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建议例1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6-028

G20是当前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也是中国首次以创始国和核心成员国身份参与的全球治理机制。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峰会将在杭州召开，吸引来自全世界的目光，这是中国举办的最为重要的多边经济会议。通过此次峰会表达中国的关注，体现中国的思想，提出中国的方案，共享经验，引发共鸣，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对于中国深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实施对外开放新战略，深化中国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毫无疑问，浓厚的中国色彩将成为此次峰会的鲜明特点。

2016 G20峰会的主题为“4个I”，即创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联动（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在2015年安塔利亚峰会的发言指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诸多问题，经济增长放缓，增长动力不足，复苏高度脆弱，中国应当充分发挥东道国的作用，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合作，推动G20议题从短期问题向深层次和长期性问题延伸，改革并实现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此次峰会为中国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利用主席国身份，主动推进G20议题议程，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果介绍给各伙伴国，将中国的发展思路和经验与各国分享，实现本国政治经济利益与各国的合作共赢相结合。

一、中国参与G20峰会的进程

G20区别于欧盟、东盟等国家联盟，是松散的、非正式论坛性质，是居于全球经济合作领导地位的主要论坛，最初由G7峰会发展而来。20世纪70年代，G7成为七个老牌工业化国家定期会晤和协调经济政策的平台，但1997亚洲金融危机削弱了这一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有效性。1999年G20正式成立，合作方式是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成立公报指出，“G20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一种非正式对话机制，目标是推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之间就经济、金融核心政策开展对话、扩展合作，以实现有益于全球的世界经济稳定、持续增长”。[1]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起源于发达经济体，并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为更好地解决当前面临的新问题，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直接上升为G20首脑会议，在全球经济治理活动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

中国参与G20的进程，随着G20自身发展而不断深化，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是G20的创始成员国之一，自1999年始，中国积极参与了所有的G20会议和G20各项议题的讨论。2005年10月，第七届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中国举行，时任国家主席明确表示：“20国集团会议机制，涵盖了世界最主要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重要国际经济论坛。”[2]他还提出G20平台需要尊重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帮助发展中国家，主张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对话，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以此次峰会为标志，中国开始深度参与世界经济新规则的制定。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由“双速增长”格局逐渐向低速增长收敛。由于强有力的政策刺激，中国经济表现突出，已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引擎；而中国对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也带动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伴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话语权不断提升。2013年以来，中国积极与发达国家联手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加强金融风险管控，推动全球治理架构和IMF和世界银行的份额改革，积极支持能源、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基础设施投资、反腐败等非传统议题相继纳入G20议程。中国成为G20框架下国际经贸规则的核心制定者。

2016年中国再次成为东道国，主办G20首脑峰会。回顾历次峰会，主办国都会将自身的核心关切纳入峰会的讨论范畴，成为这一领域经贸规则改革的领导者。可以预见，这次杭州峰会的召开，有利于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度改革，进一步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奠定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引领者地位。

二、2016 G20峰会中国的战略目标

从目前中国推动G20合作的重点领域来看，充分体现了全球化和中国化的双重视角，既是世界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又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关注的焦点问题，既符合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满足中国战略转型时期构建和谐、稳定外部环境的需要，有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一）推动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相结合

根据WTO预测，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仅为2-8%，连续五年低于3%的趋势水平，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明显减弱。作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面临外贸“低增速”的新常态，2012年至2015年贸易增速连续四年低于GDP增速，2015年对外贸易下降8%，成为除2008年金融危机以外表现最差的一年，中国对外贸易亟须转型和升级。

当前正在兴起的规则呈现碎片化趋势，缺乏全球层面的有效协调，全球商品贸易的发展被越来越多的贸易规则割裂。作为“高标准、面向21世纪”新一代贸易投资规则代表的TPP，其条款涵盖关税减让，非关税壁垒削减等传统议题，也包含了投资、竞争政策、食品安全、环保、劳工、国有企业等横向议题，这些或将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制度性围堵”。利用G20平台，融合错综复杂的区域贸易协定，促进多边贸易体制，符合中国的一贯主张和立场。随着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已经率先做出了进一步自主开放的决策；这些都为我国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政策，奠定了基础。我国应当通过G20平台的沟通协调，落实贸易自由化行动计划，支持多边贸易机制，取得多哈回合谈判成功。

改进全球贸易治理结构，激发全球贸易增长；减少贸易保护措施，发展贸易便利化，降低贸易成本；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促进地区性生产网络的融合；促进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有助于创造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良好环境，为贸易增长提供新的活力。在全球贸易低迷，增速下滑的情况下，中国保持贸易份额不断攀升，对外影响力持续增强的经验分享，更有助于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符合世界对于中国承担贸易大国的责任，发挥大国引领作用的期待。

（二）发展议题受到重视，体现了中国的主张与发展中国家视角

G20起初的几次峰会，各国关注于加强宏观经济协调、加强金融监管、刺激经济措施，目的在于挽救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特别是2008年第一次华盛顿峰会聚焦金融问题，更倾向于“事后补救”的应急措施。2010年首尔峰会后，发展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的贡献功不可没。其实，早在2005年，中国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时就强调寻求减少贫困的有效途径；不少中国学者认为在后危机时代，G20的首要任务和核心议题就是发展，应注重机制化建设、平衡发展和绿色发展。2016年G20峰会的重点推进领域之一，即推动包容、联动式发展，力求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G20发展议程的行动计划由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贸易、私人部门投资、粮食安全等10大支柱构成。联合国2030发展议程涵盖了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领域，有17个目标和169个子目标，对各国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或参考作用。2016年是落实2030发展目标的重要开局之年，为了有效推进2030发展议程的落实，中国作为东道国和G20的“三驾马车”，首先应当敦促G20成员国根据自身需要制定落实战略；其次，还要帮助欠发达国家根据2030发展议程和其本国发展阶段、发展特点和发展需求制定相应的落实战略；最后，引导G20发挥补充性作用，推动成员国将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同各自国内发展战略相结合，带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兴经济的领头羊，中国倡导并力求形成关于发展的国际规范准则，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制度中的诉求和主张。

（三）加强投资与中国的“走出去”战略

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加强投资刺激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制止全球经济快速下滑，实现复苏和稳定增长的有效政策手段。与2015年召开的G20土耳其峰会内容相比，本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提出了三个新的重要共识，其中之一为及时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最大限度发挥跨国别基建的正面溢出效应。公报中指出：本次G20财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启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增强基础设施计划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将支持制定一项政策建议指南文件，以促进基础设施融资和中小企业融资工具多元化，推动将基础设施投资纳入资产类别。

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已经提出并实施了15年，我国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对外劳务合作等形式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国的“走出去”实践和经验为G20共识的落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4年，我国对外投资金额超过吸引外资金额，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开启了中国“资本输出元年”。中国实行“走出去”战略，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加深，领域持续拓展；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铁路、电力、通信、电子、建材等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产业。2015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开展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共计150亿美元。按照IMF的量化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带动的投资项目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将达30%～40%。另外，在G20框架下推动投资自由化议题，建立全面系统的全球投资治理框架，改变当前规则碎片化的状态，符合中国“走出去”的战略目标，有助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对于政策法规、监管体制等风险的规避。

（四）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是我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战略的需要；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顶层设计的体现。“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的政策沟通，有助于形成政策和行动的合力，与G20框架下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资金融通与G20框架的核心议题金融合作高度吻合。此外，中国还倡议成立了由57个国家共同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将极大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还成立了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由中国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重点在“一带一路”发展进程中寻找投资机会并提供相应的投融资服务。考虑到多边开发银行在促进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独特作用，G20一直鼓励多边开发银行制定支持高质量项目的量化目标，并共同采取行动，以展示其吸引新的长期投资融资、促进基础设施投资的承诺。将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纳入G20框架，加强与已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推进多方合作联合融资模式，符合中国的立场，是中国对G20平台的有益贡献。

三、G20的未来发展与中国的作用

事实上，金融危机结束后，G20未来的发展走向始终存在着矛盾，应当继续发挥全球经济治理组织的作用，还是应当扩充或缩短议程；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金融改革、促进增长、解决世界经济新问题等方面，其合法性和有效性不断遭到质疑。G20如何完成从决策向战略规划的转变？G20能否建立起21世纪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些关键问题都与中国作用的发挥密不可分。中国学术界围绕着G20的地位与前景、中国如何发挥更为积极的建设性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中国应当支持G20机制化，促使其成为未来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性机制，发挥其在全球经济治理这个“金字塔”结构中的“领导者”作用，形成“G20做决策，IMF、WB、WTO等执行”的模式。[3]通过吸纳国际组织的代表，提高G20的合法性，打破多边决策的僵局，提高决策效率和机制的有效性。这符合中国构建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的战略需要，也有利于应对复杂多变的全球性问题，为中国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中国在G20峰会中一直是积极重要的合作者和改革者，并正在逐渐成为更加强大的领导者。[4]中国应当通过主办G20峰会来加强全球治理的制度性建设，减少治理规则的碎片化；还应当设定主要议题以及主要目标，凝聚和团结G20所有成员国，构建全球治理的新秩序。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主张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多哈发展议程、倡导WTO的“发展导向”；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国支持推动现有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能源领域，中国支持G20推动建立合理的国际能源秩序，鼓励加强各国的政策协调。正如主席指出：要让G20真正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全球增长的“催化器”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推进器”，中国的新价值、新活力和新方案值得期待。

2016年G20峰会，中国提出的“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与中国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相统一。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应积极推动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不断提高我国在G20峰会等国际与区域组织中的地位；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中国作为东道国，在G20治理平台更多地承担“领导者”角色，引领下一代G20议题设置，加强大国间协调，必将深刻地影响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方向制定者的角色将会日益凸显。

参考文献：

[1]黄薇-G20主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的期待[J].国际经济合作，2015（6）-

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建议例2

二战后，民族独立运动兴起，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建立独立的国家。然而，原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依然制约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经济秩序以及经济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迫切要求打破原有的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此时，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的建立，为各国提供了一个集中表达意愿和参与制定国际经济新秩序规则的平台。1974年5月第6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1974年12月第2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确立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指导原则和制度，获得了各成员国的普遍认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这些决议，奠定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础。然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旨在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建立一个公平的国际秩序。这必定会触动到某些国家的利益，不愿打破旧格局的国家便一直否认这些决议的效力，并在决议的制定过程中百般阻挠。对于联大决议在国际经济秩序领域中的性质和法律效力的问题，在学术界亦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关于调整国际经济秩序的联大决议法律效力引发的争议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系列旨在调整国际经济秩序的决议，明确地记载并积极肯定了第三世界众多发展中国家数十年来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基本要求，其中包括他们为之奋斗的关于确认和维护各国经济的正义主张。然而，关于这些调整国际经济秩序的决议的法律效力问题，一直备受争议。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观点：

（一）这些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

要判断某一国际组织或者其特定机构所指定或通过的决议文件是否具有法律性质，首先应考察该国际组织或该组织的特定机构是否具有立法权。如果该组织或者该组织的特定机构具有立法权，那么它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自然具有法律性质；反之，那么它所制定的文件当然就不具备法的约束力，而不管这一决议从字面上看如何具备法的特点[1]。那么该如何判断联合国大会是否具有立法权呢？一般而言需根据联合国据以设立的性文件来判断。《联合国》第十条对联合国大会职权的规定为：大会得讨论本范围内之任何问题或事项，或关于本所规定任何大会之职权，并除第十二条所规定外，得向联合国会员国或安全理事会或兼向两者，提出对各该问题或事项之建议。《联合国》并没有赋予大会以立法权，因此，联大决议的"建议性质"并不对各成员国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马尔科姆.N.肖认为：除某些内部事务，例如预算，大会不能约束其会员国。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立法机关，其决议纯粹是建议性质。当然，如果这些决议反应了习惯国际法规则，也会是拘束性的，而且它们作为导致新的习惯法规则形成的国家实践的例子而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大会决议本身并不能对会员国产生拘束性法律义务[2]。

（二）这些决议具有法律效力

从根本上说，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际法之所以为法律，因为它体现了国际社会成员的协调意志，至少是国际间斗争获得妥协后的各国意志。国家法之所以具有法律效力，重要的是在于人们对它具有法的确信，"自愿遵守"是人们的法的确信的表现，所以不能否认"自愿遵守法"的法律效力。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根据《联合国》，的确是一种所谓"建议"，然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这样一些决议，体现了会员国的协调意志，而且这些文件的制定，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对它是有法律确信的。这将使得这些决议成为超越"建议"范围，建立"国际经济关系制度的有效文件"，具有法律效力[3]。余劲松教授也认为：有些联大决议是旨在宣告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的，应具有约束力，有些决议在国际实践中也已逐渐被接受而成为有法律拘束力的规范[4]。

否定联大决议在调整国际经济领域的法律效力，这种观点多是从联大本身的职权范围来证明联大决议仅具有"建议性"，而不具有法律效力。笔者认为对于联大决议在调整国际经济秩序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这一问题，不能一概而定。诚如陈安教授所言，《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这样一些决议体现了会员国的协调意志，这些决议已经超越了"建议"的范围而成为有拘束力的文件。像联合国大会这样一个如此高参与度的"世界讲坛"，其决议集中地反应了各国政府的意愿，是世界舆论的积累和集中表达，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对于调整国际经济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联大决议在调整国际经济秩序领域中的法律效力

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中央权威的机构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制定规则，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并非呈一种混沌和无序的状态。反而，大家越来越接受这么一种理念：世界是一个无政府但又有序的社会。有序的前提是各国对他们相互关系和交往有可预见性，这种预见性需要规则或者习惯予以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社会，虽然局部冲突时常发生，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是国际社会整体上在一个稳定的轨道上有序地运行。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联合国的建立。联合国为各个成员表达意愿提供了一个广大的平台，并且为了世界和平，促进各成员国的合作和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文件。这种"会议外交"的模式便利了各国之间的对外交往，对于国际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国际经济秩序领域中，除了传统的国际经济条约和国际习惯以外，联大决议对于调整国际经济秩序亦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首先，联大决议确认已经存在的国际习惯，并将其成文化，规范化。

根据联合国《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规定，所谓的国际习惯是指"作为通例的证明而被接受为法律者"。国际习惯由两个因素构成，即各国的反复相同的时间和被各国认为具有法的约束力。亦即所谓的"物质因素"和"心理因素"。由于国际习惯没有一个确定的载体，其表现形式多元化，因而很难证明某一实践是否为形成习惯以及行为要素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在某种限度内，国际组织作为国际生活的一个因素有助于使习惯法较快地适应国际社会的发展需要。除国际组织作为国际法的可能产生的渊源的任何较直接作用之外，在国际组织内所发展和表现的实践的集中性以及国际组织本身的集体决定和活动可能是在这些国际组织的业务领域内被接受为法律的一般实践的有价值的证据[5]。根据奥本海的观点，国际组织作为各国集体行动和国家实践以及表达各国意愿的主要场所，那些决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业已存在的规则，是国际习惯被接受为法律的有利证明。

例如联合国大会于1962年12月通过的《关于自然资源之永久宣言》，承认各国对其境内的一切资源享有不可剥夺的永久，尊重各国的经济独立，一切国家都有权依据本国的利益自由处置本国的自然资源。1974年联合国大会更是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确立了经济独立的国际经济法原则，肯定了发展中国家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基本要求。经济独立是国家原则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是国家原则应有之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落后的亚非拉国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掠夺，其境内的自然资源及经济命脉，大多被外商控制和垄断，虽然名义上是独立的国家，但经济和政治都是残缺不全的。二战之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求获得真正的独立，摆脱原殖民国家或宗主国的控制以及不合理的经济旧秩序的桎梏，争取经济独立和经济。《关于自然资源之永久》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的通过，逐步确立了国家的经济原则，这既是对原有国家原则的确认，更是进一步的发展。

国家经济的确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2005年12月19日，国际法院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案中，就通过援引《经济》来确认自然资源之永久原则。在最近的中国原材料案中，WTO争端裁决报告中也确认了自然资源之永久原则，并指出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是一项国际法原则，这一原则允许国家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和进步的需要自由地利用和开采他们的自然财富和资源。可见，调整国际经济秩序的联大决议已经在事实上产生了法律拘束力。

其次，联大决议有助于产生新的国际规则。

联大决议在一定程度为国家的行为方式提供了确定性的指引，尤其是在一些国际法空白之处，联大决议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对于那些投赞成票的国家来说，共同的意思表示表明了对联大决议内容的认可，他们完全可以以此作为两国或者多国之间共同的行为准则，以此来约束彼此之间的行为，即使该决议纯属建议性质，会员国也可以采取单方面承担义务的方法使决议产生法律约束力，因为国际法上存在国家单方面承担义务的情形[6]。像联合国大会的每个决议和宣言都是各参加国集体意志的表示，所以当它以一系列同一内容的决议、宣言等屡次表示同一立场时，这些决议，宣言就有助于国际习惯的形成。因为这表明了各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坚持同一观点和意见，表明了各国的法律确信。

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建议例3

中图分类号：G23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9-0092-01

众所周知，经济类学术期刊通常被归纳为图书馆藏当中的F类刊登学术论文期刊，其所涵盖的种类诸多，如经济学、中国经济、会计类以及工业经济类等。在新时期，要想有效地强化经济类学术期刊本身的影响程度与受关注的程度，最关键的就是要增强编辑的各项能力。为此，一定要构建高品质作者群，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实现论文刊登质量的提升，进一步完善期刊的整体质量。

一、以重要会议及论坛为途径发现作者

在构建经济学家或知名经济学者作者库的过程中，可以采用重要会议与论坛的方式来发现作者。如果将知名经济学家创作的文章刊登在经济类学术期刊中，仅仅凭借作者创作稿件的方式，很容易出现周期过长或者是沟通难度较大的情况。而如果对会议发言进行整理，利用这一方式而形成的学术论文，不仅可以对经济热点进行及时捕捉，同时，也能够保证经济学家的观点时效性更明显。[1]正是由于是会议发言，所以，更加通俗易懂，更方便读者阅读。另外，通过对会议发言进行整理，能够向与会者提供完整的会议资料内容。同时，在文后可以把发言者所编著的书籍和文章当作参考文献，刊登在杂志中，向读者推荐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此，编辑应当对本年度重点的经济会议进行事先盘点。在此过程中，可以借助新浪财经频道的会议栏目进行查找，而且可以详细地查找出会议的名称、主办方以及地点等信息内容。在会议索引中，不仅能够联系到主办方的媒体联系人，而且能够参与到会议现场，同与会者的重要发言人互相交换名片，而获取经济学家的联系方式。这样一来，在会议结束以后，还能够通过媒体联系人获取相关的会议资料等，进而对发言实录予以全面整理与编辑加工，最终以学术论文的形式署名发言人姓名，将其当作论文作者。同时，需要陈列同发言内容相关的发言人编著书目与文章，或者是将发言当中所涉及的观念及相关书目等当作论文重点参考文献。另外，还需要同发言人与助手进行联系并确认文章，进而和经济学家构建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关系。[2]

二、利用重要研究机构与作者联系

目前，对经济问题进行研究的重要研究机构很多，而大部分机构举办方都是中央政府机关或者是比较知名的院校，所以，也被认为是国家经济问题研究的智库。同时，在民办智库当中，能够查询到为公司提供战略咨询的服务公司。现阶段，我国知名机构主要是长城战略与和君咨询，而且可以对上市公司进行查询，特别是银行与跨国业务公司，其下设了研究部，能够对我国经济发展趋势以及行业的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和预测。对机构官网进行搜索，可以查找到月度会与季度会。

除此之外，还可以了解重要的研究机构官网，并且深入研习其内设的研究部门。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中，列举出了所有的研究人员名单，甚至包括详细的联系信息与邮箱。这样一来，编辑就能够根据栏目文章的需要联系不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最终了解正在开展的研究课题内容，进而找出相应的文章，同作者构建联系。通常情况下，承担课题研究人员都是博士或者是博士后，属于单位的重点培养对象，而且自身具备研究成果发表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研究成果的发表，也能够实现研究人员与杂志的共同发展与成长。

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对重要研究机构内部刊物进行查找，进而联系到刊物的负责人，最终获得刊物，选择所需文章，而这样一来，也能够同文章作者建立联系，为经济类学术期刊作者库的构建奠定基础。

重要的研究机构通常都会在内部交流刊物中刊登研究人员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也涉及到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行业动态的数据，所以，具有极大的信息量。为此，将其刊登在公开性的经济类学术期刊中，也会引起相关行业研究人员或者是高校研究人员的兴趣，增强关注度。

三、结语

综上所述，高品质作者资源数据信息库的构建直接影响着经济类学术期刊的发展，所以，一定要予以重视。而要想构建高品质作者库，同样需要编辑的努力。为此，文章针对建立经济类学术期刊高品质作者库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并重点阐述了高品质作者库的两种路径，希望能够为促进经济类学术期刊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依据。

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建议例4

会议认为，近两个月来，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峻，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人群体的收人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

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

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快城市电网改造。

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

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

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

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高20**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人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

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

会议强调，尽管我们面临不少困难，但我国内部需求的潜力巨大，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意识和能力较强，世界经济调整为我国加快结构升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人才等带来新的机遇。只要我们及时果断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就一定能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年经济工作5项任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8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确定20**年经济工作5项任务∶

(1)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好形势，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3)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通过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带动中间需求，有效吸收和消化国内生产能力，形成发展新优势。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4)要深化价格体制改革，加快建立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

(5)着力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全方位促进就业增长。加快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三、解析20**年中国经济新看点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年经济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20**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推进“十一五”规划顺利实施的关键一年。准确领会和贯彻这次会议精神，把握好20**年经济工作的要点，对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意义重大。

“保增长”是头等大事逆境中把握住机遇

在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进一步加深的背景下，经济“保增长”成为当前头等大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20**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要着力在保增长上下功夫。

对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经济增速过慢，就无法有效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缓解就业等各种社会问题，就不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推进。

“在国际金融危机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下，保增长是重点也是难点，这显得尤为重要。”成都大学副校长张其佐表示，本次会议还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了清晰判断。这为20**年更好地应对危机、保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持，指明了方向。

会议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势没有改变，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前进中的问题”；“完全有条件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把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不会因为这场金融危机而发生逆转”。

“中央作出的这些重要判断，让大家心里有了底，明确了努力的方向。”张其佐说，凭借中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广阔市场空间，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扎实工作，20**年中国经济保持8％至9％的增速不会有太大问题。”

坚持以扩大内需为主做足“消费”这篇大文章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能力已明显减弱。海关数据显示，2014年11月我国进出口增速均大幅回落，特别是出口在近年来首次出现月度负增长，今后我国外贸形势将更加严峻。

在外部需求明显收缩的情况下，20**年中国经济必须要在内需上做足文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表示，目前我国内需增长潜力较大，且长期没有得到充分释放，一直是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他举例称，当前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0％多，而在美国却一直在70％左右。

“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等于抓住了拉动经济增长的‘牛鼻子’。”专家们还表示，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很高的国家，居民储蓄超过了20万亿元，进一步扩大消费具有巨大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

此次会议在“刺激消费”方面提出了诸多措施∶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要支持能够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带动中间需求的项目；大力促进农民消费，稳定住房消费和汽车消费，着力发展服务消费和旅游消费，不断增强最终消费能力。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表示，会议中明确了实行结构性减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就为扩大内需消除了后顾之忧。

宏观政策继续“灵活审慎”财政货币政策持续发力

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离不开宏观政策的保驾护航。鉴于20**年经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继续实施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努力提高调控的科学性、时效性。

继中央在2014年11月初确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后，此次会议在财政、货币政策方面进一步细化，提出的措施也更加具体，更有针对性。专家们指出，20**年这两大宏观调控政策将持续发力，全力促进经济发展。

会议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几个重点∶“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实行结构性减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投资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带动效应”。

专家表示，会议还强调政府投资带动私人投资的功能，同时提出“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渠道”，从而有效增强拉动经济增长的合力。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专家刘煜辉评价说，强调“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格外注重“有保有压”，也是20**年财政政策的一大特点。

财政政策“调结构”，货币政策重在“调总量”。这次会议提出，要“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重要作用”，这意味着20**年将继续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调节资金供求，积极发挥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促进股市和房地产稳定健康发展，这也是20**年宏观调控的着力方向。会议提出，要“增强投资者信心”“发挥房地产在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从而凸显了股市和房市在促进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资源价格等诸多改革“齐头并进”深化改革开放添活力

发展需要活力，活力来自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年要“把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

会议部署了20**年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涉及资源价格体制、公共财政管理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等诸多领域。

其实，对20**年一些重要改革，2014年下半年就已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出台。目前，成品油价税费改革方案正向社会征求意见。此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已征求过意见，增值税转型已明确将于20**年起全面实施。

“这一系列改革都将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说。

尽管外需在不断萎缩，但我国出口产品多为基本消费品，仍有较大的市场空间。对此，会议也明确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进一步增强抵御外部经济风险能力”，要“努力保持出口稳定增长”。

“按照部署，稳定外需要多下真功夫。今后，发展对外经济应更加注重结构调整与升级，加快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说。

杜绝“形象工程”扩展科学发展新空间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为促进经济发展，我国扩大投资规模的政策不断出台。中央经济会议特别指出，虽然我们面临着保增长的繁重任务，但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大方向不能动摇。要“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

会议强调，搞建设项目，要严格按照项目审批和建设程序办事，坚决防止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重复建设，绝不能降低工程质量，绝不能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

“我国完全有能力在短期内把经济拉起来，但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才是最根本的出路，也是更艰巨迫切的任务。这需要处理好增长速度与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室主任张晓晶说。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表示，中国经济问题不完全在于速度而在于结构，如果不能按照科学发展观来保增长，而是重复过去那种为增长而增长的投资，最后会使经济结构更为恶化。

高度关注民生积极促进就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解决民生问题提升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

会议要求继续加大财政对“三农”、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涉及民生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低收人家庭的补贴和救助力度。

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建议例5

那么,作为时政记者,又该如何从会议中发现和捕捉“亮点”呢?

“跳”出会议写经济新闻

在做深做透会议本身报道的同时,时政记者还要有一双“新闻眼”,也就是说记者在参加会议时,必须长个“心眼”,这个“心眼”,就是我们常说的“新闻眼”。要能运用“新闻眼”很好地识别和运用会议提供的新闻线索和素材,善于从会议的材料、领导的讲话中挖掘经济新闻线索。

2003年3月份,笔者采访报道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会上,谯城区负责人在汇报工作时讲到该区的三官镇正在实施“退耕还林”工程,计划用三年时间在三官镇种植核桃树3万亩,重新打造“亚洲最大的核桃林场”。得到这个信息后,本人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经济新闻线索。会后,笔者及时与三官镇取得联系,深入到三官镇核桃种植现场进行采访,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很快完成了《30万株核桃树苗“嫁入”三官镇――向“亚洲最大”迈出第一步》的深度报道。文章见报后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称这篇文章写得有深度,有价值。在2003年度全省经济好新闻评选中,该文被评为二等奖。

能够运用“新闻眼”从会议中挑出有价值的经济新闻线索,对记者来说只是迈出了采写的第一步,要写出好的经济新闻,还必须把功夫下在会议之外,对报道对象及相关人员进行深入、细致的采访。从某种意义上讲,“跳”出会议后的采访比一般采访要求更深入,更细致,因为,从会议中了解到的某些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往往会议都有相关的材料,记者如果偷懒,也可以凭这些材料做文章,但效果会大打折扣。因此,只有深入采访,才可能抓到从会议上抓不到的“活鱼”,也才会使经济新闻减少“会议味”,增强新鲜感。

做好经济新闻策化

时政记者经常要参加各种会议,从这些会议上尤其是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上能够获得比较权威、准确的信息,能够较全面地分析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某些重要问题,反映出地方党委、政府的政策导向。一名合格的时政记者要能在做好会议本身报道的同时,准确掌握党委、政府的政策导向,根据党委、政府的决策意图,主动服务,做好新闻策划。

近年来,亳州市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经济建设更是突飞猛进,每年市委、市政府都会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亳州晚报的时政记者根据从会议上了解到的权威信息策划不同的经济新闻。

2010年是亳州市的“项目建设年”,作为增强亳州市经济发展后劲、激发经济发展活力的骨干力量,可以说,重点工程建设担负着确保全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使命。为全面展示亳州市重点工程建设的成就,鼓舞全市人民的信心,2010年3月亳州晚报策划了“走进重点工程”宣传报道活动,派记者深入一线,对全市确定的重点工程进展情况、产生的巨大经济社会效益及对全市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进行多侧面多角度深入报道,《中药产业升级蓄势勃发》、《煤化工产业托起新兴能源城》、《基础建设,让我们的城市更宜居》、《“亳州制造”提速工业强市步伐》、《大项目孕育大发展》等八篇深度报道,全面反映了亳州市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另外,《亳州晚报》还配发了《走进重点工程感受发展春天》、《推进重点工程确保快速增长》等评论员文章。系列文章发表在亳州市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关注,大家在感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之快的同时,也在憧憬着这座城市美好的明天。

增强经济新闻舆论监督能力

时政记者由于经常参加各种会议、活动,听到的、看到的不仅仅都是经济发展的“一帆风顺”,还能了解到经济发展中的不和谐“音符”,了解破坏经济发展环境的人和事。因此,在报道经济新闻时,不仅要报道经济建设的成绩,还要敢于报道重大经济事件,敢于报道与经济有关的重大问题和矛盾。

改善企业发展环境是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的问题,然而,企业遇到具体问题该怎么处理,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地方政府服务企业发展的能力和态度,不少民营企业在这个问题上对本市的一些地方政府部门颇有微词,这也是本市民营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2003年,笔者参加一次市政府组织的民营企业发展座谈会,座谈会上,不少民营企业主大吐“苦水”,对本市的一些行政部门“吃拿卡要”的“潜规则”意见很大。会议结束后,笔者及时向报社领导进行汇报,希望对这些破坏亳州经济发展环境的政府部门“潜规则”进行曝光。

在报社领导的支持下,经过精心策划,笔者对市直和三县一区的企业主、企业职工、政府部门、投诉受理机构进行了深入采访,写出了系列曝光文章“民营企业调查”,《为什么企业主不愿意投诉》、《想说爱你却难以开口》、《拿税票的小姑娘又哭了》等文章对本市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障碍进行了曝光,“民营企业调查”系列报道矛头直指政府部门的“潜规则”,内容翔实,揭露问题深刻,社会影响强烈,其中《拿税票的小姑娘又哭了》一文发表后,市纪委领导高度重视文章中反映的问题,并在当期的亳州晚报上进行批示,要求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建议例6

会议还讨论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会议还讨论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会议指出，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全党同志要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社会创造活力，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切实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抓紧抓好。

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建议例7

韶关市是全国的重点林区，全市林业用地面积为141.9万hm2，占国土总面积的78%，有林地面积126.4万hm2，森林覆盖率为74.38%，活立木蓄积量为8475万m3，是典型的山区林业大市。良好的自然条件和林业基础，为林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近年来，韶关市大力发展林下养殖业、种植业、采集业以及森林旅游业，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但是，调查发现，韶关市林下经济发展较慢，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全市林下经济总量约为40亿元，远低于林地面积相近的清远市，也比不上林地面积小于韶关市的梅州市。针对韶关市林下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1存在的问题

1.1规模小、品种单、缺乏主导产业

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品种大多是地方品种或老品种，引进优良品种较少，品种结构单一，林农的劳动能力和智力投入不足，种养技术多是沿袭传统习惯，管理水平不高，多粗放经营甚至失管，导致农产品数量和品质得不到有效保证，造成成本高，综合效益较差。

1.2市场规模化程度较低

因在行业协会方面存在不足，导致林下种植业、养殖业对市场动态信息获取不及时，在品种选择以及种植、养殖技术方面缺乏科学的专业知识指导，且存在一定盲目性，导致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通常以零售为主，规模化欠缺，进而整体效益得不到长足提高与发展。

1.3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低

由于劳动者在专业技能培训方面欠缺，众多农户仍沿用原来传统的种植、养殖方法，科学技术含量不高，导致养殖成本较高、收益较差，并不足以适应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

1.4流动资金不充足，规模化欠佳

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农户对当地林下经济发展充满信心，但在产业初期通常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导致启动资金不足，对于一些初具规模的种植户、养殖户来说，在扩大产业规模方面同样面临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导致规模扩张缓慢，表现出后劲不足的问题。

2建议

2.1政府主导，部门配合

将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农户收入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成立发展林下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协调各有关成员单位把发展林下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扶贫开发、科技推广等项目资金有效结合起来，大力扶持林下经济不断发展。财政应每年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林下经济的发展[1-2]。

2.2搞好宣传，营造氛围

发挥宣传舆论的作用，对于利于发展林下经济的创新技术、成功模式、典型案例等应当大力宣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可以通过科普讲座、考察参观、技术论坛等方式不断激发全民对发展林下经济的热情。

2.3科学规划，统筹安排

本着野统筹规划，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合理布局，讲求实效，发挥优势冶的原则，科学规划林下经济发展路线，统筹安排经济发展的任务与目标。在规划安排中，应将农业产业化、科技化、无公害化紧密相结合，多方位、多角度地发掘林下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优势与潜力[3]。

2.4扶持龙头企业，做好示范带头作用

在发展林下经济进程中，应将扶持当地龙头企业作为突破口，大力推动野基地+龙头企业+产业大户+农户冶的发展模式，坚持产业化道路，不断深化产业链条，将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实现品牌示范效应，着重抓好林下种植养殖和林下生态旅游业。

2.4.1抓林下种植养殖，促进林农增收致富。大力发展林下种植业养殖业，以林药、林菌、林果、林花种植为主，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生产资料，因地制宜地发展林花、林果、林菌，以及林药业。除此之外，利用林下空间大力推广立体养殖技术，涉及林畜、林禽以及林蜂养殖产业。拓宽融资渠道，加大资金投入。把发展林下经济与经济结构调整、扶贫开发、科技推广等项目有效联动起来，发挥野四两拔千斤冶的资金效益。加强技术支撑能力，不断提升产品的质量。为科研：所、高校、企业、农户之间的有效沟通、合作提供良好的平台，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步伐。与此同时，积极推动组建各类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中介服务机构，加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高经营者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

2.4.2抓生态旅游，壮大第三产业规模。韶关市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数量多，面积大，整体生态环境优良，具备发展生态旅游业的良好条件。要推进以野生态、休闲、养生冶为主题，以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为主战场的生态旅游业发展，形成林业与旅游相互促进的双赢格局。根据韶关市森林生态旅游资源的特点和优势，编制高起点的森林生态旅游总体规划。制定优惠政策，开展招商引资。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人文优势，提升景观质量和生态文化内涵，打造高品位、多样化的韶关特色森林旅游形象，提高市场竞争力[4]。

2.5强化服务理念，大力推动发展

2.5.1强化科技服务技能。建议韶关相关部门牵头成立林下经济发展专业技术保障团队，将服务资源高效整合，深入实地进行技术辅导，加大专业技能培训，为农户解决实际中遇到的困难，在农户中培养出科技能人，成为农民技术骨干，带领周围农户共同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与此同时，注重将林下经济的研究成果转化到实际生产中，并吸取外地成功的发展经验，最好新技术的试验、引进及推广。

2.5.2夯实资金保障工作。各级政府应当充分重视林下经济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建议每年列支一定的专项资金，为林下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项目予以资金保障。在不违反项目规划及要求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大对扶持资金的整合力度，尽可能与林下经济加以整合、捆绑，从而实现林下经济的长足发展。除此之外，政府应与金融部门联动起来，对林下经济的信贷支持予以重视，并在政策上予以保障。

2.5.3做好市场营销服务。发展韶关林下经济离不开良好的市场营销环境，应加强对市场经济动向的研究，成立专业的行业协会，积极发挥市场营销组织在林下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将市场行情信息第一时间传送到农户中去，为规避市场风险保驾护航，切实让林下经济做得好，发展得稳。

2.6落实责任制度，严明奖惩措施

为了切实发展韶关林下经济，在将发展林下经济列为各级政府重点年度工作的同时，应当明确签订目标责任书，将绩效指标明确到个人，实现责任推进，并在年终考核中严明奖惩，力争在未来3~5年的时间里，实现韶关市林下经济的显著突破，切实实现农民增收、经济腾飞的目标。

3参考文献

[1]张龙井，张梅.云南省林下经济发展现状及建议[J].中南林业调查规划，2015（1）：11-14.

[2]李雄光，陈波，王廷廷.云南省林下经济发展存在问题与建议[J].中国林业经济，2012（6）：32-33.

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建议例8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8-0071-1.5

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近些年来伴随深圳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深圳会展业的发展表现出良好态势。会议经济是会展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深圳发展好会议经济，既是实现率先产业升级转型的需要，也是发挥特区作用，探索发展模式，为其他地区发展提供经验借鉴的需要。在深圳建设“会议目的地城市”的实践中，发现问题、总结规律，有益于深圳会议经济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一、深圳“会议目的地”城市建设现状

近年来，深圳会展业依托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兴起，第三产业、会展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硬件经济发展依托，产业支撑，附加产业引导着会展行业快速增长，通过会议业、展览业加速行业的交流和研讨，以会议展览业增加贸易量，稳步提高贸易需求。对于深圳会议展览业来说，最大的特点就是开放程度高，具有发展会展经济的区位优势，较好的物质基础和会展资源支撑，以及完善的城市服务功能的设施。

二、深圳“会议目的地”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

尽管深圳会展业发展基础雄厚，发展势头良好，基础条件优势明显，但在2011年会议目的地城市排名未进入前六，这反映出深圳在建设会议目的地城市上存在的软肋和缺陷，这些问题障碍了深圳构建会议目的地城市的竞争力，亟待加以解决。

（一）缺乏大型国际会议举办经验

会议服务商包括了专业的会议组织策划者、目的地管理公司，旅行社、广告公司、餐饮服务商、航空公司、专业人员（速记、翻译、主持人）、文艺演出公司、相关设备供应商、搭建商等等。其中PCO、DMC，是会议行业的主体角色。专业公司的数量和质量的指标可以反映出该行业在城市的发展程度，同时也是增强城市会议目的地竞争力重要指标之一，选择会议目的地，不仅需要客观资源满足，同时也需要相关人力资源，PCO作为专业会议工作者，为企业、政府、协会选择适合、并且各项标准达标的城市为目的地也是决定会议目的地城市的原因之一。

深圳作为一个年轻的城市，随着改革开发至今仅有三十年时间，大型国际赛事和国际会议，在深圳举办甚为少数，仅2011年承办了深圳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针对过往举办经历深圳在国际大型会议举办为少数，特别是政府之间，国际协会、大型跨国企业年会等的论坛。

而目前在深圳，无论是会议专业组织者还是目的地管理公司，都不够专业，而且许多会议企业不是服务意识不强，就是服务质量欠缺，有的甚至不能保证买卖双方的信息交换率和成功率。

（二）缺乏文化资源、大型会展资源

旅游资源是直接影响发展会议产业的重要配套资源之一，发展会议产业，核心在于完善会议产业核心经济，如何把握核心，发展第三产业，提高会议活动的多元化，增强会议期间的内涵，成了吸引会议组织者前来举办会议的考虑条件之一。

深圳旅游资源主要为城市旅游、以华侨城景区群为例，另外有大小梅沙，南澳西冲旅游等，海滨旅游模式，展现深圳文化的大鹏所城。由于旅游景区缺乏多元化，导致在会后旅游中缺乏竞争性，开发新型旅游景区适合商务人士前来，是深圳旅游业发展城市旅游的后发展方向。

但多方面考量深圳的旅游景区导向会议驱动还是少数，旅游资源单一，走马观花景区已经无法吸引企业以旅游为主导，而选择会议目的地。现在大型企业选择会议目的地，优先考虑的是该城市的深度旅游条件、文化魅力，是否能够多元化提高会议过程的内涵和趣味性。

深圳大型会展资源主要为深圳会展中心，足以为3000人以上会议租用，但深圳会展中心位于深圳福田区，CBD地区，周边消费水平高，而且交通拥挤。如遇下班高峰期或节假日，交通极为不方便。

三、深圳提升“会议目的地”城市竞争力的策略

通过对深圳构建“会议目的地城市”的现状和问题分析，结合深圳实际发展状况，参考其他先进城市的做法，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加强自我营销和推广的力度

建立在深圳强有力的内部资源优势基础上，有针对性针对深圳发展打造会议城市的核心品牌，以形成的经济优势推动会议服务业快速发展。另外政府自我营销的基础同时，不断推动企业自我营销和推广之身。借助快速发展的经济，加快经济体制升级，不断加强对外产业自我营销和推广，使得深圳会议城市目的地的城市平台家喻户晓，吸引更多人前来深圳开会。

（二）加大人才培养及人才引进力度

一个大型国际会议需要很多专业人才参与，从策划、管理、营销、执行、组织等环节都至关重要，如人才无法保证，大型国际会议、复杂的活动就难以顺利进行。会展行业作为一个处于快速发展中的新兴行业，人才有效培养是使得城市会展行业的发展保障。选择一个具有成熟会展专业人才作为会议目的地来举办会议，不仅在DMC目的地公司，接待公司、可提供相关资源并可取得第三方的信任。教育水平、科研水平可以吸引更多PCO将相关会议选择对应科研方面较强的城市作为举办城市，那么选择目的地上，科研发展情况直接吸引了协会会议、或者专业性、学术论坛前来召开。

大学是继酒店和会议中心之后的第三大会议场所。高校和科研机构本身就是主办会议的重要主体。据ICCA的分析，大学举办的协会会议占到了16%。目前，目前深圳大学的专业性质，教研水平不断提升，以香港科技大学为发展模式的南方科技大学新模式的冲击，也体现了深圳在提升教育科研水平上的努力。

（三）加速大型会议中心、会议型酒店的建设

传统意义上的会议中心和展览中心是相对独立的，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展览中心和会议中心融合的发展模式，建设有针对性的会议中心平台，不仅仅限于展览中心，和酒店。

现阶段小型会议主要场所是酒店，酒店涵盖了住房、餐饮、娱乐等配套设施足以满足普通企业、政府小型会议，但是发展会议名城，必须大力发展大型以会议为主题的商务性酒店，足以支持3000-5000人大型国内外会议。满足同时就餐、住宿等配套设施的会议目的地。

目前会议业所组织的各类会议，一半以上是依赖于会议中心和酒店、宾馆，符合国际会议标准的专业性的会议酒店和会议中心还很有限，会议业要联手展览业和旅游业，充分利用现有的展览场馆的会议场所和旅游宾馆的会议设施，有效地进行资源整合和合理调配，更要有重点地在全国各地、各城市进行合理布局、科学规划，有计划、有目的地建设和打造更多的类似海南博鳌论坛、江苏太湖论坛这样的专门的国际会议场馆。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竞争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2]赵弘.总部经济[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建议例9

1992年7月24日，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了《北京市城市规划条例》，数年后，对该条例进行修改。2006年12月7日，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对市人民政府起草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在2007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后，根据新法律的规定，结合北京市实际情况，对城乡规划条例草案进行修改后，形成了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2009年5月22日，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该条例，该条例将于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是北京市落实国家《城乡规划法》精神，结合北京市情修订的北京市地方性规划条例，是指导北京城乡统筹发展的长期规划。

从1992年的《北京市城市规划条例》到现在的《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城市”变成了“城乡”，字之差，却有千壤之别。北京市社科院城市所所长黄序认为，“城市规划”变为“城乡规划”，将中心城，新城、乡镇发展规划全部统一到城乡发展之中，突破了原来的城市规划侧重于规划市区的发展，强调了中心城和郊区共同发展，将城乡统筹发展的理念贯穿于整个城市体系建设中，是北京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突出城乡统筹

统筹城乡发展，必须规划先行。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基本完成后，郊区新城，乡镇和村级规划的制订和修编势在必行。据记者了解，到2008年，有关部门已经编制完成了11个新城规划(2005-2020年)，10个远郊区县村庄体系规划和新农村“五项基础设施”建设规划(2009-2012年)，完成了《北京市村镇集约化治污规划(2008年-2020年)》、《北京市村镇集约化供水规划(2008年-2020年)》等批专项建设规划。

按照本次城乡规划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各类城乡规划应当在上层次城乡规划的基础上编制，在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编制中心城和新城规划，在中心城和新城规划的基础上编制乡和镇的规划，在乡和镇规划的基础上编制村庄规划，在相关城多规划的基础上，根据需要编著特定地区的规划和专项规划，补充深化有关内容，与控制性详细规划相衔接，中心城和新城、乡和镇应当编制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规划实施的需要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

黄序认为，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按照北京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应该统筹中心城区和郊区共同发展，破除城乡壁垒，谋划整体布局，统筹整台城乡各种资源，推进城市空间和产业布局的合理调整和优化配置。充分发挥农村在首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实力，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对于北京经济建设起着重要作用。

黄序说，城乡规划条例将中心城规划新城规划 乡镇规划全部纳入城乡规划之中，按照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的总体要求，站在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角度，统筹全市城乡发展规划，对于指导全市空间布局和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城乡协调发展很重要。

明确指导原则

与原来的《城市规划条例》相比，城乡规划条例明确了指导原则。

城市规划第三条规定，北京市国家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北京城乡规划和建设应当依据城市性质、体现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工作服务，为国家的国际交往服务、为科技和教育发展服务为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要求。

城乡规划条例第四条规定，本市城乡规划和建设应当贯彻科学发展观，体现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创造人居和发展的良好条件，妥善处理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统筹区域发展，推定区域协调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合理规划产业与社会事业发展的空间布局，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规划配套，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园要求，提高城市现代化、国际化水平。就城乡规划和建设贯彻科学发展观，体现“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五个统筹”原则等要求做出规定。

同时第五条规定增加了，“城乡规划应当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相互衔接、协调一致”。经修改后，上述两条与条例第三条和有关城市性质和“四个服务”要求的规定、第六条有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内容的规定构成了对城乡规划和建设直到原则和总体要求的全面规定。

黄序认为，《城乡规划条例》的指导原则体现了“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创造人居和发展的良好条件，妥善处理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合理规划产业与社会事业发展的空间布局，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规划配置，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提高城市现代化，国际化水平。在古都保护方面，强调了保护功能，突出了尊重北京城市历史和城市文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风貌。

着力点在土地管理和利用

规划落地最终要落实在土地利用和管理上。

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建议例10

1、APEC发展过程中的争议

纵观历史，APEC确实在亚太乃至全球事务中独领风骚，成为许多前沿性议题的推动者和倡导者。在全球事务的层面，1993年的首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对乌拉圭回合谈判进程起到了极为关键的催化作用，使之于次年初完成。1996年，APEC率先提出制定全球信息技术协定，并得以实现。2001年“911”事件后，APEC于当年10月在中国上海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深入讨论反恐问题并发表了一项重要声明，是“911”后第一个以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名义共同发表的反恐声明。在区域合作层面，APEC根据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的特点，先后提出弥合数字鸿沟，协调粮食、环境、经济与人口增长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打击腐败等新议题，并制定合作框架。

在国际机制创新层面，APEC最具独创性。国际机制通常指“特定国际关系领域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行为体的预期以之为核心汇聚在一起”。传统的机制模式所要求的区域经济合作实现方式是制定有严格约束力的组织章程，决策通过内部谈判而达成，并有普遍的约束力。APEC没有走这样一条老路，而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运作方式。1994年APEC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茂物目标”，即APEC中的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承诺将分别于2010年和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次年的大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确定为APEC合作的“两个轮子”。1996年，APEC进一步确立了它独有的合作方式，这就是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出席当年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高度概括的“APEC方式”，即“承认多样性，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江主席在会议上指出：“在集体制定的共同目标指导下，APEC成员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作出自己的努力。这些原则和做法，照顾了合作伙伴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使它们不同的权益和要求得到较好的平衡”。这一方式成为此后指导APEC进程的基本原则，也是APEC在引导区域合作总体方向和探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方面做出的最大贡献。

然而，在APEC发展方向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争论。首先是西雅图会议的“大C小c”之争。1993年7月，克林顿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阐述美国的“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其基本内容包括四项：（1）鉴于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美国决定增加对该地区，特别是亚洲的贸易和投资，把亚太地区变为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重点。（2）推行其“扇形经济结构”，以美日为中心，逐步向韩国和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以及该地区其他发展中成员辐射，进而全面推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贸战略。（3）在亚洲继续驻军，以确保美国安全战略的实施。（4）推行人权外交，改变亚太地区的人权状况。“新太平洋共同体”是一个融经济、安全和人权为一体的制度化构想，美国并未在APEC中全盘托出，而是先强调了亚太地区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为此代言的是以美国学者博格斯滕为主席的APEC知名人士小组。该小组于1993年10月提出了名为《走向亚太经济共同体》的报告，主张APEC要为贸易投资自由化设立时间表，解决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中难以解决的贸易问题，以此带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即APEC要走向一个在全球贸易事务中起到领导作用的经济共同体。美国政府据此在西雅图会议前夕抛出一份成果文件，明确写入要把APEC建成亚太经济共同体（英文为大写C开头的Community）。

此建议遭到中国、韩国及多数东盟成员的反对。他们认为，如果建立这样一个亚太经济共同体，亚洲国家在经济上根本不是美国的谈判对手，必将处于劣势；在政治上难以避免让美国当盟主，进而使之可以大肆推行其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这样亚太地区事务的决策将远离民主，而由美国一家说了算。这表明在目前情况下，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的想法，既不反映也不符合亚太地区的现实。面临强大压力，克林顿在西雅图会议的领导人晚宴上不得不转换基调，称美国政府的设想是希望建立一个各成员和睦相处、集中进行经贸合作的“大家庭”（英文为小写c开头的community），暂时搁置了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的动机。但西雅图并不是克林顿亚太战略的终结，美国从未放弃初衷，在此后的若干年中，不断以不同的方式推动APEC走向其设想的亚太经济共同体，只是因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阻力而未能如愿。西雅图会议对大家庭的内涵也没给出明确的答案。所谓的大家庭，意味着APEC只是一个经济论坛，还是一个半机制化的区域合作组织，亦或是一个松散的经济共同体?尽管APEC方式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但由于美国对APEC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根深蒂固，而其他成员考虑也各不相同，APEC在自身定性和发展方向上并未形成真正的共识。

1994年在印尼茂物举行的第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围绕设立贸易投资自由化时间表的争论，是APEC方向之争的再度较量。当年的知名人士小组提出第二份报告，虽然报告明确反对APEC走向欧盟式的内向贸易集团，主张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即APEC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成果可在双边互惠基础上给予非APEC成员，但建议所有成员于2020年前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尽管这是一个没有量化的自由化目标，但它一旦为各成员领导人所认可，将至少具有政治上的约束力。以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坚决反对这一时间表，强调每个成员都有权选择自己开放市场的方式与速度。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坚持认为，如果APEC没有一个合作的时间框架将失去动力，最终不会取得任何成果。

双方各持己见，难以达成妥协。分歧的根源仍然是对APEC的未来方向有着不同的考虑，要不要时间表将决定APEC是走向一个自由贸易区还是仅仅推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是以强制性的条约为执行基础，还是保持以政治共识推动具体合作的作法。因此，要哪一方放弃自己的主张都是相当困难的。在此情况下，印尼总统苏哈托显示了一个老牌政治家的睿智。印尼自身亦不愿设立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时限，但处于会议主席位置上的苏哈托避免了走向前台的做法，而是提出设立两个时间表的建议，即APEC中的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分别于2010年和2020年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这样，既保留了时间表，又给了发展中成员10年的缓冲期，他们可逐步开放市场。会议最终通过了含有这两个时间表的成果文件，这就是APEC历史上著名的“茂物目标”。

最近一次的争论是有关“部门提前自由化”建议的实施，这也是APEC历史上在发展方向问题上最白热化的一次较量，并且到了摊牌的地步。1997年加拿大主持APEC会议期间，为加速推动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成员的倡议下，一项名为“部门提前自由化”的建议出炉，其内容是选择环境产品与服务、医疗设备与仪器、汽车、珠宝、玩具等15个与亚太地区经贸发展密切相关的部门先于茂物目标的期限实现自由化目标。15个部门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激烈讨价还价的过程，因为任何一个成员都希望将市场开放具备优势的部门纳入进去，将需要保护的部门排除在外。在部门最终确定后，APEC经过了近一年的密集磋商，各成员都派出包含部门专家在内的庞大代表团，对15个部门逐一进行审议，但分歧依然十分明显。矛盾集中的焦点是，主动推动部门提前自由化的成员要尽量淡化甚至扔掉茂物目标的两个不同的时间表而制定统一的新时限，被动参与磋商的成员则坚持要在制定新时限时体现茂物目标中的差别待遇。对于中国而言，还遇到更为特殊的障碍，因为当时中国还不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而部门提前自由化建议中的要价已超过中国在人世谈判中的承诺，这种“超世贸”的自由化速度对于当时的中国及其他APEC内尚未人世的成员来讲，显然是不现实的。马来西亚一贯对贸易投资自由化采取保守姿态，而作为当年会议主席却转变了态度，希望促成这项新建议。但因各方之间的矛盾在谈判进入实质阶段后难以调和，最终无法达成协议，会议决定将此建议一揽子提交世界贸易组织讨论，部门提前自由化在APEC内以失败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