表演元素为一体的综合性等一系列特性，是话剧的根本所在。所以说，它比诗歌曲赋更加大众化，更加具有潮流感，是舞台上现场版的电视剧和电影。

三、从诗歌曲赋中寻求话剧的发展与创新灵感

（一）参照诗歌曲赋的节奏和音韵，使话剧台词更具传播性

诗歌辞赋中不乏脍炙人口的经典语句，诸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滕王阁序》、《洛神赋》等，虽然内容丰富意境深远，但大多数因其行文流畅，言语句逗之间平仄有序，读之朗朗上口而广受传诵，我国民俗文化经典相声中也有绕口令、顺口令等，颇受观众推崇。由此可见，在话剧台词中适当地进行改变，将一些富含情感和道理的言语，借诗词曲赋的节奏和音韵来表达，可能会令观众更加记忆犹新。例如：对《红岩魂》中江竹筠望着云儿照片一幕结尾时进行适当创作，结合一定旋律用词的形式旁白唱出江姐以及难友们的内心动态。

（二）结合我国诗歌曲赋，创新中国式的话剧和话剧台词

创新是文化必不可少的前进方向，在我国民族意识激发的今天，利用各种资源和方法，创造出中国特色的话剧也显得势在必行。我国古、现代诗歌曲赋中，无不蕴含着相当丰富的故事轮廓，只因诗歌曲赋难以获得普及，因此可以通过话剧台词，将诗歌曲赋中的故事进行合理的想象和填充，最终在舞台上淋漓尽致地表演出来，一方面有利于推广我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实现了我国话剧的自主创新实践，丰富了我国国产话剧的来源。

四、总结

推广普通话的诗歌例4

朗诵，是将肢体语言技能与语音语言技巧糅合，把文学作品的情感和内涵，用声情并茂的表演形式予以展现的艺术表演。是训练语言感染力的一种重要手段。通过对诗词作品的理解和把握，学习一定的朗读技巧，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地鉴赏经典诗歌名篇，感悟诗词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美感，提高艺术鉴赏能力。

诗歌朗诵，是一项把综合通用技术融合于人文学科知识宝典（如经典诗词作品）的艺术演奏，是富含技术魔力与艺术魅力的创作活动。朗诵诗歌能培养良好的语感，使语调、语气与语境相符合，抑扬顿挫，技巧幻化，增强有声语言的感染力。诗歌朗诵还能与音乐融合，以增强作品的感染力，给听者更多美的感受。挑选好朗诵的诗歌后，根据诗歌的情感基调，选择与诗词内容相匹配的音乐，当抑扬顿挫的诗歌朗诵语调与铿锵有力、婉转悠扬的音乐演奏旋律融为一体，演变为优美动人的文艺演出时，则更让听众心旷神怡、流连忘返，获得尤为美妙的艺术欣赏和精神享受。

诗歌朗诵比赛，则是一种将文雅浪漫的朗诵艺术与高度综合的神奇通用技术，以诗词歌赋为载体，紧密融合的文艺竞技活动。又是一个将人文知识与技能技巧结合、表演过程与娴熟方法结合，活跃校园文化生活，提高参与活动者的语言表达能力、肢体表达能力、技巧运用能力及艺术表演能力，提升参赛者的自身文化素养和技术素养，增强同学们对语文学习的积极性，丰富参赛者和观众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艺术与技术融合性活动。这种语境优雅、妙不可言、浸透技术、饱含艺术的高雅竞技活动，能使人们愉悦身心、陶冶情趣，享受生活。

诗歌朗诵比赛程序的策划，不仅直接运用了程序、流程、统筹、兼顾等具体技术[1]，而且迁移运用了设计与流程、设计与控制、技术与艺术等一般技术思想和方法[2]，因此是一个综合运用各类技术、体现完美艺术、融合科学与人文、蕴含文艺创作的“技术设计”。为给同学们提供一个宽松舒畅、公平竞技的环境，搭建一个展现才华、放飞梦想的平台，特谋划举办此次诗歌朗诵比赛。现将相关事项及具体运作流程策划设计如下：

1 比赛时间

2013年12月10日。

2 比赛地点

甘肃电大教学楼605教室。

3 参赛代表

2013级幼师班全体同学。

4 赛场评委

由语文教师和推选的同学担任，具体为韩一睿、史亚辉、吕晓静、马志恒、李琴。

5 主要负责人

全体班委（兼），具体为胡晓路、刘芳芳、胡丽娜、姚博亮。

6 主持人（兼）

男：胡晓路（班长），女：刘芳芳（大学语文科代表）。

7 参赛作品要求及比赛流程

1）参赛活动作品要求：课本选入的古诗和现代诗，任选一首，朗诵时间在三分钟之内。

2）比赛流程：学生自由报名，提交朗诵作品名称――确定选手，列出诗歌的篇目――现场比赛――评委打分――统计总分。

8 竞赛要求及评分、获奖说明

8.1 评委

（1）评委必须熟知朗诵的标准。

（2）评委必须公证严明，做到对错分明。

（3）评委要认真评判，不得错评。

（4）评委一时不能判定正误时，要通过讨论判定。

（5）评委由同学选举产生，提前进行培训。

8.2 参赛者

（1）参赛者必须遵守比赛规则。

（2）参赛者必须服从主持人与评委的判定，不得有反对言行。

（3）参赛者对主持人、评委产生不满时，不得当场顶撞，可在大赛结束后，向班委提出申请，请求解决。

（4）参赛者如果多次无理取闹，有意扰乱竞赛进程，根据情况，评委可讨论后给予如下处理：

①对于初次扰乱者给予警告；

②对于两次扰乱者给予警告并扣除相应分数；

③对于三次扰乱者取消竞赛资格。

8.3 评分标准（分数为十分制，评委打分需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1）精神面貌（20%）

自然大方、出入有礼有序、精神饱满、衣着得体。

（2）朗诵能力（30%）

普通话标准、吐字清晰、节奏韵律明显。

（3）艺术处理（30%）

感情充沛，能准确把握作品内涵与格调。

（4）表现风格（20%）

能代表不同时代的不同流派，不同风格。

8.4 奖项设置

评出全体参赛者的前三名（第一名1人、第二名2人、第三名3人），依次计平时成绩5、3、1分（加分可以累积）。

9 比赛程序

1）主持人、评委入场。

2）主持人致词。

3）主持人宣布比赛规则并介绍各比赛选手。

4）比赛环节。选手须在朗诵前先介绍自己，然后开始朗诵；结束后先鞠躬致意，而后退场。

5）评委点评并进行打分。

6）统计结果。

7）主持人宣布结果；同时比赛结束。

望同学们务必对本次人文兴趣活动予以高度重视，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给自己创造一个搏击长空，放飞自我的空间来展示自己的风采。朗诵是把文字作品转化为有声语言的创作活动，是传达人类高尚思想感情的一门艺术。朗诵可以给人教育和启发，然而要达到这一层次不仅仅要有一定的思想感情能力，一定的语言艺术能力，更需要有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因此，以普通话艺术和形体语言相结合作为主要评分标准的朗诵比赛，有利于学生对普通话重要性的认识，因此，要提高学生学习普通话的激情和应用普通话的热情，进一步推动普通话的使用，增强校园普通话文化的氛围，美化我校的语言环境，促进我校校园文化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附：赛前准备工作――朗诵诗歌的要领：熟背诗词[3]

熟背诗词要抓住五个环节：

1）疏通词句。就是通过疏通词句，弄懂诗词的大意。在背诵之前先了解词、句的意思，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诵，这样才能又快又准。不明其意义就硬背，背诵质量是不可能高的。意思弄得越明白，背诵记忆就越容易。

2）了解结构。就是在初读几遍诗词后，尽量分析清楚诗词的结构，诗词，特别是诗，大都讲究对仗工整，弄清楚其结构规律，记住上句，记下句就容易多了。

3）把握韵律。就是要重视诗词的首字和韵脚。只要记住首字，整句往往就能脱口而出。而诗词是讲究合辙押韵的，往往记住第一个押韵的，其它就可以依此类推了。

4）听看写念。就是要调动各种感觉器官，真正用心去记背。专家试验表明：人在接受知识时，如果只靠耳听，三小时后保持70%。三日后保持10%；如果只靠眼看，三小时后保持72%，三日后保持20%；如果眼耳结合，三小时后保持85%，三日后保持65%。背诵诗词时，将耳听、眼看、手写、口念结合起来，不但背得快，而且记得牢。

5）反复练习。就是多重复练习。我们可以采用各种形式来练习：课余时间，自己默默地背诵；大庭广众背诵；同学三个两个一起背诵。其实，只要多练习，自然就熟能生巧，很快就能记住了。

【参考文献】

推广普通话的诗歌例5

关键词:

文学语言;现代文学;文学形式;影响

文学是人类精神生活发展的精华和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还提高了人们对生产、生活的感知和改造能力，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是语言艺术的集中体现，文学语言的变化和改革会对文学形式产生直接、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文学语言的变迁带来的影响更加突出。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科学等因素的不断发展，文学语言作为时展的产物也产生了相应的变革，探究这种变革下的现代文学作品形式，对提高文学作品的品质、丰富语言和创新文学等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一、白话文运动与现代文学形式

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现代文学的出现和兴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白话文运动是密不可分的。1919年的被看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白话文运动的开端，当时白话文运动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废除文言文在人们生产生活以及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运用，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学创作过程中运用的语言形式。经过时间的磨砺，白话文运动对中国社会发展以及中国文学作品的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1］。与艰涩、束缚的文言文相比，白话文显得更加通俗易懂，能够促使语言在广大群众中得到广泛运用，促进交流和沟通，同时也能够拉近文学作品与群众之间的距离，除了文学与人们之间的障碍，对文学作品的发展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首先，白话文使得文学作品能够以更加清晰、明确和易懂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普通的读者亦能够感受到文学作品传递的情感，能够在范围更广的群众当中普及。其次，白话文使得现代文学作品的表达更加精确、准确，与文言文精练缩短文字产生意义模糊的情形不同，白话文下的现代文学作品能够将作品传递的情感、作品承担的精神更加丰富、具体、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使得现代文学作品变得更加准确和美妙［2］。从我国整个语言变革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是从鬼话到白话，从白话到民众口语化的发展历程，当前不论是普通话推广还是大众语的兴起，甚至是当前网络语言的发展，都是在白话文运动的基础上发展和兴起的。可以说，普通话和大众语都是白话文运动的持续和扩大。从这个发展历程来看，中国语言的变迁主要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白话”和“口语化”。这种语言变迁的形式能够在“诗歌”这种文学形式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诗歌文学的发展历程也是从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而这些语言变化的历程中呈现出来的社会现实也在诗歌中被深刻地反映出来。实际上，不仅诗歌是在这种互相影响下获得不断发展的，其他文学作品形式也同样是在语言变迁的历史下获得不断发展的。因此，文学语言与我国现代文学形式之间的互相构建和演进历程能够很容易地被人们识别出来，从而对文学语言的变迁和现代文学形式的变化之间进行深刻的研究。

二、文学语言变迁对现代文学作品形式的具体影响和表现

文学语言的变迁对现代文学作品形式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语言会对现代文学形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同时影响着现代文学作品的发展前景。当然，文学语言对现代文学形式产生的影响也有两面性，如果文学语言变迁与文学形式发展是一致的，语言就会在作品中发挥积极的效用，但是如果语言的发展和变迁会对文学形式的内在产生冲突，语言就会成为作品发展的障碍。从中国文学作品发展历程的整体上看，文学语言的变迁对现代文学作品的形式丰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且对这些现代文学形式的格局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文学语言变迁对现代诗歌的影响

文言文被白话文替代之后，对文学形式产生影响最明显的就是现代诗歌的发展，在白话文的影响下，现代诗歌呈现出鲜明的散文化特征，这是文学语言变迁对现代诗歌形式的文学作品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到文言文体制下诗歌特点和创作原则的影响，文学界甚至是普通群众对现代诗的形式和内容产生了很多质疑，传统的古诗的押韵、对仗等创作形式没有在现代诗歌形式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这是人们对现代诗歌产生质疑的主要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的文人和读者无法承认现代诗的“诗”体特性［3］。但是随着白话文的不断普及以及现代诗歌自身创作特色的进一步革新和凸显，尤其是大众语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对新事物的接受度在不断提高，现代诗歌中的韵脚与作者情感之间的共鸣得到读者的感知和认同，现代诗歌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且成为人们喜爱的现代文学作品形式之一。实际上，现代诗歌的发展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现代社会的发展讲究明快、直接和效率，这种要求体现在文学语言上面就是能够通过简单的词句将相关的意思简单、直接地表达出来，文言文体制下的诗歌需要内化和提升，隐喻是其主要的特点，这种语言表达形式不能够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诗歌虽然没有押韵、对仗和过多的隐喻，但是通过看似“白话”、直接的表达，能够快速地让人们接受到信息，了解作者表达的意思和创作意图，这同时也是现代文学语言的主要特征之一。

2.文学语言变迁对杂文的影响

杂文是当前现代文学作品形式的主要代表之一，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杂文可以被称为是现代文学的典型代表。白话文运动的发展对杂文的出现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过去的文言文对文字、语言的运用有着很多的束缚和要求，但是白话文却将语言本身的自由特性充分地体现出来，这样不仅打破了文言文固有的创作格式需求，而且还不要声韵，这种文学作品表达方式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经济甚至是科学等领域事件的表达，也就是所谓的杂文。文学语言变迁对杂文的影响可以从杂文的内容上明显看到，杂文的内容大多都是基于作者对某一事件、某一现象或者是某一领域的理性思考产生的，“说理”是杂文最主要的特性。高度的语言精确性运用促使杂文成为现代文学作品形式最主要的代表。杂文体现出来的“真、善、美”特性成为现代文学的新标准［4］。另外，与传统的文言文相比，杂文在论证观点和看法的时候，语言的形式更加多样、表达更加准确，与现代诗歌相比有着不同的理性优势。杂文的出现是现代文学语言变迁下文学作品创新和改革的集中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杂文的出现是划分中国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的重要标志，这种在白话文运动基础上兴起的文学作品形式能够更加符合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涉及的内容和方面是十分多元化的，过去的诗歌形式和小说形式都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杂文应运而生，并且成为影响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文学形式之一。在杂文的创作过程中，语言的运用也发生了极大的变革，词汇之间的自由组合、句式的多样变化等等都是杂文创作的主要特点，在文学语言应用方面，杂文文体比诗歌文体要更加自由、灵活，这同时也是杂文文体的主要特征之一。

3.文学语言变迁对小说的影响

当前小说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随着白话文的不断推广和发展，小说的创作数量、发表的质量以及读者数量都在呈阶段跳跃式的形式不断发展。白话文的发展和运用为小说文体的创作、情感的表达和精神的传递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可以说，白话文最能够符合小说创作对语言自由运动的要求。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胡适先生认为，如果《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没有适当地运用白话文，不可能会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名著。白话文将小说从文学的边缘境地推向了现代文学的中心，这种影响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产生的。首先，与文言文相比，白话文是普通百姓所能认知和感受的语言，通过白话文创作出来的作品能够很快地融入到广大人民群众当中，符合时展对现代文学提出的“启迪民智”的要求［5］。其次，当前很多小说创作者在白话文的运用方面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能够自主、创新地将白话文运用到小说创作当中，创作出不同类型、内容丰富、数量繁多的小说作品，推动小说文体的发展。从某个角度来说，白话文的普及极大地推动了小说的发展，否则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只能存在于某个文学圈内，而无法成为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到的文学作品。总之，小说作为一种反映社会现实、丰富人们情感的一种体量相对较大的文学形式，同样受到现代文学语言变迁的影响，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促使小说成为大众化、群众性的文学形式，尤其是随着网络的发展，小说的创作和分享更加自由、便利，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当今社会中，小说是群众基础最为深厚的一种文学形式，小说能够快速地融入到人们的生活、思想当中，将语言的变迁和文学的特征直接传递到人们面前，如果说文学家是从语言结构、文学构造等方面看待现代文学语言变迁对文学发展的影响，那么小说则是大众了解这一变迁和影响的最直接途径。

4.文学语言变迁对叙事文学的影响

叙事文学在我国传统文学发展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文言文的特点对叙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不论是在叙事文学的数量还是在文学创作的广度方面都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作为叙事文学的典型代表，戏剧在之前都只在一定的小众范围内流通，从戏剧的创作到戏剧的出版和发展都受到资源、语言环境和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但是之后，戏剧开始逐步摆脱文言文对其的束缚，开始朝着大众能够理解、学习和掌握的方向发展，并且随着相关创作作品的不断发展和白话文运用的不断熟练，戏剧逐渐形成了新的语言范式，更加符合时展需求，也丰富了我国戏剧的内涵。白话文语言带有的“想象、感情、体性”特点能够更加符合现代叙事文学在情感表达、动作创作方面的要求，通过白话文的运用，作者可以在叙事文学中为读者营造和创作出一个逼真的、立体的文学环境和氛围，读者能够更加容易地在叙事文学作品中得到相应的情感共鸣［6］。另外，白话文还能够将人们生活中的情感、声音、腔调和身体形态等进行文字模仿，提升了叙事文学作品的张力和感染力，弥补了文言文的缺陷。通过对现代叙事文学的分析可以看出，白话文在叙事文学中的应用将讽刺、幽默、写意和写实等多种表达方式都充分地体现出来，丰富了叙事文学的用途和内容，并且能够被广大群众直接接受，普通的大众也能够通过白话文进行叙事文学的创作，提高了大众对于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的参与度。

三、文学语言变迁与现代文学形式之间的关系

文学语言的变迁与现代文学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构建是一个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变革的过程。国外的文学家索绪尔认为，文学语言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应用到的语言形式，更加普通或者是更加大众的意义是，文学语言是被整个社会体系所能够接受的，同时为整个社会体系所能使用的那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语言体系。这种对文学语言的认知也被我国很多的文学研究者和语言研究者所认同。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成员之间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是一种被加工了的书面形式的民族共同语言，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现代文学作品形式的发展与现代语言的变迁之间的密切联系点，实际上是现代民族发展、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所构建的民族共同语言的过程。现代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实体的构建，更加深层次的含义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学和语言学的构建，通过文学和语言学延伸出来的美学和相关精神等共同构建成了促进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精神文化内涵体系和重要基础。因此，现代文学形式的发展和语言变迁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民族共同语与文学书写之间的相互构建过程，在“文学”与“语言”的相互发展过程中，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和历程，共同在新的中华民族构建同一性和文学书写语言一体化的双重构建过程。这是现代文学语言变迁对文学作品形式产生影响的本质和实质，同时也是现代语言发展变迁的重要基础和依据。但是在文学领域和语言领域，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与文学作品形式和文学作品创作之间的关系可以总结如下。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文学语言的变迁对现代文学形式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不论是在现代文学创作的形式，还是在现代文学的内容丰富方面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学语言变迁与现代文学之间的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这种影响是双向的，文学形式也会对文学语言变迁产生影响。从发展历程上来看，文学作品形式的丰富和发展会推动文学语言在某一个文学领域中的运用形式和方法的变化［7］。例如在初期，基于对国家存亡的担忧，改革者们极力地推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一时期在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现代文学作品的形式和语言发展都带有一定的跳跃性，这一时期的语言既无法向传统古典文学那样按照语言与文学之间的一贯方式进行演变，也无法向西方文学那样通过成熟语言的运用能力提升作品的品质。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现代形式文学作品的不断优化，文学语言的特性和使用方式也在不断发展，这样就带来了现代文学作品的发展以及白话文的普及和成熟。另外，从某一个发展方面来说，最明显的现代文学形式对文学语言变迁的影响发生在现代，尤其是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对文学语言和现代文学创作形式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变化，很多新型的网络文学语言被广泛地运用到现代文学作品的创作当中，而网络小说、网络杂文的出现也同时推动了文学语言朝着信息化、网络化的方向不断发展［8］，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成为语言变迁和作品形式丰富的主要推动者，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文学已经成为普通大众的共同精神财富。

四、结束语

语言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表达工具，是会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语言变迁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是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的。本文以白话文运用的兴起为切入点，对白话文对现代诗歌、杂文、小说和叙事文学等现代文学形式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探究了文学语言变迁与现代文学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即语言能够推动和丰富文学的创作形式和发展变化，同样，文学形式的变化也会对文学语言的发展变迁产生影响，认为不论是语言的变迁，还是文学形式的变革，都是基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我国国家社会发展的实际所产生的。通过探究希望能够为人们更好地认识、研究文学语言和现代文学作品提供一定的帮助。

作者：陈海疆 单位：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公共基础部

参考文献:

［1］卜祥坤，周宁．文学语言的变迁对现代文学形式的影响研究［J］．芒种，2015，(22):17—18．

［2］朱晓进，李玮．语言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深度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15，(1):138—160+205．

［3］朱晓进，何平．论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发展［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120—129．

［4］栾梅健．试论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和语言转变的动因［J］．南京社会科学，2009，(2):82—86．

［5］张向东，景芳洲．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形成［J］．社会科学论坛，2010，(20):17—26．

推广普通话的诗歌例6

后来在杭州遭遇了一位古诗词吟诵方面的专家，他给我解开了谜团。他说唐诗真的最适合用粤语来吟诵，原因在于粤语一度成为唐代的官话，相当于现在的北京话，一话风行天下。专家说，当时的诗人大都按照粤语的发音来创作，现在的粤语虽然经过了千年进化，但仍然保留了不少唐音，用它来朗诵唐诗，那是极为得体的。

粤语是唐代的官话，我不能确认专家所言是不是事实。但读近代史，广东人康有为的确有过推行粤语的想法，康曾想把粤语作为当时清代的普通话。康有为在“百日维新”前政治地位到达巅峰，粤语在当时的北京也风行起来，但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把粤语作为普通话的提议也销声匿迹了，将粤语作为官方普通话更无从谈起了。

前后两事对照，粤语作为南方的大语系，确有“中兴”的风光。而粤语再度袭来，是上个世纪80年代，粤语随着香港流行歌曲而来，红遍大江南北，神州哪个地方没有粤语歌？它真的成了除了北京普通话之外的第二种最具有影响力的语种。

当然，粤语的流行表面看是因为流行歌曲，实则是经济实力，之所谓钱多而声壮，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当年在外求学，正是小平南方讲话前后，南方经济突飞猛进，更兼粤语歌大行其道，学校里广东籍的同学是极为吃香的，开班会表演，我们江浙学生要唱歌才能过关，而广东籍同学只要用粤语讲一段话就算是表演了，而且大家都会露出羡慕的神情。当然，广东籍的男同学还特别有漂亮女生缘，总是看到漂亮女生围着他们转。

推广普通话的诗歌例7

有些人说这是“大材小用”，有些人认为他“不务正业”，甚至有批评家言辞犀利地指出他过度沉溺于诗歌的普及化与社会化之中，在诗学追求方面却越来越趋向于保守和平庸，过于放弃诗歌技艺上的难度。

对于这种质疑，杨克在一次和诗人骆英的对话中回答：“在我的写作立场里，文学的标杆不仅仅是现代主义，而是几千年的人类文学。从更长时间的文学谱系出发，我认为诗人和作家应该对自我之外的世界发言，应该并不仅仅追求在文本上突破，也要探索怎么传递人的普遍情感，让读者口口相传——我的写作的理念就是这样，到现在也一样。”

灯光是橡皮擦，把黑暗擦掉

孔子有一则训子名言：“不学诗，无以言。”两千多年过去了，如今自然不会有家长再执着于孩子是否一定要“学诗以言”了，但作为一个诗歌普及的呼吁者，杨克提出，让孩子学诗既不是为了成为诗人，甚至也不是为了“言”，最重要的是一颗诗心。

“诗心”听起来很玄，但往往最玄的东西也是最简单的，如同比起大人，孩子才是离诗最近的人。“我看过一个孩子写的一句话，‘灯光是橡皮擦，把黑暗擦掉’，成年人很难想到‘橡皮擦’这个概念，但在小学生的眼中却是天天见到的物品，因此产生的联想是有创造力的。”杨克说，在担任“小学生诗歌节”评委会主任的三年时间里，他看到过无数被毁掉的想象力和真情实感：眼睛一定是心灵的窗户，老师一定是园丁，红领巾一定是烈士的鲜血染成……“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许多高年级学生虽然掌握的词汇量比较丰富，但写出来的诗却不如低年级的学生。为什么比喻同一事物很多人会撞车呢？那是我们的思维也模式化了，以为唯有那样形容才是最恰当最高明的。”

童年天然的语感与未被污染的想象力，是孩子们与生俱来的天赋，而大人们要做的，就是不要将这些美丽的汉语囚禁在牢笼里。小学生诗歌节期间，为了让更多语文老师了解思维的模式化是多么可怕，写诗并不是“你全家都是文艺青年”的小圈子游戏，杨克到广东各地给语文老师们做讲座，聊现代诗歌该如何鉴赏，聊如何让孩子们通过诗歌去与这个世界对话、与自己的内心对话。“通过写诗，我们对于世界的感觉会更加清晰，对人生的感知也会生动起来，这是一种境界，是人文教育的基础需求。黄磊曾说，在演《人间四月天》的徐志摩之前，他自认为感情方面是比较粗糙的，但出演之后，他用一颗诗心去感触树叶的飘落，对万物产生了美好的感觉，这就是诗的作用。参加我们比赛的孩子们以后也许有人成为了诗人，有些并不想做诗人，重要的是通过诗来加深对宇宙和自然的感知，让生活变得更加生动多彩。”

杨克认为，无论对于成年人还是孩子，无论对于专业的诗人还是普通人，“我手写我心”始终都是最值得珍视的品质。抛弃一些浮夸的辞藻包裹，用最真诚的语言触摸内心，这是一个诗人必修的课业，也是需要向社会大众普及的道理。

在诗人的圈子里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30年前，诗人堪比摇滚明星，那时候，诗歌是受人尊敬的艺术，随便在大街上丢一块石子，就可以砸到一个诗人，20年后即使下一场大雨，也不知能不能淋到一个诗人。”不可避免地，诗歌的黄金年代永远停留在了上世纪80年代。然而，随着杨克等诗人参与到诗歌社会化普及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家长们相信即使孩子长大后不会成为诗人，也能拥有充满诗意的生活。

每个人都是“玻璃人”

在成为诗歌的社会普及者之前，谈到杨克，最醒目的标签当属“民间诗人”。虽然民间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对垒古已有之，但对于拥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头衔的杨克来说，如何在官方的身份下保持民间立场的写作？对此，杨克的回答是“做个普通人”：“我任何时候的写作，希望没有这么高深，没有这么有思想，没有这么深刻，而只是以普通人的视角来写。就像我去贵州的时候，看到那些蜡染很喜欢，但我不会像某些诗人那样，把这种传统技艺美化到很高的程度，把现代性生活写得很恐怖，因为我们知道贵州人很想变成深圳这样。”

杨克特别强调“精神立场”的民间，他连续主编了15年的《中国新诗年鉴》不仅关注那些业已成名的诗人，更多地将目光投射到了年轻的、底层的诗人身上，打工诗人郑小琼、网络诗人木桦等人都被这本年鉴隆重推荐过，而这种开放性正是1999年引爆中国近20年来最激烈诗歌辩论“盘峰论剑”的起点：打破传统的精英话语权：“民间不是一个诗人的身份，民间的指向不是特定的几个人或一群人，民间是敞开的，吸纳的，永远吵吵嚷嚷，民间天然的复杂性和含混性，是诗歌最具活力所在……民间是诗人的精神立场和写作的出发点，是诗歌的在场。”

在他的概念里，“在场”不是冲锋陷阵明察暗访，那是记者做的事儿，但也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诗歌本质上是关于世界的诗歌，这个世界与内心有关，与灵魂有关，但是也跟其他人和万事万物发生关系，因此，“在场”是一种描述和呈现，一种人对生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的映现。“一个诗人应该呈现你所在的时代的语境，告知存在的本相，而不仅仅只是写自己的梦呓。”

上世纪90年代处，杨克从广西来到珠三角，在当时处于改革风口浪尖的深圳、珠海、广州绕了一大圈，写下了《在商品中散步》、《于房地产炒风中怀念家园》、《时装模特和流行主题》、《广州》、《火车站》、《天河城广场》等诗，这些带着明显城市色彩和时髦语汇的诗成为了批评家们笔下“物质哲学”和“商品美学”的代表。现在看起来这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消费时代不可避免地已经侵入了我们的生活，诗人们即使再向往“采菊东篱下”的田园生活也无法回避这个事实。但在当时，“乡土中国”的情结和商业浪潮缠绕共生，人们一方面向往商业发展所带来的新鲜感，另一方面却又害怕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冲击。

凯撒大帝说：“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但到了杨克这儿变成了：“我来了，我看见，我记录。”对于周围不断变革的环境，无论是90年代铺天盖地的商品大潮，还是如今日新月异的网络社会，他都能以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融入其中，并能敏感地发掘其中的诗性，这也就让他在写作中少了一些自我身份认同障碍者的别扭和矫情，正如“80后”诗人郑小琼所说：“我见过很多写都市诗歌的诗人，他们无论从生活的本质与生存的本质都在城市生根了，安营扎寨了，但是在其诗歌中依旧把自己比作城市的拾荒者、流浪汉、假行僧等，这种思维就是一种城乡结合部的思维，这样的思维写出来的诗歌，当然并非真正的城市诗歌。杨克老师的这些诗是观察城市题材诗歌的窗口，他的诗歌呈现了一颗真正进入城市的心灵。”

在回顾这段时期的写作时，杨克说这并不是对商业社会单纯的赞美，而是一种“现代浮世绘”的叙事，关注的更多是人们在当下的状态：“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写了很多关于商品时代与消费社会人的当下生存作品，使用了许多中国已有的诗歌中少见的意象，像石油、玻璃等等。当词语蜕变，意味着存在的异化，比如人在今天都成了‘玻璃人’，个人信息如此容易被‘人肉’搜索，被从中介公司等你办过事的机构买到。”

“一个诗人，必须‘留存’他的时代，哪怕所写的是再世俗不过的生活，发现诗性就意味着神性乍现。将生存现场转化为精神现场，这就是一个诗人的使命感！”杨克说。19年前，美国诗人大卫·艾诗乐就指出：“作为一个读者我们不应该抱怨杨克的诗欠缺某种哲学的一致性，惠特曼说：‘我自相矛盾吗？一点不错，我自相矛盾。’妥协并非我们今天理解的那样一无是处。”在杨克的诗作中，矛盾或焦虑都是并不刻意回避的情绪，他说：“在真实的生活中我不是旁观者，而是置身其间。”

数字时代的“未来主义者”

许多人说，杨克是一个“新潮”的诗人。这种新潮并不体现在衣着打扮的时尚上，而在于网络时代的十八般武艺——博客、微博……他都耍得样样精通，至今杨克还在博客上保持着相当频繁的更新记录。

推广普通话的诗歌例8

按照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人类精神生活史在“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三个不同的时间尺度中表现为不同的面目，它们可以分别表述为结构、情势和事件。通过不同的时间维度来考察一种具有时间跨度的社会文化现象，我们可以将其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

官员诗人的历史检索

那么，中国“官员诗人”的“长时段史”是什么呢?

丘树宏获得“2007年度中国最佳诗集奖”之后曾经感言：中国本来就有“官文一体”的传统。中国“官员诗人”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由于“雅言”(也就是后来的“官话”)在权势阶层的逐步推广，训练有素的官员在诗歌写作中获得了文字传播上的优势。

从唐朝科举制开始，诗歌则作为官场的一种实用文体被纳入官员考核体系中，赋诗作文逐渐内化为官员的基本技能。到此为止，“官员诗人”已成为一种稳定性的身份，而且规定着中国诗歌写作的主流传统。两宋时期，中国的“官员诗人”在身份构建上一度达到了巅峰，再加上当时朝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官话”，“官话写作”已牢牢占据了中国诗歌的主流。从“长时段”来看，“官员诗人”与“官话写作”在自先秦以来的中国诗歌写作史中构成了一种持续性的存在。

但是，这种持续性的结构从历史某个时期来看，却常常出现“中时段”的破坏。这是因为，自秦以降，中国政权的更替大体上是通过农民起义来完成的，新政权的不少官员往往出身贫农，一开始并没有掌握“官话写作”的语言技能。即使如此，“官员诗人”的身份依然可以在较短时期内得以修复。新政权官员往往先是以“民歌写作”代替“官话写作”，而后通过科举制度实现新生代官员向“官话写作”的回归。这正是“官员诗人”传统的自我修复机制。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刘邦、朱元璋这些贫农出身的开国皇帝虽然未受过正规的诗词训练，却留下比一般诗人更多的、广为流传的诗作。这是以“官本位”为最大传统的中国诗歌写作史赋予他们的一份额外奖励。

1949年之后，新中国政权之下的官员大多出身贫寒，“官员诗人”由于话语资源的极度匮乏再度陷入了“身份危机”。相比之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身份危机”，新中国的“官员诗人”还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一，科举制已经废除40多年，大大削弱了“官员诗人”的身份修复机能；第二，新体诗的出现冲击了传统的诗歌写作形式，探索性的写作令“官员诗人”无所适从；第三，近代中国以来专业化诗人群体的形成，分割了“官员诗人”在诗歌写作上的话语权。第四，工业化建设导致“技术官僚”群体的崛起，从而致使“官员诗人”群体的进一步萎缩。

但是，这种“中时段”的历史情势阻挡不了“官员诗人”向“长时段”结构回归的步伐。1958年，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民歌运动”，其初衷是解决当时的“诗歌创作形式”的问题。他在当年3月22日中共中央酝酿“”的成都会议上说道：“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两者‘结婚’产生出新诗来”，“现在的新诗还不能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看民歌不用费很多的脑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些”。是新中国政权中最高级别的“官员诗人”，由他发动的这场“新民歌运动”在郭沫若、周扬等“官员诗(文)人”的大力贯彻之下很快在全国范围内铺张开来。以“中时段”视角来看，它正是在新政权的历史情势之下，“官员诗人”试图从民间歌谣中吸收话语资源以修复自身身份的一场政治运动。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是在“”的背景下发生的，其特征可以总结为：干部带头、任务下达、人人创作、日日高产。这场运动实际上只坚持了一年就偃旗息鼓了。由于缺乏持续性的建设和制度化的保障，它并没有对新中国“官员诗人”的“身份修复”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紧随而来的“”则一步摧毁了这种修复能力。

“”结束之后，中国爆发了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诗歌运动。但与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不同的是，这场运动的主导者并非来自高层官员，而是来自民间的文学社团，并且运动主体大多是获得学校教育机会的青年学生。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场运动大约持续了10年，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一是一批又一批诗人成长起来，成为影响90年代及以后中国文学发展走向的重要势力；二是为“官员诗人”传统的复苏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基础。特别是80年代的大学生基本上人人接受了那场诗歌运动的洗礼，他们中的许多人如今已成为中国官场的中高层干部。

本文开头提到的叶世斌和丘树宏就是在80年代初期大学毕业的“官员诗人”。

诗人传统的异化

自70年代末的“朦胧诗”运动以来，10年一次的诗歌运动似乎成了又一个“中时段”的历史规律，从而为“官员诗人”传统的延续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前面说过，科举制是维系中国古代“官员诗人”传统的关键力量。1905年，科举制戛然而止，但“官员诗人”的传统不会止步。已经运作了1000多年的传统实际上已经内化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构性存在，足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自我更新的生存能力。

事实上，当代官员写诗相当普遍，构成了当下极富中国特色的几种“诗歌文本”的重要来源：

第一，酒桌段子诗(打油诗)：酒酣耳热之后产生的各种“红段子”、“黄段子”及其混合体是当代最富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作品，这些杰出文本的主要创作者是官员。在酒桌上，段子诗的生产往往遵循着一种“官序原则”，即酒桌上的最高长官是段子诗的主要发表者(但未必是原创者)，下级官员则充当聆听者和喝彩者的角色(相当于读者和品评者)，这种“官序原则”同样适用于职称论文署名的潜规则。必须补充一点，酒桌段子诗是当代“口语写作”的一个重要支流。也就是说，当代官员虽然还是“高产诗人”，但在许多场合他们已经完全抛弃了八股式的“官话写作”，这是科举制被废除的一个重要

后果。

第二，官场应景诗：应景诗是中国传统官场的一种重要剂，也是中国官员的必备修养和技能。这种传统的坚固性即使在技术官僚迅猛崛起的今天，依然得到有效的继承。通过对汗牛充栋的各种人物叙事文本的解读，我们发现，多数以自然科学技术起家的中国官员依然保持着对古诗词阅读和创作的日常坚持，还有一批技术官员在年轻时了大量的现代诗，并将这种癖好带到官场中去。从常理上讲，公务繁忙的官员不可能沉心到诗歌的世界中去，但是，这种叙事路径的一致性反复告诉我们：当代官员依然普遍重视自己的诗文修养。

“官员诗人”的应景诗广泛地消融在以下三种文本载体中：一是汗牛充栋的官员人物叙事文本，叙事作者在介绍官员的时候往往会渲染官员的文学素养并引用官员创作的诗句；二是各种公开场合的官员题词，它是一种集成了中国诗词和中国书法的代言艺术，成为官员展现其社交素养的一种基本技能。三是官员出版的诗集。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可以说明中国官员出版诗集的情况，但是熟悉中国官场的人都知道，多数官员都会选择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将自己多年来的应景文字出版成书。这种时尚甚至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优雅式腐败”――据2008年9月8日出版的《望》周刊透露，近年来内地大大小小官员已出书成风。仅以湖南郴州市前市委书记李大伦为例，短短几年出版一本书法作品集和一本诗集，并以摊派发行的方式创收3000多万元。

第三，官刊体制诗：“官刊”指由国家出版主管部门审批、由国家文艺单位主办的文艺报刊。“体制诗”指以官刊为主要传播载体并接受“体制美学”检验的诗歌作品。中国所有官办文艺刊物的宗旨可以归结为：培养社会主义文艺接班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这种功能定位隐秘地引导着中国的官刊不断对其作者进行身份检查，将那些具有明确体制身份的写作者圈定为官刊的有效作者，从而降低办刊的意识形态风险。由此一来，中国的官刊成为从高层到基层的大大小小官员的发表园地。这是身份检查的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美学身份”的检查。文艺官刊的编辑实际上是国家的“美学警察”，通过发表／不发表、创作培训等方式来不断规训出合格的国家文艺工作者。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官员诗人”显然是最容易通过双重“身份检查”的合格创作者，也是“官刊体制诗”的主要创作群体。

以上三种诗歌文本基本上构成了“官员诗人”在当代诗歌写作中的全貌。随着科层制(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和专业分工的加剧，“官员诗人”在内部也逐步分化为专业和非专业两种。前者是指在国家文艺部门担任要职的“官员诗人”，后者是在其它国家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员诗人”。此二者虽然出现了官僚部门的分化，但在作协等半官方化的群团组织中又实现了横向的联系，从而共同构建起“国家文艺工作者”的人力资源体系。

在纸质出版物占绝对优势的1980年代至新世纪初期，经由国家文艺刊物和出版社正规出版的诗歌作品，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大大小小的“官员诗人”手中。但是，由于“官员诗人”已从科举时代的“显身份”退出，进入“隐身份”时代，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官员诗人”这个群体的存在。

终结的传统

正如前面对“官员诗人”的三种文本的分析，官员写诗在当代中国官场依然发挥着重要的“社交功能”。这种官场惯习是一份来自传统的文化遗产，它将继续支配着中国官员的日常趣味。此外，由于当代诗歌写作承载着越来越强大的社会意识形态功能，中国官方高层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会注意引导诗歌创作的主旋律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恢复“官员诗人”的主流传统。很难说，这种意图是否可以实现，但可以肯定的是，“官员诗人”这个具有历史传承的群体并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是会在“长时段”的历史结构中继续丰富和延伸。

不得不承认的是，当代“官员诗人”虽然继续与诗歌这种文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由于专业的分化，他们已经退出了“艺术引领者”的角色，取而代之的是极少数的专业诗人。就整体而言，当代“官员诗人”已不可能像古代的“官员诗人”一样创作出他们所在时代的最杰出的诗歌作品。因为一个“以政治为志业”的官员已不可能投入到当代诗歌的先锋性探索中去。这个问题也反向说明了当代诗歌创作与传统诗歌创作的根本区别。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个判断并不是在否定当代“官员诗人”的存在价值。作为一个有着千年传统延续的存在主体，“官员诗人”依然在当代极富中国特色的诗歌创作体系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他们的“酒桌段子诗”，虽然在文学这个价值向度内毫无意义，但为这个时代提供了大量在文化观察上具有重大价值的优秀文本。

“官员诗人”的复苏已经引起了大众的喧哗。但是，将2008年的“官员诗人”现象仅仅视为大众媒体制造出来的新闻泡沫，却是一种肤浅的失察。即使是从“短时段”来看，“官员诗人”也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如果把观察的时间尺度稍微拉长一点，将“老板诗人”、“打工诗人”、“官员诗人”这些哗然一时的热点现象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从中找到共同的现实背景。

留意官方媒体文献，我们会发现，“官员诗人”的身影一直活跃在各种主流的新闻叙事中。但是直到2008年，这种日常关注才转化为具有大众传播效应的“热新闻”。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官员诗人”这一话题的传播在广东地区得到了最有力的推动。除了广东地区拥有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体这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2000年以来，来自广东的诗人和媒体人自发推进了一场持续性的“诗歌大省”运动，这场运动实际上已被官方纳入“建设文化大省”的宏大叙事中去，而“官员诗人”的话题恰巧构成了这个宏大叙事的一部分。

推广普通话的诗歌例9

现代汉诗对白话的引入是全面而彻底的，胡适把能否运用白话创作新诗视为新文学运动语言变革成败的关键。本来，由于文体的特殊性，例如可诵甚或一定程度可唱，尤其是与接受者更贴近甚至无障碍沟通等特性，历代汉诗在一定程度上融人了当时的口语。不过，由于社会条件与传媒水平不发达的制约，这种引入通常是有限的，以免在增加平易与鲜活的同时损及文学语言超越方言的广泛流通性。明、清两代由于崇古、拟古风气盛行，汉诗创作对口语的引入陷人停滞甚至倒退。古代汉诗即便是更为接近口语的词、曲、民歌，也保留着以文言为基础的特征，在整理最口语化的民歌时，其中的虚词、叹词往往换成了文言的“之乎者也”。只有现代新诗的语言革新最为彻底，解决了语言与接受者之间的隔阂以及旧文言承载新思想、新内涵的困难。尽管现代汉诗依然道路曲折，经历了许多艰难的探索，但必须肯定，由于彻底解决了新诗所依存的语言媒介长期累积起来的巨大障碍，可以实现新思想、新内涵的顺利融入，为汉诗重新恢复活力及未来的繁荣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二、“变能启盛”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叶燮《原诗・内篇之三》说：“历考汉魏以来之诗，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谓正为源而长盛，变为流而始衰。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过去曾经起主导作用的样式，影响力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所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都指出文学必将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20世纪新诗的诞生，正是汉诗实现自身调整以适应新的时代变化的必然要求。

在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个诗歌繁荣的时代，都必有新体的成熟。汉诗第一次大繁荣是周初到春秋中叶，代表作是《诗经》，这是中国第一种成熟的诗歌样式四言诗的繁荣期。楚辞可算是汉诗的第二次兴盛，产生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新样式，从形式上看是以六言为主的诗歌形式，与《诗经》的四言诗明显不同。

两汉至隋是汉诗相对沉寂的时期，但新变的酝酿与探索并未停止。五、七言诗均发端于汉代，其后相继成熟。其间最具代表性的诗人陶渊明，他的作品大多是五言诗，既不同于四言，也不同于六言。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永明体”的出现，核心是把汉语音韵引入五言诗而形成新体。到了唐代，汉语音韵成功引入七言诗，形式进一步完备，由此形成了所谓“近体诗”，即众所周知的五、七言格律诗。格律诗的最终成熟，正是中国古代诗歌进入黄金时期的关键因素。唐诗的繁荣固然不限于格律诗，但近体的空前繁荣至少占据了唐诗的半壁河山。唐代其他诗体如乐府、歌行等，基本上非五言即七言。大致可以说，唐诗乃是五、七言古体与格律诗的繁荣。试想，若唐人因为抱怨五、七言不及四、六言成熟古雅，或仅仅停留于陶渊明的非格律五言诗而无新的精进，是否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唐诗的惊人繁荣?

林语堂说：“三百年前李白和杜甫才气焕发，一度使唐朝的绝句和律诗成为诗人争相模仿的同定诗格。但是五言或七言律诗……(把)瀑布、鹭鸶或柳影的最后一丝风情已发掘殆尽・唐代诗家的充实感和情绪张力也就随着消失了。”说格律诗的表现力止于唐代未免夸大，不过，宋人的确没有止步于此前的古体及唐代格律诗，他们把流行于民间的唐五代文人已注意到的词加以改造・成为合律的文人词，并大量创制新调，这已不同于流行于民间的普通曲子词，实际上形成了新体，推进了宋代诗词的发展。同样可以设想，若宋人只是沿袭唐代五、七言古近体诗，恐怕中国古典诗歌的繁荣只能止于唐代了。元代的曲是另一种新体，产生了大量优秀散曲，还与戏曲结合形成杂剧，是中国古典诗歌繁荣的一种特殊方式，带有某些“共生”或“寄生”特征，虽然不及唐宋诗歌的鼎盛，但因新体的产生保证了诗歌文体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中国古典诗歌式微于明、清，这时小说成熟，诗歌的低潮明显地与根本没有新体的成熟有关。由此可以推断，若无新诗诞生，不管旧体诗词如何热闹，汉诗都没有再度繁荣的可能。

三、几点思考

第一，给新诗更多一些时间。由于文献欠缺，我们无法考察四言诗产生的确切年代，因而也无从知道四言诗从诞生到《诗经》的繁荣经历了多长时间。四言之后六言的成熟，即从《诗经》收录诗篇下限的春秋中叶到楚辞的出现，经历了200年以上。五、七言诗从出现到成熟经历的时间更长，不算五、七言在汉端，从南朝齐梁年间的“永明体”到初唐近体诗的成熟，也经过了200余年。词从唐初到宋代的全面繁荣，时间也不下200年。这样来看，一种新体从诞生到成熟通常需要200年左右或更多，但新诗诞生至今不足百年，我们似乎可以给予更多的时间来观察新诗的发展。

第二，新诗需要推进文体建设。与散文、小说不同，诗歌艺术通常需要形成某些具有形式特征(这种“形式特征”可大量“复制”)同时又特别适应时代审美心理的样式。如周代的四言、战国的六言(楚辞)，两汉至唐的五、七言以及近体诗、宋词、元曲等，这种相对稳定并可大量“复制”的形式特征，往往就是当时“审美心理的形式化”反映，似乎是诗人与读者实现有效沟通的心理默契，是诗歌获得更大范围接受和流传的有利条件，和小说、影视艺术依赖引人入胜的情节、魅力十足的人物形象而广泛流传出于同样的道理。诗完全失去形式特性，如废韵、结构的过分随意、极度散文化等，则犹如小说、影视没有曲折的情节和个性化的人物，作为有限的试验固然可以宽容一些，但显然不能作为

合理的整体方向引领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

推广普通话的诗歌例10

“陌生化”是20世纪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由诗学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他在《艺术作为手法》中指出：“为了恢复对生活的感觉，为了感觉到事物，为了使石头成为石头，存在着一种名为艺术的东西。艺术的目的是提供作为视觉而不是作为识别事物的感觉；艺术手法就是使事物奇特化的手法，是使形式变得模糊、增加感觉的困难和时间的手法……”[1]P65。在什克洛夫斯基看来，“陌生化”就是“奇特化”、“反常化”，其含义就是超越常境，把人们本来熟悉的平常的东西通过艺术加工变得不熟悉、不寻常，使人们对它产生陌生和新鲜感，从而在审美过程中获得一种别于寻常的独特感受。

对诗歌而言，陌生化效果是较为突出的。俄国形式主义认为，诗歌的所有形式技巧，包括声音、意象、节奏、音部、韵脚、修辞手法等都具有陌生和疏离的效果。壮族嘹歌是一种独特的诗体民歌，属于口头文学的范畴，但又区别于其他口头传唱的民歌，它是由歌手创作后才在壮族地区流行传唱的，内容固定，形式严整，而且全是用古壮字传抄流传下来，是壮民族的文化瑰宝和百科全书，堪称史诗性的作品。

1 古壮字与壮文的运用

古壮字是古代壮族人民创造的用来记录壮族语言一种文字，是借用汉字或汉字偏旁部首创造的，曾被称为“方块字”、“土字”或“土俗字”，壮族人称之为Sawndip（“生字”）。这种文字普遍流行于壮族民间，尤其是大量运用于壮族地区民间的古籍文献中。据壮学研究著名学者梁庭望先生的收集与整理，方块壮字文献分为宗教经书、碑碣、讼牒、契约、谱碟、信函、记事、民歌、长诗、剧本、说唱等十一种[2]。壮文是一种推广使用于壮族地区的由26个拉丁字母组成的拼音文字，与汉语普通话语音系统明显不同。壮族嘹歌目前搜集到的手抄歌本几乎都是用古壮字记录或创作，版本主要有“汉歌整理”、“壮文转写”和“古壮字原歌”等，如《平果壮族嘹歌》中的《三月歌》、《日歌》、《路歌》、《贼歌》和《房歌》等五部民间长诗，就是由罗汉田先生根据广西平果县太平镇著名歌师谭绍明提供的民间传统手抄本用壮文转写、汉文翻译而成的，而《平果嘹歌·长歌集》则是将“汉歌整理”、“壮文转写”和“古壮字原歌”对照集成一书出版的。古壮字与壮文的运用是壮族嘹歌的特色之一。如：

上例中，“”、“”、“贝溜”、“溜贝”、“坡雷”等都是土俗字。从来源上看，其中的“贝溜”、“坡雷”、“吩”是直接借用现成的汉字来表达壮语的。“贝溜”、“吩”是借用汉字的正音或谐音来记录壮语意义；“贝溜bae liuh”中的“贝bae”是“去”，“溜liuh”是“游玩”或“玩耍”；“贝溜”就是“外出游玩”的意思；“坡bo”和“吩fwen”是对汉字借音兼借义，分别指“山坡”和“欢”，即嘹歌（嘹歌在广西上林、忻城、来宾、宾阳、平果等地一般称为“欢”）；而“sai”和“mbwk”则是借汉字与汉字的组合来表达壮语，就是“男”、“女”的意思，“坡提坡”意思是一坡接一坡，表示玩的地方较多，“坡雷”就是“哪一个山坡”的意思。

壮文的声母、韵母、声调与汉语普通话在读音、书写、结构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壮文中有22个声母、48个韵母和6个声调。如，以上壮文中，“Ngeih”的声母是ng，韵母是ei，声调是h，表示“二”的意思；“doiq”中的声母、韵母、声调分别是d、oi、q，表示“对”的意思。“花va”，是第一调，不用标号，所以只有声母v和韵母a，其余音节也与汉语普通话不同。

语序上，壮语与汉语普通话的表达也很不一样，就修饰语与中心语的位置来说，汉语的语序基本上是修饰语在前，中心语在后，而壮语的语序则是正好相反，如“坡雷 Bo lawz”直译成汉语就是“坡哪”，中心语“坡”放在了前面，修饰语“哪”放在了后面，这个词用汉语表达应该是“哪一个山坡”。“圩莫haw moz”汉语表达应该是“莫圩”，“圩”是街日，中心语，“莫”是修饰语。

从上述看，用古壮字或壮文创作或记录的壮族嘹歌与汉语普通话有着较大差异，语言引起的陌生感必然使读者的阅读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从而加深读者的阅读感受。

2 独特的结构形式与韵律

嘹歌是一种男女对唱的双声部民歌，具有着独特的诗体形式和优美的韵律。从唱词上看，以五言四句式歌本居多，流行最广，结构严整，讲究押韵和对仗。如《三月歌》、《日歌》、《路歌》、《贼歌》和《房歌》等五部民间长诗都是五言四句式结构，押韵方式与汉语诗歌不同，韵律以押脚腰韵为主要特征，也有灵活押脚头、脚脚韵的，分上下两联，句与句之间环环相扣，节奏感强，首与首之间独立存在，有完整或相对完整的意思。这种押韵现象，相对于中国汉语诗歌来说是奇特的。其中，脚腰韵兼押脚头韵格式为（《三月歌》土俗字）：

此外，壮族嘹歌的抒情和叙事方式也别具一格。嘹歌对唱，大多是在男女双方之间展开，一般情况下由男方先唱，女方接唱并且接唱时要重复男方的第一句，然后再根据其意决定是否引申，但第二句的最后一字必须与第四句的最后一字押韵，抒情和叙事就在这一唱一接、一问一答的方式中展开，这种押韵和句式的重叠，是壮族嘹歌的显著特色，它使壮族嘹歌的结构紧凑严密，富有形式美。

壮族嘹歌在演唱时还注重衬词“嘹”的运用。“嘹歌”的得名有种种说法，其中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因演唱时每一句都有“嘹”作为衬词拖腔而得名。在嘹歌演唱中，作为衬词的“嘹”基本无实际意义的，它也不出现在歌词的基本句式中，甚至有些地方如果加上“嘹”字反而成为无意可解的累赘。但在演唱时是必须加上“嘹”字作为拖腔，才能使嘹歌的演唱成为完整。衬词“嘹”的运用，使壮族嘹歌增添了光彩，也强化了其独特艺术风格。

3 别致的修辞和意象

修辞是汉语诗歌惯常的手法，也是壮族嘹歌抒情和叙事的主要手法，意象也是诗歌不可或缺的。壮族嘹歌的修辞手法丰富多样，比喻、排比、重复不拘一格，意象也富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从而使其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

3.1 重复：类型多样化

重复使作品产生一唱三叹，往复回旋之效果。壮族嘹歌中重复的类型很多，如同一词语的简单重复、声音相谐、意义相同的词的重复、前置词重复，在一行诗首重复上一行诗的末尾的同一个词等，这种重复手法，延宕了接受者感受的时值，增加了感受的难度，激起跌宕起伏的情思，无形之中使作品的内容增色丰蕴。如“男：不插花就完/不采花就谢/凋谢在枝头/飘浮落在地/女：不插花就完/不采花就谢/凋谢在枝头/飘浮落在地”这是语句的简单重复，即对歌中，女方的应答完全是对男方唱词的原版复述，这样的复述，加强了男女对方之间的情感联系，不但没有累赘之感，反而有一种特殊的韵味。

再如：“男：二三月花开/催人出来玩/游玩到街上/见黄花中意/女：二三月花开/催人出来玩/游玩到街上/见黄花开心/男：二三月花开/催人出来玩/来到蔗园地/见枉花中意/女：二三月花开/催人出来玩/来到蔗园地/见枉花开心。”这里既有句子的简单重复，也有意义相近的词语的重复，即男女的唱词中没有太多变化，只有最后一句的末尾一词稍有差异。这种重复结构，阻碍了男女对唱正常速度的推进，推迟了情感抒发高潮的到来，让人回味无穷。

3.2 比喻：“花”的普泛化

壮族嘹歌中的比喻手法也较为丰富，有明喻、暗喻、博喻等，并且喻体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如《三月歌》描写初春时节，壮家青年男女结伴来到青山旁、泉水边、树荫下、花丛中，采鲜花，摘嫩笋、拾蕨菜的欢乐情景，诗中以“花”喻人的现象随处可见，而且花的名目也很多，有桃花、李花、玉兰花、牡丹花、荷花、木棉花、茉莉花和各色野花等。如：“男：桃花开满坡/不如朵牡丹/姑娘一帮帮/不如妹可爱/女：桃花开满坡/不如朵红棉/满山的青年/哥伟岸过人。”这里，男方以满坡盛开的“桃花”比喻姑硠们的娇媚和美丽，而以“牡丹”的高贵和可爱夸赞心上人的漂亮可爱和貌压群芳；女方也诚心地以满坡盛开的“桃花”比喻满山充满朝气的青年，并以英雄花——木棉比喻心上人的阳刚之美和伟岸过人。由此看出，嘹歌中的“花”并非只用于比喻女性的美，也可用来比喻男性。事实上，壮族嘹歌中，青年男女把对方比作花果植物的现象随处可见。如：“男：李花白连连/桃花红艳艳/艳不过桃花/白不过情妹/女：李花白连连/桃花红艳艳/艳不过桃花/白不过情哥。”这里“李花”的白、“桃花”的艳，是同时用来比喻情妹和情哥的，这种以花互喻的手法，表现出了壮族青年男女以花为媒的习俗，相互逗乐，以自谦、自贬来夸奖和抬高对方，表达爱慕之情的情趣。“男：哪个在那边/像瓜花开放/像马蜂展翘/脚步轻似燕/女：哪个在这里/好似朵牡丹/谁站在那里/像新结的瓜。”这里，男方以“瓜花”的怒放比喻女方的神态，以“马蜂展翘”的优美比喻女方的姿势，以燕子的轻盈比喻女方的动作，而女方则以“牡丹”自喻，以“新结的瓜”来比喻男方的神态，惟妙惟肖。

此外，《三月歌》中还用大量篇幅描写壮族青年男女观花、赏花、采花、插花、求花等与“花”相关的活动，这些活动无不隐喻青年男女的恋情，这样的比喻，使得嘹歌朴质自然，而又鲜活生动，增强了表达效果。壮民族居住于亚热带，依山傍水而居，在他们的生活环境里，到处都是花草繁盛，绿树成荫、蝶舞蜂飞，所以壮族人民向来对花草情有独钟，因而嘹歌里情窦初开的男女青年常常把异性比作他们熟悉的自然界中的花草虫鱼，这是不足为奇的，但这在汉语诗歌的海洋中却是罕见的。

总之，作为方言文学，壮族嘹歌以艰深晦涩的语言、独特的结构形式与韵律、别致的修辞与意象给人一种强烈的陌生化感，这种陌生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读者的阅读阻碍，延长了感受时间，而正是这种“阻碍”和“延长”的存在，才使得壮族嘹歌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感受。

参考文献：

[1] 兹维坦.托多洛夫（法）.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M].蔡鸿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