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保险论文例1

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效应政策性

农业保险，政府不仅财力上大力支持，而且从承保到理赔都有政府的参与，保证了保险交易的公平、公正，较好地分担了农民生产中的自然风险，减轻了政府救灾的压力，使财政资金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应。具体分析如下：

（一）农户得到了实惠由于农业对自然条件的高度依赖，受动植物生物学特性的强烈制约，并且农业风险相对集中，风险损失相对严重。高损失率必然带来高赔付率，农业保险的纯保费也必然高；我国大部分农村现代化程度不高，保险承保、理赔都较分散，农业保险的附加费也比较高。双高下的保险费组成，单靠农户的收入很难形成同舟共济的保险机制。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施，解决了农业保险这种相对成本较高的风险分散方式，在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村中运行，让农户承担少量的保险费，大部分保险费由政府来承担。从保险公平交易角度来看，政策性农业保险，使农户所得到的实惠，保险保障由原来的十倍多放大十五倍以上。

（二）政府确定了支持农业的政策我国政府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制定一系列多予少取，城市支持农村的重大政策。乌拉圭回合农产品贸易谈判，将不同的国内支持农业生产的措施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引起贸易扭曲的政策，如自然灾害救济支付、农业科研等称绿箱政策，可免予减让承诺；另一类是产生贸易扭曲的政策，如价格补贴以及种子、肥料等投入补贴等称黄箱政策，协议要求应逐步予以削减。农业保险补贴属于绿箱政策的范围，可增加政府对农业的间接补贴，并不存在支出的上限规定。我国政府基于国际农业补贴制度发展的总体趋势，将农业保险定位为保障广大农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稳定器，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并在财政给予优先支持。政府不仅体现在财政上支持，而且由于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防灾防损的经营，完善了其救灾机制。每当自然灾情降临，政府都会不计成本的抗灾救灾，但对农民恢复生产的资金往往缺位，影响了农业稳定持续的发展。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施，改变了农业受灾害后完全靠政府救济的办法，形成了防保结合的保险机制，“防、救、赔”联用，使农民的权益在得到保障的同时，减小了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三）保险公司践行了行业价值理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取得了长足发展，2012年我国保险业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549万亿元。保险业在业务规模增长的同时，行业形象并没有随着高速增长的业务规模而提升，保险业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保险公信力缺失已经成为制约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保险公司践行保险核心价值理念的平台。基于农业生产特点，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很大。承担自然灾害造成损失为己任的保险公司，如果不参与农业的风险管理，将失掉了人们心目中保险的很大一部分社会价值。况且，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也为“三农”保险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舞台。因此，保险公司要通过科学专业的制度安排，为“三农”分担风险损失，提供风险保障，支持“三农”的发展，充分发挥保险的“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作用，体现了保险行业核心价值理念，提升了保险行业的形象，客观上也起到了对保险的宣传作用。

三、政策性农业保险运行中的问题

（一）农户的保险需求有待提升尽管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正在普及阶段，但因以下原因，农户的保险需求有待提升。一是农户收入水平低，保险意识不强。政策性农业保险尽管农户只负担少量的保险费，但这些保险费在农户的总收入占比也是比较高的，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再加上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农户遇到自然灾害，政府出资出力，为农户无偿提供帮助，农户失去了防御自然灾害的自主性，在宣传力度不到位的前提下，农户总抱有侥幸的心理，不愿加入到保险的行列中来。二是农业保险的险种少，农户不能按需求选择。农产品市场是一个比较接近完全竞争市场，农户要根据自己对市场的研判，决定种植或养殖的农产品。各省市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多的农产品作为保险标的，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农户不能根据农产品风险的大小，选择不同类型的保险产品。

（二）政府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依据《农业保险条例》的规定，保险公司在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时，除依法享受营业税税、印花税等税收优惠外，按有关规定由财政部门对农户实行保险费补贴。但是，由于政府监管不到位，暴露出政策性农业保险运行中的参与人员，利用虚假手段骗取财政补贴的问题。农户参保，绝大部分的保险费由财政负担，农户支付少量的保险费，就可以获得保险保障。因宣传上的漏洞，有的农户对这一制度不了解，并没有投保；保险公司在办理承保业务时，又没有严格执行已明确的承保和核保程序，乡镇政府、村委会或其他人员，在未投保农户不知情时，以农户名义代缴保费，虚构农户参保信息，骗钱财政补贴资金，既影响了政府形象，又易诱发农户参保过程中的道德风险。

（三）保险公司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地提高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逐步深入，保险公司暴露了服务质量有待提升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查勘定损的时效性难以保证。农业保险的保险标的具有生命性，生长过程的不同阶段，对自然风险所造成的最终损失具有重要影响。自然灾害发生后，及时对农业保险标的核灾定损是保险补偿的关键问题，也是农业保险的一个重点和难点。目前，承办农业保险的保险公司，一般只是在县级以上城市设分支机构，而风险事故的发生，大都距离县区较远的农村。所以，保险公司查勘定损的时效性难以得到保证，定损的精确性也往往受到影响，有时农户和保险公司容易产生分歧，在损失程度、损失范围等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易让农户产生“理赔难”的联想。

四、三大利益主体共谋农业保障大局

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农户和保险公司是保险合同的利益主体；作为社会利益主体的政府，运用“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实现管理农业经济的社会效益。“三大利益主体”，目标明确，希望长期的合作共赢，需要三方的利益兼顾，在合作中采取其实可行的措施，消除不和谐的“音符”，弹奏出农业保障的和谐新曲。

（一）把惠农政策落实的实处，以提高农户保险需求把惠农政策落实的实处，是实现支持农业发展的关键。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政府和保险公司应从以下两个方面采取措施，提高农户的保险需求。一方面政府要加快实施涉农政策，提高农民收入。2014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应切实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加农民收入，比如，加快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完善土地的流转机制，采取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大力发展地方特色农业产业等措施。农业生产的科学化、集约化，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使得农业经营风险更为集中，更需要保险来为农业保驾护航。另一方面政府和保险公司要齐心协力，共同加大保险宣传力度，以提升农户保险意识。农户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认知，是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的关键，直接决定了农户参与农业保险的意愿。提升农户的农业保险意识，需要保险公司与各级政府部门合作，特别是县及以下农业科技推广单位，因为其既是政府的代表，又对农业科技的专业和对农业风险认识的全面，在农民心目中有较高的威望，深受农民的信任。保险公司应与农业科技推广单位，建立互助互信关系，共同推动保险宣传工作。在形式上，既可以通过农业科技推广单位组织村级干部集中学习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农业科技推广单位推广种植技术、种子、化肥等机会，以点带面，用身边的实例进行保险宣传。在内容上，保险公司人员首先从开发产品的深度，把将要签约的保险合同向农业科技推广单位人员解释清楚，听从其对该保险合同的评判，让其认为该保险合同是解决自然灾害风险的最理想的处理方式；其次保险公司人员利用自己保险宣传的优势，策划好每一项与农民接触的机会或者场合，与农业科技推广单位人员共同解答农民提出的保险问题。

灾害保险论文例2

1 引言

2010年以?恚?从档案安全体系建设的提出到《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档案安全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的出台说明：档案安全体系建设已成为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一个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档案安全体系建设“顶层设计”已经形成。反思我国档案安全体系建设快速推进的深层次原因，离不开学界多年来对档案安全问题的不断研究。从最初对档案安全保管、档案安全保护的研究到如今从档案安全体系的层面展开对各类档案安全问题的系统研究，档案界人士充分汲取相关学科的思想源流，并将其融入档案安全问题的研究当中，取得了重大进展。时至今日，我国档案安全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研究当中缺乏对档案安全体系理论的系统归纳和科学提炼。因此，厘清档案安全体系研究的理论源泉，对于促进档案安全体系的深入研究，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安全理论体系的形成意义重大。

2 档案安全体系研究的主要理论阐释

2.1 档案保护与档案管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档案保护技术学是研究档案制成材料损坏规律及科学保护档案技术方法的一门学科，它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延长档案的寿命。档案安全的理论最初就体现在档案保护之中。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档案保护研究逐渐从各个层面展开，尤其是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学界不仅对档案保护技术学科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知识基础和理论框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梳理，还将目光转移到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的研究当中。我国档案保护技术学所形成的核心思想和理论方法，是以纸质档案为核心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例如档案修复技术方法、档案馆建筑与设备、档案害虫与微生物的防治等，它们在我国传统档案保护工作以及“国家重点档案抢救与保护”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理论角色。然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档案保护的范围逐渐拓展到电子文件（档案）的安全保护、备份与长期保存等领域，而这些领域同样也是档案安全体系建设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档案安全体系建设下，档案安全保护是档案安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1]。总之，在档案安全体系理论建构当中，档案保护领域的理论方法不可或缺。

档案管理理论是围绕档案收集、整理等工作流程形成的一整套理论、原则和方法。科学的档案管理对于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意义重大。从这个角度看，档案安全体系理论的构建离不开档案管理理论的指导。首先，要确保电子文件的安全，除了探讨电子文件信息的安全保密技术与方法外，电子文件的归档、电子文件的长期保存同样是档案安全体系建设中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一方面，电子邮件、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等新型“文件”的出现，如何确定归档范围，如何鉴定其价值、划定保管期限，如何完整捕获文件内容及其结构和元数据信息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另一方面，电子文件的长期保存和维护，尤其是新型电子文件的长期保存策略方法也是需要涉足的重要问题。其次，从文件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文件（电子文件）从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的整个周期都存在安全问题，因此，对文件整个生命周期进行安全管理，既要防止重要文件由于没有归档或归档信息不完整造成的丢失，也要防止保管当中的篡改、泄密，以及注意防火、防盗等，当然，还有利用过程的原件保护、信息保密、隐私保护甚至销毁阶段的安全等。

2.2 风险社会理论。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理论命题。此后，英国学者斯科特?拉什、安东尼?吉登斯、沃特?阿赫特贝格等人对风险的概念、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探讨。风险社会理论对风险、风险社会进行了完整描述，对如何规避和应对风险作了阐释，是开展风险管理的理论与思想源泉。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之后，风险的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多维度视角也为关注风险社会问题提供了多种理论分析路径。此外，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社会理论已经对政府管理、企业管理、社会治理等领域产生显著影响，基于风险社会视角展开的安全问题研究层出不穷。

对于档案界而言，对档案安全问题的认识通常有两种视角：一是从档案的存在形态、固有特性以及档案保管的场所、方式、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着手，力图从内部发现档案安全风险因素；二是从档案安全所面临的外在环境，包括各种自然灾害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着手，力图从外部分析档案安全风险因素。风险社会理论为理解和思考档案安全体系建设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为档案安全风险的防范、规避与管理提供重要思路。

总之，探索风险社会理论对档案安全问题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认识现阶段我国面临的档案安全问题提供理论借鉴。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切入对档案安全体系建设进行透视和反思，剖析产生安全问题的深层原因，这对于档案界树立风险意识、培育风险文化有导向作用。此外，有利于档案机构明确风险社会中档案安全的责任担当，从宏观和微观的双重视角展开，树立“大安全观”，建立安全防范机制、制定安全应对策略与相应的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机制。

2.3 风险管理理论。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与客观存在性，它由潜在的损失、损失的大小、潜在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三种因素构成。为了避免事件发生的不良后果，减少事件造成的各种损失，即降低风险成本，人们引用管理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来规避风险，于是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便应运而生。

风险管理是一种有目的的管理活动，常被视为一种保险，一个缓解不确定性的缓冲区，最终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安全保障。因此，在进行风险管理的时候，管理主体通常致力于通过风险的识别、评估等一系列流程?矸治瞿谕獠看嬖诘姆缦找蛩兀?并制定一系列方案、措施来应对风险，以达到风险管理的目标。目前，风险管理理论已经在企业管理、工程项目管理、医疗护理管理等领域得到了极其深入的应用与理论拓展，并逐步运用到政府管理、信息管理、IT项目管理、自然灾害管理等领域中。

2000年，王健等人翻译了戴维?比尔曼的著作《电子证据――当代机构文件管理战略》，比尔曼认为，在电子文件管理中应导入风险概念，进行风险管理。之后，电子文件的风险管理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的“电子政务系统中文件管理风险防范与对策研究”课题组进行了系统研究，探索了电子文件管理风险及其产生原因[2][3]、电子文件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4]、电子文件的风险管理流程与方法等[5][6]，并于2008年出版了专著《电子文件风险管理》。

总的来说，在文件与档案管理当中引入风险管理理论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7]，在数字时代，文件与档案管理活动中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这些风险不仅出现在收集阶段，还出现在整理、利用等各个阶段，尤其是档案信息化（数字化）建设阶段[8]以及档案数字化项目外包当中[9]。在文件与档案管理中引入风险管理理论，已成为我国档案安全管理的重要思想。

2.4 灾害管理理论。灾害是由自然原因、人为原因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原因而形成的、发生于自然界的或突发或缓慢发生的能给人类造成各种损害的事件。灾害与防灾、减灾是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永恒主题。因此，灾害管理（disaster management）逐渐成为应对灾害的重要活动，它通过对灾害的研究、预测、减灾措施实施和灾后恢复等活动，以预防灾害的发生或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现代灾害管理理论主要有危机管理理论、风险管理理论和GCSP 管理理论。危机管理理论侧重于灾害的防治，风险管理理论更侧重于灾害预防，GCSP管理理论则是综合危机管理和风险管理理论，侧重于灾害的管理方法。

我国自然灾害频繁，档案面临着各种潜在的威胁。国家档案局对自然灾害的防治非常重视，每年都要专门发文强调汛期档案安全，此外还出台了《档案馆防治灾害工作指南》，其目的就在于进一步强化档案工作者的灾难风险意识和防范意识，为各级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在制定灾害管理政策和战略过程中提供必要指导，以便进一步增强档案馆抵御各种灾害的能力，确保档案的安全保管和妥善处置，把各种灾害对档案馆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10]。针对档案以及档案馆所面临的灾害威胁，灾害管理领域的理论方法（诸如灾害恢复、灾害风险评估、灾害损失预测与评估、灾害分类与等级划分、防灾减灾对策、灾害应急管理、灾害风险管理、灾害危机管理等）对档案安全管理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因此，近些年来，有学者对档案灾害预警机制[11]、档案部门灾害事件应急准备能力[12]、档案灾害管理体系[13]、档案防灾减灾体系建设[14]、数字档案灾害[15]等问题进行了探索，还有学者对“档案灾害学”进行了深入研究[16][17]。

2.5 信息安全理论。信息安全是信息时代永恒的需求。可以说信息安全是信息的影子，哪里有信息哪里就存在信息安全问题。当前，信息科学技术空前繁荣，可危害信息安全的事件也不断发生，敌对势力的破坏、恶意软件的入侵、黑客攻击、利用计算机犯罪等，对信息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信息安全的形势是严峻的。信息安全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一般而言，信息安全主要包括设备安全、数据安全、内容安全和行为安全4个层面的内容，而信息安全学科就是研究信息获取、信息存储、信息传输和信息处理领域中如何保障这四个层面安全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在信息安全理论当中，技术被认为是信息安全保障最重要的手段，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数字水印技术、网络防火墙技术、入侵检测技术、访问控制技术、信息加密技术、可信计算技术、RFID技术等安全保护技术。

进入21世纪以来，档案信息安全受到了高度重视。学者们纷纷针对档案信息安全的因素以及档案信息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从技术、管理以及保障体系等层面阐述应对策略。研究中不难发现，档案信息安全研究不能脱离信息安全领域的理论与技术方法的指导，信息安全领域的诸如网络安全机制、隐私保护、设备安全、信息系统安全、信息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安全技术、PKI安全认证体系、可信计算技术等理念、技术和方法对档案信息安全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灾害保险论文例3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宁农业自然灾害保险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L13DJY09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辽东学院教学改革与科研项目：“鸭绿江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14111）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辽宁省农业自然灾害保险制度现状及发展对策

收录日期：2014年3月20日

一、辽宁省农业自然灾害现状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农业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自然灾害每年给中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最主要的受害者就是“靠天吃饭”的农民。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农业自然灾害保险是国家惠农政策的有效实现途径，是国家对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农业稳定发展的一项重要保护措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都迫切需要农业自然灾害保险的支持和保护。多年来，我国农业救灾主要依靠政府救济，虽然农业自然灾害保险已经存在多年，保险市场不仅未能发展壮大，反而日益萎缩。2011年我国保费收入14，339.25亿元，其中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73.8亿元，占当年保费收入总额的1.2%。这与我国的实际需要极不相称，无论对农业自然灾害保险市场的发展，还是对农村经济的发展都非常不利。辽宁省是国家的老工业基地，同时也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近年来，辽宁省发生的洪涝、病虫灾害等，给其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损失。据统计，2001～2011年的十年间，辽宁省农作物受灾面积达16，389千公顷；成灾面积超过10，791千公顷，农作物受灾率为44.3%，成灾率28.4%。

二、农业自然灾害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自然灾害损失补偿不足。目前，我国对自然灾害的补偿支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抚恤和福利支出”下设置的“救灾支出”；二是通过农业支出、抚恤支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科技支出以及政策补贴支出的一部分进行救助；三是当发生紧急特殊自然灾害时，通过中央和地方专项储备基金进行补助。这种非专门化的救援支持致使我国重大自然灾害补偿的随意性和波动性较大。1997～2010年间，国家财政对灾害损失补偿的比重平均仅为3.5%。

（二）中央和地方政府责任不清。灾害应对分为灾前预防、救灾和灾后建设三部分，但是我国目前只关注救灾和灾后建设，忽略灾害预防。平时中央政府将灾害预防的工作交给地方政府，但是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所以倾向于将资金投入到见效快、易产生政绩的领域，而灾害一旦发生，地方政府又寄希望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这种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灾害应对过程中的博弈行为不利于重大自然灾害的预防和救灾时的快速反应。

（三）我国重大自然灾害保障制度法律规范不健全。为保障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法规以规范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如2006年《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实施，明确规定了自然灾害的响应等级；2010年颁布实施了《自然灾害救助条例》，更有利于救灾工作的开展。另外，针对一些具体的灾害，国家政府根据实际需要，临时出台相关措施。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灾害救助法，同时也没有专项重大自然灾害救助法，这种政府文件不利于全国统一的救灾体系的建立，这对救灾工作的效率是一个极大的阻碍。

（四）商业保险补偿功能缺失。从近些年的情况来看，我国商业保险的补偿功能有限。从1996～2005年10次重大自然灾害的情况看，损失最高是1，666亿元，最低的也是14亿元，保险补偿最高的是占到了直接经济损失的9.63%，最低的是2.32%。在欧美发达国家，保险补偿占直接经济损失的比例平均在30%，而我国的平均比例在5%左右。所以，商业保险在重大自然灾害中的作用还有待于提高。

三、解决对策

（一）明确政府在重大自然灾害保险体系建设中的角色和责任。从市场经济制度的原理看，重大自然灾害保险属于公共或准公共产品范畴，这种产品的供给需要公共资源的配给，而政府是掌握和控制公共资源的主体，离开了政府，或缺乏政府的实质和有效推动，重大自然灾害保险制度的建设就是一句空话。为此，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首先，应当明确政府为“主导者”的角色定位，国家应当设立专门的机构，协调和推动我国重大自然灾害保险制度建设；其次，应加强政府对重大自然灾害保险制度的介入，政府应该积极推动立法和制定税收政策，以完善重大自然灾害保险制度；最后，在确立政府主导的同时，再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双管齐下。如日本就建立了直接保险公司基础赔付、国际再保险市场超额赔付和政府支持的三级地震保险补偿机制，并在历次地震灾害事故，充分发挥了商业保险和政策保险的共同补偿功能。

（二）建立健全相关法律规范。要实现自然灾害保险的顺利进行，首先应当加快自然灾害保险立法，构建自然灾害保险的法律体系，以法律约束政府和保险公司行为。可参照日本出台重大自然灾害保险相关法律和重大自然灾害再保险特别会计法案等，以便对其所涉及的相关主体责任、保险的内容、保险费率的确定等方面作较为明确的规定，以确保重大自然灾害保险制度的顺利实施。

（三）建立专业的重大自然灾害保险基金，明确保险给付细则。因重大自然灾害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范围，政府应该成立重大自然灾害风险专项基金，以实现及时和有效的保障，同时为各保险公司赔偿限额以外的部分给予赔偿。在减轻保险公司支付压力，分担其赔偿风险的同时，提高了保险公司参与重大自然灾害保险理赔的积极性。此外，要对保险基金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例如申请的保险要经过国家机关和国家审计机关的审核；最后，要明确保险给付的细则。

（四）调动保险企业的积极性。保险公司应当在重大自然灾害保险制度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我国的保险公司应当认识到保险公司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有责任也有能力参与重大自然灾害保险制度建设。一方面保险公司具有风险管理的专业优势，能够也应当在重大自然灾害保险方面有所作为，而重大自然灾害保险市场对保险公司而言也是一个潜力巨大的业务领域；另一方面现代企业应当正确地认识企业的社会责任，认识到企业自身利益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思路下，保险公司在重大自然灾害保险制度建设过程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重大自然灾害保险制度建设创造条件。

主要参考文献：

灾害保险论文例4

一、引言

党的“十”把信息化提升列入“四化同步”并举的总体发展战略，对国民经济建设具有总体指导意义。要深刻认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信息技术手段为揭示风险运动的规律以及为提高农业生产经营风险决策效果起着关键作用。研究农业风险管理机制，建立风险管理体系，基于现代市场经济管理理念，面对市场的日益扩大，提高农业经营中的预期收入，优化要素配置水平，揭示市场主体之间存在的风险偏好差异，需要提升各类农业生产企业和经管部门的风险管理决策水平，包括为政府的宏观农业风险管理政策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21世纪以来，自然界和社会经济环境中不确定性在增加，加上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危机等多重影响，致使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生态系统承受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大。主要是自然灾害频繁，各种灾害发生的频率、强度和危害程度呈上升趋势，市场波动加剧。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国际化、贸易自由化趋势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环境也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受多方面、多种类、多形式风险因素的影响，不仅直接关系农业产出的数量，还会引起农产品种类、规模及要素投入效果的变化，加速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进而影响农民收入稳定和农村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因此，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关于风险决策

风险分析和决策首先把敏感性分析、概率论和模拟技术等广泛用于风险识别和度量。Mclnerney（1969）构建了用于农场计划的风险规划模型；JoséA.Gómez-Limón等人（2002）依靠效用理论构建多属性效用函数，利用多标准数学规划来获取农民的相对和绝对风险规避系数；MarkR等人（1998）利用VaR对不同作物及不同灾害种类进行风险预测及有效评估；David Ripplinger等人（2008）开发保险定价模型，将粮食供应安全和财政补贴损失纳入成本效益分析，利用天气参数和地区差异计算保费公平值；Miguel Carriquiry & DanielE.O.（2008）为克服生产决策中信息不完全，引入指数保险和概率季节性预测作为风险管理工具。近年来，混沌经济理论引入农业风险管理研究，随机优势抉择、非线性方法、模糊数学、突变理论等成为新趋势。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农业风险管理仍处起步阶段。1994年在西北农业大学召开了国际农业保险学术研讨会，出版《农业保险：理论、经验与问题》文集；在农业风险的识别与评估方面，郭迎春（1998）对农作物受灾级别进行了评估；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李世奎等（1999）利用数理统计原理对农业灾害风险进行评估与辨识，在分析农业气象灾害风险体系的基础上定义了风险链以及风险体系两个风险度，阐明了农业气象灾害风险的特点和基本分析方法；张建敏（1999）利用灰色预测模型、直线平滑平均模型、Logistic模型、正交多项式模型等来评估农业风险。

（二）针对灾害应急管理

1982年美国出版《自然灾害风险评价与减灾政策》一书，应用风险分析技术给出美国1970-2000年灾害的年期望损失，从理论上确定了减轻灾害所涉及的各方面对策。2001年美国9.11事件和2004年印度洋海啸以后，世界各国十分重视防灾减灾工作，应急管理迅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1987年我国成立灾害防御协会。2003年、2004年成功应对“非典”、禽流感后，中央、地方政府以及专业部门相继制定、《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各类“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2005年成立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2007年通过并施行《突发事件应对法》；2008年举办了“中国灾备管理战略国际研讨会”。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一周年和首个国家“防灾减灾日”到来之际，中国政府发表了第一个防灾减灾工作白皮书《中国的减灾行动》（2009年5月），较详细介绍了中国减灾事业发展状况。近年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速度加快，进一步加强应灾减灾的法制和体制、机制建设，大力倡导减灾社会参与，行政应急体系的“一案（预案）三制（体制、机制、法制）”轮廓日益清晰，应灾减灾能力不断提高。

（三）农业风险管理

农业风险管理的具体实践方面，农业保险和农产品期货市场建设作为西方农业风险转移和分散的重要手段。德国首先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业保险机构；法国建立了“金字塔”式农业互助保险；美国1938年实行多种作物的灾害保险。1996年美国建立农业风险管理机构，利用风险评估公司帮助搞好农业风险管理。2000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农业风险保护法》；希腊利用国家建立公共保险组织；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公私伙伴关系”系统；巴西农业保险体系是以国家财政出资组建国有农业保险公司为主渠道，其他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农险业务，国家通过结合财政补贴及其他经济政策（如农业信贷）措施，通过自愿与强制相结合扩大积累农业保险基金渠道，并利用国际再保险分散风险。美国从1993年就在俄亥俄州、依利诺斯州等地鼓励农业进入CBOT的期权市场，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的看跌期权。2002年以后，可以称为收入价格补贴政策阶段。农业救济作为常用的一种灾害事后补救方式起到弥补风险损失的作用。

中国对农业风险管理的研究在加快。2007年中央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截至2008年末，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北京市农业资源的30%以上。陈璐等人（2008）研究了中国农业保险风险管理与控制；韦良、张文安等（2009）结合广西的灾害保险探讨农业保险巨灾损失分摊机制。在农业灾害与风险管理系统研究方面，王健（2005）研究了农业生产经营风险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栾敬东，程杰（2007）研究基于产业链构建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王国敏，郑晔（2007）对中国农业自然灾害的风险管理与防范体系建设；杨卫军，叶祥松（2008）探讨了建立我国农业多层次风险防范体系；西爱琴、陆文聪（2007）提出基于MOTAD的我国农户农业生产动态风险决策模型。

（四）新经济时期的发展趋势

西方国家农业风险管理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加强农业市场信息系统建设，采用信息技术支持信息搜寻与实施风险管理。美国农业部的信息调查和内容就有12个系列，而且下设一个专门的农业风险评估局；欧盟借助于现代的交通和通讯条件，除对农业普遍实行各种保险措施，按照Cafiero，C.（2009）对欧洲农业风险和危机管理发展前景的分析，认为，利用金融工具有效地管理风险属于私人的行为，然而，要克服私人间信息不完全带来的公众效率损失，必须建立无成本的信息传递体制构架。“建立信息收集、验证和扩散的新机制，深入完善现行的知识产权（IP）机构，进一步整合保险和金融市场，以及适当界定营销和金融产品征税的体制环境”。可见，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

三、研究框架初步构想

综观国外，对农业风险管理进行微观研究的成果较多，针对农业风险宏观管理系统的研究较少。尤其是，私有制下个人风险管理决策凸显，社会风险管理过程协调机制缺失，应对措施匮乏。因此，当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农业风险评估和专业网站的开发为切入点，对农业风险的识别、风险衡量、风险决策和评价、风险管理措施进行系统深入分析，建立农业风险防灾减灾的宏观科学管理体系。围绕现代农业体系的建立，应进一步整合农业风险管理资源，完善农业自然灾害与风险管理制度，提高农业风险决策水平。同时，由于我国农业风险管理主体因经营规模、管理素质等原因，还存在严重的风险意识和抗风险能力缺陷，农业风险管理重灾后补救轻灾前防预，农业风险市场还不健全，缺乏农业风险管理市场中介服务机构。因此，需要深入研究农业自然灾害与风险管理的制度与机构建设，探索建立农业防灾减灾与风险管理的联动机制，形成政府主导、市场牵引、农民和企业参与的农业风险管理组织运行模式。根据风险发生、积聚、传递、扩散的特征，把农业风险日常管理与灾害防御和应急管理构成一个复杂巨系统。

风险管理系统本身是一个信息系统，防灾、减灾、救灾各个阶段的工作都以信息为基础来展开。信息是风险防范的充分必要条件，从风险规避的角度看，风险的大小与获取信息量的多少呈反方向变化。需要研究利用信息集成与扩散技术，开发多媒体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立风险管理数据库，利用网络信息平台支撑各种农业风险的识别、监测、评估和预警。协同风险管理机制，信息居于“神经中枢”地位起着指挥、协调与组织实施的作用。创新开发农业风险信息管理系统，开展农业风险识别、风险衡量、风险评价与风险管理的咨询服务，需关注应灾全过程，以协同学理论为指导针对多主体、多层级、多环节研究应灾机制，对信息流程进行细致分析，促进信息多向沟通，构建相应的协同机制，提高现有应灾信息管理的科学性和高效性。

总之，要立足我国风险管理现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从风险信息管理入手，研究管理的协同、信息的协同，探求如何实现联动应灾，有效提升灾害监测预警、防灾备灾、应急处置、灾害救助、恢复重建等能力。研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农业风险管理网络平台，要有应对自然灾害的风险管理兼容性，通过研究联动响应机制，实现对灾害的应急和日常风险的协同管理。

参考文献：

1.韦良，张文安，唐红祥.广西农业保险巨灾损失分摊机制探讨[J].创新，2009（1）.

2.栾敬东，程杰.基于产业链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建设[J].农业经济问题，2007（3）.

3.王国敏.中国农业自然灾害的风险管理与防范体系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4.杨卫军.不确定性与我国农业多层次风险防范体系的建立[J].贵州社会科学，2008（10）.

5.David Ripplinger，Dermot J. Hayes，Susana Goggi and Kendall Lamkey. Insuring Against Losses from Transgenic Contamination：The Case of Pharmaceutical Maize [Z]. Working Paper，2008.

灾害保险论文例5

中图分类号：F84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1-227-03

一、问题的提出：淮河“漫堤”洪水灾害执牛耳耶？

淮河流域地处我国东部，位于东经111°55°～120°45°，北纬31°～36°，介于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之间，西起桐柏山和伏牛山，东临黄海，南以大别山和皖山余脉、通扬运河及如皋运河南堤与长江流域毗邻，北以黄河南堤和大汶河流域沂蒙山脉与黄河流域分界。干流东西长约700km，南北宽约400km；跨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5省、40市（地）、163个县（市）。淮河流域面积小，人口密集。流域面积27万km2，不足全国总面积的2.8％，而耕地面积近18288万亩却占了全国耕地面积的10％，耕地率是全国的4.5倍；人口约1.65亿人（2000年），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平均人口密度为615人/km2，是全国平均人口密度的4.6倍，居各大流域人口之首{1}。

淮河流域处于南北气候过渡带，属于北亚热带至暖温带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近代灾害科学研究表明，气候过渡带、中纬度过渡带、海陆相过渡带是地球上最容易引发灾害的地区，淮河流域重叠三种过渡带，各种天气系统相互交错又相互影响，很容易形成洪涝灾害。淮河流域的降水强度大、时间长；而且时空分布不均，差异较大。汛期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70％；南部与北部年平均雨量相差400～500mm；多雨年与少雨年的年降雨量相差5倍{2}。由于复杂的气候因素影响，造成本流域洪涝灾害频繁，“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再加上淮河流域三面山丘环绕，支流众多，整个河系呈扇形羽状不对称分布，每降暴雨，众多支流很快将广大地区内的地表水汇入淮河主干道，势必造成巨大压力。同时，又由于较大落差，中下游地势平缓，河道狭窄弯道多，洪水下泄十分缓慢，极易造成严重内涝。历史上黄河曾多次侵淮，――黄河泥沙淤积了干支流河道，改变了地形地貌，堵塞了入海口，从而更加重了淮河流域的洪涝灾害，决定了该地区防洪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3}。

由于黄河夺淮的祸根难于短期内彻底消除，加上不利的气候和地形因素，流域内洪涝灾害时有发生（见表1）。

可以看出，从1949年至2000年的52年中，淮河流域每年遭受洪涝灾害成灾面积在2000万hm2以上的年份有26年，占统计年数的50％；年平均成灾面积在3000万hm2、4000万hm2、5000万hm2以上的年份分别为14年、10年和6年，分别占统计年数的26.9％、19.2％和11.5％；年成灾面积超过6000万hm2的有1954年、1956年、1963年和1991年，平均每13年出现一次。52年的年平均成灾面积达2379.5万亩，平均成灾率（成灾面积与同期耕地面积的比）超过12％。

分析1949―2000年不同时期年平均成灾率和年最大水灾成灾率，见图1和图2。从图中可见，1949―2000年中60年代的成灾率最高，达15.5％，其次为1949―1960年，为13.7％，70年代的成灾率最低，为8.9％。全流域成灾率最高的年份为1963年，达50.3％。流域内四省的水灾成灾率以安徽省最高，1949―2000年的平均成灾率达15.3％，其中60年代的成灾率达19.8％，1963年达80％；其次为江苏省，1949―2000年的平均成灾率达13.1％。由此可见，淮河流域的洪涝灾害仍很严重。

二、另辟蹊径：漫堤行洪保险是工程防洪措施局限性的要求

20世纪的防洪减灾是以控制洪水为主要目标进行的大规模的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在长期的防洪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洪水是一种自然现象，完全消除洪灾的防洪目标是不现实的，而只能把洪水风险削减到适当的水平。正是由于这些观念上的重大改变，导致了世界各国防洪对策的改变。由“洪水控制”向“洪水管理”的转变成为许多国家防洪减灾战略转移的重要标志。其特点是综合运用工程、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教育等手段，建立防洪的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密切结合的防御体系，以达到最大程度的减少经济损失，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防洪非工程措施是指通过法令、政策、行政管理和经济手段及防洪工程措施以外的其他技术手段，尽可能减少洪水所造成的损失，如：洪泛区管理和洪水预警系统、洪水保险和救灾计划等{5}。防洪的非工程措施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广泛地实施，现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

而我国与发达国家在防洪体系中仍存在着差距，具体可以从表2中看出。

实践证明，无论从经济、财务的合理性分析，还是从技术上分析，单纯依靠工程措施来达到完全控制洪水灾害的目的是不现实的。淮河流域主要行蓄滞洪区共计有28处，总行蓄洪面积3903.6km2，区内有耕地343.4万hm2，人口165万{6}，防洪安全难以单靠工程措施解决。据统计，从1950年到2000年，50年治淮资金总投入共计924亿元，其中河南省191亿元，安徽省149亿元，江苏省384亿元，山东省200亿元{7}。防洪工程的标准逐年提高，但洪水灾害损失并没有随之降低，反而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据规划计划专家的研究，防洪工程的投资效益并不是投资越多，效益越高。一般而言，防洪工程建设按5～20年一遇的标准，年平均效益增幅显著。按20～50年一遇的标准，则效益增幅减缓。大于50年一遇的标准，投资效益明显下降。相比之下，非工程措施在投资初期，增效并不十分显著，但随着投入的加大，减灾增效明显提高（见图3）。70年代之前，淮河流域的非工程措施由于投资少，效益很低。80年代后，特别是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投入的加大，非工程措施的效益逐年提高。据经济学家和业务专家统计分析，非工程措施的产出比一般为1∶4，即投入1元，可产出4元的效益，有些非工程措施的产出比可高达1∶40，甚至更高{7}。

另外，单一的工程措施还会造成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这无疑将刺激一些地区的不合理开发，造成洪泛区和分蓄洪区的人口激增，经济无序发展，洪灾损失急剧上升。社会生态学家研究还表明，工程措施还会对社会、生态环境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8}。

国内外实践表明，把洪水保险和洪泛区管理结合在一起，可以有效地控制洪泛区的经济发展和降低洪灾损失，如果单纯限制洪泛区发展，实施起来阻力较大。因此，只有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有机地结合，才能构成淮河流域完整的防洪体系，才能取得最佳的防洪效果。

近年来，我国已提出把非工程措施作为整个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水法》对防汛、防洪和洪泛区开发所采取的相应管理措施作了规定。1998年1月1日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规定：“编制防洪规划，应当遵循确保重点、兼顾一般及防汛抗旱相结合、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原则。”国务院1998年4月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减灾规划(1998～2010年)》提出：“减灾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任务、总方针，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加速减灾的工程和非工程建设，完善减灾运行机制，提高我国减灾工作整体水平，推行减灾事业的全面发展。”“建立灾害保险机制，鼓励企业、个人参加灾害保险，增强社会对灾害的承受能力”，“充分发挥保险对灾害损失的补偿作用”。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国力的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也是21世纪内解决淮河流域防洪安全最现实、最可行的措施。

三、淮河流域漫堤行洪保险分析：防洪体系的制度创新

自1980年我国恢复保险业以来，在财产保险中把洪水保险作为各种自然灾害保险中的一项，即在企业和家庭财产保险条款中规定：对洪水、海啸、冰凌、暴雨、泥石流、冰雹、雪灾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司有赔偿责任。但由于洪灾往往涉及的范围大，投保户集中受灾，保险公司的赔付压力巨大。

在1991年淮河流域特大水灾中，江苏省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33.53亿元，但保险赔款只有8.62亿元，尽管赔款只占到总损失的3.69%，却使江苏人保公司年度亏损6.8亿元，需用3~4年才能将其消化。福建、浙江、上海等地的企财险洪水赔款占总赔款的比例已超过50%，不少地方保险公司的总准备金已出现赤字{9}。洪水灾害给保险经营带来了严重威胁。

由于对洪灾损失赔付不堪重负，1996年6月人民银行对洪水灾害保险作了一定的调整。批准将洪水、飓风、风暴潮灾害等巨灾责任从财产保险基本险中剔除，只在财产保险综合险中存在。这种洪水保险的主要特点是：（1）综合险的保险费率与具体地区的洪水风险不挂钩，没有根据洪水灾害本身特点同其它自然灾害区别对待，采用的是“一揽子”综合性条款，且其保险费率的制定是以火灾风险为基础的；（2）投保完全靠自愿；（3）只承担纯自然状态下的洪水保险，结果是把分蓄洪区的洪水保险问题排斥在外；（4）理赔主要靠社会风险原则下自身积累的资金，巨灾赔偿能力有限。

1.加强洪水保险的宣传,增强全流域对漫堤行洪保险的认识。目前，淮河流域经济还比较落后，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消费层次比较低，农业人口及无职业者占有较大比重，加之灾害频发，历来忍受，习以为常，人们的保险意识还比较淡薄。1991年流域内发生特大洪水以后，人们又意识到了保险的重要性，试点工作才得以继续。此外，把保险等同于救灾恰恰反映了人们对保险体制还没有足够认识。正因如此，才导致了洪水保险第一阶段试点工作的中断。

因此，要广泛开展保险及漫堤行洪保险的宣传工作，提高流域内群众的洪水保险意识和对保险体制的认识。要使流域内从上到下都认识到防洪保险是现代文明社会防御洪水、防灾减灾转移风险的一种方式,是社会大生产中防灾减灾社会化的一种客观要求。从而调动全流域社会成员积极参加防洪保险,支持国家的防洪减灾计划,这对于全流域防洪减灾、减少防洪的国家投入、投保单位受灾后迅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和保持社会稳定都有积极的意义。

2.确立漫堤行洪保险的政策性保险地位，建立淮河流域洪水保险管理局。建议由各财产保险公司、淮河流域水利委员会、淮河流域各级行政区财政、水利、民政等部门联合组成“淮河流域洪水保险管理局”，负责统一管理和组织实施洪水灾害保险的技术规划和洪水灾害保险基金管理，由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作为代办主体，提供保险技术支持，主要是销售保单、灾后定损、理赔。具体操作可由中保集团分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出售洪水灾害保险，但不承担洪水灾害风险，而将出售的保单全部转交给洪水灾害保险管理机构，凭保单数量获取佣金。

淮河流域洪水保险管理局负责承担相应的洪灾风险，负责保险金的统一管理使用，独立核算，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以备大灾。

3.在淮河流域行蓄洪区实行强制性漫堤行洪保险。在商业保险市场上，一项风险必须存在众多独立同分布的风险单位才能被视为可保风险。保险人可以通过将统计上相互独立的风险单位汇集起来分散风险，从而降低该集合中风险单位的平均风险。但是，洪水保险不符合这一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当发生大洪水时，洪灾区的所有投保人即所有风险单位都会因洪灾遭受损失，此时，这些风险单位就不再相互独立或相关的，在风险单位之间相互分散的效果就大大削弱。这对保险市场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导致保险公司产生重大的财务危机甚至破产。我国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根据分蓄洪区建设与管理的实际需要,必须在淮河流域行蓄洪区实行强制性洪水保险方式。

强制性漫堤行洪保险除充分运用经济手段外,还必须辅以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宣传教育手段等。强制性洪水保险费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保护区(受益区的单位及个人)和投保户共同负担。保护区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多种形式承担义务,如在分蓄洪区试行洪水保险时,可通过交纳防洪保安费体现；而在整个防洪区全面推行洪水保险时,则应交纳保险费。洪水保险在实施之初,要走低保额、低保费的路子，以鼓励更多的居民参加洪水保险，并从最低层次上保障人民财产安全。

4.应进一步加强与漫堤行洪保险相关的各项基础工作。开展淮河流域防洪区尤其是行蓄洪区基本情况调查, 建立流域洪灾损失资料中心，编制流域洪水风险图，完成洪水风险的等级划分；同时，制定详细的《防洪涝预案》，明确各级洪水风险。根据洪水风险分布状况和标的状态，编制洪水保险费率，实行浮动洪水保险费率；在初始阶段先统一采用标准的费率,在实际运用中根据灾情轻重逐年调整。制订《洪水保险条例》和《淮河流域行蓄洪区洪水保险办法》等,为开展淮河流域洪水保险提供技术和法律支持。

[本文为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极端气候条件下构建四省联动的淮河漫堤洪水保险研究》，课题号为AHSK07-08D13]

注释：

{1}{6}宁远，钱敏，王玉太.淮河流域水利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1－13）

{2}骆承政.淮河流域气候过渡带水旱灾害特点.21世纪治淮和流域可持续发展研讨会论文集.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39）

{3}淮河流域水利委员会.中国江河防洪丛书淮河卷.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6（3）

{4}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淮河流域片水旱灾害分析.2002（11-15）

{5}秦德智.洪水灾害风险管理与保险研究.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4（73-95

{7}程兴无，徐珉，申芳.防汛与气象信息的关系探讨――论防汛与非工程措施.21世纪治淮和流域可持续发展研讨会论文集.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83-86）

{8}李强.建立我国洪水保险的思考.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9（2）

{9}田莉，施应玲.洪灾促得动洪水保险吗.浙江金融，1999（4）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灾害经济学[M].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2.孙祁祥.保险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程兴无，徐珉，申芳.防汛与气象信息的关系探讨――论防汛与非工程措施[C].21世纪治淮和流域可持续发展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4.程晓陶.论有中国特色的洪水保险管理[J].水利发展研究，2001（4）

5.程晓陶，苑希民.江西省洪水灾害保险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学报，1999（2）

6.王本德，于义彬.洪水保险的理论分析与研究[J].水利科学进展，2004(1)

7.刘京生.对我国洪水保险若干问题的思考[J].保险研究，1999（4）

8.宁远，钱敏，王玉太.淮河流域水利手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9.中国水利学会.蓄滞洪区建设管理与减灾措施咨询研究报告[R] .北京：中国水利学会,2003

10.周光武，史培军.洪水风险管理研究进展与中国洪水风险管理模式初步探讨[J].自然灾害学报,1999（8）

灾害保险论文例6

 

1 气象信息服务在重大天气灾害中的减灾思路

随着气象事业的不断发展，天气预报服务和短时天气预警在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然而面对重大灾害性的天气的发生，即使我们及时作出了预警，对人和牲畜来说，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然而对农作物、树木、城市建筑等等，则是无法规避灾害。，农业保险。。中国是自然灾害严重的国家，每年因天气灾害而造成的损失多达上千亿，如何有效地规避这些损失则成了国家的难题，气象信息服务能完全减少因灾害性天气造成的农业损失吗？显然不能完全减少，尽管防御及时到位的话也能减少部分损失。

2 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

尽管自80年代恢复农业保险以来，农业保险在我国发展的还比较迅速，但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农业保险一直停滞不前，并呈现出不断委缩的态势，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2.1保费收入不断下降

根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境内的农业保费收入一直很低，不但没有上升还呈现下降的趋势。1993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超过8个亿，从1994年就开始处于下滑状态，到2000年仅有3.87个亿，农业保险深度不到1%，到2002年我国农业保费收入仅占保险业收入的0.16%，2004年我国农业保费收入仅为3.77亿元，与历史最高1992年的8.71亿相比下降了约55%，2005年农业保险收入为4.16亿左右，仅为保险业收入的0.08%，农业保险深度几乎为零了。这完全不和我国的经济发展相协调，严重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对农业基础地位的保护作用已不存在。

2.2 国家实行农业政策险的政策

国家试行的农业政策险，目前的情况是，国家补贴8元/亩，农民自己出2元。如果受到大灾，颗粒无收，农民可以得到300元/亩的赔偿。对农民来说，亩产收入不足300元的情况是受了多大的灾呢？每亩300元的收入对农民来说，吸引力并不大，仅仅是保命钱而已，并不能起到减灾的效果。而对国家来说，仅就濮阳市就有360万亩土地，小麦和玉米8元/亩，每年保费则会有5700万元，而河南省则保费超过15亿元，保险公司处于纯盈利模式。

下面举例简单说明：

2009年5月，河北省邢台、邯郸两地受到大风、强降雨天气侵袭，小麦发生不同程度倒伏灾害。两地共承保政策性小麦种植保险352.45万亩。据不完全统计，受灾小麦共计16.44万亩，估损2200余万元，保险公司已预支赔款877.66万元。目前，查勘理赔工作仍在进行中。大家可以看到352万亩的土地大概收入应该在3000万以上，而保险公司仅仅支付赔偿877.66万元，估计损失和赔偿额度之间其实有很大的差异。，农业保险。。

而我们来看看保险公司一大堆难言的“苦”，如农业保险的承保与理赔和其他商业保险相比难度较大，比如核保，由于种植业保险承保标的范围较大(如农田、果树林)，核保时承保标的难以精确测量，有时还存在农户的道德风险；再如定损，由于各种农作物生长特点不同，损失原因、损失程度的确定需要由专业人才提供技术支持等。

2.3气象技术和资料为保险理赔提供科学依据

从核保方面来说气象部门有着绝对的权威资料可以作为灾害的证据。核保时标的难以精确测量：气象部门有着多年对小麦、玉米作物生长进行专业服务的经验，对标的测量的准确程度是其他行业所难以超越的。农户的道德风险，在证据优先的情况下，在没有农田大面积遭灾的情况下，单个农户是很难获得举证支持的，并且保险赔付标准很低，基本上不认为存在农户的道德风险。再说定损，各种农作物生长特点不同，损失原因、损失程度的确定气象部门也有着相当强的监测鉴定能力。

3 气象行业融入保险业

历年来的灾害评估使气象部门对农作物的灾情损失情况有着精确的统计基础，因此可以对灾害的赔率指标做到心中有数。气象行业完全应该从农业政策保险中占有一定的份额，认为气象部门可以有两种模式来进入保险业。

3.1 国家对农业政策险进行招投标

农业政策险由国家相关部门进行招标决定，在确定中标公司后，由气象部门出具灾情认定，然后按照国家规定赔付标准进行赔付，而承保金额的10%作为气象部门的运作经费来确保工作得以进行。国家政策补贴为全部耕地投入基本保险（小麦、玉米），农民即使颗粒无收，也可以获得300元/亩的收入，这样就能够使种植土地的农民投入成本后不至于颗粒无收，而保险公司也不会因为过低的投保率而导致保费不足和支出风险大的危险。如果农民愿意，可以追加投保金额，使农民在受灾情况下也可以确保有较高的收入，这样就有效的增加了农民耕种的信心，同时保费也可以大幅增加。在逐步积累经验的情况下，还可以对其他农业项目比如果园、蔬菜等进行调查投保。

3.2 气象部门作为股东参与保险公司的经营

气象部门本身在农民心目中就是值得信赖的行业，近年来越来越准的天气预报，使公众对气象服务的依赖度增加，并且气象部门对农业的了解度高，相对从业成本低，不需要重新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农民投保兴趣高。气象部门参与农业政策险的话可以有效缓解气象行业经费不足的情况。因气象部门的卫星遥感能及时了解遭灾情况，不易存在虚假和骗保现象。

3.3 国家直接介入保险公司经营

气象部门可以积极提供灾情信息、受灾后的灾情赔付信息，以及农作物生长状况，光、热、水等农事农业气象条件分析，以及农事未来天气预报和对策建议，从而使国家能够及时调用资源优势来进行抢险救灾工作。

4 气象与保险业结合对气象事业的发展的有哪些好处

4.1一方面，气象灾情评估容易，一旦出现灾情，灾民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会迅速向气象部门进行报告，加快了灾情收集时效。另一方面，对气象灾情现场调查和评估制度的建立具有潜在的动力，使得灾情报告更具有可信性，评估制度更合理，从而增强了气象部门对灾害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处理的能力。

4.2如果没有气象部门的参与，保险公司并不能及时有效的发现灾情和指导灾民如何自救及减少损失，往往是过一段时间后才能作出反应，这与减灾的目的相违背。而气象部门参与后，通过加强暴雨洪涝、台风、山洪、地质灾害、干旱、高温热浪、雷电、冰雹、雪灾、低温冷害、雾、霾、酸雨等灾害性天气预警服务，可以使政府及灾民迅速做出反应，并根据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提出应急响应对策建议从而可以及时采取应急措施来减少灾害的损害，从而达到减灾的目的。，农业保险。。

4.3通过建立以GIS为基础的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基础数据库，可以迅速的对灾区受灾的耕地进行确认，通过对受灾耕地农民以银行卡转账的方式将钱直接划入农民账号中，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使灾民迅速获得了生产自救能力，减少了繁冗的中间环节，使农民的收入得到了更可靠及时的保障。

灾害保险论文例7

结合可靠的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理论及风险方法，可以逐渐地加快其研究进展，增强研究工作中存在问题的有效处理。现阶段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中各种不利因素的客观存在，对其研究进展带来了一定的阻碍作用，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对其未来的发展做出必要地预测，全面提升我国农业气象灾害风险研究水平，为农业气象领域服务范围的扩大提供可靠地保障，更好地确定未来我国农业气象学的主要研究方向。

1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的发展

最初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研究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通过运用风险评价的措施，加强了对风险形成机制的深入分析，并结合系统的方法对各种风险要素及相关的作用进行综合地评估，间接地推动了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进展，为其实际作用的充分发挥打下了建设的基础。现阶段有关农业气象灾害形成机制的理论较多，像“区域灾害系统理论”、“致灾因子轮”等，在实际的应用中为灾害风险评估效果的增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促使农业气象风险评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得到了有效地处理，间接地提升了整体的研究水平。同时，随着“三因子说”及“四因子说”实际应用范围的扩大，一定程度上为农业气象灾害学研究领域服务范围的扩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国际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的研究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主要是通过构建完善的风险评估方法体系，对果树等农业经济作物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形成了基于产量损失风险计算、定量评价等方法，并通过对风速、干旱风险等因素的风险，获得了可靠的气象观测数据，加快了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进展。我国在农业灾害风险评估方面的研究要点主要集中在：（1）农业生态区中相关农业经济作物风险分析模型构建；（2）基于遥感、地面信息资源的农业灾害风险评估技术体系构建。这些研究要点相关计划的有效开展，为我国农业灾害风险评估整体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可靠地保障。

2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的内容

通过对现阶段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进展的深入分析，可知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研究内容。这些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2.1 有关各种致灾因子危险性方面的评估

致灾因子危险性主要针对的时灾变强度及活动频率，进而对灾害风险造成的影响进行综合地评估。具体的评估内容包括：灾害发生时的类型、致灾因子的强度大小、影响过程中的持续时间、等级等，评估过程中主要依赖于构建可靠的危险性评价模型及风险估算模型，增强了农业灾害风险评估的有效性。与此同时，通过信息扩散技术的有效使用，为我国农业气象站的灾害风险评估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2.2 相关承载体脆弱性方面的评估

这种评估主要是指在一些较为危险的区域中承灾体面容易受到一定强度致灾因子的损害，通过对损害程度而做出的综合评估。现阶段承载体脆弱性方面的评估主要集中在：（1）设置科学的评估指标，对不同因素给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进行综合地评估；（2）对减灾能力、耦合防灾等不同的要素进行深入地分析，从而构建出相关的参考模型；（3）绘制出有效的作物脆弱性曲线，对不同的灾害类型进行必要地分析，掌握脆弱性规律的同时增强实际的评估效果。

2.3 灾害风险的综合评估

通过对农业气象形成机理的分析，在合成法的支持下对各种影响农业生产的灾害风险进行必要地评估，进而构建出可靠的风险综合评估模型，促使不同地区、不同气候条件下的风险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得到有效地排除。与此同时，通过农业灾害风险综合评估模型的合理运用，可以获得可靠的参考数据，间接地降低了相关农业生产活动开展中各种风险发生的几率。

3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的方法

现阶段适用于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1）基于指标的综合评估方法。这种方法使用中主要选取的是灾害风险指标，并在参考模型的支持下计算出相关的参数，对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2）基于数据的概率评估方法。这种方法使用中需要确定资料样本数量，并通过对资料序列的有效利用，计算出灾害L险发生的几率；（3）基于情景模拟的评估方法。这种方法主要关注的是可能发生农业灾害的过程，利用风险动态评估方式处理实际的问题。

4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存在的问题和展望

4.1 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当前形势下我国农业灾害风险评估发展现状的深入分析，发现其中依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对未来农业气象灾害风险的有效预防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这些问题主要包括：（1）理论体系不完善，研究中的应用方法较为薄弱。现阶段很多的研究理论注重于农业灾害的自然属性，忽略了其社会属性，影响着研究数据的准确性；（2）缺乏必要的农业灾害风险评估标准缺乏规范性，在评估方法、风险表征等方面的缺少必要的规范标准；（3）动态化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技术有待加强。

4.2 研究展望

作为农业气象灾害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未来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需要从这些方面入手：（1）加强动态风险评估技术的合理运用，构建完善的多灾种综合风险评估体系；（2）注重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相关理论及方法的深度，利用量化评估及模型支持的方式，全面提升灾害风险评估水平；（3）通过对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指标的有效设置，扩大动态评估技术的实际应用范围，构建可靠的作物生长模型，加强对各种农业灾害风险属性要素的合理运用。同时，需要深入研究多灾种农业气象灾害综合风险评估技术，构建完善的风险评估体系。

结束语：

做好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进展的相关工作，深入理解其中的研究内容，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加强对评估过程中存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将会不断地加快我国农业气象学的发展速度，扩大其实际的应用领域，满足实际农业生产活动需求的同时扩大其应用范围，促使我国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水平能够始终保持在更高的层面上。在未来农业气象学及灾害学发展的过程中，加强信息化技术及其它专业技术手段的有效使用，将会更好地发挥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的实际作用，进而为我国农业生产效益的持续增加提供可靠地保障。

参考文献

[1]徐磊.农业巨灾风险评估模型研究[D].中国农业科学院，2012，（06）.

灾害保险论文例8

一、引言

我国水旱灾害频繁发生，每年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如何对水旱灾害的风险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从而为防灾减灾提供科学合理的措施，也成为许多学者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

水旱灾害风险管理是工程类和非工程类措施相结合的管理机制。目前将灾害保险引入到水旱灾害防御领域，将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引入到防御水旱灾害领域，建立防灾救灾新体制，将可能是分散灾害风险、搞好减灾救灾工作的有效手段之一。

本文为了研究将保险引入到水旱灾害风险管理领域中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以受水旱灾害影响比较严重的湖南省为例，于2005年10月，对湖南农业大学、湖南信息工程学校部分来自农村的学生以及湖南岳阳市开发区梅溪乡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他们对气候变化和水旱灾害的影响的认识，以及对参加水旱灾害保险意愿的调查，分析了我国实行水旱灾害保险的可能性。

本次调查共收到301份调查问卷，其中湖南农业大学来自湖南农村的学生问卷106份、湖南信息工程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来自湖南农村的学生问卷96份、湖南岳阳市开发区梅溪乡农民问卷99份。该调查问卷覆盖了不同学历层次，即大学、中专及农民，其中梅溪乡的基本情况是该村大约有2000多人，水田约500多亩，旱田约400多亩，全年除降水对农民生产有些影响外，灾害性天气不多。该调查问卷的覆盖范围基本上能反应湖南农村农民对水旱灾害风险的意识和防灾能力的强弱。

二、气象灾害风险意识调查

近30年来，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之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可能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中国是发展中大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繁，造成的经济损失也较大。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洪涝、干旱等气候灾害发生频次不断增加，强度不断加大，给中国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从这次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全球气候正在经历变化的认识不同学历层次（从大学到农民），人们的认识基本一致：湖南信息工程学校、湖南农业大学以及湖南岳阳开发区梅溪乡农民的调查结果为承认全球气候正在变化的百分比分别为77%、92%和65%，即目前全球变暖不仅在科学上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对于百姓来说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个对地球环境起重大影响的变化。

中国农业的特点决定了其是充分暴露在自然灾害风险之下的特殊行业，而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气象灾害对农业的影响是极其显著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全球变暖的影响，中国气候趋于不稳定，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发生，由于农业又是受气象灾害危害最大的产业，所以气象灾害对农业的影响也日趋加重。对于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程度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虽然湖南信息工程学校的调查结果中认为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和一般的比例相差不大（分别为53%和45%），但还是认为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的人相对较多。而对于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岳阳开发区梅溪乡农民的调查结果为认为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的比例（分别为80%和65%）较高，即对于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的观点，人们的认识也基本一致。

三、 湖南省水旱灾害预警情况调查

水旱灾害预警服务系统是否健全，灾害即将发生的信息获取渠道是灾害应急管理的一个核心环节，加强气象灾害预警工作，建立健全预警信息机制，使预警信息能及时、有效传递，为公众提供防灾减灾信息服务，对政府和公众提前采取防御措施、减轻气象灾害的影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表1所示，虽然对湖南信息工程学校和湖南农业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水旱灾害即将发生的信息有获取渠道，但农民来对于该信息的获取还是存在一定的困难，这说明对于目前长江中游地区广大农村气象灾害预警服务系统还不是很健全，灾害预警的信息机制还不是很完善，需要进一步建设。

四、 水旱灾害损失情况调查

从湖南信息工程学校的调查结果表明，认为近年来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和发生强度没有什么变化的比例分别为44%和50%，而认为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增加、发生强度增强的比例分别为36%和33%，但认为近年来水旱灾害造成损失逐年增加的比例却为40%，大部分人觉得近年来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和强度虽然没什么大的变化，但其造成的损失却在逐年增加；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岳阳开发区农民却呈现相反的调查结果，前者认为近年来该地区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发生强度和造成的损失都有显著逐年增加（增强）的趋势，而后者则在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发生强度和造成的损失逐年减少的比例较高。但后者在水旱灾害发生频次、发生强度和造成损失逐年增加和逐年减少的比例上却相差不大，分别为30%和42%，35%和37%，33%和37%。也可能是农民对该项调查的内容不是很清楚，分歧相对较大。

对于水旱灾害造成损失中农业种植损失所占的比重的调查，大部分被调查对象认为其比重不是很高，湖南信息工程学校和湖南岳阳开发区梅溪乡农民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水旱灾害造成损失中农业种植损失所占的比重在30%以下的比例较高，而湖南农业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其比重在40%左右的比例较高，结果表明，大部分人认为水旱灾害除了使得当地农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之外，还对其他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大的影响。

五、 防灾减灾措施调查

对于灾害发生前是否采取防灾减灾措施的调查结果结果表明三方对于在灾害发生前采取防灾减灾措施的比例分别为63%、58%和59%，说明该地区大部分人已经能够积极面对气象灾害，并能够充分认识到气象灾害给其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影响，所以能够在灾害发生前积极的采取各种防灾减灾措施来减轻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

虽然大部分人们在灾害发生前能够积极采取防灾减灾措施，但只能减轻其影响，大部分灾害发生后造成的损失却不能完全避免，所以我们对灾害发生后如何救助进行了调查，其结果表明该地区大部分家户都是通过自力更生进行灾害救助的，而依靠政府救助和亲朋好友救助的手段来进行灾后救助的比例却很低，说明目前中国由于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依靠政府救助是非常有限的，中国地大物博，灾害频繁，完全依靠国家救灾是非常有限的，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长期以来，灾后恢复工作一直是地方各级政府难以解决的事情。他们虽然对防灾减灾都非常重视，但其经济承受能力都十分有限，因此他们也都非常想探索出一条抗灾救灾的新路。

对于灾害发生后大部分家户依靠自力更生进行救助，其救助成效必然是有限的，对此，我们对灾害发生后当年恢复的比例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只能少部分恢复的比例较高，达到50%，一半能恢复的站到50%，全部恢复的只站10%。说明完全依靠人们自力更生进行灾后救助，是相当有限的，必须采取其他手段和措施进行救助，才能减轻气象灾害给人们生产和生活带来的损失，只有这样才能在防灾减灾中起到重要作用。

六、 水旱灾害保险意愿调查

中国是农业自然灾害多发国家，农民抵御各种灾害风险的能力普遍较差。目前中国农村，农民没有适当的风险保障，又不得不直接承担天气灾害风险和市场风险，通过上面的调查得到大部分农民都是通过自力更生的有限方式来承担灾害风险的，而且大部分农民也只能恢复灾害损失的很小一部分，所以目前农业气象灾害给广大农民造成的风险不得不自己来承担，这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农村的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将保险引入气象灾害防御领域，将可能是分散灾害风险、搞好减灾救灾工作的有效手段之一，由国家和政府出资的体系只会使得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因此，迫切需要将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引入到防御气象灾害领域，采取多种措施、多种方法包括研究引入保险机制，建立防灾救灾新体制。

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湖南信息工程学校和湖南农业大学的调查结果有67%和65%的被调查者已经有了利用保险进行灾害补偿的意识，而湖南岳阳开发区梅溪乡的被调查者有这样意识的比例占52%，比前两者的比例低，这说明农民对将保险引入到气象灾害防御领域的意识还没有大学生和大专生强，但调查结果已经充分说明了目前人们包括农民已经认识到了利用参加保险进行补偿灾害损失的重要性。

对是否愿意利用保险方式进行灾害损失的补偿的调查，三方调查问卷中分别有81%、75%和68%的被调查者愿意采用保险方式进行灾害补偿，说明绝大部分被调查者不仅充分认识到了保险将会分担气象灾害给其带来风险，而且也愿意付诸于实践，希望能尝试这种方式进行灾害损失的补偿，这就为将保险机制引入到灾害防御领域，进行防灾减灾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保险公司的基本职能是组织经济补偿、分散灾害损失负担，使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企业和居民迅速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从心理的角度来看，对灾害受难者来说，根据保险协议接受保险公司的赔偿与等待政府部门的救济相比，心灵上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保险公司简捷快速的赔偿能更快地抚平投保者因灾害而造成的心灵创伤，使他们灾后不至于束手无策，更能用自己的力量来进行灾后的修复与重建。大部分人担心投保者参加保险后，很多投保者把灾害风险全部交给了保险公司，头脑里没有风险意识，对防灾减灾措施不感兴趣，会影响防灾减灾的总体效果。但从我们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三方被调查者中分别有85%、87%和79%的人在投入保险后，遇到水旱灾害时，事先仍采取防灾措施进行灾害的预防，说明投保者的心理状态比较好，并从心理上并没有把灾害风险全部交给保险公司，自己也积极采取防灾减灾措施进行灾害的预防，以期减少灾害的损失。

人们意识到了利用参加保险的方式可以分担灾害损失的风险，并且大部分人愿意采用保险的方式来补偿灾害损失，那么到底人们愿意拿出多少钱作为保费进行灾害保险呢，对此，我们利用假设的方式进行了问卷调查，如表2所示。

结果表明，湖南信息工程学校、湖南农业大学以及湖南岳阳开发区梅溪乡农民愿意投入保险的被调查者中，在假设每亩地纯收入在100元、200元、300元、400元的前提下，愿意拿出纯收入的5%以下作为保费的比例均为最高，在对各结果整理合并后，得出在湖南信息工程学校和湖南农业大学的被调查者中，绝大部分被调查者愿意拿出纯收入的5%以下作为保费进行保险，而被调查的农民却不同，他们有保险意识但不愿意拿出钱作为保费的比例也比湖南信息工程学校和湖南农业大学的被调查者的相应比例要高，说明农民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保险在分担灾害损失风险中的重要作用，他们也真正愿意参加到具体的实践当中去，但有些农民由于保险知识的缺乏而对保险不够充分的信任，导致有些人犹豫不决。

七、小结

1.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全球变暖不仅在科学上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对于百姓来说也逐渐认识到了其重大影响的变化。同时由于全球变暖导致了气象灾害越发频繁，对农业生产以及其他的生产和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2.目前，湖南广大农村获取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渠道还不健全，该地区大部分人已经能够积极面对气象灾害，并能够积极的采取各种防灾减灾措施来减轻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

3.该地区大部分农户都是通过自力更生和政府救助进行灾害救助的，措施单一，必须采取其他手段和措施进行补充。

4.农民对将保险引入到气象灾害防御领域的意识具备，而且也愿意付诸于实践，希望能尝试这种方式进行灾害损失的补偿，这就为将保险机制引入到灾害防御领域，进行防灾减灾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周武光，史培军.洪水风险管理研究进展与中国洪水风险管理模式初步探讨，自然灾害学报，1999．

［2］万庆等.洪水灾害系统分析与评估.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3］魏一呜，杨存键，金菊良.洪水灾害分析和评估的综合集成方法.科学进展，1999，10（3）.

［4］顾基发.评价方法综述，科学决策与系统工程.北京：中国科学技出版社，1990.

［5］张闻盛，董秀颖，刘金清.国内外洪水风险分析概述．2000，6．

［6］文理．论风险管理的控制技术在企业名牌产品的应用［J］．华东经济管理，2000，（1）．

［7］黄诗峰．洪水灾害风险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学位论文］．北京：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1999．

［8］蒋维，金磊．中国城市综合减灾对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9］李民．浅析风险管理．中国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认证，2003，2．

［10］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中国自然灾害区划研究进展．北京：海洋出版社，1998．

［11］吴国富等．一个考虑风险的证券价值评价公式的推导．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8，18（11）．

［12］杜鹏，李世奎．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分析初探．地理学报，1998，53（3）．

［13］刘翼翎．环境影响评价中的“风险评价”实例．云南环境科学，2003，6．

［14］王雷．论现代企业风险管理．企业天地，2004，2．

灾害保险论文例9

农业保险区划能够将一农业保险市场划分为多个区域，不同区域的保险要素不同导致农业保险行业发展情况不同。安徽省各市种植业生产的风险因子存在差异，此差异导致各市的种植业作物产量损失的不同，同样使得保险人进行赔付时出现偏差。现今需要在安徽地区根据种植业生产的风险因子的分布，确定分析风险等级。

一、发展安徽省种植业保险区域划分的意义

（一）安徽省灾害频繁发生，有必要加强风险管理

安徽横跨长江、淮河、钱塘江水域，天气变化程度较大，有频繁的冷暖气流活动。省内的各种灾害存在很强的季节性，特别是在洪涝灾害频繁发生的长江和淮河流域，而且江淮地区旱灾的发生频率也相当的高。这两种灾害常常对安徽省作物生产造成严重影响。

国内外广泛采用农业保险完成对种植业灾害风险的经济补偿。农业是我国的保证人民正常生活的基础行业，有必要利用农业保险来加强对行业的风险管理，这样农业保险的良好运营成为关键。利用保险能分散风险、加速生产从灾害中恢复、保证经济免受影响的功能完善种植业生产的保护工作。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业保险在解决“三农”问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大力支持农业保险业在乡村地区的推广宣传活动。但是到目前为止安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与省内的农业生产总值无可比性，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二）统一的风险方案与农业生产不适合，有必要进行风险划分

政策性种植业保险在我国的发展尚且还不成熟，由于相当大部分的农业生产人员没有意识到种植业保险重要性，导致保费的收取工作有不小的困难。省内的农业保险公司时常因为农业保险赔付率过高，影响到种植业保险业务的顺利开展。截至2011年底，安徽省种植业投保超过27000亩，投保人次达到6309万人次，累计已支付赔款25亿元，简单赔付率超过70%。

由于农业灾害具有十分明显的区域性，在安徽省内部，各个地区的农业生产风险往往有明确的区别，如果实施统一的费率制度，对不同地区保户不公平，往往是保户要付的保费和自己面临的风险不相互对应，不利于种植业保险行业的发展。

因此，一定要以实行详细的种植业保险风险区分方案，既能确保保险公司不会面临过高的风险，同样可以让更多需要投保的种植户加入到种植业保险之中。

（三）有利于开发指数保险产品

指数保险是一种以降雨量或温度及其他气象指标为基础，根据实际情况是否达到了触发水平而决定是否赔付金钱的保险。为克服传统农业保险产品存在的弊端，国外发明了指数保险，因为指数保险的赔偿与否与单一的投保人行为没有关系，有效解决了传统保险产品中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难题，同时缓解了保险公司的高赔付。指数保险的开发的各项技术指标的确立依赖于保险风险区划工作的实施，所以需要发展地区保险区划。

二、安徽省种植业灾害风险区域划分研究

（一）风险划分理论

为了控制和管理风险，时常以形成风险的要素为指标，将风险发生程度近似的地区划分在一起，作为同一风险等级，进行有效的风险区域划分。对于农业生产的特点，马克思先生的看法是：不管是怎么样的社会体制，种植业在某一范围之内的生产，相同的自然影响因素对农业的生产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事实上，农业生产的性质：以具体的生物出发，生产的开始到结束都与外部环境因素所决定的自然条件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二）具体实施方案

由于安徽省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不同，可用于农业生产的资源是有区别的。所以本文以安徽省17个地级市为风险区划单位（使用统计数据2010—2001年，数据期间地级市巢湖市没有被取消，地级市亳州市也已经建立。），通过对比各个地区种植业作物的受灾面积与各市农作物面积之间的比值区分安徽省17个地级市的风险等级。

灾害发生的频率反应了过去10年之内各地级市过去几年的灾害发生情况。通过数据观察分类，每年的平均受灾面积与市农作物种植面积比值在0.2—0.3之间的有10个地级市，包括合肥市、淮北市、蚌埠市、阜阳市、淮南市、滁州市、马鞍山市、芜湖市、宣城市以及安庆市。每年的平均受灾面积与市农作物种植面积比值在0.3—0.4之间的有巢湖市、宿州市、六安市、铜陵市这4个地级市。而每年的平均受灾面积与市农作物种植面积比值在0.4—0.5之间的有亳州市池州市和黄山市3个地级市。由于每年遭受的风险具有较大的变化性，合肥市、阜阳市、淮南市、六安市、马鞍山市、铜陵市的标准差值都高于0.20，代表此六市的自然风险的变异性较大，有可能在某一年遭受比较严重的灾害。

（三）灾害发生频率风险等级划分

综合平均受灾面积与市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均值和标准差值，进行如下风险等级划分：

隶属于高风险水平的城市有铜陵市、黄山市、池州市、亳州市和六安市6个地级市。风险水平为中等水平大的城市有阜阳市、巢湖市、淮北市、合肥市、滁州市、马鞍山市、蚌埠市、宿州市和淮南市共计9个地级市。风险水平为低水平的城市有芜湖市、安庆市和宣城市三个地级市。

保险公司设计种植业保险时，应该参照风险等级区域划分，高风险区设计较其他区域高的基础费率。低风险区，设计较低的基础费率。参考地级市下，县域地区的风险分布，再结合不同作物面临的自然风险不同，设计相应得到附加费率。保险公司确定保险费率的基本公式如下：保险费率为纯费率与附加的费率、成本利润率之和。

三、结论

本文依据灾害发生频率对安徽省各地级市进行了风险等级区域划分。以此将各市风险划分为高级、中等风险、和低级风险三个级层。对于安徽省这样的产粮大省，实施区域风险区划和费率区划，有利于设立有地域特色的农作物保险，对于安徽省种植业保险的远期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参考文献

[1]钟甫宁，宁满秀，邢鹂.我国政策性种植业保险制度的可行性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2]王金铎.中国区域保险的理论和政策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3]张友祥.区域农业保险形成机理及发展模式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8.

[4]郭忠义.农业风险区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J].中国保险，2010（04）.

[5]尚红敏.安徽省农业保险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J].乡镇经济，2008（06）.

[6]汪志国.论近代安徽自然灾害的特征[J].灾害学，2007（02）.

灾害保险论文例10

前言：巨灾的频频出现，如何做好做好保险工作与风险管理成为政府部门以及许多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以2011年关于巨灾保险管理研讨会的开展为典型代表，其使巨灾风险管理相关理论与实践经验更为丰富，也充分验证保险再保险对应对巨灾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对其体系构建的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巨灾保险再保险的相关概述

对巨灾风险的概念，根据以往学者总结将其界定在具有不可预测、偶发性且难以避免等特征的灾害问题，其中包括由人为事故或自然灾害产生的经济损失或人员伤亡等风险。据相关数据统计分析，以自然灾害为例，我国在1998年以前灾害频率发生较高，1999-2000年则灾害发生频率偏中等，自2000年至今属轻灾年。尽管灾害损失程度呈现逐渐递减趋势，但从社会发展统计相关报表中可看出灾害导致的损失问题仍不可忽视。然而现行关于巨灾保险在我国却呈现一定的缺失状态，所沿用的仍以综合保险方式为主，且缺少相应的风险转移途径，一旦出现巨灾情况，高额承包损失将全部由保险公司承担。在此背景下便提出再保险的含义，主要指为降低个体风险而将部分风险采取分保的方式，这样巨灾风险可由其他市场主体共同承担。但应注意的是一旦再保险市场难以承受巨灾风险将会出现连锁反应，使风险冲击更多由保险市场承受。因此，巨灾保险再保险体系的构建势在必行，可利用多种保险形式包括保险期货、保险期权或债券等形式实现保险风险转移的目标[1]。

二、巨灾保险再保险在国内市场中的表现分析

我国自再保险市场产生起，其主体便为相关保险工作包括太平洋、平安以及人民保险公司，而实质意义上的再保险公司为中国再保险公司。尽管近年来经营再保险业务的公司逐渐增多，但从再保险品种看仍较为单一，缺少创新型产品，且在再保险方式上也较为传统，难以满足巨灾风险灾保险相关需求。以其中再保险形式为例，其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灾后损失的信息数据不准确、信息数据在保险市场与再保险市场中不对称、合同条款不完善以及交易成本过高等方面，这些都成为制约风险转移的重要因素。另外，从现行再保险应对巨灾风险的能力看，大多再保险企业中至少80%以上保险资金多用于人身再保险或其他一般性保险方面，而巨灾承保的资金极少，不具备较强的巨灾承载能力。因此，这些问题的存在都要求进行巨灾保险再保险体系的构建，以此使巨灾保险问题得以解决[2]。

三、体系构建的具体路径

体系构建前需对我国现行自然灾害类型进行分析，其类型主要体现在气候与陆地表面的灾害风险、海洋风险以及地壳方面的风险问题。其中在气候风险以及陆地表面风险问题多集中在风雪天气、旱涝灾害以及病虫害等内容，海洋风险主要为台风或风暴潮等方面，而地壳风险如地震、泥石流等灾害。针对不同灾害种类要求体系构建中应进行归类，确保体系具有全面性、多元化以及高效性等特征[3]。具体构建思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传统再保险形式的应用

体系构建并非意味完全淘汰传统再保险形式，对于发生概率较低的自然灾害且不会造成巨大损失的巨灾风险便可利用传统保险形式。如前文所述，其核心内容在于使灾害风险由再保险市场进行承担，尽管这种方式无法承担巨额赔付，但对损失较小的巨灾风险仍可起到一定的分散作用。而且这种灾保险方式在长期发展中便形成较多如成本较低或规范性较强等优势，在政府积极引导下可使再保险市场发挥主要力量。实践中政府部门既可引入国外关于再保险体系的构建经验，并提出倾斜性政策，这样当再保险市场难以承受巨灾风险时有政府部门作为后盾。另外，传统再保险形式应用下可将外资再保险公司引入其中，以此通过市场竞争促进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二）风险转移策略的实施

针对发生概率较高且可估计灾害发生损失的情况，便可采用风险转移策略。根据我国现再保险市场现状，体系构建中风险转移策略的实现可采取债券方式，其对于保险再保险问题的解决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近年来巨灾证券应用起到的效果看，巨灾债券可使风险证券化，这样保险公司承受的巨灾风险可由整个资本市场承担。而且巨灾债券具备大多投资组合不具备的优势，能够将市场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散，许多投资者更乐于进行投资，原因在于可取得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但需注意的是现行国内资本市场发展并不完善，可使巨灾债券被吸纳的条件较少，难以真正起到应对巨灾风险的能力。因此可从债券发行方面着手，保证其在国内与国外的销售比例合理，这样可由全球资本市场对巨灾风险进行分散。除此之外，关于巨灾债券的法律规范需不断完善，避免出现公众不信任债券的情况，确保风险转移目标得以实现。

（三）政策性再保险的应用

政策性再保险的应用主要针对发生概率较高且损失较为严重的灾害，体系构建中可考虑引入专业机构以保证再保险目标得以实现。具体实践中可考虑进行保障基金的构建，其中在资金来源方面可通过国家财政补贴、保险公司筹集以及其他筹集形式进行。另外在保险体系完善方面可借助发达国家成功经验如NNPP、CCR等，这样即使在保险市场与再保险市场无法承担灾害损失时，保障基金能够发挥分散的作用[4]。

结论：保险再保险体系的构建是应对巨灾风险的必然途径。实际构建中应正确认识巨灾保险再保险的内涵，立足于现行再保险市场对主要现状，结合不同类型自然灾害以及损失程度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包括传统再保险形式、风险转移策略以及保障基金等，这样才可使保险再保险体系在解决巨灾保险问题时发挥重要作用。（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吴惠灵.我国巨灾保险体系构建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