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传播例1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别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随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走向灭亡,这样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来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文化特别是各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在众多的媒介中,“电视传媒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①。根据电视的特点,“电视传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其传播内容涉及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②,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电视传播的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含义,它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发挥本质、传播信息。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③的确,在认真考察人类的媒介发展史中,各种媒介对信息传播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电视诞生并普及后,迅速成为如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电视传播也便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电视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和受众都是主体,而电视传媒则是客体,在电视传播的社会实践中,人类本身才是电视传播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因此以人为本,在传播过程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电视传播最重要的价值。而以人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内涵。 

    正是由于电视的适用程度与普及率最高,它才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不仅具有文化价值,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对于地域文化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电视传播可以让其传播范围大大提升,让地域文化以它的繁衍地为基点,超越地域的局限传播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去,从而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播和保护民族地区的电视节目应运而生,这类节目的出现不仅让人们了解了各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更加激起了人们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原生态文化的自觉意识,让原生态文化能继续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并不断传承和发展下去。 

    因此,电视传播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并不是不可融合的,电视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完全可以用来体现与表达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与电视媒体的结合,是新时代文化生态圈中出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起到了把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传播的积极作用,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领域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在通过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纪录片和电视文艺节目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推广中被运用得较多。通过制作关于地方风情风貌的纪录片,可以集中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这在目前电视节目中是比较常见的,如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在2006年时曾播出纪录片《走进恩施》,就把湖北恩施这个全中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民族风情展示给全国观众,介绍了恩施州的哭嫁、跳丧等民俗,让人们去感受民族地区独有的风情,进而领略到当地的文化特色。而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电视文艺节目就更加多样化了。电视文艺节目是指围绕一个中心主题,选择和编排文艺节目,经过电子技术手段的二度创作,构成充分电视化的、独立完整的电视艺术作品,给观众以多样化和整体的审美享受。比如从2006年开始,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引起公众和文化界对原生态唱法的追捧,笔者认为,原生态唱法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比赛,而在于展示,是基于电视媒介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一种展示。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策略建构 

    在很多电视节目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以“营销城市”的理念展现地域文化的有效战略,体会到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那么电视在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时应如何建构传播策略呢?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打开了通往现代社会的信息之门,也把地域文化展现于现代公众的视野中,并有可能引起极大的关注,有利于强化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很多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不被其他民族所知晓或者是认同,但是经过电视传播后,在现代传媒的引导作用下很容易让人们产生对民族文化特质的认同感,同时也让当地人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可以促进民族的和谐,让民族文化从自发的传承转向自觉的保护。我们还以2006年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为例,比赛将各地的原生态文化进行了展示,这种展示不仅让现代公众得到新的娱乐,也可以大大提升原生态共同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可以增加他们的文化自信和传承动力。

    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电视媒介在传播时,会自觉地选择地域文化的一些具有影像特征的要素加以传播,这是电视媒介自身的要求,也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特征。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中,原生态文化是其重要方面,原生态文化会借助当代影视的传播载体,并由此寻求进一步与外界更多的接触,期冀向外界传播带来价值上的认同和经济上的利益。这种传播就使得本来远离这些文化形态的人群开始关注这种文化形态,并更多地借助于电视媒介了解原生态文化的特征。④如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大型晚会,节目在呈现恩施地域文化时,还多角度完整地表现出了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魅力所在,正是通过这种传播激起人们对土家族原生态文化保护的意识。 

    对地域文化中一些存在非议的问题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品牌的专利归属之争可能会愈加激烈。几年前曾经发现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等两家官方网站将《龙船调》列为“湖南民歌”范畴,造成侵权。《龙船调》其实是湖北恩施利川地区着名的文化名牌,近年来,利川市加大了对这一特色名片的宣传和保护力度。2003年,利川市就斥巨资拍摄大型音乐电视片《龙船调》,请着名歌星汤灿演唱《龙船调》,并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让《龙船调》这一文化品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另外,在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这期节目中由恩施地区的演员清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再次向外界表明了《龙船调》的发源地在恩施,而非湖南民歌。这表明利用电视传播面广的特质可以对地域文化保护和传承起到较好的作用。 

地域文化传播例2

近年来，随着《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空间理论的影响和延伸，地域文化、地域文学研究的视域、层次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扩展和提高，也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黑龙江垦区在原有规模化、机械化发展的基础上又大力推进了城镇化建设的速度，进一步扩大了其作为最具现代意义的国有农场经济管理区在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影响力。在理论延伸与实践发展的双向动力杠杆作用拉动下，北大荒文化、北大荒文学以其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和独具特色的内在品格正在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但其推进速度以及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数量却与垦区实际的发展需要和国内蓬勃向上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学研究的学术态势存在一定差距。究其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方面：一是北大荒文化传播、北大荒文学传播的媒介、途径、方式相对单一、机械；二是一些有影响力的本土批评家对北大荒文化、北大荒文学批评缺乏热情与回应；三是本土教育界对北大荒文化、北大荒文学影响力的漠视。要真正改变这一局面，既需要时间和不断探索的过程，更需要一个能够相互配合的有组织的复杂的北大荒文化传播系统工程。因此，把北大荒文学进课堂作为北大荒文化传播系统工程的有效途径之一进行系统化研究，无疑是对北大荒文化与精神传播媒介的丰富与开拓。

一、北大荒文化传播的文学教育路径选择

“文化作为涵盖面较文学更宽泛的学科来说，在许多方面呈现为文学的本源、传统、背景与环境。”因此，文学的发生、发展、特征、规律都取决于文化发展的整体模式。文化与文学之间相互胶着的关系状态，延伸出两种颇受理论界推崇的研究路径———即文学的文化研究和文化的文学研究。“文学的文化研究是以文学研究为基础，文化研究做方法；而文化的文学研究则是以文化研究为出发点，文学研究是其中切入的视点、角度和方法。”两种研究路径虽然存在先后时序上的迁延，但无疑都是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相互切入的方法之一。这些理论性的研究方法为丰富北大荒文化传播途径提供了有益的技术支撑。把北大荒文学进课堂作为传播北大荒文化的路径，从具体的方法论角度而言，显性而直接的结果是趋向于文化的文学研究范畴，即以北大荒文学场域为基点对北大荒文化进行萃取和反观。从隐性的结果考量，在显性趋向基础上又会延伸出文化与大学教育、文学与大学教育、文学教育与文化教育等多维和交融的路径取向，并最终回归到北大荒文化与大学教育、北大荒文化与北大荒文学交互循环的路径目标上。以文学教育为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把北大荒文化传播的文学路径通过课堂教学的过滤和建构，转化为具体的内蕴指向。一是还原北大荒文学批评与北大荒文学创作之间的辩证关系。文学批评是随着文学的发展而产生的，有了文学批评，作家才会认识到自身创作上的局限，从而在创作中加以修正，这无疑会提高和促进作家的创作水平。但令人遗憾的是北大荒文学创作缺乏与之对应的北大荒文学批评队伍。北大荒文学批评被边缘化的地位与当今国内地域文化、地域文学批评的研究热潮的不对称存在，是影响和阻碍北大荒文学继续和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直接影响了北大荒文化、北大荒精神的传播和继承。北大荒文学进课堂的模式构建，不单纯是对北大荒文化传播路径的探索，也必然会转化为北大荒文学批评的试验场。通过北大荒文学进课堂的工作开展，我们可以对个体作家进行评价，可以对某一时期、某一文体类型的文学发展作出总结，还可以对某种文学流派、某种文艺思潮、某种文学现象进行梳理，在对各种北大荒文学现象进行审美批评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北大荒文学的总体发展。二是努力改变北大荒文化在大学课堂教育中的传播现状，最大限度提高北大荒文化的传播效能。笔者曾对本校2012届、2013届、2014届3届8个文科专业共计544名在校大学生做过关于北大荒文化精神、北大荒文学认知度状况的问卷调查。问卷采取随机发放的形式，共发放400份，实际回收384份。其中视北大荒文化、北大荒文学为完全盲区的占30.6%；仅限于听说过却从未接触过的占57.7%，二者合占比例高达87.6%。接触过，但不够深入的占11.9%，而有深入了解的却仅有1%。一系列调查数据充分显示：由于北大荒文化、北大荒文学与大学课堂教育缺乏有效的链接机制，已经远离了当下青年大学生的阅读视野和接受视域。调查虽属个案，但也值得人们回味和反思。一方面传统的北大荒文化传播媒介需要进一步丰富和优化；另一方面应充分重视北大荒文学教育课堂的传播力，通过北大荒文学教育媒介扩大北大荒文化的影响力。

二、北大荒文学进课堂教学模式建构

在不同的领域，模式具有不同的能指对象；在不同的时代，模式具有不同的语义指向。从模式的所属领域和特定对象出发，教学模式是“进行教学工作设计的基本思路框架和技术方法与范式”，是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相互结合的类型化转化样式。作为模式系统中的子系之一，教学模式是一个客观存在，它既具有模式的共有属性，又具有自身的特有属性。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乔伊斯与韦尔就提出了“教学模式就是学习模式”的思想，并且认为“一种教学模式就是一种学习环境。这种环境有多种用途，从如何安排学科、课程、单元、课题到设计教学资料，如教材、练习册、多媒体程序、计算机辅助学习程序等”。乔伊斯与韦尔的教学模式思想给我们以辩证和科学的启发：即教学模式不是教的单维存在，教的过程也是学的过程，教与学是有机的统一。因此，北大荒文学进课堂教学模式既是一个现场教与学过程的统一，也是传播学传播与接受过程的统一。它不仅内含了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评价等综合因素，也包含了传播者、接受者、媒介、信息、效果等核心要素。在文学教育与文化传播相互胶着的作用过程中，实现了传播北大荒文化精髓的核心功能。其模式核心要素包括两方面工作内容：一是明确以北大荒文学为媒介的北大荒文化传播的教学理念。辩证地说，课程内容体系设计本身不仅彰显着学校的师资水平，而且也可以充分展示出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文化价值取向。北大荒文学进课堂教学模式建构的依据包括：第一，基于学校自身的办学特色和培养目标，事实上，高校始终存在办学实力、水平、专业和定位的差别，但在大多数高校的文学课程教学体系设置中普遍存在一统现象，缺乏尊重学校实际与努力打造特色的精神；第二，顺应近年来地域文学、地域文化的研究热潮，充分尊重文学与文化发展的差异性与多样性，还原北大荒文学与北大荒文化的具体情境性，促进北大荒文学与北大荒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第三，通过北大荒文学进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汇成一条更加富有成效的跨文化传播链，刺激北大荒文化传播的媒介集成环境，实现北大荒文学审美与北大荒文化批评、北大荒文化产品消费与北大荒文化精神传承的链接。二是搭建具北大荒文化传播功能的北大荒文学课程体系。课程体系本身是一个复杂要素的合成，它包括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类型、教学方法、教学形式、评价体系等综合要素。因此，北大荒文学进课堂教学模式课程体系的目标应该指向两个维度：一是要创造接地气的文学教育和文化传播的具体情境，激发学生对北大荒文学、北大荒文化的兴趣，引导他们形成认知北大荒文学和传播北大荒文化的责任意识；二是强调差异性和选择性学习，让学生在主动的选择中形成不同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从课程内容出发，应着重强化课程内容间的相互联系。通过北大荒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北大荒文学的地域与流派、北大荒文学的作品与风格、北大荒的文学批评等综合模块，反观北大荒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北大荒文化的地域性、北大荒文化精神的核心价值等问题，使北大荒文学教育与北大荒文化传承自然地衔接起来；从课程类型出发，北大荒文学进课堂要坚持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相互结合的原则。首先，要根据课程改革的实际，着力充实、更新传统课程教学内容，加大必修课程中北大荒文学教学的课程学时。其次，要加强选修课程的建设，以校、院两级选修课、两级讲座、小组、社团、沙龙等灵活的教学组织形式，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要；从课程教学方法出发，在传统教学方法的基础上，更多采用讨论式、研究式、竞赛式、改编式等创新方法；从课程教学形式出发，除常规的课堂教学外，可灵活设置讲座、沙龙、拓展导读、影视、校报、网络平台等教学平台；从评价机制和考试形式出发，则适合采用诸如创作评论、读后感、小品、改编等创新、分级、动态的评价机制。

三、北大荒文化传播媒介的丰富与探索

北大荒文化所产生的精神力量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同时也必然是属于未来的。承认北大荒文化精神的“导向作用、规范作用、激励作用、凝聚作用、辐射作用”的客观存在是很容易的，但如何更有效地发挥这些作用则取决于北大荒文化的传播力，取决于北大荒文化传播力的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北大荒文化传播力的构成；二是北大荒文化传播力的实现。当然，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相互渗透的系统工程。它既包括人们对北大荒文化价值的认知度，也包括人们对北大荒文化传播环境的营造能力，同时还包括人们对北大荒文化传播媒介技术的建设和发展水平等基本要素。事实上，北大荒文学进课堂教学模式的传播学意义就来源于北大荒文学教学过程所内含的这些传播学意义的基本要素———即通过北大荒文学教学达到认知与传承北大荒文化价值的教学理念；通过北大荒文学课程教学体系的开放性设置以营造良好的北大荒文化教育传播环境；通过北大荒文学这一教育性媒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北大荒文化传播媒介等。一是以北大荒文学课堂教学为具体传播场域，促进北大荒文化传播力的实际转化。实际上，一个教学过程就是一个传播的过程，教育性传播相较于新闻性传播具有相对独立的空间与时间要求。作为一门课程，教育理念、课程目标必须要通过教学媒介———即相关的课程内容得以体现。为此，北大荒文学进课堂教学内容模型的建构就具备了两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将课程教学内容还原于接地气的“发生和应用的真实世界的情境之中”；第二，将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者已有知识和经验构成的主体情境结合起来”。这两个必要条件既兼顾了地域情境性又突出了主体经验性；既与接受者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北大荒文学情境相协调，又与项目实施学校的办学方针、培养方向和多元的学生理解水平、背景经验、兴趣爱好等综合因素相协调。当然，从课程目标实现和转化的充分条件来看，除了要保证教学内容、教学过程、绩效评估等教学运行基本要素符合上述两个必要条件外，还要充分考量其外部支持系统———即学校的相关政策、教学管理机制、体制等综合因素。如必修课课时的限定、选修课能够提供的辅助条件、开放课程能够允许的程度、教师授课内容的灵活性和可能性等。作为北大荒文学进课堂课程目标现实性转化的重要支撑条件，外部支持系统也同样影响北大荒文化的传播力。二是以北大荒文学课堂教学内容为传播媒介，丰富北大荒文化传播途径。在文化精神传承与传递的过程中，谁最会传播，谁成功的可能性就最大。作为一种较为独特的地域文化现象，北大荒文化的示范和激励作用不仅仅表现在对内的基本功能上，也必然会扩展和影响到社会各项公共事业中。随着时代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北大荒文化传播的技术手段、传播媒介、传播方式等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和转化，传统媒介与新媒介相互融合，在多元与逐步深化的框架下更加注重了传播实效。如网络平台、大型纪录片等一些具有新时代意义的传播媒介和形式就是北大荒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有力拓展和延伸。作为一个高等教育工作者，我们理应关注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发展，也有责任肩负起传承北大荒文化、传播北大荒精神的社会义务———即利用自身职业所拥有的课堂教学这一直接的优势传播媒介，努力建立起北大荒文学教育与北大荒文化传播之间的联系，让教育性传播媒介自觉地承担起传承北大荒文化精神的义务与责任。教育是文化传承的有效形式之一，一个完整的北大荒文学教学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北大荒文化精神传播与传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北大荒的文学传播意义不再唯一，而是指向了更加丰富的北大荒文化精神蕴藉。北大荒文化传播文学教育路径的开辟，不仅有利于融合和促进北大荒文化传播媒介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开掘、利用和传承北大荒文化精神，而且也必然会更加有利于提升北大荒文化精神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1］蒋述卓.文学与文化关系漫议［J］.中外文化与文论，2000，（9）：121-124.

［2］朱寿桐.文学的文化研究和文化的文学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03，（2）：68-72.

地域文化传播例3

地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定区域内形成的具有丰富内涵、鲜明特色与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形态。媒体是地域文化传播最重要的载体之一，随着Web2.0技术的发展，社会化媒体通过网络建立起具有交互性的社交沟通渠道，它的普及使地域文化间的传播与交流变得频繁便捷，极大地提高了地域文化的传播力。但社会化媒体传播环境复杂，传播节点多元，传播主体多极，传播特征具有多向性、碎片化与多义性，使地域文化传播面临更多的非理性与不确定性。因此，探析地域文化传播的形态，进行多视角归因，对于整合地域文化传播力量，合理引导传播导向具有实际意义。

一、社会化媒体地域文化传播的形态特征

在地域文化输出与吸纳、趋同与变异、共性与个性的传播运动中，通过对传播主体、信息内容、中介、客体与传播效应一系列要素的考察发现，当代地域文化传播受媒体技术影响，在传播渠道、传播结构、信息特征上呈现出新的形态特征。

1．多样性传播渠道

从传播渠道而言，早期的地域文化传播是随着自然生态空间中人群种族的繁衍、迁徙而形成的，口语传播、文字传播等原始传播形态成为实现社会协作与传承地域文化的主要纽带，但受时空限制的传播模糊而低效。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技术的发展，媒介组织逐渐成为地域文化传播的主体，传统媒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承担着地域文化传播的主要任务，但其传播过程单向，受众角色固定，传播信息内容单一。数字时代，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媒体形态边界逐渐消融，从单纯形态逐渐走向全方位、深层次的融合，实现了不同媒体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体终端融合［1］。社会化媒体借助技术优势拓展了地域文化传播场域，逐渐成为地域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其交互、多向的传播模式既形成了对传统媒体“文化—社会”线性传播的有力补充，也为当代地域文化传播带来新挑战与新机遇。

2．多向性流动传播

从传播结构而言，社会化媒体的地域文化传播呈现出更多交互性的特征，传播角色也发生一定的变化。在传统媒体“文化—社会”的线性传播方式中，媒体专业机构作为地域文化传播主体，承担着地域文化信息的主要生产与输出，传播严格遵循一定的规律与原则，受众处于传播链条下游，对相关信息的获取受到限制。而社会化媒体中的地域文化信息，主要源自社交用户在网络中的行为所产生的各类内容，传播角色发生了质的转变。社交用户成为传播主体，呈现多元化格局，曾作为传播客体的普通民众，借助社会化媒体，从客体的位置逐渐游离到传播链条上游，成为地域文化传播最大的参与团体和信息传播源。同时，新的媒体技术手段为地域文化建构了丰富且交互的，极具个性化和无限性的传播场域，社会化媒体“非线性”的传播结构重新调节了各个传播要素之间的关系，逐步实现了角色转化、互为认同，地位与权利逐渐实现平等，使得地域文化信息呈现多向性流动传播状态。

3．多重语义属性

从信息特征而言，传统媒体的地域文化传播信息以复述与传达文化形态为主，同时受到信息采集与监管的客观限制，强调局部利益基础之上的文化传播，传播缺乏统筹，这也使得传播下游端对于地域文化的印象与理解较为狭隘。社会化媒体的地域文化传播信息基于社交用户的自由参与和平等表达，集组织传播与人际传播于一体，一般具有多重语义属性，既包括人、时间、媒体类型、渠道等媒体属性，又包括信息状态、内容关联、传播倾向等行为属性。这一属性使得信息价值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不同时间的信息加工与传播行为，其信息价值和影响力都不同。可以说，地域文化信息经过社会化媒体中的交互聚合，发挥了独特的媒体价值。但由于传播信息关联用户的偏好、情绪与人际传播关系，往往也会形成地域文化传播“多、散、杂、匿”的特征，导致出现“文化异化”的现象。社会化媒体中的地域文化传播实现了多个子系统协同合作，呈现出更为复杂、交互、动态的传播状态。需进一步梳理地域文化传播中各要素的特征、传播动机与传播行为，剖析传播系统与传播反应中的纷杂现象，解析地域文化传播中存在的关键问题，为提高传播力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途径。

二、社会化媒体地域文化传播的多维归因

新的媒体形式与传播技术为地域文化传播带来了极为复杂的影响和诸多机缘，也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融合与创新带来诸多方面的问题。本文基于扎根理论，通过半结构访谈与文本分析，认为传播源、传播系统、传播内容与传播反应对地域文化传播具有重要影响。

1．传播源的异质化与同质化

个人与群体作为传播源，即传播主体，对于地域文化的传播效应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社会化媒体中，传播源具有极大的主动性，其对于传播渠道的选择、传播技术的运用及传播信息内容的编码等，将直接导致地域文化传播形态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在地域文化传播中，传播源的自然地理环境、民族结构、社会层次、媒介素养等均存在异质化。在针对地域文化传播进行个体收集信息与信息处理的过程中，对于文化的理解、媒体生产原则的把握、自身的观念等具有差异性，这种异质化的沟通往往造成信息接收方对传播内容的理解不一，也可能导致传播源与被传者双方之间无信息可交换，或信息生命力周期缩短。社会化媒体依靠人际关系形成群体网络，通过人际间的交互传播进行信息扩散与反馈。在该场域中，能够建立关系的社交用户之间具有一定的同质化特征，更容易影响被传者对于地域文化信息的获取、态度与行为，激起被传者吸纳与转发的意愿。被传者更愿意根据个人意识与认知体系、自身社会交际圈，以及对意见领袖的可信度与依赖性来评价、判断所获取的信息内容。因此，社交媒介场域以其开放性及对异质化的宽容，为地域文化传播提供了有效途径。这一归因与早期自然地理生态空间中的人群种族依靠繁衍、迁徙建构的文化传播形成耦合，也进一步说明社会化媒体实现了现实人际关系的回归。根据“六度空间理论”，社会化媒体进一步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同质化的沟通为地域文化的异质化传播构建了重要的传播路径，其推荐效应的分享式传播与强化效应的关系链传播［2］，使得地域文化信息形成螺旋扩散，提升了科学传播力。

2．传播系统的自组织与他组织性

多方学者均指出，社会化媒体是具有自组织行为的传播系统，该场域内地域文化传播存在特有的自组织特征、条件、环境和动力学规律［3］。社会化媒体的地域文化传播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拥有更广阔、更开放的环境，传播节点间存在较为复杂的交互关系，传播源与被传者自发形成信息的传播、接收和二次传播，社交用户之间形成某种规则，互相协调，自动形成有序结构。同时，社会化媒体场域中的地域文化传播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传播要素之间不再是线性单向传播，传播主客体的边界模糊，使得社交用户群体在进行地域文化传播时，相互作用的自组织行为涌现出宏观层面的复杂变化，构成地域文化的碎片化传播，以及实际传播过程中出现“混沌”的、“宏观无序，微观有序”的现象。在社会化媒体场域中，地域文化信息以一种自组织的流动模式在用户之间实现平等、互助、多向的传播。但流动的信息内容并不仅仅是“普遍的、标准的、去语境化的”，还隐含着各个传播主体、客体以及媒介自身的“生产规则、利益、权力关系”影响下的地域文化传播，即在自组织现象中存在着由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公众意识和经济利益驱使等外力因素影响的他组织行为。这些由相关利益群体形成的传播行为，使得地域文化信息内容多极化，并存在文化理解“异化”等潜在的传播风险。

3．传播内容的动机与行为

社会化媒体中地域文化信息的流动速率与周期等，均可以从传播动机与组织方式的角度，对社交用户传播的内容进行心理和行为归因。作为传播主体的社交用户，其多元化的群体形成了多元的动机诉求，在进行地域文化传播信息内容的编码时，除受到宣传动机、盈利动机、个人成就动机等因素的影响，还夹杂了对时代、社会具体情形的适应以及涵化心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传播行为，包括各种传播视角、传播方式、传播渠道，以及传播中观点的类型、观点的组织方式等，均会影响传播客体的思考。人在信念（beliefs）、态度（attitudes）的形成与修正过程中，动机性因素总是发挥着重要作用［4］，传播客体对于地域文化信息的接收与吸纳，源自于需求、情感、理性等多方心理。传播客体作为传播运动的指向对象，在社会化媒体的地域文化传播中，注意力、意见领袖以及自身的理解也是影响其对信息吸纳与二次传播的关键因素。因此，传播客体对于传播地域文化信息的解码，对于地域文化印象和传播效果的认知，是传播源传播心理与行为的再解构。通过调研发现，社交用户信息的题目越“猎奇”，被点击的可能性就越大；信息交互中越是从他人处得到的主观评估，对传播客体的影响就越大；传播客体的个人认知能力越强，对于信息的接受就越带有批判、审视的态度，也会进一步抑制或促进二次传播的发展。因此，在信息解构行为中，接收内容对传播客体的刺激，传播源对传播客体的人际影响力，以及传播客体自身的认知能力等一系列因素，均会对地域文化传播造成影响。

4．传播反应的认同与排他

媒介文化传播受社会阶层、经济状况、文化背景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受众呈现分层状态［5］。在地域文化传播中，需考虑自然地理环境与民族文化结构所形成的认同与排他。例如，地理结构的多样性造成文化结构的复杂性，以及民族的历史性与现代特征等，这些因素均使得地域文化信息的接收与吸纳呈现差异性。社会化媒体场域的无限化特性，加速了以上分层因素对地域文化传播的影响，同时极具个人化特征的交互与共享，使得社交用户的个体思想观念、道德行为规范、媒介使用行为与媒介素养差异也对地域文化传播反应的认同和排他形成一定影响。文化是一种价值（信仰）形态［6］，社会化媒体以用户的个体行为为主要传播路径，地域文化的传播是用户自身文化偏好与趣味的综合选择，用户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其信任与关注的倾向，加之个体思想与价值观念，共同连结、制约着其对所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做出的价值判断与选择。社交用户的媒体使用行为与媒介素养，也影响其对于地域文化传播信息的认知，可能带来地域文化的认同与深化，纠正可能存在的认知偏差，也可能使认知偏离的差距加大，形成更强烈的文化排他性。

地域文化传播例4

为了深入细致地阐述“人文齐鲁”的地域文化传播特质，笔者搜集了“人文齐鲁”自创办以来所登载的文章以及相关资料，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对其内容进行梳理和归纳，并按照历史文化、节日文化、饮食文化以及风物文化四个方面分别分析其传播特色。诚然，齐鲁文化的构成元素远不止这几个方面，之所以选择它们，一方面是综观“人文齐鲁”所刊登的文章，总体上是以介绍这几类文化元素为主，同时也因为它们有着鲜明的传播特色，可以作为创办地域性文化副刊的借鉴。

历史文化：寻找与时事的结合点

这里讲的历史文化，主要是指与山东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人文齐鲁”传播历史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重与时事热点相结合，在时事新闻与本地区人文地理的结合点上挖掘历史，而这也与“人文齐鲁”开篇词中所言“寻觅的是过去，观照的是今日”相呼应。

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2008年8月，青岛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协办城市承办了帆船比赛，“人文齐鲁”刊登了《青岛栈桥——昔日的水上赛场》，介绍1933年第17届华北运动会游泳比赛在青岛栈桥举办时的情况，还刊登过追忆青岛第一体育场建成经过的文章，传递青岛体育文化，照映当时的奥运主题。

此外，“人文齐鲁”在传播地域历史文化方面还具有以下特点：

1.推出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专版

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日，“人文齐鲁”都会适时策划并推出相应的纪念专版或栏目，回顾当年事件中山东人所展现出的精神品格，传承和弘扬山东精神，激励读者。

例如，“人文齐鲁”于2012年5月初刊发了一组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 其中《93年前新华门前的哭声——中的山东请愿团》，记述了1919年爆发前后山东人民为捍卫国家和领土完整举行的一系列示威请愿活动，体现出山东人爱国爱民、不畏强权、勇于抗争的大无畏精神。

同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人文齐鲁”以两个版的篇幅刊登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济南14所学校2500名学生大联合赴南京请愿的纪念文章，提醒读者勿忘国耻。在“刊前絮语”中，编辑还联系新闻热点，结合当时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保钓”斗争，奉劝读者深刻反思，理国。

2008年3月5日是总理诞辰110周年，2月27日出版的“人文齐鲁”即为纪念专版，选取《总理在青岛》《邓颖超泰安行》《、邓颖超的曲阜情结》等文章，生动反映了和邓颖超同志对山东的亲切关怀，记载了他们在齐鲁大地的足迹，表达了山东人民对总理的无限怀念和衷心爱戴之情。

2.结合热门电视剧话题，推出反映深层文化内涵的专题

2008年初，随着电视剧《闯关东》热播，“人文齐鲁”特别推出了“闯关东”专题，刊登了《浮海与陆行：山东人的闯关东之路》《2500万人闯关东》《“闯关东”：299年的移民史》等文章，通过对山东人“闯关东”的路线、人数、历史背景以及部分人物事迹的介绍，为读者解读了历史上真实的“闯关东”。其中有一段话讲山东人“闯关东”的原因：山东人“闯关东”除了经济原因外，与山东人的传统性格也有密切的关系。诚实、尚义、节俭、好客、粗犷、豪放，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山东人”。这是山东人“闯关东”的文化素质。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粗犷、豪放的传统性格使得山东人敢于“闯关东”；勤劳节俭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在东北获得生存的空间；诚实、尚义、好客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赢得他人的尊敬与信任。这段话十分精辟地描述了山东人的文化品格，在令读者产生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的同时，也鼓舞着他们像自己的祖先那样开拓进取，努力生活。

“人文齐鲁”在随后几期中还陆续刊登过几篇“闯关东”主题的稿件，其中有透过郑板桥笔下的《潍县竹枝词》解读清乾隆年间潍县百姓“闯关东”的文章，角度新颖，追根溯源，通过文学作品解读历史，既反映出报纸副刊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又开阔了读者的眼界。其他还有寻访《闯关东》主人公朱开山老家朱家峪的文章，以及作者讲述自己的祖辈闯关东的故事等，这些都作为电视剧的纵深与扩展，全方位、多角度地为读者还原了“闯关东”这一历史事件，有力地弘扬了齐鲁地域文化和山东精神，加深了读者对于地域历史文化的认知。

此外，在电视剧《牟氏庄园》以及《南下》等反映齐鲁地域文化的作品播出时，“人文齐鲁”也适时推出相关专题，为读者还原与解读其历史文化。

节日文化：展现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

节日，又被称为“时空以外的时空”，主要指的是民间传统的周期性的集体参与的事件与活动，具有很长的历史传承性。①人们常说，节日是传统文化的表演场，传统文化的很多方面都可以在节日当中找到自己的表现场所。人们为了庆祝节日，年年举办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而由于长期以来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同，受区域地理、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同区域的人们的节庆习俗也不尽相同。山东各地庆祝节日的民俗活动是齐鲁地域文化的生动体现。

每逢岁时节日，“人文齐鲁”都会刊出文章介绍山东各地的过节习俗，以富有地方色彩的民俗体现地域文化特色，并且范围不仅限于春节、元宵节、清明、端午、中秋这样的传统节日，就连二月二、三月三、七夕、寒衣节、中元节、腊八等这些相对而言并不特别为人们所重视的节日，以及二十四节气等，在“人文齐鲁”的文章中也会有所涉及。

这些充满地域文化特色的节日习俗，有些如今只能留存在文章作者的记忆中。珍贵的文化资源，经由作者灵活细腻的笔触娓娓道来，一方面开阔了当代读者的眼界，另一方面也使读者有机会切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例如2011年端午节刊登的《老潍县分香面》一文，讲述的就是明清时潍县城里的药铺免费分香面，让女孩儿们做荷包的端午节习俗。如今这一传统虽已不复存在，读者仍可通过这篇文章的记载想象当时人们过节的场景。

“人文齐鲁”的文章在介绍岁时节日习俗时，还较多地穿民谣民谚，以凸显地方文化特色。其中有直接反映节日民俗的内容，例如《老济南忙大年的记忆》一文中就有一段作者家乡的民谣，将从小年到春节每天的主要事情做了通俗明了的概括总结。其他还有诸如“六月六，看谷秀，七月七，染豆蔻”“冬至饺子夏至面”“七月十五鬼开门”“九月九喝杂面”等体现岁时节日习俗的民谚。在介绍节气的文章中出现的大多是农谚，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是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例如与小雪、芒种、霜降、夏至、处暑等节气有关的天气谚语，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民谣和民谚在表达方面有着通俗凝炼、朗朗上口的优势，同时内容上又贴近生活，直白地呈现出人们的文化心理和期待，令读者对于齐鲁大地的节日文化一目了然，印象深刻。

饮食文化：寓情于食，雅俗共赏

民间饮食指的是人们传统的饮食行为和习惯，主要包括食物本身，以及食物的属性、范围、制作过程和仪式、餐桌上的礼仪、节日和仪式食品，以及食物的名称、保存、禁忌等。②

在人类生活中，饮食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活动，而是包含着丰富社会意义的重要文化活动，它不仅可以维持人们的生命，解决人们的温饱，同时还是一种文化符号，反映着人们的性格特征、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

俗语说：民以食为天。山东各地的特色饮食不胜枚举，然而“人文齐鲁”介绍饮食文化的文章并不是纯粹为吃货介绍美食，文章不仅用简练通俗的语言叙述食物的制作方法，还饱含着作者对故乡和亲人的热爱与怀念，既充满浓郁的怀旧风情，又不忘观照当下和现实。

从内容上看，“人文齐鲁”传播饮食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寓情于食，以情动人。“寓情于食”中的“情”，主要是亲情与乡情。

以2012年4月12日“饮馔琐忆”中的《野菜情怀》为例，作者在介绍完野菜的吃法之后，又回忆了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自己吃野菜的经历，最后感慨道：“原来野菜的味道就是故乡的味道；我喜欢挖野菜、吃野菜，原来不单单是为了品尝野菜的清香，还因为心中始终装着那份难以割舍的浓浓的乡情。”又如《什香面》一文，作者开篇就说：“什香面是临清特有的一种美食，2007年曾被评为‘山东省名小吃’……临清是我的家乡，是我一直生活、工作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总觉得什香面最好吃，是天下第一等美食”，对家乡的赞美和自豪感溢于言表。

此外，在《端午节的南瓜水饺》、《香气诱人的鲁南黑咸菜》《夏天的山韭花酱》《隆冬一碗红汤面》等文章中，作者在介绍美食的同时，都流露出对故乡、亲人的眷恋和对旧日生活的感怀。

这些介绍齐鲁饮食文化的文章，或通过向读者讲述食物背后的亲情故事，以真挚朴素的情感打动读者，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令读者在了解美食之余收获感动，或抚今追昔，表达对旧时淳朴生活的怀念，让当代人在整日的奔波忙碌之后找到些许心灵慰藉，滋养他们的精神家园。

从表达方式来看，这类文章多为短篇或中篇散文，融叙事与抒情为一体，语言朴实，情感真挚，既传播了地域文化，又展现出深厚的人文关怀。在用语上，文章注重兼顾不同的读者群，寻求雅与俗的平衡点，力求实现雅俗共赏，如《冬储大白菜》一文中就运用了不少口语：“要么有么”、“有些还是菜帮多菜心少的‘咣咣镲’”、“怕菜焐了烂了，还经常来回倒腾”……这些通俗口语的运用，使得文章更加接地气，也方便了本地读者的阅读。而《三更风雨采菱归》的作者则引经据典，引用《本草纲目》《红楼梦》等古籍中关于菱角的记载，以及历代诗人吟咏菱角的诗句，将饮食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中。

风物文化：讲述“凝固的历史”

“风物”是指一个地方特有的景物，此处既包括自然风光，也包括人文建筑。

“人文齐鲁”中写风物的文章，并非单纯介绍建筑艺术和描绘自然风光，而是将游记、风物背后的历史文化与自身感悟相融合，记叙、描写与议论相结合，抚今追昔，就像一部“风物志”，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呈现中，展现齐鲁地方风物的历史变迁与文化魅力。

不少文章追本溯源，讲述了风物背后“凝固的历史”。以《赏不够的趵突泉》为例，作者在描写漱玉泉的景色时还提到了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与漱玉泉的渊源：“这个清可鉴人的漱玉泉，相传是宋代杰出女词人李清照对泉梳妆、赋词吟诗的地方。”在观赏濯缨池时又提到其名称的由来：“‘濯缨’取之于战国孟轲《孟子·离娄上》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一句。”随后还写到了古代典籍中对趵突泉的记载以及古代文人墨客对趵突泉的赞美诗句。作者对历史掌故和文学知识的引用，不仅使趵突泉的历史文化得到了生动呈现，也使泉城济南的文化魅力不言而喻，不证自明。倘若只是描写趵突泉的美景，天下美景多得是，也不差这一处，而其蕴含的齐鲁大地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才是独一无二的，是别的区域文化无法复制和超越的，这也正是写齐鲁风物的文章真正值得书写之处。

《济南贡院的变迁》则将贡院在清朝、民国时期以及解放后的发展历程做了大致介绍，从一个侧面折射了社会历史的变迁。《淄河边有座马鞍山》一文，作者旁征博引，介绍了历史上众多名人与淄河的渊源，展现了淄河地区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并且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马鞍山上的八路军将士英勇抗敌的动人事迹。文章最后作者故地重游，深切缅怀当年的抗日烈士，文章末尾的一段景物描写恰到好处地传达了作者当时的心境：“那次，从山上下来时，正是黄昏时分。在淄河边漫步，恰好看到硕大的太阳正被远处一座孤零零的山头遮住，绚烂的夕阳之光就从山周边透射过来，整座小山几乎成了金山。也许，这是一种巧合的象征吧。山脚下，缓缓流淌的淄河水被映得通红。”

作者们在描述风物时，还会穿插讲述一些与风物相关的历史故事或传说，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例如《章丘保留完好的唐代古刹》中有一段讲述“水母娘娘”来历的传说，为文中介绍的水母娘娘大殿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透过《公冶长书院及其传说》中公冶长懂鸟语的故事，读者可以对公冶长这个历史人物的为人略知一二；《吕后与地名的变更》一文围绕着单县境内因吕后而改名的两个地方，讲述了与吕后相关的历史故事，尽管其真实性有待考证，但单县作为吕后的故乡，也反映出其悠久的历史与文明。

读者阅读这些介绍风物的文章，在欣赏美妙的自然风光与宏伟的建筑之外，还可以从中了解相关的历史典故，感受到风物中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浓郁的齐鲁风情。

结 语

“人文齐鲁”不仅在记录与传承齐鲁文化、提高当代读者的文化修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为受到新媒体冲击和新闻同质化困扰的处于发展“瓶颈期”的纸媒提供了有益启示。纸媒的专副刊充分利用差异化优势，实施本土化战略，增强地方报纸的核心竞争力，通过挖掘身边的本土文化资源，反映当地民众的生活和思想，展现不同地域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拉近媒体与读者距离的同时，拉近了传统文化与读者的距离。这既是地方性报纸传播与弘扬地域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纸媒突破发展瓶颈、打造地域文化品牌的有效手段。

地域文化传播例5

一、形象展示客观环境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使得人类必须认识环境，与环境保持和谐的状态。人与客观环境的关系时常成为新闻报道关注的内容。《焦点》涉及的客观环境既包括湖北的地理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北气候温润，山川雄奇，物产丰富，以“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著称。《焦点》的报道包含着对湖北地理环境的一种情感抒发。它笔下的地理环境不但为人的繁衍生息提供了一个适宜的活动背景，而且在特定条件下烘托人物性格、心理。突出了地理环境与人的互动。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千鸟飞来，沉湖不冷》，展现合理利用生态资源的《恩施模式：深山唱响生态曲》。主题鲜明，画面简洁，文字优美，融情于景，给人一种如临其境、赏心悦目的感受。

湖北地域辽阔，风俗习惯、历史遗迹、生产关系、社会意识等社会环境的发展现状与变迁，也成为《焦点》的报道内容，因为它们与人物的思想、行动密不可分，某种程度上是人物感情的外化，通过地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反映到社会环境的构建之中。如《影子新娘的7000次婚礼》关注了土家族著名的“哭嫁”习俗。《青砖青瓦诉沧桑》，展示的是宝石河南北两岸保存完好的百余栋明清古民居，既承载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内涵，又是对当今一些地方盲目扩建而损毁古建筑之风的无声批判。《一个乡村的美丽嬗变》，则从建设宜万铁路让火光村旧貌换新颜的角度入手，揭示了农村城市化带来的可喜成就。

传播学中有一个观点叫“视野制约效果”，即公众对于事物的印象依赖于大众传媒的报道。《焦点》描述客观环境，实际上为公众了解湖北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在营造寓意深刻的文化氛围的同时，用视觉图像更新或者强化着读者对湖北的思考。

二、突出表现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体现了文化形态的动力性，反映着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理想的追寻、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忠诚等内容。周积明在《文化分区与湖北文化》中提到，2003年5月在一次关于湖北文化精神的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归纳出湖北文化的“四大精神”：创新、爱国、开拓、兼容。湖北地处九省通衢，承南接北、牵东连西的环境，造就了湖北文化的包容性。《焦点》坚持“三贴近”原则，以人为本，以小见大，记录具有时代性和典型性的新闻事件。

《“寒冬”里，乡村年味浓》，表现的是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湖北通山县作为劳务输出大县势必受到影响，而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也带来了传统年文化和亲情的回归。《青春创业正当时》讲述了武汉大学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发挥聪明才智，自主创业的故事。在《五种皮肤，创造生命奇迹》中，恩施女孩接受猪皮、父亲、母亲、自己以及欧洲皮库捐赠的五种皮肤移植，而延续生命，画面展示了文字难以描述的生命奇迹。《苗语：一个人的守望》，通过鄂西大山的苗语老师冯万清为了保护民族语畜，传承苗族文化殚精竭虑，孤独坚守的精神风貌。

三、注重传播核心价值

地域文化传播例6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60X（2016）04-0207-02

《舌尖上的中国》为观众呈现了视觉的饕餮盛宴，更是记录了国人的美食图谱，揭示了中国人饮食之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和生存智慧，展现了一幅幅地域文化图谱《.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是中国的纪录片发展的成功；也是纪录片作为一种重要的载体，传播当下中国地域文化乃至构建国家形象的成功.因此，无论是纪录片教学中作为优秀案例，还是在构建地域文化、国家形象方面给文化工作者的启示，《舌尖上的中国》都是不可多得的范例.课程《纪录片创作》是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必修课程，笔者从2006年开始讲授本门课程，2008年开始在课程教学中引入地域文化传播的教学思路，结合科研课题的研究成果，通过分析当下热播的优秀纪录片的创作手法和传播策略，力求开阔课程的教学思路.本次课程以45分钟教学过程为例，讲授《舌尖上的中国》中《自然的馈赠》中所运用的故事化的创作手法以及如何叙事过程中成功地传播了我国的地域文化.讲授过程具体如下：

1激趣导入，揭题设问

在本门课程之前的教学之中，教师带领学生分析了弗哈拉迪的作品《北方的纳努克》，此部影片主要通过故事展现了猎人纳努克的生产、生活及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方式.课程导入阶段，教师以纳努克一家依次钻出皮筏子、建造被称作“伊格鲁”的冰屋、纳努克和冰窟窿下的海豹进行的拉锯战等等激烈、有趣的场景开始，通过回顾这些新奇、有趣的场景，既复习了旧课，又在轻松的氛围中开始了新课.《北方的纳努克》通过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场景讲述爱斯基摩人的日常生活以及隐含的生存智慧和生存哲理的手法，同样体现在《舌尖上的中国》中，继而巧妙地联系《北方的纳努克》和《舌尖上的中国》的共通之处，并且以设问的方式引发学生思考：通过故事讲述生存理念的创作手法能够让作品更吸引人，让纪录更具魅力，那么如何运用故事化的创作手法？如何讲述人的生存理念？如何传播地域文化？通过设问引入本次课的授课主题———以《自然的馈赠》为例来分析通过故事化方式讲述故事人主人公生存理念的创作手法.

2切入主题，逐步推进

在主题讲授过程中，主要从《自然的馈赠》中所体现的三个方面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2.1交叉叙事，有机衔接

首先，可整体分析《自然的馈赠》故事化的叙事手法.在这一集中，影片主要向观众呈现了“松茸、笋、诺邓火腿、莲藕、鱼”这五种食材，并以八个小故事通过交叉叙事的方式呈现了五种食材的特质.进一步分析每一个小故事，引导学生逐步发现，每一个小故事都是从这种食材产地的气候、地理环境等因素出发，自然地引出与食材关联的故事及主人公.而讲述主人公的故事，遵循的思路是劳动者就地取材，做出美食“.劳动———收获———做菜———生活”这四个环节成为故事叙述主线，同时食材的特点、收获之后的“庆祝”等活动为故事叙述辅线，主线与辅线交叉叙事，在有机的衔接中，完成叙事.[1]此时，可采取提问的方式引发学生思考：“人物”与“食材”两条线索交叉出现，共同完成叙事.那么“人物”与“食材”交叉出现的意义是什么？问题的提出，引发学生思考，可针对学生的作答进行纠错，引出正解：如果单独讲述“人物”或“食材”，首先，不能将人与食材紧密关联；其次，长时间讲述“人物”或长时间讲述“食材”，都会因为长让观众感到乏味；而片中所采用的交叉叙事恰巧避免了这种乏味，并且，在“人物”与“食材”不断的变换过程中，体现出情节，产生了故事化的效果.此时，适时地让学生感知，导演通过“食材”讲述“人物”不仅是形式的需要，更是基于“人物”故事之中所体现的人的生存理念、生存哲学，传达出的地域文化精神实质的需要.从“食材”到“人物”，从“人物”到“人物故事”，从“人物故事”到“生存理念”（或“生存哲学”）导演的这种叙事路径，实现了从“食材”到“地域文化”跨越———讲述“食材”，却不止于“食材”；讲述故事，是为了传播文化.讲授中，可以《自然的馈赠》中诺邓火腿的制作片段为例说明.通过传授诺邓火腿的制作方法，传达了父母向子女传授中国饮食的制作工艺，实际上传承的是以食物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中国人重家庭、重传统的文化理念.其次，讲述五种食材的八个小故事，它们之间又是如何衔接的？通过梳理和总结，可举例向学生分析衔接自然的精妙之处：从松茸切换到竹笋，利用了这两种食材的共同点———来自于山林；从诺邓火腿过渡到莲藕，画面从河谷切换到湖泊，它们的共通之处———水；而莲藕与大头鱼之间的转场，则是利用了职业采摘者和捕捞者和之间的相同之处……在举例的基础上，启发学生分析其它食材之间的转场.食材之间这种内在的有机关联，使得影片转场之间，流畅自然，不留痕迹.这说明了创作团队在策划、拍摄及后期制作的各个阶段都能够严格把控内部结构，使得整个作品前后连贯、一气呵成，故事化的叙事方式在自然、流畅的转场中过渡完成，让受众在一个个衔接自然的故事中品味美食、品味人生，感知文化，同时地域文化以一种“润物细无声”方式，在不同的人获取食材的小故事中得以传播.

2.2设置兴奋点，把控结构

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创作者通过设置“兴奋点”来“躲开平淡”，力求引起观众的兴趣《.舌尖上的中国》中“细节”是这部纪录片的兴奋点，正是这些兴奋点令片子新鲜不断，奇妙不断，让观众在收视上始终保持极大的好奇心.这个部分的讲述过程中，应辅以《自然的馈赠》中的视频完成，结合视频画面解析相关片段.可举例：以设问的方式总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以设问引出创作方法：这样处理好处在于食物的诱人之处被放大，引得观众垂涎欲滴，这些“兴奋点”给观众带来了视觉冲击、情感冲击，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传达不同地域人们情感观念的不同，也让片子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这样处理的结果令观众观影过程中身心俱动，实现了观者与传者之间的心灵沟通.[2]

2.3利用悬念，引人入胜

此段落的讲述可以电影大师罗伯特•雷德福理念引出，即“……纪录片的崛起当中，充满悬念和冲突的叙事情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再告知学生，纪录片的创作，悬念的营造是一种极富表现力的创作手法.本次课中，可先播放《自然的馈赠》中30分25秒—33分27秒的视频片段，并且通过分镜头脚本具体分析悬念的设置，分镜头脚本如下：通过分镜头脚本，讲述影片中悬念的设置和营造：在制作完“鱼头泡饼”之后，画面中出现“灯火通明……喧嚣热闹的场景”，紧接着“凌晨4点”的解说字幕，将“查干湖的渔民在夜色中行走在结冰的湖面上”的场景，将观众带入紧张的气氛，而接下来的“马蹄声和车轮压碾冰面声音”继续将悬念的设置发挥到极致“.往哪里走.谁也不敢乱说话”、“一场依靠经验的，要持续数个小时”的解说，让观众的心更加绷紧起来，直到天亮，画面才变得明亮起来.但即将开始的捕捞工作，仍然有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焦虑、紧张也仍未从观众的刚刚释放的心情散去.[3]这个段落中，创作者通过悬念的设置最大限度激活了观众的“紧张与期待的心情”，令叙事过程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同时，渔民对于自然、对于捕捞工作的态度，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智慧在惊险、刺激的叙事中自然呈现.

3通过总结，引起反思

3.1教学内容的反思

《舌尖上的中国》展现饮食知识、饮食习惯、饮食态度的同时揭示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人文气蕴、精神内涵，实现了纪录片在文化传达方式上的突破；实现了从细节入手，逐步递进，挖掘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创作手法的突破；实现了国人的文化传统以美食为载体的传播途径的突破.从教学内容的角度，既把握了当下先进纪录片创作理念，又能让学生在理解我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影片中所蕴含的优秀文化传统，恰当地嵌入爱国主义的教育，令他们直观、深刻地领悟“中国梦”的内涵.

3.2教学理念反思

本次课的教学设计中秉承“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原则，通过设问、学生互动等方式启发学生思考，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并在问题之间强调了授课重点，强化了授课难点.教师在教授本门课程中尝试以“翻转课堂”的形式开展教学，在本次课前，学生可观摩《自然的馈赠》，再通过课程教学视频进行课程学习.从《北方的纳努克》到《舌尖上的中国》，变化的是技术，创新的是艺术观念，但不变的是人类故事的渴求，对生存家园的热爱和守候.纪录片就是通过故事，传播文化；故事化是形式，传播文化才是纪录片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地域文化传播例7

关键词：民族地区地域文化　电视传播　原生态　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别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随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走向灭亡，这样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来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文化特别是各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地域文化传播例8

2016年9月29日，国务院同意自2017年起，将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的“文化遗产日”，调整设立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国家大力倡导传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让传统文化走进校园是必要的，是构建特色“人文校园”的关键。

陕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周、秦、汉、唐等十三个朝代都在这里建都，又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陕西成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地区，典籍、文化遗存丰富。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之一，陕西丰厚的历史底蕴，孕育了许多瑰丽独特的民俗文化。

以陕西的民俗文化为主要视窗，辐射全国各地的民俗风土，既可以传扬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打开视野、拉近与学生的距离感，是建设“人文校园”一个重要切入点。

一、 设计思路

以陕西民俗文化为主要内容，透视陕西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进而部分内容辐射全国其他地区的特色地域性文化。

地域文化传播例9

2016年9月29日，国务院同意自2017年起，将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的“文化遗产日”，调整设立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国家大力倡导传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让传统文化走进校园是必要的，是构建特色“人文校园”的关键。

陕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周、秦、汉、唐等十三个朝代都在这里建都，又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陕西成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地区，典籍、文化遗存丰富。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之一，陕西丰厚的历史底蕴，孕育了许多瑰丽独特的民俗文化。

以陕西的民俗文化为主要视窗，辐射全国各地的民俗风土，既可以传扬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打开视野、拉近与学生的距离感，是建设“人文校园”一个重要切入点。

一、 设计思路

以陕西民俗文化为主要内容，透视陕西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进而部分内容辐射全国其他地区的特色地域性文化。

地域文化传播例10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别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随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走向灭亡，这样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来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文化特别是各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wWw.133229.CoM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在众多的媒介中，“电视传媒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①。根据电视的特点，“电视传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其传播内容涉及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②，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电视传播的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含义，它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发挥本质、传播信息。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③的确，在认真考察人类的媒介发展史中，各种媒介对信息传播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电视诞生并普及后，迅速成为如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电视传播也便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电视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和受众都是主体，而电视传媒则是客体，在电视传播的社会实践中，人类本身才是电视传播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因此以人为本，在传播过程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电视传播最重要的价值。而以人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内涵。

正是由于电视的适用程度与普及率最高，它才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不仅具有文化价值，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对于地域文化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电视传播可以让其传播范围大大提升，让地域文化以它的繁衍地为基点，超越地域的局限传播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去，从而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播和保护民族地区的电视节目应运而生，这类节目的出现不仅让人们了解了各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更加激起了人们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原生态文化的自觉意识，让原生态文化能继续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并不断传承和发展下去。

因此，电视传播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并不是不可融合的，电视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完全可以用来体现与表达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与电视媒体的结合，是新时代文化生态圈中出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起到了把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传播的积极作用，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领域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在通过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纪录片和电视文艺节目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推广中被运用得较多。通过制作关于地方风情风貌的纪录片，可以集中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这在目前电视节目中是比较常见的，如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在2006年时曾播出纪录片《走进恩施》，就把湖北恩施这个全中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民族风情展示给全国观众，介绍了恩施州的哭嫁、跳丧等民俗，让人们去感受民族地区独有的风情，进而领略到当地的文化特色。而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电视文艺节目就更加多样化了。电视文艺节目是指围绕一个中心主题，选择和编排文艺节目，经过电子技术手段的二度创作，构成充分电视化的、独立完整的电视艺术作品，给观众以多样化和整体的审美享受。比如从2006年开始，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引起公众和文化界对原生态唱法的追捧，笔者认为，原生态唱法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比赛，而在于展示，是基于电视媒介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一种展示。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策略建构

在很多电视节目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以“营销城市”的理念展现地域文化的有效战略，体会到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那么电视在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时应如何建构传播策略呢？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打开了通往现代社会的信息之门，也把地域文化展现于现代公众的视野中，并有可能引起极大的关注，有利于强化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很多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不被其他民族所知晓或者是认同，但是经过电视传播后，在现代传媒的引导作用下很容易让人们产生对民族文化特质的认同感，同时也让当地人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可以促进民族的和谐，让民族文化从自发的传承转向自觉的保护。我们还以2006年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为例，比赛将各地的原生态文化进行了展示，这种展示不仅让现代公众得到新的娱乐，也可以大大提升原生态共同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可以增加他们的文化自信和传承动力。

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电视媒介在传播时，会自觉地选择地域文化的一些具有影像特征的要素加以传播，这是电视媒介自身的要求，也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特征。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中，原生态文化是其重要方面，原生态文化会借助当代影视的传播载体，并由此寻求进一步与外界更多的接触，期冀向外界传播带来价值上的认同和经济上的利益。这种传播就使得本来远离这些文化形态的人群开始关注这种文化形态，并更多地借助于电视媒介了解原生态文化的特征。④如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大型晚会，节目在呈现恩施地域文化时，还多角度完整地表现出了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魅力所在，正是通过这种传播激起人们对土家族原生态文化保护的意识。

对地域文化中一些存在非议的问题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品牌的专利归属之争可能会愈加激烈。几年前曾经发现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等两家官方网站将《龙船调》列为“湖南民歌”范畴，造成侵权。《龙船调》其实是湖北恩施利川地区著名的文化名牌，近年来，利川市加大了对这一特色名片的宣传和保护力度。2003年，利川市就斥巨资拍摄大型音乐电视片《龙船调》，请著名歌星汤灿演唱《龙船调》，并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让《龙船调》这一文化品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另外，在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这期节目中由恩施地区的演员清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再次向外界表明了《龙船调》的发源地在恩施，而非湖南民歌。这表明利用电视传播面广的特质可以对地域文化保护和传承起到较好的作用。

有利于推动民族地区文化特色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电视媒体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电视传播的社会效益方面，还可以体现为一定的市场效益。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资源给予科学、合理、适度的开发利用，有助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底蕴丰厚、自然景观优美、民俗传承丰富、民族艺术繁多，而且大多保存完好，通过电视传播可以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进行充分的挖掘，最后把它们浓缩而又精彩地呈现于节目中。在这样的宣传和推介下，可以带动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并且对于民族地区而言，为了更好地发展相关产业，也会不断地完善本土文化，这样整个地域文化产业建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让民族地区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道路越走越宽。因此，保护完好的民族地域文化，并得到有效的传播，才能与当前经济形势下发展特色产业相结合，从而实现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在通过电视传播跟外界的接触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会和其他文化现象进行交流和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地区自身文化会有所创新和发展，这对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会逐渐受到影响，并且民族地区人们的思想意识在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同时也不断转变。外来文化在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接触中，多数情况下实行的是“软”接触，这样可使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创新机制不断得到激活，进而自身的发展会达到新的境界。就拿民族地区的服饰而言，在与外界的接触和碰撞中，会逐渐增加一些时尚元素，这样可使原本已经压进箱底的民族服装在融合新的元素之后，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

但是在大众传媒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中，目前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电视传播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保留与延续起到良好的宣传介绍作用，另一方面也进行着潜在的加工和改造，使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播出现模式化趋同化倾向，可能失去一定的原生性和传承性。因此对电视传播者而言，必须抱着对人类文化做传承性记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传播，展示民族地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及随经济发展的文化变迁，只有这样，电视传播才能真实地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底蕴。（本文为2009~2010年度国家民委科研项目“土家族原生态艺术的电视传播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hb09）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