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史笔记例1

一、引言

历史文献主要分为官私文献、地方志、档案、日记四大类。[1]日记类文献主要包括文人笔记、日记、书信等。既往研究主要从文学视角与历史视角两方面入手。文学视角是通过日记文献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文化传播、艺术氛围、文人思想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唐诗宋词反映了当时文人雅士的业余生活；《味水轩日记》、《六研斋笔记》反映了李日华绘画史观的转变；《畏斋日记》则描绘了清代徽州的乡村环境。历史视角则通过日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背景、官场现状等。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主要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由竺可桢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拉开研究序幕，之后不断有学者利用历史文献重建历史气候。21世纪开始，文人笔记的资料研究开始兴盛：满志敏、杨煜达、刘炳涛、方修琦、张学珍、萧凌波、马悦婷等人利用《己酉被水纪闻》、《湘绮楼日记》、《翁同日记》、《味水轩日记》、《畏斋日记》等文人笔记研究古代的温度、降水、沙尘等气候要素，[2-7]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改进了量化分析研究方法，对文字描述进行指标化和分等定级，使得历史资料与现代气象要素可以进行对比和转换。因日记中的资料丰富、记载详细、直观性强、细致度高等特点，日记里记载的气象信息通过提取、整理、统计，在重建历史时期气候方面有利于复原阶段性气候细节、特征以及一段时间内的天气变化过程。[8]

二、历史气候与古人笔记

目前，利用古代文人笔记重建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内容渗透气象要素的各方面，例如气温、湿度、降水、风等。主要有重建了江西婺源地区的降水与温度，湖南长沙、衡阳地区的春、冬半年温度与梅雨期降水，北京地区的沙尘天气现象与降水，上海地区的冷暖与降水等。[2-7]对利用文人笔记重建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相关文章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可得出：各项重建内容基本都是研究具有典型特点的时间段，如明清小冰期、相对偏暖的唐代时期等；在研究方法方面，学者们主要使用定性分析法，如文献分析比较法、物候法、半定量分等定级法，对旱涝、冷暖进行先分等级后分析，定量转换法主要是回归方程法、指数法等。在温度、降水、梅雨期、沙尘天气重建方面，古人笔记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利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后来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与借鉴。因此，古代文人笔记在历史气候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价值。

三、《快雪堂日记》

《快雪堂日记》由明代文人冯梦祯所著。冯梦祯（1546-1605），明代诗人，字开之，号真实居士，今浙江嘉兴秀水人。《快雪堂日记》为《快雪堂集》的卷四十七至卷六十二部分。日记记录了作者1587年至1605年间（万历十五年至万历三十三年）隐居杭州嘉兴地区的生活细节，期间冯氏两次遭遇罢官：第一次因“夺情”事件，对邹元标表达了同情，而得罪当朝首辅张居正，病免；1592年复官，后官居翰林院庶吉士、国子监祭酒；[9]1599年再次遭遇贬职，遂从此开始了隐居生活。现如今，对冯梦祯本人的学术研究多局限于文学研究与人物生平研究，如他的《快雪堂集》、《快雪堂漫录》、《历代贡举志》等著作受到现今文学学者的广泛关注，以及他所收藏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也成为研究焦点。胡玺[10]则在他的论文中详细介绍了冯梦祯的生平、交友、作品及日常生活与环境。

四、《快雪堂日记》中的气象资料

《快雪堂日记》中共有气象记录1388条，晴雨记录1278条，其中晴天596条、阴天与多云共154条、雨天528条；感应记录437条，冷暖感应有331条，剩余106条为风力风向感应记录；物候记录有222条；谚语预报记录与奇异天气现象共29条。例如：“阴，闻微雨。裕甫觅笋舆得五，余与伯宏、唐卿先，而王问琴，云台继之上舆，转小巷便有数点雨，已而转疾，旋止。登舟即雨，夜，风雨凄然而风尤劲”，详细描述了当天天气由阴转微雨又微雨转疾的一个过程。“阴，晴。连日暖”这条记录，不仅描述了当天天气状况，还反映了当天的冷暖状况。“晴。徐生滋胄先至，拉游其家冶坊浜园，竹树甚茂，木芙蓉盛开如锦绣，旁带邻坟长松数百树，惜无精舍憩息耳”，通过记录可知植物竹、木芙蓉的物候信息，从而推断当时的气候情况。“是日，坏牌坊四座，大树拔起不知其数，东池北大柳亦拔起，时宁房亦毁，破头，几至损命”，通过与地方志的比对可知，该记录详细描述了一场台风天气现象。利用晴雨记录可以重建干湿状况，感应记录可重建冷暖状况，物候记录可作为复原当时气候状况的辅助信息，而谚语记录、奇异天气现象记录则可加以地方志等其他历史文献的共同分析，重建出当时的极端天气现象。由此可见，《快雪堂日记》中的气象记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对复原当时的历史气候具有关键作用。

五、结语

通过对《快雪堂日记》中的气象信息进行分析了解，可知文人笔记在历史气候变化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资料与历史价值，晴雨记录、感应记录、物候记录等信息为重建当时的降水、温度提供了直接参考作用。从气象方面解读古人作品，不仅为了解古人生活环境、古人心境和文学意境等提供了侧写环境，还为重建历史气候提供了宝贵而真实的史料。因此，对文人笔记的研究，不仅要注重它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还应关注它的现实价值，从中提取有用信息为预测、模拟今后气候变化趋势提供历史参考情景。

参考文献

[1] 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

出版社，2009.

[2] 满志敏，李卓仑，杨煜达.《王文韶日记》记载的1867～1872

年武汉和长沙地区梅雨特征[J].古地理学报，2007，9（4）：431-

438.

[3] 杨煜达，满志敏，郑景云.清代云南雨季早晚序列的重建与

夏季风变迁[J].地理学报，2006，61（7）：705-712.

[4] 刘炳涛，满志敏.《味水轩日记》所反映长江下游地区1609～

1616年间气候冷暖分析[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27

（3）：16-22.

[5] 张学珍，方修琦，田青，等.《翁同日记》记录的19世纪后

半叶北京的沙尘天气[J].古地理学报，2006，8（1）：117-124.

[6] 萧凌波，方修琦，张学珍.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叶梅

雨带位置的初步推断[J].地理科学，2008，28（3）：385-389.

[7] 马悦婷，张继权，杨明金.《味水轩日记》记载的1609～1616

年天气气候记录的初步分析[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9，

21（3）：57-62.

[8] 黄媛，李蓓蓓，李忠明.基于日记的历史气候变化研究综述

[J].地理科学进展，2013（10）：115-124.

古代文学史笔记例2

六、七千年前。比如织布，马家滨文化草鞋山遗址发现有3块6000多年前的残布，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考古学文化也普遍发现有各种纺轮存在，所以不管文献记载如何（甚至有没有记载都没有关系），织布的历史都可以上溯至

古代文学史笔记例3

《国史补》，三卷，唐人李肇撰。后代刻本或作《唐国史补》。李肇，两《唐书》无传，陈舜俞《庐山记》卷二李肇《东林寺经藏碑铭并序》末称“元和七年九月十五日朝请郎试太常寺协律郎李肇撰”，曾以协律郎身份入江西观察使崔芃幕，崔芃卒后转华州参军，后入京长期担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所交多当时名流。

一、渊源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史的传统，史官在文化传载中曾有着崇高的地位。《春秋》、《左传》、《史记》等史书，清晰地记叙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对小说的叙事产生极大影响，因此后世将小说称为“野史”、“史遗”。史书在“实录”的前提下，要选取典型事例，裁剪得当，要求叙事脉络清晰，塑造出鲜明的人物个性，从而富有文学趣味，被称为史传文学。中国最初的小说形式即是志怪，中国古代小说源于先秦神话，孕育于汉代史传，而形成于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这是大家的共识。可见小说与史传文学关系密切。史传文学是我国古代小说的主要源头，它不仅在文体上直接孕育了小说，而且为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的技巧和经验；史传文学所承载的史官文化精神更是深刻影响了古代文人的小说观念和小说创作。至唐代，文言小说已经有比较明确的创作意识，且文采华艳，情思浓郁，古代小说至此获得文体意义上的独立，但还没有彻底割断与史传母体的血脉联系。

二、回归

到了唐代，唐人有意为小说，传奇的出现与兴起说明了小说与史传文学的分离，小说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但是，引人注意的是唐代出现的大量补正史的笔记小说，《国史补》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周勋初先生在《唐记小说叙录》中分析《国史补》说；“本书本为接续刘餗《传记》而作，但排除了鬼神梦幻的成分，也不载男女猥亵之事，这就与志怪的传统划清了界限，确立的纯粹的笔记小说的宗旨。”①

这句话有两处令人疑惑，一处是“与志怪的传统划清界限”，一处是何谓“纯粹的笔记小说的宗旨”。首先要明确的是笔记小说的概念。通常笔记小说是与传奇小说相对立的，但笔记小说的具体概念也是历来颇受争论的问题。周勋初先生《唐人笔记小说考索》认为“笔记小说”的提法可以解决“谈学问的随笔一类著作”的安排问题，“覆盖面比较大，既可以称《国史补》之类叙述史实的‘杂史类’著作，也可以称《杜阳杂编》之类侈陈怪异的‘小说类’著作，也可以称《资暇集》之类考订名物随笔似的著作，也可以称《酉阳杂俎》之类包罗万象类书似的著作”，而传奇与笔记小说距离较远，“似不宜以‘笔记小说’呼之”。但周先生又云：“如《酉阳杂俎》卷九《盗侠》中的几则故事，笔法与《虬髯客传》等传奇相同，然为《酉阳杂俎》此书性质所规定，人们也只能称之为笔记小说。与此类同，《上清传》、《刘幽求传》等文，随《常侍言旨》的性质而定，也不妨归人笔记小说。因为从源流上看，篇幅短的传奇即是笔记小说，篇幅长而带有故事性的笔记小说也就是传奇。”这里提出了区分笔记小说与传奇的标准：一看所在著作的性质，收人笔记小说中的传奇只能认定为“笔记小说”；二看是否有故事性（即叙事成分）和篇幅长短，“篇幅短的传奇即是笔记小说，篇幅长而带有故事性的笔记小说也就是传奇”。但所在著作性质和篇幅长短并非决定作品文体归属的本质因素；如果仅仅因为传奇“篇幅短”或收人笔记体著作就只能看作笔记小说，与学术性、史料性的笔记同属一类，那实际上就取消了故事性这一标准，而这应当是判定小说与非小说的最本质的因素。所以笔记小说不仅包括《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文学性很强的文学作品，也包括杂史类著作，如《隋唐嘉话》、《朝野佥载》、《国史补》等。

在苗壮的《笔记小说史》中如此概括“笔记小说”：“笔记小说是文言小说的一种类型，是以笔记形式所写的小说，它以简洁的文言、短小的篇幅记叙人物（包括幻化的鬼神精怪和拟人的动植物与器物等）的故事，是中国小说史中最早产生并贯穿始终的小说文体。”他在书中还总结了笔记小说的三个特点：其一是基于耳闻目睹的现实性；其二是“杂”与内容的丰富性；其三是“小说”、“小语”与形式的灵活性。②

既然笔记小说有“杂”的特点，那么接着就会对周勋初先生所指的“纯笔记小说”会有疑惑。

再看《国史补》出现的时期，魏晋六朝时出现了笔记小说的第一次高峰，并且大致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一类是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专谈轶事的志人小说。唐宋时期是笔记小说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不仅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而且在艺术成就方面也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较大的提高。此时期，“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的志怪、轶事两类外，还出现了杂史类。”这类小说就是专叙一代轶事，志在补史的一类笔记小说，如《朝野佥载》、《隋唐嘉话》等。此时期为我国笔记小说创作的第二次高峰。在吴礼权的《中国笔记小说史》中更是直接将唐记小说分为五类：“志怪派”、“国史派”、“轶事派”、“事类派”以及“杂俎派”，并将《国史补》归入“国史派”。而在刘叶秋先生的《历记概述》中，也对笔记小说进行了归纳：“归纳一下从魏晋到明清的笔记看，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是小说故事类的笔记。始魏晋迄明清的志怪、轶事小说，第二是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始魏晋迄明清的记野史、谈掌故、辑文献的杂录丛谈，第三是考据、辨证类的笔记。始魏晋迄明清的读书随笔、札记。”将“笔记”划分为“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考据辨证类”实际上基本成为了当代学界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共识，如中华书局推出《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学术笔记丛刊》收录范围大体相当于“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辨证类”。而对于唐记则分为三类：“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考据辩证类”，并将《国史补》归入“历史琐闻类”中，可见相对于志怪小说来说，《国史补》这样的杂史类小说是在其后出现的一个新类型的笔记小说，它并不是从志怪发展而来，那么与志怪划清界限也就无从说起了。

既然《国史补》并没有确立“纯笔记小说的宗旨”，那么周勋初先生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呢？《国史补》书前有个十分重要的序：

“《公羊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未有不因见闻而备故实者。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仍分为三卷。”这个短短的序不仅表明作者的写作目的：“续传记”，还说明了他的写作规范：“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周勋初先生对其评价“本书本为接续刘餗《传记》而作，但排除了鬼神梦幻的成分，也不载男女猥亵之事”即是从这个序中而来。

首先作者明确表明了创作目的--“因见闻而备故实”。《国史补》延续了刘餗《隋唐嘉话》的写作范式。作者刘餗本身即是以史家而为小说的典型。据《新唐书》卷132记载刘餗天宝初兼知史官，著有《史例》。其父刘知几是唐代著名史学家，他在《史通》中首次对小说做了较为系统集中的论述，认为小说与史书密不可分。作为历史学家，刘知几敏锐地看到小说与正史的不同：“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也。虽然认识到小说自成一家，但刘知几并不认为小说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史传文学的独立文体，而将它看作是史书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分支：“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正因为如此，刘知几否认了小说自身的文学价值。在他看来，小说的功能在于证史：“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摅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③由于用史学研究的标准来衡量小说，要求小说对历史研究和写作有所裨益，因而刘知几要求小说创作要遵循史书创作的“实录”精神，反对小说中出现虚构和浮词，重视雅言，排斥鄙朴，他认为构虚辞、惊愚俗，是小说创作的一大缺点，并告诫后学要对小说题材严加筛检，避免受到“虚辞”的干扰。周勋初先生在《唐代小说叙录》中强调《国史补》与《隋唐嘉话》不同的是：作者摈弃了关于“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方面的内容，而在刘餗在《隋唐嘉话》中写作了一定数量的奇人异事。虽然作者强调诸如张率更听声这样的事件是他从朋友那里听来的，但这并不能够有力地证明这类事件的真实性，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上卷所说的洛阳南市塚中之铭、卫公（李靖）在华山庙听神言等等。当然《国史补》中仍有言报应的故事，一条是“淮水无支奇”中记淮中水怪，一条是“乌鬼报王稹”记乌鸦之鬼复仇，但与其他笔记小说相比，数量确实很少，大部分内容为唐代有关人物传说、典故、风俗的种种记载。可见李肇是受到刘知几的观点影响并且认同追随了这个小说用来证史的观点，所以他才尽量避免“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这些多虚构的内容。

唐代整理史料，编辑史书的风气较盛，史官地位很高。在这种社会风气带领下，形成了文人强烈的史学自觉意识，他们以参与修国史为荣耀，而没有机会参与修国史或者对于官修国史有所不满便退而求其次，自行编书以补国史。造成唐代琐闻轶事类的笔记小说盛行，如《唐摭言》、《隋唐嘉话》、《大唐新语》、《国史补》等等。既然要补史，那就必须满足史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要征“实”。要求小说作者把史家的实录精神贯注到小说创作中去，创作时严格遵循实录原则，如李肇在序言中所称的。因此，以《国史补》为代表的唐代琐闻轶事类小说标志着唐记小说向史传文学的回归。

其次，《国史补》确立了唐代轶事琐闻类小说的范式。轶事琐闻类小说与史书创作保持了更为密切的关系。不同于唐传奇以虚构的故事表现人物形象，轶事琐闻小说讲求“实录”，力图用较为真实的一人一事，表现一个时期的历史风貌。虽然轶事琐闻小说没有创造丰满的人物形象，也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但它篇幅短小，内容丰富，弥补了正史过于谨重粗疏的缺陷，展示了一个时代的人物风貌和社会心态。这本书所记都是从开元到长庆间的轶事、琐闻，不仅对朝廷政治、典章制度和官场轶闻等方面有诸多记载，如“叙进士科举”一条，谈到了进士间的称呼以及考中后题名于慈恩寺塔、大宴于曲江亭等有关科举的掌故，而且对文学、社会风俗等方面也有生动的记叙，如对“元和体”的阐述：“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这段话被后世很多文学理论家引用。

“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这类作品在唐代大多成为了传奇，如《游仙窟》等等，可见《国史补》是与传奇小说划清了界限，坚持“实录”精神，并非确定了纯笔记小说的模式，而是最终确立了唐代轶事琐闻类小说的范式。

三、影响

秉承着“实录”精神，以补国史为写作目的的《国史补》在唐宋两代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唐代，《唐摭言》等书多次征引《国史补》中的文字。在宋代，《国史补》受到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文人肯定，欧阳修自称《归田录》亦以此为准式。宋代类书、总集、笔记小说、诗文笺注引唐记小说时，此书最多。而《国史补》对后代文学发展也提供了文学素材，比如冯梦龙《醒世恒言·李汧公穷邸遇侠客》就取材于《国史补》中的记李汧公为侠客的故事。

但是，真实是史传的生命，史官最基本的职责就是真实地反映历史，并为后世提供借鉴；而小说是允许并且应当虚构的，虚辞是小说之所以为小说并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根本。而依照《国史补》的写作宗旨，笔记小说不仅没有了趣味性，它的发展道路必将越来越狭窄，直至这朵文学之花缺乏想象的滋养而枯萎。

注释：

①周勋初.唐代小说叙录[M].凤凰出版社：32.

②苗壮.笔记小说史[M].浙江古籍出版社：6.

③浦启龙.史通通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4523.

参考文献：

[1]李肇.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古代文学史笔记例4

《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指出：汉字和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书法教育对培养学生的书写能力、审美能力和文化品质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的汉字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东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古文字、美洲的玛雅文字的楔形文字同为世界上历史悠久的自源文字。如何结合历史学科的学习来认识中国书法的丰富内涵和文化价值，提升文化修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角度。本文结合近年来考古新发现以及学术界对汉字书写工具的起源与发展研究的新进展来进行阐述。

文字产生之后，必然随之产生文字的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所谓书写材料，就是指文字的承载物；所谓书写工具，就是指毛笔及其替代物。前者主要有龟甲、兽骨、钟鼎、竹简、木牍、缣帛、玉器、石器、纸张等；后者则主要是指契刀、刻刀和毛笔。

一、从书写材料来看

李零先生按照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将中国古代的文字划分为铭刻和书籍。铭刻指用刀凿或硬笔（竹笔或木笔）刻写在石、陶、金、甲等材料上的文字；书籍指用毛笔蘸墨或朱砂写在竹、木、帛、纸等材料上的文字。①

1.刻于甲骨

从考古发现来讲，商代的文字不仅仅是指在甲骨上刻划的甲骨文，还有在玉器、陶器等上面或刻划或书写上去的文字，更有在青铜器上的铭文。甲骨的书，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后期，人们就地取材，以龟甲和兽骨为材料，把内容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甲骨文记录和反映了商朝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主要指中国商朝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吉凶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内容多是占卜所问之事或者是所得结果。在总共10余万片有字甲骨中，含有4千多种不同的文字图形，其中已经识别的约有2800多字。也是现存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

2.铭于钟鼎，镂于金石

商朝的文字还包括青铜铭文，在商朝早期的二里冈文化时期已经出现青铜铭文，早期铭文简单的仅以一字至五六字最为常见，主要记作器者的族氏和为某人作器，作器的原因以祭祀、赏赐为多。铭文最长亦不过50字者。西周时随着青铜器制作技术的改进和改良，铜器铭文步入全盛时代，出现了长篇铭文。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传统形式的铜器铭文已很少见。六朝以后，铜器铭文不再流行。

此外商朝文字还常在陶器、石器、玉器、骨角器等各种器物上刻写文字，商代甲骨比较突出，西周铜器比较突出，东周以来则逐渐形成以铜器、石器为主的铭刻体系，如春秋的石鼓文。为研究商周时期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3.书于竹帛

甲骨文与金文虽然在古文字研究中地位很高，但它始终不是古文字的主体。①文字的作用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它的记录性，二是它的纪念性。甲骨文主要记录占卜，殷商金文是纪念性铭文，而社会生活中需要记录的普通文书和国家需要保存的法令、史书等应该是书写在广泛易得的竹木材料之上的。李孝定先生也认为殷周之际，舍甲骨金石之外，亦必有以简策纪事者矣。弟以竹木易腐，不传于今，然则金甲文之册字必取象于当时之编简，盖可断言也。②从文献记载来看，《尚书・多士》中：“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作为我国古典文献的起源，《多士》是周初时周公对殷商遗民的训诰，文字学家唐兰引证时说：“可见，‘殷革夏命’是殷先人所存的典册上记载着的，也是周初人读过的。《尚书》上像《多方》《召诰》之类说殷就说到夏，就因为夏朝的历史是殷人最熟悉的。”李学勤指出：“早在有关殷商的文献和商代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典册的踪迹，知道那时人们已利用竹木制简，用绳编连成册。③甲金文中的“典”“册”在殷商时期主要指与祭祀、征伐等国之大事相关的祭典、信符、册命文书以及掌管此类文书的官员和氏族，而到了西周以后演变为各种文书的通称。而从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商周时期简牍所载录的内容主要有十类：诰令、文书、历史记载、占卜祝祷、刑法、契约、户籍地图、诗歌、书籍、遣策等，这就充分说明在商周时期简牍已经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这就表明简册已经成为商周时期载录档案文书和书籍的最主要载体。

从考古发现来看，新石器早期河姆渡遗址已出土木器，新石器晚期浙江钱山漾遗址已出土竹器，说明我国先民早在殷商之前已经具备了利用竹木的高超的能力，那么制作简牍应该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从殷商时代开始用毛笔书于甲骨、金石、简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虽然出土的简牍实物最早的是在战国早期（约公元前5世纪），但不少学者认为简牍使用的历史比这要早得多。所以王国维认为“书契之用，自刻画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④虽然迄今为止考古挖掘还没有发现春秋之前的简牍，这主要还是因为竹木为原材料的简牍容易腐烂与燃烧、不易保存所致。

但简牍体积较大，重量较重，携带十分不便。因此，早在简牍盛行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在丝织物上书写的方式，称为“帛书”。商朝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丝织品，据战国时期的《墨子》记载：“古者圣王，书之竹帛，遗传后世子孙。”明确将简帛并称，表明至少春秋战国时期缣帛作为文字载体已广泛使用，与简牍以及其后的书写载体并存了很长一段时期。但其价昂贵，且不便更改，一般只用为定本，所以缣帛始终未能取代简牍作为记录知识的主要载体。到晋代纸普遍使用后，缣帛虽仍在使用，但基本上是作为某些文书以及书法、绘画的写绘材料。

这些充分说明在商周时期用于文字记录的书写材料多种多样，包含了甲骨、玉石、青铜器、缣帛、陶器与简册等等载体。甲骨、玉石、青铜器属于坚硬耐用的材料；而简牍和缣帛等属于质地柔软易于损坏的材料，正如《墨子・鲁问》记载“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日本著名学者富谷至则从文化心理角度阐释纸出现以前人们将甲骨、金石等坚硬耐用的材料作为书写材料载体的原因，认为这种作为书写材料的载体“重要的不是准确传达书写的内容，而是强调某种灵验文字的排列，图像文字重在视觉感受而非解读”，“已是利用耐久性和恒久性等石材的性质带着将刻写的内容永远流传后世的期待制作的”。①这是因为古人“想把流传久远当做目标，古人会使用石头，有时也会使用金属，一般为青铜，通常把字母刻进或铸入原料，而不是用墨水书写字母，此类铭文一般用于公开展示。”②这突出表现了文字的纪念性。“纪念性”的文字，通常铭刻于丰碑巨竭，或垂言于鼎彝，常使用“硬材料”，主要是金石类文字，如商周金文和秦汉碑铭；“记录性”的文字，则一般书于竹帛，藏之府库，用的是“软材料”，如简牍帛书上的文字。我们也可以说，前者用于空间上的横向交流，是人与人之间往来的媒介；后者是时间上的直向交流，是人与鬼神及后代子孙间联系的工具。③正是由于以竹木为原料的简牍来源广泛且价格便宜，如同地中海地区的纸草和羊皮纸，南亚的贝叶和树叶纸，美洲的树皮纸。所以“在纸发明之前，竹、木不仅是最普遍的书写材料，且在中国历史上被采用的时间，亦较诸其他材料更为长久，甚至在纸发明以后数百年间，简牍仍继续用作为书写”。④先秦时期的古人利用竹简、木版以至缣帛作为书写材料，这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创举。它为记载、传播、发展我国古代文化，起了重大作用。

4.写于纸张

关于古纸的起源，虽素有“蔡伦造纸”之说，但纸实际的出现时间应该回溯至西汉。关于这一点，可在古文献中寻踪索迹：如《汉书・司马相如传》中的《游猎赋》曾言“帝令尚书给笔札”。唐代颜师古曾为其作注曰：“时未多用纸， 故给札以书”，说明西汉时已有“纸”出现。对此，考古上的发现应是更为确实的证据：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西汉出土的一张地图，是植物纤维制成的、世界上最早的一张纸质地图，其年份断定在西汉初年的文、景二帝时期；1957年在陕西灞桥发现一些古纸残片被认为是世界最早的植物纤维纸。⑤20世纪70年代在在甘肃居延金关地区、陕西扶风中颜村、甘肃敦煌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等地，都先后有西汉古纸出土，质地多为麻纤维，分别用于文书、信件以及包裹物品。按照年代排序，这些纸分别是西汉早期的放马滩纸、西汉中期的灞桥纸、悬泉纸、马圈湾纸、居延纸以及西汉晚期的旱滩坡纸。⑥由此可以论断：这充分证明了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以植物纤维为原料的纸已经通行。

到了东汉蔡伦造纸改进了西汉纸的粗糙、降低了丝质纸的高成本。自此，东汉造纸业日益发展，纸张已经广泛应用于国人的生活和书写。当然，纸张最终取代简牍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从西汉、东汉一直到西晋都是简牍与纸并行的时代，整体上来讲西晋以前简牍仍是书写的主要材料。刘熙《释名・释书契》中说：“书，庶也，纪庶物也。亦言著之简、纸，永不灭也。”正反映了这种过渡性的历史特点。

东晋时随着造纸术迅猛的发展，纸的种类增多与技术大幅度提高。“书籍的书写材料普遍由简牍过渡到纸”，而作为练习书写文字用的废纸被发现，说明该时期“作为书写材料的纸绝非贵重、稀有的物品，它已经被广泛使用，而且数量也相当可观”。⑦甚至到了东晋末年有统治者已明令用纸作为正式书写材料，凡朝廷奏议不得用简牍，一律以纸为之。例如桓玄废晋安帝即下令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⑧考古发掘也表明，西晋墓葬或遗址中所出文书虽多用纸，然仍时而有简出土，但东晋以降，便不再出现简牍文书，而全是用纸了，而纸在中国社会的普遍使用，有力地促进了各类书籍的猛增以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特别是纸具有一切文字载体材料的优点，是一种最理想的书写材料，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伟大贡献。

二、从书写工具来看

在有书写文字材料的同时，也必然产生书写文字的工具。而书写文字工具的产生和发展，则是我国书籍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书写工具同文字和书写材料一样，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古人的书写工具主要是毛笔与刻刀。不少人或许会认为商朝主要是以刻刀作为主要书写工具，甚至有人以为等到秦朝的蒙恬发明毛笔后，中国人才有以毛笔书写事实，不知商代的甲骨和陶片都有毛笔书写笔事实。①

从文献来看，《周易・系辞下》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讲的是文字的发明而称之为“书契”。《尚书・序》说：“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故曰书契也。”“书”字从“聿”，“聿”字甲骨，正像一只手握毛笔姿势，而笔形是一支毫端可以散开的毛笔。“契”字从“刀”，像执刀契刻，所以古人表现文字的方式，既有用笔书写，也有用刀（或类似的锋刃器）刻划。考古资料为以上认识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文字，有镌刻的和书写的两种，考古发现了大量用于镌刻的骨刀、陶刀、石刀、锥子、青铜片等。其实“世界各国的古文字和我们一样，也是刀笔并用，软硬兼施，比如两河流域。它的楔形文字分两种，一般记录商务和政务的文字，是用削尖的木棍和芦苇（属硬笔类，类似欧洲后来的鹅毛笔和铅笔、钢笔），书于泥版；而纪念性的文字，则是用刀凿刻于石头、象牙、金属和玻璃等坚硬的材料上。”②

毛笔的起源传统说法一般指蒙恬制笔，其实在西周古籍上就有笔的记载。比如《尚书・中侯》记有：“去龟负图，周公援笔，以时文写之。”《礼记・曲礼上》有“史载笔，士载言”。在先秦各代，史在君王之前笔不离手，务须“秉笔事君”，或“进秉笔。”到战国时，列国对笔的称呼虽不尽一致，然而却被广泛地利用。《尔雅・释器》注曰：“不律谓之笔”。所以郭沫若认为：“殷代不用说是在用笔了，除刀笔之外，也有毛笔。这从文字中有‘聿’字或以‘聿’为偏旁的字也尽可以得以证明。”③

据考古发掘，仰韶时代陶器上的花纹就是用毛笔绘制的，陶器上的符号也是用毛笔或尖笔所划，说明用毛笔书写的传统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在商代陶片与甲骨上保留着用墨书写的卜辞，如1932年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一陶片，上书一“祀”字，约有一寸见方，笔画粗壮，纤锋宛然，笔锋清晰。1936年出土一件朱笔书写的陶器和刻有文字的甲骨片，董作宾考证曰“用朱或墨写了未刻的文字，笔顺起讫，笔锋收敛，十分清楚，因而可以断定，殷字确实用精良的毛笔”。④1964年洛阳北窑西周墓出土的七件带墨书文字的铜器都是西周早期器物，这批墨书人名如“伯柳父”等多为西周贵族。1985～1992年郑州小双桥商代中期遗址出土了19件毛笔朱书的陶片，也发现过朱笔和墨笔写在陶大口尊上的文字。⑤而且商周时代大量的青铜器铭文都是先用毛笔写出来，然后按照墨书原本制成范再来刻铸。⑥使用更为广泛的是出现在竹简木牍上，“已经在用笔来书写初步的文字”。⑦

从文献记录来看《诗经・邺风・静女》中有“静女其妾，贻我彤管”的记载。《郑笺》：“彤管，赤笔管也。”即以竹木杆霖漆而成的笔管。从考古发掘来看，至今已在许多地方出土发现了古代的毛笔，1931年在甘肃居延发现木管毛笔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墓出土毛笔三支，外套竹制笔管，笔杆亦竹制。同时在信阳战国楚墓中亦发现竹笔一支。①特别是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楚墓中出土的毛笔标志着固定笔头技术的逐渐成熟。②说明战国时我国的制笔工艺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并且得到普遍使用。

关于墨。根据传统说法是东汉书法家韦诞（179～253年）发明的墨。其实从先秦典籍文献早就有记载：比如《礼记・王藻》载有：“史定墨，君定礼。”《管子・霸形》载有：“削方墨笔。”而考古发掘的证据更能说明各种墨或类似墨的书写材料的普遍使用。陕西半坡出土彩陶上所见的早期花纹及符号，显示红色及黑色颜料的使用可远溯至新石器时代。在商代后期占卜甲骨上残留的红黑两色及已刻或未刻的字迹红色颜料已鉴定为朱砂，炭质黑色颜料经鉴定证明为墨。在商代的石器、玉器及陶器上也发现以黑色汁液所写的文字。尤其在考古中于殷代武丁时期的卜辞上，发现有涂墨涂朱的甲骨文。1953年于湖南长沙市仰天湖先秦古墓的竹简上为墨书篆文。1954年于长沙杨家湾古墓中也获得一批有墨写文字的竹简，同时还发现一筐满装书写竹简用的墨。

三、对历史教学的启示

近年来历史高考命题中大量运用“学术研究新成果”，并引领高中课程与教学改革，这些“学术研究新成果”对广大一线高中历史教师而言是陌生的。近百年中国学术史发展表明：新材料的发现往往带来新领域、新成果、新认识。比如20世纪大量地下文献出土，从世纪初以甲骨文、敦煌文书等为代表的文献大发现，到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和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的重见天日，20世纪出土文献给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带来了天翻地覆般的震动。提供了大量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它们从各方面反映了古代社会，尤其是先秦时期的社会真实面貌，以大量前人未曾见得的古代文献资料重新展现了历史，使历史科学乃至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方法、研究思想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文学、思想、语言、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些新成果也直接体现在高考命题之中。

（2016・上海单科・3）周公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人的册典主要指的是

（2012・福建文综卷・13）《说文解字》释读为：“大册也。”今人认为似手捧册置于架上。该释读与下列记录文字信息材料相关的是

A.甲骨 B.丝帛 C.竹木简 D.石碑

（2009・上海历史・2）将下图陶尊上的刻画符号与楔形文字■、甲骨文■、圣书字■和腓尼基字母文字■相比照可推断该陶尊最有可能出土于

A.两河流域 B.中国

古代文学史笔记例5

一、关于《史记》文学批评的发展

《史记》的文学价值的发现比其史学价值发现得晚。学界普遍认为《史记》的文学价值的真正研究是在明代开始的。明代关于《史记》的研究出现高峰，有大量的史评与史抄，还有各类辑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凌雅隆的《史记评林》。王世贞曾为其作序，将《史记》评价为“良史至文”，并且认为《史记》的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一样重要，要两方兼顾。而之后的著名文学家金圣叹更是独辟蹊径，为《史记》的文学研究开辟了新视角、新方向，其将《史记》列为“六才子书”之一，与《水浒传》《西厢记》《庄子》《离骚》《杜诗》并列。而《史记》研究与评点在明代之前也从专门的史书研究向文学作品研究过渡。两汉之际，《史记》研究与评点还更多地站在历史叙事的角度，关注的主要还是史笔，不是文笔。但是也有个别文学家或文学批评家认识到了《史记》的文学价值。比如班固在其《汉书•公孙弘等传赞》中曾云：“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款；……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其余，不可胜计！”①此处班固将司马迁与司马相如归于一类，重点突出了《史记》的文学性，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唐朝时期，《史记》的史学地位确立，《汉书•艺文志》以《史记》为正史之首。而《史记》的文学地位也正在提升。韩愈等文学家们倡导的古文运动提出效仿先秦两汉的散文，其中就提到《史记》的文学价值。古文运动将《史记》作为学习的模范，但是这种模仿与学习功利性还是很强。同时唐朝人也同样注重学习《史记》的文风，唐朝恢弘大气，注重修史，同时也喜爱《史记》壮阔的风格。柳宗元称赞《史记》文章“峻洁”，韩愈评其“雄深雅健”。宋代开《史记》文学评论风气，从文学角度点评《史记》，研究其表现手法、文学形象。欧阳修是师法《史记》最经典的人物，苏轼曾经评价其“记事似司马迁”。而苏洵发现了《史记》经典的“互见法”，即在本传中展示人物的主要性格，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展现此人物的其他性格。北宋文人马存长于史论政论，写就《赠盖邦式序》中重点探讨了司马迁游历经历对于《史记》文风的影响，其中的“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的观点影响了后代的《史记》研究。元代是久负盛名的戏曲时代，《史记》中的故事与传记被改编成戏剧，在当时有助于史记中的文学历史知识的传播。元代是少数民族执政的时期，汉人知识分子的地位低下，做《史记》研究的不是很多，没有著名的专著出现。明清时期“《史记》热”形成。如上文所说的明代的史抄与史评风靡一时。原因之一就有明代前后七子派与后来的唐宋派提倡的不同程度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运动。对于《史记》文学研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明末清初的大文学家金圣叹，其研究《史记》的方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金圣叹将《史记》这样一本大众眼中的史书，当作一本小说来阅读，来点评，将其观点收录在《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中，在《史记》评论界有不小的影响。

二、金圣叹评点《史记》

金圣叹在《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中点评了《史记》中的五篇文章的节选，分别是《项羽本纪赞》《孔子世家赞》《伯夷列传》《酷吏列传序》《太史公自序》。金圣叹将《史记》当成小说来解读，将《史记》的文学价值放大，并且其评论方法也是前人的集大成者。之前的凌雅隆、李贽等也对《史记》的文学批评研究有一定的建树，而金圣叹则直接将其列为“六才子书”之一，提出了惊人的见解并且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其研究《史记》的方法着重于文学笔法，不看重史学笔法，让人耳目一新。金圣叹在《项羽本纪赞》中做了如下评点：“此断项羽全不师古，其亡固宜。只是起于暴兴，却是何故？凡作一扬三抑。注意正在豪杰‘不可胜数’句。言除却重瞳，更不可解。”②（《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原文中：“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字’，又闻项羽亦重瞳子。”③（《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此处评点认为《项羽本纪》通篇声势浩大，但是在夸奖项羽的时候，却只是说其目重瞳，此处运用夸张地手法言明司马迁写《史记》时使用的写作手法之一，夸张描写。原文中先写项羽“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候，政由羽出，号为霸王。”④此为评点中“一扬三抑”中的“一扬”，而后文紧接着叙述“……难已”这为第一“抑”，接着“……过已”此为第二“抑”，“岂不谬哉！”这“一扬三抑”，展现了《史记》叙述手法的高妙之处，描写人物时充分展现人物性格，让项羽这个历史人物鲜活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其文学价值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又如金圣叹在《孔子世家赞》中评点：“赞孔子，又别作异样淋漓之笔，一若想之不尽，说之不尽也，所谓观海难言也。”此评点中专门指出司马迁善于炼字炼句，文章通篇布局，有理有据，情节以及发展顺理成章。原文中有：“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此句承上启下，是本段中的过渡句，此句前文写所见的关于仲尼的事物与景象，内心充满了敬仰之情，而此句后引出关于仲尼的评论与所思所感，引发司马迁结合自身经历的感慨。全篇布局合理恰当，让读者阅读时有顺着台阶而上的寻觅之感，不会枯燥无味。除此之外，金圣叹还对司马迁写《史记》所寄托的感情进行了评点，认为其情感之深沉真挚，既体现在《史记》中的人物身上，又体现在行文的过程中。金圣叹赞美其隐忍以成就功名的深沉情感，并且对此类人物有着极高的评价：“弃小义，雪大耻”。在评价《伍子胥列传》中评点伍子胥“隐忍是烈丈夫”；并且在《越王勾践世家赞》中赞誉越王勾践隐忍成就大业。司马迁因为自身的经历所以对此类人物有极大的赞誉之情，这也是司马迁文化复仇，发奋著书，著书立说的体现。体现了《史记》中蕴含的情深似海。《史记》的文学批评的发展经历了各朝历史，到金圣叹这一独辟蹊径的评论家，已充分让读者认识到其“无韵之离骚”的本质，《史记》的文学价值与其史学价值一样熠熠生辉。注释：①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3：256．②金圣叹．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116．③金圣叹．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116．④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3：167．⑤金圣叹．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118．

参考文献：

［1］宋秀秀．金圣叹评《史记》之“精”———金圣叹理论对阅读《史记》的启发［J］．宜春学院学报，2014（2）．

古代文学史笔记例6

一、关于《史记》文学批评的发展

古代文学史笔记例7

胡道静，祖籍安徽泾县，生于1913年，父亲胡怀琛、伯父胡朴安都是有名的学者，尤其是朴安以治文字、训诂而闻名于学界。从小受家学的耳濡目染，勤奋好学，又先后受到过版本学家陈乃乾、经学家周予同、史学家吕思勉、历史地理学家姚明辉、音韵学、敦煌学家姜亮夫、地理学史家王庸、思想史家蔡尚思、语言、古文字学家闻宥、农业生物学家辛树帜、植物学家胡先?等名师指点，为他后来的治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十岁以前就出版了《校雠学》、《公孙龙子考》等专著，还负责《万有文库》中两部重要农书《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编辑工作。可是这并没有顺理成章地使他成为一个科学史家。三、四十年代，年轻的胡道静先是进入柳亚子先生创办的上海通志馆，以后又先后在多家新闻机构中任职。写出了多种与上海新闻出版史等相关的论著。

建国以后，胡道静调到出版部门工作，专门从事古籍编辑，从他最擅长的目录学着手，他开始系统地整理《梦溪笔谈》和古农书，这也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依据其个人情况，最能为社会服务的一种方式。他对古代的一些农作物，如粮食作物中的粟、蔬菜作物中的茭白，以及园艺作物中的瓜类等进行了考证。然而，使他一举成名的便是1956年问世的《梦溪笔谈校证》。

胡道静对于《梦溪笔谈》的兴趣源于年轻时候的一段经历。他最初是从中学英语课本中得知活字印刷术是一个德国印刷工人发明的，后来读到美国学者卡德（Thomas Francis Carter）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一书，才得知印刷中最重要之改良，莫如宋代之活字印刷术，其详见于宋沈括《梦溪笔谈》，于是便有了研究《梦溪笔谈》的最初动机。这一动机一直蛰伏在他的心中，直到年过不惑，才得以开花结果。

《梦溪笔谈校证》是第一本对原书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的著作。它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番禺陶氏爱庐刊本为底本，并采用明弘治本、稗海本、津逮?书本、汇秘笈本，清代的学津讨原本、玉海堂本、四部丛刊续编本、以及各家校记和宋元笔记所征引的文字校勘[2]，取各家之所长，引证的书目逾数百种之多。其中有关科学技术史的部分就广泛吸收了此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钱宝琮、李俨、许莼舫、三上义夫等有关中国数学史的论述，梁思成关于中国建筑史的论述，陈遵妫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史的论述，竺可桢、章鸿钊等于关于地学史的论述，王锦光等有关中国物理学成就的论述，当然也包括引发他对《梦溪笔谈》兴趣的美国学者卡德（Thomas Francis Carter）有关中国印刷术源流史的论述[3]，等等。

《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很快就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并在短时间内一版再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写信给他，称赞“校证”可与裴松之注《三国志》媲美。法国巴黎出版的《科学史评论》在1957年第10期上发表书评，对“校证”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校证”对于这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来说，“无疑是汇集了最丰富的文献。”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述建国第一个十年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成就，特别提名两部书：一部是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另一部就是《梦溪笔谈校证》。在海外的胡适博士在读到《梦溪笔谈校证》后，曾对人说：“此书作者造诣甚深，算了不起。”日本学者梅原郁等在将《梦溪笔谈》译成日文时，就曾参考了胡道静的工作，并称赞“胡道静氏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者”。[4]

成名以后的胡道静继续从事着与沈括和《梦溪笔谈》相关的研究，尤其是注重沈括著述的钩沉。“”前，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介绍沈括的农学著作《梦溪忘怀录》，以及沈括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和贡献，活字板发明者毕?N卒年及地点考证等，还完成了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正》书稿、以及《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等。与此同时，胡道静也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农书和农史的研究中来。

60年代初，刚从饥饿中走出来的中国人，重新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这也成就了胡道静农史研究事业上的高峰。1962年和1963年，五十岁前后的胡道静，开始将注意力转到古农书钩沉觅遗与研究，他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如《永乐大典》中，找出了宋吴怿撰著的《种艺必用》、温革的《分门琐碎录》、明人王藏的《稼圃辑》、陈正学的《灌园草木识》、清人姜皋的《浦泖农咨》、民国时叶景葵（揆初）辑录的《刍牧要诀》、《太康物产表》等稀见古农书，完成了《稀见古农书录》、《稀见古农书别录》、并出版了《种艺必用校注》一书。这些发现，为中国农学史的研究提出了宝贵的资料，特别是《种艺必用》和《分门琐碎录》的发现，对于了解从北魏《齐民要术》到元代《农桑辑要》，长达700余年的农业技术的演进更有莫大的帮助。他还撰文对《种艺必用》等稀见古农书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进行阐述。在整理农书的基础上，胡道静还对一些农史问题进行了研究，写出了“山东的农学传统”、“释菽篇”、“我国古代农学发展概况和若干农学资料概述”等文章，其中“释菽篇”，从文献学和文字学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中国古代农民对于大豆的根瘤的特征与特性很早就有认识。“”前，胡道静还完成了《中国古农书总录》，该书全面辑集古农书的目录学资料，加上考证和按语，约100多万字。

胡道静对于科学史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徐光启的研究。胡道静虽自称为泾县人，但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上海渡过，他研究上海的历史，自然也包括上海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徐光启。可以说，在古代科学家中沈括之外，胡道静用功最多的便是徐光启了。如同徐光启一生致力最多的是农田水利之学一样，胡道静对于徐光启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农学方面，他撰文对徐光启农学著述等问题进行了考订。

胡道静有关中国科学史的研究随着“”的爆发而停止。中，他不仅经历了近十年的牢狱之灾，而且在此之前已经完成的《中国古农书总录》也被付之一炬，同时被焚毁的还有约40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中国古类书》手稿、累年校勘科技古籍、辑录逸文作出的《南方草木状校录》、《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熙宁字说钩沉》，以及多年积累的有关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论文。

再出发已是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点仍然是从《梦》开始的地方，年近古稀的胡道静原准备集中时间和精力，重新撰集《梦溪笔谈补正》。[5]但在科学的春天里，胡道静已然成为了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一颗大树。树欲静而风不止。于是我们看到他仍然在他认为“太长”的战线上老骥奋蹄。用他在《沈括诗词辑存》一书“后记”中的话来说：“余虽驽疲、闻钲和嘶，亦安得不跃起也。”[6]胡道静这颗大树上又结出了累累硕果。

在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方面，他发表了“《梦溪笔谈》在国外”、“《苏沈内翰良方》楚蜀判”、“梦溪忘怀录钩沉”、“沈括军事思想探源”、“试论宋代改历中反映的科技成就”、“沈括的自然观和政治思想”等学术论文。还出版了《沈括诗词辑存》、《梦溪笔谈导读》、《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全译》。

在农书、农史的研究方面，主要是围绕着徐光启来展开的。1983年，徐光启逝世350周年，学术界开展了许多纪念活动，并将徐光启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他辑录了徐光启撰著的《甘薯疏》、《农遗杂疏》，并分别作跋，收入由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主编的《徐光启著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中，还发表了“徐光启著作的新发现和研究”（1983）、“徐光启农学三书题记”、“关于《农政全书》的‘别本’”、“徐光启研究农学历程的探索”“北方引种水稻技术措施上的徐光启战略擘划与实践”等系列论文。这一时期，他还对朝鲜汉文农书《农学集成》、今本《南方草木状》、元刊大字本《农桑辑要》等古农书进行了研究。还结集出版了《农书、农史论集》。该书收集的论文大多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现在所能见到的胡道静有关中国古代农学的研究，比较集中地出现在这本文集中。1990年日本?山?O村文化?f会出版了他所著的《中国古代??I博物?考》，该书较之《农书、农史论集》内容又有所增加，并且更有系统，除了收入先前有关农史、农书的研究之外，还加入有关考古发掘、宋应星和《天工开物》，以及后来一些有关农史研究的论文。

八十年代以后的胡道静，学术战线不仅没有收缩，反而拉得更长了。在科技史方面的研究除了原有沈括、徐光启和农书之外，还将研究的触角扩展到了宋代历法，以及黄道婆、宋应星、孙元化等一些重要的科技人物上面。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便是转入道教的研究。许多大部头的道教著作都是在他主编或参与主编下完成的。如，影印《道藏》36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道藏要籍选刊》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影印《藏外道书》20册（巴蜀书社，1992-1994）、《周易十谈》（1992）等。这一时期，他还单独或与人合编了《简明古籍辞典》（1989）、《十大科学家》（1991年）、《国学大师论国学》（1998）等等著作。

八、九十年代也是年逾古稀的胡道静人生最为辉煌最为忙碌的年代。他的工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981年3月20日，院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History of Science, IAHS)，经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英国李约瑟、美国的席文和日本的宫下三郎三位博士联合提名，一致推选他为通讯院士（序号448）。这一时期，胡道静同时身兼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农业出版社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科技史）组员、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上海科技史学会第一届理事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等多项社会工作。同时还为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三所学校的研究生讲授古代文献、版本目录、古籍整理、古代科技史课程。

本文开篇时提到的对于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的评介，见于195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由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所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一卷“导论”，同年的8 月 27日竺可桢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的文章，也就是在这一年，胡道静先生调至新文艺出版社，并开始系统整理《梦溪笔谈》。1956年，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问世。胡道静在为《梦溪笔谈校证》所写的“引言”中就引述了李约瑟对于《梦溪笔谈》的分析和评价。而在《梦溪笔谈校证》问世之后，胡道静的工作也受到了李约瑟的高度重视。他们成了同道中人。李约瑟博士每次抵沪访问，总要拜访胡道静，并在他的书房“海隅文库”亲切交谈。胡道静将他对李约瑟的情谊融入到由他担任责任编辑的《中国科技史探索》一书，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是专门为纪念李约瑟博士八十寿辰而征集的论文集。八十年代以后，胡道静转入道教的研究，也很显然受到了李老博士的影响。他在1991年春为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的名字叫“道静”，有些朋友就说我同道教有缘。但是，我的专业研究领域是中国科技史，特别是农业史。直到我同老博士李约瑟有了交往，发现他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又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引用了大量的道教经典总集《道藏》的材料，还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即“道家思想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基础”，这才推动我的学术研究的注意力也转到“道教”上来。[7]

如今李约瑟和胡道静两位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名儒硕学都已归道山，而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还在继续。

参考文献

1.周俊元，虽九死其犹未悔——记著名农业史专家胡道静，人物 1987年，第1期。

古代文学史笔记例8

世界古代史课程共72 个课时，使用的教材是由吴于廑、齐世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古代史编》(2011 年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总课时量，笔者将这门课程的授课分为六章：史前时代、古代埃及文明、古代西亚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希腊文明、古代罗马文明。在这一课程中的重要部分第六章古代罗马文明的授课过程中，笔者将其分成了六小节，其中，罗马共和国时代和罗马帝国时代是重要部分。在这个部分的授课过程中，罗马如何从共和国时代过渡到帝国时代，如何走向繁荣，又如何逐渐衰落的内容是其中的重点部分，同时也是较难理解的部分，所以，笔者在授课过程中引入了较多的文献资料作为例证，试图让学生逐渐了解史料阅读与分析的重要性。

首先，在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过程中，数位军政人物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前三头同盟中恺撒、庞培、克拉苏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这个部分在教材上较为简略，只是陈述了三人从联盟关系到逐渐恶化成为对手的过程，并没有深入分析这种关系变化的深层社会背景及其影响。鉴于这种情况，笔者引入亲历者恺撒的重要著作《内战记》中的相关内容，令学生能够更为直观和深入地了解共和国末期罗马内部的政局变化。同时，笔者还引入了著名罗马史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这部名著中有大量关于恺撒、克拉苏等的介绍与评议，可供学生参考。

其次，罗马法不仅在罗马走向繁荣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是罗马世界内聚性品质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罗马人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之一。但是教材中有关罗马法的论述较少，与其在罗马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不相符。为了补充这一内容，我通过对《塞奥多西法典》中相关条目的引入，试图让学生了解罗马法的基本发展情况及影响其发展的社会因素。

再次，罗马帝国巧妙运用自己的军团不断在亚平宁半岛及周边地区开疆拓土，可以说，罗马共和国史及罗马帝国早期历史就是罗马人不断进行外侵的历史。而这些战争中，罗马与西地中海霸主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是重点内容。这场战争对于罗马国家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在授课过程中，笔者引入了波里比阿的《罗马帝国的崛起》，这部文献对第二次布匿战争进行了详细的记载，是十分珍贵的史料。同时，结合布匿战争的相关地图，能让学生对这一重要战争有更为深刻的印象。

最后，有关罗马帝国衰亡的内容向来是相关研究领域的重点。教材中所持的观点认为，年幼的皇帝罗慕路斯在476 年被日耳曼联军废黜，这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政权的灭亡。这种观点是传统意义上的看法，而教材中对其灭亡的原因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但笔者仍然认为，对于这样的重要问题，需要通过对这一时期东西部文献资料进行阅读和分析，才能真正地发掘出日耳曼人为何能够轻易获胜，以及与帝国东部地区相比，为何西部地区会首先遭遇灭顶之灾的原因。所以，在这个部分的授课过程中，我引入了左西莫斯的《罗马新史》、尤特罗庇乌斯的《罗马国史大纲》等文献资料，就其中相关内容进行分析，试图引导学生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以上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当中，大部分国内已有中译本，这样也为学生阅读这些文献资料提供了便利条件。通过大量文献的引入，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史料的重视程度和尝试分析与应用史料的能力，而且可作为教材的补充，加深学生对一些重要问题的了解。

二、古代罗马文明章节中论著及论文的引入与分析

除了文献资料之外，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著作和论文)也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参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世界史学科中，很多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应体现在授课过程中。大量古代罗马文明相关论著和论文内容的引入与分析，是对教材的有效补充。

首先，目前，国内外学界有关罗马史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尤其是国外学者的众多极具分量的论著，我认为十分有引入教学的必要。其中，迈克尔格兰特的《罗马史》、特奥多尔蒙森的《罗马史》(第二卷)等都对罗马如何从共和国过渡到帝国，如何走向繁荣状态的原因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可作为教材以及相关文献的补充。

其次，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一论题不仅是古代罗马文明授课内容的重点，同时也涉及世界古代史与中世纪史的分段问题。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所持的衰亡观点在学界中占据统治地位长达200多年，他的观点亦体现在现今教材之中。而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以彼得布朗为代表的学者所提出的转型说逐渐开始挑战吉本的衰亡说。笔者将彼得布朗、埃弗利尔卡梅伦等学者著作中的转型观点引入到教学过程中，以期给学生更多的史料参考，同时也期望逐渐培养起学生对传统观点提出质疑的能力。

最后，除了国内外学者的论著之外，笔者还引入了不少专题性论文，如李隆国的《从罗马帝国衰亡到罗马世界转型晚期罗马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等，试图让学生了解国内罗马史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令其在就罗马文明中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分析时能够有所参考。

古代文学史笔记例9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2－0129－07

“说部”一词，学界一般认为即“小说”的同义词，并形成了视“说部”即“小说”之“部”的认识观念与研究格局。然考诸史料，“说部”之称肇始于明代中叶，滥觞于清中晚期，早期的“说部”概念无论内涵还是外延均与今天的“小说”相去甚远。“说部”最终成为小说的同义词，是近现代以来小说地位提升的结果。通过考索“说部”源流，辨析其在不同语境中意义的转换，可以清晰地显示一条从“说”到“说部”再到“小说”的演进轨迹。

一、“说部”体例

“说部”体例，或认为肇始于西汉刘向《说苑》与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清计东云：“说部之体，始于刘中垒之《说苑》、临川王之《世说》，至《说郛》所载，体不一家。而近代如《谈艺录》、《菽园杂记》、《水东日记》、《宛委馀编》诸书，最著者不下数十家，然或摭据昔人著述，恣为褒刺，或指斥传闻见闻之事，意为毁誉，求之古人多识蓄德之指亦少整矣。”“说部”一词，则首见于明王士贞《弁州四部稿》，所谓“四部”者，即“赋部”、“诗部”、“文部”、“说部”，与传统目录学之“经”、“史”、“子”、“集”四部殊不相类。又明邹迪光所撰《文府滑稽》十二卷，卷一至卷八为“文部”，卷九至卷十二为“说部”。宣统二年(1910)，王文濡等人“仿《说荟》、《说海》、《说郛》、《说铃》、《朝野汇编》之例，汇而集之，俾成巨帙”，阁编成《古今说部丛书》，十集六十册。从《说苑》到《古今说部丛书》，横亘近两千年历史，通过分析《说苑》、《世说新语》、王氏“说部”、邹氏“说部”与《古今说部丛书》的编纂体例，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说部”的真实面目，故不惮烦琐，叙录各书如下。

《说苑》乃刘向校书秘阁时整理《说苑杂事》一书而成，《汉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 《序》云：“(向)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丛，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其篇目依次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思”、“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丛谈”、“杂言”、“辨物”、“修文”、“反质”，凡二十类。

《世说新语》，《隋志》及新、旧《唐志》皆著录于小说类，八卷；今世所传本皆三卷。篇目如下，上卷：“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卷：“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下卷：“容止”、“自新”、“企羡”、“伤逝”、“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凡三十六类。

王氏“说部”著录七种，就内容而言实可分为四类。《记》内、外篇乃作者所传经、史之随感录，其小序云：“卧痫斋室，无书史目，因取柿叶，得辄书之，凡百余则。分为内、外篇，其内多传经，外多传史。”《左逸》或为《左传》逸文，或为后人伪托，其小序云：“峄阳之梧爨樵者，穷其根，获石箧焉，以为伏藏物也。出之，有竹简，漆书古文，即《左氏传》。读之，中有小抵牾者凡三十五则，余得而录之。或曰其指正正非左氏指也，或曰秦汉人所传而托也。”《短长》乃后人伪托之《战国策》逸文，其小序云：“其文无足取，其事则时时与史抵牾”，“多载秦及汉初事，意亦文景之世，好奇之士假托以撰者。……因录之以佐稗官一种，凡四十则。”《艺苑卮言》、《卮言附录》、《苑委余编》三种乃诗文评，《艺苑卮言》小序云：“以暑谢吏杜门，无赍书足读，乃取掌大薄号，有得辄笔之投簏箱中，浃月，簏箱几满已……稍为之次而录之，合六卷，凡论诗者十之七，文十之三。余所以欲为一家言者，以补三氏之未备者而已。”

邹氏“说部”卷九收录庄子《庄子过魏王》、列子《吕梁说》、子华子《元说》等；卷十收录《战国策》之《邹忌讽齐王纳谏》、《江乙论昭奚恤》等，《韩非子》之《侏儒说卫灵公》、《炮人喻晋平公》等，卷十一收录刘向《师旷谏晋平公》等，卷十二收录柳宗元《捕蛇者说》、张羽《笔对》、陈黯《辩谋》、崔甫《原鬼》、盛均《人旱解》、李华《言医》、元结《出规》、苏轼《御风辞》、刘伶《酒德颂》、白居易《酒功赞》、唐子西《古砚铭》、吴筠《移江神檄》、袁淑《会稽公九锡文》、王琳《组表》、雅禅师《禅本草》等。

《古今说部丛书》卷帙浩繁，包罗万象：“要皆文辞典雅，卓有可传，上而帝略、官制、朝政、宫闱以及天文、地舆、人物，一切可惊可愕之事，靡不具载，可以索幽隐、考正误，佐史乘所未备。或廖廖短章，微言隽永；或连篇成轶，骈偶兼长。就文体而论，亦觉无乎不备。”以第一集为例。全书分“史乘”、“博物”、“风俗”、“怪异”、“文艺”、“清供”、“游戏”、“游记”、“杂志”，凡九类。“史乘”收录应劭《汉官仪》、江少虞《皇朝类苑》、吴枋《宜斋野乘》等，“博物”收录范蠡《养鱼经》、王嘉《拾遗名山记》、钱《黔西古迹考》等，“风俗”收录朱辅《蛮溪丛笑》、钮秀《广东月令》等，“怪异”收录陆机《陆机要览》、吴淑《江淮异人录》等，“文艺”收录韦居安《梅澜诗话》、程羽文《诗本事》、钮秀《竹连珠》等，“清供”收录虞棕《食珍录》、施清《芸窗雅事》、成性《选石记》、张《仿园酒评》等，“游戏”收录清尤侗《病约三章》、黄周星《小半斤谣》、李式玉《四十张纸牌说》等，“游记”收录韩则愈《五岳约》等，“杂志”收录桓谭《新论》、裴启《语林》、阙名《商芸小说》等。其中“清供”类《芸窗雅事》皆为短小词条，记载“溪下操琴”、“听松涛鸟韵”、“法名人画片”、“调雀”、“试泉茶”等二十一种“雅事”。

至此，我们对“说部”体例已有大致了解。“说部”之编纂，“或摭据昔人著述，恣为褒刺，或指斥传闻见闻之事，意为毁誉”，要之，皆“以类相丛，一一条别篇目”，裒集成篇。从内容来看，几乎无所不包，既可记载人物言行、逸闻趣事，也可考证山川物理、名胜古迹；既可著录皇朝典故、名家名

著，也可传录闾巷旧闻、野乘琐语；既可记载香茗珍酿、美味佳肴，也可记录琴棋书画、鸟木虫鱼。从体裁来看。“亦觉无乎不备”，有传、记、说、论、议、谏、对、辨、原、解、规、辞、赞、颂、铭、檄、喻、表、谣、九锡文、诗文评等等，可叙事、议论、说明，手法自由；有恢宏巨帙、片言只语，形态各异。由是观之，“说部”绝非某种单一文体，而是众多文章、文体、文类之汇聚。“部”有“门类、类别”义。“说部”即“说”之门类或类别。

二、“说部”源流

“说”之本义为“解释、说明”，《说文解字》云：“说，释也。”《论语・八佾》：“子闻之曰：成事不说”，何宴《集解》引包咸注曰：“事已成，不可复解说。”可引申为“讲述、叙说”，《易・咸》：“《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高亨注曰：“滕口说，谓翻腾其口谈，即所谓‘口若悬河’。”作为名词，“说”还可由“讲述、叙说”引申为“话语”。《书・舜典》云：“帝曰：‘龙!朕圣谗说殄说，震惊朕师!”孔颖达疏云：“帝呼龙曰：我憎疾人为谗佞之说，绝君子之行，而动惊我众。”“话语”又可进一步引申为“故事”，如唐卢言《卢氏杂说》所记皆晋宋以来文人官僚故事。

由“说”之诸义衍生出论说体与叙事体等文体。论说体中最为典型者乃“说”体，明吴讷云：“按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说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说卦》，厥后汉许慎著《说文》，盖亦祖述其名而为之辞也。”“说”体之文，往往兼具叙事与论说，只不过以论说为目的，叙事为手段。晋陆机《文赋》曰：“说炜晔而谲狂。”李善注曰：“说以感动为先，故炜哗谲诳”。方廷注曰：“说者，即一物而说明其故，忌鄙俗，故须炜晔。炜晔，明显也。动人之听，忌直致，故须谲诳。谲诳，恢谐也。解人之颐，如淳于髡之笑，而冠系绝；东方朔之割肉，自数其美也。”义理抽象，借助形象具体的故事就容易感发人心，因此先秦诸子“说”体散文，大多寓理于事，借事喻理，虽为论说体，却兼具叙事体特征。其叙事部分颇具今天的小说意味。如邹氏“说部”卷十所收《战国策》之《淳于髡说齐王止伐魏》：

齐欲伐魏，淳于髡谓齐王曰：“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犬兔俱疲，各死其处。田父见之，无劳勘之苦，而擅其功。今齐魏久相持，以顿其兵，敝其众，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后，有田父之功。”齐王惧，谢将休士。

淳于髡的说辞中，“疾犬与狡兔”一节即属叙事。因此有论者甚至认为先秦时期存在叙述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的“说”体叙事文，并影响到后世史传、寓言与小说等叙事艺术的发展。“说”体流变，近人姚华阐述甚详：

说盛于战国，殷、周故事，相传诸说，皆战国时笔。沿至汉、魏，馀风未泯，史籍所书，往往而有。口说曰说，书说亦曰说。书说之体，本近上书，奏议类也。至于私说，亦统于论著，韩非《储说》、墨子《经说》，并造其端，贾谊刘向曹植陆绩王蕃之徒，接踵而起。而《易》有《说卦传》，秦延君说“粤若稽古”至三万馀言，匡鼎以《说诗》名，许君以《说文》著，凡此之属，不绝于史。则又流于传记矣。

明徐师曾认为：“(说)要之传于经义，而更出己见，纵横抑扬，以详赡为上而已；与论无大异也。”就以己意阐述义理而言，“说”不但与“论”无大异，且与“议”、“辨”、“传”、“谏”、“规”、“赞”、“评”等论说体皆相类似，邹氏“说部”遍选“论”、“议”、“辨”、“原”等诸多论说体，原因也在于此。

除了泛指论说体，“说”还专指解说经文，并出现了专门的“说书”体。《汉书・叙传上》云：“时上方乡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诏伯受焉。”明徐师曾《文体明辨》收录“说书”体。其小序云：

按说书者，儒臣进讲之词也。人主好学，则观览经史，而儒臣因说其义以进之，谓之说书。然诸集不载，唯《苏文忠公集》有《迩英进读》数条。而《文鉴》取以为说书，题与篇首有问对字，盖被顾问而答之之词。今读其词，大抵皆文士之作，而于经史大义，无甚发明，不知当时说书之体，果然乎否也?及观《王十朋集》，似稍不同，然亦不能敷陈大义。故今仍《文鉴》录之，聊备一体云耳。今制：经筵进讲，亦有讲章，首列训诂，次陈大义，而以规讽终焉。欲其易晓。故篇首多用俗语，与此类所载者复异，以为有益学者，宜别求之。

儒臣为人主讲说经史，“首列训诂，次陈大义，而以规讽终焉”，“欲其易晓，故篇首多用俗语”，这个过程实即对经史的通俗化叙述并以己意阐释义理，亦即“演义”。“演义”分为“演言”与“演事”两个系统，“演言”是对义理的通俗化阐释，“演事”是对正史及现实人物故事的通俗化叙述。㈣小说家“据国史演为通俗”，遂成为历史演义一派；“演义”推而广之，遂成为通俗小说创作的重要手法。当“说书”场所从宫廷转换成民间，“说书”内容从经史转换成故事，“说书”者从名儒大臣转换为下层文人，听众从人主转换成市井百姓，“说书”便演变为“说话”。“话”即故事，“说”便成为叙事体。宋罗烨《醉翁谈录》云：“小说者流，出于机戒之官，遂分百官记录之司。由是有说者纵横四海，驰骋百家。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或名演史，或谓合生，或称舌耕，或作挑闪，皆有所据，不敢谬言。……试将便眼之流传，略为从头而敷演。得其兴废，谨按史书；此功名，总依故事。”

诗文评兼具论说体与叙事体二者之长，论者阐述作诗旨意时往往叙及诗之本事，因此人们常视诗文评为“说部”，王氏“说部”中《艺苑卮言》、《卮言附录》、《苑委馀谈》皆收录诗文评类，《古今说部丛书》“文艺”类亦收录韦居安《梅澜诗话》、程羽文《诗本事》等。《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刘敛《中山诗话》与欧阳修《六一诗话》“体兼说部”，《浩然斋雅谈》“体类说部，所载实皆诗文评”，《洋诗话》“名为诗话，实兼说部之体。”有时甚至直接称诗话为说部：“又宋时说部诸家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蔡梦弼《草堂诗话》、魏庆之《诗人玉屑》之类，多有徵引《艺苑雌黄》之文。”诗话与说部之渊源，清章学诚阐述甚详：

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綮《本事诗》出，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子部之传记矣。间或诠释名物，则诗话而通于经部之小学矣。或泛述闻见，则诗话而通于子部之杂家矣。虽书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论辞论事，推作者之志，期于诗教有益而已矣。……诗话说部之末流，纠纷而不可犁别，学术不明，而人心风俗或因之而受其敝矣。

章学诚根据诗话“叙述历史”、“诠释名物”、“泛述闻见”三个方面的内容，与传记、小学、杂家等学术派别类比，指出了诗话“论辞论事”的本质属性，而“论辞论事”正是古之“说部”的内容。以《古今说部丛书》为例，其“史乘”类即“叙述历史”，“博物”类即“诠释名物”，至于“泛述闻见”者，则有“风俗”、“怪异”、“游记”、“杂志”等类可比，故《四库全书总目》称诗文评类“体兼说部”，实有所本。

“说部”之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者当属笔记，或称随笔、记等。笔记既可指一种以随笔形式

记录见闻杂感的文体形式，也可指由一条条相对独立的札记汇集而成的著述体式。作为文体形式。笔记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与随意性，不拘风格，不限篇幅，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可信手拈来，随笔录之，如王士贞《说部》“记”小序所言“卧痫斋室，无书史目，因取柿叶，得辄书之”。作为著述体式，笔记包罗万象，内容宏富，如宋李瀚《容斋随笔旧序》所言“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虽诗词、文翰、历谶、卜医，钩纂不遗”。大体而言，笔记可分为史料性、学术性与故事性三种类型。史料性笔记虽然内容琐碎驳杂，但所记或为正史所避讳者，或为正史所不屑者，或为正史所不及者，人们常以“稗史”目之，可为正史之助。学术性笔记为作者研究文艺、考辨名物的学术记录，虽不一定成体系，却往往有真知灼见。宋叶大庆《考古质疑》专事考据之学，《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在南宋说部之中，可无愧淹通之目”。故事性笔记因具备人物与一定的故事情节，与现代意义的小说概念接近，而被后人称为笔记小说。刘叶秋《历记概述》将古记分为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辨证类三类，认为小说故事类即后人所说的笔记小说。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也认为笔记小说“就是指那些铺写故事、以人物为中心而又较有情节结构的笔记作品”。

以上考察了“说”之语源，从“说”的诸种义项中梳理出若干说部流别。大致说来，“说”之“解释、说明”义衍生出“论说”体、“说书”体、诗文评与学术性笔记，“说”之“讲叙、叙说”义衍生出史料性笔记、故事性笔记、“说话”以及现代意义的小说。清李光廷曾分说部为二类：“自稗官之职废，而说部始兴。唐、宋以来，美不胜收矣。而其别则有二：穿穴罅漏、爬梳纤悉，大足以抉经义传疏之奥，小亦以穷名物象数之源，是曰考订家，如《容斋随笔》、《困学纪闻》之类是也；朝章国典，遗闻琐事，巨不遗而细不弃，上以资掌故而下以广见闻，是曰小说家，如《唐国史补》、《北梦琐言》之类是也。”阎近人刘师培则将说部分为三类：“一日考古之书，于经学则考其片言，于小学或详其一字，下至子史，皆有诠明，旁及诗文，咸有纪录，此一类也。一日记事之书，或类辑一朝之政，或详述一方之闻，或杂记一人之事，然草野载笔，黑白杂淆，优者足补史册之遗，下者转昧是非之实，此又一类也。一日稗官之书，巷议街谈，辗转相传，或陈福善祸淫之迹，或以敬天明鬼为宗，甚至记坛宇而陈仪迹，因庙而述鬼神，是谓齐东之谈，堪续《虞初》之著，此又一类也。”名目不尽相同，但内容大体不差，所谓“考订家”与“考古之书”，大致属于论说体；而“小说家”与“记事之书”、“稗官之书”，则可归于叙事体。

三、从“说部”到“小说”

作为著述体例，“说部”的产生与传统经、史、子、集有着密切关系。清章学诚认为“说部”的产生与学者的著书立说意图有关，是作者才力不及而又勉为其难的产物。他说：“《诗品》《文心》，专门著述，自非学富才优，为之不易，故降而为诗话。沿流忘源，为诗话者，不复知著作之初意矣。犹之训诂与子史专家，(子指上章杂家，史指上章传记。)为之不易，故降而为说部。沿流忘源，为说部者，不复知专家之初意也”，在章学诚看来，说部“犹经之别解，史之外传，子之外篇也。”刘师培对“说部”的产生持论与章学诚大致相同，将“说部”归于“涉猎之学”。他说：“唐、宋以前，治学术者，大抵多专门之学，与涉猎之学不同，故丛残琐屑之书鲜。唐、宋以降，治学术者，大抵皆涉猎之学耳，故说部之书，盛于唐、宋，今之见于著录者，不下数千百种”，“均由学士大夫，好佚恶劳，惮著书之苦，复欲博著书之名，故单辞只义，轶事遗闻，咸笔之于书，以冀流传久远，非如经史子集，各有专门名家，师承授受，可以永久勿堕也。”很显然，章、刘皆从治学角度立论，视“说部”为学术性著述，这与后世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相隔甚远。然而自晚清以降，“说部”已逐渐演变成一个文体概念，专指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并成为小说的代名词。这中间又是怎样过渡的呢?对此，清朱寿康如是说：

说部为史家别子，综厥大旨，要皆取义六经，发源群籍。或见名理，或佐纪载；或徼词讽谕，或直言指陈，咸足补正书所未备。自《洞冥》、《搜神》诸书出，后之作者，多钩奇弋异，遂变而为子部之馀，然观其词隐义深，未始不主文谲谏，于人心世道之防，往往三致意焉。乃近人撰述，初不察古人立懦兴顽之本旨，专取瑰谈诡说，衍而为荒唐傲诡之辞。于是奇益求奇，幻益求幻，务极六合所未见，千古所未闻之事，粉饰而论列之，自附于古作者之林，呜呼悖已!

朱氏此说清晰地勾勒出了古之“说部”如何从“史家别子”演变为“子部之馀”，再从“词隐意深”、“主文谲谏”的子部演变为“瑰谈诡说”、“荒唐诡”的子部，学术意识与诗教观念逐步减弱，而故事性与娱乐性逐步增强，从征实的“补正书所未备”到尚虚的“务极六合所未见，千古所未闻之事”，跨度非常之大，已接近现代意义的小说概念。“奇益求奇”、“幻益求幻”固然是学术著述之大忌，但对叙述故事的小说来说，却几乎是古人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盖奇则传，不奇则不传。书之所贵者奇也”，“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

从早期的著述体例到后来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说部”语义转变的关键在于“说”之义项中早已为此埋藏了合理的逻辑线索。阐释义理，考辨名物，是离不开一定的叙说与讲述的：“夫说也者。欲其详，欲其明，欲其婉转可思，令读之者如临其事焉。夫然后能使人歌舞感激，悲恨笑忿错出，而掩卷平怀，有以得其事理之正。”闭如果此处所言之“说”还可理解为以论说为主、叙事只是为论说服务的话，那么以下对“说”的阐释，已经完全偏向其叙事性，是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亦不宜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大致说来，汉魏六朝以前，论说体比叙事体发达；汉魏六朝以后，叙事体迅猛发展。尤其是宋元以来，由“说话”发展而成的通俗小说逐渐成为“说部”主流，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便逐步独占“说部”光芒。至晚清以降，论说体终于从“说部”中被剔除出去，人们遂只知“说部”即小说，而小说又可称为“说部”。王韬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镜花缘》一书，虽为小说家流，而兼才人、学人之能事者也。……观其学问之渊博，考据之精详，搜罗之富有，于声韵、训诂、历算、舆图诸书，无不涉历一周，时流露于笔墨间。阅者勿以说部观，作异书观亦无不可。……窃谓熟读此书，于席间可应专对之选，与他说部之但叙俗情羌无故实者，奚翅上下床之别哉?

古代文学史笔记例10

速记，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一门用一套系统的符号和简便的省略方式快速记录语言的书写形式，可以称为追赶声音的艺术。它曾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一直到现在，对它的研究和应用依然继续着。它究竟发源于何时，最早在哪个国家出现， 各国研究者仍然不能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

公元前63年12月5日，在古罗马元老院议会里，速记员普路塔切(Plutarch)用速记形式记录了大法官康顿驳斥反叛者卡提兰(Catilinian)的言词。同时，著名演说家西色罗公开发表了自己关于这个案子的观点，这些都有信史可查。这一天，是国际上公认的速记纪元年。速记员普路塔切(Plutarch)所用的速记方式是泰罗(Tiro)式速记法。泰罗是古罗马奴隶，他天资聪明，受过很高的教育，被演说家西色罗看重，并在西色罗帮助下释放为自由人，成为泰罗的秘书和知己。泰罗由于发明了速记法而被称为“速记之父”。泰罗速记并不完善，它只是五六百个常用词汇的缩写符号。他自己和稍后的其他人都曾不断努力完善该式速记法，使它的影响逐渐扩大。从古罗马议会、法庭、政府到军队，一直到罗马帝国衰落，进入到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泰罗式速记使用了近千年。我们到现在还使用的缩写符号“&”就是泰罗创制的。

其实，在泰罗发明他的速记法之前，不仅在古罗马，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已经有速记或说速记的雏形出现了。从广义上说，速记和人类历史是相伴随的，文字产生的历史，也是速记发展的历史。早期人类社会留在山洞中打猎和生活场景的图画，可以说是在有文字记录文明之前，人类留存至今速记的最早印痕。

古埃及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速记史研究者在那里也发现了速记的足迹。在古埃及许多王国里，有一种人称为“scribe”，可以译为“书记”。在外交、政治、宗教、经济等各个领域都会出现他们的身影。他们负责记录税收，撰写法律条文，地方公告声明，对政府重要档案和信件等文件备份。同时，他们还草拟各种商业合同和房屋等财产转让手续，以及在宗教布道祭祀等活动场所记录所见所闻。这些人被认为是智者，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但只有男性才能担任，有着极为崇高的社会地位。要想胜任“scribe”工作也并非易事。他们至少要掌握800个古埃及的象形字以及相关的其他符号，并且要学习古代语文和数学。据史料记载，作为一个“scribe”学徒，学费昂贵，并且非常辛苦。5岁就开始学习，要从早上学习到太阳落山，一直到17岁左右。能够长时间持续地记录是他们的训练目标，他们要能在各种材料上书写，比如在木板上，石头上，或者陶器上。一个“scribe”有他自己专用的工具箱，里面装着必备的工具：书写石板，墨水，芦苇笔，压纸用的平滑的石头和水壶。

古代苏美尔人中，同样也有“scribe”存在。与古埃及所不同的是，女性可以担当这一职务，她们通常来自上层社会或者其父辈是“scribe”，她们天资聪颖且勤奋刻苦，要有坚强的意志忍受严酷的训练，要能够通过各种苛刻考验。史料中有一个非常杰出的女“scribe”，叫阿曼特·迈姆(Amat-Mamu)。她住在离巴比伦40英里的一个称为“Sippar”城市，那里是当时的一个宗教中心。她和女同伴每天要为各种行政文书记录和存档。得益于这一批“scribe”，我们今天仍能从他们的原始手稿中感知公元前17世纪古代苏美尔人社会中的活动情况。据记载，古代苏美尔人书面语言是用楔形符号来记录的，已经有600个单独的符号。

在古代波斯、约旦和早期罗马时期，史学家也找到了“scribe”们活动的足迹。在古罗马，大约从公元前200年就已经有速记的记载了。当时有一个诗人叫屈塔撕·安尼斯(Quintas Ennius)，他创制了一种包含有1100个符号的速记体系。古希腊也有这方面的类似发现。1883年在雅典卫城地下，曾出土一块残缺的大理石碑，上面雕刻着一种简单的符号。经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鉴定，确定内容是公元前普及希腊新文字的消息。这种新的文字比当时使用的普通文字简略得多，可以说是古希腊一种速记形式。速记在历史上有许多名字，比如称brachgraphy、tachgraphy、stenography等。速记(shorthand)这个名字第一次被发现是在一个修道院的一块墓碑上，它记载了墓主人威廉·劳伦斯(William Laurence)曾使用过速记。此人死于1661年12月28日，原文如下：

Shorthand he wrote， his flowre in prime did fade，

And hasty death shorthand of him hath made.

可以译为：他写的速记，就像花儿慢慢褪色；随着他的离去，也将最终消亡。

在古代中国，有人认为商朝末期西周崛起之时，周商交战期间太公望(即传说中的姜子牙)创制的长短不一的“阴符”就是速记的雏形。但也有学者认为那些只是为军事传递信息所用，主要起保密作用，与普通意义的速记内涵差别较远。太公望制定的符号共有八级，一级符号最长，长一尺，表示“大胜克敌”即打了大胜仗，八级最短，只有三寸，表示“失利亡士”即处于劣势有士兵伤亡。相邻各级符号长度相差一寸。后来，在这八级阴符基础上，又发展成虎符、兵符、令箭、金牌等。这些通讯方法，一直沿用到清代末期。春秋战国时期，汉字在当时篆书、隶书基础上，出现草书形体，正如后汉蔡邕所说“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明代赵宦光在《金石林绪论》中也说“草书起于列国，天下有事，急就为之，或起草他简，然后正书，皆不暇致详而作”。草书，尤其是今草和狂草，运笔一气呵成，点画省略，上下左右牵连，一笔写出一字甚至一个句子，又称“一笔书”，被认为是中国的速记。其实，认真考察其结构和笔画，它仍是植根于汉字，是在汉字基础上的变形。草书中的章草，接近隶书，易于认读。随后发展的行书以及行草字体，不光作为书法艺术形式，直到今天人们也一直在使用。

纵观世界各国早期速记发展历史，可以说速记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一部速记发展史，也是一部世界文明史。在速记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和文字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中国汉字最具有这方面的代表性，可以说已经使用了4000年。它的形体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每一次形体的变化，就是一次文字改革，都向文字简约化走近一步，可以说向着“速记”的方向迈进了一步。文字与速记两者相比较，前者形体更加规范，音义更加明晰，更便于学习和阅读。速记却因其书写迅速，便于追踪一发而逝的语音和在短时间采集大量信息而为人看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