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的主要特点例1

    一、熊彼特的传奇经历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年），美籍奥地利（或捷克）人，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浪漫主义经济学家。是一位对社会科学各方面进行广泛研究，个人生活极其浪漫多彩的传奇学者。他有三个理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他曾经是奥地利王国最年轻的教授；他曾经因图书 管理 员不让他的学生随便用书而公开与之决斗；当那些平庸的教职员们经常在一起聚会、狂欢作乐时，他却浸沉在经济学之中，努力将它推广到欧洲大陆，并建立了经济计量学框架。熊彼特写过许多经济学、 社会学 及 历史 方面的书，而他最喜欢的还是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是他早期成名之作。熊彼特在这本著作里首先提出的“创新理论”，当时曾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并且一直享有盛名。此书最先以德文发表于1912年（据保罗·萨缪尔森，应为1911年），修订再版于1926年，数年后又重印了德文第三版。1934年，以德文修订本为依据的英译本，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46卷。本书的中译本即据此本译出。笔者是2000年在北京大学进修时接触这本书的，并被他的观点和论证所打动。 

    1883年，熊彼特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境内，故有人又把熊彼特看作美籍捷克人）特利希镇的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他幼年就学于维也纳的一个贵族中学；1901－1906年就学于维也纳大学，攻读 法律 和经济，乃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及门弟子。当时他的同学好友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 民主 党领导人物的奥托·鲍威尔，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的希法亭。后来转到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之一“奥地利学院”，今天这所学院仍然推崇资本主义的自由制度。此后他游学伦敦，就教于马歇尔；终生他高度推崇洛桑学派瓦尔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熊彼特曾执教于奥国的几个大学。1918年，他曾一度出任考茨基、希法亭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化委员会”的顾问；1919年，他又短期出任由奥托·鲍威尔等人为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参加组成的奥国混合内阁的 财政 部长。1921年，他弃仕从商，任民营比德曼 银行 行长，1924年银行破产，他的私人积蓄不得不受牵连而用于偿债。1925年，熊彼特又回到学术界，先应邀拟赴日本任大学客座教授，但不久改赴德国任波恩大学教授，直到1931年又短期访日讲学。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1950年初逝世。熊彼特迁美后，尽管深居简出，但仍积极从事学术活动：1937——1941年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1949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还会担任预先商定的即将成立的“ 国际经济 学会”第一届会长。 

    从熊彼特的上述学历和经历可以看出，他一方面直接承袭了西方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衣钵；另一方面又与第二国际首脑人物、社会民主党人有过密切的关系。这些渊源，对于了解熊彼特的 哲学 观点、 政治 见解和经济学说的形成及其特点，都是极为重要的。 

    二、“创新理论”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作为副标题，涉猎范围可谓极其广泛。但是书中最具特色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所提出的“创新理论”。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第二两章最为重要，从静止状态的“循环流转”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特别是第二章对经济发展，包括从“企业家”的特点和功能、“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的涵义和作用，直到资本主义的产生，熊彼特都作了开创性的精辟的论述，既是理论上的探讨，也是历史发展过程的概述。第三、四、五各章则进一步分别阐述了信贷与资本，企业家利润，以及资本的利息。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创新理论”就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在书中，熊彼特首先用静态方法分析了“循环流转”，假定在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所谓“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企业家”。没有“创新”，没有变动，没有发展，企业总收入等于其总支出，生产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资”，因而不产生利润，也不存在资本和利息。生产过程只是循环往返，周而复始。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再生产过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即使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资本家照样能获得利润，掠取剩余价值。可是在这里，熊彼特却否认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所存在的剩余价值剥削及其转化形式利润和利息。 

    然后，熊彼特从“动态”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创新”和资本主义。他在这里通过引进“企业家”和“创新”而导出了资本主义。这些内容就是书中第二章所阐述的“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也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本体。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 

    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 市场 ；（4）控制原 材料 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静止的”。他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这种过程，称为“产业突变”。并说“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应特别予以注重。”所以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新组合”、“经济发展”，都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离开了这些，就没有资本主义。在这里，熊彼特虽然强调了生产技术革新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引用了“变动”和“发展”的观点。 

    在熊彼特看来，所谓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用以“把生产指往新方向”、“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不是具体商品的总和，而是可供企业家随时提用的支付手段，是企业家和商品世界之间的“桥梁”，其职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而提供必要的条件。 

    接着，熊彼特又分析了“企业家利润”及“利息”的产生。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只有在实现了“创新”的“发展”情况下，才存在企业家，才产生利润，才有资本和利息。这时，企业总收入超过其总支出；这种“余额”或剩余，就是“企业家利润”。在熊彼特看来，这是企业家由于实现了“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

应得的合理报酬”。 

    关于“利息”的形成，熊彼特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利息实质上来自“剩余价值”或“余额价值”。在正常的 经济 生活里，除了上述“余额”或“剩余”外，没有别的东西能产生利息。而这种“余额”或“剩余”，如前所述，乃来自“创新”所引起的“经济发展”。因此，在“循环流转”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没有“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就不会有利息。第二，“发展”带来的“余额”或“剩余”价值，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家利润；一类是同“发展”本身相联系的结果。显然，利息不能来自后者，因此，利息只有来自也必须来自“企业家利润”。利息便是从这种报酬中支付的，如同对利润的一种“课税”。第三，在一种通行“交换经济”也就是“商品经济”的 社会 里，利息不是暂时的，而是一种永久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利息理论上，熊彼特的“创新”和“制度”利息论则与他的老师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大相异趣。他们师生二人，也曾为这一问题有过多次为 经济学 界所注目的争论。姑不论两人的论点谁对谁错或两者皆错，这种争辩的精神却颇有可取之处。

   三、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

    

    在本书最后第六章中，熊彼特运用他的“创新理论”分析了商业周期的形成和特点。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的出现，不是象人们按照“概率论的一般原理”所预料的那样连续均匀地分布在时间序列之上，而是时断时续、时高时低的，有时“群聚”（即“成组”或“成群”），有时稀疏，这样就产生了“商业循环”或“商业周期”。同时，在 资本主义 的 历史 发展过程中，“创新”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因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有大小、长短之分，这就形成了周期的升降起伏波动。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到1926年《经济发展理论》德文修订再版时为止，熊彼特尚未发展到“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当时他的心目中所考虑的，主要也还是为期大约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也就是仍为单一的商业周期理论。不过，熊彼特当时已经表现出对他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不甚满意的情绪。他在本书第六章　“商业周期”的开头就写道：“关于危机的理论，更正确地说，关于经济重复变动的理论，甚至还不象已经阐述了的关于企业家功能、信用、资本、货币 市场 、利润和利息等理论那样，有一个对主题比较令人满意的表述。”他又写道：“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只是一个骨架；我自己所许诺的彻底研究尚未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计划，象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一段长的时期。”直到1939年，熊彼特的英文两大卷，共1100余页的《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 统计 的分析》（简称为《商业周期理论》）一书，才在美国出版问世；完成了他的颇具特色的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但是还必须指出，在此以前，也就是本世纪30年代初期，熊彼特对于商业周期理论已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构造端倪。尽管在1934年3月本书英译本出版时，他并未对第六章作任何改动，但在一年之后即1935年5月，他却在美国《经济统计评论》杂志上发表了“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的主要轮廓，这可以说是后来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的雏形。为了让读者对商业周期理论有一个基本了解，《经济发展理论》的编译者将熊彼特的“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译成中文，作为本书的“附录”一同发表。读者如果将“附录”和第六章结合起来阅读，就可以获得熊彼特“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的概貌。

    从附录“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可以看出，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是综合了前人的论点、加上自己的见解而融贯形成的。他首次提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长、中、短“三种周期”的理论。

    第一种是经济“长周期”，或“长波”，又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由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于1926年首先提出，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每一个周期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在这里，熊彼特沿袭了康德拉季耶夫的说法，把近百余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进一步分为三个“长波”，而且用“创新理论”作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

    “长波”i——从大约1783年到1842年，是所谓“产业革命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专指第一次“产业革命”。

    “长波”ii——从1842年到1897年，是所谓“蒸汽和钢铁时代”。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提到的蒸汽是与上一时期的技术发明有连贯性的。

    “长波”ili——从1897年到二十世纪20年代末首次提出“长波”理论为止（当时这个“长波”尚未最后结束），是所谓“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

    第二种周期就是通常所说的平均大约9年到10年的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又称“尤格拉周期”，由法国的克莱门·尤格拉于1860年提出。在三种周期中，这一种是提出最早的。

    第三种是平均大约40个月（将近三年半）的所谓“短周期”或“短波”，又称“基钦周期”，由美国的约瑟夫·基钦于1923年提出。

    熊彼特还宣称，上述几种周期并存而且相互交织的情况，正好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因为在他看来，从历史统计资料表现出来的这种周期的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新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联。概言之，一个“长波”大约包括有六个“中程周期”，而一个中程周期大约包含有三个“短波”。熊彼特本人也认识到，除了“长波”外，很难就“中程周期”，更不能就“短波”，具体地指出某一个周期的上升波动是和某一种 工业 的发展或某一种生产技术的革新有关联的。

    熊彼特的关于商业周期的思想观点和各个周期的具体内容，在1939年出版的他的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一书里，有更加广泛的描绘和详尽的发挥。

    四、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他的“创新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熊彼特非常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并把这种“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因而认为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既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更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看法颇有其可取之处。因为我们知道， 马克思主义 政治 经济学从来就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来就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革命的最活跃的因素。这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即使对于 社会主义 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也仍然应该是这样。

    第二，在分析中熊彼特极力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作用。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熊彼特还非常强调和重视“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也是不多见的。

    西方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说过：“现代正统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系统理论分析中，从不试图分析［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这点可说已成定论。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熊彼特，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在这方面离开传统标准的一个突出代表。”特别是传统的庸俗经济学，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更，而他们所说的“经济发展”，

主要甚至完全是指 人口 、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等在数量上的逐渐变迁。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则在于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 资本主义 的基本特征和 经济 发展过程，以图把 历史 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两者结合起来。

    斯威齐接着又指出：“熊彼特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概括地指出两者的相似之处以后，他又说“对于熊彼特理论的简要概述足以表明，对于他，如同对于马克思一样，都把生产方法的变更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但是斯威齐立即又着重指出：“尽管熊彼特的上述观点同马克思的观点存在着某些明显的相类似之处——对于这一点熊彼特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的理论上的差别。例如，在熊彼特那里，就没有‘产业后备军’的分析；他对劳资关系的分析和处理，亦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熊彼特自己在本书中也说，他的结构只涉及马克思研究范围的一小部分。

    关于熊彼特和马克思的渊源问题，熊彼特的夫人伊丽莎白曾经写道：“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这正是熊彼特本人和他所论述的十大 经济学 家中最年轻的凯恩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诞生的一年。熊彼特和马克思有一共同之点，那就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在他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里，熊彼特试图提出‘关于经济变迁不单是决定于推动经济制度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各种外在因素的纯粹经济理论’。在这一著作的日文版的绪言里，他说：‘读者可能会立刻明了的一点，’我在开始时是不清楚的，即这一概念和这一目的（指熊彼特自己的）是和构成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基础的概念和目的完全相同的。”实际上，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或前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在任何其他方面，他只是采用或修改李嘉图经济学的概念和命题；但是被放在次要的黑格尔背景里的经济发展概念，却完全是马克思的创见。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才又都折回到他这里来，尽管他们可能发现他有许多可以批评之处。“我们认为，在这一重大的共同点上，熊彼特很可能于无形中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但毕竟由于世界观和立场不同，因而用伊丽莎白·熊彼特的话来说，就引向极不相同的结果：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辩护人。”（斯威齐语）

    我们暂且不论熊彼特是如何受到马克思学说观点的影响，也不论他所受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创新理论”中的上述几个观点，如强调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方法变革的观点，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观点，强调企业家创新功能的观点，无疑仍然是正确的。这对于我们今天进行 社会 主义 的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新经济的主要特点例2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运行显著地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的轨道，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新情况新问题愈加凸显。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成为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临的重大课题。2014 年7 月，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提出了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新要求。强调学好用好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这里提到的各级党委和政府经济发展规律能力和水平这样一些关键词表明，是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论述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2015 年11 月，在规划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关口，在主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 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的重要论断，从必修课意义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强调指出：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的这些论述，是制定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指向。

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修课，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理论指导意义的肯定。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必修课，在根本上也就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必修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经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发展的理论形态，具有显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思想特色。

1956 年，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时，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创之作。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的调研中，毛泽东同志提出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确定了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和方向。他提出：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指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进行第二次结合过程中，《论十大关系》和之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的一些独创性观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毛泽东同志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了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从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根本原则上，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正确道路确定和战略思想制定上的作用和意义作了深刻阐释。

1984 年，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转折时期，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认为，这一《决定》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是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的印象。这一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同志认为：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从治国理政的新高度，从进行第二次结合历史进程中，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到党的十八大召开期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新成就及其必修课的作用和意义作了重要论述。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历史地，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其起源和延伸上，就是以中国实际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联系起来为基础的，也是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的。在战略思想意义上，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以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的探索为主题和导向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这也是提出必修课思想的历史根据和理论基础。

2016 年7 月，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再次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从经济新常态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指导实践到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从加强研究和探索到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求上，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高度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则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品质和思想特色。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原则，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施的重要目标和重大课题

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的重要思想，其中最为要紧的重大原则就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对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大原则做出多方面的论述。从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意义上，他提到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经济社会发展整体关系上，他提出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从治国理政的战略全局上，他提出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关于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大原则的思想，充满着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深刻意蕴。

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治国理政的高度阐释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系列重要讲话的聚焦点和着力点，也成为他丰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立足点和生长点。强调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对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当代意义做出新的判断;他强调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使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成为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在新常态经济大逻辑中，提出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思想;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探索中，他又提出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的思想。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体制运行方式的总体整体的结合上，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研究的视界，丰富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也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四大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改革目标模式时就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已经成为最近2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遵循，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程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具创新性的理论观点;而市场经济体制如何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

这一结合起来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背景下，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与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结合，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结合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在这一结合起来的问题上，公有制经济也好，非公有制经济也好，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些矛盾和问题，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但是，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最不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

二是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在这一问题上，同样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强调的辩证法两点论，关键就在于要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这一定位，是以中国的经济事实和经济改革实践为依据的，是对这一实践经验的理性提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题的重要呈现，是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发展，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基础

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相连、结为一体的思想特色。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凸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的根本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直强调：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根本立场，深化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核心观点。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理念，这就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新发展理念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的第一动力内在要求必要条件必由之路和本质要求这五个方面紧密相连、相互着力，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一整体统一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统一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统一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五大发展理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怎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的新的回答，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础。

新经济的主要特点例3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8）02-0007-05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提出的新判断。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研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开启了创新的空间并提供了有力支撑。正确的理论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形成建设理论和发展理论的重要阶段，面对新时代、新发展、新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新的理论探索，通过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动态发展和不断创新，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科学理论。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理论基础与现实背景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创新。科学的理论要能够反映特定时代的主题和精神，是引领时展的精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基于对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深刻认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正确指导下，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实践经验总结提升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和丰富的现实背景。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纵观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整个历史进程，无不贯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其先进的思想方法论精髓为积极开展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过程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和历史变迁的思维再现，是以社会经济发展实际为基础的抽象概括和加工修正，具有鲜明的历史感[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思想深深植根于社会经济发展实践，在理解和认识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始终坚持逻辑过程和历史进程的辩证统一，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科学性，其在我国经济改革和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和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断创新的经济学，其科学价值在于能够根据实践的变化和社会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以新的理论和观点揭示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历经一百多年演变进化而经久不衰，在当代仍然具有强劲生命力的重要根源。面临经济发展与改革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坚持以发展的、辩证的和整体的逻辑思维审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表现。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现实背景，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现实背景

理论来源于实践，最终也必须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面临诸多挑战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其创新发展必须立足于当前国内经济的发展实践。

经济新常态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状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具有其发生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和外在原因。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不确定因素的日益增加，世界经济总体的持续低迷使得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严重削弱。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是国内经济内生因素和国际金融危机双重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趋势和现象，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今后国内经济的发展将面临不同的环境和条件，是中国经济告别传统粗放型增长方式、开启内涵式增长方式的重要标志。一方面，新常态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经济增速的放缓、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增长动力的多元化为中国经济转型、均衡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总书记说，新常态下国内经济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仍处于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大趋势，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发展韧性和充足的发展潜力，现阶段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仍然具备支撑和促进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和因素，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依然保持稳中求进的发展态势[2]；另一方面，新常态必然派生新问题、新矛盾和新风险，如一些长期积累的失衡因素和隐性风险将伴随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而逐步显性化，创新环境的缺失和经济增长动力的不足可能导致新旧增长动力的接续出现断档，宏观经济调整和平衡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面对新常态下出现的各种新挑战，如何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突破社会发展瓶颈，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课题。经济新常态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突破提供了现实背景。

二、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的辩证思考

中国经济体制的变迁和发展模式的转型始终伴随着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发展转变，这突出地体现在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动态发展和不断创新之中。“范式”一词最早源于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hu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是人们公认的并且共同接受的一种对事物的观点或思维的框架，是一种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综合体[3]。理论创新“范式”既是一个世界观层面的思想、立场问题，也包含方法论层面的方法和实践问题，是理论与实践、历史和现实、主观和客观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动态发展和不断创新是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发展新视界、新成果的客观展示，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发展、创新的具体表现。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应坚持以实践为本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应注重和坚持以实践为本，立足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发展的新实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同志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4]。这一重要论断表明，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创新发展必须坚持以我国的国情和社会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作为现实基础和基本立足点，不断揭示和提炼总结新常态经济的运行特点和发展规律，并将其系统化、理论化。

理论思维源于实践，以实践为理论源泉和归宿。“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经济新常态是对当前国内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现实描述和高度概括。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实际上，这正是中央对于经济新常态的重要表述。在新常态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创新发展应继续坚持以实践为本，总结新常态下经濟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在有效破解我国经济发展瓶颈和解决经济新常态下调结构、转方式主要矛盾过程中不断突破和创新，以理论创新指导新的实践，以实践创新丰富新的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追求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人是变革和创新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力量，其自身的发展水平将会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

总书记指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5]。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主体论”充分体现了人民是推动经济发展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也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一方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程受到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主导和制约，是在一定的社会发展条件下，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具体的历史过程。在经济新常态下，我们面对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更加强调提高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经济发展质量，其内在的人学向度为人的不断创造和自我实现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纵观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整个历史，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直接来源，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动力。基于新常态下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实践，新的理论诉求呼吁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断突破和创新，同时，新常态的人学向度也为在新阶段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提供了核心路径，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立足点和归宿。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应以问题为导向

从本质上来说，问题的本质是矛盾，是理论与实践、甚至理论内部之间存在的对立统一的相互关系。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历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6]由此可见，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明特点，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解决新问题、新矛盾而获得新的理论和新的知识，从而不断引导理论创新和指导新的实践[7]。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党领导人民在时展和社会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围绕如何认识和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时代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的问题重新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等重要创新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除此以外，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结合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特征和新问题，不断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进行创新发展和大胆尝试，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新常态下，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系列新的理论问题、时代课题和现实问题。继续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总书记明确强调，全党要树立和增强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坚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着力研究和解决经济建设和改革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关键问题[8]。“五大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两手合力”论等新的经济战略思想无不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是现实中带有根本性问题的科学回应。问题导向是理论创新的重要范式，“问题范式”内含于“哲学范式”之中，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领域和方向。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必须树立和强化问题意识，始终坚持以新常态重大问题、关键问题为导向，不断推进问题范式与理论范式创新的良性发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应立足新常态经济特征

思维是主体对事物表象与概念的深入分析、综合判断和推理的认知活动。思维范式则是思维主体本身所具有的思想观点、价值观念以及在推动理论范式创新中所采用的思维方法，是推动其他理论范式创新的催化剂和内生动力。辩证思维的实质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的坚持和进一步发展，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基本原理的具体表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辩证思维审视和分析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新局面、新动向和新趋势，深入研究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善、市场与政府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等多个方面的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为其增添了中国特质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随着国内经济全面步入新常态的新阶段，融合新常态下新问题、新实践的辩证思维使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能够科学地解答新常态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关键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的基本要求。经济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从本质上来说，经济新常态是形態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核心问题在于提质增效，追求全面均衡、整全性发展和可持续的高速发展[9]。辩证认识和审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是推动我国国内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范式的创新应以经济新常态下所呈现出来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为客观依据和立足点，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思维方法，科学把握新常态经济的动态性、规律性和发展性，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引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中国化

研究基点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创新发展的基础。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创新发展应以研究基点创新为起点，坚持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的基点，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科学创新符合我国经济建设客观实际和运行规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基点是具有整体性的劳动范畴，强调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通过劳动主体和劳动客体整体作用的统一发挥而实现的物质转换过程。首先，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发展必须服从于客观逻辑的决定，并遵从最基本的客观事实，在客观实践中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升华，否则就会偏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导向。改革开放以前，我们一直将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研究基点，并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10]。改革开放赋予了社会主义原则以新的时代内涵，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和坚持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出发的前提下，突破了传统经济理论研究的禁区，基于改革开放的实践开创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理论，是遵循客观逻辑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社会主义，具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性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和商品经济不发达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一个特定时期。解放和大力发展生产力仍然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创新发展要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之间个性与共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特殊与普遍的辩证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主体框架下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实践内容，在深刻理解个性与共性、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法的思想基础上不断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进程。

（二）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拓展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范围的具体化和多元化

研究对象是确立一门学科的规定，也是决定学科属性的根本因素。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总和[11]。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创新发展应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不断拓展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范围。

其一，从理论范式创新特质来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实践方面表现为一定的不可通约性。理论逻辑主线是贯穿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始终，反映和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核心的中心路线，也是任何理论创新发展首先应明确的主要问题。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发展过程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主线的决定因素。其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引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而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则取决于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所有制问题是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关系研究中的最根本问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始终坚持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经济制度的核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具有与资本主义社会和一般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不同的独有特征，其所有制结构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也有别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首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根柢；其次，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特性和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当前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发展格局。因此，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拓展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范围，必须明确其研究对象在新常态背景下的历史定位，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方式、市场资源配置等纳入理论创新的研究范畴，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的具体化、多元化。

（三）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新经济的主要特点例4

一、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学科建设的创新

武教授首倡并长期研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这一新学科，他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开始，对于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对象、任务、方法、分期、阶段、线索、脉络以及基本特点、核心范畴、理论主线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立体性、多层次的框架性研究，并逐步将研究拓展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一书的出版意味着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架构与基本内容大致成型，学科建设和主要问题已基本清晰。

1.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任务、特征与分期。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研究并解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与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性的科学”[1]；其任务是“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基本过程的历史考察，实事求是地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早期共产主义者、主要领袖人物、著名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客观地再现富有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造性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2]这个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具体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这种中国化的过程与创新在实践中产生了怎样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2.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特征。武教授又细分为“内容特征”和“研究特征”。内容特征：革命性、实践性、科学性、创新性；研究特征：过程性、综合性、概括性、评论性和预测性。这样的总结概括既有客观性，又有创新性。理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分期过程中的结点问题至关重要，武教授对“六大结点”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体的先声；中国共产党诞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载体；新中国成立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洗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新时期的起点。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确定为辛亥革命并相应进行必要的阶段划分，尚属首次，具有开创意义。

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环境、线索与方法。武教授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之所以产生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在于社会主义在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要具体化、特色化，而且在于社会主义得以在中国实践的环境系统，亦即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以实践的客观条件与环境特征。[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正是在中国现实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环境特征之上产生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特定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不是简单的逻辑回归，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论及的本来意义社会主义的现实，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也就使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国情的函数。王教授认为，概括并把握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线索是该学科研究的基本要求，他指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与中国旧、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基本相一致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其主干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线索是清晰的、鲜明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过程，大致表现为：产生———形成阶段；实践———发展阶段；改革———创新阶段。依据这一基本过程，又可以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线索概括为：来源、产生、发展、创新的不同时期。[4]在史学研究中，研究方法至关重要，判断其研究是否具有新意、是否具有开拓性，在很大程度上看其研究方法是否有创新与突破。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是一门经济科学，又是一门历史科学，其研究的根本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受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对象和任务所决定，它在运用上述研究方法时，又具有其具体形式，即过程法、分析法、比较法与评论法。其中“过程法”和“评论法”是创新点。需要说明的是，王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又区别了研究方法与阐述方法，两种方法相互结合、互为促进，研究方法为阐述提供内容，阐述方法体现研究成果，并且将阐述方法概括为：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重在发展。研究方法与阐述方法不尽相同，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研究方法是基础，阐述方法是说明；研究方法是本质，阐述方法是形式。

4.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理论主线。武教授在《研究》[5]中提出“理论主线”的内涵，即贯穿于一般理论的研究并对其具有制约作用的理论研究。他认为，任何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都存在着自己的理论主线。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线是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认识与争论。王教授从我国经济理论所研究的主要方面与问题、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过程、我国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以及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三个方面精确、充分论证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线的存在与意义，批判了以往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认定计划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然、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的错误理解，指出：计划与市场都不过是一种调控手段，都表现为一种经济机制与经济过程。计划的本质在于实现宏观控制与经济发展的总体比例性；市场的本质是使整个系统的各经济主体实现利益与平衡运行。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即内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之中，统一于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把市场与计划归结为价值规律的微观规定性与宏观规定性的实现形式，在学术界还是第一次。探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线亦属学术创新。#p#分页标题#e#

5.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范畴。武教授在思考与概括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时，将其定义为：既能够客观反映某一理论体系概念链条的本质联系，又能够科学体现决定这一理论体系的现实过程、特征及其趋势的基本理论概括。既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任务是概括、总结并说明以实现现代化为核心任务的经济观念、理论以及学说的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性，是关于为何、如何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学问，是中华民族近现代追求和实现现代化伟大与艰辛奋斗实践与历程的真实概括与总结。因而将其核心范畴规范为“现代化”也就易于理解了。王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国情与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与结晶，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概念链条以及核心范畴对我们的启示，逻辑地将“现代化”确立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具有客观性、逻辑性与科学性，这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密切相关。由于“现代化”这一核心范畴的选择，既能够揭示我国社会生产发展的方式与实质，又能够揭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方向，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与特征。因此，将“现代化”规定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是科学和必要的。

二、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内容的创新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是从重要代表人物的理论研究起步和推进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每一步发展都少不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推动。主要代表人物在把握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之上提出的独有经济思想与理论方略，促进与创新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武教授概括与总结了这些代表人物的理论，将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串接起来加以汇总和集成，从而实现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创新。

1.关于中国基本国情的理论概括。武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百年考———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6]中指出，认识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和不利的现实因素，特别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和它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任何一种思想与理论的出现都有其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其在一个国家的实现与发展程度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以及它给这个国家创造的发展空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在中国国情基础之上产生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特定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是社会主义运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反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具体实现形式。中国现代经济的形成、发展与创新过程，充分地说明这一点。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联系，中国的社会主义与科学意义的社会主义相比较，武教授将其概括为“国情十条”[7]，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对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加以概括与总结，明确了我国国情的特殊性，从而在此基础了上论证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任务，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所在，即实现现代化。“国情十条”的概括与说明，在学术界尚属首次，

2.关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理论阐释。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武教授概括为“市场经济八条”[8]。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我们不仅在认识上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飞跃，而且对社会与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到了新高度。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吸收了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造的优秀成果，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课题，而且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核心问题。

3.关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性的理论说明。武教授对价值规律的内涵及其规定性做出了创新性的研究。他指出，价值规律有两重含义：从微观看，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从宏观看，社会总劳动在社会经济各部门间的分配是由社会各种实际需要及比例决定的。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是价值规律的微观规定性；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是价值规律的宏观规定性。这里，王教授首倡价值规律“双重规定性”[9]———宏观规定性、微观规定性。价值规律“双重规定性”的阐释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说明是一致的。在王教授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可能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自觉组织经济活动，充分发挥其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作用，从而在理论上畅通了我国经济模式设计与体制改革实践的道路，把握并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转轨。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两个事物的外部联系，而是同一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双重要求及实现形式，相互间存在着内在的本质联系，计划不仅而且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起作用，市场也完全可以由计划来指导并且成为实现计划的重要手段和形式。计划和市场不仅不是对立物，而且同是社会主义经济内在联系的两个重要特征，都是经济手段，二者之间既不是“板块”间的结合，也不是相互间的“渗透”，而是有机的整体，共同构成中国特色市场经济。

4.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基础与创新。30多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时期，党和人民获得的最大思想财富就是邓小平理论。王教授认为，邓小平的伟大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我们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改革开放，发展中的中国开始走向世界；二是为我们贡献了一整套科学的理论———实事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从经济学角度将其概括为“创新十条”[10]。“十条”新认识基本都是邓小平首先提出并加以阐发的，构成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并集中表现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5.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要点与贡献。构建和谐社会，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之奋斗的总体目标，其关键在于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以及其他各方面都适合、有效、促进的富民强国之路，实现经济发展的科学化，这就是党的十六大以来逐步丰富与完善起来的科学发展观。王教授认为，科学发展观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带领全国人民继续建设与实现现代化的崭新理论成就。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贡献，王教授概括为：以人为本，不折腾；全面、协调、可持续，包括实践第一，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农村建设，科教兴国，统筹兼顾，市场经济“九大理论支点”[11]。这一概括极富创新力，尚属首次。#p#分页标题#e#

三、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重要节点的创新

理论研究的重要节点如同织网时经纬线的结点，既决定着网格的大小，又影响着网的牢固程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节点实际是理论研究过程中的重要理念、关键范畴或认识创新。

新经济的主要特点例5

因为我现在正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理论体系，想看看来自一线同志是怎样认识问题的，我答应了罗虎同志。何况，我国大学的确很少有老师与学生就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做课题的。现在，在央企中有人做这样艰深课题的研究，应该得到鼓励与支持。并借此机会，陈述自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理论体系的看法。

研究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具有开创性意义

这件事，使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十前。当时，应人民出版社所约，我主编了一本党的十报告国有企业学习读本。解读十报告时，萌生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理论体系的想法。动起笔来，才知道研究何其艰难。2012年11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穿党的十报告的一条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我觉得这个体系是庞大的，我们国家的大学没有这样的教科书，世界其他国家也没有发现。理论上没有现成的东西参考，我只能扣住制度自信来写，这样写也还集中一点。后来王勇同志看到书稿，对扣住制度的写法是充分肯定的。

因为十报告里有老路、歪路与新路的说法。我们走的是一条新路，而新路是靠制度支撑的。国资委在2003年成立后，最大的功劳是建立一套国资监管制度，尽管这个制度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然而，我国国有企业多年来一直陷于被所谓主流经济学者和部分公众“好也骂、不好更要骂”的尴尬境地。在部分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代表自居的我国经济学者眼中，这都是国有企业垄断和国家政策支持的结果，这都意味着“国进民退”。他们认为，以党的领导和国有控股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过渡性和临时性制度，其迟早要朝着完全“西化”的西方主流企业模式来发展。而平时习惯于说国企好话的多是党政干部，其所言的理论价值与学术价值较低。中国的现实确实需要拿出一套新的理论体系出来。理直气壮，理不直，气也壮不起来。

当时，从制度自信上写，还因为我手头有一大堆文件，这些文件是制度的反映。这要感谢彭华岗同志，他把国资委那几年的方方面面文件给我看了，我把这些政策都消化了再用理论语言重新组装起来，实际上是一个制度体系。因为时间关系，也没有做到深入研究，离一个理论体系差距很远。后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以及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出台，中央重大决策每每出来，我都写一本理论书，阐述这些理论与政策。这几年，我一直关注这个课题的研究。后来发现有好几所大学与研究机构也做了这方面尝试，但是，这块硬骨头，终究未有人啃得下来。

我觉得，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范畴的提出具有开创性意义。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以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形态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自然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是“中国版”的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国企改革开放新实践相结合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理论体系，对于更好地指导我国国企经济发展实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建设蓬勃发展，对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对于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都是极其重要的。

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我在1995年围绕“资本”这个词研究了几近一年，后来党的十五大报告把资本这个词写进去了。《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一书记录了这个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国企经济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和独创性观点，也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例如，所有者管资本理论的提出，便是创新。如何科学概括这些理论成果和独创性观点，是理论界、学术界思考和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理论体系范畴的提出，显然具有开创性意义。罗虎的研究课题侧重制度创新，他认为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创新决定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创新又决定了国有公司治理制度创新（这里的公司治理制度是党的领导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机结合），国有公司治理制度的创新又决定了公司的经营者素质和努力程度，并由其决定了公司的管理制度创新和经营战略创新，并由此进一步决定了公司的营运和绩效。这样，就可以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五个方面制度，即党的领导制度、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国有公司治理制度、国有企业管理制度融合贯通起来，并由此构建起一个基于制度创新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绩效综合决定理论框架，这就是他的“国企模式”的基本框架和内在机制。这个逻辑体系是独特的，是属于自己研究出来的。

罗虎同志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当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的内容，因此这个研究是有开创性意义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的难题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世界性难题。其前提是要保证公有制在市场经济中得到贯彻。因此，要对传统公有制进行产权改革，要找到公有制在市场经济中的具体实现形式，要研究解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最大难题。因为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理论体系也迟迟拿不出来。

按理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及其成功进展，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最具创新性的部分。回顾3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和实践建设的过程，对于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解放思想，突破改革的难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经济学家争论了整整一个世纪。中国共产党刚取得执政地位时，仿照苏联制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经济建设规模的日益扩大，产品数量和人们需求的日益增加，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也逐渐暴露。一是所有制结构单一，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二是经济决策权过于集中，企业成为行政部门的下属单位，缺乏自。三是靠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市场机制被完全排斥在外。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经济社会发展效益不高，人民生活日益陷入窘迫。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剧变以后，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巨大挫折。中国的实际和苏联的困境都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一个强烈信号――继续走计划经济的老路行不通了。中国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在这样的条件下，总结中国国有企业的市场经济实践，并从中提炼出反映规律的理论成果，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的科学价值体现在哪里？归结到一点就是，它直面人类国企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中的根本性难题，努力探索把那些看似相互对立的因素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和途径。比如：在所有制结构上，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又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国有企业改革上，既坚持维护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又坚持建立市场化的体制机制；在收入分配改革上，既注重提高效率，又注重社会公平；在改革方式上，既坚持党的领导、有计划有组织推进，又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摸着石头过河”；在企业发展上，既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又重视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既重视总量又重视结构，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等等。这样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中国的基本制度、基本国情和历史传统；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又利用市场经济的长处，就从理论和实践上超越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流俗教条，创造了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新模式和新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道路。当然，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所期望的，在现实中并没有那么美好。于是，从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起，再次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国企改革。

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重大的成就和根本的特色，就在于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又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二者的结合与统一，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有三个原则：其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二，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其三，社会主义国家要从宏观层次上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以减少市场的盲目性和自发性，要用“看得见的手”引导“看不见的手”。对这一主题和课题的不懈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任务。罗虎同志的这本书是针对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进行研究的，研究的正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的问题，是对准了这个最大的难题，其分量自然会重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要点

我翻阅了罗虎同志的论文书稿，虽然稿子洋洋十几万字，但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旁征博引、内容丰富、观点鲜明、结论可信，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创新性。这也充分印证了我最初的直觉，这个主题的研究确实很有价值，而罗虎的研究，是属于中国特色的内容，在制度创新等一些方面填补了国企经济学研究的空白。

在此，我想对于中国特色国企经济学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强调自己的观点，这也是罗虎同志已经做了的并且正在努力的，愿意提出来作为我们共勉。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研究“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唯物主义立场。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列宁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教条。”同志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立足于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是研究和揭示现代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的科学，是在长期的国企经济发展实践中，正在形成的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实践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出发，不照搬不套用，开创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用这个标准衡量，罗虎同志坚持实践观点，他能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出发，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出发。我认为作者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学风值得我学习。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研究以国企发展和运动的规律为主的任务。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形态。这既包括改革开放以后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也包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发展战略、发展理念、发展政策和发展道路。要研究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产生、发展和运行的规律。把中国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学说，并从中国的特殊经验中提炼普遍性原则。在探索把公有与私有、政府与市场、自由与集中、速度与质量、效率与公平、开放与自主、稳定与变革、传统与现代等因素有机结合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本目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从这一点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研究中，更加突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内容。只有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要求出发，才能客观判断我国国企经济改革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确立正确的改革评价和检验标准，清醒认识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根本动因。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研究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逻辑起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既是我国改革发展实践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的主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统一问题，都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探索的难题。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又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核心和鲜明特色。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研究的协调利益矛盾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的改革动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是找出经济改革发展中各种利益冲突的根本原因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办法，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凝聚共识，实现经济更好发展。譬如在企业分配方面，深入阐释如何实现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统一，如何从以下三个方面解决分配原则：一是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二是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等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学的内容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企经济的消费、生产、分配、交换等主要环节以及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主要方面，要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作者对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如何创新发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有新意的观点。他根据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内涵，提出“党的领导、国有控股、多元治理、科学管理”的思路。对于国资监管机构下一步如何以管资本为主来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国有企业下一步如何推进特别是在母公司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国有企业如何在新的产权多元化背景下完善公司治理和管理机制等，提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意义的新思路和新观点。

翻看一下简历，罗虎拿出这本书稿不是偶然的。他参加工作不久便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上发表《正确理解、真正做到坚持社会主义的基石――认识小平同志社会主义本质论重大意义的新视角》。到了2004年，发表《从拥有资产经营向控制资产经营转变――中远集团放大国有资本、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实践和探索》。他一直在思考与写作之中。他的探索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不是凭空起高楼。他长期在央企中远集团的研究发展部门工作，是高级经济师，在这样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参谋部”和“智囊团”工作，加上他又善于思考、笔耕不辍，承担撰写200余篇企业研究报告，为他研究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储备，很接地气，写起来有自信心，这也是他的优势所在。

当然，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研究也好，“国企模式”研究也好，都是很大的主题，深入研究起来难度很大。而且，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和很多不同的观点。我赞成罗虎的立场与态度，但提出“国企模式”、“中国模式”的概念，需要更为系统的论证和更长期实践的检验，而且目前正在改革过程中，有很多变化正在发生，做定论尚需要时间，这样可以留下更多的余地。过去讲的“国企模式”、“中国模式”，很多内容尚需要重新认识。希望罗虎在投身火热国企改革发展实践的同时，能够继续不断关注并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研究。

新经济的主要特点例6

目前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已经呈现严重的错位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一是某些经典理论观点明显地不适应于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现实;二是许多本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在许多方面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方面,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强势发展相比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二是国内经济学界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西主马微”局面,同日益走向中心地带并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声弱势微,并日益被边缘化。之所以如此,其根本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发展缓慢,主要表现为目前仍然坚持某些已经过时的具体结论、经久不变的分析方法、教条僵化的传统观点以及始终不变的理论范式,因之而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陈旧化特征:观点旧、方法旧和形式旧。这种陈旧化特征,一方面严重抑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严重落后于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一方面始终严格地以社会生产方式的客观事实为根据,而社会生产方式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近一百多年来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始终以经济学理论的成果为科学基础,而经济学理论也在不断发展与创新之中,近一百多年来这种发展与创新的速度和深度也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经济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化明显加快,我国改革开放、体制转轨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攻坚阶段与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人类社会新的历史时代和经济学新的历史发展迫切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在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传统的基础上分析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新特征,借鉴现代经济学的新成果,不断扩展新视野,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构建新范式,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创新的必要性

(一)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17由于“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1]489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基本成熟。这个时代正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也是资本主义发育成熟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既确立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特征科学的基本原理,也提出了适应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要特征的具体结论。从其理论特征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是适应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形势和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的“阶级斗争理论”与“暴力革命理论”。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二战”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摆脱其古典形态而步入现代形态阶段,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呈现出了许许多多不同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即生产技术信息化、生产组织网络化、经济“计划化”、资本社会化、管理“民主化”、利润“分享化”和社会“和谐化”等。所有这些,就使得原本以私有制、市场调节和两极分化、社会对抗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发生自我扬弃而不断走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更是表现出了许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大量新特征,即经济市场化、生产要素个人化、生产经营分散化、收入分配差别化和社会分层化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某些具体结论已经明显地不适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特征。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着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所提出的理论挑战。如果不顾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仍然固守并僵化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150多年前关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典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某些论断,那就既不可能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现象与本质,更不能揭示与把握当代资本主展的规律,也不可能对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现象及发展规律作出科学的阐释与说明,更不能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起指导及推动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必须现代化,否则,它就会作为已经过时的“昨天的理论”

而被抛弃。我们应当摈弃以往那种固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具体结论而脱离现代社会现实的教条主义做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对现代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作出科学的解释,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时代特征来看,当今世界一方面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竞争,和平共处,共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正确认识与处理现实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这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在向着多极化、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发展,资本国际化,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信息化与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20世纪的发展给世界留下许多灾难性问题,如人口激增、失业与贫困、环境污染、毒品蔓延等等,这些都是现实,它们向理论提出了挑战。不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必须面向世界、面对现实,在自己的学科范围寻求科答案。21世纪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纪,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和大趋势。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适应这个新时代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现代化。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念的提,是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的特征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的实践分不开的。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条件。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包括其科学形式上的现代化,更包括其内容、方法的拓展与理论、体系的创新。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是:(1)透析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与新矛盾,阐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规定与运动规律,为促进发达国家的社会变革与进步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2)指导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对俄罗斯、东欧等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刻变化的原因、现行制度形态、演变趋势、变革的道路模式提供科学的说明与指导。(3)指导中国市场化经济转轨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从而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胜利。

(二)应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挑战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方法创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必须实现现代化,不仅18是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应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挑战的理论需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有四个主要特征:一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这种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方法把经济学看成是以事实、感觉、经验为依据,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的科学。二是个体主义占主导的方法论原则与基本内容。亚当·斯密提出了“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通过对“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假设的分析,古典经济学奠定了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继承了个体主义的原则,并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人”假设,使它构成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三是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均衡分析为基本方法,因为“经济人理性”要求行为的一致、有序和可观测,而只有处于均衡状态的人的行为才是稳定的,具有可观测性或实证性,才能表现出“理性”。所以,新古典经济学把制度、人的偏好、企业组织形式及技术水平等容易变化的因素统统看作外生变量,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四是广泛应用数学作为主要分析手段,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最显著的特征。19世纪中叶以后科学哲学作为经验主义的现代形式得到迅速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主要表现是关于科学理论的构成对经济学形式化的影响,体现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实证原则对经济学可检验性的要求,体现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巨大的理论挑战:一是其“科学性”的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具有的高度数学化和十分精细刻画的科学形式,从分析方法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定性研究和逻辑分析为主要特征,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似乎成为一种“粗糙”的理论。二是其“现实性”的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从个人所面临的市场经济现象出发,具体地分析个人、厂商的经济活动,描述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这样,它就成为一种很现实的理论。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主要研究社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因而远离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似乎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论。三是其“有用性”的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具体分析支配人们经济行为的客规律和主观规则,提出具体的经济政策与对策建议,因而成为一种有用的经济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与发展规律,预示社会发展与变革的方向,而这些似乎与人们日常经济生活毫无关系。这样,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似乎成为一种“不科学”、“不现实”和“毫无用处”的经济学理论。这不仅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大行其道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势微力衰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在我国西方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发展,就必须迎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在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等方面有新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生活发挥更大、更直接的作用。 

(三)迎接现代经济学发展新潮流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创新

    社会科学是应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不仅解释说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的现象,也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方针、对策。当资本经历了原始积累,在国家政府的扶持下成长起来以后,它需要自由主义的政策环境。古典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它着力阐述资本主义制度可能会如何运行、应当如何运行。古典政治经济学源于近代功利主义“个人权利至上”的哲学原则,认为只有能够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由于社会利益是每个人的利益总和,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社会的利益自然地得到增进。因此,在斯密那里,政治与经济是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说是一种天然的融合。在此之后,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内容一直是评论政治—经济制度,分析这些制度的优点和缺点,并为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向政策制定者推荐适合的体制和结构,特别是有关福利、分配、增长繁荣的体制和结构,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经济的发展。然而,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前一大半时间里,却学与政治学分道扬镳的时代,经济学离开政治领域,着重于个人和企业的行为分析。1890年,马歇尔综合各派的观点,在《经济学原理》中形成了一个关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体系,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从此,西方的经济学和政治脱离,原本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变成了“经济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是坚持“理性—个人主—均衡”的分析框架和数学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在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以及既定资源条件下,研究经济行为者如何最优地对强加给他们的假定条件做出反应。这些假定条件的变化被看作是外生的,或者完全不给予解释,或者把它留给其他学科。并且,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完全成为进行“成本—收益”比较计算的“生意经”,完全排除了性别、阶级、种族、道德伦理和经济行为者的观念等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19完全丧失了作为社会科学家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从而把经济学改造成了一种冷冰冰的唯利是图的计算技术。这样,就使西方主流经济学完全摆脱了道德判断和道德说教,从而成为一种既不涉及道德问题、也不对经济行为与经济现象做道德判断的“不道德的”的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了将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与实践融入研究和知识生活内涵的努力,抛开政治因素而单纯地研究经济问题。这导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它对社会的理解很不充分,对复杂的权力、社会结构、组织行为及文化实践的理解也不深刻,所以很难全面理

解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这些缺陷从根本上决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尽管在理论建构和实践运用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它必然导致其本身出现危机并走向衰落。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经济学界悄然兴起了一股新政治经济学潮流。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具有时代的针对性,更以其综合性、创新性的特点,把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纳入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包容了政治、法律、文化、历史、习俗等超经济因素,揭示制度要确保人们进行各种选择的自由,以便改变资源的配置状况,甚至改变资源的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这反映了人类对社会运行规律及其本质特征认识的深化,引起了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制度创新的浪潮。[2]在上述背景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发展中出现了一个新领域。以阿罗、唐斯、奥尔森、布坎南、塔洛克、诺思、加尔布雷什、科斯等人的著作为代表,西方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共同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相交叉或相重叠的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治过程,阐述政治决策及制度对于经济的至关重要的影响。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流派主要有公共选择派、制度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等。这种新型经济学之所以命名为“新治经济学”,是因为它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新肯定,它标志着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转变为“经济学”,再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的轨道上来。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色是把经济结构的历史与制度分析和经济主体的理性分析结合在一起,从而超越了现有的多学科之间的方法论分歧和僵

化的思维定式。新政治经济学有四大特色,涉及四个领域。一是它的研究类型或研究取向,二是它的研究对象,三是它的研究内容,四是它的研究方法。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已经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的经济学和单纯的政治学无法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研究经济问题需要考虑政治因素,分析政治问题需要使用经济学的方法。因为政治和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研究经济问题无法脱离政治或制度因素,政治过程也无时无刻不受经济因素的影响,政治过程的动因与目的也可归结为经济利益,是经济活动在政治领域的自然延伸。在新政治经济学中,其“政治”主要研究权力、决策程序和社会利益;其“经济”主要研究资源配置、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及个人利益。从总体上来说,新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与经济之学”,它既要研究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对社会经济活动与人们经济利益的重要影响,也要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与人们经济利益诉求对于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的重要影响。从研究对象来看,新古典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以物质福利为研究目的提出经济学三大问题: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新政治经济学则以权利配置为研究对象、以自由权利为研究目的提出经济学三大问题:得到什么、得到多少、如何得到。其中,“得到什么”的问题就是福利经济理论所阐述的自由权利的经济目标问题;“得到多少”的问题就是权利配置,每个个人都平等地获得其相对应的经济权利以及如何通过放弃一定的个人权利以获得相应的公共权利来配置总体的权利。“如何得到”的问题则是公共选择学派与制度经济学所要解决的,即如何通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来分配人们的权利、如何通过合理的规则来规范人们之间的权利交换,从而形成一定合作组织和合作秩序,实现各自的以及共同的利益。这样,新政治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就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从其实质来看,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表现为两个层面:从较高的层面来看,社会成员通过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确立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结构,这一基本制度结构构成了社会成员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从较具体的层面来看,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社会成员通过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形成具体的经济政策,以国家政府的名义对社会成员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新政治经济学一方面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形成与演变的原因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经济政策形成背后的政治过程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这样,就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限制,大大扩展了对经济活动的研究范围。

     20在研究方法上,新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科学的各种

研究方法加以整合,其研究方法既有对传统政治经济

学的继承又有在主流经济学基础上的创新。其研究方、法主要有:(1)制度—历史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社会经济时把基本制度作为内生的因素,在讨论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特别关注由一定的制度给发展和变迁所制造和带来的障碍、刚性和机会,并在宏观层次上研究一定的制度和组织形式,对决定社会经济制度存在、解体和转换的因素做出历史分析。

(2)数学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对大量政治经济现象进行数据化归纳研究,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有用信息,归纳出政治经济系统的一般情况、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3)跨学科研究。新政治经济学尤其注重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充分利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中的相关材料,以使分析具有良好的开放性。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十分丰富的思想材料。在这种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生存与发展,就必须融入当代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潮流,认真地研究与科学地吸收与综合新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在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等多方面进行拓展、创新,从而构建适应于时代特征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要实现现代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既是迎接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挑战而实现理论创新的要求,也是克服其自身的历史局限而创新发展的需要;既面临解决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外部竞争的压力的要求,也是消除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缺陷的需要;既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科学批判的客观要求,也是对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潮流进行科学融合的需要。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现实可能性

    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这一命题包括三方面含义:一是摈弃某些已经过时的具体结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当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提出符合时代特征的现论观点;二是利用与借鉴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有价值的分析方法,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形成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体系;三是科学综合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构造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范式。这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现实可行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构建起来的经济范式,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这种范式从未曾被历史的经验和事实在整体上否定过,也从未曾被哪一种理论逻辑在整体驳倒过;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其宏大的理论体系结构和科学的分析方法,以及它对人们经济利益关系和社会生产方式运动的内在、本质规律性的揭示而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巨大魅力和远大前途之所在。

首先,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特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特质有两个方面:思想性和终极价值判断观念。所谓思想性,是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绝不满足于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只回答事实如何,而是要思考社会经济生活深层次的问题,从而揭示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马克思透过经济现象而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物化和异化的问题,努力寻找人类摆脱物化和异化从而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种思想性特质,表现出它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力。它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与完全是在社会经济生活的现象上兜圈子的、作为“现象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根本不同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代经济学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透过现象而揭示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努力把现象分析与本质分析结合起来。所谓终极性价值判断是指在物质生产中,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制度安排对人存在的意义为标准的判别方法。从经济学范式的价值判断来说,西方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现世性价值判断观念,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不满足于此它的特点在于采用终极性价值判断导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种思想性特质,表现出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切人文关怀,因而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综合新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基础。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现代经济学应当努力探讨在新的生产方式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也要引人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现世性价值判断方法,来分析市场运行机制和要素分配等具体问题,但它应该更加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趋势、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对于人类自由的约束以及对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追求。其次,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是整体性、长时段性的分析框架。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现代马克思经济学它们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一致的,这就是“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整体性。21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不是坚持学科的狭隘性和严格的学科内部形式逻辑一致性,而是从一开始就打破了学科的限制,广泛地采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这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和数学等等,这种研究方法的整体性源于经济学所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和广泛性。第二,长时段性。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是马歇尔奠定的均衡分析法,从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法到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法,从单一均衡分析法到引入时间因素的动态分析法,它不能离开对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横截面式”的精确解剖,这是均衡分析的优点,也是其缺点。马克思主义经一种长时段分析法。所谓长时段分析法,是指它超越了结构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从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找出其中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进而找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最后,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作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特质与分析框架,决定了只有它才能更科学地解释现代经济社会问题,对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具有指导性。所谓指导性是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超出经验主义经济学的束缚,在更高的视野和更深刻的内涵上对基本经济关系、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等问题作出规范和定性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长处不在于细致入微地刻画具体的经济运行机制,而是要通过对生产方式及其生产系或人们利益关系的经济学研究,对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进行科学分析和判断,并进一步提出指导性观点和走向未来社会的正确路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寻找一条如何从现实的市场经济制度走向未来更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正确路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一特质,决定了它无论对于分析现代社会经济问题还是科学地批判各种经济学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在充分吸收18-19世纪所有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今天,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对现代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做出正确评价,确定其在现代经济学中所处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并对它们进行科学批判与综合,才能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内容,完善其科学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全面地吸收马克思以后的20世纪经济学的理论成果,紧跟时展,成为21世纪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3]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应当是:面对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分析方法,形成一种积极吸收、不断创新、全面开放和科学综合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4]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基本途径

(一)克服传统经济理论背离科学轨道的教条主义错误,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以斯大林理论为核心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即“苏联范式”,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旗帜但实质上是种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理论模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和教条式的理解。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缺陷有二:一是它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轨道。二是它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某些个别结论,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方面,不问时间、地点、条件,不管客观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而一概地固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某些个别结论,绝不允许有半点创新与突破,否则就扣上“反马克思主义”或“修正主义”的帽子。从其世界观方面来看,以斯大林理论为核心的“苏联范式”脱离本国实际国情与发展要求,根据人们对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而主观地规定社会生产关系,根据人们加快建设共产主义的主观愿望而人为改变生产关系,主张穷过渡,宣扬“集体至上”和“国家本位”的集权主义价值观。从其方法论方面来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片面倚重抽象法,偏爱规范研究,忽视实证研究;注重逻辑推演,忽视历史归纳;排斥对社会经济运行作实证的分析、动态的分析和定量的分析;重视经济制度分析,忽视经济运行分析;注重政府行为的研究,忽视个体行为的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苏联范式”表面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实际上一方面偏离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轨道,从根本上堵塞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条化,完全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机与活力。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就必须摈弃“苏联范式”,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我们应当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与科学方法论。一是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它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社会结构,把与一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各个同阶段上的社会经济结构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在国家的层次上描述社会经济结构的活动,同时从22社会经济结构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的重要内容,是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基本因素。生产方式既决定着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性质,也决定着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基本方向与进程。二是坚持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指出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294这就是说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所在。具体说来,科学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基本原则所包括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首先消除社会关系对人的奴役和压迫,使人从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下解放出来,实现人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消除旧的社会分工对人的奴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在人的解放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建立社会性的自由人联合体。三是应当摈弃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科学分析方法。坚持从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的唯物主义方法,面对现实、反映现实,充分占有材料,采取对社会经济生活和经济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实证分析方法;坚持辩证分析而不是机械推论的辩证方法,无论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都应当进行全面的科学分析;坚持客观地分析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矛盾分析方法,实事求是地阐明其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趋势;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方法,坚持从其产生、发展以及被更高级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发展过程来分析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运动。

(二)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藩篱,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要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就必须坚决地废弃斯大林的“教条范式”,自觉地把我们的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而且必须挣脱来自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的羁绊,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突破,提出适应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特征与时展潮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现代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既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特征,也分析了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特征。首先,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典型特征是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条件、完全自发竞争的市场经济、以私人资本为主体以雇佣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形式,以及以资本家对工人的专制和完全占有剩余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是资本家的财富和工人的贫困的两极的积累,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是炸毁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外壳,剥夺剥夺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些具体结论,对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适用的、有效的,而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任何历史阶段。在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下,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敢于突破那些已经过时的具体结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特征问题上,应当摈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非此即彼”、完全排斥的错误观点,确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部分质变,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已经具有“亦此亦彼”之密切联系的新观点。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来看,现代资本主义同古典资本主义既有内在联系,又具有许多重大区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重要的部分质变:以蒸汽机和机械化生产为主的生产技术条件、以机器体系和工厂制度为主的产组织条件已经转变为以自动化和信息化为主的现代生产技术条件、以公司制度和网络组织为主的现代生产组织条件,以自由竞争和经济危机为主要特征的古典市场经济已经转变为以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制度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以私人资本、业主企业和垄断寡头以及雇佣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古典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已经转变为以社会资本、法人资本、人力资本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部分质变:以资本家业主个人企业的家长制管理为主的专制式企业管理制度,已经转变为以职工参与管理和企业家主导作用为主要特征的参与制、专业化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以资本独占剩余价值和工人阶级贫困化为主要特征的剥削制度,已经转变为以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共同分享企业剩余和社会福利化为要特征的现代分配制度。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在许多方面都实现了自我调节与自我扬弃。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已经跨越临界点,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界限。现代资本主义是不断自3我否定、日益生长社会主义因素并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其自身积极的自我扬弃,不断地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社会主义因素日益生长和不断增加,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外壳”正在逐渐自行脱落,其发展趋势必将是走向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因此,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既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会立刻灭亡,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必然以“炸毁”和“剥夺”的方式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这种复杂性,一方面决定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长期性,另一方面决定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扬弃性。根据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内容及其特征,我们应当而且必须突破马克思的已有结论:(1)应当突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不会超越其自身界限的已有结论,确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包含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已经具有一些社会主义特征。(2)应当突破马克思炸毁资本主义外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只能是“你死我活”、只能通过阶级斗争而实现革命飞跃的已有结论,确认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确立当代资本主义可以而且正在向社会主义自我扬弃与和平发展的新观点。只有这样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客观实际,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还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清除那些照搬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提出关于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新观点。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阐明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我国实际国情,我们应当在四个面突破那些照搬马克思关于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某些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一是应当克服传统政治经济学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大工厂”的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理论的重大创新。应当看到,在我国

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社会化的生产组织还不可能是囊括全社会的“社会大工厂”,而只能是在企业和农户自主经营基础上形成的网络化、产业化的社会化生产组织。因此,实行国家经营的范围还不宜过大,国有资本退出一些部门和企业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在实践上,应当坚决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和十六大精神,积极进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缩小国有经济存在的范围,减少国有经济存在的领域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今后,国有经济一般只应在四大领域中存在,即在自然垄断行业、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企业中应继续实行国有制,并实行国有国营或国家控股经营。为此,除了一些中小企业实行出售改变为非公有制经济外,相当大一部分国有企业应当以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等形式实行改制,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形式的重大变革。二是应当克服传统政治经济学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产品———计划经济”的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形式理论的重大创新。应当明确认识到,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资源配置的自觉性与社会性还不可能通过直接的产品生产和全面的计划经济这一具体形式来实现,应当而且必然要通过商品生产和市场调节这一新的形式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只能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只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应当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全力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努力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应当根据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全面地进行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全面市场化的体制转轨和制度创新,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三是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社

新经济的主要特点例7

社会经济在社会整体发展过程中均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对社会整体发展具有很大推动作用。而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管理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于经济管理必须要加强研究，对于其现代化特点应当准确把握，同时明确经济发展新趋势，从而为通过经济管理推动经济发展奠定理想基础。本文就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新趋势进行分析。

一、经济管理现代化特点分析

（一）经济管理现代化具有能动性及创造性特点

虽然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正在不断提升，为能够使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方面要求均能够得到较好满足，应当积极提升社会上其他各个方面发展水平。在当前经济管理方面，经济管理能动性正在不断增强，并且经济管理权限也在不断扩展，从而在外部管理以及内部刺激方面经济管理均能够发挥出积极作用。另外，经济管理现代化也具有创造性特点，当前在经济管理方法、理念及模式方面均表现出较明显先进性特点。由于现代经济管理表现出能动性及创造性特点，经济管理模式也表现出现代化特点，从而使经济管理能够与现代经济发展趋势相适应，使经济管理能够得以更好发展。

（二）经济管理现代化具有自动化及科学化特点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经济管理现代化也逐渐表现出科学化及自动化特点。通过科学化管理可使管理过程中比较复杂的一些环节得以有效减少，可使管理有效性得以更好提升，而管理手段自动化可实现及时调控以及指挥经济管理，同样能够使管理工作有效性得以有效提升。在经济管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为能够使实现自动化及科学化，必须要在资金以及人力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对于先进管理技术以及管理理念应当积极引进，从而使经济管理能够得以更高现代，使经济管理能够与市场经济发展更好适应。

（三）经济管理现代化具有艺术性特点

艺术及经济两者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高级经济管理具有一定艺术性特点。经济在物质世界方面所产生作用及艺术在精神方面所产生效果具有等同价值，只是在形式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另外，经济管理方式以及过程均能够体现出艺术元素。

（四）经济管理现代具有民主化及专业化特点

为能够使经济管理现代化得以较好实现，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应当保证经济管理人员具有优秀经济管理能力及管理技能，这属于经济管理现代化能够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专业化经济管理知识能够使经济管理人员素质及能力得以提升，从而使经济管理工作开展能够更加专业。另外，经济管理现代化也具有一定民主化特点。这主要是因为当前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管理民主化与经济发展需求更加符合，对我国经济灵活性发挥十分有利。

二、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在现代社会环境不断发生变化的大形势，社会经济发展为能够使社会环境需求你得到较好满足，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通过不断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及改革，对新型发展动力不断进行探索，使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出新的趋势。就当前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而言，其发展新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发展表现出高端化趋势

长时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都处于较低端化发展情况，其主要体现就是我国出口的很多产品均被认为科技含量比较低，而在今后发展过程中，中国出口产品也将会由中国制造转变成为中国创造，从而使产品科技水平得以提升，同时也是使我国经济发展增强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当前我国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大形势下，很多产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取得很很大成就。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也逐渐摆脱低端化发展趋势，逐渐向高端化方向发展。

（二）经济发展表现出服务化趋势

就当前实际情况而，国民经济发展越来越体现出服务化发展趋势，这一点所指的主要就是在现代国民经济中服务业就业以及增加值所占比例均在不断增加。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服务业已经逐渐成为一种重要产业，其不但能够较好推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并且表现出低排放、低能耗优点，这一点与绿色经济发展理念也比较符合，因此，通过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服务业比例得到很大程度增加，社会经济发展体现出越来越明显服务化趋势。

（三）经济发展表现出网络化趋势

经济发展的网络化趋势所指的主要就是居民购物消费逐渐实现网络化。在现代社会信息科技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电子商务逐渐兴起，一些传统消费观念以及消防方式开始发生改变，网络购物已经十分普遍，这种消费方式与现代人们快节奏生活方式相适应，因此在现代社会上得到很快的发展。这种情况的改变使经济发展也越来越依赖于网络，逐渐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网络化趋势。

三、结语

在当前社会各个方面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属于十分重要的方面，同时也是保证各个方面能够得到较好发展的基础，而经济管理在经济发展中又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作为经济管理人员，必须要对现代经济管理加强认识，掌握经济管理现代化特点，并且对于经济发展新趋势应当进一步明确，在基础上才能够保证经济管理符合社会发展需求，才能够使其发挥更好作用。

作者:陈计中 单位: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二九三大队

参考文献：

[1]秦东,刘富荣,王柳.经济管理现代化和经济管理发展新趋势探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2(4).

新经济的主要特点例8

本章介绍了计划的定义和作用，并结合实例讲述了计划的格式及写作要求。要求了解计划的作用和制订计划的基本要求，理解计划的种类，掌握写作计划的基本格式。

Ⅱ、教学内容

(一)计划的定义及作用。

(二)计划的种类。，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三)计划写作的基本格式。

(四)计划写作的基本要求。

第四章总结



Ⅰ、教学目的及要求：

总结是应用面广，使用率高的一种应用文。本章着重讲述了总结的作用及其所具备的政策性、实践性和理论性三大特点，强调了总结的重要作用，介绍了总结的种类和写作格式及要求。要求了解总结的作用及写作要求，理解总结的分类，掌握总结写作的基本格式及注意事项。

Ⅱ、教学内容

(一)总结的定义和作用。

(二)总结的特点和类型。

(三)总结的基本格式。

(四)总结写作的基本要求。

第五章调查报告

Ⅰ、教学目的及要求：

本章着重讲述了调查报告的定义、作用、特点及类型。要求了解常用的调查报告主要有典型经验的调查报告、揭露问题的调查报告和反映情况的调查报告。理解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调查报告在主体部分各侧重。掌握这三种调查报告的具体写作格式及要求。

Ⅱ、教学内容

(一)调查报告的定义和作用。

(二)调查报告的类型和特点。

(三)调查报告的基本格式。

(四)调查报告写作的基本要求。

第六章经济活动分析报告

Ⅰ、教学目的及要求：

本章讲述了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的定义、用途以及常用的经济活动分析方法。着重介绍了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的结构和写法，讲述了主体部分是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的核心，重点是评价经济效益和分析原因。要求了解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的主要作用，理解常用的几种经济活动分析方法，掌握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的基本格式，能根据提供的材料分析、写作经济活动分析报告。

Ⅱ、教学内容；

(一)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的定义和作用。

(二)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的类型和特点。

(三)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的基本格式。

(四)经济活动分析报告写作的基本要求。

第七章经济预测报告

Ⅰ、教学目的及要求：

经济预测报告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实用性文体。本章着重讲述经济预测报告具有的鲜明特点和主要作用，介绍了其主体的三个组成部分及科学的预测方法。要求了解经济预测报告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理解其特点，掌握其写作的基本格式和要求。

Ⅱ、教学内容：

(一)经济预测报告的定义和作用。

(二)经济预测报告的特点。

(三)经济预测报告与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的异同。

(四)经济预测报告的类型。

(五)经济预测报告的基本格式。

(六)经济预测报告写作的基本要求。



第八章经济合同

Ⅰ、教学目的及要求：

经济合同是格式十分规范，实用性极强，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广泛使用的一种经济应用文。本章介绍了经济合同的基本概念、分类、作用、特点和写作的基本格式要求。要求了解《经济合同法》对经济合同的内容、主体、客体、法律条文形式做出的明确规定，理解经济合同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掌握其特点、定义和写作的基本格式及要求，能撰写规范的经济合同。

Ⅱ、教学内容：

(一)经济合同的定义、分类和作用。

(二)经济合同的基本格式。

(三)经济合同写作的基本要求。

第九章经济新闻

Ⅰ、教学目的及要求：

本章讲述了经济新闻的定义、类型、着重介绍了经济新闻具有的四个特点以及经济新闻基本格式的五个组成部分。要求了解经济新闻的写作要求，理解四种不同类型经济新闻，掌握经济新闻写作的基本格式和具体要求。能写作不同类型的经济新闻。，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Ⅱ、教学内容：

(一)经济新闻的定义。

(二)经济新闻的种类。

新经济的主要特点例9

目前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已经呈现严重的错位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一是某些经典理论观点明显地不适应于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现实;二是许多本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在许多方面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方面,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强势发展相比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二是国内经济学界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西主马微”局面,同日益走向中心地带并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声弱势微,并日益被边缘化。之所以如此,其根本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发展缓慢,主要表现为目前仍然坚持某些已经过时的具体结论、经久不变的分析方法、教条僵化的传统观点以及始终不变的理论范式,因之而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陈旧化特征:观点旧、方法旧和形式旧。这种陈旧化特征,一方面严重抑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严重落后于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一方面始终严格地以社会生产方式的客观事实为根据,而社会生产方式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近一百多年来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始终以经济学理论的成果为科学基础,而经济学理论也在不断发展与创新之中,近一百多年来这种发展与创新的速度和深度也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经济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化明显加快,我国改革开放、体制转轨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攻坚阶段与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人类社会新的历史时代和经济学新的历史发展迫切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在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传统的基础上分析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新特征,借鉴现代经济学的新成果,不断扩展新视野,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构建新范式,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创新的必要性

(一)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17由于“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1]489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基本成熟。这个时代正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也是资本主义发育成熟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既确立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特征科学的基本原理,也提出了适应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要特征的具体结论。从其理论特征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是适应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形势和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的“阶级斗争理论”与“暴力革命理论”。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二战”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摆脱其古典形态而步入现代形态阶段,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呈现出了许许多多不同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即生产技术信息化、生产组织网络化、经济“计划化”、资本社会化、管理“民主化”、利润“分享化”和社会“和谐化”等。所有这些,就使得原本以私有制、市场调节和两极分化、社会对抗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发生自我扬弃而不断走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更是表现出了许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大量新特征,即经济市场化、生产要素个人化、生产经营分散化、收入分配差别化和社会分层化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某些具体结论已经明显地不适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特征。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着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所提出的理论挑战。如果不顾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仍然固守并僵化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150多年前关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典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某些论断,那就既不可能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现象与本质,更不能揭示与把握当代资本主展的规律,也不可能对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现象及发展规律作出科学的阐释与说明,更不能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起指导及推动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必须现代化,否则,它就会作为已经过时的“昨天的理论”

而被抛弃。我们应当摈弃以往那种固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具体结论而脱离现代社会现实的教条主义做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对现代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作出科学的解释,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构建符合时代特征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时代特征来看,当今世界一方面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竞争,和平共处,共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正确认识与处理现实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这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在向着多极化、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发展,资本国际化,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信息化与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20世纪的发展给世界留下许多灾难性问题,如人口激增、失业与贫困、环境污染、蔓延等等,这些都是现实,它们向理论提出了挑战。不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必须面向世界、面对现实,在自己的学科范围寻求科答案。21世纪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纪,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和大趋势。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适应这个新时代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现代化。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念的提,是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的特征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新的实践分不开的。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条件。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包括其科学形式上的现代化,更包括其内容、方法的拓展与理论、体系的创新。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是:(1)透析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征与新矛盾,阐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规定与运动规律,为促进发达国家的社会变革与进步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2)指导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对俄罗斯、东欧等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刻变化的原因、现行制度形态、演变趋势、变革的道路模式提供科学的说明与指导。(3)指导中国市场化经济转轨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从而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胜利。

(二)应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挑战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方法创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必须实现现代化,不仅18是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新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应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挑战的理论需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有四个主要特征:一是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分析方法。这种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证方法把经济学看成是以事实、感觉、经验为依据,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的科学。二是个体主义占主导的方法论原则与基本内容。亚当·斯密提出了“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通过对“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的假设的分析,古典经济学奠定了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继承了个体主义的原则,并进一步强化了“经济人”假设,使它构成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三是持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均衡分析为基本方法,因为“经济人理性”要求行为的一致、有序和可观测,而只有处于均衡状态的人的行为才是稳定的,具有可观测性或实证性,才能表现出“理性”。所以,新古典经济学把制度、人的偏好、企业组织形式及技术水平等容易变化的因素统统看作外生变量,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四是广泛应用数学作为主要分析手段,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最显著的特征。19世纪中叶以后科学哲学作为经验主义的现代形式得到迅速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主要表现是关于科学理论的构成对经济学形式化的影响,体现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实证原则对经济学可检验性的要求,体现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巨大的理论挑战:一是其“科学性”的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具有的高度数学化和十分精细刻画的科学形式,从分析方法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定性研究和逻辑分析为主要特征,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似乎成为一种“粗糙”的理论。二是其“现实性”的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从个人所面临的市场经济现象出发,具体地分析个人、厂商的经济活动,描述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这样,它就成为一种很现实的理论。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主要研究社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因而远离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似乎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论。三是其“有用性”的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具体分析支配人们经济行为的客规律和主观规则,提出具体的经济政策与对策建议,因而成为一种有用的经济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与发展规律,预示社会发展与变革的方向,而这些似乎与人们日常经济生活毫无关系。这样,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似乎成为一种“不科学”、“不现实”和“毫无用处”的经济学理论。这不仅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大行其道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势微力衰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在我国西方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发展,就必须迎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在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等方面有新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生活发挥更大、更直接的作用。

(三)迎接现代经济学发展新潮流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创新

社会科学是应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不仅解释说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的现象,也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方针、对策。当资本经历了原始积累,在国家政府的扶持下成长起来以后,它需要自由主义的政策环境。古典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它着力阐述资本主义制度可能会如何运行、应当如何运行。古典政治经济学源于近代功利主义“个人权利至上”的哲学原则,认为只有能够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由于社会利益是每个人的利益总和,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社会的利益自然地得到增进。因此,在斯密那里,政治与经济是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说是一种天然的融合。在此之后,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内容一直是评论政治—经济制度,分析这些制度的优点和缺点,并为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向政策制定者推荐适合的体制和结构,特别是有关福利、分配、增长繁荣的体制和结构,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经济的发展。然而,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前一大半时间里,却学与政治学分道扬镳的时代,经济学离开政治领域,着重于个人和企业的行为分析。1890年,马歇尔综合各派的观点,在《经济学原理》中形成了一个关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体系,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从此,西方的经济学和政治脱离,原本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变成了“经济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是坚持“理性—个人主—均衡”的分析框架和数学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在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以及既定资源条件下,研究经济行为者如何最优地对强加给他们的假定条件做出反应。这些假定条件的变化被看作是外生的,或者完全不给予解释,或者把它留给其他学科。并且,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完全成为进行“成本—收益”比较计算的“生意经”,完全排除了性别、阶级、种族、道德伦理和经济行为者的观念等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19完全丧失了作为社会科学家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从而把经济学改造成了一种冷冰冰的唯利是图的计算技术。这样,就使西方主流经济学完全摆脱了道德判断和道德说教,从而成为一种既不涉及道德问题、也不对经济行为与经济现象做道德判断的“不道德的”的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了将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与实践融入研究和知识生活内涵的努力,抛开政治因素而单纯地研究经济问题。这导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它对社会的理解很不充分,对复杂的权力、社会结构、组织行为及文化实践的理解也不深刻,所以很难全面理

解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这些缺陷从根本上决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尽管在理论建构和实践运用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它必然导致其本身出现危机并走向衰落。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经济学界悄然兴起了一股新政治经济流。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具有时代的针对性,更以其综合性、创新性的特点,把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纳入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包容了政治、法律、文化、历史、习俗等超经济因素,揭示制度要确保人们进行各种选择的自由,以便改变资源的配置状况,甚至改变资源的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这反映了人类对社会运行规律及其本质特征认识的深化,引起了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制度创新的浪潮。[2]在上述背景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发展中出现了一个新领域。以阿罗、唐斯、奥尔森、布坎南、塔洛克、诺思、加尔布雷什、科斯等人的著作为代表,西方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共同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相交叉或相重叠的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治过程,阐述政治决策及制度对于经济的至关重要的影响。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流派主要有公共选择派、制度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等。这种新型经济学之所以命名为“新治经济学”,是因为它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新肯定,它标志着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转变为“经济学”,再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的轨道上来。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色是把经济结构的历史与制度分析和经济主体的理性分析结合在一起,从而超越了现有的多学科之间的方法论分歧和僵

化的思维定式。新政治经济学有四大特色,涉及四个领域。一是它的研究类型或研究取向,二是它的研究对象,三是它的研究内容,四是它的研究方法。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已经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的经济学和单纯的政治学无法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研究经济问题需要考虑政治因素,分析政治问题需要使用经济学的方法。因为政治和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研究经济问题无法脱离政治或制度因素,政治过程也无时无刻不受经济因素的影响,政治过程的动因与目的也可归结为经济利益,是经济活动在政治领域的自然延伸。在新政治经济学中,其“政治”主要研究权力、决策程序和社会利益;其“经济”主要研究资源配置、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及个人利益。从总体上来说,新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与经济之学”,它既要研究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对社会经济活动与人们经济利益的重要影响,也要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与人们经济利益诉求对于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的重要影响。从研究对象来看,新古典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以物质福利为研究目的提出经济学三大问题: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新政治经济学则以权利配置为研究对象、以自由权利为研究目的提出经济学三大问题:得到什么、得到多少、如何得到。其中,“得到什么”的问题就是福利经济理论所阐述的自由权利的经济目标问题;“得到多少”的问题就是权利配置,每个个人都平等地获得其相对应的经济权利以及如何通过放弃一定的个人权利以获得相应的公共权利来配置总体的权利。“如何得到”的问题则是公共选择学派与制度经济学所要解决的,即如何通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来分配人们的权利、如何通过合理的规则来规范人们之间的权利交换,从而形成一定合作组织和合作秩序,实现各自的以及共同的利益。这样,新政治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就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从其实质来看,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表现为两个层面:从较高的层面来看,社会成员通过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确立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结构,这一基本制度结构构成了社会成员经济活动的制度环境。从较具体的层面来看,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社会成员通过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形成具体的经济政策,以国家政府的名义对社会成员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新政治经济学一方面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形成与演变的原因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经济政策形成背后的政治过程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这样,就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限制,大大扩展了对经济活动的研究范围。

20在研究方法上,新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科学的各种

研究方法加以整合,其研究方法既有对传统政治经济

学的继承又有在主流经济学基础上的创新。其研究方、法主要有:(1)制度—历史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社会经济时把基本制度作为内生的因素,在讨论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特别关注由一定的制度给发展和变迁所制造和带来的障碍、刚性和机会,并在宏观层次上研究一定的制度和组织形式,对决定社会经济制度存在、解体和转换的因素做出历史分析。

(2)数学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对大量政治经济现象进行数据化归纳研究,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有用信息,归纳出政治经济系统的一般情况、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3)跨学科研究。新政治经济学尤其注重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充分利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中的相关材料,以使分析具有良好的开放性。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十分丰富的思想材料。在这种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生存与发展,就必须融入当代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潮流,认真地研究与科学地吸收与综合新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在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等多方面进行拓展、创新,从而构建适应于时代特征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要实现现代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既是迎接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挑战而实现理论创新的要求,也是克服其自身的历史局限而创新发展的需要;既面临解决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外部竞争的压力的要求,也是消除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缺陷的需要;既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科学批判的客观要求,也是对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流进行科学融合的需要。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现实可能性

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这一命题包括三方面含义:一是摈弃某些已经过时的具体结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当代社会生产方式新特征,提出符合时代特征的现论观点;二是利用与借鉴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有价值的分析方法,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形成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体系;三是科学综合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构造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范式。这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现实可行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构建起来的经济范式,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这种范式从未曾被历史的经验和事实在整体上否定过,也从未曾被哪一种理论逻辑在整体驳倒过;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其宏大的理论体系结构和科学的分析方法,以及它对人们经济利益关系和社会生产方式运动的内在、本质规律性的揭示而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巨大魅力和远大前途之所在。

首先,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特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特质有两个方面:思想性和终极价值判断观念。所谓思想性,是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绝不满足于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只回答事实如何,而是要思考社会经济生活深层次的问题,从而揭示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马克思透过经济现象而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物化和异化的问题,努力寻找人类摆脱物化和异化从而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种思想性特质,表现出它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力。它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与完全是在社会经济生活的现象上兜圈子的、作为“现象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根本不同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代经济学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透过现象而揭示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努力把现象分析与本质分析结合起来。所谓终极性价值判断是指在物质生产中,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制度安排对人存在的意义为标准的判别方法。从经济学范式的价值判断来说,西方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现世性价值判断观念,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不满足于此它的特点在于采用终极性价值判断导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种思想性特质,表现出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切人文关怀,因而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综合新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基础。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现代经济学应当努力探讨在新的生产方式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也要引人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现世性价值判断方法,来分析市场运行机制和要素分配等具体问题,但它应该更加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趋势、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对于人类自由的约束以及对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追求。其次,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是整体性、长时段性的分析框架。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现代马克思经济学它们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一致的,这就是“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整体性。21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不是坚持学科的狭隘性和严格的学科内部形式逻辑一致性,而是从一开始就打破了学科的限制,广泛地采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这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和数学等等,这种研究方法的整体性源于经济学所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和广泛性。第二,长时段性。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是马歇尔奠定的均衡分析法,从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法到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法,从单一均衡分析法到引入时间因素的动态分析法,它不能离开对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横截面式”的精确解剖,这是均衡分析的优点,也是其缺点。马克思主义经一种长时段分析法。所谓长时段分析法,是指它超越了结构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从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找出其中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进而找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最后,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作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特质与分析框架,决定了只有它才能更科学地解释现代经济社会问题,对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具有指导性。所谓指导性是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超出经验主义经济学的束缚,在更高的视野和更深刻的内涵上对基本经济关系、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等问题作出规范和定性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长处不在于细致入微地刻画具体的经济运行机制,而是要通过对生产方式及其生产系或人们利益关系的经济学研究,对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进行科学分析和判断,并进一步提出指导性观点和走向未来社会的正确路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寻找一条如何从现实的市场经济制度走向未来更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正确路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一特质,决定了它无论对于分析现代社会经济问题还是科学地批判各种经济学理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在充分吸收18-19世纪所有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今天,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对现代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做出正确评价,确定其在现代经济学中所处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并对它们进行科学批判与综合,才能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内容,完善其科学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全面地吸收马克思以后的20世纪经济学的理论成果,紧跟时展,成为21世纪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3]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应当是:面对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分析方法,形成一种积极吸收、不断创新、全面开放和科学综合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4]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基本途径

(一)克服传统经济理论背离科学轨道的教条主义错误,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以斯大林理论为核心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即“苏联范式”,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旗帜但实质上是种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理论模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和教条式的理解。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缺陷有二:一是它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轨道。二是它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某些个别结论,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方面,不问时间、地点、条件,不管客观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而一概地固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某些个别结论,绝不允许有半点创新与突破,否则就扣上“反马克思主义”或“修正主义”的帽子。从其世界观方面来看,以斯大林理论为核心的“苏联范式”脱离本国实际国情与发展要求,根据人们对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而主观地规定社会生产关系,根据人们加快建设共产主义的主观愿望而人为改变生产关系,主张穷过渡,宣扬“集体至上”和“国家本位”的集权主义价值观。从其方法论方面来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片面倚重抽象法,偏爱规范研究,忽视实证研究;注重逻辑推演,忽视历史归纳;排斥对社会经济运行作实证的分析、动态的分析和定量的分析;重视经济制度分析,忽视经济运行分析;注重政府行为的研究,忽视个体行为的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苏联范式”表面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实际上一方面偏离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轨道,从根本上堵塞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条化,完全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机与活力。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就必须摈弃“苏联范式”,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我们应当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与科学方法论。一是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它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社会结构,把与一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各个同阶段上的社会经济结构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在国家的层次上描述社会经济结构的活动,同时从22社会经济结构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的重要内容,是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基本因素。生产方式既决定着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性质,也决定着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基本方向与进程。二是坚持与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指出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294这就是说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所在。具体说来,科学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基本原则所包括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首先消除社会关系对人的奴役和压迫,使人从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下解放出来,实现人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消除旧的社会分工对人的奴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在人的解放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消灭阶级、消灭国家,建立社会性的自由人联合体。三是应当摈弃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科学分析方法。坚持从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的唯物主义方法,面对现实、反映现实,充分占有材料,采取对社会经济生活和经济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实证分析方法;坚持辩证分析而不是机械推论的辩证方法,无论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都应当进行全面的科学分析;坚持客观地分析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矛盾分析方法,实事求是地阐明其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趋势;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方法,坚持从其产生、发展以及被更高级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发展过程来分析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运动。

(二)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藩篱,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要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就必须坚决地废弃斯大林的“教条范式”,自觉地把我们的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而且必须挣脱来自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的羁绊,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突破,提出适应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特征与时展潮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现代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既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特征,也分析了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特征。首先,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典型特征是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条件、完全自发竞争的市场经济、以私人资本为主体以雇佣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形式,以及以资本家对工人的专制和完全占有剩余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是资本家的财富和工人的贫困的两极的积累,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是炸毁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外壳,剥夺剥夺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些具体结论,对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适用的、有效的,而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任何历史阶段。在现代社会生产方式下,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敢于突破那些已经过时的具体结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特征问题上,应当摈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非此即彼”、完全排斥的错误观点,确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部分质变,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已经具有“亦此亦彼”之密切联系的新观点。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来看,现代资本主义同古典资本主义既有内在联系,又具有许多重大区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重要的部分质变:以蒸汽机和机械化生产为主的生产技术条件、以机器体系和工厂制度为主的产组织条件已经转变为以自动化和信息化为主的现代生产技术条件、以公司制度和网络组织为主的现代生产组织条件,以自由竞争和经济危机为主要特征的古典市场经济已经转变为以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制度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以私人资本、业主企业和垄断寡头以及雇佣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古典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已经转变为以社会资本、法人资本、人力资本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形式。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部分质变:以资本家业主个人企业的家长制管理为主的专制式企业管理制度,已经转变为以职工参与管理和企业家主导作用为主要特征的参与制、专业化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以资本独占剩余价值和工人阶级贫困化为主要特征的剥削制度,已经转变为以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共同分享企业剩余和社会福利化为要特征的现代分配制度。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在许多方面都实现了自我调节与自我扬弃。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已经跨越临界点,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界限。现代资本主义是不断自3我否定、日益生长社会主义因素并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其自身积极的自我扬弃,不断地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社会主义因素日益生长和不断增加,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外壳”正在逐渐自行脱落,其发展趋势必将是走向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因此,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既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会立刻灭亡,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必然以“炸毁”和“剥夺”的方式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这种复杂性,一方面决定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长期性,另一方面决定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扬弃性。根据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内容及其特征,我们应当而且必须突破马克思的已有结论:(1)应当突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不会超越其自身界限的已有结论,确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包含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已经具有一些社会主义特征。(2)应当突破马克思炸毁资本主义外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只能是“你死我活”、只能通过阶级斗争而实现革命飞跃的已有结论,确认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确立当代资本主义可以而且正在向社会主义自我扬弃与和平发展的新观点。只有这样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客观实际,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还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清除那些照搬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提出关于现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新观点。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阐明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和我国实际国情,我们应当在四个面突破那些照搬马克思关于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某些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一是应当克服传统政治经济学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大工厂”的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理论的重大创新。应当看到,在我国

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社会化的生产组织还不可能是囊括全社会的“社会大工厂”,而只能是在企业和农户自主经营基础上形成的网络化、产业化的社会化生产组织。因此,实行国家经营的范围还不宜过大,国有资本退出一些部门和企业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在实践上,应当坚决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和十六大精神,积极进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缩小国有经济存在的范围,减少国有经济存在的领域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今后,国有经济一般只应在四大领域中存在,即在自然垄断行业、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企业中应继续实行国有制,并实行国有国营或国家控股经营。为此,除了一些中小企业实行出售改变为非公有制经济外,相当大一部分国有企业应当以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等形式实行改制,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形式的重大变革。二是应当克服传统政治经济学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产品———计划经济”的具体结论的教条化观点,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形式理论的重大创新。应当明确认识到,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资源配置的自觉性与社会性还不可能通过直接的产品生产和全面的计划经济这一具体形式来实现,应当而且必然要通过商品生产和市场调节这一新的形式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只能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只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应当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全力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努力建设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应当根据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全面地进行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全面市场化的体制转轨和制度创新,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三是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社

新经济的主要特点例10

经济发展 企业家 创新

生产函数 新组合

一、熊彼特的传奇经历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年），美籍奥地利（或捷克）人，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浪漫主义经济学家。是一位对社会各方面进行广泛，个人生活极其浪漫多彩的传奇学者。他有三个理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他曾经是奥地利王国最年轻的教授；他曾经因图书管理员不让他的学生随便用书而公开与之决斗；当那些平庸的教职员们经常在一起聚会、狂欢作乐时，他却浸沉在经济学之中，努力将它推广到欧洲大陆，并建立了经济计量学框架。熊彼特写过许多经济学、社会学及方面的书，而他最喜欢的还是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是他早期成名之作。熊彼特在这本著作里首先提出的“创新理论”，当时曾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并且一直享有盛名。此书最先以德文发表于1912年（据保罗·萨缪尔森，应为1911年），修订再版于1926年，数年后又重印了德文第三版。1934年，以德文修订本为依据的英译本，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46卷。本书的中译本即据此本译出。笔者是2000年在北京大学进修时接触这本书的，并被他的观点和论证所打动。

1883年，熊彼特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境内，故有人又把熊彼特看作美籍捷克人）特利希镇的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他幼年就学于维也纳的一个贵族中学；1901－1906年就学于维也纳大学，攻读和经济，乃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及门弟子。当时他的同学好友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物的奥托·鲍威尔，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的希法亭。后来转到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之一“奥地利学院”，今天这所学院仍然推崇资本主义的自由制度。此后他游学伦敦，就教于马歇尔；终生他高度推崇洛桑学派瓦尔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熊彼特曾执教于奥国的几个大学。1918年，他曾一度出任考茨基、希法亭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化委员会”的顾问；1919年，他又短期出任由奥托·鲍威尔等人为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参加组成的奥国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长。1921年，他弃仕从商，任民营比德曼银行行长，1924年银行破产，他的私人积蓄不得不受牵连而用于偿债。1925年，熊彼特又回到学术界，先应邀拟赴日本任大学客座教授，但不久改赴德国任波恩大学教授，直到1931年又短期访日讲学。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1950年初逝世。熊彼特迁美后，尽管深居简出，但仍积极从事学术活动：1937——1941年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1949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还会担任预先商定的即将成立的“国际经济学会”第一届会长。

从熊彼特的上述学历和经历可以看出，他一方面直接承袭了西方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衣钵；另一方面又与第二国际首脑人物、社会民主党人有过密切的关系。这些渊源，对于了解熊彼特的观点、见解和经济学说的形成及其特点，都是极为重要的。

二、“创新理论”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作为副标题，涉猎范围可谓极其广泛。但是书中最具特色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所提出的“创新理论”。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第二两章最为重要，从静止状态的“循环流转”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特别是第二章对经济发展，包括从“企业家”的特点和功能、“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的涵义和作用，直到资本主义的产生，熊彼特都作了开创性的精辟的论述，既是理论上的探讨，也是历史发展过程的概述。第三、四、五各章则进一步分别阐述了信贷与资本，企业家利润，以及资本的利息。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创新理论”就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在书中，熊彼特首先用静态方法分析了“循环流转”，假定在经济生活中存在一种所谓“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企业家”。没有“创新”，没有变动，没有发展，企业总收入等于其总支出，生产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资”，因而不产生利润，也不存在资本和利息。生产过程只是循环往返，周而复始。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再生产过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即使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资本家照样能获得利润，掠取剩余价值。可是在这里，熊彼特却否认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所存在的剩余价值剥削及其转化形式利润和利息。

然后，熊彼特从“动态”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创新”和资本主义。他在这里通过引进“企业家”和“创新”而导出了资本主义。这些就是书中第二章所阐述的“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也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本体。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而言的。

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或“经济发展”，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静止的”。他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这种过程，称为“产业突变”。并说“这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应特别予以注重。”所以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新组合”、“经济发展”，都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离开了这些，就没有资本主义。在这里，熊彼特虽然强调了生产技术革新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引用了“变动”和“发展”的观点。

在熊彼特看来，所谓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用以“把生产指往新方向”、“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不是具体商品的总和，而是可供企业家随时提用的支付手段，是企业家和商品世界之间的“桥梁”，其职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而提供必要的条件。

接着，熊彼特又分析了“企业家利润”及“利息”的产生。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只有在实现了“创新”的“发展”情况下，才存在企业家，才产生利润，才有资本和利息。这时，企业总收入超过其总支出；这种“余额”或剩余，就是“企业家利润”。在熊彼特看来，这是企业家由于实现了“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应得的合理报酬”。

关于“利息”的形成，熊彼特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利息实质上来自“剩余价值”或“余额价值”。在正常的经济生活里，除了上述“余额”或“剩余”外，没有别的东西能产生利息。而这种“余额”或“剩余”，如前所述，乃来自“创新”所引起的“经济发展”。因此，在“循环流转”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没有“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就不会有利息。第二，“发展”带来的“余额”或“剩余”价值，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企业家利润；一类是同“发展”本身相联系的结果。显然，利息不能来自后者，因此，利息只有来自也必须来自“企业家利润”。利息便是从这种报酬中支付的，如同对利润的一种“课税”。第三，在一种通行“交换经济”也就是“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利息不是暂时的，而是一种永久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利息理论上，熊彼特的“创新”和“制度”利息论则与他的老师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大相异趣。他们师生二人，也曾为这一有过多次为经济学界所注目的争论。姑不论两人的论点谁对谁错或两者皆错，这种争辩的精神却颇有可取之处。 三、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

在本书最后第六章中，熊彼特运用他的“创新理论”了商业周期的形成和特点。熊彼特认为，由于“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的出现，不是象人们按照“概率论的一般原理”所预料的那样连续均匀地分布在时间序列之上，而是时断时续、时高时低的，有时“群聚”（即“成组”或“成群”），有时稀疏，这样就产生了“商业循环”或“商业周期”。同时，在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创新”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因而对发展的就有大小、长短之分，这就形成了周期的升降起伏波动。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到1926年《经济发展理论》德文修订再版时为止，熊彼特尚未发展到“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当时他的心目中所考虑的，主要也还是为期大约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也就是仍为单一的商业周期理论。不过，熊彼特当时已经表现出对他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不甚满意的情绪。他在本书第六章　“商业周期”的开头就写道：“关于危机的理论，更正确地说，关于经济重复变动的理论，甚至还不象已经阐述了的关于家功能、信用、资本、货币市场、利润和利息等理论那样，有一个对主题比较令人满意的表述。”他又写道：“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只是一个骨架；我自己所许诺的彻底尚未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计划，象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一段长的时期。”直到1939年，熊彼特的两大卷，共1100余页的《商业周期：资本主义过程之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简称为《商业周期理论》）一书，才在美国出版问世；完成了他的颇具特色的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但是还必须指出，在此以前，也就是本世纪30年代初期，熊彼特对于商业周期理论已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构造端倪。尽管在1934年3月本书英译本出版时，他并未对第六章作任何改动，但在一年之后即1935年5月，他却在美国《经济统计评论》杂志上发表了“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多层次的“三个周期”理论的主要轮廓，这可以说是后来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的雏形。为了让读者对商业周期理论有一个基本了解，《经济发展理论》的编译者将熊彼特的“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译成中文，作为本书的“附录”一同发表。读者如果将“附录”和第六章结合起来阅读，就可以获得熊彼特“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的概貌。

从附录“经济变动的分析”一文可以看出，熊彼特的“多层次”商业周期理论，是综合了前人的论点、加上自己的见解而融贯形成的。他首次提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长、中、短“三种周期”的理论。

第一种是经济“长周期”，或“长波”，又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由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于1926年首先提出，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每一个周期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在这里，熊彼特沿袭了康德拉季耶夫的说法，把近百余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进一步分为三个“长波”，而且用“创新理论”作为基础，以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作为各个“长波”的标志。

“长波”I——从大约1783年到1842年，是所谓“产业革命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专指第一次“产业革命”。

“长波”II——从1842年到1897年，是所谓“蒸汽和钢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提到的蒸汽是与上一时期的技术发明有连贯性的。

“长波”IlI——从1897年到二十世纪20年代末首次提出“长波”理论为止（当时这个“长波”尚未最后结束），是所谓“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

第二种周期就是通常所说的平均大约9年到10年的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又称“尤格拉周期”，由法国的克莱门·尤格拉于1860年提出。在三种周期中，这一种是提出最早的。

第三种是平均大约40个月（将近三年半）的所谓“短周期”或“短波”，又称“基钦周期”，由美国的约瑟夫·基钦于1923年提出。

熊彼特还宣称，上述几种周期并存而且相互交织的情况，正好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因为在他看来，从历史统计资料表现出来的这种周期的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同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新呈现着相当密切的关联。概言之，一个“长波”大约包括有六个“中程周期”，而一个中程周期大约包含有三个“短波”。熊彼特本人也认识到，除了“长波”外，很难就“中程周期”，更不能就“短波”，具体地指出某一个周期的上升波动是和某一种的发展或某一种生产技术的革新有关联的。

熊彼特的关于商业周期的思想观点和各个周期的具体，在1939年出版的他的两大卷《商业周期理论》一书里，有更加广泛的描绘和详尽的发挥。

四、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他的“创新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熊彼特非常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并把这种“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因而认为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既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更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看法颇有其可取之处。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就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来就认为生产力是发展的最革命的最活跃的因素。这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即使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也仍然应该是这样。

第二，在分析中熊彼特极力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并采用了历史的方法；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一种变动，从而又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作用。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熊彼特还非常强调和重视“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这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也是不多见的。

西方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说过：“正统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系统理论分析中，从不试图分析［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这点可说已成定论。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熊彼特，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在这方面离开传统标准的一个突出代表。”特别是传统的庸俗经济学，从不涉及生产方法的变更，而他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等在数量上的逐渐变迁。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则在于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发展过程，以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分析两者结合起来。

斯威齐接着又指出：“熊彼特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概括地指出两者的相似之处以后，他又说“对于熊彼特理论的简要概述足以表明，对于他，如同对于马克思一样，都把生产方法的变更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但是斯威齐立即又着重指出：“尽管熊彼特的上述观点同马克思的观点存在着某些明显的相类似之处——对于这一点熊彼特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的理论上的差别。例如，在熊彼特那里，就没有‘产业后备军’的分析；他对劳资关系的分析和处理，亦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熊彼特自己在本书中也说，他的结构只涉及马克思研究范围的一小部分。

关于熊彼特和马克思的渊源，熊彼特的夫人伊丽莎白曾经写道：“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这正是熊彼特本人和他所论述的十大经济学家中最年轻的凯恩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诞生的一年。熊彼特和马克思有一共同之点，那就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在他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里，熊彼特试图提出‘关于经济变迁不单是决定于推动经济制度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各种外在因素的纯粹经济理论’。在这一著作的日文版的绪言里，他说：‘读者可能会立刻明了的一点，’我在开始时是不清楚的，即这一概念和这一目的（指熊彼特自己的）是和构成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基础的概念和目的完全相同的。”实际上，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或前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在任何其他方面，他只是采用或修改李嘉图经济学的概念和命题；但是被放在次要的黑格尔背景里的经济发展概念，却完全是马克思的创见。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才又都折回到他这里来，尽管他们可能发现他有许多可以批评之处。“我们认为，在这一重大的共同点上，熊彼特很可能于无形中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但毕竟由于世界观和立场不同，因而用伊丽莎白·熊彼特的话来说，就引向极不相同的结果：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辩护人。”（斯威齐语）

我们暂且不论熊彼特是如何受到马克思学说观点的影响，也不论他所受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或“创新理论”中的上述几个观点，如强调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方法变革的观点，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观点，强调企业家创新功能的观点，无疑仍然是正确的。这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仍有很大的价值和借鉴作用。

实际上，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是他的“创新理论”的一种运用；是他综合了以前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根据对历史统计资料的分析而得出的长短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并以“创新”作为中心线索，从而形成的长、中、短“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原是来自实际资料的一种分析概括，因而可以提供我们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和经济运行过程的参考。

至于熊彼特进一步运用技术的革新、新资源的利用以及新领域的开发等等，来解释商业周期形成的原因，对于这一点我们则必须加以具体分析。如果说技术革新等因素对于形成经济周期的长短方面有所影响，那这一点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可是，如果把技术革新等因素看成是产生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包括危机阶段在内）的根源，那就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所以我们对待熊彼特关于商业周期形成的论点，如同对待他的其它一些论点一样，不能笼统一概而论，而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

总的说来，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可以说是西方经济学界第一本用“创新”理论来解释和阐述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专著。当然，就全世界整个经济学界而言，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是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剖析和阐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趋于灭亡的巨著。1942年，美国保罗·期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一书出版，这是西方经济学界进步学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的少数著作之一。但必须指出，这几本著作主要都是以早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另一方面，虽然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就有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少数专著或论文问世，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对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研究才勃然兴起，“发展经济学”从此成为一门专门学科。近一、二十年来，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书刊与日俱增；经济发展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主要研究课题。

最后，需要向大家交代的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得到斯坦福大学的保罗·鲁曼的继承与发展，并将其补充到更为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又称为“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呢？它改变了我们关于增长途径和公共政策的思维方式。如果技术水平不同是导致各国生活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且假定技术是一个可以生产出来的要素，那么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就应该着重研究：国家怎样才能提高技术水平。这正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保罗·鲁曼的经验：

“在全面理解长期经济成功的决定因素方面，经济学家可以再一次取得进展。最终我们可以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些比标准的新古典学派更具洞察力的观点——更节省也更学院化。我们有能力参加当前政策的辩论。这些辩论涉及对私人研究提供税收减免、给从事研究开发的合资企业以反垄断豁免权、跨国公司的活动、政府特许权的作用、贸易政策与创新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私人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挑选接受公共资助的研究项目的机制，还有明确的政府引导型技术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等等。”（保罗·鲁曼《经济增长的起源》）

只有创新，才有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