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例1

古老兵法，根植于东方传统哲学

《孙子兵法》所论述的，事实上已经远远超越了具体的驭兵之术的范畴，而是阐释了深刻的博弈哲理的，古老东方智慧的结晶，是高度概括的“道”而非具体的“术”，诚如明代名将戚继光所云，

“孙武之法，纲领精微，为奠加焉。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犹禅家所谓上乘之教也”。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孙子兵法》是被作为一部哲学著作而收入的。

《孙子兵法》中哲学思想的根源，有很大部分是来自“道”、“阴阳”、“四时”、“五行”等中国传统的数术的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特有的宇宙论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因此，它的整套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就是和西方战略思想迥异的，建立在不同的哲学基础之上的。东方传统哲学思想的根基，赋予了《孙子兵法》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孙子兵法》中的“道"

正如孔子和老子都是从他们自己所定义的“道”这个哲学本体作为本原出发来演绎其哲学，《孙子兵法》之中，

“道”也是处在第一位的因素。《孙子兵法》在开篇就讲到，兵者最根本的五个要素是“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古今中外，运筹帷幄内、决胜千里外者皆离不开这五个要素，而取胜的关键首先离不开的就是“道”，正所谓“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在《孙子兵法》的语境中，“道”也有其独有的意义，即“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激发所有人民的士气，达到全国上下一心，同生死共患难，这是战争取胜的根本，是其他一切因素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

在“道”之下，才是天时(天)，地利(地)，领导者的素质(将)以及管理制度(法)这四个因素。在西方战略中。与孙子所强调的“道”比较接近的理念是军事总体战观念，但是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在《总体战》中系统论述这种思想，已经是二十世纪的事情了，比《孙子兵法》晚了两千多年。当代许多企业将《孙子兵法》运用于管理时，首要的一点就是高度重视建立一套促进员工对企业高度认同，能够凝聚人心的企业文化作为其管理之“道”，其次才是具体管理制度的“法”，从而达到孙子所说的“修道而保法”。

阴阳五行论“兵法”

《孙子兵法》之中充斥着大量的阴阳相对的成对出现的二元范畴，诸如敌我、彼己、众寡、强弱、攻守、进退、胜败、奇正、虚实、迂直、利害、患利、勇怯、劳逸、饱饥、安动、静哗、久速、治乱、远近、得失、安危等等，不可胜数。孙子高度重视驾驭阴阳之间的相互转化来扭转局势，诸如“乱生于洽，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孙子所推崇的克敌之道，就是巧妙地利用阴阳相生或相克的原理来达到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的效果，即所谓的“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侍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避实击虚也是孙子所极力推崇的战咯一“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虚宴之道，归根到底还是阴阳之道的外延。正所谓是大道至简，一阴一阳。

五行的概念也寓于《孙子兵法》之中――“五行无常眭，四时无恒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通过五行相克相生，充满无常，没有哪一个能永恒地战胜其它各方这个原理，揭示了用兵务须灵活应变的道理。

总之，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等这一系列形而上的东方哲学的核心理念，运用于具体的军事领域之中，赋予了《孙子兵法》独特的超越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使之不仅仅是军事著作，更是一部深奥的哲学著作。这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其层次远远高于西方式的线性逻辑的战略思维。如果要打一个粗略的比喻的话，那么《孙子兵法》与西方的强调主要倚靠力量取胜的那种战略思维的差别，就有点像中国的太极拳和西方的拳击之间的差别。

战略思想之鼻祖，迄今无超越者

如果把视角放低一个层面，从更具象和实际的战略，计谋和博弈的层面来看一看《孙子兵法》的思想，也绝对是堪称经典的。美国战略理论家约翰，柯林斯认为“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而在它问世之后直到今天，都一直得到高度的评价――曹操日：

“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子所著深矣”，李世民日：

“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当代的许多外国学者也仍然都认为，《孙子兵法》在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军事著作中可谓是首屈一指的“让the best”。能获得这样的“双重第一”殊荣的经典著作，不论在那个学科中，都是极其罕见的。

孙子最早地明确提出了战略的概念，谓之日“庙算”，中国古代，凡遇重大战事，皆要告于祖庙，议于明堂，故而称之为“庙算”，在《孙子兵法》中，“庙算”具体所指的就是运筹帷幄之中的战前谋划，也正是现在所说的战略的意思。孙子还特别强调了其高度的重要性：“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这与《中庸》中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原则是类似的。这不仅仅是在军事中十分重要，而且是做一切事情都应该遵循的一条准则。在我们现在看来，这似乎已经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了，然而，知易行难，纵观古今，因为事先考虑不足而与成功无缘的机会又是何其之多呢?故而，直到今天，我们做出决策之前，都有必要用《孙子兵法》中的道理来时时警醒自己。

最早提出了成系统成体系的，成熟的战略思想的也是孙子，在这套战略思维中，缜密的逻辑贯穿其始终，即便用现代的博弈论模型去看，《孙子兵法》也完全经得起推敲。并且，这一套战略思想中的许多理念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也并不随时间变化而改变的普遍规律，所以无怪乎《孙子兵法》直到如今仍是各国兵家所必读之书。后世的战略思想，总是难以跳出孙子战略思想的基本框架，正如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为《孙子兵法》的英译本所写的序中所说，《孙子兵法》“迄今无超越者”。

与众不同的现实和理性

虽然问世于人们尚迷恋于依靠占卜，祭祀和神迹来指引战争的时代，《孙子兵法》却显出了一些与其时代有些不相符的，颇显超前的现实主义风格和强烈的理性色彩。这或许是因为齐国当时浓厚的学术氛围及自幼优越的学习环境造就了孙子过人的逻辑思辨能力吧。

战争也好，计谋也罢，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如何尽可能以最低的成本和风险，获得最大的收益来实现目标，也就是如何达到经济学上讲的“帕累托最优”，是整部兵法所要解答的问题。正是因为能够达这样的认识层次，所以孙子才能得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样精辟而高明的论断一在孙子眼中，战争无非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之一，而这种手段往往成本高，风险大。因此如果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就不应首选之，这与把追求战争的最大胜利本身作为目标的西方战略是截然不同的，与反对一切战争，主张“非攻”的墨子也是非常不同的――孙子既非好战，亦非反战，而是嗅战。

孙子高度强调手段与目标的一致，一切与达到目标不符的手段都是错误的，都将导向危险的歧途――“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兵贵胜，不贵久”等表达的都是这样的意思。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例2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1)04-0187-05

霍姆斯(J.Holmes)于1972年提出了翻译学的理论框架，把翻译学分为纯理论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纯理论研究又分为描写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图里(G.Touryl对霍姆斯的翻译学框架进行了阐释，认为描写翻译研究是翻译作为一门学科的关键。描写翻译学主张原著不是翻译过程中唯一的中心，翻译是一个众多变量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译者、读者、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都对翻译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该理论主张采用描写研究的方法来探讨翻译现象及功能。具体而言，以现实的翻译现象(包括翻译行为与翻译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客观描写与分析，探究译者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探讨译本在译入语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归纳出特定历史时期与文化系统中制约与影响翻译的因素。翻译描写可从共时性与历时性两个视角展开，其中历时性描写适用于研究同一原著在不同时期产生的多个译本。跨越百年，有33种英译本的《孙子兵法》英译历程，很适合采用历时性描写方法来研究。

一、对《孙子兵法》英译历程进行描写性研究的必要性

问世2500年来，《孙子兵法》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被公认为最富哲理性的兵法，其思想已超越单纯的军事领域，深入到政治、外交、经营管理、体育竞技等各个方面。《孙子兵法》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并掀起了全球的“孙子热”。本文试图将百余年间出现的33种《孙子兵法》英译本，根据历史阶段进行划分，探寻特定历史背景下译者的意图，并总结各个阶段译本的共性，归纳出译者翻译策略选择及其变迁。全面客观地描写《孙子兵法》英译历程，将有助于我们真正了解这部伟大兵书英译事业的重大意义。

二、《孙子兵法》英译历程的描写性研究

(一)　《孙子兵法》英译历程的分段描写

我们将《孙子兵法》英译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挑选出各阶段具有典型意义的译本加以考证与研究。

第一阶段：1905年-1910年

这一时期产生了两种英译本：1905年卡尔斯罗普，(E.F.Calthrop)的译本(1908年修改后再版)与1910年翟林奈(Lionel Giles)的译本。卡尔斯罗普是一位当时在日本学习的英国上尉，最初他选用的底本是日文“十三中文底本进行重译，新增吴起兵法，并附加了较详细的英文索引。英国汉学家翟林奈批判卡氏译本，认为其“不能处理孙子兵法中各式各样的难题……这个译本不仅有严重错误……而且省略也比比皆是，难译的章节还被有意曲解或一带而过。因此在1910年，翟林奈选择清代孙星衍的《孙子十家注》作为底本，重译了《孙子兵法》。其译本是汉英对照，基本遵循中文版式并分段编号。译文与注释同页编排，注释紧跟译文之后。翟林奈还逐一介绍了各位注家，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知识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译文严谨通顺，行文流畅，富有韵律，至今仍为经典之作，对孙子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以上两个译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由于译者身份不同，所以翻译目的不一。卡尔斯罗普在重译本序言中指出，他对这部兵法的关注跟“最近的战争”(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有关。日俄海战中，日本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随身携带《孙子兵法》，他在布阵和实战中借鉴了孙子“以逸待劳，以饱待饥”的作战思想。开战前日本战舰就集结于作战海域，组织演习，最终将远渡重洋、疲惫不堪的俄军舰队一举歼灭。卡尔斯罗普看到了日本人灵活应用《孙子兵法》的效果，因此有意将该书介绍给英国军方。而翟林奈是位汉学家，他出生于中国，受其父亲汉学家翟理思(HerbertA.Giles)的影响，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具有扎实的汉学功底与严谨的治学态度。1900年在大英博物馆东方印本与写本图书部就职，负责管理东方书刊与手稿。他对卡尔斯罗普译本的质量非常不满，遂决定重译。他翻译《孙子兵法》并非受到战争历史背景的影响，完全是出于个人兴趣。

第二阶段：1943年-1969年

这一时期共产生六种英译本。二战期间，马切尔・科克斯(El Machell-Cox)与萨德勒(A.L.Sadier)各译了一个版本，但由于译得仓促，且随意调换章节，所以质量不高，发行量也不大。郑在1945年出版了中国人的第一个英译本：《兵法――约公元前510年成书的军事指南》，不过因为“郑对英文知之不多，所以其译本没有太大价值”。1963年，台湾出版了葛振先(chen-Sien Ko)翻译的《孙子兵法》中英文对照本。同年，美国准将塞缪尔・格里菲思(samuel Griffith)也出版了一部英译本。该书风靡西方各国，当年就被列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代表翻译丛书，此后多次再版，曾连续100多周成为亚马逊网站上榜畅销书，并取代了翟本在整个西方世界的权威地位。1969年，台湾出版了唐子长编译的《孙子重编：中英对照本》。该译本与葛振先译本境遇相似，发行量有限。

本阶段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特点，有的英译本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翻译目的在于指导当时西方军事界对战略战术的调整。二战后局部战争不断升级，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西方军事理论和实践暴露出自身局限性。西方一贯强调要在武器装备和兵力数量上占据优势，不太重视谋划与灵活运用战略战术。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被技术装备处于劣势的中朝军队挫败，60年代又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沼，这表明“以力取胜”的作战原则归于失败。格里菲思致力于寻求对付游击战与小规模战争的“正确作战方针”，他曾仔细研究的游击战理论，并认为其理论来源就是《孙子兵法》。他的译本从军事战略的高度很好地诠释了孙子思想，论述了孙子战争观，并讨论了《孙子兵法》与思想的关系，而在翻译策略上具有明显的归化倾向。

第三阶段：1983年-1988年

1972年，尼克松访华并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间文化交流也随之加强。这一阶段的四种英译本均在美国出版。1983年，詹姆斯，克拉维尔(James

ClavelI)编订再版了翟林奈的译本。1987年，陶汉章将军所著、袁士槟教授英译的《孙子兵法概论》得以出版。1988年，R.L.Wing和托马斯・克里利(Thomas Cleary)的译本也先后出版。

本阶段《孙子兵法》英译现象具有两个特点：翻译目的从上一阶段的军事研究转变为普及中国文化与古代哲学思想。上世纪80年代，《孙子兵法》开始成为美国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克拉维尔认为：“孙子思想对我们的生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和平。”其译本基本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虽然他是以翟林奈译本为底本，但删去了大量汉字与注释，并加了自己的评注。其注释多从人文角度出发，着重于译文的通俗性，使得西方读者更易于接受。克里利则是一位东亚语言文化哲学博士。此前他翻译了大量道家与佛教著作。他特别强调这部军事论著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内涵”，并将《孙子兵法》与道家思想联系起来探讨。这是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的一种新尝试，说明西方学者不仅重视《孙子兵法》的军事价值，也关注其哲学价值。②中国人自己出版了高质量的《孙子兵法》英译本，并且采用异化法来诠释这部中华典籍。袁士槟教授英译的《孙子兵法概论》曾被列为80年代最畅销的军事理论书籍之一。

第四阶段：1991年-2010年

上世纪80年代末，西方世界日益关注中国文化，对中华古典文化的解读、研究与应用逐步得到发展。《孙子兵法》的精辟哲理与基本原则被西方各国广泛采用，取得了巨大成就。短短20年间，共出现21种英译本，它们各具特色，异彩纷呈。

1972年，西汉简本《孙子》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1993年，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 Alyles)以它为底本，出版了《孙子兵法：第一个含有银雀山新发现竹简本的英译本》。该译本完善了通行本的译文，并补充翻译了新竹简本中未见于通行本的部分。安乐哲还详尽讨论了《孙子兵法》的历史背景以及该书与其他中华军事和哲学著作的关系，并试图解释中西方人生观的差异性。

1993年，拉尔夫-索耶尔(Ralph D.Sawyer)出版了《武经七书》英译本――《古代中国的七部军事经典》，其中包括了《孙子兵法》。该译本着重于军事策略的应用研究，广泛探讨了从商朝到战国时期的战争模式、战略战术等内容。值得一提的是，索耶尔参考了北京大学李零教授与中国军事科学院吴如嵩教授新发表的研究成果。该译本注释将近百页，资料详实；另外还提供一百页左右的历史相关信息，不足之处则是译文中误译稍多。

1999年，加里，力口葛里亚蒂(Gary Gagliardi)出版了《兵法：孙子之言》。他花费25年的时间认真研读《孙子兵法》及先前所有英译本之后，才开始动手翻译。加葛里亚蒂追求准确地理解《孙子兵法》原文中的每一个汉字。他先将汉字逐字译为英文，然后再逐句进行英译。该译本采用汉英左右对照的排版，便于读者完整掌握字句的确切含义。其译文流畅，加注极少。这种一丝不苟的翻译态度以及异化的翻译策略，说明西方学者越来越重视《孙子兵法》的原文本内涵，希望做到真正深刻地理解原著。该译本被视为指导其他亚洲语言著作英译的范本，2003年获得“独立出版商多元文化非小说类图书奖”，此后多次再版。

2002年，曾与导师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共同翻译过《红楼梦》的英国著名汉学家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也出版了一部《孙子兵法》英译本。其译本字句精练、阐意完整，体现出其深厚的中华文化功底。同年，美国丹马翻译小组(Denma translationgroupl出版了另一部英译本。他们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历时10年，其译本特点突出：丹马翻译小组选择典型的异化翻译策略，使得译文在形式上极为接近原文。它文笔简洁，西方读者初读起来有些晦涩，在汉字与英文之间貌似留有一一对照的痕迹，并且不在正文中加注解释。其文体介乎诗歌与散文之间，目的是尽量保留原文本的风貌，朗读起来颇具中文的韵律感。作者在序言中表示，希望读者在反复诵读中，将声形意都印入脑海，体会原文的优美绵长。虽然译文正文显得有些过于精练稀疏，但丹马翻译小组在译文后补充了许多材料，包括3篇评论，并就文本意义与历史时代、中西方世界观逐一展开讨论。此外，他们还在译文后将注释汇总，用长达100页的篇幅来逐句解释。他们着重强调哲学思想，而非实用性意义，并专门设立了相关网站。在英译过程中，他们不时将部分原文与自己的译文提供出来，邀请全世界的个人研究者参与讨论，给出建议，并对自己最后的翻译选择做出阐释。这样充分调动了英语读者的积极性，有利于群策群力地深入挖掘原文本的意义。

2007年，汉学家维克多・默尔(Victor H.省略)等。

总结起来，本阶段《孙子兵法》的英译现象呈现出多元化、多维度、多层次的特征。具体来说，有以下特点：①译者精心选择原文版本，希望更深入地掌握与挖掘最新的权威文献史料。例如安乐哲与加葛里亚蒂等均选择银雀山简本作为底本，而索耶尔则从《武经七书》入手。译者们选择新的原著底本，从文献学角度进一步丰富了《孙子兵法》的英译研究。②译者们吸收了国内外孙子兵法研究的新成果，用于指导英译研究。例如索耶尔参考了吴如嵩教授的研究成果，而林戊荪先生也是在吴教授的中译本基础上完成英译工作的。⑧大多数西方译者逐渐认识到了中国古籍文化的艺术价值与不朽魅力，其翻译不再为了迎合英语读者，一味采用归化策略。而是追求让译文保留原文风貌，并通过撰写大量评论、注释、附录予以补偿。这样既详尽介绍了相关历史背景、人物故事、提供了必要的文化信息，又凸显出中华文化特性。④华人学者开展了大量《孙子兵法》的英译工作，并日益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可，这样既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又避免了文化失真。例如黄昭虎先生的英译本在亚马逊网上书店就很是畅销。⑤许多译者借助研究孙子兵法的专业网站来调动西方读者阅读和讨论的积极性，这同样促进了专业研究的深入开展。例如Denma翻译小组一方面凝聚了多名成员的辛勤努力，另一方面也汇聚了许多读者的智慧与见解。

(二)　《孙子兵法》英译历程的发展脉络

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孙子兵法》英译本的全面历时性描写，我们描绘出《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传播的大致面貌。这一历程跨越105年，涵盖33个译本，其发展脉络可以概括为下表所示的6个方面(参见表1)。br>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例3

一、“正本”的哲学思想----战争中正义之师，“民为邦本”的思想

《礼记·大学》：“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从政治上讲起来，就是“正本”。董仲舒说：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延，正朝延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公羊》元年春正月，《何注》：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正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在我国古代政治军事思想中首先强调的也是“正本”的哲学思想。

（一）强调“师出以正”

古人主张师正，也就是“师出以正”，“师正得吉”。所谓“师正”就是军队作战目的是正确的，作战的性质是正义的。《周易》：“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就是说君主使用军队进行征伐，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维护广大民众的利益，也就是所谓的“正邦”。只有这样的战争才会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而“政胜”、“德胜”的思想早在《孙子》中就有了，亦所谓“道胜”。古人强调宇宙间的事物，都有天然的规则秩序，人在期间，也莫能自外。所谓“以道御之，无所不可”，用合情合理的手段驾驭战争，让他们能充分发挥作用，这样就能无往而不胜。把“道”，看作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孙子》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有五事：“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有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

”它均把“道”放到了“五事”、“七计”的首位。强调：“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义战”、“义兵”和“不义之战”是古人对战争概括性的看法。如《管子》十分强调战争的正义性乃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保障。它说：“行义胜之理。”（《幼官》）；“善胜恶，有义胜无义，有天道胜无天道。”（《枢言》）；《管子》同时认为，不合时宜，不合道义的战争，即使侥幸取胜，也未必是福，“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左传》上也指出：“师直为壮，曲为老”，意即为正义而战的军队士气旺盛，反之便兵无斗志。在《吕氏春秋》里，对这个问题讲得更清楚了。它讲“兵苟义，征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征伐不可，救守不可”。可见古人对战争的性质已普遍地用了“义”或“不义”这样的词作了区分，这在军事思想方面是有价值的。

（二）“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

早在春秋时期的齐国政治家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立政》）；《书经》上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还有诸如：“民者，君之本。”（《谷染传》）；“国以民为本，君以民为本，吏以民为本。”（《贾谊：《新书》）。“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这些就是影响、作用于中国古代政治军事思想的民本思想。中国古代许多进步的政治军事家已充分意识到战争的成功或失败，治统治的稳固或崩溃，不取决于天命鬼神，而在于统治者对待民众的态度和随之而来的民心向背，有时甚至将它与战争的胜负直接加以联系和对应。就是孙子所说的“修道而保法”、“唯民是保”。所谓“政之所幸，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不能治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可见古人认为军队行师打仗最重要的目的是保民安天下。只有保民师才会“正”，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上天的保佑。而只有师正，得到人民的支持和上天的保佑，君主才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终实现保民安天下的目的。所有这一切，均打上了古代民本思想的烙印。他们依据“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阐明了民心向背关系战争胜负的普遍规律。《管子·重令》强调：“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总之，治国安邦，取决于民心的向背；战胜攻取，也取决于民心的向背。“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

二、“质”出于“形”----战争不单纯是一种孤立的军事行为，它是政治和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外在表现

古人认为一切万有，是原于一种“动力”的，并提出：“质”出于“形”的哲学思想，“质”不能脱离“形”而存在。用科学的眼光看起来自然不能满足，但对古人认识战争与国家，战争与与国家实力之间的关系却起了很大的作用。

《吴子》初步认识到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把政治和军事紧密结合起来。《尉缭子》认为，军事和政治的关系，是支干和根基、表和里的关系，提出了“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的重要见解，已含有军事从属于政治、是政治的表现的卓越思想。我国古代兵书亦揭示了军事实力必须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原理。国富是兵强之本，国富才能强兵。《孙子》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孙膑兵法》又前进了一大步，它不仅看到了进行战争必须“有委”(物资储备)，而且强调“富国”是“强兵之急者也”。我国许多古代军事家，例如曹操、朱元璋，都实行过屯田政策和“且战且耕”。像《管子》也强调“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足见我国古代军事家、思想家普遍认识到，发展经济是增强军事力量的可靠保障。

三、“慎始”----“慎战”

古人说从无而至有，有形无形，算做一个阶段，先要有形，才能有体。微是无形的意思，著是有形的意思。所以《乾凿度》说：“天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体。”《荀子·赋篇》说：“物精微而无形。”《老子》：“抟之不得名微。”《孔子》：“微乎微，微至于无形。”是从小到大的，所以要“慎始”。

在古代军思想中对战争的发动也非常重视《孙子》开篇名义，“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把战争看作是国家的大事，关系着“存亡继绝”；《管子》也认为战争是实现君主尊贵和国家安定的重要途径，它说：“君之所以尊卑，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必须慎重对待战争。《孙子》在对待战争问题时指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强调“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因为“怒可复喜，愠可复悦”，而“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所以对待战争必须“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以上的这些政治军事思想主要是从战略的角度来看，用今人的话说就是主要讨论军事与政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而在中国古代兵家思想中所体现的军事的辩证思维却更显淋漓尽致，内容广泛和精辟了。

四、“易”----“运乎无方”

战争没有固定的模式，灵活用兵，因敌制胜古人认为万有的起源，是一种动力。这种动力，是动而不已的。所以贵“变通”，忌“执一”。《易系辞》：“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孟子》：“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

古代哲学思想中“易”的思想，即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思想在各兵家思想中也得到充分体现。我国古代兵书贯穿着因形用权，因情击敌，胜不可一的灵活用兵思想。《管子》认为，战争形势、敌我态势是变化多端、神秘莫测的，战争指导者要做到变化无方、灵活自如，切不可墨守成规则。它说：“运乎无方之事，应变无失之谓当。”（《宙合》）“无方，胜之机”（《幼官》）。“无方”即用兵打仗没有固定的模式，善于用兵者要做到“无设无形”。《孙子》指出：“占胜不复，而应形无穷”。他还以水因地形的制约改变其流动的方向，比喻作战指挥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重要的是要根据敌情及其变化制定取胜的方法和夺取胜利。“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势，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吴子》主张“料敌用兵”“用情击敌”，强调“因形用权”。亦即在不同的战场情况下，应灵活地采用不同的作战方法。《孙膑兵法》指出，不可用一种态势下的取胜方法赢得各种态势下的胜利，即“以一形之胜胜万形不可”，它强调，“胜不可一也”。宋代名将岳飞也指出：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都强调灵活用兵，因敌制胜的重要性。

五、“有无相生”----“避实击虚”的辩证思维

老子哲学中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有”与“无”的关系。

《道德经》中有“有无相生”，之说，是老子哲学用以说明天地万物所以然、所以生、所以成的基本范畴。认为任何一个事物都是“无”与“有”的统一，相反而相成。《韩非子·主道》也说：“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

古代兵家中也十分强调“虚实”，“有无”在军事中的运用。所谓“善者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搏影，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象焉，无不可以化也，此之谓道矣”（《七法》）。虚实含义甚广，大致指兵力的弱强、寡众，兵势的钝锐、瑕坚，部署的次点、要点，意图和行动的假、真等。强调“知彼知己”的运用，在了解敌人兵力、部署、计谋等情况下，有意识地在军事活动和战争中造成表面现象与实际的内容背离，假象与真象难分，核心是“避实击虚”。善于用兵作战者，要以我之备攻敌之不备，做到虚虚实实、避实击虚。“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霸言》）。

六、“阴阳”----战争中敌我、奇正、虚实、攻守、进退、围阙、迂直、主客、勇怯、长短、吉凶、利害、众寡、强弱、逸劳、胜败等对立双方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

原始的“阴阳”观念是古人根据日光的向背和季节、气候等自然现象的变化规律得出的一种直观的哲学观念。

把阴阳看作是自然界两种基本的、互相对立和此消彼长的物质力量，把阴阴阳交替看作是宇宙变化的根本规律和普遍法则。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例4

对外汉语教学是对外国人进行的汉语教学，其性质是一种外语教学，也可以说是一种第二语言教学。其目的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使外国学生尽可能地熟练使用汉语。根据中国教育部方面2005年的统计显示：除中国人外，目前世界上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人已超过3000万，100个国家2300余所大学在教授中文。在欧洲，法国有近3万人学习汉语，居欧洲首位。截至2003年，法国参加中国汉语水平考试的人数已超过53000人次，仅次于韩国和日本；在美国，汉语已经成为学习人数增长最快的外语。截止2014年1月1日，全球孔子学院的数量已达1086所。

一 对外汉语教学是软实力战争的延续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开宗明义，在开篇首句即指明战争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其政治目的是保卫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必须要认真对待。这与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不谋而合。

语言是一种软实力，以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为基础。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政治军事力量的增强，汉语越来越受到重视，已形成世界“汉语热”，有人预言21世纪汉语将成为全球通用语。

二 《孙子兵法》三元理论结构和对外汉语教学实践的象似性

每个民族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基本认知结构。这些认知结构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和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相关研究表明，汉民族最早的认知结构是阴阳结构和三元结构。阴阳结构体现了辩证法的矛盾思想，我们将在下文论述。

认知系统及基本认知结构更直接表现为语言模式。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决定思维，所有高层次思维都依赖于语言。我们可以对《孙子兵法》的结构层次进行再概括：

第一部分：《始计》，兵法之纲要；

第二部分：《作战》、《谋攻》、《军形》、《兵势》、《虚实》，战、攻的基本原则和战前准备；

第三部分：《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作战的具体方法。

这和我们传统文化中倡导的道、法、术有异曲同工之妙。道，《说文》：所行

道也。《尔雅》：一达谓之道。可见，“道”指的是四通八达的大路。运用在战争上，指的是能够让一军无所阻碍、势如破竹的方法，即掌控全局的战略原则；法，指的是方法，即实现“道”的基本方法；术，是指具体的操作方式。

对外汉语教学有其自身的理论特点，但也应该符合我们民族的文化认知框架规律。研究证明，三元结构对对外汉语教学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黄金分割对课堂讲练的时间分配起着关键作用。

第二语言教学的原则是“人们从一定的教育和教学目的出发，在第二语言教学实践基础上，根据对语言规律、语言学习规律、语言教学规律的认识而制定的指导整个教学过程和全部教学活动的原则。”

对外汉语教学和孙子战争理论的三元结构具有象似性，请看下表：

在《孙子兵法》大多篇章内部体现黄金分割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对对外汉语教学课堂的讲练时间分配问题进行了考查。

三 《孙子兵法》哲学思想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的认识基础

前文提到的阴阳二元结构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认知方式之一。最早见于《易经》：“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阐释了宇宙的生成；“一阴一阳之谓道”，说明了朴素辩证法。这种思想经过诸子百家和历代大儒的发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思维认知方式了，尤其是对于某一事物内部结构的认识。据《孙子兵法结构研究》的统计显示，《孙子兵法》十三篇每篇的布局也都按二元对举的形式安排。这种二元对立的哲学思想为对外汉语教学借鉴《孙子兵法》的相关理论提供了又一个依据。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也充满了各种矛盾。要转化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矛盾，必须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汉语语法一直是教学的难点，如何加快学生的习得速度、提高学习的质量呢？教师可以选择演绎法、归纳法、认知法等等，但也可以设计一个场景，采用功能法，把枯燥的语法放入生动具体的对话之中。

四 结论

《孙子兵法》是春秋晚期以前兵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但《孙子兵法》对对外汉语教学的指导意义研究尚属空白。我们经过上述比较，发现兵法和教学无论是战略地位、内部层次还是哲学思想都有很高的象似性，这就为我们研究《孙子兵法》对对外汉语教学的指导意义提供了理据性。根据《孙子兵法》，这种指导应该是三个层面的，根本战略层、基本作战层和教学技术层。每一个层面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解读。例如对外汉语教师应该具备哪些素质，教学法还有哪些没有发掘，什么时候应使用何种教学法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客观教学的基础上进行具体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艳萍.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现状与对策[J].职业技术月刊，2005（2）：3-55.

[2]文光，宣林.孙子兵法（白话本）[M].成都：成都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1）.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例5

1、兵圣是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

2、孙武（约前545年－约前470年），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省北部）人。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或孙子（孙武子），又称“兵家至圣”，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

3、孙武大约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初，由齐至吴，经吴国重臣伍员（伍子胥）举荐，向吴王阖闾进呈所著兵法十三篇，受到重用为将。

4、其著有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他撰著的《孙子兵法》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军事学术史和哲学思想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等领域被广泛运用。

（来源：文章屋网 ）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例6

辩证唯物主议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应该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不能用片面的孤立的静止的眼光看待事物。这些观点虽然来自于西方，但是在我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读本中都能够找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影子，特别是《孙子兵法》一书关于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世界是“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等论点都有很好的阐述。因此就很多学者都试图从哲学的角度对本该作为兵书的《孙子兵法》进行理论研究。

《孙子兵法》是我国春秋时期齐人孙武所写的一部著名的兵书，全书共有十三篇，因此《孙子兵法》又被称为《孙子十三篇》，包括计篇、作战篇、谋攻篇、行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约5900字。它不仅是我国流传下来最早的军事著作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在我国军事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后世政治家和军事理论家的影响也非常的深远，被人誉为“武学之圣典，兵家之绝唱”。

《孙子兵法》中有很多关于严厉禁止占卜预言之类活动及传播小道消息的论述，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避免被敌人利用以至于扰乱军心，故军中必须“禁祥去疑”。孙子认为，最终胜败从来都是建立在两军实力对比基础上的，“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善用兵的人必须先考查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在己方占优势时才能开战，以卵击石只能自取灭亡，绝对不可以将胜利寄于鬼神力量之上，胜利只能建立在实际力量对比上。善用兵者，每一战，需集中兵力形成对敌优势，才能保证胜利，“兵非贵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决战则要等到总体实力胜过敌人时才能进行。作战要求“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而掌握敌情则只能依靠情报人员，而绝“不可取于鬼神”，这才能为料敌致胜打下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一、唯物辩证法对立与统一规律

《孙子兵法》强调趋利避害，而这也正是它实用性的之体现。在孙子看来， 如何对待战争的根本出发点是考察事物本身的利益大小得失多少。也就是他所强调的“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篇》）；“非利勿动，非得勿用，非危不战”（《火攻篇》）。这些说的都是要以尽可能小的付出换取尽可能的大的收获。孙子认为利与害处于同一事物之中，两者如影相随，“夫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篇》），“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九变篇》）。从中可以看出在孙子看来利与害错综交杂在同一事物的内部，凡事都有一利必有一弊，不可能有绝对的利和绝对的弊。孙子关于利与害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深刻地揭示了事物运动的基本性质与一般规律。当然《孙子兵法》还有许多对立统一规律的例子，比如全与偏、正与奇、虚与实、专与分、己与彼、众与寡、动与静、攻与手等，这一对一对的例子都体现出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

二、普遍联系

孙子认为“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一切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自然界的天时、地利，都是客观存在的物质都可以为军事服务，“昼风久，夜风止”、“行火必有因，（烟火）〔因〕必素具。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火攻篇》），指出了物质之间的“普遍联系”。“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谋攻篇》），体现出一种不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所以想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实事求是”也是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一种体现。

三、永恒发展

《孙子兵法》中也有类似于世界是“永恒发展”这样的观点。孙子认为：“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他还指出：“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这种军事的运动性和发展性，认为军队的士气也是不断的变化的。在他看来，战争以及与战争相关的事物都是变化的，所以将领们应该做到“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孙子提出的这些战术以及对将领应变能力的求其实就是世界是“永恒发展”的这一基本问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M].人民出版社，1972.

[2]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谈[M].出版社，1999.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例7

《孙子兵法》的诞生。《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处处表现了道家与兵家的哲学。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汉族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汉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汉族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

《孙子兵法》被称为镇国之宝，在中国被奉为兵家经典。诞生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历代都有研究。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兵法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如今，孙子兵法已经走向世界。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竹简出土在临沂。

（来源：文章屋网 ）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例8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6-0112-03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认为，经典作品是每次重读都能带来新发现的书，是即使初读也像在重温的书，经典永远不会耗尽它向读者所说的东西[1]。《孙子兵法》正是一部值得反复阅读和不断阐释的传统经典。传统和现代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概念，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激进主义思潮中，传统成为落后、保守的代名词，使现代成为进步、创新的象征。中国的历史经验和西方的文艺复兴，证明脱离传统并不能走向现代，离开传统也很难实现创新；进行传统的现代性转化，是我们建立文化自信的途径之一。《孙子兵法》研究专家吴如嵩先生认为，对兵法的考据性工作已经完结，我们应该从现代的角度，探索兵法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与应用，并且与西方的强势文化相对照，才能显示兵法的现代价值[2]。

《孙子兵法》的思维方式、理性精神、人文价值、战略思想是渗透性的，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文学、历史、哲学、文化、军事的解读。除了进行历史文化的挖掘，还可以进行现代管理学的渗透，积极服务于学校的专业建设，为大学生就业困难提供策略性支持，改变他们专业划分过细、知识结构过于单一、在市场上动辄捉襟见肘、难以纵横捭阖的困境。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孙子兵法》具备形而上的文化价值，也拥有形而下的可操作性策略。兵学思想的现代转化，可以弘扬传统智慧，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塑造大学生以人为本、仁智合一的人格精神，培养学生建立在共赢基础上的竞争能力，使他们树立理性的义利观，并且强化其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一、塑造以人为本、仁智合一的人格精神

与儒家文化以仁为首不同，《孙子兵法》（以下简称《兵法》）是重智的。在论述优秀将领必备的五种品格时，孙子把智放在首位：“将者，智信仁勇严也。”[3]把兵家五德和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兵家和儒家都具有“仁、智、信”的文化理念，在本质上这两种文化形态并不是对立冲突的，而是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共同构成了齐鲁文化的基石，塑造着山东乃至中华民族的人格特征。

《兵法》的智有丰富的内涵，首先表现为蕴涵其中的科学理性精神。兵法的科学理性是对天命的怀疑，要做到知彼知己，事先了解敌情，不可用迷信鬼神的方法，不可用过去相似的事情做类比，也不可通过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位置去占卜，一定要从了解敌情的人那里去获得，这在占卜成风、笃信天命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对人的重视促进了情报学的发展，竞争情报专家包昌火先生认为，情报学的老祖宗不是西方的申农，而是东方的孙子。兵法的情报学知识可以使学生掌握收集情报信息的方法，在信息泛滥成灾的网络时代，学会甄别信息的真假是非常重要的。封建社会，宦官拥有信息解释权；网络时代，技术人员拥有信息制控权，从冷兵器时代到后工业社会，信息战一直是重要的竞争手段。

与此相关联的是孙子的信息化思维以及对数字的重视，《兵法》中不同的数字一共出现了近160次。我国古代哲学的特点是思维的含混性，但是孙子却用超越时代的科学思维对战争进行了定量分析，虽然数据的准确性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但其中表现了可贵的科学意识的萌芽。意大利学者克里斯托夫Υ擞屑高的评价，他认为孙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去对待社会现象，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是孙子的伟大成就。就重视科学和科学方法而言，在中国古代思想领域，孙子是一位孤独的先驱[4]。

在科学理性之外，《兵法》更有对谋略的重视。孙子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是最优化选择的策略，智慧的较量优于暴力对抗，尽量避免硬碰硬的流血战争，减少战争的伤亡。要尽量不战而屈人之兵，以智取胜而不是以力取胜，通过谋略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胜利。这不仅体现了兵法对智谋的重视，同时也可以看出孙子的智建立在仁学基础之上。孙子的慎战甚至反战倾向，与穷兵黩武盲目鼓吹战争是迥然不同的，有专家认为孙子是和平主义者，这是不无道理的。

《兵法》充满智慧的仁体现了鲜明的人本主义倾向。“道”是兵家文化的核心，是战争中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是民心向背，在判断战争胜负的五种重要因素中，“道”处于首要地位。孙子推崇的“道”是民众与国君具有共同的革命目标，上下同欲，才能共同出生入死，取得战争的胜利。孙子对这种鲜明的人性化思想有细致的描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只有爱兵如子，才能共同赴汤蹈火，出生入死。这种把士卒当子的理念好像统领全篇的一个总纲，后面相继论述的以全取胜、围师必阙、强则避之等谋略，均从人性化的角度体现了唯人是保的主题。

由此可以看出，《兵法》的智是建立在仁基础上的智，只有爱护士卒，尊重个体的生命和尊严，他们才甘愿为之牺牲生命和尊严。优秀将领不但具备“智信仁勇严”的五德，更应该清楚发动战争不是为了获得个人功名，不能一将功成万骨枯；同样，退却逃跑也不回避个人应承担的罪责，永远把士卒和民众的生命价值放在首位，这便是做到以人为本了。

《兵法》“以人为本、仁智合一”的理念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对塑造大学生健全的人格精神，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的形成和转化期，兵学智慧可以开阔他们的知识视野，在进行职业规划时具有更准确的判断力，同时也可以提高他们的核心竞争力，以及处变不惊的危机管理能力。《兵法》中的人本思想，可以使大学生置身于人类优秀的文化传统中，对现实世界进行深层次观照，对生命进行终极意义的叩寻；对生存世界具备更多人文关怀，更加尊重个体生命价值，懂得理解和关爱他人，树立高尚的人格理想和道德追求。传统文化中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仁学”理念将成为集体无意识，渗透在他们的血液里，无论将来走向哪个工作岗位，管理者或者是被管理者，都将成为他们一生的财富。

二、培养以共赢为基础的竞争力

《孙子兵法》作为先秦诸子百家的兵学代表作，具有其他哲学流派不同的文化内涵，它代表的“智文化”重谋略贵创新，其中蕴含的竞争意识更适宜于现代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兵学的竞争理念可以培养大学生的竞争意识与竞争能力，现代社会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不少专业就业困难，培养学生的竞争能力是非常必要的。

在传统文化中，儒家主流文化并不提倡竞争，《论语》规定了世俗社会的纲常伦理，社会和谐是建立在服从和孝悌基础上的。与儒家互补的道家文化提倡无为、不争、致虚、处下、守柔，老子的哲学是一种退守和避让的哲学。同儒道互补的主流文化不同，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兵家文化有鲜明的竞争意识，孙子认为善于用兵的人，“必以全争于天下。”竞争的策略要“以正合、以奇胜”，“正”是战争的常规思维，主要包括五事、五德、慎战、全胜等兵学理念；“奇”是超出常规的思维，比如“以迂为直”属于逆向思维，两点之间，不一定直线最短，有时最远最弯曲的路线恰恰是一条捷径。“因粮于敌”是借对方的力量发展自己，这是现代社会常用的借势方法。单人博弈时，要学习常山之蛇，提高自救能力。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需要“避实击虚”，寻找对方的阿喀琉斯之踵。

过分强调竞争的合理性，容易进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怪圈，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物界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用于人类社会，以公理和正义的名义为强权辩护，西方殖民者正是以优等民族的姿态，对落后民族进行合法掠夺。《兵法》提倡的竞争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建立在共赢基础上的竞争。孙子主张对正在撤退回国的敌人不要去拦阻，包围敌人要留有缺口，对陷入绝境的敌人不要去逼迫。孙子的用兵原则告诉我们，不要置他人于死地，要给竞争对手一定的退路和生存空间，学会竞争更要学会妥协。当遭遇相同的生存困境时，即使与敌人在一起也要同舟共济，互相救援，就像左手救右手。美国博弈论专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通过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壕堑战系统发现，敌对双方相信“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策略。在某种情况下，敌对者也可以产生相互同情的情绪，合作可以在敌对双方之间产生[5]。

孙子的竞争智慧符合现代社会的生存理念，某些方面和“蓝海战略”有相似之处。《蓝海战略》是韩国学者W.钱・金和美国学者勒妮・莫博涅的研究成果，蓝海与红海相对，是一种超越竞争的全新思维模式。孙子主张锐卒勿攻，是避免硬碰硬的流血竞争；避其锐气，相当于摆脱竞争、寻找商机；避实击虚，是开辟无竞争或竞争比较薄弱的市场空间；穷寇勿迫，是给他人一定的生存空间；以迂为直，可以挖掘客户的潜在需求。通过兵法和蓝海战略的共同点可以看出，其竞争策略以良性竞争为主，这样才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兵法》的蓝海思维可以使大学生在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中另辟蹊径，开辟专业和职业的蓝海，寻求竞争力比较弱的就业空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模式。

大学生适当学习竞争的策略，可以通过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方式进行自我优化，让他们明白优和劣、强和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通过个人努力以及某些外在条件，优劣、强弱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兵学的共赢理念可以让学生懂得竞争的人性底线，要给对手一定的生存空间。马云曾经说过，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人能够温暖你，就要学会用左手温暖右手。《兵法》主张在关键时刻要救援你的敌人，就像左手救右手。《兵法》处处闪耀的人性光辉，对培养良性竞争文化是有积极意义的。

兵法提倡竞争，也提倡妥协。它的竞争意识、共赢特点，具备和现代商战相通的基因，使兵学理念用于商业管理时有一定理论根据。龙永图先生认为，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量，不少管理者把传统文化理念运用到现代管理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传统文化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系统，对它的现代阐释和应用可以增加它的活力。

三、树立理性的义利观

竞争的目的是什么？司马迁认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马克思说：“致富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6]《兵法》告诉我们，军争为利，利益是战争的直接内驱力；用兵要坚持有利就行印⒉焕就停止的原则，要能及时止损。孙子在谈论利益的同时也在考虑危害，“在害思利，在利思害。”不知道用兵的害处就不知道用兵的好处，这是一种辩证思维的模式。利是战争的驱动力，也是战争的重要手段，对于敌人要“利而诱之”，对于己方则“饵兵勿食”。毫无疑问，《孙子兵法》是一本并不耻于谈利的书，“利”在《兵法》中一共出现四十多次，但它并不是不择手段、没有道德底线的个人私利，而是受“仁”制约的国家利益。只有上下同欲，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也只有利合于主，这样的将领才是“国之宝也”。

孙子以国家利益为首位的原则和墨家有共同之处。墨子说：“义，利也。”义就是让他人受到恩泽，把有利于天下作为自己的职责；“孝，利亲也。”孝是为父母谋福利，忠是为国家谋利益。孔子对财富的态度也符合最基本的人性需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贵，是任何人都想得到的，但是要用正确的方法得到它；贫贱，是任何人都想摆脱的，但是要用正确的方法去摆脱它。若“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孔子也愿意去做；余英时先生认为，所谓的“执鞭之士”，就是《周礼》中的“胥”，是市场管理人员里级别最低的。每个“胥”掌管两家店，作为这两家店的保安，看守大门，维持秩序是他们的职责所在[7]。从中可以看出，孔子不但熟悉市场语言，而且对商业活动也不排斥。根据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人首先要满足物质层面的需求，然后才能实现尊重的需求，从而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

简单梳理传统文化的义利观，可以使当代大学生正确地看待物质利益，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不受利益诱惑，保持做人的良知，同时也不至于谈钱色变，耻于言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离开“利”去谈“义”只是空中楼阁；同样，离开“义”去谈“利”则会导致对金钱的崇拜和攫取。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树立理性的义利观，可以加快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同时促进精神文明的发展，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也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意]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4.

[2] 吴如嵩.孙子兵法新说[M].北京：出版社，2008：203.

[3] 中国人民军事科学院.孙子兵法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2.

[4] 张文儒.孙子兵法与企业战略[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137.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例9

汉语的军事熟语是在中华民族的长期语言实践中反复加工锤炼而成的，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文化观念，是我国传统军事文化精华的集中体现。军事熟语的文化特征，大致表现在哲理性、历史性．民族性三个方面。

一、军事熟语的哲理性

(一)客观辩证的思维方式

矛盾的对立统一是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军事熟语的辩证思想涉及军事领域的诸多矛盾，其中包括众寡、强弱、攻守、进退、奇正、虚实、动静、迂直、勇怯、治乱和胜败等，如军事熟语：以卵击石、避害就利、以疾 掩迟、以治 待乱、以逛待饥、避实南虚、声东击西、以近待远、以静侍哗、以逸倚劳、以众击寡，无有不胜、以我之锐，击彼无备、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等都是以矛盾的对立性为出发点，通过激化矛盾的一个方面，形成对已方 的绝对 优势，以达 到克敌制 胜的 目的。以逸待劳源自《孙子兵法 ·军争篇》：“以治待乱 ，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苦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是指注重人心理变化规律的作战谋略惊慌必然手足无措，将心摇则军心动。自古兵家都把镇定持重、处变不惊视为将帅修养要则。以自己的严整来对待敌人的混乱，以自己的镇静来对待敌人的哗恐，这才是掌握军心的方法对待军事问题应注意两点论、两分法，避免用片面观点观察事物。三是军事熟语的～大特色，如：义必有两、奇正相生、远而示近、文武兼备、以弱示强、治而形以乱、知已知彼，百敞不殆、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示之以柔，迎之以刚、智者之虑，杂于利害、用兵之法，主客无常等，都体现了这一特点。“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孙武的一句名言，强调客观地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是确立韬略和用兵的客观基础。知彼知已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思辨命题，知彼既有赖于知己，知己也有赖于知彼。知彼是主观认识客观的过程，知己是主观通过客观比较进行自我认识的过程。在战争中，不仅要做到知己知彼，还要阻碍敌人知己，因为敌我双方情况的预测和把握是胜利的关键。故孙子日：“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兵法 ·谋攻篇》。“知彼 知己”的 目的在于料敌决策，但也仅仅是掌握了敌我双方的必要信息。要克敌制胜 ，还必须对已经获得的材料进行由此及 彼、由表及里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全面认识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透过表面现象看到敌军的真实意图。孙子提道：“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孙子兵法 ·九变篇》。“故不尽知用兵 之害者 ，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孙子兵法·作战篇》。所 以只有充分考虑到矛盾的两方面，才能真正做到趋利避害，扬长避短。

军事熟语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揭示了万事万物相克相生，赢缩转化的自然规律。如：居安思危、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以柔克刚、以战代守、以攻为守、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变客为主、以退为进、欲速形以缓、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等。“以迂为直 ”、“以患为利”是孙子运用哲 学辩证思维提出的又一军事范畴。战争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对抗，双方都力争实现自己的企 图而破坏对方的计划。因此，战争的进 程不是径直发展的，而是曲折迂回的。孙武说：“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孙子兵法军争篇》。为了达到最终目标，可以先走一段弯路。为了取得全局胜利，可以先作局部的牺牲。“以迂为直”的奥妙在于暂时处于劣势的一方，往往能深谋远虑，后发制人，夺取战争的最终胜利。孙子还提道：“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孙子兵法·势篇》。可见，治与乱，勇与怯，弱与强都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恃治而怠则生乱；恃勇而骄则生怯；恃强而懈则生弱。也就是说，事物都可以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以上军事熟语都反映了矛盾的对立统一论观点，是哲学辩证思想的直接体现。

(二)联系发展的动态理念 

矛盾的普遍性决定了事物的存在不可能是孤立的、静止的，而应当是联系、发展的。军事熟语中所描写的军事也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与政治、经济、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方面的因素相联系的。它必须以经济为基础，以综合国力为后盾，以政治为有力保障，以天时、地利、人和为先决条件，必须作为整体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加以考虑。军事熟语如：富国强兵、天时地利、允文允武、兼资文武、文武兼备、四战之地、地势便利、知天知地，胜乃不穷、上得天时，下得地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以文为植 ，以武为种等都体现了联系的哲学观点。《孙子兵法 ·行军篇》也提道 ：“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武，代表力。文，指古代的礼乐制度。文、武之道并行，是古代治军的基本手段。“文武兼备”、“文武双全”，是古代选择将帅的理想标准。古代之所以要求将帅文武兼备，是因为将帅必须懂得统领士卒，既要教育，也要执行纪律。“知天知地，胜乃不穷”源 自《孙子兵法 ·地形篇》：“故日：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杜佑注：“知地之便，知天之时。地之便，依险阻，向高阳也；天之时，顺寒暑、法刑德也。既能知彼知己，又按地形法天道，胜乃可全，又何难也。”“知天知地，胜乃不穷”揭示了战争的一条普遍规律：天时、地形是用兵的辅助条件，懂得运用天时地利，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战争形势的发展、战场状况的更迭千变万化，这就要求对待军事问题不能采用一成不变的策略，而应根据临场状态随时做出调整，这体现了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观。军事熟语如：因利制权、因势而动、因机权变、随机应变、机诈权变、因敌制胜、立谋虑变、践墨随敌、胜败乃兵家常势、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法有定论，兵无常势等都体现了这一原则。“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指用兵没有固定不变的方式，犹如水流没有固定的形状一样。“因敌制胜”指根据敌情变化而使用不同的作战策略，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两条熟语皆源自《孙子兵法·虚实篇》：“夫兵形象水 ，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武把用兵形象地比作水流，强调用兵作战要根据敌情而决定其取胜方针不能墨守某种作战方法。

(三)把握全局 的宏观视角

联系、发展的哲学观点决定了中国人看待军事往往从全局性的高度出发，以更为宏观博大的视角把握战争的进程当军队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会选择放弃个人利益。当战略全局的胜负与局部战争的胜负发生矛盾时，会选择放弃局部战争。军事熟语如：完全之计、计出万全、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全局观。“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源自《寤言-二迁都建藩议》。这其中包含了三层含义：一要深谋远虑，照顾战争发展的全过程，预测战争发展趋势，做到“事未至而预图”，“此策阻而彼策生，一端致而百端起，前未行而后复具。百计叠出，算无遗策”(《兵经》卷上)；二要周密、万全，全面分析关系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包括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设计应付各种局势的对策；三要叠筹选优 ，在设计定策时，提出上、中、下三策以至更多的方案。比较其优劣得失，从而选出最佳方案。

二、军事熟语的历史性

(一)以谋为本的文化倾向

前面我们谈到军事熟语的哲理性充分说明中华民族是个善于思考的民族，这就决定了我国传统军事文化必然产生注重谋略的文化倾向。我国历代军事家一向主张“先谋后战”，强调战略决策和谋略指导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谋为本”的思想，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我国军事文化从产生到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百计千谋、深谋远虑、足智多谋、多谋善断、先计后战、诈谋奇计、谋臣武将、用兵在先定谋、多算胜，少算不胜、以计代战一当万、用兵之道，以计为首、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等军事熟语都充分印证了这种文化倾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指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取胜，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取胜，再次是使用武力战胜敌人，最下策是攻城。语出《孙子兵法·谋攻篇》：“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 ，为不得已。”孙武非常重视“智”战，他主张“全国为上”、“全军为上”、“全旅为上”、“全卒为上”。而最好的办法，就是以谋略取胜。所谓以谋略取胜，并非取消军事斗争，而是要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有时还必须同“伐兵”、“攻城”相配合才能达到目的。“以计伐战一 当万”语出《晋书·杜预传》，指用计谋来代替战斗，一人就可以当万人使用。明智的将帅都十分重视计谋的运用，而不愿施匹夫之勇。以计伐战，可以少流血，而同样获得好的效果。

(二)以治为胜的治军传统

“以治为胜”是吴起的治军名言，出自《吴子·治兵第三》“武侯问日：‘兵何以为胜?’起对曰：‘以治为胜。’又问日：‘不在众乎?’对 日：‘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吴起治军思想的核心，是以法治军，恩威兼施 ，主张依靠严格的管理，建设一支纪律严明，团结一致的“父子之兵”。他认为军队有投有战斗力，不在于数量的多少，而在于以治为胜。治由法生，令行禁止，纪律严明，军队才能做到平时秩序井然，战时威武雄壮，前进后退都有节度，左右运动服从指挥，虽然处于绝境仍能阵势不乱 ，虽然分散行动也能保持战斗序列；将领与士卒同安乐，共危难军队上下同心，“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吴子·励士第六》。这样的军队，才能所向无敌。否则，即便有百万之众，也无济于事。

要做到“以治为胜”，具体要从两个方面人手，一要以“教戒为先”，通过严格训练增进官兵的作战技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从而增强敢打必胜的信心。军事熟语如：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军士不练，百不当一；练而用之，一可当百、久练成勇士，苦练出精兵、练兵必先练心、功夫要练好，三百六十早、好兵靠练，好日子靠干、兵要天天练，贼要天天防、兵可以百年不用，但不可一 日不练、兵不练不精，将不斩不齐、兵不练难上阵，树不剪不成林、弓箭越练越熟，扎枪越扎越准等，都强调了训练对军队的重要性。吴子在《吴子·治兵第三》中提道：“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主张把教育训练列为治军的首位。诸葛亮在《将苑·习鳓中也谈到：“军无习练，百不 当一；习而用之，一可 当百。”认为训练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有力保障。关于训练内容，一方面要练心(练兵要练心)，另一方面要习武(功夫要练好，三百六十早)。“所谓练心包括将帅士卒的政治态度、思想品德和战斗作风的培养教育，目的是用统治阶级的政治理想、道德观念统一军队的思想。所谓习武，内容不单指练技击、阵法，而且包括用兵韬 略，方 法注重实用，强调实练 。”

以治为胜二要做到“赏罚分明”。我国古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无不重视军纪军法的作用，都把严明军纪作为培养、维护和增强军队战斗精神的重要方略和手段。《周易·师》言：“师出以律，失律凶。”将严明军纪视为治理军队、培养军队战斗精神、克敌制胜的前提条件。《孙子兵法》将“法令熟行”作为预测战争胜败的重要标准和依据之一，再三强调，要使“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必须严明军纪。军事熟语如：令行禁止、令行如山、发号施令、信赏必罚、赏罚严明、赏不逾日、赏不当功、赏功罚罪、军无戏言、军令如山、三令五申、论功行赏、军令无私亲、军听将令草随风、治兵以信，求胜以奇等都体现了这一治军原则。“令行禁止”源自《逸周书·文传》：“令行禁止，王之始也。”指能做到下令行动就立即行动，下令禁止就立即停止，这是统治天下的开端。令行禁止是军队纪律严明的重要标志。“赏不逾日”语出《孙膑兵法》：“赏不逾日，罚不还面。”即论功行赏在当天进行，惩罚有错不待转过面再处理。强调要把握好赏罚的时机与尺度，做到及时适当。

(三)注重“气”、“势”的作战风格

“气”和“势”是军事熟语中经常涉及的两个概念。气指士气，即战斗精神。在军事领域，士气是军队精神、气质和风貌的具体体现，是军人信念、思维、情感、意志和品质的综合反映，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孙膑兵法·延气》中云：“合军聚众，务在激气；复徒合军，务在治兵利气；临境近敌 ，务在厉气；战 日有期，务在断气；今日将战，务在延气。”这里“气”指军队的士气，意谓编组军队动员民众，一定要激励士气。连续行军，到达集结地区，务必要整顿武器装备，振奋军队的士气。兵临边境、接近敌人，一定要鼓舞士气。打仗的日期已定，就一定要保持持久的高昂士气。…由此可见，士气在战争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涉及士气的军事熟语如：一鼓作气、杀气腾腾、锐不可当、锐气益壮、鼓衰力竭、一鼓而下、一鼓而擒、气冠三军、惕威夺气、兵打一口气、胜在得威，败在失气、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三军可夺气，将帅可夺心等，后三条熟语皆出 自《孙子兵法·军争篇》：“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张预注：“气者，战之所恃也。夫含生禀血，鼓作斗争，虽死不省者，气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则且以不战挫之，伺其衰倦而后击；故彼之锐气，可以夺也。”明智的将帅都十分重视激励自己部队的士气，同时又施谋运计、想方设法地挫败敌人的锐气，如此才能使己方军队保持高昂斗志，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鼓舞士气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对敌方形成压倒性的态势。“势”指事物本身态势所形成的内在力量，孙子解释为：“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指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所造成的有利态势，就像将圆石从万丈高山推滚下来那样，这就是所谓的“势”。李靖在《卫公兵法辑本 ·将务兵谋》中谈道 ：“兵有三势：将轻敌，士乐战，志励青云，气等飘风，谓之气势。关山隘路，羊肠狗门，一夫守之，千人不过，谓之地势。因敌怠慢，劳逸饥渴，前营未舍，后军半济，谓之因势。”气势、地势、因势，构成“势”的三个环节，也是将帅用兵任势的三项主要内容。如果能恰当加以利用，就能在态势上压倒对手，形成战略优势。军事熟语涉及“势”的有：势如破竹、势不可当、势如累卵、大势雄兵、大势所趋、强弩之末、一败如水、一败涂地、势均力敌、择人任势、审时度势、兵败如山倒、势弱只因多算取胜，兵强却为寡谋而亡等。“择人任势”语出《孙子·势篇》：“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择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军事上的势，通常指在军事实力基础上，发挥将帅指挥作用，所造成的态势和强大冲击力。择人任势，从字面上是说选择适当的人才，利用和造成有利形势。其含义是指作战要充分发挥将帅的指导能力，以自己的军事实力作基础，造成一种猛不可当，压倒敌人的有利态势。 

(四)追求全胜的最高境界

将帅如果能以深谋远虑之谋，势如破竹之势，军令如山之法去指导、调动和治理军队，那么追求全胜的最高境界就成为理之所宜，势之必然。体现全胜思想的军事熟语如：天下无敌、不攻自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百战百胜、百战不殆、战无不捷、无敌于天下、立于不败之地、兵不血刃、战必胜，攻必取、不战而屈人之兵等。百战百胜、天下无敌虽然也是一种全胜的境界，但并不是我国兵家推崇的最高境界。孙子在《孙子兵法·谋攻篇》中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指百战百胜，并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不经交战而能使敌人屈服，这才算是高明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不仅是历代军事家用兵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兵家谋略运用的最高形式。孙子认为“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在既定条件下，以一定的优势力量为后盾，充分发挥指挥员的谋略，做到不战而使对方屈服，从而避免双方的流血冲突，使人民的生命免遭涂炭之灾，实在是一种绝妙的全胜策略。孙子既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战略决策的最佳选择，也作为具体战术的手段。

三、军事熟语的民族性

(一 )爱好和平的心理愿望 

前面我们谈到的“慎战”思想以及兵家所追求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心理愿望。而这里我们主要从“民本”和“厌战”两个方面分析这种心理。古代进步的军事家、政治家大多数用以仁为本的观点看待战争，认识到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而利害得失则是人心向背的物质基础。他们认为富国强兵要以民为本，本固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以民本思想为主题的军事熟语如：人心所向、吊民伐罪、禁暴诛乱、国泰民安、以战止战、兵民是胜利之本、民为本，国为重、民为帮本，本固邦宁、天戈所指，到处称降、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敌人不足畏，百姓不能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国泰民心顺，人和万事兴等。“民为帮本，本固邦宁”源自《醒世姻缘传·第十七回》，指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就会安定。“以战止战”语出《司马法·仁本第一》：“古者以仁为本”，“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这些熟语都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心理的具体体现，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战争在乱世的环境中，就变成了禁暴诛乱、维护和平的工具。但在治世的环境中，这种心理则表现为一种厌战的心态。军事熟语中以厌战为主题的有：兵凶战危、兵连祸结、止戈为武、洗兵不用、化干戈为玉帛、大兵过篱笆破、宁作太平犬，不为乱离人、一年大仗，十年穷、国破民遭殃，国强民安宁、兵过如火烧，百姓活不了等“化干戈为玉帛”源自《左传·鲁僖公十五年》：“上天降灾，使我两君匪以玉帛相见，而以兴戎。”指苍天降下灾祸，使我们两国的国君不是友好相见，而因此引起战争。“干戈”是古代的两种兵器，这里引申为战争。“玉帛”指玉器和丝织物，古时诸侯会盟用玉帛作为互赠的礼物，故引申为和平。“化干戈为玉帛”指将战争转变为和平。

(二)团结一心的民族气节

中国五千年历史表明，中华民族并不是一味地苟安于和平。在面对外敌入侵或国家危亡时，中华民族往往体现出惊人的凝聚力，满怀同仇敌忾、同舟共济的豪情。这种团结一心的民族气节在军事熟语中得到了充分印证，如：万众一心、军民团结、协同作战、众志成城、众心成城、同仇敌忾、同舟共济、齐心协力、上下不和虽安必危、不和于国不可出军、不和于军不可出阵、不和于阵不可进战、不和于战不可决胜、人心齐泰山移等。语言的真谛使我们相信：团结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且也是一支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司马法·严位》提出：“三军一人，胜。”《左传》也明确指出：“师克在和，不在众。”《管子·形式第二》中言：“上下不和，虽安必危。”指上下级不和睦，表面上虽然安定，实际上却是危险的。《吴子·图国》中说：“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意为国内意志不统一，不可以兴兵；军队内部不团结，不能摆兵布阵；临敌行动不一致，不可以同敌作战；战斗部署不协调，不能取得战斗的胜利。强调了团结对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 ，军事熟语在其哲理性、历史性、民族性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它体现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精髓，包含着深邃的逻辑思维，内容详实，系统完备，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1]李兵．中华兵书宝典[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338．58．367．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例10

一、先秦哲学的流派分野

在“百家皆孔子之学”的前提下，康有为特别强调老子、墨子是孔子后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学、墨学也属于孔子之学。为此，他着重进行了两方面的论证：第一，突出孔子在时间上的优先性，将老子、墨子的生存时间后移，都说成是战国人：对于老子，康有为强调，历史上的老子共有三人，只有战国时作《道德经》的才是真正的老子――“老子《道德经》是战国时老子所纂”[3]；对于墨子，他说成是与孟子、庄子一辈者――“墨子为子夏后辈，杨、墨、老，孟子一辈”[4]178。第二，强调老子、墨子的思想皆从孔子所作的“六经”而来――“老子之学，只偷得半部《易经》。墨子之学，只偷得半部《春秋》”[2]144。这样一来，康有为既证明了两人的思想出自孔子――“老子之清虚、柔退，出于孔子；墨子兼爱，亦出孔子”[2]145；又证明了两人的思想低于孔子，二人皆为得孔子大道之“一端”、“一体”的“一曲之士”。

在康有为的视界中，孔子与老子、墨子的关系是多重的，颇为复杂：除了作为孔子后学外，老子、墨子还是与孔子争教者。无论是老子独立创教还是墨子先学孔子后叛孔子之道都表明，两人的思想与孔子大道相去甚远，老学和墨学是独立于孔学的。沿着这一思路，康有为逐一对孔学、老学、墨学的学术谱系和后继传人予以追溯，分别勾勒出三条相对独立、分流各致的传承谱系和传教系统。在对孔子、老子和墨子的思想内容和传承谱系的勾勒中，他分别用儒、道、侠来称谓孔子之教（孔教、孔学）、老子之教（老教、老学）与墨子之教（墨教、墨学），更彰显了三者之间的不同宗旨。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有些先秦诸子的身份具有唯一性，是专属于孔学、老学或墨学而非三学共有或只属于孔子之学的。例如，杨朱的唯一身份是老子后学，康有为从来没有说过杨朱为孔子后学，甚至没有在老子属于孔子后学的前提下将杨朱归为孔子后学。同样，在康有为那里，作为老学嫡传的申不害、韩非是老子不仁思想的极端发挥者，与孔子之仁是势不两立的，两人专属于老子之学而不属于孔子之学。这些都证明老学不是从属孔子之学的。

在承认孔学、老学、墨学相对独立的前提下，康有为将先秦诸子归入这三个系统之中。问题的关键是，即使作如此划分，他依然不能――或者说，并没有对有些先秦诸子的身份予以确证。这种现象较为普遍，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

首先，多重归属导致身份迷失。在康有为的视界中，有些先秦诸子的身份是双重甚至是多重的，因而不能确指到底属于孔学、老学还是墨学。这种情况较为普遍，最明显的例子是，老子、墨子一会儿是孔子后学，一会儿独立创教；随之而来的是，战国诸子如庄子、列子的身份更为复杂。拿庄子来说，康有为所认定的身份归属就有五种之多。[5]

同样，公孙龙、邹衍的身份也因为多重归属而最终成为未解之谜。以邹衍为例，康有为对邹衍的思想屡有论及，关注的视野不可谓不广，赞誉不可谓不高。与这些极不协调的是，他对邹衍的身份却始终没有确定。在论及邹衍的思想内容时，康有为说道：“邹子之学与儒者无异，以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也。当时孔、墨盛行，而邹子能起而与之争教，魄力可谓大已。邹子之说，墨子所无，中国向来无此奇论，惜其书不传，而弟子亦不著，或其人不寿，未有传人，亦未可知……邹子直究天人之故，可谓聪明绝伦。”[6]按照这个说法，邹衍的思想与儒家大同小异。然而，在承认邹衍的思想与孔子相通的同时，似乎在说，因其不在儒家之内，故而与孔子思想有异或不异之说。接下来的内容印证了这一点。康有为强调，邹衍思想甚奇，与西学相合则印证了这一点。于是，关于邹衍的身份归属便有了众多说法，下仅举其一斑：

邹衍奇诞，与庄子皆孔学别派。[2]144

庄子近于老，邹子近于庄。[2]145

邹衍聪明绝世，《庄子?秋水篇》亦极聪明。邹衍与庄子相近，其最精语，则为“自小至大”一句。[7]

邹衍谓中国九州仅为赤县神州，环一裨海如神州者凡九，大瀛海环之，人民、鸟兽、草木各不相通。《淮南子》分地形为九州。泰西自明末通大地，分为五洲，邹衍之旨也。[8]

在这里，康有为指出邹衍聪明绝顶，与庄子最近；并在邹衍与庄子相近的前提下，把邹衍一会儿归为老学，一会儿归于孔学，有时还归为墨学。综观康有为的思想可以发现，像邹衍这样穿梭于孔学、老学和墨学之间者仅此一例。庄子、列子等人尽管身份众多，却只是或者出入于老学与孔学之间，或者独立创教，始终与墨学无涉。邹衍同时穿梭于孔学、老学和墨学之间，此外还与康有为认定为杂家的《淮南子》一起出现，加大了其身份归属和学术谱系的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邹衍的身份归属和思想内容是最复杂的，也将先秦诸子在康有为视界中的身份错乱和迷失展示得淋漓尽致。

其次，朦胧模糊，不能确指。这与上述情况有相似之处，因为多重归属和身份迷失也属于不能确证。所不同的是，此处的“不能确指”不是由于多重身份和归属引起的，而是由于没有明确的学派归属致使身份悬搁，最终无法确证身份。属于这种情况的人物最典型的当属管子。康有为对管子的好感溢于言表，并且多次论及管子的思想。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写道：

孟子、荀子、管子皆以心物对举，可知物指外物。[9]

管、韩言法，《内经》言医，孟、荀言儒，庄、列言道。[10]

《管》《韩》言法，《内经》言医，《孟》《荀》言儒，《庄》《列》言道。[11]

言治当如管、韩，即《素问》言医，亦成一体。[12]

上述引文显示，管仲在康有为那里有时与孟子、荀子一起出现，似乎应该属于孔子后学；然而，管仲更多的则是与韩非等人联系在一起，而韩非属于老子后学。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虽然让管仲频频亮相，却对其身份归属语焉不详，没有像对待另一位法家先驱子产那样归为孔子之学，以证明西方的民主政治、经济制度原本就是孔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政治之学最美者，莫如吾《六经》也。尝考泰西所以强者，皆暗合吾经义者也。泰西自强之本，在教民、养民、保民、通民气、同民乐……其保民也，商人所在，皆有兵船保护之。商货有所失，则于敌国索之，则韩起买环，子产归之，且与商人有誓，诈虞之约是也。”[13]同样，康有为也没有像对待他频繁并提的“管、韩言法”的韩非那样毅然决然地将管仲推给老子。这使管仲的身份始终是一个谜。在其他场合，康有为给了管仲“明确的归属”，那就是与商鞅、申不害和韩非一起归为“法家”，即“同是法家，管子心最公，重民理；商君次之；至申、韩，直视民命如草芥”[14]。问题的关键是，在康有为那里，“法家”是不存在的，因为法家不是独立的学派。这就是说，康有为尽管使用了“法家”这个概念，然而，法家却不是与儒、道、墨三家并列的；更有甚者，他也没有认定全部法家都是老子后学――子产被归为孔子之学就是明证。此外，与管仲同为法家的除了申不害和韩非，还有同样作为法家先驱的商鞅，而商鞅也像申不害、韩非那样被康有为归到了老学之中：“尉缭、鬼谷、商君，皆老学。”[2]144至此，在康有为那里，无论是法家的尴尬处境还是法家人物与孔学、老学的关系都增加了管仲身份的复杂性。

进而言之，法家先驱的不同归属与法家在康有为思想体系中不是独立学派具有一定联系。因为法家不是独立学派，不能让法家人物单独组成一派，只好将其归于孔学或老学。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更为深层的原因是，这里隐藏着康有为对法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近代是崇尚法治的时代，康有为并不绝对地排斥法，恰好相反，他对法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例如，康有为从西方翻译的书目中即有“法律门”，这从《日本书目志》的目录中即可见其一斑。此外，康有为强调法与治密不可分，肯定孔子言法，《春秋》就是孔子言法的代表作。与商鞅一样重法的子产、吴起和李悝被康有为义无反顾地归在了孔子门下。在这个意义上，他承认“管、韩言法”，指两人的思想以法为主，并无敌意。另一方面，康有为将法与刑术相提并论，认为二者都是不仁的表现。沿着这个思路，他一面将大部分法家人物归为老子后学，一面对精于术的申不害和韩非极为仇恨，将两人说成是老子后学中不仁的极端代表。这样一来，康有为对管仲的归属便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由于对法的消极理解，他没有明确地将管仲归入孔子之学――因为孔教以仁为宗旨，与法之严酷、不仁截然对立，不便将言法的管仲归入孔学。另一方面，出于对管仲的好感，康有为也没有像对待申不害或韩非那样，将之归入以不仁为宗旨的老子后学。这样做的结果便是，管仲的身份始终悬而未决。

再次，没有归属。与对有些先秦诸子一再论及其思想却没有明确他们的身份归属不同，康有为对有些重要的先秦人物闭口不谈，由于对这些人物三缄其口，也谈不上对他们进行身份确证或学术归属问题。可以看到，尽管他论及众多的先秦诸子，却唯独没有提到兵家始祖和代表人物孙武和孙膑。换言之，康有为对待孙武、孙膑的做法和态度不是像对待管子那样没有予以身份归属，也不是像对待庄子、列子、公孙龙或邹衍等人那样给予多重身份而造成身份错乱或迷失，而是对两人不予提及，避之而唯恐不及。这是极为反常的。孙武、孙膑作为先秦著名的思想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远远比康有为论及的很多先秦诸子重要得多，对两人只字未提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康有为之所以作出有悖常理的选择，原因在于：康有为认为兵家是不详之物，压根就不应该存在，并由此设想在理想社会――大同社会戒兵。由于不方便将孙武、孙膑归为孔子之学，只好敬而远之，保持缄默。进而言之，康有为对孙武、孙膑的这种缄默可以从两个相反的维度去理解：一方面，康有为对孙武、孙膑代表的兵家的讳莫如深远远大于申不害、韩非代表的法家，因为康有为也不过是将后者视为老子不仁的极端代表，故而大加鞭挞而已，远没有达到像对待孙武、孙膑那样卷舌不议的程度。另一方面，作为孔子之仁的对立面，申不害、韩非是被批判的靶子，更具有典型意义。与申不害、韩非相比，孙武、孙膑不够典型，没有必要对他们加以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有为对孙武、孙膑的态度远没有对申不害、韩非决绝。

梁启超在标榜“述”康南海之言的《论支那宗教改革》中提到了兵家，其中说道：“佛之大乘法，可以容一切，故华严法界，事事无碍，事理无碍，孔子之大同教，亦可以容一切，故《中庸》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惟其不相悖也，故无妨并行……苟通乎此义，则必无门户水火之争，必无贱彼贵我之患。此大同教之规模所以广大也。当时九流诸子，其大师多属孔门弟子，既受孔教，退而别树一帜，如吴起学于子夏，而为兵家之宗。禽滑厘学于子夏，而为墨家钜子。邹衍齐鲁诸生，而为阴阳家之祖。自余此类，其事甚多。盖思想之自由，文明发达之根原也。听其诸说杂起，互相竞争。而世界自进焉。《中庸》道并行而不相悖之义，即本于《春秋》三世并立之义，而孔子之真相也。自汉以后，定于一尊，黜弃诸子，名为尊孔子，而实则背孔子之意甚矣。”[15]按照这个说法，沿着“吴起学于子夏，而为兵家之宗”的思路，可以进一步推导出如下结论：既然吴起学于子夏，便可以归为孔子后学；既然吴起为兵家之宗，兵家便可以归为孔子之学。尽管如此，有两个问题尚须进一步加以澄清：第一，康有为有过吴起是孔子后学的说法，如“战国名士大师，若墨翟、庄周、吴起、荀卿，皆传‘六艺’于孔门”[16]，却没有直接说过吴起属于兵家，更没有指出兵家与孔子之学有任何关系。第二，即使是梁启超对康有为思想的转述也没有将兵家与孙武、孙膑联系在一起，自然没有改变孙武、孙膑在康有为视界中始终没有身份归属――准确地说，压根就没有被提及的局面。这些情况说明，尽管自称“述康南海之言”，梁启超的表述与康有为的观点之间是有出入的，故而只能代表他个人看法，而不可视为康有为的看法。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梁启超在这里将邹衍归为孔子后学，并且冠以“阴阳家之祖”，并由此而推出阴阳家出于孔子。然而，梁启超的这个说法在康有为那里同样找不到任何证据，因为康有为本人并没有将阴阳家与邹衍联系在一起，更没有明确指出邹衍是阴阳家。诚然，在万木草堂时期的讲述中，康有为讲过“阴阳家”，与阴阳家对应的内容却没有具体人物，当然也不见邹衍的影子。

总之，康有为对孔学的界定造成了众多先秦诸子身份归属的矛盾：一会儿将其归为孔学，一会儿将其推出门外。这一切归根结底与他对孔学的界定一脉相承：当孔子之学作为中国全部文化的代名词时，包罗诸子百家，老子、墨子和庄子等人当然概莫能外；当孔子之学特指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时，老子、墨子和庄子等人自然被排除在外。其实，不论是表达上的麻烦还是逻辑上的混乱都是就客观后果而言的，从康有为的理论初衷来看，他对孔子的定位与其孔教观是一致的，从不同角度共同抒发、印证了他的孔教情结：广义的孔学之所以将包括道家、墨家在内的诸子百家皆囊括其中，是为了彰显孔子独一无二的地位。唯有如此，孔子才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的教主，孔学才名正言顺地成为孔教。然而，毕竟康有为所推崇的孔教在内容上侧重儒家，甚至以儒家为主，狭义的孔学（儒家）在思想内涵、价值观念上与道家、墨家具有明显差异。因此，在具体阐扬孔教内容时，康有为关注的是孔子、孟子和董仲舒等人代表的儒家思想，同时抨击与孔子思想对立的老子、墨子等人的思想。综观康有为的思想可以发现，道家、墨家思想不是主流，甚至被边缘化，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也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