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行业监管例1

中图分类号：F83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177-01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日益开放，银行业的监督管理面临着专业化、国际化的要求。然而，由于我国金融发展的历史原因和体制原因，虽然银行监管部门在体制上从中央银行独立出来，实现了金融与货币政策的分离，强化了银行业的监督管理，但目前我国银行监管体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银行业监管目标模糊

在监管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中，银行业监管目标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存在一定差异。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主要为实现宏观目标服务，为保持币值稳定，相应调节货币政策工具。而银行业监管的目标则为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具体目标，重点是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条例》(1986)、《金融机构管理规定》(1994)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1995)的内容看，我国的银行业监管目标多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作为监管目标，这就使得两方面的监管兼顾不周。银行业监管在保障国家货币政策目标实现和宏观调控措施实施的同时，还要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公平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这就造成了将银行业监管目标与货币政策目标视为同一目标，过分抢夺了货币政策目标，忽略了银行业监管目标，从而制约了银行业监管的功效。

二、银行业监管内容狭窄，手段单一

银行监管形式主要有银行业内部监管、外部监管、银行业的自我管理以及社会监督。手段主要有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相对而言，我国银行业监管的方式却较为单一，即主要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自上而下的外部监管，以计划、行政命令和经济处罚为主要方式，行业自律组织极为少见。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无法做到有法可依和违法必究。而社会监督机构也尚未形成对商业银行完整有效的监督机制。

三、银行业监管专业性不足

监管工作信息未能形成专业化系统管理，没有一个专门的平台统一对现场监管、非现场监管以及市场准入信息进行集中有效的管理，监管工作过程中形成的监管档案未形成电子化自律加以管理和使用，没有一个平台能提供被监管机构的情况全面的历史资料，仅能依据曾经管理过的监管人员的经验来了解被监管机构的历史情况。

在银行监管中，不论是非现场监管分析、现场检查、日常监管审批，还是监管政策把握，都需要有一支精通监管业务的监管队伍。只有监管人员既精通业务经营、财务状况和内控制度，又熟悉相关业务的经济政策、行业发展和市场背景等，才能比较准确地掌握金融机构风险状况，及相关市场变化可能对金融机构带来的潜在影响，真正发挥风险预警、识别和控制的监管作用。监管人员的专业性不足表现在监管人员并非经过特定的培训，只要有一定能力，均有可能被配备到监管岗位，只要工作需要，人员就有可能被调整到另一个岗位，而专业才能很少被提及，更没有设立针对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监管人员培训机制，没有建立分等级的监管人员资格考核标准，相当部分监管人员知识难以跟上市场发展的需要。

四、银行业监管组织缺乏有效的配合

银行业监管部门、市场监督和内部审计三股力量没有实现有效的联合。一方面，内外监管部门之间未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人民银行、监事会、审计署及银行内部的审计稽核部门均对商业银行进行现场检查，但检查项目的对象和计划在事前未充分沟通，检查时间不统一，检查结果和处理情况在事后也无法做到及时交流，极大浪费了监管资源，造成重复检查、重复处理的情况经常发生。另一方面，未充分发挥市场监督和中介机构的作用。除上市银行外，我国大部分非上市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不够规范和完备，甚至存在一些恶意虚假信息，使得存款人、债权人、投资人、股东等市场参与者对商业银行的分析和判断出现混乱和偏差，难以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作用；而外部中介机构如外部审计部门拥有大量专业资源和信息，监管部门尚未充分利用这一渠道来提高监管效率。

五、提高银行业金融监管的对策

1.转变金融监管理念

发挥银监会新的管理体制的优势，拓宽金融监管覆盖面，实现本外币、境内外金融机构、表内表外业务、现场和非现场的统一监管；建立被监管机构档案，实现监管信息共享。完善日常监管、风险预警、资信评级、监管责任制度体系，增强监管效能；提高监管人员素质，以新业务、新知识培训为重点，努力培养复合型监管人才，按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坚持持续性监管和审慎性监管原则，努力发挥监管在维护金融秩序稳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2.加强监管合作

加强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三者间的联系、协调与合作，增强我国金融监管的合力和实效。三大监管当局应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的金融信息报告和披露制度，增强金融机构经营及财务状况的透明度，明确报告与披露的基本数据、指标、范围及时间频率等。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应与有关经济综合部门积极配合，建立对金融机构有关信息质量的公告制度，增强金融机构会计、统计和审计大家力度，以过硬的金融机构会计、统计和审计质量与国际金融接轨，建立有别于中介机构公司治理评级的监管部门公司治理评级体系。

3.加强金融立法，健全我国金融监管的法规

我国要继续完善金融法规体系，一是对照已有的金融法规，认真结合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要求，制定我国详细、全面的金融监管实施细则，突出可操作性，以确保监管工作规范、统一。二是结合当前快速发展的金融业务实际，要借鉴国际上先进的金融监管经验，尽快制订完善有关的金融监管法规，可建立市场准入、经营范围、风险管理、市场退出等各个方面的金融监管法规体系。

参考文献：

金融行业监管例2

一、金融监管存在的体制问题

我国在1993年以前的时候，银行金融业根据当年的市场环境，曾近进行过有关银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相关性尝试，但是，当时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在当时形成了国家经济相对过热的局面，但是银行业和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却监管的水平相对较低，在1993年左右，全国性的范围之内出现了房地产热和证券投资热的经济形势，当年银行中大量信贷资金没有流向生产经营的企业，反而并用于在市场中从事投机买卖的行为，导致当时国家的金融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混乱的局面。在1993年下半年的时候，国家开始下决心整顿当时的金融秩序，重点对银行等金融企业进行整顿。随后我国的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相互之间实行分业经营的经营模式。为了有效的加强管理，政府成立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进行有力的监督管理工作。随后我国的人大会议分别颁布实施了《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确立了在我国金融行业进行分业经营的相关模式。“

我国金融业在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实行分业监督管理的体制对于我国当时的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性的促进作用和效果。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相应的问题：在我国的大多数基层地区，监督管理机制还是很匮乏的；在一些城市当中，对金融业进行重复性监督管理的现象也是十分的显著；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政府相关监督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往往不能有效的实现共享；机构型的监督管理部门与当时金融业务发展多样化之间也存在着十分突出的矛盾；在一些地方明显的存在监管资源浪费的情况。因此，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利用好现有的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资源，防止相关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出现盲目性扩张的情况，避免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在金融监管的过程中出现“各自为政”、“滥设机构”的情况，并将这些资源进行统一的调配，综合利用，争取在最大限度上实现家督管理效果的最大化。

二、对金融监管的认识不充分

根据我国对国外金融监督管理的学习可以发现：我国在对银行业实施金融监督管理过程，会出现因为实施监管工作任务的当事人个人在自身的学识水平、自身所处的金融地位、监管者本人的职业特征、国家相关政策在执行过程出现的差异，在认识上所发生偏差等而出现了不同的金融监管者就有不同的行为表达。如果我们从社会中经济环境和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自身的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进行考虑，往往是金融监管当局在对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在监管过程中，缺乏通盘性的考虑，再加上在一些基层地区，被监管者自身对监督管理工作不够了解，认识也不到位。就出现了在一些基层地区，有些银行业等金融机构时常出现违规经营的事情，在我国的一些地方，还存在着当地政府对金融监管不够重视，没有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和特殊意义。

三、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不适合金融全球化的趋势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督管理体制仍然是对金融业进行分业的监督管理工作。这种体制有其自身的优势：能够让中国人民银行在第一时间内就可以根据景荣市场的变化，来调整相关的货币政策，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就可以有效的保障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但是，自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就不得不面对要对外开放我们的金融市场，允许国外的资本进入我国的金融市场中来，这样，我国现行的分业金融监管就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了，一些不断也就逐渐的显现了出来。例如，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管信息不能有效的进行沟通，相互之间不能做到互通有无，而监管部门在进行监管的过程中，又会出现监管重叠的现象，很难对实行混业监管的金融机构实现有效的监管工作。

四、监管难以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

借鉴国外对金融行业的监督管理的成功经验，并对我国的金融监管的现状进行分析，可以总结出这样的相关结论：目前，导致我国金融行业处在潜在威胁的，主要存在两大方面的原因，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广大的银行顾客对银行内部的信息不是很了解，甚至是知之甚少，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在银行业等金融体系的内部存在着监管方面的漏洞，这两方面的原因是造成现在金融监管难以跟上金融创新步伐的最主要原因。要想有效的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要维护顾客知情的权利，

五、宏观审慎性监管问题

我国在对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的时候，往往都是采用宏观审慎监管实体的方式方法，往往很难产生高效全面的效果。宏观审慎监管的好处就在于：政府相关的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对金融市场有着很全面的了解和认识，随时掌握最新的市场动态，对于金融市场中可能产生的行业危险进行必要性的防范。但是问题也依然存在，全国大大小小的所有银行业都归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管理，央行自身有足够的权力对这行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但是，目前全国各地的银行金融机构是遍地开花，金融机构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强进势头，各家银行金融机构，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条件之下，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情况，进行有效的调配工作，这就对央行的监管权力提出了相应的挑战，无形之中增加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压力。也扰乱了金融市场的原有秩序。

参考文献：

金融行业监管例3

纵观西方国家证券业与银行业、信托业以及保险业之间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933年以前为第一阶段。证券业的发展环境较为宽松，此时，就美国而言，证券交易主要受州的管理，现代的证券市场法规多未出台，因此证券业务与银行业务相互交叉，没有严格的界限。这一状况一方面对证券业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由此滋生了大量的投机行为，严重影响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金融秩序的稳定。1929年发生的股市大崩溃，迫使西方国家认识到银证分业经营的必要性，从而改变银证混业经营的状况。

1933年，以美国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为标志，银证关系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分业经营阶段。“《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从制度上建立了杜绝风险的防火墙，要求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彻底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联邦银行法》管辖下的银行与其证券子公司完全分离；商业银行除国债和地方债以外，不得从事证券发行承销业务；禁止私人银行兼管存款业务和证券业务。由此，美国走了近70年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道路。”1日本在二战以后，作为战败国按美国的要求制定了日本证券法，也确立了银证分业制度。英国、韩国也实行了这一制度。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西方各国的证券界滋生了一股强大的自由化浪潮，商业银行与证券业的传统区分逐渐消失，银证又出现再次融合的趋势，成为第三个发展阶段。首先体现在英国的“金融大爆炸”（BigBang）。1986年10月伦敦证券交易所实行了重大的金融改革，“1、允许商业银行直接进入交易报从事证券交易；2、取消交易最低佣金的规定，公司与客户可以直接谈判决定佣金数额；3、准许非交易所成员收购交易所成员的股票；4、取消经纪商和营业商的界限，允许二者的业务交叉和统一；5、实行证券交易手段电子化和交易方式国际化。”2这一重大改革主要是允许银行兼并证券公司，从而拆除了银证之间的防火墙。这些措施吸引了许多外国银行的大量资金，提高了英国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力。美、日面对英国这一重大措施，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美国从80年代以后，对银证分业制度逐步松动。1987年，美联储授权部分银行有限度地从事证券业务，并授权一些银行的子公司进行公司债券和股票的募集资金活动。日本也在1998年提出金融改革方案。到目前为止，银证融合的趋势还在进一步加强，更多的国家对证券业自由化动作给予了配合和响应。

可以这样看，银证分业经营是在1929-1933年大危机之后，政府为保护金融市场所采取的干预行为，但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市场逐步强大，政府必然要逐步减少和放宽对这一领域的干预。这是证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我国证券业与银行业、保险业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体制

我国证券市场在发展最初都是由银行全资设立或控股设立。但后来，我们逐渐认识到银证混业经营的许多问题。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很不成熟，投机成分过大，市场泡沫过多，价格起伏剧烈，若实行银证混业，势必将广大储户置于高风险之中，不利于银行体系的安全和储户利益的保护。1995年《商业银行法》通过，该法明确了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成为我国银证分业经营的法律依据。

我国证券业与保险业也是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我国《保险法》第104条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它资金运用形式。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向企业投资。”由此，证券业与保险业的分业经营也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我国新近出台的《信托法》并未像《商业银行法》和《保险法》那样明确规定证券业与信托业的分业经营，而是较为宽泛地规定了受托人的诚信义务。由于信托并不像银行与保险那样牵扯社会上多数人的利益，法律给予了信托业更广泛的空间，允许自然人作为受托人从事信托活动，而将调整的重点放在了对“信用”的保护，强调受托人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的管理义务。

三、关于我国证券业与其它金融行业关系的新定位

我们知道，金融业的分业与混业，其本身并无优劣可言。采取哪一种制度，关键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在某一特定的经济状况下，无论采用分业或是混业都会各有利弊，立法者权衡利弊从而决定分业或是混业，这种利弊的权衡也当然会随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下，采取分业经营制度，多数学者认为还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虽然采取混业经营，使业务范围扩大，形成规模经济，能提高经济效益，但同时也使大量资金置于高风险之中，一旦证券价格下跌，势必牵连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其它业务，甚至面临支付困难的境况。同时，我国金融立法尚不健全，《证券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都只对相关方面作了较为抽象的规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断面临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细则法规定。因此，法制环境也成为制约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另一因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景学成在2002年4月11日举行的“入世后中国金融业的应对措施”高峰论坛上指出，我国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正确的，应当继续执行。同时指出，在较长的时间内，我国仍将对银行、证券、保险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这是出于对金融市场的稳定的考虑。但笔者认为适当的分业虽有利于保险业、银行业自身的安全，但完全将证券业与保险业、银行业人为阻断，并不利于金融业的繁荣。

首先，我们不应只注重分业经营管理的优点，而忽视混业经营也有其优势。实行混业经营一方面可以吸引大量银行、保险资金混入，增加证券市场规模经济效益，从而引发国际融资手段的进一步证券化，另一方面也将更有力地推动证券市场朝着国际化目标迅猛发展。这些都是金融业繁荣壮大的积极因素，也是提高本国证券市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式。我国银行业与发达国家银行业相比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我国银行业主要利润来源仍靠传统的存贷款业务，由于呆、坏账比例较高，使银行不得不提高对贷款人的要求，因此中小企业普遍贷款困难，银行也缺乏贷款营销的积极性，从而又制约了银行的发展。而发达国家银行业相当大部分的利润来源于中间业务，这就使呆、坏账比例大大降低，银行也不用停留在争夺居民小额储户的低水平竞争层次上了。怎样拓展银行传统存贷款业务以外的中间业务，笔者认为目光应放在证券业、保险业和信托业上。

其次，我们应该仔细考察我国金融业的发展现状，分析分业经营在我国是否行得通，是否能够取得相应的利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业起步较晚，发展不很成熟，市场投机比率过大，而抗风险能力较弱。但是否就完全不具备适当混业经营的客观条件，或者说，实行适当混业经营是否会完全破坏金融业的运作秩序呢？答案并非如此。

就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而言，实行分业经营有其具体的时代背景，即大危机的爆发。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对经济危机有些选择战争转嫁危机，而另一部分（尤指美国）采用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办法，由于在资本主义完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首次实行了这一政策，资本主义国家也需要摸索。虽然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在金融业里选择了完全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制度，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制度就是完美无缺的，即使放入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应是这样。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国家先后松动了原本完全隔离的证券业与银行业。这一行动表明西方国家在探索分业与混业经营制度过程中改进了自己的做法。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也要将学习看作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也应该考虑方法改进的原因。由于证券业、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的界限不可能十分明显，必然有所交叉，那么完全一刀切的方法就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就我国目前的金融管理体制来看，原则上应采取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但在某些方面应当逐渐松动分业的限制，采纳适当的混业经营。单就保险业与证券业的关系来说，国际上保险业进入证券市场投资已十分普遍。“现代保险业的发展趋势，就是增加保险收益，降低费率，减轻投保人负担，从而扩大保险覆盖面。”3自1996年以来，我国连续7次降低银行的存款利率，由于保险资产有40%~60%的资金沉淀在银行里，经历降息之后，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不断扩大，保值能力却不断缩小。为此，国务院于1999年10月批准保险公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虽然保险基金目前只能循序渐进地间接进入股市，但这已表明适当混业经营是有其优势和合理性的，我国今后必然要向这一趋势发展。在信托业方面，也必然出现委托进行证券投资的需要，可将信托的相关制度引入证券投资领域，从而使证券监管的法律渊源进一步扩大、完善。

金融行业监管例4

一、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实行的分业监管的监管模式专业化优势较为突出，便于分散风险，而这一点亦导致了监管协调中深层次的问题，中国加入WTO以后，面对来自混业经营、金融创新、网络金融的挑战，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一)监管目标不够明确。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金融监管目标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是不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宏观目标，借助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以保持币值稳定。而金融监管的目标较为具体，突出强调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1986)、《金融机构管理规定》(1994)和《商业银行法》(1995)的内容看，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金融监管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的有效实施，又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这实际上是将金融监管目标与货币政策目标等同看待，强化了货币政策目标，弱化了金融监管目标，从而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

(二)金融监管独立性不够。巴塞尔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规定：促进有效银行监管，必须具备稳健且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有效的市场约束，高效率解决银行问题的程序以及提供适当的系统性保护机制等基本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下，参与银行监管的各个机构要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并应享有操作上的自和充分的资源。我国银监会作为国务院下属机构，在业务操作、制定和执行政策、履行职责时，较多地服从政府甚至财政部的指令。银监会分支机构在实际监管中很难不受地方政府的制约，当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触动地方政府的利益时，地方政府往往对监管机构施加压力，从而弱化了监管作用。

(三)金融监管机构协调性差。从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来看，我国基本上属于分业监管模式。但是，这些部门的职责缺乏严格的界定，相互间缺乏协调。因而在实际操作中，常常导致监管过程脱节，多头、分散，使监管环节出现诸多漏洞。

(四)金融监管措施不力。从金融监管手段看，我国金融监管长期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金融监管以计划、行政命令和适当的经济处罚方式进行。基本金融法律与实际工作的要求相差甚远，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监管难以做到有法可依和违法必究。从金融监管方式来看，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是外部监管。由于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机制不健全，自我监管能力极低，金融同业工会等行业自律性组织在我国也极为少见，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监督机构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检查非常少。从金融监管内容来看，我国金融监管中的风险监管几乎是空白，监管部门将主要精力放在机构审批和业务审批上，对金融机构日常营运监管较少，金融监管和稽核也忙于完成上级任务，作用有限。从金融监管标准来看，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检查和评级以及风险管理没有一套统一的具体量化标准，监管行为随意性强。

(五)现行监管制度不利于金融创新。在现行分业监管制度下，银行参与证券业务被限制，一些具有转移风险及套期保值功能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无法在市场立足，影响到证券机构的运作及策略，证券市场表现出很强的短期投机性和不稳定性。

(六)现行监管制度不利于金融业的规模集中。现行分业监管制度，不利于银行业向“全能银行”发展，影响其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对于证券、保险的严格限制、融资及投资渠道的缺乏、传统单调的业务品种，加剧了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使证券、保险行业竞争力下降。

二、金融监管趋势

(一)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结构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过渡。英国的卢埃林教授在1997年对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组织结构进行研究，发现有13个国家实行单一机构混业监管，35个国家实行银行、证券、保险业分业监管，25个国家实行部分混业监管。后者包括银行证券统一监管，保险单独监管(7个)；银行保险统一监管、证券单独监管(13个)以及证券保险统一监管、银行单独监管(3个)三种形式。受金融混业经营的影响，完全分业监管的国家呈现出减少趋势。

(二)金融监管法制呈现出趋同化、国际化趋势。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及法制传统的差异，金融监管法制形成了一定的地区风格，影响较大的有两类：一是英国模式。历史上，英国对金融业的监管主要采取行业自律形式，英格兰银行在履行监管职责时形成了非正式监管的风格，不以严格的法律、规章为依据，而往往借助道义劝说、君子协定等来达到目的。二是美国模式，以规范化闻名于世，监管法规众多，为美国金融业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两种模式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英国不断走向法制化，注重法制建设；而美国则向英国模式靠拢，在不断放松管制的同时增强监管的灵活性。

不断加深的金融国际化，客观上需要将各国独特的监管法规和惯例纳入一个统一的国际框架之中。双边协定、区域范围内监管法制一体化，尤其是巴塞尔委员会通过的一系列协议、原则、标准等在世界各国的推广和运用，都将给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变革带来冲击。

(三)金融监管越来越重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同业自律机制。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是实施有效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外部金融监管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相配合往往事倍功半。国外银行经营管理层的内控意识很强，国外商业银行一般专门成立独立于其他部门的、仅仅对银行最高权力机构负责的内部审计机构，并建立了健全的内控制度。近年来，由于巴林银行、大和银行以及住友商社等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发生都与内控机制的缺陷有直接关系，国际金融集团和金融机构开始重新检讨和审视自己的内控状况，许多国家的监管当局和一些重要的国际性监管组织也开始对银行的内部控制问题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

金融机构同业自律机制作为增强金融业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各国普遍重视。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比利时、法国、德国、卢森堡、荷兰等国家的银行学会和某些专业信贷机构的行业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监督作用。各国都比较重视金融业工会组织在金融监管体系中所起的作用。

(四)金融监管向国际化方向发展。随着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也不断增强，各种风险在国家之间转移、扩散不可避免。金融国际化要求金融监管的国际化。因此，西方各国致力于国际银行联合监管，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的《巴塞尔协议》统一了国际银行的资本定义与资本率标准。各种国际性监管组织也纷纷成立并进行合作与交流。各国对跨国银行的监管趋于统一和规范。

三、改善我国金融监管的思路

(一)由人民银行牵头建立金融稳

定协调机制，协调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工作，使其监管向功能型发展。人民银行要成立“金融协调委员会”，通过立法使金融监管联席会议法制化。“金融协调委员会”可以对三个原有的监管机构进行整合，其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银行、证券、保险监管中的重大问题，定期磋商，及时交流监管信息，界定业务交叉中的监管职责，解决分业监管中政策协调和配合问题。

(二)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应能够涵盖所有的金融业务，具有严密性、配套性和协调性。尽快制定已经出台金融法规的实施细则，增强其可操作性。针对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问题，以法律形式明确接管的具体程序及具体措施，明确金融机构的解散原因和程序，金融机构合并、分立、破产清算的形式、条件、程序及法律后果，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三)改进监管方式。目前，发达国家均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风险目标监管，其核心是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专业知识和信息，判断最新发展趋势和主要风险领域，及早发出预警信号。我国的金融监管方式也应由过去粗放式监管向风险目标监管转变：由单纯的业务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性监管并重、以风险性监管为主的方向发展；由单一的现场检查，向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督相结合、以非现场监督为主的方向发展；由传统的手工检查，向手工检查和现代化的计算机检查互补、以计算机检查控制为主的方向发展；由对金融违法的事后管制，向事前防范、正确引导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动、将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有机结合的方向发展。在我国的金融监管中，非现场检测和现场检查都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由于宏观经济环境、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监管机构自身行为的影响，非现场检测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规范化的非现场检测体系、法律体系和风险监控指标，建立规范化的会计报告制度；利用计算机等先进工具，发挥网络监控作用；尽快实现对风险的事前预警，使非现场监测成为现场检查的目标导向，现场检查成为非现场检测的基本依据。

(四)完善金融监管主体自身建设。我国目前金融业法定监管主体有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为适应后WTO时期的监管需要，应加强监管主体自身建设。一是改进现有法定监管主题的权责制度，塑造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执法权的监管主体，防止地方政府及其他部门的干预。二是加强监管机构的队伍建设，提高监管的专业水平。三是为弥补法定监管主体的局限性，应补充监管主体，建立金融同业工会，借助同业自律补救现有法定监管的不力，以同业公会充实法定监管主体和完善监管，制约和防范法定监管主体权力的滥用。

(五)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社会监督作用。只有充分利用各种社会中介力量进行监管，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形成法定监管机构——中介机构——商业银行自律组织的有效监管体系。

金融行业监管例5

一、中国金融混业的背景分析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国于2001年11月13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ge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WTO” ），WTO的统一规制本身就是不同法域下的法律理念、价值、规则的融合，从这一意义上说，金融“入世”，就是金融法律的“入世”。 WTO下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及其立法提出了新的法律性要求，加入WTO后，我国的银行市场开放将是全方位的。[1]金融市场国际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在金融开放的条件下，外资银行机构不断进入，不仅会改变中国现有的金融机构，还会使现有的金融运行规则发生变化。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都要求作为WTO新成员国的中国在各方面作出相应的改革创新，以适应竞争激烈的国际化市场环境。2003年12月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以下简称《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以下简称《人民银行法》）的修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管法》（以下简称《银监法》）的出台，以及2003年4月28日银监会的挂牌成立无疑都是中国政府对金融领域的有效改革创新。新修改的商业银行法借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增加了对商业银行加强监管的内容，同时对有关条文作出修改，以适应当前商业银行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需要。将原来的“第四十三条 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修改为“ 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2]这为在中国金融领域开展混业经营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

金融混业是指银行、证券公司或保险公司在各自经营范围之外，彼此交叉经营对方的金融业务，很多金融业者争取的正是这种混业的权利。[3]这种经营模式起源于德国又称德国式银行经营模式，这种经营模式形成后很快被其他国家如美国、日本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所效仿。美国修改了原来遵循英国那种银行业和证券业分业经营模式所制定的国民银行条例，改为允许商业银行成立附属机构从事证券业务。由于美国商业银行数量多（20世纪30年代有3万多家），大银行实力强，反而成了美国金融市场中承销金融证券的主要力量。1929年10月美国股市爆跌，引发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罗斯福总统上台后，下令全国银行进行清理，银行业停业三天，结果有9千多家银行消失。 美国银行业的这种惨剧使一些人认为是银行参与证券业务惹的祸。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该法案禁止银行从事证券承销和买卖，但政府证券除外，禁止银行和主要从事证券活动的公司之间的联营。[4]由此开始实行美国银证分业经营的制度。日本则在1996年酝酿金融改革方案，并于1998年正式推出名为“大爆炸”（BIG BANG）金融改革计划。放宽对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经营范围的限制，允许金融机构跨行业经营。接着美国于1999年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为银行业进行混业经营扫清了法律障碍。[5]一般而言一国金融业对于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的选择意味着在安全和效率之间抉择。因为分业经营更注重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相比之下混业经营更注重效率。特别是在封闭条件下，实行分业经营更有利于保障金融领域的安全。避免金融风险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传递。[6]诚然，金融混业经营可以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可以更方便地为客户提供多种金融服务，是金融业的发展方向。但是，混业经营是需要一些前提条件的，否则便会造成金融、经济的混乱。

我国自1993年以来，金融业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制度。商业银行主要从事信贷业务和其他服务性中间业务，银行提供的金融商品少，盈利渠道单一，不允许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互直接投资，金融资本的规模扩张被制约，也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外资银行大多实行混业经营，业务经营多元化和综合化，往往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以及证券、保险于一身，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全面、优质的商业银行服务，以满足客户多层次、多样化的业务需求，扩大市场占有率，在业务竞争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为了加强中资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混业经营将是未来走向，但是当前我国金融业形势尚不利于实行混业经营，由分业经营平稳走向混业经营必须具备一定的基本条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二、实行金融混业的障碍因素

（一）金融领域自身存在诸多问题

1、西方商业银行在按照现在企业制度的要求规范其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之上，建立健全了先进的业务运行模式，这突出体现在精良的内部组织设计、有效的风险防范体系、独立的审计制度、以及复杂的外部监管制度。[7]我国现有金融制度不完善，实行混业经营可能引发较大风险。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较为落后，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没有建立完善的风险监控体系，不能对银行经营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有效的监控。更重要的是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机制不健全，在资金运用上存在风险与收益不对称，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率远没达到安全底线，其以国家信用为存在的基础，信贷资金在股票市场上的亏损最终由国家承担大部分，这样，银行只追求盈利最大化而忽视证券市场的巨大风险，使信贷资金的风险加大。

2、上市公司制度不完善，使证券市场和混业经营内生巨大风险。国有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过于集中，不能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因为国有股东本身产权主体不清，没有解决委托问题，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权责形式化，出现内部人控制和大股东领导合谋现象，分散的大众股东及其资源被少数人控制并滥用，用手投票机制不能发挥作用。同时流通股比例较小，大量法人股、国家股未能上市流通，通过证券市场兼并收购上市公司的机制也有限，不能形成对经营者的改进压力。多数情况下，经营者会随意侵吞国有资产，同时对外虚盈实亏信息，与证券公司合谋操纵股价，直至企业不能维持。

3、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水平有待提高。虽然我国实行分业经营，加强了金融监管，维护了金融业的稳定。但是，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水平较低，各监管机构之间不能相互配合，银行和证券市场制度不完善，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以及混业经营的挑战和趋势都使金融监管难度进一步加大。

4、欠缺系统的存款保险制度。我国从1993年至今实行的是严格的金融分业经营制度。在整个经济背景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如果在金融领域盲目的采取金融混业。必然不可避免产生更大的金融危机。美国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银行大倒闭现象无疑就是一个前车之鉴。

（二） 监管体系的不合理和不协调

建国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长期身兼数任，既承担央行职能——财政金库、发行货币、制定实行货币政策并维护金融稳定，又承担银行监管职责，此外还一度充当商业银行的角色。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人民银行得以从商业银行角色脱身；1995年《人行法》颁布，人民银行才真正在法律上具备中央银行的地位。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自2003年4月28日起正式履行职责。从此，对所有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监管和处罚等事项，由中国人民银行划归银监会管理，人民银行则专事三项工作：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提供清算服务。从这一刻起，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作为金融监管的“三驾马车”将并驾齐驱，而中国人民银行多年来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于一身的“大一统”时代也宣告结束。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如果按照目前的方案，金融工委的职能也转到银监会的话，就有可能出现两个新的问题，首先，银监会既要按照一般规则监管各类商业银行，又要承担国有商业银行出资人的职能，那么，如何在监管中公平地对待自己的亲儿子（国有商业银行）和干儿子（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信用社等）以及别人的儿子（外资银行）就会成为新的问题。其次，从监管者的角度讲，银监会应只负责商业银行经营者的资格标准的制定以及资格审查工作，如果过去金融工委的职能也放到银监会的话，那么银监会在对待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者时，岂不成了自己制定标准、自己推荐人癣自己审查、自己任命了吗？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职能不是又一身挑了吗？[8]

有关金融专家认为，多个监管主体之间需要建立程序性协调机制，也就是将如何协调确定为一种制度。现在程序性制度是基于原来的定期磋商制度，具体到一个金融机构如果发生挤兑、发生金融风险，怎么及时地按照一步步的程序走，这方面还不明确。

银监会成立后，按照上述新的职能分工，则人民银行不仅应该是专事宏观调控的中央银行，而且也应该成为在三家金融类监管机构（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之上的“超级监管机构”。这是因为，为执行国家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人民银行不仅应对银监会及银行类金融机构实施宏观管理和监督，也应同时对证监会和证券类金融机构，以及保监会和保险类金融机构实施宏观管理和监督。但在此次《银监法》起草及《人行法》修改中，这一问题并未得到清晰表述。

如此，则此次对三部银行法的起草和修改，仅为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划清职责，人民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依然只能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中转圈，无法到达证券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而时至今日，证券类、保险类金融机构已发展成为上万亿元资产规模的产业，与银行业金融机构一样关乎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如果对如此庞大的两个金融体系，人民银行不仅不能直接监管，且无任何市场调节措施，很难设想其如何完成制定和执行国家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之任务。

关于这一点，国际上已有一整套成熟经验可资借鉴。英国早于1844年通过《英格兰银行条例》，英格兰银行由此成为英国中央银行，它具备现代银行学对中央银行设定的三大职能：即中央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和发行的银行。1986年、1987年和2000年，英国又在英格兰银行之外设立综合性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此后，苏格兰银行只管货币政策，金融服务局则负责综合性监管。

与此同时，英国财政部、英格兰银行与金融服务局签订谅解备忘录，建立三方共同维护金融稳定的合作框架。三方代表还建立了协调机构－－常务委员会，每月定期开会，讨论与金融稳定有关的重大问题。采用这种在央行之外设立监管机构的国家，除了英国，还有日本、韩国、加拿大、丹麦、瑞典、挪威、澳大利亚、墨西哥、比利时和瑞士等国。[9]

美国从实施分业经营到放松金融管制经历了50年，到最终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又将近20年。可见美国立法和决策当局对金融混业体制是极其谨慎的；不仅如此，新法规还以立法的形式要求财政部和美联储对一些尚无确切解决方案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定期向国会提交报告。这些问题包括金融控股公司的子公司重新从事金融业务带来的风险问题，对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引发问题的防范，存款保险在防止和消除大型金融机构太大而不能倒闭的作用等等。这一奇特的立法形式实际的反映了美国立法当局对混业经营体制可能带来风险的疑虑。[10]相比之下，此次我国起草《银监法》、修订《人行法》和《商行法》后，在维护整体金融稳定方面依然缺乏法律保障，金融监管也依然处于严格的分业监管格局。如此格局之下，三大类金融监管机构无法信息共享，央行在制定和执行宏观货币政策时势必广受掣肘。

三、关于发展金融混业的几点建议

第一，最基础的是建立比较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实现“依法治业”。应尽快清理现行金融法律、规章。尽快研究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法律体系内涵。重点是：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制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适应中小金融机构发展、联合、兼并及重组的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规范；制定规范存款保险公司或基金的法律规定，确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基础及运作原则。为提高中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应从扩充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利率市场化等方面研究修改涉外金融法律、法规。通过立法的方式允许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包括制定相应法律政策鼓励金融机构从事跨行业投资、经营和购并等，为金融混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应建立综合性的监管体系，为混业监管积累经验。建议在目前初具规模的分业监管体系的基础上，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应当对混业经营实施联合监管，有鉴于此，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下设或单设由各类金融监管机构参加的金融协调机构，已是当务之急。惟有彼此沟通，实现信息共享，才能确保央行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货币政策，维护整体金融稳定。监管当局必须在强化合规性监管的同时重视安全性监管，逐步强化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约束。除此之外，央行应当充当“超级监管”的角色，对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进行有效监督。

第三，建立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经历几十年历史的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FDIC[11]是美国最主要的存款保险机构，为所有联邦注册的银行和大部分州注册的银行的存款人提供存款保险，一些外资银行在美分行的存款也被保险。由于竞争的压力以及各州不愿意给未投保银行签发特许权，使得几乎每家银行都有必要取得FDIC的会员资格。[12]从美国实践经验来看，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安全网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效维护了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促进了金融体系的稳定。美国的经验教训无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目前我国进行金融混业的主要力量仍然是商业银行，如果商业银行由分业经营模式转向混业经营模式。银行的破产就无法避免。为了更有效的保障金融安全，维护中小储户的利益，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系统的存款保险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第四，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的产权改革。可通过金融机构股份化和上市融资等方式，提高市场力量在配置金融资源方面的比例。其中，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及保险公司的产权改革将为国内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而根据国际经验，在分业经营体制转混业经营模式的金融混业最佳方式是采取金融控股公式的混业模式。按照现代银行制度对国有四大商业银行进行综合改革，以建立国控股份制商业银行，前提是明确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的金融企业，以经营市场化目标为核心，根据公司制改造的要求，从国有多元合资公司形式入手，完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要发挥银监会和银行内部监事会的作用，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继续撤并低效、重复设置的机构，裁减人员，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在此基础上，创造条件，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造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符合条件后，采取多种形式，支持其在国内外股票市场上市。

第五，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培养混业经营人才。应进一步完

金融行业监管例6

一、中国金融混业的背景分析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国于2001年11月13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ge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WTO” ），WTO的统一规制本身就是不同法域下的法律理念、价值、规则的融合，从这一意义上说，金融“入世”，就是金融法律的“入世”。 WTO下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及其立法提出了新的法律性要求，加入WTO后，我国的银行市场开放将是全方位的。[1]金融市场国际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在金融开放的条件下，外资银行机构不断进入，不仅会改变中国现有的金融机构，还会使现有的金融运行规则发生变化。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都要求作为WTO新成员国的中国在各方面作出相应的改革创新，以适应竞争激烈的国际化市场环境。2003年12月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以下简称《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以下简称《人民银行法》）的修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管法》（以下简称《银监法》）的出台，以及2003年4月28日银监会的挂牌成立无疑都是中国政府对金融领域的有效改革创新。新修改的商业银行法借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增加了对商业银行加强监管的内容，同时对有关条文作出修改，以适应当前商业银行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需要。将原来的“第四十三条 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修改为“ 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2]这为在中国金融领域开展混业经营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

金融混业是指银行、证券公司或保险公司在各自经营范围之外，彼此交叉经营对方的金融业务，很多金融业者争取的正是这种混业的权利。[3]这种经营模式起源于德国又称德国式银行经营模式，这种经营模式形成后很快被其他国家如美国、日本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所效仿。美国修改了原来遵循英国那种银行业和证券业分业经营模式所制定的国民银行条例，改为允许商业银行成立附属机构从事证券业务。由于美国商业银行数量多（20世纪30年代有3万多家），大银行实力强，反而成了美国金融市场中承销金融证券的主要力量。1929年10月美国股市爆跌，引发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罗斯福总统上台后，下令全国银行进行清理，银行业停业三天，结果有9千多家银行消失。 美国银行业的这种惨剧使一些人认为是银行参与证券业务惹的祸。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该法案禁止银行从事证券承销和买卖，但政府证券除外，禁止银行和主要从事证券活动的公司之间的联营。[4]由此开始实行美国银证分业经营的制度。日本则在1996年酝酿金融改革方案，并于1998年正式推出名为“大爆炸”（BIG BANG）金融改革计划。放宽对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经营范围的限制，允许金融机构跨行业经营。接着美国于1999年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为银行业进行混业经营扫清了法律障碍。[5]一般而言一国金融业对于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的选择意味着在安全和效率之间抉择。因为分业经营更注重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相比之下混业经营更注重效率。特别是在封闭条件下，实行分业经营更有利于保障金融领域的安全。避免金融风险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传递。[6]诚然，金融混业经营可以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可以更方便地为客户提供多种金融服务，是金融业的发展方向。但是，混业经营是需要一些前提条件的，否则便会造成金融、经济的混乱。

我国自1993年以来，金融业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制度。商业银行主要从事信贷业务和其他服务性中间业务，银行提供的金融商品少，盈利渠道单一，不允许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互直接投资，金融资本的规模扩张被制约，也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外资银行大多实行混业经营，业务经营多元化和综合化，往往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以及证券、保险于一身，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全面、优质的商业银行服务，以满足客户多层次、多样化的业务需求，扩大市场占有率，在业务竞争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为了加强中资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混业经营将是未来走向，但是当前我国金融业形势尚不利于实行混业经营，由分业经营平稳走向混业经营必须具备一定的基本条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二、实行金融混业的障碍因素

（一）金融领域自身存在诸多问题

1、西方商业银行在按照现在企业制度的要求规范其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之上，建立健全了先进的业务运行模式，这突出体现在精良的内部组织设计、有效的风险防范体系、独立的审计制度、以及复杂的外部监管制度。[7]我国现有金融制度不完善，实行混业经营可能引发较大风险。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较为落后，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没有建立完善的风险监控体系，不能对银行经营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有效的监控。更重要的是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机制不健全，在资金运用上存在风险与收益不对称，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率远没达到安全底线，其以国家信用为存在的基础，信贷资金在股票市场上的亏损最终由国家承担大部分，这样，银行只追求盈利最大化而忽视证券市场的巨大风险，使信贷资金的风险加大。

2、上市公司制度不完善，使证券市场和混业经营内生巨大风险。国有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过于集中，不能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因为国有股东本身产权主体不清，没有解决委托问题，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权责形式化，出现内部人控制和大股东领导合谋现象，分散的大众股东及其资源被少数人控制并滥用，用手投票机制不能发挥作用。同时 流通股比例较小，大量法人股、国家股未能上市流通，通过证券市场兼并收购上市公司的机制也有限，不能形成对经营者的改进压力。多数情况下，经营者会随意侵吞国有资产，同时对外虚盈实亏信息，与证券公司合谋操纵股价，直至企业不能维持。

3、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水平有待提高。虽然我国实行分业经营，加强了金融监管，维护了金融业的稳定。但是，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水平较低，各监管机构之间不能相互配合，银行和证券市场制度不完善，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以及混业经营的挑战和趋势都使金融监管难度进一步加大。

4、欠缺系统的存款保险制度。我国从1993年至今实行的是严格的金融分业经营制度。在整个经济背景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如果在金融领域盲目的采取金融混业。必然不可避免产生更大的金融危机。美国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银行大倒闭现象无疑就是一个前车之鉴。

（二） 监管体系的不合理和不协调建国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长期身兼数任，既承担央行职能——财政金库、发行货币、制定实行货币政策并维护金融稳定，又承担银行监管职责，此外还一度充当商业银行的角色。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人民银行得以从商业银行角色脱身；1995年《人行法》颁布，人民银行才真正在法律上具备中央银行的地位。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自2003年4月28日起正式履行职责。从此，对所有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监管和处罚等事项，由中国人民银行划归银监会管理，人民银行则专事三项工作：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提供清算服务。从这一刻起，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作为金融监管的“三驾马车”将并驾齐驱，而中国人民银行多年来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于一身的“大一统”时代也宣告结束。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如果按照目前的方案，金融工委的职能也转到银监会的话，就有可能出现两个新的问题，首先，银监会既要按照一般规则监管各类商业银行，又要承担国有商业银行出资人的职能，那么，如何在监管中公平地对待自己的亲儿子（国有商业银行）和干儿子（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信用社等）以及别人的儿子（外资银行）就会成为新的问题。其次，从监管者的角度讲，银监会应只负责商业银行经营者的资格标准的制定以及资格审查工作，如果过去金融工委的职能也放到银监会的话，那么银监会在对待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者时，岂不成了自己制定标准、自己推荐人癣自己审查、自己任命了吗？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职能不是又一身挑了吗？[8]有关金融专家认为，多个监管主体之间需要建立程序性协调机制，也就是将如何协调确定为一种制度。现在程序性制度是基于原来的定期磋商制度，具体到一个金融机构如果发生挤兑、发生金融风险，怎么及时地按照一步步的程序走，这方面还不明确。

银监会成立后，按照上述新的职能分工，则人民银行不仅应该是专事宏观调控的中央银行，而且也应该成为在三家金融类监管机构（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之上的“超级监管机构”。这是因为，为执行国家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人民银行不仅应对银监会及银行类金融机构实施宏观管理和监督，也应同时对证监会和证券类金融机构，以及保监会和保险类金融机构实施宏观管理和监督。但在此次《银监法》起草及《人行法》修改中，这一问题并未得到清晰表述。

如此，则此次对三部银行法的起草和修改，仅为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划清职责，人民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依然只能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中转圈，无法到达证券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而时至今日，证券类、保险类金融机构已发展成为上万亿元资产规模的产业，与银行业金融机构一样关乎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如果对如此庞大的两个金融体系，人民银行不仅不能直接监管，且无任何市场调节措施，很难设想其如何完成制定和执行国家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之任务。

关于这一点，国际上已有一整套成熟经验可资借鉴。英国早于1844年通过《英格兰银行条例》，英格兰银行由此成为英国中央银行，它具备现代银行学对中央银行设定的三大职能：即中央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和发行的银行。1986年、1987年和2000年，英国又在英格兰银行之外设立综合性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此后，苏格兰银行只管货币政策，金融服务局则负责综合性监管。

与此同时，英国财政部、英格兰银行与金融服务局签订谅解备忘录，建立三方共同维护金融稳定的合作框架。三方代表还建立了协调机构——常务委员会，每月定期开会，讨论与金融稳定有关的重大问题。采用这种在央行之外设立监管机构的国家，除了英国，还有日本、韩国、加拿大、丹麦、瑞典、挪威、澳大利亚、墨西哥、比利时和瑞士等国。[9]美国从实施分业经营到放松金融管制经历了50年，到最终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又将近20年。可见美国立法和决策当局对金融混业体制是极其谨慎的；不仅如此，新法规还以立法的形式要求财政部和美联储对一些尚无确切解决方案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定期向国会提交报告。这些问题包括金融控股公司的子公司重新从事金融业务带来的风险问题，对大型金融机构破产引发问题的防范，存款保险在防止和消除大型金融机构太大而不能倒闭的作用等等。这一奇特的立法形式实际的反映了美国立法当局对混业经营体制可能带来风险的疑虑。[10]相比之下，此次我国起草《银监法》、修订《人行法》和《商行法》后，在维护整体金融稳定方面依然缺乏法律保障，金融监管也依然处于严格的分业监管格局。如此格局之下，三大类金融监管机构无法信息共享，央行在制定和执行宏观货币政策时势必广受掣肘。

三、关于发展金融混业的几点建议

第一，最基础的是建立比较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实现“依法治业”。应尽快清理现行金融法律、规章。尽快研究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法律体系内涵。重点是：完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体系；制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适应中小金融机构发展、联合、兼并及重组的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规范；制定规范存款保险公司或基金的法律规定，确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基础及运作原则。为提高中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应从扩充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利率市场化等方面研究修改涉外金融法律、法规。通过立法的方式允许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包括制定相应法律政策鼓励金融机构从事跨行业投资、经营和购并等，为金融混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应建立综合性的监管体系，为混业监管积累经验。建议在目前初具规模的分业监管体系的基础上，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应当对混业经营实施联合监管，有鉴于此，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下设或单设由各类金融监管机构参加的金融协调机构，已是当务之急。惟有彼此沟通，实现信息共享，才能确保央行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货币政策，维护整体金融稳定。监管当局必须在强化合规性监管的同时重视安全性监管，逐步强化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约束。除此之外，央行应当充当“超级监管”的角色，对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进行有效监督。

第三，建立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经历几十年历史的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FDIC[11]是美国最主要的存款保险机构，为所有联邦注册的银行和大部分州注册的银行的存款人提供存款保险，一些外资银行在美分行 的存款也被保险。由于竞争的压力以及各州不愿意给未投保银行签发特许权，使得几乎每家银行都有必要取得FDIC的会员资格。[12]从美国实践经验来看，存款保险制度作为金融安全网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效维护了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促进了金融体系的稳定。美国的经验教训无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目前我国进行金融混业的主要力量仍然是商业银行，如果商业银行由分业经营模式转向混业经营模式。银行的破产就无法避免。为了更有效的保障金融安全，维护中小储户的利益，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系统的存款保险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第四，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的产权改革。可通过金融机构股份化和上市融资等方式，提高市场力量在配置金融资源方面的比例。其中，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及保险公司的产权改革将为国内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而根据国际经验，在分业经营体制转混业经营模式的金融混业最佳方式是采取金融控股公式的混业模式。按照现代银行制度对国有四大商业银行进行综合改革，以建立国控股份制商业银行，前提是明确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的金融企业，以经营市场化目标为核心，根据公司制改造的要求，从国有多元合资公司形式入手，完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要发挥银监会和银行内部监事会的作用，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继续撤并低效、重复设置的机构，裁减人员，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在此基础上，创造条件，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造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符合条件后，采取多种形式，支持其在国内外股票市场上市。

金融行业监管例7

在中国，目前反映出来的潜在的金融风险隐患除了违规操作衍生交易，呆账坏账率偏高，金融诈骗严重等国际共同的金融风险外，还具有主体资格不健全、部分金融机构资本率偏低、过度同业竞争、信贷资金违规炒作、不良贷款比例偏高等问题。中国现有金融风险隐患的成因，不外是体制的不健全与法制的不完备两个方面。

从体制方面看，中国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其中，中央银行完全进行间接宏观调控的条件尚不具备。其一，国有商业银行短期内很难实行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为特征的商业银行运作机制；其二，市场运行机制与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一方面是金融市场呈现出资产多元化格局；另一方面，是市场运行机制缺乏完整的制度模式和架构，以至出现了种种问题。这些不正常现象若长期存在，并最终危及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从法制上看，中国的金融法制建设起步甚晚，制度不健全、法律规范的缺位，可以说是形成中国金融市场风险隐患的更为主要的原因。但金融市场的有效运作则必须以秩序为前提。因此，要实现中国金融市场建设应以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监管为最终目标，必须规范金融市场主体行为，建立金融市场秩序，协调金融关系、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手段。而这些只有在金融法制健全和完善的前提下才能进行。

二、金融风险防范与法律监管体制设置原则

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与其中枢地位，要求国家必须担负起金融管理的责任。而国家要建立和健全金融市场，必须遵循一定原则以维系金融法制的统一和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一是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强化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核心传递中枢。二是以竞争机制为手段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以“适度竞争”使市场保持一定活力，实现金融业健康有序发展。三是依法明确界定金融机构业务活动范围，并针对不同行为的特点分别实施监管。四是与国际惯例协调，在中国各项监管制度应与国际金融业通行作法保持一致。

按照以上原则设置的监管体制，就是以央行监管为主、金融行业协会自律为辅、中介组织协助的协调体系。不同的监管主体应取得相应的组织形式和法律地位，享有不同的职能权限，它们的活动范围和程序构成中国的央行式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法律应赋予央行金融行政立法和金融行政执法的基本权限。行业自律组织则在接受央行管理和指导的前提下，充当央行与金融机构间的桥梁和纽带。中介组织则通过协助方式为央行进行监管工作。

三、完善对金融机构的预防性监管

以央行为主的法律监管制度要完善对金融机构的预防性监管。第一，应加强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监管。对申请设立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一定要从严控制，审批金融机构除应坚持法定条件外，还应对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的，应严肃查处。此外，还应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资格进行严格审查。第二，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主要可通过发行金融债券、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等多种途径筹集金融机构的资本金。第三，加强对金融机构清偿能力监管。清偿能力监管的核心问题是资本的流动性问题，其关键是对不同负债的对比。如果银行负债之间不保持一定的比例，那么就可能因资本流动不足而发挤兑风潮。如新加坡规定所有银行必须保持其负债基数6％的现金余额，还要求银行保持相当于其负债基数20％的流动资产。

四、尽快建立事后保护性监管制度

为避免金融机构因经营失败而给社会造成多种负面效应，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及金融体系的安全，建立对金融机构的事后保护监管制度尤为必要。为此，我们建议：

1.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是保护存款人利益、稳定金融体系的事后补救措施。它要求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将其吸收的存款按一定保险费率向存款保险机构投保，当投保存款机构经营破产不能支付存款时，由存款保险机构代为支付法定数额的保险金。我国存款保险公司由政府举办更为适宜。只有将吸收存款的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银行都纳入存款保险的范畴，才能真正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及金融机构的稳定，才能保护所有存款人的利益。当然，不同承保对象其资产负债情况及风险程序都不相同，因此，如何确定一个比较合理的费率则值得研究。

金融行业监管例8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0月22日

一、互联网金融下证券行业现状

随着我国信息科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以社交网络、移动支付、云计算技术、大数据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更加顺势而上，以服务为基础的金融行业也逐步进入了互联网的时代，这便是互联网金融。在互联网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也恰好是我国证券行业正在成长的时期，我国证券行业便也加入到了探索互联网金融的行列中。互联网金融下证券行业最初的萌芽和结合应用是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网上开户、网上证券交易、网上资金收付、网上转（销）户等经营环节最早的实践地――美国则成为了网络证券交易最发达的国家。而自2014年起我国也先后有银河证券、国泰君安、中信证券等24家券商开展了互联网证券业务。目前，国内证券行业基于互联网的业务主要是网上商城和非现场开户等业务。但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得互联网金融游走在法律法规监管的边缘地带和空白地带。对于互联网金融，我国先后出台了一些支持政策，但现行法律中却没有一套明确完善的制度来引导这一新领域规范发展。尤其证券行业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中，许多行为已经和过去的相关法律法规不相适应。对于这一新兴的模式，证监会也对其重视有加，经常会对其中的一些经纪内容冠以“非法”的帽子，其他一部分则被认为是“球”也并没有获得认可。

二、互联网金融下证券行业监管问题

（一）证券业法律体系中没有明确对互联网金融行为进行规范。以互联网金融中的众筹融资为例。在2012年底，在阿里巴巴淘宝网站上，一家“美微会员卡在线直营店”的店铺出售会员卡，购买会员卡就相当于购买了公司的原始股。这是美微传媒利用网络的一种融资手段。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该公司共融资达81.6万元人民币。这一利用网络平台向公众私募股权的行为，被认为是在《证券法》下的“证券”中属于变相、非法发行股票的行为被证监会界定为一种新的“非法证券活动”，并做出了通报。这家网店也被淘宝官方强制关闭，并向所有购买该产品的买家全额退款。

该公司的行为虽然是在法律红线的边缘，但是这种融资行为符合筹资者正当的运营目的，投资者也愿意承担风险且风险分散。但是，目前我国有关金融的法律体系并不完善，也未对这种新的融资模式做出明确的阐释与界定。在这种新型的互联网金融模式中，行为标准却还是依赖《证券法》等一些法律法规的判定。这不仅会对一些初创且规模较小的一些小型企业进行融资带来了极大的限制和阻碍，而且使得这一些小企业很容易触碰到法律的红线，而像上述公司的行为活动一样，被冠以“非法”的头衔，并且也会使得一些“紧跟时代”的投资者不能进行多种投资。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为投、筹资者搭建了一个新型的平台，但对其的法律法规依然比较落后的问题仍亟待解决。

（二）证券行业开展互联网金融经营时各种信息存在安全风险。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信息交互高度发达的时代。互联网金融也利用了互联网的这一特性，让证券中的一些业务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但由于互联网传播信息渠道比较便利，也催生出信息传播可靠性、安全性等问题，对证券业开展业务时的各种信息的安全程度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在证券交易进行时，融资者、投资者则是最主要的主体。然而在互联网金融时代，一些“非法”融资者，利用网络平台传播信息的便利，一些公司已经通过国外证券监管机构注册或者国内证券监管机构核准的信息欺诈投资者，从而使投资者去购买其股票和债券，以达到其融资的目的。但其实公司根本无法上市，证券也无法交易，或者只是一些“皮包公司”。投资者在购买股票等进行投资交易时，投资依据较为重要的则是根据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以及证券市场中的资金流动进行判断。这使得融资者可以披露出一些虚假的、不真实的公司运营情况、财务报表、重大事件等信息，进行股权众筹骗取投资者资金。一些证券经营机构的经纪或研究部门向客户发送虚假证券交易信息的邮件、信息，持有巨额资金的个人投资者受其影响，在证券市场中进行交易时，市场行情可能会由于资金巨大而引起异常波动，影响其他投资者判断。这些机构相关人员事先建仓，进而从这种预期的效果中获取巨大的利润。这些信息安全问题都会对互联网金融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互联网金融中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缺乏对其保护措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离不开互联网这一平台，然后网络技术安全的隐患依然存在并且时隐时现。投资者进行投资时，个人信息需要较高的安全保密。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投资者信息得不到保障。近年来，因投资者信息泄露引发买卖的事件频发，从而使投资者对网络平台的可靠性提出了很多质疑。再者是由于互联网管理缺乏规范性法律法规，国家也没有出台相关互联网金融机市场准入标准，投资者也无法对网络融资公司运营情况，融资项目做出合理判断，网络融资平台存在较大运营风险。如2013年4月，“众贷网”由于管理缺乏经验，缺少对运营风险的掌控，上线1个月即宣布破产，对投资者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三、对策及建议

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是证券行业、市场发展极佳的机遇。在我国，关于明确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措施制度、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出台。由于监管缺失，如果不利用监管引导规范，一方面可能导致证券行业发展陷入困境，弊病百出，使得筹资者无法合理地通过金融市场进行融资，投资者也陷入“投资无门”境地；另一方面也可能对金融市场的稳定乃至国家经济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加快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建设，促使互联网金融下的证券行业进入良性发展环节。

（一）借鉴国外经验，提高证券法规内容的包容性。以美国众筹融资为例。美国作为众筹融资发育最早的市场之一，早在2012年就颁布了美国JOBS法案。关于股权众筹的相关规定专门在该法案中设置。而在我国，许多初创企业，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经常得不到解决。其由于融资困难、融资无门则经常踏上“非法集资”的“红线”而被相关部门重点打击。笔者认为，其一，我国的相关部门可以借鉴美国JOBS法案中的“安全港”这一理念。美国JOBS法案明确了股权众筹在满足一些适用条件下可以突破现有的相关法律规定而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我国则可以充分借鉴其经验，融入到制定的众筹融资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在众筹融资与非法集资之间划分明确的区分标准，使满足适用规则众筹融资不会因为在现有相关法律规定之外则被界定为非法集资，即建立一个“安全港”；其二，我国的证券法律法规体系中，对“证券”的缺乏包容性，范围较狭窄。其定义不能概括地对新型证券活动进行规制。笔者认为，证监会可以出台文件，将众筹融资纳入“金融衍生品”或者由国务院将其纳入合法的其他证券品种中。

（二）加强信息披露及互联网金融市场准入原则建设。为了避免信息的欺诈及虚假信息的传播对证券行业乃至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笔者认为，可以从市场准入和信息披露方面进行相关的监管。一是加强互联网金融主体市场准入建设，完善市场准入注册登记制度。证监会或者其他相关部门可以对在互联网上从事证券有关活动的主体采取注册登记制度，通过对其存在的真实性，及其经营状况和财务报表进行审核及评估，然后进行备案并向社会进行公开；二是采取对上市公司同样的强制性信息披露的原则对互联网金融主体进行信息披露，即采取公布公开公司季报、半年报、年报等信息，并且对其披露信息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然后同样对社会公开。这样可以大大降低由于信息的真实性而带来的欺诈等问题造成的影响。

（三）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保障投资者权益。由于证券行业在互联网金融中的特殊性，应当对投资者的保护。一是监管部门可以制定相关的法律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教育，普及互联网金融知识，揭示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对互联网金融可能产生的对投资者利益有损的行为进行控制及约束；二是建立证监会下分设的对互联网金融的主管部门，面向投资者提供投资理财咨询服务、融资机构相关背景资料查询、对投资者参与的一些高风险的理财项目和投资产品进行预警以及对融资者行为控制和查处，以此来对投资者进行有效的保护。

主要参考文献：

[1]刁文卓.互联网众筹融资的《证券法》适用问题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5.3.

[2]刘宪权.互联网金融时代证券犯罪的刑法规制[J].法学，2015.6.

[3]胡吉祥，吴颖荫.众筹融资的发展及监管[J].证券市场导报，2013.12.

金融行业监管例9

国家规定外资参股比例不能超过25%，否则按中外合资企业进行审批。但对于外 资入股25%以内的银行是否需要特别的监管并无特别说明。如果中资银行的股权结构比较 分散，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也不高，转让股份的意愿又很强烈，这样外资就比较容易获得相 对控股权。对于外资相对控股的银行，显然有特别监管的必要，国家有关 部门须制定更为有效的监管手段，并对由此可能带来的关联易问题加以明确。

外资机构自身的风险不同，加大了对被收购银行的监管 难度

金融行业监管例10

关键词：商业银行金融创新 金融监管资本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12-04-02

一、金融创新的动力和路径

经济金融发展的新形势要求商业银行加大金融创新的力度，这是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动力，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资本充足率的新要求加大了商业银行股本融资的压力。在总结了金融危机的教训之后，《巴塞尔协议Ⅲ》极大地提高了资本充足率的要求：2015年初，全球各商业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将从现在的4%上调至6%；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将从现在的2%提高到4.5%；同时还要求资本防护的缓冲资金总额不得低于风险资产的2.5%；一周期的资本缓冲要达到2.5%。按照这样计算，商业银行要达到安全经营，其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12%-13%，这加大了商业银行股本融资的压力。

其次，信贷扩张受到制约，直接金融比例必须提高。中国的货币超经济发行是客观现实：前30年，中国的货币化过程在不断推进，2000年前，我们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商品化，吸纳了超经济的货币；特别是2000年-2005年股市的大发展，房市、住宅的商品化，大量商品进入到市场中，吸纳了很多超额发行的货币；2008年-2010年的平均货币供应量超出GDP+物价9个百分点，这极大地透支了未来城市化过程中新的资产投入流通、吸纳超额货币的能力。当前，中国的M2已经是GDP的2倍，这种货币扩张态势不能再继续下去，未来的路只能是控制货币、搞活金融。控制货币就是控制商业银行的资产扩张，当前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以及我们经济货币化的程度，决定了银行的资本回报率不可能再像过去那么高，不可能再这样无限地创造货币，要依靠直接金融，必须要创新。

最后，上市银行面临极大的利润压力。如果银行信贷扩张受到制约，资本充足率要求面临提高，商业银行只有通过金融创新提高资本回报率。创新最重要的动力，来自于资本充足率提高的要求以及信贷扩张受到的制约。

商业银行减轻资本压力，增加利润来源的路径选择有几条：首先，腾挪资产，提高资产的运作能力。在资产总规模受限制的情况下，只能做结构调整，通过信贷资产的转让，如买卖贷款和信贷资产证券化实现；其次，发展不占用或少占用资本的中间业务；最后，资本创新，优化资本结构，充分发挥一级核心资本的作用，合理配置附属资本。现在《巴塞尔协议Ⅲ》提出的资本结构，对中国银行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机遇。中国银行业的资本质量非常好，资本充足率远高于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这给了我们充分发展附属资本、调整附属资本结构的余地。我们除了重估储备和一般准备运用得比较好以外，优先股、可转换债、混合资本债、长期次级债，这四个工具在中国还远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还值得开发。

二、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

我们应该如何加强对商业银行创新产品的监管？

首先，法律关系分析。要弄清楚产品的法律关系是债权关系、股权关系还是信托关系；其次，风险承担和风险转移分析。这个产品是谁在承担风险，能不能转移风险，转移之后会产生什么问题？再次，全面的风险评估分析。产品有信用、市场，操作和道德风险。在风险转移产品中，道德风险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再次，按上述风险分析和评估确定风险拨备要求和资本占用要求。《巴塞尔协议III》对几乎所有的风险都要求风险拨备，对银行所有的业务都提出了资本金要求；最后，金融产品是千变万化的，要弄懂所有的理论不容易，关键是产品信息披露，确立产品信息披露的方式与范围。信息披露的目的是为了动员投资者和市场，依靠投资者、市场的自律和监管者共同来监管这个产品。

我们来分析一下银行的产品：第一类是商业银行综合理财服务。其特点可以概括为：接受客户委托和授权；投资收益与风险由客户或客户与银行按照约定方式承担；向特定目标客户群销售。在约定的先期条件下，银行理财产品主要有三类：保证收益理财计划、保本浮动收益计划和非保本浮动收益计划。保证收益理财计划可以算结构性存款，银行在通过保证收益理财计划筹集资金并发放贷款的过程中，创造了货币，因此不管其超出本金部分的风险是由客户承担，还是由客户和银行共担，本金部分都应该征收存款准备金，而且它所有的贷款都应算在贷款规模之中进行控制，这样才有利于宏观调控。保本浮动收益计划，除了应当把这种产品的存款和贷款算在传统业务中来核算和控制以外，浮动部分的资产运用应当按风险资产的方式计提准备金和风险拨备。非保本浮动收益计划产品是典型的投资基金。迫于当前中国机构监管而非功能监管的现实，目前并没有将这类银行理财产品归到基金法里去加以规范，但银监会应当对其操作风险计提风险拨备。对于信息披露，我们除了要求所有的理财产品披露资产的变动、收入和费用、期末的资产估值外，更应该要求理财产品披露其资产组合。目前银行为了推销理财产品，基本没有对客户进行评估，因此银监会应进一步规范银行理财产品销售中对客户的评估和最低销售额的要求。

第二类是信贷转让。各个银行地理位置、贷款的客户群、资金来源不同，因此银行之间的信贷转让是一类值得发展的产品。信贷转让最主要的问题是要防止道德风险。银行间在签署贷款转让主协议时，如果做了独立的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贷款风险是可以完全转让的。反之，监管当局应要求银行作风险留存，并计提相应的风险拨备和资本占用。如果信贷转让给了信托，就要求实现贷款的真实转让，而不能有回购协议。一旦有回购协议，监管当局应当加大转让贷款的风险权重。我认为，贷款转让给另一家银行，会占用贷款规模；贷款转让给信托，只要是真实转让，并不会创造新的货币，因此信贷转让并不会对宏观调控造成影响。

第三类产品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引起这次金融危机最大的祸害就是次级按揭贷款证券化，在此基础上再次证券化出现了CDO，又在CDO的基础上衍生出了CDS。在此过程中，用分级的方式做证券的增信，把证券分成A、B、C三个等级，把C级留在销售机构的手里，就认为增信了，认为C级债券的风险都是由银行来承担的，而且作为一个独立的SPV销售出去了，当时还特别强调完全真实出售，移出表外。这次的巴塞尔协议对于真实出售也表示了不同意，提出只要还存在控制之内就要求资本计提和风险计提。我想我们能否把信贷资产证券化分级增信作为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提出来，而不仅仅是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分析。目前是由市场机构对信贷资产质量作评估，按照可能出现的不良贷款率确定C级债券的比例。如果不要求对SPV进行并表监管，那么能否对资产证券化的市场分级提出强制性的监管要求，强制性要求银行留存一定比例的风险，并对风险留存计提资本和拨备。这会极大地增加商业银行的成本，但也是防止资产证券化道德风险的一个重要措施。

三、金融产品创新的指导思想

现在银行业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其并非产品需求的供应方，而成为了产品需求的制造方。金融是一个服务业，不应该太主动地去制造需求，而应该了解客户，发掘客户需求，并帮助客户满足需求，这样才能够实现双赢。银行就是一个中介机构、服务机构，不应该做自营业务，成为客户的交易对手。沃尔克原则是对的，但由于华尔街的力量太过强大，沃尔克原则在美国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金融机构设计产品时应当把市场上的需方和供方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服务经济，这是第一个原则。

坚持衍生产品可透视原则。如果看不见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是什么，就看不见风险的真正承担者是谁，就无法控制风险。如果监管当局对看不见基础产品的衍生产品，提出更高的资本要求或风险拨备要求，就能限制衍生产品只做到二次衍生，而不能做到三次衍生。