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美乡村定义例1

一、新时代振兴乡村儿童美育的战略意义

党的报告指出，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初心、灵魂和方向，以乡村文化振兴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铸魂工程。然而，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乡村文化面临着资源流失、“空心化”的价值困境，乡村文化的“失落”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学生对文化的渴望与需求。在此现实境遇之中，大力发展乡村儿童美育，促进乡村美育复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第一，促进乡村儿童本真发展。囿于传统价值理念的思维桎梏，我国中小学教育进程之中普遍将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指标，而对美术、音乐这种所谓的副科则置之不理，这种情况在乡村学校尤甚。此种价值理念的异化衍生，严重阻碍学生素质的全面、本真发展。“爱的启蒙”儿童美育创新课程，在反思传统“分数至上”价值理念的基础之上，在乡村学校大力推进美育课程的创新实施，其在促进学生美育素养提升的同时，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第二，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城市教育和乡村教育目前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具体来看，城市的学校美育无论是在师资力量还是在教学资源等方面，均是乡村美育无法比拟的。由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开发的“爱的启蒙”儿童美育创新课程，以“爱”之名，以美术教育为载体，运用先进的课程理念建构课程体系，通过培养新乡村美术教师，提高乡村学生的美术素养。它的实施与推广，对于振兴乡村儿童美育，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新时代振兴乡村儿童美育的实践困境

（一）应试主义理念盛行致使乡村美育缺失立足点

在传统功利主义、应试主义价值理念的影响与制约之下，学校举全校之力发展与“应试”相关的教学科目，是以将多数教学资源仍集中到语文、数学、英语等所谓的“主科”，而忽视美育、体育、劳动教育等课程的发展。此即造成美术课程被所谓的“主科”大量侵占甚至取消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学校也是对此种现象司空见惯、置之不理。此种重应试轻素养、重形式轻内容价值理念的异化衍生，造成乡村美育缺乏基本的立足之地，学生的全面发展更是无从谈起。

（二）职业地位致使乡村美育教师队伍缺乏着力点

美术教师的稀缺是乡村学校长期面临的结构性问题。2016年中国艺术教育促进会、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颁布的《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美育师资状况分析报告》指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共有美育教师占全部专任教师总数比例达6.5%，但美育课程的课时量应占全部总课时的9%至11%。若要满足最低标准开课目标的需求，全国尚缺美育教师45566名，美育师资的绝对缺额主要分布在乡村学校，占了83.4%。之所以缺口如此巨大，究其原因，是因为乡村美育教师的职业地位相对较低，从而造成乡村美育教师的职业发展受限。

（三）办学条件致使乡村美育教学资源缺乏突破点

教育资源匮乏且不平衡是乡村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难题。与此同时，应试主义在中国基础教育领域的盛行，致使多数学校将并不充裕的教学资源投入到所谓的主科课程之中。在此境遇之中，乡村学校很难再将教育资源投入到美术教育之中。此即造成乡村学校很难设置专门的美术教室。同时，教学教具和绘画材料时常面临短缺的困境。此种境况的长期存在，严重阻碍乡村美育的长足发展。

三、新时代振兴乡村儿童美育的实践探索

“爱的启蒙”儿童美育创新课程，是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组织专家研发而成的创意公益活动课程方案。“爱的启蒙”儿童美育创新课程以“爱的启蒙”儿童美术教学实践活动为核心内容，面向义务教育阶段6-15岁儿童，优先关注教育资源匮乏群体，尤其是乡村儿童、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美术模块课程。该课程由“我爱生命”“我爱家园”“我爱生活”“我爱梦想”四大主题共十六个单元构成，并根据学生不同年龄阶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学习水平分为初、中、高三个课程阶段，对应和涵盖整个小学阶段（见图1）。该课程方案力求通过美术学科教学手段，以主题式教学为特色，以美育工作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侧重儿童的情感教育、审美教育、心灵教育。培养具有积极情感、创新能力、审美品位和人文素养的新时代接班人。为充分落实国家政策，促进乡村儿童美育发展，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积极探索落实国家美育战略的实施方案，策划与运营“爱的启蒙”儿童美育实践公益项目。具体来看，基金会积极为项目合作学校无偿提供创新活动方案，提升乡村美育课程的丰富性、多样性与创新性。并在此过程中，通过多种途径为学生提供了解艺术、接触艺术与学习艺术的机会。通过美术教育的载体，促进乡村儿童美育的发展。例如，自2018年起，基金会与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教育和体育局合作，在区内5所乡村小学引进“爱的启蒙”儿童美育创新活动，进行试点教学。同时，基金会还为这5所小学建设艺术教室、培训美术教师。通过双管齐下，提升乡村学校艺术教育的软、硬件条件。另外，基金会还配合乡村美育以丰富的课外实践活动，如基金会为试点学校举办“艺术之旅”“艺术家进校园”等主题艺术活动，引领学生接触最经典的绘画、舞蹈、音乐、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截止目前，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在河北省保定市、四川省成都市等地进行的乡村美育公益活动，累计受益学生人数已经达1,600人次，并受到了广泛好评。

四、结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积极探索乡村儿童美育教育的新模式，新时代的价值理念开发出“爱的启蒙”儿童美育创新课程方案，并在乡村学校进行了积极的推广与运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为振兴乡村文化、促进乡村儿童成长、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进路。

和美乡村定义例2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3月5日

党的十提出了“美丽中国”伟大构想，令人振奋，催人奋进。安徽省紧紧围绕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理念，倾力打造“美好乡村建设”。而如今，全省大力进行美好乡村建设，蓝图绘就、天地广阔、大有可为。按照“生态宜居村庄美、兴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美”的建设目标，把美好乡村建设成天蓝、地绿、山青、水净的大好局面。

一、美好乡村建设的内涵与意义

（一）美好乡村建设的内涵。美好乡村建设包括两层意思：硬件设施的建设，以改变村容村貌为主；精神层面的建设，摒弃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用全新的生活理念占领农村市场，让人们感受到生活的美满幸福。但有一点我们要明白，建设“美好乡村”，是让乡民过上好日子，对于条件并不是太好的村民，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就有些强人所难了。还有一些村民新建的房屋虽然不符合“美好乡村”的要求，扒掉重新进行改造，这可能有悖于建设“美好乡村”的初衷，建设美好乡村也要量力而行，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否则并有“形象工程”的嫌疑，让人们感觉到并不舒心。

（二）美好乡村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区别。第一，内涵范围有差别，一个内涵广泛一些，一个内涵具体一些。新农村建设是长期历史任务，美好乡村建设是现实着眼点。可将美好乡村建设看作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一项工程；第二，针对性有差别，一个针对三农全面问题，一个针对城乡巨大差别。在各地城市建设突飞猛进之后，乡村建设过于滞后的局面已经难于为继了；第三，操作主体有差别，一个由中央主导，一个由地方主导。

（三）美好乡村建设的意义

第一，加快建设美好乡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需要。省委提出要坚持生态立省，造富饶秀美、和谐安康的生态安徽，建设生态安徽必然离不开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农村生态文明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并决定着安徽省整个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推进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农村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加快建设美好乡村。只有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协调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美好乡村，生态安徽才能在全省真正实现。

第二，加快建设美好乡村是推进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由之路。建设美好乡村作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其实质是在农村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发展方式在农村的确立。当前，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推进，加上发展方式相对粗放，安徽省农村资源过度利用和环境恶化问题突显，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压力日益加大。加快推进美好乡村建设有利于推动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加快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因此我们应把加快建设美好乡村作为农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切实抓紧抓好。

第三，加快建设美好乡村是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包括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等目标任务，其中蕴含着生产集约高效、生活低碳富裕、生态环境良好等生态文明要素。只有加快建设美好乡村，把生态文明建设同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把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产业导向、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融入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社会等各方面，才能把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落到实处，进而在更高层次上全面实现新农村建设的发展目标。

第四，开展美好乡村建设是打造“三个强省”、建设美好安徽的重要任务。努力打造加速崛起的经济强省，奋力走在中部崛起前列，实现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和服务业增加值翻一番；努力打造充满活力的文化强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文化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努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生态强省，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培育建设一大批美好乡村，江淮大地山更青、水更绿，成为全国重要的旅游休闲基地和创新创业高地。

第五，开展美好乡村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三化同步”的战略举措。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省，如何走出一条不以牺牲粮食和农业、环境和生态为代价，是事关安徽省科学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总体上看，安徽省农村建设尚处于由点上探索向面上推进的阶段，迫切需要针对突出问题，结合新形势，在更高层面上谋划新举措。农业比重高，农村人口多，城乡差距大，这是安徽的基本省情。我们知道，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建设美好乡村对于建设美好安徽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同时也是提升农民生活品质、造福千万农民的最大民生工程。

二、美好乡村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一）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与资金供给之间缺口大。在美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省文件规定每个县政府对美好乡村建设的投入每年不少于1，000万元，但即使这样，对于美好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来说也是杯水车薪。其次就是项目启动资金不足，而项目一旦启动，就需要资金投入。而在村一级，资金严重不足，多数村没有或很少有集体经济来源，为了建设美好乡村，多为农村集体资金、银行信贷资金、社会和私人集资及项目的先期财政拨付。这种先借钱建设，后拿到财政补助后偿还的现象在大部分农村已经普遍存在。

（二）缺少全面而可行的规划引领。规划在美好乡村建设中居于龙头地位。然而，在现实操作中，很多村干部觉得无所适从，反映规划的引领作用不能在具体实施中得到贯彻落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映规划没有走在前面，比较仓促，规划人员不能充分了解当地情况，考虑问题欠周全，而参与审定的人员或是不够专业或是为了应付走过场，造成规划脱离实际、起点不高或不够全面。二是反映上级领导对美好乡村建设的观念不同，要求不一样，在检查工作中会提出不同的指导意见。造成的结果是规划与施工脱节，在具体实施中七改八调，既浪费了资金又影响了进度。

（三）个别地方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没有得到很好体现。美好乡村建设首先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要从符合农民意愿、得到农民拥护的实事入手，渗透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美好乡村建设的成败得失，取决于农民心中一杆秤。而现实呢？我们发现少数地方或个别领导全然不顾实际情况和农民意愿，搞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盯着村容村貌作表面文章，结果劳民伤财，有了面子失了里子，有了外形没了精神，引起农民的反感。

（四）土地流转困难和用地指标紧张问题亟待解决。村庄整治规划实施的核心问题是土地流转。一方面一户一宅、建新拆旧等法律规定缺乏政策措施配套，两大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即现行宅基地无偿使用政策与集体供不出宅基地之间的供需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老宅基地无偿收归集体的规定与农户实际有偿取得新宅基地之间的退补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另一方面村集体资金匮乏，缺少有效的宅基地置换、流转调控手段。在走访中，我们经常听到基层干部诉苦拆迁难的问题，原因之一就是不能及时供给拆迁户宅基地。

（五）美好乡村建设过程中观念的落后。部分干部群众对推进美好乡村建设主体意识模糊，存在畏难情绪，强调客观的多，大胆创新的少，工作较被动。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集体主义观念淡薄。一些行政村集体经济匮乏，无力出资开展公益事业。村里一事一议，一大部分农民态度消极，认为是集体的事，与个人无关。二是科技培训意识淡薄。部分农民觉得种了多年的地，养了多年的畜禽，有了一定的种植和养殖经验。一些部门进村送科技、送技术，农民参加学习积极性不高。三是发展意识淡薄。部分农民受“小富既满”思想所困扰，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致使发展步伐不快，落后于美好乡村建设的要求。四是环境观念淡薄。一些农民陋俗不改，图省事，乱倒垃圾，不爱护花草，破坏了环境。五是文明新风观念淡薄。部分农民农闲时节不去考虑通过其他途径赚钱，而是去打麻将、看小牌，混日子；不讲文明用语，满口污言秽语。

三、进一步推进美好乡村建设的建议

（一）注重因地制宜，科学定位美好乡村发展方向。美好乡村发展的定位，关系建设的主攻方向。在实施中，一是美好乡村建设必须顺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城乡一体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绝不能把建设美好乡村理解为建设“世外桃源”。我们要在以前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继续通过农村宅基地置换和农民住房改建，促进农村人口向中心村镇集聚，引导农业向规模化经营发展，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进一步向农村延伸覆盖，使乡土文明融入现代文明，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农民生活的幸福指数；二是美好乡村建设必须注重乡村良好的自然生态品质。与城市相比，乡村的优势在于良好的自然生态。美好乡村建设必须尊重这种自然之美，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画卷。因此，美好乡村建设在逐步渗入现代文明元素的同时，要通过生态修复、改良和保护等措施，使乡村重现优美的自然景观。

（二）注重统筹规划，加快推进美好乡村建设步伐。要以不破坏原有生态环境为准则，坚持按照“一次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在规划建设中坚持不规划不设计，不设计不施工。建设规划设计不到位、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不符合，不得建设，杜绝“只见新房，不见新村”的现象。把美好乡村发展规划与当地乡村建设规划、休闲旅游规划等体系融合，将美好乡村、企业、景点等优势资源串点成线、连网成片，扩大规模，发挥集聚效应，形成发展品牌。在规划建设中要注重建管并举。美好乡村建设，一半靠建设，一半靠管理和维护。因此，美好乡村建设中注重硬件设施的同时，也要加强对环境的管理与维护。

（三）注重产业支撑，大力发展美好乡村经济。产业支撑是美好乡村发展的生命线，没有产业，就可能“空壳化”。美好乡村建设要落实在经济发展上，立足资源条件、环境优势和人文特色，把特色放大。要围绕以经营乡村为目标，以产业转型为途径，大力推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培育一批有较强区域特色、有竞争优势的专业特色村和特色产业。同时，制定优惠政策，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引进一批与品牌发展相适应的产业项目；在规范土地使用制度的基础上，要及时调整产业发展结构，对现有与品牌建设不相适应的企业或产业，采取帮助异地搬迁、促使同类集聚发展的方式，推动产业向规模化、集团化、集约化发展，实现建设和产业培育的有机结合、互为促进。

（四）注重群众受益，放大美好乡村建设实际效应。美好乡村建设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就是群众受益。注重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尊重农民群众意志，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引导他们自觉参与到美好乡村建设工作中。要为群众就业、创业搭建平台、创造机会，让群众享受更好的居住环境和发展条件，最终实现农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镇域经济发展。另外，在美好乡村建设过程中，一定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农民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行为习惯，不断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农村人居环境建设涉及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一定要注意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体现他们的主体地位，发挥他们在美好乡村建设中的聪明才智。

（五）注重政府引导，凝聚美好乡村建设合力。政府引导是加快美好乡村建设的重要保证。注重政府引导，避免政府包办：一是要大力宣传美好乡村建设、加快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性；二是要创新体制机制，出台具体的扶持政策，制定具体的工作措施，引导好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美好乡村的开发建设；三是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精心包装、策划一批特色鲜明、市场前景好、吸引力强的建设项目；四是要整合要素资源，形成一盘棋关心、支持、参与美好乡村建设的良好氛围；五是要完善工作落实机制，把美好乡村建设工作成效作为考核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依据和工作能力、工作水平的重要内容。

全省的美好乡村建设尚属于初始阶段，一些理念还不够成熟，部分实践也处于摸索阶段，力争在今后的实践当中进一步丰富完善。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和新起点，认真汲取全国各地美好乡村建设的先进经验，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总结经验、拓展思路、创新举措，将美好乡村建设得更加富饶美好。

主要参考文献：

[1]http：///xxgk/

和美乡村定义例3

“美丽乡村”建档与新农村档案工作一w衔接。2014年，按照省、市农村面貌改造提升行动统一部署，桃城区开始了“美丽乡村”创建活动。桃城区档案局以新农村规范建档为基础，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把抓好“美丽乡村”建档，翔实记录美丽乡村建设过程和成果，作为推进新农村建设、服务人民群众、构建和谐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衡水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2016年档案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桃城区邓庄镇北苏闸村、河东办东明村等“美丽乡村”都很快建成了集“档案-图书-村史”为一体的综合档案室，其中邓庄镇北苏闸村是桃城区的模板试点村。随后以北苏闸村为“美丽乡村”规范建档模板，在全区“美丽乡村”中全面开展了集“档案-图书-村史”为一体的综合档案室建立工作。北苏闸村综合档案室总面积100平米，保存了自1965年以来五十余年的757卷村级档案，内容涉及党组织建设、村务管理、村级建设、农业、水利、计划生育及财务管理等。档案保存完整、内容详实。图书室，有书柜20个，报架1个，图书4000册，音像制品200余张，涵盖了种植养殖、计算机、政经、文化等多领域的书籍，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

和美乡村定义例4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075-02

一、善治是乡村治理的基本趋势

治理（Governance）主要用于与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进行了全面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1]。我国学者则从不同角度分析治理和乡村治理的内涵，徐勇认为“乡村治理是通过公共权力配置与运作，对村域社会进行组织、管理和调控，从而达到一定目的的政治活动”[2]；党国英认为“乡村治理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品的活动”[3]。可见，对社会的公共治理目标是能够使公众尽可能广泛地参与发展决策，保障公众政治自由和参与决策权利的政治意愿，“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4]。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善治”（Good Governance）成为实现治理目标的重要范畴。“善治”就是良好的社会治理，它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是国家与公民社会良好合作的一种新颖关系，善治“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和二者关系的最佳状态”[5]。

乡村善治就是通过治理农村社区以实现农村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动态管理过程。善治理论提示我们乡村治理的根本改善有赖于形成乡镇政权和公民社会合作共治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多中心治理体系，善治理念是改善乡村治理的必然选择[6]。首先，善治理念所提倡的多中心理念，为我国乡村治理中各种组织性因素提供了完善其组织和人事的基本准则。其次，善治理论有助于实现我国乡村治理改革模式由国家权力本位型向公民权利本位型的转化。再次，善治理念所提倡的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理念，有利于“信任”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和合作型治理精神和文化的培养。善治的网络治理理念有助于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尤其是政府之外的主体在改善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二、乡村善治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然要求

城乡统筹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城乡统筹是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为目标，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平等、和谐、协调发展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7]。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就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统筹发展的有序转变。因此，城乡统筹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正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是实现统筹发展的过程与手段，而城乡一体化是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协调的现代社会结构的实现状态，是统筹发展的价值目标。

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的具体内容包括城乡经济一体化、社会一体化与城乡居民生活均等化。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缩小城乡公共事业发展差距和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等战略举措正是围绕城乡一体化的具体目标实现而展开的，这与乡村善治的推进也是密不可分的。

（一）城乡经济一体化是城乡统筹的基本要求

城乡经济一体化可以构建更大的区域统一体和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城乡经济一体化需要通过有效的乡村治理解决农村土地资源合理配置与农村土地有效利用的根本性问题。城乡统筹发展要求协调城乡资源配置关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8]。乡村善治的基本目标是充分发挥乡村自治的基本功能，完善农民集体组织的运行和决策机制，实现土地要素功能的一体化、土地要素地位的均等化与土地要素流动的自由化。

（二）社会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的延伸

实现城市与农村的融合和平等化，通过实行城乡空间结构优化、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实施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建设等措施实现城乡地位平等和城乡共同繁荣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统筹是对区域经济系统中城市与乡村两个共生单元的综合考虑、相互兼顾，以保持二者协调、持续发展”[9]。因此，未来的乡村治理应当围绕农村社区形态的转变，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社会化职能，为农村居民融入城乡一体化进程提供综合平台。

（三）城乡居民生活均等化是城乡统筹的最终目标

城乡居民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统筹城乡发展正是通过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民社会保障、增加农民权益等手段实现城乡和谐发展。一方面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为城乡居民提供均等化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实现农民的市民化，通过农村人口的城镇化以及农村人口待遇的普遍提高向市民转变。未来的乡村治理应当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以保护农民权利特别是土地权利为核心，使农民能够以土地的权益来分享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成果，并建立保障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生存发展的长效机制。

三、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乡村善治的内在品质

乡村治理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涉及国家的权力建构，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乡村善治作为一种目标追求实施起来，在现实中仍存在着种种问题或困境。如何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对当前的农村治理模式进行调整和改革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美丽乡村建设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深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工程、新载体，是统筹城乡发展实践的又一重大创新。美丽乡村建设应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为主线，以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为核心，着力构建有利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永续发展的农村产业结构形式、农村建设管理模式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美丽乡村是实现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核心内容，美丽中国战略是在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时期提出的，“体现了中国现阶段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的转变，是中国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手段”[10]。在美丽乡村建设进程中，需要积极贯彻“善治”的乡村治理理念，以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社区和谐，而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密切联系的。

1.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统筹性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首先应将新农村建设放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格局中来谋划部署、统筹推进。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具体实施途径，“美丽中国”是一个集合和动态的概念，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的中国实践，而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美丽中国的基础和保障[11]。美丽乡村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城乡均衡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生态富民与绿色乡村的基本目标。

2.以人为本理念下的主体性参与

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要求，它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尊重人的合理利益与个性发展[12]。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需要培养村民的主体性意识，鼓励和保障农民直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这种参与应该是有序化的制度性参与。村民的主体性参与也符合直接性参与民主政治的治理理念，强调公民对公共行政和政治生活的直接参与，有利于激活公民精神和培养现代公民，是政治和行政民主最充分的体现。因此，村民的主动性和直接下的政治参与是乡村治理的重点，包括制度化参与和而非制度化参与都有利于提高村民自治的程度。

3.公平法治理念下的和谐性构建

公平和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和根本保障，乡村法治和公平是解决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的重要保证。善治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基于民主和法律的治理，亦即民主治理和依法治理，将管理社会事务和保护公民自由等都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公平法治的治理理念是为了构建真正的乡村和谐，包括村民之间、村民与集体之间，以及村集体与乡镇之间协调合作的社会关系。乡村善治的实现要求在乡村治理主体上、乡村权力流向上和空间上的多中心，要求变单一的自上而下权力流向为上下左右互动的多元权力流向。通过对乡村和谐社会构建，能够促进乡村治理主体间对公共权威的高度认同和相互合作，增进公平与效率，因此完善我国乡村治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语

乡村治理机制创新是乡村治理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学者们一直所讨论的话题。美丽乡村建设不能局限于乡村的自我完善，而是应当顺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完善多元、自治、有效的乡村治理机制。传统的乡村治理是由政府主导下的治理模式，即所谓的“乡政村治”，但这种制度设计和实践中带有浓郁计划经济色彩的治理方式，正被市场经济催生出的多元治理模式所打破。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由于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利益需求的多样化，嵌入市场因素的乡村治理模式成为乡村治理的趋势和必然。我国乡村治理应当适应多元化中心的趋势，充分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功能，政府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转变职能，通过制度性安排来构建平等自主、具有活力的多元治理机制。

参考文献：

[1]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2]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党国英.我国乡村治理改革回顾与展望[J].社会科学战线，2008，（12）.

[4][美]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统治[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22.

[5]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6]刘峰.走向乡村善治：改善我国乡村治理之多维理论考察[J].湖北社会科学，2006，（9）.

[7]周琳琅.统筹城乡发展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8]付光辉，刘友兆.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城乡统一土地市场构建[J].中国土地科学，2008，（2）.

[9]刘荣增.城乡统筹理论的演进与展望[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4）.

和美乡村定义例5

关键词：美丽乡村建设；公众参与；机制；对策

党的十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美丽中国”的全新概念。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美丽乡村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美丽乡村”的目标。建设美丽乡村，不得不依靠公众的参与，只有找出当前美丽乡村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充分发挥公众参与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作用，才能更好实现“美丽乡村”、“美丽中国”的目标。

一、美丽乡村建设中公众参与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

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公众参与能贡献集体智慧的力量，通过集体讨论、投票等方式，做出具有科学性的决策。另一方面，公众的参与起到了监督政府行为的作用，利于维护公众利益。同时，公众参与还推动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更好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二）有利于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农民是主体，通过公众参与机制，能够使农民意识到自己不仅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利益享有者，更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创造者，从而更加自觉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的每一个过程中。

（三）有利于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传统的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决策单中心供给方式在日益增大的需求面前缺乏回应性和效率，该理论具有决策多元化、权力多中心化、管理市场化等特征。在公众参与机制中，政府、农民、社会组织处于一个多中心模式下，在利益博弈中，达到均衡，从而更好的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二、美丽乡村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缺陷与不足

虽然近些年来，公众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情况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制度体系不完善、法律法规欠缺

公众参与需要得到法律的保障，相关各方才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来进行开展。目前，虽然我国乡村建设方面的法律体系基本完善，但就公众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法律机制而言，还存在着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缺少具体的规定和实施程序，公众往往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参与、到哪里参与、如何参与等，具有较大的盲目性。

（二）公众参与意识较弱、参与能力不足

农民是中国美丽乡村的建设主体、受益主体和价值主体。而当前，农民对于美丽乡村建设的参与程度远远不够，主体意识淡薄。同时，由于农民群体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主要集中于小学、初中文化水平，缺少相关法律知识和专业文化素质，导致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的能力不强，难以拥有话语权。

（三）政府主导乡村建设、体制管理僵化

目前中国的乡村建设依旧实行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建设机制。广大农民的参与活动实际上是一种“被参与”，对美丽乡村的建设也只是一种 “被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易受打击，这也使得农民在乡村建设中无法发挥作用，农民的意见得不到尊重。

（四）农村NGO作用有限、缺乏规范性

农村NGO是乡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必然产物，并构成了农村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参与农村治理。但当前，农村 NGO 零散、弱小，管理机制不科学，运营效益不高，导致其作用发挥不到位。资金的缺乏和人才的缺乏也使得农村NGO的发展困难重重。

三、完善美丽乡村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法律作为社会公器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不可或缺，对于公众参与而言没有法治的保障就没有深度参与。因此，针对目前公众参与美丽乡村建设法律法规的不足，一方面，要提高有关公众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法律层次，把现有的规定、条例和政策等上升为法律，增强公众参与美丽乡村建设规定的权威性。另一方面，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公众参与的主体、范围，程序和方式，将公众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纳入到法治化的轨道。

（二）提高公众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意识和素质

1.全方位、多手段的传播美丽乡村

通过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实现公众参与美丽乡村建设意识的相互促进和提高。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全方位传播，使公众尤其农民并树立乡村建设的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另一方面，要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媒体和图片展、宣传栏、宣传标语等形式，大力开展宣传发动工作。

2.充分发挥意见领袖的带头参与作用

我国当前的农村社会仍是一个典型的总体主义社会，资源、身份与能力等优势集中程度高，能人的示范效应强，在建设美丽乡村时，应有意识地培植能人、乡贤等关键少数，使之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带头人，引导并培育他人参与建设的意识和能力。

（三）转变政府管理理念，创新社会管理

1.将“政府主导”转变为“政府引导”

“坚持走农民为主体，社会参与，政府引导的道路。”政府要逐渐放权，由农民自己来安排自己的事情，由农民建设自己的管理委员会。十以来，在一系列讲话中阐述了严格依法行政的重要性，指出“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因此，政府应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正确引导，使得公众参与有序进行。

2.创新管理体制

要推进乡村网格化社会管理，配备专职网格员，严格落实管理责任制，做到有问题及时发现、有需求及时服务，实现乡村社会管理人性化、精细化、信息化。同时，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了解民情，体贴民意，加强对政务论坛、政务博客、政务微博等网络参政议政渠道的管理，防止流于形式，直接发挥其平台作用。

（四）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疏通公众参与渠道

1.加强政府对农村NGO的支持力度

农村NGO不仅是村民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途径，同时也对地方政府创新农村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宣传，强化社会对农村 NGO 意义的认识，明晰参与 NGO 会给村民带来实惠和利益。并通过政策和资金支持，为农村NGO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2.农村NGO改善自身管理流程

作为农村NGO的管理者和成员，要加强对农村 NGO 的宏观管理意识，把农村 NGO 的发展置于美丽乡村建设和政府转型的大背景之下，加强零散、弱小农村 NGO 实体的联合，提升其服务能力，增大其服务辐射范围，保持良好的办事效率，在公众中树立优良形象，从而获取公众的认可和支持。

四、小结

建设美丽乡村，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美丽乡村建设，需要公众的参与。曾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以及“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确实指明了美丽乡村建设的内在规律与工作重心，有的放矢，极具指导意义。也告诉我们公众参与对于美丽乡村、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性。虽然当前美丽乡村建设的公众参与机制还存在一些问题，它来自于公民、政府、社会组织等多方面。但随着政府信息的不断公开和透明，公民社会的不断形成，网络社会和公共空间的拓展，乡村建设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公众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热情与实际行动定会焕然一新。

参考文献：

[1]叶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参建设思考[J].城市划，2015，39（11）.

[2]徐成.浅谈农村环境管理中的公众参与[J].辽宁农业科学，2015，9（2）： 51 -53.

[3]陈宁.试论农村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现状与提升策略[J].社会工作，2012，（12）： 92 -94.

和美乡村定义例6

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生态文明为主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扎实推进城乡绿化一体化建设。以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区”为目标，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为契机，以“种植珍贵树，建设新农村”为载体，以绿化示范村建设为结合点，坚持城乡协调发展，突出村庄绿化，创建绿色家园，发展绿色产业，为建设生态型经济强区作出贡献。

二、主要目标

1、全民义务植树27万个工日（含市直单位），植树104万株，基地建设340亩。各乡镇、街道义务植树任务见附表。

2、城乡绿化。中心城市新增公共绿地5.3公顷，各乡镇根据实际情况结合新农村建设，在改善人居环境条件的同时，相应建立一些融绿化、美化、全民健身为一体的生态农民公园。按照全市实施第二批125个种植珍贵树及绿化示范村建设要求，我区建设省、市、区三级绿化示范村18个，其中省级2个（适中镇保丰村、小池镇培斜村），市级6个（曹溪镇黄坑村、大池镇红斜村、江山乡铜钵村、白沙镇樟坑村、万安镇竹贯村、东肖镇黄邦村），区级10个（江山乡山头村、铁山镇洋美村、岩山乡山前村、西陂镇紫阳村、苏坂乡美山村、雁石镇礼邦村、铁山镇溪西村、白沙镇岩下村、红坊镇下洋村、小池镇南山村）。

3、林木及绿地认建认养。完成东肖爱乡林和关爱女孩生态园2处绿地和15株以上名木古树认建认养。

三、主要措施

1、广泛宣传，提高全民国土绿化意识。各级各单位要充分发挥各种宣传媒体的作用，围绕“种植珍贵树，建设新农村”这一主题和当前正在实施的中心城市“绿、亮、美”工程，全方位、多角度地开展生态文明宣传，宣传全民义务植树的法定性、公益性、全民性和生态建设的全局性，以及城乡绿化一体化的重要性，逐步形成“全民动手、全社会办林业、全民搞绿化”的浓厚氛围。

和美乡村定义例7

关键词： 美丽乡村建设；城乡规划；曲靖市

Key words： construction of the beautiful countryside；urban and city planning；Qujing City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4-0049-02

0 引言

美丽乡村是由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会议指出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美丽乡村”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概念。它不仅强调乡村外部环境美，更重视农村社会的内在美[1]。而现阶段的美丽乡村建设，却更多的注重于物质形态的建设，导致很多问题的出现。“田园城市”、广亩城市、生态城市等城市建设理论，虽然在中国的国情下我们不能认同所有的部分，但是其中一些想法和理念我们可以参考借鉴，或许对我们建设美丽乡村会有启示和帮助。

1 城市建设理论与美丽乡村建设

田园城市认为“可以把城市和乡村当做两块磁铁[2]”。这一理论在文中被定义为田园城市，也可以理解为“美丽乡村”的雏形。“田园城市”理论对于用地规模和人口的控制，也提示我们在村庄规划建设的过程中，首先应该考虑居住用地和生产用地的比例，规划合理的土地规模和人口数量，避免村庄发展过密或者过于分散。

广亩城市理论反对现代城市的集中式发展，认为每个家庭的周围都应该保留生产的土地，这正适用于美丽乡村的建设。在美丽乡村的建设中，我们往往忽略“农民”这一族群对于生产用地的需求。狭义的生态城市强调的是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而美丽乡村的规划建设过程中，也不仅仅是解决绿化率达到多少，有没有垃圾收集点等问题，而是要抛开单纯的追求村庄的形象工程建设，追求内在的持续发展。这正与生态城市建设的内涵与标准一致。

2 曲靖市美丽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尽管曲靖市的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本文仅仅从村庄建设、规划和住宅设计三个方面加以分析。以期能够凸显问题，抓住重点，使得问题早日得到解决。

2.1 村庄建设忽略科学规划的环节

在美丽乡村规划建设过程中，我们发现规划部门缺少策划，有些是图纸的照搬照用。在建设活动中，我们缺少的是制定科学规划的工作，缺少合理的工作计划，不能一味求快，一心求成（见图1）。

村庄建设缺少产业规划，导致许多农村的住宅建筑非常豪华，但是却成为“空心别墅”。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必须进城或者外出务工才能养得起家庭。在调研中我们看到曲靖郊区的的某个新农村，统一建成两层半的小洋楼，但是内部却是毛坯房，一家人舍不得用电照明，更舍不得用电器或者天然气煮饭，在别墅内部烧柴。

2.2 住宅建筑设计不合理

现阶段的民居设计功能存在诸多不合理，多数的设计缺少储藏间，或者储藏间位于二楼，不方便使用；缺少适老设计，也没有针对老年人的辅助设计。没有院子，或者院子面积过小，导致农民使用不方便。另外，设计中没有考虑村庄本身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经济产业特点等重要因素，导致设计风格过于单一。而一些图纸没有经过科学有效的设计，仅仅由外出务工的建筑工人完成。导致整个村庄的设计风格过于一致。

3 解决的对策及措施

3.1 统筹城乡一体化建设

编制美丽乡村规划，要坚持“绿色、人文、智慧、集约”的规划理念，要综合考虑农村山水肌理、发展现状、人文历史和旅游开发等因素，结合城乡总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基础设施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4]。借鉴田园城市理论，让城市和乡村相互吸引，互相补充完善，最终消除城市和乡村的二元格局，达到和谐永续发展。

3.2 盘活农村经济

美丽乡村建设，不仅仅是让农民住进新楼房，而是在生活水平和质量上有所提高。我们要充分考虑村庄原有的产业类型，以及村民的技术特长，在住宅设计时预留生产空间（见图2）。“庭院经济”也是一种高效集约的发展方式，它充分利用庭院的空间。这一想法可以和住宅建筑设计相结合，例如将住宅设计为联排型，每家的产业可以集聚，形成集约型的产业经济。

曲靖市沿江乡大龙村2002年以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3306元。自2002年村委会开始发展花卉产业，全村花卉大棚共40亩，经过短短五个月的培育，每亩花卉收入达到6000元。2012年，大龙村共建立花卉大棚715亩。2013年底大龙村种植业的总收入达4768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达10861元。而2014年底大龙村开始引进企业和花卉公司，并且发展水产养殖业，总收入达5340万元，农民人均11431元。村庄的发展和产业发展紧密联系，正是因为大龙村的农民认识到村庄自然资源和地理区位优势，制定出适合村庄发展的道路，大龙村才能够为曲靖市甚至云南省内提供新鲜花卉，成为崭新面貌的新农村。

3.3 住宅设计充分考虑农民要求

经过对曲靖市几个县区村庄的调研，在住宅设计方面，我们得到以下结论：首先针对不同产业类型的村庄，要考虑农民的生产空间。以第二、三产业为主的村庄可以不设计庭院，但以第一产业为主的村庄一定要留有前院或者后院。其次客厅和卧室的面积可以适当扩大，卧室间数应该比正常的居住使用的更多。在建筑设计中，我们可以只提供支撑体系的设计，甚至建立起功能模块，其他空间可以由住户自由选择和设计。如图3的户型，三室两厅，集中设置一个院落，一层作为大空间，住户可以选择做客栈或者餐饮。在院子中设置直通二楼的楼梯，屋顶选择平屋顶，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加盖三层，也可以结合屋顶做晒台。

3.4 制订合理的美丽乡村建设标准体系

为了更好地落实和执行美丽乡村建设规划，还必须研究制订美丽乡村建设标准体系。通过标准体系的配套实施，确保美丽乡村建设的质量和效益得到保障。目前浙江省首先出台了《美丽乡村建设规范》，这一规范突出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特征，共设置了36个量化指标。而国内的黄磊等人也从五个方面、选出30个定性指标、5个量化指标来反映美丽乡村的评价指标[5]。目前的文献和资料中缺乏对于“美丽乡村”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我们应该制定更加完备的、合理的、可操作的、甚至量化的评价指标体系。

4 小结

曲靖市是以第一、二产业为主的城市，在云南省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结合曲靖地区的地理、经济、人文等因素，制定出适合曲靖发展的村庄建设模式，对美丽乡村的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卫星.美丽乡村建设：现状与对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2]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M].商务印书馆，2000.

和美乡村定义例8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大大在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战略，并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也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三农”问题主要是研究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三个问题。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农村稳定，农民增收，农业发展的问题。因为对于一个地区而言，这是居住区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是三者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应该一体化的考虑这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并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所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十分有必要的。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是对建设新农村的概括，是党对新乡村的美好向往。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生态、经济特征为一体的地域综合体，具有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乡村决定了国家的贫富差距，只有乡村的逐步发展，国家贫富差距才能逐渐缩短。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主要的矛盾在乡村上最为突出。并且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乡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举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健全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固本之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和美乡村定义例9

0前言

中国具有庞大的移民之海外群体，不同时期的移民过程都表现出了丰富的地理流动意义。华侨华人所塑造的丰富的文化意义往往与其迁出地――侨乡紧密联系。不少研究对侨乡的关注多停留于民族国家的模式下，研究华侨华人对于侨乡建设的作用，而对侨乡所经历的深刻社会文化变迁过程缺乏深入的探讨。潮汕侨乡早在清末时就兴起了沿海居民利用木制“红头船”出海向外移居的热潮。与历史期的移民情形相比，目前人口移动的模式和方向，以及侨民和侨乡的联系早已发生巨大的改变。在快速转型的社会大背景之下，中国对外移民呈现出有别于传统流动形式的跨国移民的特点和内涵。在新的国际语境下，呈式微之势的侨乡，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以及是否会被重构？以侨文化为特质的地方性是否也会有新的展演？这些都成为值得关注的话题。

侨乡不只是移民的迁出地，因华侨和侨眷人数众多之故，各种海外联系使其呈现出社会、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皆异于非侨乡的鲜明特点。侨乡的形成和发展蕴含着广泛的社会文化过程，长期以来侨乡的海外移民和海外关系，不仅在经济和社会观念上予以侨乡深刻的影响，也表现出对侨乡的社会生活和风俗文化的持续塑造。不少学者关注到宗族流动中所创造和建构出的跨国界的华人社会网络。这一社会关系展现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多维互动，无论是历史期的跨国宗族社会，还是当代侨乡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再造，家族和宗族皆是侨乡重要的社会单位和跨国关系运转和承载网络。相较于传统的侨乡与海外华人二元的侨乡研究范式，对于跨国宗族的研究无疑呼吁跨国主义视角的引入，以考察移民所建立的跨越文化、政治和地理边界的社会场域，及其所联结的远距离分隔的地方社会网络。跨国移民不仅是维系多重跨界联系的社会群体，移民及其家庭、村庄、宗亲组织和社团等支撑网络也成了重要的研究单位。而“文化转向”下的地理学研究亦开始关注移民迁出和迁入地之间的物质和想象联系，以及移民之间形成的社会网络和其他连接对此社会联系是如何维持的。

近年来，有地理学者关注到新移民侨乡的移民原因、华侨文化区域分异、华侨对于西方规划与建筑的引入、侨乡社会资本、海洋文化对于侨乡的影响。然而，作为华侨华人的迁出地，与已得到空间分布、具体空间文化进程和社会建构的大量研究成果的迁入地如唐人街相比，侨乡特殊的“人-地”关系及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空间响应被长期忽视。此外，相较于过往侨乡地理研究仍多集中于侨乡静态的文化事物方面，西方人文地理学视角之下的移民研究，已经历从最初对移民的简单理论和描述，到注重对人口迁移模式、空间分布和过程进行分析，再到近年来开始注重质性研究分析的转变，呈现出“文化转向”下的新局面。在此之下，关于移民的地理学研究逐渐开始重视“移民地方”的视角。将中国海外移民视作一地理过程的研究者Ma亦认为移民的活动皆发生于特定的“地方”，并通过种种实践活动影响其迁出的原乡，而作为“地方”的侨乡，不仅是华侨华人情感依恋之地，更塑造出蕴含着“地缘”和“血缘”观念的跨国地方性社会网络，在充满着社会文化意义的同时，也是建构社会关系的载体。地方作为现代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兼有地理属性和丰富的社会特性。一方面，地方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和现象学学者所热切讨论的富含主体日常情感体验和感知情绪以及由人赋予意义的空间；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视角之下，地方的独特属性源于特定社会力量的建构，地方意义成为特定社会结构的产物。此外，考虑到地方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Massey的“进步的地方感”理论认为地方本身即是一个过程，具有开放、动态以及与外界具有紧密的社会联系的本质特点，地方也随之被视作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重要载体，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不同的特殊社会实践方式联结着不同的人和地方，建构起关系性的地方，这也引起了关于地方的关系型认识观，地方营造的实质是由社会空间关系所构建的固有的网络式进程。因而，移民与地方的交互过程和迁徙中的社会关系重构，也意味着关系型的地方也成为其多样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相互运作的重要载体。同时，这些地方亦将社会关系通过旅行和流通延伸至其他地方，地方特性也不等同本土特性，而是在跨地方对话中实现新的地方营造。值得注意的是，移民回乡所建的房屋即在宣示其社会地位，维系与远方家庭的物质和想象联系以及维持他们在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双重认同和能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其在跨国社会空间中定位自身的关系型地方。

鉴之，在强调地方的关系建构过程的背景之下，本研究通过引入地方意义建构的视角对侨乡的发展历程重新进行审视，以探讨侨乡所蕴含的开放流动的地方意义，以及在跨国宗族网络和政治经济本底互动下的侨乡营造和地方社会关系的演替过程，以期丰富跨学科背景下侨乡研究的视角和类型，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侨乡的跨国网络、地方建构乃至更广泛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提供借鉴意义。

1案例地及研究方法

1.1案例地

前美村为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下辖的一个行政村，位于汕头市澄海区西北部，隆都镇中部，距离汕头市区约15km（图1）。前美村现有人口约6500人，旅外侨胞近10000人，村庄建成区面积约80万O，地势低洼，具有近六百多年的历史，为潮汕地区著名的古村落，也因历史上海外华侨众多，成为汕头市著名的侨乡。前美村传统民居建筑众多，并以永宁寨和有“岭南第一侨宅”之称陈慈黉故居闻名，并于2008年10月被定楣家级历史文化名村。陈慈黉故居几乎是全国最大的“中西合璧”侨居建筑，包括郎中第、寿康里、善居室和三庐书斋等宅第，共有厅房506问，面积2.54万O，现已被开辟为国家4A级旅游区。

1.2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文献调查法、文本分析法、深度访谈法以及实地景观观察法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进行。通过深入田野调查进行实地资料收集、综合查阅、整理和分析历史研究文献、地方志、地方文史资料、侨批（指历史上潮汕地区所盛行的由华侨汇集成批寄回国内，并以汇款为本的家庭书信）的影印资料、重要人物手稿以及族谱资料；并于2015年2月和8月分别两次共历时近一月时间对当地不同职业年龄的村民进行深度访谈，访谈样本前后共30人，个别样本进行了多次访谈，获取了大量前美村发展历程的第一、二手历史资料，关注前美村在跨国宗族网络等社会关系运作下的不断演替脉络。其次，通过对网络媒体报道资料的搜索整理以及侨批的影印资料的书信文本分析整理，形成丰富的社会文本资料，并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探究官方话语和目标人群对于侨乡地方意义的建构，也作为对研究脉络进行理解和分析的文本。

2前美村跨国宗族网络与地方意义的建构

2.1跨国宗族网络的兴起与前美华侨新乡的建构（1850-1950）

2.1.1跨国宗族社会关系的形成

处于粤东狭长地带且又背山面海的潮汕地区无疑具有推动沿海居民跨海流动的独特地缘优势。据《潮州府志略》记载，“潮州海外交通由来已久”和“明代潮人拓殖南洋”，而全面的跨国商贸以及“下南洋”的谋生活动，却要到1850年代后才全面兴起，面对本土地区地狭人多的困境，“潮汕地区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以及游民无产者相率漂洋渡海，外出谋生，过着浪迹异邦，寄人篱下的生活”。而据《隆都镇华侨志》，康熙二十三（1684年），自清廷允许沿海商民出洋贸易后，冒险出洋谋生的隆都人渐多，至1840年前美村人陈少林因家贫“过番”去暹罗，一年后即有寄回侨批，而本为红头船船工的陈慈黉家族创始人陈宣衣（又名焕荣）营运船运获利丰厚，于1851年与族人合伙在港创办“乾泰隆”。至其子陈慈黉一代于1871年在曼谷创建陈黉利行，并逐渐组织发展出汕头、香港、泰国、越南和新加坡跨地域贸易网络，涉及大米、土特产进出口、航运、金融和房地a等多种经营项目，成为重要的海外华人资本。值得注意的是，陈慈黉家族企业的扩张依赖着同乡宗亲资金，各个地域的联号主要经营者皆为属于“五家”（宣衣及其四兄弟）大家庭的成员。不仅是商业网络是由亲属网络所构建，该家族企业亦采用基于血缘和地缘的雇工模式，公司财政由宗族的内缘成员所掌握。

陈慈黉家族企业的注重血缘和地缘的雇工模式及其成功的激励，以及地方地缘环境的困境，对村民的出外谋生以赡养家庭的跨国流动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亦反映出其家族企业的发展有求于同乡宗亲的人力输送。此外，陈慈黉家族对于在香港或泰国落脚的族人往往予以远洋交通和吃住上的援助乃至工作上的资助支持，在其家族鼓励之下，前美村陈氏宗族的人“过番”越来越多，且大部分曾于陈黉利商铺落脚。

依据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企业亦是一种社会网络和关系型的组织，其能动者根植于持续的权力关系和话语进程之中，陈慈黉家族企业通过文化亲缘的商业网络联结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灵活性和巩固商务信任，以及依赖宗族的雇佣模式规范企业网络的权力秩序，也使其离不开所属的宗族关系网络并对其进行再生产和扶持，促使其成为地方宗族关系跨地方流动联结的重要推力，并建构了由某一家族主导的特殊宗族扶持关系。因而，本身固著于村落的宗族社会关系开始转变为跨国的社会网络，且地方网络内部的权力几何也由此更变。

同时，在单体家庭的角度，侨民在谋求生计和从事商贸的流动实践主要基于赡养家庭和延续香火之责，构建且需维系众多往另一个地方延伸的社会关系。正如孔飞力所言，中国侨民的“离开中国”实质是劳作者和家庭之纽带的空间维度的扩展。再加上地缘环境的恶劣和泰国的经济繁荣引发“拉力”等外生因素，前美陈氏整体上逐渐构建了跨界的宗族社会关系网络，聚族而居的空间转变为宗族密切联系的跨国社会空间。

2.1.2跨国宗族力量下的地方营造

跨国流动之下的宗族社会关系推动了人地关系的重构，此时，跨国流入迁出地的不仅是流动实践过程产生的资本，亦是文化的体验及其后的反馈，延伸至海外的家族企业和务工侨民赚取的资本不少亦回流至宗族出发的地方以重构宗族关系和建构地方。无论是陈宣衣或是陈慈黉，其都于步入晚年后开始回归乡土居住，并投入大量资金建筑私宅。在地方文史资料的描述中，“自陈慈黉父亲焕荣开始至慈黉兄弟及子辈止，除原有一座祖屋外，新建大型厝屋共7座……，并在家族的持续营造过程中逐渐落成“郎中第”、“寿康里”和“善居室”等规模宏大的“侨宅”。

前美村本即具有浓厚宗族传统的村落，地方的宗族文化逻辑在规训跨国的宗族行动之时，跨国的宗族关系也通过空间实践再生产地方主流的社会关系。首先，从微观的空间形态观之，陈慈黉家族庞大的宅院营建，注重风水，以宗祠为中心，不断向外扩建，而建筑的各方面布局都遵循着传统的潮汕民居建筑文化。纵然陈慈黉家族所兴建的宅居开始植入西式和伊斯兰风格的精致建筑装饰，建筑依旧全面保持传统的形态要素和潮汕民居格局，其内外布置和群体组织亦体现宗族生活的空间层次和伦理规制，微观的空间营造为家族等级秩序的表征手段。而西方和伊斯兰建筑风格的注入凸显其社会权威地位及财富力量，表现出借助特殊、异质的空间文化形式来强化主体的身份的特点和建构与普通村民的“边界”。

跨国宗族力量下的地方营造还表现在前美新乡的开辟扩张，陈慈黉家族集结乡里的富裕族人于现时的“新乡”购买下大片田地和建筑住宅，创建了新的宗族聚居村落，壮大的陈氏宗族权力宣示其地位，宗族地缘相互扶持并在空间上形成集聚的文化道德逻辑，强化宗族的“地方”。“侨乡”空间成为新的宗族相互关系和权力结构运作的结果。此外，纵然为华侨商人，陈慈黉家族依旧寻求地方的文化网络进行自身的身份建构，积极履行官方和族内的义务，向上获取士大夫功名表述忠于国家权威，向下把持乡政，兴修宗祠，捐助族产族田，并捐资慈善事业，开始利用祠堂捐资兴建新式学校以使同族可后继有人，进而获得一种“体面的财富”，不仅成为了地方的领导者，也是地方知识信息的解释与提供者，而其行动不仅是自我赋权和重塑宗族内部社会秩序，也固化了宗族的话语和对地方进行了整合。另一方面，此时清帝国对于国家的控制只停留于表层，地方社区事务的日常管理往往由地方名流所承担，华侨家族通过对地方名流身份的追逐是实质也是其与国家之关系的协商。总体而言，即表现出其通过对一定空间关系的生产，以维系新生成的社会关系。

因而，海外移民作为一地方的特殊主体通过跨国商业或出国务工转变生产方式以获新的资本，并在地方规训之下，完成改变地方景观形态和扩大聚落规模的空间实践，实现对自身独特社会关系的空间表征，并通过对宗族的领域和制度塑造、自身的宗族地位和符号重塑，实现对地方的占据和领域化，通过地方意义的营造完成对身份的定位和重构。

2.1.3跨国网络中“家”的地方意义

跨国社会场域的形成也反映在了家庭关系中，由于其中的家庭成员的跨界流动和联系所生成的新的家庭结构。据访谈发现，不少具有华侨的家庭都曾出现“两头家”的状况，同时在家族主义的社会规范下的流动权力并不对等，出外谋生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想象以男性为中心，而女性往往因其“家”的自身属性而受限“不动”，面临着缺乏自和生计上的困境。

中国人的“家”具有一种家庭财产共享体制，无论移民离家多远，其皆对家庭负有汇款的道义责任，使其于家产中的份额并不会因时空距离的变化而减少，这即使“家”为海外华侨与故乡的具体节点，推动“家”的发展的侨汇深刻重塑了前美的经济结构。前美村在该时期具有大量的“侨批”存在。笔者对《潮汕侨批集成（第一辑）》所收录的寄往居美乡和前溪陈的侨批进行了文本分析，其不少表现了海外华侨对于家庭物质生活分配和侨汇运用的关注，也从书写中表达自身对于家庭和责任和情感。侨批作为侨乡与海外华人社会进行信息联系的重要渠道，亦让侨民和侨眷互通信息得以了解双方的基本状况，形成了虽生活在不同空间却生活体验相连的状态，且构筑了情感关怀和物质上照顾故乡家庭的通路。而书写是以符号形态存在的一系列思想，观念和感觉的综合体。“侨批”的书写表现出侨民通过文本指令参与“家”的营造实践，也是其持续感觉“家”的重要形式。Mckay在谈及于香港的菲律宾跨国移民时，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菲律宾跨国移民也使用手机通讯加强跨地方的信任和亲密感，并以其了解和协助家乡财产上的需求。在此之下，作为迁出地的村落的社会关系并不因移民的流出而衰亡，反而具有复兴和再塑之可能性。同之，M管位处不同的时代背景，前美村的跨国移民亦采用“侨批”这一手段维系情感和财产关系，使其保持为地方的“一部分”，并在新脉络中重新创建地方。因而，可以认为，微观上“家”的规训也是跨国关系的重要生产力量，同时“家”所处的特定空间又为跨国家庭关系的社会建构和情感依附所在，维持跨国家庭的策略塑造了独特的经济社会形态和情感空间纽带。

2.2国家权力影响下的宗族网络的断裂：集体制的前美村（1950-1978）

1949年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对于出境的限制使得移民不再容易，而国家权力开始加强对乡土社会的控制。在计划经济集体主义之下，虽依旧有华侨寄侨汇回乡，但跨国的宗族网络都因国家权力的渗透而逐渐衰弱以至中断。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陈慈黉家族需面对汕头公司的倒闭和香港与泰国两地官方扶持的本土企业崛起的挑战，泰国政府也开始对华人实施经济上的限制，其家族企业开始由以中国为主的经营模式向多元化经营转变，并寻求与本土商业家族合作，树立和扶持在海外本土的社会影响地位，1950年后已逐渐远离与家乡的互利关系。同时，在只存在单一的党政权威的农村社区，宗族这一非主体权威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其功能亦随之被视作旧势力和旧观念所抑制。之后，族产和祭祀等被废止，原有文化系统被中断，传统或具有海外联系的乡绅也开始遭到打击，乡村精英逃离或衰落。在“”期间，“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有华侨关系的都被蔑为崇洋，侨眷遭到不公对待，比如有华侨关系的不可升学、参军，侨房遭占用等。

在国家权力的延伸和对社会强力控制下，社会关系全面重构。据《前美村大事记手稿》的记叙，该时空的事件几乎全由计划经济和集体主义的话语所主导，前美村行政区划和设置也不断变更。地方外部的华侨几无参与，原本表征为“侨乡”的地方成为国家权力控制下封闭和单一的场域。因而，景观形态亦趋于集体主义下的同质化，并逐渐失去对于“侨”的表征。祠堂等宗族场所成为学校或政府办公用地等公产，陈慈黉家族的旧宅也相继被用作教养院、中学、粮食仓库、村委办公场所乃至看守所等场所，也曾受到“破四旧”的极大破坏。受访谈的村民皆表示，那时没人将其作为文物看待，随意利用。此时前美村的地方形塑，主要皆是各种政治运动和国家权力全面推进下失去地方话语权的结果。原有的跨国宗族社会秩序被打断，地方特色被同化为“国家标准”，呈现出“普适地方主义”的特点。

2.3改革开放后的侨乡：跨国网络和地方意义的重构（1979至今）

2.3.1官方能动下的跨国互动和网络重建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权力对乡土社会控制的松动，集体所有制逐渐被取缔，地方社会开始获得较大的自主空间，政府开始重视海外华侨华人的经济力量。“侨乡”这一话语亦开始被广泛利用。在此之下，前美村的跨国网络亦随着此变化发生连接和重构。此时，华侨资本成为空间再生产的重要力量。与不少其他侨乡通过宗族和社团组织等网络进行动员不同，前美村村基层组织成为了跨国网络连结和吸引华侨资本返回前美的新的能动者，开始主动积极对海外关系进行引导、“动员”和探访，甚至通过恢复游神节庆活动这一文化让步方式以吸引华侨资金，海外探亲活动和公益投资逐渐增多。1979年在泰国也成立了基于地缘性的前美乡亲会，成为联系泰国乡亲和对家乡进行资助的重要桥梁，同时村委也与其保有密切的联系，如每年向其汇报乡政和学校的工作。在此期间，村基层组织作为国家政权在村落中的代表，协调已为外部力量的华侨资本，于20世纪80～90年代构建了由华侨公益慈善为主导的村落公共物品提供体系（表1），且产生了对村落其他群体的示范效应，由官方能动协调的“地方一华侨”跨国关系也使地方性和侨乡的地方意象得以重构。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前美村历史上跨国宗族社会的重要构建势力，陈慈黉家族随着企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家庭成员的本土化，也不需再寻求地方网络的基础和塑造具有浓厚宗族意味的地方意义以自我赋权。通过调研和观察明显发现，祭祀等宗族仪式虽有恢复，但主持宗族活动的老人协会或片区中的老人组并未占据村权力一极，以往较为明显的不同姓氏之间的边界开始消弭，宗族观念和话语也为村干部所排斥。鉴之，此时的跨国网络关系并非早期跨国宗族关系的重构，而是不少华侨在官方动员和道义经济下与地方的新互动形式。

2.3.2代际演替和社会变迁下的社会重构

改革开放后，华侨与地方的关系虽然重新开始恢复。但从中也看到，跨国关系的重构主要为官方作为能动协调者和华侨的道德约束所作用，以往构建跨国网络的宗族文化系统不再发挥主导功能。同时，在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传统的跨国移民链也不再恢复，跨国家庭所构建的社会关系也随着老一代华侨逝去和新一代的本土化和情感距离的增大而不断衰落。地方与华侨的关系也随着关系性的文化系统和社会秩序的未能得到复兴而停留在官方协调联结的状态，并随着代际更替而衰落。在调研中也可发现，不少侨属家庭也不再与海外亲属保持家庭财产共享体制。在地方居民的地方感知之中，前美村也已步向“以前华侨对村的贡献很大，现时乡情逐渐淡薄”的侨属社会。

2.3.3文化经济下的地方意义重构

随着文化遗产观光和乡村旅游的兴起，前美村独特的古民居建筑和特殊的发展历史可成为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资源。而自1999年陈慈黉旅游服务公司成立以来，前美村开始逐步推动旅游经济的发展，以“侨文化”和“古村落”为主题的景观营造得到一定的旅游收入，村组织也基于发展旅游向上级筹措l展资金，提供新的地方发展资本，开拓了公共物品提供渠道。

最新的2014年前美村旅游规划，提出前美村应以潮侨文化为本底，突出潮商文化主题；而在前美的旅游宣传片中，“潮侨文化”和“侨韵”为旅游文化元素的主打，并提出将前美村打造为中国华侨文化旅游区的代表。在此侨文化旅游区的品牌建设中，通过“侨”历史塑造的和富有地方意义的文化景观进行地方再现。与此同时，官方话语对于“侨”的地方营造与“古村落”这一品牌的地方再现同时进行，地方特色旅游主张“古村+古建筑+民俗文化+农田景观”的建设思路。在陈慈黉故居中，不少厅室被设置为潮汕茶艺、木偶、民间工艺和戏曲等潮汕文化的展示场所，赋予了区域文化博物馆式的意义，构筑历史文化名村的进程也意味着将“侨文化”发明作为一种地方的历史传统。

笔者以“前美村”为关键词，利用新闻分析软件ROST News Analysis Tool 4.5软件对百度新闻、百度网页、360新闻、搜狗新闻和微信搜索，并进行文本采集和语义分析，发现大部分的网络媒体的塑造也围绕着“古村落”的特点展开，前美村被构建成“古老”和“美丽”的旅游空间（表2）。而前美村的旅游宣传画册也同样着重于表征永宁寨和陈慈黉故居的建筑特色以及当地的灯笼等地方手工艺品。总体而言，文化经济下前美村的地方想象无疑集中于“古村落”及打造其“历史文化名村”的品牌之上，完成遗产面向特定鼓励的地方记忆的社会建构。跨国宗族的辉煌历史成为“侨文化”的重要表征并剥除宗族的话语，构筑和融入特定简化的古村落发展历史，成为资本象征和文化符号，并通过尺度跃升，和其他区域文化符号一同展演。

因而，在地方政府发展旅游业和文化经济的背景之下，官方话语成为地方营造新的主导力量，“侨乡”成为发展旅游业和遗产化的官方话语的文化策略表征符号。地方政府、村基层组织和外界知识权力通过文本和景观再造使“侨乡”的地方想象得以再次建构并以强化，但其与前述的政经历程是断裂的，反映了官方主体的地方性视角和对遗产的社会生产。

3宗族网络与“侨”的地方意义

前美村等地区的华侨在19世纪开始的跨界经历即呈现出丰富的流动性和跨越国家的经济社会互动关系，侨乡是一个与外界具有紧密联系和地方意义不断被重构的地方，在“地方”语境下的侨乡亦承载着特殊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的互动。前美村形成的跨国宗族社会网络并由某一华侨家族主导，地方宗族关系被跨地方重塑和强化，随后又受国家权力压制和打断，最后又因地方发展的需要由村基层组织向外协调华侨对跨国网络进行重构。而现阶段，在地方文化符号成为地方治理的新领域和实现发展目标的资源的背景下，文化经济和官方话语对前美村进行了“侨乡”的文化空间营造实则是对地方特殊性的强调，以鲜明的文化符号的地方再现进行地方再建构并以此为地方营销。空间并非僵化的物体，而是一个过程，空间与时间、社会相互依存，并为社会过程所建构。较为在地的社会关系可通过跨国宗族形式向外延伸并创建新的地方，而此社会网络在历史社会下的变迁又使地方为之不断重塑。可见，关系在空间上的变化与相遇会产生“权力几何”的对话，地方宗族网络的内外重构使其与外界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形式的联系，根植于跨地方社会的各行动者互动的更替使“侨乡”所蕴含的地方意涵不断地被定义和再定义。鉴之，地方的特殊性也并非源于长远的内在化历史，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于特定地点的会聚交织和特殊组合，侨文化也并非一般所认为的静态的和同质的“文化超有机体”，而是多元空间主体的不断协商和形塑。当然，空间生产不仅是社会关系的演替，亦是物质空间的重构，侨乡的建构过程是持续的地方营造过程，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权力关系之下所塑造的地方景观形态和地方意象皆呈现出不同的空间表征（图2）。

4结论和讨论

和美乡村定义例10

乡村有景观吗?乡村有园林吗?乡村需要景观园林吗?在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今天，在大地景观开始深入人心的现代，对于中国规划建筑界，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众所周知，乡村既是人类聚居环境的基本细胞，也是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主要聚居地区。乡村园林以乡村景观为背景，乡村景观在客观方面包括地理位置、地形、水、土、气候、动、植物、人工物等，在主观方面包括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文化、生活习俗，乡村园林正是在这种综合的景观中孕育、演变、发展、生成，所以乡村园林与乡村景观密不可分，故而，乡村景观园林也就成为本文的论题。根据人类聚居环境学理论(刘滨谊1999)，作为乡村人类聚居环境的基本背景，乡村景观园林作为乡村规划的基础背景，它对整个村落的布局、特色的塑造和生态环境的保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面貌、格局、规划、建设决定着乡村环境的生死存亡。合理而理想的乡村景观园林，表面看上去朴实无华，然而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致用”、“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指导下，其内在却是丰富多彩、形态各异、耐人寻味的，其中，不乏有许多优点而令今天的城市人神往。当今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村景观园林在乡村人类聚居环境规划建设中的作用、地位日渐重要。对于迅速城市化的乡村地带，乡村景观园林正处于十字路口，迫切需要予以定位、定性、定向、定型，而对于当今那些步入病态衰败的城镇，理想的乡村景观园林无疑将成为“治病”“健身”的一帖灵丹妙药。

在学术界，德国、荷兰、奥地利、美国、日本、韩国等工业先进国家早已关注乡村景观园林这一领域，而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2乡村景观园林的含义

“乡村景观园林”(RuralLandscapeandGarden)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对其研究的范围和研究的对象，目前还尚无完整而确切的定义。单单从字面上看，它由“乡村”和“景观园林”两个概念组成。这里用“乡村”而没用“农村”一词，主要因为农村是与农业产业联系在一起的，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地域，如今在农村，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农民，有一部分并不一定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从事非农事活动，因此，用“农村”来界定范围具有一定的难度域概念，泛指城市和原始无人聚居地带以外的一切地域，特指城市(包括市和镇)建成区以外的地区，是一个空间的地域系统。“景观园林”的定义可以分解为“景观”和“园林”两个方面。对于“景观”，从景观规划设计学科角度，笔者曾有阐述:扼要地讲，景观包含着地球表面自然的、人工的人类聚居环境，并且与社会、文化、习俗、人类精神、审美密不可分(刘滨谊1990，1996，1999)。对于“园林”，张家骥先生在《中国造园论》一书中汇总了许多专家学者对“园林”的理解和定义(张家骥1991)，并在此基础上对“园林”下了定义:“园林是以自然山水为主题思想，以花木、水石、建筑等为物质为表现手段，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视觉无尽的，具有高度自然精神境界的环境。”因此，广义的乡村景观园林是非城市化地区人类聚居环境，其以大自然真山、真水等自然材料而形成的具有审美价值、高度自然精神境界的环境。

需要说明的是乡村景观园林的界定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过去许多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目前已成为城市园林，它们不在笔者所研究的范围内。

3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目标

乡村景观园林存在着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传统乡村景观园林伴随着农耕文明而出现，随着工业文明及当今后工业文明的进化，乡村景观园林同样也在走向现代。其演变的根本动力是乡村人们生活的演变，乡村景观园林始终与广大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环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它的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一直未引起学术界和规划设计界的关注重视。

从历史的演变着眼，就乡村景观园林与中国古典园林的关系而论，乡村园林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地位也不容低估。长期以来人们普遍以为中国传统园林起源于古代帝王的苑囿，这是极为片面的。根据不断的考古发掘和对古代诗歌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其实全世界最早的园林应该是原始聚落中及周边的园圃和树木绿化等实用性的园林化的土地，它也是中国园林最早的雏形，并对后来发展起来的恬淡素静的文人村居园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就是明清之际的文人园，也不断从乡村园林中得到启发，从中汲取营养(刘天华1994)。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乡村园林在中国园林发展历程中，起着基础和源泉的作用，尤其是乡村园林为江南文人园积累了经验、提供了素材、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园林文化，这是确定无疑的。

从现代人类聚居环境建设入手，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增长的进程中，村镇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截止1998年底，全国有建制镇17015个(不含县城关镇)，集镇29118个，村庄3557700个，随着撤乡建镇和拆村并点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建制镇比上一年增加480个，集镇减少1206个，村庄减少101635个(1998年村镇建设统计公报)。这种乡村城市化不是意味着把乡村变为城市，而是在于节约用地和提高乡村居民的素质和生活质量。因此，随着乡村城市化的不断进行，乡村居民的居住方式、居住文化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许多传统的聚居村落也将随之消失。乡村城市化使乡村景观园林正在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变革:一方面，一些有研究价值的传统乡村景观园林已经或将要遭到扼杀的命运;另一方面，乡村城市化已经或将要产生出新型的乡村景观园林。新一代的乡村景观园林应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的乡土文化，创造出具有乡村特色而非城市发展模式拷贝的现代乡村景观园林，以改变当今新建村落的平庸无味、千村一色的状况，这是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基本目标。

4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动态

国外许多工业先进国家在这一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如德国、荷兰、奥地利以及美国和日本在乡村景观(RuralLandscape)、乡村地区的规划与建设方面都有非常成熟的经验。但由于现有的资料和技术手段有限，对当前国外在乡村景观园林领域的研究成果没有更详尽的资料，但仅此还是可以看出，国外非常注重对乡村景观的系统研究。

在国内，有关乡村景观园林的产生和发展，尤其是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几乎都是一片空白。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地是关注中国传统园林的研究。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与之相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4.1传统地方性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结合农村园林的实例对江河流域的农村园林的产生原因及其特色分别进行了阐述(舒楠1997，陈志华1999)。此外还有对徽州古典园林有较为详细的研究(程极悦1987，肖国清1988，殷永达1993，张浪1996)，这些文章对乡村园林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例。

4.2传统乡土建筑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以彭一刚院士的《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一书(彭一刚1994)为代表，该书的视点不只停留在乡土建筑上，而是切入到传统村落的研究，对村镇的景观进行了分类和分析，其中包含了构成乡村景观园林的一些要素。此外，陈志华教授等人编写的《浙江省新叶村乡土建筑》和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主持的《诸葛村乡土建筑》两套乡土建筑丛书的有关章节也阐述了乡土文化和乡村景观的关系(陈志华1998)。

4.3历史文化传统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以《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两本书为例(刘沛林1995，1997)，作者从风水的角度阐述了风水思想与风景、园林、建筑及城市设计的关系，在风水对园林规划的启示”一节中，着重论述了乡村园林的一种类型—水口园林。在中国古村落的景观建构中，分别就村落“八景、“十景、水口园林、村落点景建筑等进行了阐述。

从上述的研究成果来看，虽然有一些与乡村景观园林有关的研究成果，但不成系统、很不完善。乡村景观园林尚未作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课题来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调查、分析论证。

4.4空间格局演变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从人类聚居环境学的角度，选取从古至今的村落实例，分析乡村景观的构成元素，对空间化、时间化等可以量化的元素予以量化，分析其演变发展(刘滨谊，毛巧丽1998)。

4.5现代人类聚居环境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以《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一书为例(刘滨谊1999)，以生态意识、大地景观等现代思想为世界观，以“设计结合自然、现代宏观区域景观规划等理论方法为导向，书中重点分析阐述了欧、美等国现代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与实践。

5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内容

虽然乡村景观园林只是乡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它却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的各方面。乡村景观园林所要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历史、地理、建筑、民俗、社会结构、景观、环境、艺术等等。综合上述分析，笔者提出了下列乡村景观园林的主要研究内容:

5.1乡村景观园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

5.2乡村园林在中国传统园林中的地位和作用。

5.3乡村城市化和现代化对乡村景观园林所造成的影响冲击。

5.4乡村景观园林与社会形态的内在关系。

5.5乡村景观园林与乡村经济的内在关系。

5.6乡村景观园林与乡土文化的内在关系。

5.7乡村景观园林的基本类型。

5.8乡村景观园林的空间格局特点。

5.9乡村景观园林的艺术处理。

5.10乡村景观园林的未来发展模式。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重点不在于保护传统的乡村园林，而在于寻求乡村景观园林规划建设的规律和特点，尝试地探索未来乡村景观园林的发展模式，以便能切实有效地指导今后乡村规划中的乡村景观园林规划设计，创造出超越城市的自然而和谐的乡村人类聚居环境。

6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方法

国内有关中国造园理论的论著很多，在此基础上采用文献资料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文献资料是了解乡村景观园林形态构成的一个重要途径，它包括地方史书、地方志、家谱等，这些文献资料对村落的选址、布局、发展等都有详细的记载。目前乡村景观园林需要大量的基础性研究，这就必须建立在大量实证的基础上，然后从社会、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来进行分析、比较，找出规律。由于传统乡村景观园林大多遵循自然法则，随着村落的布局而形成，很少受到来自外界人为规范的约束。因此，选择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乡村景观园林进行实地调查和测绘，并结合对当地居民的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在居住方式和价值观上的变化，以及他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对于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村景观园林，受到来自村镇规划标准和农村土地使用政策的影响，因此，还需要认真领会政策、法规的精神。通过对乡村景观园林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通过实证对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和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村景观园林进行分析、比较，研究乡村景观园林的内容和形式的演变;总结归纳乡村景观园林的基本类型;分析乡村景观园林的构园特色;找出乡村景观园林成园艺术的规律和特点。乡村景观园林研究不是单一学科所能解决的，它在景观建筑学、生态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建筑学的基础上进行多学科、多角度交叉综合研究。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方法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还有待于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7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意义

乡村景观园林有别于城市景观园林，城市景观园林是通过人工再现自然，而乡村景观园林则是运用自然，更为朴素地保留着更多的自然真迹，从艺术追求而论，如果说，城市景观园林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那么，乡村景观园林则是虽由天作，宛自人开”，各自的艺术倾向不同，并无艺术的高下之分。但是，倘若从自然美的角度来看，乡村景观园林远比城市园林自然优美。“师法自然”只有从乡村景观园林中才能获取第一手的灵感源泉，而目前国内的景观园林规划设计界在这一领域几乎还处于一片空白，因此，对于乡村园林的研究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7.1建立乡村景观园林的观念意识

乡村园林虽然早就出现，但是由于人们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对乡村园林没有产生足够的重视，以致于长期以来没有人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通过建立乡村园林的概念，使人们对乡村园林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从而激发更多的人从事乡村园林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以填补国内在乡村研究领域的空白。

7.2发掘保护传统乡村景观园林环境

中国现存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大多为明清时遗留下来的，而乡村园林由于长期以来受外界干扰少，因此，有的乡村园林还保留着宋元时期的风格，这对中国传统园林是一个很好的补充。713创造现代中国乡村景观园林通过对乡村园林的研究，探讨乡村居民对园林的需求，以及乡村园林对大地景观环境和改善生态的重大作用。乡村园林不仅具有朴素的自然美，而且它和人们的平凡生活保持着最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因此，通过对乡村园林的研究，根据乡村的功能要求、景观要求和经济条件，创造出优美的乡村园林艺术形象，这对于我国未来乡村规划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①刘滨谊，风景景观工程体系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

②刘滨谊等译，图解人类景观——环境塑造史论1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

③刘滨谊，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

④张小林，乡村概念辨析.地理学报，1998，[6]:365～370

⑤张家骥，中国造园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⑥刘天华，中国古典园林之美—画镜文心.生活1读书1新知三联书店，1994

⑦农村与景观.台湾大学农学院农村规划与发展中心编译，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

⑧舒楠，楠溪江流域乡土文化与农村园林.建筑师，1997[78]

⑨程极悦，徽商和水口园林——徽州古典园林初探，建筑学报11987[10]

⑩肖国清，论徽州古典园林艺术1中国园林，1988[2].张浪等，徽州古典园林的研究1中国园林，1996[6]

ω彭一刚，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1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