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下的市场竞争例1

要改善这个现象，G20应该建立一个世界竞争网络（World Competition Network），以重塑竞争环境、解决劳资之间的收入不平等。随着许多G20国家的总收入中越来越大的份额流向资方，世界竞争网络将致力于扭转劳方占GDP比例下降的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70%的国家GDP以劳动收入的形式体现，其余30%为资本收入。凯恩斯将劳方比重的稳定性称为一种“奇迹”。但此后这一规则被打破。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劳方占世界GDP之比下降到 58%，而资方比重上升到42%。

当今数字经济中的两大力量驱使劳方占总收入之比在全球范围内不断下降。一是数字技术本身具有总体偏向于资方的倾向。机器人、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进步加速了自动化取代工人的速度。

第二个力量是数字经济的“赢家基本通吃”市场，这意味着主宰企业拥有过大的权力，可以提高价格而不会失去太多客户。目前，超级明星公司的超凡地位来自数字技术的网络效应，也就是说，随着更多的人使用某种产品，它会变得更加令人渴望。而尽管软件平台和在线服务的启动需要大量成本，扩张却相对廉价。结果是站稳了脚跟的企业只需雇用比以前所需少得多的工人就能保持增长。

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何数字经济让劳动力需求下降的大企业兴旺发达。此外，一旦这些公司站稳脚跟并在所选择的市场中赢得主宰地位，新经济就让它们能够采取反竞争手段阻止实际或潜在对手挑战自己的地位。经济学家大卫・澳特尔、大卫・多恩、劳伦斯・卡茨、卡里斯蒂娜・帕特森和约翰・范・里宁指出，在美国，市场集中度上升最快的行业，劳方占收入比重的跌幅也最大。

这一市场集中度的提升正在加剧那些拥有机器人（资本）的企业与工人（其劳动正在被机器人取代）之间的鸿沟。要面对这一问题，则要求我们制定数字时代的反垄断政策。目前，G20国家的主管竞争监管的部门尚无法充分监管在全球范围内经营的公司。

此外，G20不能完全指望全球竞争会纠正其自身趋向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的倾向。安德鲁・伯纳德论证在美国，以及蒂尔里・梅耶和吉安马可・奥塔维亚诺论证在欧洲，国际贸易有利于庞大的超级明星公司。事实上，全球化可能为各行业中规模最大、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提供了优势，使它们得以扩张―并迫使规模较小、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退出。结果，各行业日益被超级明星企业主宰，而它们的劳方占增加值之比较低。

美国即是如此。美国是当今许多超级明星企业所在地，但美国反垄断监管当局不能约束这些企业的市场权力。G20正在寻求解决市场集中问题的办法，应该从美国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并寻找改进美国的失败结果的方法。

数字经济下的市场竞争例2

传统的以生产经营导向为基础的经营预测，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它适应了生产过程中原材料、人工成本比重大的特点。根据销售量、成本、利润的线性关系，以变动成本法为预测、决策的理论基础。保本点的预测、利润的预测、成本的预测，生产决策、定价决策、存货决策等都以此为基础。在数字化经济背景下，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在会计核算方面具体体现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增多），管理会计进行预决策的理论基础之一――变动成本法也面临着变革。

一、预测内容由财务信息到非财务信息拓展

传统管理会计所提供的信息更多的是财务信息，而数字化经济时代由于竞争加剧，仅仅依靠基于财务信息加工而成的管理会计信息进行预决策是不够的，必须结合大量非财务信息。例如市场占有率作为非财务信息，它的变化反映了企业竞争地位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未来的现金流入量，从其变化中可以看出企业竞争地位的相对变化，起着财务信息不可替代的作用。

重要的非财务信息指标，在产品方面：市场需求量、市场占有率、产品质量、生产的弹性、顾客的满意程度、从接受订单到交付使用的时间、声誉、品牌、客户关系和销售能力（销售网络覆盖面等）；在外部竞争方面：竞争对手信息以及与企业战略相关的背景信息、企业经营业务、企业资产的范围和内容、公共关系、产业结构对企业的影响；在生产能力方面：知识能力（专利权、情报、培训）、装备能力（产能和技术水准）、技术能力（技术水平，研究开发费及其比例，研发人员及其比例）、人力资源（各类人才、企业文化、员工文化水准、人力资源和薪酬制度等）。如果管理会计报告中包括非财务信息，那么无疑会提高管理会计的相关性。

二、预测内容由短期预测到长期战略预测拓展

数字化经济要求管理会计提供大量的长期、战略性的信息，从耗散理论角度看，即“扩大负熵的信息输入，以抵减企业内部的管理熵”。支持战略管理所需的信息比经营决策和控制的信息更广泛和更复杂，数字化经济时代的数字化管理为提供这样的信息提供了可能。对收集的基本数据按不同的战略管理阶段要求加工成战略决策有用信息，可分环境分析和企业战略能力分析所需的信息。(1)环境分析所需的信息。广义环境分析所需的信息可分为：政治和法律的、社会和文化的、技术的、地理和生态的信息。市场环境分析用的信息可分为：供应商的、顾客(买主)的、替代产品的、潜在竞争者的、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信息。(2)企业战略能力分析所需的信息。企业战略能力分析包括企业资源能力和核心能力分析。

三、增加竞争对手分析预测

超出会计主体范围本身，联系竞争者来分析企业的竞争优势，通过与外部竞争者的比较来研究本企业销售额、利润和现金流量的相对变化，对数字化经济时代管理会计更好地实现其规划功能更有意义。竞争对手分析主要是从市场的角度，通过对竞争对手的分析来考察企业的竞争地位，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提供信息。竞争对手分析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1)竞争对手是谁(2)竞争对手的目标和所采取的战略措施及其成功的可能性(3)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和劣势(4)面临外部企业的挑战，竞争对手是如何反应的。

四、增加顾客信息分析预测

在工业时代，企业所面临的经济环境是一个相对稳态结构，产品生产表现为大批量、标准化，市场需求变化周期较长、个性化特征较少，竞争主要体现在市场占有率高低方面。与此相适应，传统管理会计把注意力集中在企业内部，并主要针对生产经营进行预测分析，通过控制产品生产成本来完成管理会计的目标。进入数字化时代后，由于信息传播、处理和反馈的速度大大加快，经济环境变化和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取而代之的是以快速响应顾客需求为导向的实时预测，即时为顾客提品或服务，以敏捷制造实现顾客的“零等待”，其目的就是为顾客创造满意，创造价值（降低顾客的成本，提高顾客的收益），使顾客获得更大的效用，由此衍生企业价值的增长。由此可见，在数字化经济下，企业的预测更多的是收集关于客户的信息。顾客信息分析包括：顾客群体和构成、顾客购买实力、支付习惯、对竞争的行为参数(产品质量、价格、销售服务、其他因素)的敏感性、需求变化的趋势、对其他产品的互补性、顾客的地理分布等。

数字经济下的市场竞争例3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商贸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国内企业逐渐将目标从传统的制造商品、提供劳务转移到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而品牌的经营和营销手段的结合是提升核心竞争力有效手段之一。根据2013年财富中文网信息显示：包含台湾在内，中国上榜的公司总数已经达到95家，但是中国上榜企业的总收入仅为5.2万亿美元，占500强企业总收入的17%。中国企业应该挖掘企业潜力和民族文化，实施品牌国际化，抢占海外市场份额，提升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的内涵及特征

（一）核心竞争力的含义

当前，企业生产产品的周期越来越短，而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是品牌建设，关系到企业在市场竞争能力的高低。

1990年，英国学者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默尔（G.Hamel）在《企业核心竞争力》中对核心竞争力的定义是“指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的学识”（符亚男、李大鹏，2011）。核心竞争力又被称为核心能力、特有竞争力、组织竞争力、企业特殊能力和无形资产等（霍小军，2005）。因此，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在长期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知识、技能、企业文化、财务资源等组合的综合体系，是企业持续竞争的源泉和基础。

（二）核心竞争力的特征

1.特殊性。在同行业中，能使用特定的方式、特定的技术积累成一定的个性化的发展产物，不仅不能被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完全掌握和模仿，而且也没有任何同行业不同企业与之相较量或相比较。

2.创造优越的价值。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能具有独特的竞争手段和能力，不仅能提高组织效率，而且能通过特殊手段和方式节约资源，从而在同行业不同企业中获得相对优势。

3.事业的延展性。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新事业领域延伸和发展的平台，能引领和支持企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4.动态性。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核心竞争力是不同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环境不断发生了变化，核心竞争力不可能永久存在。因此，核心竞争力需要不断的更新。

5.长期培育性。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一个长期实践中培养发展起来的，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特别随着经济环境动态性的显性，其在实践过程培养的长期性也显得漫长。

企业品牌与品牌策略

品牌是企业为了区别于竞争对手或产品的不同文字、图形或者文字组合的一种设计、名称。随着经济的发展，品牌的作用不再仅限于标识，而是成为无形资产的一部分，成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力支柱。

品牌策略是企业在分析内部潜力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基础上，以维护企业品牌营造和使用为中心的企业总体行为计划。在品牌营销战略中，企业产品、市场价格、促销方式和销售地点依然是营销的四大要素。因此，品牌战略要结合人才、投资、跨国经营等因素，不断地根据市场的变化调整自身的战略目标。目前，全球化竞争激烈，国内企业已经将品牌战略的实施地点从国内转移到国外，海外品牌营销战略是企业战略计划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品牌策略与企业核心竞争力关系

提升时间同步。企业初创品牌到培养出国际知名品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品牌声誉的创建和维护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一旦遭受信誉危机，不仅企业要付出巨大损失，而且使得品牌的声誉受到极大地破坏，难以修复。同时，品牌创建的过程，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的过程，国内外知名品牌能增加企业无形资产，形成同行业的竞争对手难以模仿和超越的竞争力。

实施手段相关。品牌的研发和营销需要技术的支持，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一组技术和技能的集合，是不同部门和个人相互作用，是整体优化的结果。品牌营销策略不仅体现在广告的运作，更体现在企业文化、核心技术和企业价值。因此，企业通过技术和管理水平创新，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管理效率，提升品牌整体价值。

综上所述，品牌策略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外在表现，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是品牌策略的最终目标。没有品牌策略的支撑，也难以形成长期、持久的企业核心竞争力。

国内品牌海外营销案例分析―以中华老字号为例

2006年，我国商务部推行了《“中华老字号”认定规范（试行）》，准备将“中华老字号”系列具有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的产品、技艺或服务远销海外。目前，我国“中华老字号”系列产品品牌在海外营销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国内品牌英译不能充分反映销售产品、技艺和服务。美国学者艾・里斯所言：“一个译名的好坏，在销售业绩上有千百万美元的差异。” 中华老字号包涵很浓的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民族意蕴，多藏丰富的典故。老字号商标名的来源主要包括人名、地名及典故，而北京首批六家老字号商标的英译名则统一为汉语拼音加商标内容再加年代，例如：

全聚德：Quanjude Peking Roast Duck-Since1864

同仁堂：Tongrentang Chinese Medicine-Since1669

瑞蚨祥：Ruifuxiang Silk-Since1862

吴裕泰：Wuyutai Tea Shop-Since1887

形式虽整齐但不简洁，单从商标名语音上要求响亮动听易记的标准上看，这六家北京老字号的英译名都有失水准，其汉语拼音的组合不仅不符合英语发音习惯，而在对产品品牌宣传上给消费者产生了误解。

品牌信誉程度有待提升。长期以来，“中华老字号”的产品在海外市场销售中强调“物美价廉”，占据了海外的低端市场，且由于某些不法分子利用仿造“中华老字号”来谋取暴利，假冒产品使得“老字号”品牌信誉程度受损，也给海外消费者造成了劣质低价的印象，从而对中国产品显现了极度不信任。

品牌创新力不够。国内部分企业为了进军海外市场，一味采用低价策略，从而降低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度。特别随着科技技术的进步，任何产品不能随着市场的变化而革新产品，就会出现开发速度不能跟上市场步伐的局面。目前，海外消费者选择中国品牌多数因为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只有加快创新度、提升市场影响力，才能真正树立“中华老字号”在海外市场品牌形象。

品牌价值挖掘不够。“中华老字号”系列品牌在经历了百年沉淀后，其无形资产价值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品牌市场竞争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外在表现，具有不可替代的产品差异化能力。因此，在新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中华老字号”品牌需要深挖内涵和建设品牌外延，如来自云南蒙自的“过桥米线”品牌，凭借着“过桥米线”产生的传说故事和独特的少数民文化，吸引和留住广大消费者，海外消费者也对其产生浓厚的兴趣。

国内品牌提升海外核心竞争力的策略

中华老字号产品提升品牌海外形象就要树立品牌意识，实施品牌战略化，从海外品牌的内涵设定、产品质量、科技创新等方面进行提升。

（一）用英文准确表达国内品牌的内涵

好的商标名包含一定的感情和含蓄意义，富含文化意义。“中华老字号”商标名一般负载着深厚历史底蕴和文化信息的典故、一般人名、地名、店名等专有名词。美国知名品牌MacDonald也不加上fast food字样，而是通过人们亲自去消费去体验，加上品牌名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使其深入人心，自然明白其含义。例如：老字号“恒源祥”将原英文译名的汉语拼音Hengyuanxiang用音译法改为“Handsun”，“Handsun”由两个有实义的英文单词合成，符合英语发音习惯，且与“恒源祥”汉语读音相似，也与英文单词“handsome”（漂亮、端庄的）音形相近，其褒义色彩首先给英文读者带来美的感观体验；另“Handsun”由“hand”（手）与“sun”（太阳）构成，手具有温暖、创造、安抚等联想意义，太阳也具温暖热情之意，符合恒源祥毛线产品富有创造性、具有保暖功效等特点。因此，其他“中华老字号”商标也可以修正为：

全聚德：Chainjoy Duck或All-good

同仁堂：Torento

瑞蚨祥：Refined

吴裕泰：Well Tea

这些简洁响亮的英译品牌有助于国内品牌海外宣传。

（二）品质优先策略

世界各国品牌提升形象的重点在于品牌品质。长期以来，“中华老字号”在国内拥有良好的口碑，但是海外市场不同于熟悉的中国市场，各“中华老字号”的品牌需要在新环境下保持产品的品质，在创新性和档次做文章。如从设计产品开始就要加强产品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构建全面地产品质量体系，丰富产品的功能。同时，还需要使用国际通用产品质量标准来衡量“中华老字号”。

（三）科技创新策略

采用科技技术，提高品牌品质，提升品牌形象，扩大品牌国内外销售量才是企业立足根本。根据官方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高达4.16万亿美元。但是出口产品别是多数“中华老字号”技术含量不高，应该不断加入新科技技术，加强研发能力，在中国创造的基础上，以创新为方向，以科技为动力，不断自主创新品牌，提升中国创造的“中华老字号”品牌在海外市场销售量。如武汉的“四季美汤包”通过20年的创新，已由过去的单一鲜肉熟汤包，发展到现在的12大系列、18个花色、8种味感，在“中华老字号”发展受困时，“四季美汤包”品牌依然有较好市场行情。

（四）融入文化因素以提升品牌价值

“中华老字号”品牌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企业不仅要重视品牌量化价值，强化强化商标注册意识，而且还要重视品牌价值提升和建设，使“老字号”焕发新的生机。首先，“中华老字号”品牌需要研究周围市场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品牌在海外市场消费者心中的形象和价值，找出品牌建设的不足之处，进行改进；其次，“中华老字号”需要寻求海外文化认同，突出传统文化底蕴。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为了“寻根”，对带有故乡气息的产品分外看重，而且其他国籍的消费者也对异国他乡的民俗风情比较感兴趣。因此，“中华老字号”可以借助故事、包装、宣传等手段，唤起海外市场的文化认同，加大对“中华老字号”的宣传力度，让“中华老字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海外市场认可。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国内外品牌竞争将愈为激烈、作为中国优秀传统商业文化的代表。中华老字号走出国门不仅是外在经济环境所趋，更是中国品牌发展的内在要求、为使中华老字号享誉国际市场，赢得海外消费者的青睐， 提升中华老字号的国际形象，扩大影响力，达到赢得国际市场的目的。

1.符亚男，李大鹏.基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管理创新策略研究[J].科研管理研究，2011（6）

2.霍小军.核心竞争力的理论起源及其含义[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5（1）

数字经济下的市场竞争例4

1　研究背景

北京作为六朝古都之一，有着悠久发达的餐饮文化与餐饮企业发展史。在北京餐饮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产生过众多知名的餐饮企业，其中有一些知名的餐饮企业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实现长期的生存与发展，成为“老字号”。在这些“老字号”中，有一些还能够被现在人们所熟知，如创业于清同治三年(1848年)的全聚德、开业于清代咸丰三年(1853年)的鸿宾楼以及仿膳、丰泽园、老正兴和同春园等。

北京巨大的餐饮市场养育了众多的“老字号”餐饮企业，但是如今竞争呈现全球化趋势的北京餐饮市场同样为这些“老字号”的生存带来严峻的挑战。首先，在北京餐饮市场利润丰厚而且巨大潜力的吸引下，许多新兴的地方餐饮企业已经涌入北京餐饮市场，并且有些已经站稳市场。在北京大街上不时可以发现许多以经营川菜、鲁菜、粤菜等地方风味为特色的新兴餐饮企业。其次，以肯德基、麦当劳为代表的西方快餐业经过十多年的市场开拓与培养，已经形成规模，开始大规模抢占市场。

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经过解放后公私合营洗礼、“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竞争，许多“老字号”餐饮企业要么已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要么仍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苦苦挣扎。仅以北京宣武区为例，原有“老字号”餐饮企业45家，到目前为止，仅有4家仍然在宣武区，3家已经外迁，38家已经消失。

当然，也有一些“老字号”餐饮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够及时抓住宝贵的成长机遇，实现自身的快速成长。以全聚德为例，在刚刚召开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在“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全聚德烤鸭真遗憾”宣传口号的吸引下，在全聚德全体员工的努力下，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全聚德烤鸭成为奥运菜品之一，受到世界各国运动员和游客的热烈欢迎，全聚德的烤鸭供不应求，创造了可观的收入和巨大的品牌资源。

由此可见，如今的“老字号”餐饮企业既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又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如何客观地、系统地认清“老字号”餐饮企业的生存现状，进而为“老字号”企业创造良好的成长机制，使这些“老字号”餐饮企业能够抓住机遇，实现快速成长，就成为企业界和理论界共同关心的问题。

2　基于SWOT模型的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的生存现状分析

SWOT模型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美国旧金山大学的管理学教授海因茨·韦里克(HeinzWeihrieh)提出，并由麦肯锡(McKJnsey)咨询公司丰富完善起来的一个经典的企业诊断与战略分析工具。

在SWOT模型中，s代表所分析企业的优势(strengthes)，W代表所分析企业的劣势(weaknesses)，O代表所分析企业的机会(opporturrifies)，T代表所分析企业的威胁(threats)。采用SWOT模型可以对“老字号”餐饮企业的生存现状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有助于“老字号”餐饮企业认清时势，并为其成长机制的设计奠定基础。

2.1　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的优势

在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同国内外其他餐饮企业竞争的过程中，主要具有以下几种优势：

(1)深厚的本地品牌优势

营销学专家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在其《营销管理》一书中引用了美国市场营销学会对品牌的定义：“品牌是一种名称、术语、标志、符号或设计，或是它们的组合运用，其目的是借以辨识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或服务，并使之同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区别开来。”由此可见，品牌是能够使顾客将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从竞争对手中区别出来，并选择本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关键性标志，它可以外化为企业或产品的商标、名字或符号等。

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大都在北京市场上生存与发展了上百年，深受北京本地顾客的喜爱，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全聚德、便宜坊的烤鸭，白魁老号的烤羊肉，沙锅居的涮肉，东来顺的涮肉，鸿宾楼的清真风味菜以及东兴楼的山东风味菜等。这些“老字号”餐饮企业积淀了深厚的品牌优势，是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同国内外餐饮企业竞争的重要优势。

(2)独特的非专利技术优势

非专利技术亦称专有技术，是指发明者实际应用的、未公开、未申请过专利权的专门技术资料、经验、技术知识和诀窍等。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通常具有独特的烹饪技术资源和技术力量，拥有一批具有丰富烹饪技术和经验的名师主灶。而且，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经过上百年的经营，大都掌握一些关键性的、不被外界甚至不被企业经营管理者所熟知的烹饪配方、烹饪技术或烹饪设备。这些独特的非专利技术成为了这些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垄断性的资源，是其能够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的重要保证。

(3)坚实的本地市场认可优势

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还留存了大量的饮食掌故和名人趣事，吸引着许多代顾客和研究者的兴趣。同时，对北京本地顾客来说，往往几代人的日常生活都同这些“老字号”餐饮企业发生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

在众多北京本地顾客中，大量老顾客往往把这些“老字号”餐饮企业同自身年幼时某些难忘的生活经历、先辈们的某些历史遗迹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和难以转移的、坚实的市场认同感。于是，在北京本地市场，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同其他餐饮企业相比，通常拥有超越品牌、技术或者形象等物质层面的竞争优势，形成了某种基于情感或精神层面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使“老字号”餐饮企业很难在短期内被其他企业所取代。

2.2　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的劣势

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在同国内外其他餐饮企业竞争的过程中，主要具有以下几种劣势：

(1)品牌扩张性不足

尽管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在北京这一本地市场拥有深厚的品牌优势，但是一旦超越北京市场或者国内市场，这时大多数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与国际知名的大型餐饮企业相比，就不再具有品牌优势。其中原因在于如今大多数的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主要是在北京本地成长起来的地方性品牌，并没有超越地域限制，没有成长为民族品牌或者国际性的大品牌。

因此，与国际知名的餐饮企业如肯德基、麦当劳等相比，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的品牌扩张性严重不足，很难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同这些国际知名餐饮企业展开竞争。相反，随着这些国际知名餐饮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渗透，这些国际知名餐饮企业在北京市场中的中青年市场，甚至青少年市场中，已经超越“老字号”餐饮企业，形成了自身的品牌优势。可见，“老字号”餐饮企业如果不能在竞争中快速地成长起来，增强品牌的扩张性，反而有可能连本地市场也丢失掉。

(2)制度竞争力不足

当企业与竞争对手相比，在制度方面存在缺陷时，企业制度就成为一种竞争优势。这里所指的制度包括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等制度在内的，所有可能影响企业行为的规则或者规范。西方知名餐饮企业大都是通过长期优胜汰劣的全球市场竞争成长起来的世界级大企业，这些大企业经过数十年全球市场竞争的洗理，已经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相反，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同我国大多数民族企业一样，在企业制度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制度竞争力不足在产权制度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商务部商业改革司在其《2006老字号发展报告》中曾指出，许多“老字号”企业，尤其是条件较好的“老字号”企业，仍存在产权不清晰，特别是国有色彩较浓重的问题。

比如北京的许多“老字号”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后，尽管实现了股权多元化，但是国有股比例仍然较大，仍占了15％到50％以上不等。同时，由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制尚不够完善，企业仍然受到很多行政干预，如国家的财税部门、资产管理部门，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都认为自己是国有资产的领导者，有权对企业进行行政干预，造成企业产权模糊，弱化了企业的主体特征，使企业无所适从，也越来越难以适应当今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

另外，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制度不足在管理制度方面也很明显。例如许多“老字号”餐饮企业由于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落后，往往存在职责不清，利益不明，依然存在着“大锅饭”的分配思想，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市场竞争的新形势。

(3)规模竞争力不足

现代餐饮业是一个规模效应非常显著的产业。餐饮企业只有具有足够大市场规模和资产规模，才有能力从事大规模采购、标准化生产和系统化运作的现代化生产，才有能力建立起复杂、高效的信息网络，才可能摊薄企业经营成本，在成本和盈利方面形成竞争优势。

以肯德基、麦当劳为代表的世界知名餐饮企业的营业收入和资产规模都是以亿美元为单位进行计算的。其中，麦当劳早在2005年营业收入就超过200亿美元，达到204.6亿美元。相反，以2007年度中国餐饮百强企业名单中的数据为准，当时中国本土最大的餐饮企业为内蒙古小肥羊餐饮连锁有限公司，它的营业收入规模仅有43.3亿元人民币，而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收入也只有9.93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在规模方面与知名国际餐饮企业相比存在相当大的竞争劣势。

2.3　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的机遇

尽管与国际知名大型餐饮企业相比，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在品牌扩张性、制度和规模等方面存在较大的竞争劣势，但是在如今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开放的发展趋势之下，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又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

这些发展机遇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整体餐饮市场规模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以肯德基、麦当劳等为代表的国际知名餐饮企业所带来的溢出效应。综合来说，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所面临的发展机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全国以及北京餐饮市场规模的快速增长

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上升，全国旅游人次和外出就餐饮人次快速上升，由此造成全国以及北京餐饮市场快速增长。根据相关统计数据，2007年全国餐饮业零售额累计实现12352亿元，同比增长19.4％。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2007年全国餐饮业营业额是1978年的225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0.53％。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和世界著名旅游城市，餐饮业也是北京发展速度最快，增长幅度最高的行业，从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北京餐饮业零售额每年平均递增20.1％，比同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年递增15.7％高出5个百分点。

并且，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大大提高了北京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对于北京以及全国的旅游市场和餐饮市场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听京剧，吃烤鸭”已经成为如今许多国内外旅客到北京旅游的口头禅。根据这些良好发展趋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今后的若干年时间内，全国以及北京市餐饮业还将保持快速的增长趋势。只有“大市场”，才能孕育出“大企业”，同样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能够抓住餐饮市场快速发展的难得机遇，它们之中很有可能率先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民族餐饮企业。

(2)国际知名餐饮企业跨国经营进入所带来的溢出效应

开放改革以来，以肯德基、麦当劳等为代表的国际知名餐饮企业开始通过跨国经营方式进入北京以及全国餐饮市场，在给中国民族餐饮企业造成竞争威胁的同时，也生产了巨大的溢出效应。国际餐饮企业跨国经营所产生的溢出效应为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又可以细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①竞争机遇

在国际知名餐饮企业没有进入之前，北京以及全国餐饮市场与国际市场相对隔离，成长在一个封闭性的市场环境中。在这种封闭性的市场中，“老字号”餐饮企业与其他民族企业相比竞争力较强，因而能够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往往具有一种“夜郎自大”之感，从而变得不思进取、效率低下，缺乏竞争的压力和成长的动力。相反，在市场改革开放后，知名跨国餐饮企业开始进入北京以及全国餐饮市场，改变了当地的市场结构和竞争格局，使得原本处于优势地位的“老字号”餐饮企业在与国际知名餐饮企业竞争之中逐渐处于劣势地位，为了生存，这些“老字号”餐饮企业也不得不通过学习与创新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因此，国际知名餐饮企业的跨国经营可以对市场起到激活作用，逼迫民族企业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而且，随着国际知名餐饮企业本地化经营程度的提高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老字号”餐饮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压力也会不断增强，从而对民族企业形成持续性的竞争压力，促使那些有志于成长的“老字号”餐饮企业必须努力在竞争中实现快速成长。

②学习机遇

国际知名餐饮企业的跨国经营不仅会给“老字号”餐饮企业造成竞争压力，而且能够成为民族企业学习与模仿的对象，促使“老字号”通过模仿性学习与创新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国际知名餐饮企业的跨国经营不仅可以给“老字号”餐饮企业带来技术上的学习效应，而且国际知 名餐饮企业科学而严密的经营管理方式、先进的市场营销和品牌运作方式，同样会对民族企业起到很强的示范作用。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在本地市场就可以接触国际知名餐饮企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通过学习与模仿快速提供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实现快速成长。

2.4　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的威胁

在当今竞争全球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北京“老字号”面临的主要威胁有：

(1)被社会变革或市场竞争淘汰的威胁

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在解放后先后经历了公私合营、“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社会变革的冲击与考验。同时，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和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吸引着全国乃至全世界餐饮企业的目光。近些年许多经营粤菜、川菜风味的地方餐饮企业纷纷进入北京市场，同时以肯德基、麦当劳为代表的国际知名餐饮企业也加紧对北京市场的渗透与扩张。在国内外餐饮企业的双向挤压下，许多以京菜、鲁菜为风味的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已经被淘汰，或者生存日益艰难，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例如，过去生意兴隆的“八大堂”(福寿堂、聚宝堂、庆和堂、天寿堂、庆寿堂、隆福堂、衍庆堂、燕喜堂)已销声匿迹，“八大楼”(东兴楼、安福楼、泰丰楼、致美楼、正阳楼、新丰楼、鸿兴楼、同春楼)仅剩下东兴楼和20世纪80年代恢复的泰丰楼。

(2)被社会变革或市场竞争边缘化的威胁

许多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即使没有被社会变革或市场竞争所淘汰，但是其品牌效应、市场认同度和市场规模都很难与以前相比，早已或正在退出人们的日常野视，被边缘化到非常狭小的市场区域，求得暂时的生存。

例如，在近些年北京城市基础设施改扩建以及近年的危旧房改造过程中，被拆迁的“老字号”餐饮企业失去了原来的地缘和人缘优势，品牌价值在闲置中被削弱，造成无形资产的浪费和流失。一些“老字号”餐饮企业已无立足之地或者被迫异地重建，失去了原有的地缘和人缘优势，品牌“贬值”，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或其他外界力量帮助，基本已经失去了回迁的希望，只有在边缘市场中求得生存。

通过以上采用sw0T模型对北京“老字号”餐饮生存现状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如今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既面临生存严峻的威胁，又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如果这些“老字号”餐饮企业不能够抓住机遇，在竞争中实现快速成长，就有可能在竞争中被淘汰或边缘化。而“老字号”餐饮的成长需要适宜的成长机制，只有具备良好的成长机制，“老字号”餐饮企业才有可能实现快速成长。

3　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成长机制设计

如果从整个国家或民族的整体与长远利益考虑，民族企业的成长与竞争力的强弱不仅是民族企业自身的问题，而且是事关国家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大问题。民族企业的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民族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决定了该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而且，事实证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拥有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具体到餐饮市场，我们也可以发现许多国际知名的餐饮企业也是支持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因素。

因此，我国民族餐饮企业的成长状况与竞争力强弱同样是支持我国经济实力的重要因素。与我国要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总体目标相适应，在餐饮市场中，我国也要在竞争中成长起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民族餐饮企业。“老字号”餐饮企业作为民族餐饮企业的重要成员，与其他民族餐饮企业相比，在品牌、技术和市场认同度方面具有相对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同时又是民族餐饮文化的主要代表，最有可能率先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餐饮企业。因此，有必要探讨和研究如何建立一个适宜“老字号”餐饮企业成长的良性机制。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作为民族餐饮企业的重要成员，“老字号”餐饮企业的成长事关企业、政府(国家的代表)和消费者(即市场)等多方主体的利益，同样“老字号”成长机制也需要相关各方以恰当的方式积极参与进来。“老字号”餐饮企业的成长机制可以用下图进行表示：

对于图1所示的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成长机制，可以将其概括为“三元互动”的成长机制。这个“三元互动”成长机制由“一个目标”和“三个互动”单元构成。具体来说，这个“三元互动”的成长机制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一个目标”：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餐饮企业

“老字号”餐饮企业要想不被激烈的市场竞争所淘汰，并且在竞争中实现成长，关键是“老字号”餐饮企业自身要有成长的信心、魄力和勇气。而“老字号”餐饮企业能够证明自身具有成长的信心、魄力和勇气的首要因素是为自身确定一个远大的奋斗目标，并且把这个奋斗目标作为支撑自身成长的核心动力。同时，“老字号”餐饮企业还要把这个远大的奋斗目标传达给政府和市场，赢得政府的支持和市场的认同，以争取到对实现企业成长更为有利的条件和资源。

事实上，今天许多巨型的跨国公司在当初还是小企业的时候，都曾拥有远大的奋斗目标，可以称为“胆大包天的目标”，并且这个“胆大包天的目标”作为激发自身成长的重要动力。而且，以“胆大包天目标”为成长驱动力特别适合于具有创业家精神的企业和小公司。当今的世界零售业的巨头沃尔马就是以持续的“胆大包天的目标”作为成长驱动力的范例。1945年，当萨姆·沃尔顿创立了第一家廉价商店时，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在5年内成为阿肯色州最好、获利能力最高的杂货店”。在这个目标的激励下，萨姆·沃尔顿很快就实现了这个目标。1990年，他又提出了在2000年前使公司的数目倍增，并且使每平方英尺的销售额增加60％，年销售额达到1250亿美元，而当时全世界唯一达到年销售达到1250亿美元的公司是通用汽车，相反沃尔马当时的销售额仅为320亿美元。最终，沃尔马经过努力实现了奋斗目标，成为世界级的零售巨头。

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大都是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小企业，其中大多数“老字号”的创业激情已经消逝殆尽，变成了如今缺乏成长激情的“守业有余，而创业不足”的保守型企业。在这种局面之下，能够使“老字号”企业实现生存与快速成长的关键是“老字号”餐饮企业要重新唤醒当初的创业激情和成长动力，面对当今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以全球化市场的视野，树立起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餐饮企业”的远大目标，利用和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在竞争中实现成长。当然，树立目标仅仅是一个开始，要把目标转变为实现，还需要北京“老字号”餐饮具有自强的精神与创新的行动。

(2)“第一互动单元”：“老字号”餐饮企业的自强与创新

在前面北京老号字餐饮企业的生存分析中可以看出，如今“老字号”餐饮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小、品牌扩张力不足以及制度竞争力欠缺等问题。但是，这并不表明 “老字号”餐饮企业没有成长的机会。其实，“老字号”要实现成长，除了要充分利用前面所说的本地品牌优势、无形资产优势和本地市场认可优势外，更需要做的是具有自强的精神与创新的行动。

“老字号”餐饮企业的自强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面临国际知名跨国餐饮企业的竞争，“老字号”餐饮企业不应妄自菲薄，要相信自身能够在竞争中实现生存与成长。事实上，绝大多数“老字号”都有着上百年的生存与发展史，经历过许许多多的生存竞争与风险考验，能够生存到现在本身就是“老字号”自强精神的体现；另一方面，“老字号”要相信和珍视自身优秀的企业文化，这些优秀文化往往是“老字号”在竞争中重新焕发生机，实现快速成长最宝贵的资源。例如，“老字号”餐饮企业全聚德在发展过程中，长期坚守着“全而无缺、聚而不散、仁德至上”的企业理念，保持着“百年的炉火，锤炼出不灭”的奋斗精神，实践着“脚踏实地，精益求精；快速应变，雷厉风行”的企业作风，通过对这些优秀企业文化的坚守与继承，在当前市场竞争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老字号”餐饮企业要在竞争中实现成长，在坚守和继承优秀企业文化的同时，还要针对新的竞争实践，脚踏实地勇于创新，通过体制、技术和经营方式等全方位的系统创新，实现自身的远大奋斗目标。以“老字号”改革与创新相对较完善的全聚德为例，为了改变旧有的、缺乏竞争力的产权体制和管理体制，全聚德抓住改革开放的有利时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建立公司、集团重组和股改上市等一系列体制创新，既建立起适应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企业制度，又为企业的未来发展筹集到资金、技术和人才等优势资源，在短期内实现了企业规模和竞争力的迅速提升。

“老字号”餐饮企业要想实现快速成长，除了需要自身具有远大的奋斗目标，具有自强精神和创新行动外，还要借助于电视、杂志和网络等营销手段与媒介，把与这些目标、精神与行动有关的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给市场和政府。这样，才能加深市场和政府对“老字号”的认识，才有可能争取到市场的认同和政府的支持，形成三者的良性互动。

(3)“第二个互动单元”：市场的认同

在充分竞争的餐饮市场中，市场认同是餐饮企业实现生存与成长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包括“老字号”餐饮企业在内的所有餐饮企业只有获得了市场的认同，顾客才会购买和消费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企业才有可能实现盈利，并且以足够的盈利来支撑企业的快速成长。在市场认同方面，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既存在优势，同样存在巨大的努力空间。在前面的生存现状分析中可以发现，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在北京本地市场，特别是本地中老年顾客市场中拥有深厚的市场认同优势，这是众多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得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但是，在前面的分析中同时可以发现，由于国际知名餐饮企业的快速进入和强势品牌的迅速扩张，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在北京本地青少年市场中的认同度并不是很高，而且呈现出下降趋势，这就对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的未来生存与成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北京“老字号”企业餐饮企业要想保持并提高市场认同度，就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或营销方式创新等多种创新手段来实现。其中，“老字号”餐饮企业全聚德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尝试，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过去生活水平较低的年代，顾客吃鸭子主要为解馋，喜欢吃肥鸭子。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顾客吃鸭子除了为享受美味外，更注重健康与环保。针对这种市场变化，全聚德通过开发技术、鸭坯晾晒和烤制手段等一系列创新，满足了顾客新的需求，获得了很好的市场认同。同时，全聚德还投资拍摄了32集电视剧《天下第一楼》，在中央一台黄金时间播出，掀起了一股品全聚德京味食文化的高潮，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认同度。如前所述，在刚刚过去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期间，全聚德通过系统的营销方式创新，全聚德烤鸭受到各国运动员和游客的欢迎，快速提高了全聚德在国际市场的认同度，为企业日后进军国际市场，成长为国际性企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可以发现，如果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能够根据市场的特征和变化趋势，胸怀远大的奋斗目标和强烈的自强精神，适时地进行创新，就可以有效地提高市场认同度和政府的支持。反过来，高度的市场认同度可以不断巩固和扩大企业的市场份额，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赢得政府更大力度的支持，为企业的成长提供足够的支撑力量，形成企业、市场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为“老字号”企业的快速成长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4)“第三个互动单元”：政府的支持

如前所述，民族企业的成长与竞争力的强弱不仅是民族企业自身的问题，而且是事关国家与民族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大问题。而“老字号”餐饮企业承载悠久的民族餐饮文化，拥有高度的本地品牌竞争优势和深厚的市场认可度，很有可能率先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实现快速成长，增强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因此，政府有必要对那些有成长机会的“老字号”餐饮企业进行必要的支持，促进老字企业餐饮企业的快速成长。

政府对“老字号”餐饮企业的支持，可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通过体制创新、财税政策支持、建立发展基金或研发项目等多种制度安排来实现。事实上，在成长方面取得良好业绩的“老字号”餐饮企业中，往往会得到政府的有效支持。例如全德聚在近些年的股份制改造和快速成长，就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实现的。1993年5月，在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全德聚公司改组为中国北京全聚德集团。1994年6月，由全聚德集团等6家企业发起设立了北京全聚德烤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4月，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首都旅游集团、全聚德集团、新燕莎集团实施战略重组。2007年4月，北京著名“老字号”餐饮企业仿膳饭庄、丰泽园饭店、四川饭店也进入全聚德股份公司，至此全聚德发展成为汇聚北京多个餐饮“老字号”品牌的餐饮联合舰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快速的规模扩张和竞争力的提高。

在“老字号”的成长与发展过程中，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了政府应发挥保护与支持作用(黄炜炜，2007；单霁翔，2006)，笔者并不完全同意这一观点。对于那些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失去市场基础，没有足够顾客需求支撑的传统工艺政府应当发挥保护与支持作用。但是，餐饮市场是现代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市场，只要“老字号”餐饮企业经营得当，应该不存在很大的生存问题，面临的只是如何实现快速成长的问题。因此，对于“老字号”餐饮企业，政府只宜发挥支持作用，而不宜发挥保护作用。如果政府不恰当的发挥保护作用，很可能会使“老字号”完全躺在政府保护的温床之上，失去自我成长的压力与动力。这样的结果不仅浪费宝贵的政府资源，达不到保护的效果，反而会使“老字号”餐饮企业难以实现成长。

因此，政府只宜对那些胸怀远大奋斗目标，拥有强烈自强精神和创新动力，具备必要市场认同度的“老字号”餐饮企业提供恰当的支持，促进其在竞争中快速成长。同时，“老字号”餐饮企业也不应把成长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而要通过自我努力，不断提高自身的市场认同度和竞争力，这样才有可能得到政府的支持，由此形成企业、市场和政府三者之间的良好互动，建立有利于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成长的“三元互动”机制。

数字经济下的市场竞争例5

关键词：企业名称；字号；冲突；竞争法；知识产权法

在计划经济下，企业名称与自然人的名称一样，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而已，而与之相关的冲突或纠纷亦是少之义少。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名称所蕴含的意义或价值不再那么简单，与其相关的冲突也越来越多。这些冲突带来的危害是明的。冲突一方的行为可能直接侵犯了他人的姓名权或名称权、商标权等民事权利，也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破坏正常和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还可能直接给消费者带来损害。然而，我们的法律在这方面显得比较滞后，很多冲突和矛盾得不到很好地解决。如何准确把握企业名称在市场经济中的含义和属性，对与之有关的冲突重新加以审视，并建立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调整方式，这无论是对消费者、市场经营者，还是良好市场竞争秩序的建立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企业名称与商号、字号的含义辨析

弄清企业名称的含义与构成及其与字号、商号之『白J的关系，是准确理解企业名称冲突，完善企业名称法律调整的必要前提。

企业名称是企业人格特定化的标记，也即企业藉以区别于其它企业的标记。在经济活动中，企业名称通过标识或标注等方式将其依附在各种具体的市场交易行为，以及其特定商品和服务之上。很多情形下，交易对象或消费者经常通过对企业名称的辨别来区分不同的交易对象的信誉、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声誉等。当一个企业成为知名或驰名企业时，其名称象征着良好的社会信誉或声誉，蕴含着一定的或巨大的经济价值。

在论及企业名称时，人们经常也会淡及商号和字号等概念，且往往混为一谈。这种混乱缘于我国的传统称谓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在过去，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一个手工作坊或店铺的名称通常被称为字号。由于手工作坊和店铺为当时最主要的商事企业形态，商号和字号往往被作等同理解和使用。1986年我国在制定《民法通则》时，也基本沿袭了这一传统。

该法规定个体工商户和个人合伙可以起字号，在诉讼中以依法登记的宁号作为诉讼当事人，而该法对法人企业的名称却不称为字号。可见，该法将字号定义为工商户和个人合伙的企业名称，而非法人企业的名称。商号和字号的混同理解，还缘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1991年颁布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该规定将字号和商号作等同使用。

在后来的立法中，这种理解及混乱逐渐得到纠正。国务院于1997年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中再没有字号或商号等使用，而是直接使用企业名称一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2004年颁布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字号只是企业名称的一个组成部分。该局于2008年颁布的《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管理办法》也明确规定，字号只是个体工商户名称的一个组成部分。

可见在立法界，人们对字号和企业名称的理解越来越清晰，即企业名称依次由行政区域、字号、行业或者经营特点、组织形式等部分构成。字号只是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企业)名称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商号这一概念，除了前述《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④间接涉及外，没有法律法规对之含义作出规定。在经济界，有人将字号等同于商号。在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商号即商事主体的名称，也俗称商号。也有学者认为对商号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商号等同于商事名称，而狭义的商号仅指字号。可见，商号是企业名称或字号的别名而已。

二、企业名称的财产属性和竞争属性

企业名称与自然人的姓名一样，均为一种识别性的符号。我国《民法通则》将自然人的姓名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定性为一种具有身份陛质的人格权。它受民法保护，禁止他人非法侵害。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名称(不含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的名称)与自然人姓名相比，它却具有明显的财产属性和竞争属性。这些属性致使对企业名称进行单一的民法调整已经不再合理。

(一)企业名称的财产属性

企业名称的财产属性丰要表现为它具有财产权的创设效力或效果，可为权利人创造收益，增加财富。同时，企业名称可以依法转让、继承，甚至许可使用。显然，作为单纯人格权的自然人姓名就不具备前述特性。现实中，企业可通过对其名称的开发、利用、标注，以及对自我产品、服务和经营管理的不断培育和完善，从而提高其市场知名度，获得良好的市场信誉和声誉，进而赋予其名称以巨大的经济价值。这种经济效应往往促使企业对其名称的创设和开发直接进行巨额投资，如通过广告投入或社会公益支出等方式以获得较好的企业形象和知名度。笔者认为，企业名称所蕴含的价值是基于名称与具体的企业 (包含产品和服务)的身份关系而产生的精神利益。而这种精神利益在市场中，可以转化一种巨额的经济利益或实际财产，其财产属性湿而易见。

可见，企业名称权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人格权，它还具有财产权的性质。因此，国内很多学者将其视为一种知识产权。在国际上，企业名称早已被纳入知识产权的体系之中。我国在1985年加入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将企业名称与商标权均定性为知识产权并受其保护。1992年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会东京大会将商号权(即企业名称权)作为“识别性标志权利”纳入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在我国，尽管大多数学者承认企业名称的知识产权属性，但现行的法律并没有将该种权利列入知识产权范围之中。

(二)企业名称的竞争属性

一个独特的或知名的企业名称在给该企业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会为其带来明显的经济竞争优势。这致使企业名称，特别是知名企业名称就成为了企业之间开展竞争的重要对象或载体。除了少数属于同名巧合外，企业名称的冲突绝大多数属于采取假冒或仿冒手段以盗取他人业已获得的竞争优势，或淡化其名称、减损其竞争优势的行为引起。而凡是侵害企业名称权的行为大抵都带有商业竞争的故意或与竞争有关。企业名称的竞争属性是由其财产属性决定的。由于对财富的极致追求，竞争者自然不会忽略企业名称的经济价值，不会放过通过对企业名称的各种运用才实现对市场的占有和财富的获得。没有财产属性，企业名称也就没有竞争属性，它就会同自然人的姓名一样，与竞争无关，由其引起的或与其有关的社会关系也非常简单。

数字经济下的市场竞争例6

关键词：企业名称；字号；冲突；竞争法；知识产权法

在计划经济下，企业名称与自然人的名称一样，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而已，而与之相关的冲突或纠纷亦是少之义少。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名称所蕴含的意义或价值不再那么简单，与其相关的冲突也越来越多。这些冲突带来的危害是明的。冲突一方的行为可能直接侵犯了他人的姓名权或名称权、商标权等民事权利，也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破坏正常和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还可能直接给消费者带来损害。然而，我们的法律在这方面显得比较滞后，很多冲突和矛盾得不到很好地解决。如何准确把握企业名称在市场经济中的含义和属性，对与之有关的冲突重新加以审视，并建立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调整方式，这无论是对消费者、市场经营者，还是良好市场竞争秩序的建立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企业名称与商号、字号的含义辨析

弄清企业名称的含义与构成及其与字号、商号之『白J的关系，是准确理解企业名称冲突，完善企业名称法律调整的必要前提。

企业名称是企业人格特定化的标记，也即企业藉以区别于其它企业的标记。在经济活动中，企业名称通过标识或标注等方式将其依附在各种具体的市场交易行为，以及其特定商品和服务之上。很多情形下，交易对象或消费者经常通过对企业名称的辨别来区分不同的交易对象的信誉、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声誉等。当一个企业成为知名或驰名企业时，其名称象征着良好的社会信誉或声誉，蕴含着一定的或巨大的经济价值。

在论及企业名称时，人们经常也会淡及商号和字号等概念，且往往混为一谈。这种混乱缘于我国的传统称谓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在过去，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一个手工作坊或店铺的名称通常被称为字号。由于手工作坊和店铺为当时最主要的商事企业形态，商号和字号往往被作等同理解和使用。1986年我国在制定《民法通则》时，也基本沿袭了这一传统。

该法规定个体工商户和个人合伙可以起字号，在诉讼中以依法登记的宁号作为诉讼当事人，而该法对法人企业的名称却不称为字号。可见，该法将字号定义为工商户和个人合伙的企业名称，而非法人企业的名称。商号和字号的混同理解，还缘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1991年颁布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该规定将字号和商号作等同使用。

在后来的立法中，这种理解及混乱逐渐得到纠正。国务院于1997年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中再没有字号或商号等使用，而是直接使用企业名称一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2004年颁布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字号只是企业名称的一个组成部分。该局于2008年颁布的《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管理办法》也明确规定，字号只是个体工商户名称的一个组成部分。

可见在立法界，人们对字号和企业名称的理解越来越清晰，即企业名称依次由行政区域、字号、行业或者经营特点、组织形式等部分构成。字号只是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企业)名称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商号这一概念，除了前述《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④间接涉及外，没有法律法规对之含义作出规定。在经济界，有人将字号等同于商号。在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商号即商事主体的名称，也俗称商号。也有学者认为对商号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商号等同于商事名称，而狭义的商号仅指字号。可见，商号是企业名称或字号的别名而已。

二、企业名称的财产属性和竞争属性

企业名称与自然人的姓名一样，均为一种识别性的符号。我国《民法通则》将自然人的姓名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定性为一种具有身份陛质的人格权。它受民法保护，禁止他人非法侵害。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名称(不含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的名称)与自然人姓名相比，它却具有明显的财产属性和竞争属性。这些属性致使对企业名称进行单一的民法调整已经不再合理。

(一)企业名称的财产属性

企业名称的财产属性丰要表现为它具有财产权的创设效力或效果，可为权利人创造收益，增加财富。同时，企业名称可以依法转让、继承，甚至许可使用。显然，作为单纯人格权的自然人姓名就不具备前述特性。现实中，企业可通过对其名称的开发、利用、标注，以及对自我产品、服务和经营管理的不断培育和完善，从而提高其市场知名度，获得良好的市场信誉和声誉，进而赋予其名称以巨大的经济价值。这种经济效应往往促使企业对其名称的创设和开发直接进行巨额投资，如通过广告投入或社会公益支出等方式以获得较好的企业形象和知名度。笔者认为，企业名称所蕴含的价值是基于名称与具体的企业 (包含产品和服务)的身份关系而产生的精神利益。而这种精神利益在市场中，可以转化一种巨额的经济利益或实际财产，其财产属性湿而易见。

可见，企业名称权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人格权，它还具有财产权的性质。因此，国内很多学者将其视为一种知识产权。在国际上，企业名称早已被纳入知识产权的体系之中。我国在1985年加入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将企业名称与商标权均定性为知识产权并受其保护。1992年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会东京大会将商号权(即企业名称权)作为“识别性标志权利”纳入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在我国，尽管大多数学者承认企业名称的知识产权属性，但现行的法律并没有将该种权利列入知识产权范围之中。

(二)企业名称的竞争属性

一个独特的或知名的企业名称在给该企业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会为其带来明显的经济竞争优势。这致使企业名称，特别是知名企业名称就成为了企业之间开展竞争的重要对象或载体。除了少数属于同名巧合外，企业名称的冲突绝大多数属于采取假冒或仿冒手段以盗取他人业已获得的竞争优势，或淡化其名称、减损其竞争优势的行为引起。而凡是侵害企业名称权的行为大抵都带有商业竞争的故意或与竞争有关。企业名称的竞争属性是由其财产属性决定的。由于对财富的极致追求，竞争者自然不会忽略企业名称的经济价值，不会放过通过对企业名称的各种运用才实现对市场的占有和财富的获得。没有财产属性，企业名称也就没有竞争属性，它就会同自然人的姓名一样，与竞争无关，由其引起的或与其有关的社会关系也非常简单。

数字经济下的市场竞争例7

在信息技术( IT) 革命的带动下，以高新产业为龙头的经济环境创造了一个低失业、低膨胀、低赤字、高增长的新，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市场营销领域结伴而生了大量有着鲜明时代特征的营销新形式，可谓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变革:绿色营销、直复营销、关系营销、合作营销、网络营销、数据库营销、定制营销、内部营销??这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实用而先进的新型营销手段，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空前的挑战:如何应对新形势，实施准确有效的营销管理已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课题。为此，我们将在对各种新的营销形式进行必要的基础上对营销管理的走向做一些有益的探索。

一、营销形式的变革状况二、营销管理未来的几大趋势 (一) 知识化趋势

在新的条件下，知识将成为最关键的生产要素，尽管这并非是排斥资本的重要性，但资本作为重要资源的地位将趋于下降。营销管理的知识化趋势主要表现为要想持续、稳定、健康、协调地，就必须设法变成能使各阶层人员全身心地投入并有能力不断的组织———学习型组织。在企业中形成一种不断创新、不断进步、尊重知识、运用知识的良好风气，从而在知识经济，做到创造未来，把握未来。

(二) 数字化趋势

新经济形势下，数字信息将取代模拟信号，信息处于数字形式之中，许多不同形式的信息被合成、创造，并以光速压缩传送，这为营销形式的变革创造了空前的物质前提。而顺应营销形式的数字化走向，营销管理也必然广泛地采用数字化技术，才会更为有效。

(三) 个性化趋势

市场不断地细分化和个性化是未来市场发展总的趋势。菲利普·科特勒在其《想象未来的市场》中指出:未来“市场经营者将把注意力由集中于大的群体转移到寻找特殊的合适的目标。因为这些目标所在之处，必有着财富的存在。”个性化的营销最终是以产品满足单个消费者需求为归宿的，它已经不是消费量的满足而是质的差异的获得。因此，个性化的营销强化了客户为中心的市场营销管理，营销管理的目标将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转向开拓业务、提高顾客忠诚度。

(四) 化趋势

网络是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一方面网络经济将迫使许多企业进行必要的改建和调整，另一方面，从产品的研发、设计规划、生产、流通和售后服务等诸多环节，都将更多地采用数字网络。商务将彻底改变传统的、实体化的营销体制，在营销管理上，形成一种数字化网络与传统营销体系相结合的新的营销系统，使营销管理无论是在企业内部还是延伸到各类客户，都将变得更为便捷、有效，且更为省时、省钱、省力。

(五) 非价格竞争趋势

在传统条件下，由于产品、服务各方面不存在大的差异，往往容易使企业陷入价格竞争。而新的经济条件下，产品和服务日趋专业化、个性化、差异性，因此企业竞争，将采用为顾客提供更具特色、更能适合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形式展开。如何以产品的品种、质量、性能、专利、品牌、款式、特色、包装、保证、服务、形象、多种促销活动、潜在的利益等来吸引消费者，战胜竞争对手的非价格竞争将成为营销管理的新课题。

(六) 合作化趋势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知识和信息已成为企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但知识和信息的共享性、非排它性决定了企业之间在知识和信息的占有和使用上不仅存在竞争，还必然导致合作。共享知识、共用信息将创造出更多的知识，增强企业竞争力，而网络技术的又为共享知识提供了可能。在营销管理中，企业可根据自身战略目标和内部资源状况，在更为广泛的空间去寻找能为自己提供持续发展所需资源的企业，并在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的前提下，打破企业边界，构建虚拟组织，与各种企业开展灵活、多样、高效、机动的合作，真正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学习、相互促进，激发创新、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

上述，基本概括了营销管理的几大趋势，工作中，若能予以关注，必将获益匪浅。

【】

数字经济下的市场竞争例8

作者简介：朱军(1980)，男，江苏建湖人，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共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98－04　收稿日期：2007－01－10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是由政府来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任务。全国各城市都有公用事业部门负责进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营和管理工作，使得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然而政府主导提供城市公用事业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总体上，这些问题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投资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统计表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然较低，不足3％，这一比例与国外大规模建设时期通常占3％－8％相比，仍有相当的差距。而根据国际经济组织200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预计在未来5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每年需1600亿美元。这些城建资金的需求，紧靠政府投资是远远不够的。未来中长期内，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的将会不断增长，而国家财政将更加无力包揽全部城市基础设施建没投资(刘辉，2005)。

(二)政府投资项目的机制不健全

由于前期的规划工作薄弱、经营模式落后以及招投标制度不健全，我国政府投资的城市公用事业存在决策机制不健全、经营机制不健全和管理机制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南于这些机制不健全，结果使得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服务水平低下。

具体对于上述的问题，2003年国家审计署对利用国债资金建设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进行的审计可以出现端倪：

1．许多项目没能按时建成。在抽查的526个项目中，有136个未按建设责任书或项目计划建成。具体情况见图1。

2．一些已建成项目投入运营效果较差。在已建成的320个项目中，有32个基本未投入运营，18个长期处于试运营或开开停停状态，另有69个运营项目未达到当年设计生产能力。

3．部分项目损失浪费严重。审计发现，有34个项目由于管理不善、设备不合格以及工程质量缺陷等原因，存在较为严重的损失浪费问题。

大体上，该次审计中总结发现的问题如下表：

二、政府介入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两个传统理论依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介入公共基础设施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自然垄断，一个是公共产品(谢绍雄，2004)。

(一)出于自然垄断考虑的政府干预

在自然垄断条件下，政府干预城市基础设施的经营和管理主要是出于规模经济的考虑。在自然垄断的条件下，有些行业生产的规模经济效益需要在一个很大量范围和相当巨大的生产运营水平上才能得到充分体现(刘宇飞，2003)，以至于整个行业的产量只在一个企业提供时才有这样的生产规模。这也就说，一个政府垄断企业比两个或以上的互相竞争的垄断企业(或私人垄断企业)能够提供更廉价的服务。从而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自然垄断产品的供给对策是建立公共的垄断企业，或建立对私有垄断企业进行监管的独立的管制机构。

(二)出于公共产品考虑的政府干预

公共产品是指一种商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哈维・S・罗森，2003)。虽然城市公共基础不是一种纯粹的公共产品，但通常认为它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部分地具有非竞争性和非它性的特点)。当然，由于公共产品的理论根据(与自然垄断理论相比较)带有一些人们主观认识成分，因此，各国依据这个理论来介入城市基础设施的程度是不同的。一些政府以国有企业、控制票价、进行补贴和管制的方式控制着国内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另一些政府则干预较少。

三、民营经济提供城市公共服务的理论分析――以数字公交站为例

由于数字公交站不具有“连续性(可以独立的一一供给)”供给的特点，也就不完全具有电网、铁轨这些自然垄断产品的特征；另一方面随着民营经济主体的壮大，资本约束也不再成为自然垄断的理由；从公共产品的定义来看，数字公交站明显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但实际上，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在过去的20年内科技的发展和社会观念的转变，城市基础设施的公共产品理论对政府进行干预的影响在减弱。

由公共产品理论可知，如果公共产品由私人提供，则提供量就要小于前面的最优供给量。原因是：首先由于公共产品是非竞争性的从而每一个消费者都想免费使用这种产品，都想“搭便车”。所谓“搭便车”是指，既然不付费也能享用到这种产品，那么就没有一个人愿意为此而付费。因为，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不支付费用并不影响这种公共产品的提供。由于很多人都会这样做，因此结果是提供的公共产品要少于最优的数量。对此，我们可以结合上图进行分析：A、B两个消费者，他们的需求分别是Da、Db，如果他们的需求构成的是私人产品，则总需求曲线是A、B需求曲线的横向相加，在最大化收益的情况下，在E3，点实现均衡，最优供给量是Q3；如果他们的需求构成的是公共产品，则总需求曲线是A、B需求曲线的纵向相加，在最大化收益的情况下，在EO点实现均衡，最优供给量是Q0；很明显Q2＞Q0，也就是说在最大化收益的约束下公共产品供给肯定不足。但是，由于技术的进步给供给企业带来额外的收益，譬如数字公交站在提供公交信息的过程中同时实现广告收益、信息收益和银联系统刷卡佣金收益，公司的边际收益曲线(在图中即为公共产品的需求曲线)就会向右移动。若在E1处实现均衡，公共产品的提供量

Q1将高于原先的Q0；若技术的更大进步使得在E2处实现均衡，公共产品的提供量Q2将远远高于原先的Q0，也高于私有产品的供给量Q0。这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提高使得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出现了激励性的改善，甚至最佳的改善实现了私有公用>私有私用(Q2＞Q3)。总之，由于科技的发展，数字公交站之类的项目在公共产品理论上出现了新的变化，使得民营经济主体介入城市基础设施领域有了理论上的依据。

此外，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建设“企业型”廉价政府成为一个浪潮。在这一浪潮下，大多数经济体系开始转型并开始了私有化的浪潮。这些国家引入的自由化改革浪潮将市场作用的范围扩大到了公共部门，也涉足了城市基础设施领域。

四、民营经济从事城市公用事业的可行性

(一)现代科技解决了传统公共产品供给的低经济效益，能够激励私人投资

基础设施领域一般性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划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前所述，随着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管理方式的进步，过去许多属于公共产品的产品现在已经细化为一般产品(王永齐，2002)。就数字公交站而言，科技的发展使得这种产品完全可以成为一般产品。科技作用下的广告、增值服务等运作使民营经济主体完全有积极性参与市场投入。

(二)产权约束下民营经济有着更高效率

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只有具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特点，才能够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充满竞争的压力并生存下来。在这一方面，民营经济相对于公有制经济而言有着明显的优势(郑逢波，2005)。

(三)民营经济具有高投入的经济实力

截止到2005年，民营经济(含外资)在我国GDP中所占的比重已达到65％，比5年前增长10％，有些地区甚至达到80％到90％。我国民营经济已有能力承担起城市大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筹资和融资。

(四)民营经济具有较强的科技实力、市场运作能力

就数字公交站而言，需要大量的科技投入和长期的技术积累，而政府原先的市政部门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技术上的竞争优势。而民营企业对数字公交站项目具有长期的技术积累和技术优势，也拥有将其他项目收益作为滚动的资金投入新项目研究的实力。以ABC集团为例，该集团负责数字公交站项目的下属公司现有员工120人，95％以上为大学本科毕业生，其士后2人，博士4人，硕士26人。

(五)地方财政状况需要这一市场主体的运作

我国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存在困难，这一困难表现为公用经费保障水平较低、公共服务能力低等方面。而在当前我国推进各项改革的新形势下，财政支出还面临扩张的压力。笔者曾经从财政支出增长的瓦格纳法则和公共服务需求的比较效应，从地方经济竞争中的经济风险向财政风险转嫁等六个大的方面详细阐述了我国公共支出面临的扩张压力。可见，由政府牵头再增加基础设施方面的财政支出困难很大。

五、促进民营经济从事城市公用事业的对策建议

(一)转换政府治理理念

我国基础设施市场化改革之所以不能深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受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和对“公共产品”理论的片面理解，政府和有关部门仍存在对民营经济的歧视性。为此，在深化基础设施领域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政府必须树立公共产品多元融资、多元供给的理念，破除城市基础设施只能由公有制企业提供的观念。除转变政府治理理念(赵殉，2005)、改变审批歧视之外，政府有关部门还必须向所有的经济主体公布基础设施行业的发展态势，使各类投资者知道有哪些项目，从而为各类投资者提供共同的选择空间、公平的竞争机会(刘渝，2005)。

(二)推进政企分开

我国城市基础设施领域改革的实质就是政府改革，政府自身改革不到位，城市基础设施领域中的改革就难以推进。当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领域改革的关键是要打破政企合一的体制(刘卫学，2004)。只有推行政企分开才能实现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市场竞争，才能促进民营经济主体与公有经济主体平等竞争，避免出现政府在市场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而在我国确立民营经济主体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的法人地位之后，只有通过政企分开才能实现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平等准入、公平竞争。

(三)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市场化改革应建立在稳健的、执行有力的法律体系之上，这样的法律体系应该包括专门的市场准入规则、监督管理规则、竞争规则、产权保护规则和其他经济法律法规(陈家涛，2005)。结合城市基础公共服务项目(含数字公交站)建设的需要，不断细化完善相关政策，研究制定《城市基础设施经营管理条例》、《城市基础设施收益管理条例》和《城市基础设施政府监督管理条例》，尽快明确民营经济进入城市基础设施领域的准入条件和办理程序(张键，2005)，通过行政立法，把国家关于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放宽市场准入、促进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主体多元化以及鼓励、引导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制度化、法制化。

(四)培育民营经济主体

对于民营经济主体进入数字公交站项目之类的城市基础设施，政府各个相关部门必须同对待国有企业一样给予其同等的配套服务，以提高民营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作为政府应允许进人基础设施领域的企业获得一个比较合理的利润，积极扶持一批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投资规模大、社会效益好、管理较规范、经营信用好的企业。此外，政府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运营的过程中还需要结合社会的自治能力，实现多元化下的社会效益最大化。也就是说，政府还需要借助各类非营利性组织和中介机构，减少其官办和垄断色彩并引入中介服务的竞争机制，使其向各类经济主体提供政策咨询、信息收集、技术开发、经济研究、改制方案、资产评估等高质量的全方向服务，促进市场经济主体的成长壮大。

(五)强化政府信用以保证投资收益

私权力的保护是市场经济体制运作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引导和积极吸引民营经济主体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对建成后的基础设施项目明晰产权关系，该属私人(或组织)的就属私人(或组织)，必须保证民营经济的合同权益，决不允许“公权力”侵犯“私权力”，损害民营经济主体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这是因为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如果政府缺乏信用，民营企业的不确定性就会增加，就会影响他们的事前激励，担心其资产投资和收益会被政府侵占，从而降低其投资的积极性。政府不守信用是民营经济介入基础领域的最大障碍和风险。以下是一个政府讲信用、守

规则的好典型：宁波市有一条高速公路是政府和民营经济主体共同投资的，通到北仑港。为了充分利用这个港口，宁波政府发文减免了集装箱在高速路上的通行费。对此，民营经济主体认为，侵害了前期的投资收益?为此，宁波市政府狠下决心掏出了违约金，让民营经济资本得到回报。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许多地方政府的诚信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民营经济主体投资的收益没有得到完全的法律保障。为此，我国今后必须要通过公开的听政会、媒体监督形成包括人大监督、司法监督、中介机构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在内的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强化政府的诚信。

(六)强化监管职能

如前所述，许多城市公用事业部分地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允许和鼓励民营经济主体投资和经营后，企业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可能发生公众和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对此，站在公平的角度，独立公正的监管机构对于市场化背景下的基础设施企业运营至关重要。这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承担相应的监管角色规范非公有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政府在其中也必须发挥好它本来应该发挥的作用――充当裁判而不是运动员(对此需要实现前面所述的“政企分开”)，维护好、培育好市场经济环境和秩序。但值得注意的是，仅仅依靠政府的监管是不够的。除了监管之外，各社会机构还需要形成一个独立的监管机制，需要在基础设施项目市场化的过程中通过设立具有法律地位的、具有一定权力和资源的、能够形成制衡机制监管规则和机构。这样的监机构管能够在不同的力量中(不论是国有经济主体还是民营经济主体)保持中立。此外，这样的监管机构还必须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因为监管是很复杂的，监管机构要有技术鉴定能力，而政府在这方面的监管是不足的。

六、案例分析――ABC集团从事数字公交站项目的研究报告

(一)我国城市数字公交站的发展现状

1．我国城市数字公交站的市场巨大。随着我国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公交系统的信息化步伐必将大幅前进。因此，数字公交站项目的前景非常广阔，市场急待外发。

2．政府供给面临一定的瓶颈。数字公交站项目又属于高科技项目，其研发投入时间长、资金需求量大、维护运营前期成本高，这对于从没有从业经验、资金也短缺的公共企业而言面临很大的困难，这也成为我国城市公交系统信息化的一大障碍。

3．政府部门之间亟待协调。ABC集团的数字公交站项目在试运行的过程中，得到了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但是，数字公交站的建设和运行涉及到众多部门，需要与多方协调利益关系，如园林、市政、供电、交委、公交、公安、城管、路政等。这些部门如何协调、资源如何整合、利益如何分配，成为我国城市基础设施领域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

(二)ABC集团经营模式的优越性

1．企业承担一切费用，在不增加社会负担的同时，增进社会福利。就数字公交站项目而言，企业承担一切公用事业投入、运营费用，而通过获得最基本的广告经营权收回成本并进行盈利经营。这样政府就不需投入，还可以间接地增加其财政收入。

2．“ABC”模式带来新的思路。其一，民营资本对城市基本公用事业有投资欲望，并有实力堪以重任；其二，民营经济积极参与，关注国计民生，更有利于实现共赢。

3．“ABC”运营模式将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其一，提高民营经济开发社会资源的积极性；其二，推动企业自主开发、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其三，为城市信息化发展提速。

(三)数字公交站项目的深层意义

数字公交站项目反映了政府部门积极开发社会资源，利用社会资源反哺社会的创举，同时也是民营经济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

1．发展智能公交，促进社会和谐。(1)社会资源需要合理利用。户外广告资源是一种社会无形资源，对这一资源的开发，应该本着“反哺社会”的目的，使其服务于广大的社会公众。通过有效地利用社会公共资源(如广告经营资源)鼓励非公有资本参与社会公益性设施的建设，可以办政府想办而不易办的事。由民营经济投资建设、运行、维护、经营城市公众基础服务设施不仅能改善城市形象、方便群众出行，而且能减缓政府的财政压力，减轻政府在管理维护该设施上的负担，实现多方面多赢的格局。(2)社会资源利用的受益人群应更多偏向低收入群体。数字公交站正是充分利用城市道路空间这一社会资源为城市中低收入者服务的。类似项目的增多，不但使他们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得到更多的收益，最重要的是，中低收入群体能够从中切身感受到政府关注社会公平、社会正义。

2．发展智能公交是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重要表现。以数字公交站为起点的智能交通系统是由我国公司自主独立研发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系统，不仅将标志着我国的公交乘客服务水平跻身于世界前列，也是我国民营经济自主创新的典型。

(四)ABC集团急待政府解决的具体问题

1．为民营经济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一方面，应敦促各政府职能部门抓紧落实《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民营等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非公有经济”三十六条)》，正确引导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不断取消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政策障碍。另一方面，我国各政府职能部门应鼓励民营经济参与市政公用事业，不断尝试在产权和经营方式等方面的创新模式。

2．简化社会资源利用的审批。对于可以由市场运作的社会资源，只要不影响社会资源的原有的、初始的功能，并能对社会公众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都可以研究开发方案，完善开发步骤。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只要能充分利用、合理高效利用来服务大众，就应该给予政策的扶持和帮助，政府则不断完善监管职能。因此，应该尽量优化对社会资源利用的审批过程，简化审批环节，减少审批机关，缩短审批时间。各职能部门也不能自设关卡，故意刁难企业。

数字经济下的市场竞争例9

对于产业化，我们可以理解为对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并进行高效率的大规模增值。数字电视打破了频道资源这一关键生产要素稀缺的限制，并能以其革命性的变化推动电视业进行全面整合，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特点，适于进行大规模定制的产业化生产。但因种种原因，其产业化发展并不顺利，因此，推动数字电视产业化转型，进行适应数字电视传播特点和产业属性的电视产业化模式转变，是当前数字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我国数字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当前困境

1. 产业格局中存在大量的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

一方面，在当前的数字电视发展阶段，仍然由政府主导实行运营准入制度。而数字电视与传统电视的一大区别是其产业化一般以产业链的方式存在，跨地域的整合与业务覆盖是其一大特点。这样，先发展起来的数字电视运营商由于对相关资源的先行占有，对后发展起来的数字电视运营商形成了自然垄断，提高了后来者进入数字电视产业市场的门槛，不利于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上级数字电视运营商对下级数字电视运营商在资源和管理上都存在垄断优势，处于更有利的市场位置。此外，对于民营数字电视节目提供商而言，各级数字电视播出机构因为播出平台的垄断享有完全的议价能力。上述垄断的存在使真正创造价值的部门无法得到相应的回报，从而影响其对数字电视产业的投入，最终妨碍了数字电视产业的健康发展。

2. 地区差距明显，产业化发展不平衡

当前，数字电视产业化发展并不平衡。推动数字电视产业化发展的试点都集中于上海、广州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西部地区的数字电视产业化显得相对落后。而这种落后又严重地影响了当地文化体制改革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让数字电视产业化的媒介生态环境不能改善，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怪圈，进一步拉开了各地数字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差距。如在数字电视运营商的上市方面，江苏、北京等早已出现了较多的数字电视上市公司。2001年2月8日晨“歌华有线”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上市共募集资金12.4亿元，主要投资于北京数字电视光缆网络工程建设。[1]其他如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上市公司等，都是发达地区数字电视产业化的先进案例。而在这方面，西部地区的相对落后最终影响了我国数字电视产业化的总体进程。

3. 行政色彩浓厚，产业制度不健全

我国当前的数字电视产业化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行政力量而不是由市场力量来推动的，优化其市场资源配置的产业制度还不健全，由市场决定的资源组合和配置在行政力量的作用下显得相对无力。许多数字电视的产业化政策，如专业付费频道的设立与取消、数字电视运营商的业务运营范围等，往往是政府行政命令而不是产业市场发展的产物。同时，在产业制度不健全的背景下，“政企不分”的情况一方面让数字电视产业在面对电信的竞争时得到了“政策红利”的保护，但另一方面也让数字电视产业一直在“戴着镣铐跳舞”，其产业化发展中事业与产业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各级数字电视运营商并不是在完善的产业制度下进行资源的稳定性重组和公平竞争，其产业链上下运营商之间、数字电视传统业务与增值业务之间、民营数字电视内容制作公司与电视台之间的产业关系也还远远没有理顺。在这些过程中，我们的数字电视产业资源是在不断地消耗而不是在不断地优化。

4. 三网融合带来新的竞争格局

所谓“三网融合”，即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信息技术影响下，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在向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演进的过程中，其技术功能趋于一致，业务范围趋于相同，网络互联互通、资源共享，能为用户提供语音、数据和广播电视等多种服务的过程。[2]在三网融合的背景下，广电与电信可以双向进入，数字电视和电信在上网浏览、视频传播、在线支付等业务上互相重叠，直接竞争。目前我们通常所指的数字电视为有线数字电视，其产业的竞争格局分析如图1：

数字电视的业务首先包括传统的电视业务和广告业务，在这方面，数字电视在系统内与卫星数字电视及地面移动数字电视产生直接竞争，对手可以提供与数字电视相同或相似的内容，且具有移动特性、便捷性等额外附加值。在传统的电视业务与广告业务上，数字电视当前面临IPTV、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的竞争，因为它们在技术和能力上同样能为用户提供与数字电视同质化的服务。在三网融合之前，此类服务为国家政策所限制，无法完全铺开，而在三网融合之后，随着广播电视与电信的服务可双向进入，系统外的威胁成为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直接压力。同时，数字电视相对于传统电视的优势在于凭借其双向互动的宽带网络，能为用户提供互联网浏览、在线支付、互动交流等增值业务与扩展业务。而在这方面，数字电视产业又面临传统互联网接入提供商的竞争。

二、数字电视产业化的转型策略

1. 从传播规模扩展转型为生产要素扩展

一般说来，在同一平台上生产要素越多，产业化规模越大，产业化发展阶段越高。传统电视在频道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其产业化往往首先注重于传播规模的扩展。而数字电视不但突破了频道资源稀缺化，极大地扩展了频道资源这个电视产业基本的生产要素，并将原来不属于传统电视产业的互联网络、电视电话、商务管理、数据服务、娱乐互联等成功地开发成为电视产业新的生产对象，实现了生产要素的扩展，使电视产业有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对象，扩大了电视产业的生产门类，增加了对电视这一相对单一平台的利用效率，增加了电视产业的范围和深度。可以认为：只有从传播规模扩展转型为生产要素扩展，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增加，才有可能在与电信企业的竞争中，实现数字电视产业的扩展。

2. 从节目制播转型为产业链发展

传统电视产业往往只停留于采编播领域，而且往往由单一的电视成从采访、拍摄、制作到播出的一系列工作，产业内的生产单位主要是电视台。而数字电视可培育出从内容提供商、节目集成商、网络运营商、平台运营商、数字电视终端用户等一系列产业单位。一方面各产业单位各司其职，专业化程度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节目集成商和平台运营商等对各种资源的集成，能实现比传统电视更大的投入产出比，实现更多的增值业务。在数字电视产业化时代，越来越多的民营节目制作公司、节目集成商、平台运营商等开始出现，并且它们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如歌华传媒与深圳电视台的合作、九州数码与重庆数字电视公司的合作等。传统的电视产业更多地依靠电视台自身的发展，而数字电视产业往往需要整个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形成合力，从节目制播转型为产业链发展。

3. 从单一经济转型为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数量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决定市场结构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涉及是否应该允许和鼓励大规模企业存在，从而涉及市场竞争与资源配置，影响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美国管理学家小艾尔弗雷德・A.钱德勒认为：“规模经济最初可以被定义为从事单一产品的生产或分配的单一经营企业，由于规模的提高而带来的生产成本或分配成本降低。联合生产或联合分配的经济性，产生于单一经营企业内部由于生产或分配多种产品而带来的成本节约。”只要为两个或更多的生产线提供可以共享投入的服务成本是次可加的（即少于单独为每一条生产线提供服务的成本之和），那么这种多产品的成本函数就表现出范围经济。[3]

传统的电视产业以内容播出为主，提供的产品单一。而数字电视产业是典型的规模经济产业，由于其交互式传播方式的存在，整个数字电视网的用户越多，网络中的信息量越大，单个用户的成本就越低、收益就越大。同时，电视产业发展到数字电视后，可以用单一的传统线路承担数据传输、电话语音、互联网等多种功能，扩大了电视传输的范围，因此也存在范围经济。最后，完成双向传输改造的数字电视产业还存在着需求方规模经济，即每一个用户的价值是由他能连接到的用户数量决定的。整个双向网络的用户数量越多，单个用户所能连接到的用户数量越大，单个用户的价值越高，规模经济效应越强。整个数字电视网络的商业价值也就越大。规模效应与范围效应是数字电视产业的鲜明特点，如数字电视转换中的“两万户瓶颈”我们可以看做是规模经济的反映。而数字电视不断推出的电视电话、互联网服务、股票信息服务等“增值包”“TV+”等，我们可以看做是范围经济的反映。

4. 从单一媒体转型为跨媒体整合

传统电视基本上只作为一种单独的传播工具，其产业化往往只围绕电视自身特性展开，而数字电视在更多的时候成为一个跨媒体整合的平台，其不单担负了传统的电视传播功能，还承担了互联网、电话、家庭娱乐、数字报纸等平面媒体、影音媒体、网络媒体的功能。数字电视产业可依靠数字电视平台对多种媒介资源进行整合，产生出“1+1>2”的效果。如原来平面媒体等各种媒体各自拥有自己的一套记者、采编、传播系统，而数字电视产业凭借跨媒体整合的特性，将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可以进行一次投入、多种产出，实现多层获利，极大地提高了投入产出比，同时也有利于数字电视产业进行多元化经营。

5. 网络建设从国家投资转型为资本运作

所谓资本运作，是指以资本的最大限度增值为目的，以价值形态运作为特征，利用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等手段对资本进行综合运作的一种模式。[4]传统电视产业处于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中，其宣传职能限制了资本运作的空间。甚至对于不涉及意识形态的电视网络硬件建设也主要以国家投资为主，影响了电视产业的发展壮大。而数字电视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电视的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内容提供商、节目集成商、网络运营商、平台运营商、播出终端等多种产业链环节的出现给予了资本运作更多的空间。同时，数字电视产业跨媒介整合、创新发展的特征又需要更多的资本支撑其发展。因此，数字电视产业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进行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为其产业化发展引入更多的资本，解决我国电视产业发展资金瓶颈，通过兼并重组帮助调整我国数字电视产业自身产业结构，整合我国数字电视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并实现其获利的最大化。

基金项目：本文是重庆社科基金《城乡信息公平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阶段成果 项目号： 2010QNZX45 受四川外语学院青年科研骨干基金资助

参考文献：

[1] 胡正荣.媒介市场与资本运营[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232.

[2] 赵子忠.三网融合的关键视角[J].现代传播，2010（6）：6-9.

数字经济下的市场竞争例10

时代进步的同时，数据资源快速增长，数字技术创新速度加快，经济社会各领域加快数字化建设进程，此种情况下“数字经济”有了新的内涵，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重要推动力。当前，企业转型变革中合理应用数字经济技术，为未来企业数据预测分析、战略转型及产品服务信息化等提供技术支撑，促进数字经济实现创新发展。

一、概述数字经济定义及内涵

1.定义数字经济是基于信息技术改革，全球化发展目标，围绕数字技术，基于知识资源的社会经济发展新形势。经过长期的推广应用互联网技术渗透于社会各行业领域发展，人们日常生产与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数字经济理念使得企业更加关注数字技术的应用。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中要积极推进数字化创新，加快内部转型升级促进数字经济实现稳定增长，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社会与市场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2.内涵数字经济内涵，在应用实践中不断创新与演变。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各国开始意识到国家经济增长中数字经济的作用，为了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数字经济战略体系的完善显得尤为重要。有效应用数字经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企业管理目标在于发展经济，基于数字化技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数字经济应用信息网络技术有效融合数字知识理论与各生产要求，对传统经济结构进行优化，以此构建新市场经济形态。相较之传统经济，数字经济比较独特，无线网络移动宽带是信息基础设置，服务于数据分享与传递。企业管理策略优化，要求重视工作人员数字素养的提高，确保新消费者数字化需求得到很好的满足，便于企业合理制定战略决策适应数字经济时展潮流。

二、企业当前服务质量现状

近些年，职能服务方面，企业积极变更内部基层单位分配情况。但为了更好地实现内部服务指标，应用逐层下发方式将任务发给基层部门，基于是否达到内部业务指标判断基层员工工作质量，此种情况下很多员工片面追求工作数量，工作服务质量得不到保障。服务工作中，不重视客户提出的部分问题。公司内容还未建成完善的投诉体系，由此使得用户服务体验大打折扣。形象服务层面，随着时代的进步，网络技术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在互联网运行方面企业有明显的优势。因公司成本投入少，广告宣传不到位，使得辐射范围有限。技术服务层面，企业固网优势在中间地位。近些年，公司增加了布网投入，进一步升级固网，网速、技术深度及通信质量方面优势地位明显。实际工作中，因成本投入有限，人口少及偏僻农村地区企业布网率还有待提高。

三、数字技术对企业管理创新带来的影响

1.数字技术使得企业知识储备不断扩大为了保障企业有效进行管理规划，搜集并分析多元化知识理论是十分必要的。数字技术背景下，企业部分产品与服务产生跨界竞争状态，由此为企业管理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知识来源。企业经营活动中，打破了传统围绕某一项目进行的局面，而是引入与消费者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产品内容。应用大数据资源库创新传统服务理念，构建人工智能化服务平台，借助网络平台企业能够接触到不同行业产品信息，全面搜集消费者购买信息，掌握用户个性化发展需求，探究跨界合作更多机会，以此丰富企业只是储备，为企业经营发展制定合理的战略规划。2.数字技术促进企业实施开放性管理网络数据自身具有开放性，所以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中创新管理策略时，要秉承开放性原则，借助流动性管理企业了解更多内外部信息，合理应用各部门知识资源，促进企业有效开展各项管理工作。实际工作中有效应用数字化技术，增强各部门沟通联系，构建数字化管理平台，公开企业管理标准有效传递内外部管理信息。条件允许情况下，企业还可构建独立服务网站，全面掌握用户消费需求，构建数字化商业模式有效连接众包众筹工作及外部信息资源，借助数字化技术深入发掘相关管理数据信息，为企业经营发展技术问题的解决开辟新的渠道，降低内部财务风险节省生产成本投入。另外，还可构建开放性人才管理模式，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全球化企业宣传软件，借助专利数据库与企业相关文件，用户搜索企业相关服务内容的数据信息，以此吸引更多用户。3.推进企业创新管理流程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创新管理流程要求根据制定管理计划、开发管理内容及调整管理环节等顺序。此过程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有效应用数字技术可打破企业传统管理流程各环节接线，不受时间与空间束缚，快速创新管理内容，节省资源投入成本。研发新技术产品时，可技术结合用户反馈意见适时修改设计方案，而企业管理部门要及时做出决策，快速调整经营策略。

四、数字经济下企业运营创新

1.企业数字化竞争与战略数字化竞争，是企业转型速度与效果竞争的表现，表现为应用数字化技术促进企业业务转型或扩张形成多样化竞争形式。传统企业发展中，新一代原生数字企业冲击着传统企业发展，如数字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形态，今日头条等新闻聚合器、微信及微博等社交网络快速发展，新闻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用户对新闻生产过程与品牌认知也发生了变化。而且，新兴数字企业出现跨界竞争，如企业从传统数据服务转入通信设备制定与互联网接入市场。当前，数字化转型有很好的效果，促使更好地顺应数字时展，增强人才、资本及品牌等方面的竞争优势。现阶段，客户或企业员工，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对数字技术有了更强的依赖性。数字技术利于促进企业有效融合线下实体与线上虚拟空间，实现协同进化发展，促进企业应用数字化技术调整并更新内外部互动方式。日常工作中，企业从真理层面理解数字技术的变化，合理制定决策驱动数字化技术发展，自上而下培养员工养成良好的数字意识与良好工作习惯，主动学习并应用数字技术，创新传统工作流程并支持新数字业务发展，全面提高工作效率创新商业模式，变革进行中有效抓住机遇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2.数字化管理及商业模式企业数字化管理中，可利用新方式创造经济利润，提高客户与员工价值理念。战略层面，企业要先明确数字化战略目标，明确主要负责人并详细制定计划，保障内部上通下达更加认同企业组织，向组织外明确传递数字化转型预期。另外，为了更好地应用数字化技术满足数字化转型要求，企业要对传统组织结构进行合理的调整，加强数字化业务与职能工作整合。随着时代的进步，商业活动数字化水平不断提高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数据分析师专业人才不足等。此种情况下，企业可通过内培外聘方式，构建良好工作环境吸引数字化人才，结合数字化战略更新企业内部文化建设。数字化平台是利用线上技术构建的双边或多边化创新商业模式，其打破了传统行业发展规模，形成新社群市场，原有互相竞争的企业或不同需求的用户都可参与平台建设。数字技术的应用，有效降低了平台运营过程中对基础设施与有形资产产生的需求。同时，零成本传递并复制数字化信息、经验与数字系统等，智力扩展成本不断减少。平台有很多获益方式，如交易佣金的收取、服务费单方面的收入等，还可基于平台数据服务于市场营销、数据交易及投资咨询等。数字平台不断增长的参与用户规模及互动数量，有效提高了平台价值指数，为网络平台效应的形成奠定了基础。3.数字化创新市场与营销传统市场中，用户大多是被动接受产品，在数字经济时代，用户可参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并表达自己对产品的意见。因产品生产周期变短、市场发展呈现精细化趋势，用户忠诚度变弱、线上商业活动趋势及用户多元化消费渠道等，此种情况下用户更加注重个人消费体验。所以，企业要积极搜集、汇总并分析用户消费数据，整理分析线上与线下用户，结合用户实际需求进一步完善服务创新内容，保障用户实际消费体验效果，以此增强用户购买欲望。数字化转型时代，数字营销是企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因而企业应用数字媒体技术构建优质化数字品牌，完善虚拟与实体空间用户体验效果，积极与用户互动。如为了塑造良好口碑与品牌形象，企业加强网络社交营销是十分必要的，充分发挥数字媒体技术优势，更好地满足客户感知需求，实现用户消费与售后保障等无缝衔接，借助分享想法、完善设计、众筹、成立产品讨论组及粉丝社区等模式积极参与相关商业活动。4.数字化创新产品与生产企业借助数字化技术对产品功能与形态进行调整，实现数字化功能。如通过数字化技术对金融产品及服务进行优化，运动服中安如数字化传感器获得消费者信息，根据这些数据结合数字化技术对产品进行优化创新，以此保障产品使用效果增强竞争力。此外，企业传统产品生产中，服务提供面临数字化转型，如借助3D打印技术进行产品加工。实际生产中，如果根据传统制造工艺及数字化技术，提高产品生产质量与效率，促进企业快速转型服务。生产制造只有实现数字化才能实现精益化生产目标，因而企业要虚拟环境中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模型、验证与仿真，在数据平台中统一生产所有前后端环节，增强生产过程的柔性、灵活及智能化特点。5.数字化创新商品与服务贸易现阶段，数字化贸易范围不断扩大，利用互联网或数字交换等先进技术，改变了生产及服务模式，缩短了交易时间与成本投入，快速形成共享经济模式。而且，融合线上或线下模式，借助数字平台打破了时空有限性，促使企业快速简化贸易流程。客户输出数字贸易服务中，其知识比较密集，重视企业与用户间的交流互动性。数字贸易具有创新性，因而企业对外输出产品或服务过程中，应积极学习并应用各类新知识与技术，加大创新力度，确保知识应用模式与新技术、生产要求保持一致。而且，企业还要进一步完善数字资源及知识产权保护体制，规范应用数字金融管理工作，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作用提高企业管理效率。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字贸易活动中，受云计算或互联网等技术影响有了更广泛的服务范围与产品种类，为用户提供了更多选择机会。基于现有资源优势，应用数字技术便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找到人才、供应商及合作伙伴，对生产与创新进行重新组织以构建丰富产品线，更好地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

五、企业服务质量提高策略

1.加大网络建设投入力度现阶段，企业网络在技术服务质量层面有明显的优势。随着时代的发展，移动与电信公司加大了网络建设投入，同时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网速提出了新的要求。此种情况下，企业要积极完善技术服务水平，增加投入建设联通网络。应用先进科学技术为用户构建更加稳固、快捷的互联网环境，保障企业网速与固网地位优势。同时，提高技术服务质量品质与效率，保障用户群体消费体验，塑造良好品牌形象。2.提升窗口工作人员服务质量当今，联通布网范围不断扩大，城市内联通网点随处可见。实际工作中，窗口工作人员要直接面对客户，用户与公司间发挥着桥梁作用传递各类信息。所以，企业为了塑造良好形象要确保窗口服务人员保持良好工作素养与形象。窗口员工要具备一定的耐心与高度责任心。公司要定期为员工组织培训，全面提高业务技能与工作素养。另外，合理制定监督体系，有效监管各窗口人员服务情况并做好抽查，确保窗口服务员工充分发挥岗位职能作用，以防消极怠工或与用户出现冲突。3.加强服务宣传工作人员提高自身技术水平与服务质量的基础上，还要加强宣传公司产品。企业相关人员要正确看待广告宣传的作用，增加成本投入用于广告宣传。通过广告为广大用户传递企业优势，尽可能确保广告形式新颖抓住用户眼球，还要满足用户心理消费需求。另外，利用广告可增强企业知名度，各营业点还可组织更多的活动，利用商业或折扣活动激发用户消费欲望。4.进一步扩大业务范围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单一化产品与渠道明显落后于时展潮流。此种情况下，中国企业也要积极拓宽产品发展取得，利用多元化营业厅如网上、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及手机App等先进营业模式，与各电商平台或电子设备公司加强合作交流，促使各营业厅从传统营销模式转为旗舰厅或体验厅模式，为消费者构建更加快捷方便的体验平台。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我国通信行业发展中，中国联通通信公司是非常重要的构成，其营销渠道与策略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移动与电信等其它通信公司的快速发展直接冲击着企业发展。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正确看待市场竞争，吸收国内外行业发展先进经验，同时有效应用数字化技术塑造良好品牌形象，借助数字化平台加强宣传新业务产品，便于消费群体快速了解公司业务产品，同时还要重视营销策略与渠道的创新，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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