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主题党日例1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80年代以后，随着上海社会经济的急剧变革、迅速发展，随着大批高学历年轻人的加入，随着中共统战政策的调整，上海市的民主党派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特点。

（一）上海市民主党派成员的新变化新特点

80年代以后加入党派的新成员与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相比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具体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在价值观上更加注重自我，讲求实效，价值取向多元，行为灵活务实；政党意识增强；参政能力有所提高；参政要求持续增强；部分党派成员对本党派的认同感，对中共的向心力有所减退。

1、价值观之变迁。与老一代民主党派成员相比新成员之价值观有明显之变迁，表现在：

1）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讲求实效。

老一代民主党派成员加入党派恰值战争时期，革命形势使其养成了时时处处将国家民族集体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无私奉献之价值观，他们的价值观具有单一性和理想性的特点。而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加入党派是在改革开放和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建立与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尊重与彰显个体之利益，市场经济就是靠市场主体之利益追求驱动的。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由于文化水平较高，更能敏锐把握社会经济之发展趋向，他们的竞争意识更强，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要求更强烈。他们注重知识的商品化，追求个人事业之成功，追求将个人待遇与对社会的贡献紧密结合起来。

2）价值取向多元，行为灵活务实。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养成了凡事都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的习惯，而新一代已经摆脱了这一思维模式，他们凡事注重实效，十分憎恶形式主义，行为灵活务实。他们知识面广，思维活跃，富有改革创新精神，遇事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角度考虑问题，并开始用全球化的眼光审视中国的现实。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不仅追求个人事业之成功，自我价值之实现，还追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之享受，追求居住生活之环境，追求社会环境之优化。

3）独立自主倾向增强，重独立思考。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习惯了“听、跟、走”，善于政治表态。而新一代成员的独立思考意识在增强，他们在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层面没有异议，但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某些党派成员具有了自己的不同见解，例如，某些党派成员在“法轮功”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有些党派成员在反腐败问题上没有信心，有些党派成员在对对日外交政策上有意见，有些党派成员对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不满等等。

2、新一代党派成员政党意识有所增强。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民主党派在实际中的角色是学习改造，它没有参政议政之法定地位，又由于各民主党派不是一个阶级的政党，它具有阶级联盟和统一战线性质，成员的政党意识不是太强。1989年中共中央的14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将各民主党派明确定位为参政党，并于1993年将民主党派的地位写入宪法，各民主党派的政党意识有所增强，近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到来，年轻的民主党派成员对国外的政党制度越来越熟悉，党派成员的政党意识更趋增强，而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导致的利益多元分化也日渐突出，这也更强化了民主党派新一代的政党意识。民主党派政党意识的增强可以从提案由先前的党派成员个人行为逐渐转化为整个党派的行为看出来，也可以从他们不断增多的政治要求上看得出来。3、新一代党派成员参政能力有所提高。

由于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学历高（他们之中硕博士的比例越来越高），眼界开阔（他们出国机会很多，与海外联系密切），熟悉现代民主政治的运做，而且新一代的民主党派成员大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他们都很熟悉本行业的从业人员的意见要求建议，他们能准确感知自己所代表和联系的那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利益所在，并且还具有将其意见和利益适当整合表达的能力，他们关心国计民生，关注国家大事，信息渠道多元，获知政治信息快速迅捷准确，他们的知政参政能力大为提高。

4、新一代党派成员参政议政的要求提高。

由于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利益分化日益凸显，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由于对自我利益的关注参政的愿望自然有所提高，随着其参政能力的提高，政党意识的兴起，其参政议政的要求必然高涨。中共的统战政策将民主党派定位为参政党并写入宪法使民主党派成员参政要求的提高成为现实。新一代的民主党派成员不仅要求政治安排，还要求实职安排。还出现了个别党派成员一旦政治安排不到位就退出党派的现象，甚至还有政治安排不满意也要退党的现象。

5、部分新一代党派成员对本党派的认同感，对中共的向心力都有所减弱。

新一代民主党派成员对我国的政党制度还是基本认同的，但年轻的党派成员由于没有象老一辈党派成员那样经历过与中共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岁月，他们对中共的在今日中国的现实地位的认识完全源于对其来说完全抽象的历史，再加之西方政党制度的影响。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无论从感性认识还是实际接受程度上都比不上老一辈那样深刻与彻底。某些民主党派成员由于对本党派历史不是太清楚，也根本搞不清本党派的宗旨与任务，并且加入党派也是被动加入的，因此对本党派的认同感不强。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以党派为荣，而部分新成员认为党派应该以自己为荣。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对中共具有深厚的感情，具有强烈的“共产党培养”的观念，在实际工作中与中国各级党组织主动合作，配合默契，而现在部分新成员认为民主党派既然作为政党就应该具有自己的党纲和独立的政治立场，部分新成员在实际工作中与中共党组织主动配合的意识不强，甚至个别年轻民主党派成员难以与本单位的中共党组织合作配合，部分党派成员已没有了“共产党培养”这一概念了。

（二）、上海市民主党派组织层面的新变化、新特点

大批新成员的加入不可避免的给党派组织带来变化，而中共统战政策的调整更是给民主党派组织层面带来直接的变化。

1、实际中履行职能的变化。1989年以前中共对各民主党派的定位是“诤友”、“友党”而到1989年中共中央的14号文件将各民主党派定位为参政党，并随后写入宪法。相应的各民主党派在实际中履行的职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以前的社会主义的“异己分子”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营地，一跃成为与执政党一样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的参政党，逐渐在现实政治社会中全面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的政治职能。中共统战政策的变化为民主党派职能的转变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民主党派新一代参政能力的大大提高，政党意识的不断增强，政治要求的持续增多使这一职能转变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

2、成员发展的机制有了变化。

1）各党派吸纳成员的吸引力的内容重心有了变化，出现了多样化趋势。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加入是为了解放中华民族建立新中国，是各民主党派的追求民族解放与民主进步的宗旨与党纲吸引了他们加入。而解放后加入的成员有一些是追求进步但又因为出身问题而不能加入中共，退而求其次加入民主党派学习改造，寻求进步。文革后加入的一批中有些人只是为了落实政策。现在加入民主党派的成员认为加入党派后多了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多了一层社会保护膜，多了一个社会关系网，多了一个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多了一个参政的机会。其中有些人是抱着很强的功利目的才加入民主党派的，只是想获取一个政治身份，或借以扩大自己的知名度，或者是想攫取稀缺的从政机会。而另有些人仅仅是想在民主党派这样的专家团队中学习或交友。

2）发展的目标对象有所变化。

建国后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对象有所分工，并且坚持以发展协商商定的对象范围为主。但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都逐渐“消亡”了，而民主党派作为他们的政党还存在，就必然要吸纳其他的成员才能生存下去。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急剧转型，新的社会阶层又不断涌现，出现了如江总书记所说的六个新生阶层，民主党派的生存发展也离不开吸纳新生阶层加入。在这诸种情况下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对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有的特色消退，如上海民革，以前发展对象主要是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现在只是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后裔，并且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观念大不一样了。再如，民建以前的发展对象主要为原工商业者，而现在原工商业者及其家属在上海市民建中仅占10％左右，而其他各类经济界人士，包括新生的非公经济人士大量涌入。八个民主党派的特色越来越不明显了，尤其是民盟、民进、九三与民建，出现了各个民主党派发展对象的交叉融合趋向，各个民主党派都去到高校找“高帽子”，都去找经济界人士去“挖皮夹子”，为参政议政都去政府机关物色对象，更有甚者上海市某党派的某一基层组织竟然为了开展活动的方便而发展了一位司机加入。

3）发展的方式有所变化。

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加入党派是建立在对党派历史的深入了解，对党派党纲和宗旨的深深认同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是主动申请加入，并自愿为本党派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而新一代成员有一部分对本党派的历史不是太了解，也谈不上对本党派性质、宗旨、党纲的认同，只是碍于师生、亲属、朋友之情面或是架不住统战部的推荐和党派组织的反复上门做工作而被动加入或是为封官许愿所诱而加入。

4）发展成员的积极性有所提高，同时对发展成员的政治把关更严了。

随着上海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原有的社会阶层也不断的呈分化组合之势，各民主党派原来之发展对象日益减少乃至消失，民主党派的发展延续面临对象短缺的危机，各党派危机感增强，争相发展年轻成员，并且各党派的发展对象日益表现出交叉之势，党派间争夺发展对象的现象增多，如同济大学附属医院新引进一个耶鲁大学的博士后，各个党派都前去争相发展之，这更强化了他们组织发展的积极性。以致于有的党派成批次的大量发展年轻人，如同济大学电信工程学院的某个研究中心的某个党派一下子发展了一大批30岁左右的年轻人。民主党派发展新成员之积极势头在某些单位甚至出现了与中共争发展对象的现象，尤其是在高校中青年教师中，民主党派的发展速度在某些高校竟然与中共相同，甚至还略有超过。虽然各党派发展成员的积极性大为提高，但在发展成员时政治把关较以前更严了，这与民主党派的定位转变与职能变化有关，原来之学习改造营地当然对入选成员的政治要求不高，毛泽东就说过右派也可以进民主党派，但89年以后民主党派变为参政党，其成员从社会主义的待改造的异己分子的角色一跃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参政党党员，对其政治身份要求当然要提高了。因此虽然各民主党派发展新成员都很积极，但同时民主党派组织和统战部在发展新成员上政治把关更严格了。与此同时，有的党派发展新成员时在严格的政治把关前提下对被发展对象大肆封官许愿，这是值得警惕的现象，这不仅仅是各党派间的不公平竞争，而且会败坏民主党派的形象，诱发政治投机。

3、组织化程度有所下降。

1）组织与成员之联系、沟通减少了，组织对成员的教育少了。随着大批新人的加入，各民主党派的队伍越来越大，但与此同时组织内部之联系少了，沟通少了，组织对成员的教育少了。这一方面与新成员的工作时间紧张有关，一方面也说明各党派的制度建设没有跟上，党派机关没能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而建立制度化的信息沟通渠道，未能探索出有效的制度化联系方式。各民主党派至今都没有一套健全的对成员培养教育、考察监督、奖惩的有效机制。随着队伍的扩大，社会的变动，这种非组织化特征越来越明显。某些企业转制、破产，而其原有的民主党派组织却不能随之及时转制重组，致使工作瘫痪；退休成员越来越多，而有的党派根本没有能力联系、组织这些退休人员开展活动。

2）组织活动的开展更困难了。各民主党派在本次调研中都反映新人增多了，队伍扩大了，但活动却更难开展了。各党派的基层组织大都每年只开展一两次座谈会茶话会之类的活动，而且时间大都集中于节假日甚至有的党派基层组织只在某个发工资的日子象征性的搞个活动。即使这样还有很多人不能按时参加，活动的出席率非常之低，如果要举办一次需要200人参加的活动往往就要发放600余张票还要反复强调一定要来，但到活动开始时仍是坐不满。关于活动难以开展之原因，大致有三大问题，一个是成员的时间问题，也就是党派活动与本职工作之矛盾的问题。老一辈的民主党派成员其职业大都是什么参事室研究员、文史馆馆员等政府“雇员”他们参加党派活动的时间相对充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其参加党派活动又受体制之支持，他们积极性也高。而今天之民主党派新一代，有相当部分不再是政府“雇员”，其行为也不在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支持了，他们或工作在外企或私企，或是自由职业者，或是大学者，他们大都工作时间安排的很紧，非节假日根本就没有时间参加党派的活动；再一个问题是经费的问题。在本次调研中民主党派关于活动难以开展这个问题反映最多的就是经费短缺的问题，他们说党派机关所得的经费只够开展一两次象茶话会那样的活动，这是开展活动的硬约束，这也是他们竟相到经济界去“挖皮夹子”的一个原因；第三个问题是活动方式方法问题。很多民主党派成员不想参加党派活动是因为活动方式方法太陈旧，搞来搞去就是那一套，去一两次就没有了兴趣。另外还有企业转制、退休人员增多等问题。

3）领导人的产生方式发生了变化，领导人的社会影响降低。各党派领导人的产生由以前的自发成长之社会名流、魅力领袖转变为今日刻意培养之“班长”，并且今日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对本党派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都减弱了。以前是党派领导人影响带动整个党派，今天是党派影响其领导人，领导人得去适应党派。领导人产生方式之变迁在组织发展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组织所处历史环境变迁之反映，民主党派领导人产生方式之变化与中共加强对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培养也有很大关系。

二、上海市民主党派出现新变化的原因分析

民主党派成员身处一个急剧变迁之社会，社会变迁之特征必然会影响到身处其中的社会成员，而民主党派成员之变化同时带来了党派组织层面的变化，而中共关于民主党派的统战政策的调整是党派组织层面发生变化的直接动因。上海市民主党派的新变化主要原因有：

1、上海市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法治化大趋向的反映。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上海市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法治化特点日益凸显，这一系列特点由生活在上海市的民众表现出来，各民主党派的成员作为上海市的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上海的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法治化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的更为充分。上述民主党派新变化中党派成员的价值观之变迁就是上海市场化的反映。上海市场经济的建立与逐步发展完善给整个社会带来市场竞争的观念，凸显了对个人利益的尊重与追求。市场经济就是靠个体的利益驱动的，个体利益的彰显引发了个体的独立自主之观念的强化。市场经济同时带来了理性务实，追求个人价值实现之人生态度。知识化、信息化使民主党派新一代具有了参政的知识与能力，现代的信息技术也使他们具有了知政参政的现实条件。上海市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使民主党派新一代的现实参政要求不断提高，政党意识不断提高。而随着上海的国际化特色日益明显，民主党派新一代开始用全球化眼光来审视中国，不可避免的将中国的政党制度、政治制度与外国作以比较，在比较之后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也是不可避免。

2、外来思想与现实之影响。

如上所述上海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上海依然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率，投往上海的外资越来越多，到上海来投资创业的海外高级经营管理人才、高科技技术人才越来越多，来沪发展的留学生也越来越多。大量海外人士和留学生的流入给上海带来了一系列新观念新思维，这些新观念新思维有的可以直接运用于市场中，有助于上海人市场观念更新、经济进步、社会发展，而有的带来了对现实的冲击。上海市民主党派新一代在上海的国际化背景下，出国的机会大大增加，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到国外学习考察、讲学访问、学术交流、合作研究、洽谈业务、旅游探亲等，还有很多民主党派成员送自己的孩子到国外去读书，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网络的出现又使信息全球同步化了，现在获取国外信息越来越快，越来越准并且成本越来越低。而民主党派的新一代，都掌握了最新的信息技术，他们获知国外的信息比一般人要快要准。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派的新一代接触的国外的信息越来越多，他们不可能不受影响。他们往往容易接受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他们熟悉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运做的过程和方式，他们往往将西方的政党制度和我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相比较。他们在外来思想与现实的影响之下学会用全球眼光来审视中国，当这种审视没有着眼于不同社会之历史差异时，便会得出偏激的结论。新一代对本党派认同不强，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民主党派既然作为一个政党就应该有自己鲜明的政治主张，应该有自己的独特的党纲，怎会是八个民主党派几乎完全一样都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减弱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一段历史，还因为他们象不太认同本党派那样照搬西方的政党理论来考量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还有对于国外反腐败之经验民主党派新一代也大为推崇，他们认为我国要反腐败必须要借鉴国外的用权力制衡加强监督的方法。

3、现实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之强化。

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强化了民主党派新一代参政的要求。民主党派新一代大都处于社会的中上层，学历高收入高社会地位高，但在以前他们被排斥在主流政治权力之外，是工农兵之外的非权力阶层，现在新出现的六个阶层也还没有进入主流政治权力阶层，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仍是无权阶层。现实种经济地位的巩固与发展，必然在经济地位提升的基础之上产生出捍卫既有地位与利益的要求，他们的参政要求因现实经济政治生活而强化。现实的经济社会生活使他们在政治上的要求增多，他们通过参政议政能够维护自己所在的那个阶层的利益，能够扩大他们那个阶层在社会中的影响，从而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同时他们因处于社会的中上层，自然有一种社会精英之责任感，他们认为他们有责任为国家为民族而奔走呼吁，了解社情民意，解决实际问题，谋划国家发展大计。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一方面强化了民主党派新一代参政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弱化了其组织化程度，民主党派新一代有相当一批是属于江总书记所说的那新生的六个阶层，他们的经济生活即日常工作非常紧张，根本没有闲暇参加党派活动，致使党派的正常的组织活动难以正常开展。

4、中共统战政策之调整。

新时期民主党派组织层面的变化主要是由中共统战政策的调整引发的。中共中央1989年的14号文件将民主党派从共产党的“诤友”、“亲密友党”定位为与执政党中共一样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法律地位平等的参政党，正是这一政策转变与调整才引发了各民主党派在实际中履行职能的变化，使之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分子”改造学习的营地变为今天全面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的参政党。统战政策的调整也引发了对民主党派成员身份的要求的提高，对民主党派发展新成员的政治把关更加严格了。同时也正是中共统战政策的这一调整，才促使民主党派新一代参政能力提高，也才使其参政要求提高成为现实。也正是中共将民主党派定位为参政党才使民主党派新一代在“参政党如何参政”问题上存有不同意见成为可能。

三、上海市民主党派新变化、新特点引发统战工作新思路

统战工作应该与时俱进，应该随统战对象的变化而变化，上海市民主党派的新变化和新特点给统战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引发了新的思路：

1、重点解决民主党派成员政党意识增强，参政能力提高，政治要求增多与党派组织化程度相对弱化之矛盾。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民主党派的新变化给统战工作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一方面民主党派新一代政党意识增强，参政能力提高，政治要求增多，而另一方面民主党派组织化程度相对减弱。这一对矛盾如果不能很好的及时的解决，就会使民主党派新成员的参政要求与实际的政治参与脱离现有民主党派组织从而也就会脱离我国政党制度的框架，而这样的结果是不利于我国的稳定大局的。因此这一矛盾必须全力予以解决。解决之途当然不能去压制民主党派新一代的不断增强的政党意识、参政能力和参政要求，而应当去尽力帮助民主党派提高组织化程度，同时对民主党派新一代不断增长的参政要求予以适当的引导。提高民主党派的组织化程度应当从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法定职能角度着手，只要民主党派将法定之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组织化程度会自动提高。

2、解决发挥民主党派的职能与保障其权利的不对称发展的问题。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法定职能，必须要保障其履行职能的权利。而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只是期望民主党派能够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职能，而无视民主党派之所以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职能就是因为其履行职能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或者说其根本就没有能够履行职能的权力。因此为了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职能，必须要制定可执行的规则来切实保障民主党派履行职责所必需的权利，当然民主党派到底应该具有哪些权利还是值得详细研究的。

3、帮助各党派加强组织建设，加强对党派领导成员和骨干力量的培养，推进民主党派的民主化进程，规范其领导人的产生方式。由于党派的职能的发挥程度与党派的领导人和其骨干成员关系密切，因此统战部应加强对各民主党派领导成员和骨干力量的培养，加强对民主党派领导人和骨干力量的培养要充分重视发挥各级社会主义学院的力量。要重点通过提高社会主义学院的办学质量和教学质量来加强对民主党派的骨干力量的培养。加强各党派组织建设必须推进各党派的民主化进程，规范其领导人的产生方式，并使其制度化，只有党派内部民主化程度提高了，领导人的产生规范了，广大的党派成员才可能增强对本党派的认同感。成员对本党派认同感归属感的提高就是党派组织化程度提高的一种表现。

4、重新考虑民主党派成员发展的有关政策。随着民主党派新变化新特点的凸现，原有的政策有些显得不合时宜了，如“三个为主”、发展的年龄限制、界别的规定等需要加以考虑改变之。只有使各项政策与时俱进，不断适应变化的现实，才能做好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

5、应对年轻党派成员对中共向心力不强的现实，创造性寻求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新的合法性资源。年轻的党派成员由于没有象老一辈党派成员那样经历过与中共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岁月，他们对中共的在今日中国的现实地位的认识完全源于对其来说完全抽象的历史，再加之西方政党制度的影响，他们对中共的向心力较老一辈有所减弱。应对这一情况一方面要加强对民主党派新成员的近代史教育、国情教育，另一方面也不能光寻求历史之资源，要创造性的寻求当今政党制度的现实的合法性资源。江总书记在这方面做了突破性的探索，他的“三个代表”思想和“七一”讲话中关于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思想都体现了对当今中国政党制度的现实的合法性资源的创造性挖掘。

派出所主题党日例2

关键词：参政党　理论　重要性

在多党合作实践中产生、完善和发展的中国特色政党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以民主党派建设与参政规律为研究方向的参政党理论,则是中国特色政党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学科,是一个亟待加强和进一步完善的领域和学科。为什么要开展参政党理论研究,如何认识参政党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我们在学习与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一

参政党理论建设似乎是一个新的命题,实际上在我国政党制度形成期间,这一课题就已经提出来了,最先提出这一课题的就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1949年8月24日,正在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筹备期间,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言人针对美国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发表的严正声明《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当日致函民建负责人黄炎培说:“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8月26日,毛泽东又给黄炎培写信指出:“民建此次声明,不仅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

毛泽东的这两封信函在中国政党合作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民主党派理论这一重大课题,提出了民主党派思想理论建设的要求和方式,并把建立民主党派理论的重要意义提升到建立民主党派主动性和发展多党合作的战略高度来认识。1994年,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著文重温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论述,感慨万千,他说:“在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风风雨雨,特别是参加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后,重温毛主席的指示有了较之过去清醒得多、深刻得多的认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民主党派理论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他指出:“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基本性能,是一个政党能否保持和增强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这位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写进《宪法》作出贡献的老一代党派负责人,一直不忘毛泽东的指示,长期坚持思考和研究民主党派理论建设问题。《孙起孟文稿选编》中有7篇讲到理论建设。孙老深有体会地说:“民主党派的理论建设并不难,其实质就是把民主党派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使之带有条理性、结合性,上升到理论。这种理论事实上民主党派已经在做,只是还没有把它摆在应有的重要位置上,工作还不系统,还不够自觉,与实践本身相比还落在后面。”这一点是十分中肯的。

派出所主题党日例3

关键词：参政党　理论　重要性

在多党合作实践中产生、完善和发展的中国特色政党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以民主党派建设与参政规律为研究方向的参政党理论,则是中国特色政党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学科,是一个亟待加强和进一步完善的领域和学科。为什么要开展参政党理论研究,如何认识参政党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我们在学习与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一

参政党理论建设似乎是一个新的命题,实际上在我国政党制度形成期间,这一课题就已经提出来了,最先提出这一课题的就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1949年8月24日,正在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筹备期间,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言人针对美国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发表的严正声明《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当日致函民建负责人黄炎培说:“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8月26日,毛泽东又给黄炎培写信指出:“民建此次声明,不仅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

毛泽东的这两封信函在中国政党合作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民主党派理论这一重大课题,提出了民主党派思想理论建设的要求和方式,并把建立民主党派理论的重要意义提升到建立民主党派主动性和发展多党合作的战略高度来认识。1994年,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著文重温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论述,感慨万千,他说:“在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风风雨雨,特别是参加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后,重温毛主席的指示有了较之过去清醒得多、深刻得多的认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民主党派理论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他指出:“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基本性能,是一个政党能否保持和增强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这位曾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写进《宪法》作出贡献的老一代党派负责人,一直不忘毛泽东的指示,长期坚持思考和研究民主党派理论建设问题。《孙起孟文稿选编》中有7篇讲到理论建设。孙老深有体会地说:“民主党派的理论建设并不难,其实质就是把民主党派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使之带有条理性、结合性,上升到理论。这种理论事实上民主党派已经在做,只是还没有把它摆在应有的重要位置上,工作还不系统,还不够自觉,与实践本身相比还落在后面。”这一点是十分中肯的。

派出所主题党日例4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上海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随着上海市经济建设的大发展，随着上海的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法治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同时由于中共统战政策的调整，上海市的派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又带来一些新特点，这些新变化和新特点又给统战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引发统战工作的新思路。 一、上海市派的新变化、新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80年代以后，随着上海社会经济的急剧变革、迅速发展，随着大批高学历年轻人的加入，随着中共统战政策的调整，上海市的派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特点。 （一）上海市派成员的新变化新特点 80年代以后加入党派的新成员与老一辈派成员相比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具体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在价值观上更加注重自我，讲求实效，价值取向多元，行为灵活务实；政党意识增强；参政能力有所提高；参政要求持续增强；部分党派成员对本党派的认同感，对中共的向心力有所减退。 1、价值观之变迁。与老一代派成员相比新成员之价值观有明显之变迁，表现在： 1）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讲求实效。 老一代派成员加入党派恰值战争时期，革命形势使其养成了时时处处将国家民族集体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无私奉献之价值观，他们的价值观具有单一性和理想性的特点。而新一代派成员加入党派是在改革开放和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建立与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尊重与彰显个体之利益，市场经济就是靠市场主体之利益追求驱动的。新一代派成员由于文化水平较高，更能敏锐把握社会经济之发展趋向，他们的竞争意识更强，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要求更强烈。他们注重知识的商品化，追求个人事业之成功，追求将个人待遇与对社会的贡献紧密结合起来。 2）价值取向多元，行为灵活务实。老一辈派成员养成了凡事都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的习惯，而新一代已经摆脱了这一思维模式，他们凡事注重实效，十分憎恶形式主义，行为灵活务实。他们知识面广，思维活跃，富有改革创新精神，遇事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角度考虑问题，并开始用全球化的眼光审视中国的现实。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不仅追求个人事业之成功，自我价值之实现，还追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之享受，追求居住生活之环境，追求社会环境之优化。 3）独立自主倾向增强，重独立思考。老一辈派成员习惯了“听、跟、走”，善于政治表态。而新一代成员的独立思考意识在增强，他们在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层面没有异议，但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某些党派成员具有了自己的不同见解，例如，某些党派成员在“”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有些党派成员在反腐败问题上没有信心，有些党派成员在对对日外交政策上有意见，有些党派成员对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不满等等。 2、新一代党派成员政党意识有所增强。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派在实际中的角色是学习改造，它没有参政议政之法定地位，又由于各派不是一个阶级的政党，它具有阶级联盟和统一战线性质，成员的政党意识不是太强。1989年中共中央的14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将各派明确定位为参政党，并于1993年将派的地位写入宪法，各派的政党意识有所增强，近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到来，年轻的派成员对国外的政党制度越来越熟悉，党派成员的政党意识更趋增强，而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导致的利益多元分化也日渐突出，这也更强化了派新一代的政党意识。派政党意识的增强可以从提案由先前的党派成员个人行为逐渐转化为整个党派的行为看出来，也可以从他们不断增多的政治要求上看得出来。3、新一代党派成员参政能力有所提高。 由于新一代派成员学历高（他们之中硕博士的比例越来越高），眼界开阔（他们出国机会很多，与海外联系密切），熟悉现代民主政治的运做，而且新一代的派成员大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他们都很熟悉本行业的从业人员的意见要求建议，他们能准确感知自己所代表和联系的那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利益所在，并且还具有将其意见和利益适当整合表达的能力，他们关心国计民生，关注国家大事，信息渠道多元，获知政治信息快速迅捷准确，他们的知政参政能力大为提高。 4、新一代党派成员参政议政的要求提高。 由于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利益分化日益凸显，新一代派成员由于对自我利益的关注参政的愿望自然有所提高，随着其参政能力的提高，政党意识的兴起，其参政议政的要求必然高涨。中共的统战政策将派定位为参政党并写入宪法使派成员参政要求的提高成为现实。新一代的派成员不仅要求政治安排，还要求实职安排。还出现了个别党派成员一旦政治安排不到位就退出党派的现象，甚至还有政治安排不满意也要退党的现象。 5、部分新一代党派成员对本党派的认同感，对中共的向心力都有所减弱。 新一代派成员对我国的政党制度还是基本认同的，但年轻的党派成员由于没有象老一辈党派成员那样经历过与中共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岁月，他们对中共的在今日中国的现实地位的认识完全源于对其来说完全抽象的历史，再加之西方政党制度的影响。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对各派的政治领导无论从感性认识还是实际接受程度上都比不上老一辈那样深刻与彻底。某些派成员由于对本党派历史不是太清楚，也根本搞不清本党派的宗旨与任务，并且加入党派也是被动加入的，因此对本党派的认同感不强。老一辈派成员以党派为荣，而部分新成员认为党派应该以自己为荣。老一辈派成员对中共具有深厚的感情，具有强烈的“共产党培养”的观念，在实际工作中与中国各级党组织主动合作，配合默契，而现在部分新成员认为派既然作为政党就应该具有自己的党纲和独立的政治立场，部分新成员在实际工作中与中共党组织主动配合的意识不强，甚至个别年轻派成员难以与本单位的中共党组织合作配合，部分党派成员已没有了“共产党培养”这一概念了。 （二）、上海市派组织层面的新变化、新特点 大批新成员的加入不可避免的给党派组织带来变化，而中共统战政策的调整更是给派组织层面带来直接的变化。 1、实际中履行职能的变化。1989年以前中共对各派的定位是“诤友”、“友党”而到1989年中共中央的14号文件将各派定位为参政党，并随后写入宪法。相应的各派在实际中履行的职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以前的社会主义的“异己分子”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营地，一跃成为与执政党一样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的参政党，逐渐在现实政治社会中全面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的政治职能。中共统战政策的变化为派职能的转变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派新一代参政能力的大大提高，政党意识的不断增强，政治要求的持续增多使这一职能转变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 2、成员发展的机制有了变化。 1）各党派吸纳成员的吸引力的内容重心有了变化，出现了多样化趋势。老一辈派成员加入是为了解放中华民族建立新中国，是各派的追求民族解放与民主进步的宗旨与党纲吸引了他们加入。而解放后加入的成员有一些是追求进步但又因为出身问题而不能加入中共，退而求其次加入派学习改造，寻求进步。后加入的一批中有些人只是为了落实政策。现在加入派的成员认为加入党派后多了一个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多了一层社会保护膜，多了一个社会关系网，多了一个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多了一个参政的机会。其中有些人是抱着很强的功利目的才加入派的，只是想获取一个政治身份，或借以扩大自己的知名度，或者是想攫取稀缺的从政机会。而另有些人仅仅是想在派这样的专家团队中学习或交友。 2）发展的目标对象有所变化。 建国后各派的发展对象有所分工，并且坚持以发展协商商定的对象范围为主。但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都逐渐“消亡”了，而派作为他们的政党还存在，就必然要吸纳其他的成员才能生存下去。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急剧转型，新的社会阶层又不断涌现，出现了如江总书记所说的六个新生阶层，派的生存发展也离不开吸纳新生阶层加入。在这诸种情况下各派的发展对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有的特色消退，如上海民革，以前发展对象主要是原军政人员，现在只是原军政人员的后裔，并且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观念大不一样了。再如，民建以前的发展对象主要为原工商业者，而现在原工商业者及其家属在上海市民建中仅占10％左右，而其他各类经济界人士，包括新生的非公经济人士大量涌入。八个派的特色越来越不明显了，尤其是民盟、民进、九三与民建，出现了各个派发展对象的交叉融合趋向，各个派都去到高校找“高帽子”，都去找经济界人士去“挖皮夹子”，为参政议政都去政府机关物色对象，更有甚者上海市某党派的某一基层组织竟然为了开展活动的方便而发展了一位司机加入。 3）发展的方式有所变化。 老一辈派成员加入党派是建立在对党派历史的深入了解，对党派党纲和宗旨的深深认同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是主动申请加入，并自愿为本党派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而新一代成员有一部分对本党派的历史不是太了解，也谈不上对本党派性质、宗旨、党纲的认同，只是碍于师生、亲属、朋友之情面或是架不住统战部的推荐和党派组织的反复上门做工作而被动加入或是为封官许愿所诱而加入。 4）发展成员的积极性有所提高，同时对发展成员的政治把关更严了。 随着上海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原有的社会阶层也不断的呈分化组合之势，各派原来之发展对象日益减少乃至消失，派的发展延续面临对象短缺的危机，各党派危机感增强，争相发展年轻成员，并且各党派的发展对象日益表现出交叉之势，党派间争夺发展对象的现象增多，如同济大学附属医院新引进一个耶鲁大学的博士后，各个党派都前去争相发展之，这更强化了他们组织发展的积极性。以致于有的党派成批次的大量发展年轻人，如同济大学电信工程学院的某个研究中心的某个党派一下子发展了一大批30岁左右的年轻人。派发展新成员之积极势头在某些单位甚至出现了与中共争发展对象的现象，尤其是在高校中青年教师中，派的发展速度在某些高校竟然与中共相同，甚至还略有超过。虽然各党派发展成员的积极性大为提高，但在发展成员时政治把关较以前更严了，这与派的定位转变与职能变化有关，原来之学习改造营地当然对入选成员的政治要求不高，就说过也可以进派，但89年以后派变为参政党，其成员从社会主义的待改造的异己分子的角色一跃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参政党党员，对其政治身份要求当然要提高了。因此虽然各派发展新成员都很积极，但同时派组织和统战部在发展新成员上政治把关更严格了。与此同时，有的党派发展新成员时在严格的政治把关前提下对被发展对象大肆封官许愿，这是值得警惕的现象，这不仅仅是各党派间的不公平竞争，而且会败坏派的形象，诱发政治投机。 3、组织化程度有所下降。 1）组织与成员之联系、沟通减少了，组织对成员的教育少了。随着大批新人的加入，各派的队伍越来越大，但与此同时组织内部之联系少了，沟通少了，组织对成员的教育少了。这一方面与新成员的工作时间紧张有关，一方面也说明各党派的制度建设没有跟上，党派机关没能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而建立制度化的信息沟通渠道，未能探索出有效的制度化联系方式。各派至今都没有一套健全的对成员培养教育、考察监督、奖惩的有效机制。随着队伍的扩大，社会的变动，这种非组织化特征越来越明显。某些企业转制、破产，而其原有的派组织却不能随之及时转制重组，致使工作瘫痪；退休成员越来越多，而有的党派根本没有能力联系、组织这些退休人员开展活动。 2）组织活动的开展更困难了。各派在本次调研中都反映新人增多了，队伍扩大了，但活动却更难开展了。各党派的基层组织大都每年只开展一两次座谈会茶话会之类的活动，而且时间大都集中于节假日甚至有的党派基层组织只在某个发工资的日子象征性的搞个活动。即使这样还有很多人不能按时参加，活动的出席率非常之低，如果要举办一次需要200人参加的活动往往就要发放600余张票还要反复强调一定要来，但到活动开始时仍是坐不满。关于活动难以开展之原因，大致有三大问题，一个是成员的时间问题，也就是党派活动与本职工作之矛盾的问题。老一辈的派成员其职业大都是什么参事室研究员、文史馆馆员等政府“雇员”他们参加党派活动的时间相对充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其参加党派活动又受体制之支持，他们积极性也高。而今天之派新一代，有相当部分不再是政府“雇员”，其行为也不在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支持了，他们或工作在外企或私企，或是自由职业者，或是大学者，他们大都工作时间安排的很紧，非节假日根本就没有时间参加党派的活动；再一个问题是经费的问题。在本次调研中派关于活动难以开展这个问题反映最多的就是经费短缺的问题，他们说党派机关所得的经费只够开展一两次象茶话会那样的活动，这是开展活动的硬约束，这也是他们竟相到经济界去“挖皮夹子”的一个原因；第三个问题是活动方式方法问题。很多派成员不想参加党派活动是因为活动方式方法太陈旧，搞来搞去就是那一套，去一两次就没有了兴趣。另外还有企业转制、退休人员增多等问题。 3）领导人的产生方式发生了变化，领导人的社会影响降低。各党派领导人的产生由以前的自发成长之社会名流、魅力领袖转变为今日刻意培养之“班长”，并且今日的各派领导人对本党派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都减弱了。以前是党派领导人影响带动整个党派，今天是党派影响其领导人，领导人得去适应党派。领导人产生方式之变迁在组织发展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组织所处历史环境变迁之反映，派领导人产生方式之变化与中共加强对派领导人的培养也有很大关系。

二、上海市派出现新变化的原因分析 派成员身处一个急剧变迁之社会，社会变迁之特征必然会影响到身处其中的社会成员，而派成员之变化同时带来了党派组织层面的变化，而中共关于派的统战政策的调整是党派组织层面发生变化的直接动因。上海市派的新变化主要原因有： 1、上海市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法治化大趋向的反映。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上海市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法治化特点日益凸显，这一系列特点由生活在上海市的民众表现出来，各派的成员作为上海市的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上海的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法治化在他们的身上体现的更为充分。上述派新变化中党派成员的价值观之变迁就是上海市场化的反映。上海市场经济的建立与逐步发展完善给整个社会带来市场竞争的观念，凸显了对个人利益的尊重与追求。市场经济就是靠个体的利益驱动的，个体利益的彰显引发了个体的独立自主之观念的强化。市场经济同时带来了理性务实，追求个人价值实现之人生态度。知识化、信息化使派新一代具有了参政的知识与能力，现代的信息技术也使他们具有了知政参政的现实条件。上海市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使派新一代的现实参政要求不断提高，政党意识不断提高。而随着上海的国际化特色日益明显，派新一代开始用全球化眼光来审视中国，不可避免的将中国的政党制度、政治制度与外国作以比较，在比较之后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也是不可避免。 2、外来思想与现实之影响。 如上所述上海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上海依然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率，投往上海的外资越来越多，到上海来投资创业的海外高级经营管理人才、高科技技术人才越来越多，来沪发展的留学生也越来越多。大量海外人士和留学生的流入给上海带来了一系列新观念新思维，这些新观念新思维有的可以直接运用于市场中，有助于上海人市场观念更新、经济进步、社会发展，而有的带来了对现实的冲击。上海市派新一代在上海的国际化背景下，出国的机会大大增加，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到国外学习考察、讲学访问、学术交流、合作研究、洽谈业务、旅游探亲等，还有很多派成员送自己的孩子到国外去读书，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网络的出现又使信息全球同步化了，现在获取国外信息越来越快，越来越准并且成本越来越低。而派的新一代，都掌握了最新的信息技术，他们获知国外的信息比一般人要快要准。在这种情况下，派的新一代接触的国外的信息越来越多，他们不可能不受影响。他们往往容易接受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他们熟悉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运做的过程和方式，他们往往将西方的政党制度和我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相比较。他们在外来思想与现实的影响之下学会用全球眼光来审视中国，当这种审视没有着眼于不同社会之历史差异时，便会得出偏激的结论。新一代对本党派认同不强，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派既然作为一个政党就应该有自己鲜明的政治主张，应该有自己的独特的党纲，怎会是八个派几乎完全一样都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减弱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一段历史，还因为他们象不太认同本党派那样照搬西方的政党理论来考量中共与派的关系。还有对于国外反腐败之经验派新一代也大为推崇，他们认为我国要反腐败必须要借鉴国外的用权力制衡加强监督的方法。 3、现实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之强化。 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强化了派新一代参政的要求。派新一代大都处于社会的中上层，学历高收入高社会地位高，但在以前他们被排斥在主流政治权力之外，是工农兵之外的非权力阶层，现在新出现的六个阶层也还没有进入主流政治权力阶层，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仍是无权阶层。现实种经济地位的巩固与发展，必然在经济地位提升的基础之上产生出捍卫既有地位与利益的要求，他们的参政要求因现实经济政治生活而强化。现实的经济社会生活使他们在政治上的要求增多，他们通过参政议政能够维护自己所在的那个阶层的利益，能够扩大他们那个阶层在社会中的影响，从而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同时他们因处于社会的中上层，自然有一种社会精英之责任感，他们认为他们有责任为国家为民族而奔走呼吁，了解社情民意，解决实际问题，谋划国家发展大计。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一方面强化了派新一代参政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弱化了其组织化程度，派新一代有相当一批是属于江总书记所说的那新生的六个阶层，他们的经济生活即日常工作非常紧张，根本没有闲暇参加党派活动，致使党派的正常的组织活动难以正常开展。 4、中共统战政策之调整。 新时期派组织层面的变化主要是由中共统战政策的调整引发的。中共中央1989年的14号文件将派从共产党的“诤友”、“亲密友党”定位为与执政党中共一样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法律地位平等的参政党，正是这一政策转变与调整才引发了各派在实际中履行职能的变化，使之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分子”改造学习的营地变为今天全面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的参政党。统战政策的调整也引发了对派成员身份的要求的提高，对派发展新成员的政治把关更加严格了。同时也正是中共统战政策的这一调整，才促使派新一代参政能力提高，也才使其参政要求提高成为现实。也正是中共将派定位为参政党才使派新一代在“参政党如何参政”问题上存有不同意见成为可能。

三、上海市派新变化、新特点引发统战工作新思路

统战工作应该与时俱进，应该随统战对象的变化而变化，上海市派的新变化和新特点给统战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引发了新的思路： 1、重点解决派成员政党意识增强，参政能力提高，政治要求增多与党派组织化程度相对弱化之矛盾。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派的新变化给统战工作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一方面派新一代政党意识增强，参政能力提高，政治要求增多，而另一方面派组织化程度相对减弱。这一对矛盾如果不能很好的及时的解决，就会使派新成员的参政要求与实际的政治参与脱离现有派组织从而也就会脱离我国政党制度的框架，而这样的结果是不利于我国的稳定大局的。因此这一矛盾必须全力予以解决。解决之途当然不能去压制派新一代的不断增强的政党意识、参政能力和参政要求，而应当去尽力帮助派提高组织化程度，同时对派新一代不断增长的参政要求予以适当的引导。提高派的组织化程度应当从充分发挥派的法定职能角度着手，只要派将法定之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充分发挥，派的组织化程度会自动提高。 2、解决发挥派的职能与保障其权利的不对称发展的问题。要充分发挥派的法定职能，必须要保障其履行职能的权利。而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只是期望派能够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职能，而无视派之所以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职能就是因为其履行职能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或者说其根本就没有能够履行职能的权力。因此为了充分发挥派的职能，必须要制定可执行的规则来切实保障派履行职责所必需的权利，当然派到底应该具有哪些权利还是值得详细研究的。 3、帮助各党派加强组织建设，加强对党派领导成员和骨干力量的培养，推进派的民主化进程，规范其领导人的产生方式。由于党派的职能的发挥程度与党派的领导人和其骨干成员关系密切，因此统战部应加强对各派领导成员和骨干力量的培养，加强对派领导人和骨干力量的培养要充分重视发挥各级社会主义学院的力量。要重点通过提高社会主义学院的办学质量和教学质量来加强对派的骨干力量的培养。加强各党派组织建设必须推进各党派的民主化进程，规范其领导人的产生方式，并使其制度化，只有党派内部民主化程度提高了，领导人的产生规范了，广大的党派成员才可能增强对本党派的认同感。成员对本党派认同感归属感的提高就是党派组织化程度提高的一种表现。 4、重新考虑派成员发展的有关政策。随着派新变化新特点的凸现，原有的政策有些显得不合时宜了，如“三个为主”、发展的年龄限制、界别的规定等需要加以考虑改变之。只有使各项政策与时俱进，不断适应变化的现实，才能做好派的统战工作。 5、应对年轻党派成员对中共向心力不强的现实，创造性寻求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新的合法性资源。年轻的党派成员由于没有象老一辈党派成员那样经历过与中共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岁月，他们对中共的在今日中国的现实地位的认识完全源于对其来说完全抽象的历史，再加之西方政党制度的影响，他们对中共的向心力较老一辈有所减弱。应对这一情况一方面要加强对派新成员的近代史教育、国情教育，另一方面也不能光寻求历史之资源，要创造性的寻求当今政党制度的现实的合法性资源。江总书记在这方面做了突破性的探索，他的“三个代表”思想和“七一”讲话中关于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思想都体现了对当今中国政党制度的现实的合法性资源的创造性挖掘。 四、两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1、“政治安排”之提法。在统战工作者内部和派机关领导中有这样一种提法：“政治安排”，政治安排之推荐派成员到政协或人大，对应于此，推荐到政府部门任职的就称之为“实职安排”。在统战工作者中间“政治安排”、“实职安排”此类提法习以为常，毫不刺耳，但在某些年轻派成员和其他民众那里就颇为刺耳了。什么是“安排”？既然是安排就有安排者和被安排者，这里谁是安排者，谁是被安排者是一目了然的，在派新一代自我意识空前高涨之形势下，此类提法对于做他们的工作颇为不利，他们会感觉到自己仍是被安排的角色，所谓的参政党也不过是被安排参政而已等等。要改变此类提法只有先改变观念，并于实际中探索参政党参政的制度化渠道，最终取消“安排”。在没有达到这一步之前可以一律用“协商”或“推荐”之类词代替“安排”。 2、“七一”讲话后派的发展问题。江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讲到要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新生之六个阶层也可以入党，这一思想给各派带来很大的压力，既然中共都“三个代表”了，并且不管哪个阶层都可以入党，那么各派的生存空间何在？派应该怎样继续生存发展？派以后应重点发展哪些对象？有些人提出，中共今后在发展党员时应有意识的为各派留出发展的空间，但留出那些空间，依据什么标准？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大胆的实践探索。

派出所主题党日例5

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0-0026-02

近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屡屡提及修改宪法的设想，并在国内进行推动宣传，但是来自自民党的安倍晋三并没有得到执政联盟公明党的支持，关于修宪的议题究竟能走多远还需要拭目以待。至于安倍晋三致力推动的修宪，在日本的政治现实中来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这里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日本的政党制度。

日本1955年形成所谓的“五五体制”，即以自民党为首的一党独大制。自民党控制着日本政坛，但是在1993年自民党因实力下降，难以独力控制众议院，遂组建执政联盟，直到2009年被民主党夺取执政党的地位。

一、政党制度变化的原因

（一）自民党自身原因

1.自民党执政能力低下

1993年后日本自民党一直无法保持众议院绝对多数的席次，故不得不组建执政联盟。面对严重的经济政治问题，2001年以改革为主题的小泉纯一郎获得民众的支持，成为日本新首相。因为日本金融尤其是银行的大量坏账，导致日本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到2006年3月，日本主要银行的不良贷款从2001年3月的5.3%下降到1.8%”[1]，小泉通过一系列改革确实降低了银行坏账的比例，使得日本经济逐渐恢复了元气，并开始增长。小泉的改革增强了日本经济的活力，但带来了日本社会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不良后果。

自民党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使日本的经济社会问题得到有效改善的情况下，日本民众失去了耐心，2009年众议院选举，自民党失去了第一大党的地位，彻底失去了政权，民主党成为第一大党。

2.自民党派阀林立

自民党在1955年后，成为国会最大的党，别的政党无法挑战自民党的地位，形成了稳定的一党优位制。而社会党在无法取得政权的情况下，满足于做第一大在野党的地位，社会党在相当程度上对自民党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自身却无法提出系统的完整的执政方略，“在‘1955年体制’仅度过五六年的时间，就放弃了对政权的争取。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总选举中，该党经常是只确立不过半数的候选者，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其放弃了对政权的争取”[2]。使得这种稳定的政党关系得到进一步强化，实质上使得在野党进一步泡沫化，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这样，自民党政策的变化只能在其内部的派阀竞争中得到实现，当某一派阀的政策不能有效满足民众的需要或者民众反对时，别的派阀将取而代之，这种派阀之间的政策转换，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日本政党轮替的另一种形式，所以这种派阀在自民党内存在是某种程度上对政党不正常关系的补充。填补了在野党失效后的权力制衡和斗争，自民党的派阀存在也使自民党的政策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成为缓解民众不满的缓冲区。

派阀林立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分裂，1993年自民党失去政权就是小泽和羽田分裂的后果，当某一派别在自民党内做大并相当程度上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后，该派会携众多议员和民意自重，会逼宫，争夺首相的位置。日本自民党首相在前期往往不是被选民赶下台的，而是被党内派阀赶下台的。

派阀林立的后果之二是，政策难具稳定性和不利于深度改革。派阀林立使得日本的首相在位时间都比较短，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一下积弊甚深的政策是有很大难度的。而且深度改革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日本自民党的政策往往是讨好选民的，暂时有利于拉拢选民集中选票的手段，而一些长远看对日本有利却不利于眼前的政策往往不会被采纳，这样很多严重事关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被一再拖延一再忽视，甚至是有意忽视。

（二）民主党的崛起

民主党成立于1996年，是由小泽一郎为首的自由党和鸠山由纪夫为首的民主党合并而成的。小泽素有选举之神的美誉，被称作日本的希特勒。小泽作为日本政坛的实力派，本身即是此自民党分裂后自立门户的，深知自民党的种种积弊

。在小泽和羽田的分裂后，自民党就开始陷入了分裂的泥潭，不断的分裂后，自民党自身实力进一步衰落。只是在小泉执政时又短暂的增强。而民主党的成立也是小泉的强势人气下导致的，在野党为了对抗小泉领导的自民党开始进一步整合非自民党势力，最终形成了最大的在野党，成为自民党最大的对手。

在民主党之前，日本政党并没有有效地制衡自民党，就是1993年的短暂下野，也是因为小泽等自民党实力派的分裂导致的，而非其他在野党的有力挑战。自民党之所以能够维持38年的1955年体制，相当程度上是没有有力的挑战者促成的，原本最有实力的社会党一直没有扮演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而一些其他的政党一直没有能够壮大自己，有效整合非自民党势力，而且长时间的连续执政，让其他小的在野党进一步泡沫化和无力感。最后严重衰落，失去制衡自民党的实力。

而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时，议员往往由总裁提名，而总裁的提名是源于派阀的推荐，这样议员强烈地依附于政党和派阀，在别的政党衰落时，想建立一个新的政党能够挑战自民党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具相当的实力是不可能去做这样无意义的事。事实上，小泽和羽田敢于分裂，除自身有很强的实力外，日本失去的十年，让自民党的弱点暴露无遗，金权政治使得民众对自民党非常不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小泽看准自民党的弱点和民众的意愿，小泽羽田才组建了新的政党，并最终成为最大在野党民主党。

（三）选举制度的变化

日本的选举制度是两种选举制度的混合物，小选区制和比例代表制的混合。“在1947-1993年的第23届—40届的选举中，日本众议院选举一直采用中选举区制的单记转让式投票制。中选举区制贯穿了整个五五体制时期。在中选举区制度下，同一选举区可以推选复数的候选人。1947年3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修正案》，全国划分为117个选区，共选举产生466名众议院议员，每个选区产生3-5名议员，实行无记名单记投票制，按取得有效票数多少次序决定当选者”[3]。这种中选区制，使得日本政党的选举事实上集中于自民党内部派阀的竞争。由于其他在野党实际执政的可能性很小，那么选票就流向自民党，区别就是流向哪个派阀推荐的议员而已。所以，每个派阀往往推荐自己的候选人，这种情况下，每个议员几乎都要投靠在某个派阀门下，否则连议员参选的资格也很难得到。议员高度依赖于派阀，进一步促进了派阀的巩固和发展，之后造成日本自民党严重的派阀林立。 1996年众议院选举，开始采用新选举制度小选区制和中选区的比例代表制，“众议院法定人数为500人，其中300人由小选区以相对多数制选出，200人以比例代表制选出，2000年比例代表制名额削减为180人，议员总人数为480人，全国划分为300个小选区，11个比例代表选区，每个小选区应选议员为1人，比例代表选区应选议员为6～29人不等。”[4]这是日本新的选举制度，对于日本政党的壮大和消亡有着极大的影响。众所周知，小选区制有利于大的政党，尤其是有利于最大的政党，事实上容易造成小党的消亡。

在面对合作还是消亡的选择下，日本其他党派开始分化组合，如果日本采用纯粹的小选区制，那么日本政党将向两党制方向发展。其他政党为了生存，必须和其他小党派联合组成非自民党势力反对执政党，这样会加速政党的整合和壮大，日本将会形成自民党和非自民党的两大政党或政党联盟。

二、政党制变化的影响

（一）两党制逐渐形成

1993年自民党下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下野，并且很快重夺政权。但是日本从1993年开始真正走上了政党大调整时期，在小泉的高人气改革的逼迫下，在野党开始了有力的分化组合，形成了现在的执政党民主党，这段时期是日本在野党由弱到强的反复调整期。

现在，民主党取得政权，严重打击了自民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成为日本崛起的最强大力量。自民党必须要和过去切割并深入改革自身的积弊，自民党的严重衰弱将是自民党改革的根本动力，如果自民党想重新夺回政权，必须要全力整合党内派阀和破除僵化。

日本的民主制度进入一个深度调整期并逐渐走上稳定的政党民主体系，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日本将最终走上两党制之路。日本的其他小党派将会出现分化组合，往往选择自民党和民主党中的一方为依托。自民党的完败让自民党走上改革之路否则将一蹶不振，而让民主党进一步走上中庸的执政之路，否则民众

依然会抛弃它。

两党制的发展将使两党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立场，协调内部分歧。并且彼此的政策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二）日本选举制度进一步改变

当年，自民党推行选举制度改革时，是因为改革有利于最大党，在和众多党派协商下，保留了小选区制和中选区比例代表制。目前，在民主党为国会第一大党的情况下，继续推进选举制度改革应该是民主党的题中之意，因为这种改革有利于民主党。之前自民党等一直在推行逐渐减少中选区比例代表制，提供小选区的比例，今后民主党很可能延续这一改革方向，进一步提高小选区比例。小选区比例的提高，将在制度方面促进两党制的形成，如果不出意外，各个党派很可能会分别融入自民党和民主党，形成自民党和民主党对峙的政治格局，处于第三方的政党，如果不能改变自身立场，将逐渐失去选民并消亡。

参考文献：

[1]杨伯江.改革——日本政治主旋律的起与落[j].当代世界，2008，（4）.

[2]耿丽华，于丽萍.日本政党政治失败的十年[j].世界政党，2005，（8）.

[3]闫国生.冷战后新选举制度及其对日本政党政治的影响[j].行政与法，2008，（2）.

[4]周杰.新选举制度对日本政党体制的影响[j].日本学刊，2009，（4）.

派出所主题党日例6

一、派民主监督的历史回顾

在中国，派是指对除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外的八个参政党的统称，它们分别是中国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这些派大部分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它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和民主监督不是一蹴而就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派就开始共同致力于抵御外敌的民族解放事业。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随着革命形式的迅速发展，反动派加紧了对派在内的爱国民主力量的镇压，而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倡导和推动和平民主路线，最终这些派放弃了原来所坚持的“中间路线”，与共产党一同走上了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民主革命道路。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筹备和努力下，各派和中国共同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也成为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为派的民主监督创造良好的开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各派相互监督，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自然更需要派的监督。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仅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长期共存、相互监督”也由中共“”正式确立为处理中共与派关系的方针。1957年后，派的民主监督经历了曲折的发展，57年反右倾扩大化到结束，中国共产党和派的合作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派的民主监督功能也被严重削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派的民主监督也逐步恢复。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同派合作的基本方针，这标志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逐步走向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明确了民主监督是派应履行的一项基本职能。2005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民主监督的内容，即中国共产党与派实行互相监督，这种监督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民主监督的职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同志将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作为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更加突出了民主监督对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以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往开来，在2013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同志指出：“各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这一论述是对我国各派的性质和地位做出的最新的科学论断，是对多党合作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派民主监督也更加具有中国特色。

二、派民主监督的优势与特点

在我国，民主监督是派的基本职能之一，这种监督是建立在各派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之上的政治监督，它以支持和帮助中国共产党更好的完成执政任务和加强党的建设为出发点和归宿，具有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当前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我国的民主监督机制包括法律监督、党内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派监督等。其中，派作为参政党，它的民主监督内容包括对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监督以及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派的成员是来自于社会各界的民主人士，因此其监督内容具有广泛性、代表性;各个派的主要成员代表各阶层的高水平知识分子，所提出的监督意见具有针对性、科学性;中国的各派作为受我国宪法承认和保护的合法政党，积极履行宪法所赋予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其监督水平具有党派权威性、组织性;中国的派作为参政党，不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中的在野党，而是与中国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其监督职能是对共产党党内监督的补充和完善，提出的监督意见具有客观性和补充性。

新中国成立至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派的民主监督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推动下，派经常受邀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民主协商会和座谈会等活动，就国家的大政方针等重大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建议和批评，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派也在人大、政协等会议上积极发言或提议，反映群众意见，提出方案帮助共产党解决问题。近年来，各派积极开展专题调研活动，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进程献计献策，从国家立法、机构的改革，到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峡工程、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西部大开发等问题，派积极参与人大与政协等组织的考察活动，努力进言献策，发挥民主监督的积极作用。派成员还应邀担任司法机关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特约监察员、检察员、教育督导员等，近年来监督范围不断扩大，他们在参与党的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也为民主监督贡献重要力量。

三、派民主监督的问题与对策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不难看出当前派的民主监督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社会上对派的民主监督认识还不全面，民主监督意识薄弱;民主监督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法规等制度性规范;派的自身建设也有待加强等。因此，新时期不断完善派的民主监督势在必行。

首先，全面认识派的民主监督，尤其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正视并重视派的民主监督作用。派的民主监督能否有效地实施，关键在于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各级党委及其领导干部必须提高接受派监督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诚心诚意接受派的监督，广纳群言、广求善策，积极为民主监督创造条件。派也要加强对自身权利的认识，增强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的主动性，充分利用好参政党的合法地位，敢于进言献策，履行民主监督的责任，加强民主监督的工作力度。

其次，努力健全和完善民主监督机制，促进派监督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派民主监督能否有效实施，依赖于国家是否建立规范的民主监督程序和监督机制。国家应积制定相关法规，充分保证派实行民主监督的权利。同时要进一步健全知情环节、沟通环节和反馈环节的相应制度，拓宽派的民主监督渠道，党政机关在处理重大问题时要积极与派进行协商，确保相关会议有派人士出席，对派的提案和建议等要及时处理并给予反馈。共产党也应对派的民主监督进行考核与评估，更加有效地激励民主监督的开展。

最后，作为民主监督主体的派，要不断完善自身建设，增强民主监督能力。派能否切实提出有效的监督意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取决于参政党自身是否有良好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能力。各派要充分利用其拥有的政治资源和在特殊领域的人才优势，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和建议保证民主监督的有效实施。各派也要重视对组织内部的人才培养，加强党派之间的合作沟通，共同为民主监督事业做出贡献。

综上所述，当前充分发挥好派的民主监督职能，不仅可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和巩固党的执政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充分调动派的积极性，促进派自身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与发展，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派出所主题党日例7

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始于1949年建国初期。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并于1949年9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上经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等各界代表的共同协商,制定了《共同纲领》，根据这个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府成员，‘确定了国旗国歌等有关问题。《五四宪法》制定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在按照宪法普选实行民主的同时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保留了下来，从而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两套机构。事实证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

一、关于政治协商的形式、内容及程序方面

1989年底，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建国以来在政治协商实践中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进行了认真总结，并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于12月30日制定下发了中发[1989]14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14号文件）。文件对政治协商的形式和内容都作了新的补充和完善，指出：中共同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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主要采取以下几种协商形式：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邀请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的代表人士举行民主协商会，就中共中央将要提出的大政方针问题进行协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根据形势需要，不定期地邀请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的代表人士举行高层次、小范围的谈心活动,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自由交谈、沟通思想、征求意见。由中共召开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通报或交流重要情况，传达重要文件’听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政策性建议或讨论某些专题。这种会议大体每两月举行一次。重大事件随时通报。有的座谈会亦可委托中共全国政协党组举行。除会议协商以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可就国家大政方针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的政策性建议，也可约请中共中央负责人交谈。上述各种协商形式，原则上也适用于中共地方党委和民主党派地方组织之间的协商活动。在之后的十五年中，中共中央、国务院或中共中央委托有关部门，前后召开各类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180多次，其中，仅在2003年、2004年就各召开了18次，2004年胡锦涛同志亲自主持的协商座谈会达7次。另外,各民主党派中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方面提出重大建议共180多件;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提出各项建议达8.8万余件，同时还开展调研活动1.9万余次，形成调研报告1.3万余份。

在2004年迎春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指示:要认真总结多党合作实践的好经验好做法，着眼于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扎扎实实把我国多党合作事业推向前进。从2004年3月起，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各地统战部分别对中发[1989]14号文件的贯彻落实情况和多党合作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调研报告47篇;先后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34场,研讨30多次，参加人数近千人。初步形成了新的文件雏形，随即又先后征求全国人大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中组部、、中编办、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意见后，根据所提的46条意见，采纳了43条;在与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代表人士进行协商后，对提出的40条意见，采纳了30条;修改后的初稿又分送国内著名理论家阅改，经过36次修改,形成代拟稿报中央审定。2005年1月20日、24日，胡锦涛同志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文件稿进行了认真讨论,提出了若干重要修改意见。根据中央精神，对文件稿进行了第37次修改,并进一步征求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2月4日，胡锦涛同志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进一步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最终于2月18日以中发[2005]5号文件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05】5号文件）。

可以说，[05]5号文件是在认真总结15年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理论成果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而形成的，不仅做到了与[89]14号文件相衔接，保持了各项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还推动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理论创新、政策完善。在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政治协商的形式、内容及程序方面也作了进一步的规范，文件提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主要采取民主协商会、小范围谈心会、座谈会等等形式。除会议协商外，民主党派中央可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建议。协商的内容包括：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文件;宪法和重要法律的修改建议;国家领导人的建议人选;关于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决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关系国家全局的一些重大问题;通报重要文件和重要情况并听取意见，以及其他需要同民主党派协商的重要问题等。协商的程序包括：中共中央根据年度工作重点，研究提出全年政治协商规划;协商的议题提前通知各民主党派和有关无党派代表人士，并提供相关材料;各民主党派应对协商议题集体研究后提出意见和建议;在协商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求同存异,求得共识;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认真研究，并及时反馈情况。同时，文件还针对完善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特别提出：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主要采取政协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座谈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等形式。要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要求，推进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紧接着2006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又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发[2006]5号），文件指出，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各党派参加人民政协工作的共同性事务，政协内部的重要事务以及有关爱国统一战线的其他重要问题。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程序是:党委根据年度工作重点或政协党组提出的建议，研究并确定在政协协商的议题;政协党组根据党委的统一部署，按照政协章程和有关规定安排协商活动;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就相关问题通报情况、听取意见;政协要及时整理并报道参加会议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对政协报送的意见和建议要认真研究处理,并及时反馈处理情况。

两个5号文件的相继颁发，使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及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这两种不同协商形式的任务得到了进一步的划分与明确。由此可以看出，这两种不同协商形式,不仅在协商的范围、层次、时间上存在较大不同，就是在协商的内容和程序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区别。“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政治协商”作为政党高层的协商，主要研究解决一些战略性、前瞻性、宏观性、原则性的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作为社会公众层的协商，则着重解决一些战术性、现实性、微观性、具体性的问题。中国社会人口众多，需要协商的问题纷繁复杂，针对需要通过中共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协商的问题，采取先由中共提出协商建议,再就建议进行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小范围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再由人民政协进行大范围协商，协商结果经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后再执行。这样的协商过程，由于小范围协商容易举行,也容易达成共识，并能保证协商内容的深度,再将小范围协商所达成的共识放到大范围中再协商，又保证了协商内容的广度，这样的协商过程，不仅体现了政治协商运行方式的灵活性，同时也保证了政治协商制度的严肃性和稳妥性,使协商的结果更具有普遍的认同性和决策的科学性。

二、关于法律地位方面

从制度的法律地位看，分为法内制度和法外制度。所谓法内制度，主要是指具有法律效力的被自上而下地强加和执行的规则,是正式的、成文的、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是政府、国家或统治者按照一定的目的和程序有意识创造的、并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制度。相对于法内制度，则法外制度就属于非正式的、不成文的、没有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制度，包括规定某个团体的组织、活动的“章程”;一些生活中的惯例、传统及习惯性做法等等。

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写进宪法序言,纳人了宪法的框架体系，这就旗帜鲜明地确立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我国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从此，这项党的政策被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法内制度,在国家根本大法的保护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加具有了长期的稳定性和不可侵犯性。

三、关于发挥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作用方面

在1995年颁布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中明确规定：“政治协商是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为贯彻落实文件精神，各地方党委纷纷提出实施意见和办法，要求对重大问题的协商要做到“三在前”S卩:协商在党委决策之前、人大通过之前、政府实施之前，同时对本地区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重要人事安排,要实行先协商后决策,然后再实施的原则。这些规定，都为民主党派在政治协商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政策系统中包括政策主体和政策客体。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属政策的主体,而政策客体主要是政策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政策所影响到的个人和群体等。一旦由普通群众成为民主党派成员或无党派人士，便由政策客体进入到了政策主体，成为了决策群的智囊团。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是在决策前要听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建议，充分进行协商;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再听取意见和建议，再进行协商;对政策实施的结果还要接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再协商,这就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公共政策各个环节的协商，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

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发[2005]5号和中发[2006]5号两份文件，又进一步提出：“把政治协商纳人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同时还提出：“要保证民主党派可以以本党派的名义在政协大会上发表意见和主张,可以提出代表本党派组织的提案，可以自主开展调查研究等活动。要保证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等在各级政协中占有较大比例,其中，在换届时，政协委员不少于60%，政协常委不少于65%，政协副主席不少于50%(此项要求不包括民族自治地方)。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各专门委员会负责人中应有适当数量，在委员中应占有适当比例。政协机关中要有一定数量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专职领导职务。其中在全国政协至少有1位专职副秘书长。”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将“把政治协商纳人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时效性。”的内容作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要求而提出，这充分表明，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不仅是政治协商程序化建设的关键步骤，同时也是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巨大优势和特征的具体体现，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进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必然要求,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政治保障。

四、关于协商时效性方面

    协商就是面对面共同商量问题，民主协商的目的是决策的科学性,这需要一个有效的沟通过程作保证,有效的沟通必须建立在双向沟通基础上，而不是靠单项沟通。所谓单项沟通，是指信息从发送者到接受者的单向传递，一方只发送信息,而另一方只接收信息,沟通中双方无论语言或情感上都不要求信息的反馈，比如作报告、发指示、下命令等。所谓双向沟通，则是指信息发送者以协商和讨论的姿态面对接受者，并听取反馈意见，通过充分思考，多次商谈,直到双方达成共识为止。在平时的协商过程中，由于协商双方良性互动的局面尚未形成，所以常常还在使用单向沟通。说者表达一个意思，听者却见仁见智，按照各自的思维方式去理解。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环境、成长经历、思维习惯以及理解能力存在差异，直接影响到其对问题的判断和解决问题的执行力，不仅理解结果会各不相同,就是结果与设想也会存在很大偏差，效果自然不尽如人意。与单项沟通相比，双向沟通的优点是沟通双方平等参与,接受者有反馈意见的机会,能通过听和说、对话和讨论，恰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通过双向沟通，尽管增加了沟通过程的复杂性，但效果相比单向沟通会有较大改善。美国领导学专家海克曼曾经说过:领导是一种特殊的沟通形式,是为了满足共同的群体目标和要求而改变其他人态度和行为的人类沟通。沟通是引发机会和触发创新的重要条件，是增进和谐的润滑剂，是制定正确决策的必要条件，通过沟通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就能营造一个互相支持、彼此包容的和谐环境，有利于增进了解、传递信息、消解误会、化解矛盾、达成共识。

派出所主题党日例8

二、驻村工作制度。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工作与原单位脱钩，每月到村上工作时间不少于20天，离开派驻乡镇、村3天以上要向乡镇党委书面请假。条件成熟的村，可由乡镇党委任命农村党建工作指导员挂职村党支部副书记，以便于开展工作。

三、学习培训制度。派驻期间，指导员统一纳入乡镇干部学习培训规划，参加乡镇党委组织的理论和业务学习。同时，要积极指导并督促执行好所驻村建立健全“”、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等制度。

四、交流反馈制度。县委组织部每季度召开一次指导员工作例会，听取指导员工作情况汇报，相互交流经验，共同探讨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县属涉农部门主要领导要参加县委组织部组织召开的指导员工作例会；乡镇主要领导要参加乡镇组织召开的指导员工作例会。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每月要向所派驻乡镇党委和派出单位汇报思想、工作、生活等情况。

五、工作帮扶制度。派出单位要按照“干部作代表，单位作后盾，主要领导负总责”的要求，明确联系领导，并把指导员派驻村及乡镇作为挂钩联系点，单位主要领导每两个月至少一次到联系点进行调研、指导，并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扶；乡镇领导要同党建工作指导员保持经常性联系，帮助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协调并指导开展农村工作，加强同农村党建工作指导员派出单位的联系和沟通。

六、约访群众制度。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要经常走家串巷入户，做到“五必到五必访”，即：自己所驻村召开决定重大事项的村两委会、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必到；村里发生重大突发性事件必到；村里重要经济活动必到；村里落实上级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必到；村干部要求帮助解决问题必到和村里的困难户、示范户、党员户、村民代表户、老干部户必访，及时了解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同时，为方便联系，各指导员要将姓名、工作职责、联系方式及电话等内容在村务公开栏上公开或制成便民联系卡发放到各户，随时接受群众的约访。

七、廉洁自律制度。党建工作指导员在派驻期间伙食费用自理，在农户家搭伙用餐要按所驻乡镇的有关规定交伙食费，不得扰民。要严格做到“五个不得”，即：不得在所驻村报销应由个人负担的各种费用；不得用公款吃请；不得收受所驻乡镇、村发放的各种补贴、有价证券；不得在所驻乡镇、村廉价购买物品和土特产；不得参与有损党员干部形象的活动。要自觉服从乡镇党委的领导，自觉执行各级组织的决定，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组织安排或下村后擅自返回，经教育不改的，视情节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八、考核奖惩制度。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的考核由日常管理、年终考核和群众评议三部分组成。

日常管理。农村党建工作指导员的日常管理以乡镇为主，派出单位搞好协助，县委组织部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各指导员的出勤和工作情况进行督促检查，检查情况及时进行通报。每位指导员一般每年要走访所驻村农户一遍，平时要详细做好工作日志或民情日记，以备检查考核。

派出所主题党日例9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0－0047－06

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20世纪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兴起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形成的世纪。战后是中国政党分合演变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特色政党政治最终成型的时期。作为中间党派之一，中国青年党成立于1923年的法国巴黎，一度自称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党”，在中国现代史，尤其在政党风云变幻莫测的战后，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历史作用。

以往学界考察此一时期的政党演变时，大多以国共两党为主角，兼以论述民盟与中共的合作为视角来探讨政党的分化组合及其历史走向，对其他资产阶级政党诸如青年党，较少论述，偶有涉及，也多从中共统战史或革命同盟军的角度进行评述，把其当作“维护反动统治，充当法西斯独裁的点缀品”。政党是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代表，任何政党都有其自身独立的利益和政治选择的自由。因此，对于青年党在战后的活动，我们应该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理解和评价。因此，从政党政治的角度审视战后的青年党，不能以“线性思维”或“贴标签”的态度对待之，而应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从国际国内的背景入手，对其思想和行为的逻辑演变作出符合史实的论述和客观的评价。

一、战后初期的政党形势

战后的中国政党形势，国共两党仍是不可挑战的两大党，其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战前政党形势的延续，但又有其新的时代特点。一是中间势力的勃兴；一是国际势力强势介入。这一变化，对中国政党政治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战后，中国成为美苏争夺的焦点之一，两国为维护各自在华利益，同时也受雅尔塔协定与中苏条约的限制，均调整了各自的对华政策。抗战胜利后，美国出于控制远东、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的需要，在对国际与中国的复杂形势进行利弊权衡后，决定有限度介入中国内政，在继续支持的同时，又对的有所不满，要求当政的实行民主改革，建立美式民主政体，容纳其他党派参加政权。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话声明，指出：如果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的话，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以“和平民主的方法”达到“中国之统一”，从而最大限度维护美国在华利益。同样，苏联为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与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希望国共和平，不愿中国发生内战。

美苏的介入客观上要求国共两党寻求和平途径，以政治方法解决两党争端。因此，在军事相争的同时，国共两党都希望争取中间党派的支持，获取更多的政治砝码，以壮大自身的政治实力，确立自身的政治优势。这就为中间党派的兴起提供了政治土壤，据不完全统计，战后初期涌现出了105个大小不一的党派。青年党此时成立20余年，在中间党派中实力最强，并一度控制了民盟的对外言论，战后的国共两党寻求政治途径解决争端，让长期致力于议会政治的青年党看到了新的希望，希图通过千载难逢的时机，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参与政治，分享政权。

1945年10月10日，国共签订《国共代表会谈纪要》，两党决定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初步商定参加政协会议的各方及名额，、共产党、民主同盟及社会贤达各9名代表，共计36人。由于国共双方代表人数相等，因此民盟代表的态度对政协会议的走向至关重要，因为“谁能控制会议，显然要看国共两党之外的其他党派和人士倾向于何方”，无疑，民盟成为国共两党争取的共同目标。

对于民盟，采取内部瓦解的策略。早在1943年拟订的《各党派之言论分析与对策》中曾提出：认为对于各党派而言，“以本党开放政权为最有利，次之在本党及中共相持不下之局面下亦可以稍收渔人之利，至于在本党或中共独揽政权之形式下则最不利”。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应付各党派的三项原则：1.必须拆散个小党派与中共联盟之形势。它认为：对现状如无任何改变，则在“民主”之共同要求下，各小党派可能与中共成立联盟，加厚反政府之力量，“目前有种种象征，证明此一可能性日益显著，故本党现阶段对各小党派，当尽力疏隔与中共之关系，不使有任何形式之反政府联盟可以产生”。2.采取对各小党派开放，对中共抑压政策。它认为：要拆散各小党派与中共之联盟形势，必须一方面尽可能给予他们以言论结社之自由，及参政之机会，另方面对中共则尽量予以钳制，如此，“不但可以一新国人之耳目，且可以转移国际(苏联方面例外)观听”。3.拉拢各小党派，增实力，以孤立中共。它认为，如对各小党派稍示公开，“彼等必如张君励云，感政府求治之殷，亦以琼瑶报之，而可能成为本党，如善加扶植及运用，不但可以孤立中共，亦可助我完成统一”。对策提出，拉拢各小党派的方法是，加强联系，有限度地满足其要求(言论自由，活动公开，参加各级民意机构)。

以此种方针为指导，1944年，中央指派张群、吴铁城、王世杰、张治中、陈布雷负责，“联系各党派孤立共产党之工作”。抓住民盟内部党派多、离心力强的弱点，配合青年党在民盟政协代表名额上做文章。在1945年9月10日的国共会谈中，张群就提出：“青年党已有21年之历史，党员人数较多，居于第三个较大的政党之地位，如果要他加入所谓‘第三方面’共同推选代表，恐他们不愿意，在政治会议中，青年党恐将争取一个单位。”1945年12月，民盟在酝酿推选参加政协的代表时，考虑给青年党一个或两个名额。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吴铁城、张群以商谈政协筹备事务的名义，邀约民盟参加会议的常委沈钧儒、罗隆基、左舜生、李璜、章伯钧进行谈话。在谈话中，吴铁城、张群忽然提出民盟代表名额的分配问题，左舜生表示青年党是“和共产党以外最大的而且最有历史的大政党”，“在民盟三党三派中当然是最大的一个党派”，要求民盟的9个代表名额中占5席，罗隆基当场表示反对，左舜生却坚持己见，认为“这不是要价还价的问题，假使民盟不同意这种分配方法，青年党就要以独立的单位参加政协”，而且“民盟在政协有几个代表，青年党就要求同样的数目”。左舜生这一表态引起民盟在座常委的一致反对。张群出面调解青年党与民盟的矛盾，认为青年党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参加

政协可以减少民盟内部矛盾，企图削弱或拆散民盟，拉拢青年党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后经国共两党协商，民盟仍保持9个代表席位，青年党另成一独立单位，拥有5个席位，中共让出5席，让出1席，总数增加2名。这样，政协单位扩大成5个方面：8名，中共7名，民盟9名，社会贤达9名，青年党5名，代表总数为38名。

这样，青年党在政协代表名额上与合作，实现了作为独立单位参加政协的目标。分化民盟的策略也得以部分实现。青年党的政协会议代表名额之争，是青年党为争取战后更多话语权和分享更多政权的一个斗争策略，此事也透露出民盟作为政党联盟的脆弱性。虽然脱离民盟参加政协会议，但并不意味着青年党已经在国共两党之间做出政治抉择，作为建立22年之久的一个独立政党，青年党有着自己的政治追求，这从之后政协会议上青年党的表现略见端倪。

二、政协会议中青年党的“议会政治”梦

1946年1月10日，政协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曾琦代表青年党在发言中指出：“我们希望由此而渡到阶段，构成建国统一阵线，期以三十年完成名实相符的近代国家”，“想要把国家纳入正轨，唯有实行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而欲达此目的，必须大家实行‘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循名核实，激浊扬清’十六个字”。

政治民主化是政协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会议中提交的《中国代表团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中认为：国民政府委员就原有名额增加三分之一。国民政府委员得由主席提请选任党外人士充任之。国民政府委员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国民政府主席拥有紧急处置权。显然，用增加名额“扩大政府”代替“改组政府”，实质上显示其仍不愿放弃。

对此问题，青年党提出《改革政治制度实行政治民主化案》，认为：新政府改组，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必须是全国性的，即除以第一大党的资格仍居主要地位以外，须包括全国的各重要党派，以及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二、必须是有力量的：即参加这个政府的分子，有党的必须真能代表他们的党，无党的，必须真能取得人民的信赖。”并提出改组政府的具体办法为：一、“取消国防最高委员会代以中央政治会议”作为“国策决定机关”；二、改组行政院及有关财政、经济、外交、军事、交通等政务机构；三、将国民参政会人数增至五百名，并提高其职权，使其足以举监督政府之责。

罗隆基代表民主同盟指出：一、希望由“一人集权制”过渡到“民主集权制”，而且希望成为民主的领袖；二、希望“各党派能参加政府”；三、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现代化水平。改组政府的要点为：一是必须由共同纲领为施政共同准绳；二是要有“真能决策”的共同决策机关；三是要使执行机关“能真执行”。

由上述观之，青年党主张在不改变法统地位的前提下，要求改组政府，容许各党各派参加政府，分享政权。其实，除青年党外，共产党与民盟亦承认和尊重的领导地位，董必武在关于改组政府问题的报告中也表明，共产党“承认蒋主席的领导”，“承认是第一大党”，共产党的观点是在“现政府的基础上来改组的”。尽管国、青两党在维护主导地位上意见一致，但青年党作为以议会政治为理想追求的政党，分享政权，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才是其主要目的。因此，对于仍主张1936年由一党选出的代表参加国民大会这一问题上，青年党表示：“国府委员会从民国二十年以后就未开过会，以此久未运用的机构来运用，对人民的号召力较差，恐难使天下人民一新耳目。”

在军队问题上，青年党在《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指出：“军队国家化实为政治民主化之必要条件，政治民主化复为军队国家化之必要保障，无论偏重任何一端，均不能有利于问题之解决，必须二者并重，同时实行。”实行军队国家化的具体办法为：实行公平编遣，以建立精练之国防军；实行军民分治，以免军人干政；实行军党分立，以免政争变为兵争；全部国防军应独立于一切党派之外，任何党派均不得以军队为政争之工具；实行征兵制度，以彻底革新全国军队；设立国防部，以统一陆海空军之行政；实行民意监督，以彻底整饬军纪风纪。

中共代表认为，“青年党的提案上说的很公道，要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双方同时实行”，如何使军队国家化?认为：一、成立委员会执行整编全国军队的任务；二、同意全国整编与大量裁兵；三、中共将配合全国整编计划；四、同意军党分开。

民盟提出了军队国家化两大原则：一为“全国所有军队应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二为“大量裁减常备军额，而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工业建设，而一面普及国民军训，以为现代国防根本之图”。

对比国共、民盟与青年党的主张，青年党的提案既不同于“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也不同于共产党“政治民主化”，成立联合政府，再将国共两党军队同时交给联合政府的主张。而与民主同盟的态度较为一致，也体现了青年党中间派的特点。民盟与青年党的这种态度，反映了在国共两大党的地位无法挑战的压力下，在表示一定倾向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持自身的独立性，以期达到调解国共争执的目标。

在“宪草”问题上，青年党指出采取总统制有“容易走到反民主的方面”和“容易引起革命，招致混乱的局面”的危险，而内阁制则“可使元首居于超然的地位，不负直接行政责任”，以及“可使政府随时有新陈代谢的作用，内阁的更迭容易，便不至引起革命”两方面的益处。青年党的主张是采取内阁制，在保存孙中山五院制精神的基础上采用两院制，至于中央与地方权限，“省制应该采均权主义，确定省之自治地位”。

可以看出，青年党是主张走议会政治道路的资产阶级政党，它设想的两院制内阁主张与的“总统制”明显不同，在青年党的政体设计中，总统只是“虚位”的国家元首，内阁才是国家行政权力中心，这是青年党一直追求的议会政党政治的明确阐述，也是青年党与的核心分歧所在。

三、青年党的政治抉择——投国弃共

1946年1月31日政协会议闭幕。根据政协会议达成的协议，决定改组的政府，成立由各党各派合组的民主联合政府，并在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结束训政、完成宪草修正案的基础上召开国民大会。同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这已表明了中间势力调停国共的失败。7月3日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0月11日，军队占领军事重镇张家口，于当日宣布召开国民大会。

决定召开国大后，中共与民盟协商后表示不参加。青年党虽自1945年底已脱离民盟，但出于维护政协决议和反对“党治”，一度强调应该“遵守政协”，他们“决不单独提出名单”。但迫于现实的政治压力和党派的政治

利益需要，青年党发生动摇，态度逐渐发生变化。这有其思想和历史根源，青年党自成立始即具有色彩，他们自称：“本党对于共产党，从在法国组党迄今，一贯立于反对地位。”1946年11月14日，青年党在中间势力开会时明确表示参加国民大会。16日时任青年党长的左舜生发表声明决定参加由主导的制宪国大，表示：“吾人为促成民主之实施，并与若干社会贤达表示一致之行动，更不愿引起全国日陷水深火热之人民，发生过度失望之感，始将本党代表名单，毅然提出。”12月2日，在纪念建党23周年大会上，青年党要求“迅速制定全国公认的宪法，在基础之上完成民主的统一，庶可使国家基础渐趋巩固，和平建国始有可期”。

青年党之所以参加制宪国大，除其素来“”立场外，亦有利益因素缠结其中，当时《观察》杂志的评论准确地刻画了与青年党对制宪国大的真实心态：“政府的态度现已表明，中共民盟不来，力促青年民社两党参加政府。这两党现在真是困难，不参加则时机难得。他们对于中共民盟不参加，‘其辞若有憾焉，其心实甚喜之’。因为也许可以借此多要几个名额，听说以替代中共民盟而向政府要求否决权了。参加呢，这个政府并非金瓯无缺，万一中共得势，其处境将较打交道更苦，而且以后说话更无力。在方面，亦未必十分重视这两党，而以前之与中共民盟同为政府之敌党，经验亦并不愉快。不过既要改组，必须点缀，否则‘宪’不起‘政’来，也是麻烦。”

1946年11月的制宪国大由主导而召开，在政协会议期间，有能与之相抗衡的共产党参加时，尚且顽固坚持其。而制宪国大由主导而召开，青年党与民社党及社会贤达参与，青年、民社两党实力与相差甚远，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青年、民社两党，对其所发表政见，均可以己意而取舍。青年、民社两党在制宪国大上不过为装饰用的“花瓶党”而已，毫无政治权力可言。

制宪国大后，宣布改组政府，实现多党政治，结束训政，为行宪国民大会做准备，青年党积极公开参与“改组”活动。1947年2月底，青年党和民社党与达成协议，同时提出出席立法院、监察院、促进会以及参政会四个机构名单。3月，、青年党、民社党选出参加新政府的人员，并讨论了共同纲领。4月，曾琦代表中国青年党与、民社党张君励及社会贤达莫德惠、王云五等人签署了《国民政府改组后施政方针》。在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中，曾琦任国民政府委员，左舜生任农林部长，李璜任经济部长，常燕生任政务委员。青年党也以在野派自居，“缅惟以二十四年来一贯在野之政党，一旦毅然于国事艰难之际，出而分担责任”，认为“民主政治之推进，端赖有若干民主政党以政策相切磋，而不以干戈相角逐，争于议席不争于疆场”。其参加政府的目的在于“内获得和平之改革，外则获得国际之尊重，使中国今后不再陷于分崩离析之局”。

1947年9月，青年党领袖曾琦在该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称：“中国现介于苏美两大集团之间，可以亲美反苏，亦可以亲苏反美。但自中苏条约签订以来，苏联所表现之不友好态度，层出不穷，如搬运东北物资，及长期占据旅大等，均极明显之事实。美国对华政策固不如吾人理想之友善，然较诸苏联，则属进步多多矣。次就国内情势而言，青年党今日亦介于国共两党之间，可以亲共反国。但自政协会议以来，共党存心破坏，无所不用其极。青年党力谋团结，与政策固无二致。因而参加国大，参加政府，在与合作之下，而使国家臻于富强之境。”于此无异宣示青年党的政治立场已经倒向。

虽青年党的政治立场已倒向，但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听从安排，唯马首是瞻。制宪国大会后，与青年党、民社党在行宪国民大会代表名额、立法院、行政院委员名额问题上发生分歧。青年党负责人在致陈立夫的信中也提出最低限度名单，并且表示，如果不接受，将不予承认。为在行宪国大问题上获得青年党和民社党的配合，避免出现分裂，不得不专门为青年党和民社党留出名额。的让步乃是出于需要青年党和民社党“装裱”门面，并非真心实现政党政治，就连宪法专家王世杰也认为，“实际上彼等(青、民二党)之参加恐不能有何贡献，唯则可以宣布此次之国大并非一党之国大矣”，最终选举结果青年党只有5人当选。通过选举，青年党认识到无心于议会政治，自己不过为的“棋子”而已。1948年6月17日，曾琦发表题为“当然的不得已之举”的声明，决定退出行政院。10月，曾琦到美国疗养，开展所谓人民外交。1949年5月，曾琦在美国组织“民主自由同盟”，号召“超党派运动”，继续“爱国”“”事业。同时，青年党在广州与阎锡山、陈立夫、于斌等50余人共同组成“中国反侵略大联盟”，将各地的、青年党、民社党组织起来，反苏。但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内战的败局已定，随着攻陷南京，在大陆的统治宣告结束，青年党在大陆的命运随之终结，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四、历史启示

战后，中国政党格局的走向受国际国内因素影响，错综复杂。

派出所主题党日例10

日本将奉行怎样的对外和对华政策,与自民党相比会有哪些异同?要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首先要对有个基本了解。

与自民党一样,也是保守政党。换言之,这次大选虽然是获胜,但也是保守势力之间的一次轮替。目前,内占据权力核心的头面人物是:鸠山由纪夫、、冈田克也,都是自民党出身。前原诚司等少壮派代表人物,与一些自民党议员同样出自有“领袖培训班”之称的“松下政经塾”,彼此联系密切。有着与自民党不同的社会支持力量,如行业工会、宗教团体、弱势群体等,但总体看,基本是靠蚕食自民党的传统地盘发展壮大的。随着“政权”浮出水面,自民党在财界的后台“经团联”近来也开始向伸出橄榄枝。这些基本因素决定了的对外政策不可能有颠覆性的变革,而只能是在自民党原有政策的基础上有所调整、打出特色。

的对外政策会受到党内因素的影响。日本政党政治的一大特色是党中有派,也不例外,它有九大派系,存在新、老及“左”“右”两对结构性矛盾。是新兴政党,议员平均年龄只有46岁左右(自民党约为53岁),少壮派雄心勃勃,但元老派把持着核心权力。今年5月小泽辞职后,元老派拥立鸠山,少壮派力挺冈田,导致“世代矛盾”进一步加深。成分复杂导致党内政见不一,有人接近社民党立场,有人与自民党极右翼同气相求,因此,作为一个整体在不少重大问题上无法拿出统一政策,表态起伏不定。上台后的政策究竟会怎样,还要看届时谁掌握实权。一般认为,党内最大派系即小泽的“一心会”势力会进一步扩张。鸠山接任党首后,任命小泽为党首,统管备选要务,约七成候选人都是由小泽钦定的。

对华政策的看点

在政治安全上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和防范对象,同时在经济增长和发展战略上用足“中国商机”,自民党政权的这一对华思路在小泉纯一郎时期基本确立,也将萧规曹随。不过,为了策应对美自主外交、构建“对等的同盟关系”,政权会更加重视亚洲、重视中国。小泽曾说过,要使日美中关系成为“等边三角形”,这种提法与自民党稳健派代表人物加藤弘一如出一辙。

在对华政策首先有积极的一面。借助政党交流机制,迄今已经和中国建立了丰富的沟通、交往管道,譬如小泽牵头的“长城计划”,就为深化相互了解发挥了重要作用。除“重视”中国外,还有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于7月底发表的2009年度政策纲领讲得很清楚:“由于(靖国神社)供奉着甲级战犯,首相和内阁成员以公职身份参拜是有问题的”,建议另设不带宗教色彩的国立追悼设施。纲领还主张在国会图书馆设立“永久和平调查局”,对日本战争罪行进行调查,向“慰安妇”道歉及赔偿。此前,鸠山也明确表示过,当上首相后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自民党及其前身自由党、当时的老与战前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但年轻的与“旧日本”瓜葛不多,没有包袱,除野田佳彦等少数人外,多数人认为纠缠历史问题对日本无益。这样,在治下,曾经困扰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可望缓解。

但另一方面,少壮派、战略派似乎对“现实利益问题”颇感兴趣,对与邻国的领土、海权纠纷更是重点关注。少壮派代表人物之一长岛昭久就曾说过,中国在20世纪70、80年代重点经营南海,进入90年代又要把东海乃至包括日本在内的西太平洋变成自己的内海,这一动向是“令人恐惧的威胁”,是日本“必须正视的事实”。在上,战略派的“战略思考”促使重视两岸“军事平衡”,他们与自民党政权一样反对欧盟对华军售解禁。

更强调“自由”“民主”“人权”,这或将成为中日关系的另一个焦点。日本国会几年前成立了跨党派的“思考问题议员联盟”,议员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政策新人类”枝野幸男现任该议联会长。党首鸠山被称为达赖喇嘛在日本的后援人,2008年拉萨“3.14”骚乱后,他曾召开记者会谴责中国,要求中国邀请达赖参加奥运会开幕式。今年下半年,继之后,分裂分子李登辉和达赖还计划分别于9月和11月窜访日本,届时假如获得政权,将如何行事,令人注目。

对外主张还强调自主独立、重视亚洲、重视联合国等,但尚乏具体政策,需要进一步观察。

一贯重视对亚洲外交,2007年参议院选举时即打出“强化与亚洲国家合作”的旗号,以与自民党的“追随美国”外交划清界限。2009年度政策纲领对亚洲外交的表述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以建立东亚共同体为目标。不过,它缺乏具体政策措施的支撑,显得华而不实,有忽悠选民、安抚邻国之嫌,同时也可视作对美外交的一种平衡术。从中国等邻国的立场来看,根据内容的不同,日本“重视亚洲”未必一概有利。

重视联合国的作用,固然有利于减少对美依赖,但也意味着日本要在安理会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加大“争常”力度。

“自主独立”也是如此。在历经了小泉以新自由主义推动改革、华尔街引发金融风暴之后,日本朝野悄然涌起了质疑美国模式、重新评估日本发展战略的浪潮。其要点之一就是,日本今后不能只拼经济了,还要拼外交、拼安全;日美同盟框架要坚持,但要突出为日本国家利益服务,要主动利用,不能被动盲从。而中国学者最关心的是,在中国快速崛起、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日本要“自主独立”的这股劲儿会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

被用到对华关系上。

“以外补内”会伤害日本对外关系

日本社会正处于全面转型阶段,矛盾复杂尖锐,所以近年来历届自民党政权多回避国内难题,转走国际路线,靠频密提出缺乏政策连续性保障的外交构想或达成双边协议创“政绩”。朝野争斗好拿涉外纠纷“说事儿”,对外示强以博取国内采声。这些“以外补内”的政治手法无疑会给日本的国际信誉特别是对外关系造成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